您在生活中伤害过很多人吗,比尔曼先生? “希望如此——而且是伤害了正确的人!” 一场 关于 90 岁生日的对话
今日《Zeit Magazin - 01.10.2026》全报共收录 53 篇核心报道。在政经治理、法理制度与公共政策层面,版面重心聚焦于:**版面报道 10**(对我来说,这完全是新鲜事。我很生气,于是用一种相当犀利的措辞对他说道:“现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是一种‘涡轮增压式’的集中营...);**版面报道 13**(我不仅是幸运,我简直是个幸运之子!我很幸运能被孕育出来,就在我亲爱的父亲两次服刑之间;幸运的是,我的母亲在轰炸战争中成功...);**版面报道 28**(摘自奥地利作家玛丽·埃布纳·冯·埃申巴赫(Marie Ebner von Eschenbach,1830–1916)的格...)。 在本土文化与城市记忆方面,今日重点关注**「版面报道 4」**。
本期特写报道深入探索社会结构转型与文化心态变迁,详见【📖 双语精读】各专题深度报道。
您在生活中伤害过很多人吗,比尔曼先生? “希望如此——而且是伤害了正确的人!” 一场 关于 90 岁生日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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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用其他方式来表达,但我对雷莫家族(Remmo-Clan)感到某种程度的敬畏。至少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纯粹是一种娱乐。正如维基百科的作者们用那种绝妙的百科全书式德语所写,雷莫家族是一个“主要居住在德国的阿拉伯大家族,被归类为家族犯罪组织,并与严重刑事犯罪相关联”。我不想粉饰或淡化这一点:雷莫家族的成员因暴力袭击而被定罪,据称他们涉入谋杀案;如果国家权力能以一种方式让他们受到约束,让这个国家的所有公民都能感觉到国家权力确实存在,那将是绝对正确的。 但在这种约束尚未充…
音乐人 Charli xcX(34岁)为《花花公子》脱了衣服,但这件事被掩盖了——大概是因为所有人都在忙着对女演员 Sydney Sweeney(29岁)感到愤怒,因为后者为一家体育博彩平台脱了衣服。于是,女运动员们的抗议接踵而至,称 Sweeney 在争取平权的斗争中将她们推回了数年,称运动员的长相并非如此,等等(没人声称 是运动员,但这不重要)。而对于 Charli xcX 的裸照,没人有问题。而且在 2025 年,当戛纳电影节想要禁止嘉宾过多地裸露皮肤时,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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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曼先生,我有一个小请求:您是一位极出色的讲述者,这一点您自己也知道。但您的某些回答突破了任何采访形式,因为单单一个回答就能填满一整页…… ……我知道!请帮我个忙,对我行行好,请毫无顾虑地打断我。我这么说不是出于礼貌,我是认真的。 一言为定!我们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结束一天后进行这次采访,其结果是我在不久前还完全无法想象的。您对此感觉如何? 我可能不像您那样歇斯底里,不像您那样震惊。
回到偷窃! 后来我们搬到了朗根霍恩-北区(Langenhorn-Nord)。那里没有到处乱放的钢琴。但我母亲的哥哥,我的卡利舅舅,成功地在自由港偷了一袋幸运击(Lucky-Strike)香烟。他没有把这些烟抽掉、吃掉或喝掉,而是用它换了一架钢琴,送给了他被谋杀的同志达戈伯特·比尔曼(Dagobert Biermann)的儿子。就这样,我在博尔纳-施蒂格(Borner Stieg)37号开始跟随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学习钢琴。她叫英格(Inge)。每周一节课,我母亲会往我…
那么,他确实如此吗? 我们聊了这这那那。我很快就意识到:他根本不想让我把任何事情美化。他无论如何都觉得自己更懂。他是个自以为是的人,但也是个聪明的自以为是者。于是我想问您:哪种更糟糕——愚蠢的自以为是,还是聪明的自以为是?
聪明的! 对此我不太确定。但无论如何,我当时有点生气。我们坐在那里,不知怎么地,他开始赞美中国。就像个陷入爱河的少年。
我了解这种情况。 对我来说,这完全是新鲜事。我很生气,于是用一种相当犀利的措辞对他说道:“现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是一种‘涡轮增压式’的集中营资本主义。” 他大概不太喜欢这话。 他像军官对待新兵一样对我吼道:“你试着每天养活10亿人看看!”我愣了一下,然后适度地低声说道:“施密特先生,我认为他们能养活自己。而且,他们还养活了那些压迫、折磨并谋杀他们的人。”对话到此结束。但现在,出人意料的转折来了。
每年 4,500 欧元用于职业进修。 在亚马逊,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而是一项事业。 能够。后来我们在巴黎见面,他持有东德签证,在蓬皮杜中心(Centre Pompidou)的电影节上放映他的电影。那感觉很苦涩。我们变得陌生了。于是我写了这首歌。我现在练习一下可以吗? 他拿起吉他开始唱歌:
您现在感到生气吗? 是的!但不是因为您现在问我这个问题。那是您的职责。但让我心烦的是某些人灵魂中携带的那套模板:认为必须对所有孩子都同样亲密。孩子们毕竟是独立的个体。他们不是玩偶。不仅是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同样重要。我们所有人都在经历成长。孩子们在改变,就像我也在改变一样。因此,关系也会随之改变。 但也可以这样看待:父母或许是世界上唯一无条件爱孩子的人。 是的,这是一个我永远会认同的陈词滥调。
为什么? 我不仅是幸运,我简直是个幸运之子!我很幸运能被孕育出来,就在我亲爱的父亲两次服刑之间;幸运的是,我的母亲在轰炸战争中成功地背着我生存了下来。幸运的是我有一个梅梅奶奶,幸运的是我在十六岁时去了东德。幸运的是被卷入了柏林剧团的漩涡。巨大的幸运是我的歌曲在东德被禁,幸运的是被扔进了西方的民主体制中。巨大的幸运是我在 1983 年找到了我苦苦寻找的那个女人:帕梅拉!因为她,我的整个生活都改变了。您看:我说在所有这些动荡且至今依然动荡的时光里,直到现在一直拥有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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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洛米蒂山脉冬季徒步:在埃尔温·布伦纳(Erwin Brunner)的带领下,您将在普斯特谷(Pustertal)探索被雪覆盖的山峦和三峰山(Drei Zinnen)岩体。咯吱作响的积雪、清新的空气以及山间小屋,在那里,南蒂罗尔美食将为您在“世界上最美的山脉”之中的一天画上圆满句号。 日期:10.1. / 30.1.2027 / 时长:8 天 / 价格:ab 1.890 € 期待您的雪鞋徒步之旅、哈士奇雪橇之旅、与萨米人的邂逅、芬兰桑拿以及噼啪作响的篝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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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峰山,三个地区:您将与埃尔温·布伦纳一起从高普斯特谷出发,前往南蒂罗尔、东蒂罗尔和科梅利科谷(Comelico-Tal)进行迷人的冬季徒步。 日期:17.1.2027 / 时长:8 天 / 价格:ab 1.750 € \- 地区历史以及与埃尔温·布伦纳的“石松木屋对话” 文化与美食
1.7. 现在,我的生活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挑战,而我的生活向来不缺挑战:季度报告(QUARTALSBERICHT);一份对过去一个季度的主观回顾。 我认为最适合的形式应该是文学日记。正如往常一样,我的榜样是托马斯·曼的日志。在他去世 22 年后,那些备受期待的日记出版时,起初人们感到非常失望:其中包含了一些毫无文学价值的观察(昨天我在公园里坐了一会儿,然后我想,奇怪,所有这些人的身体发育如此良好,却与完全的缺乏精神世界共存),一些琐事(在花园里采摘了第一批芦笋 / …
10.8. 灵感收集:关于一个公交车站的故事(理想情况下跨越整整一个世纪),就像伊沃·安德里奇的《德里纳河上的桥》。车站可以叫作“白马”或“石灰裂缝”。晚上去绳索街赌场,中等亏损。 12.8. 这次日全食持续了两分十八秒。来自世界各地的可怜疯子们奔赴冰岛,就为了见证这场毫无意义的事件。 我还清楚地记得 11.8. 1999, 上个千年的最后一次日食。防护眼镜在几周前就售罄了,而那些极度愚蠢的超级白痴们在任何合适或不合适的场合不停地挂在嘴边地谈论“本影”一词,从而证明…
摄影师德西雷·范登贝尔格展示了一组来自一个处于变革与传统之间的国家的照片,在那里,山脉永恒,人心开放。 至福之感显然也可以在吉尔吉斯斯坦内陆的一座废弃加油站中找到。“我就在那片废墟旁坐了两个小时,看着村里的孩子们在日落时分神奇的橙色光芒中玩耍,而山峦则染成了紫色,”德西雷·范登贝尔格讲述道。这位 1991 年出生于荷兰赞斯塔德的摄影师在吉尔吉斯斯坦共度了三周时间。起初,她更像是一名好奇的(且在摄影设备上准备充分的)游客,并没有项目计划。范登贝尔格曾在香港生活过一段时…
秋冬季 新食谱 世界上最好的 意面来自哪里?
版面报道 25
甜蜜英国 藏红花牛奶布丁、蜂蜜姜味芝士蛋糕、巧克力奶油泡芙、橙子小豆蔻马芬:来自英国的甜点食谱 独特的脆感:坚果! 开心果帕尔马干酪焗烤、
鲁本·胡特谢马克(Ruben Hutschemaekers)和塞巴斯蒂安·舍恩海特(Sebastian Schönheit)通过他们的新室内品牌 Arwenn 提供可负担的设计,例如这款名为 “Solid” 的灯具
摘自奥地利作家玛丽·埃布纳·冯·埃申巴赫(Marie Ebner von Eschenbach,1830–1916)的格言集,目前由 Insel 出版社重新发行 Faraz Shariat 的电影《国家安全》(Staatsschutz)以勃兰登堡为背景,讲述了一名年轻的检察官在一次种族主义袭击后如何为正义而战 英国选手基莉·霍奇金森(Keely Hodgkinson)在伦敦 Athlos 赛会上赢得了 800 米跑冠军。但她的着装几乎更引人注目:一件与耐克(Nike…
Selin\*,22 岁:“我当时还是青少年,15 岁有了第一个男朋友。18 岁时我想体验更多,也想与其他人发生关系,于是我们开放了这段关系。在一次跨年派对上,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我遭受了性侵犯,对方是我男朋友最好的朋友。当我的男朋友得知此事后,他提出了分手。他无法忍受那个念头——而我则无法理解他的行为。 我随后又经历了更多来自男性的暴力体验,直到我爱上了一个女人。我是在大学里认识克拉拉(Clara)的。她爽朗的笑声立刻吸引了我。她身上的一切都与‘纯净女孩’(Cl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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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 - 69, 知识分子 - 寻找男性共度人生!BmB, WhatsApp 015151154424 寻找“共犯” (Partner in Crime)
一位活跃的汉堡女性(Anf. 50)寻找她的“共犯”。我能适应各种天气,社交得体,且具有自嘲精神——在经济和情感上都能独立,但我热爱“我们”的感觉。我喜欢环游世界,而我的家在阿尔斯特河与易北河之间。我热爱我的朋友、我的家人,热爱热闹的派对,以及长距离的散步(无论是否携带高尔夫球杆)。我的生活色彩斑斓但并不肤浅。我寻找一位散发着自信、生活淡然的男性(Ende 40–60), 如果你足够稳重、独立且风趣,那么让我们来看看我们是否拥有相同的幽默感,是否同样热爱美好的事物并…
70 J / 160 / 58 运动并非我的热情所在——但在精神和身体上依然灵活。喜欢交谈、活动,也喜欢欢笑与放松。对艺术史、政治、文学感兴趣,同时也喜欢在自然中散步。funkeella@web.de, BmB 最好的时光就是现在!不再追求更高、更远、更快,或更富有、更漂亮、更苗条,而更倾向于务实、独立、诚实、忠诚且体贴。寻找一位志同道合、有共情力、注重仪表且不吸烟的男性,目标是让我们之间能建立起一个长期的、幸福且不可撼动的“我们”。zeitlosesuche@gm…
轻盈与深度。 真实的对话,共同的欢笑。旅行与归家。烹饪、徒步、城市之旅。女医生,50岁出头,维也纳-萨尔茨堡,1.80m,有魅力,热爱生活,渴望一段平等的关系。期待你的来信:iguacu196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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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女儿露娜(Luna)最近告诉我:“我想让你当我的实验小白鼠。”我问她是什么实验。露娜解释说:“我要参加毕业考试。”她将接受骨科整骨师(Osteopathin)资格认证。每位学生必须自带一个“身体模型”,用以演示所学知识和理解程度。我问露娜,为了这次考试我是否需要练习什么,或者是否有其他前提条件:例如某种特定的身体疾病。答案是:“不,不用。”考试会给出一个任务,设定一个带有症状的特定患者角色,需要对其进行检查,而我则要作为假人躺在那里,可以说是一个肉体模特,尽管我…
对自己好一点。 一场好的派对也可以在 15 到 22 点之间举行。 马是你的镜像。只有当你信任自己时,你的马才能建立自信。 顺便说一句,这也适用于狗、孩子和员工。
技术如何改变世界 人类还是机器:谁掌握权力? 从蒸汽动力到人工智能 人类还是机器——谁掌握权力?从蒸汽动力、电报和电力,到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每一项创新在承诺进步的同时,也唤起了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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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42
“那么,在我这个并不缺乏挑战的人生中,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挑战:季度报告(QUARTALSBERICHT);一份对过去一个季度的主观回顾。”作家、音乐家兼演员海因茨·施特伦克的新专栏在这一期以这句话拉开序幕。他 1962 年出生于贝文森,从 90 年代起凭借喜剧三人组施图迪奥·布劳恩而闻名,2004 年出版了处女小说《肉是我的蔬菜》。施特伦克曾多次获得德国图书奖提名,其新书《海德堡回忆》(Memories of Heidelberg)刚刚出版。现在,他每年将为我们写四次日记,记录世界事件和私人经历,记录特朗普、超级富豪和碱水面包。无论下一个季度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海因茨·施特伦克将记录在案。祝您阅读愉快!——《时代杂志》编辑部
本期其他内容:
12 “我经常感到不安”
与创作歌手兼诗人沃尔夫·比尔曼关于其生活的对话
26 在繁荣与习俗之间
摄影师德西雷·范登贝尔格展示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迷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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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用其他方式来表达,但我对雷莫家族(Remmo-Clan)感到某种程度的敬畏。至少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纯粹是一种娱乐。正如维基百科的作者们用那种绝妙的百科全书式德语所写,雷莫家族是一个“主要居住在德国的阿拉伯大家族,被归类为家族犯罪组织,并与严重刑事犯罪相关联”。我不想粉饰或淡化这一点:雷莫家族的成员因暴力袭击而被定罪,据称他们涉入谋杀案;如果国家权力能以一种方式让他们受到约束,让这个国家的所有公民都能感觉到国家权力确实存在,那将是绝对正确的。
但在这种约束尚未充分实现之前,我依然一次又一次地感到惊讶。在德累斯顿——这座我度过了人生一段美好时光的城市——几年前,雷莫家族盗走了萨克森州最珍贵的宝藏。他们锯断了历史悠久的绿穹珍宝馆(Grünes Gewölbe)的铁栅栏,为了转移注意力而点燃了一个配电箱,并在清晨潜入我故乡的宝库,将昔日国王们的珠宝据为己有。在此之前,他们同样在深夜潜入柏林的博德博物馆(Bode-Museum),盗走了一枚重100公斤、名为“Big Maple Leaf”且价值近400万欧元的金币。2014年,一名雷莫家族成员炸毁了柏林马里恩多夫(Mariendorf)的一家储蓄银行分行,那900万欧元的赃物至今下落不明。几十年来,基民盟(CDU)和社民党(SPD)在雷莫家族面前感到绝望,因为他们的内政部长们无法向这个家族证明,他们在德国所做的一切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不应该被允许的。而对于选择党(AfD)来说,像雷莫家族这样的家庭则是能想象到的最大的竞选礼物,可以说就是那个引发不信任的“难民家庭”。

在9月20日的柏林选举之夜,家族首领伊萨·雷莫(Issa Remmo)在左翼党(Die Linke)的一个派对上被目击。随后,该党的代表们试图用冗长的措辞来解释,为什么他们真的与雷莫家族没有任何关系。被RBB电视台比作纽约社会主义市长的“施普雷-马姆达尼”(Spree-Mamdani)、且可能很快成为柏林市长的埃利夫·埃拉尔普(Elif Eralp)在电视上被问及雷莫家族的照片时表示:“我们真的不想与有组织犯罪有任何关系。”不想!我们!任何关系!但我们真的没有吗?
在左翼党选举派对上的照片中,伊萨·雷莫看起来非常放松。感觉就像他在马略卡岛参加一个顶级的全包式派对一样。我的一个朋友通过短信问我,我们现在看到的难道不是未来的柏林内政参议员、警察局局长伊萨·雷莫吗?雷莫的儿子公布了一段与左翼党新克尔恩区联邦议员费拉特·科恰克(Ferat Koçak)的聊天记录,后者写道:“带着敬意向你的父亲问好”。伊萨·雷莫本人告诉《柏林早报》,他感觉自己在德国第一次得到了一个政党的支持。雷莫家族渗透了左翼党?这将是一次完美的游击行动。有一个左翼艺术行动小组,自称“政治美学中心”(Zentrum für politische Schönheit)。该小组曾在比约恩·赫克(Björn Höcke)的邻近地块上重建了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并用大分贝音乐干扰了对选择党党首爱丽丝·魏德尔(Alice Weidel)的一次夏季采访。雷莫家族基本上就是一个“政治美学中心”,但他们更果决,且不幸的是,他们是在为选择党服务。
马丁·马霍韦茨(Martin Machowecz),《时代》杂志副主编,每周在此撰文

