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国的历史性干旱在10月仍在持续。9月份仅有 21 毫米的降水量,比月平均值低 70 % - 降水不足和高温使河流枯竭。在夏季被大量使用的储备水量已大幅减少 ▶ 100 万 人的饮用水供应紧张,83 000 名居民依赖紧急措施 ▶ 虽然冬季地下水的补给和近期的投资避免了更大规模的危机,但水资源分配问题依然存在 ▶ 在卢瓦尔河地区,福雷平原的居民正在探讨如何可持续地节约资源
今日《Le Monde - 04-05.10.2026》全报共收录 174 篇核心报道。在政经治理、法理制度与公共政策层面,版面重心聚焦于:特朗普与俄罗斯的讨价还价(美国总统希望以减轻制裁换取政治犯的释放);美国对俄新战略恐引发乌克兰及其盟友的敌意(战争经济及其军事机器,”他继续说道。“这在欧洲和乌克兰看来是不可接受的。”);该公司在欧洲大陆的销售失败凸显了欧盟委员会《芯片法案》的缺陷(布鲁塞尔 - 欧洲分社)。 在本土文化与城市记忆方面,今日重点关注「干旱:饮用水网络面临考验」。
本期特写报道深入探索社会结构转型与文化心态变迁,详见【📖 双语精读】各专题深度报道。
\- 法国的历史性干旱在10月仍在持续。9月份仅有 21 毫米的降水量,比月平均值低 70 % - 降水不足和高温使河流枯竭。在夏季被大量使用的储备水量已大幅减少 ▶ 100 万 人的饮用水供应紧张,83 000 名居民依赖紧急措施 ▶ 虽然冬季地下水的补给和近期的投资避免了更大规模的危机,但水资源分配问题依然存在 ▶ 在卢瓦尔河地区,福雷平原的居民正在探讨如何可持续地节约资源
在旨在安抚投资者的财政法案草案提交次日,法国的借贷要求利率上升,接近 5 %
9月28日,安迪·伯纳姆与教育大臣露西·鲍威尔在英国利物浦。STEFAN ROUSSEAU / PA VIA AP 布鲁塞尔 - 欧洲分社, 伦敦 - 特派记者 在脱欧十年之后,现在谈论“Breturn”(英国重返欧盟)显然还为时过早。但看来,启动旨在让伦敦与布鲁塞尔之间实现实质性接近的讨论之道路正逐渐清晰。虽然英国劳工党首相安迪·伯纳姆在9月29日周二向其党代会发表讲话时态度含糊,仅提到“多种选择”,但此后他阐明了自己的想法。这是自2016年英国退出欧盟…
除了首相的意向声明,尽管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和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Pedro Sanchez)表现出满意,但布鲁塞尔方面仍保持极其谨慎的态度。“我们希望看到实际行动,”欧盟委员会的一位消息人士透露,“我们非常渴望抓住好的机会,但关键在于细节。”事实上,英国重新参与欧洲博弈可能采取的形式仍然模糊,马克龙先生警告称:“我们不能在欧盟的各项自由之间进行挑选,也不能决定只采取对我们有利的部分而放弃其余部分。” 根据 YouGov 的一项民调,59% 的…
近几个月来,由于英国领导人在脱欧后划定的“红线”,布鲁塞尔与英国政府在寻求接近的前景方面遇到了重重困难。今年年初,基尔·斯塔默(Keir Starmer)仍承诺让其国家留在欧盟单一市场和
安南德·梅农(ANAND MENON) “变革中的英国”(The UK in a Changing Europe) 欧盟关税同盟之外;他拒绝恢复两个地区之间的自由流动,并拒绝承认欧盟法院的判决。 双方确实曾勾勒出一份接近的议程,围绕青年流动性以及一项卫生与植物检疫协议草案,旨在减少英国农产品和食品出口至欧洲大陆的行政手续。但所有进展均被阻断。欧洲议会议员桑德罗·戈齐(Sandro Gozi)认为:“昨天的红线已经过时,而且实际上已经被跨越了。现在是时候翻篇…
随后,在一年时间里发生的其他事件被揭露。根据尤西·哈拉-阿霍(Jussi Halla-aho)的说法,受影响的议员来自不同的政党。尽管调查尚处于起步阶段,但赫尔辛基当局对此事高度重视,因为该国将于 8 avril 2027. 举行立法选举。在被问及是否有外国政府参与的可能性时,保守派总理佩特里·奥尔波(Petteri Orpo)认为这“完全有可能”,并提醒道,“在多个欧洲国家(……),俄罗斯曾试图影响选举”。 然而,政府首脑警告称:“如果事实证明这些威胁源…
教育部长接见了工会、学生和家长,并宣布创建一个“协商平台”。高中生组织呼吁继续动员。 10月2日星期五这一天,标志着高中生动员规模升级的一周落下帷幕,同时也确认了一场已然成为过去三十年来最重大运动之一的根深蒂固。根据部门数据,周五有超过700所学校“发生了行动或受到干扰”。此外,约一百所初中也报告了相关行动。 在国民教育部,这一天也标志着语调的转变。此前,政府通过法国国防部长勒科尔纽(Sébastien Lecornu)、内政部长洛朗·努涅兹(Lauren…
被指煽动暴力,LFI被迫对其进行谴责。但让-吕克·梅朗雄的政党正在巩固其选民基础 “不屈法国” (LFI) 是否将为其对高中生运动的支持付出沉重代价?南特纳尔逊-曼德拉高中被纵火焚烧的画面,以及迫击炮射击或蒙面示威者破坏学校的视频,促使让-吕克·梅朗雄做出澄清。在10月1日(周四)的“政治时刻”(Moment politique)——一个他每月在支持者面前论述时事的活动——中,这位四次参加总统竞选的候选人试图在平衡木上行走:一方面继续支持当前的动员,另一方…
对于安托万·莱奥蒙(Antoine Léaument)而言,如果封锁行动进一步蔓延,确实是因为社交网络的“油渍效应”。他提醒道:“孩子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拍摄。”他自己在周二和周三调整了日程,前往其选区。他解释说:“我们获得信息的速度比其他人快。高中生认识我,尤其是他们在社交网络上见过我。他们知道,一名‘不屈法国’(LFI)的议员能提供力量。”但这位当选议员立即察觉到了暴力行为的导火索效应。在位于圣米歇尔-叙尔奥尔日(Saint-Michel-sur-Org…
周五,法国与德国的利率利差大幅攀升。市场几乎不相信该文本能获得通过,也不相信赤字会真正下降。 您知道“甜甜圈洞”(trous de beignes)吗?为了让预算讨论在温和的氛围中开始,经济和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Roland Lescure)在10月1日周四给议员们带来了一些这种魁北克甜点。这些甜点在财政部(Bercy)的厨房里制作,不含添加糖或添加剂——部长微笑着表示:“因此它们不会被征税”。 这些小甜甜圈面团球并没有起到作用。在当天下午,反对派议员…
来自亲雇主机构 Rexecode 的安东尼·莫尔莱-拉维达利(Anthony Morlet-Lavidalie)表现得更为忧虑。“我们已经进入了债务危机,”这位经济学家断言,“虽然目前还不够剧烈,但已经真实存在。如果利率上升到 7 %,关于这个话题将不再有争论。而一旦达到 10 %,除非在压力下采取极其令人不快(痛苦)的措施,否则法国将变得无力偿债。这个国家认为自己是不可战胜的,因为它自 1797. 年的‘亚西纳'(assignats)货币崩溃以来就未曾违…
此外,面对一位经济部长在事实如此明显的情况下,仍坚称在 2029 年将公共赤字降低至 3% 以下依然“触手可及”,人们又怎能信任?由前部长阿梅莉·德·蒙沙兰(Amélie de Montchalin)主持的高级公共财政委员会在同一天将这一假设定性为“极不具有可行性”。 除此之外,国民联盟(RN)候选人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当选爱丽舍宫总统的前景,正日益被投资者(尤其是外国投资者)认真对待,并成为担忧的来源。除此之外,金融界担心法国将陷入…
“存在一种金融市场将[玛丽娜·勒庞]抛弃的剧本,”一名行政部门高层在提及“利兹·特拉斯剧本”时如此设想。这位马克龙阵营的人物观察到,这位极右翼候选人开始“像[他们]一样说话,因为有高级公务员团队在为她起草便函”:“当她说‘特别法是不对的’时,这并不是出自我们……” 该候选人计划通过全民公投将她所谈到的“黄金法则”写入宪法。同样的套路,她在向金融市场说话,她在向雇主阶层说话。 极右翼政党在2024年12月玛丽娜·勒庞接受金融媒体彭博社(Bloomberg)采…
虽然罗汉·拉内在“脆弱”的女孩中挑选他的“奴隶”(他如此称呼她们),但他向调查人员保证,他的主要筛选标准是她们的“犹太、穆斯林、阿拉伯、墨西哥或黑人”出身,以及她们在左翼或LGBTQ+群体中的政治参与。他自称是“法西斯主义者”,他表示
“证据在哪里?”在周五的审判最后一天,科尔努-让蒂勒(Cornut-Gentille)律师如此辩护。上诉法院将于 17 日 12 月做出裁决。 弗朗索瓦·贝鲁(François Bayrou)将在 17 日 12 月得知自己的命运。这位法国民主联盟(UDF)和民主运动党(MoDem)的主席曾在 5 日 2 月 2024 年被法院以“疑点利益”判定无罪,而现在在巴黎上诉法院审理的 MoDem 欧洲议会助手案中,他面临着巨大的风险。总检察院在 28 日 9 月…
皮埃尔·卡诺瓦(Pierre Casanova)随后强调,“这些助理岗位中 95 % 是无可争议的,这怎么能算作系统性问题?”况且,涉及的金额仅占“该期间政党预算的 0,37 % 以下”。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指出议会提供的“60 % 的资金额度”并未被议员使用。如果这一论点准确,那么它将非常有说服力:对于当地助理和政党总部助理来说确实如此,但如果加上布鲁塞尔的助理,欧洲议会议员确实花光了议会提供的全部资金——而这是他们的权利。 随后,这位律师以一种冷静且礼貌…
供应配送网络的储备水源正受到持续干旱的影响
一只眼盯着河流和地下水,另一只眼盯着法国气象局(Météo-France)。在这个被历史性干旱所标记的10月初—— “六角形河”是一条虚拟河流,其流量是根据分布在各大河流下游以及沿海河流和跨境水域的约50个测量站的数据估算而出的。 由于历史性干旱的影响,全国的饮用水服务部门密切关注每一份气象报告。他们心中只有一个执念:下一场降雨何时到来?9月份的降雨量仅为 21 毫米,比月平均值低 70 %。伊勒-维莱讷省圣马洛地区水务局(Eau du pays de S…
然而,欧洲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在9月28日面对欧洲议会时解释称,债券收益率的上升可能会起到减缓通胀的作用。事实上,市场资金价格的上涨将增加企业和家庭的信贷成本,这最终会压低需求。面对低迷的经济活动,企业在通过提高价格来转嫁能源冲击方面的余地也更小——这有助于抑制通胀。 在法国,根据欧盟统计局(Eurostat)的数据,通胀率为3,4 %,为2024年2月以来最高点,距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过去两年。由于9月份天然气…
当局担心在无需处方即可获取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滥用或过度消费 对于许多患者来说,这已成为一种习惯。面对就医困难,越来越多的法国人直接走进药店,寻求无需处方即可购买的药物来缓解轻微病症,即便在缺乏医疗处方的情况下需要自费支付几欧元。基于这一现状,药剂师和药企要求扩大获准非处方销售的治疗药物清单,以方便患者获取。 因为虽然药店货架上不乏缓解日常病痛的药物,但其中一部分治疗药物仍仅限凭处方购买。因此,主要的药剂师工会(FSPF和USPO)确定了一份包含33个“安…
具体而言,这些产品届时无论是否有处方,患者均可获取。药剂师列出的清单中包括针对皮肤病、消化系统疾病、真菌感染、牙痛、失眠、鼻炎以及头虱等病症的治疗药物。 医疗专业人员参考了 NèreS 此前开展的研究工作。NèreS 是代表非处方健康产品专业制药实验室的协会,多年来一直推动取消初级护理药物的处方限制。在 2025 年的一项研究中,该协会将法国的情况与另外 8 个欧洲国家进行了对比,并统计出 134 种治疗药物,这些药物在其中至少一个国家不需要处方即可购买,…
在汽车制造商寻求保护其现金流之际,预计将有超过 8 000 名员工进入部分失业状态 Stellantis 与其电池供应商 ACC 之间的博弈仍在继续。9月29日,星期二 9月29日星期二下午,该汽车集团宣布暂停法国四家工厂的运行。索肖(Doubs省)、雷恩和普瓦西(Yvelines省)的工厂将在10月底停止生产一周,而米卢斯(Haut-Rhin省)的工厂将在10月最后两周停产。总计,这些部分失业措施将影响 8 400 名员工,占 Stellantis 在法…
在 CGT 工会呼吁 8 octobre 在公司所有站点举行停工行动之际,员工将获得 1000 欧元的预付款 有些人将其视为一种“排雷行动”。在道达尔能源公司(TotalEnergies)的 CGT 工会发起呼吁,要求在 8 octobre(周四)在该石油天然气集团的“所有站点”(包括炼油厂和部分加油站)举行罢工之际,根据《世界报》获得的一份文件,管理层确认将向其在法国的所有员工发放 2026 年的特别奖金。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普扬内(Patrick Po…
自2024年起,卢浮宫迎来了两位艺术家:出生于1965年康涅狄格州丹伯里的画家伊丽莎白·佩顿(Elizabeth Peyton),以及出生于1970年塞纳-圣但尼省迪尼(Dugny)、从事雕塑、装置、拼贴和视频创作的卡德尔·阿提亚(Kader Attia)。佩顿与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的学生们共同在馆藏作品中开展工作。阿提亚则提供了一次导览并组织了一系列讲座。一场在博物馆礼拜堂举行的展览为他们的驻留画上了句号,两人各占据礼拜堂的一半空间。如果说这两者的创作理…
然而,在卢浮宫面向里沃利街(rue de Rivoli)的立面壁龛中,却矗立着一座布若的英勇全身像,其邻居是同样在阿尔及利亚下令进行屠杀的拉莫里西埃将军(Général Lamoricière, 1806-1865)。意识到这一点后,阿提亚将其作为其干预创作的主题。与元帅头像相呼应的是一段视频,主题是1845年6月18日至20日期间,在艾马布尔·佩利西埃将军(Général Aimable Pélissier, 1794-1864)的命令下,在达赫拉山脉(…
该场馆展出了《国王与夜莺》的制作原件 由保罗·格里莫(Paul Grimault,1905-1994)和雅克·普雷韦尔(Jacques Prévert,1900-1977)创作的动画电影杰作《国王与夜莺》(Le Roi et l'Oiseau),在夏季翻新结束后,于九月中旬进入位于巴黎的法国电影资料馆(La Cinémathèque française)的梅利埃博物馆(Musée Méliès)展出。十余件电影制作原件向观众开放:如果与导演之子亨利·格里莫…
最近,M83 的曲目 $\text{Outro}$ 成为了网红们在“快拍”(stories)中拍摄日落时的背景音乐。其主创安东尼·冈萨雷斯(Anthony Gonzalez)肯定并不希望这种病毒式传播如此频繁。这位移居加利福尼亚的法国人自双专辑 $\text{Hurry Up, We're Dreaming}$ (2011) 以来,一直是国际知名人物。在发行了几张专辑和原声带之后,M83 发布了其第十张专辑。具有象征意义的 $\{I Wrote You a…
圣地亚哥·德·保利(Santiago de Paoli)出生于 1978 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他的绘画超越了规则与类别。首先体现在其尺寸上,因为大多数作品由多个面板组成,尺寸与艺术家的工作室墙壁相当。画中充斥着被简化、被剥离、被还原为幽灵或仿生人的类人形象。这些生物居住在林木景观中(通常采用俯视视角)以及几何结构脱节的室内空间。那里发生了什么?不过是些平凡之事:一顿饭,一次淋浴,两个拥有卵形头部且失明的红色机器人之间的对话……但其姿态诡异,比例失调得明显。…
《无题 [工人的手与帽子]》(1938),多萝西亚·兰格(Dorothea Lange)作品。THE DOROTHEA LANGE COLLECTION / THE OAKLAND MUSEUM OF CALIFORNIA / CITY OF OAKLAND / GIFT OF PAUL S. TAYLOR / COURTESY WILSON CENTRE FOR PHOTOGRAPHY 迈克尔·G·威尔逊(Michael G. Wilson)
对于位于巴黎北部的艺术中心 Le Bal 来说,这是一次首创:这个致力于摄影的场所从未专门为某个私人收藏举办过展览。其艺术总监迪安·杜富尔(Diane Dufour)为迈克尔·G·威尔逊(Michael G. Wilson)破例,因为她非常钦佩他与妻子简(Jane)半个世纪以来建立的收藏。这位 83 岁的男士主要因自 1979 年起担任詹姆斯·邦德系列电影的联合制片人而闻名。他也是在同一时期开始收购摄影作品的。“迈克尔能够为每一幅图像构思一种剧本,这也是促…
编舞家艾伦·卢西安·奥延,2025年于德国伍珀塔尔。MATS BÄCKER 在执导了索福克勒斯的剧作《安提戈涅》之后,艺术家艾伦·卢西安·奥延以编舞版本重新探讨这一主题。这位挪威创作者领导着成立于2006年并设在奥斯陆的Winter Guests舞团,在舞蹈与戏剧之间,他集结了一组震撼的演员阵容,其中包括皮娜·鲍什(Pina Bausch)舞团的三位核心表演者,以及舞者兼演员马里昂·巴博(Marion Barbeau)。该剧将于10月1日至7日在巴黎城市剧…
洛拉·贝西斯(Lola Bessis), 深切悲痛地告知 以下人士的逝世: 让-路易·贝西斯(Jean-Louis BESSIS),
于2026年9月18日在图尔(Tours)逝世。 葬礼仪式于9月24日在克拉万-莱-科托(Cravant-les-Côteaux,安德尔-卢瓦尔省)私下举行。 弗朗索瓦丝·法比亚尼-布赖班(Françoise Fabiani-Braiban) 以及玛丽安·法比亚尼-奥克比(Marianne Fabiani-Okbi),
勒内·热拉尔(Renée GERARD), 法国荣誉军团勋章骑士, 法国国家功绩勋章骑士, 于2026年9月29日离开我们。
于2026年9月28日逝世,享年91岁。 他是《世界报》的忠实读者,足迹从博斯(Beauce)延伸至阿尔及利亚,随后在安纳西(Annecy)的 SNR 工厂担任工程师,他始终忠于自己的信念生活。 其葬礼将于10月5日星期一,在安纳西的群岛火葬场(Crématorium des Îles)举行。 克里斯蒂娜(Christine)和丹尼尔(Daniel),
于 2026 年 9 月 29 日逝世,享年 98 岁。 宗教仪式将于 10 月 6 日星期二,10 h 30, 在巴黎 14 区勒克莱尔将军大道 82, 号的圣皮埃尔-德-蒙鲁日教堂(église Saint-Pierre-de-Montrouge)举行。 他们缅怀其丈夫 勒内·卢瓦(René LOIRE,1923 - 2011)。
于 2026 年 9 月 27 日在巴黎逝世,享年 81 岁。 葬礼将于 10 月 6 日星期二,13 h 30, 在巴黎 20 区拉雪兹神父公墓火葬场的圆顶厅(salle de la Coupole)举行。 无需鲜花或花圈。 可向巴黎 6 区的圣母之野穷人小姊妹会(Petites Sœurs des Pauvres de Notre-Dame-des-Champs)捐款,她生前一直忠实地支持该会。
米歇尔(Michèle), 弗洛伦斯(Florence)和克莱尔(Claire), 西蒙(Simon)、加布里埃尔(Gabriel)、爱丽丝(Elise)和爱丽丝(Alice), 米歇尔(Michel)和玛丽-克洛德(Marie-Claude),
于 2026 年 9 月 29 日逝世,享年 85 岁。 宗教仪式将于 10 月 8 日星期四,10 h 30, 在巴黎 1 区的圣欧斯塔什教堂(église Saint-Eustache)举行,随后将安葬于巴黎 20 区的拉雪兹神父公墓。 塞西尔(Cécile), ## 悲痛地宣布
当一切重新浮现时,过程非常艰辛。当我走在桥上时,我会直视前方,以免产生跳水的冲动。我服用 Prozac 很多年。在我的孩子们出生后我停药了,他们给我带来了很多幸福。但我仍然去看心理医生。我不认为这种伤痛能痊愈。它玷污了性生活本应具有的私密快乐之所,并且永远纠缠着你。例如今年,我把长子送进了一所只有女性教师的学校。这是不可协商的。我不希望任何男人接近我的孩子,对于一个积极参与活动的同性恋者来说,这很矛盾。我也正因如此才转向医学和护理,并且治疗许多遭受暴力的女…
CLAIRE SÉCAIL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 传播与政治实验室研究员 投资者,其中包括文森特·博洛雷(通过 Odet 公司)和贝尔纳·阿尔诺,以及一些“传统天主教”投资者。其中包括蒂博·德·圣文森(Thibault de Saint Vincent),以及斯坦尼斯拉斯·德·本茨曼(Stanislas de Bentzmann)和戈德弗鲁瓦·德·本茨曼(Godefroy de Bentzmann)兄弟,他们与斯特林(Stérin)……以及博洛…
一名女性很快为此付出了代价:埃尔哈姆·梅贾赫德(Elhame Medjahed),43岁,2022年至2025.期间担任巴黎ESJ学院的教学主任。由于反对新管理层那些具有争议且在她看来具有歧视性的手段,她在2025,春季被粗暴地解雇。此后,她向劳动法庭、权利捍卫者(Défenseur des droits)以及巴黎司法法院提起诉讼,并向后者对巴黎ESJ学院提起控告。乔宾(Jobin)表示,早在2024年底学校出售时就曾警告过她:“我给她打电话说:‘在我看来…
随着综合法案的提出,儿童权利捍卫者与女权主义活动人士达成共识。正是后者在对抗针对成年女性的强奸之后,意识到针对未成年人性侵犯的规模之大,以及这些暴力形式之间的渗透性。 在法国的法院前,交织在一起的口号相互呼应:“不再增加一个受害者”、“保护我们的孩子”、“停止性暴力”。自5月11岁的 Lyhanna 遭到强奸并被杀害以来,抗议活动聚集了女权组织和儿童权利捍卫者。由大约 200 个组织组成的联盟自 2024 年起建立,标志着一次独特且前所未有的结盟。这是法国…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当时法国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刚刚赢得关于自愿终止妊娠(人工流产)的斗争,随后开始将重心转向承认针对女性的性暴力。1978 年,在埃克斯-普罗旺斯,两名比利时游客在马赛附近的一处海湾(calanque)被强奸,其袭击者的审判揭露了强奸带来的深层心理创伤,标志着一个重要阶段,并促使法律得以改革。但对于该运动来说,此时关注针对儿童的暴力问题还为时过早。“对于许多 20 世纪 70 年代的女性主义者而言,将这两项事业联系起来并非理所当然…
在 2027-2032. 年的公共财政战略中,一个性质相同的困境将会出现。由总理府委任的四位独立经济学家(Xavier Jaravel, Xavier Ragot, Jean-Luc Tavernier 和 Natacha Valla)在 7 月发布的报告显示,如果政策保持不变,公共债务将从 2026 年 6 月底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119 % 增加到 2030. 年的 130 %。这样的演变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并将迅速导致债权人要求我们支付越来越高…
过度赤字;而第三种工具(证券货币操作)至今从未被启用,且要求提交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计划类似的条件。这将是令人屈辱且在政治上具有爆炸性的。让-路易·梅朗雄声称找到了解决方法,建议注销由法国银行持有的唯一债券债务。但除了此类操作违反欧盟条约之外,它也不会产生显著效果:正如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所指出的,这种注销也将使中央银行失去以股息形式向国家上缴的收入。不能通过会计技巧来解决严重的公共财政问题。 政府委任的…
尽管 Wegovy 和 Mounjaro 治疗药物现在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可由医疗保险(Assurance-maladie)报销,但这位人类学家对这一治疗进展不足以消除某些人群所遭受的污名化表示遗憾。 自 6 月 15 日起,Wegovy 和 Mounjaro 这两种作用于食欲和饱腹感激素机制的药物,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可在肥胖治疗框架内由医疗保险报销。这一变化不仅是医疗和经济上的,也是社会和象征意义上的。报销一项治疗,意味着在制度上界定了该治疗所针对的对象…
这并非幻想。在 8 月 31 日发表于《费加罗报》的一篇长文中,前宪法委员会秘书长、亲极右翼人士让-埃里克·舍特尔(Jean-Eric Schoettl)呼吁进行一场“宪法革命”,并列举了一系列在他看来需要排除“某些宪法或欧盟障碍”的领域,以实现所谓的“高效主权行动”,换言之,即在没有制衡的情况下采取行动:“人脸识别、无人机的使用、算法视频监控、公务武器和随身摄像机的使用、拘留、骚乱时的集体责任、对未成年人的即时审判……”。反移民措施在他的清单中仅排在后面…
16:30 - 18:00 / 省议会 (CONSEIL DÉPARTEMENTAL) KLEBER-LOUSTAU 厅 关于 39-45 年的电影能否脱离政治? 圆桌会议,主持人:瓦伦丁·福尔 (Valentine FAURE)
Le Monde 14:00 - 15:30 / 雅乌雷校区大学 (UNIVERSITÉ SITE JAURÈS) - 1号阶梯教室 战争为何发生?如何发生? 圆桌会议,主持人:盖兹·米纳西安 (Gaïdz MINASSIAN)
在法国刚刚经历的酷暑之夏后,一些处于易受影响地区的居民正考虑搬迁到气候更温和的地方。这是否预示着一场气候大迁徙? “旅行是回归本质之行。” 探索世界,发掘其自然与文化瑰宝,体验强烈的情感与分享时刻:这就是 Arts et Vie 的承诺,我们是您 70 年来的文化旅行专家。在对文化和传承的真诚热爱驱动下,我们为您提供导览行程,让好奇心转化为邂逅,让每个目的地都能得到深度揭示。选择与 Arts et Vie 团体旅行,即是选择专业、舒适、友好与真实 —— 以…
Philippe Romain 接近 37℃。这是法国气象局(Météo-France)记录的 7 月 1 日至 8 月 17 日期间,尼姆(Nîmes)的平均最高气温。这是一个全国纪录。卡尔庞特拉斯(Carpentras)和阿维尼翁(Avignon,位于沃克吕兹省)紧随其后,随后是普罗旺斯艾克斯(Aix-en-Provence,位于布什-杜-罗讷省),气温在 36℃ 左右。瓦朗斯(Valence)接近 35℃,图卢兹(Toulouse)突破了 34,5℃…
Antoine Caron, 一名于 2020 年 从塞特(埃罗省)搬迁至南特的退休人员 面对全球变暖——根据法国气象局(Météo-France)的预测,到 21 世纪中叶,气温峰值可能会达到 50℃——及其连锁反应。
热拉尔丁·莫利纳(Géraldine Molina)是目前常驻南特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研究员,拥有地理学、城市规划与布局博士学位。她的研究致力于气候与人口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居民的天气生活体验、气候变化对健康的影响以及居住模式进行实地调查。 面对极端高温,搬迁到受影响较小的地区是否能成为解决方案? 在我看来,这会推迟对根本问题的认识。个人将居住地迁移至被认定为“更凉爽”目的地的策略可能会转移问题并加剧气候不公正,产生多种负面影响,尤其是如果这些…
是的。目前,现有的避暑空间无论是在近处还是较远的目的地,都倾向于处于饱和状态。例如在南特,居民习惯于前往海岸线,特别是距离 50 公里的波尔尼克(Pornic)游泳并寻找清凉。在春季和夏季的酷暑期间,这个海滨度假胜地完全处于超负荷状态。如果我们把目光聚焦在南特市本身,由于人满为患,市立游泳池不得不设立最高接待人数限制。现在的关键在于优先考虑凉爽空间或空调空间的共享,以避免过度安装个人空调,因为后者会加剧气温升高和不公正现象。此外,生活在空调掩体中真的一个理…
在“我们前进”(On avance)系列报道中,《世界报》走访那些为气候和生物多样性采取集体行动的人们。今天,格勒诺布的拼车线路将减少污染、社交互动与节省开支结合在一起。 格勒诺布 - 特派员报道 “几十年来,我一直独自开车走这段路,最后我觉得和成千上万的人一起堵在车阵里简直是愚蠢。”皮埃尔(文中提到的所有用户仅提供名字)对从瓦鲁昂(伊泽尔省)到格勒诺布的路线了如指掌——在转向组织化的拼车之前,他一直担任驾驶员。 在工作日的每一天,有超过 100 000 …
Djaïd Yamak 七月的一个周日,在圣诺瓦(瓦兹河谷省)。在一栋斜坡房屋的底层花园里,人们正利用健身器材热身手指和前臂。相邻的房间里传出阵阵呐喊声。两名男子将肘部抵在泡沫块上,在红黑相间的桌子上紧紧握手。其中一人面色涨红,眯起眼睛,沉重地喘着气。他的额头青筋暴起,随后手臂被对手压在桌面上。 我们现在身处一家名为 One Punch 的竞技掰手腕俱乐部。 我们现在身处一家名为 One Punch Arm 的竞技掰手腕俱乐部,由 23 岁的前网球运动员 …
每周一次,《时代》(L'Epoque)都会请客喝酒。这位在奈飞(Netflix)电影《百分之十》中再次饰演埃尔韦(Hervé)的演员表示,他的日程非常繁忙:在回归剧院之前,还有两部电影在筹备中。 尼古拉斯·莫里, 于9月18日在巴黎4区的 L'Escale酒吧。
美国对柴油出口实施禁运的威胁加速了讨论。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希望“全球市场价格能够下降”
美国总统希望以释放政治犯为条件,减轻对莫斯科的制裁,但这可能会引起乌克兰及其盟友的敌意
美国总统希望以减轻制裁换取政治犯的释放 以减轻对俄罗斯的制裁来换取被弗拉基米尔·普京关押的政治犯的释放。这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构思,他在乌克兰战争结束之前就渴望与莫斯科做生意。为此,白宫于9月28日向参议院提议,批准任命现任美国驻白俄罗斯特使约翰·科尔(John Coale)为负责人质事务的特使,级别为大使。 这位特朗普的前律师在2025年表现出色,他从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的政权那里,通过取消美国制裁(特别是针对钾盐——一种对该国经济至关重要的肥…
基辅市长维塔利·克利奇科(Vitali Klitschko)在10月2日周五认为,在俄罗斯对 Pivdenny 桥发动夜间袭击并导致严重交通拥堵后,首都的情况“极其戏剧化”。他认为莫斯科正在通过系统性地攻击该市的基础设施、住宅和物流系统来“洗劫”这座城市。基辅高度依赖横跨第聂伯河的八座桥梁,该河将城市分为两半。这是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开始以来,针对其中一座桥梁的首次重大袭击。 美国对俄罗斯的新战略可能会引起乌克兰及其盟友的敌意。维也纳人文科学研究所(In…
战争经济及其军事机器,”他继续说道。“这在欧洲和乌克兰看来是不可接受的。” 在华盛顿,由104名众议院议员组成的国会乌克兰党团(Congressional Ukraine Caucus)的四位民主党和共和党共同主席呼吁特朗普政府放弃任何放宽制裁的计划。他们在9月29日的一份新闻稿中警告称:“减轻制裁将使俄罗斯更加大胆,并延长战争。” 在基辅,面对许多乌克兰人所认为的西方伙伴无法理解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帝国野心,愤怒情绪正在蔓延。美国大西洋理事会(Atlant…
开罗 - 通讯 C-130 运输机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跑道上对齐,加速,然后在金色的夕阳中起飞。10月 1 日星期四,最后一批美国军队离开了伊拉克。在 2025 年10月开始逐步撤军后,伊拉克境内仍留有约 1500 名美国及联盟军队,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库尔德斯坦地区的这座城市。 这标志着“固有决心”(Inherent Resolve)行动正式结束——该行动是 2014. 年成立的打击伊斯兰国(EI)国际联盟的美国部分。法国的对应行动“沙马尔”(Chammal…
通过占领伊拉克北部最大的城市及其资源,以及由美国出资装备的伊拉克军队的物资,伊斯兰国(EII)变成了一个能够控制广阔领土、征收税款并开展常规及秘密军事行动的组织。为了体现其全球野心,该组织更名为“伊斯兰国”(EI)。 在伊拉克,大阿亚图拉阿里·西斯塔尼(Ali Al-Sistani)号召什叶派信徒动员起来对抗这个新敌人。数十万伊拉克人响应了号召,其中一些加入了人民动员部队,该部队中的多个团体由伊朗支持。反击由此开始。 2014年8月,伊斯兰国(EI)发起了…
唐纳德·特朗普 2021, 至 2025, 1月),在 2024. 达成了一项撤军协议。美军于 2025 年撤出了伊拉克的大部分地区,随后退至埃尔比勒,并于 2026. 9月 30 日星期三完成了最终撤离。在阿富汗遭遇惨败( 2021, 年美军撤离后塔利班重新控制该国)之后,唐纳德·特朗普此次成功结束了该任务。 这位希望结束“无尽战争”且深陷针对伊朗攻势的总统,在此找到了一个出口:“这一天是美国的胜利,是伊拉克的胜利,更是对伊斯兰国的决定性胜利!”他在自己…
伊拉克总理办公室于 10月 2 日宣布,受到美国制裁的伊朗航空公司将能够恢复伊朗与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之间的航班往来。伊拉克已同意执行美国上周实施的制裁,但就纳杰夫申请了豁免,因为那里拥有世界上最受推崇的什叶派圣地之一。公报中写道:“这些努力促成了一项协议,允许……每天往返纳杰夫机场 40 班航班”,并称总理对“美国的积极回应”表示欣慰。
里约热内卢 - 特派记者 “他们想要夺走河流,还要夺走海滩,他们想要稀土……不要放弃你的旗帜!”在9月23日发布的一段配有波多黎各歌手 Bad Bunny 热门歌曲的视频中,80岁的左翼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正竞选第四任期,他警告称,在其对手、45岁的极右翼人士弗拉维奥·博索纳罗(Flavio Bolsonaro)——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2019-2023…
在巴西遭受严重干旱之际,环境议题在选举辩论中被降至次要地位 里约热内卢 - 特派记者 在巴西10月4日大选前仅剩数小时之际,厄尔尼诺气候现象的影响开始显现。在亚马逊地区,气温变得令人窒息,降雨日益稀少。河流水位开始下降,威胁到许多生活在河岸沿线的原住民群体,使其面临被孤立的风险。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在气候变化的加剧下,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预计将是七十年以来最严重的,并可能持续到2027.年2月。然而,这场主要在左翼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与极右翼…
可能会被召集。 玛丽娜·勒庞计划通过这次全民公投将这一“黄金法则”写入宪法,而非通过召集国会。索姆省国民联盟(RN)议员让-菲利普·唐吉(Jean-Philippe Tanguy)讽刺道:“我们不会去请求那些毁了法国的人的!”自2025年以来,他一直向玛丽娜·勒庞和乔丹·巴尔德拉(Jordan Bardella)主张黄金法则的实用性。 国民联盟放弃了最初的方案,该方案旨在区分“运行支出”和“投资支出”,并分别为两者设定赤字阈值。让-菲利普·唐吉认为:“德国…
在这次早间节目中,这位总统候选人在对待“不屈法国”(LFI)时不再那么委婉,他指责该党通过封锁高中来“组织叛乱”,并提出了“禁止”该党的议题。“这在法律上非常困难,但我将其抛入公众讨论中,”这位前内政部长承认。共和党(LR)主席布鲁诺·勒塔约(Bruno Retailleau)在 BFM-TV 上辩称:“必须等待司法机关告诉我们结果。” 尽管后者尚未对 Mediapart 的最新披露做出反应,但其身边的人承认,积累的证据“令人震惊,因为事实本身令人震惊,而…
巴黎特别陪审法庭从10月5日(周一)起审理的罪行和违法行为清单,令人感到眩晕且作呕。在针对罗汉·拉内(Rohan Rane)的12项指控中——他是一名在昂蒂布(阿尔卑斯-海洋省)就读的印度学生,案发时年仅22岁——可以看到:“对未成年人实施酷刑或野蛮行为”、“持有并传播”儿童色情图像、“煽动未成年人接受性残割”、“腐蚀未成年人”以及“有组织敲诈”。 法国司法机关将这些违法行为归咎于一个人,但它们描述的是一个来自英语世界、规模大得多的在线社区的活动,该社区被…
立法者意识到自身的滞后,通过 2024 年 5 月 21 日旨在保障和监管数字空间的法律修改了刑法,将“性勒索”的处罚定为七年监禁。在 2021 年 4 月 21 日的另一项法律中,立法者还规定,通过电子方式诱导未成年人实施性行为的行为将被处以七年监禁;如果受害者年龄在 15 岁以下,刑期则增加至十年。 但这些罪名均不适用于罗汉·拉内(Rohan Rane),因为其行为发生在这些刑法修正案出台之前。尤其是,没有任何一项罪名的处罚超过十年监禁,这与该印度学生…
马西伊-勒-沙泰(Marcilly-le-Châtel,卢瓦尔省)- 特派员报道 前所未见。在位于福雷兹平原中心的马西伊-勒-沙泰(卢瓦尔省),一个拥有1500名居民的村庄,黑色聚乙烯管道近期铺设在水沟、田野和葡萄园中。这些管道于9月初匆忙铺设,向着一座已改为旅游鸟舍的中世纪城堡延伸,直到连接到该市镇容量为1000立方米的饮用水水库。“9月7日晚上,我接到城市群技术部门的电话,告知我们的饮用水储备仅剩十五天。第二天,我们立即召开会议讨论紧急工程,以便将我们…
特朗普的威胁加速了关于可能遏制价格飙升之方案的讨论 9月22日,在阿尔勒(罗讷河口省)。LEWIS JOLY 为《世界报》拍摄 对于欧洲人来说,这是最糟糕的剧本: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近日为应对燃料价格飙升而考虑采取的方案——对柴油出口实施禁运,将导致欧盟(UE)内部出现严重的供应危机。 这一威胁目前已被排除。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这样。“我们已经确认,七国集团(G7)成员之间不会出现出口禁令或限制,”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10月2日星期五的一场紧急会议结束后表…
当时,国际能源署(AIE)的成员国——包括欧盟成员国和美国——曾通知将向市场提供 4 亿桶原油,试图遏制黑金价格的飙升。但华盛顿指责欧洲人没有释放所有承诺的份额。 “我们的欧洲伙伴应该加快履行其现有承诺,”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周四在 X 上写道,并称“美国已经尽了其职责”。美国承担了 3 月宣布的行动中近一半的份额,其中最后一批 4000万桶原油已于周二释放。 事实上,现有数据凸显了跨大西洋之间的明显反差。例如,欧盟最大…
由进口覆盖,而美国是其首要供应商。 释放储备能否缓解紧张局势?根据七国集团(G7)国家的声明,未来 20 天内将有“大量”柴油库存投放市场,且声明中已提到,在“必要时”可能会提供“额外”供应。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能源中心顾问奥利维尔·阿佩尔(Olivier Appert)警告称:“库存是‘一次性’的。一旦释放,就无法第二次动用。必须意识到,唯一的长期解决方案是从根本上解决危机。” 据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称,七国集团…
根据欧盟统计局(Eurostat)的初步估计,9 月份该区域 21 个国家的物价同比上涨 3,8% 根据欧盟统计局(Eurostat)周五(10 月 2 日)公布的估计数据,9 月份欧元区的通胀率高于预期,从 2026, 年 8 月平均 3,2 % 上升至 3,8 %。这一通胀速度几乎是欧洲中央银行(BCE)设定的 2 % 目标的两倍,也是三年来最高水平。该区域(由以欧元作为国家货币的国家组成)的主要经济体均受到此次通胀回升的影响:欧盟统计局详细列出,西班…
布鲁塞尔 - 欧洲分社 阿斯麦(ASML)敲响了警钟:这家在制造最先进电子芯片的最精密设备市场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荷兰半导体巨头,已不再向欧洲交付任何设备。据彭博社报道,阿斯麦执行副总裁弗兰克·海姆斯克(Frank Heemskerk)在9月22日于阿姆斯特丹举行的一场活动中感叹道:“我们在那里绝对没有任何销售。” 必须承认,在7月15日公布的第二季度93 亿欧元的营业额中,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做出过贡献,哪怕是微小的贡献。该营业额同比增长超过20 %,主要…
征用。这家跨国公司最终同意大幅提高薪资。 今年秋天,在中东战争的背景下,能源价格再次飞涨。该集团在其法国加油站实施的汽油和柴油价格上限政策,数周以来引发了车主们的疯狂抢购。但这并未妨碍道达尔能源公司再次录得创纪录的利润。上半年,其净利润达到 112 亿美元(99.7 亿欧元),同比增长 72 %。 帕特里克·普扬内在 28 9 月(周一)于纽约举行的年度传统“投资者日”上欣喜地表示,欧洲的炼油厂“全部在满负荷运转,简直就像金矿一样”。借此机会,他宣布将慷慨…
联合国在9月4日通过了名为“修正地图”的决议,呼吁重新平衡全球各地区的呈现方式,尤其是非洲地区。从继承自殖民强国的地图到全球南方国家的批评,这些投影方式象征着对我们世界截然不同的竞争性愿景。 “一个激进的意识形态项目。”美国代表亚里娜·费伦塞维奇(Yaryna Ferencevych)在联合国大会上如此评价“修正地图”(Correct the Map)决议。该文本于9月4日以164票赞成、1票反对(美国)获得通过,呼吁在世界地图上不再视觉性地缩小非洲。 该…
正是这种继承自欧洲帝国主义的视角,在今天受到了质疑。在墨卡托世界地图上,格陵兰岛看起来几乎和非洲一样大。然而,非洲大陆实际上比它大 14 倍。这种失真或许助长了特朗普对这座北极岛屿(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土)的执念。他在 2021 年曾表示:“我热爱地图。我一直对自己说:‘看看这个领土的大小,太巨大了;它应该成为美国的一部分’。” 然而,说墨卡托地图是“错误”的则过于简单化了。“将球形的地球呈现在纸张或手机屏幕的平面上,必然会产生某种转换:任何投影在保留某些特性…
2000年代初,北京采用了地球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地质物理研究所成员郝晓光(Hao Xiaoguang)的投影法。这些投影旨在“更清晰地展现北半球、南半球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地理关系”,它们将中国——这个“中央之国”置于世界地图的中心,而将美洲推向边缘。2025年,巴西也发布了一张以本国为中心、南方在上的地图。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总结道:“地球是圆的。我们的视角同样重要。” 地图源于…
这是歌手兼贝斯手梅谢尔·恩德格奥切洛(Meshell Ndegeocello)在蓝色音符(Blue Note)爵士厂牌推出的第三张专辑,无疑也是最易于接纳且最阳光的一张。前两张向非裔美国作者致敬的专辑更具概念性。而在这里,她乐于以二重唱形式翻唱流行经典。她邀请了 David Gamson 协助,后者是她前两张具有决定性且令人愉悦的专辑 $\{Plantation Lullabies}$ (1993) 和 $\{Peace Beyond Passion}$ …
他在2014年成为马图里市长,并于2017年卸任。那一年,法属圭亚那因一场大规模社会运动而瘫痪了两个月。当时身为议员的加巴里埃尔·塞尔维尔是唯一被运动领导人们接受的政治人物。他利用这一人气,在2021年的地区选举中,率领一个根植于左翼的联盟赢得了胜利。于是,他成为了地区行政机构的主席,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法属圭亚那积压了太多的落后问题。但他的任期被内部冲突所侵蚀。为了击败现任主席而在两轮投票之间组建的这个杂糅联盟,被证明难以操纵。他多数派中的几名当选代…
也许是因为我小时候,我们有看《昆汀医生》(Docteur Quinn)的传统,那是一部关于一名女医生的美国剧集。我也想拥有一份有意义的职业。也许我还想弥补一个“原罪”,那就是我祖父的罪。在他临终前,他向我父亲坦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撞见一群在河里裸泳的德国士兵,于是将他们全部排成一排杀掉。因为他自己所有的战友都被德国人杀害了,他愤怒至极。
国民议会将在一个困难的背景下,审议政府提交的 2027 年预算草案。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和法国银行预计经济活动将几乎停滞,而十年期国债利率已达到 4,9 %,高于一年前的 3,6 %,以及五年前的零利率。利率与增长率之间的差距再次变为正值。所有迹象都表明,这一差距在未来几年将继续增加。 让-皮萨尼-费里(Jean Pisani-Ferry)是巴黎政治学院、布鲁格尔研究所(布鲁塞尔)以及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华盛顿)的经济学教授。 目前有三个问…
由政府控制,反对派被禁止发声或被逮捕。这是一个威权国家,每个人的权利不再得到保障,唯有强权至上。” 在反移民的蛊惑之词背后,隐藏着针对所有少数群体(无论是政治、种族还是性少数群体)的歧视性政策,而对法治的攻击同样威胁着每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保护与预警机制的削弱、向权势者倾斜而导致的平等破裂、缺乏监管的登记与监视、对示威权的侵害、对表达和信息自由的限制、对反对派的镇压等等。只需观察权力集中在行政部门手中将唐纳德·特朗普的美国带向何方,就足以让我们预见到等待我们…
奥丁(Odin)、贾斯珀(Jasper)、古德伊尔(Goodyear)和萨姆(Sam)之间有什么共同点?他们是四个电影角色,全部沉默寡言、浑身长毛、拥有四条腿,并温顺地坐在主人的车副驾驶座上,准备起飞或启程。第一个是伊拉克战争的退伍德国牧羊犬,在 9 月 23 日上映的戴维·艾尔(David Ayer)执导的《野兽之心》(Heart of the Beast)中,它在水上飞机于阿拉斯加坠毁后陪伴布拉德·皮特。第二个出现在里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
▶ 部长爱德华·热弗雷于周五启动对话。但尽管行动规模略有下降,高中生们依然保持高度动员 第 6-7 页 10月2日,里昂,一座被封锁的高中前。LAURENT CIPRIANI / AP
该国正就 2027 年 4 月选举前可能存在的企图破坏稳定行为进行探讨 马尔默(瑞典)- 区域特派员 “针对议员的攻击就是针对民主的攻击。无论以何种形式,都绝不能容忍,绝不能接受,”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图布(Alexander Stubb)在 10 月 1 日(周四)出席一场官方仪式时如此回应。该仪式在拉普兰的罗瓦涅米基地举行,旨在标志着赫尔辛基订购的首批 F-35 战斗机交付。 稍早前,该国媒体披露,在多名议员投诉其住所在其不在时被潜入后,警方已启动初步…
在 28 septembre, 芬兰安全情报局(Supo)的反间谍负责人特穆·利卡宁(Teemu Liikkanen)也对芬兰面临的威胁发出了警告。他在Yle节目中表示:“没有理由陷入恐慌或恐惧。我们不能走这条路。但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且处于就绪状态。” 在赫尔辛基,近日有一封信函发给各位议员,要求他们留意任何入侵迹象,并将所有观察结果报告给议会安全部门和警方。 安妮-弗朗索瓦丝·伊韦尔(ANNE-FRANÇOISE HIVERT)
但候选人们的计划几乎没有经过彼此的交锋。卢拉总统拒绝参加电视面对面辩论。为了解释他当天缺席 TV Globo 的原因,他在周四晚间接受播客《Flow》采访时表示:“我认为这些辩论是徒劳的。”在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同样退出后不久,这家该国最大的电视台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这场活动。这位极右翼候选人在社交网络 X 上谴责选举高等法院实施了“审查”,因为该法院禁止电视台在演播室里为卢拉留一把空椅子。 媒体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丑闻上。该
目前,一个“磋商平台”将很快在所有高中生中部署。青少年将被邀请回答两个问题:“你们的困难是什么?”以及“你们的期待是什么?”。一项“全国性反馈”计划在万圣节假期结束后进行。“亲爱的高中生们,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在被倾听,你们在被关注,你们的话被相信了,”部长总结道。 然而,这些宣布并未说服高中生组织。“我们要求获得资源以确保正常的教学条件,在干净的空间里,‘难道还需要一个平台来了解学校的需求吗?’,FCPE副主席穆斯塔法·奥兹切利克(Mustafa Ozc…
周四,纳尔逊·曼德拉高中的入口大厅被大火吞噬,起火原因可能是烟花引发。目前学校已转为远程教学。 南特 - 特派员 “从象征意义上来说,这太可怕了,”高三学生 Yzé、Lilou、Luna 和 Lou 低声说道,“以前这里有纳尔逊·曼德拉的画像,现在被烧掉了。”这四名南特高中生望着学校被烧焦的正面,目光空洞,显然仍处于震惊之中。事实上,她们参加了 29 日周二的一次相对平静的动员活动。但周四,就在她们的同学准备重启运动时(她们选择留在家里),大火在当天早些时…
如果说卢瓦尔河地区大区将维修费用估算为“至少 200 万欧元”,那么其后果不仅仅是物质上的:高中生的学年进程已经受到干扰。尽管南特教育局向《世界报》表示,“在 10 月假期之前,教学连续性将通过远程方式保证”,但学生们很难对后续情况做出规划。学生之间流传着抗议运动可能会持续到 1 月的传闻,这让高三学生担心课程进度以及每个人能否坚持下去。“这将加剧高中生之间的不平等,”卢(Lou)认为。 为了尝试维持学生之间的联系,周五上午在学校前组织了一场聚集活动,约一…
在里尔,所有公立高中在周五均处于关闭状态。在里尔大都会区,部分私立高中的课程也已停止。尽管教育局和省政府的官方通报将关闭行为与实施远程课程联系起来,但实际情况则更为随机:“我们这里还有其他事情要处理,而且我们的高中生目前的心态并不适合在今天进行远程学习,”里尔市中心的一位希望保持匿名的校长观察到。然而,部分学校的关闭并未熄灭这场运动,在多个地点,抗议活动已转移到其他依然开放的高中。 在他们的 WhatsApp 群组中,里尔大都会区的校长们分享着各自的担忧,…
奥雷莉·加尼耶 (AURÉLIE GAGNIER), SNUipp-FSU 每人应负责 25 个班级。“我们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对所有学生在医务室的就诊情况,”该行业主要工会 SNICS-FSU 的秘书长萨菲亚·盖雷希 (Saphia Guereschi) 指出。 另一个强制要求是:问卷必须在情感、关系与性教育(Evars)课程期间填写。然而,每年三次的此类“教育”课程的部署仍然非常不完善。教师们抱怨在 Evars 方面接受的培训很少或根本没有。其中关于…
然而,危机可能会延长。地下水位正在下降:截至9月中旬,地质矿产研究局(Bureau de recherches géologiques et minières)62 %的监测点低于月度正常水平。“祈祷一切能有个好结果,”上索恩省香槟水务协会(Syndicat des eaux de Champagne)主席(无党派)米歇尔·克劳德尔(Michel Claudel)透露,当地水井的水位仍在继续下降。在夏朗德-海洋省,Eau 17水务协会总干事奥尔坦斯·布雷特…
这是一个关于滥用权威的故事。当掌权者无法在不获得其职位相称的尊重的情况下维持权力时,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这就是所谓的“人类尊严”。除了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为其而战之外,《安提戈涅》和索福克勒斯文本最大的教训或许在于其形式:辩论。这些人面对着不可能的选择、巨大的分歧,但他们能够交谈,甚至能够倾听。而这正是我们今天完全不再做的事情。
在排练期间,我更关注他人的观点和思考,而非我自己的。我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感受到了什么,但我并不了解他人的想法和情感。最终,在舞台上捍卫作品的是表演者。如果他们能将创作过程内化为自己的,他们也会将表演内化,这样真相才能在舞台上被揭示。因为舞者的表达方式仅属于他们自己。
第 26 - 229 号谜题 作者:PHILIPPE DUPUIS 可在 jeux.lemonde.fr 找到我们的所有谜题 < / td><>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 / tr><><>I< / ><>< / ><> < / >< / ><><>II< / ><>< / ><> [IM…
于 2026 年 9 月 25 日逝世。 弗朗索瓦兹·帕维奥(Françoise Paviot), 斯特凡妮(Stéphanie)和让-米歇尔·库朗(Jean-Michel Courant)、弗洛里斯·帕维奥(Floris Paviot), 吕克(Luc)和米歇尔·帕维奥(Michèle Paviot)、凯瑟琳(Catherine)和热罗姆·韦尼耶(Jérôme Vernier),
当时,我接受了警方的询问,但我撒了谎。就在之前,我偷——
——听到了父母之间的对话。我父亲说,如果那个男人伤害了我,他会杀了对方。而我绝对不希望我父亲杀了那个老师然后进监狱!而且,我当时开始质疑自己的性取向,我不希望人们认为,如果我对男孩感兴趣,可能是因为这些侵害。所以我否认了事实。审判在没有我的情况下进行。随后,我将其变成了一个禁忌话题。七年前,这一切突然全部涌回我的脑海。我终于向父母讲述了真相。我还重新联系了弗洛朗(Florent),他是第一个开口说话的男孩,向他道歉,因为我当时没有支持他。
对我来说,这一直非常模糊。我生命中经历过两段深刻的爱情,第一段是一位年轻女医生,我们在一起四年半;另一段则是与我现在的伴侣。我认为性取向和地球上的人类数量一样多,而我们有 80 亿人……童年遭受的侵害也导致我很难谈论这个话题。我出柜很晚,在 23 岁时,在一次罗马之行中遇到一个男孩之后。我父亲哭了。我母亲的背疼了两个月。但从那以后,没有任何问题。他们很出色,极其温柔且体贴他人。
我一直对此思考很多。我是一个极度焦虑的人。如果我不写作,如果不待在诊所里,如果不以千百种方式让自己忙碌,我就会想到死亡。这些存在主义的焦虑促使我填满我的每一天。玛格丽特·杜拉斯曾谈到韭葱汤,将制作汤的过程描述为一种替代每日自杀的方案。诊所和写作,就是我的韭葱汤。 访谈记录:丹尼斯·科斯纳德 (DENIS COSNARD)
l'époque Le Monde
左翼总统卢拉将于周日竞选第四任期。他的对手是极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后者是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
[...OMITTED...]
相反,苏埃利·阿拉乌若(Suely Araujo)担心“其他候选人的计划非常脆弱,甚至不可接受”,并对弗拉维奥·博索纳罗(Flavio Bolsonaro)的“气候否认主义”发出警告。8月28日,在极少数关于气候的发言中,这位极右翼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2019-2022年在任)之子在Globo电视台节目中,淡化了人类活动在气候失调中所承担的责任。 苏埃利·阿拉乌若断言,如果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当选,他“将重启那些已被证明具有…
政府宣布希望提高薪资的“最低”指数。工会认为该措施不足 尽管有相关宣布,但局势仍未缓和。在9月29日周二举行了一次街头动员活动三天后的10月2日周五,政府公布了“定向”薪资措施,但这不足以平息公职部门工会的愤怒。CGT、FSU和Solidaires退出了由公共行动与账目部长大卫·阿米埃尔(David Amiel)主持的专题会议。而工人力量(Force ouvrière)工会则谴责这是一场“闹剧”,并选择抵制此次会面。 紧张局势的核心再次聚焦于:行政部门决定…
在周五与工会的会议上,政府还确认其意图“重新审视”公务员职业经验在职业生涯中被考虑的方式。这将具体通过对进入公务员体系或就业框架时的“分级条件”进行改革来实现。该改革预计将于 2027 年初完成,涉及公务员体系三个部门(国家、地方和医院)的 120 000 名工作人员。行政部门还希望就放宽晋升条件展开讨论。这些举措被工会认为是不充分的。 “蔑视仍在继续,公务员体系的‘最低工资化’(smicardisation)不再是一个意外,而是一项政策,”CGT-公务员…
国民教育部的一份文件被指出存在诸多缺失,该文件需由从幼儿园大班到高中的学生填写 据多家工会消息来源,高等教育委员会在10月1日(周四)对一项拟议法令投了反对票,该法令旨在针对学生建立一项关于性别暴力和性暴力的年度调查问卷。这次由学校工作人员和用户代表参与的咨询投票结果为:0票赞成,9票反对,16票弃权,35票拒绝投票。FSU、UNSA、CFDT、SNALC、SUD、学生家长委员会联合会(FCPE)、学生通用协会联合会(FAGE)以及学生联盟在共同声明中警告…
除了问题本身,问卷的实施条件也引发了广泛讨论。在填写问卷时,需要由一名教师和一名医疗专业人员或接受过性别及性暴力相关培训的人员组成两人小组。问题在于:学校医疗系统数十年来一直面临人员短缺。国民教育部仅有 8000 名校医(护士)、700 名医生、3500 名社会工作者和 8000 名心理学家。根据该部的计算,
福雷兹平原(plaine du Forez)的三分之二饮用水来自周边山区的 160 个取水点以及两个浅层地下水层。另外三分之一则来自河流和由卢瓦尔河(Loire)供水的福雷兹运河。“必须采取强力措施,” 61 岁的克里斯蒂安·潘戈(Christian Pangaud)讲述道,他是位于马西伊-勒-沙泰勒(Marcilly-le-Châtel)城堡脚下的 La Césarde 旅馆老板,他指着停车场底部铺设的管道说。他的露台可以俯瞰被高温烤成黄色的平原,乡村中…
这部作品在今天极其具有现实意义。我一直致力于创作能与我们时代对话的演出。在我看来,真正令人悲哀的是,在作品写成近两千五百年后,索福克勒斯的文本依然极其具有时效性。我们的社会没有学到任何东西。奇怪的是,目前有许多版本的《安提戈涅》在上演,我理解其中的原因: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听到她的故事。 这位女主角在您的想象中占据怎样的位置? 安提戈涅是戏剧史上最勇敢的女性声音之一。我钦佩她,就像我钦佩圣女贞德和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一样。她…
我很幸运能够探索所有体裁,并且我喜欢舞蹈与戏剧互补的方式。我最感兴趣的是讲述故事。归根结底,极少有事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而这正是舞蹈能够展现出绝美之处的地方。 您这次演出的研究方法是什么? 它始于并终于索福克勒斯的文本,团队阅读了不同的译本。我们逐个场景地讨论,一个接一个地探讨主题。我们通过即兴表演深化这些主题并对其进行质疑。我们试图挖掘一些能够与故事产生对话的当代主题。并且我们撰写了自己的文本,其中的片段被保留在演出中。
他对小说艺术同样充满热情:随笔集《小说的黄金时代》(L'Age d'or du roman,Grasset出版社,1996年)便证明了这一点。米兰·昆德拉、达尼洛·基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菲利普·罗斯、萨尔曼·鲁什迪、罗伯特·穆齐尔、赫尔曼·布罗赫,均成为了其随笔或访谈的对象。盖·斯卡佩塔本人也是一名小说家。他在虚构作品中延续了这场“古典与(后)现代”之战:关于20世纪音乐的《抒情组曲》(La Suite lyrique,Grasset出版社,199…
有一天,在学生放学时,当时担任奥古斯特-德德中学(collège Auguste-Dédé)校长的他,在没有看到对方的情况下被一个人问候了。当有人将此事转告他时,加巴里埃尔·塞尔维尔(Gabriel Serville)立刻跳进车里,一直跟到那个被冷落的人家中。随后,他诚恳地表达了歉意。」这个轶事说明了这位法属圭亚那集体当局主席是一个怎样的人。他于9月30日星期三在卡宴因胃癌去世,享年67岁:一个敏感、尊重他人且真诚的人。 加巴里埃尔·塞尔维尔1959年出生…
……如果没有我那坚韧不拔的父母,他们奋斗一生,就是为了让我和两个姐姐在成年后能享有他们曾经被剥夺的特权。我记得一个场景,当我们还很小的时候,在图卢兹附近的一个叫韦费伊(Verfeil [上加龙省])的村子里。我母亲去买鸡蛋,那是冬天,她因为路面结冰在街上滑倒,鸡蛋在摔落时被压碎了,她随即哭了起来。那些鸡蛋是那一周的肉类替代品。如今,我的一个姐姐是牙医,另一个是餐厅主厨,而我是医生兼作家。我对此只能心怀感激。
那时很复杂。当时,我的祖父送给我一把很小的刀。有几个月时间,我一直把它放在枕头下陪我睡觉,因为突然有一个陌生人住在我们屋檐下让我感到害怕。我讨厌这个闯入者。后来有一天,一个成年人对她说了些话,让她哭了。我想应该是说“肮脏的黑妮格罗”。就好像他偷走了我的恨意一样。我冲向她。从那次事件起,她真正成为了我的妹妹。这让我很早就对“差异”产生了敏感意识。
是的。凶手是一名武术老师。夏天,他在乡间的一栋大房子里接待孩子们。这件事就在那里发生了,连续两年。我们当时有五个男孩,年龄在 10 到 12 岁之间。后来有了审判。该男子因性侵、强奸和残暴行为被起诉,被判处监禁。我最近得知他去世了。第二天,我醒来发现舌头上长了一个巨大的疱疹……
没有什么具体的。但他们绝对要求我们在学校取得成功,拿到好成绩。晚上,我母亲会让我们用莫泊桑、纪奥诺的文本做听写。语法错误扣4分,句法错误扣6分。我们最后经常被扣到负40分!而且我们读了很多书。
是的,我很愤怒,尤其是因为我曾遭受的攻击。而且我非常、非常无法忍受不公正。问题在于,一名医生每天都要面对不公正,尤其是针对女性的不公正。这会让愤怒进一步升级!我想写那些能够修复某种……的书,大概就是源于此。 ## 在这部字典之后呢?
因为这提供了自由。我希望读者能物有所值。所以我讲述很多故事,通常灵感来自我的个人生活或执业实践,这样我就能对其进行美化。但这并不总是必要的。比如这位即将分娩的病人,她来到了急诊室。科室里忙得不可开交。我们把她安置在房间里并告诉她:“如果有问题请叫我们。”一小时后,一名医护人员经过。她怀抱着婴儿,只是向他要了一把剪刀。“可是,我们告诉过您有问题要叫我们!”他脱口而出。“但是……并没有出现问题,”她回答道。如果不使用这句话就太浪费了,不是吗?我更愿意收集这种温…
法官以及整个社会继续质疑受害儿童证词的情况依然存在。研究员强调:“直到21世纪初,长期存在的虐待与免责传统,往往导致法官重新界定事实或宣布无罪释放。” 否认情绪如此之深,以至于在68年五月风暴之后,一些顶尖知识分子为恋童行为(当时尚未被称为“恋童犯罪”)辩护,将其视为性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及年轻人可能实现解放的一种途径。历史学家朱莉·多永(Julie Doyon)认为,尽管女权主义活动家最初在这个问题上较为克制,“但正是基于她们的觉醒,家庭内部性暴力的规…
人类学家多萝西·杜西(Dorothée Dussy)指出,[尤其是针对儿童],“这些人拥有相当平庸的性生活,有妻子,有时还有情妇,他们随处寻找快感,并且足够自我中心,以至于利用女儿、侄女或孙女的身体来满足欲望对他们来说毫无问题。他们攻击的是他们认为最弱小的身体。” 在其参考著作《支配之摇篮:乱伦人类学》(*Le Berceau des dominations. Anthropologie de l'inceste*,La Discussion,2013年)…
有效治疗手段的存在,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将“可能”转化为“预期”。既然有治疗方法,你就可以减肥;既然你可以减肥,为什么不这么做?医疗上的可能性逐渐演变成一种社会规范。显然,医学并没有发明“纤瘦”这一规范,这种规范是由文化构建的,且远早于这些药物的出现。然而,医学可以为其提供额外的合法性。 这种指令不再仅仅是:“你应该减肥,因为纤瘦更好。”而可能变成:“你应该减肥,因为你的肥胖是一种疾病,而且存在治疗这种疾病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这些药物的出现并不能预言对肥胖…
18:00 - 20:00 / 谷仓大厅 (HALLE AUX GRAINS) - 半圆形剧场 未来的商人将如何? 圆桌会议,主持人:埃里克·阿尔伯特 (Eric ALBERT) 嘉宾:帕特里克·阿尔图斯 (Patrick ARTUS),Ossiam经济顾问兼经济学家协会成员;克莱芒·博纳 (Clément BEAUNE),前部长、战略与规划高级专员;以及玛加利·雷格扎-齐特 (Magali REGHEZZA-ZITT),地理学家,前气候高级委员会成员。
10:00 - 11:00 / 魔术之家 (MAISON DE LA MAGIE) - 表演厅 在掠食者的时代,如何抵抗? 深度访谈,主持人:尼古拉斯·楚昂 (Nicolas TRUONG) 嘉宾:朱利亚诺·达·恩波利 (Giuliano DA EMPOLI),作家,其新作《创始人》(Le Fondateur, Gallimard, 2026) 即将出版。
是的,确实如此。重要的是要理解,无论
“67号!”人们急忙在卡片上寻找。这个九月的周二晚上,在 La Java bleue 咖啡馆,开学季的乐透活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桌上摆着冷盘肉拼盘,以及一杯杯葡萄酒和果汁
水果或柠檬水。价格十分亲民:糖浆水 1 欧元,苏打水或气泡果饮 2 欧元,一杯葡萄酒 3 欧元。 Catherine Rollot 在巨大的落地窗后面,凭借着深蓝色的小吧台、绿植、玻璃罐和沙发,“蓝色爪哇”(La Java bleue)看起来就像一家精致的社区咖啡馆。然而,它实际上位于圣欧安(塞纳-圣但尼省)Hovia 协会养老院(Ehpad)的一楼。这家非营利性私人机构接收 84 名居民,年龄在 60 至 100 岁之间。自今年春天起,每周二和周四的两个…
> 最主要的性格特征 > 您最主要的缺点 “某种形式的偏执” > 您喜欢的声音或噪音
两张地图的叠加:墨卡托投影(灰色)与 Eckert IV 投影(绿色)。《世界报》信息图 联合国于 9 月 4 日通过了《修正地图》决议,呼吁重新平衡全球各地区的呈现方式,特别是那些在世界地图上被视觉缩小的地区,如非洲。地图是相互竞争的世界观,没有任何一张地图能独立解决呈现问题。地理历史学家文森特·卡普德皮(Vincent Capdepuy)认为:“在一个多中心的世界中,正确的解决方案应该是增加视角的多元性,而不是‘修正’某种投影。” 第 16-17 页 …
用政治犯交换制裁解除的想法,是在他春季与俄罗斯反对派人士德米特里·穆拉托夫(Dmitri Mouratov)会面后产生的。这位前《新报》(Novaïa Gazeta)主编及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共同获得者,一直致力于争取俄罗斯政治犯的释放。在接受《世界报》联系时,他拒绝发表评论。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Dmitri Peskov)则对“政治犯”这一称呼提出异议,并“断然否认”俄罗斯存在此类人员。他在9月30日于莫斯科表示:“我们认为这种问题的表…
玛丽娜·勒庞的计划旨在使债务逐步回落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60 % 通过承诺通过全民公投通过一项预算“黄金法则”,强制法国每年限制赤字并在宪法中设定上限,玛丽娜·勒庞试图再次说服经济界相信她在该领域的可靠性。这一提议在 8 月底向法国企业运动雇主联合会(Medef)宣布,随后这位极右翼候选人在 10 月 1 日(周四)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对其进行了详细阐述。 国民联盟(RN)原本希望将该文本发表在主要经济日报《回声报》(Les Echos)上,该报经常提醒该党…
除前“希拉克派”外,共和党在《Mediapart》披露消息后的几天里保持沉默 是等待确凿证据的简单谨慎,还是担心激怒部分觊觎的选民?自9月28日(周一)以来,右翼在评论《Mediapart》关于乔丹·巴尔德拉涉嫌撰写反犹太主义文字的披露时一直相当沉默。“如果这是真的,对我们非常有好处,”共和党(LR)领导层的一名成员在10月1日(周四)承认,就在该网站公布国民联盟主席在2013年通过Messenger向另一人发送的反犹太主义消息截图前几个小时。 “作为右翼…
在 2025 年几乎处于空白状态之后,ACC 保证终于能够提高生产节奏,并目标在“2027 年期间”实现满产,每月生产约 10 000 块电池。其秘书长马修·休伯特(Matthieu Hubert)保证:“在 9 月,我们成功生产了可供 5 000 辆汽车使用的电池,这符合我们与 Stellantis 达成的协议。” 制造商方面则解释称,由于燃料价格上涨,“对其长续航车型的需求强劲,且依然高于供应能力”。与其所有竞争对手一样,它此前并未 该集团将这些停产行…
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该集团表示不愿在“计划于明年12月举行的年度薪酬谈判(NAO)讨论开启之前”发表评论。这笔奖金也将发放给由该集团100%持股的子公司员工,例如管理着约180家道达尔能源(TotalEnergies)加油站(主要分布在高速公路上)的Argedis公司。其中部分站点在今年春季已经举行过罢工。 “我们曾要求管理层在年底前采取行动,以便员工能够应对燃料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道达尔能源的CFE-CGC协调员多米尼克·孔韦尔(Dominique…
将签署协议并平静地投身于农业和商业,这些行业很快将修复战争带来的创伤。”阿提亚没有对此发表评论。事实上,这样做将是多余的。但他将一些被击穿的金属半球悬挂在展墙上,宛如被刺穿的腹部。 至于伊丽莎白·佩顿,她则留在博物馆内部,其中的一些作品启发她创作了部分临摹作,这些作品在此与肖像画一同展出。这些作品规格均较小,采用油画、水彩、粉彩或彩色铅笔绘制。其中可见该艺术家的典型风格:色彩触笔明亮轻盈,且触笔之间经常留白。在古典大师中,提香(1488-1576)和欧仁·…
盖伊·斯卡佩塔于9月28日在巴黎去世,享年79岁。他一生中的重大课题是抵抗运动。他的小说《圭多》(Guido,伽利玛出版社,2014年)既是对被驱逐的祖父命运的历史研究(这影响了他的一生),也是对记忆脆弱传递的沉思以及对抵抗运动主观想象的思考;随后,由豪尔赫·亚马特(Jorge Amat)执导、盖伊·斯卡佩塔编写并讲述的电影《幽灵列车的抵抗者》(Les Résistants du train fantôme,2017年)问世。人们怎能不意识到,这正是他在当…
马克龙时代 3 / 3 利用国家元首政治博弈中的模糊性,文森特·博洛雷(Vincent Bolloré)的帝国加速了对信息渠道的掌控。面对这一反动势力,所有政党都承认自己已措手不及。 语气充满了报复心,甚至带有好战色彩。“有一天,我们将去夺取巴黎,”作家布亚莱姆·桑萨尔(Boualem Sansal)雷鸣般地喊道……这位博洛雷帝国的“战利品”在三月份以100 万欧元的价格,从其原所属的加利玛出版社(Gallimard)转投格拉塞出版社(Grasset)。“…
一个由学者、艺术家和协会代表组成的团体提醒人们,极右翼在拉丁美洲正在崛起,并呼吁关注将于10月在巴西举行的选举,巴西是该地区最后一个民主大堡垒。 10月4日和25日,巴西将进行投票[以选出下一任总统]。这次选举不仅将决定国家首脑的人选,还将决定拉丁美洲最大的民主国家是否能继续保持民主。我们,作为这篇评论文章的签署者——包括知识分子、艺术家、公众人物和公民——向国际公众发出警示:巴西将面临的局势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自2018年极右翼候选人雅伊尔·博索纳…
除了制度上的威胁,弗拉维奥·博索纳罗所主导的经济计划预示着同样令人担忧的社会倒退。这一超自由主义项目基于预算紧缩、削减国家角色、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及降低税收,威胁将进一步削弱底层和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通过减少公共投资能力和再分配政策,它可能加剧已经相当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并导致贫困增加,首当其冲的是人口中最脆弱的群体。该项目与巴西自身启动的动态背道而驰——巴西在 2024 年担任 G20 主席国期间,曾提出对超级富豪征收最低税的构想,而如今超富人群相对于其收入而…
在照顾孩子方面,无可挑剔。但在疫苗或秘密社团的作用方面,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因此,在解雇、试图说服或听之任之之间,父母们犹豫不决,马里昂·科凯(Marion Cocquet)对此进行了报道。 在迪士尼的世界里,这没什么危害。顶多让人觉得有点紧张,但没有危害。让(Jeanne)和巴斯蒂安(Bastien)(化名)在某个晚上大吃一惊,因为照顾他们两个儿子的保姆克里斯蒂娜(Christine)给他们发了一个YouTube链接,并附上评论:“值得了解,注意孩子。”…
9月1日,一项针对前 Master 银行行长丹尼尔·沃卡罗(Daniel Vorcaro)操纵的大规模金融欺诈调查的部分机密内容被公开,这使最高司法机构——联邦最高法院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并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焦点。在银行家的手机中发现的信息表明,亚历山大·德·莫赖斯(Alexandre de Moraes)法官一直向他通报案件的进展。尽管弗拉维奥·博索纳罗(Flavio Bolsonaro)本人在该案中也因涉嫌腐败和洗钱被调查,但他试图利用这一丑闻为自…
政府希望与议员共同确定收紧政策的具体方式 政府在试图推行一项极具争议的措施时,并未让自己处于轻松的境地。正如多位部长在9月份所声明的那样,政府希望在公共账目整顿政策中让退休人员做出贡献。周四(10月1日)提交的2027年国家财政法案和社会保障融资法案草案中,均包含一项以此为方向的条款。但目前仍存在许多未知数,大部分具体执行方式需与议员共同制定。 行政部门设定了极高的目标:要求退休人员分担的金额高达55亿欧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采取了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径…
此次谈判将在将 10 % 的减免措施纳入考量的情况下进行。根据法兰杜(M. Farandou)的说法,其思路是进行一次“组合操作”。这意味着,例如,可以通过收紧有关税收优惠的项目,以获得额外的资金,从而更好地对待——或减少对——养老金超过 1260 欧元的退休人员的处罚。劳工部长补充道,重要的是要实现 55 亿欧元的节省目标。 关于基础养老金演变的决定将通过法令形式实施。因此,在总统选举后就职的“下一届政府”可以“在任何其希望的时候”撤销已实施的紧缩措施,…
针对这一由独立机构、隶属于审计法院的公共财政高级委员会计算的基础规则,她设定了两项例外情况。为了避免过大的预算调整可能导致经济衰退,在达到该“稳定阈值”之前,赤字在一年与另一年之间的变动幅度不得超过 GDP 的 0,5 个百分点。此外,考虑到可能出现的特殊情况,议会五分之三的投票可以通过,允许连续两个财政年度的赤字高于预期。若要第三次违背此规定,则需通过全民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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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unes Talents 年轻音乐家的就业 其目标:让所有公众 都能享有精英艺术
我是医生,我写书,事业非常成功,然而这还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很重要。突然之间,我开车变得缓慢,行驶在右侧车道。我在银行花了一个小时为孩子们办理一份人寿保险。我重新协商了与出版商的合同。而且,我这个如此缺乏耐心、如此追求产出的人,不得不接受暂时把工作搁置一边,花时间陪伴我的儿子们。因为在生命尽头,我大概会记得与他们一起钓鱼的一个下午,而不是我在书店的成功。以前,我只为自己而活。现在,我不再是我故事中的主角了。孩子们在那里,他们依赖着我。我不希望在他们独立之前…
他坚信“新世界秩序”将具有“使男性女性化的意愿”。他解释道:“我非常保守。墨索里尼、普京和希特勒也是如此,他们都反对 LGBTQ+ 运动。” 这种认为阳刚之气受到威胁的情绪,似乎在他对“强人”的向往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痴迷在这些在线社区的大多数成员中都能找到。但这种自恋的脆弱性也滋养了他妄想的自我意识,以及对控制他人和使其痛苦的病态嗜好。他分析道:“我是一个自恋者,而自恋者喜欢让自己的自我得到满足。”他曾签署过一本名为《How to get girls》…
在今年3月跨大西洋奴隶贸易被承认是“最严重的反人类罪行”之后,非洲集团于9月4日在联合国又赢得了一次象征性的胜利,即通过了名为“修正地图”的决议。该决议呼吁更换那些扭曲了非洲实际大小的地图,包括所谓的“墨卡托投影”地图。这些倡议虽然不具强制性,但将与奴隶制和殖民化相关的赔偿问题重新置于外交辩论的核心。 保罗-西蒙·汉迪(Paul-Simon Handy)是东非安全研究所在亚的斯亚贝巴的区域主任,并代表该研究所与非洲联盟打交道。他主张一种“责任记忆”,要求非…
在韩国以及其他地方,九月底的秋天依然迟迟未到。在首尔东南 300 公里的吐含山,那片主要由松树和枫树组成的茂密阴凉森林,尚未染上吸引全国游客而来的绚丽色彩。因此,石窟庵就那样部分地隐藏在繁茂的绿意之后,坐落在海拔 750 米的山凹之中。 当你沿着通往那里的徒步小径靠近时,这个地方起初看起来就像亚洲成千上万座小寺庙中的一座。但在其彩绘木质立面的背后,隐藏着统一新罗王国(676-935)佛教艺术的瑰宝之一。这也是巴黎韩国文化中心直到 2027 年 3 月为止所…
石窟庵的雕像所代表的并非随便哪尊佛像(佛像种类繁多)。它是一尊释迦牟尼像,也被称为悉达多·乔达摩,所有佛教流派都将其视为纯洁且完美的佛陀,并且他更有能力“转法轮”。金东河(Kim Dong-ha)继续讲述道:“释迦牟尼曾是一位王室人物,在达到觉悟并成为佛陀后,他与邪恶进行了多次斗争。可以通过他右手的摆放方式来认出他:右手放在腿上并向下转动,这只指向地面的手代表召唤大地之灵,以抵御邪恶之灵。” 这些细节并非偶然。“在韩国,8世纪的艺术体现了最完备的佛教艺术,…
在他的工作室里,数十个、数百个佛头相互嵌套,堆放在每个角落。在长长的工作台上,可以看到一些奇怪的物体,看起来像巨大的蛹茧。李承哲(Lee Seung-chul)是一位韩纸(hanji,韩国传统纸)大师。四十年来,他利用这种纸塑造佛像并在全球展出,同时也制作“月亮罐”——韩国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之一。 在巴黎韩国文化中心展出至 13 mars 2027, 的沉浸式展览《石窟庵:佛教艺术的千年秘密》中,有三尊他的雕像以及数十个灵感源自韩国南部吐含山石窟佛像的面孔在…
在福雷兹平原(plaine du Forez),约二十个市镇正面临供水中断的危机,当地官员正采取紧急措施
这一决定凸显了面对社会运动前景时的焦虑,而此次运动的诱因让人想起 2022. 的先例。当时,公司内部的一场薪资冲突在几周内演变成了全国性的燃料供应危机。当时的背景是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价格飙升,这为该集团带来了异常丰厚的利润。在三周时间里,持续的罢工导致了燃料短缺,甚至导致部分加油站关闭,迫使政府下令进行
一个机会,并让大城市重新获得某种环境质量。“为此,必须对其进行大规模的植被化和重新造林,也就是说,要将其 40% 到 50% 的面积去城市化并去除沥青”,吉约姆·法布雷尔(Guillaume Faburel)认为。考虑到这些城市目前的政治和经济角色,这在今天看来是一个乌托邦。 “这看起来完全像反乌托邦,但按照目前事态发展的速度,在 10、20、30 年内就可能发生。” 实施节制政策、生态修复和社会公正方案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我们不想在夏天被烤得越来越厉害,如…
弗雷德里克·波特 (Frédéric Potet) 数十家地方机构组成集体,共同谴责一起诈骗事件:他们支付了高昂的费用订制服装……但从未收到货。 鸭子 Safyduck、恐龙 Bobo、马里努阿犬 Pogo 和小鸟 Roity 都怎么了?在吉祥物之国,一股愤怒之风正在吹起。吉祥物是指人们为了支持足球队或在村庄集市游行时所穿的全身套装。大约 40 家机构——包括协会、学校、中小企业等——在 Facebook 上组成了一个集体,旨在谴责一家专门从事聚合物泡沫和…
“安装终端设备和移动应用程序很重要,但这并非全部,”参与格勒诺布尔周边拼车线路开发的 Ecov 公司本杰明·阿尔诺(Benjamin Arnaud)解释道。预算中的很大一部分被用于在当地企业中开展宣传活动,以介绍这一概念……“并且要反复强调!” 拼车线路是一种新型的集体交通方式。格勒诺布尔地区交通综合协会(Syndicat mixte des mobilités de l'aire grenobloise)的西尔万·拉瓦尔(Sylvain Laval)详细…
纤维首先被煮沸以脱去褐色的外皮,仅保留白色的内皮。内皮经过清洗除杂后,再次煮沸并用清水冲洗。软化后的纤维随后经过手工捶打,以获得均匀且呈丝状的质感——即形成那些著名的“茧”——然后,对于使用韩纸进行塑形的李承哲来说,纤维会被放入专用机器中研磨,以获得均匀的纸浆。 将纸浆与糯米胶或亚麻籽油混合后,会得到一种浓稠且具有可塑性的糊状物,可以用手在传统黏土或木制模具的内部或外部进行压制或塑形。而李承哲使用的是硅胶,在极短的时间内,他通过精准的按压,在您面前塑造出一…
舞蹈可以表达情感的煎熬,并以身体形式具象化我们的内心景观。索福克勒斯的一些意象通过身体来探索是非常令人兴奋的。比如“沙漠风暴”,或者安提戈涅的悲伤——加拿大诗人安妮·卡森(Anne Carson)将其翻译为“一只心碎之鸟的啼鸣”……而那些“在战争中发疯的鸟儿”,简直太绝了!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挖掘这种鸟类的疯狂。我认为如果用文字,我们无法以同样的方式来实现。 您曾与皮娜·鲍什的乌珀塔尔舞蹈剧场(Tanztheater Wuppertal Pina Bausc…
很少有一位战争头目在成为被国际司法机关定罪的战争罪犯后,能在人生中像比利亚娜·普拉夫希奇(Biljana Plavsic)那样经历如此多次的立场反转。无论人们如何看待他们,那些带领人民走向战争的领导人通常都深信其事业的正当性。随后,无论外界如何评判,他们大多数时候都会忠于自己的承诺,甚至不惜撒谎或否认。 波斯尼亚塞族通讯社 SRNA 宣布,比利亚娜·普拉夫希奇于 10 月 1 日在贝尔格莱德去世,享年 96 岁。她在塞族历史上将留下双重形象:首先,她是波黑…
安妮·考贝(Annie Caubet) 前卢浮宫博物馆东方古物部首席馆长兼主任,同时也是一名实地考古学家,她将回顾自己在卢浮宫以及近东地区大型考古挖掘现场的经历。这是一次充满回忆与致敬的相遇,围绕着一个致力于馆藏、研究与传承的一生展开。 罗汉讲堂(amphithéâtre Rohan), 2026年10月16日,星期五,
巴蒂斯特·博利厄,41岁,是一名多动症患者,近期被诊断出患有此症。这位在社交网络上拥有极高关注度的全科医生目前仍在图卢兹执业,同时撰写畅销书,并抚养着两个小男孩。他于10月1日出版了《选择温柔的人》(L'Homme qui choisit la douceur),这部小说让他能够从内部讲述医护人员之间的交流小组,就像他曾参加过两年的那个小组一样。
梦想着医治他人,以及写小说。所以您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实现了这两个梦想的5岁男孩。幸好我有孩子,否则我的生活将失去意义!
无论如何,这一系列事件奠定了基调:“必须与所有人对话”,当时国家元首向其沟通顾问如此低语。四年后的 2023 年开学季,共和国总统在一次政府研讨会上正式将这一路线制度化。当时的背景十分激烈,2023 年 6 月底,《周日快报》(JDD)任命前《当前价值》(Valeurs actuelles)编辑总监热弗鲁瓦·勒若纳(Geoffroy Lejeune)为负责人,引发了强烈反响。然而,马克龙派在对采取何种行动犹豫不决(部分人倾向于抵制)之后,很快便在这一周刊的…
直到 2017 年 #MeToo 运动,随后是 2021 年 #MeTooInceste(#我也是乱伦受害者)运动掀起滔天巨浪,并在大量普及类书籍和播客的推动下,这些暴力行为背后的共同机制才最终成为一个核心政治议题。社会学家伊雷娜·泰里(Irène Théry)分析道:“#MeToo 运动不仅揭露了男性暴力这一庞大的领域,而且是对性行为中‘允许’与‘禁止’之规则的一次全球性重构。而这种重构既触及了成年人之间性行为的规范,也触及了关于年龄和代际的禁忌,正如我…
据称,戏剧让他保持着规律的工作。人们记得他在 2009 年由 Robert Cantarella 在 Centquatre-Paris 执导的 16 世纪剧作《希波吕托斯》(Hippolyte,作者 Robert Garnier)中的表现。他那高亢的声音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事实上,戏剧与电影在他身上交织在一起。 他在 Philippe Garrel 的《常规情人》(Les Amants réguliers,2005)中担任演员——“[他]在电影中以一段两分三…
\- 法国的历史性干旱在10月仍在持续。9月份仅有 21 毫米的降水量,比月平均值低 70 % - 降水不足和高温使河流枯竭。在夏季被大量使用的储备水量已大幅减少
▶ 100 万 人的饮用水供应紧张,83 000 名居民依赖紧急措施
▶ 虽然冬季地下水的补给和近期的投资避免了更大规模的危机,但水资源分配问题依然存在
▶ 在卢瓦尔河地区,福雷平原的居民正在探讨如何可持续地节约资源
美国对柴油出口实施禁运的威胁加速了讨论。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希望“全球市场价格能够下降”
美国总统希望以释放政治犯为条件,减轻对莫斯科的制裁,但这可能会引起乌克兰及其盟友的敌意
▶ 部长爱德华·热弗雷于周五启动对话。但尽管行动规模略有下降,高中生们依然保持高度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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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日,里昂,一座被封锁的高中前。LAURENT CIPRIANI / AP
在旨在安抚投资者的财政法案草案提交次日,法国的借贷要求利率上升,接近 5 %
左翼总统卢拉将于周日竞选第四任期。他的对手是极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后者是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