百里香葡萄挞
适用于直径 24 cm 的圆形模具 —— 面团部分:100 g 黄油,70 g 糖,1 个鸡蛋,200 g 面粉,1 撮盐;顶层部分:550 g 葡萄(最好是无核的),50 g 糖,2 平勺玉米淀粉,$\frac{1}{2}$ 个柠檬的汁,1 撮盐,$\frac{1}{2}$ 茶匙百里香叶,1 汤匙黄油
用 550 克葡萄大约可以酿出 2 杯葡萄酒。如果使用超市里装在塑料托盘中的葡萄,酿出的酒可能不会特别好。但如果将这些看起来几乎像塑料一样的葡萄用来制作葡萄挞:效果极佳。我加入了一点百里香:味道更棒。
制作面团:用手将黄油揉入糖中。搅拌入鸡蛋。将面粉和盐在碗中混合,加入糖黄油混合物中,迅速揉捏直到形成光滑的面团。将面团压在铺有烘焙纸的圆形模具底部,同时留出一小圈边缘。然后将面团放入冰箱冷藏静置约一小时。
全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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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顶层:将葡萄洗净,擦干并放入碗中。我将部分葡萄切半。然后加入:糖(觉得蛋糕太甜的人可以少放一些)、淀粉、柠檬汁、盐、百里香叶。快速混合均匀。
将葡萄尽可能均匀地分布在面团上。将黄油切成小块,撒在葡萄上面。
作者:Elisabeth Raether
然后将挞放入 190 度热风循环烤箱中烘烤 35 到 45 分钟。
摄影:Silvio Knezev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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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人 Charli xcX(34岁)为《花花公子》脱了衣服,但这件事被掩盖了——大概是因为所有人都在忙着对女演员 Sydney Sweeney(29岁)感到愤怒,因为后者为一家体育博彩平台脱了衣服。于是,女运动员们的抗议接踵而至,称 Sweeney 在争取平权的斗争中将她们推回了数年,称运动员的长相并非如此,等等(没人声称 是运动员,但这不重要)。而对于 Charli xcX 的裸照,没人有问题。而且在 2025 年,当戛纳电影节想要禁止嘉宾过多地裸露皮肤时,我们难道不都感到愤慨吗?显然,裸露并不等同于裸露。 是为了体育博彩 App 的广告而脱衣,也就是说,明确地是为了男性。迎合男性的色欲被认为是过时的。相反,为了“好玩”而脱衣则被认为是酷的,就像 Charli xcX 为《花花公子》(它已不再是曾经的样子)所做的那样。我在某处还读到, 的广告活动背后隐藏着一种策略,即利用一个火辣的共和党金发女郎来激起左翼的仇恨——也就是说, 只是一个傀儡,公司通过她来强调其保守立场。但归根结底,每个自愿脱衣的女性不都在做同样的事吗:即获取关注,并由此潜在地赚到很多钱?如果非要感到愤慨,那么最应该愤慨的是这种廉价的把戏。顺便一提,在所有这些喧闹中被忽略的,是设计师 Conner Ives 最近在纽约展示的一件印有“Bring back shame”(找回羞耻感)字样的 T 恤。如果我们女性再次感受到更多的羞耻,也就是说遮盖更多,真的会对我们有帮助吗?但从他的其他设计来看,Ives 梦寐以求的是另一种羞耻感的回归,比如像唐纳德·特朗普这类男人所缺失的那种。而且看来这件 T 恤已经起作用了!前几天,我和朋友在过马路时差点被一辆跑车撞到。我们对着那个超速驾驶的人大吼各种脏话,而当他不久后在红绿灯前停在我们身边时,发生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他道歉了。虽然这发生在汉诺威而非纽约,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好消息。
当音乐人 Charli xcx 大胆展露身材时,所有人都很淡定
摄影:kerstinjacobsen.com / 设计:schroeder-design.net
Ali Monis Naqvi(30岁)读到,我们可能是最后几个能看到萤火虫的世代。当他在印度的一座山脉——西高止山脉看到成千上万只萤火虫在棕榈树上发光时,他停下了脚步。这让他想起了与祖母的对话,想起了故乡的感觉,想起了所有那些无法捕捉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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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曼先生,我有一个小请求:您是一位极出色的讲述者,这一点您自己也知道。但您的某些回答突破了任何采访形式,因为单单一个回答就能填满一整页……
……我知道!请帮我个忙,对我行行好,请毫无顾虑地打断我。我这么说不是出于礼貌,我是认真的。
一言为定!我们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结束一天后进行这次采访,其结果是我在不久前还完全无法想象的。您对此感觉如何?
我可能不像您那样歇斯底里,不像您那样震惊。
我没有歇斯底里。但作为一名公民,确实感到有些茫然和沉重。
这应该是被允许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人不感到茫然且不觉得沉重,那他就是一个梦想家。
您如何解释 AfD(德国选择党)的胜利势头?
我们生活在一个装备极其精良的民主制度中,处于德国人从未经历过的富裕之中,享有我们从未享受过的自由。这意味着,我们的日子过得好得可怕!好得危险!在世界历史上,我们运气太好了。
您的意思是:如果驴子过得太舒服……?
但在这种情况下,决定这一切的不是神灵,而是选民。
AfD 的选民仅仅是这种情况的体现,即德国人在财富、繁荣和和平方面拥有近乎疯狂的领先优势。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难民都想去德国的原因。他们不是傻瓜,他们也数得清一二三。
有没有可能,东部的选民担心他们微薄的富裕,担心和平,同时也害怕大量的难民——因此大规模地投票给 ?
是的,但瑞士人也拥有这种令人艳羡的富裕。挪威人也不至于忍饥挨饿,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但他们对待富裕的态度更加从容。这两个国家都比德国东部富裕得多,但同样拥有强大的右翼运动。但让我们回到德国:为什么恰恰在东部 如此成功?在汉堡, DDR 没有达到 44% 的支持率。而且可能永远也不会达到。
我不会这么说,因为就在我们现在坐着的汉堡,曾经有 99% 的德国人在喊“希特勒万岁”。得谨慎点!
您认为野蛮主义的回归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发生吗?
当然,一直如此。
您认为 DDR 与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吗?
不,不是与国家社会主义。那个更糟糕。而是与法西斯主义。正如现在有些人终于必须学会的那样,这两者并不完全一样。美国前国务卿 Madeleine Albright 写过一本关于此的深刻著作(《法西斯主义:一个警告》;编者注),您肯定早就读过了。
没有。
值得一读,是一本非常好的书!因为她成功地将法西斯主义的概念与国家社会主义分离开来,赋予了它更深、更广的定义。在她的定义中,弗拉基米尔·普京是一个法西斯分子,习近平是一个法西斯分子,但不是右翼。
那么,共同特征就是一党制、恐同、对陌生人的恐惧、压制自由媒体、社会不平等?
是的,所有这些。
您是否也将美国的亿万富翁,那些数字巨头也归入其中?
当然。他们只是为同样的本质穿上了不同的外衣:蔑视人类、压制他人、行使权力。
您真的将 DDR 视为一个法西斯政党吗?
是的。在我读 Albright 的书的那种意义上。她帮助我扩展了我的视野——作为一名德国共产主义者和犹太人的孩子,我的视野曾像戴着眼罩一样狭窄。
那么,您是否也认为 DDR 的选民具有法西斯倾向?
啊,那是左翼的一种口号,他们把任何让他们觉得恶心的人都称为“法西斯主义者”。我不愿参与这种词汇的通货膨胀。
您曾在《时代报》(ZEIT)中说过,东德人就是您的人,无论您是想亲吻他们还是觉得他们恶心。这对 AfD 的选民也适用吗?
当然。因为我们来自同一场戏剧,来自同样的苦难。只不过人生轨迹截然不同,而这是任何个体都无法选择的。我与这些东德人的联系要深得多,深得多。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上的失恋。
这些人现在投票给 AfD?
是的,当他们现在散布普京式和特朗普式的宣传谎言来攻击我们的民主制度时,我感到极其沉重。他们诋毁我们的国家,尽管他们如此优雅地脱离了东欧集团。为什么?因为他们为此所能做以及必须做的事情太少了。与波兰人、罗马尼亚人以及所有这些社会主义兄弟民族不同,我们东德人曾羡慕我们在西方的富裕大哥哥。
所以他们现在诋毁西方?
他们诋毁新的社会,没错。我不是心理学家。但用外行的话说:政治就像人与人之间一样。如果有人欠了另一个人太多——
沃尔夫·比尔曼(WOLF BIERMANN),89 岁,来自汉堡。他的父亲达戈贝尔特·比尔曼(Dagobert Biermann)是犹太人且为德国共产党(KPD)成员,于 1943 年在奥斯威辛被谋杀。1953 年,比尔曼移居东德(DDR)。他因身为异见人士,于 1965 年被禁止演出和出版,并于 1976 年被剥夺国籍。后来,他曾一度参与和平运动,与共产主义保持距离,并一直活跃在艺术领域。他与妻子帕梅拉(Pamela)住在汉堡-阿尔托纳(Hamburg-Altona)。
——情,那么他的情绪就是:他想要报复——这样他才能与对方平起平坐地继续生活。但如果我意识到或自认为这永远无法实现,那么我就会贬低我所欠的一切,并且将其说得很糟糕。
如果一切都是法西斯主义,普京、习、AfD:那么对您来说,这与共产主义的界限在哪里?
就我目前对这个词的理解而言,共产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一种形式。
共产主义难道不因为“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而与法西斯主义有所区别吗?
是的,但即使您没读过奥威尔也知道:总有那么一部分人更平等。我认为人人生而平等是一个幻想,一句空话。当然您是对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有一个人文主义的炽热核心,而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则始终是民族主义的、种族主义的冰冷。
像乌尔里希·西格蒙德(Ulrich Siegmund)、比约恩·赫克(Björn Höcke)或汉斯-托马斯·蒂尔施奈德(Hans-Thomas Tillschneider)这些人,确实在煽动针对移民的情绪。无论左翼经历了多少迷茫和混乱,在德国,这一点永远不能被指责到他们头上。
为什么?左翼源自共产主义在活人身上进行实验的传统。在这方面,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区别。
左翼没有谈论“重新移民”(Remigration)。
不,不,不。共产主义者没有进行“重新移民”,而是将人们塞进火车,送往灭绝营并将其清除。
那是纳粹以最恐怖的方式实践的!
我会说,共产主义者更糟糕,因为他们错得更深,而且他们源于一种人文的情感。当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前往曼彻斯特管理他的棉纺厂,并获取他用来供养马克思所需的剩余价值时,他确实对工人阶级的苦难感到震惊,并为此写了一本非常出色的书,您不必读它:《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我必须读它,因为这属于我的教育内容——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而当被剥削者的解放从这种苦难转变为一种杀戮的残暴形式时,这比例如说纳粹兴高采烈地谋杀要让人痛苦得多。
您不担心这种比较会淡化大屠杀吗?几十年来,这一直是极右翼分子的心头大事。
我认为道德会计师用等级制的眼光来看待最大规模人类罪行的排序,这很愤世嫉俗。人们只能比较不同的事物,而这并不等同于将两者等同。例如,我以一种绝望且可怕的方式感到庆幸,庆幸我的父亲拥有被他的死敌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谋杀的“特权”,而不是被他的同志在沃库塔(苏联最大的古拉格集中营之一,编者注)谋杀。
但您自己曾经也是一名共产主义者。
是的,正是因为如此。一个人只能打破自己出生时就被赋予的幻想。如果我的父亲曾是一名党卫军高级突击队指挥官(SS-Obersturmbannführer),我的处境会完全不同。那时我将被注定要通过反思这一点来救赎自己。但现在,由于出生时的偶然,我来自一个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的家庭,这自然产生了一种命运的忧伤。
这种命运的忧伤似乎伴随了您一生。
从一开始就是。但无论我们来自什么样的巢穴,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适用一句话,我也经常用这句话来提醒自己。这是我在 70 年代末被剥夺公民权后不久,在巴黎拜访让-保罗·萨特时学到的。他邀请我为他唱几首歌。于是我坐在他那里喝茶,茶是由他的女佣端上来的——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当我与陪同我的女友一起走下楼梯时,我问她:“刚才给我们端茶的那个女人到底是谁?”她说:“你这个笨蛋,那是西蒙娜·德·波伏娃!”
萨特把她当成仆人对待吗?
不,只有我是那样看待她的。黑格尔说过:人们只能认出自己所认知的事物。
那么萨特的那句话是什么?
“重要的不是别人把我们变成了什么,而是我们如何利用别人把我们变成的样子。”
您当时怎么反应?
我对他说:“亲爱的萨特先生,这句话我已经知道了,我在您的书里读过。”于是萨特吼道:“你唱的不也总是那几首歌吗!”
您当时能立刻理解这句话吗?
能,我可以——我学过哲学和数学,而且这个想法其实并没有那么难。
这句话对您意味着什么?
我们中没有人能影响自己被抛入什么样的坐标系。我们都被塑造了。但随着年龄增长,变得成熟,我们对自己成为了什么样的人承担的责任就越多。这对某些人来说比较容易,对某些人来说则比较困难。我这一代人的纳粹子弟很容易与他们的纳粹父母划清界限。部分原因是因为那些父母输掉了战争,而且显然是对所有苦难负有责任。而对我来说,要与我的共产主义父亲划清界限却极其困难……
……而且不需要在象征意义上对他进行第二次谋杀?
谁想杀死自己的父亲?
根据我对您的评估,您从未接受过心理治疗……
我从未想到过这一点。我的治疗就是写一首诗。
但您对心理模式的了解出奇地好。
谁知道呢。德国有一句谚语:人的跳跃高度不能超过他的屁股(意指能力有限)。我不能比我实际的聪明程度更聪明。但我也不能比我实际的聪明程度更愚蠢。那是违背道德的。
您不仅亲历了纳粹时期,还亲历了战争——以及贫困。
是的。
您从这段经历中得到了什么?
啊,贫困是很相对的。我一生拥有的都比我需要的多,因为我的支出总是比收入少。即使在孩童时期也是如此。哪怕只有 80 芬尼。
您还记得自己赚到的第一笔钱吗?
记得,那是从我母亲那里偷来的。
从您亲生母亲那里?
1945 / 46年,我和母亲在汉堡万兹贝克(Hamburg-Wandsbek)的一栋被征用的别墅里住了一年,那里安置了前集中营囚犯和政治迫害对象——包括共产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我们的住所有一个荒诞的名字,叫作“集中营之家”。
比尔曼走到厨房,展示了一幅这栋房子的画,那是他的妻子帕梅拉在跳蚤市场上找到的:一座巨大的别墅。后来,久拉·特雷比奇(Gyula Trebitsch)在那里创办了一家电影公司。
所以我当时住在别墅的一个半温室里。那里放着一台钢琴。每个经过的人都会弹奏《跳蚤圆舞曲》或者两小节童年时期的某种练习曲。一名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共产主义抵抗战士教会了我《沼泽士兵之歌》——他很惊讶我用那双小小的“香肠手指”就能立刻弹出来。我当时九岁。
您是在那里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吗?
不是,我母亲之前已经教会我这首歌了。但那位西班牙战士无论如何决定,我现在必须接受钢琴训练,就在那台“集中营之家”的钢琴上。我母亲永远不会想到这种资产阶级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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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们搬到了朗根霍恩-北区(Langenhorn-Nord)。那里没有到处乱放的钢琴。但我母亲的哥哥,我的卡利舅舅,成功地在自由港偷了一袋幸运击(Lucky-Strike)香烟。他没有把这些烟抽掉、吃掉或喝掉,而是用它换了一架钢琴,送给了他被谋杀的同志达戈伯特·比尔曼(Dagobert Biermann)的儿子。就这样,我在博尔纳-施蒂格(Borner Stieg)37号开始跟随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学习钢琴。她叫英格(Inge)。每周一节课,我母亲会往我手里塞一张5马克的钞票。三年钢琴课后,我不再感兴趣了,因为我想弹吉他,于是我就不再去了。但我害怕我母亲,所以一直拿着那5马克。一年后,艾玛偶然遇到了我的钢琴老师,对方说:“噢,太可惜了,比尔曼夫人,您的儿子非常有天赋,我很愿意继续教他!”您在那之后还收了多久的钱?
大约一年。每周两次,每次5马克。当我的丑事败露时,我没有为自己辩护,而是走进卧室,从床垫下面掏出一个雪茄盒。里面整齐地叠放着所有的5马克钞票。我用一个夸张的姿势把它们交给了我母亲——作为一种缓冲。
您母亲对此反应如何?
她被震撼到了,对我没那么生气了。
您很爱您的母亲吗?
是的,当然。她同时也是我的父亲。1943年,在被炸毁之前,我们还住在汉堡哈默布鲁克(Hammerbrook)施瓦本大街(Schwabenstraße)50a号,运河边的一栋后屋里。每天早晨我都会走到公寓门外的走廊。楼梯间里放着我的小推车,是我经常玩的东西。每天早晨,车里都会放着一份来自父亲的问候:一块方糖、一颗糖果或一块饼干。每天早晨,我实际上是在食用父亲的“基督之体”:舌尖上的天主教共产主义圣体。但比这更重要的,是我母亲讲述的长篇故事,讲述这块来自不来梅-奥斯莱布豪森(Bremen-Oslebshausen)的饼干或糖果是如何历经艰险来到我们这里的,而我的父亲当时被囚禁在那里。
这些故事是我母亲每天为您编造的吗?
是的,比如饼干是如何穿过吕讷堡石楠地(Lüneburger Heide)的,它是如何游过易北河的。或者是一只鸟把它衔在嘴里,没有吃掉,而是把它带来了给我。这一切都是她想象出来的。而我从不问为什么一块饼干能游过易北河!就这样,我每天在父亲的陪伴下长大——尽管他并不在身边。所以,您问我是否爱我的母亲,这个问题有点荒诞,因为我的母亲就是我的父亲,而我的父亲就是我的母亲。
是的,但我之前并不了解这段往事。
总之,这样您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我花了这么多年时间才与共产主义决裂。因为我不想再次将我那被谋杀的父亲打死。
或许也是为了不让您的母亲失望。
当然,这也是原因之一。
您的母亲或者您曾为其创作著名歌曲的梅梅(Meume)奶奶,是否也给过您身体上的温情?还是说那一代人因为生活而变得某种程度上的强硬?
他们确实如此,但对我却非常温柔。而我则兼而有之:幅度更大,也更温柔。我也更幽默,且更忧伤。我的振幅比常人要大。这既不是我的过错,也不是我的功劳。不过我现在说话的样子,就像是躺在您的心理诊疗沙发上一样……
您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对人们有巨大的吸引力是在什么时候?
是我给钢琴老师英格演奏克莱门蒂(Clementi)的一首小奏鸣曲的时候。那时我已经九岁了,而她才十九岁。她坐在钢琴旁,流下了眼泪。
尽管她熟悉那首曲子——而且还是教您的那个人。
她对那首曲子烂熟于心。但她却哭了,对我说道:“我永远无法那样演奏它!”但这并没有让我飘飘然。别担心,我这辈子没有一秒钟曾自负过。一次都没有。
是什么让您如此确定?
因为这不符合事实。我经常感到不安。我恐惧。我和其他活生生的人一样,经历着所有的情绪波动:正如人们所说,时而欣喜若狂,时而悲痛欲绝——以及业余心理学家们喜欢的各种变体。
舞台是一个让您感到安全的地方吗?
不,在那里我同样不觉得安全。
您看起来不像。您看起来像是一个能吸收观众所有能量并由此变得强大的人。
我努力把它做好。是的,我想把它做好。
我不希望把一首优美的歌曲唱毁。
怎么才算把一首优美的歌曲唱毁?
就是练习得不够充分。这很平庸。今年11月在几场音乐会上,我要唱一首我曾经唱毁过的歌,那是之前在伍珀塔尔-埃尔伯费尔德的一次纪念埃尔莎·拉斯克-舒勒(Else Lasker-Schüler,德国前卫现代主义诗人,编者注)的庆祝活动上。当时我把它唱得如此糟糕,以至于我恨不得用一条湿毛巾把自己给毙了。
这件事真的会让您耿耿于怀这么久吗?
是的,它令我心碎,让我忧郁且羞愧。
您刚才说,您可以比别人更强大,但也可以更温柔。您在生活中伤害过很多人吗?
希望如此——而且是伤害了正确的人!
也许也伤害了错误的人?
肯定有。在混乱中总会发生这种事。无论是在私人生活中,在所谓的爱情里,还是在公众场合。例如,我对您的朋友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不公正。
怎么不公正?
嗯,1980年他想再次出任总理,施特劳斯(Strauß)也想。于是我写了一首讽刺他的歌曲。您可以在我的唱片《一拳在脸上,我的心上人》(Eins in die Fresse, mein Herzblatt)中听到。
您当时是如何看待施密特和施特劳斯的?
我唱道,一个是国防军军官,另一个是国防军里的军官。那是首讽刺施密特的歌,现在的我绝不会那样写。当然,施密特听到了这件事。当然,这让他很生气。二十年后,当他不再是联邦总理而是《时代》报的出版人时,他邀请我进行一次谈话。我不知道他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他需要我做什么?我想:大概是关于东德的问题。比尔曼先生,在东方是什么样子?您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个或那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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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聊了这这那那。我很快就意识到:他根本不想让我把任何事情美化。他无论如何都觉得自己更懂。他是个自以为是的人,但也是个聪明的自以为是者。于是我想问您:哪种更糟糕——愚蠢的自以为是,还是聪明的自以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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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不太确定。但无论如何,我当时有点生气。我们坐在那里,不知怎么地,他开始赞美中国。就像个陷入爱河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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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这完全是新鲜事。我很生气,于是用一种相当犀利的措辞对他说道:“现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是一种‘涡轮增压式’的集中营资本主义。”
他大概不太喜欢这话。
他像军官对待新兵一样对我吼道:“你试着每天养活10亿人看看!”我愣了一下,然后适度地低声说道:“施密特先生,我认为他们能养活自己。而且,他们还养活了那些压迫、折磨并谋杀他们的人。”对话到此结束。但现在,出人意料的转折来了。
是为了解释为什么您对他不公正吗?
不。他想通过这次谈话,预先试探他的候选人比尔曼的底细,因为他把德国国家奖颁给了我——他大概把这个奖项当成了自己的私人领地。我曾经写过一首嘲讽东德国家奖的讽刺歌曲。而现在,我竟然被前国防军军官赫尔穆特·施密特授予了国家奖。
您感到高兴吗?
当然,我很高兴。
赫尔穆特·施密特也深陷罪责之中——作为一名国防军士兵。过了很多年,我才鼓起勇气问他,在战争中是否杀过人。
他当然杀过人。那又怎样?
他此后的一生不正是试图表现出积极的忏悔吗?
确实如此,这令我欣慰。没有人生来就是杀人犯。我的朋友列夫·科佩列夫(俄罗斯文学评论家、作家和民权活动人士,编者注)曾是红军军官,他当然杀过人。我的朋友、历史学家阿尔诺·卢斯蒂格曾被关在集中营里。他告诉我那里发生了什么,那些谋杀……
……您是指所谓的“卡波”(Kapos,囚犯监工)虐待囚犯的事?
(长时间沉默)但这不能让我远离这样的人。比起罪责或我所认为的罪责,更让我作呕的是伪善。
什么样的伪善?
就是当人们终于意识到错误时,却没有勇气去改变。我们都会走入歧途,但有些错误是在历史的高度上的,而有些则深陷在历史之下的深处。例如,幻想能有一种具有人性面孔的真正共产主义。君特·沙博夫斯基,那个不小心提前一天宣布开放柏林墙的统一社会党高官,他了解这个问题。他也负有罪责。顺便说一句,他在2001年告诉我,当时政治局在仅以两票多数通过决议时发生了什么——他们决定不监禁比尔曼,而是剥夺其国籍。
我完全不知道当时有反对票。
支持剥夺您的国籍而非入狱的那两票是两个“埃里希”投的。埃里希·昂内克和埃里希·米尔克?
是的,但并非出于感性原因。他们认为这样对东德来说在政治成本上更便宜。
在您被剥夺国籍50周年,以及您这个非常圆满的生日之际,现在有很多关于您的作品即将上市。
我要出版一本新的诗集、一本儿童书,以及一本包含我自1954年以来撰写的日记摘录的书。此外,我还录制了一张包含我最新歌曲的专辑。一个月前我在科隆,导演延斯·莫伊勒拍了一部关于
比尔曼的纪录片,将于10月底在电影院上映。我应该去看看。但我没什么兴趣,我觉得这个“比尔曼”太熟悉了。
为什么您偶尔会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
嗯,不是为了表示尊称,而是因为我从外部观察自己,将自己视为这个整个坐标系中的一个元素。这个公众形象与我本人并非同一人。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您在这里表现得相当真实。
是的,只能这样。因为某些原因,在您面前我会忘记您是个新闻从业者。
我喜欢这个侮辱!
所以,当我准备在科隆市中心的一家小电影院看那部电影时,经历了一件美妙的事情:我们当时站在电影院外的街道上。一位年长的女士推着自行车经过,说道:“我听声音认出您了,您就是比尔曼!”我像《约翰福音》受难曲里的耶稣那样开玩笑说:“是的,是我。”接着,这位女士在没有任何评论的情况下引用道:“我们永远在同一条船上,但早已在不同的河流中航行。”这是我的一首歌里的两行词。我惊讶得下巴都掉了。
是什么让您如此触动?
这首歌是我 1986 年为我的朋友、纪录片导演于尔根·伯特彻(Jürgen Böttcher)写的。我们在东德时期是密友,关系亲密得像一个人。但在我被剥夺公民权后,我们已经十年没见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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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马逊,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而是一项事业。
能够。后来我们在巴黎见面,他持有东德签证,在蓬皮杜中心(Centre Pompidou)的电影节上放映他的电影。那感觉很苦涩。我们变得陌生了。于是我写了这首歌。我现在练习一下可以吗?
他拿起吉他开始唱歌:
朋友找到了朋友 / 我们曾如此无助地相爱 / 为彼此舔舐伤口 / 唉,早已干涸的泪滴 / 我们用闲聊填补长久的沉默 / 却依然无法堵住那些漏洞 / 我们永远留在同一条船上 / 却早已在不同的河流中航行。
多么优美而忧伤的一首歌!
您是那种我不需要向其解释最后一行歌词的人。
您在生活中成就了一些极少数人才能做到的事情,我也对此感到有些羡慕:您有十个孩子!
是的,事情就那样发展了。
您是一个好父亲吗?
我与孩子们的关系非常复杂且各不相同。我的长子曼努埃尔(Manuel)是我最喜欢的儿子。他出生时我已经 21 岁了,而他当时已经半岁大。他的母亲布里吉特·苏贝兰(Brigitte Soubeyran)与哑剧演员让·苏贝兰(Jean Soubeyran)孕育了他。但我成为了这个儿子的父亲。
曼努埃尔几年前死于新冠肺炎。
他抢先一步离开了。我与他关系非常密切。如果您说他是您最喜欢的孩子:您不担心这样会伤害到其他孩子吗?
唉,在爱中没有公正。爱是多变的,它可以转化为相反的情绪。一切都可能发生。它可以变得更弱、更强,或者变得不同。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可怜的陈词滥调。
人们对此看法不同:我认为人也可以同样地爱每一个孩子。
我并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我只是反感将其提升为一种规范,比如“你必须同样地爱所有孩子,他们毕竟都是你的孩子”。如果有人能做到,那就做到。
我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另一个孩子在您七十岁生日时公开向您表达了爱意,那表达得再完美不过了。
那是谁?
妮娜·哈根(Nina Hagen)。
啊,这样啊。不过她不是我的孩子。1965 年的时候她就已经十岁了……
但她把您当成了父亲。
是的,是的,当然。如果她真的有过类似父亲的人,那就是我。
今年春天,妮娜·哈根接受了《每日镜报》(Tagesspiegel)的采访,听起来深沉而忧伤,因为她说她与您已经失去了联系。
是的,当然。我最后一次见到妮娜是在九十年代。我们早已在不同的河流中航行,更不在同一条船上。我不能一直与她的耶稣基督沟通,而且我一点也不欣赏她与萨拉·瓦根克内希特(Sahra Wagenknecht)的关系。我身边已经有太多活生生的人,我的精力几乎不够用。
她在采访中还提到,您与其中一些孩子已经没有联系了。
这不是真的。确实有一个孩子,出于某些好坏参半的原因,我不想再与其联系。对于成年子女,生活的剧本并不总是能有圆满结局。但除此之外,我与所有孩子都过着非常正常且亲密的生活。而且不需要任何人来教我应该爱孩子。那样就太迟了,我一直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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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但不是因为您现在问我这个问题。那是您的职责。但让我心烦的是某些人灵魂中携带的那套模板:认为必须对所有孩子都同样亲密。孩子们毕竟是独立的个体。他们不是玩偶。不仅是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同样重要。我们所有人都在经历成长。孩子们在改变,就像我也在改变一样。因此,关系也会随之改变。
但也可以这样看待:父母或许是世界上唯一无条件爱孩子的人。
是的,这是一个我永远会认同的陈词滥调。
但具体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即使他们表现得像个傻瓜,依然爱他们!
这同样是理所当然的,这一切都包含在内。只不过,在活生生的人之间,这种“无条件”的程度——我们现在不在教堂里——是一个变量。只有在死者之间,它才相对稳定。
明白了。我还有一个可能会让您生气的问题。等等,请不要以此为荣,觉得某个问题让您生气了,事实并非如此。
我修正一下:我想再次向您提一个可能会引发您情绪的问题。记者福尔克·魏德曼(Volker Weidermann)——他现在是《时代》(ZEIT)的编辑——在 2006 年由 KiWi 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关于德国诗人与作家的书。其中有一个语气友好的章节是专门写给您的。然后出现了最后一句话,内容是:“自那时起,关于比尔曼的消息变得非常、非常安静。”据说您对此非常生气,以至于离开了 KiWi 出版社。
不,那不是原因。
我们可以在这里对此进行修正吗?
可以。我绝不会因为一句话就离开一家合作如此之多的出版社。我离开它是出于多种原因,从误解到管理不善,这在任何公司都可能发生。您可能比我清楚得多。但是——现在您可以尽管嘲笑我——我已经忘记了大部分事情。事实确实如此。
这是年岁带来的恩赐吗?
恩赐只能来自上帝。而由于我不信上帝,所以我不知道。
您会说您过上了充实且总的来说幸福的生活吗?
亲爱的,您太谦虚了。歌德会说,这是卑微的谦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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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仅是幸运,我简直是个幸运之子!我很幸运能被孕育出来,就在我亲爱的父亲两次服刑之间;幸运的是,我的母亲在轰炸战争中成功地背着我生存了下来。幸运的是我有一个梅梅奶奶,幸运的是我在十六岁时去了东德。幸运的是被卷入了柏林剧团的漩涡。巨大的幸运是我的歌曲在东德被禁,幸运的是被扔进了西方的民主体制中。巨大的幸运是我在 1983 年找到了我苦苦寻找的那个女人:帕梅拉!因为她,我的整个生活都改变了。您看:我说在所有这些动荡且至今依然动荡的时光里,直到现在一直拥有巨大的幸运,这并不是夸张。
您在九十岁生日时给自己许什么愿?
我想体验的最后一种幸运: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死去。
您坚信它会发生?
不,我希望它不会发生。我不是末日论者。如果存在某种更高的法则,规定只有在我死去时战争才会爆发,那么我就得活到一千岁。那简直太可怕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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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ZEIT REISEN 一起,您将与同样关注 ZEIT 的人们共同体验世界。在富有启发性的专家的陪同下,您将发现一个地区的独特之处、最美丽的地点和文化遗址。精选酒店、美食体验和专属邂逅与令人兴奋的创意、探索热情以及全面的服务一样,均包含在我们的行程中。ZEIT REISEN 为您开辟新的视野。期待您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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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洛米蒂山脉冬季徒步:在埃尔温·布伦纳(Erwin Brunner)的带领下,您将在普斯特谷(Pustertal)探索被雪覆盖的山峦和三峰山(Drei Zinnen)岩体。咯吱作响的积雪、清新的空气以及山间小屋,在那里,南蒂罗尔美食将为您在“世界上最美的山脉”之中的一天画上圆满句号。
日期:10.1. / 30.1.2027 / 时长:8 天 / 价格:ab 1.890 €
期待您的雪鞋徒步之旅、哈士奇雪橇之旅、与萨米人的邂逅、芬兰桑拿以及噼啪作响的篝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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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3.1. / 28.2. / 7.3.2027
时长:8 天 / 价格:ab 3.3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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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鞋徒步
\- 萨米文化与驯鹿 - 入住 Villa Stefania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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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景之旅
\- 在 Plätzwiese 的美食徒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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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IT REISEN
040 / 32 80-455
@ zeitreisen@zeit.de
zeitreisen.zeit.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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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峰山,三个地区:您将与埃尔温·布伦纳一起从高普斯特谷出发,前往南蒂罗尔、东蒂罗尔和科梅利科谷(Comelico-Tal)进行迷人的冬季徒步。
日期:17.1.2027 / 时长:8 天 / 价格:ab 1.750 €
\- 地区历史以及与埃尔温·布伦纳的“石松木屋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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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现在,我的生活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挑战,而我的生活向来不缺挑战:季度报告(QUARTALSBERICHT);一份对过去一个季度的主观回顾。
我认为最适合的形式应该是文学日记。正如往常一样,我的榜样是托马斯·曼的日志。在他去世 22 年后,那些备受期待的日记出版时,起初人们感到非常失望:其中包含了一些毫无文学价值的观察(昨天我在公园里坐了一会儿,然后我想,奇怪,所有这些人的身体发育如此良好,却与完全的缺乏精神世界共存),一些琐事(在花园里采摘了第一批芦笋 / G. 从 H. 回家的路途无雾)以及一些抱怨(右脚外侧失去知觉,内部也发痒 / 我的上帝,我对我的苦难感到厌倦,厌倦得想死)。我最喜欢这些私人记录;那些平庸的、被认为不值得报道的内容。但对于季度报告而言:关键在于融合。

3·7. 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与特拉维斯·凯尔斯(Travis Kelce)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婚礼花费了 30 百万美元,而杜阿·利帕(Dua Lipa)与卡勒姆·特纳(Callum Turner)则花费了 4 百万美元(庆祝活动持续了三天,即每 24 小时 1,25 百万美元)。此前我对他们没什么意见,但现在有了,因为我认为将如此巨额的资金用于私人事务是不可原谅的;这是一个关于品味和态度的问题。顺便一提:印度企业家之子安南特·安巴尼(Anant Ambani)与拉迪卡·默钱特(Radhika Merchant)的婚礼甚至花费了 5 亿。他们肯定也没有感到羞愧。

4.7. 美国独立 250 周年纪念日,特朗普的演讲一如既往地完全愚蠢,不过他好歹把心爱的 Maga 帽子留在家里了。我以前很喜欢戴帽子(Käppis, Cappys)(为了防晒 / 担心发型糟糕),但那个疯狂的色情之王现在毁了这件事。或者,男人到了某个年龄之后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再戴帽子了?
特朗普多年来与休·赫夫纳(Hugh Hefner)关系密切。如果后者有相应的野心,是否也能在政治上攀登到顶峰?很可能可以。幸运的是,在德国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唯一一个取得显著成就的政治跨界人士是牧师约阿希姆·高克。好人。
特朗普还有两年的任期。我主张,至少在高质量媒体中,原则上不再报道他那些反复无常的(我再也不想听到这个词了)疯狂举动。直接忽略,随它去,把它踩实。
8.7. 睡眠质量差。10.00 左右沏了一壶茶,在面包店买了一个所谓的碱水面包棍(Laugenpeitsche),然后像往常一样在书桌前就位。惯常的结结巴巴,没能写出任何连贯的东西,仅仅收集了一些想法:满脸的分号。那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听起来不错的词组:穿孔的职业生涯。这个也不错:爆发性产卵者。
作家海因茨·施特伦克从现在起每季度为我们写日记——记录世界事件和极私人的经历。
II.7. 乌韦·施密特(UWE SCHMIDT)重达一吨。
强有力的第一句话。继续扩展!
15.7. 命运的不公:那些最热爱生活的人必须首先死去,而那些在痛苦中挣扎的人则被诅咒长寿。
19.7. 泰特兄弟在迈阿密被逮捕。有些人就是不应该存在。对于竟然会出现如此巨大的畸形,既感到惊讶又感到恐惧。紧接着就举行了世界杯决赛。泰特兄弟是否因为无法观看而感到懊恼?
25.7. 早晨用冷水冲腿,以缓解脚部灼热感(burning feet / 双脚如火)。在沃勒斯公园(Wohlerspark)散步时产生了一个小说构思:他在散步时经常遇到一个女人,她牵着一只残疾的三腿狗。那个女人瘦得惊人,留着长长的灰发,而且和她的狗一样,身体状况糟糕。他现在想象自己与这个女人及其爱犬结伴而行,没有太大的期待,也没有幸福的承诺。作为一个团队。不知为何,这令人感到慰藉。
2.8. 上午在书桌前,没做出什么成果。需要例子吗?“柠檬先生:一旦气氛变得有趣,他就会发酸。”写一本包含奶奶最美食谱的食谱书。书名:《皮肤味道最美》。
下午阅读阿尔伯特·斯佩尔(Albert Speer)的施潘道日记:“希拉赫(Schirach)身体前倾,步履匆匆,大声唱着歌,在庭院围墙边来回走动;始终在同一段距离内往返。在我看来,他似乎在用余光观察我们。他走得越久,脚步就越轻盈。最后他几乎是在跳跃,甚至开始吹口哨。令人难以忍受。一个人即便心情好,也不会表现得如此兴高采烈。”

4. 8. 小说构思笔记:通过一个女人(六十岁出头)的手写笔记来讲述完整的一生。

6.8. 众所周知,“向富人征税”是左翼的核心诉求之一。但我估计,只要那些拥有近乎无限资金能力的家族办公室(Family-Offices)继续将“财产无害化”(得先想到这个措辞才行),这就没戏。人们希望德国的超级富豪中至少有几个人能效仿玛琳·恩格尔霍恩(Marlene Engelhorn),她通过一个独立的公民议会,将其继承的 25 百万分发给了公益组织。如果德国最富有的 50 个人能将他们财产的一半捐给公益事业(爱国亿万富翁),他们依然拥有 2500 亿;这或许足够了。然而我担心,面对金钱和财产增值这一过于强大的驱动力,没有任何药方能治愈,这像是一种心理缺陷。这样看来,人们甚至会对这些亿万富翁产生同情。
9.8. 我一直计划在文学创作上开拓新领域。必须绝对避免重复;我不会写《肉是我的蔬菜 2》或《金色手套 2》。因此,要踏入 / 征服新领地,比如写一篇关于“伪集群城市”的文本。这意味着:城市存在于排空楔形区(从吕根岛经过鲁尔区直到巴伐利亚森林)。相关术语:队列分析、累积队列增长率、集群行为、定居点转移。年轻的年份队列在老龄化过程中融入年长队列。东部的死亡率降低了 33 百分比。在莱比锡,系数为 335, 这意味着在迁移行为保持不变的情况下,100名10至14岁的人在 60 年后会有 300 名70至74岁的人死亡。需要更深入地研究这个课题,然后等待一个必然性的核心显现出来!我的影响能力仅限于等待这个过程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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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灵感收集:关于一个公交车站的故事(理想情况下跨越整整一个世纪),就像伊沃·安德里奇的《德里纳河上的桥》。车站可以叫作“白马”或“石灰裂缝”。晚上去绳索街赌场,中等亏损。
12.8. 这次日全食持续了两分十八秒。来自世界各地的可怜疯子们奔赴冰岛,就为了见证这场毫无意义的事件。
我还清楚地记得 11.8. 1999, 上个千年的最后一次日食。防护眼镜在几周前就售罄了,而那些极度愚蠢的超级白痴们在任何合适或不合适的场合不停地挂在嘴边地谈论“本影”一词,从而证明了自己是巨大的超级白痴。那时我的状态和现在有些不同,而且时间非常充裕。作为一种无声的抗议,我拉上窗帘躺在床上,喝光了一瓶金巴利利口酒,在当时流行的电视日谈节目中昏昏沉沉地度过了这次事件。其背后的天才想法大概是想以某种方式欺骗日食。那个下午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16.8. ZDFinfo 频道关于纳粹宣传的报道,新闻短片中出现了大德意志播音员哈里·吉塞的声音。我想到了 Lidl 广播广告里的那个声音(Mayke Dähn)。任务:收集其他令人厌烦的声音(仓库式声音)。哈里·吉塞和 Lidl 那个声音之间有什么(秘密)联系?这可能会写成一篇大约 5.000 字的短篇小说。
19.8. 晚上阅读沃尔特·肯波夫斯基的日记:“种族仇恨和民族主义是在人们开始旅行之后才产生的。”不可否认。睡前用碱性添加剂泡个温水脚浴。
28.8. 挪威国王哈拉尔去世,他是欧洲最年长的君主,享年 89 岁。每月大约有半打 A 级名人离世,我对他们大多没什么感觉,甚至完全没关系,但他的去世却以一种难以解释的方式触动了我。也许是因为他当年在为安德斯·布雷维克枪击案受害者发表悼词时流下了眼泪。在那些石化了的君主制自动机器中,终于出现了一次人性化的情感波动。《图片报》在礼貌期结束后询问,谁将继承他的劳力士 GMT-Master(价值:100万克朗)。反正不是我。
1.9. 今天想了一些(略显古风的)书籍项目标题:《狡黠的被监护人》、《没有附件的舅舅 / 叔叔》、《姑妈日记》。三部曲的主角:布拉修斯·帕玛拉特及其妻子罗伊辛。
4.9. 电视上报道了前独裁者尼古拉斯·马杜罗在美国监狱的情况。他心情愉快,明显消瘦,身体健康得不得了,正在等待审判。完全没有抑郁、绝望甚至自杀倾向的迹象。他迅速适应了新的生活条件,并从中获得最大利益。被捕时他穿着一套灰色的耐克 Tech Fleece 训练服,不久之后这套衣服在几乎所有网店都售罄了。
5 9. ARD 媒体库的新脱口秀:Opa Winfried(温弗里德爷爷),衍生自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不知道收视率如何?
6.9. 萨克森州选举。在公布第一批预测结果时,社民党(在我看来绿党也一样)因为区区 0,9 个百分点的得票率增长而发出了尴尬的欢呼。考虑到 AfD(德国选择党)(预测的)压倒性胜利,本该给他们做个简报:面对电视摄像机时,请仅表现出一种若隐若现、随即消失的微笑暗示。顺便一提:早在托马斯·曼就曾抱怨“纳粹那种不自然的厚颜无耻”。
现在,在联邦层面大举推进的时机已到。然而,目前缺失的是一位在慕尼黑、法兰克福或不来梅同样能产生吸引力的魅力型领袖人物。我关于一个短篇小说的构思:党内高层在焦虑地思考,谁能在东部和西部同样发挥作用。很快大家达成共识,霍克(Höcke)显然(遗憾地)不是合适人选;他已经过时,过于激进,而且还有那双女性化的嘴唇。西蒙森-西格蒙德(Simson-Siegmund):其实(几乎)具备所有条件,但太有“东德味”了,关键在于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克鲁帕拉(Chrupalla)顶多只有博尔曼(Bormann)的水准,克拉(Krah)、魏德尔(Weidel)、斯托希(Storch)——不,不,不!在一次罕见的自我认知时刻,党内大人物们的野心和个人虚荣心退居其次,人们决定向下筛选,直到县级、地方和区域协会。没想到竟然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协会找到了合适的人。这个男人 43 岁,与希特勒夺权时的年龄相同,这是一个好兆头。拥有极佳的领袖气场,但是:(非常)单纯,是个彻头彻尾的木头脑袋;几乎记不住最重要的口号(“夺回你的国家!”),读提词器时结结巴巴,谈话节目的邀请不得不取消。尽管存在巨大的智力缺陷,他凭直觉精准地扫清了所有对手,在极短时间内从一个单纯的傀儡变成了无可争议的领袖。但随后,他想根据自己的想法塑造党的实质内容。然而他的想法如此愚蠢 / 荒诞 / 疯狂(此处需构思例子!),以至于 AfD 内部崩溃,这场闹剧随之结束。这应该会很有意思。
10.9. 白天被脚底发烫所困扰,晚上阅读阿尔贝·加缪 1935–1951 年的日记:“贾里在临终前被问到想要什么:‘一根牙签。’他得到了牙签,把它放进嘴里,心满意足地死去了。就像一根牙签一样——这就是令人激昂的人生全部的价值。”太绝了!
16.9起床前阅读托马斯·曼的日记:“显然我的鼻子现在长了草莓鼻。该是我死掉的时候了。”下午写了一篇极短篇故事(最多 300 字),关于参加一项双盲随机、安慰剂对照研究。晚上再次下厨:白酸豆酱煎烟熏鲱鱼,甜点是液心巧克力年轮蛋糕。
19.9. 关于蒂米(鲸鱼)的后续:面对一只名人动物,阴谋论者、灵修者、胡言乱语者、铝箔帽论者以及各种类型的疯子再次被冲上了疯狂之岸。我想起了北极熊克努特(2011)、天鹅佩特拉(2006 年爱上了一只踏板船)、足球预言家保罗(章鱼,2008–2010)。关键问题仍未解决:那个带有追踪发射器的尸体真的是蒂米吗?还是说他正精神抖擞地穿梭在北大西洋的冰冷海域?两者都错了:他通过复杂的炼金术过程变成了一条巨鲶,现在隐姓埋名地生活在博登湖中。
22.9. 一个新词 / 概念被推向世界:一次性特工(Wegwerfagent,低级别特工)。谁知道呢,也许它会被选为年度最糟糕词汇。
24.9. 最后,让我们再次听听托马斯·曼怎么说:“今天我在镜子前吃樱桃时,看到了我那张白痴般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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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师德西雷·范登贝尔格展示了一组来自一个处于变革与传统之间的国家的照片,在那里,山脉永恒,人心开放。


至福之感显然也可以在吉尔吉斯斯坦内陆的一座废弃加油站中找到。“我就在那片废墟旁坐了两个小时,看着村里的孩子们在日落时分神奇的橙色光芒中玩耍,而山峦则染成了紫色,”德西雷·范登贝尔格讲述道。这位 1991 年出生于荷兰赞斯塔德的摄影师在吉尔吉斯斯坦共度了三周时间。起初,她更像是一名好奇的(且在摄影设备上准备充分的)游客,并没有项目计划。范登贝尔格曾在香港生活过一段时间以学习中文,并在 20 岁出头前往越南和菲律宾旅行时发现了对摄影的热爱——因此,她对亚洲有某种亲近感。但中亚?吉尔吉斯斯坦?此前并不了解。“我觉得很疯狂,我们在西方对这个地区的了解竟然如此之少。”然而,吉尔吉斯斯坦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正在蓬勃发展,该国旅游部最近提到,在人口 7,4 百万的情况下,每年有 800 万名访客。
范登贝尔格在抵达首都比什凯克的第一天就在一家青年旅舍结识了当地居民之一:艾萨尔贝克。一个浓眉秃顶的年轻人。实际上,艾萨尔贝克只是过来帮一个熟人拍摄旅舍的照片。而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位 21 岁的历史系学生还是一名竞技登山者。范登贝尔格认为,艾萨尔贝克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个国家的缩影。一方面,他年轻且充满上进心。吉尔吉斯共和国独立仅 35 年,到处仍可见苏联时期的建筑。摄影师说,还有生锈的苏联汽车。“人们经常根本无法理解它们是如何到达那里的,在山区的某个地方,或者在荒无人烟的牧场上。”但与此同时,吉尔吉斯斯坦也是一个拥有数百年游牧和穆斯林传统的国家。到处是山村,人们住在毡房(Jurten)里,那是游牧民族的传统帐篷。但这些毡房的装饰如此精巧且充满爱意,仿佛是为了永恒而嵌入大地一般。墙上挂着挂毯,装饰精美至极,甚至连餐巾纸架都做成了天鹅形状,桌上的牦牛肉配的是自制的吉尔吉斯番茄酱。是的,甚至连面包(Lepjoschka)的装饰也如此华丽,仿佛它根本不是为了最终进入肚子而设计的。相比之下,一些水库看起来就临时得多,它们利用空可乐瓶来收集雨水。甚至连孩子去超市都会骑马。
[...OMITTED...]
纳西克,这位骑着粉色缰绳白马(马名叫 Bulut,意为“云”)的女士,拥有 20 多匹马。而且在 18 岁时,她已经成为一名成功的年轻企业家,组织围绕颂库尔湖和克列姆切谷的徒步旅行。“在一种男性主导的文化中,这当然是很特别的,”范登贝尔格强调道,但她绝不想以此展开宏大的外部政治分析。同样,她也不想将这个依然由独裁者统治的国家浪漫化。正是这种温和的冷静,也体现在范登贝尔格的照片中。不过,有一件事她确实赞不绝口:“如果你的车出了故障,人们会停下来帮忙。孩子们直接搭便车从学校回家,马匹不需要被拴起来,我没有见过一个无家可归的人,而且作为女性,我一直感到很安全。在吉尔吉斯斯坦,那种社区意识比我在我们的社会中所见到的要强烈得多。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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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40 道
秋冬季
新食谱
世界上最好的
意面来自哪里?
肉桂甜点
路上的零食:绝佳的手指食物
独特的
脆感:坚果
食谱
烹饪
带来
幸福
葡萄炖鸡、红酒无花果山羊奶酪烤面包片或榛果黑莓小蛋糕
ZEIT MAGAZIN WOCHENMARKT
阿尔贝蒂女士制作的螺旋面比任何机器都好:走访格拉尼亚诺,这个世界上最好意面的故乡
餐桌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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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蜜英国
藏红花牛奶布丁、蜂蜜姜味芝士蛋糕、巧克力奶油泡芙、橙子小豆蔻马芬:来自英国的甜点食谱
独特的脆感:坚果!
开心果帕尔马干酪焗烤、
核桃格雷莫拉塔鸡肉
或花生羽衣甘蓝

葡萄的神话
厨房秘密
顶级餐厅的厨师为自己的员工烹饪什么?我们四处打听了一下
一名纳克索斯岛的酿酒师如何尝试拯救古老的葡萄品种
“西贝克如果活在现在,一定会玩 Instagram”
与传奇《时代》烹饪专栏作家沃尔夫拉姆·西贝克(Wolfram Siebeck)传记作者的对话

能量棒报告
伊丽莎白·雷特(Elisabeth Raether)
与一名甜点师共同测试
玛氏(Mars)、士力架(Snickers)、
特威克斯(Twix)等
关于真菌的一切
鳞柄鹅膏或褶菇:
您一直想知道的关于真菌的知识
以及如何识别它们


美丽且多彩
手指食物
牛油果西柚沙拉杯、梨味罗克福蓝纹奶酪玛德琳或红酒无花果山羊奶酪烤面包片
无论是小型还是大型厨房
助手:在色彩的环绕下
烹饪会变得更有趣

肉桂时光
水果面包、李子加列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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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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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尚界,一项拥有数百年历史的手工艺正在复兴:花卉刺绣。图中的包来自 Dolce & Gabbana,其花卉图案采用 Petit-Point 针法制作。Ralph Lauren 有一件带有(机器)刺绣巴洛克花朵的羊毛衫,Fendi 则有一款在绒面皮上点缀手工刺绣花朵的 Baguette 包。而 Herno 的花卉西装虽然不是刺绣,但采用了提花面料(Jacquard),这是一种将花卉图案织入布料且具有立体触感的面料。所有这些单品的共同点是:人们本能地想要用手抚摸。也许这种时尚源于我们对可触知之物的渴望,因为在这个不可见的人工智能即将决定一切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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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本·胡特谢马克(Ruben Hutschemaekers)和塞巴斯蒂安·舍恩海特(Sebastian Schönheit)通过他们的新室内品牌 Arwenn 提供可负担的设计,例如这款名为 “Solid” 的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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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奥地利作家玛丽·埃布纳·冯·埃申巴赫(Marie Ebner von Eschenbach,1830–1916)的格言集,目前由 Insel 出版社重新发行

Faraz Shariat 的电影《国家安全》(Staatsschutz)以勃兰登堡为背景,讲述了一名年轻的检察官在一次种族主义袭击后如何为正义而战
英国选手基莉·霍奇金森(Keely Hodgkinson)在伦敦 Athlos 赛会上赢得了 800 米跑冠军。但她的着装几乎更引人注目:一件与耐克(Nike)共同设计的露背连体带帽套装。有点像萨姆斯(Sams),有点像凯西·弗里曼(Cathy Freeman),但最重要的是,速度非常、非常快


Pueblo Europe 的“手风琴购物篮”(Accordion Market Basket)轻便且可像手风琴一样折叠,能完美放入超市的塑料购物篮中(但遗憾的是,交付时不含图中所示的购物商品)
如果在九十年代喜欢听 Aaliyah 和 Erykah Badu 的话,可能会喜欢 Ravyn Lenae:她的新 Pop-R&B 专辑《Blue Island》刚刚发行
Avgyst Jewelry 来自柏林,这款“花园软管”戒指(Garden Hose Ring)的设计灵感源自卷起来的花园软管
如果您想向我们讲述关于爱的故事,请写信至 liebe@zeit.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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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in\*,22 岁:“我当时还是青少年,15 岁有了第一个男朋友。18 岁时我想体验更多,也想与其他人发生关系,于是我们开放了这段关系。在一次跨年派对上,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我遭受了性侵犯,对方是我男朋友最好的朋友。当我的男朋友得知此事后,他提出了分手。他无法忍受那个念头——而我则无法理解他的行为。
我随后又经历了更多来自男性的暴力体验,直到我爱上了一个女人。我是在大学里认识克拉拉(Clara)的。她爽朗的笑声立刻吸引了我。她身上的一切都与‘纯净女孩’(Cleangirl)相反,不完美,而这恰恰是我喜欢的。她聪明、酷且美丽。我感受到了好感,同时也感觉到我们是独立的个体。这对我来说很新鲜。我们约会,一起去看剧。她穿着一件露背裙,后来我们穿着高跟鞋在城市中漫步。在我的家门口,我们通过眼神交流意识到:我们之间有些东西与普通女性朋友不同。她说她喜欢我的短发,然后她越靠越近,吻了我。这是我们两人第一次亲吻女性。我心跳加速,独自走上楼梯回到我的合租房。
后来,我们终于敢在公开场合牵手。没有嫉妒,没有戏剧性的冲突。我从未为了见一面而苦苦哀求。我觉得自己年轻且脆弱,就像是重新开始体验爱一样。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切没有剧本,不像我之前与男性相处时那样。
后来她离开了一段时间。我们的电话和聊天越来越少。最终,我们的联系在没有正式告别的情况下中断了。我搬到了另一个城市,并带走了很多东西:那就是在一段关系中拥有平等地位并被看见的感觉。克拉拉改变了我对一段关系的要求,我再也不会满足于更低的标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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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174cm, 棕发, 热情, 迷人, 充满激情, 乐观且热爱运动。我曾多次在国外生活,热爱旅行,社交得体,事业成功,重视家庭且兴趣广泛:时事、美食、文化、经济、政治等。你可以和我一起去吃咖喱香肠,也可以享受一次意大利美食之旅。我正在寻找一位开明、地位相当的男性,共同抵达彼岸,建立一个充满安全感、爱与活力的共同生活。neustart12@gmx.de
你也能读懂马克·乌韦·克林(Marc Uwe Kling)笔下的那只袋鼠并开怀大笑吗?那么我们已经有一个共同点了。想要寻找更多共同点吗?你想在哪里探索:在湖边的香槟旁,在冰淇淋店的香蕉分层冰淇淋旁,还是在社区中心的候车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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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也拥有一份有趣、特别且让你感到充实,但同时也对时间要求极高的工作?是否也希望不再将其他所有事情都搁置一边?除了官方活动之外,你是否也渴望拥有那些只想与另一半共同度过的夜晚、周末和假期?无论是艺术、音乐、戏剧还是歌剧——无论是城市旅行还是山间小屋,无论是优雅还是质朴……我(教授, Anfang 60, 担任管理职务)期待与你相识。ZA 144893 DIE ZEIT, 20079 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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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J / 160 / 58 运动并非我的热情所在——但在精神和身体上依然灵活。喜欢交谈、活动,也喜欢欢笑与放松。对艺术史、政治、文学感兴趣,同时也喜欢在自然中散步。funkeella@web.de, BmB
最好的时光就是现在!不再追求更高、更远、更快,或更富有、更漂亮、更苗条,而更倾向于务实、独立、诚实、忠诚且体贴。寻找一位志同道合、有共情力、注重仪表且不吸烟的男性,目标是让我们之间能建立起一个长期的、幸福且不可撼动的“我们”。zeitlosesuch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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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寻找一位温暖、内心开放的女性,一段以信任、亲密、尊重和共同成长为重点的关系。我们尝试在人生道路上真正地看见彼此,陪伴彼此,丰富彼此。对我而言,不要把生活看得太严肃,能够一起欢笑,并对生活和世界所提供的一切保持好奇心至关重要。我(59,NR,188 cm,苗条)——热情的电影爱好者、高尔夫球手、合唱团歌手——敏感,体贴,开明,宽容且幽默。请仅限柏林地区的来信 (BmB)。让我们尝试一个新的开始。期待收到你的消息。Sommerglueck2026@gmx.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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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共同分享迷恋与灵感,再次尝试。让我们放松地向风展露微笑,舒适地享受我们的自由,无论未来如何。并非不具吸引力的乐观主义者,70岁末,状态极佳,健康,有反思能力,心胸宽广且细心,苗条,经济宽裕,可以随心而居。照片回复至 semeree@gmx.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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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na 今年 26 岁。
她的父亲 Tillmann Prüfer 在这里每周轮流撰写关于她以及他另外三个分别在 21, 18 和 12 岁的女儿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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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女儿露娜(Luna)最近告诉我:“我想让你当我的实验小白鼠。”我问她是什么实验。露娜解释说:“我要参加毕业考试。”她将接受骨科整骨师(Osteopathin)资格认证。每位学生必须自带一个“身体模型”,用以演示所学知识和理解程度。我问露娜,为了这次考试我是否需要练习什么,或者是否有其他前提条件:例如某种特定的身体疾病。答案是:“不,不用。”考试会给出一个任务,设定一个带有症状的特定患者角色,需要对其进行检查,而我则要作为假人躺在那里,可以说是一个肉体模特,尽管我身上没什么肉。 “你唯一需要准备的就是放松,以及能够穿着内裤在陌生人面前站一小时的能力。”这在我看来并非一项简单的任务。半裸且同时表现得放松。上一次我必须这样做是在体检时(结果接近 T3,即:“在基础训练中有限度地可用,并可从事特定活动”)。
当我到达举行考试的诊所时,我得知了我需要扮演的角色:一名患有膝盖疼痛的 79 岁女性。在某种程度上我能产生共情,但其实我根本不需要。因为案例描述只是一个模板,我的女儿需要以此为基础,分析出我真实的问题所在,以及因此需要采取哪些治疗方案。当露娜穿着白色诊所制服出现时,她在我看来简直脱胎换骨。她口中蹦出的那些拉丁语术语,以及她就那位穿着彩色内裤躺在她面前的老妇人的病痛进行交流时的自信,令我目瞪口呆。结论是,必须查明这位女士——也就是我——的问题是由蜱虫叮咬、类风湿性疾病还是其他有机原因引起的。露娜运用了熟练的手法。她触诊了颈部的筋膜层,检查了小骨盆。我的高潮时刻是她触诊这位老妇人的子宫时。她几乎让我相信我也有一个子宫。
与此同时,患者真正的痛苦在于其在孩子心中重要性的下降。因为房间里决定性的人物不是我,而是考官。在我并不存在的子宫深处,我感觉到:这就是断奶的时刻。从今天起,我的孩子是一名骨科整骨师了。从今天起,她开始面对一个充满新挑战的新现实。而我的父亲角色也随之改变。从此我成了观众。露娜为了这一刻努力学习了四个年头。她走过了一条路,并在今天走到了终点。而我能帮她的,仅仅是把我的骨头交给她。
顺便提一句,露娜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向人生新阶段的过渡。而那位想象中的老妇人随后也轻快地步入了新生活。她的膝盖一点也不疼了。
a b c d e f g h
第 41 题解答:
白方通过怎样的绝招迅速获胜?
在马叉击 1.Sd7+! 之后,
黑方随即认输,因为最迟在 1...Txd7 之后,后将 2.Dh8+! 即可夺取 b8 位的后。

在 4 月 10. 至 12日于巴德洪堡(Bad Homburg)举行的第 34. 届德国医生国际象棋锦标赛上,自然有许多令人感到熟悉的东西——尤其是对于那些已经参加了无数次的人来说,更不用说三位自 1993 年首次参赛以来从未缺席的忠实参与者了。在迄今为止的所有赛事中,无论是在巴登-巴登、威斯巴登、巴德诺伊纳尔还是巴德洪堡,都有一个恒定的传统:出于远见,每次选择的都是带有赌场的水疗疗养地。这样就确保了从具有偶然性的博弈——国际象棋,到绝对的赌博——轮盘赌之间能够无缝衔接,无论是在 64 格战场上获胜后的奖励,还是失败后的慰藉。
不过这次有一点不同:在疗养院的大厅里,等待着医生们的是一个 1894 年埃马努埃尔·拉斯克(Emanuel Lasker)与威廉·斯坦尼茨(Wilhelm Steinitz)世界冠军赛棋盘的原样复制品。当时,拉斯克(1868–1941)建立了其独特的王朝,在 27 (!) 年间(从 1894 年到 1921 年)担任世界冠军——这恐怕没人能再复制了。
这个相当占空间的棋盘以及配套的说明展墙,是由在各方面都功勋卓著的埃马努埃尔·拉斯克协会(ELG)及其极其活跃的主席托马斯·魏舍德(Thomas Weischede)提供的;柏林神经科医生古纳尔·里默(Gunnar Riemer)——一位与拉斯克相似的世界公民,但感谢上帝,他的体格明显比后者强壮——将其运到了巴德洪堡。就这样,医生们在比赛期间可以从这张著名棋盘的“地灵”(Genius Loci)中汲取灵感。
例如,拉斯克在纽约第 7. 局的领先优势,在那局比赛中,斯坦尼茨在西班牙开局(1.e4 e5 2.Sf3 Sc6 3.Lb5 d6)中使用了“斯坦尼茨防御”进行防守。拉斯克作为白方,可以通过怎样的精妙走法在轮到他走棋时获胜?
作为解题帮助,或许可以参考由艺术家医生扬·韦纳(Jan Wähner)设计的医生锦标赛海报,海报上一个白后正用听诊器为黑王听诊,也就是说,她离他非常近。


横向 7. 关于战术上的“哒哒”声 10. 对古罗马人来说并非古怪的想法,以敬畏之心缅怀 13. 可能是个幸运的想法,试图与其进行唇部接触 15. 在快棋中,人们应尽可能……——但绝不能在兵升变为……的同时进行王车易位……! 18. 一个借用自个人执业领域的人 19. ……具有怎样的诱人魅力!但其上笼罩着诅咒(S. Kierkegaard) 20. 关于辣椒的滑稽故事将是……关于…… 21. 对于身份证或驾照之类的东西:拥有……就是一切 22. 提供翅膀的人,也发行…… 23. 苦涩地以棍棒和终结收场:是讲述夏季冒险故事的时间了 27. 在赛季开始和结束时,他那里非常忙碌 29. 无论一个人多么模范地努力,也无法达到平等 32. 太阳环游之旅中的相对小事 35. 在其中,白与蓝在最长路径的一半处相遇 36. 但对于狗来说,最终不适合钓鱼 37. 不那么友好的措辞 40. 身体部位,从惬意的行走中读出 41. 手指上的第二个?第一个提供无陆路证明的人 42. 民间建议:如果你是买家,相信你的眼睛,不要相信你的……! 43. 当风暴之神拥有宽恕之日时的情况 44. 玩 22 横向的人,体内有香料携带者
纵向 1 想要拥有权威的人,必须……且懂得坦然承认自己的错误(理查德·罗特) 2 她在凯普赛德参演,而他在伦敦是最精明的人之一 3 与精神和爱相配,另一方面与月亮如牛奶般相配 4 通常运行至所有 3 纵向为止 5 因为动画师的要求,而产生了意面之吻 6 地中海地区的灰烬制造商 7 发牌者的桌子?听觉享受者的站点! 8 防止被雨淋净的天然管状原材料 9 许多人将适度与巨大、温顺与……联系在一起 10 若它迷住了 42 横向,则能赋予心灵灵魂 11 可能存在这样一个地方,两个不可战胜的人并肩而坐 12 走得缓慢且……的人,却往往最先到达终点(谚语) 14 他的怒吼在米德加德回荡 15 在特征传递中发挥作用 16 她抵制耕作,他抵制皈依 17 亮片制造商的替代白银 21
这里在 4 纵向的国家,那里在甜点中 22 出生仅将存在带到世上;而……则在生活中被创造(Th. S. Jouffroy) 24 如果他能说话,他会说:我……,由苍蝇而生 25 不再专注于……,而是想到了麻雀 26 谚语:……和水牛抓不住狐狸 28 某些 25 纵向坐在……上——多么不正直的行为! 30 谁用蜂蜜捕捉苍蝇? 31 在马德里与 34 纵向一样重要 33 深海的光合作用者 34 若没有……则无法记录 38 偶尔被视为有用,因为是哺乳动物 39 来自企业倦怠内部的荒芜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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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好一点。
一场好的派对也可以在 15 到 22 点之间举行。
马是你的镜像。只有当你信任自己时,你的马才能建立自信。
顺便说一句,这也适用于狗、孩子和员工。
与那些已经实现了你想要实现的目标的人共事。
在比赛前感到紧张时,敲击疗法(Klopftechnik)很有帮助。
用手推车运输饲料比用桶搬运要简单得多。
让自己获得帮助——无论是通过教练指导、马厩工作还是多功能厨房电器。
马应该在马场里活动,即使是在竞技体育中也是如此。
仪式感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不要死板地拘泥于此。尤其是当你有了孩子之后。
允许自己偶尔就坐在沙发上发呆。
飞行时永远只携带手提行李。
你不需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才能迈出下一步。
保罗对彼得的评价,反映出保罗本人的特质多于彼得。
练习瑜伽永远不会太早。
在大型赛事中,不要试图表现得格外出色。Keep doing the normal stuff.
自我反思,自我反思,自我反思。
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不会出现在任何成绩单上。

由 杰西卡·冯·布雷多-韦恩德尔 提供
每周由名人揭秘他们直到很晚才领悟的事情。杰西卡·冯·布雷多-韦恩德尔,40岁,是一位德国盛装舞步骑手。在 2021 和 2024 年的奥运会上,她分别骑着她的母马 TSF Dalera BB 赢得了双金。她在慕尼黑南部与哥哥共同经营一家盛装舞步马厩。她与丈夫和两个孩子一起住在农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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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如何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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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42

»Nun also eine weitere Herausforderung in meinem an Herausforderungen nicht gerade armen Leben: QUARTALSBERICHT; ein subjektiver Rückblick aufs abgelaufene Trimester.« Mit diesen Worten beginnt in dieser Ausgabe die neue Kolumne des Schriftstellers, Musikers und Schauspielers Heinz Strunk. 1962 in Bevensen geboren, wurde er ab den Neunzigern mit dem Komikertrio Studio Braun bekannt, 2004 erschien sein Debütroman »Fleisch ist mein Gemüse«. Mehrfach war Strunk für den Deutschen Buchpreis nominiert, gerade ist sein neues Buch »Memories of Heidelberg« herausgekommen. Für uns führt er nun viermal im Jahr Tagebuch, über Weltereignisse und private Erlebnisse, über Trump, Superreiche und Laugenpeitschen. Wie auch immer das nächste Quartal wird, eines ist sicher: Heinz Strunk schreibt mit. Wir wünschen viel Lesevergnügen! Ihre ZEITmagazin-Redaktion
Außerdem im Heft:
12 »Ich bin oft unsicher«
Ein Gespräch mit dem Liedermacher und Lyriker Wolf Biermann über sein Leben

26 Zwischen Boom und Bräuchen
Die Fotografin Desiré van den Berg zeigt faszinierende Bilder aus Kirgi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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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H kann es nicht anders sagen, aber ich verspüre einen gewissen Respekt vor dem Remmo-Clan. Zumindest einiges von dem, was sie machen, ist pure Unterhaltung. Die Remmos sind eine, wie die Autoren von Wikipedia in herrlichem Lexikondeutsch schreiben, »vor allem in Deutschland ansässige arabische Großfamilie, die der Clan-Kriminalität zugerechnet und mit schweren Straftaten in Verbindung gebracht wird«. Ich will da nichts beschönigen oder verharmlosen: Remmos wurden wegen brutaler Angriffe verurteilt, sie sollen in Mordfälle verwickelt sein, und es wäre ganz eindeutig richtig, wenn die Staatsmacht sie in einer Weise in die Schranken weisen würde, die allen Bürgern dieses Landes das Gefühl gibt, dass die Staatsmacht halt wirklich existiert.
Aber solange das nicht ausreichend gelingt, staune ich auch immer wieder. In Dresden, einer Stadt, in der ich eine schöne Zeit meines Lebens verbracht habe, haben die Remmos vor einigen Jahren die größten Schätze Sachsens geklaut. Sie sägten die Gitterstäbe des historischen Grünen Gewölbes auf, zündeten zur Ablenkung einen Stromverteilerkasten an und kletterten frühmorgens in die Schatzkammern meiner
Heimat, um sich den Schmuck vergangener Könige unter die Nägel zu reißen. Noch vorher waren sie, ebenfalls zu dunkler Stunde, ins Berliner Bode-Museum eingebrochen und hatten eine 100 Kilogramm schwere Goldmünze namens »Big Maple Leaf« im Wert von fast vier Millionen Euro geklaut. 2014 sprengte ein Remmo eine Sparkassenfiliale in Berlin-Mariendorf in die Luft, die neun Millionen Euro Beute sind bis heute verschwunden. CDU und SPD verzweifeln seit Jahrzehnten an den Remmos, weil ihre Innenminister es nicht schaffen, dieser Familie zu zeigen, dass all das, was sie tut, in Deutschland ja wohl irgendwie eigentlich nicht so richtig möglich sein dürfte. Für die AfD sind Familien wie die Remmos wiederum das größte Wahlkampfgeschenk, das man sich vorstellen kann, sozusagen die Flüchtlingsfamilie des Misstrauens.

Am Wahlabend von Berlin, dem 20. September, wurde Clan-chef Issa Remmo auf einer Party der Linken gesichtet. Vertreter der Partei versuchten danach wortreich zu erklären, wieso man nun wirklich überhaupt keine Nähe zum Remmo-Clan verspüre. Elif Eralp, vom RBB nach dem sozialistischen New Yorker Bürgermeister als »Spree-Mamdani« bezeichnet und womöglich bald Regierende Bürgermeisterin von Berlin, sagte im Fernsehen, auf die Remmo-Bilder angesprochen: »Mit organisierter Kriminalität wollen wir wirklich nichts zu tun haben.« WOLLEN! WIR! NICHTS! Haben wir aber?
Issa Remmo sieht auf den Fotos, die auf der Linken-Wahlparty entstanden sind, sehr entspannt aus. Irgendwie so, als hänge er auf einer sehr guten All-inclusive-Party auf Mallorca ab. Ein Freund von mir fragte mich per SMS, ob wir da gerade den künftigen Berliner Innensenator sehen, Issa Remmo, Chef der Polizei. Remmos Sohn veröffentlichte einen Chat mit dem Neuköllner Bundestags-abgeordneten der Linken, Ferat Koçak, der ihm schrieb: »Grüße mit Respekt zurück an deinen Vater«. Issa Remmo selbst sagte der Berliner Morgenpost, er fühle sich in Deutschland erstmals von einer Partei unterstützt. Die Remmos haben die Linke unterwandert? Es wäre die perfekte Guerilla-Aktion. Es gibt eine linke Kunst-Aktionsgruppe, die sich »Zentrum für politische Schönheit« nennt. Die Gruppe hat das Holocaust-Mahnmal auf dem Nachbargrundstück von Björn Höcke nachgebaut und ein Sommerinterview mit AfD-Chefin Alice Weidel mit lauter Musik gestört. Die Remmos sind im Grunde ein Zentrum für politische Schönheit, aber entschlossener und leider im Dienst der AfD.
Martin Machowecz, stellvertretender Chefredakteur der ZEIT, schreibt hier jede Woche

Weintraubentarte mit Thymian
Für eine Springform mit 24 cm Durchmesser – für den Teig: 100 g Butter, 70 g Zucker, 1 Ei, 200 g Mehl, 1 Prise Salz; für den Belag: 550 g Trauben (am besten kernlose), 50 g Zucker, 2 gestrichene EL Maisstärke, Saft einer $\frac{1}{2}$ Zitrone, 1 Prise Salz, $\frac{1}{2}$ TL Thymianblättchen, 1 EL Butter
MIT 550 Gramm Trauben kann man ungefähr zwei Gläser Wein herstellen. Nimmt man Trauben aus dem Supermarkt, die in der Plastikschale, wird wahrscheinlich kein besonders guter Wein daraus. Aber verwendet man ebendiese Trauben, die fast selbst aussehen wie aus Plastik, für eine Weintraubentarte: tolles Ergebnis. Ich gebe ein bisschen Thymian dazu: noch besser.
Für den Teig Butter mit der Hand in den Zucker kneten. Ei unterrühren. Mehl und Salz in einer Schüssel vermengen, zur Zucker-Butter-Masse geben und alles zügig verkneten, bis ein glatter Teig entsteht. Teig auf den Boden einer mit Backpapier ausgelegten Springform drücken, dabei einen kleinen Rand stehen lassen. Dann den Teig etwa eine Stunde lang im Kühlschrank ruhen las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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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ür den Belag die Trauben waschen, abzupfen und in eine Schüssel geben. Einige Trauben halbiere ich. Dann dazugeben: Zucker (wer Kuchen schnell zu süß findet, nimmt weniger als angegeben), Stärke, Zitronensaft, Salz, Thymianblättchen. Alles kurz vermengen.
Trauben möglichst gleichmäßig auf dem Teig verteilen. Butter in kleine Flocken schneiden und über die Trauben geben.
Von Elisabeth Raether
Und dann die Tarte bei 190 Grad Umluft 35 bis 45 Minuten lang backen.
Foto Silvio Knezevic
DIE Musikerin Charli xcX, 34, hat sich für den Playboy ausgezogen, aber das ist untergegangen – wohl, weil alle damit beschäftigt waren, sich über die Schauspielerin Sydney Sweeney, 29, aufzuregen, die sich für eine Sportwettenplattform ausgezogen hat. Da hagelte es Protest von Athletinnen, Sweeney habe sie im Kampf um Gleichberechtigung um Jahre zurückgeworfen, Sportlerinnen sähen anders aus, et cetera (niemand hat behauptet, dass Sweeney eine Sportlerin sei, aber egal). Mit den Nacktfotos von Charli xcX hatte keiner ein Problem. Und waren wir nicht 2025 noch alle empört, als man den Gästen des Filmfestivals in Cannes verbieten wollte, zu viel Haut zu zeigen? Nacktheit ist offenbar nicht gleich Nacktheit. Sweeney hat sich für die Werbung einer Sportwetten-App ausgezogen, also explizit für Männer. Die Geilheit der Männer zu bedienen, gilt als unmodern. Cool hingegen ist, sich »aus Spaß« auszuziehen, so wie Charli xcX für den Playboy (der nicht mehr ist, was er mal war). Irgendwo las ich auch, hinter der Sweeney-Kampagne stecke die Strategie, mit einer heißen republikanischen Blondine den Hass der Linken anzuheizen – Sweeney sei also eine Marionette, mit der das Unternehmen seine konservative Haltung betone. Aber tut am Ende nicht jede Frau, die sich freiwillig auszieht, das Gleiche: nämlich Aufmerksamkeit und damit potenziell viel Geld generieren? Wenn man sich schon empören will, dann doch am ehesten über diesen billigen Trick. Was bei all der Aufregung übrigens noch unterging, ist das T-Shirt mit dem Spruch »Bring back shame«, das der Designer Conner Ives jüngst in New York präsentierte. Wäre uns Frauen eigentlich geholfen, wenn wir wieder mehr Scham empfinden, also mehr bedecken würden? Aber seinen sonstigen Entwürfen nach zu urteilen träumt Ives vom Comeback einer anderen Art von Scham, etwa jener, die Männern wie Donald Trump fehlt. Und anscheinend wirkt das T-Shirt schon! Neulich wurden meine Freunde und ich beim Überqueren der Straße fast von einem Sportwagen umgefahren. Wir brüllten dem Raser allerhand Schimpfwörter hinterher, und als er kurz darauf an der Ampel neben uns hielt, passierte etwas Erstaunliches: Er entschuldigte sich. Das war zwar in Hannover, nicht in New York, aber: immerhin eine gute Nachricht.