两张地图的叠加:墨卡托投影(灰色)与 Eckert IV 投影(绿色)。《世界报》信息图
联合国于 9 月 4 日通过了《修正地图》决议,呼吁重新平衡全球各地区的呈现方式,特别是那些在世界地图上被视觉缩小的地区,如非洲。地图是相互竞争的世界观,没有任何一张地图能独立解决呈现问题。地理历史学家文森特·卡普德皮(Vincent Capdepuy)认为:“在一个多中心的世界中,正确的解决方案应该是增加视角的多元性,而不是‘修正’某种投影。”
第 16-17 页
调查报告
极右翼的文化战争
与马克龙的暧昧态度
自 2017 年以来,文森特·博洛雷(Vincent Bolloré)的帝国加强了对信息渠道的掌控。所有政党都承认对此感到措手不及
第 26-27 页
M
社论
中期选举
美国民主的
一次测试
英国
安迪·伯纳姆(Andy Burnham)
为该国重返欧盟
铺平道路
性别暴力
针对女性和儿童的暴力:
一场协同的斗争
第 28-29 页
半导体
制造商阿斯麦(ASML)
在欧洲的销售
陷入停滞
访谈
巴蒂斯特·博利厄(Baptiste Beaulieu)
被掩埋的故事
“一部杰作”
《世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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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美国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以及弗拉基米尔·普京,9 月 5 日于莫斯科。
照片由国家新闻社卫星通讯社提供。MIKHAIL METZEL 通过路透社
美国总统希望以减轻制裁换取政治犯的释放
以减轻对俄罗斯的制裁来换取被弗拉基米尔·普京关押的政治犯的释放。这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构思,他在乌克兰战争结束之前就渴望与莫斯科做生意。为此,白宫于9月28日向参议院提议,批准任命现任美国驻白俄罗斯特使约翰·科尔(John Coale)为负责人质事务的特使,级别为大使。
这位特朗普的前律师在2025年表现出色,他从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的政权那里,通过取消美国制裁(特别是针对钾盐——一种对该国经济至关重要的肥料)换取了数百名政治犯的释放。在9月17日接受俄罗斯反对派电视台“真实时间”(Nastoiachtche Vremia)采访时,科尔先生希望莫斯科的第一盟友白俄罗斯能“回到国际社会大家庭中”。美国杂志《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在9月29日披露,特朗普的特使现在计划与弗拉基米尔·普京复制同样的模式。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俄罗斯-欧亚中心主任塔蒂亚娜·卡斯图耶娃-让(Tatiana Kastouéva-Jean)提醒道:“这种‘以物易物’并非完全新鲜。这是冷战时期的人质外交,只不过现在不再是以囚犯换囚犯,而是以生命换制裁。”
美国提出这一想法之时,正值特朗普于9月18日颁布一项法律,赋予其对俄罗斯及其贸易伙伴实施严厉制裁的权力。该文本由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共同起草,他是总统的亲信,也是乌克兰的坚定支持者,于7月突然去世。
科尔先生的倡议将服务于特朗普政府的多个目标。它将有助于俄罗斯重新融入全球经济,并加强与克里姆林宫在乌克兰问题之外的对话。随后,这将为美国签署关于石油、柴油、稀土或其他俄罗斯原材料的获利协议铺平道路。特朗普还坚信,这将增强他竞逐其梦寐以求的诺贝尔和平奖的竞争力。最后,在11月3日中期选举前夕,这将使白宫之主在乌克兰和平谈判失败一年多之后,能够展示出与克里姆林宫取得的切实进展。
美国政府认为,一些经济利益可能会激励弗拉基米尔·普京与乌克兰签署和平协议。白宫之主于9月21日在其Truth Social社交网络上宣布,一项关于美国购买白俄罗斯钾盐肥料的“重大”贸易协议正在谈判中。据科尔先生称,俄罗斯也是这些谈判的参与方。如果该协议达成,在可能取消美国对莫斯科制裁的背景下,该协议将成为美国与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之外扩大经济交流的框架的一部分。
特朗普同时希望借此机会为他对价格上涨日益不满的农民获得更便宜的肥料,并向其主要供应商加拿大施压,他目前正与加拿大陷入一场贸易战。他强调:“价格将比我们目前支付给加拿大的低得多。”
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是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女婿及其在克里姆林宫的特使,他是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所谓“繁荣协议”最坚定的捍卫者,这些协议旨在平息克里姆林宫的扩张意图。“贸易往来越频繁,达成的妥协就越多——无论是经济方面的,还是涉及囚犯或其他方面的——我们就能一步步地——但愿如此——向和平迈进,”科尔先生(M. Coale)在接受《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采访时表示。
用政治犯交换制裁解除的想法,是在他春季与俄罗斯反对派人士德米特里·穆拉托夫(Dmitri Mouratov)会面后产生的。这位前《新报》(Novaïa Gazeta)主编及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共同获得者,一直致力于争取俄罗斯政治犯的释放。在接受《世界报》联系时,他拒绝发表评论。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Dmitri Peskov)则对“政治犯”这一称呼提出异议,并“断然否认”俄罗斯存在此类人员。他在9月30日于莫斯科表示:“我们认为这种问题的表述方式完全不恰当。”根据俄罗斯人权捍卫者的说法,俄罗斯境内有3000至5000名政治犯。
基辅市长维塔利·克利奇科(Vitali Klitschko)在10月2日周五认为,在俄罗斯对 Pivdenny 桥发动夜间袭击并导致严重交通拥堵后,首都的情况“极其戏剧化”。他认为莫斯科正在通过系统性地攻击该市的基础设施、住宅和物流系统来“洗劫”这座城市。基辅高度依赖横跨第聂伯河的八座桥梁,该河将城市分为两半。这是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开始以来,针对其中一座桥梁的首次重大袭击。
美国对俄罗斯的新战略可能会引起乌克兰及其盟友的敌意。维也纳人文科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Human Sciences)研究员兼分析平台 Re : Russia 创始人基里尔·罗戈夫(Kirill Rogov)指出:“在白俄罗斯案例中看似可以接受的做法,对于俄罗斯来说则不然。”“解除对莫斯科的制裁相当于增强其
战争经济及其军事机器,”他继续说道。“这在欧洲和乌克兰看来是不可接受的。”
在华盛顿,由104名众议院议员组成的国会乌克兰党团(Congressional Ukraine Caucus)的四位民主党和共和党共同主席呼吁特朗普政府放弃任何放宽制裁的计划。他们在9月29日的一份新闻稿中警告称:“减轻制裁将使俄罗斯更加大胆,并延长战争。”
在基辅,面对许多乌克兰人所认为的西方伙伴无法理解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帝国野心,愤怒情绪正在蔓延。美国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研究员彼得·迪金森(Peter Dickinson)在9月29日发表的一篇在线文章中提醒道:“对于俄罗斯总统来说,入侵乌克兰并非简单的领土兼并或边界争端;这是一场旨在消灭乌克兰国家并使俄罗斯帝国复兴的历史追求。”
巴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教授扎基·莱迪(Zaki Laidi)认为,“政治犯只是一个借口。这是一种经济掠夺行为。这种背后隐藏着财务利益和优势的‘用囚犯换取取消制裁’的安排,属于目前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为了将世界划分为势力范围而进行的勾结逻辑。它使莫斯科能够中和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从而在当地获得行动自由”。
矛盾的是,2025年12月,华盛顿取消了对白俄罗斯钾肥(亚历山大·卢卡申科政权的主要外汇来源)的制裁,但这并没有给明斯克带来太大改变,因为欧盟的制裁阻碍了白俄罗斯化肥的出口通道,其中包括通过立陶宛的克莱佩达港。
此外,美国正向这个波罗的海共和国施压,要求其允许进入该港口,因为这是最短的过境路线。立陶宛外交部长凯斯图蒂斯·布德里斯(Kestutis Budrys)坚决拒绝了美国的要求,并提醒称,只要针对白俄罗斯的制裁仍然有效,任何白俄罗斯商品都不得进入或过境欧盟领土,而这些制裁预计将于2027年2月续期。立陶宛在9月22日表示,其港口仍对白俄罗斯钾肥运输关闭,这可能会阻碍唐纳德·特朗普宣布的“重大协议”。
玛丽·杰戈(MARIE JÉGO)、
本杰明·奎内勒(BENJAMIN QUÉNELLE)
以及 佛斯汀·文森特(FAUSTINE VINCENT)
[...OMITTED...]
开罗 - 通讯
C-130 运输机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跑道上对齐,加速,然后在金色的夕阳中起飞。10月 1 日星期四,最后一批美国军队离开了伊拉克。在 2025 年10月开始逐步撤军后,伊拉克境内仍留有约 1500 名美国及联盟军队,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库尔德斯坦地区的这座城市。
这标志着“固有决心”(Inherent Resolve)行动正式结束——该行动是 2014年成立的打击伊斯兰国(EI)国际联盟的美国部分。法国的对应行动“沙马尔”(Chammal)行动也随之结束;在此框架下,约有 600 名法国士兵部署在伊拉克。其中一名军官阿诺·弗里翁(Arnaud Frion)少校于 12 月3日在埃尔比勒地区的一次无人机袭击中受重伤身亡。
伊拉克政府宣布 10月 1 日为庆祝日。巴格达的多条街道挂满了装饰旗,警车上装饰着气球和丝带。尽管他们的存在已变得微其微,但西方军队的撤离具有象征意义。
这一事件结束了自 2003 年3月导致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倒台的入侵以来,超过二十三年的军事存在。紧随阿富汗战役之后的这场行动引发了一场暴力旋涡,使伊拉克陷入分裂、破坏与伤痛。根据最低估计,随后的战争和占领导致超过 115 000 名伊拉克人和 4 500 名美国人丧生。但这场动荡的影响远超该国国境。
美国军事存在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2003 年到 2011年,导致了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崩溃。但华盛顿必须与独裁者的追随者、日益增长的伊朗影响力以及失控的什叶派与逊尼派(支持前政权)之间的内战作斗争。在 2008 年驻军高峰期,美国派遣人数超过 160 000 人。
这种不稳定局面使圣战组织获益。在战争极其暴力的竞争中,其中一个组织脱颖而出:成立于 2006年(在其启发者约旦人阿布·穆萨卜·扎尔卡维 Abou Moussab Al-Zarkaoui 去世之后)的伊拉克伊斯兰国(EII)。该组织并不像基地组织那样在全球圣战框架下攻击“远方敌人”,而是旨在打击“近敌”。其成员主要由转向至上主义圣战事业的萨达姆·侯赛因前追随者组成。
然而,美国军队通过争取逊尼派运动反对 EII,成功重新掌控局面, EII 从 2007年起大幅萎缩。一种脆弱的平静回归。就在那一年, 2008年,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当选美国总统。他曾反对伊拉克战争并希望结束它。他下令在 2010 年底撤出美国军队。
在伊拉克几乎被击败,但在 2011 年后在叙利亚浴火重生,当时叙利亚革命演变为内战, EII 接连吞并反叛组织,更名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并以其阿拉伯语缩写“Daech”为人所知。从 2014年1月起,该组织重返其发源地。随着美国军队的离去,似乎没有什么能阻止其战斗员,他们利用教派斗争以及被新政权边缘化的逊尼派的愤怒。城市接连陷落,直到 2014 年 10 月6日摩苏尔被占领。
通过占领伊拉克北部最大的城市及其资源,以及由美国出资装备的伊拉克军队的物资,伊斯兰国(EII)变成了一个能够控制广阔领土、征收税款并开展常规及秘密军事行动的组织。为了体现其全球野心,该组织更名为“伊斯兰国”(EI)。
在伊拉克,大阿亚图拉阿里·西斯塔尼(Ali Al-Sistani)号召什叶派信徒动员起来对抗这个新敌人。数十万伊拉克人响应了号召,其中一些加入了人民动员部队,该部队中的多个团体由伊朗支持。反击由此开始。
2014年8月,伊斯兰国(EI)发起了一场新的攻势——从摩苏尔向各个方向推进,包括亚兹迪人的据点辛贾尔地区。圣战分子将这个民族宗教少数群体的成员视为异教徒。他们开始通过强迫改宗、谋杀或强奸,对该群体进行系统性的毁灭。一场种族灭绝开始了。
巴拉克·奥巴马随后决定重返伊拉克。轰炸行动猛烈打击了伊斯兰国(EI)的阵地。但第一次战役的教训已被吸取。第二次战役采取长期策略,致力于重建伊拉克军队(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库尔德人),且西方军事足迹较轻。地面进攻由当地部队在精锐部队的协助下执行。而联军则负责提供后勤和空中支持。美国总统如此不愿再次介入,以至于最初这次行动没有名称。直到首次打击三个月后,这次新战役才被命名为“固有决心”(Inherent Resolve)。随后,该行动扩展到了叙利亚。
收复失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2016年,随着库尔德和伊拉克军队接近摩苏尔,进程有所加快。收复这座巨大的城市经历了漫长的九个月;在2016年10月战斗开始时,该市人口约为800 000人。人道主义方面得到了精心管理,以安置数万名流离失所者。
所采用的方法奏效了,尽管伊拉克军队付出了沉重的伤亡代价,但他们最终坚持了下来。然而,对摩苏尔旧城的最终进攻演变成了大屠杀。作为圣战分子的堡垒,那里被猛烈轰炸并被摧毁。死亡人数以千计。但这场战斗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伊斯兰国(EI)于2017年在伊拉克被击败;2019年在叙利亚被击败。它所代表的威胁变得微乎其微。
此后,伊拉克处于相对平静的状态。联军留在了这里,特别是继续负责培训该国军队,而此时伊朗正试图通过最忠于伊斯兰共和国的什叶派民兵来确保其掌控力。虽然“固有决心”行动并非这场斗争的一部分,但亲德黑兰的武装派系经常将美国的存在作为其攻击美国军队的理由。
美国总统乔·拜登的政府(从1月。
唐纳德·特朗普
美国总统
2021, 至 2025, 1月),在 2024. 达成了一项撤军协议。美军于 2025 年撤出了伊拉克的大部分地区,随后退至埃尔比勒,并于 2026. 9月 30 日星期三完成了最终撤离。在阿富汗遭遇惨败( 2021年美军撤离后塔利班重新控制该国)之后,唐纳德·特朗普此次成功结束了该任务。
这位希望结束“无尽战争”且深陷针对伊朗攻势的总统,在此找到了一个出口:“这一天是美国的胜利,是伊拉克的胜利,更是对伊斯兰国的决定性胜利!”他在自己的社交网络 Truth Social 上如此宣称。同时,他也庆祝与伊拉克新任总理阿里·扎伊迪(Ali Al-Zaïdi)关系的和谐,后者承诺将武装组织置于国家权威之下。
这些组织能被驯服吗?“美军的撤离削弱了那些自称‘抵抗力量’的派系在自我宣传时所使用的论调,即它们是为了反对占领而诞生的。而且这也降低了伊朗打击这些部队的能力,”专门研究伊拉克的 Horizon 咨询公司主任阿里·马夫拉维(Ali Al-Mawlawi)分析道。
剩下的问题是非什叶派少数群体。政治学博士及伊拉克专家哈迪·梅德(Hardy Mède)认为,随着联盟军队的撤离,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将看到一个其曾从中获取资源的“暴力经济”时代的终结。但军事撤离并不意味着美国支持的结束。美国驻埃尔比勒总领事馆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领事馆。库尔德地区仍将是西方国家在伊拉克乃至该地区的接力点。
在剧烈动荡的中东,伊拉克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希望这一步不会导致一场新的战争。
萨缪尔·福雷(SAMUEL FOREY)
伊拉克总理办公室于 10月 2 日宣布,受到美国制裁的伊朗航空公司将能够恢复伊朗与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之间的航班往来。伊拉克已同意执行美国上周实施的制裁,但就纳杰夫申请了豁免,因为那里拥有世界上最受推崇的什叶派圣地之一。公报中写道:“这些努力促成了一项协议,允许……每天往返纳杰夫机场 40 班航班”,并称总理对“美国的积极回应”表示欣慰。

9月28日,安迪·伯纳姆与教育大臣露西·鲍威尔在英国利物浦。STEFAN ROUSSEAU / PA VIA AP
布鲁塞尔 - 欧洲分社,
伦敦 - 特派记者
在脱欧十年之后,现在谈论“Breturn”(英国重返欧盟)显然还为时过早。但看来,启动旨在让伦敦与布鲁塞尔之间实现实质性接近的讨论之道路正逐渐清晰。虽然英国劳工党首相安迪·伯纳姆在9月29日周二向其党代会发表讲话时态度含糊,仅提到“多种选择”,但此后他阐明了自己的想法。这是自2016年英国退出欧盟以来,首次有英国政府首脑暗示加入欧盟27国并非不可能,并强调了此举在经济方面的益处。
在这样一个仍深受2016年全民公投引发的激烈争论和分歧影响的国家,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与此同时,始终持反欧立场的改革英国党(Reform UK)在民调中仍与劳工党不相上下(均在24%左右)。周四,该极右翼政党的领袖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坚称,安迪·伯纳姆重新引发关于脱欧的讨论,给了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动力”。
除了首相的意向声明,尽管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和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Pedro Sanchez)表现出满意,但布鲁塞尔方面仍保持极其谨慎的态度。“我们希望看到实际行动,”欧盟委员会的一位消息人士透露,“我们非常渴望抓住好的机会,但关键在于细节。”事实上,英国重新参与欧洲博弈可能采取的形式仍然模糊,马克龙先生警告称:“我们不能在欧盟的各项自由之间进行挑选,也不能决定只采取对我们有利的部分而放弃其余部分。”
根据 YouGov 的一项民调,59% 的英国人支持重新加入欧盟
“有几个原因促使劳工党主张与欧盟 rapprochement(重新接近),”位于伦敦的智库“变革中的英国”(The UK in a Changing Europe)主任阿南德·梅农(Anand Menon)分析道,“首先是经济状况,人们意识到脱欧的(负面)影响是真实且显著的。其次,欧洲问题是劳工党吸引那些转向绿党或民族主义阵营的人员回归的一种手段。最后,在唐纳德·特朗普的背景下,世界似乎比 2016 年时更不安全,而欧洲相比过去看来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根据 9 月 30 日发布的一项 YouGov 民调,59 % 的英国人支持重新加入欧盟,而仅有 30 % 支持维持现状。“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欧盟议会自由派议员兼欧盟-英国议会大会共同主席、意大利人桑德罗·戈齐(Sandro Gozi)兴奋地表示,“英国政府首脑说出了许多英法海峡两岸的人长期以来所观察到的事实:脱欧并没有让(国家)重新获得控制权,反而失去了机会,尤其是年轻人的机会。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我相信安迪·伯纳姆也是这么想的。”根据欧洲改革中心(Center for European Reform) 6 月发布的一项研究,“脱欧导致英国对欧盟的出口下降了 12 %,欧盟对英国的进口减少了 16 %”。
由安迪·伯纳姆启动的新动态预计将在英国-欧盟峰会上有所体现,该峰会可能会在 11 月的后半月举行。过去几周,这次会晤的组织工作在双方希望列入议程的主题上遇到了障碍。伦敦方面要求将“欧洲制造”(made in Europe)——即欧洲优先政策——列入峰会议程,因为伦敦希望维持其企业进入单一市场的渠道,并希望定义一种准成员伙伴地位,这导致其与布鲁塞尔的关系变得紧张。据《金融时报》报道,双方最终达成一致,不将英国纳入该协议。
一位欧洲外交官透露,在欧盟成员国中,人们正急切等待讨论的内容,因为布鲁塞尔与伦敦之间的谈判依然非常艰巨。在伯纳姆先生的前任基尔·斯塔默(Keir Starmer)寻求与欧盟“重启”关系的框架下,双方仅在少数几个问题上达成一致,从延长渔业协议到英国人重新加入 Erasmus+ 学生交换计划。
随着与巴黎之间“一进一出”(one in, one out)协议的结束——该协议规定,一名乘坐小船抵达英国的移民被遣返回法国,以换取接收一名身在法国本土的流亡者——伦敦希望将移民政策列入讨论议程。
近几个月来,由于英国领导人在脱欧后划定的“红线”,布鲁塞尔与英国政府在寻求接近的前景方面遇到了重重困难。今年年初,基尔·斯塔默(Keir Starmer)仍承诺让其国家留在欧盟单一市场和
安南德·梅农(ANAND MENON)
“变革中的英国”(The UK in a Changing Europe)
智库负责人
欧盟关税同盟之外;他拒绝恢复两个地区之间的自由流动,并拒绝承认欧盟法院的判决。
双方确实曾勾勒出一份接近的议程,围绕青年流动性以及一项卫生与植物检疫协议草案,旨在减少英国农产品和食品出口至欧洲大陆的行政手续。但所有进展均被阻断。欧洲议会议员桑德罗·戈齐(Sandro Gozi)认为:“昨天的红线已经过时,而且实际上已经被跨越了。现在是时候翻篇,为了英国和欧盟双方的利益建立一个新的伙伴关系了。”
安南德·梅农指出:“在英国,关于脱欧的辩论将在那些想要回归欧盟的人和那些想要留在欧盟之外的人之间两极分化。”而且即便目前还远未达到那个阶段,任何政府都将面临另一个问题:极有可能需要再次举行全民公投,而这可能会再次导致国家的分裂。
斯特凡妮·勒巴尔斯(STÉPHANIE LE BARS)
与 菲利普·雅克(PHILIPPE JACQUÉ)
该国正就 2027 年 4 月选举前可能存在的企图破坏稳定行为进行探讨

马尔默(瑞典)- 区域特派员
“针对议员的攻击就是针对民主的攻击。无论以何种形式,都绝不能容忍,绝不能接受,”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图布(Alexander Stubb)在 10 月 1 日(周四)出席一场官方仪式时如此回应。该仪式在拉普兰的罗瓦涅米基地举行,旨在标志着赫尔辛基订购的首批 F-35 战斗机交付。
稍早前,该国媒体披露,在多名议员投诉其住所在其不在时被潜入后,警方已启动初步调查。据 Yle 电视台报道,在 200名议员中,有“不到 20 名”成员受到影响。没有财物被盗,也没有物品被损坏。也没有迹象表明存在强行破门而入的情况。但据推测的受害者称,他们发现门开着,灯亮着。在周四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芬兰议会(Eduskunta)议长尤西·哈拉-阿霍(Jussi Halla-aho)认为,这可能是故意留下的“信号”,旨在让住户明白其住所曾被潜入。
首次警报发出于 9 月 23 日,当时一名议员联系了议会副议长保拉·里斯科(Paula Risikko),告知其住所遭到闯入。在与议会安全主管讨论后,里斯科女士于次日召集各政治团体负责人,讨论议员的安全问题,并鼓励他们与同事就此进行沟通。
随后,在一年时间里发生的其他事件被揭露。根据尤西·哈拉-阿霍(Jussi Halla-aho)的说法,受影响的议员来自不同的政党。尽管调查尚处于起步阶段,但赫尔辛基当局对此事高度重视,因为该国将于 8 avril 2027. 举行立法选举。在被问及是否有外国政府参与的可能性时,保守派总理佩特里·奥尔波(Petteri Orpo)认为这“完全有可能”,并提醒道,“在多个欧洲国家(……),俄罗斯曾试图影响选举”。
然而,政府首脑警告称:“如果事实证明这些威胁源自外国势力,我的信息是,其效果将与该势力所希望的完全相反。如果有人试图破坏芬兰人的安全感或我们对乌克兰的支持,这只会加强我们议会以及全国范围内的团结。”
在 16 septembre, 总统亚历山大·斯图布(Alexander Stubb)在接受MTV频道采访时,谈到针对欧洲的混合攻击,敦促芬兰人“在心理上为可能发生的事件做好准备”。两天前,这个于 2023 年加入北约(NATO)且与俄罗斯拥有 1340 公里边界线的国家宣布,将“加入”由法国提出的“前沿”核威慑计划。
在 28 septembre, 芬兰安全情报局(Supo)的反间谍负责人特穆·利卡宁(Teemu Liikkanen)也对芬兰面临的威胁发出了警告。他在Yle节目中表示:“没有理由陷入恐慌或恐惧。我们不能走这条路。但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且处于就绪状态。”
在赫尔辛基,近日有一封信函发给各位议员,要求他们留意任何入侵迹象,并将所有观察结果报告给议会安全部门和警方。
安妮-弗朗索瓦丝·伊韦尔(ANNE-FRANÇOISE HIVERT)
里约热内卢 - 特派记者
“他们想要夺走河流,还要夺走海滩,他们想要稀土……不要放弃你的旗帜!”在9月23日发布的一段配有波多黎各歌手 Bad Bunny 热门歌曲的视频中,80岁的左翼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正竞选第四任期,他警告称,在其对手、45岁的极右翼人士弗拉维奥·博索纳罗(Flavio Bolsonaro)——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2019-2023年在任)的长子——于10月4日周日的巴西总统选举中获胜将产生地缘政治后果。
这个拉丁美洲最大的国家,也是该地区最后的进步主义堡垒之一,届时可能会陷入唐纳德·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的影响力之中。“巴西不是任何人的后院,”卢拉在9月22日于纽约联合国的一次发言中强调,并就选举期间外国干预的风险发出警示。10月1日,唐纳德·特朗普向美国媒体透露,他正在“密切”关注此次投票。
尽管此次总统大选具有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维度,但其结果更多由国内问题决定,目前仍不确定。在整个竞选期间,卢拉和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在民调中的差距极小。根据 Datafolha 研究所周四公布的最新估算,现任总统在第一轮投票中的支持率略高于其对手,得票意向为 42 %,而后者为 38 %。这一微小差距预示着可能会进入原定于10月25日举行的第二轮投票。在这场对决的掩盖下,其他 11 位候选人未能获得关注。
巴西人还将选出 26 个州和联邦区的州长,并重新选举全部众议员、三分之二的参议员以及各州和联邦区的立法议会。
由于缺乏政治更新,此次竞选激起的热情较低。“很少有人悬挂政党旗帜,而且无论哪一方,大多数集会的人员动员程度都很低,”坎皮纳斯州立大学的政治学家马里亚娜·柴斯(Mariana Chaise)观察到。她提醒道,这是巴西人连续第三次在劳工党(PT)和博索纳罗主义之间做出选择。“这次选举显得有些乏味,因为每个人都已经熟悉这些政纲了,”这位专家继续说道。
卢拉总统难以充分展示其经济政绩,尽管其政绩包括失业率下降(至 5,3 %,一年内下降了 4,9 %)、减轻底层民众的税收负担,以及据政府称有 1400 万人脱贫。他提议继续推行其社会和环境政策——他将亚马逊雨林的砍伐率降低了一半——并将工作周从六天缩短至五天。这位前金属工会成员还主张加强打击女性杀害行为,并希望通过在财务上使其窒息来打击有组织犯罪。他还强调了对多边主义的维护。
而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则主张加强安全政策:对性侵者实施化学阉割,增加 500 000 个新监狱床位,将盗窃手机的刑期增加至四倍,并将严重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从 18 岁降低至 14 岁。“一个犯下成年人罪行的 16 岁罪犯将像成年人一样为其行为负责,”他在9月17日于累西腓的一次集会上挥舞着一把巨大的砍刀高喊道。
两位总统主要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和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9月29日于巴西利亚。ERALDO PERES / AP
在经济方面,该候选人主张削减预算、降低税收以及推行私有化。他还主张赦免其父亲,后者因 2023 年 1 月 8 日企图针对卢拉发动政变,自 2025 年 9 月 11 日起被判处 27 年监禁。
但候选人们的计划几乎没有经过彼此的交锋。卢拉总统拒绝参加电视面对面辩论。为了解释他当天缺席 TV Globo 的原因,他在周四晚间接受播客《Flow》采访时表示:“我认为这些辩论是徒劳的。”在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同样退出后不久,这家该国最大的电视台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这场活动。这位极右翼候选人在社交网络 X 上谴责选举高等法院实施了“审查”,因为该法院禁止电视台在演播室里为卢拉留一把空椅子。
媒体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丑闻上。该
9月1日,一项针对前 Master 银行行长丹尼尔·沃卡罗(Daniel Vorcaro)操纵的大规模金融欺诈调查的部分机密内容被公开,这使最高司法机构——联邦最高法院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并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焦点。在银行家的手机中发现的信息表明,亚历山大·德·莫赖斯(Alexandre de Moraes)法官一直向他通报案件的进展。尽管弗拉维奥·博索纳罗(Flavio Bolsonaro)本人在该案中也因涉嫌腐败和洗钱被调查,但他试图利用这一丑闻为自己牟利。在集会上,他不断将卢拉与亚历山大·德·莫赖斯法官联系在一起(后者曾因企图发动政变而判处雅伊尔·博索纳罗有罪),高喊着“卢拉滚蛋,莫赖斯滚蛋”。
在最后的冲刺阶段,卢拉总统采取了一些直接影响民众钱包的措施,被其竞争对手指责为“选举主义”。9月18日,他将 17,2 % 的巴西人领取的 Bolsa Familia 社会救济金提高了 15 %。一周后,他禁止了导致许多家庭贫困的在线博彩,并启动了一项旨在减轻民众债务的新计划。他还利用了一条在天主教徒中引起剧烈反应的病毒式虚假传闻:社交媒体上的帖子称,身为虔诚福音派信徒的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计划提出一项法案,撤销黑圣母——阿帕雷西达圣母(Notre-Dame d'Aparecida)作为巴西守护神的称号。9月28日,卢拉在亚马逊地区贝伦的一次集会上宣布:“只要我还是总统,就没人能攻击阿帕雷西达圣母。”
但这些事件都没有改变民调结果。“在一个高度极化的社会中,丑闻往往影响不大,因为选民首先是出于对对手获胜的恐惧而支持某位候选人,”佩尔南布科联邦大学的政治学家纳拉·帕瓦奥(Nara Pavao)解释道。根据 Datafolha 的数据,卢拉总统和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反对率均高达 45 %。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的政治学家卢西亚娜·维加(Luciana Veiga)表示:“反博索纳罗主义源于对博索纳罗政府在疫情管理或放宽枪支准入方面糟糕记忆的厌恶。”而反劳工党主义则基于“对经济表现和公共安全的批评”,以及许多选民(尤其是福音派信徒)在社会问题上的保守倾向。
面对僵化的选民结构,候选人们试图动员那些占选民 2 % 的犹豫不决者,其中大部分是女性,以及 16 至 18 岁和 70 岁以上的年轻人和老年人(对他们而言,投票是自愿的)。而对于 18 至 70 岁的人群,投票是强制性的。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在 9月17日播出的一则电视广告中出现,身边是他在福音派女性中极受欢迎的岳母米歇尔·博索纳罗(Michelle Bolsonaro)。
卢拉总统则多次向年轻人发出呼吁。在投票前三天的“Flow”播客节目中,他向年轻人喊话:“我也曾是个反叛者。如果你认为事情进展不顺,那就投身政治吧。”在同一节目中,他还试图激励老年人前往投票站。他提醒道:“巴西并没有因为你到了 70 岁就停止运转。所以,你们必须投票!”
安妮-多米尼克·科雷亚(ANNE-DOMINIQUE CORREA)
在巴西遭受严重干旱之际,环境议题在选举辩论中被降至次要地位
里约热内卢 - 特派记者
在巴西10月4日大选前仅剩数小时之际,厄尔尼诺气候现象的影响开始显现。在亚马逊地区,气温变得令人窒息,降雨日益稀少。河流水位开始下降,威胁到许多生活在河岸沿线的原住民群体,使其面临被孤立的风险。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在气候变化的加剧下,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预计将是七十年以来最严重的,并可能持续到2027年2月。然而,这场主要在左翼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与极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之间展开的总统竞选却在关注其他方向。无论是在电视辩论还是公开演讲中,气候相关问题都被腐败丑闻、对有组织犯罪扩张的担忧、美国对选举的干预以及购买力问题所掩盖。根据益普索(Ipsos)研究所7月发布的一项民调,在这样一个对地球未来至关重要的国家,仅有11 %的巴西人将气候变化列为其最担心的三个问题之一。这个拉丁美洲巨头拥有全球超过15 %的生物多样性和60 %的亚马逊雨林,而后者在碳存储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气候以及更广泛的环境议题所获得的关注远低于必要水平,”气候观察站(Observatoire du climat)公共政策协调员苏埃利·阿拉乌若(Suely Araujo)遗憾地表示。该机构是一个非政府组织网络,分析了总统大选六位主要候选人政纲中的环境措施。这位专家认为,尽管卢拉总统支持在亚马逊河口外海进行石油开采,但他的方案仍是迄今为止“最绿色”的。
如果连任,总统承诺将遵守巴西在2015年《巴黎协定》框架下确定的国家自主贡献,并在2030年前将该国六个生物群落的森林砍伐率降至零。他还承诺继续努力划定新的原住民土地,鼓励家庭农业、生物燃料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以及实现公共交通的电气化。
相反,苏埃利·阿拉乌若(Suely Araujo)担心“其他候选人的计划非常脆弱,甚至不可接受”,并对弗拉维奥·博索纳罗(Flavio Bolsonaro)的“气候否认主义”发出警告。8月28日,在极少数关于气候的发言中,这位极右翼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2019-2022年在任)之子在Globo电视台节目中,淡化了人类活动在气候失调中所承担的责任。
苏埃利·阿拉乌若断言,如果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当选,他“将重启那些已被证明具有破坏性的措施和项目”。该候选人自称其父亲的政治继承人,而其父亲的环境记录是灾难性的。在担任总统期间,自2025年11月起因企图发动政变而被监禁的雅伊尔·博索纳罗削弱了环境机构,导致亚马逊地区的森林砍伐和非法采金大幅增加。约40 000平方公里的森林因此被夷为平地。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并不关心原住民的权利,他于4月22日在该国中西部马托格罗索州的西诺普(Sinop)表示,他反对在该州划定新的原住民领地。然而,原住民领袖利迪亚内·阿尔维斯·德·索萨(Lidiane Alves de Souza)指出,“这对于我们能够在自己的领地内获得教育、卫生和安全等公共政策至关重要,这样我们才不必迁移到城市中心的边缘地带”。
博索纳罗主义重返巴西利亚总统府普拉纳尔托宫(Planalto)的可能性,引发了“对原住民、环境和社会政策的极端担忧”,巴西原住民协调组织(APIB)协调员迪纳曼·图沙(Dinamam Tuxa)发出警示,并再次表示支持卢拉总统。他叹息道:“我们没有其他选择”。
为了将计划付诸实践,政府必须与巴西国会妥协。在众议院,反对派占据513个席位中的257席;在参议院,则占据81个席位中的37席。在10月4日的选举之后(此次选举除总统和副总统外,还将更新众议院以及三分之一的参议院席位),气候治理独立研究机构CIPO平台的执行主任迈亚拉·福利(Maiara Folly)分析认为,“国会极有可能对环境议程产生更强的抵触情绪,因为右翼在参议院投入了大量精力,并可能在那里也占据多数”。
为了试图制衡极右翼,APIB发起了一项运动,旨在鼓励原住民人士围绕一个共同计划参选。约191名来自64个民族的候选人因此竞选不同职位的议员,希望能在国家政治辩论中获得更大的影响力。
A.-D. CO.
高中生动员
教育部长接见了工会、学生和家长,并宣布创建一个“协商平台”。高中生组织呼吁继续动员。
10月2日星期五这一天,标志着高中生动员规模升级的一周落下帷幕,同时也确认了一场已然成为过去三十年来最重大运动之一的根深蒂固。根据部门数据,周五有超过700所学校“发生了行动或受到干扰”。此外,约一百所初中也报告了相关行动。
在国民教育部,这一天也标志着语调的转变。此前,政府通过法国国防部长勒科尔纽(Sébastien Lecornu)、内政部长洛朗·努涅兹(Laurent Nuñez)以及司法部长杰拉尔德·达尔马宁(Gérald Darmanin)之口,对这场自周一以来被其比作“城市暴力”的运动采取了首先以安全为导向的应对措施;而爱德华·热弗雷(Edouard Geffray)在动员十天后,试图开启对话。该部长周五接见了所有代表国民教育部门工作人员的工会、家长联合会以及高中生组织的代表。
在前一天举行的最高教育委员会会议上,一个由所有公立人员组织、代表私立合同学校的FEP-CFDT、代表家长的FCPE、学生联盟以及代表学生的FAGE组成的广泛跨工会组织,敦促教育部“倾听青年想要告诉我们的内容(……),从而在暴力已经产生的地方使其停止”。他们在一份声明中谴责道:“我们对那些动员行动遭到完全不可接受的镇压的学校感到震惊”,并抨击在某些情况下“执法部门的粗暴行为”。
在这一天的会面结束后,部长表示希望“让(高中生的)诉求能够在组织有序且民主的框架内得到表达”。他宣布启动一项关于“学校民主”的工作,以便高中生在地方和国家机构中获得更好的代表权并被更多地咨询。爱德华·热弗雷在强调2027年国民教育预算将增加的同时,还承诺制定一项“行动计划”,以“加速”替换缺勤教师,并与地方当局就建筑状态进行交流。在关于儿童时间的公民公约报告提交11个月后(政府从未采纳该报告),部长还打算就学校节奏开展一项“深入工作”。
目前,一个“磋商平台”将很快在所有高中生中部署。青少年将被邀请回答两个问题:“你们的困难是什么?”以及“你们的期待是什么?”。一项“全国性反馈”计划在万圣节假期结束后进行。“亲爱的高中生们,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在被倾听,你们在被关注,你们的话被相信了,”部长总结道。
然而,这些宣布并未说服高中生组织。“我们要求获得资源以确保正常的教学条件,在干净的空间里,‘难道还需要一个平台来了解学校的需求吗?’,FCPE副主席穆斯塔法·奥兹切利克(Mustafa Ozcelik)质疑道。

“面对足够数量的教师,且在教师缺勤时有替代人手”,高中生组织“Les lycéens!”的副主席路易·勒图布隆(Louis Letoublon)总结道。他遗憾于“缺乏能够立即实施的措施和承诺来平息动员”。因此,各组织呼吁继续该运动。
“在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执政十年、对话从未产生任何结果之后,承诺已经失去了信用,”来自SNES-FSU的索菲·韦内蒂泰(Sophie Vénétitay)遗憾地表示。对于这位工会负责人来说,高中生们期待的是切实可见的举措:“需要迅速出台公告和预算承诺。”FCPE副主席穆斯塔法·奥兹切利克(Mustafa Ozcelik)同样质疑道:“难道还需要一个平台来了解学校的需求吗?”
在实地,该运动在周五的强度有所下降,但仍处于极高水平。虽然参与动员的学校数量少于前一天的1000所高中,但高于2018年上一次大规模运动的峰值。在整个领土上,学生们(有时在教师的支持下)再次在高中门前示威,在多个案例中封锁了学校,以继续维护他们的诉求。尽管如此,爱德华·热弗雷(Edouard Geffray)注意到针对工作人员的暴力行为有所减少——周五有3人受伤,而周四为31人——但他对“极端暴力行为”的持续存在表示遗憾。已有近1750次拘留,使得自周一以来被拘留的青少年人数达到5 000人。
周五在奥贝尔维利耶(塞纳-圣但尼省)的勒·柯布西耶高中门前,前一天充满冲突的一天让参与动员的高中生们产生了额外的苦涩感。在每一次交谈中,人们都能感受到一种情绪,即他们的诉求被火灾和破坏的视频所掩盖。“昨天
周四,纳尔逊·曼德拉高中的入口大厅被大火吞噬,起火原因可能是烟花引发。目前学校已转为远程教学。
报道
南特 - 特派员
“从象征意义上来说,这太可怕了,”高三学生 Yzé、Lilou、Luna 和 Lou 低声说道,“以前这里有纳尔逊·曼德拉的画像,现在被烧掉了。”这四名南特高中生望着学校被烧焦的正面,目光空洞,显然仍处于震惊之中。事实上,她们参加了 29 日周二的一次相对平静的动员活动。但周四,就在她们的同学准备重启运动时(她们选择留在家里),大火在当天早些时候发生,很可能是由烟花引发的。火焰迅速蔓延,摧毁了入口大厅,导致这所可容纳 1700 名学生的学校在未来几周内无法使用。校方已将当时在场的人员和学生全部疏散。
事件发生几天后,情况仍远未明朗。南特检察院和国家警察分别确认,纵火者目前仍不清楚。对于这些高中生来说,毫无疑问这是“学校外部人员”所为。国家警察跨省局局长 Philippe Jos 认为这一线索具有可能性。在他看来,“破坏行为确实是高中生所为,但不一定是本校学生”。据这位警方负责人称,由数百人组成、且成员通常非常年轻的流动团体在城市中游荡,其中一部分人在周四实施了暴力破坏行为。他补充道:“在因纵火而被逮捕的 24 人中,有 22 人是未成年人,且在南特都市区就学。”
据这四名学生透露,纳尔逊·曼德拉高中的学生在前一天就得知了袭击学校的计划并通知了当局。南特共和国检察官 Antoine Leroy 明确表示:“警方确实知晓在南特有协调一致的破坏高中的行动,但并没有特别针对纳尔逊·曼德拉高中的计划。”在《世界报》查阅的一组 Snapchat 群组截图中,可以看到一张约十枚大口径烟花的照片,并配有评论“你很行”。
根据执法部门的数据,由在社交网络上高度流动且组织严密的团体发起的针对南特高中的纵火企图共有七起。由于警察和消防员无法同时出现在所有前线,干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这位法官继续说道:“南特警察局无法在每所高中门前都部署警力。如果不是纳尔逊·曼德拉高中,恐怕也会是另一所学校被烧毁。”Philippe Jos 也持有相同看法:“不幸的是,我们到达曼德拉高中时太晚了。”
如果说卢瓦尔河地区大区将维修费用估算为“至少 200 万欧元”,那么其后果不仅仅是物质上的:高中生的学年进程已经受到干扰。尽管南特教育局向《世界报》表示,“在 10 月假期之前,教学连续性将通过远程方式保证”,但学生们很难对后续情况做出规划。学生之间流传着抗议运动可能会持续到 1 月的传闻,这让高三学生担心课程进度以及每个人能否坚持下去。“这将加剧高中生之间的不平等,”卢(Lou)认为。
为了尝试维持学生之间的联系,周五上午在学校前组织了一场聚集活动,约一百名高中生参加,现场立着一块印有纳尔逊·曼德拉画像的纸板。工会和教师也出席了活动。“我们组建了交流小组,”卢补充道。
看着入口大厅脚下堆积的碎片,四名学生也在思考学校内部运动的后续发展。“这当然令人沮丧,”伊泽(Yzé)坦言,“但我们主要感觉自己的信誉受损,大家都会认为是我们烧了自己的学校。”她和朋友们不无苦涩地补充道,“这是人们第一次关注[我们],竟然是因为一场火灾”,并感叹他们的诉求被推到了次要位置。她们尤其担心所传达的信息与她们的信念完全相反。“由于被如此广泛地报道,这种暴力可能会让人认为它是有用的,而这将更加糟糕,”伊泽担忧地表示,“我们动员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教育资源,结果最后我们发现自己失去了高中。”截至周五日终,据司法部门消息,尚未有人被逮捕,调查仍在继续。■
雷米·杜卡斯(RÉMI DUCASSE)报道。早晨一切顺利,但我们看到,只有在出现失控情况时,我们才会上电视,人们才会终于谈论我们,”一名 1 $^{re}$ 学生路易(Louis)略带失望地观察到。

10 月 2 日,圣布里厄(Saint-Brieuc)拉伯莱高中(lycée Rabelais)封锁期间。
让娜·帕图雷尔(JEANNE PATUREL) / 1H23 通讯社
周五动员的数据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是因为有 400 所学校保持关闭状态,无论这些学校是在前几天遭到破坏,还是校长决定预防性地关闭大门。爱德华·热弗雷(Edouard Geffray)周四晚上宣布,当安全条件不再满足接收学生的要求时,课程将转为“远程”模式。
在里尔,所有公立高中在周五均处于关闭状态。在里尔大都会区,部分私立高中的课程也已停止。尽管教育局和省政府的官方通报将关闭行为与实施远程课程联系起来,但实际情况则更为随机:“我们这里还有其他事情要处理,而且我们的高中生目前的心态并不适合在今天进行远程学习,”里尔市中心的一位希望保持匿名的校长观察到。然而,部分学校的关闭并未熄灭这场运动,在多个地点,抗议活动已转移到其他依然开放的高中。
在他们的 WhatsApp 群组中,里尔大都会区的校长们分享着各自的担忧,并探讨在 10 月 5 日至 9 日这一周内是否可能关闭学校。其中一人表示希望这样做能“降低紧张局势”,同时他也提到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施远程教学存在困难。员工代表们也广泛持有这种担忧,他们同样对重新开放的时间表和条件表示疑问。“我们完全不知道周一该做什么,而且这种焦虑现在一直延续到了假期,”SNPDEN-UNSA 全国秘书奥利维尔·博弗雷尔(Olivier Beaufrère)透露。
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愤怒情绪会消退。10 月 6 日周二甚至预示着动员的高潮:高中生组织和学生联盟(Union étudiante)发出的示威呼吁在周五得到了 FCPE 以及 7 个代表国民教育人员的工会中的 6 个工会的响应,他们呼吁“站在学生一边”。
雷米·杜卡斯(RÉMI DUCASSE)、西尔维·勒谢尔博尼埃(SYLVIE LECHERBONNIER)、埃莱亚·波米耶(ÉLÉA POMMIERS)和弗洛伦斯·特劳莱(FLORENCE TRAULLÉ)(里尔特派记者)
被指煽动暴力,LFI被迫对其进行谴责。但让-吕克·梅朗雄的政党正在巩固其选民基础
“不屈法国” (LFI) 是否将为其对高中生运动的支持付出沉重代价?南特纳尔逊-曼德拉高中被纵火焚烧的画面,以及迫击炮射击或蒙面示威者破坏学校的视频,促使让-吕克·梅朗雄做出澄清。在10月1日(周四)的“政治时刻”(Moment politique)——一个他每月在支持者面前论述时事的活动——中,这位四次参加总统竞选的候选人试图在平衡木上行走:一方面继续支持当前的动员,另一方面谴责玷污该运动的暴力行为,而“不屈者”正被指责在鼓励这些暴力。
他们的领袖提醒道,他主张“非暴力的斗争方法”,并要求其支持者遵守“战斗纪律”。他宣布:“不要恐慌或激动。要保持冷静。纵火毫无用处!”他接着说道:“我们不能做出违背既定目标的行为。同志们,必须这样做,否则就是在自毁前程”,他以此依托自己数“十年”的“斗争”经验。他高声强调:“你们这些‘不屈者’,必须成为群众中的冷静力量,成为其中最清醒的部分”,并批评那些“为压迫者减轻工作负担的人”。
这一澄清并未逃过司法部长热拉尔·达尔马宁(Gérald Darmanin)的注意,他在10月 2 日(周五)接受RTL采访时对此发表了看法。但这位司法部长认为,这种“语气的转变”来得“太晚”,并指责这位激进左翼候选人发表过“极其暴力的言论”。他还将LFI协调员、布什-杜-罗讷省议员曼努埃尔·邦帕尔(Manuel Bompard)形容为“像梅朗雄先生一样的纵火消防员”。
随着近几天局势的恶化,针对“不屈者”的攻击变得更加猛烈。周四,政府声称依据情报部门的一份报告,甚至指责该政治团体在“操纵”局势,并利用其“极左翼‘代理人’”。埃松省议员(LFI)安托万·莱奥蒙(Antoine Léaument)分析道:“政府被事件搞得措手不及。它被困在削减开支的意愿与向高中生做出某种让步的意愿之间。”
但这并未妨碍让-吕克·梅朗雄在周四晚上强烈否认这些指控。他坚称,“‘不屈者’并不领导群众运动”。他解释说:“他们通过自我组织和代表来自行领导。”
相反,“不屈”的活动人士在实地非常活跃,并密切关注所有规模大小的动员活动。因此,LFI确实处于
“不要恐慌或激动。要保持冷静。纵火毫无用处!”让-吕克·梅朗雄在始于克雷泰伊圣-埃克苏佩里高中的运动前线如此宣布。一切始于9月 17 日该校工作人员发起的罢工号召。封锁活动于次日开始。9月 23 日,马恩河谷省议员(LFI)克莱门斯·盖特(Clémence Guetté)和路易·博亚尔(Louis Boyard)轮流前往现场,并通过视频展示他们的支持。在TikTok上,后者的视频获得了 150 万 次观看。
对于安托万·莱奥蒙(Antoine Léaument)而言,如果封锁行动进一步蔓延,确实是因为社交网络的“油渍效应”。他提醒道:“孩子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拍摄。”他自己在周二和周三调整了日程,前往其选区。他解释说:“我们获得信息的速度比其他人快。高中生认识我,尤其是他们在社交网络上见过我。他们知道,一名‘不屈法国’(LFI)的议员能提供力量。”但这位当选议员立即察觉到了暴力行为的导火索效应。在位于圣米歇尔-叙尔奥尔日(Saint-Michel-sur-Orge,埃松省)的列奥纳多-达芬奇高中附近,当一个垃圾桶被点燃时,他就在现场。尽管他此前已警告过他们:“点火会对你们不利。”
因此,“不屈者”们在基层的紧密存在既是一种力量,使他们能够巩固选民基础,也是一种弱点。当事情变糟时,该党仍会被与这些事件联系在一起。
对于让-路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来说,是否会有影响?尽管在总统竞选初期势头良好,但他对于部分选民来说仍是一个令人反感的形象。在运动内部,人们对出现新面孔感到欣慰,例如“不屈”议员萨拉·勒格兰(Sarah Legrain,巴黎)、奥雷利安·勒科克(Aurélien Le Coq,北省)和保罗·凡尼耶(Paul Vannier,瓦兹河谷省),他们与年轻人在一起的视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在选举方面,结果是一把双刃剑。政治学家安托万·布里斯蒂耶(Antoine Bristielle)评价道:“与社会议题相关的愤怒和恐惧有利于让-路克·梅朗雄。相反,一部分左翼选民在寻找任何正当理由来不投票[给他]。而这些画面可能会让他们信服。”
政府与“不屈者”之间的这种对峙,对于诉求本身可能适得其反。安托万·布里斯蒂耶遗憾地表示:“这使 LFI 陷入了一种整天在谴责警察暴力的局面,其结果反而是没有讨论高中生的核心诉求。相反,右翼媒体只谈论破坏行为。最终,这场运动仅仅在安全角度被处理。”
桑德琳·卡西尼(SANDRINE CASSINI)
周五,法国与德国的利率利差大幅攀升。市场几乎不相信该文本能获得通过,也不相信赤字会真正下降。
您知道“甜甜圈洞”(trous de beignes)吗?为了让预算讨论在温和的氛围中开始,经济和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Roland Lescure)在10月1日周四给议员们带来了一些这种魁北克甜点。这些甜点在财政部(Bercy)的厨房里制作,不含添加糖或添加剂——部长微笑着表示:“因此它们不会被征税”。
这些小甜甜圈面团球并没有起到作用。在当天下午,反对派议员们对部长提交的财政法案进行了猛烈抨击。国民联盟(RN)称该文本“令人震惊”,不屈法国党(La France insoumise)称其“具有衰退性”且“不公正”,生态党(Les Ecologistes)则认为其“不可接受”。
社会党(PS)的态度同样冰冷,而此前该党的善意曾促成了2026年预算的通过。党团领袖鲍里斯·瓦洛(Boris Vallaud)、参议院社会党团主席帕特里克·坎内尔(Patrick Kanner)以及社会党第一代理秘书约汉娜·罗兰(Johanna Rolland)在周五致总理勒科尔尼(Sébastien Lecornu)的一封长信中写道,就目前状态而言,此次预算“对我们来说不可接受”。“由于提交的初稿与我们提案的理念相去如此之远(...),您实际上使得预算的通过变得不可能,除非您转向国民联盟(RN),哪怕是被动转向,而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然而,最冰冷的打击来自金融市场。总理此前精心设计其沟通策略,旨在向投资[...OMITTED...]
总理府(Matignon)精心设计其沟通策略以安抚市场。结果却适得其反。旨在向投资者表明法国终于将着手整顿公共账目并安抚市场。结果却适得其反。投资者向法国提供贷款所要求的利率不仅没有回落,反而进一步增加。周五上午,该利率触及 4,99 %,接近 5 % 这一象征性阈值。这是自 2002年春季以来从未见过的情况。一个月前,财政部的借款利率仅为 4,2 %,而夏季初则为 3,6 %。
RBC BlueBay 投资公司的马克·道丁(Mark Dowding)在周五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由于对法国的担忧,“债券市场正陷入危机氛围”。Natixis 的西奥菲尔·勒格朗(Théophile Legrand)支持这一观点,认为:“法国是欧元区内预算状况最令人担忧的国家之一。投资者越来越质疑法国公共财政轨迹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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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亲雇主机构 Rexecode 的安东尼·莫尔莱-拉维达利(Anthony Morlet-Lavidalie)表现得更为忧虑。“我们已经进入了债务危机,”这位经济学家断言,“虽然目前还不够剧烈,但已经真实存在。如果利率上升到 7 %,关于这个话题将不再有争论。而一旦达到 10 %,除非在压力下采取极其令人不快(痛苦)的措施,否则法国将变得无力偿债。这个国家认为自己是不可战胜的,因为它自 1797年的‘亚西纳'(assignats)货币崩溃以来就未曾违约。但情况正在失控,且没有简单的方法可以将其阻止。”
夏季期间,由于中东战争以及石油冲击引发的通胀回升,全球范围内各国被要求的利率开始上升。这一趋势并未放过法国。但近几周,尤其是最近几天,法国政府被要求的利率出现了异常飙升。
德国与法国之间被要求利率的差距证明了这一点。这一差距,即著名的“利差”(spread),在 2024 年 5 月处于 45 个基点左右:当时柏林十年期借贷的年利率为 2,55 %,而巴黎则需支付 3 %。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 2024年 6 月决定解散国民议会,使该利差长期上升至 70 到 80 个基点之间。随后,自 2026年 8 月底以来,这一差距突然扩大,甚至在同一个周五连续打破三次记录,分别升至 140 个基点、150 个基点,随后达到 160 个基点。这是投资者对法国缺乏信心的显著迹象。
“这种利差水平意味着,市场将法国债务评估为一家公司或一个评级为 BB + 的国家的债务,也就是说,它被视为‘垃圾债券’(junk bond),即由不可靠债权人发行的‘劣质债券’之一,”安东尼·莫尔莱-拉维达利分析道。
发生了什么?似乎有两种现象让投资者突然对法国变得更加谨慎。首先是 2026 年公共赤字的剧烈失控,这在 7 月底被含蓄地承认,并在 9 月中旬由勒科尔纽(Sébastien Lecornu)正式确认:公共赤字不仅没有下降到国内生产总值(PIB)的 5 %,反而可能在 2026 年上升到 5,4 % 甚至更高,这尤其与石油冲击有关。对于许多投资者来说,这证明了法国无法信守承诺并整顿公共账目。
10 月 1 日(周四)提交的 2027 年预算方案更是雪上加霜。该计划对赤字的削减微乎其微,且基于所有专家认为过于乐观的假设,最重要的是,该方案被议会通过的可能性极小。“由于 2027 年 4 月总统大选及随后的立法选举临近,在极其碎片化的法国议会内部,政治紧张局势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因此该预算方案及社会保障方案的通过远非确定,”穆迪(Moody's)机构在周五发布的一份给客户的报告中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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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面对一位经济部长在事实如此明显的情况下,仍坚称在 2029 年将公共赤字降低至 3% 以下依然“触手可及”,人们又怎能信任?由前部长阿梅莉·德·蒙沙兰(Amélie de Montchalin)主持的高级公共财政委员会在同一天将这一假设定性为“极不具有可行性”。
除此之外,国民联盟(RN)候选人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当选爱丽舍宫总统的前景,正日益被投资者(尤其是外国投资者)认真对待,并成为担忧的来源。除此之外,金融界担心法国将陷入多年巨额赤字的僵局。穆迪(Moody's)预测:“下一任总统及其政府可能会面临与现任行政当局相同的困难:即组建一个能够超越党派分歧的多数派,以顺利开展一项多年期的预算整顿计划。”
对于勒科尔纽(Sébastien Lecornu)而言,利率的飙升以及与德国利差的扩大,应当促使各党派的当选代表团结一致,以避免真正的危机。马蒂尼翁宫方面表示:“短期内的关键在于预算:我们推动预算前进并最终通过且不使其失真的能力,将被密切关注。”但目前尚不确定这一信息是否会比罗兰·莱斯库尔(Roland Lescure)的空洞之词更有效。对于 Rexecode 的安东尼·莫莱-拉维达利(Anthony Morlet-Lavidalie)来说,波动性日益增加的利率很有可能进一步攀升:“市场显然希望让我们为自己的疏忽付出沉重代价。”
丹尼斯·科斯纳德(DENIS COSNARD)
政府希望与议员共同确定收紧政策的具体方式
政府在试图推行一项极具争议的措施时,并未让自己处于轻松的境地。正如多位部长在9月份所声明的那样,政府希望在公共账目整顿政策中让退休人员做出贡献。周四(10月1日)提交的2027年国家财政法案和社会保障融资法案草案中,均包含一项以此为方向的条款。但目前仍存在许多未知数,大部分具体执行方式需与议员共同制定。
行政部门设定了极高的目标:要求退休人员分担的金额高达55亿欧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采取了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径是在减缓支出增长的同时,保障低收入参保人的购买力。因此,社会保障预算草案在现阶段计划,仅对每月领取金额最高为1260欧元(基础养老金与补充养老金合计)的人员,按通货膨胀率提高基础养老金。
对于收入更高的人员,政府考虑两种方案:要么冻结待遇,要么以低于物价上涨幅度的速度提高——且目前尚未确定,可能会根据一套最高至2034欧元 / 月的门槛量表应用不同的增长率。此前曾有讨论认为,收入达到该金额(即2034欧元)以上将不再进行调增,但周四披露的文本提供了更广泛的可能性,冻结措施可能会针对1260欧元以上的养老金实施。
政府采取的第二条路径体现在财政法案草案中。该方案通过将10%的税收减免上限从4439欧元降低至3000欧元,从而削减缴纳个人所得税的退休人员所享有的税收优惠。因此,行政部门打算通过这两个“杠杆”——抑制养老金增长和削减税收优惠——来获得预期的削减总额。正如劳工与团结部部长让-皮埃尔·法兰杜(Jean-Pierre Farandou)周四在贝西(Bercy)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解释的那样。关于“1260欧元以上的全部或部分冻结”,他表示议会将“重新讨论门槛”。换句话说,对于高于该金额的养老金,政府正寻求与国民代表就该机制的参数达成妥协。
此次谈判将在将 10 % 的减免措施纳入考量的情况下进行。根据法兰杜(M. Farandou)的说法,其思路是进行一次“组合操作”。这意味着,例如,可以通过收紧有关税收优惠的项目,以获得额外的资金,从而更好地对待——或减少对——养老金超过 1260 欧元的退休人员的处罚。劳工部长补充道,重要的是要实现 55 亿欧元的节省目标。
关于基础养老金演变的决定将通过法令形式实施。因此,在总统选举后就职的“下一届政府”可以“在任何其希望的时候”撤销已实施的紧缩措施,而无需通过立法程序。公共账户部长大卫·阿米埃尔(David Amiel)周四在贝西(Bercy)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了这一点。他补充道:“这是我们希望留给继任者的前所未有的自由。”
现在的问题是,议员们是否愿意参与现任政府提出的这种共同构建方案。这一举措触及了人口中一个特定群体的钱包,而许多政治人物都希望照顾到这一群体。在最初的版本中,2024 年和 2025 年提交的社会保障融资法案已计划限制养老金的增长,但由于在波旁宫(Palais-Bourbon)引起了强烈反对,这些措施最终被放弃。
贝尔特兰·比苏埃尔(BERTRAND BISSUEL)
政府宣布希望提高薪资的“最低”指数。工会认为该措施不足
尽管有相关宣布,但局势仍未缓和。在9月29日周二举行了一次街头动员活动三天后的10月2日周五,政府公布了“定向”薪资措施,但这不足以平息公职部门工会的愤怒。CGT、FSU和Solidaires退出了由公共行动与账目部长大卫·阿米埃尔(David Amiel)主持的专题会议。而工人力量(Force ouvrière)工会则谴责这是一场“闹剧”,并选择抵制此次会面。
紧张局势的核心再次聚焦于:行政部门决定在2027年再次冻结公务员薪资。“在经历了数年的物价上涨后,我意识到这一决定对工作人员意味着什么,”该部长在员工代表面前承认。但他接着表示,提高指数点值将“动用大量资源”,据估计,如果增加1%,将耗资24 亿欧元。
此外,在政府看来,此类调薪并非定向,因为事实上它将使薪资最高的公职人员受益:“它无法将重点集中在最低薪资水平上,也无法单凭一项措施解决职业晋升困难的问题。”因此,正如大卫·阿米埃尔在7月8日的薪资会议上已经提到的,行政部门主张采取另一条路线,旨在将“努力”集中在薪资最低的公职人员身上。
部长的主要宣布是:自2027年1月1日起,提高公职部门薪资的“最低”指数。该措施旨在让近400 000名工作人员“脱离”差异补贴(indemnité différentielle)——该补贴是为了确保他们的薪酬不低于最低工资(smic)而发放的。自6月1日最近一次上调最低工资以来,目前已有862 000名工作人员受益于该机制。
FSU秘书长卡罗琳·舍韦(Caroline Chevé)认为,宣布的提高并不意味着薪资上涨:“这仅仅相当于在目前的最低工资水平上维持生存。”而大卫·阿米埃尔则强调,将“在初级职级中永久注入指数点,以开始恢复晋升和资历的价值”。
最低工资的连续上调加剧了公职部门的薪资脱节,并加速了薪资量表的扁平化,从而缩小了与资历和所获专业知识相关的薪资差距。政府强调的另一个区别是:与差异补贴不同,公务员将获得的额外指数点将被纳入退休金的计算。
在周五与工会的会议上,政府还确认其意图“重新审视”公务员职业经验在职业生涯中被考虑的方式。这将具体通过对进入公务员体系或就业框架时的“分级条件”进行改革来实现。该改革预计将于 2027 年初完成,涉及公务员体系三个部门(国家、地方和医院)的 120 000 名工作人员。行政部门还希望就放宽晋升条件展开讨论。这些举措被工会认为是不充分的。
“蔑视仍在继续,公务员体系的‘最低工资化’(smicardisation)不再是一个意外,而是一项政策,”CGT-公务员工会痛斥道;而 Solidaires-公务员工会总代表加埃尔·马丁内斯(Gaëlle Martinez)则强调,这些措施“在通货膨胀背景下未能应对薪资紧迫问题”。CFDT-公务员工会秘书长劳尔·雷韦尔(Laure Revel)承认,提高最低待遇在“象征意义上非常重要”。但她接着表示,该规定“力度不足,且完全没有缓解薪资等级的挤压”。
UN-SA-公务员工会也持有相同观点,其秘书长吕克·法雷(Luc Farré)将其形容为“一块明显不足的半截绷带”。他引用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的最新数据补充道,尤其是“如果最低工资在 1 月 1 日再次上涨”,因为年度通胀率已达到 3 %。当通胀率超过 2 % 时,最低工资会自动上调。公务员自治联邦主席帕斯卡尔·凯斯勒(Pascal Kessler)认为:“如果情况如此,政府宣布的措施将毫无效果。”
“我们基础方案的构建考虑到了可能还会变化的通胀预测,”大卫·阿米尔(David Amiel)的随员反驳道。一次跨工会会议计划在未来几天举行,以决定 9 月 29 日动员日之后的后续行动。CGT国家工会联邦联盟全国秘书帕特里克·德西雷(Patrick Désiré)认为:“如果我们不建立起博弈力量,任何事情都不会改变。”
巴斯蒂安·斯科迪亚(BASTIEN SCORDIA)
玛丽娜·勒庞的计划旨在使债务逐步回落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60 %
通过承诺通过全民公投通过一项预算“黄金法则”,强制法国每年限制赤字并在宪法中设定上限,玛丽娜·勒庞试图再次说服经济界相信她在该领域的可靠性。这一提议在 8 月底向法国企业运动雇主联合会(Medef)宣布,随后这位极右翼候选人在 10 月 1 日(周四)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对其进行了详细阐述。
国民联盟(RN)原本希望将该文本发表在主要经济日报《回声报》(Les Echos)上,该报经常提醒该党其政策缺乏连贯性;但最终,这项“黄金法则”的细节发表在了《观点报》(L'Opinion)上。因为勒庞主义的领导者们瞄准的正是经济决策者和金融市场。
尽管玛丽娜·勒庞在一次大胆的历史反转中声称继承了戴高乐主义,但她依然违背了第五共和国创始人的一条格言。1966, 查尔斯·戴高乐曾表示:“法国的政策不是在垃圾桶里制定的”,这里指的是巴黎证券交易所交易证券的地方。但 60 年后,法国借贷利率的压力以及累积的债务水平——2026 年达到国内生产总值(PIB)的 119 %——让玛丽娜·勒庞非常担心,如果她在 2027 年入主爱丽舍宫,其操作空间将会受到限制。她的“黄金法则”不仅旨在最终将债务降低至 GDP 的 60 %,还旨在避免在赢得选举后出现利率失控的情况。
她提出的机制比德国或西班牙现行的机制,以及加布里埃尔·阿塔尔、爱德华·菲利普和布鲁诺·勒塔约提出的类似建议更为复杂。它并不设定一个最高赤字率,而是设定一个低于能够稳定债务的阈值的比率。玛丽娜·勒庞详细解释道:“在我们的债务达到 GDP 的 60 % 之前,黄金法则将要求允许的赤字必须低于该稳定阈值的 0,5 个百分点。举例来说,对于 2027年,根据目前的宏观经济假设,允许的最高赤字将为 2,4 % [GDP]。”
针对这一由独立机构、隶属于审计法院的公共财政高级委员会计算的基础规则,她设定了两项例外情况。为了避免过大的预算调整可能导致经济衰退,在达到该“稳定阈值”之前,赤字在一年与另一年之间的变动幅度不得超过 GDP 的 0,5 个百分点。此外,考虑到可能出现的特殊情况,议会五分之三的投票可以通过,允许连续两个财政年度的赤字高于预期。若要第三次违背此规定,则需通过全民公投—。
可能会被召集。
玛丽娜·勒庞计划通过这次全民公投将这一“黄金法则”写入宪法,而非通过召集国会。索姆省国民联盟(RN)议员让-菲利普·唐吉(Jean-Philippe Tanguy)讽刺道:“我们不会去请求那些毁了法国的人的!”自2025年以来,他一直向玛丽娜·勒庞和乔丹·巴尔德拉(Jordan Bardella)主张黄金法则的实用性。
国民联盟放弃了最初的方案,该方案旨在区分“运行支出”和“投资支出”,并分别为两者设定赤字阈值。让-菲利普·唐吉认为:“德国的例子表明,现成的解决方案并不一定是最好的。”虽然增加了复杂性,但所采用的原则能够消除对此类规则的主要批评,即强加紧缩政策。它还允许在出现地缘政治意外时进行有限度的豁免。让-菲利普·唐吉承诺:“该系统在五十二年里一直无法提交一份平衡的预算,所以现在,狂欢结束了。”
前审计法院法官兼 Fipeco 网站运营者弗朗索瓦·埃卡勒(François Ecalle)仍持“怀疑”态度:“预算规则有用但不足以替代一个严肃的公共账目整顿计划,尤其是因为很难制定出既相关又简单且无法被规避的规则。将保障条款交给议会,就为所有失控行为打开了大门。”一名巴尔德拉的支持者补充了另一个顾虑:“一个仅具意向性的黄金法则,如果在年内预算失控时没有约束力,那么它将毫无用处:在这种情况下,它只是在表达善意。”
通过自我约束,玛丽娜·勒庞希望预判可能发生的债券危机,并在那些在她与马克龙主义继承者之间犹豫不决的选民面前增加自己的可信度。让-菲利普·唐吉列举道:“一部分公务员,那些月入 4000 欧元的人,以及某些退休人员。”不过,他并不指望能说服经济学家:“我们不在乎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在2017年启发了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经济计划])或者几个由银行付费并在新闻频道节目中发表评论的顾问的意见。”
然而,乔丹·巴尔德拉在9月初解释说,主要目标确实是“安抚金融市场”,因为市场“对利率上升非常担忧”。因为英国前首相利兹·特拉斯(Liz Truss)在2022年短暂入主唐宁街的经历给该党留下了深刻印象:她提出的由巨额减税组成的经济计划惊动了市场,导致该国借贷利率飙升,最终迫使这位保守党首相在一个月后辞职。
“存在一种金融市场将[玛丽娜·勒庞]抛弃的剧本,”一名行政部门高层在提及“利兹·特拉斯剧本”时如此设想。这位马克龙阵营的人物观察到,这位极右翼候选人开始“像[他们]一样说话,因为有高级公务员团队在为她起草便函”:“当她说‘特别法是不对的’时,这并不是出自我们……”
该候选人计划通过全民公投将她所谈到的“黄金法则”写入宪法。同样的套路,她在向金融市场说话,她在向雇主阶层说话。
极右翼政党在2024年12月玛丽娜·勒庞接受金融媒体彭博社(Bloomberg)采访后首次观察到,她的言论会对法国的借贷利率产生影响。“这可能会产生影响……前提是市场相信这一点,因为国民联盟(RN)仍需向我们解释他们如何能够遵守这一黄金法则,”弗朗索瓦·埃卡勒(François Ecalle)强调道,“目前,我们看到的主要是方向相反的措施,比如退休年龄和降低增值税。”
“市场对法国没有信心,但这不能证明他们对我们没有信心,”让-菲利普·唐吉(Jean-Philippe Tanguy)回应道,他声称近年来与法国及国际投资者举行了数十次会议,“法国人在进行‘道德说教’,缺乏经济分析。但盎格鲁-撒克逊人和亚洲人是理性的。”这位国民联盟的“经济先生”提到了计划于10月6日(周二)提交的2027年反预算方案及五年预算轨迹,计划在五年内将赤字减少1250亿欧元,并在2029年将其降低至国内生产总值(PIB)的3%以下。这是否会比乔丹·巴尔德拉在2025年吹捧的、但国民联盟从未公布的1000亿欧元削减计划更精确?
克莱门特·吉尤(CLÉMENT GUILLOU)
除前“希拉克派”外,共和党在《Mediapart》披露消息后的几天里保持沉默
是等待确凿证据的简单谨慎,还是担心激怒部分觊觎的选民?自9月28日(周一)以来,右翼在评论《Mediapart》关于乔丹·巴尔德拉涉嫌撰写反犹太主义文字的披露时一直相当沉默。“如果这是真的,对我们非常有好处,”共和党(LR)领导层的一名成员在10月1日(周四)承认,就在该网站公布国民联盟主席在2013年通过Messenger向另一人发送的反犹太主义消息截图前几个小时。
“作为右翼,我们一直习惯于对《Mediapart》保持谨慎,”布鲁诺·勒塔约(Bruno Retailleau)竞选团队的一名成员低声说道。这位2027年总统大选的共和党候选人似乎在利用该欧洲议会议员提出的诽谤诉讼作为挡箭牌。“在表态之前,必须等待司法机关的结论,”共和党主席周四上午在BFM-TV上再次辩护,同时认为如果报道的言论是“准确的”,那么这些言论将是“令人震惊且令人痛心的”。
在这次早间节目中,这位总统候选人在对待“不屈法国”(LFI)时不再那么委婉,他指责该党通过封锁高中来“组织叛乱”,并提出了“禁止”该党的议题。“这在法律上非常困难,但我将其抛入公众讨论中,”这位前内政部长承认。共和党(LR)主席布鲁诺·勒塔约(Bruno Retailleau)在 BFM-TV 上辩称:“必须等待司法机关告诉我们结果。”
尽管后者尚未对 Mediapart 的最新披露做出反应,但其身边的人承认,积累的证据“令人震惊,因为事实本身令人震惊,而且看来乔丹·巴尔德拉(Jordan Bardella)欺骗了所有人”。另一位总统候选人爱德华·菲利普(Edouard Philippe)则更为肯定。这位“地平线党”(Horizons)主席认为,“几乎可以确定”乔丹·巴尔德拉曾发表过“明显且令人震惊的反犹太主义”言论。
近年来,共和党右翼已放弃在价值观及其根源方面攻击极右翼。共和党国民议会党团主席洛朗·沃基耶(Laurent Wauquiez)在 2025 年接受 BFM-TV 采访时解释道:“我不认为国民联盟(RN)是瘟疫。”虽然绝不可能与这个被指责在经济领域不称职且倾向左翼的勒庞主义政党结盟,但道德层面的斗争已被放弃,被认为无效且过时。
只有少数几位“希拉克派”人物继续将国民联盟与其过去联系起来,特别是让-马里·勒庞(Jean-Marie Le Pen)的反犹言论,以及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是由维希政权的前合作者和怀旧者创建的这一事实。“极右翼不是右翼,它永远不会成为我们的历史,”让-弗朗索瓦·科佩(Jean-François Copé)经常提醒道。对于这位莫市(塞纳-马恩省)市长来说,巴尔德拉事件是一个“揭开面具”的机会,旨在破坏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所采取的所谓“去妖魔化”战略,尤其是为了展示其与父亲反犹主义的决裂。9 月 29 日,科佩在 RTL 麦克风前指出:“这次‘去妖魔化’的推动者之一是卡罗琳·帕门蒂埃(Caroline Parmentier)[帕斯-德-加莱省议员,与勒庞女士关系密切],她曾是极右翼杂志《现在》(Présent)的记者,其反犹言论在当时已被明确识别。”
同一天,瓦莱丽·佩克雷斯(Valérie Pécresse)将乔丹·巴尔德拉与其职业生涯中出现的极右翼争议人物联系起来。法兰西岛大区议会主席在 BFM-TV 上回顾道:“他在 2021 年的大区选举中是我的对手,并且与阿克塞尔·卢斯托(Axel Loustau)在同一个党团,后者在我们向西蒙娜·薇依(Simone Veil)致敬时拒绝在议事厅就座。他现在的办公厅主任帕拉多尔(Paradol)先生曾参与索拉尔(Soral)先生的运动。所以,是的,反犹主义是国民联盟 DNA 的一部分。它是否也是乔丹·巴尔德拉 DNA 的一部分?这将由司法机关决定。”而右翼的一部分人或许会再次提醒这一点。
亚历山大·佩德罗(ALEXANDRE PEDRO)
巴黎特别陪审法庭从10月5日(周一)起审理的罪行和违法行为清单,令人感到眩晕且作呕。在针对罗汉·拉内(Rohan Rane)的12项指控中——他是一名在昂蒂布(阿尔卑斯-海洋省)就读的印度学生,案发时年仅22岁——可以看到:“对未成年人实施酷刑或野蛮行为”、“持有并传播”儿童色情图像、“煽动未成年人接受性残割”、“腐蚀未成年人”以及“有组织敲诈”。
法国司法机关将这些违法行为归咎于一个人,但它们描述的是一个来自英语世界、规模大得多的在线社区的活动,该社区被称为“极端暴力和虚无主义网络”。这些痴迷于极端暴力的年轻人,轮番扮演种族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男性至上主义者,他们尤其通过一种“性敲诈”(具有性性质的勒索)形式,强迫青少年拍摄自己自残或从事极其粗暴性行为的视频。罗汉·拉内曾是通过管理名为“CVLT”(英语cult,意为“邪教”)的Discord聊天群组,成为这一公开反社会倾向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世界报》曾在2025年9月对此进行过一项调查。
该调查卷宗于2021年在美国非营利组织“国家失踪与被剥削儿童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Missing and Exploited Children)的举报后在法国开启。由于案件触角极广,需要成立一个由法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调查部门组成的特别工作组,并在欧洲刑警组织(Europol)开启卷宗。在CVLT中活动的数十名儿童色情罪犯已被识别,在美国、英国、丹麦、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或荷兰共有约一百名受害者。
仅针对罗汉·拉内的诉讼程序就识别出约二十名受害者,其中大多数为美国人或英国人。这名印度学生在蔚蓝海岸,通过恐吓或威胁传播其裸照,强迫她们用刀或仙人掌自慰、用皮带勒脖子、自我拳击、饮用尿液,甚至在皮肤上刻上他的名字和万字旗进行割伤。他的受害者年龄在12至18岁之间。
虽然罗汉·拉内在“脆弱”的女孩中挑选他的“奴隶”(他如此称呼她们),但他向调查人员保证,他的主要筛选标准是她们的“犹太、穆斯林、阿拉伯、墨西哥或黑人”出身,以及她们在左翼或LGBTQ+群体中的政治参与。他自称是“法西斯主义者”,他表示
他坚信“新世界秩序”将具有“使男性女性化的意愿”。他解释道:“我非常保守。墨索里尼、普京和希特勒也是如此,他们都反对 LGBTQ+ 运动。”
这种认为阳刚之气受到威胁的情绪,似乎在他对“强人”的向往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痴迷在这些在线社区的大多数成员中都能找到。但这种自恋的脆弱性也滋养了他妄想的自我意识,以及对控制他人和使其痛苦的病态嗜好。他分析道:“我是一个自恋者,而自恋者喜欢让自己的自我得到满足。”他曾签署过一本名为《How to get girls》(《如何吸引女孩》)的小册子,详细阐述了他“控制他人”的方法。
这名年轻人自称在印度曾是欺凌的受害者,他将自己的反社会人格解释为由于他“扼杀”了自己的情感:“我认为如果我没有情感,就再也没有办法伤害我。我已经杀死了我内心所有关于同情和共情的部分。”这种防御机制甚至被他上升到了教条的高度,他以此为掩护,通过对马基雅维利著作的拙劣解读来寻求庇护。
如果说此案揭示了部分年轻男性陷入极端偏差行为的趋势,那么它也揭示了法国刑法在打击此类网络犯罪方面的滞后。罗汉·拉内(Rohan Rane)最初面临 20 年监禁,因此在 2025 年 3 月,他最初被移交给巴黎部门刑事法院。但在该次听证会上,审判长提出了一个可能增加新指控的问题,这将使潜在刑期增加至终身监禁,即“在敲诈勒索之前、期间或之后伴随酷刑或野蛮行为”。
因此,罗汉·拉内被移交给巴黎特别陪审法院,该法院负责审理可判处至少 30 年监禁的罪行,并将从周一开始接受审判。但他的审判将引发一场激烈的法律辩论,焦点在于在最后时刻增加这一定罪标准的合理性。他的律师伊琳娜·克拉茨(Irina Kratz)认为,这是一种弥补立法缺陷的方式。
她解释道:“在三年的调查期间,从未考虑过这一刑事定罪(……)。这是一个凭空捏造的罪名,在法律上站不住脚,其唯一目的是为了更严厉地惩罚一个引起正当愤慨的案件。但罗汉·拉内应当享有与其他任何被告相同的法律规则。”
立法者意识到自身的滞后,通过 2024 年 5 月 21 日旨在保障和监管数字空间的法律修改了刑法,将“性勒索”的处罚定为七年监禁。在 2021 年 4 月 21 日的另一项法律中,立法者还规定,通过电子方式诱导未成年人实施性行为的行为将被处以七年监禁;如果受害者年龄在 15 岁以下,刑期则增加至十年。
但这些罪名均不适用于罗汉·拉内(Rohan Rane),因为其行为发生在这些刑法修正案出台之前。尤其是,没有任何一项罪名的处罚超过十年监禁,这与该印度学生目前面临的终身监禁相去甚远。立法者是否未能为司法机关提供足以应对其打击这一新兴现象之意愿的工具?“如果立法者希望将新的、复杂的且严重的在线行为定为犯罪,他们完全有权这样做,且处罚可以尽可能严厉,”该律师强调,“但法官不能取代立法者。”
一个背景因素可能促使法国司法机关重新审视本案的法律解读:2025 年 1 月,即罗汉·拉内被最终推迟的首次审判前两个月,美国司法部就其中一名美国受害者的案件发布了起诉令,并要求引渡该印度学生以便在美国对其进行审判,他在美国面临的是终身监禁。
索伦·塞洛(SOREN SEELOW)
“证据在哪里?”在周五的审判最后一天,科尔努-让蒂勒(Cornut-Gentille)律师如此辩护。上诉法院将于 17 日 12 月做出裁决。
弗朗索瓦·贝鲁(François Bayrou)将在 17 日 12 月得知自己的命运。这位法国民主联盟(UDF)和民主运动党(MoDem)的主席曾在 5 日 2 月 2024 年被法院以“疑点利益”判定无罪,而现在在巴黎上诉法院审理的 MoDem 欧洲议会助手案中,他面临着巨大的风险。总检察院在 28 日 9 月(周一)对其请求判处 24 个月有期徒刑(缓刑)、50 000 欧元罚款以及三年丧失被选举权(同样为缓刑)。
经过三周半的审理,审判于 10 月 2 日(周五)结束,最后环节是这位前总理(2024 年 12 月至 2025 年 9 月)的辩护陈词。除了被判定挪用公款这一污名化烙印外,这场辩论显得沉闷,且涉及的利益极小。唯一在第一审中被判无罪的省长皮埃尔-埃马纽埃尔·波特雷(Pierre-Emmanuel Portheret)如果被定罪,将面临被开除公职的风险,而其他被告几乎全部已退休。总检察院对 10 名被告仅请求判处缓刑,这些刑期普遍低于 2024 年的判决——但党内财务主管、前部长米歇尔·梅西耶(Michel Mercier)除外,他显然未能说服公诉方。
因此,这些是象征性的处罚,但伴随着高额罚款。这可以由以下原因解释:事实发生时间久远(超过 20 年)、被告年龄较大(56 至 87 岁)、挪用金额相对较小——
大约 131 份助手合同经过了仔细审查,控方仅保留了 11 份:这确实称不上是世纪大案。尽管被告中包括一名曾任司法部长后成为总理的人、另一名司法部长以及两名参议员,但公众中仅有极少数好奇者在关注。弗朗索瓦·贝鲁担心得没错,MoDem 的命运已不再引起大多数人的兴趣。三位律师接替为这位来自贝恩省的人士进行辩护,期间有时会被法院院长打断,后者似乎无法克制地如此做。不出所料,保罗·马莱(Paul Mallet)强调案卷中没有任何实质内容。这位律师解释道:“不能因为重复一百遍他有罪,就意味着存在一个挪用资金的‘系统’。”他提醒道,法院此前认为“案卷中的任何文件都无法以合理的确定程度证明弗朗索瓦·贝鲁知道这些议会助手合同未被执行”。总检察院本身也承认,对于这位前总理而言,“你找不到他的亲笔书写,找不到任何痕迹,他几乎没有签署过任何东西”。
皮埃尔·卡诺瓦(Pierre Casanova)随后强调,“这些助理岗位中 95 % 是无可争议的,这怎么能算作系统性问题?”况且,涉及的金额仅占“该期间政党预算的 0,37 % 以下”。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指出议会提供的“60 % 的资金额度”并未被议员使用。如果这一论点准确,那么它将非常有说服力:对于当地助理和政党总部助理来说确实如此,但如果加上布鲁塞尔的助理,欧洲议会议员确实花光了议会提供的全部资金——而这是他们的权利。
随后,这位律师以一种冷静且礼貌的残酷方式,致力于拆解本案中六份不利的证词。这些引发此案的“告密”行为都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2017年3月22日,即总统大选首轮投票的一个月前,国民阵线(FN)的欧洲议会议员索菲·蒙特尔(Sophie Montel)向检察机关写信举报民主运动党(Mo-Dem)存在虚构岗位,称这是“为了抵消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所遭受的政治攻击”。5月17日,弗朗索瓦·贝鲁(François Bayrou)被任命进入政府。5月19日,“一名法国纳税人”提醒调查人员,前欧洲议会议员科琳·勒帕日(Corinne Lepage)举报其前所属政党存在虚构岗位——而这名纳税人忽略告知对方,他是一名来自勒阿弗尔(塞纳-马里蒂姆省)的右翼活动人士,甚至曾竞选人民运动联盟(UMP)主席以对抗尼古拉斯·萨科齐(Nicolas Sarkozy)。
皮埃尔·卡诺瓦对科琳·勒帕日进行了猛烈抨击,后者虽然是“政治对手”,但曾两次因向民主运动党以及后来的前进党(En marche!,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创立的政党原名)索要资金而被驳回请求。律师断言,在她看来,“金钱比理念更重要”。这场“屠杀游戏”在一名议会助理身上继续,该助理甚至曾竞选反对其前所属政党的候选人;另一名因严重过失被解雇的助理则加入了安妮·伊达尔戈(Anne Hidalgo,社会党)在巴黎的团队。最后是弗朗索瓦·米拉蒙(François Miramont),他忽略告知自己是埃里克·泽穆尔(Eric Zemmour)政党的成员。律师总结道:“你们必须剔除这些带有党派色彩的证词,以便根据事实进行审判。”
皮埃尔·科尔努-让蒂耶(Pierre Cornut-Gentille)接着说道,事实根本不存在。他逐一拆解了总检察院用来指控其当事人的“一致性线索”。这位律师愤怒地表示:“在上诉法院面前竟然只凭‘线索’,简直令人震惊。证据在哪里?”皮埃尔·科尔努-让蒂耶总结道:“这次诉讼对弗朗索瓦·贝鲁来说是一次非常痛苦的考验。在五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遭受过打击,也给予过打击,他已经足够坚韧”——但他也患上了严重的扁桃体炎,被告像没救了一样不停地咳嗽。
“而且这次考验也是一场悲剧,”律师继续说道,“没有人能阻止我说,玛丽埃尔·德·萨尔内兹(Marielle de Sarnez)[2021年去世]的离世与本案之间存在联系,她是他的另一个自我,他在政治上的姐妹。她曾任欧洲事务部长,后来不得不辞职。她在调查开始六个月后去世。”
辩论在法国民主联盟(UDF)和民主运动党(MoDem)的律师发言中结束——尽管 UDF 已成空壳,但依然存在。马里奥·斯塔西(Mario Stasi)谴责起诉书内容“模糊不清”,指责总检察官的言论“荒诞”,并以近乎侮辱性的措辞猛烈抨击了欧洲议会财务总监、民事原告迪迪埃·克莱蒂(Didier Klethi)。最后,律师协会会长弗朗西斯·泰特根(Francis Teitgen)探讨了作为法人的政党责任,并得出结论认为政党不承担责任。
在旁听席上,布鲁诺·戈尔尼什(Bruno Gollnisch)在打盹。这位前国民阵线二号人物回到了这个审判室,他在 7月7日的国民阵线议会助理案中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缓刑执行。作者:FRANCK JOHANNÈS
国民教育部的一份文件被指出存在诸多缺失,该文件需由从幼儿园大班到高中的学生填写
据多家工会消息来源,高等教育委员会在10月1日(周四)对一项拟议法令投了反对票,该法令旨在针对学生建立一项关于性别暴力和性暴力的年度调查问卷。这次由学校工作人员和用户代表参与的咨询投票结果为:0票赞成,9票反对,16票弃权,35票拒绝投票。FSU、UNSA、CFDT、SNALC、SUD、学生家长委员会联合会(FCPE)、学生通用协会联合会(FAGE)以及学生联盟在共同声明中警告称:“在无法保证每项披露都能获得有效处置的情况下,接纳学生的陈述会让孩子们面临第二次暴力,即制度性的遗弃。”所有组织都对实施该机制的“仓促”表示遗憾。
这一决定并不会阻止超过1000万名从幼儿园大班到高中毕业班的学生从11月起,以匿名或实名方式回答这一系列问题,旨在揭露他们可能遭受的虐待或暴力。
虽然这次投票标志着一个重要阶段,但在数周的磋商过程中,担忧情绪一直存在。8月24日,爱德华·热弗雷在地区媒体上宣布创建该问卷,令所有人感到意外,该问卷将与2023年启动的关于欺凌的问卷相结合。国民教育部长提醒人们,“法国每十个孩子中就有一个是性暴力的受害者”,并预计结果将产生“地震级”的影响,因为“这一现象规模巨大”。根据爱德华·热弗雷的说法,这是为了建立“一个重大突破,以接纳孩子的陈述”,并加强学校在检测和预防暴力方面的作用。国民教育部在2025-2026学年发出了88,000起报告,而三年前这一数字为50,000起。其中,超过13,200起涉及性别暴力和性暴力。
爱德华·热弗雷希望快速推进,但9月中旬发布的问卷第一版引发了强烈抗议。儿童保护协会担心此类做法会将陈述暴力的责任压在孩子身上,认为问题设置不当,并表达了诸多保留意见。它们认为这一措施是为了抵消对所有学生进行年度强制面谈的要求——该要求曾出现在目前国民议会讨论的关于性别暴力和性暴力的综合法案初始版本中,但在委员会的议会辩论期间消失了。这项强制要求可能会回归,但根据报告人的修正案,将到2032年逐步部署。
面对争议,爱德华·热弗雷将磋商时间延长了15天,并与教育工会、儿童保护协会以及家长代表组建了工作组。9月底,国民教育部最终起草了五份问卷,而非最初的三份。根据年龄的不同,问题数量在6到15个之间。第一份面向幼儿园大班、一年级(CP)和二年级(CE1)的学生。该问卷配有插图,通过一个名为Alix的虚构人物在不同情境下的表现,询问学生是否像她一样感到“在教室里”或“在[他或她]居住的地方”感到“安全”。问卷中问道:“是否有人要求你保守一个‘有毒’的秘密,让你感到悲伤、恐惧或不舒服?”或者“是否有人(成年人或其他孩子)触摸过你的私密部位?”
针对小学三年级(CE2)、四年级(CM1)和五年级(CM2)的样本采用了相同的术语,但去掉了插图,并增加了关于社交网络的问题。在初中阶段,提供了两套问卷:一套面向 6 年级和 5 年级的学生,另一套面向 4 年级和 3 年级的学生。对于后者,问卷中出现了“性侵犯”的概念,并就实习期间的安全问题进行了提问。针对高中生的调查则采用了相同的框架。
除了问题本身,问卷的实施条件也引发了广泛讨论。在填写问卷时,需要由一名教师和一名医疗专业人员或接受过性别及性暴力相关培训的人员组成两人小组。问题在于:学校医疗系统数十年来一直面临人员短缺。国民教育部仅有 8000 名校医(护士)、700 名医生、3500 名社会工作者和 8000 名心理学家。根据该部的计算,
奥雷莉·加尼耶 (AURÉLIE GAGNIER),
SNUipp-FSU
秘书长
每人应负责 25 个班级。“我们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对所有学生在医务室的就诊情况,”该行业主要工会 SNICS-FSU 的秘书长萨菲亚·盖雷希 (Saphia Guereschi) 指出。
另一个强制要求是:问卷必须在情感、关系与性教育(Evars)课程期间填写。然而,每年三次的此类“教育”课程的部署仍然非常不完善。教师们抱怨在 Evars 方面接受的培训很少或根本没有。其中关于打击性别及性暴力的内容仅被简略提及。
教育工会、家长代表以及儿童保护协会的担忧还涉及问卷填写之后的问题。如何快速接管那些自称遭受暴力的学生?如果一名学生揭露了暴力行为但选择匿名,该如何处理?可能出现的情况多种多样且通常很复杂。“我们无法完全保证这种接管能够正确且及时地进行,”FCPE 副主席穆斯塔法·奥兹切利克 (Mustafa Ozcelik) 警告道。
作为受邀参与制定该问卷的专家委员会成员,丹尼斯·罗斯-菲谢 (Denis Roth-Fichet) 表示对此问题“极其警觉”。独立儿童乱伦与性暴力委员会 (Ciivise) 的秘书长强调:“对于报告性暴力或乱伦事实的幼儿园学生,必须立即对其进行个人面谈,以确保其安全。”此外,“我们希望任何父母反对填写问卷的孩子都能获得个人面谈。”丹尼斯·罗斯-菲谢解释说,这一点目前正由教育部进行专家评估。
“想要让人们敢于发声是非常好的,但如果必要,必须在能够提供倾听服务的同时,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安全且令人安心的环境,”儿童基金会的乔埃尔·西卡莫伊斯 (Joëlle Sicamois) 在 9 月 28 日星期一同样强调。
这种观点在儿科医生以及更广泛的护理人员中也得到了共鸣。“在揭露事实后的儿童后续路径上进行工作至关重要,”法国法医儿科学会主席马里昂·勒鲁日-拜拉什 (Marion Lerouge-Bailhache) 警告道。她与法国儿科学会以及通用、社会与环境儿科学组一样,对此次调查的实施方式持有诸多保留意见。
这三个学术团体在 9 月 30 日星期三发布的一篇文中提醒:针对此类情况已有成熟的机制,即“处于危险中的儿童儿科接待单元”,应增加对其分配的资源。
马特亚·巴塔利亚 (MATTEA BATTAGLIA)、
索莱娜·科尔迪耶 (SOLÈNE CORDIER)
以及 Sylvie Lecherbonn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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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配送网络的储备水源正受到持续干旱的影响
一只眼盯着河流和地下水,另一只眼盯着法国气象局(Météo-France)。在这个被历史性干旱所标记的10月初——
“六角形河”是一条虚拟河流,其流量是根据分布在各大河流下游以及沿海河流和跨境水域的约50个测量站的数据估算而出的。
由于历史性干旱的影响,全国的饮用水服务部门密切关注每一份气象报告。他们心中只有一个执念:下一场降雨何时到来?9月份的降雨量仅为 21 毫米,比月平均值低 70 %。伊勒-维莱讷省圣马洛地区水务局(Eau du pays de Saint-Malo)主席(无党派)让-弗朗西斯·里肖(Jean-Francis Richeux)指出:“我们面前只剩下60天[的库存]了。”
他所属协会的四座大坝正逐渐枯竭——其中一座在三周前就已干涸。由于在酷暑期间用水量激增,这些储备在夏季期间大幅缩减。“我们在等待降雨。希望能有带来水分的云朵,”让-弗朗西斯·里肖总结道。许多民选官员也持有同样的担忧。尽管 9月30日(周三)发生的地中海天气事件导致法国东南部出现洪水,但从全国范围来看,水文压力远未得到缓解。
根据卫生部于 9月23日向《世界报》提供的统计数据,100 万 人的饮用水供应仍被认为处于紧张状态,特别是考虑到可用水量或流量的不足。超过 83 000 名居民依赖紧急措施,比月初增加了 30 %。这些措施主要包括通过水罐车供水或提供瓶装水。夜间停水或采取“轮流供水”——即按区域或时间段中断配送——影响了约 3500 人。
日平均流量,单位:立方米 / 秒 (m³ / s)
对数刻度
困难尤其在于河流的状态,它们因缺乏降雨和夏季高温而精疲力竭。由国家环境与农业科学技术研究院的水文学家瓦兹肯·安德烈亚西安(Vazken Andréassian)构思的一条虚拟河流,见证了这种普遍的干旱:这就是“六角形河”。其流量是根据约50个水文测量站的真实数据估算而出的。
这一指标从 2月中旬 30 000 立方米 / 日的极湿状态,下降到 9月底不足 1200 立方米的极干状态,反映了法国在 2月恶劣天气后经历的普遍水文逆转。面对如此低的低水位,为什么没有更多市镇陷入困境?许多饮用水协会能够坚持下来,得益于地下水层的冬季补给:三分之二的饮用水量来自这些地下水体。
人们也从之前的短缺中吸取了教训。虽然要使国家适应极端水文状况仍需进行大量改造,但“ 2022 年的干旱起到了电击——
数据统计截至 2026 年 9月29日,在 9月30日地中海天气事件发生之前。来源:国家农业、食品与环境研究院(Vazken Andréassian 和 François Tilmant)
特大干旱年份
2026 2022 1976
《世界报》信息图
其他年份 (1970-2025)
“……冲击,并促使人们投资于水网之间的互联以及改善其管理:如修复泄漏、开发新水源……”,巴黎-道芬大学管理科学教授西蒙·波谢(Simon Porcher)分析道。该研究人员还指出,在实施旨在保护水流的省长限制用水行政令方面已取得进展。
然而,危机可能会延长。地下水位正在下降:截至9月中旬,地质矿产研究局(Bureau de recherches géologiques et minières)62 %的监测点低于月度正常水平。“祈祷一切能有个好结果,”上索恩省香槟水务协会(Syndicat des eaux de Champagne)主席(无党派)米歇尔·克劳德尔(Michel Claudel)透露,当地水井的水位仍在继续下降。在夏朗德-海洋省,Eau 17水务协会总干事奥尔坦斯·布雷特(Hortense Bret)强调:“所有非必要用水仍应禁止。”尽管今年冬天的蓄水水平非常好,但水体目前仅处于“中等”状态。Eau 17同样从中抽水的夏朗特河流量依然处于临界状态。
面对储备量的下降,一些水务部门决定降低其管网压力——或者正在考虑这样做,例如在马延省的拉瓦勒(Laval)。该城市群的水务与卫生主管帕特里克·艾森贝斯(Patrick Eisenbeis)表示:“这些问题正在被提出。这是我们第一次思考在出现问题时应采取哪些措施。”
一些机构正在准备应急抽水方案。在克鲁兹省,盖雷市(Guéret)已获得授权,可在必要时从其水域——库蒂耶池塘(étang de Courtille)中取水。大盖雷城市群(Grand Guéret)的东部也处于紧张状态,水罐车已经在为一个村庄的蓄水池供水。该地方政府副主席(无党派)洛朗·里维埃尔(Laurent Rivière)透露:“我们如履薄冰。”不过,在9月30日到10月1日夜间的一场降雨给这位民选官员带来了一丝喘息之机。
在西南部,阵雨也为加龙河提供了一些支撑。为了“鉴于小雨使干涸停止并为了保护储备”,加龙-加斯科涅及比利牛斯支流公共机构(établissement public Garonne Gascogne et affluents pyrénéens)减少了向该河流的放水量,图卢兹居民的饮用水依赖于这条河流。预计全国范围内将出现新一轮降水,特别是下周。然而,这些降水可能不足以弥补所有累积的亏缺。法国气象局(Météo-France)气候学家西蒙·米特尔贝格(Simon Mittelberger)警告称,土壤在整体上可能将“保持在10月份的创纪录[干旱]水平”。
随着气候变化改变水循环,围绕这一珍贵液体的分配可能会出现新的紧张局势。
许多水务协会凭借地下水位的冬季补给而坚持了下来。
与此同时,每个流域所希望的社会模式问题也随之凸显。例如,在帕德加莱省的布洛涅城市群(communauté d'agglomération du Boulonnais)内部,海产品加工活动对饮用水的需求量很大。该地方政府社会党主席弗雷德里克·库维利耶(Frédéric Cuvillier)指出:“仅渔业活动区,即5000个就业岗位,就占了总消费量的13 %。”民选官员们将希望寄托在地区间的团结互助上。因此,8月10日与相邻城市群管网的互联互通工程已建成。弗雷德里克·库维利耶讲述道:“我们提前进行了所有思考,以便在必要时刻能够按下按钮。”
鲁米利-萨伏依大地(Rumilly Terre de Savoie)市镇共同体则计划与三个机构建立连接,其中包括大安西(Grand Annecy,上萨伏依省)。该项目已于7月初正式启动。“目标不是为了在未来消耗更多的水,而是为了能够更好地用水,在对自然环境影响最小的地方取水,”鲁米利-萨伏依大地的主席(无党派)约汉·特朗尚(Yohann Tranchant)主张道。当地的水文气候挑战与水污染问题交织在一起:在两个取水点发现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后,一个处理单元必须在 2023 年投入运行。当选官员们打算使其永久化。“该含水层的水量资源对该地区具有战略意义,”约汉·特朗尚强调。
莱亚·桑切斯(LÉA SANCHEZ)
在福雷兹平原(plaine du Forez),约二十个市镇正面临供水中断的危机,当地官员正采取紧急措施
报道
马西伊-勒-沙泰(Marcilly-le-Châtel,卢瓦尔省)- 特派员报道
前所未见。在位于福雷兹平原中心的马西伊-勒-沙泰(卢瓦尔省),一个拥有1500名居民的村庄,黑色聚乙烯管道近期铺设在水沟、田野和葡萄园中。这些管道于9月初匆忙铺设,向着一座已改为旅游鸟舍的中世纪城堡延伸,直到连接到该市镇容量为1000立方米的饮用水水库。“9月7日晚上,我接到城市群技术部门的电话,告知我们的饮用水储备仅剩十五天。第二天,我们立即召开会议讨论紧急工程,以便将我们的水库连接到另一个供水网络,这一切发生得非常突然,”无党派市长蒂埃里·古比(Thierry Gouby)解释道。他在三个任期内“从未经历过”如此的情况。
在短短几天内,为了避免这个遭受干旱打击的市镇出现完全断水,铺设了超过4公里的管道。“水龙头的压力下降了。有些日子水是浑浊的。我不再喝它了,”52岁的亚尼克·布瓦塞(Yannick Boisset)作证。他改变了自己的习惯:“我停止在花园里种植。我每天从井里抽60升水给我的家禽。从五月份以来,一滴雨都没有下。”市长还亲自为小学的学生提供了瓶装水。
位于圣艾蒂安(Saint-Etienne)东部的福雷兹平原正经历着一场在持续时间和后果方面均前所未有的干旱。根据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卫生局的数据,在这个长约四十公里、宽约二十公里的流域中,有63个市镇“面临饮用水供应量的困难”,原因是水资源流量比2025年低10%至30%。夏季结束时,首次有27个市镇(代表14500名居民)面临迫在眉睫的饮用水中断风险,从而采取了包括水罐运水或连接其他网络在内的非常规补救措施。
情况十分危急。根据卢瓦尔-福雷兹城市群(Loire Forez-agglomération)相关部门的估计,在雨季回归之前,必须将饮用水的总消费量减少20%,即每天减少100万立方米,以避免供水中断。“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消费削减,情况将无法维持,”蒙布里松(Montbrison)市长(右翼多样派)兼该共同体主席克里斯托夫·巴齐勒(Christophe Bazile)发出警告。拥有水资源管理权限的这个由84个市镇组成的共同体,于9月22日星期二通过了一系列旨在改善其网络的决议。
“必须寻求长期解决方案,以确保地区的安全性。这种安全性必须建立在团结互助的基础上,”Saur公司的运营总监奥利维尔·科尔努(Olivier Cornu)建议道。
奥利维尔·科尔努(OLIVIER CORNU)
Saur France公司
运营总监
Saur France是负责该地区部分供水的特许经营商,该地区被福雷兹山(monts du Forez)和里昂山(monts du Lyonnais)环绕。据该运营商称,“水文系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这些半山区,储备部分依赖于积雪融化,而现在不再是这样。这些与气候相关的变化不会减弱”。
福雷兹平原(plaine du Forez)的三分之二饮用水来自周边山区的 160 个取水点以及两个浅层地下水层。另外三分之一则来自河流和由卢瓦尔河(Loire)供水的福雷兹运河。“必须采取强力措施,” 61 岁的克里斯蒂安·潘戈(Christian Pangaud)讲述道,他是位于马西伊-勒-沙泰勒(Marcilly-le-Châtel)城堡脚下的 La Césarde 旅馆老板,他指着停车场底部铺设的管道说。他的露台可以俯瞰被高温烤成黄色的平原,乡村中闪烁着三股喷泉。“看,卷盘在转,只要农民还在浇水,就说明有水!”
“人们与农业世界的脱节越来越严重。人们在指责我们,” 40 岁的克劳德·德图尔(Claude Detour)似乎在回应道,他是村口 André 共同农业经营组(GAEC)的一名畜牧养殖者,该组拥有 200 头牛。“只要路面上出现一滩积水,司机们就会停下来拍照,指责我们浪费水。如果这次危机能重新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并证明我们不是傻瓜,世界会变得更好。”
该地区的农民从事多种种植和畜牧业,主要灌溉用于喂养牲畜的玉米。他们利用一个连接到福雷兹运河的灌溉网络,使用卢瓦尔河的原水进行灌溉,该网络继承自拿破仑时代。“运河灌溉了福雷兹的 6 000 公顷土地。一切都是自动化的。卢瓦尔河上的大坝水位受到监控。是大坝救了我们,” 36 岁的皮埃尔-让·沙扎尔(Pierre-Jean Chazal)透露。这位村里的另一位养殖者选择减轻饮用水网络的压力,转而使用福雷兹运河,以获取其 100 头牛每天必需的 10 000 升水。
新的连接、应急水箱、移动饮用水处理站,以及关于卢瓦尔河资源的辩论:福雷兹地区正在采取行动。“必须在冲突发生前采取预防措施。公众需要提高认知能力以理解现状。我们需要系统性的决策,并且可能需要修订我们的农业模式,” Partag'eau 42 协会负责人让-皮埃尔·穆塞(Jean-Pierre Mousset)认为。一些市镇正在思考下次修订土地利用规划时,是否应考虑限制建筑,因为缺乏足够的水来满足潜在增长人口的需求。
在马西伊-勒-沙泰勒,市镇和个人的共同努力在 15 天内节省了 30 % 的饮用水。“我真的很小心,” 56 岁的布鲁诺·德洛什(Bruno Delauche)在他那栋可以俯瞰山谷的别墅前作证。这位销售员养成了习惯,将晚餐后水瓶底部的余水留作第二天冲咖啡。不远处,他的年轻邻居艾蒂安·洛雷东(Etienne Lauredon)承认自己为了保护资源而“放弃了花园”。“我们出生时就有了气候忧患意识。我们知道必须改变现状,” 这位两个孩子的父亲在棵干渴的樱桃树阴下支持道。
理查德·希特利(RICHARD SCHITTLY)
特朗普的威胁加速了关于可能遏制价格飙升之方案的讨论

9月22日,在阿尔勒(罗讷河口省)。LEWIS JOLY 为《世界报》拍摄
对于欧洲人来说,这是最糟糕的剧本: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近日为应对燃料价格飙升而考虑采取的方案——对柴油出口实施禁运,将导致欧盟(UE)内部出现严重的供应危机。
这一威胁目前已被排除。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这样。“我们已经确认,七国集团(G7)成员之间不会出现出口禁令或限制,”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10月2日星期五的一场紧急会议结束后表示,此次会议是在担任该集团轮值主席国的法国主持下召开的。“特朗普总统在这一点上表达得非常明确,”这位法国国家元首强调道。
与此同时,白宫的主人在社交网络 Truth Social 上对他讨论的另一项结果感到自豪:“欧洲已同意释放其大量储备的柴油。”几天来,这个问题一直是美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的对象:要么做出这项承诺,要么实施禁运。欧盟委员会的一位发言人在星期五上午反击称,禁令将“损害我们对美国作为可靠合作伙伴的信心”。
七国集团领导人最终支持了一项决定,即在国际能源署(AIE)的主持下,在四个月内释放高达1 亿桶柴油和原油。这一举措应置于3月宣布的第一次行动背景下,当时正值中东战争爆发之初。
当时,国际能源署(AIE)的成员国——包括欧盟成员国和美国——曾通知将向市场提供 4 亿桶原油,试图遏制黑金价格的飙升。但华盛顿指责欧洲人没有释放所有承诺的份额。
“我们的欧洲伙伴应该加快履行其现有承诺,”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周四在 X 上写道,并称“美国已经尽了其职责”。美国承担了 3 月宣布的行动中近一半的份额,其中最后一批 4000万桶原油已于周二释放。
事实上,现有数据凸显了跨大西洋之间的明显反差。例如,欧盟最大的贡献国德国,提供的原油不足 3 月提到的 1.95亿桶的四分之一。在法国,“我们几乎没有使用任何份额,”一名了解情况的石油从业者强调,“3 月宣布该计划的重点是向市场发出信号,表明我们在必要时拥有足够的储备。战略储备的作用是弥补暂时的供应中断,而不是用来降低价格。”
但如今的情况恰恰是燃料价格失控飙升,背景是中东战争以及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持续攻击。在美国,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达到每加仑 6,53 美元,在 11 月 3 日中期选举临近之际,使唐纳德·特朗普面临巨大压力。欧洲的情况同样紧张,柴油价格也突破了历史高点:根据欧盟委员会周四发布的一份数据汇总,近几日平均价格为每升 2,24 欧元。
在中东,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原油货船能够通过霍尔穆兹海峡。但石油产品则并非如此。许多在冲突中受损的炼油厂处于停产状态,自 2 月底以来,从波斯湾发运的流量下降了 75 %。与此同时,俄罗斯自 7 月以来不再出口一滴柴油,使其主要客户——尤其是巴西和土耳其——与欧洲人展开竞争,以获取替代桶数。
拥有强大炼油能力的国家倾向于将资源留在国内。据彭博社引用的消息来源称,中国已决定在整个 10 月暂停出口,以缓解国内库存压力。在欧洲,炼油厂正全力运转,但生产能力在近年来大幅下降。欧洲柴油消费量的一半
由进口覆盖,而美国是其首要供应商。
释放储备能否缓解紧张局势?根据七国集团(G7)国家的声明,未来 20 天内将有“大量”柴油库存投放市场,且声明中已提到,在“必要时”可能会提供“额外”供应。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能源中心顾问奥利维尔·阿佩尔(Olivier Appert)警告称:“库存是‘一次性’的。一旦释放,就无法第二次动用。必须意识到,唯一的长期解决方案是从根本上解决危机。”
据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称,七国集团国家还同意“努力(……)降低炼油商的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后者因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而激增。法国总统希望这些措施能够“触发全球市场价格的下跌”。
玛丽·德·韦尔热斯(MARIE DE VERGÈS)
根据欧盟统计局(Eurostat)的初步估计,9 月份该区域 21 个国家的物价同比上涨 3,8%
根据欧盟统计局(Eurostat)周五(10 月 2 日)公布的估计数据,9 月份欧元区的通胀率高于预期,从 2026年 8 月平均 3,2 % 上升至 3,8 %。这一通胀速度几乎是欧洲中央银行(BCE)设定的 2 % 目标的两倍,也是三年来最高水平。该区域(由以欧元作为国家货币的国家组成)的主要经济体均受到此次通胀回升的影响:欧盟统计局详细列出,西班牙为 5 %(8 月为 4,6 %),意大利为 4,1 %(8 月为 3,2 %),法国为 3,4 %(8 月为 2,6 %),德国为 3,3 %(8 月为 2,9 %)。
此次通胀飙升主要源于与中东局势相关的能源价格上涨。这使得欧元区 21 个国家再次面临物价全面失控的阴影。考虑到美国与伊朗之间冲突的外交僵局,以及欧洲冬季临近将推高碳氢化合物和电力的消费,短期或中期内能源价格回落的可能性似乎非常低。
在 12 个月内,欧元区的能源价格上涨了 18,8 %,较 8 月份的 14,3 % 明显加速。能源依然是通胀的主要贡献者,且幅度远超其他因素。9 月份服务价格年增长率为 3,2 %,而 8 月份为 3 %;食品、酒精和烟草上涨 1,4 %,而 8 月份为 1,1 %。工业品价格的涨幅则较为克制,9 月份上涨 1,1 %,而前一个月为 1,2 %。
这种快于预期的通胀加速,增强了欧洲中央银行(BCE)再次提高利率的可能性,该行自年初以来已分别在 6 月和 9 月两次加息。
市场资金价格的上涨将增加企业和家庭在年初、6 月以及 9 月的信贷成本。对于标普全球市场情报(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欧洲经济团队负责人迭戈·伊斯卡罗(Diego Iscaro)而言,“通胀上涨幅度高于预期,意味着加息可能会在欧洲中央银行(BCE) 10 月的会议上被提上议程”。他解释道:“欧元区经济在面对能源价格和剧烈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时表现出了韧性,但随着我们进入第四季度,这种韧性将受到更高通胀的考验。”
然而,欧洲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在9月28日面对欧洲议会时解释称,债券收益率的上升可能会起到减缓通胀的作用。事实上,市场资金价格的上涨将增加企业和家庭的信贷成本,这最终会压低需求。面对低迷的经济活动,企业在通过提高价格来转嫁能源冲击方面的余地也更小——这有助于抑制通胀。
在法国,根据欧盟统计局(Eurostat)的数据,通胀率为3,4 %,为2024年2月以来最高点,距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过去两年。由于9月份天然气价格上涨且尚未传导至消费者端,预计未来几个月通胀将继续上升。整体通胀仍主要由能源驱动,其价格一年内上涨了21,2 %。此外,气候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尽管比例较低)导致新鲜产品价格飙升,一年内上涨9,9 %,并推动法国食品通胀率从8月的1,1 %升至1,5 %。
不过,荷兰ING银行经济学家夏洛特·德·蒙彼利埃(Charlotte de Montpellier)认为,在现阶段,法国出现普遍性通胀似乎“可能性相当小”。需求的疲软和劳动力市场的低迷不利于将通胀传导至工资——预计工资增长幅度将较小。因此,该专家认为,法国的通胀将比欧元区其他地区“更受控制”。
BÉATRICE MADELINE
当局担心在无需处方即可获取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滥用或过度消费
对于许多患者来说,这已成为一种习惯。面对就医困难,越来越多的法国人直接走进药店,寻求无需处方即可购买的药物来缓解轻微病症,即便在缺乏医疗处方的情况下需要自费支付几欧元。基于这一现状,药剂师和药企要求扩大获准非处方销售的治疗药物清单,以方便患者获取。
因为虽然药店货架上不乏缓解日常病痛的药物,但其中一部分治疗药物仍仅限凭处方购买。因此,主要的药剂师工会(FSPF和USPO)确定了一份包含33个“安全概况明确”参考品种的初步清单,准备提交给卫生当局,以便让患者也能通过非处方方式购买这些药物。
具体而言,这些产品届时无论是否有处方,患者均可获取。药剂师列出的清单中包括针对皮肤病、消化系统疾病、真菌感染、牙痛、失眠、鼻炎以及头虱等病症的治疗药物。
医疗专业人员参考了 NèreS 此前开展的研究工作。NèreS 是代表非处方健康产品专业制药实验室的协会,多年来一直推动取消初级护理药物的处方限制。在 2025 年的一项研究中,该协会将法国的情况与另外 8 个欧洲国家进行了对比,并统计出 134 种治疗药物,这些药物在其中至少一个国家不需要处方即可购买,而法国则不然。药剂师工会正是基于这份清单,在经过自身审核后,提出了首批 33 项建议。
为了说服当局,工业界强调了医疗保险制度潜在的节约空间。根据 NèreS 的计算,如果该措施扩展到实验室统计的所有治疗药物,每年将为医疗系统节省约 3.77 亿欧元。其中 2 亿欧元来自减少的医疗就诊次数,1.77 亿欧元则来自药物的非报销部分,因为无需处方购买的治疗药物由患者自行承担费用。
到目前为止,决定产品是否适合在无需医疗处方的情况下销售的国家药品安全局(Agence nationale de sécurité du médicament)一直不愿放开限制。该机构尤其担心,简化某些药物的获取渠道可能会导致误用或过度消费。因此,在 2025 年,该局仅批准了一种药物转为无需强制处方即可交付:用于治疗月经量过多的氨甲环酸。
ZELIHA CHAFFIN

2024 年 10 月 3 日,位于索肖(杜省)的 Stellantis 工厂内,标致 E-3008 和 E-5008 的生产线。FRÉDÉRICK FLORIN / AFP
在汽车制造商寻求保护其现金流之际,预计将有超过 8 000 名员工进入部分失业状态
Stellantis 与其电池供应商 ACC 之间的博弈仍在继续。9月29日,星期二
9月29日星期二下午,该汽车集团宣布暂停法国四家工厂的运行。索肖(Doubs省)、雷恩和普瓦西(Yvelines省)的工厂将在10月底停止生产一周,而米卢斯(Haut-Rhin省)的工厂将在10月最后两周停产。总计,这些部分失业措施将影响 8 400 名员工,占 Stellantis 在法员工总数的 20 % 以上,在五家组装厂中仅 Hordain(Nord省)工厂幸免。相关员工将获得其净工资 84 % 的补偿金,但 1900 名派遣工将处于技术性失业状态。
该集团将此次停产归因于“部分电动汽车电池供应不足”。在雷恩和索肖的工厂中,该集团生产由 ACC 供应电池的长续航电动 SUV(续航里程高达 700 公里)。然而,位于加来海峡省杜夫兰(Douvrin)的法国超级工厂在提高其首条生产线(于 2024 年春季启动)的产能方面进展缓慢。
换句话说,Stellantis 的供应商无法交付更多电动电池,从而制约了两家工厂的生产。组装雪铁龙 C5 Aircross 的雷恩工厂受损更严重,因为现有电池被优先分配给在索诸组装的车型,首先是利润率更高的标致 3008 和 5008, dont les marges sont plus élevées。
布列塔尼工厂的员工更加担忧,因为该厂自年初以来已经经历了12天的停产。“我们没有预料到这一点,而且感觉到这还没有结束,因为还缺少一款车型来填满工厂的产能,”雷恩-拉雅奈(Rennes-La Janais)工厂 CFDT 工会秘书长 Laurent Valy 解释道。事实上,该工厂仅以一半的产能运行,并计划从 2028起接收 Stellantis 的中国合作伙伴东风(Dongfeng)的一款车型。雪铁龙品牌负责人 Xavier Chardon 预计 ACC 电池的交付将在“2027 初”恢复正常。与此同时,该集团承认,同样依赖这些长续航电池的欧宝(Opel)德国艾森纳赫(Eisenach,图林根州)工厂也可能停产。

在 2025 年几乎处于空白状态之后,ACC 保证终于能够提高生产节奏,并目标在“2027 年期间”实现满产,每月生产约 10 000 块电池。其秘书长马修·休伯特(Matthieu Hubert)保证:“在 9 月,我们成功生产了可供 5 000 辆汽车使用的电池,这符合我们与 Stellantis 达成的协议。”
制造商方面则解释称,由于燃料价格上涨,“对其长续航车型的需求强劲,且依然高于供应能力”。与其所有竞争对手一样,它此前并未
该集团将这些停产行为归因于“某些电动汽车电池的可用性不足”
预料到受伊朗冲突和碳氢化合物价格飙升推动的电动汽车订单增长。
“在 2026 年,我们遵循未曾更改的生产目标,”ACC 的发言人回答道。对于这一论点,ACC 的第一大股东 Stellantis 未发表任何评论。该议题预计将在 10 月两家公司下一次季度会议的议程中讨论。
Stellantis 同时也利用这一形势来减少库存。其位于普瓦西(Poissy)和米卢斯(Mulhouse)的另外两家工厂将停产,因为它们已经处于半负荷运转状态。普瓦西的生产甚至将在 2027 年停止,随后该工厂将在 2028 年被改造为零部件回收中心。另一方面,米卢斯工厂有两款车型处于生命周期末端(标致 308 和 408),且在三年内不会迎来任何新车型。“我们正在进行精细的库存管理,尤其是在年底,”Stellantis 的一名发言人承认。
自 2024 年以来,这一问题已成为该集团的关键。Stellantis 的 CFE-CGC 中央代表洛朗·奥克塞尔(Laurent Oechsel)解释说:“目标是让库存不给现金流带来压力,以免重复在美国犯过的错误。”由于 Jeep 经销商处存在巨大的库存,该制造商在过去两年中烧掉了 105 亿欧元的现金。此后,金融市场一直密切关注着他们。Stellantis 正试图提升其股价,该股价在周三晚上收于历史最低点,为 3,90 欧元。
马修·佩什贝尔蒂(MATTHIEU PECHBERTY)
布鲁塞尔 - 欧洲分社
阿斯麦(ASML)敲响了警钟:这家在制造最先进电子芯片的最精密设备市场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荷兰半导体巨头,已不再向欧洲交付任何设备。据彭博社报道,阿斯麦执行副总裁弗兰克·海姆斯克(Frank Heemskerk)在9月22日于阿姆斯特丹举行的一场活动中感叹道:“我们在那里绝对没有任何销售。”
必须承认,在7月15日公布的第二季度93 亿欧元的营业额中,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做出过贡献,哪怕是微小的贡献。该营业额同比增长超过20 %,主要由韩国(设备销售额占比43 %)、台湾(30 %)、中国(14 %)、美国(9 %)以及日本(4 %)贡献。
对于阿斯麦的管理层而言,这种情况说明了欧洲在极度敏感的电子芯片领域的衰落。如今,芯片无处不在,从智能手机、电视机到锅炉、汽车,当然还包括用于人工智能(AI)的服务器。尽管该领域至关重要,被誉为“新黑金”,但海姆斯克先生批评道:“欧洲没有投资,那里也没有建设任何半导体工厂。”
他的表态之所以引起如此关注,是因为阿斯麦在半导体和微观世界中不可或缺(该公司不愿回答我们的提问):其最新的设备是唯一能够利用极紫外(EUV)光刻技术生产2纳米芯片的设备,无论是美国AI服务器冠军英伟达(Nvidia),还是其同胞苹果公司(Apple)为了生产最新款智能手机和电脑,都购买这些设备。在AI浪潮的推动下,阿斯麦计划在2026, 营业额突破430 亿欧元,是2022年的两倍多。
一个“遥不可及”的雄心
海姆斯克先生的批评主要反映了阿斯麦对欧盟首部《芯片法案》(Chips Act)的失望,该法案于2023. 9月21日生效。在经历了新冠疫情期间导致部分汽车行业停产的芯片短缺后,欧盟希望通过这一举措减少对亚洲和美国的极强依赖。蒙田研究所国际研究主任马修·杜夏泰尔(Mathieu Duchâtel)回顾道:“其想法是创建一项欧盟竞争法的豁免,允许各国投入数十亿欧元大规模补贴芯片工厂。这在某些地方促成了私人投资的释放,但遗憾的是规模有限。”
虽然德国通过与其他工业企业合作,成功说服台湾芯片制造冠军台积电(TSMC)在德累斯顿(萨克森州)建立工厂,但另一个计划在马格德堡(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与美国英特尔(Intel)合作的项目已经破产。而在法国,法意合资企业意法半导体(ST-Microelectronics)在克罗勒(伊泽尔省)的工厂扩建项目

3月25日,在中国上海举行的半导体技术专业展会 Semicon 上。GO NAKAMURA / 路透社
引发了质疑:其美国合作伙伴格罗方德(Global-Foundries)至今未在该项目投入一分钱。未来投资监督委员会在4月15日的一份报告中强调,该公司“理由是欧洲缺乏商业前景”。
结果是:2025年,欧洲在全球芯片产值中所占份额仅为10%,而其在2030年达到20%的目标在欧洲审计法院2025年4月28日的一份报告中被判定为“难以实现”。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技术地缘政治中心研究员朱利安·诺塞蒂(Julien Nocetti)总结道:“虽然《芯片法案》让芯片问题重新回到了布鲁塞尔的关注中心,但其转化为具体行动的效果却非常有限。”
此外,杜夏泰尔(M. Duchâtel)指出,这项政策“未能让欧洲在7纳米以下最先进芯片的生产上追回差距”。加特纳(Gartner)咨询公司研究总监高拉夫·古普塔(Gaurav Gupta)的评价更为严厉,他指出在面向人工智能的尖端芯片领域,“明显缺乏欧洲晶圆厂”。
这种情况对阿斯麦(ASML)而言也并非好事,杜夏泰尔继续说道,该公司“最终从《芯片法案》中获益甚微”。
在 CGT 工会呼吁 8 octobre 在公司所有站点举行停工行动之际,员工将获得 1000 欧元的预付款
有些人将其视为一种“排雷行动”。在道达尔能源公司(TotalEnergies)的 CGT 工会发起呼吁,要求在 8 octobre(周四)在该石油天然气集团的“所有站点”(包括炼油厂和部分加油站)举行罢工之际,根据《世界报》获得的一份文件,管理层确认将向其在法国的所有员工发放 2026 年的特别奖金。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普扬内(Patrick Pouyanné)曾在 5 月的一次欧洲企业委员会会议上承诺采取这一举措。
1000 欧元的预付款将立即发放,无需等待 12 月开启的年度强制性谈判(NAO)。该集团“人员与社会参与”总经理凯瑟琳·雷米(Catherine Remy)在这份内部文件中明确表示:“我们希望向在法的所有员工发出一个具体信号”,从而表达“我们希望从现在起就认可他们为公司集体成功所做贡献的意愿”。
这一决定凸显了面对社会运动前景时的焦虑,而此次运动的诱因让人想起 2022. 的先例。当时,公司内部的一场薪资冲突在几周内演变成了全国性的燃料供应危机。当时的背景是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价格飙升,这为该集团带来了异常丰厚的利润。在三周时间里,持续的罢工导致了燃料短缺,甚至导致部分加油站关闭,迫使政府下令进行
征用。这家跨国公司最终同意大幅提高薪资。
今年秋天,在中东战争的背景下,能源价格再次飞涨。该集团在其法国加油站实施的汽油和柴油价格上限政策,数周以来引发了车主们的疯狂抢购。但这并未妨碍道达尔能源公司再次录得创纪录的利润。上半年,其净利润达到 112 亿美元(99.7 亿欧元),同比增长 72 %。
帕特里克·普扬内在 28 9 月(周一)于纽约举行的年度传统“投资者日”上欣喜地表示,欧洲的炼油厂“全部在满负荷运转,简直就像金矿一样”。借此机会,他宣布将慷慨回报股东,到 2030 年,股息每年将增加 5 % 以上。
“每个人脑子里都记着这个百分比,”该集团 CGT 协调员埃里克·塞利尼(Eric Sellini)强调。在他看来,在罢工前一周宣布发放特别奖金,其意图“显而易见”。他认为:“考虑到国内的爆炸性局面,显然存在对局势失控的恐惧。如果炼油工人和加油站员工也加入其中,情况将变得更加紧张。因此,管理层试图通过发放奖金来平息对就业和薪资的不满。但这并非长久之计,而股东的股息却能确保增加。”在罢工呼吁中,CGT 提到人员配置“处于紧张状态”,尤其是在炼油厂,对临时工和定期劳动合同的依赖程度日益增加。
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该集团表示不愿在“计划于明年12月举行的年度薪酬谈判(NAO)讨论开启之前”发表评论。这笔奖金也将发放给由该集团100%持股的子公司员工,例如管理着约180家道达尔能源(TotalEnergies)加油站(主要分布在高速公路上)的Argedis公司。其中部分站点在今年春季已经举行过罢工。
“我们曾要求管理层在年底前采取行动,以便员工能够应对燃料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道达尔能源的CFE-CGC协调员多米尼克·孔韦尔(Dominique Convert)回忆道,但他并不想将此次发放奖金的公告与CGT的罢工号召建立联系。“任何额外的补贴都是好事。现在,就看接下来的谈判将如何进行。”
对于道达尔能源共同社会基准下的14,000名员工(在包含子公司的集团总计35,000名员工中)的最近一次关于加薪的年度薪酬谈判(NAO),在1月底以公司前两大工会CFE-CGC和CGT与集团管理层之间的分歧而告终。
玛丽·德·韦尔热(MARIE DE VERGÈS)
联合国在9月4日通过了名为“修正地图”的决议,呼吁重新平衡全球各地区的呈现方式,尤其是非洲地区。从继承自殖民强国的地图到全球南方国家的批评,这些投影方式象征着对我们世界截然不同的竞争性愿景。
“一个激进的意识形态项目。”美国代表亚里娜·费伦塞维奇(Yaryna Ferencevych)在联合国大会上如此评价“修正地图”(Correct the Map)决议。该文本于9月4日以164票赞成、1票反对(美国)获得通过,呼吁在世界地图上不再视觉性地缩小非洲。
该决议由多哥代表非洲集团提出,主张采用更能尊重领土实际大小的投影方式,而非所谓的“墨卡托投影”,后者被指塑造了一个不公平的世界形象。这场辩论在唯一一个所有国家都设有席位的场所展开,再次提醒人们,呈现世界从来都不是中立的。选择一张地图,也就是决定给予强权国家及其领土和边界多少空间。
如今受到质疑的投影方式最初是为了满足具体需求。1569年,弗拉芒制图师杰拉杜斯·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发布了一幅为航海设计的世界地图。在当时,这种投影具有革命性,它保留了角度,允许船只以恒定航向航行。然而,它不能保持面积。离赤道越远,领土被拉伸得越严重:在极地附近,领土看起来比实际大得多。
墨卡托投影由欧洲帝国传播(并伴随其扩张),随后通过地图集和学校得以推广,成为了观察世界的一种方式。在线制图的兴起本可以通过增加呈现方式来打破这一惯例,但矛盾的是,它反而巩固了其主导地位。自从美国大公司强推之后,其数字化版本“Web墨卡托”事实上成为了交互式地图的标准——这类地图将世界切割成许多小正方形图像,随移动和缩放而加载。“很大一部分地理数据基础设施和在线地图服务(用于在网络地图中导航)都依赖于墨卡托投影,”古斯塔夫-埃菲尔大学(位于塞纳-马恩省尚叙马恩)的研究员、地理学家弗朗索瓦·巴霍肯(Françoise Bahoken)解释道,“目前可用的地理数字产品在这一投影下的数量远多于其他投影。”
正是这种继承自欧洲帝国主义的视角,在今天受到了质疑。在墨卡托世界地图上,格陵兰岛看起来几乎和非洲一样大。然而,非洲大陆实际上比它大 14 倍。这种失真或许助长了特朗普对这座北极岛屿(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土)的执念。他在 2021 年曾表示:“我热爱地图。我一直对自己说:‘看看这个领土的大小,太巨大了;它应该成为美国的一部分’。”
然而,说墨卡托地图是“错误”的则过于简单化了。“将球形的地球呈现在纸张或手机屏幕的平面上,必然会产生某种转换:任何投影在保留某些特性的同时,都会使其他特性变形,”地理历史学家文森特·卡普德皮(Vincent Capdepuy)提醒道。因此,关键不在于寻找一张“真实”的地图,而在于选择一种最适合其用途的变形。“如今批评墨卡托投影是有意义的,”他补充道,“但如果将其在为航海而创建的时代赋予当时并不存在的意图,则是有偏见的。”
围绕地图的争端同样具有政治色彩。1974 年,德国地理学家阿尔诺·彼得斯(Arno Peters)推广了一种由苏格兰人詹姆斯·加尔(James Gall)在 1855 年设计的投影法,该方法保留了大洲的相对大小,但使其轮廓变形。加尔-彼得斯投影随后成为了服务于第三世界主义批判全球秩序的激进工具。1980 年,它被印在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前总理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1969-1974 年在任)主持的委员会报告封面上,该报告题为《南北:一项生存计划》(Gallimard, 1980)。该报告致力于研究北方富国与南方穷国之间的差距,认为这种投影是“相对于那种在地理和文化层面都赋予欧洲主导全球地位的观念的一次重要进步”。
半个世纪后,非洲的“修正地图”运动再次激活了这一质疑。该运动支持由制图师博扬·萨夫里奇(Bojan Savric)、汤姆·帕特森(Tom Patterson)和伯恩哈德·詹尼(Bernhard Jenny)在 2018 年设计的 Equal Earth(“平等地球”)投影。它提供的形状比加尔-彼得斯投影更少失真,且根据该非洲团体的说法,它提供了“一种更公正的世界地图呈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修正地图不仅限于几何学。这一举措属于“认知正义”和“记忆修复”。它旨在结束在集体想象中对非洲的轻视,而这种轻视被墨卡托投影
墨卡托投影
(1569 - Gerardus Mercator):
被称为“等角”投影,它保留角度,
但随着远离赤道,会产生巨大的失真。
Equal Earth 投影
(2018 - Bojan Savric, Tom Patterson 和 Bernhard Jenny):
被称为“等面积”投影,它保留面积,但使角度变形。由非洲联盟(UA)向联合国提交的决议所推荐。
无意中维持了。虽然几个同样深受殖民历史影响且在墨卡托世界地图上被缩小的南美国家也支持该决议,但非洲的这一倡议是无出其右的。它是该大陆为了获得对过去不公正行为的承认和赔偿而采取的更广泛外交攻势的一部分。3 月 25 日,应非洲团体的要求,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将非洲人被奴役的贩卖行为定性为“最严重的反人类罪行”。这场外交博弈也发生在非洲寻求在全球秩序中发挥更大影响力的时刻。
非洲的诉求在“全球南方”之外也找到了共鸣。作为前殖民大国,法国也参与其中,宣布放弃墨卡托投影,转而采用埃克特 IV 投影(Projection Eckert IV),该投影由 于 1906 年提出。
加尔-彼得斯投影
(1855, 詹姆斯·加尔;1974, 阿尔诺·彼得斯),被称为“等面积投影”。

埃克特 IV 投影
(1906, 马克斯·埃克特-格赖芬多夫),被称为“等面积投影”,法国于 4 月 9 日采用该投影以支持非洲联盟的决议。


格陵兰岛的实际面积(2200万平方公里),按赤道比例尺计算。
非洲的面积(3.04亿平方公里)。
为了将地球仪投影到平面上,需要选择一个参考支撑面(平面、圆柱面、圆锥面)。根据支撑面的不同,面积或角度等几何属性的保留程度也不同。“蒂索指示圆”(●)可用于评估变形程度。

来源:M. Monmonier,《如何让地图撒谎》,Autrement,2019;F. Bahoken, N. Lambert,《制图学:地理学家如何(重新)绘制世界》,Armand Colin,2025;V. Capdepuy, X. Laborde,《讲述世界》,Autrement,2026;N. Zwer,《另一种地图历史》,Editions du Commun,2026;C. Grataloup,《大陆与海洋的发明》,Larousse,2009;《世界报》
《世界报》信息图:Francesca Fattori 和 Victor Simonnet ,情况并非如此:地图经常以南方在上,例如弗朗索瓦·巴霍肯(Françoise Bahoken)提到的 12 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阿尔-伊德里西(Al-Idrissi)的地图。中世纪的地图面向圣地——耶路撒冷、麦加以及东方。事实上,“orienter”(定向 / 导向)这个动词便源于此。
颠倒地图在象征意义上可以颠覆世界秩序。1943, 乌拉圭艺术家华金·托雷斯-加西亚(Joaquin Torres Garcia)通过其《颠倒的美洲》进行了这样的尝试。1979, 澳大利亚学生斯图尔特·麦克阿瑟(Stuart McArthur)厌倦了看到自己的国家被挤在世界地图的角落里,于是绘制了一幅“世界通用修正地图”,将澳大利亚置于中心。
2000年代初,北京采用了地球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地质物理研究所成员郝晓光(Hao Xiaoguang)的投影法。这些投影旨在“更清晰地展现北半球、南半球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地理关系”,它们将中国——这个“中央之国”置于世界地图的中心,而将美洲推向边缘。2025年,巴西也发布了一张以本国为中心、南方在上的地图。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总结道:“地球是圆的。我们的视角同样重要。”
地图源于长期的殖民征服史和权力竞争,如今它们通过重新定义来彰显不同的视角。有些地图则走得更远,它们不满足于仅仅转移视线,而是上演具有新帝国主义色彩的领土野心。9月7日,唐纳德·特朗普在其Truth Social社交网络上发布了一张地图,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地图上美国国旗的颜色覆盖了加拿大、墨西哥和格陵兰岛,以及古巴、冰岛、法属安的列斯群岛和圣皮埃尔与密克隆群岛。
德国地理学家马克斯·埃克特-格赖芬多夫(Max Eckert-Greifendorff)以及Equal Earth项目的密切合作者。
这一举动主要是象征性的。“法国的机构——教育、研究、外交——已经在使用多种投影法,”弗朗索瓦·巴霍肯(Françoise Bahoken)指出,“局限于单一投影法是片面的,因为这取决于我们要表现的现象:例如,Eckert IV或Equal Earth尊重大陆的面积,但不适用于表现流动情况。”
由非洲团体支持的Equal Earth投影法本身也引发了其他问题。在其网站提供的世界地图中,对于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的克里米亚的处理方式随版本而异。在英文地图中,该半岛与乌克兰和俄罗斯分离开来;但在俄文版本中,它与俄罗斯颜色相同。这一特殊之处促使乌克兰在联合国投票时选择弃权。乌克兰驻联合国常驻代表安德里·梅尔尼克(Andri Melnyk)警告称:“令人遗憾的是,在终于弥补殖民主义[在国家和大陆的地理呈现上]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的同时,我们可能在同一时间制造出同样严重的的新问题。”
极方位等距离投影(1581年,纪尧姆·波斯特尔 [Guillaume Postel]),被联合国在1946年选作其标志。
一张地图并不简单地等同于投影法的选择。它决定了形状和比例,而底图则代表边界。构图、中心点和方向同样构成了一种特定的世界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合国选择了一张以北极点为中心的极方位等距离投影作为标志:这是一种在视觉上既不偏袒美国也不偏袒苏联的方式。
“垂直地图”(2013年,郝晓光),它沿着纬线“切割”地球。
由于地球在太空中漂浮,将北方置于上方或将欧洲置于地图中心并没有科学依据。“在墨卡托投影之前——
没有任何一种投影法能独立解决世界呈现的问题。地理历史学家文森特·卡普德皮(Vincent Capdepuy)认为:“在一个多中心和多极的世界中,正确的解决方案应该是增加视角,而不是‘修正’某种投影法。”地理学家弗朗索瓦·巴霍肯认为,强加单一选项甚至会是“有问题的,甚至是危险的:这将相当于限制并统一我们的世界观。而恰恰是投影的多样性,才能体现世界的丰富性”。
弗朗塞斯卡·法托里(FRANCESCA FATTORI)
“南半球在上、巴西在中心的地图”(2025年,巴西地理与统计研究所,采用埃克特三号投影),该图是在巴西担任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峰会主席国之际发布的。
在今年3月跨大西洋奴隶贸易被承认是“最严重的反人类罪行”之后,非洲集团于9月4日在联合国又赢得了一次象征性的胜利,即通过了名为“修正地图”的决议。该决议呼吁更换那些扭曲了非洲实际大小的地图,包括所谓的“墨卡托投影”地图。这些倡议虽然不具强制性,但将与奴隶制和殖民化相关的赔偿问题重新置于外交辩论的核心。
保罗-西蒙·汉迪(Paul-Simon Handy)是东非安全研究所在亚的斯亚贝巴的区域主任,并代表该研究所与非洲联盟打交道。他主张一种“责任记忆”,要求非洲国家重新掌控对其过去叙事的主导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免于承担面对当前政治和经济困难的责任。
关于承认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和改革全球制图的两项决议在联合国得到了广泛通过。非洲外交的这一系列行动传递了什么信号?
这是两次重要的外交胜利。推动这些议案的非洲联盟、加纳和多哥,以及联合国非洲集团,展示了其主动出击的能力。现在的非洲不再是仅仅对西方、中国或俄罗斯等其他大国提出的建议做出反应。在这里,非洲识别问题,提出建议,然后构建联盟来支持该建议。通过这样做,它迫使其他大国必须表态。
对于非洲联盟来说,提出与记忆如此紧密相关的问题是否是新鲜事?
这并非完全新鲜。但这些问题在世界如何看待过去的方式上构成了一次胜利:这是一次规范性的胜利,展示了非洲强加某种叙事——正如盎格鲁-撒克逊人所说的“a narrative”——的能力。
关于奴隶制的决议曾显现出南北分歧,且法国投了弃权票。随后,巴黎支持了关于地图的倡议。您如何分析这一转变?
由加纳推动的、将黑奴贸易定性为“最严重的反人类罪行”的决议,令前——
非洲国家并不总是用同一个声音说话。围绕这两项倡议达成的共识本身是否算是一次成功?
尽管如此,这些问题仍然相对温和,恰恰是因为它们属于过去。一旦涉及权力与未来,情况就会变得复杂。非洲成功地修正了地图;现在它必须能够修正国际机构及其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通过重新定义国际税收条款,争取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并在气候问题上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因此,这是一次象征性的,甚至是战略性的胜利。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面向过去。
多边外交恰恰是非洲的人口数量优势发挥作用的领域。基于共同立场,非洲可以在联合国建立联盟,特别是与聚集了加勒比国家的加勒比共同体(Caricom)以及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建立联盟。这种趋同随后成为了共同目标和共同战略的基石。
非洲长期以来一直在发展所谓的“非洲共同立场”。在这两个议题上,存在共识,或者至少分歧有限。由于拥有 54 个国家,共同立场并非总是能达成。但是,一旦他们能够达成一致,[这些国家] 就能更容易地制定战略并动员其他合作伙伴。
研究员分析认为,世界地图表征方面的进展,使非洲大陆在国际秩序中处于何种位置的问题再次成为焦点。
相反,美国对这两项决议都投了反对票。非洲国家在华盛顿方面是否碰壁了?
特朗普政府在某些立场上毫不妥协。支持这些决议会被视为一种软弱的承认,这不符合其外交逻辑。但这并不妨碍美国与非洲国家发展合作模式,尤其是经济合作。但明确对这些决议投反对票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

保罗-西蒙·汉迪(Paul-Simon Handy)。保罗-西蒙·汉迪私人收藏
前奴隶主国家。其中一些国家(包括法国)已经承认奴隶制是反人类罪。但是,通过建立严重程度的分级,该文本必然会引发关于赔偿的讨论,其背景是向前殖民国家和奴隶主国家开出“账单”的想法。
在签证限制、拆除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以及回归带有重大对价条件的双边报价之间,这次投票
因此产生了一种不安:这些罪行的后果在今天依然可见。但是,面对非洲在多边主义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包括法国在内的几个欧洲国家承认,他们不能再忽视非洲对其自身历史的解读。
在关于奴隶制的决议引发明显不安之后,法国重新采取主动,并对实施这项非强制性决议表现出热情。由此,法国在立场上向非洲靠拢。
我们在关于地图的决议中看到了这一点。法国积极支持该决议,并宣布在官方互动中放弃墨卡托投影,在欧洲邻国之前采取了领先行动。
并不令人惊讶。它确认了特朗普政府外交的逻辑:极少让步,且关系设计具有极强的交易性质。
在象征层面,特别是涉及历史时,美国似乎更不愿意让步。通过投“反对票”而非“弃权”,他们某种程度上在声明:“重要的是我们的历史叙事”,而不是他们认为由联合国主导的叙事。
无法获得风险评估较低的贷款,也无法以更低成本进入国际市场或获取国际资本。真正的关键在于此。必须纠正过去的非正义,但更重要的是将这种纠正转化为构建未来权力条件的杠杆。
新非洲地图的推动者强调,继承自过去的表征在今天具有非常具体的影响。那么,象征性的斗争并不是次要的吗?
当然。非洲人与记忆之间维持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加纳总统约翰·德拉马尼·马哈马(John Dramani Mahama),以及多哥当局及其外交部长[罗伯特·杜塞(Robert Dussey)],持有的一种旨在推动一个强大非洲的泛非主义愿景。他们为此启动了各项倡议。然而,任何记忆政策都包含当代政治的维度。领导人可以利用历史来构建其合法性、动员选民,但有时也可以用来在面对当前困难时免除责任。这在非洲或其他地方同样适用。
加纳和多哥处于这场外交攻势的前沿。他们能从中获得政治收益吗?
但不能因此将这种做法简化为民粹主义。我认识那位多哥部长:这种投入可能是真诚的。但必须警惕那种有时会对记忆产生误用的激进主义。
这样人们可能会转向一种“免责记忆”,在这种记忆中,过去被用来解释现在的困难。我则主张一种“责任记忆”:必须承认过去的罪行,同时不能忘记当代的权力关系和不对称性依然存在。
对过去过于沉思的态度可能会分散人们对今日真正挑战的注意力。修正一张地图并不能
必须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些表征之战:符号并非琐碎之物,它们影响着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这是一场重要的战斗,但它只是必须进行的战斗的一部分。它绝不能单独成为一项政治纲领或政府计划。
泛非主义和主权主义在近年来被强烈激活。我们是否在通过这种记忆激活,见证它们在外交领域的转化?
确实存在将这些问题提升到外交层面地位的意愿。但不能高估这些成功: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是象征性的。挑战在于将它们转化为实质性的改革。安全理事会尚未改革,国际债务架构依然如故。此外,还涉及所有与人工智能和数字化治理相关的议题。
这并不是要否认表征的重要性,而是不要过度投入到过去的问题中,以至于忘记了当前的权力关系。尤其是主权主义和泛非主义的概念在今天定义非常模糊:非洲联盟自称泛非主义,而萨赫勒地区由政变产生的政府同样如此,尽管后者退出了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而该共同体正是典型的泛非组织。因此,我们应当在不过度解读的情况下,对这些外交胜利表示赞赏。纠正过去的不公正是正当的,但这并不一定能为未来的战斗做好准备。
赔偿问题是这些诉求的核心。这些措施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形式?
一方面是经济现实,另一方面是法律状况。问题在于:谁应该支付,支付给谁,以及在哪个国际司法管辖区下进行?
我主张一种具体的修复正义观。它可以通过归还文化遗产、修订学校课程,或者开放档案来实现。许多档案仍由前殖民大国以及美国保存,且未能充分开放。我们也可以投资于研究和教育。这类行动有助于实现一种更负责任的修复正义。
由 COUMBA KANE 采访记录
《凝视时刻》(L'Heure du regard),乌斯曼·尼昂(Ousmane Niang)作品(2024年)。
182 × 152,布面油画。
乌斯曼·尼昂 / courtesy
AFIKARIS 画廊(来源)
乌斯曼·尼昂,
1989年出生于坦巴
(塞内加尔),在巴黎
和达喀尔工作。
这部作品深受塞内加尔
政治现实以及
席卷全球的紧张局势
的影响,呼应了
面对前景匮乏、
外迁以及领导机构
冷漠对待的青年群体。
其接近点彩画法的
技法,以及一个
半人半兽的混合
形象的出现,是该
艺术家的典型风格。
在韩国庆州的石窟庵石窟,2000年。HAN SEOKHONG / 国家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首尔与庆州
(韩国)
在韩国以及其他地方,九月底的秋天依然迟迟未到。在首尔东南 300 公里的吐含山,那片主要由松树和枫树组成的茂密阴凉森林,尚未染上吸引全国游客而来的绚丽色彩。因此,石窟庵就那样部分地隐藏在繁茂的绿意之后,坐落在海拔 750 米的山凹之中。
当你沿着通往那里的徒步小径靠近时,这个地方起初看起来就像亚洲成千上万座小寺庙中的一座。但在其彩绘木质立面的背后,隐藏着统一新罗王国(676-935)佛教艺术的瑰宝之一。这也是巴黎韩国文化中心直到 2027 年 3 月为止所提供的沉浸式展览——“石窟庵:佛教艺术的千年秘密”的核心内容。
一旦进入内部,佛像便吸引了所有目光:这座米色斑点灰色花岗岩雕像,将力量感与细腻感完美结合,令人肃然起敬。在它周围,墙上的浮雕刻画了约 50 位战士、守卫、僧侣或弟子在翩翩起舞。整个建筑群安置在一座建于 750 年左右的人造石窟中,由精细切割并组装的花岗岩块建成。“石窟庵证明了在当时看来前所未有的艺术和建筑掌控力,”考古学家、佛教专家兼邻近城市庆州(发音为“Kéondjou”)国家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的馆长金东河(Kim Dong-ha)开门见山地指出。
这座于 1995 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佛像高 3.5 米,坐落在 1.3 米高的莲花座上。“在许多方面,它代表了一项壮举和创新,”金东河说,“在它被塑造的时代,这种尺寸的雕像通常由泥土或金属制成。艺术家兼建筑师金大成(Gim Daesong [700-774])作为景德王朝廷的成员,成功地以史无前例的细腻程度雕琢了这种极硬的石头,体现在佛像的线条中:半闭的眼睛位于高挑的眉毛之下,以及其服饰的装饰和褶皱 [一种传统的长方形布料,披在身上,露出右肩]。”
石窟庵的雕像所代表的并非随便哪尊佛像(佛像种类繁多)。它是一尊释迦牟尼像,也被称为悉达多·乔达摩,所有佛教流派都将其视为纯洁且完美的佛陀,并且他更有能力“转法轮”。金东河(Kim Dong-ha)继续讲述道:“释迦牟尼曾是一位王室人物,在达到觉悟并成为佛陀后,他与邪恶进行了多次斗争。可以通过他右手的摆放方式来认出他:右手放在腿上并向下转动,这只指向地面的手代表召唤大地之灵,以抵御邪恶之灵。”
这些细节并非偶然。“在韩国,8世纪的艺术体现了最完备的佛教艺术,”首尔国家博物馆的导游李昌贤(Changhyun Lee)解释道,在该博物馆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其他瑰宝。“672年,文武王成功将新罗与另外两个王国统一:
这就是所谓的‘统一新罗’。随后开启了一个繁荣且文明程度达到高度发展水平的时期。但到了8世纪中期,不稳定的氛围再次出现,伴随着氏族斗争和叛乱。这时佛教介入了,成为统治者用来加强王权的解决方案。佛教证明了社会复制与接纳的正当性,也能帮助抚平战争的创伤。我们可以套用路易十四那句‘朕即国家’的话来说,景德王当时对自己说:‘朕即佛陀!’”这个年轻人幽默地说道。
在曾作为新罗王国首都的庆州市政厅宽敞的办公室内,市长朱乐英(Joo Nak-young)似乎已经领会了这一教训。一张呈现在游客面前的巨大海报描绘了7世纪末的这座城市,证明了市长将城市的丰富遗产视为旅游和经济发展驱动力的兴趣。
庆州境内或其紧邻区域内,除石窟庵外,还拥有多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其中包括著名的呈
在K-pop和化妆品之后,文化遗产也成为了韩国软实力的工具
高大坟丘形状的王陵,这些坟丘赋予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氛围,并凭借社交网络和热门韩剧(尤其是《善德女王》)的出现而深受游客欢迎。
市长将目标设定为让庆州进入全球十大旅游目的地之列,旨在每年接待6000万名游客(这座拥有25万人口的城市目前接待量为5000万)。他主张:“这是最能代表古代韩国的城市,其历史根源在这里清晰可见。在新罗时代,这里拥有100万居民和外国居民。它曾是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中心,而如今它正重新变回那样的地方,”朱乐英补充道。他还特别提到,他的城市自1987年起就与凡尔赛结为友好城市,从而暗示这里相当于韩国的凡尔赛。
诚然,在经历了城市规模的巨型化,以及首尔已变成的由办公楼和住宅塔楼组成的无尽海洋之后,庆州像是一片——依然——具有人性尺度规模的绿洲,拥有公园、餐厅、艺术工作室以及寺庙,尤其是同样在1995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的佛国寺。这座城市正通过世界遗产城市组织等机构积极利用这一身份,在国际上推广韩国历史。
继化妆品、K-pop和表演艺术(曾于7月受邀参加阿维尼翁戏剧节)之后,文化遗产也成为了韩国软实力的强大工具。庆州作为巴黎韩国文化中心石窟庵展览的发起地,主导了此次行动,并根据当前的国际标准实施遗产翻新与价值提升政策。
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艺术与精神呈现背后的政治和经济考量相互呼应。但这绝不妨碍人们去赞叹石窟庵佛像那令人惊叹的比例——其设计基于复杂的数学模型,以一种不可撼动的宁静感俯视着观者。
《石窟庵:佛教艺术的千年秘密》。韩国文化中心,位于巴黎第8区。展出至2027年3月13日。免费入场。
在他的工作室里,数十个、数百个佛头相互嵌套,堆放在每个角落。在长长的工作台上,可以看到一些奇怪的物体,看起来像巨大的蛹茧。李承哲(Lee Seung-chul)是一位韩纸(hanji,韩国传统纸)大师。四十年来,他利用这种纸塑造佛像并在全球展出,同时也制作“月亮罐”——韩国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之一。
在巴黎韩国文化中心展出至 13 mars 2027, 的沉浸式展览《石窟庵:佛教艺术的千年秘密》中,有三尊他的雕像以及数十个灵感源自韩国南部吐含山石窟佛像的面孔在参展。得益于其材质既轻盈又坚韧,这些作品仿佛漂浮在空中。这项拥有1500年历史的工艺如今通过社交网络引发了新的热潮,并预计将在 2026 年底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位于首尔东德大学的个人工作室里,李承哲在各种工具、水盆和筛网之间详细讲解了制作步骤。他首先展示了长长的楮皮纤维,这种树是由他的一位前学生在首都附近种植的。
纤维首先被煮沸以脱去褐色的外皮,仅保留白色的内皮。内皮经过清洗除杂后,再次煮沸并用清水冲洗。软化后的纤维随后经过手工捶打,以获得均匀且呈丝状的质感——即形成那些著名的“茧”——然后,对于使用韩纸进行塑形的李承哲来说,纤维会被放入专用机器中研磨,以获得均匀的纸浆。
将纸浆与糯米胶或亚麻籽油混合后,会得到一种浓稠且具有可塑性的糊状物,可以用手在传统黏土或木制模具的内部或外部进行压制或塑形。而李承哲使用的是硅胶,在极短的时间内,他通过精准的按压,在您面前塑造出一张面孔。这些面孔随后可以保持原色(白色),或者涂上颜色——黑色、蓝色或棕色是李承哲最偏爱的颜色,他同时也是一名天然颜料专家——或者贴上金箔。
“大约四十年前,我还是学生的时候,随我的老师第一次参观了石窟庵,”这位艺术家回忆道,“我感受到的与其说是宗教情感,不如说是一种强烈的审美震撼。我想,韩纸凭借其轻盈感以及能够大量复制形象的可能性,是传递这种情感的完美媒介。在我的展览中,我允许观众触摸纸雕,以鼓励他们通过视觉和感官去感受。感觉才是记忆的载体,”李承哲以一种非常普鲁斯特式的思考总结道。
正是这些充满神秘感的小面具,将萦绕在韩国文化中心的展览之中。请注意,数百尊佛像正注视着您,或许正引领您走向觉悟之路。
F. DA.(首尔)
展览
自2024年起,卢浮宫迎来了两位艺术家:出生于1965年康涅狄格州丹伯里的画家伊丽莎白·佩顿(Elizabeth Peyton),以及出生于1970年塞纳-圣但尼省迪尼(Dugny)、从事雕塑、装置、拼贴和视频创作的卡德尔·阿提亚(Kader Attia)。佩顿与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的学生们共同在馆藏作品中开展工作。阿提亚则提供了一次导览并组织了一系列讲座。一场在博物馆礼拜堂举行的展览为他们的驻留画上了句号,两人各占据礼拜堂的一半空间。如果说这两者的创作理念截然不同,那也只是轻描淡写。
卡德尔·阿提亚的创作基于民族历史。他展出了雕塑作品和一段视频。进入展区,观众的目光首先被一个用木头雕刻的人头所吸引,其中嵌入了镜子碎片。这些碎片尖锐、闪亮且密集,布满了面部和头颅。这个头像正是布若元帅(Thomas Robert Bugeaud, 1784-1849)的形象,他曾于1841年至1847年担任阿尔及利亚总督。
他在那里推行所谓的“平定”政策,其手段是系统性地摧毁庄稼和村庄,并对当地民众进行大规模处决。他鼓励下属军官实施“熏烟法”:强迫该地区的居民躲进洞穴,然后在洞口点火维持,使他们窒息而死,直到洞内再无活口。超现实主义诗人本杰明·佩雷(Benjamin Péret, 1899-1959)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回顾这段记忆时,将其称为“征服战争中的奥拉杜尔(Oradours de la conquête)”。
然而,在卢浮宫面向里沃利街(rue de Rivoli)的立面壁龛中,却矗立着一座布若的英勇全身像,其邻居是同样在阿尔及利亚下令进行屠杀的拉莫里西埃将军(Général Lamoricière, 1806-1865)。意识到这一点后,阿提亚将其作为其干预创作的主题。与元帅头像相呼应的是一段视频,主题是1845年6月18日至20日期间,在艾马布尔·佩利西埃将军(Général Aimable Pélissier, 1794-1864)的命令下,在达赫拉山脉(massif de Dahra)的阿尔-法拉希(Al-Farachih)洞穴中实施的“熏烟”事件。
卡德尔·阿提亚
“卢浮宫的宾客:卡德尔·阿提亚与伊丽莎白·佩顿”,于巴黎卢浮宫博物馆,9月。AUDREY VIGER / 2026 卢浮宫博物馆
由于无法战胜乌莱德·里亚(Ouled Riah)部落的抵抗,佩利西埃向布若请求指示,后者回答道:“如果这些无赖退到洞穴中(……),就像对待狐狸一样,尽可能地熏死他们。”佩利西埃严格执行了命令。他强迫战士及其家属躲进洞穴。随后,他在给布若的信中写道:“我只需遵循您指示的步骤,我让人准备了一大堆柴火,经过艰苦努力,在上方入口处点燃并维持了一处火堆。”
如果不是一名以观察员身份在场的西班牙军官于次年7月12日在马德里的一家日报上发表证词,这起罪行可能会被掩盖。文中写道:“任何语言都无法描述洞穴中呈现出的恐怖景象。所有的尸体都是赤裸的,其姿势表明他们在断气前经历了剧烈的抽搐。血液从口中流出。但最令人恐惧的是,看到哺乳期的婴儿躺在羊的残骸、蚕豆袋等东西之中。”这段叙述很快在法国传开,并在贵族院引发了辩论。
为了证明自己的正当性,布若在谈到这场大屠杀时断言:“这将激发一种有益的恐惧,这对被征服者和征服者同样有利。民众在意识到他们被迫承受枷锁、再也没有任何安全的退路后,将重新—。
将签署协议并平静地投身于农业和商业,这些行业很快将修复战争带来的创伤。”阿提亚没有对此发表评论。事实上,这样做将是多余的。但他将一些被击穿的金属半球悬挂在展墙上,宛如被刺穿的腹部。
至于伊丽莎白·佩顿,她则留在博物馆内部,其中的一些作品启发她创作了部分临摹作,这些作品在此与肖像画一同展出。这些作品规格均较小,采用油画、水彩、粉彩或彩色铅笔绘制。其中可见该艺术家的典型风格:色彩触笔明亮轻盈,且触笔之间经常留白。在古典大师中,提香(1488-1576)和欧仁·德拉克罗瓦(1798-1863)出现得最频繁,尤其是后者,因为佩顿在学生时代创作的早期作品之一,就是于1988年临摹的德拉克罗瓦在1838年绘制的弗雷德里克·肖邦(1810-1849)肖像画。
就这样,她成为了无数在卢浮宫汲取艺术史和技术最佳教训的艺术家之一。这种对传统的尊重,或许是艺术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对其高度评价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实上,在她的作品中,没有任何令人不安或忧虑的东西。
“卢浮宫的宾客:卡德尔·阿提亚与伊丽莎白·佩顿”,巴黎 1 区卢浮宫礼拜堂展厅。展出至12月14日
菲利普·达让 (PHILIPPE DAGEN)
该场馆展出了《国王与夜莺》的制作原件
艺术
由保罗·格里莫(Paul Grimault,1905-1994)和雅克·普雷韦尔(Jacques Prévert,1900-1977)创作的动画电影杰作《国王与夜莺》(Le Roi et l'Oiseau),在夏季翻新结束后,于九月中旬进入位于巴黎的法国电影资料馆(La Cinémathèque française)的梅利埃博物馆(Musée Méliès)展出。十余件电影制作原件向观众开放:如果与导演之子亨利·格里莫(Henri Grimault)近期移交给该机构的基金中保存的大量绘画、草图、赛璐珞片及其他文件相比,这仅是一个极小的样本。
这种谨慎的揭幕考虑到了文物的脆弱性,其中部分文物可追溯至1946年,那是其中一个项目的开始
欣赏场景设计可以让人们意识到这部作品的严苛要求水平,而这在法国电影最混乱的时期中尤为突出。出于同样的保护原因,在这座致力于电影幻想艺术的博物馆中,展出的原件将定期更换。
导演保罗·格里莫及其笔友普雷韦尔确实奋斗了三十年,才使他们的项目得以按照原意实现。该片最初于1953年以《牧羊女与烟囱工》(La Bergère et le Ramoneur,改编自安徒生童话)为题在影院上映,但该片是由制片人安德烈·萨鲁(André Sarrut,1910-1997)在未经两位合作者同意的情况下完成的。经过一场漫长的法律斗争,导演夺回了电影的版权,并不断尝试根据其最初的想法对其进行修改。他的梦想最终在1980年实现,电影以《国王与夜莺》之名重生并公映。
尽管如此,这次在法国电影资料馆的展出依然令人赞叹。近距离观察赛璐珞片(这种塑料薄片用于在背景上通过透明度使角色产生动画效果),或者欣赏由格里莫及其助手(如罗杰·杜克伦 Roger Duclent 和利昂内尔·夏皮 Lionel Charpy)绘制的场景,能让人意识到这部作品的严苛要求和细腻程度,这在当时的欧洲动画电影中是前所未有的。同时,人们也能欣赏到色彩调色盘的生动,这有时与深刻的主题以及某些人物阴郁的心境形成鲜明对比——首先就是统治塔基卡迪(Takicardie)城堡的暴君,他想强娶牧羊女,而牧羊女更钟情于她忠实的烟囱工。
通过将保罗·格里莫的作品与第七艺术先驱乔治·梅利埃(Georges Méliès,1861-1938)的个人物品放在一起,法国电影资料馆将保罗·格里莫纳入了这位银幕幻想大师的传承之中。博物馆展览共同策展人兼教育行动主管加布里埃尔·塞比尔(Gabrielle Sébire)表示,这代表了“一种关于电影中童话、诗意和自觉工艺的特定法国理念”。她还指出,法国电影资料馆的共同创始人之一乔治·弗兰茹(Georges Franju,1912-1987)与亨利·朗格卢瓦(Henri Langlois,1914-1977)在当时是格里莫的坚定支持者。
波琳·克罗凯(PAULINE CROQUET)
阿格妮丝·奥贝尔 (AGNES OBEL)
《花之意》(The Meaning of Flowers)
在发行四张专辑后,丹麦钢琴家兼歌手阿格妮丝·奥贝尔还能从哪里获得灵感?人们很难相信,这组令人战栗的忧郁之作,其标题——法语意为“花的意义”——竟源于一种对植物学的痴迷。
这十二首曲目展现了这位45岁艺术家在十六年间所创作的所有特质:一套空灵的曲目库,被广泛应用于无数大荧幕和小荧幕作品的配乐中。人们从中能听到《亢奋》(Euphoria)中青少年的阴郁,《实习医生格蕾》(Grey's Anatomy)中白大褂们的心碎,或是《白莲花度假村》(The White Lotus)中令人焦虑的阴谋。这些介于流行与氛围音乐之间的旋律,简直是为剧集主创的想象力量身定制的。无论她的嗓音是在透明与深沉之间摆动,还是与萨克斯风那令人不安的抑扬顿挫相互交织,都改变不了这一点。阿格妮丝·奥贝尔(Agnes Obel)所耕耘的音乐,既能令早期的粉丝欣喜,也能触动正处于动荡中的“Z世代”:这是一种与其说用来聆听,不如说用来视觉化的音乐。■ KATIA DANSOKO TOURÉ Strange Harvest Limited / Deutsche Grammophon.
查尔斯·多莱(CHARLES DOLLÉ)
《窗边的豹》(Panthère à la fenêtre)
作为贝尔特兰·布尔加拉(Bertrand Burgalat)旗下厂牌Tricatel的忠实合作伙伴,查尔斯·多莱曾为其多部作品(如Chassol, Catastrophe, James Baker...)进行混音和制作。他曾尝试以个人名义录制作品(2021年的《Imago》,以及2024年的EP《Adieu le reste》),但风格偏向放克(funky),显得过于平滑。令人惊喜的是,在他首张真正的专辑《窗边的豹》中,他将作曲和编曲才华投入到了更为私密且动人的歌曲中!他的合成器音色变得温暖,用以抚慰或驱动关于爱情的主题起舞,而这些忧郁或肉欲的歌词通常是由Catastrophe的歌手兼诗人亚瑟·纳韦卢(Arthur Navellou)共同创作。在贝斯、钢琴或吉他的轻抚下,这些由亲近的唱腔支撑的曲目,有的接近亚历克斯·博潘(Alex Beaupain)最出色的纪实作品(如《Promesses》),有的用波萨诺瓦(bossa)减轻了沉重感(如《Pause》),有的则以复古电子乐的节奏推进,让人想起罗伯特·帕尔默(Robert Palmer)的《Johnny and Mary》(如《Stroboscope》, 《Marmite》)。而《Maïa》则是一段精巧的杰作,将三首歌融为一体。■ STÉPHANE DAVET Tricatel.
最近,M83 的曲目 $\text{Outro}$ 成为了网红们在“快拍”(stories)中拍摄日落时的背景音乐。其主创安东尼·冈萨雷斯(Anthony Gonzalez)肯定并不希望这种病毒式传播如此频繁。这位移居加利福尼亚的法国人自双专辑 $\text{Hurry Up, We're Dreaming}$ (2011) 以来,一直是国际知名人物。在发行了几张专辑和原声带之后,M83 发布了其第十张专辑。具有象征意义的 $\{I Wrote You a Letter}$ 是回归早期手工精神的机会,并标志着参与前两张专辑的 Benoît de Villeneuve 的回归。这九首主要为器乐的作品在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和巴黎之间录制,融入了一场浸染着自省摇滚(shoegaze)和梦幻流行(dream pop)的梦幻电子交响曲中,让人想起 $\{Dead Cities, Red Seas \& Lost Ghosts}$ (2003)。这次“通信”的高光时刻是 $\{Opera}$,一段长达 7 分钟且令人眩晕的曲目,以及细腻的钢琴曲 $\{Aged}$,并辅以弦乐编曲。■ FRANCK COLOMBANI
Other Suns / Believe.
这是歌手兼贝斯手梅谢尔·恩德格奥切洛(Meshell Ndegeocello)在蓝色音符(Blue Note)爵士厂牌推出的第三张专辑,无疑也是最易于接纳且最阳光的一张。前两张向非裔美国作者致敬的专辑更具概念性。而在这里,她乐于以二重唱形式翻唱流行经典。她邀请了 David Gamson 协助,后者是她前两张具有决定性且令人愉悦的专辑 $\{Plantation Lullabies}$ (1993) 和 $\{Peace Beyond Passion}$ (1996) 的制作人。由 Aretha Franklin 和 George Michael 演唱的爆发性曲目 $\{I Knew You Were Waiting (for Me)}$,由 Cynthia Erivo 与梅谢尔·恩德格奥切洛深沉的嗓音以极其细腻的方式演绎。她与 Chaka Khan 共同翻唱了 Dolly Parton 和 Kenny Rogers 的温柔之作 $\{Islands in the Stream}$,或者以雷鬼版本演绎了 The Human League 的新浪潮热门单曲 $\{Don't You Want Me}$ (1981)。而由 UB40 推广、原属于 Sonny 和 Cher 的 $\{I Got You Babe}$ (1965),则变成了一首由单簧管演奏、由跨性别歌手 Anohni 演绎的爵士乐。一份小小的美味。■ STÉPHANIE BINET Blue Note Records.
JOCELYN WOLFF 画廊
圣地亚哥·德·保利(Santiago de Paoli)出生于 1978 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他的绘画超越了规则与类别。首先体现在其尺寸上,因为大多数作品由多个面板组成,尺寸与艺术家的工作室墙壁相当。画中充斥着被简化、被剥离、被还原为幽灵或仿生人的类人形象。这些生物居住在林木景观中(通常采用俯视视角)以及几何结构脱节的室内空间。那里发生了什么?不过是些平凡之事:一顿饭,一次淋浴,两个拥有卵形头部且失明的红色机器人之间的对话……但其姿态诡异,比例失调得明显。说圣地亚哥·德·保利敢于冒险去令人困惑,这说法太轻了。但其巨大的画布吸引着目光,而其中的异常最终显得自然而然。PHILIPPE DAGEN “Santiago de Paoli. Riding Hot”。Jocelyn Wolff 画廊,巴黎 8 区 Penthièvre 路 1 号。展至 11 月 7 日。以及 Abraham & Wolff 画廊,巴黎 7 区 Saints-Pères 路 12 号。展至 10 月 10 日。
《无题 [工人的手与帽子]》(1938),多萝西亚·兰格(Dorothea Lange)作品。THE DOROTHEA LANGE COLLECTION / THE OAKLAND MUSEUM OF CALIFORNIA / CITY OF OAKLAND / GIFT OF PAUL S. TAYLOR / COURTESY WILSON CENTRE FOR PHOTOGRAPHY
此次展览
展出了
由制片人
迈克尔·G·威尔逊(Michael G. Wilson)
收藏的
影像
对于位于巴黎北部的艺术中心 Le Bal 来说,这是一次首创:这个致力于摄影的场所从未专门为某个私人收藏举办过展览。其艺术总监迪安·杜富尔(Diane Dufour)为迈克尔·G·威尔逊(Michael G. Wilson)破例,因为她非常钦佩他与妻子简(Jane)半个世纪以来建立的收藏。这位 83 岁的男士主要因自 1979 年起担任詹姆斯·邦德系列电影的联合制片人而闻名。他也是在同一时期开始收购摄影作品的。“迈克尔能够为每一幅图像构思一种剧本,这也是促使我实现这个项目的原因之一,”策展人回忆道,“他拥有电影人的眼光,是一个天生的讲述者,懂得如何让故事从画框中浮现。”
这套收藏保存在伦敦的威尔逊摄影中心(Wilson Centre for Photography),拥有超过 12,000 幅摄影作品,以其 19 世纪的珍品而著称。但 Le Bal 选择专注于更近的时期,即从 1920 年代至今。“进入一个收藏,总有点像在没有地图的情况下潜入一片未知领域,进入另一个人的王国,”迪安·杜富尔总结道。她没有选择简单的精选展示,而是选择抽出一根主线,以此编织出一个令人震撼的故事,通过严谨的布置引发意想不到的对照。此次展览旨在探索摄影师与拍摄对象之间的空间;以及与之镜像的,观看者与作品之间存在的空间。因此,展览被命名为《我们之间的空间》(L'Espace entre nous),在曼努埃尔·阿尔瓦雷斯·布拉沃(Manuel Alvarez Bravo, 1902-2002)与亚历山大·罗德琴科(Alexandre Rodtchenko, 1891-1956)之间,以及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 1903-1975)与出生于 1959 年的里内克·戴克斯特拉(Rineke Dijkstra)之间建立对话。
作家贝尔特兰·谢费尔(Bertrand Schefer)受邀通过一些叙述来引导参观者的脚步。这些文字散布在展厅中,将历史背景与主观视角交织在一起,帮助观看者“迷失在画框的空间里”。“我们选择通过探讨‘双人组’来庆祝摄影诞生两百周年,”迪安·杜富尔解释道,“这次展览是文学与摄影的结合,随后我们将探索与绘画的联系,然后是电影。这是我们表达摄影如何被其他媒介辐射,并反过来辐射其他媒介的方式。”
南非摄影师大卫·戈德布拉特(David Goldblatt, 1930-2018)的一幅作品概括了这种方法。这幅拍摄于约翰内斯堡郊区索韦托镇区(township of Soweto)的一对夫妇的双人肖像,展现了两个似乎相隔万里的人,尽管他们身在同一个房间:“这是一幅关于击败了他们的空间的肖像,”贝尔特兰·谢费尔写道,“他们僵硬且无力,惊恐地发现自己如此接近却又如此遥远。” 还有奥古斯特·桑德(August Sander, 1876-1964)的一幅图像,通过其妻子围在炉子旁的两只冰冷的手,呈现了一幅独特的肖像。“保持手与灼热金属的距离,保持身体与物体的距离,维持悬停的姿态,”作者描述道,“不去触摸,但又不失去接触。这种‘近乎接触’,就是摄影。”
这种对图像的独特视角让迈克尔·G·威尔逊感到欣喜:“这次展览与我无关。我只是买了这些图像。但我发现这个路径非常有趣,因为我的看待方式并不相同。这个收藏最初是基于我们的个人喜好建立的,直到二十年前,我们决定拓宽视野,并在馆长的帮助下扩大我们的观点。”
从每幅图像中,挖掘一部电影
威尔逊收藏集中不乏摄影界的标志性作品。但 Le Bal 展馆更倾向于选择那些知名度较低的作品。多萝西亚·兰格(Dorothea Lange,1895-1965)在这里展出的并非她 1936 年在美国拍摄的《移民母亲》,而是她拍摄的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州)监狱照片。“她是我非常钟爱的摄影师之一,”迈克尔·G·威尔逊(Michael G. Wilson)回忆道,“她起初采用画意摄影风格,但在中年时期,她走出了工作室,在与街道的接触中改变了自己的视角。她完成了一项极佳的记录工作。近乎痴迷。”
从她的每一幅图像中,他都能挖掘出一部电影。这个在露营地与一名男子对峙的愤怒女人?“这张照片拍于 1943 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我一直在她身上看到我母亲的影子。单凭她的肩章,就讲述了战争所引发的女性赋权。”随后,他走到两幅由苏珊·梅塞拉斯(Susan Meiselas)在相隔 3 年的时间里拍摄的同一名脱衣舞女郎的肖像画前。“这两张照片之间发生了太多事情,简直不可思议,”他分析道,“我们可以看到她做过剖腹产手术,她与毒品作斗争。”在两幅图像之间的空间里,承载着完整的一生。■
“我们之间的空间。威尔逊摄影中心收藏展” Le Bal 展馆。
展至 2027 年 1 月 3 日

奥克西塔尼大区
区长
图卢兹
大都会
La Répette
奥克西塔尼
Pénolles - 奥克西塔尼

编舞家艾伦·卢西安·奥延,2025年于德国伍珀塔尔。MATS BÄCKER
访谈
在执导了索福克勒斯的剧作《安提戈涅》之后,艺术家艾伦·卢西安·奥延以编舞版本重新探讨这一主题。这位挪威创作者领导着成立于2006年并设在奥斯陆的Winter Guests舞团,在舞蹈与戏剧之间,他集结了一组震撼的演员阵容,其中包括皮娜·鲍什(Pina Bausch)舞团的三位核心表演者,以及舞者兼演员马里昂·巴博(Marion Barbeau)。该剧将于10月1日至7日在巴黎城市剧院(Théâtre de la Ville)上演,奥延经常在该剧院进行演出。
这部作品在今天极其具有现实意义。我一直致力于创作能与我们时代对话的演出。在我看来,真正令人悲哀的是,在作品写成近两千五百年后,索福克勒斯的文本依然极其具有时效性。我们的社会没有学到任何东西。奇怪的是,目前有许多版本的《安提戈涅》在上演,我理解其中的原因: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听到她的故事。
这位女主角在您的想象中占据怎样的位置?
安提戈涅是戏剧史上最勇敢的女性声音之一。我钦佩她,就像我钦佩圣女贞德和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一样。她们三位都是非常年轻的女性,面对生活缺乏经验,但她们都没有在那个时代的社会中可见的懦弱。安提戈涅挺身反抗一个专制且暴政的政府,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一些东西:现在就是最后的机会。
这是一个关于滥用权威的故事。当掌权者无法在不获得其职位相称的尊重的情况下维持权力时,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这就是所谓的“人类尊严”。除了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为其而战之外,《安提戈涅》和索福克勒斯文本最大的教训或许在于其形式:辩论。这些人面对着不可能的选择、巨大的分歧,但他们能够交谈,甚至能够倾听。而这正是我们今天完全不再做的事情。
我很幸运能够探索所有体裁,并且我喜欢舞蹈与戏剧互补的方式。我最感兴趣的是讲述故事。归根结底,极少有事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而这正是舞蹈能够展现出绝美之处的地方。
您这次演出的研究方法是什么?
它始于并终于索福克勒斯的文本,团队阅读了不同的译本。我们逐个场景地讨论,一个接一个地探讨主题。我们通过即兴表演深化这些主题并对其进行质疑。我们试图挖掘一些能够与故事产生对话的当代主题。并且我们撰写了自己的文本,其中的片段被保留在演出中。
在排练期间,我更关注他人的观点和思考,而非我自己的。我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感受到了什么,但我并不了解他人的想法和情感。最终,在舞台上捍卫作品的是表演者。如果他们能将创作过程内化为自己的,他们也会将表演内化,这样真相才能在舞台上被揭示。因为舞者的表达方式仅属于他们自己。
舞蹈可以表达情感的煎熬,并以身体形式具象化我们的内心景观。索福克勒斯的一些意象通过身体来探索是非常令人兴奋的。比如“沙漠风暴”,或者安提戈涅的悲伤——加拿大诗人安妮·卡森(Anne Carson)将其翻译为“一只心碎之鸟的啼鸣”……而那些“在战争中发疯的鸟儿”,简直太绝了!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挖掘这种鸟类的疯狂。我认为如果用文字,我们无法以同样的方式来实现。
您曾与皮娜·鲍什的乌珀塔尔舞蹈剧场(Tanztheater Wuppertal Pina Bausch)合作,并在 2018 年创作了剧目《一路平安,鲍勃》(Bon voyage, Bob)。您还在 2024 年重排了皮娜·鲍什的作品之一《甜蜜曼波》(Sweet Mambo)。舞蹈剧场的美学如何影响您?
我从未有幸见过皮娜。但我感觉是通过那些与她合作多年的人而逐渐了解她的。受邀前往乌珀塔尔舞蹈剧场,在很多方面就像回到了家。这并不意味着我的工作方式像皮娜,也不意味着我的剧目像她的作品,但这向我展示了她对几代艺术家的影响。尤其是,我喜欢看皮娜的剧作,因为她深感兴趣的是——
“在我看来,真正令人悲哀的是,索福克勒斯的文本在今天依然具有极其强烈的现实意义”
——表演者。而这对我来说同样重要:表演者。
在这次的《安提戈涅》中,您再次邀请了皮娜·鲍什舞团的主要成员,如费尔南多·苏埃尔斯·门多萨(Fernando Suels Mendoza),以及海伦娜·皮孔(Héléna Pikon)、朱莉·沙纳汉(Julie Shanahan)和纳扎雷特·帕纳德罗(Nazareth Panadero)。他们身上最令您着迷的是什么?
他们惊人的存在感。在排练过程中,他们带来了极强的自信、毅力和耐心。他们对所谓的“过程”有着绝对的信任,对主题有着坚定不移的投入。他们没有恐惧,而这种状态具有感染力。他们开启了一个自由的空间,允许人们表现得愚蠢、暴力、可悲,但最重要的是诚实。这使得极具脆弱感的时刻得以浮现。这正是我们作为人类的特质,也是我在作品中寻找的东西。他们一直与皮娜一起探讨脆弱性,而这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您邀请了经常合作的马里昂·巴博(Marion Barbeau)。她带来了什么?
我抓住每一个能与她合作的机会。她拥有绝对独特的一面:她是一位极具天赋的舞者,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演员。她能迅速理解每一种情境,并以诚挚且克制的方式将其演绎出来。必须承认,对于像我这样在戏剧和编舞之间穿梭的人来说,与马里昂合作是一份礼物。
采访记录:罗西塔·布瓦索(ROSITA BOISSEAU)
《安提戈涅》,艾伦·卢西安·奥延(Alan Lucien Oyen)作品。
巴黎市剧院(Théâtre de la Ville),巴黎 4 区。
展出至 10 月 7 日。
第 26 - 229 号谜题
作者:PHILIPPE DUPU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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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 228 号谜题答案
横向 I. Liquidateurs. II. Amusais. RN. III. Paies. Ibo. Té. IV. IGN. Iules. El. V. Dito. RER. Ill. VI. Aneths. Ernée. VII. Ta. Eosine. Cr. VIII. Ibsen. Binera. IX. Ola. Tricotai. X. Nerveusement.
纵向 1. Lapidation. 2. Imaginable. 3. Quinte. Sar. 4. Usé. Otée. 5. Iasi. Honte. 6. DI. URSS. Ru. 7. Asile. Ibis. 8. Bérénice. 9. Eros. Renom. 10. Un. In. Eté. 11. Télécran. 12. Scellerait.
横向
I. 以耸肩或说“bof”(随便)来表达。 II. 她那里没有什么好东西。个人的。
III. 干扰环境。最终变得令人厌烦。 IV. 德国营地。产品线开启。 V. 在黄油中。荷马将被埋葬于此。在进食前将其清理干净。 VI. 在其事业中拥有所有成功的可能性。 VII. 犁的核心部件。她的丈夫内柔斯(Nérée)给了她许多女儿。否定。 VIII. 到达我们这里。安大略省的首府。 IX. 我们室内的一个小管道。听起来像音色。 X. 让你变红。
很少有一位战争头目在成为被国际司法机关定罪的战争罪犯后,能在人生中像比利亚娜·普拉夫希奇(Biljana Plavsic)那样经历如此多次的立场反转。无论人们如何看待他们,那些带领人民走向战争的领导人通常都深信其事业的正当性。随后,无论外界如何评判,他们大多数时候都会忠于自己的承诺,甚至不惜撒谎或否认。
波斯尼亚塞族通讯社 SRNA 宣布,比利亚娜·普拉夫希奇于 10 月 1 日在贝尔格莱德去世,享年 96 岁。她在塞族历史上将留下双重形象:首先,她是波黑战争(1992-1995)期间“种族清洗”计划最激进的策划者之一;随后,她成为一名与国际社会合作的战后波斯尼亚塞族总统。之后,她成为了迄今为止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自愿向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TPIY)投案并承认自己罪行的塞族领导人。
战争期间,比利亚娜·普拉夫希奇是波斯尼亚塞族领导层“四人组”的一员。该领导层将总部设在俯瞰萨拉热窝的山丘上的帕莱村,指挥对波黑首都的围攻以及对该国 70 % 领土的征服。当时,他们在塞族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1941-2006)的命令下工作,而其武装力量则是波黑塞族军队指挥官拉特科·姆拉迪奇(Ratko Mladic,1942-2026)将军。
他们的首领是自封的塞族共和国“总统”拉多万·卡拉季奇(Radovan Karadzic),一名精神病态的心理学家,偶尔写诗,在士兵轰炸城市时朗诵诗句。在他身边,真正的得力助手是波斯尼亚塞族议会“总统”蒙奇洛·克拉伊什尼克(Momcilo Krajisnik,1945-2020),他负责与贝尔格莱德以及国际社会的谈判,同时也是一名监督领土掠夺的黑手党“教父”。
此外,还有两个异类,即拉多万·卡拉季奇的“副总统”,他们与卡拉季奇一样,出身于战前的萨拉热窝资产阶级:一个是尼古拉·科尔耶维奇(Nikola Koljevic,1936-1997),一名文学教授,他从早到晚醉醺醺的,用莎士比亚的诗句来讲述战争;另一个就是比利亚娜·普拉夫希奇。
“塞族生物物质”
比利亚娜·普拉夫希奇 1930 年 7 月 7 日出生于南斯拉夫王国的图兹拉,她追随父亲的脚步成为了一名生物学家。她曾在纽约、伦敦和布拉格的大学担任研究员,随后回到南斯拉夫,在萨拉热窝大学担任教授,并成为了自然科学学院的院长。1990 年,当国家在民族主义的爆发中动摇时,她被卷入了政治。她成为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塞族民主党(SDS)的领导人之一,并在战争结束前一直忠于拉多万·卡拉季奇。
在拉多万·卡拉季奇和蒙奇洛·克拉伊什尼克身边,比利亚娜·普拉夫希奇并没有实权,人们对她的最初印象是一幅画面和几句话。那幅画面来自帕莱的电视节目:在冲突初期,在比耶利纳的街道上,她跨过一具血淋淋的尸体,投入泽利科·拉兹纳托维奇(Zeljko Raznatovic,1952-2000,绰号“阿尔坎”)的怀抱。后者是贝尔格莱德的准军事组织头目,他率领其“老虎”部队刚刚杀害了该市的穆斯林人口。
随后是言论。那些针对敌人的话语:波斯尼亚穆斯林之所以死亡,是因为“他们攻击了塞尔维亚的生物实质”,因此“种族清洗是一种自然现象,而非战争罪”。而那些针对自己人的话语则是:“即便有600万塞尔维亚人为事业而死,仍会有另外600万人享受他们奋斗的果实。”当时,面对可能导致半数塞尔维亚民族消失的说法,就连战争领袖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也愤怒了:“普拉夫希奇女士的位置,如果不在医院,至少不应该在公职领导岗位上。”这位从生物学家转变为“种族净化”专家的女性,并不欣赏他人质疑她的精神健康。