Wenn sich die Musikerin Charli xcx freizügig zeigt, bleiben alle entspannt

Fotografie: kerstinjacobsen.com | Gestaltung: schroeder-design.net

Ali Monis Naqvi, 30, hatte gelesen, dass wir vielleicht zu den letzten Generationen gehören, die Glühwürmchen erleben. Als er in den Westghats, einem Gebirge in Indien, Tausende an einer Palme leuchten sah, blieb er stehen. Sie erinnerten ihn an Gespräche mit seiner Großmutter, an das Gefühl von Heimat, an all die Momente, die sich nicht festhalten las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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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R BIERMANN, ich habe eine kleine Bitte: Sie sind ein fabelhafter Erzähler, das wissen Sie. Aber manche Antwort von Ihnen sprengt jedes Interviewformat, weil sie allein schon eine Seite füllen kann ...
... ich weiß! Tun Sie mir die Liebe und sich den Gefallen und unterbrechen Sie mich ungeniert. Und das sage ich nicht aus Höflichkeit, das meine ich wirklich.
Abgemacht! Wir führen dieses Interview einen Tag nach der Wahl in Sachsen-Anhalt, mit einem Ergebnis, das ich mir noch vor nicht allzu langer Zeit nie hätte vorstellen können. Wie geht es Ihnen damit?
Ich bin wahrscheinlich nicht so hysterisch, nicht so entsetzt wie Sie.
Ich bin nicht hysterisch. Aber als Bürger schon etwas ratlos und bedrückt.
Das ist ja wohl erlaubt. Wer in dieser Situation nicht ratlos ist und sich nicht bedrückt fühlt, ist ein Träumer.
Was ist Ihre Erklärung für den Siegeszug der AfD?
Wir leben in einer unglaublich reich ausgerüsteten Demokratie, in einem Wohlstand, den die Deutschen noch nie erlebt, mit Freiheiten, die wir noch nie genossen haben. Das heißt, uns geht es grauenhaft gut! Gefährlich gut! Wir haben zu viel Glück gehabt in der Weltgeschichte.
Sie meinen: Wenn's dem Esel zu gut geht ...?
Aber es sind ja in diesem Fall nicht die Götter, sondern die Wähler.
Die AfD-Wähler sind ja nur der Ausdruck dieser Situation, dass die Deutschen einen geradezu irrsinnigen Vorsprung an Reichtum und Wohlstand und Frieden haben. Das ist der Grund, warum fast alle Flüchtlinge der Welt nach Deutschland wollen. Das sind ja keine Dummköpfe. Die können auch bis drei zählen.
Kann es nicht sein, dass die Wählerinnen und Wähler im Osten Angst haben um ihren bescheidenen Wohlstand, um den Frieden und auch Angst vor den vielen Flüchtlingen – und deswegen in Massen AfD wählen?
Ja, aber die Schweizer haben auch diesen aufreizenden Wohlstand. Die Norweger nagen auch nicht am Hungertuch, weder
geistig noch materiell. Sie leben aber ihren Wohlstand gelassener. Beide Länder sind viel reicher als der Osten Deutschlands und haben doch ebenfalls starke rechte Bewegungen. Aber bleiben wir in Deutschland: Warum ist gerade im Osten die AfD so erfolgreich? In Hamburg haben wir keine 44 Prozent für die AfD. Das wird's wahrscheinlich auch nie geben.
Das würde ich nicht sagen, denn wir hatten hier in Hamburg, wo wir beide gerade sitzen, 99 Prozent Heil-Hitler-Deutsche. Immer sachte!
Die Rückkehr der Barbarei halten Sie zu jedem Zeitpunkt für denkbar?
Immer, natürlich.
Sehen Sie die AfD in einer Linie mit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Nein, nicht mit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Der war noch schlimmer. Sondern mit dem Faschismus. Das ist, wie manche jetzt endlich mal lernen müssen, nicht ganz dasselbe. Madeleine Albright, die ehemalige Außenministerin der USA, hat ein tief-sinniges Buch darüber geschrieben (Faschismus. Eine Warnung; Anm. d. Red.), das Sie bestimmt längst gelesen haben.
Nein.
Würde sich lohnen, ein sehr gutes Buch! Weil sie es geschafft hat, den Faschismusbegriff loszulösen vom Nationalsozialismus, ihn tiefer und breiter zu fassen. In ihrem Sinne ist Wladimir Putin ein Faschist, ist Xi Jinping ein Faschist, aber kein Rechter.
Die gemeinsamen Merkmale sind demnach Einparteienstaat, Homophobie, Angst vor dem Fremden, Unterdrückung freier Medien, soziale Ungleichheit?
Ja, das alles.
Würden Sie auch die Milliardäre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dazu zählen, die Digitalfürsten?
Klar. Die haben alle nur verschiedene Kostüme für dieselbe Substanz: Menschenverachtung, Unterdrückung anderer, Macht ausüben.
Sehen Sie die AfD wirklich als faschistische Partei?
Ja. In dem Sinne, wie ich es bei Albright gelesen habe. Sie hat mir geholfen, meinen Scheuklappen-engen Blick, den ich als deutsches Kommunisten- und Judenkind habe, zu erweitern.
Halten Sie denn auch die Wähler der AfD für faschistoid?
Ach, das ist so ein Schlagwort der Linken, die jeden, den sie zum Kotzen finden, faschistoid nennen. An dieser Inflationierung will ich mich nicht beteiligen.
In der ZEIT haben Sie mal gesagt, die Ossis seien eben Ihre Leute, egal, ob Sie sie zum Küssen oder zum Kotzen finden. Gilt das auch für AfD-Wählerinnen und -Wähler?
Natürlich. Weil wir aus demselben Drama kommen, aus demselben Elend. Nur mit sehr verschiedenen Biografien, die sich ja kein einzelner Mensch aussuchen kann. Ich bin mit diesen Ostmenschen viel, viel tiefer verbunden. Es ist im Grunde ein politischer Liebeskummer.
Dass diese Menschen jetzt AfD wählen?
Ja, es bedrückt mich in höchstem Maße, wenn sie jetzt Propagandalügen à la Putin und à la Trump gegen unsere Demokratie verbreiten. Sie reden unser Land schlecht, obwohl sie so elegant rausgekommen sind aus dem Ostblock. Warum? Weil sie zu wenig dafür tun konnten und mussten. Anders als die Polen und die Rumänen und all diese sozialistischen Brudervölker, die uns Ostdeutsche beneidet haben um unseren reichen großen Bruder im Westen.
Deshalb reden sie jetzt den Westen schlecht?
Sie reden die neue Gesellschaft schlecht, genau. Ich bin kein Psychologe. Aber laienhaft gesagt: Es ist in der Politik wie zwischen einzelnen Menschen. Wenn wer jemandem zu viel ver-
WOLF BIERMANN, 89, stammt aus Hamburg. Sein Vater Dagobert Biermann, Jude und KPD-Mitglied, wurde 1943 in Auschwitz ermordet. 1953 siedelte Biermann in die DDR über. Er wurde als Dissident 1965 mit einem Auftritts- und Publikationsverbot belegt und 1976 ausgebürgert. Später engagierte er sich zeitweise in der Friedensbewegung, distanzierte sich vom Kommunismus und blieb künstlerisch aktiv. Er lebt mit seiner Frau Pamela in Hamburg-Altona
dankt, dann ist sein Affekt: Er will sich revanchieren – damit er mit dem anderen auf Augenhöhe weiterleben kann. Wenn ich aber merke oder mir einbilde, dass dies nie und nimmer zu schaffen ist, dann rede ich alles, was ich verdanke, klein und zudem auch noch schlecht.
Wenn alles faschistisch ist, Putin, Xi, die AfD: Wo ist da für Sie noch die Trennlinie zum Kommunismus?
Der Kommunismus war in dem Sinne, wie ich das Wort jetzt verstehe, eine Form des Faschismus.
Unterscheidet Kommunismus sich nicht vom Faschismus durch den Gedanken, dass die Menschen gleich sind?
Ja, aber wie Sie auch ohne Orwell wissen: Es sind immer einige gleicher. Dass die Menschen gleich sind, halte ich für eine Illusion, eine Phrase. Freilich haben Sie recht, die Idee des Marxismus hatte einen humanistischen Glutkern, die Ideologie des Faschismus war immer nationalistische, rassistische Kälte.
Ein Ulrich Siegmund, ein Björn Höcke oder ein Hans-Thomas Tillschneider, die machen ja Stimmung gegen Migranten. Das kann man der Linken, bei allen Irrungen und Wirrungen, allemal in Deutschland nicht vorhalten.
Wieso? Die Linken kommen aus der Tradition des kommunistischen Tierversuches an lebendigen Menschen. Sie unterscheiden sich, was das betrifft, in überhaupt gar nichts.
Die Linken reden nicht von Remigration.
Nein, nein, nein. Die Kommunisten haben nicht Remigration gemacht, sondern sie haben die Menschen in Züge gebracht und in die Vernichtungslager geschafft und liquidiert.
Das haben die Nazis auf furchtbarste Weise praktiziert!
Ich würde sagen, die Kommunisten sind schlimmer, weil sie sich tiefer geirrt haben und weil sie aus einem humanen Affekt kommen. Als Friedrich Engels nach Manchester fuhr, um seine Baumwollfabrik zu managen und den Mehrwert zu ernten, den er brauchte, um Marx zu pampern, war er wirklich entsetzt über das Elend der Arbeiterklasse und hat darüber ein sehr schönes Buch geschrieben, das Sie nicht lesen müssen: 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Ich musste es lesen, weil es zu meiner Ausbildung gehörte – als Marxist. Und wenn die Emanzipation der Ausgebeuteten aus diesem Elend dann in eine Form der mörderischen Brutalität rüberkippt, tut das viel mehr weh, als wenn zum Beispiel die Nazis munter morden.
Haben Sie keine Angst, mit solchen Vergleichen den Holocaust zu relativieren – was seit Jahrzehnten eine Herzensangelegenheit der Rechtsextremen ist?
Ich finde den hierarchischen Blick des Moralbuchhalters auf eine Rangordnung der größten Menschheitsverbrechen zynisch. Man kann nur Dinge vergleichen, die verschieden sind. Und das ist keine Gleichsetzung. Ich zum Beispiel bin auf eine verzweifelte und grauenhafte Weise glücklich darüber, dass mein Vater das Privileg hatte, von seinen Todfeinden in Auschwitz ermordet zu werden und nicht von seinen Genossen in Workuta (einem der größten sowjetischen Gulags, Anm. d. Red.).
Aber Sie waren doch selbst Kommunist.
Ja, eben, deswegen. Man kann nur mit den Illusionen brechen, in die man reingeboren wurde. Und wenn mein Vater SS-Obersturmbannführer gewesen wäre, wäre meine Lage ganz anders. Dann wäre ich dazu verurteilt, mich daran abzuarbeiten. Nun komme ich aber durch Zufall der Geburt aus einer Juden- und Kommunistenfamilie, und das erzeugt natürlich einen Schicksalskummer.
Dieser Schicksalskummer scheint Sie schon ein Leben lang zu begleiten.
Von Anfang an. Aber egal, aus welchem Nest wir kommen: Für uns alle gilt ein Satz, den ich mir selbst gerne unter die Nase halte. Den habe ich von Jean-Paul Sartre gelernt, als ich ihn Ende der Siebzigerjahre, kurz nach meiner Ausbürgerung, in Paris besuchte. Er hatte mich eingeladen, ihm ein paar Lieder vorzusingen. Ich saß also bei ihm und trank Tee, den uns seine Zugehfrau servierte, dachte ich jedenfalls. Als ich mit meiner Freundin, die mich begleitet hat, die Treppe runterging, fragte ich sie: »Was war das bloß für ’ne Frau, die uns den Tee serviert hat?« Da sagte sie: »Du Dummkopf, das war Simone de Beauvoir!«
Hat Sartre sie wie eine Bedienstete behandelt?
Nein, nur ich habe sie so gesehen. Hegel sagte: Man erkennt nur das, was man kennt.
Und wie lautet nun der Satz von Sartre?
»Es kommt nicht darauf an, was man aus uns gemacht hat, sondern darauf, was wir aus dem machen, was man aus uns gemacht hat.«
Wie haben Sie reagiert?
Ich sagte ihm: »Lieber Herr Sartre, den Satz kenne ich schon, den habe ich in Ihrem Buch gelesen.« Da blaffte der Sartre: »Sie singen ja auch immer die gleichen Lieder!«
Konnten Sie mit dem Satz auf Anhieb etwas anfangen?
Ja, konnte ich – ich habe Philosophie und Mathematik studiert, und so schwer ist der Gedanke ja nun auch wieder nicht.
Was bedeutete er für Sie?
Keiner von uns hat Einfluss darauf, in welches Koordinaten-system er geworfen wird. Wir sind alle gemacht. Aber wenn man älter, erwachsener wird, werden wir immer mehr verantwortlich für das, was wir sind. Das fällt manchen leichter und manchen schwerer. Den Nazi-Kindern meiner Generation ist es unheimlich leichtgefallen, sich von ihren Nazi-Eltern zu distanzieren. Schon weil die den Krieg verloren haben und ganz offensichtlich schuld waren an dem ganzen Elend. Mir fiel es unglaublich schwer, mich von meinem kommunistischen Vater zu distanzieren ...
... ohne ihn symbolisch ein zweites Mal zu ermorden?
Wer will schon seinen Vater umbringen?
So wie ich Sie einschätze, haben Sie niemals eine Therapie gemacht ...
Auf die Idee bin ich nie gekommen. Meine Therapie ist, ein Gedicht zu schreiben.
Dafür kennen Sie sich erstaunlich gut aus mit psychologischen Mustern.
Wer weiß. Es gibt ein deutsches Sprichwort: Kein Mensch kann höher springen, als sein Arsch kommt. Ich kann nicht klüger sein, als ich bin. Aber ich darf auch nicht dümmer sein, als ich bin. Das ist unmoralisch.
Sie haben nicht nur die Nazizeit, sondern auch den Krieg am eigenen Leib erlebt – und Armut.
Ja.
Was nehmen Sie aus dieser Erfahrung mit?
Ach, Armut ist so relativ. Ich hatte mein Leben lang mehr, als ich brauchte, weil ich immer etwas weniger ausgab, als ich hatte. Auch als Knabe. Und wenn es nur achtzig Pfennig waren.
Können Sie sich an Ihr erstes eigenes Geld erinnern?
Ja, das habe ich meiner Mutter geklaut.
Ihrer eigenen Mutter?
Ich habe mit meiner Mutter 1945/46 ein Jahr in einer requirierten Villa in Hamburg-Wandsbek gelebt, wo ehemalige KZ-Häftlinge und politisch Verfolgte untergebracht waren – Kommunisten, Sozialdemokraten. Unsere Herberge hatte den abstrusen Namen »KZ-Heim«.
Biermann geht in die Küche und zeigt ein gemaltes Bild dieses Heims, das seine Frau Pamela auf einem Flohmarkt gefunden hat: eine Riesenvilla. Später hat Gyula Trebitsch dort eine Filmfirma gegründet.
Ich habe also in dieser Villa in einem halben Wintergarten gelebt. Dort stand ein Klavier rum. Jeder, der da vorbeiging, spielte den Flohwalzer oder zwei Takte von irgendeiner Etüde aus der Kinderzeit. Ein kommunistischer Widerstandskämpfer aus dem Spanischen Bürgerkrieg brachte mir das Lied von den Moorsoldaten bei – und wunderte sich, dass ich das sofort konnte mit meinen kleinen Wurstfingern. Ich war neun Jahre alt.
Sie haben es da zum ersten Mal gehört?
Nein, meine Mutter hatte mir das Lied schon beigebracht. Der Spanienkämpfer beschloss auf jeden Fall, dass ich jetzt Klavierunterricht bekommen muss, an diesem KZ-Heim-Klavier. Meine Mutter wäre nie auf so eine bürgerliche Idee gekom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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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 zogen dann nach Langenhorn-Nord. Da standen keine Klaviere rum. Und meinem Onkel Kalli, dem Bruder meiner Mutter, gelang es, einen Sack Lucky-Strike-Zigaretten im Freihafen zu klauen. Und den hat er nicht verraucht, verfressen oder versoffen, sondern er hat dem Sohn seines ermordeten Genossen Dagobert Biermann dafür ein Klavier eingetauscht. Und so kriegte ich im Borner Stieg 37 Klavierunterricht bei einem jungen, schönen Mädchen. Inge hieß sie. Für jede Stunde pro Woche gab meine Mutter mir einen Fünfmarkschein auf die Hand. Und als ich nach drei Jahren Klavierunterricht keine Lust mehr hatte, weil ich nun lieber Gitarre spielen wollte, bin ich nicht mehr hingegangen. Hatte aber Angst vor meiner Mutter. Und habe immer die fünf Mark genommen. Nach einem Jahr traf Emma zufällig meine Klavierlehrerin, die sagte: »Oh, wie schade, Frau Biermann, Ihr Sohn ist sooo begabt, und ich hätte ihn gerne weiterunterrichtet!« lange hatten Sie das Geld kassiert?
Ein Jahr ungefähr. Jede Woche zweimal fünf Mark. Als meine Schande rausgekommen war, verteidigte ich mich nicht, sondern ging in unser Schlafzimmer und holte unter der Matratze eine Zigarrenkiste raus. Und da lagen alle Fünfmarkscheine geschichtet. Ich habe sie mit großer Geste meiner Mutter gegeben – als Stoßdämpfer.
Und wie hat Ihre Mutter das aufgenommen?
Das hat sie beeindruckt, sie war ein wenig weniger wütend auf mich.
Haben Sie Ihre Mutter sehr geliebt?
Ja, natürlich. Sie war ja zugleich auch mein Vater. Als wir 1943, vor der Ausbombung, noch in Hammerbrook in der Schwabenstraße 50a lebten, in einem Hinterhaus am Kanal, ging ich jeden Morgen zur Wohnungstür, in den Hausflur. Und im Treppenhaus stand mein kleiner Leiterwagen, mit dem ich immer spielte. Jeden Morgen lag darin ein Gruß von meinem Vater: ein Stück Zucker, ein Bonbon oder ein Keks. Jeden Morgen aß ich praktisch den Leib Jesu meines Vaters: die katholkommunistische Oblate auf der Zunge. Weit wichtiger als das war die lange Geschichte meiner Mutter, wie abenteuerlich dieser Keks oder das Bonbon aus Bremen-Oslebshausen, wo mein Vater eingesperrt war, zu uns gekommen war.
Das hat Ihre Mutter jeden Tag für Sie erfunden?
Ja, wie der Keks durch die Lüneburger Heide gekommen, wie er durch die Elbe geschwommen ist. Oder wie ein Vogel ihn in den Schnabel genommen und nicht gefressen, sondern mir gebracht hat. All das hat sie sich ausgedacht. Und ich fragte nicht, wieso ein Keks durch die Elbe schwimmen kann! So wuchs ich jeden Tag mit meinem Vater auf – obwohl er nicht da war. Und deswegen ist Ihre Frage, ob ich meine Mutter liebe, ein bisschen absurd, weil meine Mutter mein Vater war und mein Vater meine Mutter.
Ja, aber ich kannte ja diese Geschichte nicht.
Jedenfalls können Sie so besser verstehen, warum ich so lange Jahre brauchte, mit dem Kommunismus zu brechen. Weil ich meinen ermordeten Vater nicht noch mal totschlagen wollte.
Und um Ihre Mutter vielleicht nicht zu enttäuschen.
Natürlich auch das.
Haben Ihnen Ihre Mutter oder Ihre Oma Meume, der Sie ein berühmtes Lied gewidmet haben, auch körperliche Zärtlichkeit geben können? Oder hatten sich die Menschen dieser Generation durch das Leben eine gewisse Härte angeeignet?
Gewiss haben sie das, aber mit mir waren sie sehr zärtlich. Und ich bin beides: viel größer und viel zärtlicher. Ich bin auch viel lustiger und viel trauriger. Die Amplitude ist größer als normal. Das ist keine Schuld und auch kein Verdienst von mir. Aber ich rede jetzt schon, als wenn ich bei Ihnen auf der Couch läge ...
Wann haben Sie das erste Mal gemerkt, dass Sie auf Menschen eine große Anziehungskraft ausüben?
Als ich meiner Klavierlehrerin Inge eine Sonatine von Clementi vorspielte. Ich war schon neun, und sie war erst neunzehn. Und sie saß neben dem Klavier und weinte.
Obwohl sie das Stück kannte – und Ihnen ja beigebracht hatte.
Sie kannte das rückwärts und vorwärts. Aber sie weinte und sagte mir: »So werde ich es niemals spielen können!« Das hat mich aber nicht besoffen gemacht. Keine Sorge. Ich war keine Sekunde in meinem Leben selbstbesoffen. Null.
Was macht Sie da so sicher?
Weil es nicht passt. Ich bin oft unsicher. Ich fürchte mich. Ich habe alle Schwankungen, wie andere lebendige Menschen auch: himmelhoch jauchzend, zu Tode betrübt, wie es heißt – und alle Variationen, wie es den Hobbypsychologen gefällt.
Ist die Bühne ein Ort, an dem Sie sich sicher fühlen?
Nein, da fühle ich mich auch nicht sicher.

Sie wirken nicht so. Sie wirken wie jemand, der die ganze Energie des Publikums aufnimmt und dadurch stark wird.
Ich gebe mir Mühe, es gut zu machen. Ja, ich will es gut machen.
Ich will ein schönes Lied nicht zersingen.
Wie zersingt man ein schönes Lied?
Indem man es nicht genügend geübt hat. Es ist so banal. Ich werde jetzt im November in einigen Konzerten ein Lied singen, das ich schon mal zersungen habe bei einer Feier für Else Lasker-Schüler (deutsche Dichterin der avantgardistischen Moderne, Anm. d. Red.) in Wuppertal-Elberfeld. Da habe ich es so zersungen, dass ich mich am liebsten mit einem nassen Handtuch erschossen hätte.
Und geht Ihnen das wirklich lange nach?
Ja, es kränkt mein Herz, es grämt und beschämt mich.
Sie haben gerade gesagt, dass Sie größer, aber auch zärtlicher sein können als andere. Haben Sie vielen Menschen wehgetan in Ihrem Leben?
Hoffentlich – und zwar den Richtigen!
Vielleicht auch den Falschen?
Aber bestimmt. Das passiert doch im Getümmel. Und zwar im privaten Leben, in der sogenannten Liebe, aber auch im öffentlichen. Ich habe zum Beispiel Ihrem Freund Helmut Schmidt unrecht getan.
Wodurch?
Na ja, er wollte 1980 wieder Kanzler werden und der Strauß auch. Da schrieb ich ein Spottlied auf ihn. Das können Sie nachhören auf meiner Schallplatte Eins in die Fresse, mein Herzblatt.
Wie haben Sie denn damals auf Schmidt und Strauß geschaut?
Der eine war Wehrmachtsoffizier und der andere Offizier bei der Wehrmacht, habe ich gesungen. Es war ein Spottlied auf Schmidt, was ich heute nie mehr so schreiben würde. Natürlich ist dem Schmidt das zu Ohren gekommen. Und natürlich hat ihn das geärgert. Zwanzig Jahre später, als er nicht mehr Bundeskanzler, sondern Herausgeber der ZEIT war, lud er mich zu einem Gespräch ein. Ich wusste nicht, was er von mir wollte. Wozu braucht der mich? Und ich dachte: Wahrscheinlich Fragen zur DDR. Wie ist das so im Osten, Herr Biermann? Können Sie mir mal dies oder das erklä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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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 unterhielten uns über das und dies. Und ich merke sehr schnell: Der will von mir überhaupt nichts verklart haben. Der weiß alles sowieso besser. Er war ein Klugscheißer, aber ein kluger Klugscheißer. Und da frage ich Sie: Was ist schlimmer – ein dummer oder ein kluger Klugscheiß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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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 bin ich mir nicht so sicher. Auf jeden Fall war ich ein bisschen angefressen. Wir saßen da, und irgendwie fing er an, über China zu schwärmen. Wie ein verliebter Jüng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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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ür mich war das ganz neu. Ich ärgerte mich darüber und sagte ihm etwas flott formuliert: »Was jetzt in China passiert, das ist ein Turbo-KZ-Kapitalismus.«
Das mochte er wahrscheinlich nicht so gerne.
Er blaffte mich an wie ein Offizier einen Rekruten: »Ernähren Sie mal jeden Tag eine Milliarde Menschen!« Da schluckte ich und sagte angemessen leise: »Herr Schmidt, ich denke, die ernähren sich selbst. Und außerdem füttern sie auch noch die Leute, von denen sie unterdrückt, gefoltert und ermordet werden.« Damit war das Gespräch beendet. Aber jetzt kommt die unerwartete Pointe.
Die Erklärung, warum Sie ihm unrecht getan haben?
Nein. Er wollte mit dem Gespräch seinem Kandidaten Biermann vorsorglich den Puls fühlen, denn er verpasste mir den Deutschen Nationalpreis, den er wahrscheinlich wie ein Rittergut beherrscht hat. Ich hatte ja auch mal ein Spottlied über den Nationalpreis der DDR geschrieben. Und nun kriegte ich vom Ex-Wehr-machtsoffizier Helmut Schmidt den Nationalpreis übergezogen.
Hat es Sie gefreut?
Natürlich hat es mich gefreut.
Helmut Schmidt war auch in Schuld verstrickt – als Wehrmachtssoldat. Ich habe es erst nach vielen Jahren fertiggebracht, ihn zu fragen, ob er im Krieg getötet hat.
Natürlich hat er getötet. Na und?
War sein ganzes Leben danach nicht der Versuch, tätige Reue zu zeigen?
Gewiss, und das freut mein Herz. Kein Mörder kommt als Mörder auf die Welt. Mein Freund Lew Kopelew (russischer Literaturwissenschaftler, Schriftsteller und Bürgerrechtler, Anm. d. Red.) war Offizier der Roten Armee und hat natürlich gemordet. Mein Freund Arno Lustiger, der Historiker, war im KZ. Der hat mir erzählt, was dort passierte, die Morde ...
... Sie meinen, dass sich die sogenannten Kapos vergangen haben an Häftlingen?
(schweigt lange) Das kann mich doch nicht von solchen Menschen wegbringen. Mehr als die Schuld oder was ich dafür halte, kotzt mich die Heuchelei an.
Was für eine Heuchelei?
Wenn Leute nicht den Mut haben, sich zu ändern, sobald sie es endlich besser wissen. Wir gehen alle in die Irre, aber es gibt Irrtümer, die sind auf dem Niveau der Geschichte, und andere, die sind tief, tief drunter. Zum Beispiel die Illusion, es könnte einen echten Kommunismus mit menschlichem Antlitz geben. Günter Schabowski, der SED-Bonze, der aus Versehen die Mauer einen Tag zu früh geöffnet hat, er kannte dieses Problem. Auch er war schuldig. Er hat mir übrigens im Jahre 2001 erzählt, was im Politbüro passiert ist, als sie mit nur zwei Stimmen Mehrheit beschlossen haben, dass Biermann nicht eingesperrt wird, sondern ausgebürgert.
Ich wusste gar nicht, dass es Gegenstimmen gab.
Für meine Ausbürgerung statt Knast stimmten die zwei Eriche. Erich Honecker und Erich Mielke?
Ja, aber nicht aus sentimentalen Gründen. Sie wollten, dass es politisch billiger für die DDR wird.
Zum 50. Jahrestag Ihrer Ausbürgerung, auch zu Ihrem sehr runden Geburtstag kommt jetzt viel Neues über Sie auf den Markt.
Ich veröffentliche einen neuen Gedichtband, ein Kinderbuch und ein Buch mit Auszügen aus meinen Tagebüchern, die ich seit 1954 schreibe. Außerdem habe ich ein Album aufgenommen mit meinen neuesten Liedern. Vor einem Monat war ich in Köln, der Regisseur Jens Meurer hat einen Dokumentarfilm
Biermann gemacht, der Ende Oktober in die Kinos kommt. Den sollte ich mir ansehen. Ich hatte wenig Lust, mir ist dieser Biermann zu vertraut.
Warum reden Sie gelegentlich von sich in der dritten Person?
Na ja, nicht im Pluralis Majestatis, sondern weil ich mich von außen sehe, als ein Element in diesem ganzen Koordinatensystem. Diese öffentliche Figur ist nicht identisch mit mir selbst. Ich habe Sie hier bislang weitgehend authentisch erlebt.
Ja, das geht gar nicht anders. Bei Ihnen vergesse ich aus irgendwelchen Gründen, dass Sie ein Pressefritze sind.
Ich mag diese Beleidigung!
Als ich mir also in dem kleinen Kino in der Kölner Innenstadt den Film anschauen wollte, habe ich etwas Wunderbares erlebt: Wir standen vor dem Kino auf der Straße. Und eine ältere Frau kommt mit dem Rad vorbeigeschoben und sagt: »Ich erkenne Sie an der Stimme, Sie sind der Biermann!« Und ich frotzel, wie Jesus in der Johannes-Passion: »Ja, ich bin's.« Und dann zitiert diese Frau ohne Kommentar: »Wir bleiben auf ewig im selben Boot und fahren längst auf verschiedenen Flüssen.« Das sind zwei Zeilen aus einem Lied von mir. Mir fiel das Kinn runter.
Was hat Sie da so berührt?
Das Lied schrieb ich 1986 für meinen Freund Jürgen Böttcher, den Dokumentarfilmregisseur. Wir waren enge Freunde in der DDR gewesen, waren ein Herz und ein Sparkassenbuch. Hatten uns aber seit der Ausbürgerung zehn Jahre nicht se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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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önnen. Nun trafen wir uns in Paris, er hatte ein DDR-Visum, er zeigte seine Filme auf dem Filmfestival im Centre Pompidou. Und es war bitter. Wir waren uns fremd geworden. Ich schrieb dann dieses Lied. Soll ich's mal eben üben?
Er nimmt seine Gitarre und beginnt zu singen:
Der Freund hat den Freund gefunden / Wir hatten einander so hilflos lieb / Und leckten einander die Wunden / Ach, längst vertrocknete Tränentropfen / Wir quasseln das lange Schweigen tot / Und können die Löcher doch nicht stopfen / Wir bleiben auf ewig im selben Boot / Und fahren längst auf verschiedenen Flüssen.
Was für ein schönes, trauriges Lied!
Sie sind so ein Menschentyp, dem ich die letzte Zeile nicht erklären muss.
Sie haben etwas geschafft in Ihrem Leben, was nur wenige hinkriegen und worauf ich auch ein bisschen neidisch bin: Sie haben zehn Kinder!
Ja, das hat sich so ergeben.
Sind Sie ein guter Vater gewesen?
Mein Verhältnis zu den Kindern ist schön komplex und sehr verschieden. Mein erster Sohn, der Manuel, war mein Lieblingssohn. Der wurde mir geboren, als er schon ein halbes Jahr alt war, da war ich 21. Seine Mutter, Brigitte Soubeyran, hatte ihn mit dem Pantomimen Jean Soubeyran gezeugt. Aber der Vater dieses Sohnes bin ich geworden.
Manuel ist vor einigen Jahren an Corona gestorben.