在贝尔格莱德,2001. SASA STANKOVIC / EPA PHOTO / MAXPPP
战争结束后,尽管“总统”卡拉季奇和姆拉迪奇将军被国际司法机关追缉,但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却选择了她来与国际社会合作。她离开了SDS,背离了那些反对《代顿和平协议》的人,成为了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1996-1998)并与世界各地的国家元首和外交官交往,脸上带着微笑,表面上对自己的政治命运感到满意。
在退出政坛后,比利亚娜·普拉夫希奇于2001年在海牙自首。尽管在起诉书中,她与拉多万·卡拉季奇以及蒙米洛·克拉伊什尼克(帕莱的第四位领导人尼古拉·科列维奇在战争结束后不久自杀)共同被指控犯有严重的罪行,但前美国外交负责人(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和欧洲外交负责人(卡尔·比尔特)仍为她作证。2003年,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TPIY)以“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1年——这是一项因其认罪而获得的轻判——随后由于减刑和高龄,她很快获释。2009, 她在经历最后一次反转之前回到了贝尔格莱德。
通过提供数百小时的访谈,并将档案开放给她的传记作者、法学教授奥利维拉·西米奇(Olivera Simic)——西米奇在她的著作《女性战争罪犯》(Madam War Criminal, Hurst, 2025, 未翻译)中对此进行了记录——之前的认罪被抛之脑后。没有罪行,没有遗憾,没有悔恨。这位“大塞尔维亚”和“种族净化”的狂热支持者表示,她只是觉得面对一场“由伪证和谎言组成”的审判令人痛苦,她重申了自己在战争期间的信念,并总结道“没有什么好遗憾的”。比利亚娜·普拉夫希奇欺骗了国际社会及其法官,以便在自由中度过余生。这位反转女王实际上始终心如止水。
RÉMY OURDAN
7 JUILLET 1930 出生于图兹拉(当时属南斯拉夫王国,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1992-1998 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共和国副总统,后任总统
2003 被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以“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
2009 出狱,返回塞尔维亚
1 $^{ER}$ OCTOBRE 2026 在贝尔格莱德去世
盖伊·斯卡佩塔于9月28日在巴黎去世,享年79岁。他一生中的重大课题是抵抗运动。他的小说《圭多》(Guido,伽利玛出版社,2014年)既是对被驱逐的祖父命运的历史研究(这影响了他的一生),也是对记忆脆弱传递的沉思以及对抵抗运动主观想象的思考;随后,由豪尔赫·亚马特(Jorge Amat)执导、盖伊·斯卡佩塔编写并讲述的电影《幽灵列车的抵抗者》(Les Résistants du train fantôme,2017年)问世。人们怎能不意识到,这正是他在当代文学和艺术创作历程中的主线?
盖伊·斯卡佩塔1946年出生于沙托鲁,出身于意大利第二代移民家庭。学生时代,他加入了法国共产党(PCF),并在《光明》(Clarté)、《新评论》(La Nouvelle Critique)和《承诺》(Promesse)等杂志中撰文。从1970年代初开始,他参与了“Tel Quel”的冒险(该名称源自1960年创刊的杂志,后成为其理论家团体),这一结合是由《承诺》与“Tel Quel”之间的趋同所促成的——这种文学与政治的双重结合使他远离了法国共产党。此后,盖伊·斯卡佩塔——当时是兰斯大学(马恩省)的文学高级讲师——从1972年该杂志创刊起,在二十年间担任《艺术出版社》(Art Press)的编辑,并在1990年至1996年期间担任《游戏规则》(La Règle du jeu)杂志的主编。
盖伊·斯卡佩塔热爱戏剧(他1969年的论文致力于研究贝尔托·布莱希特和安托南·阿尔托),他通过小说《场景》(Scène,1972年,瑟伊出版社,“Tel Quel”系列)、在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以及1972年在芒什省塞里齐(Cerisy)举行的关于安托南·阿尔托的研讨会上的贡献,勾勒出一种通往“另一种”戏剧的新视角。他还撰写了两部著作——《米歇尔·盖伊的秋季艺术节》(Le Festival d'Automne de Michel Guy,Regard出版社,1992年)和《当下的坎托》(Kantor au présent,Actes Sud出版社,2000年)——在书中分析了罗伯特·威尔逊、理查德·福尔曼、梅雷迪思·蒙克、露辛达·查尔兹、特里莎·布朗、萨缪尔·贝克特、塔德乌什·坎托和克劳斯·迈克尔·格鲁伯的创作与实践。
在《布莱希特或死去的士兵》(Brecht ou le soldat mort,格拉塞出版社,1979年)一书中,他意图终结法国舞台上的“布莱希特主义”并推广美国戏剧,这引起了法国戏剧界大部分人的愤怒。早在1969年的阿维尼翁艺术节期间,刊登了他关于布莱希特和阿尔托文章的《新评论》号就被撤出销售。事实上,盖伊·斯卡佩塔将这种戏剧构想为一种“行动中的写作”,要求观众像阅读一样投入积极的参与。
他对小说艺术同样充满热情:随笔集《小说的黄金时代》(L'Age d'or du roman,Grasset出版社,1996年)便证明了这一点。米兰·昆德拉、达尼洛·基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菲利普·罗斯、萨尔曼·鲁什迪、罗伯特·穆齐尔、赫尔曼·布罗赫,均成为了其随笔或访谈的对象。盖·斯卡佩塔本人也是一名小说家。他在虚构作品中延续了这场“古典与(后)现代”之战:关于20世纪音乐的《抒情组曲》(La Suite lyrique,Grasset出版社,1992年),以及关于18世纪后半叶舞蹈的《吉马尔》(La Guimard,Gallimard出版社,2008年)。除此之外,他还关注绘画——包括一本关于罗伯特·马瑟韦尔的目录册和一本关于安东尼奥·索拉的书——以及与本诺伊特·皮特斯合著的关于电影人拉乌尔·鲁伊斯(魔术师)的书籍《新印象》(Les Impressions nouvelles,2015年)。
三部至今仍具现实意义的作品证明了他对当代美学的追求,这种美学由经验与知识的伦理所塑造,并抵制从众心理:《世界主义赞歌》、《不纯粹》、《人工》(L'Artifice,Grasset出版社,1981年、1985年和1989年)提出了文学与艺术创作的三类积极范畴,拒绝边界、正统和绝对的归属感。此外,绝不能忘记从拉伯雷到巴塔耶的快感,这体现在随笔集《为了快感》(Pour le plaisir,Gallimard出版社,1998年)中。
2013年。CATHERINE HELIE / OPALE.PHOTO
1946年12月27日 出生于沙托鲁
1970年代初 参与《Tel Quel》和《Art Press》杂志
1979年 《布莱希特或死去的士兵》,随笔(Grasset出版社)
1990-1996年 《游戏规则》(La Règle du jeu)主编
2014年 《圭多》,小说(Gallimard出版社)
2026年9月28日 逝世于巴黎
这位学识渊博、勤奋刻苦的作家以其好辩的精神而闻名。他的朋友们欣赏他那拉伯雷式的幽默以及取之不尽的笑话。此外,他作为剧场观众的敏锐目光,乐于用画笔捕捉同辈人的习惯与姿态。他的讽刺画集《艺术史(喜剧书)》(L'Histoire de l'art (livre comique),Tugny Lamarre出版社,1993年),是对所有“艺术殿堂守护者”的一次挑衅。
他是个热爱生活的人,喜爱美酒、美食以及他那根永恒烟斗里的好烟。现在,他或许正在审视彼岸居民的习惯与姿态,正如他深爱的但丁所描述的那样。无论他现在身在何处,愿他在莫扎特《唐·乔万尼》的音乐陪伴下安息(requiescat in pace),那场演出由尼古劳斯·哈农库特指挥,他曾于1987年在瑞士苏黎世与未来的妻子、艺术家拉切尔·洛朗一同前往聆听,两人之间建立了一种快乐且富有启发性的默契。通过向骑士长发出的那声“不!”,唐·璜 / 乔万尼同样在抵抗——根据巴塔耶的观点,这是人类主权的象征——直到最后。
海尔加·芬特(文学研究学者)

有一天,在学生放学时,当时担任奥古斯特-德德中学(collège Auguste-Dédé)校长的他,在没有看到对方的情况下被一个人问候了。当有人将此事转告他时,加巴里埃尔·塞尔维尔(Gabriel Serville)立刻跳进车里,一直跟到那个被冷落的人家中。随后,他诚恳地表达了歉意。」这个轶事说明了这位法属圭亚那集体当局主席是一个怎样的人。他于9月30日星期三在卡宴因胃癌去世,享年67岁:一个敏感、尊重他人且真诚的人。
加巴里埃尔·塞尔维尔1959年出生于卡宴的一个普通家庭,在城市的工人阶级社区长大。成年后,他成为一名数学教师,随后担任中学校长和高中校长。他对青少年的这份投入贯穿了他整个政治生涯,他在2000年代初开始投身于左翼政治。在法属圭亚那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 guyanais)的旗帜下,他在2008年的马图里(Matoury)市议会选举中遭遇失败,马图里是一个拥有35 000人口的平民市镇。2012年,他被选为第一选区的议员。他一直担任该职务直到2021年,并与共产党人一起在民主共和左翼党团中就座。他致力于让人们认识到法属圭亚那面临的困难,特别是破坏亚马逊领土景观的非法采金活动。
他在2014年成为马图里市长,并于2017年卸任。那一年,法属圭亚那因一场大规模社会运动而瘫痪了两个月。当时身为议员的加巴里埃尔·塞尔维尔是唯一被运动领导人们接受的政治人物。他利用这一人气,在2021年的地区选举中,率领一个根植于左翼的联盟赢得了胜利。于是,他成为了地区行政机构的主席,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法属圭亚那积压了太多的落后问题。但他的任期被内部冲突所侵蚀。为了击败现任主席而在两轮投票之间组建的这个杂糅联盟,被证明难以操纵。他多数派中的几名当选代表被剥夺了委任权限或宣布脱离。
加巴里埃尔·塞尔维尔在没有提高嗓门的情况下予以反击,但也因此遭受了损失。面对改善法属圭亚那人日常生活的困难,他难以忍受这些分歧以及针对他的尖锐批评。由于被局限在处理接连不断的危机中,他
2014年,在巴黎。
LICHTFELD EREZ / SIPA
洛拉·贝西斯(Lola Bessis),
其女,
其家人,
其友人们,
深切悲痛地告知
以下人士的逝世:
让-路易·贝西斯(Jean-Louis BESSIS),
律师,
大学教授,
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将领。
葬礼将于2026年10月5日星期一 15 时 30 分,在巴黎 20 区佩雷拉谢兹公墓(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的圆顶大厅(salle de la Coupole)举行。
莱伊-莱-罗兹(L'Haÿ-les-Roses)。
玛丽安·康斯坦蒂尼迪斯(Marianne Constantinidis)夫人,其妻,
深切悲痛地告知其丈夫的逝世:
阿兰·伊戈尔·康斯坦蒂尼迪斯(Alain, Igor CONSTANTINIDIS),
于2026年9月28日在莱伊-莱-罗兹逝世,享年90岁。
一个充实而慷慨的人生温柔地谢幕,在其善意的低语在我们的记忆中回响。如今,他回归了自然的宁静沉默。
无需鲜花或花圈。
若您愿意,请以其名义向您选择的任何人道主义援助协会捐款。
“我有时认为,上帝在创造人类时,在某种程度上高估了他们的能力。”——奥斯卡·王尔德。
皮埃尔·多伊罗(Pierre Doireau),
其夫,
马蒂尔德(Mathilde)、让-加布里埃尔(Jean Gabriel)、朱利安(Julien),
其子女,
其孙辈,
悲痛地告知以下人士的逝世:
于2026年9月18日在图尔(Tours)逝世。
葬礼仪式于9月24日在克拉万-莱-科托(Cravant-les-Côteaux,安德尔-卢瓦尔省)私下举行。
弗朗索瓦丝·法比亚尼-布赖班(Françoise Fabiani-Braiban)
以及玛丽安·法比亚尼-奥克比(Marianne Fabiani-Okbi),
其姐妹,
痛心地告知以下人士的逝世:
让-弗朗索瓦·法比亚尼(Jean-François FABIANI),
巴黎上诉法院名誉律师。
Avocats@fabiani-pinatel.com
mariannefabiani75@gmail.com.
勒内·热拉尔(Renée GERARD),
法国荣誉军团勋章骑士,
法国国家功绩勋章骑士,
于2026年9月29日离开我们。
在法国及全球为人道主义和女权事业奋斗的漫长职业生涯之后,她启程前往星辰。
由
伊莎贝尔(Isabelle)和帕特里克·布尔热(Patrick Bourgès),
其外甥 / 侄子,
他们的子女,保琳(Pauline)和阿德里安(Adrien),
路易(Louis)和妮科尔·西蒙(Nicole Simon),
其表亲,
马塞尔(Marcel)和马德琳·西蒙(Madeleine Simon),
其表亲,
代为告知。
葬礼将在家庭成员私下陪同下,于德西兹(Decize,涅夫尔省)的家族墓穴举行。
本公告即为讣告。
玛丽-克莱尔·吉贝尔(Marie-Claire Gibert),
原姓布隆代尔(Blondelle),
其妻,
其子女
及其孙辈,
其家人
及其友人们,
悲痛地宣布以下人士的逝世:
于2026年9月28日逝世,享年91岁。
他是《世界报》的忠实读者,足迹从博斯(Beauce)延伸至阿尔及利亚,随后在安纳西(Annecy)的 SNR 工厂担任工程师,他始终忠于自己的信念生活。
其葬礼将于10月5日星期一,在安纳西的群岛火葬场(Crématorium des Îles)举行。
克里斯蒂娜(Christine)和丹尼尔(Daniel),
多米尼克(Dominique)和瓦莱丽(Valérie),
玛丽安(Marianne)和马丁(Martin),
马洛里(Malorie)和马蒂尔德(Mathilde)、埃斯特班(Esteban)和埃莉亚(Elya),其孙辈,
埃洛伊丝(Héloïse)、维多利亚(Victoire)和奥古斯丁(Augustin)、格温娜埃尔(Gwenaëlle)、迈温(Maïwen)、迈琳(Maëlynn)和埃尔万(Erwann),
其曾孙辈,
其亲属,
其消防员战友,
贝尔纳·莱格(Bernard LAYGUES),
法国荣誉军团勋章骑士,
于2026年9月28日逝世,享年89岁。
贝尔纳·莱格曾在《世界报》位于意大利人街(rue des Italiens)时期担任校对团队成员。
宗教祝福仪式将于10月6日星期二 10 时 30 分,在圣-格拉蒂安(Saint-Gratien,瓦兹河谷省)的圣-格拉蒂安教堂(rue Sœur-Angèle)举行,随后于 11 时 30 分在圣-格拉蒂安公墓举行安葬仪式。
将设有签名簿以接收吊唁。
尼古拉斯(Nicolas)和埃迪特·卢瓦尔(Édith Loire),
凯西·卢瓦尔-科里奥斯(Cathy Loire Korios)和帕斯卡尔-科里奥斯(Pascal Korios),
斯特凡·卢瓦尔(Stéphane Loire)和朱迪思·卡根(Judith Kagan),
玛丽安·卢瓦尔(Marianne Loire)和阿兰·鲁斯(Alain Russ),
其子女,
马蒂尔德(Mathilde)、西蒙(Simon)、阿格妮丝(Agnès)、莉亚娜(Liana)、吉列梅特(Guillemette)和阿斯特丽德(Astrid),其孙辈。
于 2026 年 9 月 29 日逝世,享年 98 岁。
宗教仪式将于 10 月 6 日星期二,10 h 30, 在巴黎 14 区勒克莱尔将军大道 82, 号的圣皮埃尔-德-蒙鲁日教堂(église Saint-Pierre-de-Montrouge)举行。
他们缅怀其丈夫
勒内·卢瓦(René LOIRE,1923 - 2011)。
帕特里克·马叙尔(Patrick Masure)、塞西尔(Cécile)和弗洛尔·马叙尔(Flore Masure),
其女儿们,
斯特凡·米隆(Stéphane Milon),
其女婿,
科莱特(Colette)、奥雷尔(Aurèle)、阿纳托尔(Anatole)和利维亚(Livia),
其孙辈
以及全体家人,
深切悲痛地宣布
于 2026 年 9 月 27 日在巴黎逝世,享年 81 岁。
葬礼将于 10 月 6 日星期二,13 h 30, 在巴黎 20 区拉雪兹神父公墓火葬场的圆顶厅(salle de la Coupole)举行。
无需鲜花或花圈。
可向巴黎 6 区的圣母之野穷人小姊妹会(Petites Sœurs des Pauvres de Notre-Dame-des-Champs)捐款,她生前一直忠实地支持该会。
米歇尔(Michèle),
其妻子,
弗洛伦斯(Florence)和克莱尔(Claire),
其女儿们,
西蒙(Simon)、加布里埃尔(Gabriel)、爱丽丝(Elise)和爱丽丝(Alice),
其孙辈,
米歇尔(Michel)和玛丽-克洛德(Marie-Claude),
其兄长和姐姐,
其家人
以及众多友人,
---
于 2026 年 9 月 25 日逝世。
弗朗索瓦兹·帕维奥(Françoise Paviot),
斯特凡妮(Stéphanie)和让-米歇尔·库朗(Jean-Michel Courant)、弗洛里斯·帕维奥(Floris Paviot),
吕克(Luc)和米歇尔·帕维奥(Michèle Paviot)、凯瑟琳(Catherine)和热罗姆·韦尼耶(Jérôme Vernier),
热罗姆(Jérôme)和玛雅·勒普吕斯(Maya Leplus)、斯特凡妮(Stéphanie)和马修·多芬(Mathieu Dauphin),
蒂博(Thibaud)、妮娜(Nina)、伊万(Iwann)、玛雅(Maya)和保琳(Pauline),
深切悲痛地宣布其丈夫、父亲、兄弟、祖父及岳父 / 公公
于 2026 年 9 月 29 日逝世,享年 85 岁。
宗教仪式将于 10 月 8 日星期四,10 h 30, 在巴黎 1 区的圣欧斯塔什教堂(église Saint-Eustache)举行,随后将安葬于巴黎 20 区的拉雪兹神父公墓。
塞西尔(Cécile),
其妻子,
其家人,
---
安妮·考贝(Annie Caubet)
卢浮宫学院
安妮·考贝,
前卢浮宫博物馆东方古物部首席馆长兼主任,同时也是一名实地考古学家,她将回顾自己在卢浮宫以及近东地区大型考古挖掘现场的经历。这是一次充满回忆与致敬的相遇,围绕着一个致力于馆藏、研究与传承的一生展开。
卢浮宫学院,
罗汉讲堂(amphithéâtre Rohan),
2026年10月16日,星期五,
18 h 30,
免费入场,
名额有限。
支持
Jeunes Talents
RUP协会
其使命:促进
年轻音乐家的就业
其目标:让所有公众
都能享有精英艺术
您向该协会或基金会
提供的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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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访谈
巴蒂斯特·博利厄,41岁,是一名多动症患者,近期被诊断出患有此症。这位在社交网络上拥有极高关注度的全科医生目前仍在图卢兹执业,同时撰写畅销书,并抚养着两个小男孩。他于10月1日出版了《选择温柔的人》(L'Homme qui choisit la douceur),这部小说让他能够从内部讲述医护人员之间的交流小组,就像他曾参加过两年的那个小组一样。
……如果没有我那坚韧不拔的父母,他们奋斗一生,就是为了让我和两个姐姐在成年后能享有他们曾经被剥夺的特权。我记得一个场景,当我们还很小的时候,在图卢兹附近的一个叫韦费伊(Verfeil [上加龙省])的村子里。我母亲去买鸡蛋,那是冬天,她因为路面结冰在街上滑倒,鸡蛋在摔落时被压碎了,她随即哭了起来。那些鸡蛋是那一周的肉类替代品。如今,我的一个姐姐是牙医,另一个是餐厅主厨,而我是医生兼作家。我对此只能心怀感激。
那时很复杂。当时,我的祖父送给我一把很小的刀。有几个月时间,我一直把它放在枕头下陪我睡觉,因为突然有一个陌生人住在我们屋檐下让我感到害怕。我讨厌这个闯入者。后来有一天,一个成年人对她说了些话,让她哭了。我想应该是说“肮脏的黑妮格罗”。就好像他偷走了我的恨意一样。我冲向她。从那次事件起,她真正成为了我的妹妹。这让我很早就对“差异”产生了敏感意识。
是的。凶手是一名武术老师。夏天,他在乡间的一栋大房子里接待孩子们。这件事就在那里发生了,连续两年。我们当时有五个男孩,年龄在 10 到 12 岁之间。后来有了审判。该男子因性侵、强奸和残暴行为被起诉,被判处监禁。我最近得知他去世了。第二天,我醒来发现舌头上长了一个巨大的疱疹……
当时,我接受了警方的询问,但我撒了谎。就在之前,我偷——
——听到了父母之间的对话。我父亲说,如果那个男人伤害了我,他会杀了对方。而我绝对不希望我父亲杀了那个老师然后进监狱!而且,我当时开始质疑自己的性取向,我不希望人们认为,如果我对男孩感兴趣,可能是因为这些侵害。所以我否认了事实。审判在没有我的情况下进行。随后,我将其变成了一个禁忌话题。七年前,这一切突然全部涌回我的脑海。我终于向父母讲述了真相。我还重新联系了弗洛朗(Florent),他是第一个开口说话的男孩,向他道歉,因为我当时没有支持他。
当一切重新浮现时,过程非常艰辛。当我走在桥上时,我会直视前方,以免产生跳水的冲动。我服用 Prozac 很多年。在我的孩子们出生后我停药了,他们给我带来了很多幸福。但我仍然去看心理医生。我不认为这种伤痛能痊愈。它玷污了性生活本应具有的私密快乐之所,并且永远纠缠着你。例如今年,我把长子送进了一所只有女性教师的学校。这是不可协商的。我不希望任何男人接近我的孩子,对于一个积极参与活动的同性恋者来说,这很矛盾。我也正因如此才转向医学和护理,并且治疗许多遭受暴力的女性。我对女性的共情远多于对男性的共情。
《选择温柔的男人》(L'Homme qui choisit la douceur),《偶像破坏者》(L'iconoclaste),496 页,21,90 欧元。
《泪水干涸后去向何方》(Où vont les larmes quand elles sèchent),由莱娜·布雷班(Léna Bréban)改编自巴蒂斯特·博利欧(Baptiste Beaulieu)的小说,在巴黎 18 区的 Lepic 剧院上演。展出至 12 月 14 日。
对我来说,这一直非常模糊。我生命中经历过两段深刻的爱情,第一段是一位年轻女医生,我们在一起四年半;另一段则是与我现在的伴侣。我认为性取向和地球上的人类数量一样多,而我们有 80 亿人……童年遭受的侵害也导致我很难谈论这个话题。我出柜很晚,在 23 岁时,在一次罗马之行中遇到一个男孩之后。我父亲哭了。我母亲的背疼了两个月。但从那以后,没有任何问题。他们很出色,极其温柔且体贴他人。
没有什么具体的。但他们绝对要求我们在学校取得成功,拿到好成绩。晚上,我母亲会让我们用莫泊桑、纪奥诺的文本做听写。语法错误扣4分,句法错误扣6分。我们最后经常被扣到负40分!而且我们读了很多书。
梦想着医治他人,以及写小说。所以您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实现了这两个梦想的5岁男孩。幸好我有孩子,否则我的生活将失去意义!
也许是因为我小时候,我们有看《昆汀医生》(Docteur Quinn)的传统,那是一部关于一名女医生的美国剧集。我也想拥有一份有意义的职业。也许我还想弥补一个“原罪”,那就是我祖父的罪。在他临终前,他向我父亲坦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撞见一群在河里裸泳的德国士兵,于是将他们全部排成一排杀掉。因为他自己所有的战友都被德国人杀害了,他愤怒至极。
是的,我很愤怒,尤其是因为我曾遭受的攻击。而且我非常、非常无法忍受不公正。问题在于,一名医生每天都要面对不公正,尤其是针对女性的不公正。这会让愤怒进一步升级!我想写那些能够修复某种……的书,大概就是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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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提供了自由。我希望读者能物有所值。所以我讲述很多故事,通常灵感来自我的个人生活或执业实践,这样我就能对其进行美化。但这并不总是必要的。比如这位即将分娩的病人,她来到了急诊室。科室里忙得不可开交。我们把她安置在房间里并告诉她:“如果有问题请叫我们。”一小时后,一名医护人员经过。她怀抱着婴儿,只是向他要了一把剪刀。“可是,我们告诉过您有问题要叫我们!”他脱口而出。“但是……并没有出现问题,”她回答道。如果不使用这句话就太浪费了,不是吗?我更愿意收集这种温柔,并将其传递给他人。
我是医生,我写书,事业非常成功,然而这还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很重要。突然之间,我开车变得缓慢,行驶在右侧车道。我在银行花了一个小时为孩子们办理一份人寿保险。我重新协商了与出版商的合同。而且,我这个如此缺乏耐心、如此追求产出的人,不得不接受暂时把工作搁置一边,花时间陪伴我的儿子们。因为在生命尽头,我大概会记得与他们一起钓鱼的一个下午,而不是我在书店的成功。以前,我只为自己而活。现在,我不再是我故事中的主角了。孩子们在那里,他们依赖着我。我不希望在他们独立之前死去。
我一直对此思考很多。我是一个极度焦虑的人。如果我不写作,如果不待在诊所里,如果不以千百种方式让自己忙碌,我就会想到死亡。这些存在主义的焦虑促使我填满我的每一天。玛格丽特·杜拉斯曾谈到韭葱汤,将制作汤的过程描述为一种替代每日自杀的方案。诊所和写作,就是我的韭葱汤。
访谈记录:丹尼斯·科斯纳德 (DENIS COSNARD)
马克龙时代 3 / 3 利用国家元首政治博弈中的模糊性,文森特·博洛雷(Vincent Bolloré)的帝国加速了对信息渠道的掌控。面对这一反动势力,所有政党都承认自己已措手不及。
语气充满了报复心,甚至带有好战色彩。“有一天,我们将去夺取巴黎,”作家布亚莱姆·桑萨尔(Boualem Sansal)雷鸣般地喊道……这位博洛雷帝国的“战利品”在三月份以100 万欧元的价格,从其原所属的加利玛出版社(Gallimard)转投格拉塞出版社(Grasset)。“我们正处于一场文明战争,甚至是一场生存之战,”CNews评论员瑞秋·汗(Rachel Khan)宣称。“总统大选将呈现出罕见的暴力程度,”Radio Courtoisie负责人皮埃尔-亚历山大·布克莱(Pierre-Alexandre Bouclay)预测。“我认为我们正生活在这个令人心潮澎湃的革命时期,”前《费加罗报》记者伊万·里乌福尔(Ivan Rioufol)兴奋地表示,随后呼吁“进入抵抗状态”。每一次发言,现场都爆发出响亮的赞同声。
《世界报》获得了这些言论的记录,它们是29至31日在佩皮尼昂会议宫举行的“言论自由之春”活动期间发表的。这是由路易·阿里奥(Louis Aliot,国民联盟 RN)领导的市政府组织的第三届活动,旨在聚集极右翼媒体和文化领域的主要人物。正如里乌福尔谴责“官方媒体(……)完全等同于当年的苏联媒体”一样,公共广播电视以及所谓的“觉醒主义”媒体——从《解放报》到《世界报》,再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France Inter)——在那周末都遭到了猛烈抨击。
布克莱甚至在“在不同规模的情况下”将Mediapart网站的手法与……“伊斯兰国”相类比。六个月前,在巴黎穹顶剧院举行的一场盛大晚会上——《世界报》当时在场——极右翼媒体的精英们已悉数登场,认同党(Reconquête!)主席埃里克·泽穆尔(Eric Zemmour)甚至在讲台上脱口而出:“必须武装起来……首先要在文化上武装起来。”
长期以来被边缘化的极右翼,如今在聚光灯下公开亮相,主张一种毫无顾忌的发声方式。在强大信息渠道的支撑下,它正陷入一场残酷的文化战争,并持有这样一个信念:正如一个世纪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理论化的,要想在选票中获胜,必须首先征服大脑。
损害已经显现:法国媒体格局的极化程度从未达到如此白热化的地步。由埃罗省议员查尔斯·阿隆克尔(Charles Alloncle,共和右翼联盟,埃里克·乔蒂的政党)担任报告人的议会公共广播电视调查委员会,在今年春天点燃了政媒小圈子的战火。与此同时,公共服务媒体因在日间节目中对国民联盟(RN)的代表性不足而受到视听与数字通信监管局的谴责,在两难境地中,公共服务媒体感到被迫做出让步。
在法国 2 台(France 2)为节目《真相时刻》(L'Heure de vérité)招募了极右翼的《费加罗报》评论员欧珍妮·巴斯蒂(Eugénie Bastié)的同时,法国国际广播电台(France Inter)的管理层在8月底解雇了《解放报》记者托马斯·勒格朗(Thomas Legrand),随后立即宣布聘请查尔斯·萨潘(Charles Sapin)担任社论撰稿人。萨潘是超保守主义周刊《当代价值》(Valeurs actuelles)编辑部的二号人物,该刊已被亿万富翁皮埃尔-爱德华·斯特林(Pierre-Edouard Stérin)收购。这在9月中旬引发了法国广播电台(Radio France)员工的罢工,并最终导致萨潘离职。
因此,其策略似乎很简单:一方面制造分歧,另一方面则反反复复地地炒作相同的主题(治安不稳、缺乏公民意识、宽容主义、伊斯兰主义、移民……),直到令人厌倦。这些所谓的“祸根”被认为相互关联,旨在将其强加于公共辩论之中。而这一切都是在煽风点火,并指定替罪羊——从“不屈法国”(LFI)到“主流”媒体,再到“极端中间派”(意指共和派政党)、移民,当然,还有伊斯兰教。
瓦兹河谷省的参议员(民主独立联盟)洛朗·拉丰(Laurent Lafon)曾在2022年担任参议院关于法国媒体集中度的调查委员会主席,他观察到:“文森特·博洛雷(Vincent Bolloré)非常清楚,他通过Canal+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即在法国电影、电视甚至体育领域的创作权力,因此,对他意识形态项目的挑剔几乎等同于损害国家利益……”尽管如此,对于媒体文化领域的极右翼而言,这一切还不够。必须从根源上治疗这种“病症”。在源头采取行动。在思想形成(或被重塑)的地方占据一席之地。从这个角度来看,还有什么比一所新闻学院更好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目标就是ESJ Paris——它与ESJ Lille没有关系。
2017年11月27日,星期一,巴黎莫加多剧院(Théâtre Mogador)。这是第一届“公共利益之夜”(Nuit du bien commun)活动,这是一个由皮埃尔-爱德华·斯特林(Pierre-Edouard Stérin)发起的慈善捐赠基金,这位亿万富翁同样具有反动倾向。在当晚的活动中,一个私人新闻学院的项目被披露,该项目面向希望以加速模式(一年十个周末)补充大学课程的学生。该项目由超保守主义机构——政治培训学院(Institut de formation politique)的创始人兼院长亚历山大·佩塞(Alexandre Pesey)推动,并在次年通过创建自由新闻学院(Institut libre de journalisme)正式成型。这是一个规模极小的机构,而极右翼的梦想却是色彩斑斓的……
恰巧几年后,企业家吉约姆·若宾(Guillaume Jobin)决定出售他自2006年起管理、且财务状况糟糕的ESJ Paris。他被让-巴蒂斯特·吉罗(Jean-Baptiste Giraud)接触,后者是该校校友,同时也是ILDJ的共同创始人。2023年11月,吉罗将佩塞介绍给若宾。经过多次周折,交易最终于2024年11月15日达成。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ESJ Paris在一份公告中宣布,该校已被一个企业家财团收购,其中包含几位亿万富翁—。
CLAIRE SÉCAIL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
传播与政治实验室研究员

投资者,其中包括文森特·博洛雷(通过 Odet 公司)和贝尔纳·阿尔诺,以及一些“传统天主教”投资者。其中包括蒂博·德·圣文森(Thibault de Saint Vincent),以及斯坦尼斯拉斯·德·本茨曼(Stanislas de Bentzmann)和戈德弗鲁瓦·德·本茨曼(Godefroy de Bentzmann)兄弟,他们与斯特林(Stérin)……以及博洛雷关系密切。
这一联盟已公开化。“这简直就是极右翼的权贵阶层,”吉罗(Giraud)强调道,他表示对在整个过程中一直被蒙在鼓里感到愤慨。乔宾(Jobin)则更加愤怒,他坚称这些投资者的身份直到最后都被隐瞒。在谈判过程中,“从未提到过博洛雷的名字,”他断言。乔宾现在“后悔卖掉了这所学校,无论如何,后悔把它卖给了他们。有了博洛雷,这显然就是极右翼……”。
一名女性很快为此付出了代价:埃尔哈姆·梅贾赫德(Elhame Medjahed),43岁,2022年至2025.期间担任巴黎ESJ学院的教学主任。由于反对新管理层那些具有争议且在她看来具有歧视性的手段,她在2025,春季被粗暴地解雇。此后,她向劳动法庭、权利捍卫者(Défenseur des droits)以及巴黎司法法院提起诉讼,并向后者对巴黎ESJ学院提起控告。乔宾(Jobin)表示,早在2024年底学校出售时就曾警告过她:“我给她打电话说:‘在我看来,在学年结束前,他们会把你推向屠宰场,所以做好被开除的准备,不要以为他们会留你,你的名字不对,而且你的政治观点也不符合要求。’”
在以“精神骚扰与心理暴力”以及“歧视”为由提交的诉状中,埃尔哈姆·梅贾赫德的律师米夏埃尔·奥托(Michaël Hautot)在描述其当事人时写道:“不可避免地,[巴黎ESJ学院的]氛围变得令人焦虑、受限,充满了欺凌和侮辱,尤其是针对申请人的身份及其肤色。”亚历山大·佩塞(Alexandre Pesey)和学校管理层均未回应我们的请求。
多米尼克·布兰查德(Dominique Blanchard)在2018年至2025.期间担任巴黎ESJ学院的教授,他明确表示:“自收购以来,几乎所有的教授和讲师都被更换了。很明显,除了极少数例外,新来的人具有明显的右翼甚至极右翼色彩,他们来自CNews、Europe 1,等机构。”虽然在我们调查期间接触的大多数学生不愿被点名,但其他人同意以真实姓名作证。例如,蒂莫西·拉赞内克(Timothée Lazennec)。这名24岁的青年在2024年9月至2026,7月期间就读于巴黎ESJ学院,他近距离观察到了该机构管理层变动所带来的后果,而该校长期以来以接纳各种背景的学生而闻名。“如果非要做一个‘之前’和‘之后’的对比,”他说,“最让我震惊的是学生的招募。我觉得自己像是在参加一个极右翼集会。而且全是白人:在新学生中,只有白人。”
至于职业交替培训机制,据他所言,这些名额被预留给了“具有强烈右翼色彩”的学生,且系统性地指向像《Frontières》、 《Valeurs actuelles》、Radio Courtoisie等媒体……事实上,被新ESJ学院格式化培养的年轻人会获得在CNews、Europe 1 或极激进活动分子埃里克·泰格纳(Erik Tegnér)创办的杂志《Frontières》实习的机会,有时随后会被录用。“新管理层改变的与其说是课程,不如说是学生的画像,”多米尼克·布兰查德证实道,“新来的人与我以前在巴黎ESJ学院认识的学生完全不同,那里传统上有很多来自郊区和所谓‘多样性’背景的人。”
这种方法似乎无懈可击:反动阵营培养自己的部队,他们将逐渐接替那些充斥在CNews及其同类频道中经验丰富的评论员。然后,当然,他们会将反动的“福音”传播到更“中立”的媒体中,直到其中一些人最终进入公共广播电视系统——这至少是巴黎ESJ学院新老板们的期望。这些政治观点鲜明的“记者”们使用一种与职业准则相去甚远的全新语言,但在博洛雷(Bolloré)看来,这并不重要。吉约姆·乔宾(Guillaume Jobin)总结道,巴黎ESJ学院已变成一个“极右翼孵化器”。
“文森特·博洛雷正在执行一个属于他自己的计划。在这个计划中,我们国民联盟(RN)仅仅是次要角色。”
塞巴斯蒂安·谢努(SÉBASTIEN CHENU)
国民联盟副主席
埃马纽埃尔·马克龙,2022年4月22 日受邀参加France Inter早间节目。
西里尔·比顿(CYRIL BITTON)为《世界报》供稿
[...OMITTED...]
反动媒体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似乎正在动摇整个政治光谱。即便在国民联盟(RN)内部,人们也在谨慎地观察博洛雷集团的无限扩张。来自北省的议员塞巴斯蒂安·舍努(Sébastien Chenu)断言:“文森特·博洛雷(Vincent Bolloré)在执行一个属于他自己的计划,而我认为在这个计划中,我们国民联盟仅仅是次要角色。”这位极右翼政党的副主席补充道:“总会有像泽穆尔(Zemmour)、克纳福(Knafo)或维利耶(Villiers)这样的人被优先推崇,而不是国民联盟。我们只是默认的选择,处于等级制度的最底层。”事实上,尽管博洛雷非常青睐萨拉·克纳福(Sarah Knafo,来自“认领党” / Reconquête!)或菲利普·德·维利耶(Philippe de Villiers),但他并不怎么欣赏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认为她不够自由主义,而且更糟糕的是,她对宗教并不热衷……
这种尴尬在马克龙派、左翼,甚至在共和党(LR)内部也显而易见。面对这种似乎不可阻挡的媒体权力,该如何定位?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本人长期以来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某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偶尔讨好国民联盟主席乔丹·巴尔德拉(Jordan Bardella),或者让他的非正式顾问蒂埃里·索莱尔(Thierry Solère)充当与玛丽娜·勒庞沟通的使者。更不用说他在 2019 年 10 月接受《当代价值》(Valeurs actuelles)就移民主题进行的采访了。在马克龙阵营内部,这段往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无论如何,这一系列事件奠定了基调:“必须与所有人对话”,当时国家元首向其沟通顾问如此低语。四年后的 2023 年开学季,共和国总统在一次政府研讨会上正式将这一路线制度化。当时的背景十分激烈,2023 年 6 月底,《周日快报》(JDD)任命前《当前价值》(Valeurs actuelles)编辑总监热弗鲁瓦·勒若纳(Geoffroy Lejeune)为负责人,引发了强烈反响。然而,马克龙派在对采取何种行动犹豫不决(部分人倾向于抵制)之后,很快便在这一周刊的专栏中接连亮相。
2023 年 9 月 6 日,马克龙向其部长们宣布:“目标是捍卫我们的政策。你们可以使用所有可用渠道。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可它们。”这一立场在中间派阵营中远未达成共识,例如前文化部长里玛·阿卜杜勒·马拉克(Rima Abdul Malak,2022-2024)。在《周日快报》上发声?“不,这不可能,”她断然拒绝。去 CNews?她补充道:“条件并不成熟,无法进行真正的辩论。”她提到了在《当前价值》上的采访:“回顾来看,”她认为,“这就是这个困境的开端,而我从未能解决它:是应该与这些媒体对话,还是应该拒绝?”
当时在马蒂尼翁宫任职的伊丽莎白·博尔内(Elisabeth Borne)记得,她曾愤怒地发现一些部长们争先恐后地在刚刚落入勒若纳——以及博洛雷(Bolloré)掌控下的《周日快报》专栏中发声。但她现在改变了看法。她如今认为:“不能因为某些媒体不认同你的观点,就说你不能去那里,这种说法是不存在的。”
经常出现在 CNews 和 Europe 1 演播室的奥萝尔·贝尔热(Aurore Bergé)则几乎没有心理负担。这位负责反歧视事务的部长认为:“当我们被邀请到某个地方时,我们不是在与记者对话,而是在与观看或聆听的人对话,我们面对的是他们。而且我认为,我们不能失去他们。”正因如此,2027 年总统大选候选人、为了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并在民调中追赶竞争对手爱德华·菲利普(Edouard Philippe)而不遗余力的前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Gabriel Attal),在 8 月接受了其夏季深度专访……对象正是《周日快报》。
在左翼,这个问题同样引发分歧。是前往那里,冒着被视为认可对方——并遭到猛烈抨击——的风险,还是不去,冒着放弃阵地的风险?巴黎生态党议员桑德琳·鲁索(Sandrine Rousseau)是 CNews 最喜爱的攻击目标之一,她很好地总结了这一困境:“啊,不,我不去!”她首先如此表示。随后补充道:“但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课题,因为结果就是,我们的阵地在不断后退,后退,后退……”
“不去是非常困难的,”前总理(2014-2016)曼努埃尔·瓦尔斯(Manuel Valls)承认。而前国家元首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则选择永远不踏入 CNews 或 Europe 1,也不在《周日快报》上发表言论。不屈法国党(LFI)领导人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的前同行亚历克西·科比埃尔(Alexis Corbière)承认,目前只有糟糕的解决方案。
“我认为最好不要与他们对话,”这位塞纳-圣但尼省的议员解释道,“但这并非一场简单的文化战争。因为如果我们表现得像永久的审查者,我们左翼就会面临问题……”
同样是前“不屈党”成员的弗朗索瓦·鲁芬(François Ruffin)对此表示认同。诚然,他拒绝 CNews 的邀请。“但我并不以此为荣,因为这同样是一种舒适的姿态,”这位索姆省议员随即指出,“我有机会在其他地方发声。而且,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拒绝前往那些战斗难度更高的地方去战斗。”
面对博洛雷(Bolloré)旗下媒体经常出现的极端言论和刻板印象,如何才能让一种温和且有理有据的声音被听到?“我觉得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瓦兹河谷省(Val-de-Marne)的议员(来自“世代”党,Génération. s)索菲·塔耶-波利安(Sophie Taillé-Polian)几乎是惊慌地断言。奥利维尔·福尔(Olivier Faure)也像失去了武器一样叹了口气:“不幸的是,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能与他们竞争,这正是悲剧所在。”这位社会党(PS)第一书记在提到甚至他的母亲也在看 CNews 时,怀疑这场比赛是否已经输了!“我不得不跟她说了十遍:‘妈妈,你知道你在看一个极右翼频道吗?’”他讲述道,“她回答我:‘完全不是,完全不是,那里也有左翼人士。’是的,演播室里有时确实有一个用来作陪衬的人,但总之,这是一个由极右翼主导编辑方向的频道。她却坚持说不是。我怀疑她还在继续看……”
与他所属的“不屈法国”(LFI)运动一样,上塞纳省(Hauts-de-Seine)的议员奥雷利安·圣图尔(Aurélien Saintoul)更为激进。“必须按照法律规定执行:关闭 CNews,”这位 2024 年数字地面电视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员果断地表示。
甚至一部分右翼人士也在反思。让-弗朗索瓦·科佩(Jean-François Copé)毫不犹豫地将博洛雷集团的媒体定性为“极右翼”,他认为自己找到了对策:“当我去 CNews 时,我跟他们谈社区的成功案例;而当我去 France Inter 时,我就谈毒品贩运;这样一来,我们就稳操胜券了!”这位来自莫(Meaux,塞纳-马恩省)的共和党(LR)市长将这两个媒体进行对比并非偶然。
因为,我们再次回到这一点,在极右翼发起的文化战争核心,公共视听媒体构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利益点——也是一个理想的目标。记者帕特里克·科恩(Patrick Cohen)和托马斯·勒格朗(Thomas Legrand)在 2025 年 9 月为此付出了代价。他们在一家咖啡馆与两名社会党干部讨论时被秘密录音,其言论由《不正确》(L'Incorrect)杂志发布,这成为了一场罕见激烈政治和媒体攻势的起点,旨在动摇 France Inter、法国广播电台(Radio France)以及更广泛的所有公共服务机构。“我周围的人告诉我‘不要回应,不要给对方提供素材’,这些人认为公共服务机构不应卷入一场无论如何都会输的战争,因为我们采用的方法不同,”帕特里克·科恩总结道。“我们不是在对等的条件下竞争,这完全是不对称的,”这位评论员补充道,“我们试图进行对立观点探讨,尊重事实。而他们毫无顾忌,没有任何规则。甚至‘职业操守’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禁词。”
同样被推上耻辱柱的托马斯·勒格朗也深有同感。这位评论员进而将博洛雷媒体定义为“模仿新闻业的政治企业”。但职业本身的标准(背景分析、细微差别、核实、对立观点、信息层级……)似乎不再被视为衡量标准。CNews 频道曾一度被 LCI 尤其是 BFM-TV 甩在身后,但今年秋天已经重新回升,利用强烈的政治时事,利用法国人的迷茫,煽动他们的不安、恐惧或愤怒。
而且这远未结束,因为埃里克·泰格纳(Erik Tegnér)刚刚宣布启动一个新媒体——《潜入者》(L'Infiltré)。这家由《法国周日杂志》(JDD)记者朱尔斯·托雷斯(Jules Torres)领导的在线周刊,承诺通过一切手段“调查”政治人物,以及被认为敌视极右翼的记者,包括披露有关私生活的事实……欢迎任何贡献者,举报行为几乎得到了鼓励。《世界报》披露,文森特·博洛雷通过他最信任的代理人阿诺·拉加代尔(Arnaud Lagardère),最近购买了这家新媒体的股份。这个帝国就这样不断扩张。究竟会扩张到哪里?
热拉尔·达韦(GÉRARD DAVET)
与 LES 法布里斯·洛姆(FABRICE LHOMME)
随着综合法案的提出,儿童权利捍卫者与女权主义活动人士达成共识。正是后者在对抗针对成年女性的强奸之后,意识到针对未成年人性侵犯的规模之大,以及这些暴力形式之间的渗透性。
在法国的法院前,交织在一起的口号相互呼应:“不再增加一个受害者”、“保护我们的孩子”、“停止性暴力”。自5月11岁的 Lyhanna 遭到强奸并被杀害以来,抗议活动聚集了女权组织和儿童权利捍卫者。由大约 200 个组织组成的联盟自 2024 年起建立,标志着一次独特且前所未有的结盟。这是法国首次出现这些目标不同的运动共同提出诉求并使用统一语言的情况。
这种汇合是大量理论和实践工作的成果,其中证词的力量结合社会科学锻造的分析关键发挥了核心作用。共同主编《乱伦文化》(La Culture de l'inceste,Seuil,2022)一书的随笔作家 Iris Brey 指出:“从 Pelicot 案到外科医生 Le Scouarnec 案,再到 Lyhanna 遭强奸并被杀害案,近期动员公众舆论的事件揭示了共同的轨迹,其中存在相同的机制。”她进一步阐明了相似之处:“这些暴力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施暴者在支配另一个被其认为更弱的身体时获得快感,无论那是儿童还是女性的身体。”
在法国女权主义者为将强奸定为刑事犯罪而动员并于 1980 年实现目标的近五十年后,《我也一样。新的性文明》(Moi aussi. La nouvelle civilité sexuelle,Seuil,2022)的作者、社会学家 Irène Théry 肯定地表示:“人们不再可能将针对女性的暴力与针对儿童的暴力分开思考,因为它们属于同一个社会问题。”
尽管如此,这种意识的觉醒需要长年的积累,以及根据历史学家 Julie Doyon 的说法,需要“来自受害者专业经验、一线专业人员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知识之间的交叉”。历史学家 Anne-Claude Ambroise-Rendu 则认为:“我们需要时间才能将施加于儿童的性暴力理解为男性统治和父权制的一个组成部分。”
FANNY MICHAËLIS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当时法国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刚刚赢得关于自愿终止妊娠(人工流产)的斗争,随后开始将重心转向承认针对女性的性暴力。1978 年,在埃克斯-普罗旺斯,两名比利时游客在马赛附近的一处海湾(calanque)被强奸,其袭击者的审判揭露了强奸带来的深层心理创伤,标志着一个重要阶段,并促使法律得以改革。但对于该运动来说,此时关注针对儿童的暴力问题还为时过早。“对于许多 20 世纪 70 年代的女性主义者而言,将这两项事业联系起来并非理所当然,因为这会将女性重新推向母亲身份、家庭空间和教育领域,也就是说,推向她们正在反对的性别定型”,共同主编历史社会学著作《讲述、倾听与审判乱伦:从中世纪至今》(Seuil, 2024)的朱莉·多永(Julie Doyon)指出。
“她们在争取女性解放的斗争中已经承担了太多,不希望被重新定义为家庭领域的人员”,安-克洛德·安布鲁瓦-伦杜(Anne-Claude Ambroise-Rendu)强调。而且,尽管她们的声音开始被听到,但她补充道,“在那个时代,人们对倾听儿童陈述的抵触情绪依然非常强烈”。在她的著作《恋童癖史:19 世纪至 21 世纪》(Fayard, 2014)中,这位历史学家讲述了围绕乱伦的否认之重以及延续数世纪的“死亡沉默”,长期以来,为了维护家庭机构的声誉和父亲的权威,乱伦被冷漠对待或被容忍。
如今,尊重儿童的福祉及其自主权已被公认为国家优先事项,且立法者在 1945 年就已规定,15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没有能力同意与成年人发生性行为,但这种演变并未能阻止
[...OMITTED...]
法官以及整个社会继续质疑受害儿童证词的情况依然存在。研究员强调:“直到21世纪初,长期存在的虐待与免责传统,往往导致法官重新界定事实或宣布无罪释放。”
否认情绪如此之深,以至于在68年五月风暴之后,一些顶尖知识分子为恋童行为(当时尚未被称为“恋童犯罪”)辩护,将其视为性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及年轻人可能实现解放的一种途径。历史学家朱莉·多永(Julie Doyon)认为,尽管女权主义活动家最初在这个问题上较为克制,“但正是基于她们的觉醒,家庭内部性暴力的规模才逐渐被提升为首要的政治问题”。
事实上,早在1971年,在大西洋的另一侧,北美女权主义者就开始共同思考针对女性和儿童的侵害问题。激进女权主义运动的两大代表人物弗洛伦斯·拉什(Florence Rush)和路易丝·阿姆斯特朗(Louise Armstrong)在她们的书中指出,乱伦并非需要治疗的“变态”男性的孤立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的政治和社会现象。朱莉·多永分析道,这种现象“参与了一种通过恐惧和强制进行的社会化过程,使女孩习惯于并接受男性的统治,并以此进行教育”。
这种分析在法国几乎没有引起共鸣。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女性解放运动的代表人物、作家莱拉·塞巴尔(Leïla Sebbar)和南希·休斯顿(Nancy Huston)分别在各自的书中谴责了为恋童行为辩护的危险,她们将这种辩护等同于对男性统治的辩护。莱拉·塞巴尔在《恋童者与母亲》(Le Pédophile et la Maman, Stock, 1980)中写道:“面对女性,尤其是‘(女权主义)运动’内部成员在恋童问题上的沉默与困惑(……),我们迫切需要知道,作为女性、作为母亲,我们在这一属于我们的历史中处于什么位置”。
几年后,一项发现撼动了女权运动内部对这些议题的看法,研究员劳里·布萨盖(Laurie Boussaguet)在她的论文中对此进行了报道。在几起发生在公共场所且路人未干预的强奸案引发媒体关注后,女性权利部长伊薇特·鲁迪(Yvette Roudy, 1981-1986年在任)应“反强奸女权集体”的要求,于1986年3月8日建立了首条受害者咨询热线。原计划生育协会负责人玛丽-弗朗索瓦丝·卡萨利斯(Marie-France Casalis)表示,志愿者们随后发现,近一半的电话来自在未成年时期遭受过家庭内部性暴力的女性,这种感觉就像是“来到了另一个星球”。
劳里·布萨盖回顾道,在发现后的几个月里,该集体采取了多种行动——包括与政府会面、参加电视节目——以公开未成年人性暴力的议题。她明确指出,“将儿童性虐待推向公众舞台的真正推动者,即议程的制定者,是女权主义活动家”,随后儿童保护部门才加入其中。
1986年9月,在出版其著作《沉默的强奸》(Le Viol du silence,Aubier出版社)之际,伊娃·托马斯(Eva Thomas)需要巨大的勇气才敢于在电视节目《屏幕档案》(Les Dossiers de l'écran)中——作为首位公开露面的人——讲述自己在15岁时被父亲强奸所带来的心理痛苦、意义的丧失以及无法言说的绝望。在她周围,受邀的专家大多为男性(精神分析学家、性学家、法官……),其中一些人甚至提到女孩会对父亲产生诱惑。其中一名参与者,性学家吉尔伯特·托尔德曼(Gilbert Tordjman),在很久以后被起诉,涉嫌对多名患者实施强奸和性侵。
那天晚上,节目接线机接到了大量的证词。在强奸成为政治议题近十年后,乱伦问题进入了公共讨论。该节目的影响促使立法者在1989年推迟了诉讼时效的起始年龄。然而,这一立法演变并未真正改变实际情况。安妮-克洛德·安布鲁瓦-伦杜(Anne-Claude Ambroise-Rendu)指出:“尽管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但在那个时代,公众仍然将男性对女性和儿童身体的掠夺视为一种必然。”
直到2010年代末,一种关于“连续体”的概念——即不同形式的暴力在时间维度上的衔接与渗透——才开始在整个社会中传播。基于大规模样本匿名访谈的受害者调查等新数据,揭示了一个此前未被思考的大规模现实:性暴力主要是由男性实施的(根据独立乱伦与儿童性暴力委员会的数据,占比在96 %至98 %之间),而其目标则是女性和儿童。超过十分之一的人声称在童年时期曾是受害者,其中大多数为女性,约20 %为男性。根据内政部统计部门的数据,法国每年约有277 000名成年女性成为强奸、强奸未遂或性侵的受害者。
这些研究还表明,针对女性的强奸最常发生在私人领域,由亲近的人(配偶、朋友或同事)实施;同样,针对儿童的性侵是由家庭成员(父亲、叔伯、祖父……)或周围的人(朋友、邻居、教育工作者,且与受害者存在信任和权威关系)所为。“绝大多数乱伦者并非恋童癖 [就他们不被
人类学家多萝西·杜西(Dorothée Dussy)指出,[尤其是针对儿童],“这些人拥有相当平庸的性生活,有妻子,有时还有情妇,他们随处寻找快感,并且足够自我中心,以至于利用女儿、侄女或孙女的身体来满足欲望对他们来说毫无问题。他们攻击的是他们认为最弱小的身体。”
在其参考著作《支配之摇篮:乱伦人类学》(*Le Berceau des dominations. Anthropologie de l'inceste*,La Discussion,2013年)中,这位研究者提到了“机会性强奸”(viols d'aubaine),这一表述与律师安妮·布永(Anne Bouillon)和社会学家伊雷娜·特里(Irène Théry)提出的“时机强奸”(viols d'opportunité)相呼应,尤其是在马赞(位于沃克吕兹省)吉赛尔·佩利科(Gisèle Pelicot)袭击者案的审判期间。“通常是机会造就了窃贼,”多萝西·杜西强调,“强奸一个被安眠药弄晕的女性或一个孩子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不需要金钱,不需要诱惑,也不需要征得同意。满足感是即时的,而且可以随心所欲。”
这位人类学家的民族志调查为这些暴力行为提供了一种结构性的解读,延续了先驱弗洛伦斯·拉什(Florence Rush)和路易丝·阿姆斯特朗(Louise Armstrong)的研究路线。她表明,从幼年起就将性侵和沉默内化,有助于父权社会秩序的再生产。对于多萝西·杜西而言,由此产生的逍遥法外是“早期暴力学习”的标志之一。其后果是可怕的,因为它确保了支配地位的延续。在这种情况下,乱伦并非一种边缘性的偏差,而是一种培养服从的工具。澳英哲学家雷·朗顿(Rae Langton)将这种系统性的言论阻碍命名为“沉默化”(silenciation,译自英文“silencing”),许多女性受害者也报告了这种情况。
直到 2017 年 #MeToo 运动,随后是 2021 年 #MeTooInceste(#我也是乱伦受害者)运动掀起滔天巨浪,并在大量普及类书籍和播客的推动下,这些暴力行为背后的共同机制才最终成为一个核心政治议题。社会学家伊雷娜·泰里(Irène Théry)分析道:“#MeToo 运动不仅揭露了男性暴力这一庞大的领域,而且是对性行为中‘允许’与‘禁止’之规则的一次全球性重构。而这种重构既触及了成年人之间性行为的规范,也触及了关于年龄和代际的禁忌,正如我们在乱伦问题中所看到的那样。”
在这种背景下,人们更能理解为何要在一部针对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所谓“综合性”法律中,将终止此类犯罪循环所需的各种应对措施结合在一起。该法案自 10 月 1 日(周四)起在国民议会进行辩论。这些共识尤其体现了各组织共同的意愿,即强调预防和教育,以审视大众文化或色情制品中的呈现方式,并在幼年时期就开始解构性别刻板印象。伊里斯·布雷(Iris Brey)认为:“必须改变解读框架,能够共同探讨为何情色主义如此频繁地通过支配来实现。”历史学家安妮-克洛德·安布鲁瓦-伦杜(Anne-Claude Ambroise-Rendu)肯定道:“为了让男孩们在非‘征服’价值观的环境中成长,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是必要的。这场革命已经在进行,但在学校和家庭内部仍有大量工作要做。”
相关协会还强调,应在适当的护理路径框架内为受害者提供支持。事实上,许多研究表明,由于心理创伤机制以及对自尊心的影响,遭受乱伦或虐待的孩子在成年后再次经历性暴力的统计风险更高。南锡“韧性之家”(Maison de la résilience)创始人、精神科医生科拉琳·英格雷(Coraline Hingray)指出:“如果没有适当的护理,解离现象——一种将受害者与情绪隔离开的保护机制——可能会持续存在,并导致受害者在无法感知危险的情况下采取风险行为。施暴者可能会利用这种脆弱性。”
尽管如此,这些共识不应掩盖与年龄相关的不同优先级。因为虽然这些暴力行为属于同一个系统,但它们也具有各自的特殊性。《儿童主义》(Enfantisme)以及《是时候尊重孩子了》(Il est temps de respecter les enfants,La Mer salée, 2025)一书的作者、儿童主义集体(Collectif enfantiste)创始人克莱尔·布尔迪耶(Claire Bourdille)强调:“承认它们之间的关联而不将其混为一谈,是更好地提供保护的前提。利安娜(Lyhanna)被强奸并被杀害,是因为她是个女孩,也是因为她是个孩子。”
这一运动旨在揭示儿童和青少年所遭受的特定歧视(被称为“成人至上主义”,adultisme)在侵害行为重复发生中所起的作用。克莱尔·布尔迪耶(Claire Bourdille)在童年和成年时期都曾遭受暴力,因此能够衡量与低龄相关的特定影响。她表示:“与女性不同,儿童对成年人处于绝对依赖状态:这种脆弱性使他们无法自卫,且往往无法描述自己所遭受的侵害,即便他们并不具备被倾听所需的社会认可。”由于被视为低等,他们的发言被忽视或轻视,并被排除在涉及自身的决策之外。克莱尔·布尔迪耶补充道:“一种交叉性方法可以让我们理解性别歧视与成人至上主义是如何交织的,以及为什么某些人特别容易遭受性暴力。”她引用了由非裔女性主义学者金伯利·克伦肖(Kimberlé Williams Crenshaw)在1989年提出的“交叉性”(intersectionnalité)概念。
“儿童主义”(enfantisme)的反思依托于“儿童研究”(childhood studies),这一研究领域由政治学家伊丽莎白·杨-布鲁尔(Elisabeth Young-Bruehl)在1990年代的美国发展起来,随后在法国出现,特别是通过儿童精神病学家拉埃莉亚·贝努瓦(Laelia Benoit)和随笔作家马里昂·库埃克(Marion Cuerq)的著作,以及哲学博士生塔尔·皮特布劳-梅尔克斯(Tal Piterbraut-Merx)的研究。儿童主义通过类比女性主义而构建,基于相同的分析关键点:私领域的政治化、角色社会构建,以及从羞辱、虐待、性侵害到杀婴行为的暴力连续体。
因此,在学校和家庭中开展非性别歧视教育这一宏大工程之外,还增加了改变看待儿童方式的工程,旨在将年幼者视为权利和尊严平等的个体,而非“未来的成年人”。克莱尔·布尔迪耶强调:“成年人必须认真对待他们的发言,同时继续确保其基本需求得到尊重,并提供满足这些需求所需的参照标准。”
在这种视角下,她警告说:“综合法案的提案是一个步骤,虽然重要,但其目标的实现将需要进一步的斗争。”安妮-克洛德·安布鲁瓦-伦杜(Anne-Claude Ambroise-Rendu)则指出:“对女性和儿童遭受暴力的认可并非一个线性且连续的过程。由于文化抵制以及强大的制度和社会惯性,这一进程只能在接连不断的丑闻浪潮和坚韧的斗争中才得以推进。”虽然人们担心还需要进行更多斗争,但至少他们现在已经拥有了克服阻力的分析关键。
克莱尔·勒格罗斯(CLAIRE LEGROS)

国民议会将在一个困难的背景下,审议政府提交的 2027 年预算草案。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和法国银行预计经济活动将几乎停滞,而十年期国债利率已达到 4,9 %,高于一年前的 3,6 %,以及五年前的零利率。利率与增长率之间的差距再次变为正值。所有迹象都表明,这一差距在未来几年将继续增加。
让-皮萨尼-费里(Jean Pisani-Ferry)是巴黎政治学院、布鲁格尔研究所(布鲁塞尔)以及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华盛顿)的经济学教授。
目前有三个问题亟待解决:在 2027 年,如何在控制公共财政与维持经济活动之间找到平衡?如何确保选择一个现实的公共财政战略成为选举辩论的核心?以及在那些将被要求共同执政的政党之间,如何就这一战略构建共识?
预算必须在安抚储蓄者的同时,避免将经济推向衰退。经验表明,这并非理所当然。十五年前,在 2011, 欧元区实施的紧缩政策阻碍了刚刚启动的复苏,并将南欧经济体推入了长期的衰退。如今人们一致认为,这些政策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都是灾难性的。当然,它们治愈了病灶,而且南欧目前的增长确实好于我们。但这些国家为此付出的经济代价是天文数字,社会影响则是毁灭性的。对于整个欧洲而言,代价同样巨大。
市场需求的是预算的严肃性,而非紧缩。2027 年的预算必须在维持家庭需求的同时,着手削减低效支出,例如研究税收抵免以及那些仅凭习惯而延续的税收优惠。
在 2027-2032年的公共财政战略中,一个性质相同的困境将会出现。由总理府委任的四位独立经济学家(Xavier Jaravel, Xavier Ragot, Jean-Luc Tavernier 和 Natacha Valla)在 7 月发布的报告显示,如果政策保持不变,公共债务将从 2026 年 6 月底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119 % 增加到 2030年的 130 %。这样的演变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并将迅速导致债权人要求我们支付越来越高的风险溢价。与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相反,今天的法国既不受德国保护,也不受欧洲中央银行(BCE)保护。面对极右翼的崛起和创纪录的低支持率,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并不准备通过消耗政治资本来救援我们。至于欧洲央行,它没有能力干预以阻止债券利率可能出现的飙升。
在该机构拥有的三种工具中,第一种(购买公共证券)在缩减资产组合阶段无法发挥作用;第二种(传导保护工具)原则上附带了一些法国并不满足的条件,特别是没有启动程序
过度赤字;而第三种工具(证券货币操作)至今从未被启用,且要求提交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计划类似的条件。这将是令人屈辱且在政治上具有爆炸性的。让-路易·梅朗雄声称找到了解决方法,建议注销由法国银行持有的唯一债券债务。但除了此类操作违反欧盟条约之外,它也不会产生显著效果:正如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所指出的,这种注销也将使中央银行失去以股息形式向国家上缴的收入。不能通过会计技巧来解决严重的公共财政问题。
政府委任的四位经济学家估算,为了在下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稳定债务 / GDP比率,所需的努力规模为1250 亿(每年占GDP的0,6 %)。这明显高于过去类似时期所做出的调整。爱德华·菲利普、阿塔尔和玛丽娜·勒庞三人均提出了一项严格限制借款可能的“黄金法则”。这是一个糟糕的主意,因为这样的规则将使预算政策失去稳定经济活动的作用。更好的做法是加强公共财政高级委员会,该委员会目前的授权仍然有限,技术手段也不足。许多国家已经设立了独立的预算委员会并赋予其广泛的职责。我们也必须这样做。
然而,最艰巨的问题将是在选举之前,就定义那些未来将共同执政的政党之间共同战略的大纲。如果效仿德国,等到总统选举结果出炉后,在市场的注视下开始漫长的联合协议谈判,将使法国面临过高的风险。
定义潜在联盟的合作伙伴并不困难:除了独走单线的“不屈法国”党,以及尚不清楚最终将与谁结盟的“共和党”之外,其他参与者基本上已为人所知。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等到选举之后才让他们进行沟通,并共同构建治理国家的平台。在第五共和国时期,法国从未出现过由没有相互撤选协议的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如今,国家利益要求法国为此做好准备。
一个由学者、艺术家和协会代表组成的团体提醒人们,极右翼在拉丁美洲正在崛起,并呼吁关注将于10月在巴西举行的选举,巴西是该地区最后一个民主大堡垒。
10月4日和25日,巴西将进行投票[以选出下一任总统]。这次选举不仅将决定国家首脑的人选,还将决定拉丁美洲最大的民主国家是否能继续保持民主。我们,作为这篇评论文章的签署者——包括知识分子、艺术家、公众人物和公民——向国际公众发出警示:巴西将面临的局势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自2018年极右翼候选人雅伊尔·博索纳罗当选以来,这个国家经历了一位公开蔑视其体制的总统,经历了一场以数十万生命为代价、管理不善的[新冠肺炎]疫情,随后在2022年选举失败后又经历了一次政变企图。雅伊尔·博索纳罗因这次企图破坏体制的行为被判处19年以上监禁。
在2019年至2022年期间,雅伊尔·博索纳罗政府对黑人、原住民、女性以及LGBTQI+群体发起了系统性攻击。在其任职之初,原住民土地的划定就被冻结,亚马逊雨林经历了创纪录的森林砍伐,针对LGBTQI+人士的攻击不断增加。针对女性的暴力(包括女性杀害案)以及针对环境捍卫者的暴力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使巴西成为全球对这些人群最致命的国家之一。
由于被判处不具备参选资格而被排除在总统竞选之外,且正在服刑,雅伊尔·博索纳罗指定其长子、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自由党,极右翼]为其政治计划的继承人。他的参选并非众多候选人中的一个,而是一个已有记录且毫无疑义的人权劣迹及攻击民主计划的自觉延续。
除了制度上的威胁,弗拉维奥·博索纳罗所主导的经济计划预示着同样令人担忧的社会倒退。这一超自由主义项目基于预算紧缩、削减国家角色、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及降低税收,威胁将进一步削弱底层和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通过减少公共投资能力和再分配政策,它可能加剧已经相当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并导致贫困增加,首当其冲的是人口中最脆弱的群体。该项目与巴西自身启动的动态背道而驰——巴西在 2024 年担任 G20 主席国期间,曾提出对超级富豪征收最低税的构想,而如今超富人群相对于其收入而言,缴纳的税款比例低于其他人口。
在众多外国外交官面前,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在投票开始前就对巴西选举系统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随后又声称自己从未质疑过其完整性。巴西的评论员们本身也指出,这种允许候选人在结果不利时提出异议的套路,与世界其他地方威权运动所采取的策略完全一致。
这并非孤立的失控行为,而是一场无论胜败都旨在制造选举争议的有计划准备。通过提前播种对投票合法性的怀疑,这一策略在心理上为质疑不利结果做好了铺垫。因此,在巴西人投票之前,它就已经削弱了对保障其选择的机—
我们知道
失去民主
意味着什么,
以及随后
必须重建它
需要付出
怎样的代价
—构的信任。这次选举与以往所有选举的不同之处在于,来自华盛顿的压力之大。唐纳德·特朗普政府对巴西征收了最高可达 25 % 的关税,并明确将其表述为对雅伊尔·博索纳罗审判的回应。美国国务卿马可·鲁比奥撤销了多名巴西官员的签证,其中包括该国大使玛丽亚·路易莎·里贝罗·维奥蒂。
与此同时,这位巴西极右翼候选人前往华盛顿会见了 [28 日 5月] 唐纳德·特朗普、马可·鲁比奥以及美国副总统 J. D. 万斯。他本人还呼吁对选举进行国际监督。一个外国大国正公开试图影响一个主权国家的选举结果,且得到了其中一名候选人的积极协作。这一先例如果不能被有力地谴责,将不会仅限于巴西。
这次选举处于一个更广泛的地区动态之中。极右翼势力已在大陆多个国家赢得选举:在阿根廷、智利、秘鲁、哥伦比亚,以及在美国。这些胜利滋养了一种共同的意识形态动态,由华盛顿的榜样和支持推动并使其合法化,从而在整个大陆建立起一种反动霸权,并在各地削弱人权、社会正义和民主。如果巴西也随之(再次)倾覆,那么在特朗普的庇护下,这种地区动态将被大大加强。
我们知道失去民主意味着什么,以及随后必须重建它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巴西在 1985 年之前经历过军事独裁;当年与之抗争的一代人仍然在世,而他们的子孙后代不想重演这段历史。但面对如此规模的国际压力,一个国家无法独自捍卫其制度。
我们呼吁媒体、政治负责人、欧盟机构以及法国公民社会以应有的警觉关注此次选举;拒绝任何来自任何方面的外国势力干预巴西的选举进程;并毫无保留地支持巴西的机构、公民社会和社交运动在争取民主与人权的斗争中所做的努力。10月4日,投票的不仅是巴西。民主未来的重要部分将在此时决定。
签署人包括: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希科·布阿尔克(Chico Buarque),艺术家;埃里卡·坎佩洛(Erika Campelo),“其他巴西”(Autres Brésils)协会秘书长;加布里埃尔·费尔特兰(Gabriel Feltran),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欧洲研究与比较政治中心研究主任;阿里安·姆努什金(Ariane Mnouchkine),导演;赖·索萨·维埃拉·德·奥利维拉(Rai Souza Vieira de Oliveira),巴西国家足球运动员及“字母之门”(Gol de Letra)协会主席;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经济学家;尼娜·桑托斯(Nina Santos),国家数字民主科学技术研究所教师兼研究员;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纽约)教授;尤莉·山本(Youlie Yamamoto),法国Attac发言人。
尽管 Wegovy 和 Mounjaro 治疗药物现在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可由医疗保险(Assurance-maladie)报销,但这位人类学家对这一治疗进展不足以消除某些人群所遭受的污名化表示遗憾。
自 6 月 15 日起,Wegovy 和 Mounjaro 这两种作用于食欲和饱腹感激素机制的药物,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可在肥胖治疗框架内由医疗保险报销。这一变化不仅是医疗和经济上的,也是社会和象征意义上的。报销一项治疗,意味着在制度上界定了该治疗所针对的对象。
因此,减轻体重更明确地进入了对一种被认可为疾病的病症进行护理的范畴。这一演变可能有助于对抗肥胖歧视(grossophobie)。将肥胖认定为一种疾病,应当能打破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肥胖者对其体重负责,因为他们吃得太多、运动不足或缺乏意志力。
然而,人类学引导人们考虑这场治疗革命可能产生的另一种影响。当一种身体差异被同时定义为病理性的且在医学上可改变时,其社会地位会变成怎样?这些药物不久前闯入了我的研究护理路径中。民族志研究使人们能够观察到那些关于药物疗效的讨论所忽略的内容:我的研究工作表明,一项治疗创新也会改变一个社会评判身体的类别。
肥胖手术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参与这些路径的人们讲述了节食、体育活动、就诊、体重减轻随后又反弹的经历。“我尝试过了,”他们说。这句话证明了在求助于手术之前,他们已经对自己进行了努力,而手术仍经常被描述为一种“简单的捷径”。因此,并非所有的体重减轻都被视为等同。仅仅变瘦是不够的:还必须证明自己“配得上”变瘦。
这是一种减轻体重的道德经济学,在这种经济学中,努力和自律使身体的转变变得合法。新药物扰乱了这一点:其使用者反过来可能会被怀疑选择了“捷径”。但它们产生了一个更为重要的转移。长期以来,肥胖者一直面临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这么胖?”在这个疑问背后
既然有治疗方法,你可以变瘦;既然你可以变瘦,为什么你不这么做?
人们会找到同样的假设解释:饮食不良、久坐不动、缺乏意志力和自律。
肥胖的医疗化本可以有助于消除这种道德质疑。然而,治疗方法的增加也可能将其转化为:“你为什么还这么胖?”这个副词改变了几乎所有的一切。“还”在看待身体的目光中引入了一种时间性。肥胖可能变成一种被假设为暂时的状态。从存在能够实现大幅减轻体重的技术那一刻起,那些依然肥胖的人可能会被要求解释为什么他们的身体没有发生改变。道德责任因此可能会发生转移。这不再仅仅是认为他们对变胖负责,而且在有治疗方法可用的情况下,还将他们视为对保持肥胖负责。
然而,医学上的可能性并不一定意味着可获得性。并非所有这些治疗方案都适用于所有人,也并非所有人都能获得。但即便某种方案可行且可获得,也不一定必然被渴望。如果一个肥胖者想要保持现状呢?“肥胖接纳”(fat acceptance)运动恰恰质疑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反对歧视的前提必须是渴望改变自己的身体。不被歧视的权利不应以产生减肥愿望为条件。
有效治疗手段的存在,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将“可能”转化为“预期”。既然有治疗方法,你就可以减肥;既然你可以减肥,为什么不这么做?医疗上的可能性逐渐演变成一种社会规范。显然,医学并没有发明“纤瘦”这一规范,这种规范是由文化构建的,且远早于这些药物的出现。然而,医学可以为其提供额外的合法性。
这种指令不再仅仅是:“你应该减肥,因为纤瘦更好。”而可能变成:“你应该减肥,因为你的肥胖是一种疾病,而且存在治疗这种疾病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这些药物的出现并不能预言对肥胖歧视(grossophobie)的消失。相反,它可能会重构这种歧视的形式。使用药物的人可能会被怀疑选择了捷径;不使用药物的人可能会被怀疑没有足够地关注自己的健康。而那些主张保留肥胖权利的人,可能不仅需要为自己的身体辩护,还需要为自己拒绝改变身体的行为辩护。
这种转变更广泛地揭示了我们与身体的关系。身体的可视性让我们误以为我们知道它们在讲述什么。一个肥胖的身体被认为是饮食不当或缺乏体育活动的证据;一个消瘦的身体被认为是注射药物的证据;一个极瘦的身体则是疾病的迹象。然而,身体既不是一份医疗档案,也不是其居住者行为模式的叙述。看到并不意味着知晓。
抗肥胖药物对于那些希望并能够从中受益的人来说,是一项重大的治疗进展。但医学上的进步不足以消除污名化。我们是否能够在不将“肥胖身体的消失”作为成功条件的前提下,去对抗对肥胖的歧视?因为消除对肥胖的歧视与消除肥胖者,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目标。
吉莱娜·加伦加(Ghislaine Gallenga)是人类学家,艾克斯-马赛大学教授,以及社会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她的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特别是身体与健康领域。
人文 / 专栏
作者:菲利普·贝尔纳(PHILIPPE BERNARD)
法治
是我们
对抗
威权
权力的
最后一道防线
由政府控制,反对派被禁止发声或被逮捕。这是一个威权国家,每个人的权利不再得到保障,唯有强权至上。”
在反移民的蛊惑之词背后,隐藏着针对所有少数群体(无论是政治、种族还是性少数群体)的歧视性政策,而对法治的攻击同样威胁着每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保护与预警机制的削弱、向权势者倾斜而导致的平等破裂、缺乏监管的登记与监视、对示威权的侵害、对表达和信息自由的限制、对反对派的镇压等等。只需观察权力集中在行政部门手中将唐纳德·特朗普的美国带向何方,就足以让我们预见到等待我们的将会是什么。
这并非幻想。在 8 月 31 日发表于《费加罗报》的一篇长文中,前宪法委员会秘书长、亲极右翼人士让-埃里克·舍特尔(Jean-Eric Schoettl)呼吁进行一场“宪法革命”,并列举了一系列在他看来需要排除“某些宪法或欧盟障碍”的领域,以实现所谓的“高效主权行动”,换言之,即在没有制衡的情况下采取行动:“人脸识别、无人机的使用、算法视频监控、公务武器和随身摄像机的使用、拘留、骚乱时的集体责任、对未成年人的即时审判……”。反移民措施在他的清单中仅排在后面。
当部分人群倾向于强权时,民主人士必须把握住“法治”这一主题,以揭示其真实含义:它是我们抵御威权政府的最后一道防线,否则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将为此付出代价。
即便在右翼内部,这场辩论也远未结束。从 9 月 14 日发表在《世界报》上的一篇令人惊讶的联名文章中可见一斑,该文由前自由派部长(曾任希拉克政府及随后的巴拉迪尔政府部长)阿兰·马德林(Alain Madelin)共同签署。他援引自由主义原则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允许人民违反法治原则,践踏个人最神圣的权利,首先是对其自身身体、劳动和财产的权利”。他断言:“除非政权陷入专断,否则当下的多数派没有权力为所欲为。(……)文明需要一个强大且受尊重的宪法司法体系。”
威权权力的风险以及向专断的滑坡、所有人日常自由的衰落、法国作为普世人权标杆之声誉的受损:这些才是关于法治争议的真正核心。在通过全民公投“解放”民众话语权的承诺背后,隐藏的是警棍与封口令。
美国民主的
测试性
中期选举
社论 M
在美国,中期选举几乎总是由占据白宫的政党输掉。这一铁律以及唐纳德·特朗普的高度不受欢迎,可能会在一个月后,即 11 月 3 日(周二)举行的选举中,导致共和党在众议院遭遇失败。
由于部分席位更新较为有利,参议院的共和党多数派最初被认为较为稳固,但现在看来也因美国总统的决定而变得脆弱。事实上,他的贸易战以及与以色列共同发起的对伊朗攻击加剧了顽固的通货膨胀,尽管美国经济凭借人工智能领域展现出令人羡慕的活力,但这仍将在选票中产生沉重影响。
这次中期选举是对民主稳固程度的一次测试,因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唐纳德·特朗普会欣然接受失败,而这将是他 2028年离任前的最后一次选举期限。2020年总统大选失败且他从未承认结果的前例,以及 2021 年 1 月 6 日的国会山骚乱——一场由狂热追随者发起的、在美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强行夺权企图——再次提醒了这一点。
此外,白宫在投票日到来之前已采取一切手段,试图扭转投票结果以使其获益,特别是向那些唯唯诺诺的共和党州强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选区划分,且缺乏人口普查结果作为依据。这种操纵进一步扭曲了本已被金钱渗透的民主博弈,而金钱带来的利益则不成比例地向总统阵营倾斜。为了限制被认为已确定投给民主党反对派的选票,白宫也尝试了各种手段,尽管有时徒劳无功。
理论上,这次中期选举应给美国选民一个机会,让他们对一个权力空前加强的总统职位的威权主义倾向发表看法,而这种加强得益于最高法院保守派多数派的“善举”。
一个践踏利益冲突概念而令人不安的家族之富集,以及唐纳德·特朗普在联邦首都所追求的建筑项目所体现的令人尴尬的个人化象征,也将构成此次投票的背景。这无疑会增加共和党在随中期选举而来的各项地方选举中的难度。然而,共和党对于捍卫法律和制度——它曾自诩为这些制度的最佳保证人——却完全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面对这个被削弱的总统阵营,民主党也展现出其他弱点,这体现在同样持续的低支持率上。由于未能对乔·拜登(2021-2025)的任期做出总结,民主党依然缺乏清晰的路线,在经常于其大本营占据主导地位的左翼与在竞争激烈州关注平衡的阵营之间徘徊;而此次选举的关键,几乎一如既往地,将取决于那些在过去几个月里逐渐疏远现任政府的独立选民的投票。
选举机制的削弱、制度的精疲力竭,以及集中了绝大多数选票的两个政党的脆弱化:目前没有任何因素有利于公民意识和民主的复苏。然而,美国确实非常需要这一点。
《世界报》合作伙伴:历史之约

由编辑部记者
策划并主持的
对话活动
18:00 - 20:00 / 谷仓大厅 (HALLE AUX GRAINS) - 半圆形剧场
未来的商人将如何?
圆桌会议,主持人:埃里克·阿尔伯特 (Eric ALBERT)
嘉宾:帕特里克·阿尔图斯 (Patrick ARTUS),Ossiam经济顾问兼经济学家协会成员;克莱芒·博纳 (Clément BEAUNE),前部长、战略与规划高级专员;以及玛加利·雷格扎-齐特 (Magali REGHEZZA-ZITT),地理学家,前气候高级委员会成员。
16:30 - 18:00 / 省议会 (CONSEIL DÉPARTEMENTAL)
KLEBER-LOUSTAU 厅
关于 39-45 年的电影能否脱离政治?
圆桌会议,主持人:瓦伦丁·福尔 (Valentine FAURE)
嘉宾:埃马纽埃尔·马雷 (Emmanuel MARRE),导演;亨利·鲁索 (Henry ROUSSO),历史学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CNRS) 荣誉研究主任;克莱尔·扎尔克 (Claire ZALC),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 (EHESS) 研究主任。
Le Monde
14:00 - 15:30 / 雅乌雷校区大学 (UNIVERSITÉ SITE JAURÈS) - 1号阶梯教室
战争为何发生?如何发生?
圆桌会议,主持人:盖兹·米纳西安 (Gaïdz MINASSIAN)
嘉宾:德尔菲娜·阿莱斯 (Delphine ALLÈS),政治学家兼教授,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INALCO) 副院长;贝尔特兰·巴迪 (Bertrand BADIE),政治学家,巴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荣誉教授;阿里安·舍曼 (Ariane CHEMIN),《世界报》资深记者;米歇尔·富舍 (Michel FOUCHER),地理学家,前法国大使。
14:00 - 15:30 / 布卢瓦皇家城堡 (CHÂTEAU ROYAL DE BLOIS)
加斯顿·奥尔良厅 (SALLE GASTON D'ORLÉANS)
海上贸易:
战略议题的回归
圆桌会议,主持人:帕斯卡·里谢 (Pascal RICHÉ)
嘉宾:艾米莉·奥布里 (Emilie AUBRY),Arte 频道《地图背后》(Le Dessous des cartes) 节目主编;阿诺·奥兰 (Arnaud ORAIN),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 (EHESS) 研究主任;查尔斯·塞尔法蒂 (Charles SERFATY),法国银行经济学家,巴黎经济学院教师。
10:00 - 11:00 / 魔术之家 (MAISON DE LA MAGIE) - 表演厅
在掠食者的时代,如何抵抗?
深度访谈,主持人:尼古拉斯·楚昂 (Nicolas TRUONG)
嘉宾:朱利亚诺·达·恩波利 (Giuliano DA EMPOLI),作家,其新作《创始人》(Le Fondateur, Gallimard, 2026) 即将出版。
11:00 - 12:30 / 省政府 (PRÉFECTURE) - 接待厅
书籍,是否也只是一种商品?
集中化时代下对我们叙事的担忧
圆桌会议,主持人:朱莉·克拉里尼 (Julie CLARINI)
嘉宾:安托万·加利玛尔 (Antoine GALLIMARD),加利玛尔出版社 (Gallimard) 及 Madrigall 集团总裁;格森德·金古安 (Gersende GUINGOUAIN),沙特尔 l'Esperluète 书店店长;雷金·哈通多 (Régine HATCHONDO),国家图书中心总裁;让-伊夫·莫利埃 (Jean-Yves MOLLIER),历史学家,凡尔赛-圣康坦-昂伊夫林大学当代史荣誉教授;萨宾·韦斯皮泽 (Sabine WESPIESER),出版商,Sabine Wespieser 出版社创始人。
值此国家图书中心成立 80 周年之际。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RDV-HISTOIRE.COM

建设
法国所需的
电力
明天,在法国,建设
新一代核电
以生产更多
具有竞争力、自主
且无二氧化碳 (CO $_{2}$) 排放的电力\*
(不含生命周期分析\*\*)。
\*来源:政府 2025年《多年能源规划》(PPE3),第 112 页。
economie.gouv.fr / ppe-3-programmation-pluriannuelle-de-lenergie
\*\*直接排放,不含生命周期分析。来源: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GIEC) 2022年第六次评估报告,第 3 工作组 - 气候变化缓解:能源系统,第 659 页。
能源是我们的未来,请节约使用!
街角咖啡馆
养老院里的一杯半咖啡
一些酒吧入驻养老院,旨在让居民建立社交联系。
我们前进
一起拼车吧,西蒙!
在格勒诺布尔,拼车线路实现了行程共享。这是一个环保……且经济的系统。
与……共饮
尼古拉斯·莫里 (Nicolas Maury)
这位演员刚刚在奈飞 (Netflix) 的《百分之十》(Dix pour cent) 电影版中重新饰演埃尔韦 (Hervé) 一角,目前项目繁多。

调查报告
在法国刚刚经历的酷暑之夏后,一些处于易受影响地区的居民正考虑搬迁到气候更温和的地方。这是否预示着一场气候大迁徙?
“旅行是回归本质之行。”
— 藏族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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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S ET VIE
文化旅行
Philippe Romain
接近 37℃。这是法国气象局(Météo-France)记录的 7 月 1 日至 8 月 17 日期间,尼姆(Nîmes)的平均最高气温。这是一个全国纪录。卡尔庞特拉斯(Carpentras)和阿维尼翁(Avignon,位于沃克吕兹省)紧随其后,随后是普罗旺斯艾克斯(Aix-en-Provence,位于布什-杜-罗讷省),气温在 36℃ 左右。瓦朗斯(Valence)接近 35℃,图卢兹(Toulouse)突破了 34,5℃ 的关口,里昂(Lyon)和波尔多(Bordeaux)在 34℃ 左右波动,等等。这份法国最热城市排行榜表明,很大一部分法国人承受了该国历史上测得的最酷热的一个夏天。根据法国公共卫生署(Santé publique France)的数据,这个夏天导致 8124 人死亡,且不仅限于在热浪面前更为脆弱的老年群体。
“这可能是一个转折点,人们切身体会到了气候危机的剧烈程度,而在此之前,许多人仅仅是在理智上将其概念化,”地理学家、里昂第二大学教授、《哪里居住》(Tana Editions 出版,112 页,14,90 欧元)一书的作者纪尧姆·法布雷尔(Guillaume Faburel)观察到。直接后果是:越来越多的人在思考,他们是否应该搬到那些尚未受到影响、或者至少比目前居住地更安全的地方。
“民意调查具有启发性。政治学家、环境迁移专家、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GIEC)第六份报告的共同作者弗朗索瓦·热门(François Gemenne)回顾道:‘在 2025 年,20% 的法国人认为由于气候变暖,他们将在未来十年内不得不搬家。在今年夏天首波热浪之后,民意调查显示这一比例已攀升至三分之一。’”
虽然并非所有这些迁移意愿都会转化为实际行动,但《世界报》收集的数十份证词证明,一些法国人(主要居住在奥克西塔尼大区、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和新阿基坦大区)正准备采取行动,或者已经这么做了。
“我住在加尔丹(Gardanne [布什-杜-罗讷省]),靠近普罗旺斯艾克斯,这里的夏天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51 岁的克里斯托夫·奥迪比格-韦托里(Christophe Odibig-Vettori)讲述道。“今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糟糕,白天是压倒性的酷热,而自 6 月第二波热浪以来,夜晚的温度再也没有降下来过……周末,我清晨去市政游泳池,然后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直到晚上,窗帘紧闭。简而言之,我停止了生活!”作为一名财务主管,他决定接受巴黎地区的一个工作机会离开这里:“这是一个远程办公很多的工作岗位,我将优先选择在诺曼底租房。”
69 岁的伊夫·勒·坎(Yves Le Cann)是拉泰斯特-德-比希(La Teste-de-Buch)的退休人员,他准备离开吉伦特省,前往其家族原籍地——布列塔尼南海岸。“2022 年,我看到火势就在我家 300 米远的地方,而今年,这座城市再次被一场巨大的火灾包围,”他说道,身体仍在颤抖。“我产生了生态焦虑,我经常想到《最后的海岸》(Le Dernier Rivage [内维尔·舒特著,Ed. du Chemin de fer,2022])这本书,书中人类无力地看着世界末日,并试图逃往最后的宜居之地。我们正朝着那个方向前进。”
46岁的按摩理疗师奥德丽·格雷米奥(Audrey Gremiaux)在2025年选择离开朗德省,远赴加来海峡省的巴津根(Bazinghen),那里紧邻欧帕尔海岸的海滩。“我曾住在蒙德马桑(Mont-de-Marsan)的一处没有空调的住所里,夜晚气温高达30℃,根本无法入睡,感觉就像在烤箱里一样,害怕被热死!”她回忆道。当她竟然开始期待朋友邀请她去泳池边消暑时,她意识到是时候离开了。“我现在处于一个春天依然存在的地区,在这里生活和工作不必担心中暑。”
诺曼底、布列塔尼和上法兰西大区经常被法国人视为常见的“避难”空间,在领土吸引力地图重新配置的预期下,这些地区可能会变得热门。
“存在两个我们可以称之为尚未受到持续高温影响的区域:第一个是英吉利海峡和北海沿岸,大致从布雷斯特到敦刻尔克 [北部],”法国气象局(Météo-France)气候学科学副主任让-米歇尔·苏贝鲁(Jean-Michel Soubeyroux)解释道。另一个则是山区,“但主要是在海拔1000米以上,低于这个高度会有强烈的盆地效应,比如在尚贝里和格勒诺布尔”。
因此,比利牛斯山脉、阿尔卑斯山脉、中央高原以及孚日山脉和汝拉山脉的部分地区也可能变得格外受欢迎。“我住在加尔省的孔巴斯(Combas),几年来,我每次迎接夏天都心怀忐忑。从6月到9月,在18点之前我无法考虑任何户外活动,”56岁的医疗社会中心副主任娜塔莉·塔马莱(Nathalie Tamalet)讲述道。她的伴侣来自上阿尔卑斯省,他们刚刚在那里买了一栋房子。“我们的计划很明确:一旦我退休,就永久搬到那里去。”
60岁的波利娜·库赞(Pauline Cusin)是奥德省纳博讷(Narbonne)的一名葡萄酒商,她对在南方生活的“梦想”过早终结感到遗憾。她也决定与伴侣一起回到阿尔卑斯山的中海拔山区。“我们于2018年搬到奥德省的一个小型海滨度假胜地,为了能一年中有十个月在露天平台用餐,享受海滩,生活在阳光下,”她透露道。“最初几年,我们并没有抱怨那些已经开始在夏天时有时出现的酷暑波。随后是火灾。接着是数月无雨,之后又看到房屋被洪水淹没。我们观察到树木以及所有植物的痛苦日益加剧,直到产生了逃离的冲动……”
在出版关于该主题的著作之前,纪尧姆·法布雷尔(Guillaume Faburel)与“后城市生态社会运动”组织内的其他专家共同参与了一项名为《2050年法国哪里适合居住以应对已启动的生态危机?》的研究,该研究精确地识别并绘制了七个“最具有韧性”的领土地图—。
Antoine Caron,
一名于 2020 年
从塞特(埃罗省)搬迁至南特的退休人员
面对全球变暖——根据法国气象局(Météo-France)的预测,到 21 世纪中叶,气温峰值可能会达到 50℃——及其连锁反应。
为了确定这个“七强俱乐部”,研究人员交叉分析了分为三大类的 30 项指标:环境类(温度、森林、光污染、农药暴露、用水情况……)、经济类(可用职业、土地相关活动、手工业地位……)以及居住条件类(地价、空置房、第二居所的占比、社会与地域不平等……)。
入选地区至少在四分之三的标准上给出了正面响应。因此,在布列塔尼、诺曼底和普瓦图分别选出了三个“丘陵地带”。吉约姆·法布雷尔(Guillaume Faburel)详细说明道:“在布列塔尼方面,是克雷兹-布雷日(Kreiz Breizh),该地区的历史中心,位于阿雷山(monts d'Arrée)和布罗塞利昂森林(forêt de Brocéliande)之间。”在诺曼底,“诺曼底瑞士”尤其受到关注,同样如此的还有跨越奥恩省以及卢瓦尔河地区两个省(马耶讷省和萨尔特省)的“曼斯阿尔卑斯”。在普瓦图,则是“延伸至德塞夫勒省部分地区的旺代林荫道”。
选定的另外四个空间位于高海拔地区:中央高原(Massif central)的台地,从利穆赞山脉到考斯(Causses)台地;比利牛斯中海拔山区,从阿斯佩谷(vallée d'Aspe)到上科比耶尔(Hautes Corbières);前阿尔卑斯山脉和阿尔卑斯山脉,从韦尔科尔(Vercors)北部到罗亚谷(vallée de la Roya);以及从莫尔万山(Morvan)到默兹海岸的山区。
“但这七个区域并非完美,它们都潜藏着脆弱因素,比如莫尔万地区的用水问题,该地区今年夏天深受干旱影响,”吉约姆·法布雷尔警告道。这位地理学家还透露,其他一些地方的得分也接近,例如孚日山脉——“但该山脉在用途上正趋于大都市化,充斥着第二居所、度假屋和短期旅游”;汝拉山脉——“受瑞士边境影响,房地产价格过高而受到不利影响”;以及阿登地区,与莫尔万相比,“其森林多样性较低”。

2026 年夏天,雷恩的酷暑。
LOUISE QUIGNON / DIVERGENCE
热拉尔丁·莫利纳(Géraldine Molina)是目前常驻南特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研究员,拥有地理学、城市规划与布局博士学位。她的研究致力于气候与人口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居民的天气生活体验、气候变化对健康的影响以及居住模式进行实地调查。
面对极端高温,搬迁到受影响较小的地区是否能成为解决方案?
在我看来,这会推迟对根本问题的认识。个人将居住地迁移至被认定为“更凉爽”目的地的策略可能会转移问题并加剧气候不公正,产生多种负面影响,尤其是如果这些迁移并非出于采取更环保生活方式的意愿,且未纳入区域发展规划之中。如果过多的人搬迁到夏季更宜居的地区——比如中小城市、近郊地区、山区以及法国西北部和北部地区——他们将导致
此外,森林是这七个区域共同的核心特征,具有较高的造林率、多样化的树种且极少有砍伐殆尽的情况。在选定区域内,人口密度较低,且围绕村庄、集镇和小城市形成了均衡的地域网络,这些城镇的人口几乎全部在 20 000 人以下。在被排除的地区中,值得注意的是上法兰西大区(Hauts-de-France)的缺失,“因为存在洪水风险,且那里过于密集且混凝土化”,此外还包括布列塔尼和诺曼底沿海地区,“这些地区面临被淹没的风险,且房地产压力巨大,价格对大多数法国人来说过高”。
土地人工化,增加道路交通量并导致基础设施建设。所有这些都将增加温室气体的产生,并对生态系统产生不利影响。此外,这类迁移通常会导致房地产价格上涨,从而产生当地人口面临住房困难,并被边缘化或被迫迁往其他地区的风险。
在您的调查中,是否已经观察到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国内迁移?
是的,随着我们经历的这个夏天,这种现象可能会加剧,但这并非完全新鲜。2019年在里昂,当时该市在夏季开始变得难以居住,已有相当数量的居民向我们表示希望进一步向北“迁移”。布列塔尼地区在今年也未能幸免于热浪,但在当时被视为一个新的“黄金地带”。如今,开始搬迁到我们提到的那些“更凉爽”区域的人,主要是对高温更脆弱的退休人员,以及居住在南部或里昂且拥有雄厚财力的家庭。
纪尧姆·法布雷尔(Guillaume Faburel)认为,这七个选定区域能够在不增加生态足迹的情况下,在 2050 年前接纳 400万至 500万新居民,“当然,前提是不能开着 SUV 来,要求到处都有 5G、有加热泳池和超大住房”。为了使定居可行,新迁入者必须愿意改变生活方式。
可以肯定的是,潜在的大规模迁移将需要时间。“不应期待从南部地区和特大城市出现大规模且快速的逃离。这将跨越几代人”,弗朗索瓦·热门(François Gemenne)认为,尽管如此,地理格局的重组是不可避免的:“自史前时代起,环境条件一直是决定全球人口分布的主要因素。”
这种可能的地域重新平衡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以大都市和大型城市的损失为代价。在这些城市中,由于混凝土和沥青数量过多而导致的“热岛效应”使得白天气温攀升,且尤其导致夜间气温无法像周边郊区和农村地区那样同比例下降,从而促成了那些令身体无法恢复的“热带之夜”。
但对于一些法国人来说,例如 68 岁的退休人员安托万·卡隆(Antoine Caron),他已于 2020 年从塞特(埃罗省)搬到了南特——这座城市在今年夏天深受热浪影响,有 5 天气温超过 40℃——他认为:“逃离是一个幻象,因为所有迹象都表明气候变化正在各地迅速发生,我们已经失去了控制。”
“如果没有大规模的适应措施和建筑空调化(而我们离此还很遥远),在远程办公普及的推动下,将会出现从大城市向远郊或近郊乡村迁移的趋势,”弗朗索瓦·格门(François Gemenne)预测道。他提醒说,巴黎今年夏天有 20 天气温超过 35℃,由于“人口密度极高、城市矿物化严重,且住房不适应高温”的综合影响,它是欧洲因热浪导致死亡人数最多的城市。
另一些人已经在考虑法国以外的选择,比如 57 岁的文学教授安妮·达瓦尔(Anne Daval),她计划尽快定居……在苏格兰:“我住在图卢兹,那里太热了,加上我的高血压,我经常快要晕倒,”她透露道,“在法国,我已经看不到退休生活的其他选择了。8 月份我在设得兰群岛度过了一段时间,我想住在那里。在那里我能呼吸,能睡眠,恢复了身体机能。” 在该群岛,今年夏天的气温从未超过 17℃。
无论其社会经济水平如何,包括最富裕的人在内,都将承受日益增加的负面影响。例如在热浪期间,电网压力更大,可能会出现停电。而没有电,就没有空调……就像今年夏天的突尼斯那样。认为技术能解决这个问题是幻想。因此,如果我们的当选代表能够改变方向,采取能够应对新气候现实的积极政策,我们每个人都将从中受益。
这种预想中的大规模人口流失反而可能变成
一个机会,并让大城市重新获得某种环境质量。“为此,必须对其进行大规模的植被化和重新造林,也就是说,要将其 40% 到 50% 的面积去城市化并去除沥青”,吉约姆·法布雷尔(Guillaume Faburel)认为。考虑到这些城市目前的政治和经济角色,这在今天看来是一个乌托邦。 “这看起来完全像反乌托邦,但按照目前事态发展的速度,在 10、20、30 年内就可能发生。”
实施节制政策、生态修复和社会公正方案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我们不想在夏天被烤得越来越厉害,如果我们希望保护空气和水的质量,就必须启动重大变革。更具体地说,缓解政策应针对更富裕的人群,例如减少国际流动性和过度消费。适应政策则应集中在更贫困的人群身上,通过增加城市中的避暑空间——如图书馆、博物馆、购物中心、遮荫公园等——就像巴塞罗那所做的那样。
然而,让-米歇尔·苏贝鲁(Jean-Michel Soubeyroux)强调,国内迁移最初可能与每个人的物质条件有关。“如果你住在蔚蓝海岸,有空调和游泳池,你承受高温的能力可能比住在布列塔尼城市公寓五楼的人要强得多。”这位气候学家还提出了一个假设,即对于有能力的人来说,这种迁移可能是季节性的,“南部和西南部在秋季和春季依然非常宜人”。
这正是 59 岁的蒂埃里·阿尔诺(Thierry Arnaud)所做的选择,他是沃克吕兹省的一名销售总监。“我和妻子都快六十岁了,住在阿维尼翁附近,”他解释道,“我们在萨伏依省海拔 1500 米的地方买了一套公寓。我们最初的动力是夏天去那里徒步两周,但五年来,我们七月和八月整月都待在那里,因为那里的平均气温比这里低 10℃。”
那么,我们在面对全球变暖时难道不是平等的吗?
当然不是。今年在南特,由于生理耐热阈值被多次突破,我们对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群样本进行了调查。拥有孩子的富裕夫妇通常拥有空调设备更好且隔热性能更佳的住房,以及同样空调性能良好的现代汽车,有时还在乡村或沿海拥有第二居所,可以从中远程办公。因此,这些居民可以利用更广泛的适应手段。如果他们决定搬到更凉爽的地区,他们也负担得起。相反,贫困人群较低的社会经济资源限制了他们的流动前景。在极端高温期间,这些人更容易被困在城市中。这是双重打击:他们的住房变成了烤炉,而进入避暑空间的机会则十分有限。在南特,我们采访的一些居民将这种情况与新冠疫情相关的卫生危机进行了类比,称自己因为气候而处于“禁闭”状态,“像蟑螂一样生活在黑暗中”,处于一种难以忍受的社会孤立状态。
是的,确实如此。重要的是要理解,无论
是的。目前,现有的避暑空间无论是在近处还是较远的目的地,都倾向于处于饱和状态。例如在南特,居民习惯于前往海岸线,特别是距离 50 公里的波尔尼克(Pornic)游泳并寻找清凉。在春季和夏季的酷暑期间,这个海滨度假胜地完全处于超负荷状态。如果我们把目光聚焦在南特市本身,由于人满为患,市立游泳池不得不设立最高接待人数限制。现在的关键在于优先考虑凉爽空间或空调空间的共享,以避免过度安装个人空调,因为后者会加剧气温升高和不公正现象。此外,生活在空调掩体中真的一个理想的愿景吗?这是我们想要未来的生活吗——在夏天白天不再出门,不再享受曾经的“美好季节”?
采访记录:Ph. Ro.
乡村法国
弗雷德里克·波特 (Frédéric Potet)
数十家地方机构组成集体,共同谴责一起诈骗事件:他们支付了高昂的费用订制服装……但从未收到货。
鸭子 Safyduck、恐龙 Bobo、马里努阿犬 Pogo 和小鸟 Roity 都怎么了?在吉祥物之国,一股愤怒之风正在吹起。吉祥物是指人们为了支持足球队或在村庄集市游行时所穿的全身套装。大约 40 家机构——包括协会、学校、中小企业等——在 Facebook 上组成了一个集体,旨在谴责一家专门从事聚合物泡沫和合成皮草定制服装公司的交付违约问题。所有人都大喊遭遇了诈骗,总损失金额达 80,000 欧元。就个体而言,大多数机构没有财力提起法律诉讼,况且从绝对金额来看,每套吉祥物 1000 到 2000 欧元之间,数额相对较小,但相对于其资金状况而言却非常重要。
其中包括一家位于博蒙-叙尔-瓦兹(瓦兹河谷省)的中学、一家位于萨雷格米讷(摩泽尔省)的游乐园、一家位于图尔宽(北省)的医疗教育机构、一家位于布瓦-德-艾(默尔特-摩泽尔省)的小高尔夫球场、一辆位于维尔努韦勒(上加龙省)的披萨车以及众多体育俱乐部:包括位于舍夫里耶尔(瓦兹省)和萨朗什(上萨伏依省)的手球俱乐部;位于布洛涅-叙尔-梅尔(加来海峡省)和圣安德烈-德索(卢瓦尔-大西洋省)的足球俱乐部;位于纳博讷(奥德省)的篮球俱乐部;以及位于蒙特利马尔(德龙省)的橄榄球俱乐部……此外还包括几个节日委员会。

ALE GIORGINI
“由于没有财力聘请律师,这些小型协会往往别无选择,只能放弃维权。”
威廉·梅西 (William Messi),
法国志愿者与协会生活联邦
发言人
拉米拉里埃(塔恩省)的委员会曾订制了一套戴着飞行员眼镜和高卢头盔的野猪吉祥物(价格 1180 欧元),准备用于村际运动会:“我们还计划在学校庆典和 Telethon 慈善活动中使用它。当我们全年奔波地为协会筹集三五块钱时,损失这么一大笔钱真是令人绝望,”其中一名负责人弗兰克·弗洛塔德 (Franck Flottard) 透露。
在圣热尼-普伊(安省),一套带有内置冷却背心的巨型松鸡(成本 1674 欧元)本应在“鸟类节”时从一个巨型蛋糕中出现:“我们抽奖活动的收益化为乌有了。这种毫无底线的冷酷行径是对‘共融生活’的攻击,”当地骨干成员西尔维·迪代尔 (Sylvie Didelle) 认为。
在宣布停止所有沟通之前,涉事公司——Orma-Toys(后更名为 OrmaPro,随后将其业务转移到一家名为 2H-Web 的子公司)——向原告们提供了相同的解释:交付故障、承运商丢失包裹、与位于波兰的合作伙伴工作室在运输过程中出现事故……其老板洛朗·昂贝尔 (Laurent Humbert) 最终现身,此前一些怀疑他定居在泰国的受骗客户联系了他的兄弟(瓦兹河谷省某市镇的市长)以打听他的消息。在接受《世界报》和几家地区媒体采访时,昂贝尔先生表示,他已就网络骚扰、诽谤和冒用身份提起诉讼,并顺便指出,他自称成为受害者的社交网络抹黑活动导致其营业额损失 100,000 欧元,并导致其公司 OrmaPro 在 9 月清算。据他称,所谓的“40 到 50 起争议”在十年的经营活动中,其“事故率仅为 0.5%”。
他的威胁,以及针对个案采取的“因严重过错而取消订单”措施,并未让法国志愿者与协会生活联邦(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u bénévolat et de la vie associative)感到畏惧。这是一个支持并推广协会的独立机构。该机构已决定支持原告集体:其发言人威廉·梅西(William Messi)认为,“这些重复发生的争议只会助长‘气馁经济’和参与危机。这些小型协会地理位置分散,且没有能力聘请律师,往往除了放弃辩护外别无选择。”
在民事方面,其中少数几家协会已获得法院指令,要求退还已投入的款项。接下来的步骤,在希望获得已联系的多个部门(体育部、内政部、司法部)支持的情况下,将向巴黎检察院提起诉讼,以便在刑事层面统一处理这些案件。
在照顾孩子方面,无可挑剔。但在疫苗或秘密社团的作用方面,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因此,在解雇、试图说服或听之任之之间,父母们犹豫不决,马里昂·科凯(Marion Cocquet)对此进行了报道。
在迪士尼的世界里,这没什么危害。顶多让人觉得有点紧张,但没有危害。让(Jeanne)和巴斯蒂安(Bastien)(化名)在某个晚上大吃一惊,因为照顾他们两个儿子的保姆克里斯蒂娜(Christine)给他们发了一个YouTube链接,并附上评论:“值得了解,注意孩子。”这段视频是一个相当粗糙的剪辑,旨在证明动画片中充斥着儿童色情代码和“光明会”的引用。几周前,她还向他们辩称,任何公民都有权拒绝纳税(因为同样“值得了解”的是,税款并非进入国库,而是进入了秘密社团的口袋)。
这些片段给这对夫妇留下了不快的感觉:随后他们进行了一次沟通,要求克里斯蒂娜将她的分析留在心中。然而不久之后,她误发给他们一段新视频:这一次,是关于深入探讨犹太阴谋的。让说:“我当时气疯了。我觉得在那之后,不可能再把孩子交给她。”然而,在父母看来,克里斯蒂娜具备“稀有人才”的所有特质:她是孩子们非常喜爱的“玛丽·波平斯”,一个亲切幽默的女性,能够心甘情愿地适应雇主极其多变的日程安排。在被召集参加解雇前谈话时,当事人连连道歉:让和巴斯蒂安最终心软了,决定留用她。从那以后,双方都尽可能地避开敏感话题。
这个故事或许并不寻常。但根据比利时历史学家、该领域专家玛丽·佩尔蒂埃(Marie Peltier)的说法,“阴谋论思维”本身已变得极其普遍, 让他们认为她能给孩子们带来另一种文化的接触——但仅限于父母认为有益的部分。让她变成莱拉·斯利马尼(Leïla Slimani)在《温柔之歌》(Chanson douce, Gallimard, 2016)中所描述的那种“亲密但永远不熟悉的陪伴”。
因此,无需面对阴谋论,人们也会在面对这种困境和“道德上的脏活”时感到不安。这个词出自社会学家卡罗琳·伊博斯(Caroline Ibos),她在2012年出版了《谁来照顾我们的孩子?》(Qui gardera nos enfants ?, Flammarion):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随笔,基于对一组科特迪瓦保姆及其巴黎雇主的观察。她在书中特别指出,在这种关系中存在着深不可测的“关于对方认知的不对称”。保姆深陷于家庭生活的日常琐碎之中,能洞察其中的每一个细节;而相反,雇主对保姆几乎一无所知。
“对于我的孩子们来说,莉迪(Lydie)是他们小学时期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52岁的巴黎人安妮(Anne)讲述道,“她对待孩子们温柔得令人难以置信。直到有一天,她失踪了。学校在傍晚给我打电话,说她没有出现来接孩子。三天后我才得知她去世了:据她的大女儿说,她在某种神秘主义危机中跳楼自杀了。这个故事让我陷入巨大的悲痛,同时也让我感到胆寒。这么长时间以来,我把孩子托付给了谁?”这是一个悲剧性的,且显然是极端的案例。但卡罗琳·伊博斯(Caroline Ibos)强调,这表明了“拥有信任”与“给予信任”之间的差异在此处可以变得多么尖锐:“‘拥有信任’是一种状态,一种安全感。而‘给予信任’则像是一场赌博,是一项在做出决定那一刻几乎没有任何依据的决定——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将其描述为关于他人的‘已知’与‘未知’之间的一个中间点。这种赌博不可避免,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切都会顺利进行。但它同时也让我们理解家庭的纠结及其对控制权的渴望。家是一个接触地带,巨大的亲近感与极端的社会距离在此共存。”
她是《叙事之战》(La Bataille des récits,Stock出版社,176页,18.50欧元)的作者。她解释说:“尤其是自新冠疫情以来,这是一个每个家庭都可能面临的私密问题。”
因为阴谋论在所有
如何摆脱这种局面可能引发的困境?这位社会学家认为应通过法律手段:反犹主义或种族主义言论是犯罪。而阴谋论言论则不是,无论它多么令人反感——而且无论我们是否愿意,孩子们都将接触到大量不-
因为阴谋论在所有社会阶层和所有世代中蔓延。一名律师可能会变成反疫苗者。一名哲学教授可能会沉溺于“平等与和解”(Egalité et réconciliation)——这是极右翼争议人物阿兰·索拉尔(Alain Soral)的网站。玛丽·佩尔蒂埃(Marie Peltier)认为:“如果把这些人斥为傻瓜或无知者,那就错了。阴谋论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全球视野、一套基本准则和一个解释性叙事——当然,这极具争议,但它确实带来了一种智力上和政治上的慰藉。事实核查和诉诸理性是死路一条:面对这种论调,必须用其他的全球叙事和其他价值观来对抗。”即便在亲近的圈子里,也得划定红线并禁谈某些话题——因为某个朋友或同事可能会发表令人震惊的言论,但除此之外,他依然是一个优秀的伙伴或一个体面的人。
在克里斯蒂娜(Christine)身上,将“玛丽·波平斯”与“反犹阴谋论者”区分开来:这就是珍妮(Jeanne)和巴斯蒂安(Bastien)所做的权衡。然而,这是一项杂技般的挑战。而且
由于保姆与雇主之间建立的奇特关系,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尤其是当工作是在后者的家中进行时。“就像所有形式的家政服务一样,这里处于法律的边缘:家不像其他工作空间那样,例如,是可以被监管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研究员、《服务富人》(Servir les riches)及《家政服务》(Les Domesticités)(La Découverte出版社,2022年和2023年)的作者,社会学家阿里泽·德尔皮埃尔(Alizée Delpierre)解释道。她认为,单凭一个人来完成这项任务本身就是矛盾的:人们期望保姆能延续父母的教育工作并弥补他们的缺席,但又不希望她取代。
他们有时会从孩子口中听到一些碎片化的言论,这些言论受到了保姆各种各样离谱论调的影响。在学校、在祖父母家、在足球训练或音乐理论课期间:总之,在所有逃离了父母敏锐目光的社交空间里。对此该怎么办?有时需要细化,必要时进行纠正,试图磨练孩子的批判精神——总之就是修修补补。珍妮和巴斯蒂安有时会听到孩子说一些受克里斯蒂娜那些离谱论调启发的话:他们努力提醒孩子,他们自己的观点和价值观是完全不同的……但并不诋毁对方。
“不能高估阴谋论所谓的危险,”图尔大学研究员、政治学家朱利安·吉里(Julien Giry)补充道,“这种趋势在政治出路方面意味着什么?在法国,几乎没什么:‘阴谋论’的言论仅满足于谴责一个所谓的‘体制’。可以肯定的是,与陷入这种趋势的人保持联系至关重要,以防止他们转向激进化。”与自己的姐妹或童年好友完成这项任务要困难得多,而与孩子的保姆之间则相对简单,因为后者的信念——或许这很幸运——通常笼罩在神秘之中。


9月10日,位于圣欧燕(塞纳-圣但尼省)的Hovia养老院的居民在社区邻居的陪伴下,在La Java bleue咖啡馆一起喝酒或玩乐透。TERENCE BIKOUMOU 为《世界报》拍摄
干杯!
“67号!”人们急忙在卡片上寻找。这个九月的周二晚上,在 La Java bleue 咖啡馆,开学季的乐透活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桌上摆着冷盘肉拼盘,以及一杯杯葡萄酒和果汁

水果或柠檬水。价格十分亲民:糖浆水 1 欧元,苏打水或气泡果饮 2 欧元,一杯葡萄酒 3 欧元。
Catherine Rollot
在巨大的落地窗后面,凭借着深蓝色的小吧台、绿植、玻璃罐和沙发,“蓝色爪哇”(La Java bleue)看起来就像一家精致的社区咖啡馆。然而,它实际上位于圣欧安(塞纳-圣但尼省)Hovia 协会养老院(Ehpad)的一楼。这家非营利性私人机构接收 84 名居民,年龄在 60 至 100 岁之间。自今年春天起,每周二和周四的两个晚上,这家养老院会变身为一家小酒馆,向居民、其家属以及邻居开放。在吧台后,当天的两名调酒师并非专业人士。伊莎贝尔·孔布(Isabelle Combe)在托儿所工作后已退休八年,她每周一次来这里义务经营咖啡馆。她的母亲热内维耶芙(Geneviève)今年 100 岁,在这里住了四年,是院里的最高龄长者。
伊莎贝尔了解每个人的习惯:谁会点一杯薄荷糖浆水,谁更喜欢气泡果饮,谁还乐意喝杯葡萄酒。她也明白“小酒馆”(bistrot)这个词的价值。“在他们的年纪,这能唤起回忆。这带来了欢乐,让他们聚集在一起,看着我们准备东西。”在她身边,Hovia 的员工兼活动组织者马埃瓦·蒙沃森(Maeva Monvoisin)也将日常服装换成了一件印有“Bertha 小酒馆”标志的大蓝色围裙。
“蓝色爪哇”是社会学家安托万·热拉尔(Antoine Gérard)创建的“Bertha 小酒馆”网络中的一家咖啡馆。其原则是:在养老院中心设立带有真实吧台、标明价格的小店,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持有 III 类许可证,从而允许供应葡萄酒或啤酒。这位衰老研究专家逐渐离开了研究工作以致力于该项目,他捍卫一个简单的想法:“让老人重新回到村庄的中心。”他的观察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老年人的孤独问题,不仅是联系的问题,更是场所的问题。”
街角咖啡馆、小型商店、面包店前的长椅——那些人们可以停下脚步、偶遇他人并交换几句话的地方正变得稀少,随之消失的还有自发的邂逅。老年人是最早遭受影响的人群。而住在养老院里的人受影响更深,因为他们通常更加依赖他人。“许多人甚至完全不出门了。”
于是,安托万·热拉尔反向思考这个问题。既然居民无法再去咖啡馆,为什么不让咖啡馆回到他们身边?他解释道:“小酒馆作为绝佳的社交场所,成为了让家属、邻居、孩子和路人进入这个象征着护理和照料之地的借口。”其目的并非让居民饮酒,无酒精饮品占据主导,且消费受到监管。关键在于其他方面,“让喝咖啡的休息时间像一次外出一样”,即使这次“外出”就在距离他们房间几米远的地方。
在圣欧安,95 岁的让-路易·托夫卡尔斯基(Jean-Louis Towkalski)穿着一件印有“魁北克”字样的 T 恤和深蓝色短裤,已经坐在了一杯薄荷气泡果饮前。他曾任职于巴黎消防旅,在那里服务了 30 多年,并于 1986 年以少校军衔结束职业生涯,他搬到 Hovia 居住一年了。当“蓝色爪哇”开业时,他会下楼点单。果汁、柠檬水或气泡果饮,他并不在意。“这能让人走出房间,”他简单地说道。
几米之外,安妮·杜托(Annie Dutot)将轮椅停在一张桌子旁。她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穿着一件灰色小开衫,正在等待轮到自己。94 岁的她已经在 Hovia 居住了八年,是最资深的居民之一。她曾在巴黎经营过一家花艺装饰店,结过四次婚,育有两个孩子。“我要一杯起泡白葡萄酒。我曾嫁给一个索米尔(Saumur)人,我很了解这个。”这位九旬老人开玩笑地说道。在她对面,77 岁的伊冯娜·皮雷(Yvonne Piraire)端着一杯薄荷水,观察着她的纸牌。她是今年春天搬来的,“蓝色爪哇”(La Java bleue)咖啡馆还未成为她的习惯,但乐透彩票却吸引她来到了这里。

自 2024, 以来,已有约 20 家 Bertha 咖啡馆在公共或非营利性(协会、互助会或基金会)的养老院(Ehpad)中开业,其中一半以上是在最近几个月开设的。大多数咖啡馆位于村庄、小市镇或近期开发的新区,这些地方的社交生活仍有待构建,例如圣欧安(Saint-Ouen),这里的 Hovia 养老院就位于 2024. 巴黎奥运会前运动员村的咫尺之遥。这是一个正在经历剧烈变革的街区:许多家庭和年轻夫妇已经搬进了原为接待体育代表团而建的住宅中。
“我们的运气在于,这附近没什么能喝一杯的地方,”在 Hovia 养老院任职一年的院长桑德拉·多斯·雷斯(Sandra dos Reis)欣慰地表示。渐渐地,邻居们开始推门而入,“有些居民可能永远不会踏入养老院的门槛,有些路人则没有立刻意识到自己身在何处。”附近 ISAE-Supméca 工程学院的一些学生也会被飞镖游戏和极低廉的消费价格吸引而前来。
那天晚上,36 岁的莱娜(Léna)——一名正转型进入非政府组织(NGO)的前记者——作为邻居停下来喝一杯。这是她第二次来。她刚和伴侣以及 3 岁的儿子马洛(Malo)搬到这个街区。她是通过在街上看到的一张海报发现“蓝色爪哇”的。马洛在养老院提供的乐高篮子里挑选积木。莱娜手里拿着一杯白葡萄酒,对这一举措表示赞赏:“我的祖母曾在养老院生活。我觉得尝试打破隔阂是非常棒的。”目前,她还不怎么认识这里的居民,“但仅仅是共享同一个空间,就已经很有意义了。”
稍后,劳拉(Laura)和安东尼奥(Antonio)拎着购物袋抵达。这对年轻的法布拉混合血统夫妇是在“社区 WhatsApp 群”中听说“蓝色爪哇”的。他们想找个喝一杯的地方,决定第一次来尝试。劳拉从事航空货运工作,同时也是一个在医院为癌症患者提供帮助的志愿者团体成员。她说,在巴西,日常生活和家庭中的代际融合程度更高。“与老年人接触并不让我感到害怕。”
在这些新场所中,改变不仅在于邻居的到来,更在于内部的一些细节。在吉伦特省的蒙塞居尔(Monségur),同样隶属于 Bistrot Bertha 网络的“丹之屋”(Chez Dan)咖啡馆于 6 月底在一家公共养老院开业,它取代了一间旧的电视室。植物墙、木材和粉色霓虹灯:从装饰、音乐到菜单的选择,居民们参与了所有环节。“他们坚持一定要有薯片,”活动策划人阿曼丁·阿拉内(Amandine Arane)有趣地讲述道,该项目是由她和同事玛加利·劳里奥(Magali Lauriou)共同推动的。“他们必须感觉到自己像真正的顾客一样,”她补充道。
每家 Bertha 咖啡馆都保持自主运行。名称、营业时间、菜单:均由各自决定。它们以协会形式创建,在法律和财务上独立于养老院(Ehpad)。居民的亲属构成了第一批客户群体,随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客户范围逐渐扩大。志愿者,有时还有居民,维持着这些咖啡馆的运转。价格保持在较低水平,利润也同样较低。收入用于补货和举办活动(如旧货市场、抽奖活动、音乐会)。
这种对小酒馆的渴望不仅限于 Bertha 网络。在其他地方,一些机构以不同形式构思了自己的方案。在芒什省的弗拉芒维尔(Flamanville),位于 L'Aubade 养老院内的 T'Cheu Nous 小酒馆于一年半前开业,其负责人瓦莱丽·西赫尔卡(Valérie Cihelka)讲述道,由于“在 Leboncoin 网站上淘来了吧台和设备”,该店得以在较低成本下开业。
在约讷省的圣朱利安-杜索(Saint-Julien-du-Sault),“老年伙伴咖啡馆”(Café Les Potes âgé.es)被定位为公共养老院内一个真正的“第三空间”,向街道、学校和电影院开放。该院的 65 名居民都参与其中,“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能力参与,有时仅具有象征意义”,院长雨果·维达尔-罗塞(Hugo Vidal-Rosset)表示。在阿里埃日省的圣利齐耶(Saint-Lizier),院长弗洛伦斯·勒贝谢克(Florence Le Béchec)所称的“小酒馆效应”在 Hector-d'Ossun 养老院也得到了体现,通过“赫克托之家”(Chez Hector)饮品店,“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用处、位置和意义”。
而在巴黎,“爷爷时光”(Papy Hours)计划则相反,旨在通过借鉴“欢乐时光”(happy hours)的原则,吸引老年人回到他们社区的咖啡馆中。该项目由国家退休人员与老年人联盟(UNRPA)发起,于 2025 年 9 月启动,并得到了第 20 区区政府等机构的支持,建议自理的老年人在 15 小时至 17 小时之间聚集,享受低价饮品并参加定期活动(游戏、音乐、问答)。UNRPA 主任露西亚·德·切科(Lucia De Cecco)指出:“第 20 区有三分之一的咖啡馆表示支持这一倡议,但目前只有四家机构自愿尝试这种模式。”她意识到,消除先入之见需要“时间和引导”。有时,想要尽情狂欢,只需要有一个可以去的地方。

在“我们前进”(On avance)系列报道中,《世界报》走访那些为气候和生物多样性采取集体行动的人们。今天,格勒诺布的拼车线路将减少污染、社交互动与节省开支结合在一起。
格勒诺布 - 特派员报道
“几十年来,我一直独自开车走这段路,最后我觉得和成千上万的人一起堵在车阵里简直是愚蠢。”皮埃尔(文中提到的所有用户仅提供名字)对从瓦鲁昂(伊泽尔省)到格勒诺布的路线了如指掌——在转向组织化的拼车之前,他一直担任驾驶员。
在工作日的每一天,有超过 100 000 人沿着同一路线开车进入格勒诺布,其中绝大多数人是独自驾车。
如何帮助人们放下方向盘并接受共享道路?除了火车和巴士线路,格勒诺布地区交通综合协会(SMMAG)在 2020 年设立了拼车线路,这与 Blablacar 并不完全相同。其目的是建立一个简单且有组织的系统,鼓励驾驶员和乘客共享行程。目标是通过减少道路上的车辆数量,来缓解无休止的拥堵、严重的空气污染以及私家车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后者占法国排放量的 15 %。
六年之后,该计划拥有 1200 名拼车者,设有三条拼车线路,并避免了数千次私家车行程。更有甚者,一些驾驶员放弃了自己的车辆,变成了乘客。“这正是我的情况:我从驾驶员变成了乘客,”在格勒诺布入口处一家实验室工作的加埃尔解释道,“我的孩子们长大了,我需要出行的次数减少了,而且我得说,面对现在的燃油价格,摆脱自己的车感觉相当不错!”
该系统基于两大支柱:一个移动应用程序和类似于巴士站的停靠点。一名希望出行(例如在瓦鲁昂和格勒诺布之间)的乘客在应用程序中宣布他将在几分钟内到达。终端立即亮起,乘客可以在终端处等待。“我最喜欢这个系统的一点是它非常灵活,”顾问安帕罗讲述道,“我下班,激活终端,然后一辆车就到了。我不需要提前做太多的计划。”据项目运营商计算,在早晚高峰时段,大约每五分钟就有一辆车经过。对于乘客来说,行程是免费的。在高峰时段,驾驶员每搭载一名乘客可获得 2 欧元报酬,且每次声明可用时可获得 50 欧分——每月最高上限为 70 欧元。
运营这些线路的 Ecov 公司逐渐意识到,最困难的是让新用户进入系统。“为了让人们放心,我们设立了‘出发保证’,如果在等待 15 分钟后仍无车,将提供出租车,尽管实际上这种情况在不到 1 % 的案例中才会发生,”Ecov 网络负责人本杰明·阿尔诺解释道。但这还不够:在首次使用时,电话客服会在几分钟后致电乘客,以确保其没有遇到困难。在测试该系统时,《世界报》也直接体验到了这一点。
拼车推广者意识到,必须开展宣传活动来解释该机制如何运作。“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方法就是走进当地企业的食堂,与人们进行交流,”本杰明·阿尔诺解释道:
开展宣传
“安装终端设备和移动应用程序很重要,但这并非全部,”参与格勒诺布尔周边拼车线路开发的 Ecov 公司本杰明·阿尔诺(Benjamin Arnaud)解释道。预算中的很大一部分被用于在当地企业中开展宣传活动,以介绍这一概念……“并且要反复强调!”
第一次尝试
拼车线路是一种新型的集体交通方式。格勒诺布尔地区交通综合协会(Syndicat mixte des mobilités de l'aire grenobloise)的西尔万·拉瓦尔(Sylvain Laval)详细分析称,如果第一次尝试不令人满意,人们就会放弃,并且很长时间不会再次尝试。Ecov 公司试图通过在高峰时段确保等待超过 15 分钟时有出租车接送来解决这一问题。每位新用户在第一次体验时都会收到呼叫中心的联系。
网络化思维
拼车线路如果能与现有的公共交通(如巴士、有轨电车或火车)相辅相成,其运行效果会更好。已经有这些交通工具在运行?那太好了!拼车是一个补充工具,它有自己的特性,其目的并非取代所有交通方式。本杰明·阿尔诺解释说:“当系统开始运转后,它比巴士线路更规律。”
纳比尔·瓦基姆(Nabil Wakim)
“通常人们在原则上感兴趣,但还没准备好迈出这一步。为了说服他们,必须经常地去沟通!”这种细致的工作有助于在拼车轴线覆盖的企业中建立一个“大使”网络。
从一开始,交通协会就希望将拼车路线作为现有交通的补充。在 Champfeuillet-Voiron 拼车站点,用户可以直接换乘巴士。SMMAG 主席西尔万·拉瓦尔解释说:“目标不是为了摆脱汽车,而是为了更好地思考汽车的使用。”《世界报》采访的几位用户住在远离格勒诺布尔的村庄,他们开车前往位于拼车站点附近的免费停车场,
精心维护
然后与一名司机一起前往大都市区。
该司机每周接送用户数日。受访的 20 多名乘客一致认为:这个系统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人们很友善。在 CEA 工作、骑电动自行车前往接驳停车场的鲍里斯(Boris)讲述道:“我觉得这比乘坐公共交通更有人情味,在公交车上每个人都盯着手机,而在这里我可以了解到该地区发生的事情。”该系统的简便性也得到了认可。在施耐德电气(Schneider Electric)工作的皮埃尔(Pierre)强调:“出发前不需要通知任何人,在应用程序里登记一下就行,非常方便。”
在医院工作的 IT 专家萨宾(Sabine)在开车时解释道:“我这样做不是出于经济原因,而是因为我可以遇到那些否则不会相识的人。”
“我觉得这比乘坐公共交通更有人情味”
用户 鲍里斯
在三条拼车线路上,该机制距离减轻格勒诺布尔入口处的交通流量还很遥远。西尔万·拉瓦尔希望:“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使用量每年都在增长,因此我们知道仍有很多人可能会加入这项服务。”拼车对乘客免费,对司机提供报酬。SMMAG 维护的是一套成本较低的系统——初始投资 250,000 欧元,年运行费用约为 800,000 欧元。
该机构每年在所属的 120 个市镇中总共投资约 6000 万欧元。“在我们看来,与公交线路或有轨电车相比,拼车线路的成本并不高,我们不需要大规模的工程或基础设施,”西尔万·拉瓦尔(Sylvain Laval)解释道。目前,主要课题是让更多乘客参与到汽车共享实践中。“我们将道路变成一种集体交通方式,这需要一些时间是很正常的,但我们准备好进行长期投入,”西尔万·拉瓦尔保证道。
下周:我们是如何降低村庄内洪水和干旱风险的
拼车系统(上图,5月28日拍摄于伊泽尔省的 Champfeuillet-Voiron 车站)围绕一个应用程序和一个终端系统组织。
SOPHIE RODRIGUEZ
为《世界报》拍摄
EN FORCE
Djaïd Yamak
七月的一个周日,在圣诺瓦(瓦兹河谷省)。在一栋斜坡房屋的底层花园里,人们正利用健身器材热身手指和前臂。相邻的房间里传出阵阵呐喊声。两名男子将肘部抵在泡沫块上,在红黑相间的桌子上紧紧握手。其中一人面色涨红,眯起眼睛,沉重地喘着气。他的额头青筋暴起,随后手臂被对手压在桌面上。
我们现在身处一家名为 One Punch 的竞技掰手腕俱乐部。
我们现在身处一家名为 One Punch Arm 的竞技掰手腕俱乐部,由 23 岁的前网球运动员 Chahan Takessian 于 2025 年创建。作为 2025年法国青少年掰手腕亚军,他在互联网上发现了这项运动。“我原以为这只是派对上的挑战,认为它不过是纯粹的力量比拼。但通过观看视频和研究,我意识到这是一项真正的体育竞技,”这名年轻人说道。他穿着一件印有自 2019 年起管理该项运动的协会——法国力量联合会(FFF)标志的 T 恤。

在一次掰手腕比赛中,双手由绑带固定,地点位于圣诺瓦(瓦兹河谷省),9 月 13 日。
BRICE DOSSIN
为《世界报》拍摄
就像这家设在房屋地下室的俱乐部一样,掰手腕在法国是一项相当小众的运动,让人想起电影《巅峰对决》(Menahem Golan 导演,1987 年),片中西尔维斯特·史泰龙饰演一名边缘化的卡车司机,在卡车司机酒吧里将对手的手臂压弯。尽管该项运动在 1977 年随着世界掰手腕联合会的成立而全球化,但在法国,这个小圈子仅有 83 家俱乐部和 1196 名注册会员。“这项运动面临的首要障碍是人们对它的认知,”FFF 副主席兼竞技掰手腕负责人、多次获得法国冠军的 Aymeric Pradines 遗憾地表示,“这在法国是一项全新的活动,刚刚被体育部认定为高水平运动。但很多人仍然将游戏与体育混为一谈。”
这个七月周日遇到的掰手腕运动员们不遗余力地强调这一区别。他们将“竞技掰手腕”与“酒吧掰手腕”(或“街头掰手腕”)相对立,后者是指在非正式或友好环境下即兴进行的掰手腕。每位腕力运动员都曾尝试过后者。比如 Chahan Takessian 的祖父 Marc,他是一名资深的周日训练者。在接触竞技掰手腕之前,这位 85 岁的老人曾在社交场合进行这项活动。“我以前为了进夜总会而挑战那些大块头,”这位退休的光学师说道,他自豪地表示曾在巴黎的老 Pergola 酒吧里击败了被称为“贝蒂讷刽子手”的摔跤手 Jacques Ducrez(1932-2009)。
Jarod(仅使用名字的人员希望保持匿名)是一名 24 岁的工程师,不久前他偶然看到一段在裁判监督下进行掰手腕的视频。“我对掰手腕有很多先入为主的看法。我主要认为这是一种雄性气概的较量。”在尝试之后,他意识到单靠手臂的力量并不足以将一座肌肉山压在桌子上。
“有时你会遇到一些身材纤细的人,但他们能把你击败。这让你变得更成熟,更加谦逊。”
Jarod,掰手腕运动员
“原则不是像蛮牛一样蛮干,其中包含一个初看难以察觉的心理层面。”
Chahan Takessian 正试图通过强调其战术维度,来打破这种“粗鲁之辈的运动”的刻板印象。为了证明一名优秀的掰手腕运动员并非仅仅是肩膀和肱二头肌的堆砌,他回顾了比赛中可运用的各种技术,并将掰手腕——这项兼具力量与格斗属性的运动——比作一场国际象棋。“有很多可能的技巧。首先是‘顶滚’(top roll),利用前旋(手部旋转)来撑开对手的手指。还有‘勾手’(hook),更多地利用肱二头肌形成钩状,从而撑开对方的手臂。”
在比赛中,这位前网球运动员通过观察对手的手臂、前臂和肱二头肌来收集信息。随后,他在交手时调整策略。“这是一项爆发力极强的运动,战斗在‘准备就绪’(ready-to-go)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一旦裁判摆好手势,我们就会尝试试探对方,了解对手在哪里施压。”
与酒吧里的掰手腕不同,在这里,人们采取一切措施以避免受伤并确保腕力选手的安全。“社交场合的掰手腕很容易导致损伤:由于内旋,更容易受伤并导致肩膀撕裂,”Chahan Takessian 警告道,“练习手腕屈曲并在经过认证的专业桌子上训练,能提供更高的安全性。”
尽管如此,这项运动在人们的想象中依然充满偏见。25 岁的 Clément 练习掰手腕一年了,他是一名商船水手,在工作场所就曾感受到这些沉重的刻板印象。当他谈到自己在休假周日练习的这项运动时,他能感受到同事们的一丝轻视。“有些人认为这是粗俗之辈的游戏,”他总结道。
虽然掰手腕带有许多刻板印象,但其中一项被明确证实了:就像这个周日训练的人一样,大多数掰手腕运动员是男性。根据 Aymeric Pradines 的数据,在 1196 名法国注册会员中,女性仅占 10 %。对于这位法国掰手腕联合会(FFF)副主席来说,这种代表性不足在很大程度上与法国社会对力量运动的看法有关。
“在集体意识中,掰手腕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力量运动被视为阳刚的运动。问题首先在于文化。在法国,人们错误地认为女性特质与力量是不相容的。如果一名女性从事所谓的‘男性’运动,人们会说她是‘假小子’,这可能会让人望而却步。而在北欧国家,例如,练习公认的男性运动的女性不会受到评判。”为了增加该项目的女性参与度,他保证正在对女性掰手腕进行“积极的推广工作”,并开发一个学术项目,以便将该学科引入初中和高中的教学。
尽管如此,掰手腕的实践仍可能被视为一种男性气概的测试。为了“使其普及”,Chahan Takessian 在夜店或连锁健身房组织活动。他有时会遇到一些“充满睾酮的肌肉猛男”担心在掰手腕中受辱。“我见过很多手臂粗壮、体格魁梧的家伙不敢靠近比赛桌。他们想:如果我输给一个 70 公斤的家伙,我会成为所有人的笑柄。”
然而,其他人则将其视为通过与其他手臂的接触来增强谦逊之心的机会。“有时,你会遇到一些身材纤细的人,但他们能把你击败。输掉那一刻确实不舒服,但你会因此而成长,变得更加谦逊,”贾罗德(Jarod)解释道,他一边说着,一边轻微地旋转肩膀以缓解训练后的疲劳。“人们习惯于认为在掰手腕中获胜的人就是最强的人。其实他并不是最强的,不,他只是最擅长掰手腕的人,”这位俱乐部经理客观地评价道。
奥丁(Odin)、贾斯珀(Jasper)、古德伊尔(Goodyear)和萨姆(Sam)之间有什么共同点?他们是四个电影角色,全部沉默寡言、浑身长毛、拥有四条腿,并温顺地坐在主人的车副驾驶座上,准备起飞或启程。第一个是伊拉克战争的退伍德国牧羊犬,在 9 月 23 日上映的戴维·艾尔(David Ayer)执导的《野兽之心》(Heart of the Beast)中,它在水上飞机于阿拉斯加坠毁后陪伴布拉德·皮特。第二个出现在里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最近的《狗星》(The Dog Stars)中,帮助雅各布·埃洛迪(Jacob Elordi)对抗僵尸。第三个在米格尔·萨波尼克(Miguel Sapochnik)执导的《芬奇》(Finch, 2021)中,在被太阳风暴摧毁的星球上陪伴汤姆·汉克斯。而美国电影中这些与世隔绝的男人离不开狗的雏形,则可以追溯到第四个角色——一只骄傲的德国牧羊犬雌犬,在弗朗西斯·劳伦斯(Francis Lawrence) 2007 年执导的《我是传奇》中,它与威尔·史密斯一起穿行在瘟疫后荒废的纽约。
人们必须相信,在大银幕上,身处敌对环境的孤立美国英雄如果没有一只狗在身边,就什么都不是。“这种想象力并非诞生于电影,而是源自杰克·伦敦(Jack London)的小说,”记者兼《动物电影》(Le Cinéma des animaux, UV Editions, 2018)一书作者卡米尔·布鲁内尔(Camille Brunel)解释道。这位美国小说家的作品多次被改编成电影,“传播了一种具有开创性的意象:孤独的人在自然中与狗在一起,比在城市中与同类在一起要好得多,”他继续说道。
起初,犬类是寻找食物或探测危险的工具。它也是一种支撑:它的存在让一个不再有其他人类可以互动的英雄能够说出几句对话。但其功能更多是隐喻性的:观众赋予狗的价值会反作用于其主人。《野兽之心》中布拉德·皮特的狗与主人拥有相同的军旅背景。他们共同拥有勇气、智慧和战争创伤。
电影也追随了社会的趋势,即倾向于不再将宠物视为财产。“动物辅助治疗正流行。人们意识到,仅仅是身边有一只动物就能让我们感到舒适,并且我们试图与它建立关系,”卡米尔·布鲁内尔观察到。“在电影中,我们不再看到像《贝多芬》(同名系列电影, 1992-2014)那样的小丑狗,而是一个真正与孤独之人共同生活的人。”
最后,这只小狗是孤独英雄与世界之间唯一的感情纽带,它软化了这个手持武器穿梭在空间中的肌肉男。在《我是传奇》中,当威尔·史密斯没有开着车拿着步枪狩猎时,他会给他的狗洗澡并强迫它吃蔬菜。
雅各布·埃洛迪为他的马里努阿犬做饭,而布拉德·皮特对待他的德国牧羊犬比对待一名路过的旅人要亲切得多。“在解构‘吠叫之狗’形象的同时,我们也解构了‘男人’的形象,”卡米尔·布鲁内尔总结道。“狗的存在暗示了英雄不会去支配弱者,因为他与动物之间存在一种关系,即便不是平等关系,至少也是父亲与孩子的关系。”
一个能够照顾毛茸茸伙伴的男人,必然心地善良且愿意承担部分心理负担。但要由此就彻底变革男性气质,则还差一步。尽管在僵尸末日中依然相信人性并表达感性,但《狗星》中的雅各布·埃洛迪最终还是加入了一个摩门教社区。至于《野兽之心》中的布拉德·皮特,他依然是一个纯粹的生存主义者,厌恶国家及其同类。因此,即便是一团再可爱的毛球,恐怕也难以让人将其视为除了一套略显保守的意象之外的其他东西。
每周一次,《时代》(L'Epoque)都会请客喝酒。这位在奈飞(Netflix)电影《百分之十》中再次饰演埃尔韦(Hervé)的演员表示,他的日程非常繁忙:在回归剧院之前,还有两部电影在筹备中。

尼古拉斯·莫里,
于9月18日在巴黎4区的
L'Escale酒吧。
GUILLAUME BLOT 为
《世界报》拍摄

快问快答
最主要的性格特征
“缺乏自信”
您最主要的缺点
“某种形式的偏执”
您喜欢的声音或噪音
“我家猫咪的呼噜声”
爱情杀手
“吝啬,包括在感情方面”
您希望拥有的天赋或能力
“时间旅行”
这次会面差点因为日程太满而未能举行。在由埃米莉·诺布莱(Emilie Noblet)执导、作为奈飞秋季主打作品之一的电影《百分之十》上映之际,尼古拉斯·莫里正处于宣传活动的过载状态。一遍又一遍地回答同样的问题绝非易事。这位演员展现出了韧性,最终在几天后与我们相约在 L'Escale——一家位于圣路易岛(île Saint-Louis)、处于双桥街(rue des Deux-Ponts)与贝蒂纳码头(quai de Béthune)交汇处的迷人小酒馆,远处可以眺望儒西厄塔(tour de Jussieu)和先贤祠。
阳光将这典型的巴黎景色浸染在九月依然慷慨的光芒中。现在是17点,空气中开始飘出香味,厨师正在去掉豆荚并准备手工炸薯条。店里嘈杂地聚集着熟客和美国游客。尼古拉斯·莫里在做什么?他迟到了半小时出现,并道歉道:“因为我最近有点出名,所以我打了出租车。”交通拥堵拖慢了他的速度。
经过片刻犹豫,我们选择了露台,希望尽管有交通流量,那里能稍微安静一些。他终于来到我们身边,面带微笑,亲切随和,穿着秋季色调的衣服。他点了一杯白葡萄酒(我们点的是 Perrier 气泡水)。他身上散发着好闻的香味(“是 Maison Crivelli 的 Lys Solaberg,”他详细说明道,“我有非常多香水,而且我尤其喜欢将它们混合使用。”)。那条漂亮的围巾呢?“这是一条‘安慰围巾’,是瓦妮莎·帕拉迪(Vanessa Paradis)在拍摄由扬·冈萨雷斯(Yann Gonzalez)执导的电影《心之刃》(Un couteau dans le cœur [2018])结束时送给我的。”围巾上的印花“有点毛利风格……而不是莫里风格”。他笑了。“尼古拉斯·毛利,你好!”语气轻快且愉快。他来自哪里?一切是如何开始的?
他1980年出生于圣伊里耶-拉佩什(Saint-Yrieix-la-Perche,上维埃纳省),“在利摩日、布里夫和佩里格之间,在一个非常暗淡、难以定义的地区,我太喜欢这个词了!”他的父母经营着一家运输公司,特别是殡葬运输。当殡仪馆业务规模扩大时,小尼古拉斯喜欢让自己被关在棺材里。“我会挑选内衬,然后要求父亲把盖子盖在我身上。”确实令人发笑……青少年时期,他在利摩日高中选择了戏剧选修课,并在帕特里斯·谢罗(Patrice Chéreau)执导的《爱我的人将乘火车》(Ceux qui m'aiment prendront le train [1998])中获得了一个(极小的)角色。随后,他在波尔多准备戏剧高等院校的入学考试,并成功考入国立高等戏剧艺术学院(Conservatoire)。
他前往巴黎!与同届的路易·加雷尔(Louis Garrel)一起,他出入于各种派对:“我就像皮埃尔·克莱门蒂(Pierre Clémenti)那样,让人以为自己是男爵之子,而实际上是门房之子。我穿得很体面,尽管我是唯一的奖学金获得者。”最讽刺的是?在贝尔纳多·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执导的《纯真》(Innocents [2003])中担任演员时,“路易[加雷尔]曾要求我借他衣服,好让他参加他的第一个威尼斯电影节”。在离开学院(Cons')之后,正如
据称,戏剧让他保持着规律的工作。人们记得他在 2009 年由 Robert Cantarella 在 Centquatre-Paris 执导的 16 世纪剧作《希波吕托斯》(Hippolyte,作者 Robert Garnier)中的表现。他那高亢的声音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事实上,戏剧与电影在他身上交织在一起。
他在 Philippe Garrel 的《常规情人》(Les Amants réguliers,2005)中担任演员——“[他]在电影中以一段两分三十秒的 The Kinks 舞曲登场”;在 Yann Gonzalez 的《午夜之后》(Les Rencontres d'après minuit,2013)中:“我的身体被剃光了,因为我体毛很浓,而且我对埃里克·坎通纳(Eric Cantona)的生殖器说话。”大众在 2015 年通过一部关于艺人经纪世界的剧集认识了他,这部剧“花了八年才播出,因为没人相信它能成”。他在剧中饰演 Hervé,是经纪人 Gabriel Sarda(由 Grégory Montel 饰演)的助手,一个女性化且笨手笨脚的人,既刻薄又是个好伙伴。
《百分之十》(Dix pour cent,在英语世界称为 Call My Agent)获得了全球性的成功。然而,尼古拉斯·莫里(Nicolas Maury)差点没有参与其中。但首先,他先去了洗手间。当他回来时,服务员端来了第二杯白葡萄酒(这位演员在里面加了冰块)。桌子没擦干净,很潮湿,我们的对话者担心人们把电话和备用录音机放在上面。他礼貌地用手帕将其擦干。那么,这部经典剧集呢?“了解我的苛刻程度,我的经纪人 Jean-François Gabard 曾建议我不要参加试镜。必须承认,这个角色 Hervé 的戏份相当单薄……”直到第二季,由 Laure Calamy 和他充满激情地饰演的助手角色才在观众的反馈下变得重要起来。
知名度随即将他笼罩。“在我家楼下的 Franprix 超市,甚至在我去洛杉矶的时候,人们都能认出我。”一些具有酷儿身份的年轻人给他写信,尽管某些同性恋圈子不愿认同这种色彩浓烈的同性恋形象。也有年轻演员向他请教关于经纪世界的建议,而他承认自己对此并不太了解。在同一位经纪人手下工作 19 年后,他更换了经纪人。如今他由 Laurent Grégoire(Adéquat 经纪公司)代理,后者是该领域最有权势的人,这有助于他将自己设想为导演、编剧、歌手……
他的第一部长片《抹布男孩》(Garçon chiffon,2020)由他与好友 Sophie Fillières(1964-2023)共同编剧,灵感来自他的省级出身。在一次感情破裂后,尼古拉斯·莫里(在电影中饰演 Jérémie)回到了母亲身边,由 Nathalie Baye(1948-2026)饰演。“当我为了出门而打扮得很漂亮时,我母亲经常对我说:‘我的小抹布,你打扮得像只孔雀(tu t’es fait la plume)。’她有这些非常富有诗意的表达方式。”该片入选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后因新冠疫情大流行而取消),于 10 月 28 日上映,恰逢宣布第二次封锁的当天。“我看到我的‘小抹布’在巴黎街头哭泣,在那个与 Nathalie 的粉色拥抱中,”他在描述那张在电影院关闭期间仍长期可见于公共空间的海报时说道。
目前,这位导演正在筹备两部电影:正在融资中的《窗边的鸟》(Mon oiseau par la fenêtre)将在法国和瑞士之间拍摄,“由一位一直让他心向往之的伟大女演员出演”;另一部正在剧本创作阶段,“但[他]完全不能透露”。尼古拉斯·莫里还将出演 Vincent Mariette 的《宝藏》(Le Trésor,预计 2027 年 3 月上映),并预计在 Philippe Minyana 的剧作《树》(L'Arbre)中回归剧场。
2025年12月,Arte频道播出了一部名为《季节》(Les Saisons)的迷你剧,这是海伦·杜夏托(Hélène Duchateau)的一个项目,他接受邀请担任导演。他在剧中饰演一名极其传统的父亲,与他经常扮演的角色截然相反。他的妹妹或姐姐在屏幕上看到了他:“这对她来说非常残酷,因为我长得很像我的父亲(于2023年去世)”,他透露道。在无意之间,他成了某种幽灵般的替身。
当然,《百分之十》中的埃尔韦(Hervé)于10 septembre在奈飞(Netflix)上再次现身。他一度犹豫是否要加入这次冒险,但对方让他明白,如果没有他,这将是一场“重大的工业灾难”。“我非常喜欢这个表达方式。”此外,电影的开头是埃尔韦在塞纳河畔、L'Escale脚下的一个独白。“他们为了我一个人租下了整个码头,我觉得自己像奥黛丽·赫本一样!”快到19点时,尼古拉斯·莫里有一个放映会,于是迅速起身。“如果你愿意,我们改天喝一杯,不用录音。”他穿过桥,匆匆向左岸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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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参考] 以下原文数字因单位格式转换可能未在译文中完整体现(供参考):124.610.34870、86000、81975、75013、93290、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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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e sécheresse historique se poursuit, en France, en octobre. Il n'est tombé que 21 millimètres en septembre, 70 % de moins que la normale mensuelle - Ce manque de précipitations et les fortes températures ont éreinté les cours d'eau. Les réserves, très sollicitées pendant l'été, ont fondu
▶ L'approvisionnement en eau potable de 1 million de personnes est sous tension, et 83 000 habitants dépendent de mesures d'urgence
▶ Si la recharge hivernale de nappes et des investissements récents ont permis d'éviter une crise plus large, la question du partage de l'eau se pose
▶ Dans la Loire, les habitants de la plaine du Forez s'interrogent sur les moyens d'économiser durablement la res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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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menace d'un embargo américain sur les exportations de gazole a précipité les discussions. Emmanuel Macron espère « une baisse des prix sur les marchés mondiau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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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président américain veut alléger les sanctions pesant sur Moscou contre la libération de prisonniers politiques, au risque de susciter l'hostilité de l'Ukraine et de ses allié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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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 ministre Edouard Geffray a amorcé le dialogue, vendredi. Mais, malgré une légère décrue des actions, les lycéens restent fortement mobilisé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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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ant un lycée bloqué, à Lyon, le 2 octobre. LAURENT CIPRIANI/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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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 lendemain de la présentation du projet de loi de finances, censé rassurer les investisseurs, le taux exigé pour prêter à la France s'est accru pour frôler les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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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président de gauche Lula brigue un quatrième mandat, dimanche. Il est opposé au candidat d'extrême droite Flavio Bolsonaro, fils de l'ancien président Jair Bolsona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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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position de deux cartes : projection de Mercator (en gris) et projection Eckert IV (en vert). INFOGRAPHIE « LE MONDE »
EN ADOPTANT, le 4 septembre, la résolution « Corriger la carte », les Nations unies ont appelé à rééquilibrer la représentation des régions de la planète, en particulier celle de l'Afrique, visuellement réduite sur les planisphères. Les cartes sont autant de visions concurrentes du monde, et aucune ne pourrait régler, à elle seule, la question de sa représentation. « Dans un monde polycentrique, la bonne solution consisterait à multiplier les points de vue plutôt qu'à “corriger” une projection », estime le géohistorien Vincent Capdepuy.
PAGES 16-17
Enquête
La guerre
culturelle de
l'extrême droite
et les ambiguïtés
de Macron
Depuis 2017, la galaxie de Vincent Bolloré a accentué sa mainmise sur les canaux d'information. Tous les partis avouent être dépassés
PAGES 26-27
M
ÉDITORIAL
DES MIDTERMS
À VALEUR DE TEST
POUR LA DÉMOCRATIE
AMÉRIC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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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yaume-Uni
Andy Burnham
ouvre la voie
à un retour de
son pays dans 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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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olences sexuelles
Violences faites
aux femmes et
aux enfants : une
lutte convergente
PAGES 28-29
Semi-conducteurs
Le fabricant ASML,
en panne de
ventes en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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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contre
L'histoire enfouie
de Baptiste
Beaulieu
"UN CHEF D'ŒUVRE"
LE MO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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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magne 5,10 €, Andorre 4,50 €, Autriche 4,90 €, Belgique 4,20 €, Espagne 4,50 €, Grèce 4,40 €, Guadeloupe-Martinique 4,10 €, Italie 4,40 €, Luxembourg 4,40 €, Maroc 35 DH, Pays-Bas 4,90 €, Portugal cont. 4,40 €, La Réunion 4,10 €, Sénégal 2 600 F CFA, Suisse 4,90 CHF, Tunisie 8 DT

Jared Kushner, gendre de Donald Trump, Steve Witkoff, envoyé spécial américain, et Vladimir Poutine, à Moscou, le 5 septembre.
PHOTO FOURNIE PAR L'AGENCE DE PRESSE D'ÉTAT SPUTNIK. MIKHAIL METZEL VIA 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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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président américain veut alléger les sanctions en échange de la libération de prisonniers politiques
Alléger les sanctions contre la Russie en échange de la libération de prisonniers politiques détenus par Vladimir Poutine. Telle est la trouvaille du président américain, Donald Trump, avide de faire des affaires avec Moscou avant même que la guerre en Ukraine n'ait pris fin. A cet effet, la Maison Blanche a proposé au Sénat, le 28 septembre, d'approuver la nomination de John Coale, l'émissaire américain actuel en Biélorussie, en tant qu'envoyé spécial pour les affaires d'otages, avec le rang d'ambassadeur.
Cet ancien avocat de Donald Trump s'est illustré en 2025 en obtenant du régime d'Alexandre Loukachenko, le président biélorusse, la libération de centaines de prisonniers politiques contre la levée de sanctions américaines, notamment sur la potasse, un engrais crucial pour l'économie du pays. Lors d'un entretien accordé à la télévision russe d'opposition Nastoiachtche Vremia, le 17 septembre, M. Coale espérait que La Biélorussie, alliée numéro un de Moscou, « revienne dans la famille des nations ». L'émissaire de Donald Trump compte désormais reproduire le même schéma avec Vladimir Poutine, a révélé le magazine américain The Atlantic, le 29 septembre. « Ce "troc" n'est pas complètement nouveau, rappelle Tatiana Kastouéva-Jean, directrice du centre Russie-Eurasie à l'Institut français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C'est la diplomatie des otages de la guerre froide, sauf qu'on n'échange plus des prisonniers contre des prisonniers, mais des vies contre des sanctions. »
L'idée américaine survient alors même que Donald Trump a promulgué, le 18 septembre, une loi lui donnant le pouvoir d'imposer de lourdes sanctions à la Russie et à ses partenaires commerciaux. Le texte a été coécrit par le sénateur républicain Lindsey Graham, un proche du président et grand soutien de l'Ukraine mort soudainement en juillet.
L'initiative de M. Coale servirait plusieurs objectifs de l'administration Trump. Elle contribuerait à la réintégration de la Russie dans l'économie mondiale et renforcerait le dialogue avec le Kremlin, au-delà du dossier ukrainien. Elle ouvrirait ensuite la voie à la signature par les Etats-Unis d'accords lucratifs sur le pétrole, le diesel, les terres rares ou d'autres matières premières russes. Donald Trump est également persuadé que cela renforcerait sa candidature pour le prix Nobel de la paix, qu'il convoite tant. Enfin, à la veille des élections de mimandat, le 3 novembre, elle permettrait au chef de la Maison Blanche d'afficher une avancée tangible avec le Kremlin après plus d'un an d'échec des négociations de paix sur l'Ukraine.
L'administration américaine estime que quelques avantages économiques pourraient inciter Vladimir Poutine à signer un accord de paix avec l'Ukraine. Le chef de la Maison Blanche a annoncé, le 21 septembre sur son réseau Truth Social, qu'un accord commercial « majeur » était en train d'être négocié avec la Biélorussie pour l'achat par les Etats Unis d'engrais biélorusses à base de potasse. Selon M. Coale, la Russie est partie prenante à ces négociations. S'il est conclu, cet accord s'inscrirait dans le cadre de la multiplication des échanges économiques entre les Etats-Unis et la Russie, au-delà du dossier ukrainien, grâce à la possible levée des sanctions américaines pesant sur Moscou.
Donald Trump espère, par la même occasion, obtenir des engrais moins chers pour ses agriculteurs de plus en plus mécontents de la hausse des prix, et faire pression sur son principal fournisseur, le Canada, avec lequel il est engagé dans une bataille commerciale. « Le prix serait beaucoup moins élevé que ce que nous payons actuellement au Canada », a-t-il souligné.
Jared Kushner, le gendre et émissaire de Donald Trump auprès du Kremlin, est le plus ardent défenseur de ce qu'il décrit comme des «accords de prospérité» entre Washington et Moscou, censés apaiser les velléités expansionnistes du Kremlin. «Plus les échanges sont nombreux, plus les compromis se multiplient – qu'ils soient économiques, qu'ils concernent les prisonniers ou autre –, plus on avance, étape par étape – espérons-le – vers la paix», a déclaré M. Coale à The Atlan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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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dée d'échanger des prisonniers politiques contre une levée des sanctions lui est venue après une rencontre au printemps avec l'opposant russe Dmitri Mouratov. Cet ancien rédacteur en chef de Novaïa Gazeta et colauréat du prix Nobel de la paix 2021 milite pour la libération des prisonniers politiques en Russie. Contacté par Le Monde, il refuse de commenter. Le porte-parole du Kremlin, Dmitri Peskov, conteste le terme de «prisonniers politiques » dont il «nie catégoriquement» l'existence en Russie. «Nous estimons qu'une telle formulation du problème est totalement inappropriée», a-t-il déclaré à Moscou, le 30 septembre. Selon les défenseurs russes des droits humains, la Russie compte entre 3000 à 5000 prisonniers polit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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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maire de Kiev, Vitali Klitschko, a jugé vendredi 2 octobre que la situation dans la capitale était « extrêmement dramatique » après des frappes nocturnes russes sur le pont Pivdenny, qui ont entraîné de gigantesques embouteillages. Il a estimé que Moscou était en train de « saccager » la ville en s'en prenant systématiquement à ses infrastructures, à ses habitations et à sa logistique. Kiev dépend fortement de ses huit ponts enjambant le fleuve Dniepr, qui divise la ville en deux. Il s'agit des premières attaques importantes contre l'un d'eux depuis le début de l'invasion russe en 2022.
La nouvelle stratégie américaine envers la Russie risque de susciter l'hostilité de l'Ukraine et de ses alliés. « Ce qui pouvait paraître acceptable dans le cas de la Biélorussie ne l'est pas pour la Russie », relève Kirill Rogov, chercheur associé à l'Institute for Human Sciences, à Vienne, et fondateur de la plateforme d'analyse Re : Russia. « Lever les sanctions contre Moscou revient à doper 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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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conomie de guerre et sa machine militaire, poursuit-il. Ce n'est pas acceptable aux yeux de l'Europe et de l'Ukraine. »
A Washington, quatre coprésidents démocrates et républicains du groupe Congressional Ukraine Caucus, qui rassemble 104 élus de la Chambre des représentants, ont appelé l'administration Trump à renoncer à tout assouplissement des sanctions. « Un allègement des sanctions va enhardir la Russie et prolonger la guerre », ont-ils averti le 29 septembre dans un communiqué de presse.
A Kiev, l'exaspération gagne face à ce que de nombreux Ukrainiens perçoivent comme une incapacité de leurs partenaires occidentaux à comprendre les ambitions impériales de Vladimir Poutine. « Pour le président russe, l'invasion de l'Ukraine n'est pas une simple annexion territoriale ni un différend frontalier; il s'agit d'une quête historique visant à anéantir l'Etat ukrainien et à faire renaître l'empire russe », rappelle Peter Dickinson, chercheur au centre de recherche américain Atlantic Council, dans un texte publié en ligne le 29 septembre.
Selon Zaki Laidi, professeur de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à Sciences Po Paris, « les prisonniers politiques ne sont qu'un prétexte. C'est un acte de prédation économique. Cet arrangement "prisonniers contre levée des sanctions", avec des intérêts et des avantages financiers derrière, fait partie de la logique de connivence en cours entre Moscou et Washington pour se partager le monde en zones d'influences. Il permet à Moscou de neutraliser la position américaine sur l'Ukraine et donc d'y garder les mains libres ».
En décembre 2025, la levée des sanctions par Washington sur la potasse biélorusse, principale source de devises pour le régime d'Alexandre Loukachenko, n'a, paradoxalement, pas changé grand-chose pour Minsk, dans la mesure où les sanctions européennes entravent les voies d'exportation des engrais biélorusses, entre autres via le port de Klaipeda en Lituanie.
Les Etats-Unis font d'ailleurs pression sur cette république balte pour qu'elle autorise l'accès à ce port, qui est l'itinéraire de transit le plus court.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lituanien, Kestutis Budrys, a opposé un refus ferme aux demandes américaines, rappelant qu'aucune marchandise biélorusse ne peut entrer ou transiter par le territoire de l'Union européenne tant que les sanctions visant la Biélorussie sont en vigueur, leur renouvellement étant prévu en février 2027. La Lituanie a fait savoir, le 22 septembre, que ses ports restent fermés aux expéditions de potasse biélorusse, ce qui pourrait entraver l'« accord majeur » annoncé par Donald Trump.
MARIE JÉGO,
BENJAMIN QUÉNELLE
ET FAUSTINE VIN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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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CAIRE - correspondance
Le C-130 s'aligne sur la piste de la base aérienne d'Erbil, s'élance puis décolle dans l'or du couchant. Jeudi 1er octobre, les dernières forces américaines ont quitté l'Irak. Il restait encore environ 1500 militaires américains et de la coalition, la plupart concentrés dans cette ville du Kurdistan irakien après un retrait graduel du pays, entamé en octobre 2025.
C'est la fin officielle de l'opération «Inherent Resolve» – le volet américain de la coalition internationale contre l'organisation Etat islamique (EI), mise en place en 2014. L'équivalent français, l'opération «Chammal», prend fin lui aussi; quelque 600 soldats français étaient déployés en Irak dans ce cadre. L'un d'entre eux, le major Arnaud Frion, a été mortellement blessé lors d'une attaque de drone, le 12 mars, dans la région d'Erbil.
Le gouvernement irakien a décrété le 1er octobre Journée de la célébration. Plusieurs rues de Bagdad étaient pavoisées, les voitures de police décorées de ballons et de rubans. Si leur présence était devenue minime, le départ des troupes occidentales est un symbole.
L'événement met fin à une présence militaire de plus de vingt-trois ans dans le pays, depuis l'invasion de mars 2003 qui avait abouti à la chute du dictateur Saddam Hussein. La campagne, dans la foulée de celle d'Afghanistan, avait provoqué un tourbillon de violences qui a divisé, détruit, meurtri l'Irak. La guerre et l'occupation qui ont suivi ont coûté la vie à plus de 115 000 Irakiens, selon les estimations les plus basses, et à 4 500 Américains. Mais cette tourmente a soufflé bien au-delà des frontières du pays.
La présence militaire américaine a connu deux périodes. La première, de 2003 à 2011, a provoqué l'effondrement du régime de Saddam Hussein. Mais Washington a dû lutter contre les fidèles du dictateur, l'influence croissante de l'Iran et une guerre civile entre chiites et sunnites (soutenant l'ancien pouvoir) devenue hors de contrôle. Le contingent américain a compté plus de 160 000 hommes, au plus fort de sa présence, en 2008.
La déstabilisation avait profité à des groupes djihadistes. Dans la concurrence ultraviolente de la guerre, l'un d'entre eux s'est imposé: l'organisation Etat islamique en Irak (EII), fondée en 2006, après la mort de l'inspirateur de celle-ci, le Jordanien Abou Moussab Al-Zarkaoui. Plutôt que de s'attaquer à l'« ennemi lointain » dans le cadre d'un djihad global comme Al-Qaida, le groupe veut lutter contre l'« ennemi proche ». Il est surtout composé d'anciens fidèles de Saddam Hussein convertis à la cause d'un djihad suprémaciste.
L'armée américaine réussit cependant à reprendre la main en ralliant des mouvements sunnites contre l'EII, considérablement réduit à partir de 2007. Un calme précaire revient. Cette année-là, en 2008, Barack Obama est élu président des Etats-Unis. Il s'était opposé à la guerre en Irak et il veut la terminer. Il ordonne le retrait des troupes américaines à la fin de l'année 2010.
L'EII était presque abattue en Irak, mais renaît de ses cendres en Syrie après 2011, quand la révolution y tourne à la guerre civile, phagocytant les groupes rebelles les uns après les autres, se renommant Etat islamique en Irak et au Levant, et se faisant connaître sous son acronyme arabe, Daech. Dès janvier 2014, l'organisation fait son retour dans son pays d'origine. Les troupes américaines parties, rien ne semble pouvoir en arrêter les combattants, qui profitent des luttes confessionnelles et de la colère des sunnites, marginalisés par le nouveau pouvoir. Les villes tombent successivement. Jusqu'à la prise de Mossoul, le 10 jui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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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s'emparant de la plus grande cité du nord de l'Irak, de ses ressources, du matériel d'une armée irakienne équipée à grands frais par les Américains, l'EII devient une organisation capable de contrôler un vaste territoire, de lever des impôts et de mener des opérations militaires conventionnelles et clandestines. Pour traduire son ambition mondiale, elle se rebaptise « Etat islamique » (EI).
En Irak, le grand ayatollah Ali Al-Sistani a demandé aux chiites de se mobiliser contre ce nouvel ennemi. Des centaines de milliers d'Irakiens répondent à l'appel, certains au sein des unités de la Mobilisation populaire, dont plusieurs groupes sont soutenus par l'Iran. La contre-attaque commence.
En août 2014, l'El lance une nouvelle offensive – de Mossoul, dans toutes les directions, dont la région du Sinjar, le fief des Yézidis. Les djihadistes considèrent les membres de cette minorité ethno-confessionnelle comme des hérétiques. Ils entament une destruction systématique du groupe, par la conversion, le meurtre ou le viol. Un génocide commence.
Barack Obama se résout alors à revenir en Irak. Des bombardements pilonnent les positions de l'El. Mais les leçons de la première campagne ont été apprises. La seconde s'inscrit dans le temps long, travaille à la reconstruction des forces irakiennes, qu'elles soient arabes ou kurdes, avec une empreinte militaire occidentale légère. C'est aux troupes locales que revient l'assaut terrestre, aidées par des unités d'élite. La coalition, elle, assure le soutien logistique et aérien. Le président américain est si rétif à se réengager qu'au début, l'opération ne porte pas de nom. Ce n'est que trois mois après les premières frappes que la nouvelle campagne sera baptisée « Inherent Resolve ». Elle s'étendra ensuite à la Syrie.
La reconquête est longue. Elle s'accélère en 2016 quand les troupes kurdes et irakiennes se rapprochent de Mossoul. Il faut neuf longs mois pour reprendre cette ville immense, peuplée, au début de la bataille en octobre 2016, de quelque 800 000 personnes. Le volet humanitaire est soigneusement géré pour accueillir les dizaines de milliers de déplacés.
La méthode employée a fonctionné, au prix de très lourdes pertes pour les forces irakiennes qui, pourtant, ont tenu. Mais l'assaut final, sur la vieille ville de Mossoul, a tourné au massacre. Bastion djihadiste, elle est pilonnée et écrasée. Les morts se comptent par milliers. Mais la bataille est décisive. L'El est défait en Irak en 2017; il est vaincu en Syrie en 2019. La menace qu'il représente devient résiduelle.
Depuis, l'Irak connaît un calme relatif. La coalition est restée, notamment en continuant d'assurer la formation des forces du pays, alors que l'Iran tentait d'y assurer sa mainmise, grâce aux milices chiites les plus fidèles à la République islamique. Si « Inherent Resolve » ne fait pas partie de cette bataille, les factions armées proches de Téhéran ont régulièrement présenté la présence américaine comme une justification de leurs attaques contre les forces des Etats-Unis.
L'administration du président américain, Joe Biden (de j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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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LD TRUMP
président des Etats-Unis
vier 2021 à janvier 2025), conclut un accord de retrait en 2024. Les troupes américaines ont quitté la plus grande partie de l'Irak en 2025, se repliant sur Erbil, d'où elles ont achevé leur départ, mercredi 30 septembre 2026. Donald Trump clôt ainsi la mission avec succès, à côté du fiasco en Afghanistan, où les talibans ont repris le pays, en 2021, dès le départ des Américains.
Le président, qui voulait terminer les « guerres sans fin », englué dans son offensive contre l'Iran, trouve là une porte de sortie : « Cette journée est une victoire pour les Etats-Unis, une victoire pour l'Irak et une victoire décisive sur l'El! », a-t-il clamé sur son réseau, Truth Social. Et de célébrer sa bonne entente avec le nouveau premier ministre irakien, Ali Al-Zaïdi, qui a promis de placer les groupes armés sous l'autorité de l'Etat.
Ceux-ci pourraient-ils être mis au pas? «Le retrait des troupes américaines sape le discours que les factions qui se prétendent de la résistance véhiculent à leur propre sujet, affirmant qu'elles sont nées contre l'occupation. Et ça réduit la capacité de l'Iran à frapper ces troupes», analyse Ali Al-Mawlawi, directeur d'Horizon, un cabinet de conseil spécialisé sur l'Irak.
Restent les minorités non chiites. Le Kurdistan irakien, avec le départ de la coalition, voit la fin d'une «économie de violence » dont il captait les ressources, estime le docteur en science politique et spécialiste de l'Irak Hardy Mède. Mais le retrait militaire ne signifie pas la fin du soutien des Etats-Unis. Le consulat général américain à Erbil est le plus grand au monde. Le Kurdistan restera encore le relais des Occidentaux en Irak, voire dans la région.
Dans un Moyen-Orient en plein bouleversement, l'Irak franchit une étape. Dans l'espoir qu'elle ne mène pas à une nouvelle guerre.
SAMUEL FOR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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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compagnies aériennes iraniennes, sanctionnées par les Etats-Unis, vont pouvoir reprendre leurs liaisons entre l'Iran et la ville sainte chiite de Nadjaf, en Irak, a annoncé, le 2 octobre, le bureau du premier ministre irakien, Ali Al-Zaidi. L'Irak a accepté d'appliquer les sanctions imposées la semaine dernière par les Etats-Unis, mais négociait une exception pour Nadjaf, qui abrite un des sanctuaires chiites les plus vénérés au monde. « Ces efforts ont permis un accord autorisant (...) 40 vols par jour vers et depuis l'aéroport de Nadjaf », est-il écrit dans le communiqué, selon lequel le premier ministre se réjouit de la « réponse positive des Etats-Un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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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y Burnham et la secrétaire d'Etat à l'éducation, Lucy Powell, à Liverpool (Royaume-Uni), le 28 septembre. STEFAN ROUSSEAU/PA VIA AP
BRUXELLES - bureau européen,
LONDRES - correspondante
I l est clairement prématuré de parler de « Breturn », le retour du Royaume-Uni dans l'Union européenne (UE), dix ans après le Brexit. Mais la voie semble se dégager pour amorcer des discussions visant à un rapprochement substantiel entre Londres et Bruxelles. S'il s'était montré évasif lors de son discours devant le congrès de son parti, mardi 29 septembre, se contentant d'évoquer « plusieurs options », le premier ministre britannique travailliste, Andy Burnham, a depuis précisé sa pensée. Pour la première fois depuis la sortie du Royaume-Uni de l'UE en 2016, un chef de gouvernement britannique a laissé entendre que rejoindre les Vingt-Sept n'était pas exclu, insistant sur les aspects économiques bénéfiques d'un tel mouvement.
Une gageure dans un pays encore marqué par les débats virulents et les divisions provoquées par le référendum de 2016 et alors que le parti Reform UK, toujours anti-européen, demeure au coude-à-coude avec le Labour dans les sondages (autour de 24 %). Jeudi, Nigel Farage, le chef de file de la formation d'extrême droite, a assuré qu'en relançant le débat sur le Brexit, Andy Burnham lui donnait le « plus gros élan de sa carriè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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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elà des déclarations d'intention du premier ministre, et en dépit de la satisfaction affichée par le président français, Emmanuel Macron, et le premier ministre espagnol, Pedro Sanchez, Bruxelles reste extrêmement prudent. « Nous souhaitons voir des actes, confie une source à la Commission européenne. Nous sommes très désireux de saisir les bonnes occasions, mais tout est dans les détails. » De fait, les formes que pourrait prendre ce retour du Royaume-Uni dans le jeu européen restent floues et M. Macron a prévenu: « On ne peut pas choisir entre les libertés de l'UE et on ne peut pas décider de prendre ce qui nous arrange et pas le reste. »
59% des Britanniques seraient favorables à un retour dans l'UE, selon un sondage YouGov
« Plusieurs raisons poussent le Parti travailliste à plaider pour un rapprochement avec l'UE, analyse Anand Menon, directeur du think tank The UK in a Changing Europe, installé à Londres. La situation économique, tout d'abord, avec la prise de conscience que l'impact [négatif] du Brexit est réel et significatif. Ensuite, la question européenne est un moyen de faire revenir au Labour ceux qui l'ont quitté pour les Verts ou pour les formations nationalistes. Enfin, avec Donald Trump, le monde paraît moins sûr [qu'en 2016] et l'Europe apparaît comme un meilleur pari que par le passé. »
Selon un sondage YouGov, paru le 30 septembre, 59 % des Britanniques seraient favorables à un retour dans l'UE, quand seulement 30 % défendent le statu quo. « C'est un moment historique, s'enthousiasme l'Italien Sandro Gozi, eurodéputé libéral et coprésident de l'assemblée parlementaire UE-Royaume-Uni. Le chef du gouvernement britannique dit ce que beaucoup, des deux côtés de la Manche, constatent depuis longtemps : le Brexit n'a pas rendu le contrôle [au pays], il a fait perdre des opportunités, à commencer par celles de la jeunesse. Ce fut une erreur historique, et je crois qu'Andy Burnham le pense aussi. » Selon une étude du Center for European Reform, publiée en juin, « le Brexit a entraîné une baisse de 12 % des exportations britanniques vers l'UE et réduit de 16 % les importations de l'UE ».
La nouvelle dynamique enclenchée par Andy Burnham devrait se manifester lors du sommet Royaume-Uni - UE, qui pourrait se tenir dans la deuxième quinzaine de novembre. L'organisation de cette rencontre a achoppé ces dernières semaines sur les sujets que les deux parties souhaitaient voir au menu. En exigeant de mettre à l'agenda du sommet le «made in Europe», la politique de préférence européenne, Londres, qui cherche à préserver l'accès de ses entreprises au marché unique et souhaitait un statut de partenaire associé à définir, avait tendu les relations avec Bruxelles. Les deux parties seraient finalement tombées d'accord pour ne pas inclure la Grande-Bretagne dans cet accord, selon le Financial Times.
Parmi les Etats membres de l'UE, on attend avec impatience le contenu des discussions, confie un diplomate européen, car les négociations entre Bruxelles et Londres restent très ardues. Dans le cadre du «reset» avec l'UE voulu par Keir Starmer, le prédécesseur de M. Burnham, les deux parties ne s'étaient entendues que sur une poignée de dossiers, du prolongement de l'accord sur la pêche à la réintégration des Britanniques dans le programme d'échanges étudiants Erasmus+.
A la suite de la fin de l'accord « one in, one out » (« un qui entre, un qui sort ») avec Paris, qui prévoyait le renvoi vers la France d'une personne migrante arrivée au Royaume-Uni à bord d'un small boat en échange de l'accueil d'un exilé se trouvant dans l'Hexagone, Londres souhaite inscrire la politique migratoire au programme des discu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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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xelles et le gouvernement britannique ont eu, ces derniers mois, toutes les difficultés à trouver des perspectives de rapprochement, du fait des « lignes rouges » tracées par les dirigeants du Royaume-Uni après le Brexit. En début d'année, Keir Starmer promettait encore de maintenir son pays hors du marché unique et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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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ND MENON
directeur du groupe
de réflexion The UK in a
Changing Europe
l'union douanière européenne; il refusait de rétablir la liberté de circulation entre les deux territoires et de reconnaître les jugements de la Cour de justice de l'UE.
Les deux parties avaient bien esquissé un agenda de rapprochement, autour de la mobilité des jeunes et un projet d'accord sanitaire et phytosanitaire, destiné à réduire les formalités administratives pour les exportations de produits agricoles et alimentaires britanniques vers le Vieux Continent. Mais toute avancée avait été bloquée. « Les lignes rouges d'hier sont obsolètes, elles ont d'ailleurs déjà été franchies. Il est temps de tourner la page et de construire un nouveau partenariat, dans l'intérêt du Royaume-Uni comme de l'UE », juge l'eurodéputé Sandro Gozi.
«En Grande-Bretagne, le débat sur le Brexit va se polariser entre ceux qui veulent revenir dans l'UE et ceux qui veulent rester en de-hors», note Anand Menon. Et même si on en est encore loin, une autre question se posera à tout gouvernement: il faudra, selon toute vraisemblance, en repasser par un référendum, au risque de fractionner à nouveau le pays.
STÉPHANIE LE BARS
ET PHILIPPE JACQU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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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pays s'interroge sur une possible tentative de déstabilisation avant les élections d'avril 2027

MALMÖ (SUÈDE) - correspondante régionale
Une attaque contre un député est une attaque contre la démocratie. Elle ne doit être ni tolérée, ni acceptée sous quelque forme que ce soit», a réagi, jeudi 1er octobre, le président finlandais, Alexander Stubb, alors qu'il assistait à une cérémonie officielle, sur la base de Rovaniemi, en Laponie, afin de marquer la livraison des premiers avions de chasse F-35 commandés par Helsinki.
Un peu plus tôt, les médias du pays révélaient qu'une enquête préliminaire avait été ouverte par la police, à la suite des plaintes de plusieurs députés, convaincus que leurs domiciles avaient été visités en leur absence. D'après la chaîne Yle, « moins d'une vingtaine » de membres du Parlement, sur 200, seraient concernés. Rien n'a été volé, ni endommagé. Il n'y aurait pas non plus eu d'effraction. Mais les victimes présumées disent avoir trouvé des portes ouvertes et des lampes allumées. Lors d'une conférence de presse, jeudi, le président de l'Eduskunta, le Parlement finlandais, Jussi Halla-aho, a estimé qu'il pouvait s'agir de « signes » laissés intentionnellement pour faire comprendre à ses habitants que leur logement avait été visité.
La première alerte a été donnée le 23 septembre, quand un député a contacté la vice-présidente du Parlement, Paula Risikko, pour l'informer d'une intrusion à son domicile. Après en avoir discuté avec le chef de la sécurité de l'Eduskunta, Mme Risiko a réuni, le lendemain, les présidents des groupes politiques pour évoquer la sécurité des députés, et pour les encourager à en discuter avec leurs collèg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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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t alors que d'autres incidents, s'étalant sur une période d'un an, ont été révélés. Selon Jussi Halla- aho, les députés visés appartiendraient à différents partis. Si l'enquête n'en est qu'à ses débuts, l'affaire est prise très au sérieux par les autorités à Helsinki, alors que des élections législatives doivent se tenir dans le pays en 8 avril 2027. Interrogé sur l'hypothèse qu'un Etat étranger soit impliqué, le premier ministre conservateur, Petteri Orpo, a estimé que « c'était » tout à fait possible », rappelant que, « dans plusieurs pays européens (...), la Russie a tenté d'influer sur les élections ».
Le chef du gouvernement a, cependant, mis en garde: « S'il s'avère qu'une puissance étrangère est à l'origine de ces menaces, mon message est que l'effet sera exactement le contraire de ce qu'elle souhaite. Si quelqu'un tente de saper le sentiment de sécurité des Finlandais ou notre soutien à l'Ukraine, cela ne fera que renforcer notre unité au Parlement et dans tout le pays. »
Evoquant les attaques hybrides menées contre l'Europe, lors d'un entretien sur la chaîne MTV, le 16 septembre, le président Alexander Stubb avait incité les Finlandais à « se préparer mentalement à l'éventualité d'un incident ». Deux jours plus tôt, le pays, qui a rejoint l'OTAN en 2023 et partage 1340 kilomètres de frontières avec la Russie, avait annoncé qu'il allait « rejoindre » la dissuasion nucléaire « avancée » proposée par la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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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28 septembre, Teemu Liikkanen, responsable du contre-espionnage au sein du Service de sécurité et de renseignement finlandais (Supo), avait lui aussi alerté sur les menaces pesant sur la Finlande. « Il n'y a aucune raison de céder à la panique ou à la peur. Nous ne devons pas nous engager dans cette voie. Mais nous devons être préparés et prêts », avait-il déclaré sur le plateau d'Yle.
A Helsinki, une lettre a été envoyée ces jours-ci aux députés, leur demandant d'être attentifs au moindre signe d'intrusion et de signaler toute observation au service de sécurité du Parlement et à la police.
ANNE-FRANÇOISE HIV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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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O DE JANEIRO - correspondante
Ils veulent prendre le fleuve et aussi la plage, ils veulent les terres rares... Ne renonce pas à ton drapeau!» Dans une vidéo diffusée le 23 septembre sur l'air d'un tube du chanteur portoricain Bad Bunny, le président de gauche 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 80 ans, candidat à un quatrième mandat, a mis en garde contre les conséquences géopolitiques d'une victoire de son adversaire d'extrême droite Flavio Bolsonaro, 45 ans, fils aîné de l'ancien président Jair Bolsonaro (2019-2023), lors de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au Brésil, dimanche 4 octobre.
Le plus grand pays d'Amérique latine, l'un des derniers bastions progressistes de la région, basculerait alors sous l'influence des Etats-Unis de Donald Trump. «Le Brésil n'est l'arrière-cour de personne», a martelé Lula lors d'une intervention aux Nations unies à New York, le 22 septembre, alertant sur le risque d'une ingérence étrangère lors de l'élection. Le 1 $^{er}$ octobre, Donald Trump a confié à la presse américaine qu'il suivait le scrutin «de très près».
Malgré la dimension géopolitique inédite de la présidentielle, son issue, davantage définie par des questions intérieures, reste incertaine. Tout au long de la campagne, Lula et Flavio Bolsonaro sont restés dans un mouchoir de poche dans les sondages. D'après les dernières estimations de l'institut Datafolha publiées jeudi, le président sortant devance légèrement son rival au premier tour, avec 42 % des intentions de vote contre 38 %. Un écart tenu qui laisse entrevoir un second tour, prévu le 25 octobre. Eclipsés par ce duel, les 11 autres candidats n'ont pas décollé.
Les Brésiliens éliront aussi les gouverneurs des 26 Etats et du district fédéral et renouvelleront la totalité de la Chambre des députés, les deux tiers du Sénat ainsi que les Assemblées législatives des Etats et du district fédéral.
Faute de renouveau politique, la campagne a suscité peu d'enthousiasme. « Très peu de personnes ont affiché les drapeaux de leur parti, et la plupart des rassemblements, d'un côté comme de l'autre, ont peu mobilisé », observe Mariana Chaise, politiste à l'université d'Etat de Campinas, qui rappelle qu'il s'agit la troisième élection consécutive où les Brésiliens doivent départager le Parti des travailleurs et le bolsonarisme. « Cette élection paraît un peu ennuyeuse car tout le monde connaît déjà les programmes », poursuit l'experte.
Le président Lula, qui peine à faire valoir un bilan économique pourtant marqué par la baisse du chômage (à 5,3 %, en baisse de 4,9 % sur un an), un allègement de la charge fiscale des classes populaires et la sortie, selon le gouvernement, de 14 millions de personnes de la pauvreté, propose de poursuivre ses politiques sociales et environnementales – il a réduit de moitié le taux de déforestation de l'Amazonie –, ainsi que de ramener la semaine de travail de six à cinq jours. L'ancien métallo plaide aussi pour un renforcement de la lutte contre les féminicides et souhaite combattre le crime organisé en l'asphyxiant financièrement. Il a également mis l'accent sur la défense du multilatéralisme.
Flavio Bolsonaro défend, quant à lui, le durcissement de la politique sécuritaire : castration chimique pour les agresseurs sexuels, création de 500 000 nouvelles places en prison, quadruplement des peines pour le vol de téléphones portables et abaissement de la majorité pénale de 18 à 14 ans pour les crimes graves. « Un délinquant de 16 ans qui commet un crime d'adulte répondra de ses actes comme un adulte », a-t-il scandé le 17 septembre lors d'un rassemblement à Recife, agitant une machette géante.