Er hat sich vorgedrängelt. Ich war sehr eng mit ihm verbunden. Wenn Sie sagen, er war Ihr Lieblingskind: Haben Sie nicht Angst, die anderen Kinder damit zu verletzen?
Ach, in der Liebe gibt es keine Gerechtigkeit. Die Liebe ist wandelbar, sie kann sich ins Gegenteil verkehren. Alles kann passieren. Sie kann schwächer, stärker, anders werden. Alles andere sind elende Phrasen.
Die Menschen sind da unterschiedlich: Ich glaube, dass man Kinder auch gleich lieben kann.
Das schließe ich doch gar nicht aus. Was mich daran stört, ist nur, dass das zu einer Norm erhoben wird, dieses »Du musst alle Kinder gleich lieben, es sind doch alles deine Kinder«. Wenn man das kann, dann kann man das.
Ich habe auch deswegen gefragt, weil ein anderes Kind Ihnen zum Siebzigsten öffentlich eine Liebeserklärung gemacht hat, wie sie schöner nicht sein könnte.
Wer war das denn nun?
Nina Hagen.
Ach so. Na, die war nicht mein Kind. Die war 1965 schon zehn Jahre alt ...
Aber sie hat Sie angenommen wie einen Vater.
Ja, ja, na klar. Wenn sie überhaupt so was wie einen Vater hatte, war ich das.
Jetzt im Frühjahr hat Nina Hagen dem »Tagesspiegel« ein Interview gegeben, das tieftraurig klingt, weil sie sagt, dass sie keinen Kontakt mehr zu Ihnen hat.
Ja, natürlich. Ich sah Nina zuletzt in den Neunzigerjahren. Wir fahren längst auf verschiedenen Flüssen und schon gar nicht im selben Boot. Ich kann nicht dauernd mit ihrem Jesus Christus kommunizieren und schätzte gar nicht ihre Verbindungen mit Sahra Wagenknecht. Ich lebe schon mit zu vielen lebendigen Menschen, für die meine Kräfte kaum reichen.
Und sie sagt in diesem Interview auch, dass Sie mit einigen Ihrer Kinder keinen Kontakt mehr haben.
Das ist nicht wahr. Es gibt ein Kind, mit dem ich aus guten schlechten Gründen keinen Kontakt mehr haben will. Mit erwachsenen Kindern muss der Lebensroman nicht immer gut ausgehen. Aber ansonsten habe ich mit all meinen Kindern ein ganz normales, vertrautes Leben. Und niemand muss mich darüber aufklären, dass man Kinder lieben soll. Da kommt er zu spät, das wusst' ich schon i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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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 Aber nicht weil Sie mich das nun abfragen. Dazu sind Sie da. Aber mich nervt diese Schablone, die manche Leute in der Seele tragen: dass man mit allen Kindern gleichermaßen innig sein muss. Die Kinder sind eben eigene Menschen. Das sind keine Puppen. Es gilt nicht nur die Beziehung der Eltern zu den Kindern, sondern ja auch der Kinder zu ihren Eltern. Wir alle machen Entwicklungen durch. Kinder ändern sich, wie ich mich auch geändert habe. Auch die Beziehungen ändern sich also.
Man kann es aber auch so sehen, dass Eltern ihre Kinder vielleicht als einzige Menschen auf der Welt bedingungslos lieben.
Ja, das ist eine Phrase, der ich immer zustimmen werde.
Aber was heißt das konkret?
Sie zu lieben, auch wenn sie sich bescheuert benehmen!
Auch das ist selbstverständlich, das ist alles inklusive. Nur welches Maß diese Bedingungslosigkeit hat unter lebendigen Menschen – wir sind nicht in der Kirche –, das ist eine variable Größe. Nur bei den Toten ist es relativ stabil.
Verstehe. Ich habe noch eine Frage, die Sie möglicherweise ärgert. Halt, schmücken Sie sich nicht damit, dass mich eine Frage geärgert hat, das stimmt nicht.
Ich korrigiere mich: Ich stelle Ihnen wieder eine Frage, die bei Ihnen eine Emotion auslösen könnte. Im KiWi-Verlag veröffentlichte der Journalist Volker Weidermann, der inzwischen Redakteur der ZEIT ist, 2006 ein Buch über deutsche Lyriker und Schriftsteller. Ein wohlwollend intoniertes Kapitel ist Ihnen gewidmet. Und dann kommt der letzte Satz, der lautet: »Seitdem ist es sehr, sehr still um Biermann.« Angeblich haben Sie sich darüber so geärgert, dass Sie den KiWi-Verlag verlassen haben.
Nein, das war nicht der Grund.
Können wir das an dieser Stelle korrigieren?
Ja. Niemals verlasse ich wegen eines Satzes einen Verlag, mit dem ich so viel gemacht habe. Ich habe ihn aus verschiedenen Gründen verlassen, von Missverständnissen bis hin zu Missmanagement, was in jeder Firma mal passieren kann. Das wissen Sie wahrscheinlich zehnmal besser als ich. Aber – und jetzt lachen Sie ruhig über mich: Ich habe das meiste schon vergessen. Es ist wirklich so.
Ist das eine Gnade des Alters?
Gnade kann ja nur von Gott kommen. Und da ich nicht an Gott glauben kann, weiß ich das nicht.
Würden Sie sagen, Sie haben ein erfülltes, alles in allem auch glückliches Leben gehabt?
Sie sind ein riesiger Untertreiber, mein Lieber. Lumpenhaft bescheiden, würde Goethe sa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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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h habe nicht nur Glück gehabt, ich bin ein absolutes Glückskind! Ich hatte Glück, dass ich überhaupt gezeugt wurde, zwischen zwei Haftstrafen meines lieben Vaters, Glück, dass meine Mutter es im Bombenkrieg schaffte, mit mir auf dem Rücken zu überleben. Glück, dass ich eine Oma Meume hatte, Glück, dass ich mit sechzehn in die DDR ging. Glück, in den Sog des Berliner Ensembles zu geraten. Riesiges Glück, dass meine Lieder in der DDR verboten wurden, Glück, dass ich in die Demokratie des Westens geschmissen wurde. Riesenglück, dass ich 1983 die Frau gefunden habe, nach der ich so intensiv gesucht hatte: Pamela! Mein ganzes Leben hat sich durch sie geändert. Sie sehen: Ich bin kein Übertreiber, wenn ich sage, dass ich in all diesen Zeiten, die sehr bewegt waren und immer noch sind, bis jetzt immer großes Glück hatte.
Was wünschen Sie sich selbst zum Neunzigsten?
Das letzte Glück, das ich erleben möchte: noch vor dem dritten Weltkrieg zu sterben.
An den Sie fest glauben?
Nein, ich hoffe darauf, dass er nicht stattfindet. Ich bin ja kein Apokalyptiker. Falls es ein höheres Gesetz gäbe, dass der erst ausbricht, wenn ich endlich sterbe, dann müsste ich tausend Jahre alt werden. Und das wäre ja schrecklich! (la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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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Nun also eine weitere Herausforderung in meinem an Herausforderungen nicht gerade armen Leben: QUARTALSBERICHT; ein subjektiver Rückblick aufs abgelaufene Trimester.
Die passende Form dafür scheint mir die des literarischen Tagebuchs zu sein. Vorbild, wie so oft, sind die Journale von Thomas Mann. Als 22 Jahre nach seinem Tod die mit großer Spannung erwarteten diaries veröffentlicht wurden, war die Enttäuschung zunächst groß: Without any literary value fanden sich Beobachtungen (Gestern saß ich eine Zeit lang im Park, und da dachte ich, merkwürdig, wie die gute körperliche Entwicklung aller dieser Leute mit völliger Geistlosigkeit zusammengeht), Alltägliches (Im Garten ersten Spargel gestochen/Die Heimfahrt von G. nach H. nebelfrei) und einiges Gejammere (Die Außenseite des rechten Fußes gefühllos taub, Juckreiz auch von innen her/Meiner Nöte müde, o mein Gott, sterbensmüde). Mir gefallen diese persönlichen Einträge am besten; Banales, vermeintlich Nichtberichtenswertes. Für den Quartalsbericht hingegen gilt: Der Mix macht's.

3·7. Die Hochzeit Taylor Swift/Travis Kelce im Madison Square Garden schlug mit 30 Millionen Dollar zu Buche, die von Dua Lipa und Callum Turner mit vier Millionen (die Feierlichkeiten zogen sich über drei Tage hin, also 1,25 Mio./24 h). Hatte vorher nichts gegen die, jetzt schon, da ich es verwerflich finde, derartige Summen für private Belange auszugeben; eine Frage von Geschmack und Haltung. En passant: Die Vermählung des indischen Unternehmersohns Anant Ambani mit Radhika Merchant hat sogar eine halbe Milliarde gekostet. Geschämt haben die sich bestimmt auch nicht.

4.7. Zweihundertfünfzigster Unabhängigkeitstag der USA, Trumps Rede wie immer völlig idiotisch, immerhin ließ er seine geliebte Maga-Cap zu Hause. Ich habe (Sonnenschutz/Angst vor bad hair days) selbst gerne Kappen (Käppis, Cappys) getragen, aber das hat mir der irre Pornoking nun verdorben. Oder sollten Männer ab einem gewissen Alter sowieso keine Caps mehr tragen?
Trump war jahrelang eng mit Hugh Hefner befreundet. Ob der es bei entsprechendem Ehrgeiz auch politisch ganz nach oben geschafft hätte? Wahrscheinlich schon. In Deutschland ist so was zum Glück fast ausgeschlossen. Der einzige es zu Nennenswertem gebracht habende politische Quereinsteiger war Pastor Joachim Gauck. Guter Mann.
Zwei Jahre Trump stehen noch aus. Ich wäre dafür, dass über seine erratischen (kann das Wort nicht mehr hören) Verrücktheiten zumindest in Qualitätsmedien grundsätzlich nicht mehr berichtet wird. Einfach ignorieren, lass liegen, tritt sich fest.
8.7. Schlecht geschlafen. Gegen 10.00 Kanne Tee aufgebrüht, beim Bäcker eine sog. Laugenpeitsche besorgt, dann wie immer am Schreibtisch eingelocht. Das übliche Gestotter, nichts Zusammenhängendes hinbekommen, lediglich ein paar Ideen gesammelt: das Gesicht voller Semikolons. Wie sähe das wohl aus? Worte mit gutem Sound: perforierte Erwerbsbiografien. Auch gut: Explosionslaicher.
Der Schriftsteller Heinz Strunk führt ab jetzt vierteljährlich für uns Tagebuch – über Weltereignisse und ganz private Erlebnisse
II.7. UWE SCHMIDT WIEGT EINE TONNE.
Starker erster Satz. Ausbauen!
15.7. Schicksalsungerechtigkeit: Die am meisten am Leben hängen, müssen als Erste sterben, die sich herumquälen, sind zur Longevity verdammt.
19.7. In Miami wurden die Tate-Brüder festgenommen. Es gibt Menschen, die es einfach nicht geben darf. Gleichermaßen Erstaunen und Entsetzen darüber, dass es zu derart monströsen Deformationen kommen kann. Direkt danach wurde auch das WM-Endspiel ausgetragen. Ob sich die Tate-Brüder geärgert haben, dass sie es nicht anschauen konnten?
25.7. Morgens Beinbebrausung gegen heiße Füße (burning feet/Füße in Flammen). Beim Gang durch den Wohlerspark Idee für eine Erzählung: Bei seinen Spaziergängen trifft er regelmäßig auf eine Frau, die einen verkrüppelten, dreibeinigen Hund ausführt. Die Frau ist auffallend mager, hat lange, graue Haare und ist, wie ihr Hund, schwer angeschlagen. Er stellt sich nun vor, sich mit Frau und Hund zusammenzutun, ohne große Erwartungen und Glücksverheißungen. Als Team. Irgendwie tröstlich.
2.8. Vormittags am Schreibtisch, nicht viel zustande gebracht. Beispiele gefällig? »Mister Lemon: Sobald es lustig wird, wird er sauer.« Ein Kochbuch schreiben mit Omas schönsten Rezepten. Titel: »Am besten schmeckt die Haut.«
Nachmittags in Albert Speers Spandauer Tagebüchern gelesen: »Schirach geht vornübergebeugt mit hektischen Schritten und laut singend an der Hofmauer auf und ab; immer die gleiche Strecke hin und her. Aus den Augenwinkeln, so scheint mir, beobachtet er uns dabei. Je länger er läuft, desto leichter wird sein Schritt. Am Ende hüpft er fast und beginnt auch noch zu pfeifen. Unerträglich. So gut gelaunt gibt man sich nicht, wenn man gut gelaunt ist.«

4. 8. Romanidee Vermerke: Ein ganzes Leben wird anhand der von ihr (Frau, Anfang sechzig) handschriftlich gemachten Vermerke erzählt.

6.8. Bekanntlich ist tax the rich eine der zentralen Forderungen der Linken. Doch solange die Family-Offices mit ihren nahezu unbegrenzten finanziellen Möglichkeiten »Vermögen unschädlich« (auf diese Formulierung muss man erst mal kommen) machen, wird das nichts, schätze ich. Man würde sich wünschen, dass wenigstens ein paar von Deutschlands Superreichen dem Beispiel Marlene Engelhorns folgen, die ihre 25 ererbten Millionen über einen unabhängigen Bürgerrat an gemeinnützige Organisationen verteilen ließ. Wenn die 50 reichsten Deutschen die Hälfte ihrer Vermögen für einen guten Zweck spenden würden (patriotische Milliardäre), blieben ihnen immer noch 250 Milliarden; das könnte eventuell reichen. Ich fürchte jedoch, dass gegen die übermächtige Triebfeder Geld und Vermögensvermehrung kein Kraut gewachsen ist, eine Art psychischer Defekt. So gesehen können einem die Milliardäre auch schon wieder leidtun.
9.8. Nehme mir immer wieder vor, schriftstellerisch in neue Bereiche vorzudringen. Wiederholungen gilt es unbedingt zu vermeiden; »Fleisch ist mein Gemüse 2« oder »Der Goldene Handschuh 2« wird es mit mir nicht geben. Also, Neuland betreten/erobern, etwa mit einem Text über unechte Schwarmstädte. Heißt: Städte existieren im Entleerungskeil (Rügen über Ruhrgebiet bis zum Bayerischen Wald). Begriffe: Kohortenanalyse, kumulierte Kohortenwachstumsrate, Schwarmverhalten, Settlementverschiebung. Jüngere Jahrgangskohorten altern in ältere hinein. Im Osten wird zu 33 Prozent weniger gestorben. In Leipzig Faktor 335, heißt, von hundert Zehn- bis Vierzehnjährigen würden bei Konstanz des Wanderungsverhaltens in 60 Jahren 300 Siebzig- bis Vierundsiebzigjährige sterben. Noch tiefer in die Materie einarbeiten, dann warten, bis sich ein harter Kern der Notwendigkeit herausschält! Meine Einwirkungsmöglichkeiten beschränken sich darauf, zu warten, dass der Prozess in Gang kommt.

10.8. Ideensammlung: Die Geschichte einer Bushaltestelle (idealerweise ein volles Jahrhundert umspannend), wie Ivo Andrićs Brücke über die Drina. Die Haltestelle könnte heißen Weißes Roß oder Kalkreiße. Abends ins Casino Reeperbahn, mittlere Verluste.
12.8. Die totale Sonnenfinsternis dauerte dieses Mal zwei Minuten und achtzehn Sekunden. Aus aller Welt reisten arme Irre nach Island, um diesem Nichtereignis beizuwohnen.
Ich erinnere mich noch gut an den 11.8. 1999, die letzte Sonnenfinsternis des vergangenen Jahrtausends. Die Schutzbrillen waren Wochen im Voraus ausverkauft, und extravertrottelte Supertrottel wiesen sich als riesige Megatrottel aus, indem sie bei jeder passenden und unpassenden Gelegenheit das Wort »Kernschatten« im Mund führten. Ich war damals irgendwie anders drauf als heute und hatte außerdem jede Menge Zeit. In einer Art stillem Protest habe ich mich bei zugezogenen Vorhängen ins Bett gelegt, eine Flasche Campari ausgesüffelt und das Ereignis bei den damals populären TV-Daily-Talks verdämmert. Die dahinterstehende geniale Idee war wohl, die Finsternis irgendwie auszutricksen. Der Nachmittag ist mir in guter Erinnerung geblieben.


16.8. Reportage auf ZDFinfo über Propaganda im NS, Wochenschauen mit der Stimme des großdeutschen Sprechers Harry Giese. Ich muss an die Stimme aus der Lidl-Radiowerbung denken (Mayke Dähn). Aufgabe: Andere penetrante Stimmen (Lagerhallenstimmen) sammeln. Was ist die (geheime) Verbindung zwischen Harry Giese und der Lidl-Stimme? Könnte eine Kurzgeschichte von etwa 5.000 Zeichen ergeben.
19.8. Abends in den Tagebüchern von Walter Kempowski: »Rassenhass und Nationalismus entstanden erst, als die Menschen zu reisen begannen.« Unbestreitbar. Vor dem Schlafengehen lauwarmes Fußbad mit basischen Zusätzen.
28.8. Mit dem norwegischen König Harald ist der mit 89 Jahren älteste Monarch Europas gestorben. Pro Monat verscheiden etwa ein halbes Dutzend A-Promis, zu denen ich meist wenig bis gar keinen Bezug habe, sein Tod hat mich jedoch auf schwer zu erklärende Weise berührt. Vielleicht, weil er damals bei seiner Trauerrede für die Opfer von Anders Breiviks Amoklauf in Tränen ausgebrochen ist. Endlich mal eine menschliche Regung bei den versteinerten Monarchie-Automaten. Bild fragte nach Ablauf der Pietätspflicht, wer seine Rolex-GMT-Master (Wert: eine Million Kronen) erben wird. Ich jedenfalls nicht.
1.9. Heute (etwas altertümliche) Titel für Buchprojekte ausgedacht: Das verschlagene Mündel/Oheim ohne Anhang/Tagebuch einer Muhme. Protagonisten der Trilogie: Blasius Parmalat und seine Frau Roisine.
4.9. Im TV ein Bericht über den ehemaligen Diktator Nicolás Maduro im US-Knast. Gut gelaunt, sichtlich erschlankt und pumperlgsund wartet er auf seinen Prozess. Von Depression, Verzweiflung, gar suizidalen Tendenzen keine Spur. Hat sich in Windeseile den neuen Lebensbedingungen angepasst und macht das Beste daraus. Bei seiner Gefangennahme trug er einen grauen Nike-Trainingsanzug Tech Fleece, der wenig später in fast allen Onlineshops ausverkauft war.
5·9. Neue Talkshow in der ARD-Mediathek: Opa Winfried, abgeleitet von Oprah Winfrey. Ob das Quote bringt?
6.9. Wahl in SA. Bei Verkündung der ersten Hochrechnungen peinlicher Jubel bei der SPD (gilt m. E. auch für die Grünen) wegen mickriger 0,9 Prozent Stimmenzugewinn. Angesichts des (prognostizierten) Erdrutschsiegs der AfD hätte man die doch briefen müssen: für die TV-Kameras bitte nur eine dezent-übers-Gesichthuschende-und-sofort-wieder-verschwindende-Andeutung-eines-Lächelns. En passant: Schon Thomas Mann beklagte »die unnatürliche Frechheit der Nazis«.
Jetzt steht der große Durchmarsch im Bund an. Was allerdings fehlt, ist eine charismatische Führerpersönlichkeit, die auch in München, Frankfurt oder Bremen ziehen würde. Meine Idee für eine Short Story: fieberhafte Überlegungen in der Parteispitze, wer in Ost und West gleichermaßen funktionieren könnte. Schnell ist man sich einig, dass Höcke es (leider) nicht ist; verschlissen, viel zu radikal, und dann diese femininen Lippen. Simson-Siegmund: bringt eigentlich (fast) alles mit, aber zu ostig, Stichwort knapp daneben ist auch vorbei. Chrupalla hat allenfalls Bormann-Format, Krah, Weidel, Storch – nein, nein, nein! In einem seltenen Moment der Selbsterkenntnis treten Ambitionen und persönliche Eitelkeiten der Partei-Großkopferten zurück, und man beschließt, bis hinunter in Kreis-, Orts- und Regionalverbände zu casten. Ausgerechnet beim Landesverband Schleswig-Holstein wird man fündig. Der Mann ist mit 43 Jahren so alt wie Hitler bei der Machtergreifung, ein gutes Omen. Fantastische Leader-Ausstrahlung, aber: (sehr) schlichtes Gemüt, ein richtiger Holzkopp; kann sich kaum die wichtigsten Parolen (»Hol dir dein Land zurück!«) merken, liest stockend vom Teleprompter ab, Talkshow-Einladungen müssen abgesagt werden. Trotz enormer intellektueller Defizite räumt er instinktsicher sämtliche Gegner aus dem Weg, entwickelt sich in kürzester Zeit von der bloßen Marionette zum unbestrittenen Führer. Doch dann will er die Partei inhaltlich nach eigenen Vorstellungen formen. Seine Ideen sind aber derart dämlich/albern/irre (Beispiele ausdenken!), dass die AfD implodiert und der Spuk ein Ende hat. Das wär doch was.

10.9. Tagsüber von heißen Füßen geplagt, abends in Albert Camus' Tagebüchern 1935–1951 gelesen: »Jarry, der im Sterben lag und gefragt wurde, was er sich wünsche: »Einen Zahnstocher.« Er bekam ihn, steckte ihn in den Mund und starb zufrieden. So viel wie ein Zahnstocher – das ist der ganze Wert des begeisternden Lebens.« Fantastisch!

16.9. Noch vor dem Aufstehen in Thomas Manns TB: »Offenbar kriege ich jetzt eine Erdbeernase. Wird Zeit, dass ich abkratze.« Nachmittags eine Kürzestgeschichte (max. 300 Wörter) über die Teilnahme an einer doppelblind randomisierten, placebokontrollierten Studie geschrieben. Abends mal wieder gekocht: gebratene Bücklinge in weißer Kapernsauce, zum Nachtisch Baumkuchen mit flüssigem Schokoladenkern.
19.9. Nachlese zu Timmy (Wal): Wieder einmal wurden Verschwörer, Esos, Schwurbler, Alus, Irre aller Couleur angesichts eines Promi-Tiers an den Strand des Wahnsinns gespült. Erinnere mich an Eisbär Knut (2011), Schwan Petra (verliebte sich 2006 in ein Tretboot), Fußballorakel Paul (Krake, 2008–2010). Entscheidende Fragen blieben ungeklärt: Gehörte der mit einem Peilsender versehene Kadaver wirklich Timmy? Oder durchpflügt der putzmunter die eisigen Weiten des Nordatlantiks? Beides falsch: Er hat sich vermittels komplizierter alchemistischer Prozesse in einen Riesenwels verwandelt und lebt nun unerkannt im Bodensee.
22.9. Ein neues Wort/Begriff ist in die Welt entlassen worden: Weg-
werfagent (Low-Level-Agent). Wer weiß, vielleicht wird es zum Unwort des Jahres gewählt.
24.9. Lassen wir zum guten Schluss noch einmal Thomas Mann zu Wort kommen: »Als ich heute vor dem Spiegel Kirschen fraß, sah ich mein idiotisches Gesi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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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Fotografin Desiré van den Berg zeigt Bilder aus einem Land zwischen Aufbruch und Brauchtum, in dem die Berge ewig und die Herzen offen sind






SELIGKEIT kann man offenbar auch an einer brachliegenden Tankstelle im kirgisischen Hinterland finden. »Zwei Stunden habe ich einfach bei dieser Ruine gesessen, zugeschaut, wie Dorfkinder im magisch orangen Licht des Sonnenuntergangs spielten, während sich die Berge violett färbten«, erzählt Desiré van den Berg. Die 1991 im niederländischen Zaanstad geborene Fotografin verbrachte insgesamt drei Wochen in Kirgistan. Zu Beginn eher als neugierige (fototechnisch sehr gut ausgerüstete) Touristin, ohne Projektplan. Van den Berg hat zeitweise in Hongkong gelebt, um Chinesisch zu studieren, und ihre Liebe zur Fotografie mit Anfang 20 auf Reisen nach Vietnam und auf die Philippinen entdeckt – sie hat also eine Affinität zu Asien. Aber Zentralasien? Kirgistan? Unbekannt. »Ich fand es irre, wie wenig wir im Westen über diese Region wissen.« Dabei boomt Kirgistan als Reiseziel, das landeseigene Tourismusministerium sprach zuletzt von acht Millionen jährlichen Besuchern, bei einer Bevölkerung von 7,4 Millionen.
Einen der Einwohner lernte van den Berg gleich am ersten Tag in einem Hostel der Hauptstadt Bischkek kennen: Aisarbek. Einen jungen Mann mit buschigen Brauen und kahlem Kopf. Eigentlich war Aisarbek nur vorbeigekommen, um einem Bekannten dabei zu helfen, Fotos vom Hostel aufzunehmen. Und noch eigentlicher ist der 21-jährige Geschichtsstudent und kompetitiver Bergsteiger. Ein wenig sinnbildlich für das Land sei Aisarbek, meint van den Berg. Einerseits blutjung und aufstrebend. Die Kirgisische Republik ist seit zarten 35 Jahren unabhängig, überall steht noch sowjetische Architektur. Und rostende sowjetische Autos, sagt die Fotografin. »Man versteht oft gar nicht, wie sie da hingekommen sind, irgendwo in den Bergen oder auf einer Weide im Nirgendwo.« Gleichzeitig ist Kirgistan aber ein Land jahrhundertealter nomadischer und muslimischer Bräuche. Voller Bergdörfer, wo die Menschen in Jurten leben, den traditionellen Zelten der Nomaden. Diese sind aber so aufwendig und liebevoll dekoriert, als wären sie für die Ewigkeit in die Erde eingelassen. Mit Wandteppichen behängt, durchgeschmückt bis hin zu schwanenförmigen Serviettenhaltern, selbst gemachter kirgisischer Ketchup für das Yakfleisch auf dem Tisch. Ja, sogar das Brot, die Lepjoschka, ist derart verziert, als wäre es gar nicht dazu gedacht, irgendwann in den Bauch zu wandern. Provisorischer sehen da schon manche Wasserspeicher aus, die mithilfe leerer Colaflaschen Regen auffangen. Selbst Kinder nehmen das Pferd, um zum Supermarkt zu kommen.
Nasik, die Dame auf dem weißen Ross mit rosa Zügeln (es heißt Bulut, übersetzt Wolke), besitzt über 20 Pferde. Und ist mit ihren 18 Jahren bereits eine erfolgreiche Jungunternehmerin, die Trekkingtouren um den Song-Köl-See und das Kliemche-Tal organisiert. »Das ist natürlich etwas Besonderes in einer männerdominierten Kultur«, betont van den Berg, will sich aber keinesfalls zur großen Politanalyse von außen aufschwingen. Ebenso wenig, wie sie das Land, das immer noch diktatorisch regiert wird, romantisieren will. Genau diese gütige Nüchternheit spricht auch aus van den Bergs Bildern. Von einer Sache allerdings könne sie tatsächlich nur schwärmen: »Wenn dein Auto eine Panne hat, halten die Menschen an und helfen. Kinder fahren einfach per Anhalter heim von der Schule, die Pferde werden nicht angebunden, ich habe nicht einen Obdachlosen gesehen und mich als Frau stets sicher gefühlt. In Kirgistan gibt es ein so viel stärker ausgeprägtes Gemeinschaftsgefühl, als ich es aus unserer Gesellschaft kenne. Das hat mich tief beeindruc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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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der Mode wird gerade ein jahrhundertealtes Handwerk wiederbelebt: die Blumenstickerei. Von Dolce & Gabbana stammt die Tasche im Bild, deren Blumenmotiv mit der Petit-Point-Technik gefertigt ist. Bei Ralph Lauren gibt es einen Wollpullover mit (maschinell) aufgestickten barocken Blüten, bei Fendi eine Baguette-Bag mit handgestickten Blumen auf Veloursleder. Und der Blumenblazer von Herno ist zwar nicht bestickt, aber aus Jacquard gemacht, einem Stoff mit eingewebten Blütenmotiven und plastischer Haptik. Was all diese Stücke eint: Man will instinktiv mit der Hand darüberstreichen. Vielleicht kommt diese Mode aus unserer Sehnsucht nach dem Greifbaren, in einer Zeit, in der die unsichtbare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bald alles bestimmen könnte.

Ruben Hutschemaekers und Sebastian Schönheit bieten mit ihrer neuen Interiormarke Arwenn bezahlbares Design an, zum Beispiel diese Leuchte namens »So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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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 der Aphorismensammlung der österreichischen Schriftstellerin Marie Ebner von Eschenbach (1830–1916), aktuell neu aufgelegt vom Insel Verlag

Der Film »Staatsschutz« von Faraz Shariat spielt in Brandenburg und zeigt, wie eine junge Staatsanwältin nach einem rassistischen Angriff um Gerechtigkeit kämpft
Die Britin Keely Hodgkinson hat beim Londoner Athlos-Meeting den 800-Meter-Lauf gewonnen. Doch ihr Outfit war fast noch interessanter: ein rückenfreier Ganzkörperanzug mit Kapuze, den sie mit Nike designt hat. Ein bisschen Sams, ein bisschen Cathy Freeman, vor allem sehr, sehr schnell


Der Einkaufskorb »Accordion Market Basket« von Pueblo Europe ist leicht, lässt sich falten wie eine Ziehharmonika und passt perfekt in Supermarkt-Plastikkörbe (wird aber leider ohne den hier abgebildeten Einkauf geliefert)
Wer in den Neunzigern gerne Aaliyah und Erykah Badu gehört hat, könnte Ravyn Lenae lieben: Ihr neues Pop-R&B-Album »Blue Island« ist gerade erschienen
Der »Garden Hose«-
Ring von Avgyst
Jewelry aus Berlin ist
einem aufgewickelten
Gartenschlauch
nachempfunden
Wenn Sie uns etwas über die Liebe erzählen wollen, schreiben Sie uns an liebe@zeit.de

Selin\*, 22: »Ich war Teenager, hatte mit 15 Jahren meinen ersten Freund. Mit 18 wollte ich mehr erleben, auch mit anderen schlafen, also öffneten wir die Beziehung. Auf einer Silvesterparty passierte dann etwas Schlimmes: Ich erlebte einen sexuellen Übergriff, durch den besten Freund meines Freundes. Als mein Freund davon erfuhr, trennte er sich. Er konnte den Gedanken daran nicht ertragen – und ich sein Verhalten nicht fassen.
Ich machte weitere gewaltvolle Erfahrungen mit Männern, bis ich mich in eine Frau verliebte. Clara kannte ich aus dem Studium. Ihr lautes Lachen war mir sofort aufgefallen. Alles an ihr war »Anti-Cleangirl«, unperfekt, genau das mochte ich. Sie war klug, cool und schön. Ich spürte Zuneigung und gleichzeitig, dass wir einzeln existierten. Das war neu für mich. Wir verabredeten uns, gingen ins Theater. Sie trug ein rückenfreies Kleid, später liefen wir in hohen Schuhen durch die Stadt. Vor meiner Haustür merkten wir an gegenseitigen Blicken: Zwischen
uns war etwas anders als unter Freundinnen. Sie sagte, ihr gefielen meine kurzen Haare, dann kam sie immer näher und küsste mich. Es war das erste Mal für uns beide, dass wir eine Frau küssten. Mit Herzklopfen stieg ich allein die Treppen hinauf zu meiner WG.
Irgendwann trauten wir uns, öffentlich Händchen zu halten. Es gab keine Eifersucht, kein Drama. Nie musste ich um ein Treffen betteln. Ich fühlte mich jung und ver-
letzlich, als würde ich noch einmal neu mit der Liebe beginnen. Für das, was zwischen uns war, gab es kein Skript, wie ich es zuvor mit Männern kannte.
Dann fuhr sie eine Zeit lang weg. Wir telefonierten und chatteten immer weniger. Irgendwann verlief sich unser Kontakt, ohne Schlussstrich. Ich zog in eine andere Stadt und nahm viel mit: nämlich das Gefühl, in einer Beziehung gleichberechtigt zu sein und gesehen zu werden. Clara hat meinen Anspruch an eine Verbindung verändert, und ich werde mich nie wieder mit weniger zufriedenge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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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174cm, brünett, warmherzig, charmant, begeisterungsfähig, optimistisch und sportlich. Ich habe mehrfach im Ausland gelebt, bin reisefreudig, parkettsicher, erfolgreich und Familienmensch sowie vielseitig interessiert: Zeitgeschehen, Kulinarisches, Kultur, Wirtschaft, Politik uvm. Mit mir kann man Currywurst essen gehen oder eine Gourmetreise durch Italien genießen. Ich suche einen weltoffenen Mann auf Augenhöhe, zum Ankommen und Aufbau eines gemeinsamen Lebens voller Geborgenheit, Liebe und Aktivität. neustart12@gmx.de
Kannst du auch über das Känguru von Marc Uwe Kling lachen? Dann hätten wir schon eine Gemeinsamkeit. Wollen wir nach mehr Gemeinsamkeiten suchen? Wo willst Du es herausfinden: bei Champagner am See, bei Bananensplit in der Eisdiele oder im Wartesaal des Bürgerzentr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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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you shoe a horse, captain a boat or sort out a burst appendix?
Capable and confident man, not afraid to laugh, sought by adventurous scientist, 52, for all paths of life. Located in Northern Germany. ZA 144911 DIE ZEIT, 20079 Hamburg
Frau 60, schlank, sinnlich, mit Ausstrahlung und großartigem Hüftschwung sucht den leidenschaftlichen Mann, einen Träumenden, Suchenden, Kämpfenden, Reisenden, Liebenden... für alles, was kommt. antonia.an@t-onlin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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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f der Suche nach dem Glück und einer gemeinsamen Zukunft mit einer klugen, schönen, warmherzigen und sinnlichen Frau zwischen 40 und 55 bevorzugt aus Berlin und Umgebung. Ich bin ehrlich, treu, habe Humor, trage volles Haar und bin schlank. Als freiberuflich tätiger Dipl.-Ing. bin ich Inhaber eines gut etablierten Büros. Freue mich auf Zuschriften (gerne BmB) an: tfs14@gmx.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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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ben Sie vielen Menschen wehgetan in Ihrem Leben, Herr Bier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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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42

»Nun also eine weitere Herausforderung in meinem an Herausforderungen nicht gerade armen Leben: QUARTALSBERICHT; ein subjektiver Rückblick aufs abgelaufene Trimester.« Mit diesen Worten beginnt in dieser Ausgabe die neue Kolumne des Schriftstellers, Musikers und Schauspielers Heinz Strunk. 1962 in Bevensen geboren, wurde er ab den Neunzigern mit dem Komikertrio Studio Braun bekannt, 2004 erschien sein Debütroman »Fleisch ist mein Gemüse«. Mehrfach war Strunk für den Deutschen Buchpreis nominiert, gerade ist sein neues Buch »Memories of Heidelberg« herausgekommen. Für uns führt er nun viermal im Jahr Tagebuch, über Weltereignisse und private Erlebnisse, über Trump, Superreiche und Laugenpeitschen. Wie auch immer das nächste Quartal wird, eines ist sicher: Heinz Strunk schreibt mit. Wir wünschen viel Lesevergnügen! Ihre ZEITmagazin-Redaktion
Außerdem im Heft:
12 »Ich bin oft unsicher«
Ein Gespräch mit dem Liedermacher und Lyriker Wolf Biermann über sein Leben

26 Zwischen Boom und Bräuchen
Die Fotografin Desiré van den Berg zeigt faszinierende Bilder aus Kirgi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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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H kann es nicht anders sagen, aber ich verspüre einen gewissen Respekt vor dem Remmo-Clan. Zumindest einiges von dem, was sie machen, ist pure Unterhaltung. Die Remmos sind eine, wie die Autoren von Wikipedia in herrlichem Lexikondeutsch schreiben, »vor allem in Deutschland ansässige arabische Großfamilie, die der Clan-Kriminalität zugerechnet und mit schweren Straftaten in Verbindung gebracht wird«. Ich will da nichts beschönigen oder verharmlosen: Remmos wurden wegen brutaler Angriffe verurteilt, sie sollen in Mordfälle verwickelt sein, und es wäre ganz eindeutig richtig, wenn die Staatsmacht sie in einer Weise in die Schranken weisen würde, die allen Bürgern dieses Landes das Gefühl gibt, dass die Staatsmacht halt wirklich existiert.
Aber solange das nicht ausreichend gelingt, staune ich auch immer wieder. In Dresden, einer Stadt, in der ich eine schöne Zeit meines Lebens verbracht habe, haben die Remmos vor einigen Jahren die größten Schätze Sachsens geklaut. Sie sägten die Gitterstäbe des historischen Grünen Gewölbes auf, zündeten zur Ablenkung einen Stromverteilerkasten an und kletterten frühmorgens in die Schatzkammern meiner
Heimat, um sich den Schmuck vergangener Könige unter die Nägel zu reißen. Noch vorher waren sie, ebenfalls zu dunkler Stunde, ins Berliner Bode-Museum eingebrochen und hatten eine 100 Kilogramm schwere Goldmünze namens »Big Maple Leaf« im Wert von fast vier Millionen Euro geklaut. 2014 sprengte ein Remmo eine Sparkassenfiliale in Berlin-Mariendorf in die Luft, die neun Millionen Euro Beute sind bis heute verschwunden. CDU und SPD verzweifeln seit Jahrzehnten an den Remmos, weil ihre Innenminister es nicht schaffen, dieser Familie zu zeigen, dass all das, was sie tut, in Deutschland ja wohl irgendwie eigentlich nicht so richtig möglich sein dürfte. Für die AfD sind Familien wie die Remmos wiederum das größte Wahlkampfgeschenk, das man sich vorstellen kann, sozusagen die Flüchtlingsfamilie des Misstrauens.