Les deux principaux candidats à la présidence, Flavio Bolsonaro et 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 à Brasilia, le 29 septembre. ERALDO PERES/AP
Sur le plan économique, le candidat prône des coupes budgétaires, la baisse des impôts et des privatisations. Il plaide également pour l'amnistie de son père, qui purge une peine de vingt-sept ans depuis le 11 septembre 2025 pour la tentative de coup d'Etat contre Lula du 8 janvier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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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s les projets des candidats n'ont guère été confrontés l'un à l'autre. Le président Lula a refusé de participer aux face-à-face télévisés. «Je trouve que ces débats sont stériles», a-t-il expliqué dans un entretien accordé au podcast «Flow» dans la soirée de jeudi, pour justifier son absence, le jour même, sur TV Globo. La plus grande chaîne du pays a annulé le rendez-vous à la dernière minute, peu après que Flavio Bolsonaro s'est lui aussi désisté. Le candidat d'extrême droite a dénoncé sur le réseau social X une «censure» du Tribunal supérieur électoral en raison de l'interdiction faite à la chaîne de laisser sur le plateau une chaise vide à la place de Lula.
L'attention médiatique s'est surtout portée sur des scandales.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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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r septembre, la levée du secret sur certains éléments d'une enquête visant une vaste fraude financière opérée par Daniel Vorcaro, ex-patron de la banque Master, a plongé le Tribunal suprême fédéral, la plus haute instance judiciaire, dans une crise inédite qui a monopolisé les projecteurs. Des messages retrouvés sur le téléphone du banquier suggéraient que le juge Alexandre de Moraes le tenait informé de l'avancée du dossier. Flavio Bolsonaro, pourtant lui-même visé par une enquête pour corruption et blanchiment d'argent dans le cadre de cette affaire, a tenté de tourner le scandale à son profit. Lors de rassemblements, il n'a cessé d'associer à Lula le juge Alexandre de Moraes, qui a condamné Jair Bolsonaro pour la tentative de coup d'Etat, en criant « de-hors Lula, dehors Moraes ».
Dans la dernière ligne droite, le président Lula a pris des mesures qui touchent directement au portefeuille de la population, qualifiées d'«électoralisme» par son rival. Le 18 septembre, il a revalorisé de 15 % l'allocation sociale Bolsa Familia, perçue par 17,2 % des Brésiliens. Une semaine plus tard, il a interdit les paris en ligne qui ont appauvri les ménages et lancé le nouveau volet d'un programme visant à réduire l'endettement de la population. Il a aussi tiré parti d'une rumeur fausse devenue virale qui a fait bondir les catholiques : des publications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affirmant que Flavio Bolsonaro, un fervent évangélique, comptait proposer un projet de loi pour retirer à Notre-Dame d'Aparecida, une Vierge noire, son titre de patronne du Brésil. « Tant que je serai président, personne ne s'en prendra à Notre-Dame d'Aparecida », a déclaré Lula le 28 septembre lors d'un rassemblement à Belem, en Amazonie.
Mais aucun de ces événements n'a bouleversé les sondages. «Dans une société très polarisée, les scandales ont tendance à peser peu car les électeurs se mobilisent avant tout en faveur d'un candidat par la crainte de la victoire de l'adversaire», explique Nara Pavao, politiste à l'université fédérale de Pernambouc. Selon Datafolha, les taux de rejet du président Lula et de Flavio Bolsonaro s'élèvent pour chacun à 45 %. «L'antibolsonarisme vient des mauvais souvenirs du gouvernement Bolsonaro en raison de sa gestion de la pandémie ou de la libéralisation de l'accès aux armes à feu », dit Luciana Veiga, politiste à l'université fédérale de Rio de Janeiro. L'antipétisme (contre le Parti des travailleurs) repose, lui, sur « une critique des performances de l'économie et la sécurité publique », ainsi que sur le conservatisme de nombre d'électeurs, notamment évangéliques, sur les questions sociétales.
Face à un électorat figé, les candidats cherchent à mobiliser les indécis, qui représentent 2 % de l'électorat et sont en grande partie des femmes, ainsi que les jeunes de 16 à 18 ans et les plus de 70 ans, pour qui le vote est facultatif. Pour les 18-70 ans, il est obligatoire. Flavio Bolsonaro est apparu dans un spot télévisé diffusé le 17 septembre aux côtés de sa belle-mère, Michelle Bolsonaro, très populaire auprès des femmes évangéliques.
Le président Lula, de son côté, a multiplié les appels aux jeunes. « Moi aussi, j'ai été rebelle. Si vous pensez que les choses ne vont pas bien, engagez-vous en politique », leur a-t-il lancé sur le podcast « Flow », trois jours avant le scrutin, lors duquel il a aussi essayé de motiver les seniors à se rendre aux urnes. « Le Brésil ne s'est pas arrêté parce que vous avez eu 70 ans, a-t-il rappelé. Il faut donc que vous votiez! »
ANNE-DOMINIQUE COR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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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rs que le Brésil subit une forte sécheresse, les thématiques environnementales sont reléguées au second plan dans les débats électoraux
RIO DE JANEIRO - correspondante
A quelques heures des élections générales du 4 octobre au Brésil, les effets du phénomène climatique El Niño commencent à se faire sentir. En Amazonie, les températures deviennent étouffantes et les pluies se raréfient. Le niveau des fleuves commence à baisser, menaçant d'isoler de nombreux peuples qui vivent le long de leurs rives.
Selon les Nations unies, les impacts d'El Niño, exacerbés par le changement climatique, devraient être les plus intenses depuis soixante-dix ans et s'étendre jusqu'en février 2027. Mais la campagne présidentielle, qui oppose principalement le président de gauche, 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 au candidat d'extrême droite Flavio Bolsonaro, regarde ailleurs. Dans les débats télévisés comme dans les interventions publiques, les questions liées au climat sont éclipsées par des scandales de corruption ou les craintes liées à la progression du crime organisé, l'ingérence des Etats-Unis dans le scrutin ou le pouvoir d'achat. D'après un sondage de l'institut Ipsos publié en juillet, seuls 11 % des Brésiliens classent le changement climatique parmi leurs trois principales inquiétudes, dans un pays crucial pour l'avenir de la planète. Le géant latino-américain abrite plus de 15 % de la biodiversité mondiale et 60 % de la forêt amazonienne, qui joue un rôle majeur dans le stockage de carbone.
«Les thèmes liés au climat et à l'environnement, de manière plus large, reçoivent une attention bien en deçà de ce qui serait nécessaire», regrette Suely Araujo, coordinatrice des politiques publiques de l'Observatoire du climat, un réseau d'organisations non gouvernementales qui a analysé les mesures environnementales des programmes des six principaux candidats à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Selon l'experte, ce lui du président Lula est, malgré son soutien à l'extraction pétrolière au large de l'embouchure de l'Amazone, de loin « le plus vert ».
En cas de réélection, le président s'engage à respecter la contribution du Brésil déterminée au niveau national dans le cadre de l'accord de Paris, en 2015, et à réduire la déforestation à zéro d'ici à 2030 dans les six biomes du pays. Il promet aussi de poursuivre les efforts pour délimiter de nouvelles terres indigènes, d'encourager le développement de l'agriculture familiale, des biocarburants et des énergies renouvelables, ainsi que d'électrifier les transports publ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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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revanche, les programmes «des autres candidats sont très fragiles, voire inacceptables», s'inquiète Suely Araujo, qui met en garde contre le «négationnisme climatique» de Flavio Bolsonaro. Le 28 août, dans l'une de ses rares interventions sur le climat, sur la chaîne de télévision Globo, le fils de l'ancien président d'extrême droite Jair Bolsonaro (2019-2022) a relativisé la part de responsabilité des activités humaines dans le dérèglement du climat.
Si Flavio Bolsonaro est élu, il « va reprendre des mesures, des projets qui se sont déjà montrés destructeurs », assure Suely Araujo. Le candidat se revendique l'héritier politique de son père dont le bilan environnemental a été catastrophique. Lors de sa présidence, Jair Bolsonaro, en prison depuis novembre 2025 pour une tentative de coup d'Etat, a affaibli les organismes environnementaux, provoquant une forte progression de la déforestation et de l'orpaillage illégal en Amazonie. Près de 40 000 kilomètres carrés de forêt ont ainsi été rasés. Peu soucieux des droits des peuples premiers, Flavio Bolsonaro a déclaré, le 22 avril, à Sinop, dans le Mato Grosso, dans le centre-ouest du pays, qu'il s'opposait à la délimitation de nouvelles terres indigènes dans l'Etat. Or, « cela est indispensable pour que nous ayons accès à des politiques publiques d'éducation, de santé et de sécurité dans nos territoires pour ne pas devoir migrer vers les périphéries des centres urbains », note Lidiane Alves de Souza, une leader autochtone.
L'éventualité du retour du bolsonarisme au Planalto, le palais présidentiel à Brasilia, suscite « une inquiétude extrême pour les politiques indigénistes, environnementales et sociales », alerte Dinamam Tuxa, coordinateur de l'Articulation des peuples indigènes du Brésil (APIB), qui renouvelle son soutien au président Lula. « Nous n'avons pas d'autre option », souffle-t-il.
Pour mettre son programme en pratique, le gouvernement doit composer avec le Congrès brésilien, où l'opposition occupe 257 sur 513 sièges à la Chambre des députés et 37 sièges sur 81 au Sénat. A la suite des élections du 4 octobre, qui verront, outre la présidence et la vice-présidence, le renouvellement de la Chambre des députés et d'un tiers des sièges du Sénat, « il existe un grand risque que le Congrès devienne encore plus réfractaire à l'agenda environnemental parce que la droite a beaucoup mis l'accent sur le Sénat et pourrait y devenir également majoritaire », analyse Maiara Folly, directrice exécutive de la plateforme CIPO, un institut de recherche indépendant se consacrant aux questions de gouvernance climatique.
Pour tenter de faire contrepoids à l'extrême droite, l'APIB a lancé une campagne visant à encourager les candidatures de personnalités indigènes autour d'un programme commun. Quelque 191 candidats issus de 64 peuples se présentent ainsi à différents mandats, espérant parvenir à peser davantage dans le débat politique national.
A.-D. CO.
MOBILISATION LYCÉE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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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ministre de l'éducation a reçu syndicats, élèves et parents, et annoncé la création d'une « plateforme de concertation ». Les organisations de lycéens appellent à poursuivre la mobilisation
L
a journée du vendredi 2 octobre clôture une semaine de montée en puissance de la mobilisation lycéenne, et confirme l'enracinement d'un mouvement qui figure d'ores et déjà parmi les plus importants des trente dernières années. Plus de 700 établissements ont «fait l'objet d'actions ou de perturbations » vendredi, selon les données ministérielles. Des actions ont aussi été signalées dans une centaine de collèges.
A l'éducation nationale, la journée marque aussi un changement de ton. Alors que le gouvernement, par la voix du premier ministre, Sébastien Lecornu, du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Laurent Nuñez, et de celui de la justice, Gérald Darmanin, apporte une réponse avant tout sécuritaire à un mouvement qu'il apparente depuis lundi à des « violences urbaines », Edouard Geffray a tenté, après dix jours de mobilisation, d'amorcer le dialogue. Le ministre a reçu vendredi tous les syndicats représentatifs des agents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les fédérations de parents d'élèves et les représentants des organisations lycéennes.
La veille, lors du Conseil supérieur de l'éducation, une large intersyndicale réunissant toutes les organisations des personnels du public, la FEP-CFDT pour le privé sous contrat, la FCPE pour les parents d'élèves, l'Union étudiante et la FAGE pour les étudiants, avait exhorté le ministère à « entendre ce que la jeunesse a à nous dire (...) et ainsi faire cesser toute violence là où elle s'est installée ». « Nous sommes interpellés par les établissements où ces mobilisations font l'objet d'une répression totalement inacceptable », dénonçaientils dans une déclaration, fustigeant la « brutalité des forces de l'ordre » dans certains cas.
A l'issue de cette journée de rencontres, le ministre a fait part de sa volonté de « permettre aux revendications [des lycéens] de s'exprimer dans un cadre organisé et démocratique ». Il a annoncé l'ouverture d'un « travail sur la démocratie scolaire » pour que les lycéens soient mieux représentés et davantage consultés dans les instances locales et nationales. Edouard Geffray, qui a mis en avant le budget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en hausse pour 2027, promet également un « plan d'action » pour « accélérer » le remplacement des professeurs absents et des échanges avec les collectivités sur l'état des bâtiments. Onze mois après la remise du rapport de la convention citoyenne sur les temps de l'enfant, dont le gouvernement ne s'est jamais saisi, le ministre entend également engager un « travail de fond » sur les rythmes scolai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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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s l'immédiat, une « plateforme de concertation » sera déployée prochainement auprès de tous les lycéens. Les adolescents seront invités à répondre à deux questions : « Quelles sont vos difficultés ? » et « Quelles sont vos attentes ? ». Une « restitution nationale » est prévue au retour des vacances de la Toussaint. « Chers lycéens, je peux vous dire que vous êtes écoutés, que vous êtes entendus et que vous êtes crus », a conclu le ministre.
Ces annonces n'ont toutefois pas convaincu les organisations lycéennes. « On a demandé des moyens pour avoir des conditions d'enseignement normales, dans des espaces propres, « Y A-T-IL BESOIN D'UNE PLATEFORME POUR CONNAÎTRE LES BESOINS DANS LES ÉCOLES ? », S'INTERROGE MUSTAFA OZCELIK, VICE-PRÉSIDENT DE LA FCPE

devant des enseignants qui sont suffisamment nombreux et remplacés quand ils sont absents», résume Louis Letoublon, vice-président de l'organisation Les lycéens!. Il regrette «l'absence de mesures et d'engagements qui seraient réalisés immédiatement pour apaiser la mobilisation». Les organisations ont donc appelé à poursuivre le mouvement.
« La promesse est démonétisée après dix ans de présidence d'Emmanuel Macron, où le dialogue n'a jamais rien donné », regrette Sophie Vénétitay, du SNES-FSU. Pour la responsable syndicale, les lycéens attendent des gestes tangibles : « Il faudrait des annonces et des engagements budgétaires rapidement. » « Y a-t-il besoin d'une plateforme pour connaître les besoins dans les écoles? », s'interroge aussi Mustafa Ozcelik, vice-président de la FCPE.
Sur le terrain, le mouvement a baissé en intensité vendredi, mais reste à un étiage très élevé. Si le nombre d'établissements mobilisés a été moindre que les 1000 lycées concernés la veille, il est supérieur au pic du dernier grand mouvement de 2018. Sur tout le territoire, des élèves, parfois soutenus par leurs enseignants, ont de nouveau manifesté devant leurs lycées, les bloquant dans plusieurs cas, pour continuer à faire valoir leurs revendications. Edouard Geffray a néanmoins noté une diminution des violences contre le personnel – trois personnes ont été blessées vendredi, contre 31 jeudi –, mais déplore la persistance d'« actes d'une extrême violence ». Près de 1750 interpellations ont eu lieu, ce qui porte à 5 000 le nombre de jeunes interpellés depuis lundi.
A Aubervilliers (Seine-Saint-Denis) vendredi, devant le lycée Le Corbusier, la journée de la veille, émaillée de débordements, a fait naître une amertume supplémentaire chez les lycéens mobilisés. Le sentiment que leurs revendications ont été éclipsées par les vidéos des incendies et les détériorations est présent dans chaque conversation. «H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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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feu a ravagé le hall d'entrée de Nelson-Mandela, jeudi, probablement à la suite de tirs de feux d'artifice. Les cours sont passés en distanciel
REPORTAGE
NANTES - envoyé spécial
S ymboliquement, c'est horrible, soufflent Yzé, Lilou, Luna et Lou, élèves en terminale. Avant, on avait l'effigie de Nelson Mandela et, maintenant, elle a brûlé. » Les quatre lycéennes nantaises regardent dans le vide vers la façade calcinée de l'établissement, manifestement encore sous le choc. Leur lycée avait pourtant connu une journée de mobilisation relativement calme, à laquelle elles ont participé, mardi 29 septembre. Mais jeudi, alors que leurs camarades s'apprêtaient à renouveler le mouvement – elles avaient préféré rester chez elles –, l'incendie s'est déclenché tôt dans la journée, sans doute provoqué par des tirs de feux d'artifice. Les flammes se sont propagées très rapidement, ravageant le hall d'entrée et condamnant le lycée d'une capacité de 1700 élèves pour plusieurs semaines. L'administration a fait évacuer le personnel et les élèves qui s'y trouvaient.
Plusieurs jours après l'événement, la situation est encore loin d'être éclaircie. Le parquet de Nantes et la police nationale confirment chacun de leur côté que les auteurs de l'incendie ne sont toujours pas connus. Pour les lycéennes, il ne fait aucun doute qu'il s'agit de «gens extérieurs au lycée». Philippe Jos, le directeur interdépartemental de la police nationale, juge la piste probable. Pour lui, «les dégâts sont bien le fait de lycéens, mais pas forcément de cet établissement». D'après le responsable policier, des groupes mobiles comptant des centaines de personnes, souvent très jeunes, ont arpenté la ville et, pour certains, commis des exactions jeudi. « Sur les 24 individus interpellés pour des faits d'incendie, 22 sont mineurs et scolarisés sur l'agglomération nantaise», ajoute-t-il.
Selon les quatre élèves, des lycéens de Nelson-Mandela auraient appris le projet d'attaque de l'établissement la veille et prévenu les autorités. « La police avait bien connaissance d'actions concertées de dégradation des lycées à Nantes, mais pas particulièrement en direction du lycée Nelson-Mandela », précise Antoine Leroy, procureur de la République de Nantes. Sur des captures d'écran d'un groupe Snapchat que Le Monde a pu consulter, on distingue une photo d'une dizaine de feux d'artifice de gros calibre, assortie du commentaire « T'es bon ».
D'après les chiffres des forces de l'ordre, il y aurait eu sept tentatives d'incendie sur les lycées nantais par des groupes très mobiles et organisés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L'intervention des policiers et des pompiers, qui ne pouvaient pas être sur tous les fronts, a été rendue d'autant plus compliquée. « Le commissariat de Nantes n'a pas pu mettre en place un dispositif devant chaque lycée, poursuit le magistrat. Si ça n'avait pas été Nelson-Mandela, ç'aurait été sans doute un autre établissement qui aurait brûlé. » Un sentiment partagé par Philippe Jos : « Malheureusement, on n'est pas arrivés assez tôt à Mandel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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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 la région Pays de la Loire chiffre le coût des réparations à «au moins 2 millions d'euros», les conséquences ne sont pas seulement matérielles: le déroulement de l'année scolaire des lycéens est déjà perturbé. Si le rectorat de Nantes indique au Monde que «la continuité pédagogique est assurée en distanciel jusqu'aux vacances d'octobre», les élèves ont du mal à se projeter vers la suite. Des rumeurs courent parmi eux que le mouvement de protestation pourrait durer jusqu'en janvier, inquiétant les terminales sur la tenue de leur programme et sur la capacité de chacun à tenir la longueur. « Ça va renforcer les inégalités entre les lycéens », estime Lou.
Pour tenter de maintenir un lien entre les élèves, un rassemblement regroupant une centaine de lycéens a été organisé vendredi matin devant l'établissement, sous un panneau en carton figurant une peinture de Nelson Mandela. Les syndicats et les professeurs étaient également présents. « On a formé des groupes d'échange », ajoute Lou.
Regardant les débris s'entasser au pied du hall d'entrée, les quatre élèves s'interrogent aussi sur la suite du mouvement au sein de leur lycée. « Ça démoralise, bien sûr, lâche Yzé. Mais on a surtout l'impression d'être décrédibilisés et que tout le monde pense que nous avons brûlé notre propre lycée. » Elle et ses amies ajoutent, non sans amertume, que «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on s'intéresse à [eux] et c'est pour un incendie », déplorant que leurs revendications passent au second plan. Elles craignent surtout que le message véhiculé soit l'exact opposé de leurs convictions. « En étant autant médiatisée, cette violence peut amener à penser qu'elle sert à quelque chose, ce qui serait encore pire, redoute Yzé. On se mobilise pour plus de moyens pour l'éducation et on se retrouve finalement sans lycée. » En fin de journée vendredi, de source judiciaire, aucune interpellation n'avait eu lieu et l'enquête se poursuivait. ■
RÉMI DUCASSE matin, tout s'est bien passé, mais on voit que c'est quand il y a des débordements qu'on passe à la télé et qu'on parle enfin de nous», observe Louis, élève de 1 $^{re}$ , un brin désabusé.

Durant
le blocage du
lycée Rabelais,
à Saint-Brieuc,
le 2 octobre.
JEANNE PATUREL/
AGENCE 1H23
Les chiffres de la mobilisation de vendredi sont d'autant plus notables que 400 établissements sont restés fermés, qu'ils aient fait l'objet de dégradations les jours précédents ou que les chefs d'établissement aient décidé préventivement de garder portes closes. Edouard Geffray avait annoncé jeudi soir le passage des cours « en distanciel » lorsque les conditions de sécurité n'étaient plus réunies pour accueillir les élè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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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ille, tous les lycées publics étaient ainsi fermés vendredi. Dans la métropole lilloise, les cours ont également cessé dans des lycées privés. Là où la communication officielle du rectorat et de la préfecture lie les fermetures à la mise en place de cours à distance, la réalité est plus aléatoire: « On a un peu autre chose à faire là, et nos lycéens ne sont pas trop dans un état d'esprit à suivre des cours en distanciel aujourd'hui », observe le proviseur d'un lycée du centre-ville lillois, qui souhaite garder l'anonymat. La fermeture de certains établissements n'a cependant pas éteint le mouvement, qui s'est, en plusieurs endroits, déplacé sur d'autres lycées toujours ouverts.
Sur leurs boucles WhatsApp, les chefs d'établissement de la métropole lilloise partagent leurs inquiétudes et s'interrogent sur une éventuelle fermeture de leurs lycées durant la semaine du 5 au 9 octobre. «Pour faire baisser la tension», espère l'un d'entre eux, qui fait part aussi de la difficulté à mettre en place l'enseignement à distance dans des délais aussi courts. La crainte est largement partagée par les représentants des personnels, qui s'interrogent également sur le délai et les conditions de réouverture. «On n'a aucune idée de ce qu'on fait lundi, et l'inquiétude court maintenant jusqu'aux vacances», confie Olivier Beaufrère, secrétaire national du SNPDEN-UNSA.
Pour l'heure, rien ne laisse présager une retombée de la colère. Mardi 6 octobre s'annonce même comme un point d'orgue de la mobilisation: l'appel à manifester des organisations lycéennes et de l'Union étudiante a été rejoint, vendredi, par la FCPE, ainsi que par six des sept syndicats représentatifs des personnels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qui appellent à « se tenir aux côtés des élèves ».
RÉMI DUCASSE, SYLVIE LECHERBONNIER, ÉLÉA POMMIERS ET FLORENCE TRAULLÉ (LILLE, CORRESPONDA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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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sé d'encourager les violences, LFI est contraint de les dénoncer. Mais le parti de Jean-Luc Mélenchon consolide son électorat
La France insoumise (LFI) va-t-elle payer cher son soutien au mouvement lycéen? Les images du lycée Nelson-Mandela incendié à Nantes, les vidéos de tirs de mortier ou de manifestants encagoulés qui dégradent les établissements ont poussé Jean-Luc Mélenchon à une mise au point. Lors de son « Moment politique », jeudi 1er octobre, un rendez-vous mensuel lors duquel il disserte de l'actualité devant des militants, le quadruple candidat à la présidentielle s'est attelé à un exercice d'équilibriste, continuant à soutenir la mobilisation en cours, tout en dénonçant les violences qui l'entachent, et que les « insoumis » sont accusés d'encourager.
Leur chef de file a rappelé qu'il prônait «des méthodes de lutte non violentes», demandant à ses militants de respecter «la discipline du combat». «Pas de panique ou d'énervement. Du sangfroid. Cela ne sert à rien de mettre le feu!», a-t-il proclamé. «Nous ne commettons pas d'actes qui vont à l'encontre de l'objectif que nous nous sommes donné. Il faut le faire, camarades, sinon on joue contre soi-même», a-t-il poursuivi, s'appuyant sur son expérience de plusieurs «décennies» de «luttes». «Vous autres, "insoumis", devez être le sang-froid de la masse, sa fraction la plus clairvoyante», a-t-il scandé, critiquant «ceux qui facilitent le travail de l'oppresseur».
Cette clarification n'a pas échappé au ministre de la justice, Gérald Darmanin, interrogé vendredi 2 octobre sur RTL. Mais le garde des sceaux a estimé que ce « changement de ton » intervenait « trop tard », et il a reproché au candidat de la gauche radicale des « propos extrêmement violents ». Il a aussi qualifié le coordinateur de LFI et député des Bouches-du-Rhône Manuel Bompard de « pompier pyromane, comme M. Mélenchon ».
A mesure que la situation s'est dégradée ces derniers jours, les attaques se sont faites plus fortes à l'encontre des «insoumis». Jeudi, le gouvernement, qui disait s'appuyer sur une note des services de renseignement, a même accusé la formation politique d'être «à la manœuvre», avec «ses "proxys" de l'ultragauche». «Le gouvernement est dépassé par les événements. Il est coïncé entre sa volonté de faire des économies et celle de lâcher quelque chose aux lycéens», analyse le député (LFI) de l'Essonne Antoine Léaument.
Ce qui n'a pas empêché Jean-Luc Mélenchon, jeudi soir, de démentir vigoureusement ces accusations. Il a affirmé que « les "insoumis" ne dirige[aient] pas les mouvements populaires ». « Ils se dirigent eux-mêmes, par leur auto-organisation et leurs représentants », a-t-il expliqué.
En revanche, les militants «in-soumis» sont très actifs sur le terrain et se tiennent au fait de toutes les mobilisations, grandes ou petites. LFI était donc bien
« PAS DE PANIQUE OU D'ÉNERVEMENT. DU SANG-FROID. CELA NE SERT À RIEN DE METTRE LE FEU ! », A PROCLAMÉ JEAN-LUC MÉLENCHON aux avant-postes du mouvement parti du lycée Saint-Exupéry, à Créteil. Tout a commencé le 17 septembre avec un appel à la grève du personnel de l'établissement. Les blocages débutent le lendemain. C'est le 23 septembre que, à tour de rôle, les députés (LFI) du Val-de-Marne Clémence Guetté et Louis Boyard se rendent sur les lieux et mettent en scène leur soutien en vidéo. Sur TikTok, celle du second engrange 1,5 million de v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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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OINE LÉAUMENT
député LFI de L'Essonne
Léonard-de-Vinci, à Saint-Michel-sur-Orge (Essonne), il est présent lorsqu'une poubelle brûle. «Allumer un feu, ça va vous desservir», les avait-il pourtant prévenus.
La présence des «insoumis» au plus près du terrain est donc à la fois une force, qui leur permettent de sédimenter un électorat, et une faiblesse. Lorsque les choses tournent mal, le parti reste associé aux événements.
Y aura-t-il des répercussions pour Jean-Luc Mélenchon, qui reste, malgré une dynamique favorable en ce début de campagne présidentielle, une figure repoussoir pour une partie de l'électorat? Dans le mouvement, on se félicite que les événements aient fait apparaître de nouvelles figures, comme les députés «in-soumis» Sarah Legrain (Paris), Aurélien Le Coq (Nord) et Paul Vannier (Val-d'Oise), dont les vidéos aux côtés des jeunes ont généré une audience importante.
Electoralement, le résultat est à double tranchant. « La colère et la peur, liées à des enjeux sociaux, bénéficient à Jean-Luc Mélenchon. En revanche, il y a une partie de l'électorat de gauche qui cherche toutes les bonnes raisons pour ne pas voter [pour lui]. Et ces images peuvent les convaincre », juge le politologue Antoine Bristielle.
Ce face-à-face entre le gouvernement et les «insoumis» pourrait s'avérer contre-productif pour les revendications elles-mêmes. «Cela met LFI dans une situation où ils passent leur journée à dénoncer les violences policières, ce qui a plutôt pour conséquence de ne pas parler des revendications de fond des lycéens. A l'inverse, les médias de droite parlent uniquement des dégradations. Au final, le mouvement est simplement traité sous l'angle sécuritaire», regrette Antoine Bristielle.
SANDRINE CASS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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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écart de taux avec l'Allemagne s'est envolé, vendredi. Les marchés ne croient guère à l'adoption du texte, ni à une vraie baisse du déficit
Connaissez-vous les trous de beignes? Pour commencer en douceur les discussions budgétaires, le ministre de l'économie et des finances, Roland Lescure, avait apporté aux députés, jeudi 1er octobre, quelques-unes de ces gourmandises québécoises, confectionnées dans les cuisines de Bercy, sans sucre ajouté ni additif – « elles ne seront donc pas taxées », avait déclaré, avec le sourire, le ministre.
Les petites boules de pâte à beignet n'ont pas suffi. Dans l'après-midi, les élus d'opposition ont déchiqueté à belles dents le projet de loi de finances présenté par le ministre. Un texte « consternant » selon le Rassemblement national (RN), « récessif » et « injuste » pour La France insoumise, « inadmissible » pour Les Ecologistes.
Accueil polaire aussi au Parti socialiste (PS), dont la bienveillance avait permis de valider le budget 2026. «En l’état», le budget n’est, cette fois-ci, «pas acceptable pour nous», écrivent au nom du parti le chef des députés, Boris Vallaud, le président du groupe socialiste au Sénat, Patrick Kanner, et la première secrétaire déléguée du PS, Johanna Rolland, dans une longue lettre envoyée vendredi au premier ministre, Sébastien Lecornu. «En présentant une copie initiale si éloignée de la philosophie de nos propositions (...), vous rendez de fait impossible l’adoption de votre budget sauf à vous tourner, même passivement, vers le RN, ce que nous ne saurions imaginer. »
C'est toutefois des marchés financiers qu'est venue la douche la plus glaciale. Le premier ministre avait calibré sa communication pour montrer aux investis-
Matignon avait calibré sa communication pour calmer les marchés. L'inverse s'est produit seurs que la France allait s'attaquer enfin au redressement de ses comptes publics, et calmer les marchés. L'inverse s'est produit. Au lieu de refluer, le taux exigé par les investisseurs pour prêter à la France s'est encore accru. Il a frôlé vendredi matin le seuil symbolique des 5 %, à 4,99 %. Du jamais-vu depuis le printemps 2002. Le taux auquel le Trésor emprunte n'était encore que de 4,2 % un mois plus tôt, et de 3,6 % au début de l'été.
« Un climat de crise s'installe sur le marché obligataire », à partir des inquiétudes sur la France, constate dans une note publiée vendredi Mark Dowding, de la société d'investissement RBC BlueBay. « La France est l'un des pays dont la situation budgétaire suscite le plus d'inquiétudes en zone euro, appuie Théophile Legrand, de Natixis. Les investisseurs s'interrogent de plus en plus sur la soutenabilité de la trajectoire des finances publiques français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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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ony Morlet-Lavidalie, de Rexecode, un institut proche du patronat, se montre encore plus alarmiste. « On est entrés dans une crise de la dette, affirme l'économiste. Elle n'est pas encore intense, mais déjà réelle. Si les taux montent à 7 %, il n'y aura plus débat sur le sujet. Et à 10 %, la France devient insolvable, sauf à prendre sous la pression des mesures très désagréables. Le pays se croit invincible parce qu'il n'a pas fait défaut depuis les assignats, en 1797. Mais la situation est en train de s'emballer, et il n'y a pas moyen de l'arrêter facilement. »
Pendant l'été, les taux exigés des Etats ont commencé à monter dans le monde entier, en raison notamment de la guerre au Moyen-Orient et du regain d'inflation entraîné par le choc pétrolier. Le mouvement n'a pas épargné la France. Mais depuis quelques semaines, et surtout depuis ces derniers jours, les taux imposés à l'Etat français se sont spécialement envolés.
C'est ce que montre l'écart entre les taux exigés de l'Allemagne et de la France. Cet écart, le fameux « spread », se situait autour de « La situation est en train de s'emballer, et il n'y a pas moyen de l'arrêter facilement »
ANTHONY MORLET-LAVIDALIE
économiste chez Rexecode
45 points de base en mai 2024: quand Berlin devait payer 2,55 % par an pour s'endetter à dix ans, Paris devait verser 3 %. La dissolution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décidée par Emmanuel Macron, en juin 2024, l'a fait monter durablement entre 70 et 80 points. Puis, depuis la fin août 2026, cet écart s'est brusquement creusé, jusqu'à battre trois records successifs dans la même journée de vendredi, en montant à 140 points, 150 points puis 160 points de base. Un signe spectaculaire de la défiance des investisseurs à l'égard de la France.
«Ce niveau d'écart signifie que les marchés valorisent la dette française comme celle d'une entreprise ou d'un Etat noté BB +, c'est-à-dire d'un "junk bond", une de ces "obligations pourries" émises par des créanciers peu fiables», analyse Anthony Morlet-Lavidalie.
Que se passe-t-il? Deux phénomènes ont semble-t-il rendu les investisseurs soudain beaucoup plus circonspects à l'égard de la France. A commencer par le violent dérapage du déficit public en 2026, avoué à demi-mot fin juillet, et officialisé mi-septembre par Sébastien Lecornu : au lieu de baisser à 5 % du produit intérieur brut (PIB), le déficit public risque de monter à 5,4 % en 2026, voire au-delà, en raison notamment du choc pétrolier. Preuve, pour nombre d'investisseurs, que la France est incapable de tenir parole et redresser ses comptes publics.
La présentation du budget 2027, jeudi 1 $^{er}$ octobre, a enfoncé le clou. Voici un projet qui ne réduit que peu le déficit, repose sur des hypothèses jugées optimistes par tous les experts, et surtout, n'a qu'une chance minime d'être validé par le Parlement. « L'adoption de ce projet et de celui de la Sécurité sociale est loin d'être certaine, car les tensions politiques risquent de s'exacerber au sein d'un Parlement français très fragmenté, à l'approche des élections présidentielles d'avril 2027 et des législatives qui devraient suivre », explique l'agence Moody's à ses clients dans une note publiée vendre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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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puis, comment faire confiance à un ministre de l'économie qui assure contre l'évidence que ramener le déficit public à moins de 3% en 2029 demeure « à portée de main » ? Une hypothèse qualifiée de « très peu vraisemblable » le même jour par le Haut Conseil des finances publiques présidé par l'ancienne ministre Amélie de Montchalin.
A cela s'ajoute la perspective d'une élection de la candidate du RN, Marine Le Pen, à l'Elysée, prise de plus en plus au sérieux par les investisseurs, notamment étrangers, et source d'inquiétude. Au-delà, les financiers craignent que la France ne reste bloquée des années avec un déficit colossal. «Le prochain président et son gouvernement seront probablement confrontés à la même difficulté que l'actuel exécutif: celle de former une majorité transcendant les clivages partisans pour mener à bien un effort pluriannuel d'assainissement budgétaire», anticipe Moody's.
Pour Sébastien Lecornu, cette envolée des taux et de l'écart avec l'Allemagne devrait inciter les élus de tout bord à serrer les rangs pour éviter une vraie crise. «L'enjeu à court terme, c'est le budget: notre capacité à le faire avancer, puis adopter, sans le dénaturer sera scrutée de près», dit-on à Matignon. Pas sûr que ce message se révèle beaucoup plus efficace que les trous de beignes de Roland Lescure. Pour Anthony Morlet-Lavidalie, de Rexecode, les taux, de plus en plus volatils, ont de fortes chances de grimper encore : «Les marchés ont visiblement envie de nous faire payer cher notre incurie. »
DENIS COSN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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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gouvernement veut définir avec les parlementaires les modalités du tour de vis
Le gouvernement ne se simplifie pas la tâche pour ten- ter de faire passer une mesure controversée. Conformément à ce que plusieurs ministres avaient déclaré au cours du mois de septembre, il veut mettre à contribution les retraités dans sa politique de redressement des comptes publics. Présentés jeudi 1er octobre, les projets de loi de finances de l'Etat et de financement de la Sécurité sociale pour 2027 contiennent chacun une disposition allant dans ce sens. Mais de nombreuses inconnues subsistent encore, une large partie des modalités devant être coproduites avec les parlementaires.
L'exécutif a placé la barre très haut : l'effort demandé aux retraités se monte à 5,5 milliards d'euros. Pour atteindre cet objectif, deux voies sont empruntées. La première consiste à ralentir la progression des dépenses tout en préservant le pouvoir d'achat des assurés en bas de l'échelle des revenus. Ainsi, le projet de budget de la «Sécu » prévoit, à ce stade, d'augmenter les pensions de base à hauteur de l'inflation uniquement pour ceux qui touchent au maximum 1260 euros par mois (en additionnant la retraite de base et la complémentaire).
Pour ceux qui gagnent plus, deux options sont envisagées: soit un gel de la prestation, soit une hausse à un rythme inférieur à l'évolution des prix – sachant que différents taux (non définis, à ce jour) pourraient être appliqués en fonction d'une grille de seuils qui vont jusqu'à 2034 euros par mois. Pendant un temps, il avait été évoqué une non-revalorisation à partir de ce montant-là de revenus (2034 euros, donc) mais le texte dévoilé jeudi offre un champ des possibles plus large, le gel pouvant intervenir pour les pensions au-dessus de 1260 euros.
La deuxième voie retenue par le gouvernement figure dans le projet de loi de finances. Elle réduit l'avantage fiscal dont bénéficient les retraités assujettis à l'impôt sur le revenu en baissant le plafond de l'abattement de 10 % (de 4439 euros à 3000 euros). L'exécutif a donc l'intention d'actionner ces deux «leviers » – freinage des pensions et coup de rabot sur une niche fiscale – pour obtenir le «quantum» d'économies voulu, comme l'a expliqué, jeudi, Jean-Pierre Farandou, le ministre du travail et des solidarités, lors d'une conférence de presse à Bercy. S'agissant du «gel, total ou partiel, au-delà de 1260 euros», le Parlement «rediscutera des seuils», a-t-il déclaré. Autrement dit, pour les pensions supérieures à ce montant, un compromis est recherché avec la représentation nationale sur les paramètres du disposit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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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tte négociation sera menée en intégrant dans l'équation la mesure sur l'abattement de 10 %. L'idée est de procéder à une « combinatoire », selon la formule de M. Farandou. Ce qui peut signifier, par exemple, un durcissement du projet concernant l'avantage fiscal afin de dégager un gain supplémentaire qui permettrait de mieux traiter – ou de moins pénaliser – les pensionnés au-dessus de 1260 euros. L'important, a ajouté le ministre du travail, est de parvenir aux 5,5 milliards d'économies.
Les décisions sur l'évolution des retraites de base feront l'objet d'un décret. Ainsi, « le prochain gouvernement », qui s'installera après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pourra revenir sur les tours de vis qui ont été donnés « dès qu'il le souhaitera », sans avoir à passer par la loi, a souligné, jeudi, David Amiel, le ministre des comptes publics, lors d'une conférence de presse à Bercy. « C'est une liberté inédite que nous souhaitons laisser aux successeurs », a-t-il complété.
Il reste maintenant à savoir si les députés accepteront de se prêter à l'exercice de coconstruction que lui propose le pouvoir en place. La démarche touche au portefeuille d'une catégorie de la population que beaucoup de personnalités politiques veulent ménager. Dans leur version initiale, les projets de loi de financement de la Sécurité sociale présentés en 2024 et en 2025 prévoyaient déjà de contenir la progression des pensions, mais ces mesures avaient été finalement abandonnées devant l'hostilité qu'elles suscitaient au Palais-Bourbon.
BERTRAND BISS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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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gouvernement a annoncé son souhait de relever l'indice « minimum » de traitement. Une mesure jugée insuffisante par les syndicats
D es annonces mais toujours pas d'apaisement. Dévoilées vendredi 2 octobre, trois jours après une journée de mobilisation dans la rue, mardi 29 septembre, les mesures salariales « ciblées » du gouvernement n'ont pas suffi à calmer la colère des syndicats de la fonction publique. La CGT, la FSU et Solidaires ont quitté la réunion consacrée à ce sujet, présidée par le ministre de l'action et des comptes publics, David Amiel. Dénonçant une « mascarade », le syndicat Force ouvrière avait choisi de boycotter la rencontre.
Au cœur des tensions, encore une fois : le nouveau gel des salaires des fonctionnaires décidé par l'exécutif pour 2027. « Je mesure ce que cette décision représente pour les agents après plusieurs années de hausse des prix », a concédé le ministre devant les représentants du personnel. Mais, a-t-il poursuivi, une hausse de valeur du point d'indice « mobilise des moyens considérables », estimés à 2,4 milliards d'euros en cas d'augmentation de 1 %.
Pour le gouvernement, par ailleurs, une telle revalorisation ne serait pas ciblée puisqu'elle favoriserait, de fait, les agents publics les mieux payés: « Elle ne permet pas de concentrer les efforts sur les premiers niveaux de rémunération ni de répondre, à elle seule, aux difficultés de progression dans les carrières. » Aussi, et comme David Amiel l'avait déjà évoqué lors du rendez-vous salarial du 8 juillet, l'exécutif défend une autre ligne visant à concen-
Au cœur
des tensions,
encore une fois:
le nouveau gel
des salaires des
fonctionnaires
décidé pour 2027 trer les « efforts » sur les agents publics les moins bien payés.
Principale annonce du ministre: le relèvement au 1er janvier 2027 de l'indice «minimum » de traitement de la fonction publique. La mesure doit permettre à «près» de 400 000 agents de «sortir» de l'indemnité différentielle qui leur est versée pour ne pas être rémunérés en dessous du smic. Depuis la dernière revalorisation du salaire minimum, le 1er juin, 862 000 agents bénéficient désormais de ce dispositif.
Le relèvement annoncé ne signifiera pas pour autant une hausse des salaires, estime Caroline Chevé, la secrétaire générale de la FSU : « Cela correspond juste à un maintien à flot au niveau du smic actuel. » David Amiel, de son côté, met en avant des « injections pérennes de points d'indice dans les premiers échelons pour commencer à redonner de la valeur à l'avancement et à l'ancienneté ».
Les revalorisations successives du smic ont accentué le décrochage salarial de la fonction publique et accéléré le tassement des grilles de salaires, réduisant ainsi le différentiel salarial lié à l'ancienneté et à l'expertise acquise. Autre différence mise en avant par le gouvernement : contrairement à l'indemnité différentielle, les points d'indice supplémentaires dont bénéficieraient les fonctionnaires seront pris en compte pour le calcul de leurs retra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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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s de la réunion avec les syndicats, vendredi, le gouvernement a aussi confirmé son intention de «revoir la manière» dont l'expérience professionnelle des agents publics est prise en compte dans leur carrière. Cela passera notamment par une réforme des «conditions de classement» lors de l'entrée dans un corps ou cadre d'emploi de la fonction publique. La réforme devrait aboutir au début de l'année 2027 et concerner 120 000 agents des trois versants de la fonction publique (Etat, territoriale et hospitalière). L'exécutif veut aussi ouvrir des discussions sur un «assouplissement» des conditions de promotion. Autant de gestes jugés insuffisants par les syndicats.
« Le mépris continue, la smicardisation de la fonction publique n'est plus un accident, c'est une politique », fustige la CGT-Fonction publique, quand la déléguée générale de Solidaires-Fonction publique, Gaëlle Martinez, souligne des mesures « ne répondant pas à l'urgence salariale au regard du contexte inflationniste ». Le relèvement du minimum de traitement « est symboliquement très important », reconnaît Laure Revel, la secrétaire générale de la CFDT-Fonctions publiques. Mais, poursuit-elle, la disposition « n'est pas à la hauteur et ne détasse absolument pas les grilles salariales ».
Même tonalité du côté de l'UN-SA-Fonction publique, où son secrétaire général, Luc Farré, évoque « un demi-pansement nettement insuffisant». D'autant plus « si le smic augmente à nouveau le 1er janvier», abonde-t-il en référence aux derniers chiffres de l'Insee, selon lesquels l'inflation a atteint 3 % sur un an. Lorsque l'inflation dépasse les 2 %, le salaire minimum est automatiquement revalorisé. « Si tel est le cas, la mesure annoncée par le gouvernement n'aurait alors aucun effet », estime le président de la Fédération autonome de la fonction publique, Pascal Kessler.
« La construction de notre scénario socle tient compte des prévisions d'inflation qui peuvent encore changer », rétorque l'entourage de David Amiel. Une réunion intersyndicale est prévue dans les prochains jours pour décider des suites de la journée de mobilisation du 29 septembre. « Si on n'établit pas un rapport de force, rien ne changera », estime Patrick Désiré, secrétaire national de l'Union fédérale des syndicats de l'Etat de la CGT.
BASTIEN SCOR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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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projet de Marine Le Pen viserait à faire revenir progressivement la dette à 60 % du produit intérieur brut
Contraindre la France à limiter son déficit, chaque année, et fixer un plafond dans la Constitution : en promettant l'adoption, par référendum, d'une « règle d'or » budgétaire, Marine Le Pen tente une nouvelle fois de convaincre les milieux économiques de sa crédibilité en la matière. La proposition, annoncée devant le Medef à la fin d'août, a été précisée par la candidate d'extrême droite dans une tribune publiée jeudi 1 $^{er}$ octobre.
Le Rassemblement national (RN) espérait faire paraître le texte dans Les Echos, le principal quotidien économique, qui rappelle régulièrement le parti à son inconséquence; c'est finalement dans L'Opinion qu'est sorti le détail de cette « règle d'or ». Car ce sont bien les décideurs économiques et marchés financiers que visent les dirigeants lepénistes.
Marine Le Pen a beau revendiquer, dans un audacieux retournement de l'histoire, la filiation gaulliste, elle n'en bafoue pas moins l'une des maximes du fondateur de la Ve République. « La politique de la France ne se fait pas à la corbeille », affirmait Charles de Gaulle en 1966, en référence à l'endroit où s'échangeaient les titres à la Bourse de Paris. Mais soixante ans plus tard, la pression sur les taux d'emprunt de la France et le niveau de dette accumulé – 119 % du produit intérieur brut (PIB) en 2026 – inquiète considérablement Marine Le Pen quant à sa marge de manœuvre si elle accède à l'Elysée en 2027. Sa « règle d'or » vise non seulement à ramener la dette, à terme, à 60 % du PIB, mais aussi à éviter un emballement des taux en cas de victoire électorale.
Le dispositif qu'elle propose est plus complexe que celui en vigueur en Allemagne ou en Espagne, et que les propositions similaires formulées par Gabriel Attal, Edouard Philippe et Bruno Retailleau. Il ne fixe pas un taux de déficit maximal, mais un taux inférieur au seuil permettant de stabiliser la dette. « Tant que notre dette n'aura pas atteint 60 % du PIB, la règle d'or imposera que le déficit autorisé soit inférieur à 0,5 point de ce seuil stabilisant. A titre d'exemple, pour l'année 2027, le déficit maximal autorisé serait de 2,4 % [du PIB] selon les hypothèses macroéconomiques actuelles », développe Marine Le 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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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ette règle de base, qui serait calculée par le Haut Conseil des finances publiques, une institution indépendante associée à la Cour des comptes, elle fixe deux exceptions. Pour éviter un ajustement budgétaire trop important qui pourrait entraîner une récession, le déficit pourrait n'évoluer que d'un demi-point de PIB d'une année sur l'autre, jusqu'à atteindre ce « seuil stabilisant ». Et compte tenu des possibles circonstances exceptionnelles, un vote des trois cinquièmes du Parlement pourrait autoriser un déficit plus important que prévu, pour deux exercices d'affilée. Pour y déroger une troisième fois, un réfé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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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m pourrait être convoqué.
C'est par ce même référendum que Marine Le Pen envisage l'inscription de cette « règle d'or » dans la Constitution, et non à travers une convocation du Congrès. « On ne va pas demander à ceux qui ont ruiné la France! », tacle le député RN de la Somme Jean-Philippe Tanguy qui, depuis 2025, plaide l'utilité d'une règle d'or auprès de Marine Le Pen et Jordan Bardella.
Le RN a renoncé à sa piste initiale, qui visait à distinguer « dépenses de fonctionnement » et « dépenses d'investissement » et à fixer un seuil de déficit pour chacun. « L'exemple allemand montre que les solutions toutes faites ne sont pas forcément les meilleures », estime Jean-Philippe Tanguy. Au prix de la complexité, le principe retenu permet de lever la principale critique faite aux règles de ce type : celle d'imposer une austérité. Il permet également d'y déroger en cas d'imprévu géopolitique, mais de manière limitée. « Le système n'a pas été capable de présenter un budget à l'équilibre depuis cinquante-deux ans, donc maintenant, la fête est finie», promet Jean-Philippe Tanguy.
Ancien magistrat à la Cour des comptes et animateur du site Fipeco, François Ecalle reste « sceptique » : « Les règles budgétaires sont utiles mais insuffisantes et ne remplacent pas un programme sérieux de redressement des comptes publics, notamment parce qu'il est difficile de formuler des règles pertinentes et simples qui ne puissent pas être contournées. Mettre la clause de sauvegarde entre les mains du Parlement, c'est la porte ouverte à tous les dérapages. » Un partisan de Bardella ajoute un autre bémol : « Une règle d'or intentionnelle, qui ne serait pas contraignante en cas de dérapage du budget en cours d'année, ne servirait rigoureusement à rien : dans ce cas, c'est la manifestation de la bonne volonté. »
En se liant les mains, Marine Le Pen espère anticiper une possible crise obligataire et se crédibiliser vis-à-vis d'un électorat hésitant entre elle et les héritiers du macronisme. « Une part de la fonction publique, les gens qui gagnent 4000 euros par mois, certains retraités », égrène Jean-Philippe Tanguy. Il n'espère toutefois pas convaincre les économistes : « On se fiche de l'avis de Philippe Aghion [Prix Nobel d'économie en 2025, qui a inspiré le programme économique d'Emmanuel Macron en 2017] ou de quelques consultants rémunérés par les banques et qui interviennent sur les plateaux des chaînes d'information. »
L'objectif principal, toutefois, est bien de « rassurer les marchés financiers », expliquait Jordan Bardella début septembre, « très inquiet de l'augmentation des taux ». Car le bref passage à Downing Street de la Britannique Liz Truss, en 2022, a marqué les esprits au parti : la présentation de son programme économique, constitué de colossales baisses d'impôts, avait alarmé les marchés et fait décoller le taux d'emprunt du pays, jusqu'à pousser la première ministre conservatrice à la démission un mois plus t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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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 y a un scénario dans lequel les marchés financiers débranchent [Marine Le Pen]», envisage un haut responsable de l'exécutif, évoquant un « scénario Liz Truss ». Cette figure de la Macronie observe la candidate d'extrême droite commencer à « parler comme [eux], à force d'avoir des groupes de hauts fonctionnaires qui font des notes pour elle »: « Quand elle dit : “La loi spéciale, c'est pas bien”, ce n'est pas à nous
C'est par un référendum que la candidate envisage l'inscription de la règle d'or dans la Constitution qu'elle parle. Rebelote, elle parle aux marchés financiers. Elle parle au patronat. »
Le parti d'extrême droite a observé, pour la première fois en décembre 2024 après une interview de Marine Le Pen au média d'information financière Bloomberg, que sa parole pouvait avoir un impact sur les taux d'emprunt de la France. « Cela peut avoir un effet... à condition que les marchés y croient, car il faut encore que le RN nous explique comment il parvient à respecter cette règle d'or, souligne François Ecalle. Pour l'heure, on voit surtout des mesures qui vont dans l'autre sens, entre l'âge de la retraite et les baisses de TVA. »
«Les marchés n'ont pas confiance en la France, mais rien ne prouve qu'ils n'ont pas confiance en nous, répond Jean-Philippe Tanguy, revendiquant des dizaines de réunions ces dernières années avec des investisseurs français et internationaux. Les Français font de la "moraline", sans analyse économique. Mais les Anglo-Saxons et les Asiatiques sont rationnels.» Le « M. Economie » du RN renvoie à la présentation, prévue mardi 6 octobre, de son contre-budget pour 2027 et de la trajectoire budgétaire du quinquennat, prévoyant de baisser le déficit de 125 milliards d'euros en cinq ans et de le ramener sous 3 % du PIB en 2029. Sera-t-il plus précis que le plan de 100 milliards d'euros d'économies vanté par Jordan Bardella en 2025, que le RN n'avait jamais publié ?
CLÉMENT GUILL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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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exception d'anciens « chiraquiens », Les Républicains ont gardé le silence dans les jours qui ont suivi les révélations de « Mediapart »
Simple prudence dans l'attente de preuves édifiantes ou peur de braquer une partie d'un électorat convoité? Depuis le lundi 28 septembre, la droite était restée assez silencieuse pour commenter les révélations de Mediapart sur les écrits antisémites prêtés à Jordan Bardella. « On aurait tout intérêt à ce que ça soit vrai », reconnaissait pourtant, jeudi 1er octobre, un membre de la direction du parti Les Républicains (LR), quelques heures avant que le site en ligne ne publie des captures d'écran des messages antisémites qu'aurait envoyés le président d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RN) à une autre personne sur la messagerie Messenger en 2013.
« Quand on est de droite, on a toujours un peu l'habitude d'être prudent avec Mediapart », soufflait un membre de l'équipe de campagne de Bruno Retailleau. Le candidat LR à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de 2027 semblait d'ailleurs se retrancher derrière la plainte en diffamation de l'eurodéputé. « Il faut attendre ce que la justice va nous dire avant de prendre position », défendait encore le président de LR, jeudi matin, sur BFM-TV, tout en jugeant les propos rapportés « accablants et affligeants » s'ils étaient « exac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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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s de cette matinale, le candidat à la présidentielle prenait moins de pincettes avec La France insoumise (LFI), qu'il accusait « d'organiser l'insurrection » avec les blocages des lycées. Et de poser la question de son « interdiction ». « C'est très difficile en droit, mais je la lance dans le débat public », reconnaît l'ancien « Il faut attendre ce que la justice va nous dire », défendait le président de LR, Bruno Retailleau, sur BFM-TV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Si ce dernier n'a pas encore réagi aux dernières révélations de Mediapart, son entourage admet que les preuves «accumulées sont accablantes, parce que les faits sont accablants mais aussi parce qu'il semble que Jordan Bardella a menti à tout le monde». Autre candidat à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Edouard Philippe est plus affirmatif. Le président du parti Horizons estime «qu'il est quasi-ment établi» que Jordan Bardella a tenu des propos «à caractère manifestement et scandaleusement antisémite».
Ces dernières années, la droite LR a renoncé à attaquer l'extrême droite sur le terrain des valeurs et ses racines. « Je ne considère pas que le RN, c'est la peste », expliquait le président du groupe LR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Laurent Wauquiez, sur BFM-TV, en 2025. Pas question de faire alliance avec le parti lepéniste, accusé d'être incompétent et de gauche en matière d'économie, mais le combat moral a été abandonné, jugé inefficace et obsolète.
Seules quelques figures « chiraquiennes » continuent à renvoyer le RN à son passé, notamment aux propos antisémites de Jean-
Marie Le Pen ou à la création du Front national par d'anciens collaborateurs et nostalgiques du régime de Vichy. « L'extrême droite, ce n'est pas la droite, ça ne sera jamais notre histoire », rappelle souvent Jean-François Copé. Pour le maire de Meaux (Seine-et-Marne), l'affaire Bardella est l'occasion de « faire tomber les masques » et de mettre à mal la stratégie dite « de dédiabolisation » entreprise par Marine Le Pen, en particulier pour montrer une rupture avec l'antisémitisme de son père. « Une des artisanes de cette dédiabolisation est Caroline Parmentier [députée du Pas-de-Calais et très proche de Mme Le Pen], qui est une ancienne journaliste de la revue d'extrême droite Présent et dont les propos antisémites ont été clairement identifiés à l'époque », faisait observer, le 29 septembre, M. Copé, au micro de RTL.
Le même jour, Valérie Pécresse renvoyait Jordan Bardella aux figures sulfureuses de l'extrême droite jalonnant son parcours. «Il a été mon adversaire aux régionales de 2021 et siégeait dans un groupe avec Axel Loustau, qui a refusé de siéger dans l'Hémicycle quand nous avons rendu hommage à Simone Veil, rappelait la présidente de la région Ile-de-France sur BFM-TV. M. Paradol, son directeur de cabinet aujourd'hui, était dans les mouvements de M. Soral. Donc oui, l'antisémitisme fait partie de l'ADN d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Est-ce qu'il fait partie de l'ADN de Jordan Bardella ? C'est la justice qui le dira. » Et une partie de la droite qui le rappellera peut-être.
ALEXANDRE PED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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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liste des crimes et délits jugés à partir du lundi 5 octobre par la cour d'assises spéciale de Paris donne le vertige autant que la nausée. Parmi les 12 chefs d'accusation retenus contre Rohan Rane, un étudiant indien qui faisait ses études à Antibes (Alpes-Maritimes) et était âgé de 22 ans au moment des faits, on peut lire : « torture ou acte de barbarie sur mineur », « détention et diffusion » d'images pédocriminelles, « incitation d'un mineur à se soumettre à une mutilation sexuelle », « corruption de mineur » ou encore « extorsion en bande organisée ».
Ces infractions sont reprochées par la justice française à un seul homme, mais elles décrivent les activités d'une communauté en ligne bien plus large venue du monde anglo-saxon, désignée sous l'appellation de «réseaux extrémistes violents et nihilistes». Ces jeunes hommes fascinés par l'ultraviolence, tour à tour racistes, néonazis et masculinistes, contraignent notamment, à travers une forme de «sextorsion» (chantage à caractère sexuel), des adolescentes à se filmer en train de s'automutiler ou de s'adonner à des actes sexuels très brutaux. Rohan Rane a été l'un des leaders de cette mouvance ouvertement sociopathe à travers l'administration sur la messagerie Discord d'un groupe baptisé «CVLT» (cult, «secte» en anglais), à laquelle Le Monde avait consacré une enquête en septembre 2025.
Ce dossier d'instruction, ouvert en France en 2021 après un signalement du National Center for Missing and Exploited Children, une organisation non lucrative américaine, est si tentaculaire qu'il a nécessité la création d'une task force mobilisant des services d'enquête français, américains, canadiens, britanniques, australiens et néo-zélandais et l'ouverture d'un dossier chez Europol. Des dizaines de pédocriminels sévissant sur CVLT ont été identifiés, ainsi qu'une centaine de victimes aux Etats-Unis, au Royaume-Uni, au Danemark, en Australie, au Canada, en Estonie ou aux Pays-Bas.
La procédure visant Rohan Rane a permis d'identifier à elle seule une vingtaine de victimes, pour la plupart américaines ou britanniques. Depuis la Côte d'Azur, cet étudiant indien les contraignait, en les intimidant ou en les menaçant de diffuser des images d'elles dénudées, à se masturber avec un couteau ou un cactus, à s'étrangler avec une ceinture, à se donner des coups de poing, à boire de l'urine ou encore à se scarifier en gravant son nom et une croix gammée sur leur peau. Ses victimes avaient entre 12 et 18 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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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 Rohan Rane choisissait ses « esclaves », comme il les appelle, parmi les jeunes filles « vulnérables », il a assuré aux enquêteurs que ses principaux critères de sélection étaient leurs origines « juives, musulmanes, arabes, mexicaines ou noires », ainsi que leur engagement politique à gauche ou au sein de la mouvance LGBTQ +. « Fasciste » revendiqué, il se 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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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aincu que le «nouvel ordre mondial» aurait «la volonté de féminiser les hommes». «Je suis très conservateur, explique-t-il. C'est le cas de Mussolini, de Poutine et d'Hitler, qui sont contre le mouvement LGBTQ+. »
Ce sentiment d'une virilité menacée semble avoir joué un rôle important dans son attrait pour les hommes «forts». Une fascination qu'on retrouve chez la plupart des membres de ces communautés en ligne. Mais cette fragilité narcissique a aussi alimenté son ego délirant et un goût pathologique pour le contrôle et la souffrance d'autrui : « Je suis un narcissique, et un narcissique aime que son ego soit alimenté », analyse-t-il. Il a signé un pamphlet, How to get girls (« Comment attirer les filles »), détaillant sa méthode pour « contrôler des personnes ».
Le jeune homme, qui dit avoir été victime de harcèlement en Inde, explique sa personnalité sociopathe par le fait qu'il aurait « suffoqué » ses émotions : « Je pense que si je n'ai pas d'émotions, il n'y a plus de moyen de me faire du mal. J'ai tué en moi tout ce qui était sympathie et empathie. » Un mécanisme de défense qu'il est allé jusqu'à ériger en doctrine en se réfugiant derrière une lecture mal digérée de Machiavel.
Si ce dossier illustre la dérive de certains jeunes hommes s'adonnant aux comportements les plus déviants, il révèle aussi le retard pris par le code pénal français dans la répression de ces crimes commis en ligne. Rohan Rane, qui encourait initialement vingt ans de réclusion, avait ainsi été, dans un premier temps, renvoyé devant la cour criminelle départementale de Paris, en mars 2025. Mais durant cette audience, le président avait soulevé une question susceptible d'ajouter un nouveau chef d'accusation, faisant passer la peine encourue à la perpétuité: l'«extorsion précédée, accompagnée ou suivie de torture ou d'actes de barbarie».
Rohan Rane a donc été renvoyé devant la cour d'assises spéciale de Paris, compétente s'agissant des crimes passibles d'au moins trente ans de réclusion, pour y être jugé à partir de lundi. Mais son procès fera l'objet d'un intense débat juridique sur la pertinence de cette qualification ajoutée in extremis. Son avocate, Irina Kratz, y voit une façon de remédier aux carences du législateur.
« Pendant trois ans d'instruction, cette qualification pénale n'a jamais été envisagée (...), explique-t-elle. C'est une infraction sortie du chapeau qui ne tient pas juridiquement, dans le seul but de réprimer plus durement un dossier qui sus-cite une indignation légitime. Reste que Rohan Rane doit bénéficier des mêmes règles de droit que tout autre accus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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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cient de son retard, le législateur a modifié le code pénal par la loi du 21 mai 2024 visant à sécuriser et à réguler l'espace numérique en sanctionnant la «sextorsion» de sept ans de prison. Dans une autre loi du 21 avril 2021, il a également puni de sept ans de prison le fait d'inciter un mineur à commettre des actes sexuels par voie électronique, une peine portée à dix ans si la victime est âgée de moins de 15 ans.
Mais aucune de ces infractions n'est applicable à Rohan Rane, dont les agissements précédent ces modifications apportées au code pénal. Aucune, surtout, n'est sanctionnée d'une peine supérieure à dix ans de prison, bien loin de la perpétuité qu'encourt désormais l'étudiant indien. Le législateur a-t-il échoué à doter la justice d'outils à la hauteur de son désir de réprimer ce phénomène émergent? « Si le législateur souhaite incriminer de nouveaux comportements complexes et graves en ligne, il a tout loisir de le faire, aussi sévèrement qu'il le souhaite, insiste l'avocate. Mais les juges ne peuvent pas se substituer au législateur. »
Un élément de contexte a pu inciter la justice française à reconsidérer sa lecture juridique de cette affaire: en janvier 2025, deux mois avant le premier procès finalement renvoyé de Rohan Rane, le ministère de la justice américain avait rendu son ordonnance de mise en accusation concernant une de ses victimes américaines et demandé l'extradition de l'étudiant indien afin de le juger aux Etats-Unis, où il encourt la réclusion à perpétuité.
SOREN SE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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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ù sont les preuves ? », a plaidé M $^{e}$ Cornut-Gentille, lors du dernier jour du procès, vendredi. La cour d'appel doit se prononcer le 17 décembre
François Bayrou sera fixé sur son sort le 17 décembre. Le président de l'Union pour la démocratie française (UDF) et du MoDem, relaxé « au bénéfice du doute » le 5 février 2024 par le tribunal, joue gros devant la cour d'appel de Paris, dans le procès des assistants parlementaires européens du MoDem. Le parquet général a requis contre lui, lundi 28 septembre, vingt-quatre mois de prison avec sursis, 50 000 euros d'amende et trois ans d'inéligibilité, également avec sursis.
Après trois semaines et demie d'audience, le procès s'est donc clos vendredi 2 octobre avec les plaidoiries en défense de l'ancien premier ministre (décembre 2024-septembre 2025). Mornes débats, avec de minces enjeux, en dehors de la marque infamante d'une condamnation pour détournements de fonds publics. Seul le préfet Pierre-Emmanuel Portheret, relaxé en première instance, risque la radiation de la fonction publique s'il est condamné, les autres prévenus sont presque tous à la retraite. Le parquet général n'a requis que des peines avec sursis pour les dix prévenus, des peines plutôt plus faibles que les condamnations de 2024 – sauf pour l'ancien ministre Michel Mercier, trésorier du parti, qui n'a visiblement pas convaincu le ministère public.
Des peines symboliques donc, accompagnées cependant de for-tes amendes, qui s'expliquent par l'ancienneté des faits – plus de vingt ans –, l'âge des prévenus – de 56 à 87 ans –, les sommes dé-tournées relativement modestes
\- 293253 euros, contre 4,4 millions d'euros pour le Front national (FN, deven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en 2018) dans l'affaire des assistants parlementaires européens -, le tout sur dix ans et par cinq personnes, si l'on soustrait les complices et les receleurs.
Quelque 131 contrats d'assistants ont été passés au crible, seuls 11 ont été retenus par l'accusation: ce n'est certes pas l'affaire du siècle. Elle est à peine suivie dans le public par quelques rares curieux, alors qu'étaient pourtant jugés un ex-garde des sceaux devenu premier ministre, un autre ministre de la justice et deux sénateurs. François Bayrou a probablement raison de s'inquiéter, le sort du MoDem n'intéresse plus grand monde. Trois avocats se sont succédé en défense du Béarnais, parfois interrompus en pleine plaidoirie par la présidente de la cour, qui ne peut pas s'en empêcher. Paul Mallet, sans surprise, a souligné qu'il n'y avait rien dans le dossier. « Ce n'est pas parce qu'on répète cent fois qu'il est coupable, a expliqué l'avocat, qu'il y a "un système" de détournements de fonds. » Il a rappelé que le tribunal avait estimé « qu'aucune pièce du dossier ne permet[tait] d'affirmer avec un degré de certitude raisonnable que François Bayrou avait connaissance de la non-exécution de ces contrats d'assistance parlementaire ». Le parquet général lui-même a reconnu pour l'ancien premier ministre que « vous ne trouverez pas d'écrits de sa main, vous ne trouverez pas de traces, il ne signait rien ou presque ri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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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rre Casanova a ensuite souligné que « 95 % de ces emplois d'assistants ne sont pas contestables, en quoi est-ce un problème systémique ? ». D'autant que les sommes en jeu ne représentent que « moins de 0,37 % du budget du parti sur la période ». Il en veut pour illustration que « 60 % des enveloppes » avancées par le Parlement n'ont pas été consommées par les députés. L'argument serait fort s'il était exact : c'est vrai pour les assistants locaux, au siège du parti, mais si l'on y ajoute les assistants à Bruxelles, les eurodéputés ont bien dépensé la totalité des fonds mis à disposition par le Parlement – ce qui est leur droit.
L'avocat s'est ensuite attaché, avec un calme et une courtoise cruauté, à démonter les six témoignages à charge du dossier, «les délations» à l'origine de l'affaire, qui toutes avaient un net arrière-goût politique. Le 22 mars 2017, un mois avant le premier tour de la présidentielle, la députée européenne du FN Sophie Montel dénonce les emplois fictifs du Mo-Dem, «pour contrebalancer la charge politique dont est victime Marine Le Pen», écrit-elle au parquet. Le 17 mai, François Bayrou est nommé au gouvernement. Le 19 mai, «un contribuable français» prévient les enquêteurs qu'une ancienne eurodéputée, Corinne Lepage, dénonce les emplois fictifs de son ancien parti – ce contribuable a omis de signaler qu'il était un militant de droite au Havre (Seine-Maritime), et même avait été candidat à la présidence de l'Union pour un mouvement populaire (UMP) contre Nicolas Sarkozy.
Pierre Casanova a été assassin avec Corinne Lepage, certes « une adversaire politique», déboutée à deux reprises pour avoir réclamé de l'argent au MoDem, puis à En marche! (l'ex-nom du parti fondé par Emmanuel Macron). Chez elle, «l'argent a plus d'importance que les idées», a tranché l'avocat. Le jeu de massacre a continué avec l'une des assistantes parlementaires, qui s'est même présentée contre un candidat de son ancien parti; un autre, licencié pour faute grave, qui a rejoint l'équipe d'Anne Hidalgo (Parti socialiste) à Paris. François Miramont enfin, qui avait omis de signaler qu'il était membre du parti d'Eric Zemmour: « Vous devez chasser ces témoignages partisans, a conclu l'avocat, pour juger sur les faits. »
Les faits, il n'y en a pas, a poursuivi Pierre Cornut-Gentille, qui a démonté un à un « les indices concordants » retenus par le parquet général pour mettre en cause son client. « Des indices, c'est quand même ahurissant devant une cour d'appel, a tempêté l'avocat. Où sont les preuves ? » « Cette procédure a été une épreuve très douloureuse pour François Bayrou, a conclu Pierre Cornut-Gentille. En cinquante ans de vie politique, il a reçu des coups, il en a donné, il a le cuir bien tanné » – mais aussi une solide angine, et le prévenu tousse comme un perdu.
« Et puis cette épreuve, c'est aussi une tragédie, a repris l'avocat. Personne ne m'empêchera de dire qu'il y a un lien entre la mort de Marielle de Sarnez [en 2021], son alter ego, sa sœur en politique, et ce dossier. Elle était ministre des affaires européennes, elle a dû démissionner. Elle est morte six mois après le début de l'enquête. »
Les plaidoiries se sont closes avec les avocats de l'UDF et du MoDem – l'UDF existe toujours, même si c'est une coquille vide. Mario Stasi a dénoncé « le brouillard » du réquisitoire, « les énormités » des avocates générales et s'en est pris violemment à Didier Klethi, le directeur général des finances du Parlement européen, partie civile, en termes quasi injurieux. Le bâtonnier Francis Teitgen s'est enfin penché sur la responsabilité des partis, personnes morales, pour en conclure qu'il n'y en avait pas.
Sur son banc, dans le public, Bruno Gollnisch sommeille. L'ancien numéro deux du FN est revenu dans la salle où il a été condamné le 7 juillet à trois ans de prison avec sursis dans le procès des assistants parlementaires du FN. FRANCK JOHANNÈ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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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nombreux manques ont été soulignés dans le document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que devront remplir les élèves, de la grande section au lycée
Le Conseil supérieur de l'éducation a voté, jeudi 1er octobre, contre le projet de décret qui institue un questionnaire annuel sur les violences sexistes et sexuelles à destination des élèves, selon des sources syndicales concordantes. Ce vote consultatif des représentants des personnels et des usagers de l'école s'est soldé par o voix pour, 9 contre, 16 abstentions et 35 refus de vote. «Accueillir la parole des élèves sans garantir que chaque révélation sera suivie d'une prise en charge effective exposerait les enfants à une seconde violence, celle de l'abandon institutionnel», préviennent, dans une expression commune, la FSU, l'UNSA, la CFDT, le SNALC, SUD, la Fédération des conseils de parents d'élèves (FCPE), la Fédération des associations générales étudiantes (FAGE) et l'Union étudiante. Tous regrettent la «précipitation» autour de la mise en place de ce dispositif.
Cette décision n'empêchera pas plus de 10 millions d'élèves, de la grande section de maternelle à la classe de terminale, de répondre à partir du mois de novembre, de manière anonyme ou non, à cette série de questions destinée à révéler d'éventuels abus ou violences qu'ils auraient subis.
Si ce vote marque une étape importante, des inquiétudes se sont exprimées tout au long des semaines de concertation. Le 24 août, Edouard Geffray surprend tout le monde en annonçant dans la presse régionale la création de ce questionnaire, s'ajoutant à celui sur le harcèlement, lancé en 2023. Rappelant qu'« un enfant sur dix est victime de violences sexuelles en France », le ministre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s'attend à des résultats « sismiques » tant « le phénomène est massif ». Il s'agit, selon Edouard Geffray, d'instaurer « une rupture majeure pour prendre en charge la parole de l'enfant » et de renforcer le rôle de l'école en matière de détection et de prévention des violences. L'éducation nationale a émis 88 000 signalements lors de l'année 2025-2026, contre 50 000 trois ans auparavant. Parmi eux, plus de 13 200 concernent des violences sexistes et sexuelles.
Edouard Geffray souhaite aller vite mais la première version des questionnaires, diffusée mi-septembre, suscite un tollé. Les associations de protection de l'enfance, qui s'inquiètent qu'un tel procédé fasse peser sur l'enfant la responsabilité d'énoncer les violences, jugent les questions mal posées et expriment de nombreuses réserves. Elles voient dans la mesure un contre-feu à l'entretien annuel obligatoire pour tous les élèves – qui figurait dans la version initiale de la proposition de loi intégrale sur les violences sexistes et sexuelles débattue actuellement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 mais qui a disparu lors des débats parlementaires en commission. Cette obligation pourrait revenir, mais avec un déploiement progressif d'ici à 2032, à la faveur d'un amendement des rapporteurs.
Face aux polémiques, Edouard Geffray allonge alors de quinze jours la concertation et constitue des groupes de travail avec les syndicats de l'éducation, les associations de protection de l'enfance et les représentants de parents d'élèves. Fin septembre, le ministère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aboutit à la rédaction de cinq questionnaires, au lieu de trois initialement. De six à quinze questions sont posées en fonction des âges. Le premier s'adresse aux élèves de grande section, CP et CE1. Illustré, il présente un personnage fictif, Alix, dans différentes situations, et demande si l'élève se sent, comme elle, « en sécurité en classe » ou « là où [il ou elle] vit ». « Est-ce quelqu'un t'a déjà demandé de garder un secret poison, qui te rend triste, qui te fait peur ou qui te met mal à l'aise ? » ou « est-ce que quelqu'un (un adulte ou un autre enfant) a déjà touché tes parties intimes ? », interroge le formulaire.
L'exemplaire pour les CE2, CM1 et CM2 reprend la même terminologie sans les illustrations et ajoute des questions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Au collège, deux questionnaires sont proposés: l'un pour les élèves de 6 $^{e}$ et de 5 $^{e}$ , l'autre pour ceux de 4 $^{e}$ et de 3 $^{e}$ . La notion d'agression sexuelle apparaît pour ces derniers et une question est posée sur la sécurité en stage. Le sondage des lycéens reprend la même t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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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re les questions elles-mêmes, les conditions de passation soulèvent de nombreux débats. Un binôme, composé d'un enseignant et d'un professionnel de santé ou d'un personnel formé au sujet des violences sexistes et sexuelles, est nécessaire au moment de remplir le questionnaire. Problème : la santé scolaire manque de personnels depuis des décennies. L'éducation nationale ne compte que 8000 infirmières scolaires, 700 médecins, 3500 assistantes sociales et 8000 psychologues. Selon les calculs 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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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RÉLIE GAGNIER,
secrétaire générale
du SNUipp-FSU
ministère, chacun devrait se charger de 25 classes. « Nous manquons déjà de temps pour répondre à tous les passages à l'infirmerie des élèves », remarque Saphia Guereschi, secrétaire générale du SNICS-FSU, le principal syndicat de la profession.
Autre impératif: les questionnaires doivent être remplis lors d'une séance d'éducation à la vie affective, relationnelle et à la sexualité (Evars). Or, le déploiement des trois séances annuelles de cette «éducation à » est encore très imparfait. Les enseignants se plaignent d'être peu ou pas formés sur l'Evars. La lutte contre les violences sexistes et sexuelles n'y est que sommairement abordée.
Les craintes des syndicats de l'éducation, des représentants de parents comme des associations de protection de l'enfance concernent aussi l'après-questionnaire. Comment prendre en charge rapidement les élèves qui diront être victimes de violence? Comment faire si un élève révèle des violences mais reste anonyme? Les cas de figure sont multiples et souvent complexes. « Nous n'avons pas toutes les garanties que cette prise en charge se passe de manière correcte et dans les temps », prévient Mustafa Ozcelik, vice-président de la FCPE.
En tant que membre du comité d'experts sollicités pour l'élaboration de ce questionnaire, Denis Roth-Fichet se dit « extrêmement vigilant » sur le sujet. « Pour les élèves de maternelle qui signale raient des faits de violences sexuelles ou d'inceste, ils devront être immédiatement reçus en entretien individuel afin de les sécuriser », met en avant le secrétaire général de la Commission indépendante sur l'inceste et les violences sexuelles faites aux enfants (Ciivise). Par ailleurs, « nous souhaitons que tout enfant de parent qui s'opposerait au questionnaire soit reçu en entretien individuel ». Ce point est en cours d'expertise par le ministère de l'éducation, explique Denis Roth-Fichet.
« C'est très bien de vouloir libérer la parole, mais encore faut-il être au rendez-vous de l'écoute si c'est nécessaire, avec un cadre sécurisé et sécurisant pour les enfants », a également souligné Joëlle Sicamois, de la Fondation pour l'enfance, lundi 28 septembre.
Une parole que l'on retrouve aussi chez les pédiatres et, plus largement, chez les soignants. « Il est indispensable de travailler sur le parcours de l'enfant dans les suites des révélations », avertit Marion Lerouge-Bailhache, présidente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édiatrie médico-légale. Celle-ci partage, avec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édiatrie et le Groupe de pédiatrie générale, sociale et environnementale, de nombreuses réserves sur la façon dont sera pratiquée l'enquête.
Les trois sociétés savantes le rappellent, dans un texte mis en ligne mercredi 30 septembre: il existe des dispositifs adaptés à ces situations, les unités d'accueil pédiatrique enfants en danger, pour lesquels les moyens alloués doivent être abondés.
MATTEA BATTAGLIA,
SOLÈNE CORDIER
ET SYLVIE LECHERBONN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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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réserves alimentant les réseaux de distribution sont touchées par la sécheresse persista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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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n œil sur les rivières et les nappes, l'autre sur Météo-France. En ce début d'octobre mar-
Le fleuve Hexagone est un cours d'eau fictif, dont le débit a été estimé à partir d'une cinquantaine de stations de mesures placées à l'aval de grands fleuves, mais aussi de fleuves côtiers et de cours d'eau transfrontaliers.
qué par une sécheresse historique, les services d'eau potable du pays guettent chaque bulletin météorologique. Avec une obsession : quand les prochaines précipitations arriveront-elles? Il n'a plu que 21 millimètres en septembre, 70 % de moins que la normale mensuelle. « Nous n'avons plus que soixante jours [de stock] devant nous », relève Jean-Francis Richeux, président (sans étiquette) d'Eau du pays de Saint-Malo, en Ille-et-Vilaine.
Les quatre barrages de son syndicat s'épuisent – l'un d'eux est à sec depuis trois semaines. Leurs réserves, très sollicitées durant les épisodes caniculaires du fait de pics de consommation d'eau, ont fondu au cours de l'été. « On attend la pluie. On espère des nuages nourriciers », résume Jean-Francis Richeux. De nombreux élus partagent son inquiétude. Si l'épisode méditerranéen survenu mercredi 30 septembre a entraîné des crues dans le sud-est de la France, les tensions hydrologiques sont en effet loin d'être résorbées à l'échelle du pays.
L'approvisionnement en eau potable d'1 million de personnes reste considéré comme en tension, notamment au regard de la faiblesse des volumes ou des débits disponibles, selon le décompte communiqué par le ministère de la santé au Monde, daté du 23 septembre. Plus de 83 000 habitants dépendent de mesures d'urgence, 30 % de plus qu'au début du mois. Il s'agit essentiellement de ravitaillements par camions-citernes ou de mise à disposition de bouteilles d'eau. Les coupures nocturnes ou l'organisation de tours d'eau – des interruptions de la distribution par secteur ou plage horaire – touchent environ 3500 personnes.
Débit journalier moyen en mètre cube par seconde (m³/s)
Echelle logarithmique
Les difficultés tiennent en particulier à l'état des rivières, éreintées par le manque de pluies et les fortes températures estivales. Un cours d'eau fictif imaginé par l'hydrologue Vazken Andréassian, de l'Institut national de recherche en sciences et technologies pour
Années de sécheresse exceptionnelle
2026 2022 1976
Infographie Le Monde
l'environnement et l'agriculture, témoigne de cette sécheresse généralisée : le « fleuve Hexagone ». Son débit a été estimé à partir des données, bien réelles celles-ci, d'une cinquantaine de stations de mesures hydrométriques.
Cet indicateur, passé d'un extrême humide de 30 000 mètres cubes par jour à la mi-février à un extrême sec de moins de 1200 mètres cubes à la fin septembre, reflète le revirement hydrologique généralisé subi par la France après les intempéries de février. Au regard de ces étiages, pourquoi davantage de communes ne sont-elles pas en difficulté? De nombreux syndicats d'eau potable ont pu tenir bon grâce à la recharge hivernale de leurs nappes souterraines : deux tiers des volumes d'eau potable proviennent de ces masses d'eau du sous-sol.
Des leçons ont aussi été tirées de précédentes pénuries. Si les transformations à engager pour adapter le pays aux extrêmes hydrologiques restent nombreuses, « la sécheresse de 2022 a servi d'électro-

Données arrêtées au 29 septembre 2026, avant la survenue de l'épisode méditerranéen du 30 septembre. Source : Institut national de recherche pour l'agriculture, l'alimentation et l'environnement (Vazken Andréassian et François Tilmant)
Autres années (1970-2025)
choc et a entraîné des investissements dans les interconnexions entre les réseaux d'eau et l'amélioration de leur gestion : fuites, nouveaux captages... », analyse Simon Porcher, professeur en sciences de gestion à l'université Paris-Dauphine. Le chercheur signale également des progrès dans la mise en place des arrêtés préfectoraux de restrictions des usages de l'eau, pour préserver les écou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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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crise pourrait toutefois se prolonger. Les niveaux des nappes s'amenuisent : à la mi-septembre, 62 % des points de suivi du Bureau de recherches géologiques et minières se trouvaient au-dessous des normales mensuelles. « Croisons les doigts pour que ça se finisse bien », confie Michel Claudel, président (sans étiquette) du Syndicat des eaux de Champagne, en Haute-Saône, où le niveau d'eau des puits continue de baisser. « Tous les usages non essentiels sont encore à proscrire », insiste Hortense Bret, directrice générale des services du syndicat Eau 17, en Charente-Maritime. Les masses d'eau ne se trouvent plus que dans un état « moyen », malgré le très bon niveau de remplissage de cet hiver. Le débit de la Charente, dans laquelle puise aussi Eau 17, demeure critique.
Face à la chute des réserves, des services d'eau ont décidé de réduire la pression dans leurs réseaux – ou y songent, comme à Laval, en Mayenne. « Ce sont des questions qui se posent, assure Patrick Eisenbeis, directeur eau et assainissement de l'agglomération.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on réfléchit à quoi mettre en place en cas de problème. »
Certaines structures préparent des pompages de secours. Dans la Creuse, la ville de Guéret a ainsi reçu l'autorisation de prélever, au besoin, dans son plan d'eau, l'étang de Courtille. L'est de la communauté d'agglomération du Grand Guéret se trouve aussi sous tension, et des camions-citernes approvisionnent déjà le réservoir d'un village. « Nous marchons sur des œufs», confie Laurent Rivière, vice-président (sans étiquette) de la collectivité. Pendant la nuit du 30 septembre au 1 $^{er}$ octobre, un épisode pluvieux a toutefois accordé un peu de répit à l'élu.
Dans le Sud-Ouest aussi, les ondées apportent un peu de soutien à la Garonne. «Au vu de l'arrêt du tarissement lié aux petites pluies et afin de préserver les stocks», l'établissement public Garonne Gascogne et affluents pyrénéens réduit ses lâchers dans ce fleuve dont dépendent les Toulousains pour leur eau potable. De nouvelles précipitations sont attendues sur l'ensemble du pays, notamment la semaine prochaine. Elles ne devraient toutefois pas suffire à résorber tous les déficits accumulés. Les sols vont sans doute « rester au global à des niveaux [de sécheresse] record pour un mois d'octobre », avertit Simon Mittelberger, climatologue à Météo-France.
De nouvelles tensions pourraient émerger autour du partage du précieux liquide, à mesure que le changement climatique boule-
De nombreux syndicats ont tenu bon, grâce à la recharge hivernale de leurs nappes souterraines
verse le cycle de l'eau. Se pose, en creux, la question du modèle de société souhaité dans chaque bassin versant. Par exemple, au sein de la communauté d'agglomération du Boulonnais, dans le Pas-de-Calais, les activités de transformation de produits de la mer sont gourmandes en eau potable. «La seule zone d'activité halieutique, donc 5000 emplois, représente 13 % de la consommation globale », précise Frédéric Cuvillier, président socialiste de la collectivité. Les élus misent entre autres sur la solidarité entre territoires. Une interconnexion avec le réseau de la communauté d'agglomération voisine a ainsi été créée le 10 août. «Nous avions engagé toutes les réflexions en amont, pour pouvoir appuyer sur le bouton au moment nécessaire», raconte Frédéric Cuvillier.
La communauté de communes Rumilly Terre de Savoie compte, elle, se raccorder à trois structures, dont le Grand Annecy (Haute-Savoie). Le projet a été lancé officiellement au début du mois de juillet. «Le but n'est pas de consommer plus d'eau demain, mais de pouvoir mieux consommer l'eau, de la prendre aux endroits où les prélèvements nuisent le moins possible au milieu naturel», plaide Yohann Tranchant, le président (sans étiquette) de Rumilly Terre de Savoie. Les enjeux hydroclimatiques s'y entremèlent avec les problèmes de pollution de l'eau: une unité de traitement a dû être mise en service en 2023 après la découverte de substances per- et polyfluoroalkylées (PFAS) dans deux captages. Les élus entendent la pérenniser. «La ressource quantitative de cette nappe est stratégique pour le territoire», appuie Yohann Tranchant.
LÉA SANCH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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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s la plaine du Forez, une vingtaine de communes sont proches de la rupture d'alimentation, et les élus prennent des mesures d'ur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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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AGE
MARCILLY-LE-CHÂTEL (LOIRE) - envoyé spécial
Du jamais-vu. A Marcilly-le-Châtel (Loire), village de 1500 habitants situé au milieu de la plaine du Forez, des tuyaux noirs en polyéthylène parcourent depuis peu les fossés, les champs et les vignes. Posés à la hâte début septembre, ils grimpent vers le château médiéval, reconverti en volière touristique, jusqu'au réservoir de 1000 mètres cubes d'eau potable de la commune. « J'ai reçu un appel des services techniques de l'agglomération, le soir du 7 septembre, pour me dire qu'il nous restait quinze jours de réserve d'eau potable. Le lendemain nous avions une réunion pour des travaux en urgence, afin de raccorder notre réservoir à un autre réseau d'alimentation, ça a été brutal », explique le maire (sans étiquette), Thierry Gouby. Ce dernier n'avait « jamais connu » une telle situation en trois mandats.
En quelques jours, plus de 4 kilomètres de tuyaux ont été posés pour éviter la coupure totale dans cette commune accablée par la sécheresse. «La pression des robinets avait baissé. L'eau était trou ble certains jours. Je ne la bois plus», témoigne Yannick Boisset, 52 ans. Ce dernier a changé ses habitudes: «J'ai arrêté de planter dans mon jardin. J'utilise 60 litres par jour tirés d'un puits pour mes volailles. Il n'est pas tombé une seule goutte de pluie depuis le mois de mai.» Le maire a fourni lui-même des packs d'eau pour les élèves de l'école primaire.
Située à l'est de Saint-Etienne, la plaine du Forez connaît une sécheresse inédite dans sa durée et ses conséquences. Selon l'agence régionale de santé d'Auvergne-Rhône-Alpes, 63 communes de ce bassin d'une quarantaine de kilomètres de long et une vingtaine de large « sont concernées par des difficultés quantitatives d'alimentation en eau potable », à cause des « débits de ressources en eau inférieurs de 10 % à 30 % », par rapport à 2025. Pour la première fois, 27 communes, représentant 14500 habitants, ont subi à la fin de l'été un risque imminent de coupure d'eau potable entraînant des mesures exceptionnelles pour y remédier comme l'acheminement d'eau par citerne ou la connexion à d'autres réseaux.
La situation est critique. Selon les estimations des services de la communauté de communes Loire Forez-agglomération, il faudrait réduire de 20 % la consommation globale d'eau potable pour éviter les ruptures d'ici au retour des pluies, soit 1 million de mètres cubes par jour. «S'il n'y a pas une réduction massive de consommation, ça ne tiendra pas», a alerté Christophe Bazile, maire (divers droite) de Montbrison et président de la collectivité. Dotée de la compétence de gestion de l'eau, la communauté de 84 communes a voté une série de délibérations pour améliorer son réseau, mardi 22 septembre.
«Il faut chercher les réponses dans le long terme, pour assurer la sécurité des territoires. Cette sécurité doit être basée sur la solidarité », préconise Olivier Cornu, directeur des opérations de Saur
OLIVIER CORNU
directeur des opérations
de Saur France
France, délégataire chargé de l'alimentation en eau sur une partie de ce territoire entouré des monts du Forez et du Lyonnais. Selon l'opérateur, « le système hydrique a fondamentalement changé. Dans ces secteurs semi-montagneux, les réserves étaient pour partie alimentées par la fonte des neiges, ce n'est plus le cas. Ces changements liés au climat ne vont pas faibli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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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u potable de la plaine du Forez provient pour deux tiers de 160 captages des monts environnants, et de deux nappes peu profondes. Un tiers est issu de rivières et du canal du Forez, alimenté par le fleuve Loire. «Il a fallu employer les grands moyens», raconte Christian Pangaud, 61 ans, patron de l'auberge La Césarde, au pied du château de Marcilly-le-Châtel, en montrant les tuyaux qui passent au fond de son parking. Sa terrasse offre une vue imprenable sur la plaine jaunie de chaleur où trois jets d'eau scintillent dans la campagne. «Regardez, les enrouleurs tournent, tant que les agriculteurs arrosent, c'est qu'il y a de l'eau!»
«La population est de plus en plus déconnectée du monde agricole. Les gens nous pointent du doigt, semble lui répondre Claude Detour, 40 ans, éleveur dans le groupe d'exploitation agricole en commun (GAEC) André, qui compte 200 vaches, à la sortie du village. Dès qu'une flaque d'eau couvre la route, des automobilistes s'arrêtent et prennent des photos, en nous accusant de gaspiller l'eau. Si cette crise pouvait remettre du lien entre les gens et montrer qu'on n'est pas des cons, le monde s'en porterait mieux. »
Les agriculteurs du secteur pratiquent la polyculture et l'élevage et irriguent principalement du maïs pour nourrir leur cheptel. Ils arrosent avec l'eau brute du fleuve Loire, grâce à un réseau d'irrigation relié au canal du Forez, hérité de l'époque napoléonienne. «Le canal irrigue 6 000 hectares du Forez. Tout est automatisé. Le niveau du barrage sur la Loire est surveillé. C'est le barrage qui nous sauve», confie Pierre-Jean Chazal, 36 ans. Cet autre éleveur du village a choisi de soulager le réseau d'eau potable, en basculant sur le canal du Forez, pour tirer les 10 000 litres quotidiens, indispensables à son troupeau de 100 vaches.
Nouvelles connexions, citernes en dépannage, stations mobiles de traitement d'eau potable, débat sur la ressource de la Loire : le Forez se mobilise. « Il faut prévenir avant d'arriver à des conflits. Le public doit monter en compétence pour comprendre la situation. Il faudra des décisions systémiques et sans doute réviser notre modèle agricole », estime Jean-Pierre Mousset, responsable de l'association Partag'eau 42. Des communes s'interrogent sur la prochaine révision de leur plan d'occupation des sols, avec l'idée de limiter les constructions, faute d'eau pour couvrir les besoins d'une population qui augmenterait.
A Marcilly-le-Châtel, les efforts communaux et individuels ont permis d'économiser 30 % d'eau potable en quinze jours. «Je fais vraiment attention», témoigne Bruno Delauche, 56 ans, devant sa villa avec vue sur la vallée. Le commercial a pris l'habitude de garder le fond de carafe d'eau du repas du soir pour faire le café du lendemain. Plus loin, son jeune voisin, Etienne Lauredon, avoue avoir «lâché le jardin» pour préserver la ressource. «Nous sommes nés avec le souci du climat. On sait qu'il va falloir changer les choses», soutient ce père de deux enfants, à l'ombre d'un cerisier assoiffé.
RICHARD SCHIT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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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menaces de Trump ont précipité les discussions sur les pistes susceptibles de freiner l'envolée des prix

A Arles (Bouches-du-Rhône), le 22 septembre. LEWIS JOLY POUR « LE MONDE »
C' était le scénario du pire pour les Européens: un embargo américain sur les ex-
portations de gazole, solution envisagée ces derniers jours par le président des Etats-Unis, Donald Trump, pour remédier à la flambée des prix du carburant, aurait provoqué une grave crise d'approvisionnement au sein de l'Union européenne (UE).
La menace est désormais écartée. Au moins pour un temps. «Nous avons acté qu'il n'y aurait pas d'interdiction, de limitation des exportations entre les membres du G7», a assuré, vendredi 2 octobre, Emmanuel Macron, à l'issue d'une réunion d'urgence conviée sous l'égide de la France qui détient la présidence tournante du groupe. «Le président Trump a été très clair sur ce point», a insisté le chef de l'Etat français.
Au même moment, le locataire de la Maison Blanche paradait sur un autre résultat de la discussion : « L'Europe a accepté de libérer une quantité massive de son gazole abondamment stocké », s'est félicité Donald Trump sur son réseau, Truth Social. La question faisait, depuis quelques jours, l'objet d'un ultimatum de la part de l'administration américaine: soit cet engagement, soit l'embargo. Une interdiction « porterait atteinte à notre confiance dans les Etats-Unis en tant que partenaire fiable », avertisait en retour, vendredi matin, une porte-parole de la Commission européenne.
Les dirigeants du G7 ont finalement endossé la décision de débloquer jusqu'à 100 millions de barils de gazole et de pétrole brut dans les quatre mois, sous l'égide de l'Agence internationale de l'énergie (AIE). Une initiative à remettre dans le contexte de la première opération, annoncée en mars, dans les premiers jours de la guerre au Moyen-Or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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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époque, les pays membres de l'AIE – dont ceux de l'UE et les Etats-Unis – avaient informé mettre 400 millions de barils à la disposition du marché pour tenter de freiner l'envolée des cours de l'or noir. Mais Washington reproche aux Européens de n'avoir pas libéré tous les volumes promis.
«Nos partenaires européens devraient accélérer la mise en œuvre de leurs engagements existants», écrivait, jeudi, sur X, le secrétaire au Trésor des Etats-Unis, Scott Bessent, alors que «l'Amérique a fait sa part». Les Etats-Unis ont assumé près de la moitié de l'opération annoncée en mars, avec une dernière tranche de 40 millions de barils débloquée mardi.
De fait, les données disponibles mettent en évidence un net contraste transatlantique. Ainsi l'Allemagne, le plus grand contributeur de l'UE, a fourni moins d'un quart des 19,5 millions de barils évoqués en mars. En France, « on n'a quasiment rien utilisé, souligne un acteur pétrolier au courant de la situation. L'enjeu de l'annonce, en mars, était d'envoyer un signal au marché pour dire qu'on avait ce qu'il fallait en réserve si nécessaire. Les stocks stratégiques, ça sert à pallier une rupture ponctuelle d'approvisionnement, pas à faire baisser les cours ».
Mais la situation, aujourd'hui, est précisément celle d'une envolée incontrôlable des prix des carburants, sur fond de guerre au Moyen-Orient et d'attaques persistantes de l'Ukraine contre les raffineries russes. Aux Etats-Unis, le diesel bat tous ses records, à 6,53 dollars le gallon, mettant Donald Trump sous forte pression à l'approche des élections de mi-mandat, le 3 novembre. La situation est tout aussi tendue en Europe, où le prix du gazole franchit aussi des sommets historiques : il s'établissait ces derniers jours, en moyenne, à 2,24 euros le litre, selon une compilation de données publiée jeudi par la Commission européenne.
Au Moyen-Orient, de plus en plus de cargaisons de brut parviennent désormais à franchir le détroit d'Ormuz. Rien de tel pour les produits pétroliers. De nombreuses raffineries, endommagées au cours du conflit, sont à l'arrêt et les flux expédiés du golfe Arabo-Persique ont baissé de 75 % depuis la fin février. En même temps, la Russie n'exporte plus une goutte de gazole depuis juillet, plaçant ses principaux clients – le Brésil et la Turquie notamment – en concurrence avec les Européens pour obtenir des barils de substitution.
Les pays dotés d'importantes capacités de raffinage sont tentés de garder leurs ressources chez eux. La Chine aurait décidé de suspendre ses exportations tout le mois d'octobre pour soulager ses stocks domestiques, selon des sources citées par l'agence Bloomberg. En Europe, les raffineries tournent à plein régime mais les capacités de production ont fortement diminué ces dernières années. La moitié de la consommation européenne de die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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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 couverte par les importations, et les Etats-Unis figurent au premier rang de ses fournisseurs.
Un déblocage des réserves pourra-t-il permettre d'alléger les tensions? Des «stocks substantiels» de gazole doivent être mis sur le marché dans les vingt prochains jours, selon la déclaration des pays du G7 qui évoquent déjà la possibilité, « si nécessaire », de mises à disposition « supplémentaires ». « Les stocks, c'est “one shot”. Une fois qu'on les a libérés, on ne peut pas les mobiliser une deuxième fois, met en garde Olivier Appert, conseiller du centre énergie à l'Institut français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Il faut être conscient que la seule solution à long terme, c'est de régler la crise sur le fond. »
Selon Emmanuel Macron, les pays du G7 ont aussi convenu de « travailler (...) pour faire baisser les marges des raffineurs et pour faire baisser les coûts de transport » qui ont bondi à cause du blocage du détroit d'Ormuz. Autant de mesures qui doivent « déclencher une baisse des prix sur les marchés mondiaux », espère le président français.
MARIE DE VERGÈ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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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gmentation des prix dans les 21 pays de la zone a atteint 3,8% sur un an en septembre, selon la première estimation d'Eurostat
L' inflation a augmenté plus que prévu en septembre dans la zone euro, passant à 3,8 % après 3,2 % en moyenne en août 2026, selon les estimations publiées vendredi 2 octobre par Eurostat. Ce rythme d'inflation, quasiment le double de l'objectif de 2 % fixé par la Banque centrale européenne (BCE), est le plus élevé depuis trois ans. Les grandes économies de la zone – qui regroupe les pays dont l'euro est la monnaie nationale – sont touchées par cette reprise de l'inflation: 5 % en Espagne contre 4,6 % en août, 4,1 % en Italie contre 3,2 %, 3,4 % en France contre 2,6 %, 3,3 % en Allemagne contre 2,9 %, détaille Eurostat.
Cette flambée inflationniste provient pour l'essentiel de la hausse des prix de l'énergie liée à la situation au Moyen-Orient. Elle fait ressurgir le spectre d'un emballement généralisé des prix dans les 21 pays de la zone euro. La perspective d'un reflux des prix de l'énergie à court ou moyen terme semble en effet très peu probable, compte tenu de l'impasse diplomatique dans le conflit entre les Etats-Unis et l'Iran et de l'approche de l'hiver en Europe, qui va tirer la consommation d'hydrocarbures et d'électricité à la hausse.
En douze mois, les prix de l'énergie ont augmenté de 18,8 % en zone euro, une nette accélération après les 14,3 % atteints en août. L'énergie reste, et de loin, le principal contributeur à l'inflation. Les prix des services ont augmenté au total de 3,2 % en rythme annuel en septembre, contre 3 % en août ; l'alimentation, l'alcool et le tabac de 1,4 % contre 1,1 % en août. La hausse des prix des biens industriels est, elle, plus contenue, avec une augmentation de 1,1 % en septembre contre 1,2 % le mois précédent.
Cette inflation qui accélère plus vite que prévu avive la perspective d'une nouvelle hausse des taux d'intérêt de la BCE, qui les a déjà relevés à deux reprises depuis le
L'augmentation du prix de l'argent sur les marchés va renchérir le coût du crédit pour les entreprises et les ménages début de l'année, en juin puis en septembre. Pour Diego Iscaro, chef de l'équipe Economie européenne chez 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 « la hausse de l'inflation plus élevée que prévu signifie qu'une hausse des taux peut être à l'ordre du jour dès la réunion d'octobre de la BCE ». « L'économie de la zone euro a fait preuve de résilience face aux prix de l'énergie et aux fortes incertitudes géopolitiques, mais alors que nous entrons dans le quatrième trimestre, cette résilience va être mise à l'épreuve par une inflation plus élevée », explique-t-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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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ne Lagarde, la présidente de la BCE, avait toutefois expliqué le 28 septembre devant le Parlement européen que la hausse des rendements obligataires pourrait jouer un rôle de ralentisseur de l'inflation. En effet, l'augmentation du prix de l'argent sur les marchés va renchérir le coût du crédit pour les entreprises et les ménages, ce qui, en bout de chaîne, pèse sur la demande. Face à une activité morose, les entreprises ont par ailleurs moins de latitude pour répercuter le choc énergétique en augmentant leurs prix – ce qui peut contribuer à canaliser l'inflation.
En France, à 3,4 % selon Eurostat, l'inflation est au plus haut depuis février 2024, deux ans après l'invasion russe en Ukraine. Elle devrait continuer à progresser dans les prochains mois en raison de la hausse des prix du gaz, intervenue en septembre et qui n'a pas encore été répercutée sur le consommateur. L'inflation d'ensemble reste encore largement tirée par l'énergie, dont le prix a augmenté de 21,2 % sur un an. Elle est aussi redevable, quoique dans de plus faibles proportions, aux conditions climatiques qui provoquent une flambée des prix des produits frais, de 9,9 % sur un an, et pousse l'inflation alimentaire à 1,5 % en France, contre 1,1 % en août.
Toutefois, selon Charlotte de Montpellier, économiste chez la banque néerlandaise ING, une généralisation de l'inflation en France semble, à ce stade, « assez peu probable ». La faiblesse de la demande et l'atonie du marché du travail sont peu propices à une répercussion sur les salaires – qui devraient peu augmenter. Ainsi, l'inflation en France devrait rester « plus contenue » que dans le reste de la zone euro, estime l'experte.
BÉATRICE MAD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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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autorités craignent de mauvais usages ou des surconsommations en cas d'accessibilité sans ordonnance
C'est devenu un réflexe pour nombre de malades. Confrontés à des difficultés d'accès à leurs médecins, les Français sont de plus en plus nombreux à pousser directement la porte de l'officine en quête de médicaments disponibles sans ordonnance pour soulager leurs affections bénignes. Quitte à débourser quelques euros de leur poche, faute de prescription médicale. Forts de ce constat, pharmaciens et laboratoires demandent à élargir la liste des traitements autorisés en vente libre afin d'en faciliter l'accès aux patients.
Car si les remèdes pour soulager les maux du quotidien ne manquent pas sur les étagères des pharmacies, une partie de ces traitements demeure accessible uniquement sur ordonnance. Les principaux syndicats de pharmaciens (FSPF et USPO) ont ainsi identifié une première liste de 33 références « au profil de sécurité bien établi » à soumettre aux autorités de santé afin de les rendre également disponibles en vente libre pour les mala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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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rètement, les produits seraient alors accessibles aux patients avec ou sans ordonnance. Parmi les références listées par les pharmaciens figurent, entre autres, des traitements contre des affections dermatologiques, les troubles digestifs, les mycoses, les douleurs dentaires, les insomnies, les rhinites ou encore les poux.
Les professionnels de santé se sont appuyés sur les travaux menés préalablement par NèreS, l'association représentant les laboratoires pharmaceutiques spécialistes des produits de santé sans ordonnance, qui pousse depuis plusieurs années à faire sauter le verrou de l'ordonnance sur les médicaments de premiers recours. Dans une étude réalisée en 2025, celle-ci avait comparé la situation de l'Hexagone avec huit autres pays européens et recensé 134 traitements pour lesquels les patients n'avaient pas besoin d'ordonnance dans au moins l'un d'eux, contrairement à la France. C'est dans cet inventaire que les syndicats de pharmaciens ont retenu, après leur propre examen, leurs 33 premières propositions.
Afin de convaincre les autorités, les industriels mettent en avant les gisements d'économies potentiels pour l'Assurance-maladie. Selon les calculs de NèreS, la mesure, si elle était étendue à l'ensemble des traitements recensés par les laboratoires, générerait environ 377 millions d'euros d'économies par an pour le système de santé. Celles-ci proviendraient, à hauteur de 200 millions d'euros, des consultations médicales évitées, et à 177 millions d'euros, des non-remboursements des médicaments, les traitements achetés sans ordonnance étant à la charge du patient.
Jusqu'à présent, l'Agence nationale de sécurité du médicament, qui décide de la pertinence ou non de vendre un produit sans prescription médicale, s'est montrée peu encline à ouvrir les vannes. L'agence redoute notamment qu'un accès facilité à certains médicaments n'en favorise le mauvais usage ou la surconsommation. En 2025, elle n'a ainsi autorisé le passage à une délivrance sans prescription obligatoire que d'un seul médicament : l'acide tranexamique, utilisé pour traiter les règles abondantes.
ZELIHA CHAFFIN

Chaîne de production des Peugeot E-3008 et E-5008, à l'usine Stellantis de Sochaux (Doubs), le 3 octobre 2024. FRÉDÉRICK FLORIN/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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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rs que le constructeur automobile cherche à préserver sa trésorerie, il devrait placer plus de 8 000 salariés au chômage partiel
Le bras de fer continue entre Stellantis et son fournisseur de batteries ACC. Mardi 29 septembre
Mardi 29 septembre après-midi, le groupe automobile a annoncé la mise à l'arrêt de quatre usines en France. Les sites de Sochaux (Doubs), Rennes et Poissy (Yvelines) cesseront de produire pendant une semaine, fin octobre, quand celui de Mulhouse (Haut-Rhin) s'arrêtera la dernière quinzaine. Au total, ces mesures de chômage partiel concerneront 8 400 salariés, soit plus de 20 % des effectifs de Stellantis en France et n'épargneront qu'une seule des cinq usines d'assemblage, celle d'Hordain (Nord). Les salariés concernés percevront une indemnité de 84 % de leur salaire net, mais 1900 intérimaires seront au chômage technique.
Le groupe justifie ces arrêts par une «disponibilité insuffisante de certaines batteries de [leurs] véhicules électriques ». Dans ses usines de Rennes et Sochaux, le groupe fabrique des SUV électriques à grande autonomie (jusqu'à 700 kilomètres) fournies par ACC. Or la gigafactory française tarde à augmenter la cadence de sa première ligne de production, démarrée au printemps 2024 à Douvrin, dans le Pas-de-Calais.
Autrement dit, le fournisseur de Stellantis n'est pas capable de livrer plus de batteries électriques et freine la production des deux usines. Celle de Rennes, qui assemble le C5 Aircross de Citroën, est davantage pénalisée car les batteries disponibles sont attribuées en priorité aux modèles assemblés à Sochaux, à commencer par les Peugeot 3008 et 5008, dont les marges sont plus élevées.
Les salariés de l'usine bretonne sont d'autant plus inquiets que le site a déjà subi douze jours d'arrêt depuis le début de l'année. « On ne s'y attendait pas et on sent que ce n'est pas fini, car il manque un véhicule pour remplir l'usine », explique Laurent Valy, secrétaire général de la CFDT du site de Rennes-La Janais. L'usine ne produit en effet qu'à moitié de sa capacité et doit accueillir un modèle du partenaire chinois de Stellantis, Dongfeng, à partir de 2028. Le directeur de la marque Citroën, Xavier Chardon, table sur un retour à la normale des livraisons de batteries ACC « début 2027 ». En attendant, l'usine allemande d'Opel à Eisenach (Thuringe), qui dépend, elle aussi, de ces batteries à grande autonomie, pourrait également être arrêtée, reconnaît le grou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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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ès une année quasiment blanche en 2025, ACC assure parvenir enfin à monter en cadence et vise une pleine production « courant 2027 », d'environ 10 000 batteries par mois. « En septembre, nous avons réussi à en produire pour 5 000 voitures, ce qui correspond à notre accord avec Stellantis », assure son secrétaire général, Matthieu Hubert.
Le constructeur, de son côté, explique qu'en raison de l'augmentation des prix des carburants, la « demande pour ses modèles de grande autonomie est soutenue et reste supérieure aux capacités d'approvisionnement ». Comme tous ses concurrents, il n'avait pas
Le groupe justifie ces arrêts par une «disponibilité insuffisante de certaines batteries de véhicules électriques »
anticipé la hausse des commandes de voitures électriques favorisée par le conflit en Iran et l'envolée des prix des hydrocarbures.
« En 2026, nous suivons les objectifs de production qui n'ont pas été changés », répond le porte-parole d'ACC. Un argument à propos duquel Stellantis, premier actionnaire d'ACC, ne fait aucun commentaire. Le sujet devrait être à l'ordre du jour, en octobre, de la prochaine réunion trimestrielle entre les deux entreprises.
Stellantis profite aussi de la situation pour réduire ses stocks. Ses deux autres usines de Poissy et Mulhouse seront arrêtées car elles tournent déjà à mi-régime. La production va même cesser à Poissy en 2027 avant que l'usine soit transformée en site de recyclage de pièces, en 2028. De son côté, l'usine de Mulhouse compte deux véhicules en fin de cycle (les Peugeot 308 et 408) et n'accueillera aucun nouveau modèle avant trois ans. « Nous opérons une gestion fine des stocks, surtout en fin d'année », reconnaît un porte-parole de Stellantis.
Le sujet est devenu clé pour le groupe depuis 2024. « L'objectif est que les stocks ne pèsent pas sur la trésorerie pour ne pas faire les mêmes erreurs qu'aux Etats-Unis », explique Laurent Oechsel, délégué central de la CFE-CGC chez Stellantis. Le constructeur a brûlé 10,5 milliards d'euros de cash depuis deux ans à cause d'immenses stocks chez ses concessionnaires Jeep. Depuis, les marchés financiers les surveillent de près. Stellantis cherche à faire remonter son cours de Bourse, qui a fini, mercredi soir, à son plus bas niveau historique, à 3,90 euros.
MATTHIEU PECHB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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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XELLES - bureau européen
A SML tire la sonnette d'alarme: le géant néerlandais des semiconducteurs, qui règne sans partage sur le marché des machines les plus sophistiquées pour fabriquer les puces électroniques les plus avancées, ne livre plus aucun équipement en Europe. « Nous n'y] vendons absolument rien », a déploré Frank Heemskerk, le vice-président exécutif d'ASML, lors d'un événement à Amsterdam le 22 septembre, a rapporté l'agence de presse Bloomberg.
Il faut dire qu'aucun pays européen n'a participé, même marginalement, à son chiffre d'affaires de 9,3 milliards d'euros au deuxième trimestre, publié le 15 juillet. En progression de plus de 20 % sur un an, celui-ci a été réalisé en Corée du Sud (qui a représenté 43 % des ventes d'équipements), à Taiwan (30 %), en Chine (14 %), aux Etats-Unis (9 %) ainsi qu'au Japon (4 %).
Pour l'état-major d'ASML, cette situation illustre le déclin de l'Europe dans le secteur ultrasensible des puces électroniques. Celles-ci sont désormais présentes partout, des smartphones aux téléviseurs, en passant par les chaudières, les voitures, sans oublier bien sûr les serveurs dévolus à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IA). Malgré la criticité de ce secteur, surnommé «le nouvel or noir», «l'Europe n'investit pas, et aucune usine de semi-conducteurs n'y est construite», a fustigé M. Heemskerk.
Sa sortie a été d'autant plus remarquée qu'ASML, qui n'a pas souhaité répondre à nos questions, est incontournable dans le monde des semi-conducteurs et de l'infiniment petit : ses dernières machines sont les seules à pouvoir produire, grâce à une technologie de photolithographie par extrême ultraviolet (EUV), des puces gravées à 2 nanomètres, qu'achètent aussi bien Nvidia, champion américain des serveurs d'IA, que son compatriote Apple pour produire ses smartphones et ordinateurs dernier cri. Porté par la vague de l'IA, ASML compte au moins passer la barre des 43 milliards d'euros de chiffre d'affaires en 2026, plus du double de celui de 2022.
Une ambition « hors de portée »
La critique de M. Heemskerk traduit surtout la déception d'ASML à l'égard du premier règlement européen Chips Act, entré en vigueur le 21 septembre 2023. Après avoir essuyé, au moment du Covid-19, une pénurie de puces qui avait mis à l'arrêt une partie du secteur automobile, l'Union européenne (UE) comptait sur cette initiative pour réduire sa très forte dépendance à l'Asie et aux Etats-Unis. « L'idée était de créer une exemption au droit de la concurrence européen pour autoriser les Etats à subventionner massivement, à coups de milliards d'euros, des usines de puces, rappelle Mathieu Duchâtel, directeur des études internationales à l'Institut Montaigne. Cela a permis de débloquer par endroits des investissements privés, mais malheureusement de manière limitée. »
Si l'Allemagne a convaincu TSMC, le champion taiwanais de la fabrication des puces, de bâtir une usine à Dresde (Saxe), en s'associant à d'autres industriels, un autre projet, qui devait voir le jour à Magdebourg (Saxe-Anhalt) avec l'américain Intel, a capoté. Et en France, le projet d'extension d'une usine du franco-italien ST-Microelectronics à Crolles (Isère)

Au Semicon, un salon professionnel consacré aux technologies des semi-conducteurs, à Shanghai (Chine), le 25 mars. GO NAKAMURA/REUTERS
suscite le questionnement: son partenaire américain, Global-Foundries, n'y a toujours pas investi un centime, «arguant [un] manque de perspectives commerciales en Europe», soulignait un rapport du Comité de surveillance des investissements d'avenir, le 15 avril.
Résultat : l'Europe ne représentait en 2025 que 10 % en valeur de la production mondiale de puces, et son ambition d'atteindre les 20 % en 2030 a été jugée « hors de portée » dans un rapport de la Cour des comptes européenne, le 28 avril 2025. « Si le Chips Act a permis de remettre le sujet de des puces sur le devant de la scène bruxelloise, il s'est très peu traduit en actes concrets », résume Julien Nocetti, chercheur associé au Centre géopolitique des technologies de l'Institut français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En outre, cette politique « n'a pas permis à l'Europe de rattraper son retard dans la production des puces les plus avancées, en dessous de 7 nanomètres », relève M. Duchâtel. Plus sévère encore, Gaurav Gupta, directeur de la recherche au cabinet Gartner, constate une « absence flagrante de fonderies européennes dans les puces de pointe », celles destinées à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Cette situation ne fait guère les affaires d'ASML, « qui n'a finalement que très peu bénéficié du Chips Act », poursuit M. Duchâ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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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rs que la CGT appelle au débrayage le 8 octobre sur tous les sites de l'entreprise, les employés vont bénéficier d'une avance de 1000 euros
C ertsains y verront un genre d'« opération de déminage ». Alors qu'un appel à la grève est lancé pour jeudi 8 octobre par la CGT de TotalEnergies sur « tous les sites » du groupe pétro-gazier, y compris les raffineries et certaines stations-service, la direction confirme le versement d'une prime exceptionnelle pour l'année 2026 à l'ensemble de ses salariés en France, selon un document que Le Monde s'est procuré. Un geste auquel s'était engagé, en mai, le président-directeur général, Patrick Pouyanné, à l'occasion d'un comité d'entreprise européen.
Une avance de 1000 euros doit être versée dès à présent, sans attendre l'ouverture des négociations annuelles obligatoires (NAO), en décembre. « Nous avons souhaité adresser un signal concret à l'ensemble de nos salariés en France » et ainsi manifester « notre volonté de reconnaître, dès aujourd'hui, leur contribution à la réussite collective de la compagnie», précise, dans ce document interne, Catherine Remy, la directrice générale « people and social engagement » du grou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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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décision illustre la fébrilité que suscite la perspective d'un mouvement social dont les ingrédients évoquent le précédent de l'automne 2022. A l'époque, un conflit salarial interne à l'entreprise avait dégénéré, en quelques semaines, en crise nationale de l'approvisionnement en carburants. Le contexte était déjà celui d'une flambée des prix de l'énergie, provoquée par le conflit russo-ukrainien, source de résultats exceptionnels pour le groupe. Durant trois semaines, une grève persistante avait entraîné des pénuries, voire la fermeture de certaines stations-service, poussant le gouvernement à ordonner 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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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équisitions. La multinationationale avait fini par concéder d'importantes revalorisations.
Cet automne, les prix de l'énergie s'envolent à nouveau, sur fond de guerre au Moyen-Orient. La politique de plafonnement des prix de l'essence et du gazole instaurée par le groupe dans ses stations-service françaises provoque, depuis des semaines, une véritable ruée des automobilistes. Cette mesure n'empêche pas TotalEnergies d'enregistrer à nouveau des profits record. Au premier semestre, son résultat net s'est établi à 11,2 milliards de dollars (9,97 milliards d'euros), soit un bon de 72 % sur un an.
Les raffineries européennes « tournent toutes à plein régime et sont comme des mines d'or », s'est félicité Patrick Pouyanné, lundi 28 septembre, lors de sa traditionnelle « journée investisseurs » organisée comme chaque année à New York. L'occasion d'annoncer une généreuse rétribution des actionnaires, avec une augmentation du dividende de plus de 5 % par an jusqu'en 2030.
« Tout le monde a ce pourcentage en tête », souligne Eric Sellini, coordinateur CGT du groupe, pour qui l'annonce d'une prime exceptionnelle, à une semaine de la grève, est « cousue de fil blanc ». « Il y a clairement la peur d'un emballement, compte tenu de la situation explosive dans le pays. Cela va se tendre encore si les raffineurs et les travailleurs des stations-service entrent dans la danse, estime-t-il. La direction essaie donc d'apaiser la grogne sur l'emploi et les salaires à coups de prime. Mais cela n'a rien de pérenne, alors que les dividendes des actionnaires, eux, sont sûrs d'être augmentés. » Dans son appel à la grève, la CGT évoque des effectifs « sous tension », notamment dans les raffineries, avec un recours grandissant à l'intérim et aux contrats de travail à durée déterminé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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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é par Le Monde, le groupe n'a pas souhaité faire de commentaire « avant l'ouverture des discussions prévues lors des NAO en décembre prochain ». La prime sera également accordée aux salariés des filiales détenues à 100 % par le groupe, comme Argedis, qui gère quelque 180 stations-service TotalEnergies, principalement sur les autoroutes. Certaines d'entre elles ont déjà fait grève au printemps.
«Nous avions demandé à la direction un geste avant la fin de l'année pour que les salariés puissent faire face à la tension sur les prix des carburants, rappelle Dominique Convert, coordinateur CFE-CGC à TotalEnergies, sans vouloir établir un lien entre l'annonce de ce versement et l'appel au débrayage de la CGT. Tout ce qui vient en plus est bon à prendre. Maintenant, il reste à voir comment se passeront les négociations. »
Les dernières NAO pour les augmentations des 14 000 salariés du socle social commun de Total-Energies, sur 35 000 salariés du groupe avec les filiales, s'étaient soldées, fin janvier, sur un dés-accord entre la CFE-CGC et la CGT, les deux premiers syndicats de l'entreprise, et la direction du groupe.
MARIE DE VERGÈ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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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adoptant, le 4 septembre, la résolution « Corriger la carte », les Nations unies ont appelé à rééquilibrer la représentation des régions de la planète, en particulier celle de l'Afrique. Des cartes héritées des puissances coloniales aux critiques portées par des pays du Sud global, ces projections symbolisent autant de visions concurrentes de notre monde
U n projet idéologique radical. » C'est ainsi que la représentante américaine Yaryna Ferencevych a qualifié, devant l'Assemblée générale
des Nations unies, la résolution « Corriger la carte » (« Correct the Map »). Adopté le 4 septembre par 164 voix contre une, celle des Etats-Unis, le texte appelle à ne plus réduire visuellement l'Afrique sur les planisphères.
Présentée par le Togo, au nom du groupe africain, la résolution préconise le recours à des projections respectant davantage la taille des territoires, plutôt qu'à la projection dite « de Mercator », accusée d'avoir façonné une image inéquitable du monde. Porté devant la seule enceinte où siègent tous les Etats du monde, ce débat rappelle aussi que représenter le monde n'est jamais neutre. Choisir une carte, c'est aussi décider de la place accordée aux puissances, à leurs territoires et aux frontières.
La projection aujourd'hui contestée répondait, à l'origine, à un besoin concret. En 1569, le cartographe flamand Gerardus Mercator publie un planisphère conçu pour la navigation. Révolutionnaire pour l'époque, sa projection conserve les angles et permet de naviguer à cap constant. En revanche, elle ne préserve pas les superficies. Plus on s'éloigne de l'équateur, plus les territoires s'étirent : près des pôles, ils apparaissent beaucoup plus grands qu'ils ne le sont en réalité.
Diffusée par les empires européens, dont elle a accompagné l'expansion, puis relayée par les atlas et l'école, la projection de Mercator s'est imposée comme une manière de voir le monde. L'essor de la cartographie en ligne aurait pu faire éclater cette convention en multipliant les représentations. Il a paradoxalement consolidé sa domination. Sa déclinaison numérique, Web Mercator, est devenue de facto « le » standard des cartes interactives – qui découpent le monde en petites images carrées chargées au fil du déplacement et du zoom – depuis que de grandes firmes américaines l'ont imposé. « Une grande partie des infrastructures de données géographiques et des services cartographiques en ligne, permettant de naviguer dans les cartes du Web repose sur la projection de Mercator, explique la géographe Françoise Bahoken, chercheuse à l'université Gustave-Eiffel (Champs-sur-Marne, Seine-et-Marne). L'offre géonumérique disponible aujourd'hui est encore beaucoup plus importante dans cette projection que dans d'autr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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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t cette vision, héritée de l'impérialisme européen, qui est aujourd'hui contestée. Sur un planisphère de Mercator, le Groenland paraît presque aussi grand que l'Afrique. Or, le continent africain est en réalité 14 fois plus vaste. Cette distorsion a peut-être nourri l'obsession de Donald Trump pour l'île arctique, territoire autonome du royaume du Danemark. «J'adore les cartes. Et je me suis toujours dit : "Regardez la taille de ce territoire, c'est immense; cela devrait faire partie des Etats-Unis" », avait-il déclaré en 2021.
Dire que Mercator est une carte «fausse» serait pourtant réducteur. «Représenter une Terre sphérique sur la surface plane d'une feuille ou d'un écran de téléphone induit forcément une transformation: toute projection préserve certaines propriétés et en déforme d'autres», rappelle le géohistorien Vincent Capdepuy. L'enjeu n'est donc pas de trouver une carte «vraie», mais de choisir la déformation la plus adaptée à l'usage que l'on veut en faire. « Critiquer aujourd'hui la projection Mercator est pertinent, ajoute-t-il, mais lui prêter des intentions qui n'étaient pas les siennes à l'époque où elle a été créée pour la navigation, c'est biaisé. »
La bataille autour des cartes n'en est pas moins politique. En 1974, le géographe allemand Arno Peters popularise une projection conçue par l'Ecossais James Gall en 1855, qui préserve la taille relative des continents, mais en déforme les contours. La projection de Gall-Peters devient alors un outil militant au service de la critique tiers-mondiste de l'ordre mondial. En 1980, elle fait la couverture du rapport de la commission présidée par l'ancien chancelier de la République fédérale d'Allemagne, Willy Brandt (1969-1974), intitulé « Nord-Sud : un programme de survie » (Gallimard, 1980). Consacré aux écarts entre pays riches du Nord et pays pauvres du Sud, le rapport voit dans cette projection « un progrès important par rapport à la conception qui attribuait un rôle mondial prépondérant à l'Europe sur le plan géographique comme sur le plan culturel ».
Un demi-siècle plus tard, la campagne africaine «Corriger la carte» réactive cette contestation. Elle défend la projection Equal Earth («Terre égale »), conçue en 2018 par les cartographes Bojan Savric, Tom Patterson et Bernhard Jenny. Elle propose des formes moins distordues que Gall-Peters et, selon le groupe africain, «une représentation cartographique plus juste du monde». Pour les Etats africains, corriger la carte dépasse la seule géométrie. La démarche relève de «la justice cognitive» et de la «réparation mémorielle». Elle entend mettre fin à la minimisation de l'Afrique dans l'imaginaire collectif, que la projection de Mer-

Projection de Mercator
(1569 - Gerardus Mercator) :
dite « conforme », elle respecte les angles,
mais crée d'importantes distorsions à mesure
que l'on s'éloigne de l'équateur.
Projection Equal Earth
(2018 - Bojan Savric, Tom Patterson et Bernhard Jenny) :
dite « équivalente », elle respecte la surface, mais déforme les angles. Conseillée par la résolution portée à l'ONU par l'Union africaine (UA).
cator a involontairement entretenue. Si plusieurs pays d'Amérique du Sud – aussi marqués par l'histoire coloniale et rape-tissés sur le planisphère de Mercator – ont soutenu la résolution, l'initiative africaine est sans équivalent. Elle s'ins-crit dans une offensive diplomatique plus large du continent pour obtenir la reconnaissance et la réparation des injustices du passé. Le 25 mars, à la demande du groupe africain, l'Assemblée générale des Nations unies a ainsi adopté une résolution qualifiant la traite des Africains réduits en esclavage de « crime le plus grave contre l'humanité ». Cette bataille diplomatique se joue aussi à un moment où l'Afrique cherche à peser davantage dans l'ordre mondial.
La revendication africaine a trouvé des relais au-delà du Sud global. La France, ancienne puissance coloniale, s'y est associée en annonçant l'abandon de Mercator au profit, notamment, de la projection Eckert IV, présentée en 1906 par le
Projection de Gall-Peters
(1855, James Gall ; 1974, Arno Peters), dite « équivalente ».

Projection Eckert IV
(1906, Max Eckert-Greifendorff), dite « équivalente », adoptée par la France le 4 septembre pour soutenir la résolution de l'Union africaine.


Surface réelle du Groenland (2,2 millions de kilomètres carrés), à l'échelle de l'équateur.
Surface de l'Afrique (30,4 millions de kilomètres carrés).
Pour projeter le globe terrestre sur une surface plane, on choisit un support de référence (plan, cylindre, cône). Selon ce support, les propriétés géométriques comme les surfaces ou les angles sont plus ou moins conservées. Les « indicatrices de Tissot » (●) permettent d'évaluer le degré de déformation.

Sources : M. Monmonier, Comment faire mentir les cartes, Autrement, 2019 ; F. Bahoken, N. Lambert, Cartographia. Comment les géographes (re)dessinent le Monde, Armand Colin, 2025 ; V. Capdepuy, X. Laborde, Dire le monde, Autrement, 2026 ; N. Zwer, Une autre histoire des cartes, Editions du Commun, 2026 ; C. Grataloup, L'Invention des continents et des océans, Larousse, 2009 ; Le Monde
Infographie Le Monde : Francesca Fattori et Victor Simonnet cator, ce n'était pas le cas: les cartes étaient souvent présentées avec le Sud en haut, comme celle du géographe arabe Al-Idrissi, au XIIe siècle, rappelle Françoise Bahoken. Les cartes médiévales étaient tournées vers les lieux saints, Jérusalem, La Mecque, et vers l'Orient. C'est d'ailleurs de là que vient le verbe "orienter".
Renverser la carte peut symboliquement renverser l'ordre du monde. C'est à cet exercice que se prête, en 1943, l'artiste uruguayen Joaquin Torres Garcia avec son Amérique inversée. En 1979, l'étudiant australien Stuart McArthur, lassé de voir son pays relégué dans un coin des planisphères, dessine une « carte corrective universelle du monde », qui place l'Australie au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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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 début des années 2000, Pékin se saisit des projections du géophysicien Hao Xiaoguang, membre de l'Institut de géodésique et de géophysique de l'Académie chinoise des sciences. Conçues pour « représenter plus clairement les relations géographiques entre les hémisphères Nord et Sud et le reste du monde », elles placent la Chine – l'empire du Milieu – au centre du planisphère et rejettent les Amériques vers ses marges. En 2025, le Brésil publie à son tour une carte centrée sur le pays, avec le Sud en haut. « La Terre est ronde. Notre point de vue compte », résume le président brésilien, 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
Issues d'une longue histoire de conquêtes coloniales et de rivalités de puissance, les cartes se réinventent pour faire valoir d'autres points de vue. Certaines vont plus loin. Elles ne se contentent pas de déplacer les regards: elles mettent en scène des ambitions territoriales aux accents néo-impérialistes. Le 7 septembre, Donald Trump en a fourni une illustration éloquente en publiant sur son réseau Truth Social une carte où les couleurs du drapeau américain recouvrent le Canada, le Mexique et le Groenland, ainsi que Cuba, l'Islande, les Antilles françaises et Saint-Pierre-et-Miquelon.
géographe allemand Max Eckert-Greifendorff et proche d'Equal Earth.
Le geste est surtout symbolique. «Les institutions françaises – enseignement, recherche, diplomatie – utilisent déjà plusieurs projections, précise Françoise Bahoken. Se limiter à une seule projection est réducteur, car tout dépend du phénomène que l'on représente: Eckert IV ou Equal Earth respectent la surface des continents, mais ne conviennent pas à la représentation des circulations, par exemple. »
Equal Earth, que défend le groupe africain, soulève elle-même d'autres questions. Sur les planisphères disponibles sur son site Internet, le traitement de la Crimée, annexée par la Russie en 2014, varie selon les versions. La péninsule apparaît distincte de l'Ukraine et de la Russie sur la carte en anglais, mais de la même couleur que la Russie dans la version russe. Cette particularité a poussé l'Ukraine à s'abstenir lors du vote de l'ONU. « Il est regrettable que, tout en (...)
Projection azimutale équidistante polaire (1581, Guillaume Postel), choisie par l'ONU pour son emblème en 1946.
remédiant enfin aux conséquences désastreuses du colonialisme [dans la représentation géographique des pays et des continents], nous risquions dans le même temps de créer de nouveaux problèmes tout aussi graves », a alerté Andri Melnyk,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de l'Ukraine auprès de l'ONU.
Une carte ne se résume pas au choix d'une projection. Elle détermine des formes et des proportions, tandis que le fond représente les frontières. Le cadrage, le
« Carte verticale »
(2013, Hao Xiaoguang), qui « découpe » la Terre le long des parallèles de latitude.
centrage et l'orientation, eux aussi, composent une certaine vision du monde. Au sortir de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les Nations unies retiennent ainsi pour emblème une projection azimutale équidistante centrée sur le pôle Nord : une façon de n'avantager visuellement ni les Etats-Unis ni l'Union soviétique.
Alors que le globe terrestre flotte dans l'espace, situer le Nord en haut ou l'Europe au centre de la carte n'a rien de scientifique. «Avant la projection de Mer-
Aucune projection ne réglerait, à elle seule, la question de la représentation du monde. « Dans un monde polycentrique et multipolaire, la bonne solution consisterait à multiplier les points de vue plutôt qu'à “corriger” une projection », estime le géohistorien Vincent Capdepuy. Imposer une seule option serait même, selon la géographe Françoise Bahoken, « problématique, voire dangereux : cela reviendrait à limiter et à uniformiser notre vision du monde. Alors que, justement, c’est la diversité des projections qui peut rendre compte de sa richesse ».
FRANCESCA FATTORI
« Carte du monde avec l'hémisphère Sud en haut et le Brésil au centre » (2025, Institut brésilien de géographie et de statistique, en projection Eckert III), publiée à l'occasion de la présidence brésilienne du sommet des BRICS (Brésil, Russie, Inde, Chine et Afrique du S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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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ès la reconnaissance, en mars, de l'esclavage transatlantique comme « le plus grave crime contre l'humanité », le groupe africain a remporté, le 4 septembre,
une nouvelle victoire symbolique aux Nations unies avec la résolution « Corriger la carte », qui appelle à remplacer les planisphères, dont la projection dite « de Mercator », déformant la taille de l'Afrique. Non contraignantes, ces initiatives replacent au cœur du débat diplomatique la question des réparations liées à l'esclavage et à la colonisation.
Paul-Simon Handy est directeur régional, à Addis-Abeba, de l'Institut d'études de sécurité pour l'Afrique de l'Est, qu'il représente auprès de l'Union africaine. Il défend une « mémoire de la responsabilité », qui enjoint aux Etats africains de reprendre la main sur le récit de leur passé, sans que cela les dispense d'assumer leurs responsabilités face aux difficultés politiques et économiques actuelles.
Les deux résolutions portant sur la reconnaissance de l'esclavage transatlantique et sur la réforme de la cartographie mondiale ont été largement approuvées aux Nations unies. Que dit cette séquence de la diplomatie africaine ?
Ce sont deux victoires diplomatiques importantes. L'Union africaine, le Ghana et le Togo, qui ont porté ces dossiers, ainsi que le groupe africain aux Nations unies, ont démontré une capacité d'initiative. Il ne s'agit plus d'une Afrique qui réagit à des propositions formulées par d'autres puissances, occidentales, chinoise ou russe. Ici, l'Afrique identifie un problème, formule une proposition, puis construit une coalition pour la soutenir. Ce faisant, elle oblige les autres puissances à prendre position.
Est-il nouveau, pour l'Union africaine, de porter des questions aussi étroitement liées à la mémoire ?
Ce n'est pas entièrement nouveau. Mais ces questions constituent une victoire dans la manière dont le monde se représente le passé : une victoire normative, qui montre la capacité de l'Afrique à imposer un récit – « a narrative », comme disent les Anglo-Saxons.
La résolution sur l'esclavage avait fait apparaître une fracture Nord-Sud, et la France s'était abstenue. Paris a ensuite soutenu l'initiative sur la carte. Comment analysez-vous cette évolution ?
La résolution portée par le Ghana, qualifiant la traite négrière de « plus grave crime contre l'humanité », a embarrassé les an-
Les Etats africains ne parlent pas toujours d'une seule voix. Le consensus obtenu autour de ces deux initiatives constitue-t-il une réussite en soi ?
Ces questions restent néanmoins relativement soft, précisément parce qu'elles relèvent du passé. Les choses se compliquent dès lors qu'il s'agit de puissance et d'avenir. L'Afrique a réussi à corriger la carte ; elle doit maintenant pouvoir rectifier les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es et sa propre place au sein du système mondial, en redéfinissant les termes de la fiscalité internationale, en obtenant une réforme du Conseil de sécurité de l'Organisation des nations unies [ONU] et en pesant davantage sur les questions climatiques. C'est donc une victoire symbolique, et même stratégique. Mais elle reste encore largement tournée vers le passé.
La diplomatie multilatérale est précisément le domaine dans lequel le poids numérique de l'Afrique compte. A partir d'une position commune, elle peut construire des alliances au sein des Nations unies, notamment avec la Caricom, qui rassemble les Etats des Caraïbes, et avec d'autres pays du Sud global. Cette convergence devient alors le socle d'un objectif et d'une stratégie partagés.
L'Afrique développe depuis longtemps ce que l'on appelle des « positions africaines communes ». Sur ces deux dossiers, il y avait un consensus ou, du moins, des divergences limitées. Avec 54 Etats, les positions communes ne sont pas systématiques. Mais, lorsqu'ils parviennent à s'accorder, [ces Etats] peuvent plus facilement définir une stratégie et mobiliser d'autres partenaires.
Les avancées sur
la représentation
cartographique
du monde ont
remis au premier
plan la question de
savoir où se situe le
continent africain
dans l'ordre
international,
analyse le
chercheur
A l'inverse, les Etats-Unis ont voté contre les deux résolutions. Les Etats africains se heurtent-ils à un mur du côté de Washington ?
L'administration Trump est inflexible sur certaines positions. Soutenir ces résolutions aurait été perçu comme un aveu de faiblesse, ce qui n'entre pas dans sa grammaire diplomatique. Cela n'empêche pas les Etats-Unis de développer des modèles de coopération, notamment économique, avec les pays africains. Mais voter explicitement contre ces résolutions envoie un signal fort.

Paul-Simon
Handy. COLLECTION
PRIVÉE PAUL-SIMON HANDY
ciens Etats esclavagistes. Certains, dont la France, reconnaissaient déjà l'esclavage comme un crime contre l'humanité. Mais, en établissant une échelle de gravité, le texte ouvrait forcément le débat sur les réparations, avec, en toile de fond, l'idée d'une « facture » adressée aux anciennes puissances coloniales et esclavagistes.
Entre les restrictions en matière de visas, le démantèlement de l'Usaid [l'ancienne Agence américaine pour le développement international] et le retour d'offres bilatérales assorties de contreparties importantes, ce vote
D'où un certain malaise : les conséquences de ces crimes restent visibles aujourd'hui. Mais, face au poids croissant de l'Afrique dans le multilatéralisme, plusieurs Etats européens – et la France en particulier – admettent qu'ils ne peuvent plus ignorer la lecture africaine de son propre passé.
Après le malaise perceptible lors de la résolution sur l'esclavage, elle a repris l'initiative et s'est montrée enthousiaste dans la mise en œuvre de cette résolution non contraignante. Elle se rapproche ainsi des positions africaines.
On l'a vu avec la résolution sur la carte. La France l'a activement soutenue et a annoncé l'abandon de la projection de Mercator dans ses interactions officielles, prenant les devants par rapport à ses voisins européens.
n'est pas surprenant. Il confirme la logique de la diplomatie de l'administration Trump : peu de concessions et des relations conçues de manière très transactionnelle.
Sur le terrain symbolique, particulièrement lorsqu'il s'agit d'histoire, les Etats-Unis ne semblent pas davantage disposés à céder. En votant « non » plutôt qu'en s'abstenant, ils affirment en quelque sorte : « C'est notre récit de l'histoire qui compte », et non celui qu'ils considèrent comme étant porté par l'ONU.
pas accès à des crédits dont le risque serait évalué de manière moins agressive, ni à des marchés ou à des capitaux internationaux à moindre coût. Le véritable enjeu est là. Il faut corriger les injustices du passé, mais surtout faire de cette rectification un levier pour bâtir les conditions futures de la puissance.
Les promoteurs de la nouvelle carte africaine soulignent que les représentations héritées du passé ont des effets très concrets aujourd'hui. Les batailles symboliques ne sont donc pas secondaires ?
Bien sûr. Les Africains entretiennent un rapport particulier à la mémoire. Le président ghanéen, John Dramani Mahama, comme les autorités togolaises et leur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Robert Dussey] portent une vision du panafricanisme qui promeut une Afrique forte. Ils ont lancé différentes initiatives en ce sens. Toute politique mémorielle comporte toutefois une dimension de politique contemporaine. Les dirigeants peuvent utiliser l'histoire pour construire leur légitimité, mobiliser des électorats, mais aussi parfois s'exonérer des responsabilités face aux difficultés actuelles. Cela vaut en Afrique comme ailleurs.
Le Ghana et le Togo sont aux avant-postes de cette offensive diplomatique. Peuvent-ils en tirer des gains politiques ?
Il ne faut pas pour autant réduire cette démarche au populisme. Je connais le ministre togolais : l'engagement peut être sincère. Mais il faut se méfier du militantisme, qui fait parfois un mauvais usage de la mémoire.
On peut alors basculer vers une « mémoire de l'exonération », dans laquelle le passé explique les difficultés présentes. Je défends plutôt une « mémoire de la responsabilité » : il faut reconnaître les crimes du passé, sans oublier que les rapports de puissance contemporains et les asymétries demeurent.
Une attitude trop contemplative vis-à-vis du passé peut distraire des véritables défis d'aujourd'hui. Rectifier une carte ne donne
Il faut prendre très au sérieux les batailles de représentation : les symboles ne sont pas futiles, ils influencent notre vision du monde. C'est un combat important, mais ce n'est qu'une partie de ceux qu'il faut mener. Il ne doit surtout pas devenir, à lui seul, un programme politique ou de gouvernement.
Le panafricanisme et le souverainisme ont été fortement réactivés ces dernières années. Assiste-t-on, à travers cet activisme mémoriel, à leur traduction sur le terrain diplomatique ?
Il existe en effet une volonté de porter ces questions au niveau diplomatique. Mais il ne faut pas surestimer ces succès : ils restent largement symboliques. Le défi consiste à les transformer en réformes matérielles. Le Conseil de sécurité n'a pas été réformé, l'architecture internationale de la dette reste ce qu'elle est. Il y a aussi tous les enjeux liés à la gouvernance de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et du numérique.
Il ne s'agit pas de nier l'importance des représentations, mais de ne pas réinvestir les questions du passé au point d'oublier les rapports de force actuels. D'autant que les notions de souverainisme et de panafricanisme sont aujourd'hui très mal définies : l'Union africaine se réclame du panafricanisme, tout comme les gouvernements issus de coups d'Etat au Sahel, qui quittent la Communauté économique des Etats de l'Afrique de l'Ouest, pourtant organisation panafricaine par excellence. Il faut donc saluer ces victoires diplomatiques sans les surinterpréter. Rectifier les injustices du passé est légitime, mais cela ne prépare pas nécessairement aux batailles de l'avenir.
La question des réparations est au cœur de ces revendications. Quelles formes ces mesures pourraient-elles prendre ?
Il y a, d'un côté, la réalité économique et, de l'autre, la situation juridique. Les questions sont : qui doit payer, à qui et devant quelle juridiction internationale ?
Je défends une conception concrète de la justice réparatrice. Elle peut passer par la restitution du patrimoine culturel, la révision des programmes scolaires, ou encore l'ouverture des archives. Beaucoup restent conservées par les anciennes puissances coloniales, ainsi qu'aux Etats-Unis, sans être suffisamment accessibles. On pourrait aussi investir dans la recherche et l'éducation. Ce type d'actions peut contribuer à une justice réparatrice plus responsable.
PROPOS RECUEILLIS PAR COUMBA KANE « L'Heure du regard », d'Ousmane Niang (2024).
182 × 152, huile sur toile.
OUSMANE NIANG/COURTESY
DE LA GALERIE AFIKARIS (CRÉDIT)
Ousmane Niang,
né en 1989 à Tamba
(Sénégal), travaille à Paris
et à Dakar. Nourrie
par les réalités politiques
sénégalaises autant
que par les tensions
qui traversent le monde,
cette œuvre fait écho
à une jeunesse
confrontée au manque
de perspectives, à l'exode
et à l'indifférence
des instances dirigeantes.
La technique, proche
du pointillisme, et la
présence d'une figure
hybride, mi-humaine,
mi-animale, sont typiques
du travail de l'artiste.


Dans la grotte de Seokguram, à Gyeongju (Corée du Sud), en 2000. HAN SEOKHONG/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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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ÉOUL ET GYEONGJU
(CORÉE DU SUD)
En Corée du Sud comme ailleurs, l'automne se fait attendre, en cette fin septembre. La forêt dense et ombragée du mont Toham, à 300 kilomètres au sud-est de Séoul, composée principalement de pins et d'érables, n'a pas encore pris les couleurs flamboyantes qui font venir les visiteurs de tout le pays. C'est donc en partie cachée derrière un foisonnement de verts que l'on découvre la grotte de Seokguram, nichée à 750 mètres d'altitude dans un creux de la montagne.
Le lieu, quand on l'approche par le sentier de randonnée qui y mène, ressemble d'abord à un petit temple comme il y en a des milliers en Asie. Mais, derrière sa façade de bois peint, se cache un des joyaux de l'art bouddhique du royaume du Silla unifié (676-935), au cœur de l'exposition immersive proposée par le Centre culturel coréen de Paris jusqu'en mars 2027: « La Grotte de Seokguram. Le secret millénaire de l'art bouddhique ».
Une fois entré, le bouddha attire tous les regards: la statue de granit gris moucheté de beige, remarquable de puissance et de finesse mêlées, en impose. Autour d'elle dansent, en bas-reliefs sur les murs, une cinquantaine de guerriers, de veilleurs, de moines ou de disciples. L'ensemble est abrité dans la grotte artificielle édifiée aux alentours de l'an 750 à partir de blocs de granit finement taillés et assemblés. « Seokguram témoigne d'une maîtrise artistique et architecturale a priori inédite pour l'époque », pose d'emblée Kim Dong-ha, archéologue, spécialiste du bouddhisme et conservateur à l'Institut national de recherche sur le patrimoine culturel de Gyeongju (prononcer « Kéondjou »), la ville voisine.
Le bouddha, inscrit au Patrimoine mondial de l'Unesco en 1995, mesure 3,5 mètres et est assis sur un socle en forme de lotus de 1,3 mètre. «Il représente une prouesse et une nouveauté à bien des égards, dit Kim Dong-ha. A l'époque où il a été façonné, les statues de cette taille étaient en terre ou en métal. L'artiste-constructeur Gim Daesong [700-774], membre de la cour du roi Gyeongdeok, a réussi à ciseler cette pierre très dure avec une finesse sans précédent, dans les traits du bouddha, avec ses yeux mi-clos sous de grands sourcils arqués, les ornements et les plis de son vêtement [la pièce de tissu rectangulaire traditionnelle, drapée autour du corps et laissant l'épaule droite découver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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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statue de Seokguram ne représente pas n'importe quel bouddha (il en existe de nombreux). Il s'agit d'un Shakyamuni, aussi nommé Siddhartha Gautama, que tous les courants bouddhistes considèrent comme le bouddha pur et parfait, capable qui plus est de «mettre en branle la roue de la loi». «Le Shakyamuni était une figure royale qui, après avoir atteint l'Eveil, devenu bouddha, a livré nombre de combats contre le mal, raconte encore Kim Dong-ha. On le reconnaît à la manière dont est placée sa main droite sur sa jambe, tournée vers le bas : la main qui descend vers le sol représente le fait d'appeler les esprits de la terre pour se défendre face aux esprits du mal. »
Ces détails n'ont rien d'anodin. « En Corée, l'art du VIII $^{e}$ siècle incarne l'art bouddhique le plus complet, explique Changhyun Lee, guide au Musée national de Séoul, où l'on peut voir d'autres trésors de cette période. En 672, le roi Munmu réussit l'unification de Silla avec deux autres royaumes :
c'est ce qu'on appelle le "Silla unifié". S'ouvre alors une période de prospérité et de civilisation atteignant un haut degré de développement. Mais, au milieu du VIIIe siècle, réapparaît un climat d'instabilité, avec des luttes de clans, des rébellions. C'est là que le bouddhisme intervient, comme une solution trouvée par les souverains pour renforcer le pouvoir royal. Le bouddhisme justifie la reproduction et l'acceptation sociales, il peut aider aussi à apaiser les blessures de guerre. On pourrait dire, pour paraphraser Louis XIV – "L'Etat, c'est moi" – que le roi Gyeongdeok s'est dit: "Le Bouddha, c'est moi!" , dit avec amusement le jeune homme.
Dans son grand bureau de la mairie de Gyeongju, qui fut la capitale du royaume de Silla, l'édile municipal, Joo Nak-young, semble avoir retenu la leçon. L'immense poster qui s'offre à la vue des visiteurs, représentant la cité à la fin du VIIe siècle, atteste de l'intérêt porté par le maire au riche patrimoine de sa ville comme vecteur de développement touristique et économique.
Gyeongju compte, en son sein ou dans ses extérieurs immédiats, outre Seokguram, plusieurs sites classés à l'Unesco, dont les célèbres tombes royales en forme de
Après la K-pop et la cosmétique, le patrimoine est lui aussi devenu un instrument du soft power sud-coréen
hauts tumulus qui donnent une atmosphère particulière à la ville, et font un tabac auprès des touristes grâce aux réseaux sociaux et aux K-dramas à succès (The Great Queen Seondeok notamment) dans lesquelles elles ont figuré.
Le maire s'est fixé pour objectif de faire entrer Gyeongju dans le top 10 des destinations touristiques mondiales en visant l'accueil de 60 millions de visiteurs par an (la cité de 250 000 habitants en affiche actuellement 50 millions). « C'est la ville la plus représentative de la Corée ancienne, celle où ses racines historiques sont visibles, argue-t-il. A l'époque de Silla, elle comptait un million d'habitants et de résidents étrangers. Elle était un foyer d'échanges économiques et culturels, ce qu'elle redevient aujourd'hui », ajoute Joo Nakyoung. Qui précise que sa ville est jumelée avec Versailles depuis 1987, sous-entendant ainsi qu'elle en serait l'équivalent coréen.
Il est vrai qu'après le gigantisme urbain, l'océan sans fin de tours de bureaux et d'habitation qu'est de-venue Séoul, Gyeongju s'offre comme une oasis - encore - à taille humaine, avec ses parcs, ses restaurants et ses ateliers d'art, et ses temples, notamment celui de Bulguksa, classé lui aussi à l'Unesco en 1995. Et la ville utilise activement ce statut par le biais des instances comme l'Organisation des villes du patrimoine mondial pour valoriser l'histoire coréenne à l'international.
Après la cosmétique, la K-pop et les arts scéniques (invités au Festival d'Avignon en juillet), le patrimoine est lui aussi devenu un puissant instrument du soft power coréen. Gyeongju, qui est à l'origine de l'exposition sur Seokguram au Centre culturel coréen de Paris, a pris la tête de l'opération, menant une politique de rénovation et de valorisation de son patrimoine en accord avec les critères internationaux actuels.
D'un siècle à l'autre, les enjeux politiques et économiques des représentations artistiques et spirituelles se répondent. Ce qui n'empêche aucunement d'admirer les merveilleuses proportions, calculées selon des modèles mathématiques sophistiqués, du bouddha de Seokguram, qui vous domine de toute sa sérénité inébranlable.
« La Grotte de Seokguram. Le secret millénaire de l'art bouddhique ». Centre culturel coréen, à Paris 8 $^{e}$ . Jusqu'au 13 mars 2027. Entrée gratu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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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S SON ATELIER, des dizaines, des centaines de têtes de bouddha, emboîtees les unes dans les autres, sont empilées dans tous les coins. Sur les longues tables de travail, on peut voir d'étranges objets, ressemblant à des cocons de chrysalides géantes. Lee Seung-chul est un maître du hanji, le papier traditionnel coréen, avec lequel il façonne, depuis quarante ans, des bouddhas qu'il expose dans le monde entier, mais aussi des « jarres de lune », un des objets les plus emblématiques du pays.
L'exposition immersive « La Grotte de Seokguram. Le secret millénaire de l'art bouddhique », présentée au Centre culturel coréen à Paris, jusqu'au 13 mars 2027, est animée par trois de ses statues, et par des dizaines de ces visages inspirés de celui du bouddha de la grotte aménagée sur le mont Toham, en Corée du Sud. Flottant dans l'air, par la grâce de leur matière, aussi légère que résistante. Un artisanat vieux de mille cinq cents ans, qui suscite aujourd'hui un nouvel engouement par le biais des réseaux sociaux, et devrait être classé au Patrimoine culturel immatériel de l'Unesco à la fin 2026.
Lee Seung-chul en détaille les étapes de fabrication, dans son antre de l'université de Dongduk à Séoul, où il enseigne, au milieu de ses divers outils, cuvettes et autres tamis. Il montre d'abord les longs filaments d'écorce de mûrier à papier, arbre que l'un de ses anciens élèves cultive dans les environs de la capit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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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brins sont d'abord bouillis pour en détacher l'écorce externe, brune, et ne garder que l'écorce interne blanche, qui va être nettoyée et débarrassée de ses impuretés, puis bouillie à nouveau et lavée à l'eau claire. Les fibres assouplies sont alors battues à la main pour obtenir une consistance uniforme et filandreuse – formant ces fameux cocons –, puis, dans le cas de Lee Seung-chul, qui utilise le hanji pour le modeler, broyées dans une machine ad hoc et obtenir une pulpe homogène.
Une fois mélangée à de la colle de riz ou de l'huile de lin, on obtient une pâte épaisse et malléable qui peut être pressée ou moulée à la main à l'intérieur ou à l'extérieur de moules, traditionnellement en argile ou en bois. Lee Seung-chul utilise, lui, du silicone, et en moins de temps qu'il ne faut pour le dire, modèle devant vous, par pressions précises, un de ses visages. Lesquels n'ont plus qu'à être laissés tels quels, blancs, ou à être peints – en noir, bleu ou brun, couleurs de prédilection de Lee Seung-chul, qui est un spécialiste des pigments naturels –, ou passés à la feuille d'or.
«J'ai visité la grotte de Seokguram pour la première fois quand j'étais étudiant, avec mon maître, il y a une quarantaine d'années, se souvient l'artiste. Plutôt qu'une émotion religieuse, c'est une puissante émotion esthétique que j'ai ressentie. Je me suis dit que le hanji était un vecteur parfait pour transmettre cette émotion, par sa légèreté, la possibilité qu'il offre de multiplier les figures. Dans mes expositions, je laisse le public toucher les sculptures en papier, pour l'encourager à ressentir, de manière visuelle et sensorielle. C'est la sensation qui est le véhicule de la mémoire», conclut Lee Seung-chul en une réflexion très proustienne.
Ce sont ces petits masques remplis de mystère qui hanteront l'exposition au Centre culturel coréen. Attention, des centaines de bouddhas vous regardent, vous menant – peut-être – sur le chemin de l'Eveil.
F. DA. (SÉ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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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SITION
D epuis 2024, le Louvre a accueilli deux artistes, la peintre Elizabeth Peyton, née en 1965 à Danbury (Connecticut), et Kader Attia, né en 1970 à Dugny (Seine-Saint-Denis), qui pratique la sculpture, l'installation, le collage et la vidéo. Peyton a travaillé dans les collections avec des élèves de l'Ecole des beauxarts de Paris. Attia a donné une visite guidée et organisé un cycle de conférences. Une exposition conclut leurs séjours dans la chapelle du musée, chacun d'eux en occupant une moitié. Ce serait peu dire qu'elles répondent à des conceptions de la création étrangères l'une à l'autre.
Celle de Kader Attia se fonde sur l'histoire des peuples. Il présente des sculptures et une vidéo. En entrant, le regard se heurte à une tête d'homme sculptée dans le bois, dans laquelle sont enfoncés des débris de miroirs. Aigus, brillants, serrés, ils hérissent la face et le crâne. Cette tête est celle du maréchal Thomas Robert Bugeaud (1784-1849), gouverneur général de l'Algérie de 1841 à 1847.
Il y dirige une politique dite de « pacification » dont les instruments sont la destruction systématique des récoltes et des villages et les exécutions de masse des populations. Il encourage ses officiers à pratiquer l'« enfumage » : forcer les habitants d'une zone à se réfugier dans une grotte et les faire mourir par asphyxie en entretenant des feux à l'entrée jusqu'à ce qu'il n'y ait plus personne de vivant dans la caverne. Ce sont « les Oradours de la conquête », selon les mots du poète surréaliste Benjamin Péret (1899-1959), qui en rappelait la mémoire durant la guerre d'Algé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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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Bugeaud a sa statue en pied, héroïque, dans une niche de la façade du Louvre côté rue de Rivoli, avec, pour voisin, le général Lamoricière (1806-1865), qui ordonna lui aussi des massacres en Algérie. S'en apercevant, Attia en a fait le sujet de son intervention. A sa tête du maréchal répond la vidéo qui a pour sujet l'« enfumage » de la grotte d'Al-Farachih, dans le massif de Dahra, entre le 18 et le 20 juin 1845, commis sous les ordres du général Aimable Pélissier
KADER ATTIA

« Les Hôtes du Louvre. Kader Attia et Elizabeth Peyton », au Musée du Louvre, à Paris, en septembre. AUDREY VIGER/2026 MUSÉE DU LOUVRE
(1794-1864). Ne parvenant pas à vaincre la résistance de la tribu des Ouled Riah, celui-ci demande des ordres à Bugeaud, qui répond : «Si ces gredins se retirent dans leurs cavernes (...) fumez-les à outrance, comme des renards. » Pélissier obéit scrupuleusement. Il force les combattants et leurs familles à se réfugier dans la caverne. Puis, écrit-il à Bugeaud, «Je n'eus plus qu'à suivre la marche que vous m'aviez indiquée, je fis faire une masse de fagots et, après beaucoup d'efforts, un foyer fut allumé et entretenu à l'entrée supérieure. »
Le crime serait demeuré inaperçu si un officier espagnol, présent à titre d'observateur, n'avait publié, le 12 juillet suivant, son témoignage dans un quotidien madrilène : « Rien ne pourrait donner une idée de l'horrible spectacle que présentait la caverne, y lit-on. Tous les cadavres étaient nus, dans des positions qui indiquaient les convulsions qu'ils avaient dû éprouver avant d'expirer. Le sang leur sortait par la bouche. Mais ce qui causait le plus d'horreur, c'était de voir des enfants à la mamelle gisant au milieu des débris de moutons, des sacs de fèves, etc. » Ce récit, vite connu en France, suscite un débat à la Chambre des pairs.
Pour se justifier, Bugeaud y affirme, au sujet du carnage : «Il inspirera une terreur salutaire qui ne sera pas moins favorable au vaincu qu'au vainqueur. Les populations, reconnaissant qu'elles sont obligées de subir le joug, qu'elles n'ont plus aucune retraite assurée, se r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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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eront et se livreront paisiblement à l'agriculture, au commerce, qui auront bientôt réparé les maux de la guerre. » Attia ne commente pas. Ce serait, en effet, superflu. Mais il suspend à la cimaise des hémisphères de métal percés de coups, tels des ventres poignardés.
Elizabeth Peyton, quant à elle, est demeurée à l'intérieur du musée, dont des œuvres lui ont inspiré des copies partielles, ici accrochées en compagnie de portraits. Ces travaux, tous de petit format, sont exécutés à l'huile, à l'aquarelle, au pastel ou aux crayons de couleur. On y retrouve le style caractéristique de l'artiste, fait de touches de couleurs claires et légères, avec, souvent, du vide entre elles. Parmi les maîtres anciens, Titien (1488-1576) et Eugène Delacroix (1798-1863) sont les plus présents, ce dernier avec d'autant plus de ferveur que l'une des premières œuvres de Peyton, alors étudiante, fut, en 1988, une copie de son portrait de Frédéric Chopin (1810-1849) peint en 1838.
Ainsi s'inscrit-elle dans la suite des innombrables artistes qui ont pris leurs meilleures leçons d'histoire de l'art et de technique au Louvre. Ce respect de la tradition est l'une des raisons, peut-être la principale, de la haute estime que le marché de l'art, aux Etats-Unis particulièrement, lui accorde. Il n'y a en effet, dans ses œuvres, rien qui puisse troubler ou inquiéter.
« Les Hôtes du Louvre. Kader Attia et Elizabeth Peyton », salle de la Chapelle, Musée du Louvre, Paris 1 $^{er}$ . Jusqu'au 14 décembre
PHILIPPE DA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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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lieu expose des pièces issues de la fabrication du « Roi et l'Oiseau »
ARTS
Chef-d'œuvre du cinéma d'animation signé Paul Grimault (1905-1994) et Jacques Prévert (1900-1977), Le Roi et l'Oiseau a fait son entrée miseptembre au Musée Méliès de La Cinémathèque française, à Paris, à l'issue d'une rénovation estivale. Une dizaine de pièces issues de la fabrication du film sont offertes à la vue des spectateurs : un mince échantillon si on le rapporte à la multitude de dessins, croquis, Celluloïd et autres documents conservés dans le fonds récemment transmis par Henri Grimault, fils du réalisateur, à l'institution.
Ce dévoilement précautionneux tient compte de la fragilité des artefacts, dont certains datent de 1946, début de l'un des projets
Admirer les décors permet de prendre conscience du niveau d'exigence de l'œuvre les plus chaotiques du cinéma français. Pour les mêmes raisons de préservation, les pièces dévoilées seront régulièrement changées dans ce musée consacré à la fantasmagorie dans le cinéma.
Le réalisateur Paul Grimault et son compagnon de plume Prévert se sont en effet escrimés pendant une trentaine d'années pour que leur projet soit réalisé tel qu'ils l'avaient voulu. D'abord projeté en salle en 1953 sous le titre La Bergère et le Ramoneur (d'après le conte de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le film a été terminé par le producteur André Sarrut (1910-1997), sans l'accord des deux comparses. A l'issue d'une longue bataille juridique, le réalisateur récupérera les droits de son film et n'aura de cesse de vouloir le remanier selon son idée initiale. Son rêve finira par se concrétiser en 1980, quand il renaîtra et sortira en salle sous le nom Le Roi et l'Oiseau.
Pour autant, cette présentation à La Cinémathèque n'en est pas moins merveilleuse. S'approcher au plus près des Celluloïd, les feuilles de plastique qui servaient à animer des personnages par transparence sur des fonds, ou encore admirer les décors, qu'ils soient de la main de Grimault ou des artistes qui l'ont épaulé, comme Roger Duclent et Lionel Charpy, permet de prendre conscience du niveau d'exigence et de finesse de l'œuvre, inédit jusqu'alors pour un film d'animation européen. C'est aussi apprécier la vivacité de la palette de couleur, qui tranche parfois avec la profondeur du propos et le sombre état d'esprit de certains personnages – à commencer par le tyran qui règne sur le château de Takicardie et veut épouser de force la bergère, qui lui préfère son fidèle ramoneur.
En lui faisant ainsi une place parmi les effets personnels de Georges Méliès (1861-1938), pionnier du 7 $^{e}$ art, La Cinémathèque inscrit Paul Grimault dans la lignée du maître du fantastique sur écran. Soit « une certaine idée française de la féerie, de la poésie et de l'artisanat assumé dans le cinéma », évoque Gabrielle Sébire, cocommissaire de l'exposition du musée et directrice de l'action éducative, qui note que le réalisateur Georges Franju (1912-1987), l'un des cofondateurs avec Henri Langlois (1914-1977) de La Cinémathèque, était en son temps un proche soutien de Grimault.
PAULINE CROQUET


AGNES OBEL
The Meaning of Flowers
De quoi peut s'inspirer la pianiste et chanteuse danoise Agnes Obel après quatre albums? On a du mal à croire que cet ensemble, d'un spleen à faire frémir, doive son intitulé – « la signification des fleurs » en français – à une obsession botanique.
Ces douze morceaux sont à l'image de tout ce qu'a pu livrer, en seize ans, l'artiste de 45 ans : un répertoire éthéré qui s'est inscrit dans la bande-son de moult productions pour petit et grand écran. On y entend la noirceur adolescente d'Euphoria, les cœurs brisés des blouses blanches de Grey's Anatomy ou les intrigues anxiogènes de The White Lotus. Ces mélodies entre pop et ambient sont taillées pour l'imaginaire des showrunneurs. Le fait que sa voix oscille entre le diaphane et la gravité ou joue avec les inflexions angoissantes d'un saxophone n'y change rien. Agnes Obel cultive ce qui ravira les fans de la première heure comme la « gen Z » en plein tourment : une musique qui se visualise plutôt qu'elle ne s'écoute. ■ KATIA DANSOKO TOURÉ Strange Harvest Limited/Deutsche Grammophon.

CHARLES DOLLÉ
Panthère à la fenêtre
Fidèle complice de Tricatel, le label de Bertrand Burgalat, pour lequel il a mixé et réalisé plusieurs productions (Chassol, Catastrophe, James Baker...), Charles Dollé avait tenté des enregistrements sous son nom (Imago, en 2021, l'EP Adieu le reste,
en 2024) dans un registre funky, un peu trop lisse. Quelle jolie surprise de voir ses talents de compositeur et d'arrangeur mis au service de chansons plus intimes et touchantes dans Pan-thère à la fenêtre, son premier véritable album! Ses synthétiseurs se réchauffent pour câliner ou faire danser des thèmes amoureux, dont les textes, mélancoliques ou charnels, sont souvent écrits avec Arthur Navellou, le chanteur-poète de Catastrophe. Egalement caressés par une basse, un piano ou une guitare, ces titres portés par un chant de proximité peuvent s'approcher des meilleures chroniques d'Alex Beaupain (Promesses), alléger leur gravité avec de la bossa (Pause), avancer au tempo d'une électronique vintage pouvant rappeler le Johnny and Mary de Robert Palmer (Stroboscope, Marmite). Petit morceau de bravoure, Maïa déploie trois chansons en une. ■ STÉPHANE DAVET Tricatel.

M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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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 derniers temps, le morceau Outro, de M83, est devenu la bande-son des influenceurs filmant des couchers de soleil dans leurs « stories ». Son leader, Anthony Gonzalez, se serait certainement bien passé de ce matraquage viral. Le Francais exilé en
Californie demeure une pointure internationale depuis le double album Hurry Up, We're Dreaming (2011). Quelques disques et bandes originales plus tard, M83 publie son dixième album. Symbolique, I Wrote You a Letter est l'occasion de renouer avec l'esprit artisanal des débuts, et marque le retour de Benoît de Villeneuve, présent sur les deux premiers albums. Enregistrées entre Los Angeles (Californie) et Paris, ces neuf compositions principalement instrumentales se fondent dans une symphonie électro onirique imbibée de shoegaze et de dream pop, qui n'est pas sans rappeler Dead Cities, Red Seas & Lost Ghosts (2003). Les sommets de cette correspondance sont Opera, une vertigineuse pièce desept minutes, et le délicat Aged au piano, nappé d'arrangements de cordes. ■ FRANCK COLOMBANI
Other Suns/Beli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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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t le troisième album de la chanteuse et bassiste Meshell Ndegeocello chez le label jazz Blue Note, et certainement le plus accessible et le plus solaire. Les deux précédents, qui rendait hommage aux auteurs afro-américains, étaient plus conceptuels. Ici, elle prend plaisir à reprendre en duo des classiques pop. Elle s'est adjoint les services de David Gamson, producteur de ses deux premiers disques, les déterminants et réjouissants Plantation Lullabies (1993) et Peace Beyond Passion (1996). L'explosif I Knew You Were Waiting (for Me) chanté par Aretha Franklin et George Michael est interprété tout en délicatesse par Cynthia Erivo et la voix grave de Meshell Ndegeocello. Elle reprend, avec Chaka Khan, le tendre Islands in the Stream, de Dolly Parton et Kenny Rogers, ou, en version reggae, le tube new wave de The Human League Don't You Want Me (1981). Et le I Got You Babe (1965), popularisé par UB40, emprunté à Sonny et Cher, devient un jazz joué à la clarinette et interprété par la chanteuse transgenre Anohni. Un petit délice. ■ STÉPHANIE BINET Blue Note Records.