Am Wahlabend von Berlin, dem 20. September, wurde Clan-chef Issa Remmo auf einer Party der Linken gesichtet. Vertreter der Partei versuchten danach wortreich zu erklären, wieso man nun wirklich überhaupt keine Nähe zum Remmo-Clan verspüre. Elif Eralp, vom RBB nach dem sozialistischen New Yorker Bürgermeister als »Spree-Mamdani« bezeichnet und womöglich bald Regierende Bürgermeisterin von Berlin, sagte im Fernsehen, auf die Remmo-Bilder angesprochen: »Mit organisierter Kriminalität wollen wir wirklich nichts zu tun haben.« WOLLEN! WIR! NICHTS! Haben wir aber?
Issa Remmo sieht auf den Fotos, die auf der Linken-Wahlparty entstanden sind, sehr entspannt aus. Irgendwie so, als hänge er auf einer sehr guten All-inclusive-Party auf Mallorca ab. Ein Freund von mir fragte mich per SMS, ob wir da gerade den künftigen Berliner Innensenator sehen, Issa Remmo, Chef der Polizei. Remmos Sohn veröffentlichte einen Chat mit dem Neuköllner Bundestags-abgeordneten der Linken, Ferat Koçak, der ihm schrieb: »Grüße mit Respekt zurück an deinen Vater«. Issa Remmo selbst sagte der Berliner Morgenpost, er fühle sich in Deutschland erstmals von einer Partei unterstützt. Die Remmos haben die Linke unterwandert? Es wäre die perfekte Guerilla-Aktion. Es gibt eine linke Kunst-Aktionsgruppe, die sich »Zentrum für politische Schönheit« nennt. Die Gruppe hat das Holocaust-Mahnmal auf dem Nachbargrundstück von Björn Höcke nachgebaut und ein Sommerinterview mit AfD-Chefin Alice Weidel mit lauter Musik gestört. Die Remmos sind im Grunde ein Zentrum für politische Schönheit, aber entschlossener und leider im Dienst der AfD.
Martin Machowecz, stellvertretender Chefredakteur der ZEIT, schreibt hier jede Woche

Weintraubentarte mit Thymian
Für eine Springform mit 24 cm Durchmesser – für den Teig: 100 g Butter, 70 g Zucker, 1 Ei, 200 g Mehl, 1 Prise Salz; für den Belag: 550 g Trauben (am besten kernlose), 50 g Zucker, 2 gestrichene EL Maisstärke, Saft einer $\frac{1}{2}$ Zitrone, 1 Prise Salz, $\frac{1}{2}$ TL Thymianblättchen, 1 EL Butter
MIT 550 Gramm Trauben kann man ungefähr zwei Gläser Wein herstellen. Nimmt man Trauben aus dem Supermarkt, die in der Plastikschale, wird wahrscheinlich kein besonders guter Wein daraus. Aber verwendet man ebendiese Trauben, die fast selbst aussehen wie aus Plastik, für eine Weintraubentarte: tolles Ergebnis. Ich gebe ein bisschen Thymian dazu: noch besser.
Für den Teig Butter mit der Hand in den Zucker kneten. Ei unterrühren. Mehl und Salz in einer Schüssel vermengen, zur Zucker-Butter-Masse geben und alles zügig verkneten, bis ein glatter Teig entsteht. Teig auf den Boden einer mit Backpapier ausgelegten Springform drücken, dabei einen kleinen Rand stehen lassen. Dann den Teig etwa eine Stunde lang im Kühlschrank ruhen las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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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ür den Belag die Trauben waschen, abzupfen und in eine Schüssel geben. Einige Trauben halbiere ich. Dann dazugeben: Zucker (wer Kuchen schnell zu süß findet, nimmt weniger als angegeben), Stärke, Zitronensaft, Salz, Thymianblättchen. Alles kurz vermengen.
Trauben möglichst gleichmäßig auf dem Teig verteilen. Butter in kleine Flocken schneiden und über die Trauben geben.
Von Elisabeth Raether
Und dann die Tarte bei 190 Grad Umluft 35 bis 45 Minuten lang backen.
Foto Silvio Knezevic
DIE Musikerin Charli xcX, 34, hat sich für den Playboy ausgezogen, aber das ist untergegangen – wohl, weil alle damit beschäftigt waren, sich über die Schauspielerin Sydney Sweeney, 29, aufzuregen, die sich für eine Sportwettenplattform ausgezogen hat. Da hagelte es Protest von Athletinnen, Sweeney habe sie im Kampf um Gleichberechtigung um Jahre zurückgeworfen, Sportlerinnen sähen anders aus, et cetera (niemand hat behauptet, dass Sweeney eine Sportlerin sei, aber egal). Mit den Nacktfotos von Charli xcX hatte keiner ein Problem. Und waren wir nicht 2025 noch alle empört, als man den Gästen des Filmfestivals in Cannes verbieten wollte, zu viel Haut zu zeigen? Nacktheit ist offenbar nicht gleich Nacktheit. Sweeney hat sich für die Werbung einer Sportwetten-App ausgezogen, also explizit für Männer. Die Geilheit der Männer zu bedienen, gilt als unmodern. Cool hingegen ist, sich »aus Spaß« auszuziehen, so wie Charli xcX für den Playboy (der nicht mehr ist, was er mal war). Irgendwo las ich auch, hinter der Sweeney-Kampagne stecke die Strategie, mit einer heißen republikanischen Blondine den Hass der Linken anzuheizen – Sweeney sei also eine Marionette, mit der das Unternehmen seine konservative Haltung betone. Aber tut am Ende nicht jede Frau, die sich freiwillig auszieht, das Gleiche: nämlich Aufmerksamkeit und damit potenziell viel Geld generieren? Wenn man sich schon empören will, dann doch am ehesten über diesen billigen Trick. Was bei all der Aufregung übrigens noch unterging, ist das T-Shirt mit dem Spruch »Bring back shame«, das der Designer Conner Ives jüngst in New York präsentierte. Wäre uns Frauen eigentlich geholfen, wenn wir wieder mehr Scham empfinden, also mehr bedecken würden? Aber seinen sonstigen Entwürfen nach zu urteilen träumt Ives vom Comeback einer anderen Art von Scham, etwa jener, die Männern wie Donald Trump fehlt. Und anscheinend wirkt das T-Shirt schon! Neulich wurden meine Freunde und ich beim Überqueren der Straße fast von einem Sportwagen umgefahren. Wir brüllten dem Raser allerhand Schimpfwörter hinterher, und als er kurz darauf an der Ampel neben uns hielt, passierte etwas Erstaunliches: Er entschuldigte sich. Das war zwar in Hannover, nicht in New York, aber: immerhin eine gute Nachricht.

Wenn sich die Musikerin Charli xcx freizügig zeigt, bleiben alle entspannt

Fotografie: kerstinjacobsen.com | Gestaltung: schroeder-design.net

Ali Monis Naqvi, 30, hatte gelesen, dass wir vielleicht zu den letzten Generationen gehören, die Glühwürmchen erleben. Als er in den Westghats, einem Gebirge in Indien, Tausende an einer Palme leuchten sah, blieb er stehen. Sie erinnerten ihn an Gespräche mit seiner Großmutter, an das Gefühl von Heimat, an all die Momente, die sich nicht festhalten las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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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R BIERMANN, ich habe eine kleine Bitte: Sie sind ein fabelhafter Erzähler, das wissen Sie. Aber manche Antwort von Ihnen sprengt jedes Interviewformat, weil sie allein schon eine Seite füllen kann ...
... ich weiß! Tun Sie mir die Liebe und sich den Gefallen und unterbrechen Sie mich ungeniert. Und das sage ich nicht aus Höflichkeit, das meine ich wirklich.
Abgemacht! Wir führen dieses Interview einen Tag nach der Wahl in Sachsen-Anhalt, mit einem Ergebnis, das ich mir noch vor nicht allzu langer Zeit nie hätte vorstellen können. Wie geht es Ihnen damit?
Ich bin wahrscheinlich nicht so hysterisch, nicht so entsetzt wie Sie.
Ich bin nicht hysterisch. Aber als Bürger schon etwas ratlos und bedrückt.
Das ist ja wohl erlaubt. Wer in dieser Situation nicht ratlos ist und sich nicht bedrückt fühlt, ist ein Träumer.
Was ist Ihre Erklärung für den Siegeszug der AfD?
Wir leben in einer unglaublich reich ausgerüsteten Demokratie, in einem Wohlstand, den die Deutschen noch nie erlebt, mit Freiheiten, die wir noch nie genossen haben. Das heißt, uns geht es grauenhaft gut! Gefährlich gut! Wir haben zu viel Glück gehabt in der Weltgeschichte.
Sie meinen: Wenn's dem Esel zu gut geht ...?
Aber es sind ja in diesem Fall nicht die Götter, sondern die Wähler.
Die AfD-Wähler sind ja nur der Ausdruck dieser Situation, dass die Deutschen einen geradezu irrsinnigen Vorsprung an Reichtum und Wohlstand und Frieden haben. Das ist der Grund, warum fast alle Flüchtlinge der Welt nach Deutschland wollen. Das sind ja keine Dummköpfe. Die können auch bis drei zählen.
Kann es nicht sein, dass die Wählerinnen und Wähler im Osten Angst haben um ihren bescheidenen Wohlstand, um den Frieden und auch Angst vor den vielen Flüchtlingen – und deswegen in Massen AfD wählen?
Ja, aber die Schweizer haben auch diesen aufreizenden Wohlstand. Die Norweger nagen auch nicht am Hungertuch, weder
geistig noch materiell. Sie leben aber ihren Wohlstand gelassener. Beide Länder sind viel reicher als der Osten Deutschlands und haben doch ebenfalls starke rechte Bewegungen. Aber bleiben wir in Deutschland: Warum ist gerade im Osten die AfD so erfolgreich? In Hamburg haben wir keine 44 Prozent für die AfD. Das wird's wahrscheinlich auch nie geben.
Das würde ich nicht sagen, denn wir hatten hier in Hamburg, wo wir beide gerade sitzen, 99 Prozent Heil-Hitler-Deutsche. Immer sachte!
Die Rückkehr der Barbarei halten Sie zu jedem Zeitpunkt für denkbar?
Immer, natürlich.
Sehen Sie die AfD in einer Linie mit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Nein, nicht mit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Der war noch schlimmer. Sondern mit dem Faschismus. Das ist, wie manche jetzt endlich mal lernen müssen, nicht ganz dasselbe. Madeleine Albright, die ehemalige Außenministerin der USA, hat ein tief-sinniges Buch darüber geschrieben (Faschismus. Eine Warnung; Anm. d. Red.), das Sie bestimmt längst gelesen haben.
Nein.
Würde sich lohnen, ein sehr gutes Buch! Weil sie es geschafft hat, den Faschismusbegriff loszulösen vom Nationalsozialismus, ihn tiefer und breiter zu fassen. In ihrem Sinne ist Wladimir Putin ein Faschist, ist Xi Jinping ein Faschist, aber kein Rechter.
Die gemeinsamen Merkmale sind demnach Einparteienstaat, Homophobie, Angst vor dem Fremden, Unterdrückung freier Medien, soziale Ungleichheit?
Ja, das alles.
Würden Sie auch die Milliardäre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dazu zählen, die Digitalfürsten?
Klar. Die haben alle nur verschiedene Kostüme für dieselbe Substanz: Menschenverachtung, Unterdrückung anderer, Macht ausüben.
Sehen Sie die AfD wirklich als faschistische Partei?
Ja. In dem Sinne, wie ich es bei Albright gelesen habe. Sie hat mir geholfen, meinen Scheuklappen-engen Blick, den ich als deutsches Kommunisten- und Judenkind habe, zu erweitern.
Halten Sie denn auch die Wähler der AfD für faschistoid?
Ach, das ist so ein Schlagwort der Linken, die jeden, den sie zum Kotzen finden, faschistoid nennen. An dieser Inflationierung will ich mich nicht beteiligen.
In der ZEIT haben Sie mal gesagt, die Ossis seien eben Ihre Leute, egal, ob Sie sie zum Küssen oder zum Kotzen finden. Gilt das auch für AfD-Wählerinnen und -Wähler?
Natürlich. Weil wir aus demselben Drama kommen, aus demselben Elend. Nur mit sehr verschiedenen Biografien, die sich ja kein einzelner Mensch aussuchen kann. Ich bin mit diesen Ostmenschen viel, viel tiefer verbunden. Es ist im Grunde ein politischer Liebeskummer.
Dass diese Menschen jetzt AfD wählen?
Ja, es bedrückt mich in höchstem Maße, wenn sie jetzt Propagandalügen à la Putin und à la Trump gegen unsere Demokratie verbreiten. Sie reden unser Land schlecht, obwohl sie so elegant rausgekommen sind aus dem Ostblock. Warum? Weil sie zu wenig dafür tun konnten und mussten. Anders als die Polen und die Rumänen und all diese sozialistischen Brudervölker, die uns Ostdeutsche beneidet haben um unseren reichen großen Bruder im Westen.
Deshalb reden sie jetzt den Westen schlecht?
Sie reden die neue Gesellschaft schlecht, genau. Ich bin kein Psychologe. Aber laienhaft gesagt: Es ist in der Politik wie zwischen einzelnen Menschen. Wenn wer jemandem zu viel ver-
WOLF BIERMANN, 89, stammt aus Hamburg. Sein Vater Dagobert Biermann, Jude und KPD-Mitglied, wurde 1943 in Auschwitz ermordet. 1953 siedelte Biermann in die DDR über. Er wurde als Dissident 1965 mit einem Auftritts- und Publikationsverbot belegt und 1976 ausgebürgert. Später engagierte er sich zeitweise in der Friedensbewegung, distanzierte sich vom Kommunismus und blieb künstlerisch aktiv. Er lebt mit seiner Frau Pamela in Hamburg-Altona
dankt, dann ist sein Affekt: Er will sich revanchieren – damit er mit dem anderen auf Augenhöhe weiterleben kann. Wenn ich aber merke oder mir einbilde, dass dies nie und nimmer zu schaffen ist, dann rede ich alles, was ich verdanke, klein und zudem auch noch schlecht.
Wenn alles faschistisch ist, Putin, Xi, die AfD: Wo ist da für Sie noch die Trennlinie zum Kommunismus?
Der Kommunismus war in dem Sinne, wie ich das Wort jetzt verstehe, eine Form des Faschismus.
Unterscheidet Kommunismus sich nicht vom Faschismus durch den Gedanken, dass die Menschen gleich sind?
Ja, aber wie Sie auch ohne Orwell wissen: Es sind immer einige gleicher. Dass die Menschen gleich sind, halte ich für eine Illusion, eine Phrase. Freilich haben Sie recht, die Idee des Marxismus hatte einen humanistischen Glutkern, die Ideologie des Faschismus war immer nationalistische, rassistische Kälte.
Ein Ulrich Siegmund, ein Björn Höcke oder ein Hans-Thomas Tillschneider, die machen ja Stimmung gegen Migranten. Das kann man der Linken, bei allen Irrungen und Wirrungen, allemal in Deutschland nicht vorhalten.
Wieso? Die Linken kommen aus der Tradition des kommunistischen Tierversuches an lebendigen Menschen. Sie unterscheiden sich, was das betrifft, in überhaupt gar nichts.
Die Linken reden nicht von Remigration.
Nein, nein, nein. Die Kommunisten haben nicht Remigration gemacht, sondern sie haben die Menschen in Züge gebracht und in die Vernichtungslager geschafft und liquidiert.
Das haben die Nazis auf furchtbarste Weise praktiziert!
Ich würde sagen, die Kommunisten sind schlimmer, weil sie sich tiefer geirrt haben und weil sie aus einem humanen Affekt kommen. Als Friedrich Engels nach Manchester fuhr, um seine Baumwollfabrik zu managen und den Mehrwert zu ernten, den er brauchte, um Marx zu pampern, war er wirklich entsetzt über das Elend der Arbeiterklasse und hat darüber ein sehr schönes Buch geschrieben, das Sie nicht lesen müssen: 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Ich musste es lesen, weil es zu meiner Ausbildung gehörte – als Marxist. Und wenn die Emanzipation der Ausgebeuteten aus diesem Elend dann in eine Form der mörderischen Brutalität rüberkippt, tut das viel mehr weh, als wenn zum Beispiel die Nazis munter morden.
Haben Sie keine Angst, mit solchen Vergleichen den Holocaust zu relativieren – was seit Jahrzehnten eine Herzensangelegenheit der Rechtsextremen ist?
Ich finde den hierarchischen Blick des Moralbuchhalters auf eine Rangordnung der größten Menschheitsverbrechen zynisch. Man kann nur Dinge vergleichen, die verschieden sind. Und das ist keine Gleichsetzung. Ich zum Beispiel bin auf eine verzweifelte und grauenhafte Weise glücklich darüber, dass mein Vater das Privileg hatte, von seinen Todfeinden in Auschwitz ermordet zu werden und nicht von seinen Genossen in Workuta (einem der größten sowjetischen Gulags, Anm. d. Red.).
Aber Sie waren doch selbst Kommunist.
Ja, eben, deswegen. Man kann nur mit den Illusionen brechen, in die man reingeboren wurde. Und wenn mein Vater SS-Obersturmbannführer gewesen wäre, wäre meine Lage ganz anders. Dann wäre ich dazu verurteilt, mich daran abzuarbeiten. Nun komme ich aber durch Zufall der Geburt aus einer Juden- und Kommunistenfamilie, und das erzeugt natürlich einen Schicksalskummer.
Dieser Schicksalskummer scheint Sie schon ein Leben lang zu begleiten.
Von Anfang an. Aber egal, aus welchem Nest wir kommen: Für uns alle gilt ein Satz, den ich mir selbst gerne unter die Nase halte. Den habe ich von Jean-Paul Sartre gelernt, als ich ihn Ende der Siebzigerjahre, kurz nach meiner Ausbürgerung, in Paris besuchte. Er hatte mich eingeladen, ihm ein paar Lieder vorzusingen. Ich saß also bei ihm und trank Tee, den uns seine Zugehfrau servierte, dachte ich jedenfalls. Als ich mit meiner Freundin, die mich begleitet hat, die Treppe runterging, fragte ich sie: »Was war das bloß für ’ne Frau, die uns den Tee serviert hat?« Da sagte sie: »Du Dummkopf, das war Simone de Beauvoir!«
Hat Sartre sie wie eine Bedienstete behandelt?
Nein, nur ich habe sie so gesehen. Hegel sagte: Man erkennt nur das, was man kennt.
Und wie lautet nun der Satz von Sartre?
»Es kommt nicht darauf an, was man aus uns gemacht hat, sondern darauf, was wir aus dem machen, was man aus uns gemacht hat.«
Wie haben Sie reagiert?
Ich sagte ihm: »Lieber Herr Sartre, den Satz kenne ich schon, den habe ich in Ihrem Buch gelesen.« Da blaffte der Sartre: »Sie singen ja auch immer die gleichen Lieder!«
Konnten Sie mit dem Satz auf Anhieb etwas anfangen?
Ja, konnte ich – ich habe Philosophie und Mathematik studiert, und so schwer ist der Gedanke ja nun auch wieder nicht.
Was bedeutete er für Sie?
Keiner von uns hat Einfluss darauf, in welches Koordinaten-system er geworfen wird. Wir sind alle gemacht. Aber wenn man älter, erwachsener wird, werden wir immer mehr verantwortlich für das, was wir sind. Das fällt manchen leichter und manchen schwerer. Den Nazi-Kindern meiner Generation ist es unheimlich leichtgefallen, sich von ihren Nazi-Eltern zu distanzieren. Schon weil die den Krieg verloren haben und ganz offensichtlich schuld waren an dem ganzen Elend. Mir fiel es unglaublich schwer, mich von meinem kommunistischen Vater zu distanzieren ...
... ohne ihn symbolisch ein zweites Mal zu ermorden?
Wer will schon seinen Vater umbringen?
So wie ich Sie einschätze, haben Sie niemals eine Therapie gemacht ...
Auf die Idee bin ich nie gekommen. Meine Therapie ist, ein Gedicht zu schreiben.
Dafür kennen Sie sich erstaunlich gut aus mit psychologischen Mustern.
Wer weiß. Es gibt ein deutsches Sprichwort: Kein Mensch kann höher springen, als sein Arsch kommt. Ich kann nicht klüger sein, als ich bin. Aber ich darf auch nicht dümmer sein, als ich bin. Das ist unmoralisch.
Sie haben nicht nur die Nazizeit, sondern auch den Krieg am eigenen Leib erlebt – und Armut.
Ja.
Was nehmen Sie aus dieser Erfahrung mit?
Ach, Armut ist so relativ. Ich hatte mein Leben lang mehr, als ich brauchte, weil ich immer etwas weniger ausgab, als ich hatte. Auch als Knabe. Und wenn es nur achtzig Pfennig waren.
Können Sie sich an Ihr erstes eigenes Geld erinnern?
Ja, das habe ich meiner Mutter geklaut.
Ihrer eigenen Mutter?
Ich habe mit meiner Mutter 1945/46 ein Jahr in einer requirierten Villa in Hamburg-Wandsbek gelebt, wo ehemalige KZ-Häftlinge und politisch Verfolgte untergebracht waren – Kommunisten, Sozialdemokraten. Unsere Herberge hatte den abstrusen Namen »KZ-Heim«.
Biermann geht in die Küche und zeigt ein gemaltes Bild dieses Heims, das seine Frau Pamela auf einem Flohmarkt gefunden hat: eine Riesenvilla. Später hat Gyula Trebitsch dort eine Filmfirma gegründet.
Ich habe also in dieser Villa in einem halben Wintergarten gelebt. Dort stand ein Klavier rum. Jeder, der da vorbeiging, spielte den Flohwalzer oder zwei Takte von irgendeiner Etüde aus der Kinderzeit. Ein kommunistischer Widerstandskämpfer aus dem Spanischen Bürgerkrieg brachte mir das Lied von den Moorsoldaten bei – und wunderte sich, dass ich das sofort konnte mit meinen kleinen Wurstfingern. Ich war neun Jahre alt.
Sie haben es da zum ersten Mal gehört?
Nein, meine Mutter hatte mir das Lied schon beigebracht. Der Spanienkämpfer beschloss auf jeden Fall, dass ich jetzt Klavierunterricht bekommen muss, an diesem KZ-Heim-Klavier. Meine Mutter wäre nie auf so eine bürgerliche Idee gekom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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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 zogen dann nach Langenhorn-Nord. Da standen keine Klaviere rum. Und meinem Onkel Kalli, dem Bruder meiner Mutter, gelang es, einen Sack Lucky-Strike-Zigaretten im Freihafen zu klauen. Und den hat er nicht verraucht, verfressen oder versoffen, sondern er hat dem Sohn seines ermordeten Genossen Dagobert Biermann dafür ein Klavier eingetauscht. Und so kriegte ich im Borner Stieg 37 Klavierunterricht bei einem jungen, schönen Mädchen. Inge hieß sie. Für jede Stunde pro Woche gab meine Mutter mir einen Fünfmarkschein auf die Hand. Und als ich nach drei Jahren Klavierunterricht keine Lust mehr hatte, weil ich nun lieber Gitarre spielen wollte, bin ich nicht mehr hingegangen. Hatte aber Angst vor meiner Mutter. Und habe immer die fünf Mark genommen. Nach einem Jahr traf Emma zufällig meine Klavierlehrerin, die sagte: »Oh, wie schade, Frau Biermann, Ihr Sohn ist sooo begabt, und ich hätte ihn gerne weiterunterrichtet!« lange hatten Sie das Geld kassiert?
Ein Jahr ungefähr. Jede Woche zweimal fünf Mark. Als meine Schande rausgekommen war, verteidigte ich mich nicht, sondern ging in unser Schlafzimmer und holte unter der Matratze eine Zigarrenkiste raus. Und da lagen alle Fünfmarkscheine geschichtet. Ich habe sie mit großer Geste meiner Mutter gegeben – als Stoßdämpfer.
Und wie hat Ihre Mutter das aufgenommen?
Das hat sie beeindruckt, sie war ein wenig weniger wütend auf mich.
Haben Sie Ihre Mutter sehr geliebt?
Ja, natürlich. Sie war ja zugleich auch mein Vater. Als wir 1943, vor der Ausbombung, noch in Hammerbrook in der Schwabenstraße 50a lebten, in einem Hinterhaus am Kanal, ging ich jeden Morgen zur Wohnungstür, in den Hausflur. Und im Treppenhaus stand mein kleiner Leiterwagen, mit dem ich immer spielte. Jeden Morgen lag darin ein Gruß von meinem Vater: ein Stück Zucker, ein Bonbon oder ein Keks. Jeden Morgen aß ich praktisch den Leib Jesu meines Vaters: die katholkommunistische Oblate auf der Zunge. Weit wichtiger als das war die lange Geschichte meiner Mutter, wie abenteuerlich dieser Keks oder das Bonbon aus Bremen-Oslebshausen, wo mein Vater eingesperrt war, zu uns gekommen war.
Das hat Ihre Mutter jeden Tag für Sie erfunden?
Ja, wie der Keks durch die Lüneburger Heide gekommen, wie er durch die Elbe geschwommen ist. Oder wie ein Vogel ihn in den Schnabel genommen und nicht gefressen, sondern mir gebracht hat. All das hat sie sich ausgedacht. Und ich fragte nicht, wieso ein Keks durch die Elbe schwimmen kann! So wuchs ich jeden Tag mit meinem Vater auf – obwohl er nicht da war. Und deswegen ist Ihre Frage, ob ich meine Mutter liebe, ein bisschen absurd, weil meine Mutter mein Vater war und mein Vater meine Mutter.
Ja, aber ich kannte ja diese Geschichte nicht.
Jedenfalls können Sie so besser verstehen, warum ich so lange Jahre brauchte, mit dem Kommunismus zu brechen. Weil ich meinen ermordeten Vater nicht noch mal totschlagen wollte.
Und um Ihre Mutter vielleicht nicht zu enttäuschen.
Natürlich auch das.
Haben Ihnen Ihre Mutter oder Ihre Oma Meume, der Sie ein berühmtes Lied gewidmet haben, auch körperliche Zärtlichkeit geben können? Oder hatten sich die Menschen dieser Generation durch das Leben eine gewisse Härte angeeignet?
Gewiss haben sie das, aber mit mir waren sie sehr zärtlich. Und ich bin beides: viel größer und viel zärtlicher. Ich bin auch viel lustiger und viel trauriger. Die Amplitude ist größer als normal. Das ist keine Schuld und auch kein Verdienst von mir. Aber ich rede jetzt schon, als wenn ich bei Ihnen auf der Couch läge ...
Wann haben Sie das erste Mal gemerkt, dass Sie auf Menschen eine große Anziehungskraft ausüben?
Als ich meiner Klavierlehrerin Inge eine Sonatine von Clementi vorspielte. Ich war schon neun, und sie war erst neunzehn. Und sie saß neben dem Klavier und weinte.
Obwohl sie das Stück kannte – und Ihnen ja beigebracht hatte.
Sie kannte das rückwärts und vorwärts. Aber sie weinte und sagte mir: »So werde ich es niemals spielen können!« Das hat mich aber nicht besoffen gemacht. Keine Sorge. Ich war keine Sekunde in meinem Leben selbstbesoffen. Null.
Was macht Sie da so sicher?
Weil es nicht passt. Ich bin oft unsicher. Ich fürchte mich. Ich habe alle Schwankungen, wie andere lebendige Menschen auch: himmelhoch jauchzend, zu Tode betrübt, wie es heißt – und alle Variationen, wie es den Hobbypsychologen gefällt.
Ist die Bühne ein Ort, an dem Sie sich sicher fühlen?
Nein, da fühle ich mich auch nicht sicher.

Sie wirken nicht so. Sie wirken wie jemand, der die ganze Energie des Publikums aufnimmt und dadurch stark wird.
Ich gebe mir Mühe, es gut zu machen. Ja, ich will es gut machen.
Ich will ein schönes Lied nicht zersingen.
Wie zersingt man ein schönes Lied?
Indem man es nicht genügend geübt hat. Es ist so banal. Ich werde jetzt im November in einigen Konzerten ein Lied singen, das ich schon mal zersungen habe bei einer Feier für Else Lasker-Schüler (deutsche Dichterin der avantgardistischen Moderne, Anm. d. Red.) in Wuppertal-Elberfeld. Da habe ich es so zersungen, dass ich mich am liebsten mit einem nassen Handtuch erschossen hätte.
Und geht Ihnen das wirklich lange nach?
Ja, es kränkt mein Herz, es grämt und beschämt mich.
Sie haben gerade gesagt, dass Sie größer, aber auch zärtlicher sein können als andere. Haben Sie vielen Menschen wehgetan in Ihrem Leben?
Hoffentlich – und zwar den Richtigen!
Vielleicht auch den Falschen?
Aber bestimmt. Das passiert doch im Getümmel. Und zwar im privaten Leben, in der sogenannten Liebe, aber auch im öffentlichen. Ich habe zum Beispiel Ihrem Freund Helmut Schmidt unrecht getan.
Wodurch?
Na ja, er wollte 1980 wieder Kanzler werden und der Strauß auch. Da schrieb ich ein Spottlied auf ihn. Das können Sie nachhören auf meiner Schallplatte Eins in die Fresse, mein Herzblatt.
Wie haben Sie denn damals auf Schmidt und Strauß geschaut?
Der eine war Wehrmachtsoffizier und der andere Offizier bei der Wehrmacht, habe ich gesungen. Es war ein Spottlied auf Schmidt, was ich heute nie mehr so schreiben würde. Natürlich ist dem Schmidt das zu Ohren gekommen. Und natürlich hat ihn das geärgert. Zwanzig Jahre später, als er nicht mehr Bundeskanzler, sondern Herausgeber der ZEIT war, lud er mich zu einem Gespräch ein. Ich wusste nicht, was er von mir wollte. Wozu braucht der mich? Und ich dachte: Wahrscheinlich Fragen zur DDR. Wie ist das so im Osten, Herr Biermann? Können Sie mir mal dies oder das erklä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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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 unterhielten uns über das und dies. Und ich merke sehr schnell: Der will von mir überhaupt nichts verklart haben. Der weiß alles sowieso besser. Er war ein Klugscheißer, aber ein kluger Klugscheißer. Und da frage ich Sie: Was ist schlimmer – ein dummer oder ein kluger Klugscheiß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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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 bin ich mir nicht so sicher. Auf jeden Fall war ich ein bisschen angefressen. Wir saßen da, und irgendwie fing er an, über China zu schwärmen. Wie ein verliebter Jüng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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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ür mich war das ganz neu. Ich ärgerte mich darüber und sagte ihm etwas flott formuliert: »Was jetzt in China passiert, das ist ein Turbo-KZ-Kapitalismus.«
Das mochte er wahrscheinlich nicht so gerne.
Er blaffte mich an wie ein Offizier einen Rekruten: »Ernähren Sie mal jeden Tag eine Milliarde Menschen!« Da schluckte ich und sagte angemessen leise: »Herr Schmidt, ich denke, die ernähren sich selbst. Und außerdem füttern sie auch noch die Leute, von denen sie unterdrückt, gefoltert und ermordet werden.« Damit war das Gespräch beendet. Aber jetzt kommt die unerwartete Pointe.
Die Erklärung, warum Sie ihm unrecht getan haben?
Nein. Er wollte mit dem Gespräch seinem Kandidaten Biermann vorsorglich den Puls fühlen, denn er verpasste mir den Deutschen Nationalpreis, den er wahrscheinlich wie ein Rittergut beherrscht hat. Ich hatte ja auch mal ein Spottlied über den Nationalpreis der DDR geschrieben. Und nun kriegte ich vom Ex-Wehr-machtsoffizier Helmut Schmidt den Nationalpreis übergezogen.
Hat es Sie gefreut?
Natürlich hat es mich gefreut.
Helmut Schmidt war auch in Schuld verstrickt – als Wehrmachtssoldat. Ich habe es erst nach vielen Jahren fertiggebracht, ihn zu fragen, ob er im Krieg getötet hat.
Natürlich hat er getötet. Na und?
War sein ganzes Leben danach nicht der Versuch, tätige Reue zu zeigen?
Gewiss, und das freut mein Herz. Kein Mörder kommt als Mörder auf die Welt. Mein Freund Lew Kopelew (russischer Literaturwissenschaftler, Schriftsteller und Bürgerrechtler, Anm. d. Red.) war Offizier der Roten Armee und hat natürlich gemordet. Mein Freund Arno Lustiger, der Historiker, war im KZ. Der hat mir erzählt, was dort passierte, die Morde ...
... Sie meinen, dass sich die sogenannten Kapos vergangen haben an Häftlingen?
(schweigt lange) Das kann mich doch nicht von solchen Menschen wegbringen. Mehr als die Schuld oder was ich dafür halte, kotzt mich die Heuchelei an.
Was für eine Heuchelei?
Wenn Leute nicht den Mut haben, sich zu ändern, sobald sie es endlich besser wissen. Wir gehen alle in die Irre, aber es gibt Irrtümer, die sind auf dem Niveau der Geschichte, und andere, die sind tief, tief drunter. Zum Beispiel die Illusion, es könnte einen echten Kommunismus mit menschlichem Antlitz geben. Günter Schabowski, der SED-Bonze, der aus Versehen die Mauer einen Tag zu früh geöffnet hat, er kannte dieses Problem. Auch er war schuldig. Er hat mir übrigens im Jahre 2001 erzählt, was im Politbüro passiert ist, als sie mit nur zwei Stimmen Mehrheit beschlossen haben, dass Biermann nicht eingesperrt wird, sondern ausgebürgert.
Ich wusste gar nicht, dass es Gegenstimmen gab.
Für meine Ausbürgerung statt Knast stimmten die zwei Eriche. Erich Honecker und Erich Mielke?
Ja, aber nicht aus sentimentalen Gründen. Sie wollten, dass es politisch billiger für die DDR wird.
Zum 50. Jahrestag Ihrer Ausbürgerung, auch zu Ihrem sehr runden Geburtstag kommt jetzt viel Neues über Sie auf den Markt.
Ich veröffentliche einen neuen Gedichtband, ein Kinderbuch und ein Buch mit Auszügen aus meinen Tagebüchern, die ich seit 1954 schreibe. Außerdem habe ich ein Album aufgenommen mit meinen neuesten Liedern. Vor einem Monat war ich in Köln, der Regisseur Jens Meurer hat einen Dokumentarfilm
Biermann gemacht, der Ende Oktober in die Kinos kommt. Den sollte ich mir ansehen. Ich hatte wenig Lust, mir ist dieser Biermann zu vertraut.
Warum reden Sie gelegentlich von sich in der dritten Person?
Na ja, nicht im Pluralis Majestatis, sondern weil ich mich von außen sehe, als ein Element in diesem ganzen Koordinatensystem. Diese öffentliche Figur ist nicht identisch mit mir selbst. Ich habe Sie hier bislang weitgehend authentisch erlebt.
Ja, das geht gar nicht anders. Bei Ihnen vergesse ich aus irgendwelchen Gründen, dass Sie ein Pressefritze sind.
Ich mag diese Beleidigung!
Als ich mir also in dem kleinen Kino in der Kölner Innenstadt den Film anschauen wollte, habe ich etwas Wunderbares erlebt: Wir standen vor dem Kino auf der Straße. Und eine ältere Frau kommt mit dem Rad vorbeigeschoben und sagt: »Ich erkenne Sie an der Stimme, Sie sind der Biermann!« Und ich frotzel, wie Jesus in der Johannes-Passion: »Ja, ich bin's.« Und dann zitiert diese Frau ohne Kommentar: »Wir bleiben auf ewig im selben Boot und fahren längst auf verschiedenen Flüssen.« Das sind zwei Zeilen aus einem Lied von mir. Mir fiel das Kinn runter.
Was hat Sie da so berührt?
Das Lied schrieb ich 1986 für meinen Freund Jürgen Böttcher, den Dokumentarfilmregisseur. Wir waren enge Freunde in der DDR gewesen, waren ein Herz und ein Sparkassenbuch. Hatten uns aber seit der Ausbürgerung zehn Jahre nicht se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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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önnen. Nun trafen wir uns in Paris, er hatte ein DDR-Visum, er zeigte seine Filme auf dem Filmfestival im Centre Pompidou. Und es war bitter. Wir waren uns fremd geworden. Ich schrieb dann dieses Lied. Soll ich's mal eben üben?
Er nimmt seine Gitarre und beginnt zu singen:
Der Freund hat den Freund gefunden / Wir hatten einander so hilflos lieb / Und leckten einander die Wunden / Ach, längst vertrocknete Tränentropfen / Wir quasseln das lange Schweigen tot / Und können die Löcher doch nicht stopfen / Wir bleiben auf ewig im selben Boot / Und fahren längst auf verschiedenen Flüssen.
Was für ein schönes, trauriges Lied!
Sie sind so ein Menschentyp, dem ich die letzte Zeile nicht erklären muss.
Sie haben etwas geschafft in Ihrem Leben, was nur wenige hinkriegen und worauf ich auch ein bisschen neidisch bin: Sie haben zehn Kinder!
Ja, das hat sich so ergeben.
Sind Sie ein guter Vater gewesen?
Mein Verhältnis zu den Kindern ist schön komplex und sehr verschieden. Mein erster Sohn, der Manuel, war mein Lieblingssohn. Der wurde mir geboren, als er schon ein halbes Jahr alt war, da war ich 21. Seine Mutter, Brigitte Soubeyran, hatte ihn mit dem Pantomimen Jean Soubeyran gezeugt. Aber der Vater dieses Sohnes bin ich geworden.
Manuel ist vor einigen Jahren an Corona gestorben.

Er hat sich vorgedrängelt. Ich war sehr eng mit ihm verbunden. Wenn Sie sagen, er war Ihr Lieblingskind: Haben Sie nicht Angst, die anderen Kinder damit zu verletzen?
Ach, in der Liebe gibt es keine Gerechtigkeit. Die Liebe ist wandelbar, sie kann sich ins Gegenteil verkehren. Alles kann passieren. Sie kann schwächer, stärker, anders werden. Alles andere sind elende Phrasen.
Die Menschen sind da unterschiedlich: Ich glaube, dass man Kinder auch gleich lieben kann.
Das schließe ich doch gar nicht aus. Was mich daran stört, ist nur, dass das zu einer Norm erhoben wird, dieses »Du musst alle Kinder gleich lieben, es sind doch alles deine Kinder«. Wenn man das kann, dann kann man das.
Ich habe auch deswegen gefragt, weil ein anderes Kind Ihnen zum Siebzigsten öffentlich eine Liebeserklärung gemacht hat, wie sie schöner nicht sein könnte.
Wer war das denn nun?
Nina Hagen.
Ach so. Na, die war nicht mein Kind. Die war 1965 schon zehn Jahre alt ...
Aber sie hat Sie angenommen wie einen Vater.
Ja, ja, na klar. Wenn sie überhaupt so was wie einen Vater hatte, war ich das.
Jetzt im Frühjahr hat Nina Hagen dem »Tagesspiegel« ein Interview gegeben, das tieftraurig klingt, weil sie sagt, dass sie keinen Kontakt mehr zu Ihnen hat.
Ja, natürlich. Ich sah Nina zuletzt in den Neunzigerjahren. Wir fahren längst auf verschiedenen Flüssen und schon gar nicht im selben Boot. Ich kann nicht dauernd mit ihrem Jesus Christus kommunizieren und schätzte gar nicht ihre Verbindungen mit Sahra Wagenknecht. Ich lebe schon mit zu vielen lebendigen Menschen, für die meine Kräfte kaum reichen.
Und sie sagt in diesem Interview auch, dass Sie mit einigen Ihrer Kinder keinen Kontakt mehr haben.
Das ist nicht wahr. Es gibt ein Kind, mit dem ich aus guten schlechten Gründen keinen Kontakt mehr haben will. Mit erwachsenen Kindern muss der Lebensroman nicht immer gut ausgehen. Aber ansonsten habe ich mit all meinen Kindern ein ganz normales, vertrautes Leben. Und niemand muss mich darüber aufklären, dass man Kinder lieben soll. Da kommt er zu spät, das wusst' ich schon i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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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 Aber nicht weil Sie mich das nun abfragen. Dazu sind Sie da. Aber mich nervt diese Schablone, die manche Leute in der Seele tragen: dass man mit allen Kindern gleichermaßen innig sein muss. Die Kinder sind eben eigene Menschen. Das sind keine Puppen. Es gilt nicht nur die Beziehung der Eltern zu den Kindern, sondern ja auch der Kinder zu ihren Eltern. Wir alle machen Entwicklungen durch. Kinder ändern sich, wie ich mich auch geändert habe. Auch die Beziehungen ändern sich also.
Man kann es aber auch so sehen, dass Eltern ihre Kinder vielleicht als einzige Menschen auf der Welt bedingungslos lieben.
Ja, das ist eine Phrase, der ich immer zustimmen werde.
Aber was heißt das konkret?
Sie zu lieben, auch wenn sie sich bescheuert benehmen!
Auch das ist selbstverständlich, das ist alles inklusive. Nur welches Maß diese Bedingungslosigkeit hat unter lebendigen Menschen – wir sind nicht in der Kirche –, das ist eine variable Größe. Nur bei den Toten ist es relativ stabil.
Verstehe. Ich habe noch eine Frage, die Sie möglicherweise ärgert. Halt, schmücken Sie sich nicht damit, dass mich eine Frage geärgert hat, das stimmt nicht.
Ich korrigiere mich: Ich stelle Ihnen wieder eine Frage, die bei Ihnen eine Emotion auslösen könnte. Im KiWi-Verlag veröffentlichte der Journalist Volker Weidermann, der inzwischen Redakteur der ZEIT ist, 2006 ein Buch über deutsche Lyriker und Schriftsteller. Ein wohlwollend intoniertes Kapitel ist Ihnen gewidmet. Und dann kommt der letzte Satz, der lautet: »Seitdem ist es sehr, sehr still um Biermann.« Angeblich haben Sie sich darüber so geärgert, dass Sie den KiWi-Verlag verlassen haben.
Nein, das war nicht der Grund.
Können wir das an dieser Stelle korrigieren?
Ja. Niemals verlasse ich wegen eines Satzes einen Verlag, mit dem ich so viel gemacht habe. Ich habe ihn aus verschiedenen Gründen verlassen, von Missverständnissen bis hin zu Missmanagement, was in jeder Firma mal passieren kann. Das wissen Sie wahrscheinlich zehnmal besser als ich. Aber – und jetzt lachen Sie ruhig über mich: Ich habe das meiste schon vergessen. Es ist wirklich so.
Ist das eine Gnade des Alters?
Gnade kann ja nur von Gott kommen. Und da ich nicht an Gott glauben kann, weiß ich das nicht.
Würden Sie sagen, Sie haben ein erfülltes, alles in allem auch glückliches Leben gehabt?
Sie sind ein riesiger Untertreiber, mein Lieber. Lumpenhaft bescheiden, würde Goethe sa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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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h habe nicht nur Glück gehabt, ich bin ein absolutes Glückskind! Ich hatte Glück, dass ich überhaupt gezeugt wurde, zwischen zwei Haftstrafen meines lieben Vaters, Glück, dass meine Mutter es im Bombenkrieg schaffte, mit mir auf dem Rücken zu überleben. Glück, dass ich eine Oma Meume hatte, Glück, dass ich mit sechzehn in die DDR ging. Glück, in den Sog des Berliner Ensembles zu geraten. Riesiges Glück, dass meine Lieder in der DDR verboten wurden, Glück, dass ich in die Demokratie des Westens geschmissen wurde. Riesenglück, dass ich 1983 die Frau gefunden habe, nach der ich so intensiv gesucht hatte: Pamela! Mein ganzes Leben hat sich durch sie geändert. Sie sehen: Ich bin kein Übertreiber, wenn ich sage, dass ich in all diesen Zeiten, die sehr bewegt waren und immer noch sind, bis jetzt immer großes Glück hatte.
Was wünschen Sie sich selbst zum Neunzigsten?
Das letzte Glück, das ich erleben möchte: noch vor dem dritten Weltkrieg zu sterben.
An den Sie fest glauben?
Nein, ich hoffe darauf, dass er nicht stattfindet. Ich bin ja kein Apokalyptiker. Falls es ein höheres Gesetz gäbe, dass der erst ausbricht, wenn ich endlich sterbe, dann müsste ich tausend Jahre alt werden. Und das wäre ja schrecklich! (la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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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terwandern in den Dolomiten: Mit Erwin Brunner erkunden Sie im Pustertal verschneite Berge und das Felsmassiv der Drei Zinnen. Knirschender Schnee, klare Luft und Berghütten, in denen Südtiroler Küche den Tag inmitten der »schönsten Berge der Welt« abrun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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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Nun also eine weitere Herausforderung in meinem an Herausforderungen nicht gerade armen Leben: QUARTALSBERICHT; ein subjektiver Rückblick aufs abgelaufene Trimester.
Die passende Form dafür scheint mir die des literarischen Tagebuchs zu sein. Vorbild, wie so oft, sind die Journale von Thomas Mann. Als 22 Jahre nach seinem Tod die mit großer Spannung erwarteten diaries veröffentlicht wurden, war die Enttäuschung zunächst groß: Without any literary value fanden sich Beobachtungen (Gestern saß ich eine Zeit lang im Park, und da dachte ich, merkwürdig, wie die gute körperliche Entwicklung aller dieser Leute mit völliger Geistlosigkeit zusammengeht), Alltägliches (Im Garten ersten Spargel gestochen/Die Heimfahrt von G. nach H. nebelfrei) und einiges Gejammere (Die Außenseite des rechten Fußes gefühllos taub, Juckreiz auch von innen her/Meiner Nöte müde, o mein Gott, sterbensmüde). Mir gefallen diese persönlichen Einträge am besten; Banales, vermeintlich Nichtberichtenswertes. Für den Quartalsbericht hingegen gilt: Der Mix macht's.

3·7. Die Hochzeit Taylor Swift/Travis Kelce im Madison Square Garden schlug mit 30 Millionen Dollar zu Buche, die von Dua Lipa und Callum Turner mit vier Millionen (die Feierlichkeiten zogen sich über drei Tage hin, also 1,25 Mio./24 h). Hatte vorher nichts gegen die, jetzt schon, da ich es verwerflich finde, derartige Summen für private Belange auszugeben; eine Frage von Geschmack und Haltung. En passant: Die Vermählung des indischen Unternehmersohns Anant Ambani mit Radhika Merchant hat sogar eine halbe Milliarde gekostet. Geschämt haben die sich bestimmt auch nicht.

4.7. Zweihundertfünfzigster Unabhängigkeitstag der USA, Trumps Rede wie immer völlig idiotisch, immerhin ließ er seine geliebte Maga-Cap zu Hause. Ich habe (Sonnenschutz/Angst vor bad hair days) selbst gerne Kappen (Käppis, Cappys) getragen, aber das hat mir der irre Pornoking nun verdorben. Oder sollten Männer ab einem gewissen Alter sowieso keine Caps mehr tragen?
Trump war jahrelang eng mit Hugh Hefner befreundet. Ob der es bei entsprechendem Ehrgeiz auch politisch ganz nach oben geschafft hätte? Wahrscheinlich schon. In Deutschland ist so was zum Glück fast ausgeschlossen. Der einzige es zu Nennenswertem gebracht habende politische Quereinsteiger war Pastor Joachim Gauck. Guter Mann.
Zwei Jahre Trump stehen noch aus. Ich wäre dafür, dass über seine erratischen (kann das Wort nicht mehr hören) Verrücktheiten zumindest in Qualitätsmedien grundsätzlich nicht mehr berichtet wird. Einfach ignorieren, lass liegen, tritt sich fest.
8.7. Schlecht geschlafen. Gegen 10.00 Kanne Tee aufgebrüht, beim Bäcker eine sog. Laugenpeitsche besorgt, dann wie immer am Schreibtisch eingelocht. Das übliche Gestotter, nichts Zusammenhängendes hinbekommen, lediglich ein paar Ideen gesammelt: das Gesicht voller Semikolons. Wie sähe das wohl aus? Worte mit gutem Sound: perforierte Erwerbsbiografien. Auch gut: Explosionslaicher.
Der Schriftsteller Heinz Strunk führt ab jetzt vierteljährlich für uns Tagebuch – über Weltereignisse und ganz private Erlebnisse
II.7. UWE SCHMIDT WIEGT EINE TONNE.
Starker erster Satz. Ausbauen!
15.7. Schicksalsungerechtigkeit: Die am meisten am Leben hängen, müssen als Erste sterben, die sich herumquälen, sind zur Longevity verdammt.
19.7. In Miami wurden die Tate-Brüder festgenommen. Es gibt Menschen, die es einfach nicht geben darf. Gleichermaßen Erstaunen und Entsetzen darüber, dass es zu derart monströsen Deformationen kommen kann. Direkt danach wurde auch das WM-Endspiel ausgetragen. Ob sich die Tate-Brüder geärgert haben, dass sie es nicht anschauen konnten?
25.7. Morgens Beinbebrausung gegen heiße Füße (burning feet/Füße in Flammen). Beim Gang durch den Wohlerspark Idee für eine Erzählung: Bei seinen Spaziergängen trifft er regelmäßig auf eine Frau, die einen verkrüppelten, dreibeinigen Hund ausführt. Die Frau ist auffallend mager, hat lange, graue Haare und ist, wie ihr Hund, schwer angeschlagen. Er stellt sich nun vor, sich mit Frau und Hund zusammenzutun, ohne große Erwartungen und Glücksverheißungen. Als Team. Irgendwie tröstlich.
2.8. Vormittags am Schreibtisch, nicht viel zustande gebracht. Beispiele gefällig? »Mister Lemon: Sobald es lustig wird, wird er sauer.« Ein Kochbuch schreiben mit Omas schönsten Rezepten. Titel: »Am besten schmeckt die Haut.«
Nachmittags in Albert Speers Spandauer Tagebüchern gelesen: »Schirach geht vornübergebeugt mit hektischen Schritten und laut singend an der Hofmauer auf und ab; immer die gleiche Strecke hin und her. Aus den Augenwinkeln, so scheint mir, beobachtet er uns dabei. Je länger er läuft, desto leichter wird sein Schritt. Am Ende hüpft er fast und beginnt auch noch zu pfeifen. Unerträglich. So gut gelaunt gibt man sich nicht, wenn man gut gelaunt ist.«

4. 8. Romanidee Vermerke: Ein ganzes Leben wird anhand der von ihr (Frau, Anfang sechzig) handschriftlich gemachten Vermerke erzählt.

6.8. Bekanntlich ist tax the rich eine der zentralen Forderungen der Linken. Doch solange die Family-Offices mit ihren nahezu unbegrenzten finanziellen Möglichkeiten »Vermögen unschädlich« (auf diese Formulierung muss man erst mal kommen) machen, wird das nichts, schätze ich. Man würde sich wünschen, dass wenigstens ein paar von Deutschlands Superreichen dem Beispiel Marlene Engelhorns folgen, die ihre 25 ererbten Millionen über einen unabhängigen Bürgerrat an gemeinnützige Organisationen verteilen ließ. Wenn die 50 reichsten Deutschen die Hälfte ihrer Vermögen für einen guten Zweck spenden würden (patriotische Milliardäre), blieben ihnen immer noch 250 Milliarden; das könnte eventuell reichen. Ich fürchte jedoch, dass gegen die übermächtige Triebfeder Geld und Vermögensvermehrung kein Kraut gewachsen ist, eine Art psychischer Defekt. So gesehen können einem die Milliardäre auch schon wieder leidtun.
9.8. Nehme mir immer wieder vor, schriftstellerisch in neue Bereiche vorzudringen. Wiederholungen gilt es unbedingt zu vermeiden; »Fleisch ist mein Gemüse 2« oder »Der Goldene Handschuh 2« wird es mit mir nicht geben. Also, Neuland betreten/erobern, etwa mit einem Text über unechte Schwarmstädte. Heißt: Städte existieren im Entleerungskeil (Rügen über Ruhrgebiet bis zum Bayerischen Wald). Begriffe: Kohortenanalyse, kumulierte Kohortenwachstumsrate, Schwarmverhalten, Settlementverschiebung. Jüngere Jahrgangskohorten altern in ältere hinein. Im Osten wird zu 33 Prozent weniger gestorben. In Leipzig Faktor 335, heißt, von hundert Zehn- bis Vierzehnjährigen würden bei Konstanz des Wanderungsverhaltens in 60 Jahren 300 Siebzig- bis Vierundsiebzigjährige sterben. Noch tiefer in die Materie einarbeiten, dann warten, bis sich ein harter Kern der Notwendigkeit herausschält! Meine Einwirkungsmöglichkeiten beschränken sich darauf, zu warten, dass der Prozess in Gang kommt.

10.8. Ideensammlung: Die Geschichte einer Bushaltestelle (idealerweise ein volles Jahrhundert umspannend), wie Ivo Andrićs Brücke über die Drina. Die Haltestelle könnte heißen Weißes Roß oder Kalkreiße. Abends ins Casino Reeperbahn, mittlere Verluste.
12.8. Die totale Sonnenfinsternis dauerte dieses Mal zwei Minuten und achtzehn Sekunden. Aus aller Welt reisten arme Irre nach Island, um diesem Nichtereignis beizuwohnen.
Ich erinnere mich noch gut an den 11.8. 1999, die letzte Sonnenfinsternis des vergangenen Jahrtausends. Die Schutzbrillen waren Wochen im Voraus ausverkauft, und extravertrottelte Supertrottel wiesen sich als riesige Megatrottel aus, indem sie bei jeder passenden und unpassenden Gelegenheit das Wort »Kernschatten« im Mund führten. Ich war damals irgendwie anders drauf als heute und hatte außerdem jede Menge Zeit. In einer Art stillem Protest habe ich mich bei zugezogenen Vorhängen ins Bett gelegt, eine Flasche Campari ausgesüffelt und das Ereignis bei den damals populären TV-Daily-Talks verdämmert. Die dahinterstehende geniale Idee war wohl, die Finsternis irgendwie auszutricksen. Der Nachmittag ist mir in guter Erinnerung geblieben.


16.8. Reportage auf ZDFinfo über Propaganda im NS, Wochenschauen mit der Stimme des großdeutschen Sprechers Harry Giese. Ich muss an die Stimme aus der Lidl-Radiowerbung denken (Mayke Dähn). Aufgabe: Andere penetrante Stimmen (Lagerhallenstimmen) sammeln. Was ist die (geheime) Verbindung zwischen Harry Giese und der Lidl-Stimme? Könnte eine Kurzgeschichte von etwa 5.000 Zeichen ergeben.
19.8. Abends in den Tagebüchern von Walter Kempowski: »Rassenhass und Nationalismus entstanden erst, als die Menschen zu reisen begannen.« Unbestreitbar. Vor dem Schlafengehen lauwarmes Fußbad mit basischen Zusätzen.
28.8. Mit dem norwegischen König Harald ist der mit 89 Jahren älteste Monarch Europas gestorben. Pro Monat verscheiden etwa ein halbes Dutzend A-Promis, zu denen ich meist wenig bis gar keinen Bezug habe, sein Tod hat mich jedoch auf schwer zu erklärende Weise berührt. Vielleicht, weil er damals bei seiner Trauerrede für die Opfer von Anders Breiviks Amoklauf in Tränen ausgebrochen ist. Endlich mal eine menschliche Regung bei den versteinerten Monarchie-Automaten. Bild fragte nach Ablauf der Pietätspflicht, wer seine Rolex-GMT-Master (Wert: eine Million Kronen) erben wird. Ich jedenfalls nicht.
1.9. Heute (etwas altertümliche) Titel für Buchprojekte ausgedacht: Das verschlagene Mündel/Oheim ohne Anhang/Tagebuch einer Muhme. Protagonisten der Trilogie: Blasius Parmalat und seine Frau Roisine.
4.9. Im TV ein Bericht über den ehemaligen Diktator Nicolás Maduro im US-Knast. Gut gelaunt, sichtlich erschlankt und pumperlgsund wartet er auf seinen Prozess. Von Depression, Verzweiflung, gar suizidalen Tendenzen keine Spur. Hat sich in Windeseile den neuen Lebensbedingungen angepasst und macht das Beste daraus. Bei seiner Gefangennahme trug er einen grauen Nike-Trainingsanzug Tech Fleece, der wenig später in fast allen Onlineshops ausverkauft war.
5·9. Neue Talkshow in der ARD-Mediathek: Opa Winfried, abgeleitet von Oprah Winfrey. Ob das Quote bringt?
6.9. Wahl in SA. Bei Verkündung der ersten Hochrechnungen peinlicher Jubel bei der SPD (gilt m. E. auch für die Grünen) wegen mickriger 0,9 Prozent Stimmenzugewinn. Angesichts des (prognostizierten) Erdrutschsiegs der AfD hätte man die doch briefen müssen: für die TV-Kameras bitte nur eine dezent-übers-Gesichthuschende-und-sofort-wieder-verschwindende-Andeutung-eines-Lächelns. En passant: Schon Thomas Mann beklagte »die unnatürliche Frechheit der Nazis«.
Jetzt steht der große Durchmarsch im Bund an. Was allerdings fehlt, ist eine charismatische Führerpersönlichkeit, die auch in München, Frankfurt oder Bremen ziehen würde. Meine Idee für eine Short Story: fieberhafte Überlegungen in der Parteispitze, wer in Ost und West gleichermaßen funktionieren könnte. Schnell ist man sich einig, dass Höcke es (leider) nicht ist; verschlissen, viel zu radikal, und dann diese femininen Lippen. Simson-Siegmund: bringt eigentlich (fast) alles mit, aber zu ostig, Stichwort knapp daneben ist auch vorbei. Chrupalla hat allenfalls Bormann-Format, Krah, Weidel, Storch – nein, nein, nein! In einem seltenen Moment der Selbsterkenntnis treten Ambitionen und persönliche Eitelkeiten der Partei-Großkopferten zurück, und man beschließt, bis hinunter in Kreis-, Orts- und Regionalverbände zu casten. Ausgerechnet beim Landesverband Schleswig-Holstein wird man fündig. Der Mann ist mit 43 Jahren so alt wie Hitler bei der Machtergreifung, ein gutes Omen. Fantastische Leader-Ausstrahlung, aber: (sehr) schlichtes Gemüt, ein richtiger Holzkopp; kann sich kaum die wichtigsten Parolen (»Hol dir dein Land zurück!«) merken, liest stockend vom Teleprompter ab, Talkshow-Einladungen müssen abgesagt werden. Trotz enormer intellektueller Defizite räumt er instinktsicher sämtliche Gegner aus dem Weg, entwickelt sich in kürzester Zeit von der bloßen Marionette zum unbestrittenen Führer. Doch dann will er die Partei inhaltlich nach eigenen Vorstellungen formen. Seine Ideen sind aber derart dämlich/albern/irre (Beispiele ausdenken!), dass die AfD implodiert und der Spuk ein Ende hat. Das wär doch was.

10.9. Tagsüber von heißen Füßen geplagt, abends in Albert Camus' Tagebüchern 1935–1951 gelesen: »Jarry, der im Sterben lag und gefragt wurde, was er sich wünsche: »Einen Zahnstocher.« Er bekam ihn, steckte ihn in den Mund und starb zufrieden. So viel wie ein Zahnstocher – das ist der ganze Wert des begeisternden Lebens.« Fantastisch!

16.9. Noch vor dem Aufstehen in Thomas Manns TB: »Offenbar kriege ich jetzt eine Erdbeernase. Wird Zeit, dass ich abkratze.« Nachmittags eine Kürzestgeschichte (max. 300 Wörter) über die Teilnahme an einer doppelblind randomisierten, placebokontrollierten Studie geschrieben. Abends mal wieder gekocht: gebratene Bücklinge in weißer Kapernsauce, zum Nachtisch Baumkuchen mit flüssigem Schokoladenkern.
19.9. Nachlese zu Timmy (Wal): Wieder einmal wurden Verschwörer, Esos, Schwurbler, Alus, Irre aller Couleur angesichts eines Promi-Tiers an den Strand des Wahnsinns gespült. Erinnere mich an Eisbär Knut (2011), Schwan Petra (verliebte sich 2006 in ein Tretboot), Fußballorakel Paul (Krake, 2008–2010). Entscheidende Fragen blieben ungeklärt: Gehörte der mit einem Peilsender versehene Kadaver wirklich Timmy? Oder durchpflügt der putzmunter die eisigen Weiten des Nordatlantiks? Beides falsch: Er hat sich vermittels komplizierter alchemistischer Prozesse in einen Riesenwels verwandelt und lebt nun unerkannt im Bodensee.
22.9. Ein neues Wort/Begriff ist in die Welt entlassen worden: Weg-
werfagent (Low-Level-Agent). Wer weiß, vielleicht wird es zum Unwort des Jahres gewählt.
24.9. Lassen wir zum guten Schluss noch einmal Thomas Mann zu Wort kommen: »Als ich heute vor dem Spiegel Kirschen fraß, sah ich mein idiotisches Gesi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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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Fotografin Desiré van den Berg zeigt Bilder aus einem Land zwischen Aufbruch und Brauchtum, in dem die Berge ewig und die Herzen offen sind






SELIGKEIT kann man offenbar auch an einer brachliegenden Tankstelle im kirgisischen Hinterland finden. »Zwei Stunden habe ich einfach bei dieser Ruine gesessen, zugeschaut, wie Dorfkinder im magisch orangen Licht des Sonnenuntergangs spielten, während sich die Berge violett färbten«, erzählt Desiré van den Berg. Die 1991 im niederländischen Zaanstad geborene Fotografin verbrachte insgesamt drei Wochen in Kirgistan. Zu Beginn eher als neugierige (fototechnisch sehr gut ausgerüstete) Touristin, ohne Projektplan. Van den Berg hat zeitweise in Hongkong gelebt, um Chinesisch zu studieren, und ihre Liebe zur Fotografie mit Anfang 20 auf Reisen nach Vietnam und auf die Philippinen entdeckt – sie hat also eine Affinität zu Asien. Aber Zentralasien? Kirgistan? Unbekannt. »Ich fand es irre, wie wenig wir im Westen über diese Region wissen.« Dabei boomt Kirgistan als Reiseziel, das landeseigene Tourismusministerium sprach zuletzt von acht Millionen jährlichen Besuchern, bei einer Bevölkerung von 7,4 Millionen.
Einen der Einwohner lernte van den Berg gleich am ersten Tag in einem Hostel der Hauptstadt Bischkek kennen: Aisarbek. Einen jungen Mann mit buschigen Brauen und kahlem Kopf. Eigentlich war Aisarbek nur vorbeigekommen, um einem Bekannten dabei zu helfen, Fotos vom Hostel aufzunehmen. Und noch eigentlicher ist der 21-jährige Geschichtsstudent und kompetitiver Bergsteiger. Ein wenig sinnbildlich für das Land sei Aisarbek, meint van den Berg. Einerseits blutjung und aufstrebend. Die Kirgisische Republik ist seit zarten 35 Jahren unabhängig, überall steht noch sowjetische Architektur. Und rostende sowjetische Autos, sagt die Fotografin. »Man versteht oft gar nicht, wie sie da hingekommen sind, irgendwo in den Bergen oder auf einer Weide im Nirgendwo.« Gleichzeitig ist Kirgistan aber ein Land jahrhundertealter nomadischer und muslimischer Bräuche. Voller Bergdörfer, wo die Menschen in Jurten leben, den traditionellen Zelten der Nomaden. Diese sind aber so aufwendig und liebevoll dekoriert, als wären sie für die Ewigkeit in die Erde eingelassen. Mit Wandteppichen behängt, durchgeschmückt bis hin zu schwanenförmigen Serviettenhaltern, selbst gemachter kirgisischer Ketchup für das Yakfleisch auf dem Tisch. Ja, sogar das Brot, die Lepjoschka, ist derart verziert, als wäre es gar nicht dazu gedacht, irgendwann in den Bauch zu wandern. Provisorischer sehen da schon manche Wasserspeicher aus, die mithilfe leerer Colaflaschen Regen auffangen. Selbst Kinder nehmen das Pferd, um zum Supermarkt zu kommen.
Nasik, die Dame auf dem weißen Ross mit rosa Zügeln (es heißt Bulut, übersetzt Wolke), besitzt über 20 Pferde. Und ist mit ihren 18 Jahren bereits eine erfolgreiche Jungunternehmerin, die Trekkingtouren um den Song-Köl-See und das Kliemche-Tal organisiert. »Das ist natürlich etwas Besonderes in einer männerdominierten Kultur«, betont van den Berg, will sich aber keinesfalls zur großen Politanalyse von außen aufschwingen. Ebenso wenig, wie sie das Land, das immer noch diktatorisch regiert wird, romantisieren will. Genau diese gütige Nüchternheit spricht auch aus van den Bergs Bildern. Von einer Sache allerdings könne sie tatsächlich nur schwärmen: »Wenn dein Auto eine Panne hat, halten die Menschen an und helfen. Kinder fahren einfach per Anhalter heim von der Schule, die Pferde werden nicht angebunden, ich habe nicht einen Obdachlosen gesehen und mich als Frau stets sicher gefühlt. In Kirgistan gibt es ein so viel stärker ausgeprägtes Gemeinschaftsgefühl, als ich es aus unserer Gesellschaft kenne. Das hat mich tief beeindruc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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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ön und bunt
Fingerfood
Salatcups mit Avocado und Grapefruit, Birnen-Roquefort-Madeleines oder Ziegenkäse-Tartines mit Rotweinfeigen
Egal ob kleine oder große Küchen-
helfer: Umgeben von Farben
macht Kochen noch mehr Spaß

Zimt-Zeit
Früchtebrot, Pflaumengalette,
Zwetschgenröster,
Kardamomschnecken und
Karottenkuchen
Und viele
weitere The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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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gabe ist fü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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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der Mode wird gerade ein jahrhundertealtes Handwerk wiederbelebt: die Blumenstickerei. Von Dolce & Gabbana stammt die Tasche im Bild, deren Blumenmotiv mit der Petit-Point-Technik gefertigt ist. Bei Ralph Lauren gibt es einen Wollpullover mit (maschinell) aufgestickten barocken Blüten, bei Fendi eine Baguette-Bag mit handgestickten Blumen auf Veloursleder. Und der Blumenblazer von Herno ist zwar nicht bestickt, aber aus Jacquard gemacht, einem Stoff mit eingewebten Blütenmotiven und plastischer Haptik. Was all diese Stücke eint: Man will instinktiv mit der Hand darüberstreichen. Vielleicht kommt diese Mode aus unserer Sehnsucht nach dem Greifbaren, in einer Zeit, in der die unsichtbare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bald alles bestimmen könnte.

Ruben Hutschemaekers und Sebastian Schönheit bieten mit ihrer neuen Interiormarke Arwenn bezahlbares Design an, zum Beispiel diese Leuchte namens »So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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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 der Aphorismensammlung der österreichischen Schriftstellerin Marie Ebner von Eschenbach (1830–1916), aktuell neu aufgelegt vom Insel Verlag

Der Film »Staatsschutz« von Faraz Shariat spielt in Brandenburg und zeigt, wie eine junge Staatsanwältin nach einem rassistischen Angriff um Gerechtigkeit kämpft
Die Britin Keely Hodgkinson hat beim Londoner Athlos-Meeting den 800-Meter-Lauf gewonnen. Doch ihr Outfit war fast noch interessanter: ein rückenfreier Ganzkörperanzug mit Kapuze, den sie mit Nike designt hat. Ein bisschen Sams, ein bisschen Cathy Freeman, vor allem sehr, sehr schnell


Der Einkaufskorb »Accordion Market Basket« von Pueblo Europe ist leicht, lässt sich falten wie eine Ziehharmonika und passt perfekt in Supermarkt-Plastikkörbe (wird aber leider ohne den hier abgebildeten Einkauf geliefert)
Wer in den Neunzigern gerne Aaliyah und Erykah Badu gehört hat, könnte Ravyn Lenae lieben: Ihr neues Pop-R&B-Album »Blue Island« ist gerade erschienen
Der »Garden Hose«-
Ring von Avgyst
Jewelry aus Berlin ist
einem aufgewickelten
Gartenschlauch
nachempfunden
Wenn Sie uns etwas über die Liebe erzählen wollen, schreiben Sie uns an liebe@zeit.de

Selin\*, 22: »Ich war Teenager, hatte mit 15 Jahren meinen ersten Freund. Mit 18 wollte ich mehr erleben, auch mit anderen schlafen, also öffneten wir die Beziehung. Auf einer Silvesterparty passierte dann etwas Schlimmes: Ich erlebte einen sexuellen Übergriff, durch den besten Freund meines Freundes. Als mein Freund davon erfuhr, trennte er sich. Er konnte den Gedanken daran nicht ertragen – und ich sein Verhalten nicht fassen.
Ich machte weitere gewaltvolle Erfahrungen mit Männern, bis ich mich in eine Frau verliebte. Clara kannte ich aus dem Studium. Ihr lautes Lachen war mir sofort aufgefallen. Alles an ihr war »Anti-Cleangirl«, unperfekt, genau das mochte ich. Sie war klug, cool und schön. Ich spürte Zuneigung und gleichzeitig, dass wir einzeln existierten. Das war neu für mich. Wir verabredeten uns, gingen ins Theater. Sie trug ein rückenfreies Kleid, später liefen wir in hohen Schuhen durch die Stadt. Vor meiner Haustür merkten wir an gegenseitigen Blicken: Zwischen
uns war etwas anders als unter Freundinnen. Sie sagte, ihr gefielen meine kurzen Haare, dann kam sie immer näher und küsste mich. Es war das erste Mal für uns beide, dass wir eine Frau küssten. Mit Herzklopfen stieg ich allein die Treppen hinauf zu meiner WG.
Irgendwann trauten wir uns, öffentlich Händchen zu halten. Es gab keine Eifersucht, kein Drama. Nie musste ich um ein Treffen betteln. Ich fühlte mich jung und ver-
letzlich, als würde ich noch einmal neu mit der Liebe beginnen. Für das, was zwischen uns war, gab es kein Skript, wie ich es zuvor mit Männern kannte.
Dann fuhr sie eine Zeit lang weg. Wir telefonierten und chatteten immer weniger. Irgendwann verlief sich unser Kontakt, ohne Schlussstrich. Ich zog in eine andere Stadt und nahm viel mit: nämlich das Gefühl, in einer Beziehung gleichberechtigt zu sein und gesehen zu werden. Clara hat meinen Anspruch an eine Verbindung verändert, und ich werde mich nie wieder mit weniger zufriedenge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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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174cm, brünett, warmherzig, charmant, begeisterungsfähig, optimistisch und sportlich. Ich habe mehrfach im Ausland gelebt, bin reisefreudig, parkettsicher, erfolgreich und Familienmensch sowie vielseitig interessiert: Zeitgeschehen, Kulinarisches, Kultur, Wirtschaft, Politik uvm. Mit mir kann man Currywurst essen gehen oder eine Gourmetreise durch Italien genießen. Ich suche einen weltoffenen Mann auf Augenhöhe, zum Ankommen und Aufbau eines gemeinsamen Lebens voller Geborgenheit, Liebe und Aktivität. neustart12@gmx.de
Kannst du auch über das Känguru von Marc Uwe Kling lachen? Dann hätten wir schon eine Gemeinsamkeit. Wollen wir nach mehr Gemeinsamkeiten suchen? Wo willst Du es herausfinden: bei Champagner am See, bei Bananensplit in der Eisdiele oder im Wartesaal des Bürgerzentrums?
Ich bin 70, interessiere mich u.a. für Gesch. und Pol. und bin in HB und HH in Sachen Gesundheit und Bewegung unterwegs. neueswirgefuehl@t-online.de
Akademikerin (39, Fitness-Alter 34; -), lebensfroh, vielseitig interessiert, sportlich und musikalisch, mit Familienwunsch. Suche einen gestandenen Mann mit fröhlicher Grundhaltung, der weiß, was er will, und dem Leben mit einer Portion Leichtigkeit begegnet. Für gemeinsames Lachen, Entdecken und Ankommen. ZA 144922 DIE ZEIT, 20079 Hamburg
Mann mit Intellekt und Humor von lebendiger, sportlicher und naturverbundener Frau, 66, 170cm, R 8 gesu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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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h wünsche mir eine Frau mit Wärme und offenem Herzen, eine Beziehung bei der Vertrauen, Nähe, Respekt und gemeinsames Wachstum im Vordergrund stehen. Wir versuchen uns gegenseitig wirklich zu sehen und auf unserem Lebensweg zu begleiten und zu bereichern. Sich selbst und das Leben nicht zu ernst nehmen, zusammen lachen können und immer wieder neugierig sein auf das, was das Leben und die Welt zu bieten hat, ist mir wichtig. Ich (59, NR, 188 cm, schlank) – leidenschaftlicher Cineast, Golfspieler und Chorsänger - bin sensibel, einfühlsam, weltoffen, tolerant und humorvoll. Bitte nur Anschriften (BmB) aus dem Berliner Raum. Lass uns einen neuen Anfang wagen. Ich freue mich von Dir zu hören. Sommerglueck2026@gmx.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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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s uns gemeinsam die Faszination und Inspiration teilen, es noch einmal zu wagen. Zeigen wir relaxt dem Wind unser Lächeln, leben komfortabel unsere Freiheiten, was immer auch kommt. Nicht unattraktiver Optimist, Ende 70, bestens erhalten, fit, reflektiert, mit großzügigem und achtsamem Gemüt, schlank, wohlsituiert und kann leben, wohin es mich zieht. Bildantwort semeree@gmx.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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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lich-elegante, unabhängige Frau, 74, aus dem Raum Kassel, mit Freude an Reisen, Kunst, Kultur, Golf u. guten Gesprächen, sucht einen sympathischen, gebildeten u. empathischen Mann zwischen 70 und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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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 noch
wenige
Exemplare
Luna ist 26 Jahre alt.
Ihr Vater Tillmann
Prüfer schreibt hier im wöchentlichen
Wechsel über sie und seine anderen drei Töchter im Alter von 21, 18 und 12 Jahren

MEINE Tochter Luna teilte mir neulich mit: »Ich möchte, dass du mein Versuchskaninchen bist.« Ich fragte sie, bei welchem Versuch. »Ich mache meine Abschlussprüfung«, erklärte Luna. Sie werde auf die Befähigung zur Osteopathin geprüft. Jede Schülerin, jeder Schüler muss dazu ein eigenes »Körpermodell« mitbringen, an dem demonstriert wird, was gelernt und verstanden wurde. Ich habe Luna gefragt, ob ich für die Prüfung etwas einstudieren muss oder ob es irgendwelche anderen Voraussetzungen gibt: ein spezielles körperliches Leiden zum Beispiel. »Nein, nein«, war die Antwort. Es werde eine Aufgabe gestellt, eine spezifische Patientenperson mit Symptomen, die müsse untersucht werden, und für diese Untersuchung solle ich als Dummy daliegen, sozusagen eine Fleischpuppe, auch wenn an mir nicht viel Fleisch sei. »Alles, was du mitbringen musst, ist Entspannung und die Fähigkeit, eine Stunde in Unterhose vor fremden Menschen zu stehen.« Das schien mir keine so leichte Aufgabe. Halb nackt und gleichzeitig entspannt rüberkommen. Das letzte Mal, dass ich das machen musste, war bei meiner Musterung (die endete knapp T3, also: »verwendungsfähig mit Einschränkung in der Grundausbildung und für bestimmte Tätigkeiten«).
Als ich in der Praxis eintraf, in der die Prüfung stattfinden sollte, erfuhr ich, wen ich spielen sollte: eine 79-jährige Frau, die unter schmerzenden Knien leidet. Irgendwie konnte ich mich da hineinfühlen, ich musste das aber gar nicht. Die Fallbeschreibung war ja nur die Vorlage, anhand derer meine Tochter herausarbeiten sollte, was meine wirkliche Problematik sei und welche therapeutischen Anwendungen daher vonnöten wären. Als Luna in weißer Praxismontur erschien, kam sie mir wie verwandelt vor. Ich war auch perplex ob all der lateinischen Begriffe, die von ihr zum Besten gegeben wurden, und der Selbstsicherheit, mit der sie sich über die Leiden der alten Dame, die da in bunter Unterhose vor ihr lag, austauschte. Es lief darauf hinaus, dass man bei der Dame, also bei mir, herausfinden müsse, ob ihr Problem auf einen Zeckenbiss, eine rheumatische Erkrankung oder eine andere organische Ursache zurückzuführen sei. Luna wandte routinierte Griffe an. Sie palpierte die Faszienschichten am Hals, untersuchte das kleine Becken. Mein Highlight war, als sie den Uterus der alten Dame abtastete. Sie überzeugte mich beinahe davon, dass ich einen Uterus habe.
Dabei bestand das eigentliche Leiden des Patienten auf der Liege in der abnehmenden Bedeutung für sein Kind. Es war ja nicht ich der entscheidende Mensch im Raum, sondern der prüfende Osteopath. In den Tiefen meines nicht vorhandenen Uterus fühlte ich: Dies ist der Moment der Abnabelung. Ab heute ist mein Kind Osteopathin. Ab heute beginnt für sie eine neue Realität mit neuen Herausforderungen. Und auch für mich verändert sich meine Vaterrolle damit. Ich bin fortan Zuschauer. Luna hatte auf diesen Moment vier Ausbildungsjahre hingearbeitet. War einen Weg gegangen, den sie heute zu Ende brachte. Und ich konnte ihr bloß helfen, indem ich meine Knochen hinhielt.
Luna hat den Übergang in einen neuen Lebensabschnitt übrigens mit Bravour bestanden. Und auch die eingebildete alte Dame tippelte danach davon in ein neues Leben. Die Knie taten ihr gar nicht mehr w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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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ITMAGAZIN-TITEL Carmen Böker, Sascha Chaimowicz CHEFREDAKTION Carmen Böker, Sascha Chaimowicz, Kilian Trotier STELLVERTRETENDE CHEFREDAKTION Anna Kemper, Alexander Krex CREATIVE DIRECTOR Mirko Borsche ART DIRECTOR Jasmin Müller-Stoy TEXTCHEFINNEN Christine Meffert, Annabel Wahba BILDCHEFIN Milena Carstens BERATER (BILD) Andreas Wellnitz STYLE DIRECTOR Claire Beermann REDAKTIONELLE KOORDINATION Margit Stoffels REDAKTION Amelie Apel, Jörg Burger, Johannes Dudziak, Juliane Frisse, Martin Hogger, Anna-Elisa Jakob, Dmitrij Kapitelman, Matthias Kirsch, Alard von Kittlitz, Johannes Laubmeier, Friederike Milbradt, Lena Niethammer, Nina Pauer, Ilka Piepgras, Celina Plag, Jakob Pontius, Jürgen von Rutenberg, Stella Schalamon, Marlon Schröder, Sara Tomšić, Cora Wucherer; Mitarbeit: Klaus Stockhausen (Contributing Fashion Director) GESTALTUNG Nina Bengtson, Mirko Merkel, Gianna Pfeifer; Mitarbeit: Leon Landa, Christian Plum, Jana Schnell BILDREDAKTION Nora Hollstein AUTOR(IN) Heike Faller, Matthias Stolz ASSISTENTINNEN Katrin Dose (Chefredaktion), Susanne El-Metwally KORREKTORAT Thomas Worthmann (verantw.), Oliver Voß (stv.) DOKUMENTATION Mirjam Zimmer (verantw.) HERSTELLUNG Torsten Bastian (verantw.), Oliver Nagel, Frank Siemienski DRUCK Mohn Media Mohndruck GmbH REPRO The Factory Deutschland GmbH, Berlin ANZEIGEN ZEIT Advise, Lars Niemann (CSO), www.advise.zeit.de ANZEIGENPREISE ZEITmagazin-Preisliste Nr. 20 vom 1.1.2026 ANSCHRIFT VERLAG Zeitverlag Gerd Bucerius GmbH & Co. KG, Buceriusstraße, Eingang Speersort 1, 20095 Hamburg; Tel.: 040/3280-0, E-Mail: DieZeit@zeit.de ANSCHRIFT REDAKTION ZEITmagazin, Schöneberger Str. 21 A, 10963 Berlin; Tel.: 030/5900 48-0; E-Mail: zeitmagazin@zeit.de, www.zeitmagazin.de Kontaktadresse nach EU-Produktsicherheitsverordnung: produktsicherheit@zeit.de | 2 | 5 | 3 | 4 | 9 | 7 | 8 | 6 | 1 | 7 | 1 | 6 | 8 | 3 | 5 | 2 | 4 | 9 | 4 | 8 | 9 | 1 | 2 | 6 | 3 | 7 | 5 | 5 | 3 | 4 | 2 | 1 | 8 | 7 | 9 | 6 | 8 | 2 | 7 | 5 | 6 | 9 | 4 | 1 | 3 | 9 | 6 | 1 | 3 | 7 | 4 | 5 | 2 | 8 | 6 | 7 | 8 | 9 | 5 | 2 | 1 | 3 | 4 | 1 | 4 | 2 | 6 | 8 | 3 | 9 | 5 | 7 | 3 | 9 | 5 | 7 | 4 | 1 | 6 | 8 | 2 | Lösung aus Nr.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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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1
In jeder Zeile, jeder Spalte und jedem mit stärkeren Linien gekennzeichneten 3 × 3-Kasten müssen alle Zahlen von 1 bis 9 stehen. Die Lösung finden Sie in der übernächsten Ausgabe. Spielen Sie online Sudoku unter www.zeit.de/zm-sudoku
Lösung aus Nr. 41:
Mit welchem Coup gewann Weiß ganz schnell?
Nach der Springergabel 1.Sd7+!
gab Schwarz schon auf, weil spätestens nach 1...Txd7 das Damenschach 2.Dh8+! die Dame auf b8 erobert

Bei der 34. Deutschen Ärzteschachmeisterschaft vom 10. bis 12. April in Bad Homburg war natürlich vieles wohlvertraut – zumal denen, die schon zum x-ten Mal dabei waren, ganz zu schweigen von den drei Unentwegten, die seit dem ersten Mal 1993 noch nie fehlten. Eine Konstante zieht sich durch die bisherigen Turniere, einerlei ob in Baden-Baden, Wiesbaden, Bad Neuenahr oder Bad Homburg: In weiser Voraussicht wurden jeweils Kurbäder mit einem Casino gewählt. So war immer ein nahtloser Übergang vom bedingten Glücksspiel Schach zum absoluten Glücksspiel Roulette gewährleistet, sei es zur Belohnung oder zum Trost nach den Schlachten auf den 64 Feldern.
Eines war freilich diesmal anders: Im Foyer des Kurhauses erwartete die Ärzte ein originalgetreuer Nachbau des Schachtischs vom WM-Kampf 1894 zwischen Emanuel Lasker und Wilhelm Steinitz. Damals begründete Lasker (1868–1941) seine einzigartige Dynastie als Weltmeister über 27 (!) Jahre hinweg, von 1894 bis 1921 – das wird ihm wohl niemand mehr nachmachen.
Den durchaus platzheischenden Tisch samt erläuternder Stellwand hatte die in jeder Hinsicht verdienstvolle Emanuel Lasker Gesellschaft (ELG) mit ihrem äußerst rührigen Vorsitzenden Thomas Weischede zur Verfügung gestellt; der Berliner Neurologe Gunnar Riemer, ein ähnlicher Weltenbürger wie Lasker, aber Gott sei Dank von deutlich kräftigerer Statur als dieser, brachte ihn nach Bad Homburg. Und so konnten die Ärzte sich während des Turniers vom Genius Loci dieses berühmten Tischs Inspiration holen.
Beispielsweise von Laskers Gewinnführung in der 7. Partie in New York, in der sich Steinitz mit der »Steinitz-Verteidigung« in der Spanischen Eröffnung (1.e4 e5 2.Sf3 Sc6 3.Lb5 d6) verteidigt hatte. Mit welcher feinen Zugfolge konnte Lasker als Weißer am Zug gewinnen?
Als Hilfe bei der Lösung kann vielleicht das vom Künstlerarzt Jan Wähner gestaltete Plakat der Ärzteturniere dienen, bei dem eine weiße Dame einen schwarzen König mit dem Stethoskop auskultiert, ihm also ganz nahe kommt.


WAAGERECHT 7 Das mit dem taktischen Tacktack 10 Für alte Römer keine affige Idee, ihrer mit Scheu zu gedenken 13 Mag glückliche Idee sein, sich ihr in Lippenkontaktabsicht zu unterstellen 15 Beim Blitzschach möge man möglichst ... – aber nie etwa eine Rochade mit einer Bauernumwandlung ...! 18 Ein aus dem Bereich der persönlichen Niederlassungen Entlehnter 19 Welch verführerischen Reiz hat doch ein ...! Aber es liegt ein Fluch darauf (S. Kierkegaard) 20 Ulkige Erzählungen über Paprika wären ... über ... 21 Für Dinge wie Perso oder Führerschein gilt: ... haben ist alles 22 Wer Flügel verleiht, gibt auch ... heraus 23 Bitter mit Stecken und Schluss: Zeit für Geschichten von Sommerabenteuern 27 Umtriebig geht's bei ihm zu zu Saisonanfang und -ende 29 Wie vorbildhaft man sich auch müht, es kann doch Gleichheit nicht erreichen 32 Relative Kleinigkeit auf Sonnenrundreise 35 In ihm treffen sich Weiß und Blau auf der Hälfte eines längsten Weges 36 Beim Hunde jedoch letztlich nicht zum Fischen tauglich 37 Weniger wohlwollendes Wortemachen 40 Körperpartie, mitten aus dem gemütlichen Gehen gelesen 41 Ein Zweiter am Finger? Der Erste, der den Kein-Landweg-Beweis erbrachte 42 Volksmündliche Empfehlung: Wenn du Käufer bist, trau deinen Augen, nicht deinen ...! 43 Ist der Fall, wenn die Unwettergötter ihren gnädigen Tag haben 44 Wer 22 waagerecht spielt, hat den Aromaträger intus
SENKRECHT 1 Wer Autorität haben will, muss ... sein und sein Unrecht unverhohlen einzugestehen wissen (Richard Rothe) 2 Sie spielte mit in Capeside, er war in London einer der Herausfindigsten 3 Passt zu geist und liebe, andererseits zu Mond wie Milch 4 Zumeist betrieben, bis alle 3 senkrecht sind 5 Kam zum Spaghettikuss, weil's die Trickfilmer wollten 6 Aschefabrikant in Mediterrandlage 7 Kartengebers Tisch? Gehörbeglückers Station! 8 Natürlicher Rohrstoff gegen das Reinregnen 9 Verbindet mancher mit mäßig wie groß mit artig 10 Betört es die 42 waagerecht, beseelt es das Herz 11 Mag gegeben sein, wo zwei Unbesiegte beieinandersitzen 12 Wer langsam und ... geht, doch oft zuerst am Ziele steht (Sprichwort) 14 Sein Grollen erklingt über Midgard 15 Spielt im Merkmal-Weitertragen seine Rolle 16 Sie wehrt sich gegens Beackern, er gegens Bekehren 17 Das Ersatz-Silber der Lamettafabrikanten 21 Hier im Land der 4 senkrecht, da in der Nachspeise 22 Die Geburt bringt nur das Sein zur Welt; die ... wird im Leben erschaffen (Th. S. Jouffroy) 24 Könnte er sprechen, könnte er sagen: Ich ..., der aus der Fliege entstand 25 Statt auf die zu spitzen, besinnt man sich auf Spatzen 26 Sprichwörtlich: ... und Büffel können keinen Fuchs fangen 28 Manche 25 senkrecht sitzt auf ... – welch ungeradliniges Verhalten! 30 Wer fängt mit Honig Fliegen? 31 Zählt in Madrid so viel wie 34 senkrecht 33 Photosynthetisierer der Fluten 34 lässt sich ohne ... nicht notieren 38 Gilt hin und wieder als Nutz-, weil Saugetier 39 Wüste Silbe aus dem Inneren der Unternehmungsunlust
Sei netter zu dir selbst.
Eine gute Party kann auch von 15 bis 22 Uhr stattfinden.
Pferde spiegeln dich. Nur wenn du dir selbst vertraust, kann dein Pferd Selbstvertrauen entwickeln.
Gilt übrigens auch für Hunde, Kinder und Mitarbeitende.
Arbeite mit jemandem, der bereits das erreicht hat, was du erreichen willst.
Bei Nervosität vor Wettkämpfen hilft die Klopftechnik.
Futter lässt sich deutlich einfacher mit einer Sackkarre transportieren, als es in Eimern herumzuschleppen.
Lass dir helfen – ob durch Coaching, bei der Stallarbeit oder durch multifunktionale Küchengeräte.
Pferde gehören auf die Koppel, auch im Leistungssport.
Rituale sind wichtig, aber genauso wichtig ist es, sich nicht darauf zu versteifen. Gerade wenn man Kinder hat.
Erlaube dir, einfach mal auf der Couch zu sitzen und blöd zu schauen.
Flieg immer nur mit Handgepäck.
Du musst nicht wissen, wie es weitergeht, um den nächsten Schritt zu machen.
Was Paul über Peter sagt, sagt mehr über Paul als über Peter.
Man kann nicht zu früh mit Yoga anfangen.
Versuch bei großen Turnieren nicht, es besonders gut zu machen. Keep doing the normal stuff.
Selbstreflexion, Selbstreflexion, Selbstreflexion.
Die wichtigsten Momente deines Lebens werden in keiner Ergebnisliste stehen.

Von Jessica von Bredow-Werndl
Hier verraten jede Woche Prominente, was sie erst spät begriffen haben. Jessica von Bredow-Werndl, 40, ist eine deutsche Dressurreiterin. Bei den Olympischen Spielen gewann sie 2021 und 2024 auf ihrer Stute TSF Dalera BB jeweils Doppelgold. Südlich von München betreibt sie mit ihrem Bruder einen Dressurstall. Auf dem Hof lebt sie auch mit ihrem Mann und ihren zwei Kind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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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Jahre Revolutionen der Technik

Wie Technik die Welt verändert
Mensch oder Maschine: Wer hat die Macht?
Von der Dampfkraft bis zur KI
Mensch oder Maschine – wer hat die Macht? Von der Dampfkraft, der Telegrafie und der Elektrizität bis zum Computer und zur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Jede Neuerung verspricht Fortschritt und weckt zugleich Ängste.
Was lehrt die Geschichte? Ersetzen Maschinen den Menschen und machen ihn arbeitslos? Oder hat Technik die Welt zum Besseren veränd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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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hambra feiert das Glück seit 1968
Van Cleef & Arpels
Haute Joaillerie, place Vendôme seit 1906

📰 报刊故事还原:音乐人 Charli xcX(34岁)为《花花公子》脱了衣服,但这件事被掩盖了——大概是因为所有人都在忙着对女演员 Sydney Sweeney(29岁)感到愤怒,因为后者为一家体育博彩平台脱了衣服。于是,女运动员们的抗议接踵而至,称 Sw
📰 报刊故事还原:与 ZEIT REISEN 一起,您将与同样关注 ZEIT 的人们共同体验世界。在富有启发性的专家的陪同下,您将发现一个地区的独特之处、最美丽的地点和文化遗址。精选酒店、美食体验和专属邂逅与令人兴奋的创意、探索热情以及全面的服务一样,均包含
📰 报刊故事还原:59, 174cm, 棕发, 热情, 迷人, 充满激情, 乐观且热爱运动。我曾多次在国外生活,热爱旅行,社交得体,事业成功,重视家庭且兴趣广泛:时事、美食、文化、经济、政治等。你可以和我一起去吃咖喱香肠,也可以享受一次意大利美食之旅。我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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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J / 160 / 58 运动并非我的热情所在——但在精神和身体上依然灵活。喜欢交谈、活动,也喜欢欢笑与放松。对艺术史、政治、文学感兴趣,同时也喜欢在自然中散步。funkeella@web.de, BmB
运动优雅、独立的女性,74岁,来自卡塞尔地区,热爱旅行、艺术、文化、高尔夫及深度交谈,寻找一位亲切、有教养且富有同理心的男性,年龄在70至80岁之间。
艺术家寻找好奇的对话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