GALERIE JOCELYN WOL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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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peinture de Santiago de Paoli, né à Buenos Aires en 1978, trans-gresse règles et catégories. Par ses formats d'abord, car la plupart des œuvres sont faites de plusieurs panneaux à la dimension des murs de l'atelier de l'artiste. Elles sont peuplées de figures humaines schématisées, écorchées, réduites à des spectres ou à des androïdes. Ces créatures habitent des paysages boisés, vus en plongée souvent, et des intérieurs à la géométrie désarticulée. Que s'y passe-t-il? Rien que de banal: un repas, une douche, des conversations entre robots rouges aux têtes ovoïdes et aveugles... Mais les positions sont bizarres, les disproportions flagrantes. Ce serait peu de dire que Santiago de Paoli prend le risque de déconcerter. Mais ses immenses toiles retiennent le regard et leurs anomalies finissent par paraître naturelles. PHILIPPE DAGEN «Santiago de Paoli. Riding Hot». Galerie Jocelyn Wolff, 1, rue de Penthièvre, Paris 8e. Jusqu'au 7 novembre. Et galerie Abraham & Wolff, 12, rue des Saints-Pères, Paris 7e. Jusqu'au 10 octob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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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s titre [Main et chapeau de travailleur] » (1938), de Dorothea Lange. THE DOROTHEA LANGE COLLECTION/THE OAKLAND MUSEUM OF CALIFORNIA/CITY OF OAKLAND/GIFT OF PAUL S. TAYLOR/COURTESY WILSON CENTRE FOR PHOTOGRAPHY
L'exposition
présente
les images
collectionnées
par le producteur
Michael G.
Wi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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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Le Bal, centre d'art du nord de Paris, c'est une première: jamais ce lieu consacré à la photogra-
phie n'avait consacré d'exposition à une collection. Diane Dufour, sa directrice artistique, a fait exception pour Michael G. Wilson, dont elle admire la collection, constituée depuis un demi-siècle avec son épouse Jane. Agé de 83 ans, l'homme est surtout connu pour son rôle de coproducteur des films de James Bond depuis 1979. C'est à cette même époque qu'il a commencé à acquérir des photographies. « Michael est capable d'imaginer une sorte de scénario autour de chaque image, c'est l'une des raisons qui m'a poussée à réaliser ce projet, évoque la commissaire. Il a l'œil d'un homme de cinéma, d'un conteur né qui sait faire surgir une histoire du cadre. »
L'ensemble, riche de plus de 12 000 photographies conservées au Wilson Centre for Photography de Londres, est réputé pour ses trésors du XIXe siècle. Mais le Bal a choisi de se concentrer sur une période plus récente, des années 1920 à nos jours. « Entrer dans une collection, c'est toujours un peu s'infiltrer sans carte en territoire inconnu, le royaume d'un autre », résume Diane Dufour. Plutôt que montrer un simple florilège, elle a donc choisi de tirer un fil tenu, avec lequel elle tisse un récit saisissant, dans un accrochage au cordeau qui provoque d'inattendus vis-à-vis. Il s'agit ici d'explorer l'espace qui relie le photographe à son sujet ; et, en miroir, celui existant entre le regardeur et l'œuvre. D'où le titre de l'exposition, « L'Espace entre nous », qui noue des dialogues entre Manuel Alvarez Bravo (1902-2002) et Alexandre Rodtchenko (1891-1956), entre Walker Evans (1903-1975) et Rineke Dijkstra, née en 1959.
L'écrivain Bertrand Schefer a été invité à accompagner les pas des visiteurs de quelques récits. Disséminés dans les salles, ils entrelacent contexte historique et vision subjective, aidant le regardeur à « se perdre dans l'espace du cadre ». « Nous avons choisi de célébrer le bicentenaire de la photographie en travaillant sur des duos, précise Diane Dufour. Avec cette exposition, c'est littérature et photo, puis nous explorerons le lien avec le dessin, puis le cinéma. Notre façon d'évoquer combien la photo est irradiée par d'autres médiums, et les irradie en retour. »
Une photographie du Sud-Africain David Goldblatt (1930-2018) résume cette approche. Ce double portrait d'un couple du township de Soweto, dans la banlieue de Johannesburg, laisse voir deux individus qui semblent à mille lieues l'un de l'autre, quoique dans la même pièce : « Le portrait d'un espace qui les a vaincus, écrit Bertrand Schefer. Figés et impuissants, ils sont effarés de constater qu'ils sont si loin en étant si proches. » Ou encore cette image d'August Sander (1876-1964), portrait décalé de sa femme à travers ses deux mains gelées autour du poêle. « Respecter la distance des mains au métal brûlant, du corps aux choses, maintenir le geste suspendu, décrit l'auteur. Ne pas toucher, mais ne pas perdre le contact. Ce presque-contact, c'est la photographie.»
Ce point de vue singulier porté sur les images ravit Michael G. Wilson : « Cette exposition, je n'y suis pour rien. J'ai juste acheté ces images. Mais je trouve le parcours très intéressant, car je ne regarde pas les choses de la même façon. Cette collection, nous l'avons d'abord constituée à partir de nos affinités personnelles, avant de décider, il y a vingt ans, d'ouvrir notre horizon, et d'élargir notre point de vue avec l'aide de nos conservateurs. »
De chaque image, tirer un film
La collection Wilson ne manque pas d'icônes de la photographie. Mais Le Bal a préféré sélectionner des œuvres moins connues. Dorothea Lange (1895-1965) n'est pas représentée par sa Mère migrante, photographiée en 1936 aux Etats-Unis, mais par ses photos des prisons de San Francisco (Californie). « C'est l'une des photographes à laquelle je suis très attaché, évoque Michael G. Wilson. Elle a commencé dans un style pictorialiste et, au milieu de sa vie, elle est sortie de l'atelier, elle a changé son regard, au contact de la rue. Et elle a fait un fantastique travail de documentation. Obsessionnel. »
De chacune de ses images, il pourrait tirer un film. Cette femme en colère, qui s'affronte à un homme, dans un camping? « Elle est prise en 1943, l'année de ma naissance, et j'ai toujours vu en elle ma mère. Rien que ses épaulettes, cela raconte l'autonomisation de la femme qu'a provoquée la
Il s'agit d'explorer
l'espace qui relie
le photographe
à son sujet,
et celui qui
existe entre
le regardeur
et l'œuvre
guerre. » Il s'approche ensuite de deux portraits réalisés, à trois ans d'écart, par Susan Meiselas, d'une même jeune fille strip-teaseuse. « Il y a tellement de choses entre les deux photos, c'est incroyable, décrypte-t-il. On voit qu'elle a eu une césarienne, elle s'est battue contre la drogue. » Toute une vie, dans l'espace entre deux images. ■
« L'Espace entre nous. Dans la collection du Wilson Centre for Photography » Le Bal.
Jusqu'au 3 janvier 2027

PRÉFET
DE LA RÉGION
OCCITANIE
toulouse
métropole
La Répette
Occitanie
Pénolles - Occita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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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chorégraphe Alan Lucien Oyen, à Wuppertal (Allemagne), en 2025. MATS BÄCKER
ENTRETIEN
Après avoir mis en scène la pièce Antigone, de Sophocle, l'artiste Alan Lucien Oyen relance le sujet dans une version chorégraphique. Entre danse et théâtre, le créateur norvégien, à la tête de la compagnie Winter Guests, fondée en 2006 et installée à Oslo, rassemble un casting de choc, dont trois interprètes phares de la compagnie Pina Bausch, ainsi que la danseuse et comédienne Marion Barbeau. Le spectacle est à l'affiche du $1^{\text{er}}$ au 7 octobre, au Théâtre de la Ville, à Paris, où Oyen est régulièrement programm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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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œuvre est incroyablement pertinente aujourd'hui. Je cherche toujours à créer des spectacles qui dialoguent avec notre époque. Ce qui est vraiment triste selon moi, c'est que presque deux mille cinq cents ans après son écriture, le texte de Sophocle reste terrible-ment d'actualité. Notre société n'a rien appris. Curieusement, il y a actuellement de nombreuses mises en scène d'Antigone et je comprends pourquoi : nous avons besoin plus que jamais d'entendre son histoire.
Quelle place occupe cette hé- roïne dans votre imaginaire ?
Antigone est l'une des voix féminines les plus courageuses dans l'histoire du théâtre. Je l'admire, comme j'admire Jeanne d'Arc et Greta Thunberg. Toutes les trois sont de très jeunes femmes, inexpérimentées face à la vie, mais aucune n'a la lâcheté que l'on retrouve dans la société de leur époque. Antigone se dresse contre un gouvernement autoritaire et tyrannique, et nous avons quelque chose à en apprendre dans le contexte politique actuel : c'est maintenant ou jam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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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t une histoire d'abus d'autoritarisme. Quand la personne qui est au pouvoir ne parvient pas à le conserver sans le respect que requiert sa fonction, le prix à payer est énorme : il s'appelle « la dignité humaine ». Au-delà du fait qu'il faut lutter pour celle-ci à tout prix, la plus grande leçon peut-être d'Antigone et du texte de Sophocle est dans sa forme : le débat. Voilà des gens qui affrontent des choix impossibles, d'incroyables différences, et qui réussissent à se parler et même à s'écouter. Ce que nous ne faisons plus du tout aujourd'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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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i la chance de pouvoir explorer tous les genres et j'aime la façon dont la danse et le théâtre se complètent. Ce qui m'intéresse surtout, c'est de raconter des histoires. En fin de compte, il n'y a que très peu de choses que l'on ne peut mettre en mots, et c'est là que la danse s'exprime magnifiquement.
Quelle a été votre méthode de recherche pour ce spectacle ?
Elle commence et se termine par le texte de Sophocle, que l'équipe a lu dans différentes traductions. Nous avons discuté de chaque scène, thème après thème. Nous les avons approfondies au gré d'improvisations et questionnées. Nous avons cherché à faire apparaître certains thèmes d'aujourd'hui qui pouvaient dialoguer avec l'histoire. Et nous avons écrit nos propres textes dont des extraits sont conservés dans le spect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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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dant les répétitions, je m'intéresse plus aux opinions et aux réflexions des autres qu'aux miennes. Je sais ce que je pense, ce que je ressens, mais je ne connais pas les pensées et les émotions des autres. Au final, ce sont les interprètes qui défendront l'œuvre sur le plateau. S'ils s'approprient le processus créatif, ils s'approprieront aussi la performance, et la vérité pourra être dite sur scène. Car la façon dont les danseurs s'expriment n'appartient qu'à e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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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danse peut exprimer le tournment des sentiments et incarner physiquement nos paysages intérieurs. Il y a certaines images de Sophocle qui sont passionnantes à explorer à travers le corps. Comme les « tempêtes du désert », ou le chagrin d'Antigone que la poétesse canadienne Anne Carson traduit par « un cri d'oiseau dévasté »... Et ces « oiseaux fous en guerre », c'est superbe ! Nous avons passé beaucoup de temps à fouiller cette folie des oiseaux. Je ne pense pas que nous aurions pu le faire de la même manière avec des mots.
Vous avez travaillé avec le Tanztheater Wuppertal Pina Bausch et créé le spectacle « Bon voyage, Bob », en 2018. Vous avez aussi remonté l'une des œuvres de Pina Bausch, « Sweet Mambo », en 2024. Comment l'esthétique du Tanztheater vous influence-t-elle ?
Je n'ai jamais eu le privilège de rencontrer Pina. Mais j'ai la sensation d'avoir appris à la connaître à travers les personnes qui ont collaboré avec elle pendant des années. Etre invité au Tanztheater Wuppertal a été, à bien des égards, comme revenir à la maison. Ce qui ne veut pas dire que je travaille comme Pina, ni que mes spectacles ressemblent aux siens, mais cela m'a montré l'influence qu'elle a eue sur des générations d'artistes. Surtout, j'aime regarder les pièces de Pina parce que ce qui l'in-
« Ce qui est vraiment triste selon moi, c'est que le texte de Sophocle reste terriblement d'actualité »
téressait profondément, c'était l'interprète. Et c'est ce qui compte pour moi aussi : le performeur.
Vous retrouvez pour cette « Antigone » des personnalités majeures de la compagnie Pina Bausch comme Fernando Suels Mendoza ainsi que Héléna Pikon, Julie Shanahan et Nazareth Panadero. Qu'est-ce qui vous fascine chez eux ?
Leur présence incroyable. Ils apportent une confiance, une persévérance et une patience formidables pendant les répétitions. Ils ont une confiance absolue dans ce que l'on appelle le « processus » et un engagement sans faille dans le sujet. Ils n'ont pas peur, et c'est contagieux. Ils ouvrent un espace de liberté qui autorise à être idiot, violent, pathétique, mais surtout honnête. Ce qui fait surgir des moments de grande vulnérabilité. C'est ça qui fait que nous sommes humains et c'est ce que je cherche dans mes pièces. Ils ont toujours travaillé la fragilité avec Pina, et c'est une force.
Vous avez invité Marion Barbeau avec laquelle vous collaborez régulièrement. Qu'apporte-t-elle ?
Je saute sur chaque occasion pour travailler avec elle. Elle a quelque chose d'absolument unique : elle est une danseuse très douée et, en même temps, une incroyable actrice. Elle comprend vite chaque situation et la joue avec autant de sincérité que de retenue. Et il faut bien dire que, pour quelqu'un comme moi, qui navigue entre théâtre et chorégraphie, collaborer avec Marion est un cadeau.
PROPOS RECUEILLIS PAR ROSITA BOISSEAU
Antigone, d'Alan Lucien Oyen.
Théâtre de la Ville, Paris 4 $^{e}$ .
Jusqu'au 7 octob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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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LLE N° 26 - 229
PAR PHILIPPE DUPUIS
Retrouvez l'ensemble de nos grilles sur jeux.lemonde.fr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I | II | [IMAGE] | III | [IMAGE] | IV | [IMAGE] | [IMAGE] | [IMAGE] | V | [IMAGE] | [IMAGE] | VI | VII | [IMAGE] | [IMAGE] | VIII | [IMAGE] | [IMAGE] | IX | [IMAGE] | X | SOLUTION DE LA GRILLE N° 26 - 228
HORIZONTALEMENT I. Liquidateurs. II. Amusais. RN. III. Paies. Ibo. Té. IV. IGN. Iules. El. V. Dito. RER. Ill. VI. Aneths. Ernée. VII. Ta. Eosine. Cr. VIII. Ibsen. Binera. IX. Ola. Tricotai. X. Nerveusement.
VERTICALEMENT 1. Lapidation. 2. Imaginable. 3. Quinte. Sar. 4. Usé. Otée. 5. Iasi. Honte. 6. DI. URSS. Ru. 7. Asile. Ibis. 8. Bérénice. 9. Eros. Renom. 10. Un. In. Eté. 11. Télécran. 12. Scellerait.
HORIZONTALEMENT
I. Se manifeste d'un haussement d'épaules ou d'un « bof ». II. Il n'y a rien de bon chez elle. Personnel.
III. Déranger l'environnement. Finissait par ennuyer. IV. Camp allemand. Ouverture de gamme. V. Dans le beurre. Homère y serait enterré. Met au propre avant de manger. VI. Ont toutes les possibilités pour réussir dans leurs entreprises. VII. Pièce maîtresse de la charrue. Nérée, son époux, lui a donné de nombreuses filles. Négation. VIII. Arrivé chez nous. Capitale de l'Ontario. IX. Petit conduit dans notre intérieur. Se fait entendre comme un timbre. X. Vous font passer au rou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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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l est rare qu'un chef de guerre, devenu criminel de guerre condamné par la justice internationale, opère autant de volte-face au cours d'une vie que Biljana Plavsic. Quoi que l'on pense d'eux, les dirigeants ayant mené leur peuple à la guerre sont généralement convaincus du bien-fondé de leur cause. Puis, quels que soient les jugements extérieurs, ils demeurent la plupart du temps fidèles à leurs engagements, jusqu'au mensonge, jusqu'au déni.
Biljana Plavsic – morte à l'âge de 96 ans le 1er octobre à Belgrade, a annoncé l'agence de presse bosno-serbe SRNA –, restera dans l'histoire serbe à la fois comme l'une des plus farouches artisanes du projet de « purification ethnique » durant la guerre de Bosnie-Herzégovine (1992-1995), puis comme une présidente bosno-serbe d'après-guerre coopérant avec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avant d'être la première, et seule, dirigeante serbe à ce jour à se livrer volontairement au Tribunal pénal international pour l'ex-Yougoslavie (TPIY) et à plaider coupable de ses crimes.
Biljana Plavsic a fait partie, durant la guerre, du quatuor de la direction bosno-serbe qui a installé son quartier général dans le village de Pale, dans les collines surplombant Sarajevo, dirigeant le siège de la capitale de Bosnie-Herzégovine et la conquête de 70 % du territoire du pays. Ils travaillaient alors sous les ordres du président de Serbie Slobodan Milosevic (1941-2006) et avaient pour bras armé le général Ratko Mladic (1942-2026), commandant de l'armée serbe en Bosnie.
A leur tête se trouvait le « président » autoproclamé de la République serbe, Radovan Karadzic, un psychiatre psychopathe, poète à ses heures, qui déclamait des vers pendant que les soldats bombardaient la ville. A ses côtés, son véritable bras droit était Momcilo Krajisnik, (1945-2020), « président » du Parlement bosno-serbe, responsable des négociations à la fois avec Belgrade et avec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et « parrain » mafieux veillant au pillage du territoire.
Et puis il y avait ces deux anomalies, les « vice-présidents » de Radovan Karadzic, issus, comme lui, de la bourgeoisie sarajévienne d'avant-guerre: Nikola Koljevic (1936-1997), un professeur de littérature qui, ivre du matin au soir, racontait la guerre en vers de Shakespeare, et Biljana Plavsic.
«Substance biologique serbe»
Née à Tuzla, dans le royaume de Yougoslavie, le 7 juillet 1930, Biljana Plavsic a suivi les traces de son père en devenant biologiste. Elle a été chercheuse dans des universités à New York, Londres et Prague, avant de revenir en Yougoslavie où, professeure à l'université de Sarajevo, elle est devenue la doyenne de la faculté de sciences naturelles. C'est là que la politique la cueille, en 1990, alors que le pays vacille sous l'explosion des nationalismes. Elle devient une des dirigeantes de l'ultranationaliste Parti démocratique serbe (SDS) et restera fidèle à Radovan Karadzic jusqu'à la fin de la guerre.
De Biljana Plavsic, sans réel pouvoir aux côtés de Radovan Karadzic et Momcilo Krajisnik, il reste d'abord une image, et quelques phrases. L'image est celle de la télévision de Pale où elle enjambe un cadavre ensanglanté, au début du conflit, dans les rues de Bijeljina, pour se jeter dans les bras de Zeljko Raznatovic (1952-2000), dit « Arkan », le chef paramilitaire belgradois qui, à la tête de ses « Tigres », vient d'assassiner la population musulmane de la ville.
Ensuite il y a les mots. Ceux destinés à ses ennemis : les Bosniaques musulmans meurent parce qu'« ils se sont attaqués à la substance biologique serbe », ce qui fait que « le nettoyage ethnique est un phénomène naturel, et non pas un crime de guerre ». Et ceux destinés aux siens : « Quand bien même six millions de Serbes devraient périr pour la cause, il en resterait six millions d'autres pour jouir des fruits de leur lutte. » Là, à l'évocation d'une éventuelle disparition de la moitié du peuple serbe, même le chef de guerre Slobodan Milosevic s'était énervé : « La place de Mme Plavsic est, si ce n'est à l'hôpital, du moins pas à la tête de fonctions publiques. » La biologiste devenue spécialiste en « purification ethnique » avait peu apprécié que l'on mette en doute sa santé mentale.

A Belgrade, en 2001. SASA STANKOVIC/EPA PHOTO/MAXPPP
La guerre achevée, le « président » Karadzic et le général Mladic étant recherchés par la justice internationale, c'est pourtant elle que Slobodan Milosevic choisit pour coopérer avec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Elle quitte le SDS, se détournant des opposants aux accords de paix de Dayton, devient présidente de la République serbe (1996-1998) et fréquente chefs d'Etat et diplomates du monde entier, le sourire aux lèvres, en apparence satisfaite de son sort politique.
Une fois retraitée de la politique, Biljana Plavsic se constitue prisonnière à La Haye en 2001. Malgré la gravité des crimes qui lui sont reprochés dans l'acte d'accusation qu'elle partage avec Radovan Karadzic et Momcilo Krajisnik – le quatrième dirigeant de Pale, Nikola Koljevic, s'étant suicidé peu après la fin de la guerre –, d'anciens chefs de la diplomatie états-unienne (Madeleine Albright) et européenne (Carl Bildt) témoignent en sa faveur. Condamnée en 2003 à onze ans de prison par le TPIY pour « crimes de guerre » et « crimes contre l'humanité » – une sentence légère accordée en échange de son plaider-coupable –, elle avait, grâce aux réductions de peine et à son âge avancé, été rapidement libérée. En 2009, elle était revenue à Belgrade, avant un ultime retournement.
En accordant des centaines d'heures d'entretiens et en ouvrant ses archives à sa biographe, la professeure de droit Olivera Simic, qui le raconte dans son livre Madam War Criminal (Hurst, 2025, non traduit), le plaider-coupable est renvoyé aux oubliettes. Aucun crime, aucun regret, aucun remords. La pasionaria de la « Grande Serbie » et de la « purification ethnique » dit avoir simplement trouvé pénible d'être confrontée à un procès « de faux témoins et de mensonges », réaffirme ses convictions de la guerre et conclut qu'« il n'y a rien à regretter ». Biljana Plavsic a trompé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et ses juges afin de finir sa vie en liberté. La reine des volte-face était en fait imperturbable.
RÉMY OURDAN
7 JUILLET 1930 Naissance à Tuzla (alors au royaume de Yougoslavie, en Bosnie-Herzégovine actuelle)
1992-1998 Vice-présidente, puis présidente de la République serbe de Bosnie
2003 Condamnée à onze ans de prison pour « crimes de guerre » et « crimes contre l'humanité » par le Tribunal pénal international pour l'ex-Yougoslavie
2009 Libérée de prison, revient en Serbie
1 $^{ER}$ OCTOBRE 2026 Mort à Belg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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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grande affaire de la vie de Guy Scarpetta, mort le 28 septembre à Paris, à 79 ans, était la Résistance. Son roman Guido (Gallimard, 2014) – à la fois recherche historique sur le sort de son grand-père déporté, qui le marquera toute sa vie, méditation sur la transmission fragile de la mémoire et réflexion sur l'imaginaire subjectif de la Résistance – sera suivi du film Les Résistants du train fantôme (2017), réalisé par Jorge Amat et écrit et raconté par Guy Scarpetta. Comment ne pas comprendre que c'était là le fil conducteur de son parcours dans la création littéraire et artistique contemporaine?
Guy Scarpetta naît à Châteauroux en 1946 dans une famille d'immigrés italiens de seconde génération. Etudiant, il s'engage au 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 (PCF) et intervient dans les revues Clarté, La Nouvelle Critique et Promesse. Dès le début des années 1970, il participe à l'aventure Tel Quel (du nom de la revue lancée en 1960, puis de son groupe de théoriciens), un rapprochement préparé par la convergence entre Promesse et Tel Quel – un rapprochement à la fois littéraire et politique qui l'éloigne du PCF. Par la suite, Guy Scarpetta – qui est maître de conférences agrégé en littérature à l'université de Reims (Marne) – sera pendant vingt ans membre de la rédaction d'Art Press, dès la création de la revue, en 1972, et, de 1990 à 1996, rédacteur en chef de la revue La Règle du jeu.
Passionné par le théâtre (son mémoire de 1969 est consacré à Bertolt Brecht et Antonin Artaud), Guy Scarpetta dessine une nouvelle perspective vers un théâtre « autre », avec son roman Scène (1972, Seuil, « Tel Quel »), ses essais dans la revue, sa contribution au colloque de Cerisy, dans la Manche, sur Antonin Artaud, en 1972. Il signe également deux ouvrages – Le Festival d'Automne de Michel Guy (éd. du Regard, 1992) et Kantor au présent (Actes Sud, 2000) – où sont analysées l'écriture et les pratiques de Robert Wilson, Richard Foreman, Meredith Monk, Lucinda Childs, Trisha Brown, Samuel Beckett, Tadeusz Kantor et Klaus Michael Grüber.
Avec Brecht ou le soldat mort (Grasset, 1979), il entend en finir avec le brechtisme des scènes hexagonales et promeut le théâtre américain, s'attirant les foudres d'une grande partie du monde théâtral français. Déjà, au Festival d'Avignon de 1969, le numéro de La Nouvelle Critique, avec son texte sur Brecht et Artaud, avait été retiré de la vente. En fait, Guy Scarpetta conçoit ce théâtre comme une écriture en acte, exigeant du spectateur la même implication active que dans la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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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t du roman le passionne tout autant: en témoigne le recueil d'essais L'Age d'or du roman (Grasset, 1996). Milan Kundera, Danilo Kis, Mario Vargas Llosa, Philip Roth, Salman Rushdie, Robert Musil, Hermann Broch font l'objet soit d'essais, soit d'entretiens. Guy Scarpetta est lui-même un romancier. Il prolonge sa bataille des Anciens et des (post-) Modernes dans ses œuvres de fiction, La Suite lyrique (Grasset, 1992) pour la musique du XXe siècle, La Guimard (Gallimard, 2008) pour la danse de la seconde moitié du XVIII $^{e}$ . A tout cela s'ajoute son intérêt pour la peinture – un catalogue consacré à Robert Motherwell et un livre sur Antonio Saura – et le cinéma avec Raoul Ruiz, le magicien (Les Impressions nouvelles, 2015), écrit avec Benoît Peeters.
Trois ouvrages toujours actuels témoignent de ce souci d'une esthétique contemporaine travaillée par une éthique d'expé- rience et de connaissance, et résistant au conformisme : Eloge du cosmopolitisme, L'Impureté, L'Artifice (Grasset, 1981, 1985 et 1989) proposent trois catégories positives de la création littéraire et artistique refusant frontières, orthodoxies et appartenances définitives. Et surtout ne pas oublier le plaisir, de Rabelais à Bataille, avec le recueil d'essais Pour le plaisir (Gallimard, 1998).

En 2013. CATHERINE HELIE/OPALE.PHOTO
27 DÉCEMBRE 1946 Nais-
sance à Châteauroux
DÉBUT DES ANNÉES 1970
Collabore aux revues
« Tel Quel » et « Art Press »
1979 « Brecht ou le soldat
mort », essai (Grasset)
1990-1996 Rédacteur
en chef de « La Règle du jeu »
2014 « Guido », roman
(Gallimard)
28 SEPTEMBRE 2026 Mort
à Paris
Cet écrivain hautement cultivé, acharné au travail, était connu pour son esprit polémique. Ses amis l'appréciaient pour son esprit rabelaisien, pour son trésor inépuisable de blagues. En outre, son œil de spectateur de théâtre s'amusait à capturer avec le crayon habitus et gestes de ses contemporains. Son livre de caricatures, L'Histoire de l'art (livre comique) (éd. de Tugny Lamarre, 1993), est une provocation pour tous les gardiens du temple de l'Art.
Bon vivant, amateur de bon vin, de bonne chère, du bon tabac de sa pipe éternelle, il pourrait maintenant scruter habitus et gestes des habitants de l'au-delà, déjà décrits par Dante qu'il aimait tant. Où qu'il soit maintenant, requiescat in pace accompagné de la musique de Don Giovanni, de Mozart, dirigé par Nikolaus Harnoncourt, qu'il était allé écouter en 1987, à Zurich, en Suisse, en compagnie de celle qui sera son épouse, l'artiste Rachel Laurent, avec laquelle s'est nouée une complicité joyeuse et inspirante. Par son «Non!» lancé au Commandeur, Don Juan/Giovanni, lui aussi, résiste, emblème de souveraineté humaine selon Bataille, jusqu'à la fin.
HELGA FINTER (CHERCHEUSE EN ÉTUDES LITTÉRAI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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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n jour, à la sortie des classes, lorsqu'il était principal du collège Auguste-Dédé, une
personne l'a salué sans qu'il la voie. Lorsqu'on le lui a rapporté, Gabriel Serville a sauté dans une voiture et a suivi jusqu'à son domicile la personne éconduite. Il s'est alors excusé platement. » Cette anecdote illustre qui était le président de la Collectivité territoriale de Guyane, mort mercredi 30 septembre, à Cayenne, à 67 ans, des suites d'un cancer de l'estomac : un homme sensible, respectueux, sincère.
Né à Cayenne, en 1959, dans un milieu modeste, Gabriel Serville grandit dans les quartiers populaires de la ville. Adulte, il épouse une carrière de professeur de mathématiques, puis devient principal de collège et proviseur. Un engagement auprès de la jeunesse qu'il conservera tout au long d'une vie politique qu'il lance, à gauche, au début des années 2000. Sous la bannière du Parti socialiste guyanais, il subit une défaite aux élections municipales de 2008, à Matoury, commune populaire de 35 000 habitants. En 2012, il est élu député de la première circonscription. Un mandat qu'il conservera jusqu'en 2021, siégeant avec les communistes dans le groupe de la Gauche démocrate et républicaine. Il se bat pour faire reconnaître les difficultés de la Guyane, en particulier l'orpaillage illégal qui défigure le territoire amazon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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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 devient maire de Matoury en 2014, fonction qu'il quitte en 2017. Cette année-là, la Guyane est paralysée pendant deux mois par un important mouvement social. Gabriel Serville, alors député, est le seul politique accepté par les leaders du mouvement. Il capitalisera sur cette popularité pour remporter, en 2021, les élections régionales, à la tête d'une coalition ancrée à gauche. Le voilà président de l'exécutif régional, un défi immense, tant la Guyane cumule les retards. Mais sa mandature est minée par des conflits internes. La coalition hétéroclite constituée dans l'entre-deux-tours pour battre le président sortant se révèle difficilement manœuvrable. Plusieurs élus de sa majorité sont privés de leur délégation ou font sécession.
Sans hausser le ton, Gabriel Serville rend les coups, mais y laisse aussi des plumes. Il vit mal ces dissensions et les critiques acerbes dont il fait l'objet, face aux difficultés à transformer la vie quotidienne des Guyanais. Cantonné à la gestion de crises successives, il
A Paris, en 2014.
LICHTFELD EREZ/SI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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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nu le 24 septembre 2026, à Vence, à l'âge de quatre-vingt-onze ans.
Femme libre et indépendante, amoureuse des belles lettres, du cinéma, de la peinture et de la mode, elle a traversé son époque en partageant dans ses romans sa vision du monde et de ses conventions sociales.
Son souvenir est gravé dans ses écrits, son écriture fluide et cinématographique rend sa pensée vivante pour toujours.
Lola Bessis,
sa fille,
Sa famille,
Ses amis,
ont la profonde tristesse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de
Jean-Louis BESSIS,
avocat,
professeur des Universités,
officier de la Légion d'honneur.
Les obsèques auront lieu le lundi 5 octobre 2026, à 15 h 30, en la salle de la Coupole du 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 Paris 20 $^{e}$ .
L'Haÿ-les-Roses.
M $^{me}$ Marianne Constantinidis, son épouse,
a la profonde tristesse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de son époux
Alain, Igor CONSTANTINIDIS,
survenu le 28 septembre 2026, à l'Haÿ-les-Roses, à l'âge de quatre-vingt-dix ans.
Une vie pleine et généreuse s'est éteinte avec douceur, laissant dans nos mémoires l'écho discret de sa bienveillance. Il rejoint aujourd'hui le silence paisible de la nature.
Ni fleurs ni couronnes.
Si vous le souhaitez, en sa mémoire, faites un don à une association d'aide humanitaire de votre choix.
« Je crois parfois que Dieu en créant l'homme, a quelque peu surestimé ses capacités. » Oscar Wilde.
Pierre Doireau,
son époux,
Mathilde, Jean Gabriel, Julien,
ses enfants,
Ses petits-enfants,
ont la tristesse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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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nu à Tours,
le 18 septembre 2026.
La cérémonie a eu lieu dans l'intimité le 24 septembre, à Cravant-les-Côteaux (Indre-et-Loire).
Françoise Fabiani-Braiban
Et Marianne Fabiani-Okbi,
ses sœurs,
ont la douleur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de
Jean-François FABIANI,
avocat honoraire
à la cour d'appel de Paris.
Avocats@fabiani-pinatel.com
mariannefabiani7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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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ée GERARD,
chevalier de la Légion d'honneur,
chevalier
de l'ordre national du Mérite,
nous a quittés le 29 septembre 2026.
Après une longue carrière en France et dans le monde pour des causes humanitaires et féministes, elle est partie rejoindre les étoiles.
De la part de
Isabelle et Patrick Bourgès,
ses neveux,
leurs enfants, Pauline et Adrien,
Louis et Nicole Simon,
ses cousins,
Marcel et Madeleine Simon,
ses cousins.
L'inhumation, dans l'intimité familiale, aura lieu dans le caveau familial, à Decize (Nièvre).
Cet avis tient lieu de faire-part.
Marie-Claire Gibert,
née Blondelle,
son épouse,
Ses enfants
Et ses petits-enfants,
Sa famille
Et ses amis,
ont la tristesse d'annoncer le décès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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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nu le 28 septembre 2026, à l'âge de quatre-vingt-onze ans.
Fidèle lecteur du Monde, passé de la Beauce à l'Algérie puis ingénieur à l'usine SNR d'Annecy, il a toujours vécu au plus proche de ses convictions.
Ses obsèques auront lieu le lundi 5 octobre, au Crématorium des Îles, à Annecy.
Christine et Daniel,
Dominique et Valérie,
Marianne et Martin,
Malorie et Mathilde, Esteban et Elya, ses petits-enfants,
Héloïse, Victoire et Augustin, Gwenaëlle, Maïwen, Maëlynn et Erwann,
ses arrière-petits-enfants,
Ses proches,
Ses camarades sapeurs-pompiers,
ont la tristesse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de
Bernard LAYGUES,
chevalier de la Légion d'honneur,
survenu le 28 septembre 2026, dans sa quatre-vingt-neuvième année.
Bernard Laygues avait fait partie de l'équipe de correction du Monde, au temps de la rue des Italiens.
La bénédiction religieuse aura lieu le mardi 6 octobre, à 10 h 30, en l'église de Saint-Gratien (Val-d'Oise), rue Sœur-Angèle, suivie de l'inhumation, à 11 h 30, au cimetière de Saint-Gratien.
Un registre à signatures tiendra lieu de condoléances.
Nicolas et Édith Loire,
Cathy Loire Korios et Pascal Korios,
Stéphane Loire et Judith Kagan,
Marianne Loire et Alain Russ,
ses enfants,
Mathilde, Simon, Agnès, Liana, Guillemette et Astrid, ses petits-enfants,
ont la tristesse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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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nu le 29 septembre 2026, à l'âge de quatre-vingt-dix-huit ans.
La cérémonie religieuse sera célébrée le mardi 6 octobre, à 10 h 30, en l'église Saint-Pierre-de-Montrouge, 82, avenue du Général Leclerc, Paris 14 $^{e}$ .
Ils rappellent le souvenir de son époux
René LOIRE (1923 - 2011).
Patrick Masure, Cécile et Flore
Masure,
ses filles,
Stéphane Milon,
son gendre,
Colette, Aurèle, Anatole et Livia,
ses petits-enfants
Et toute sa famille,
ont l'immense tristesse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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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nu le 27 septembre 2026, à Paris, à l'âge de quatre-vingt-un ans.
Les obsèques auront lieu le mardi 6 octobre, à 13 h 30, en la salle de la Coupole au crématorium du 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 Paris 20°.
Ni fleurs ni couronnes.
Des dons peuvent être faits aux Petites Sœurs des Pauvres de Notre-Dame-des-Champs, Paris 6 $^{e}$ , qu'elle soutenait fidè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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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èle,
son épouse,
Florence et Claire,
ses filles,
Simon, Gabriel, Elise et Alice,
ses petits-enfants,
Michel et Marie-Claude,
son frère et sa sœur,
Sa famille
Et ses nombreux a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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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nu le 25 septembre 2026.
Françoise Paviot,
Stéphanie et Jean-Michel Courant, Floris Paviot,
Luc et Michèle Paviot, Catherine et Jérôme Vernier,
Jérôme et Maya Leplus, Stéphanie et Mathieu Dauphin,
Thibaud, Nina, Iwann, Maya et Pauline,
ont l'immense tristesse de faire part du rappel à Dieu de leur époux, père, frère, grand-père et beau-pè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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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29 septembre 2026, en sa quatre-vingt-cinquième année.
La cérémonie religieuse sera célébrée le jeudi 8 octobre, à 10 h 30, en l'église Saint-Eustache, Paris 1 $^{er}$ , suivie de l'inhumation, au 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 Paris 20 $^{e}$ .
Cécile,
son épouse,
Sa fam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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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l'École du Louvre
Annie Caubet,
ancienne conservatrice générale et directrice du département des Antiquités orientales du musée du Louvre et archéologue de terrain, retracera son parcours au Louvre et sur les grands chantiers archéologiques du Proche-Orient. Une rencontre nourrie de souvenirs et d'hommages, autour d'une vie consacrée aux collections, à la recherche et à la transmission.
École du Louvre,
amphithéâtre Rohan,
vendredi 16 octobre 2026,
à 18 h 30,
entrée libre et gratuite,
dans la limite des places disponi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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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 jeunes musici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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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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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ETIEN
Baptiste Beaulieu, 41 ans, est un hyperactif, récemment diagnostiqué comme tel. Le médecin généraliste très suivi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exerce toujours à Toulouse, tout en écrivant des livres à succès, et en élevant désormais deux petits garçons. Il publie le 1er octobre L'Homme qui choisit la douceur, une fiction qui lui permet de raconter de l'intérieur les groupes de parole entre soignants, comme celui qu'il a fréquenté pendant deux 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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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 je n'avais pas eu des parents opiniâtres, qui se sont battus toute leur vie pour que mes deux sœurs et moi puissions jouir à l'âge adulte de privilèges dont ils avaient été privés. Je me souviens d'une scène, quand nous étions tout petits, à Verfeil [Haute-Garonne], un village près de Toulouse. Ma mère était allée chercher des œufs. C'était l'hiver et elle a glissé dans la rue à cause du verglas, écrasé les œufs en tombant, et s'est mise à pleurer. Ces œufs, c'était la viande de la semaine. Aujourd'hui, une de mes sœurs est dentiste, l'autre cheffe dans un restaurant, et moi, je suis médecin et écrivain. Je ne peux leur en être que reconnaiss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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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était compliqué. A l'époque, mon grandpère m'avait offert un tout petit couteau. Pendant quelques mois, j'ai dormi avec, sous mon oreiller, parce qu'avoir soudain cette inconnue sous notre toit me faisait peur. Je détestais cette intruse. Puis un jour, un grand lui a dit quelque chose qui l'a fait pleurer. « Sale négresse », je crois. C'est comme s'il m'avait volé ma haine. Je lui ai foncé dedans. A partir de cet incident, elle est vraiment devenue ma sœur. Cela m'a très tôt sensibilisé à la diffé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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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i. Commis par un prof d'arts martiaux. L'été, il accueillait les gamins dans une grande maison à la campagne. C'est là que cela s'est passé, deux ans de suite. Nous étions cinq garçons, de 10 à 12 ans. Il y a eu un procès. Poursuivi pour agressions sexuelles, viols et actes de barbarie, cet homme a été condamné à de la prison. J'ai récemment appris sa mort. Le lendemain, je me suis réveillé avec un énorme herpès à la lan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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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époque, j'avais été interrogé par la police, et j'avais menti. Juste avant, j'avais s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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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s une discussion entre mes parents. Mon père avait dit qu'il allait tuer cet homme s'il m'avait fait du mal. Moi, je ne voulais surtout pas que mon père tue le prof et aille en prison! Et puis, je commençais à me questionner sur mon orientation sexuelle, et je ne voulais pas qu'on puisse croire que si j'étais attiré par les garçons, c'était peut-être à cause de ces agressions. J'ai donc nié les faits. Le procès s'est déroulé sans moi. Puis j'en ai fait un non-sujet. Il y a sept ans, tout m'est revenu dans la tronche. J'ai enfin raconté la vérité à mes parents. Et j'ai repris contact avec Florent, le premier des garçons à avoir parlé, pour lui demander pardon de ne pas l'avoir soute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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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sque tout est ressorti, cela a été très rude. Quand je passais sur des ponts, je regardais droit devant moi pour ne pas être tenté de me jeter à l'eau. J'ai été sous Prozac pendant des années. J'ai arrêté à la naissance de mes enfants, qui m'ont apporté beaucoup de bonheur. Mais je vais toujours chez le psy. Je ne pense pas qu'on guérisse de ça. Cela salit le lieu de la joie intime que devrait être la vie sexuelle, et vous poursuit toujours. Cette année, par exemple, j'ai mis mon aîné dans une école où il n'y a que des femmes. C'était non négociable. Je ne veux pas qu'un homme s'approche de mes enfants, ce qui est paradoxal pour un homosexuel militant. Et ce n'est pas pour rien que je me suis tourné vers la médecine, le soin, et que je soigne beaucoup de femmes victimes de violence. J'ai beaucoup plus d'empathie pour les femmes que pour les hommes.
L'Homme qui choisit la douceur, L'iconoclaste, 496 p., 21,90 €.
Où vont les larmes quand elles sèchent,
adapté du roman de Baptiste Beaulieu par Léna Bréban, au Théâtre Lepic, à Paris 18 $^{e}$ . Jusqu'au 14 décemb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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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a a toujours été très flou pour moi. J'ai eu deux grandes histoires d'amour dans ma vie, la première avec une jeune médecin avec qui je suis resté quatre ans et demi, l'autre avec mon compagnon actuel. Je crois qu'il y a autant d'orientations sexuelles que d'êtres humains sur Terre, et nous sommes 8 milliards... Les agressions que j'ai subies enfant font aussi que j'ai eu du mal à parler de ce sujet. J'ai fait mon coming out très tard, à 23 ans, après avoir rencontré un garçon lors d'un séjour à Rome. Mon père a pleuré. Ma mère a eu mal au dos pendant deux mois. Mais depuis, aucun problème. Ils sont merveilleux, extrêmement doux et attentifs aux aut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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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n de précis. Mais ils tenaient absolument à ce qu'on réussisse à l'école, qu'on ait des bonnes notes. Le soir, ma mère nous faisait des dictées sur des textes de Maupassant, Giono... Quatre points en moins pour les fautes de grammaire, six pour celles de syntaxe. On finissait à moins 40! Et on lisait beauc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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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soigner les gens et d'écrire des romans. Vous avez donc devant vous un garçon de 5 ans qui a accompli ses deux rêves. Heureusement que j'ai des enfants, sinon ma vie manquerait de s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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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ut-être parce que quand j'étais petit, nous avions pour tradition de regarder Docteur Quinn, une série américaine sur une femme médecin. Je voulais moi aussi avoir un métier qui ait du sens. Peut-être ai-je également voulu réparer une faute originelle, celle de mon grand-père. Sur son lit de mort, il a confié à mon père que, durant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il était tombé sur des soldats allemands en train de se baigner nus dans une rivière, et les avait tous alignés et tués. De rage d'avoir lui-même perdu tous ses copains, abattus par les Allem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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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i, je suis très en colère, notamment à cause des agressions dont j'ai été victime. Et je supporte très très mal les injustices. Le problème, c'est qu'un médecin est confronté chaque jour à des injustices, en particulier celles faites aux femmes. Cela fait encore monter la rage! De là découle sans doute mon envie d'écrire des livres qui réparent 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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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ur la liberté que cela offre. Je tiens à ce que les lecteurs en aient pour leur argent. Alors je raconte beaucoup d'histoires, souvent inspirées de ma vie personnelle ou de ma pratique, et je peux ainsi les enjoliver. Mais ce n'est pas toujours nécessaire. Prenez cette patiente, sur le point d'accoucher, qui arrive aux urgences. Le service est débordé. On l'installe dans une chambre et on lui dit : « Appelez-nous s'il y a un problème. » Une heure plus tard, un soignant passe. Le bébé dans les bras, elle lui demande juste une paire de ciseaux. « Mais enfin, on vous avait dit d'appeler! », lance-t-il. « Mais... il n'y a pas eu de problème », répond-elle. Ne pas utiliser cette phrase aurait été du gâchis, non? Je préfère recueillir cette douceur, et l'apporter aux aut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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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 suis médecin, j'écris des bouquins, ça marche super bien, et pourtant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e je me sens important. Soudain, je roule doucement, sur la voie de droite. Je passe une heure à la banque pour ouvrir une assurance-vie à mes enfants. J'ai renégocié mes contrats avec mes éditeurs. Et puis, moi qui suis si impatient, si productif, j'ai dû accepter de mettre un peu le travail de côté, pour consacrer du temps à mes fils. Car à la fin de ma vie, je me souviendrai sans doute plus d'une après-midi à la pêche avec eux que de mes succès en librairie. Avant, je ne vivais que pour moi. A présent, je ne suis plus le personnage principal de mon histoire. Des enfants sont là, qui comptent sur moi. Je ne veux pas mourir avant qu'ils soient auton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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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 ai toujours beaucoup pensé. Je suis un grand angoissé. Si je n'écris pas, si je ne suis pas au cabinet médical, si je ne m'occupe pas de mille et une manières, je pense à la mort. Ces angoisses existentielles me poussent à remplir mes journées. Marguerite Duras a parlé de la soupe aux poireaux, présentant sa confection comme une alternative quotidienne au suicide. Le cabinet médical et l'écriture, voilà ma soupe aux poireaux.
PROPOS RECUEILLIS PAR DENIS COSN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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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ANNÉES MACRON 3|3 Jouant de l'ambiguïté du jeu politique du chef de l'Etat, la galaxie de Vincent Bolloré a accéléré sa mainmise sur les canaux d'information. Face à cette puissance réactionnaire, tous les partis admettent être dépassé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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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ton est vindicatif, et même bel-liqueux. « Un jour, on va aller prendre Paris », tonne l'écrivain Boualem Sansal... prise de guerre de la galaxie Bolloré passé au mois de mars de sa maison histo-
rique, Gallimard, à l'éditeur Grasset, moyennant 1 million d'euros. « On est dans une guerre de civilisation, une guerre d'existence même », lance Rachel Khan, chroniqueuse sur CNews. « La présidentielle va être d'une rare violence », pronostique Pierre-Alexandre Bouclay, patron de Radio Courtoisie. « Je pense que nous vivons cette période révolutionnaire palpitante », s'enthousiasme l'ancien journaliste du Figaro Ivan Rioufol, avant d'appeler à « entrer en résistance ». A chaque fois, la salle approuve bruyamment.
Ces propos, dont Le Monde a obtenu la retranscription, ont été tenus du 29 au 31 mai, au palais des congrès de Perpignan, dans le cadre du Printemps de la liberté d'expression. La troisième édition d'une manifestation organisée par la municipalité dirigée par Louis Aliot (Rassemblement national, RN) et vouée à réunir les principales figures de l'extrême droite médiatique et culturelle. A l'image de Rioufol dénonçant « les médias officiels (...) qui correspondent tout à fait à ce que pouvaient être les médias soviétiques », l'audiovisuel public et la presse dite « wokiste » – de Libération au Monde en passant par France Inter – en ont pris pour leur grade ce week-end-là.
Bouclay ira jusqu'à comparer, « toutes proportions gardées », les méthodes du site Mediapart à celles de... « l'Etat islamique ». Six mois plus tôt, au Dôme de Paris, au cours d'une grande soirée – à laquelle Le Monde avait assisté – mettant en scène, déjà, tout le gratin de l'extrême droite médiatique, le président de Reconquête!, Eric Zemmour, avait même lâché à la tribune: « Il faut s'armer... et d'abord s'armer culturellement. »
Longtemps reléguée dans la marginalité, l'extrême droite s'affiche aujourd'hui en pleine lumière, revendiquant une parole décomplexée. Désormais portée par de puissants canaux d'information, elle est engagée dans une guerre culturelle sans merci, habitée par une certitude : comme l'avait théorisé il y a un siècle le philosophe – marxiste – Antonio Gramsci, pour pouvoir triompher dans les urnes, il faut d'abord conquérir les cerveaux.
Les dégâts sont déjà visibles : jamais la polarisation du paysage médiatique français n'avait atteint un tel degré d'incandescence. La commission d'enquête parlementaire sur l'audiovisuel public menée par son rapporteur, le député de l'Hérault Charles Alloncle (Union des droites pour la République, le parti d'Eric Ciotti), a embrasé le microcosme politico-médiatique, au printemps. Tancé au même moment par l'Autorité de régulation de la communication audiovisuelle et numérique pour avoir sous-représenté le RN dans ses émissions en journée, le service public, pris en étau, s'est senti contraint de lâcher du lest.
Tandis que France 2 a recruté la très droitière chroniqueuse du Figaro Eugénie Bastié pour l'émission « L'Heure de vérité », la direction de France Inter a remercié, fin août, le journaliste de Libération Thomas Legrand, avant d'annoncer, dans la foulée, l'arrivée comme éditorialiste de Charles Sapin, numéro deux de la rédaction de Valeurs actuelles, hebdomadaire ultraconservateur, racheté par le milliardaire Pierre-Edouard Stérin. De quoi provoquer, mi-septembre, une grève des salariés de Radio France et entraîner finalement le départ de Sapin.
La stratégie semble donc basique: diviser d'un côté, ressasser de l'autre et jusqu'à l'écoeurement les mêmes thèmes (insécurité, incivisme, laxisme, islamisme, immigration...), autant de « fléaux » supposés être liés, pour les imposer dans le débat public. Le tout en soufflant sur les braises, et en désignant des boucs émissaires, qui vont de La France insoumise (LFI) aux médias « mainstream » en passant par « l'extrême centre » (comprendre les partis républicains), les immigrés et, bien sûr, l'islam.
Un grand classique, à en croire l'historien Laurent Joly. «Il y a quelque chose dans l'extrême droite nationaliste de fondamentalement émotionnel, irrationnel, observe-t-il. Ainsi, cette espèce de peur paranoïaque de l'ennemi de l'intérieur.» Il ajoute: «La figure de l'ennemi de l'intérieur n'est pas figée. Le juif aujourd'hui n'est plus considéré comme un ennemi de l'intérieur, ce qu'il était à la fin du XIXe siècle. Donc le juif d'avant, c'est le musulman d'aujourd'hui.»
La sphère réactionnaire l'a conceptualisé: pour l'emporter, il faut donc cliver. Chauffer à blanc l'opinion publique pour mettre le pays en tension. «La polarisation médiatique est un levier d'action pour renforcer la polarisation de la société, observe Claire Sécaïl, chercheuse au laboratoire Communication et politique du CNRS. C'est ce qui s'est passé avec les médias Bolloré. »
Plusieurs journalistes d'Europe 1, passée sous la coupe du milliardaire Vincent Bolloré, à la tête de la croisade identitaire en cours, ont confié au Monde qu'il leur était régulièrement et explicitement demandé de «tendre» les sujets, comme l'attestent de nombreux documents internes à la station que nous avons pu consulter. Ainsi, ces sommaires où figurent les sujets à traiter dans les journaux, tous en phase avec les obsessions de la droite extrême. L'un d'eux évoque «les chevaux de l'islam au galop dans les facs occidentales», un autre, «quand Allah s'invite au travail...». Un autre jour, ce sujet en forme d'interrogation: «Des examens en keffieh et des drapeaux palestiniens dans les écoles?», un autre encore, sous l'intitulé «le nid à emmerdes», il est question, à Toulouse, des «riverains exaspérés par les gens du voyage»...

Les médias tombés dans l'escarcelle de Bolloré, notamment Le Journal du dimanche (Le JDD) et CNews, sont à l'unisson. La stratégie est huilée, concertée. « Le groupe Bolloré, ce n'est pas juste un bloc industriel mais un projet politique », note le premier secrétaire du Parti socialiste (PS), Olivier Faure. Longtemps chroniqueur sur la chaîne « d'information », espérant y faire entendre une voix de gauche, avant d'en claquer la porte en 2023, Laurent Joffrin a eu le temps d'observer le phénomène de près. Comme en écho aux propos d'Olivier Faure, le journaliste considère que « CNews est devenue progressivement un écosystème, une sorte de parti politique », jusqu'à qualifier son animateur vedette, Pascal Praud, de « pilier de la vie politique ».
« Les journalistes [de la chaîne] sont des militants formés, ajoute l'ancien directeur de Libération. Moi-même j'ai été militant dans ma jeunesse, je vois bien les mécanismes, les références... Et ils sont durs à prendre parce qu'ils bossent beaucoup, comme les militants communistes des années 1950. » Désormais à la tête du média en ligne Librejournal.fr, Laurent Joffrin souligne qu'ils « viennent souvent d'écoles de journalisme non reconnues comme l'ILDJ [Institut libre de journalisme], et aujourd'hui il y a l'ESJ Paris... »
La prise de contrôle puis la mise au pas idéologique de la plus vieille école de journalisme du monde – elle a été fondée en 1899 –, rachetée en 2023 par un pool d'actionnaires parmi lesquels Vincent Bolloré, sont un cas... d'école. Elle illustre de manière presque caricaturale la manière dont la droite radicale entend s'adjuger cette fameuse hégémonie culturelle chère à Gramsci. Pour y parvenir, accumuler journaux, radios et chaînes de télé ne suffit pas. Avoir à son service de puissantes maisons d'édition, disposer des boutiques Relay – secteurs-clés s'agissant de l'exposition et de la vente de livres dans les aéroports et les gares –, non plus. Quant à être, avec Canal+, le premier financeur et diffuseur du cinéma français...
Le sénateur (Union des démocrates et indépendants) du Val-de-Marne Laurent Lafon, président, en 2022, de la commission d'enquête du Sénat sur la concentration des médias en France, observe ceci: « Vincent Bolloré sait très bien qu'il détient, avec Canal+, un pouvoir immense, le pouvoir de création cinéphile et télévisuel, et même sportif, en France, et que donc lui chercher des noises sur son projet idéologique, c'est presque nuire aux intérêts du pays... » Il n'empêche, pour l'extrême droite médiatico-culturelle, tout cela n'est pas suffisant. Il faut traiter le « mal » à la racine. Agir en amont. Etre présent là où se (dé) forment les esprits. Quoi de mieux, de ce point de vue, qu'une école de journalisme? En l'occurrence, l'ESJ Paris – sans lien avec l'ESJ Lille.
Lundi 27 novembre 2017, Théâtre Mogador, à Paris. C'est la première édition de la Nuit du bien commun, un fonds de dotation caritatif lancé par Pierre-Edouard Stérin, cet autre milliardaire aux visées réactionnaires. Lors de cette soirée, le projet d'une école privée de journalisme s'adressant à des étudiants désireux de compléter leur parcours universitaire en mode accéléré (dix week-ends sur l'année) est révélé. Ce projet est porté par Alexandre Pesey, fondateur et directeur de l'Institut de formation politique, établissement ultraconservateur, et se formalise l'année suivante, avec la création de l'Institut libre de journalisme. Une toute petite structure, quand la droite extrême rêve en Technicolor...
Ça tombe bien, quelques années plus tard, l'entrepreneur Guillaume Jobin décide de revendre l'ESJ Paris, en piètre situation financière, qu'il dirige depuis 2006. Il est approché par Jean-Baptiste Giraud, un ancien de l'école, par ailleurs cofondateur de l'ILDJ. En novembre 2023, Giraud présente Pesey à Jobin. Après de nombreux démêlés, la vente est finalement actée le 15 novembre 2024. A la surprise générale, l'ESJ Paris annonce dans un communiqué sa reprise par un pool d'entrepreneurs parmi lesquels plusieurs milliard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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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IRE SÉCAIL
chercheuse au laboratoire
Communication
et politique du CNRS

res dont Vincent Bolloré (avec la société la Compagnie de l'Odet) et Bernard Arnault, mais aussi des investisseurs « catho tradi ». Parmi eux, Thibault de Saint Vincent, ou encore deux frères, Stanislas et Godefroy de Bentzmann, proches de Stérin... et de Bolloré.
L'alliance apparaît au grand jour. « C'est vraiment le gotha de l'extrême droite », souligne Giraud, outré, dit-il, d'avoir été tenu dans l'ignorance tout au long du processus. Encore plus furieux, Jobin assure que l'identité de ces investisseurs lui a été dissimulée jusqu'au bout. Au cours des négociations, « jamais le nom de Bolloré n'a été prononcé », affirme-t-il. Jobin, aujourd'hui, « regrette d'avoir vendu l'école, en tout cas de l'avoir vendue à eux. Avec Bolloré, c'est clairement l'extrême droi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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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 femme va rapidement en faire les frais : Elhame Medjahed, 43 ans, directrice pédagogique de l'ESJ Paris de 2022 à 2025. Pour s'être opposée aux méthodes contestables – et discriminatoires, juge-t-elle – de la nouvelle direction, elle a été brutalement licenciée au printemps 2025. Depuis, elle a saisi les prud'hommes, le Défenseur des droits, mais aussi le tribunal judiciaire de Paris, devant lequel elle a déposé plainte contre l'ESJ Paris. Jobin dit l'avoir avertie dès la vente de l'école, fin 2024 : « Je l'ai appelée pour lui dire : "A mon avis, avant la fin de l'année scolaire, ils vont te conduire à l'abattoir, donc prépare-toi à te faire virer, ne crois pas qu'ils vont te garder, tu n'as pas le bon nom et tu n'as pas les opinions politiques qu'il faut." »
Dans sa plainte, déposée notamment pour « harcèlement moral et violences psychologiques » et « discrimination », Michaël Hautot, l'avocat d'Elhame Medjahed, écrit ceci à propos de sa cliente : « Inexorablement, le climat [à l'ESJ Paris] est devenu anxiogène, contraint, et fait de brimades et d'insultes notamment tenant à l'identité de la requérante et sa couleur de peau. » Ni Alexandre Pesey ni la direction de l'école n'ont donné suite à nos sollicitations.
Dominique Blanchard, professeur à l'ESJ Paris de 2018 à 2025, est formel: «La quasi-totalité des professeurs et des intervenants ont été changés depuis le rachat, il est clair que, à de très rares exceptions, les nouveaux venus sont nettement marqués à droite, voire à l'extrême droite, ils viennent de CNews, Europe 1, etc. » Si la plupart des étudiants rencontrés au cours de notre enquête n'ont pas souhaité être cités, d'autres ont accepté de témoigner en leur nom. Timothée Lazennec, par exemple. Scolarisé à l'ESJ Paris de septembre 2024 à juillet 2026, le jeune homme de 24 ans a vu de près les conséquences du changement de gouvernance à la tête de l'établissement, longtemps connu pour accueillir des étudiants de toutes origines. « Si je dois faire un avant/après, dit-il, ce qui me frappe le plus, c'est vraiment le recrutement des élèves. J'avais l'impression d'être à un rassemblement d'extrême droite. Et que des Blancs, aussi: parmi les nouveaux, il n'y avait que des Blancs. »
Quant aux dispositifs d'alternance professionnelle, à l'en croire, ils seraient réservés aux étudiants « marqués très à droite, et ça va être systématiquement des médias comme Frontières, Valeurs actuelles, Radio Courtoisie... » De fait, les jeunes pousses formatées par la nouvelle ESJ se voient proposer des stages, parfois suivis d'embauche, sur CNews, Europe 1 ou à Frontières, le magazine du militant ultraradical Erik Tegnér. « Ce que la nouvelle direction a changé, ce ne sont pas tant les programmes que le profil des élèves, confirme Dominique Blanchard. Les nouveaux arrivants n'ont plus rien à voir avec les étudiants que j'ai connus à l'ESJ Paris, où il y avait traditionnellement beaucoup de gens issus de banlieue et de ce qu'on appelle la "diversité". »
La méthode semble imparable: la galaxie réactionnaire forme ses propres troupes, qui prendront progressivement le relais des chroniqueurs très expérimentés peuplant les antennes de CNews et compagnie. Puis, bien sûr, ils porteront la bonne parole réactionnaire dans des médias plus « neutres », jusqu'à finir, pour certains, par intégrer l'audiovisuel public, c'est du moins ce qu'espèrent les nouveaux patrons de l'ESJ Paris. « Journalistes » aux opinions bien tranchées, ils et elles portent un nouveau langage assez éloigné des canons du métier, mais peu importe, aux yeux de Bolloré. L'ESJ Paris est devenue un « incubateur d'extrême droite », conclut Guillaume Jobin.
« VINCENT BOLLORÉ MÈNE UN PROJET QUI LUI APPARTIENT. AU RN, DANS CE PROJET, NOUS NE SOMMES QUE DES ACTEURS DE SECOND PLAN »
SÉBASTIEN CHENU
vice-président d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Emmanuel Macron, invité de la matinale de France Inter, le 22 avril 2022.
CYRIL BITTON POUR « LE MONDE »
Le poids grandissant des médias réactionnaires semble déstabiliser l'ensemble du spectre politique. Y compris au RN, où on observe avec circonspection la croissance infinie du groupe Bolloré. « Vincent Bolloré mène un projet qui lui appartient et moi je pense que dans ce projet, au RN, nous ne sommes que des acteurs de second plan », assure le député du Nord Sébastien Chenu. « Il y aura toujours un Zemmour, une Knafo, un Villiers à aller valoriser plutôt que le RN, ajoute le vice-président du parti d'extrême droite. Nous, on est là par défaut, on arrive en fin de hiérarchie. » De fait, s'il a un (gros) faible pour une Sarah Knafo (Reconquête!) ou un Philippe de Villiers, Bolloré n'apprécie guère Marine Le Pen, pas assez libérale à son goût et, pire sans doute, peu portée sur la religion...
L'embarras est palpable aussi chez les macronistes, comme à gauche, et même du côté du parti Les Républicains (LR). Comment se positionner face à cette puissance médiatique qui semble inarrétable ? Emmanuel Macron lui-même a longtemps fait preuve d'une forme d'ambiguïté sur la question, flattant à l'occasion le président du RN, Jordan Bardella, ou laissant son conseiller officieux Thierry Solère jouer les émissaires auprès de Marine Le Pen. Sans compter son interview – sur le thème de l'immigration – accordée à Valeurs actuelles, en octobre 2019. Au sein de la Macronie, l'épisode a laissé des tr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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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s tous les cas, la séquence a donné le ton : « Il faut parler à tout le monde », glisse à l'époque le chef de l'Etat à son conseiller en communication. Cette ligne,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l'officialisera quatre ans plus tard, à la rentrée 2023, à l'occasion d'un séminaire gouvernemental. Le contexte est alors brûlant, la nomination à la tête du JDD fin juin 2023 de l'ex-directeur de la rédaction de Valeurs actuelles, Geoffroy Lejeune, a suscité un vif émoi. Pourtant, rapidement, les macronistes, après avoir hésité sur la marche à suivre, certains étant tentés par le boycott, défilent dans les colonnes de l'hebdomadaire.
Le 6 septembre 2023, Macron lance donc ceci à ses ministres : « L'objectif, c'est de défendre notre politique. Vous pouvez utiliser tous les canaux disponibles. Ça ne veut pas dire qu'on les accrédite. » Une position loin de faire l'unanimité dans le bloc central, à l'image de l'ancienne ministre de la culture Rima Abdul Malak (2022-2024). Parler au JDD? « Non, ce n'est pas possible », tranche-t-elle. Aller sur CNews ? « Les conditions ne sont pas réunies pour qu'il y ait un vrai débat », renchérit-elle. Elle évoque l'entretien accordé à Valeurs actuelles : « Rétrospectivement, penset-elle, c'est la genèse de ce dilemme, que je n'ai jamais moi résolu : faut-il parler à ces médias ou faut-il refuser ? »
Alors en poste à Matignon, Elisabeth Borne se souvient avoir découvert avec colère que certains de ses ministres s'étaient rués dans les colonnes du JDD tout juste passé sous la coupe de Lejeune – et de Bolloré. Mais elle a changé d'avis sur le sujet. « Ça n'existe pas de dire qu'il y a certains médias, au prétexte qu'ils ne partagent pas vos idées, où vous ne devez pas aller », juge-t-elle aujourd'hui.
Familière des plateaux de CNews et Europe 1, Aurore Bergé s'embarrasse pour sa part d'assez peu d'états d'âme. « Quand on est invité quelque part, estime la ministre chargée de la lutte contre les discriminations, on ne parle pas aux journalistes, on parle aux gens qui regardent ou qui écoutent, c'est à eux qu'on s'adresse. Et moi, je pense qu'il ne faut pas les perdre. » Et c'est ainsi que l'ancien premier ministre Gabriel Attal, candidat à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de 2027, prêt à tout pour marquer les esprits et rattraper dans les sondages son rival Edouard Philippe, accordera, en août, sa grande interview estivale... au JDD.
A gauche, le sujet divise tout autant. Y aller, au risque de cautionner – et d'être violemment pris à partie –, ou ne pas y aller, au risque de déserter ? La députée écologiste de Paris Sandrine Rousseau, l'une des têtes de Turc favorites de CNews, résume bien la difficulté : « Ah non, je n'y vais pas! », lance-t-elle d'abord. Avant d'ajouter: « Mais c'est un énorme sujet parce que du coup, notre terrain recule, recule, recule... »
« C'est très difficile de ne pas y aller », concède l'ancien premier ministre (2014-2016) Manuel Valls, quand l'ex-chef de l'Etat François Hollande, lui, a fait le choix de ne jamais mettre les pieds à CNews ou Europe 1, pas plus qu'il ne s'exprime dans Le JDD. Ancien compagnon de route du leader de LFI, Jean-Luc Mélenchon, Alexis Corbière reconnaît qu'il n'y a que de mauvaises solutions.
« Moi, je pense qu'il vaut mieux ne pas leur parler, explique le député de la Seine-Saint-Denis. Mais c'est une bataille culturelle qui n'est pas simple. Parce qu'on a un problème, nous la gauche, si on apparaît comme les censeurs permanents... »
Lui aussi ex- «insoumis», François Ruffin confirme. Certes, il refuse les invitations de CNews. «Mais je ne m'en vante pas, parce que c'est aussi une position de confort, précise aussitôt le député de la Somme. Moi, j'ai la possibilité d'intervenir ailleurs. Et puis, c'est quand même un refus d'aller combattre là où c'est plus difficile de combattre. »
Face aux outrances, aux caricatures, qui constituent souvent le quotidien des médias Bolloré, comment faire entendre une voix nuancée, argumentée? « J'ai l'impression qu'on ne prend pas la mesure de ce qui est en train de se passer », assène, presque affolée, la députée (Génération. s) du Val-de-Marne Sophie Taillé-Polian. Comme désarmé, lui aussi, Olivier Faure soupire : « Je ne sais pas si on arrive à les concurrencer malheureusement, c'est bien le drame. » Le premier secrétaire du PS se demande si la partie n'est pas déjà perdue, lorsqu'il rapporte que même sa mère regarde CNews ! « Il a fallu que je m'y reprenne dix fois en lui disant : "Mais maman, tu sais que tu regardes une chaîne d'extrême droite ?", raconte-t-il. Elle me répond : "Mais pas du tout, pas du tout, il y a des gens de gauche." Oui, il y a parfois un faire-valoir qui est là sur le plateau, mais enfin, c'est une chaîne qui est éditorialisée par l'extrême droite. Elle m'a soutenu que non. Je la soupçonne de continuer à regarder... »
A l'image de son mouvement, LFI, le député des Hauts-de-Seine Aurélien Saintoul est plus radical. «Il faut faire ce que la loi prévoit : fermer CNews », tranche le rapporteur de la commission d'enquête sur la télévision numérique terrestre, en 2024.
Même une partie de la droite s'interroge. Jean-François Copé, qui qualifie sans hésiter les médias du groupe Bolloré d'«extrême droite», pense avoir trouvé la parade: «Quand je vais sur CNews, je leur parle des réussites des quartiers, et quand je vais sur France Inter, je fais le narcotrafic; avec ça, on est bien!» Le maire LR de Meaux (Seine-et-Marne) ne met pas en vis-à-vis ces deux mé-dias par hasard.
Car, et on y revient, au cœur de la guerre culturelle menée par l'extrême droite, l'audiovisuel public constitue un enjeu primordial – et une cible idéale. Les journalistes Patrick Cohen et Thomas Legrand en ont fait les frais, en septembre 2025. Enregistrés à leur insu dans un café en discussion avec deux cadres du PS, leurs propos, diffusés par le magazine L'Incorrect, ont été le point de départ d'une campagne politique et médiatique d'une rare virulence, visant à déstabiliser France Inter, Radio France et, au-delà, tout le service public. «Je suis entouré de gens qui me disent "il ne faut pas répondre, pas alimenter", des gens qui pensent que le service public ne doit pas entrer dans une guerre où, de toute façon, on est perdants parce qu'on n'a pas les mêmes méthodes», résume Patrick Cohen. «On ne joue pas à armes égales et c'est complètement asymétrique, ajoute l'editorialiste. Nous, on essaie de faire du contradictoire, de respecter les faits. Eux, ils n'ont aucun état d'âme, aucune règle. Même la déontologie, c'est un gros mot pour eux. »
Cloué lui aussi au pilori, Thomas Legrand abonde. A son tour, l'editorialiste qualifie les médias Bolloré d'entreprise politique qui singe le journalisme». Mais les critères propres au métier (contextualisation, nuance, vérification, contradictoire, hiérarchie de l'information...) ne paraissent plus servir de maître étalon. Un temps distancée par LCI et surtout par BFM-TV, la chaîne CNews a déjà repris des couleurs, cet automne, profitant de la forte actualité politique, surfant sur le désarroi des Français, alimentant leurs inquiétudes, peurs ou colères.
Et c'est loin d'être fini, car voici qu'Erik Tegnér vient d'annoncer le lancement d'un nouveau média, L'Infiltré. L'hebdomadaire en ligne, dirigé par Jules Torres, journaliste au JDD, promet d'« enquêter » sur les politiques, mais aussi les journalistes supposés hostiles à l'extrême droite, et ce par tous les moyens, y compris en révélant des faits relatifs à la vie privée... Tout contributeur est le bienvenu, la délation quasi encouragée. Vincent Bolloré, à travers son relais préféré, Arnaud Lagardère, a récemment acheté des parts du nouveau média, a révélé Le Monde. L'empire ne cesse ainsi de s'étendre. Jusqu'où ?
GÉRARD DAVET
ET FABRICE LHO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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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c la proposition de loi intégrale, les défenseurs des droits des enfants et les militantes féministes font cause commune. Ce sont ces dernières qui, après avoir lutté contre les viols de femmes adultes, ont pris conscience de l'ampleur des agressions sexuelles sur les mineurs et de la porosité entre ces formes de violences
Devant les tribunaux de France, les slogans mêlés se font écho. « Pas une de plus », « Protégeons nos enfants », « Stop aux violences sexuelles ». Depuis le viol et l'infanticide, en mai, de Lyhanna,
11 ans, des manifestations rassemblent organisations féministes et défenseurs des droits des enfants. La coalition de quelque 200 organisations qui les anime, édifiée depuis 2024, marque une alliance originale et inédite. C'est la première fois en France que ces mouvements aux objectifs différents portent des revendications et un langage communs.
Cette convergence est le fruit d'un important travail théorique et militant où la puissance des témoignages, associée aux clés d'analyse forgées par les sciences sociales, a joué un rôle central. « De l'affaire Pelicot à celle du chirurgien Le Scouarnec et au viol et infanticide de Lyhanna, les récents événements ayant mobilisé l'opinion publique révèlent des trajectoires communes, où l'on retrouve les mêmes mécanismes », observe l'essayiste Iris Brey, qui a codirigé l'ouvrage La Culture de l'inceste (Seuil, 2022). Et de préciser la similitude: « Ces violences adviennent parce que l'agresseur prend du plaisir en dominant un autre corps qu'il considère plus faible, que ce soit celui d'enfants ou de femmes. »
Près de cinquante ans après les mobilisations féministes, en France, pour la criminalisation du viol, acquise en 1980, «il n'est plus possible de penser les violences faites aux femmes indépendamment de celles perpétrées contre les enfants car elles participent d'un même problème social», assure la sociologue Irène Théry, autrice de Moi aussi. La nouvelle civilité sexuelle (Seuil, 2022).
Pour autant, cette prise de conscience a nécessité de longues années et des « croisements entre savoirs issus de l'expertise des victimes, des professionnels de terrain et des recherches en sciences humaines et sociales », selon l'historienne Julie Doyon. « Il a fallu du temps pour que l'on comprenne les violences sexuelles infligées aux enfants comme étant une pièce de la domination masculine et du patriarcat », constate de son côté l'historienne Anne-Claude Ambroise-Rendu.
FANNY MICHAË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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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t à la fin des années 1970, alors qu'elle vient de remporter la bataille de l'interruption volontaire de grossesse, que la deuxième vague du mouvement féministe se concentre, en France, sur la reconnaissance des violences sexuelles faites aux femmes. En 1978, à Aix-en-Provence, le procès des agresseurs de deux touristes belges, violées dans une calanque près de Marseille, marque une étape en révélant au grand jour le traumatisme intime du viol, ce qui conduit à réformer la loi. Mais il est encore trop tôt pour que le mouvement se saisisse de la question des violences à l'encontre des enfants. «Pour beaucoup de féministes, dans les années 1970, rapprocher les deux causes ne va pas de soi car cela renvoie les femmes à la maternité, à l'espace domestique, à l'éducation, c'est-à-dire à des assignations de genre qu'elles combattent », note Julie Doyon, qui a codirigé l'ouvrage collectif historique et sociologique Dire, entendre et juger l'inceste. Du Moyen Age à nos jours (Seuil, 2024).
« Elles ont déjà beaucoup à porter avec la lutte pour l'émancipation des femmes et ne veulent pas être renvoyées à la sphère familiale », souligne Anne-Claude Ambroise-Rendu. D'autant que, si leurs voix commencent à être audibles, « les résistances à entendre la parole des enfants restent à cette époque très fortes », ajoute-t-elle. Dans son Histoire de la pédophilie. XIXe-XXIe siècle (Fayard, 2014), l'historienne raconte le poids du déni et le « silence de mort » multiséculaire autour de l'inceste, longtemps considéré avec indifférence ou tolérance pour préserver la réputation de l'institution familiale et l'autorité du père.
Alors que le respect du bien-être de l'enfant et de son autonomie est désormais reconnu comme une priorité nationale et que le législateur a établi en 1945 qu'un mineur de moins de 15 ans n'a pas les capacités de consentir à un acte sexuel avec un adulte, cette évolution n'empêche pas 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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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istrats et la société tout entière de continuer à mettre en doute la parole des enfants victimes. «Jusqu'au début du XXIe siècle, une longue tradition d'abus et d'impunité conduit le plus souvent les juges à requalifier les faits ou à prononcer un acquittement», souligne la chercheuse.

Le déni est tel que, dans le sillage de Mai 68, des intellectuels de premier plan justifient la pédophilie – que l'on n'appelle pas encore « pédocriminalité » – et la défendent comme une composante de la liberté sexuelle et une possible voie d'émancipation pour les plus jeunes. Si les militantes fé- ministes restent d'abord plutôt en retrait sur ce sujet, « c'est pourtant à partir de leur prise de conscience que l'ampleur des violences sexuelles intrafamiliales va être peu à peu érigée en question politique de tout premier plan », estime l'historienne Julie Doyon.
Dès 1971, de l'autre côté de l'Atlantique, des féministes nord-américaines commencent en effet à penser ensemble les agressions envers les femmes et les enfants. Florence Rush et Louise Armstrong, deux grandes figures du mouvement féministe radical, montrent dans leurs livres que l'inceste n'est pas le problème isolé d'hommes « déviants » à soigner, mais un phénomène politique et social global qui « participe d'une socialisation par la peur et la contrainte, habituant et éduquant les filles à supporter et à accepter la domination des hommes », décrypte Julie Doyon.
Cette analyse ne reçoit que peu d'écho en France. Mais, à la fin des années 1970, les écrivaines Leïla Sebbar et Nancy Huston, figures du Mouvement de libération des femmes, dénoncent, chacune dans un livre, les dangers de l'apologie de la pédophilie qu'elles assimilent à celle de la domination masculine. «Devant le silence et la perplexité où se tiennent les femmes, en particulier celles du "mouvement" [féministe], sur la pédophilie (...), il y a urgence à savoir quelle est notre place, femme, mère, dans cette histoire qui est la nôtre », écrit Leïla Sebbar dans Le Pédophile et la Maman (Stock, 1980).
Quelques années plus tard, une découverte vient bousculer la vision de ces enjeux au sein du mouvement féministe, rapporte la chercheuse Laurie Boussaguet dans sa thèse. A la suite de la médiatisation de plusieurs viols dans des lieux publics sans que les passants n'interviennent, Yvette Roudy, ministre des droits de la femme (1981-1986), met en place, le 8 mars 1986, à la demande du Collectif féministe contre le viol, la première ligne d'écoute des victimes. Les militantes bénévoles découvrent alors, avec «le sentiment de changer de planète», selon Marie-France Casalis, ancienne responsable du Planning familial, que près de la moitié des appels émanent de femmes ayant subi des violences sexuelles au sein de leur famille lorsqu'elles étaient mineures.
Dans les mois qui suivent cette découverte, le collectif va multiplier les initiatives – rendez-vous avec le gouvernement, émissions de télévision – pour publiciser l'enjeu des violences sexuelles sur mineurs, retrace Laurie Boussaguet, qui montre clairement que « les véritables acteurs de l'émergence des abus sexuels à l'égard des enfants sur la scène publique, les faiseuses d'agenda, sont des militantes féministes », rejointes dans un second temps par le secteur de la protection de l'enfance.
Il faudra beaucoup de courage à Eva Thomas, au moment de la sortie de son livre Le Viol du silence (Aubier), en septembre 1986, pour oser raconter – la première à visage découvert –, dans l'émission télévisée «Les Dossiers de l'écran», la souffrance psychique d'avoir été violée par son père à l'âge de 15 ans, la perte de sens, et l'impossibilité d'en parler. Autour d'elle, les experts invités sont en majorité des hommes (psychanalyste, sexologue, magistrat...), dont certains évoquent la séduction des filles à l'égard de leur père. L'un des intervenants, le sexologue Gilbert Tordjman sera, bien plus tard, mis en examen pour de nombreux viols et agressions sexuelles sur des patientes.
Ce soir-là, les témoignages affluent au standard de l'émission. L'inceste entre dans le débat public presque dix ans après que le viol a accédé au rang de sujet politique. Le retentissement de l'émission conduit le législateur, en 1989, à repousser l'âge du début de la prescription. Cette évolution législative ne modifie pourtant pas vraiment les pratiques. « La prédation des hommes sur le corps des femmes et des enfants, même si elle est jugée immorale, est encore perçue à cette époque comme une fatalité par l'opinion publique », constate Anne-Claude Ambroise-Rendu.
Il faudra attendre la fin des années 2010 pour que l'idée d'un continuum – l'articulation et la porosité entre les violences, sous différentes formes et dans le temps – commence à se diffuser dans la société tout entière. De nouvelles données, issues des enquêtes de victimisation, à partir d'entretiens anonymes menés sur de vastes panels, révèlent le caractère massif d'une réalité jusque-là impensée: les violences sexuelles sont avant tout masculines (entre 96 % et 98 % des cas, selon la Commission indépendante sur l'inceste et les violences sexuelles faites aux enfants) et leurs cibles sont des femmes et des enfants. Plus d'une personne sur dix affirme en avoir été victime durant l'enfance, dont une majorité de femmes et quelque 20 % d'hommes. Environ 277 000 femmes adultes sont victimes de viol, tentatives de viol ou agressions sexuelles chaque année en France, d'après les chiffres du service statistique du ministère de l'intérieur.
Ces études montrent aussi que les viols de femmes sont le plus souvent commis par un proche – conjoint, ami ou collègue – dans le cadre de la sphère privée; tout comme ceux des enfants sont le fait d'un membre de la famille – père, oncle, grandpère... – ou de l'entourage – ami, voisin, éducateur, ayant une relation de confiance et d'autorité avec sa victime. « L'immense majorité des incesteurs ne sont pas pédophiles [au sens où ils ne sont pas attirés par 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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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fants en particulier], relève ainsi l'anthropologue Dorothée Dussy. Ce sont des hommes à la vie sexuelle assez banale, avec une femme et parfois des maîtresses, qui cherchent du plaisir là où ils peuvent le trouver et qui sont suffisamment égocentrés pour que cela ne leur pose pas de problème de se servir du corps de leur fille, nièce ou petite-fille pour cela. Ils s'en prennent au corps qu'ils considèrent comme le plus faible. »
Dans son ouvrage de référence Le Berceau des dominations. Anthropologie de l'inceste (La Discussion, 2013), la chercheuse évoque des «viols d'aubaine», une formule à laquelle fait écho l'expression de «viols d'opportunité», mise en avant par l'avocate Anne Bouillon et la sociologue Irène Théry, notamment au moment du procès des agresseurs de Gisèle Pelicot à Mazan (Vaucluse). «C'est souvent l'occasion qui fait le larron, souligne Dorothée Dussy. Violer une femme assommée de somnifères ou un enfant ne coûte rien, ni argent, ni séduction, ni demande de consentement. La satisfaction est immédiate et on peut faire ce qu'on veut. »
Les enquêtes ethnographiques de l'anthropologue proposent une lecture structurelle de ces violences, s'inscrivant dans la lignée des pionnières Florence Rush et Louise Armstrong. Elle montre que l'intériorisation des agressions sexuelles et du silence dès le plus jeune âge participe de la reproduction d'un ordre social patriarcal. Pour Dorothée Dussy, l'impunité qui en découle constitue l'un des marqueurs de l'«apprentissage précoce des violences». Ses conséquences sont redoutables car il assure la reproduction de la domination. L'inceste y apparaît non pas comme une déviance marginale, mais comme un outil de formation à la soumission. La philosophe australo-britannique Rae Langton a donné un nom, la «silenciation» (traduction de l'anglais «silencing»), à cet empêchement systémique de la parole, rapporté aussi par de nombreuses femmes vic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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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 faudra toute la puissance de la déferlante de #MeToo, en 2017, puis de #MeTooInceste, en 2021, renforcée par la publication de nombreux ouvrages et podcasts de vulgarisation, pour que les ressorts communs à ces violences s'imposent comme un enjeu politique central. «Le mouvement #MeToo n'est pas seulement le dévoilement d'un continent de violences masculines, mais aussi une recomposition globale des règles du permis et de l'interdit en matière de sexualité, analyse la sociologue Irène Théry. Et cette recomposition touche à la fois les normes de la sexualité entre adultes et les interdits d'âge et de génération, comme on le voit avec l'inceste. »
On comprend mieux dans ce contexte l'intérêt d'articuler ensemble, dans une loi dite « intégrale » contre les violences sexuelles et sexistes, en débat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depuis jeudi 1er octobre, les différentes réponses à apporter pour mettre un terme à la reproduction de ces crimes. Ces convergences éclairent notamment la volonté commune des organisations de mettre l'accent sur la prévention et l'éducation, pour interroger les représentations – dans la culture populaire ou la pornographie par exemple – et déconstruire les stéréotypes de genre dès le plus jeune âge. « Il faut changer de grille de lecture, arriver à se questionner collectivement sur les raisons pour lesquelles l'érotisme passe trop souvent par la domination », estime Iris Brey. « Une véritable révolution culturelle est nécessaire pour éduquer les garçons autrement que dans des valeurs de conquête. Elle est en marche mais il reste beaucoup à faire, à l'école et au sein des familles», assure l'historienne Anne-Claude Ambroise-Rendu.
Les associations insistent également sur la prise en charge des victimes dans le cadre de parcours de soins adaptés. En effet, de nombreuses études montrent que les enfants incestés ou maltraités présentent un risque statistiquement plus élevé de faire à nouveau l'expérience de violences sexuelles à l'âge adulte, en raison des mécanismes du psychotraumatisme et de l'impact sur l'estime de soi. « Sans une prise en charge adaptée, le phénomène de dissociation – un mécanisme de protection qui coupe la victime de ses émotions – peut se poursuivre et mener à des conduites à risque où elle ne perçoit pas le danger. Les agresseurs peuvent profiter de cette vulnérabilité », note la psychiatre Coraline Hingray, fondatrice de la Maison de la résilience à Nancy.
Pour autant, ces convergences ne doivent pas occulter des priorités différentes liées à l'âge. Car si ces violences participent d'un même système, elles présentent également des spécificités. « Reconnaître leur articulation sans les confondre est une condition pour mieux protéger. Lyhanna a été violée et tuée parce qu'elle était une fille, mais aussi parce qu'elle était une enfant », assure Claire Bourdille, autrice d'Enfantisme. Il est temps de respecter les enfants (La Mer salée, 2025) et fondatrice du Collectif enfantiste.
Ce mouvement veut mettre en lumière le rôle des discriminations particulières que subissent enfants et adolescents, désignées sous le terme d'« adultisme », dans la reproduction des agressions. Victime de violences lorsqu'elle était enfant puis adulte, Claire Bourdille a pu mesurer les effets spécifiques liés au jeune âge. « A la différence des femmes, les enfants sont pris dans une dépendance absolue envers les adultes : cette vulnérabilité les empêche de se défendre et souvent de nommer ce qu'ils subissent, alors même qu'ils ne disposent pas de la reconnaissance sociale nécessaire pour être entendus », affirme-t-elle. Considérés comme inférieurs, ils voient leur parole ignorée ou minimisée et sont exclus des décisions qui les concernent. « Une approche intersectionnelle permet de comprendre comment le sexisme et l'adultisme se croisent, et pourquoi certaines personnes sont particulièrement exposées aux violences sexuelles », ajoute Claire Bourdille, reprenant le concept d'« intersectionnalité » forgé en 1989 par l'universitaire afroféministe Kimberlé Williams Crenshaw.
La réflexion enfantiste s'appuie sur les childhood studies, champ de recherche développé par la politiste Elisabeth Young-Bruehl aux Etats-Unis, dans les années 1990, avant d'émerger en France plus récemment, notamment à travers les ouvrages de la pédopsychiatre Laelia Benoit et de l'essayiste Marion Cuerq, ainsi que les travaux du doctorant en philosophie Tal Piterbraut-Merx. Construit par analogie avec le féminisme, l'enfantisme se fonde sur les mêmes clés d'analyse: politisation du privé, construction sociale des rôles, continuum des violences entre humiliations, maltraitances, agressions sexuelles et infanticide.
Au vaste chantier d'une éducation non sexiste à l'école et dans les familles, s'ajoute donc celui d'un changement de regard sur l'enfance, afin de considérer les plus jeunes, non comme des adultes en devenir, mais comme des sujets égaux en droits et en dignité. «Les adultes doivent prendre leur parole au sérieux, tout en restant garants du respect de leurs besoins fondamentaux et des repères nécessaire pour y répondre», souligne Claire Bourdille.
Dans cette perspective, « la proposition de loi intégrale est une étape, certes importante, dont les objectifs nécessiteront d'autres combats », prévient-elle. « La reconnaissance des violences faites aux femmes et aux enfants n'a pas été un processus linéaire et continu, souligne de son côté Anne-Claude Ambroise-Rendu. Marquée par des résistances culturelles et de fortes inerties institutionnelles et sociales, elle n'a pu avancer que grâce à des vagues de scandales successifs et des luttes obstinées. » S'il est à craindre que d'autres luttes soient nécessaires, au moins disposent-elles désormais des clés d'analyse pour venir à bout des résistances.
CLAIRE LEGR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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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t dans un contexte difficile que l'Assemblée nationale va examiner le projet de budget pour 2027 que lui a transmis le gouvernement. L'Institut national de la statistique et des études économiques et la Banque de France prévoient une activité économique quasi étale, tandis que le taux d'intérêt sur les emprunts d'Etat à dix ans atteint 4,9 %, contre 3,6 % il y a un an, et zéro il y a cinq ans. L'écart entre taux d'intérêt et taux de croissance est redevenu positif. Tout laisse attendre qu'il continue à augmenter dans les années qui vien-
Jean Pisani-Ferry est professeur d'économie à Sciences Po Paris, à l'Institut Bruegel (Bruxelles) et au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ashington)
nent. Trois questions se posent avec acuité: quel équilibre trouver en 2027 entre maîtrise des finances publiques et préservation de l'activité? Comment faire en sorte que le choix d'une stratégie de finances publiques réaliste soit au cœur du débat électoral? Et comment construire un consensus sur cette stratégie entre les partis qui seront appelés à gouverner ensemble?
Le budget devra en même temps rassurer les épargnants et éviter de précipiter l'économie dans la récession. L'expérience montre que cela ne va pas de soi. Il y a quinze ans, en 2011, les politiques d'austérité mises en œuvre dans la zone euro ont enrayé la reprise qui s'engageait et précipité les économies d'Europe du Sud dans une récession prolongée. Tout le monde s'accorde aujourd'hui sur le fait que ces politiques ont été économiquement et socialement désastreuses. Bien sûr, elles ont guéri le mal, et bien sûr la croissance de l'Europe du Sud est aujourd'hui meilleure que la nôtre. Mais leur coût pour ces pays a été économiquement astronomique et socialement dévastateur. Il a aussi été substantiel pour l'Europe dans son ensemble.
Les marchés sont demandeurs de sérieux budgétaire, pas d'austérité. Il faut que le budget 2027 préserve la demande des ménages, et en même temps qu'il s'attaque aux dépenses inefficaces, comme le crédit d'impôt recherche et les niches fiscales qui ne perdurent que par la force de l'hab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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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dilemme de même nature se posera pour la stratégie de finances publiques 2027-2032. Le rapport, publié en juillet, des quatre économistes indépendants (Xavier Jaravel, Xavier Ragot, Jean-Luc Tavernier et Natacha Valla) missionnés par Matignon montre qu'à politique inchangée, la dette publique passerait de 119 % du produit intérieur brut (PIB) en fin juin 2026 à 130 % en 2030. Une telle évolution serait évidemment insoutenable et conduirait rapidement à ce que nos créanciers nous demandent une prime de risque de plus en plus élevée. La France, contrairement à une croyance tenace, n'est aujourd'hui protégée ni par l'Allemagne ni par la Banque centrale européenne (BCE). Aux prises avec la montée de l'extrême droite et une impopularité record, le chancelier Friedrich Merz n'est pas prêt à dépenser du capital politique pour voler à notre secours. Quant à la BCE, elle n'a pas les moyens d'intervenir pour stopper une éventuelle envolée des taux obligataires.
Parmi les trois instruments dont l'institution s'est dotée, le premier (les achats de titres publics) est inopérant en phase de réduction de son portefeuille d'actifs; le deuxième (l'instrument de protection de la transmission) est assorti en principe de conditions que la France ne remplit pas, notamment l'absence de procé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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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déficit excessif; l'emploi du troisième (les opérations monétaires sur titres), qui n'a jamais encore été activé, requiert de se soumettre à des conditions analogues à celles d'un programme du Fonds monétaire international. Ce serait humiliant et politiquement explosif. Jean-Luc Mélenchon prétend avoir trouvé la parade, en proposant d'effacer la seule dette obligataire détenue par la Banque de
France. Mais outre qu'une telle opération serait contraire aux traités européens, elle serait sans effet notable: comme l'a pointé l'économiste Olivier Blanchard, cet effacement priverait aussi la banque centrale des recettes que celle-ci reverse à l'Etat sous forme de dividendes. On ne résout pas un problème aigu de finances publiques par une pirouette comptable.
Les quatre économistes missionnés par le gouvernement chiffrent à 125 milliards (0,6 % du PIB par an) l'effort requis pour stabiliser le ratio dette/PIB à la fin du prochain quinquennat. C'est sensiblement plus que les ajustements consentis dans le passé sur une période analogue. Edouard Philippe, Gabriel Attal et Marine Le Pen proposent tous trois une règle d'or qui limite strictement les possibilités d'emprunter. C'est une mauvaise idée, parce qu'une telle règle priverait la politique budgétaire de son rôle de stabilisation de l'activité économique. Il vaut mieux renforcer le Haut Conseil des finances publiques, dont le mandat est encore limité et les moyens techniques insuffisants. Beaucoup de pays se sont dotés de comités budgétaires indépendants et leur ont confié des missions étendues. Nous devons faire de même.
Le problème le plus ardu sera toutefois de définir dès avant l'élection les grandes lignes d'une stratégie commune entre les partis qui seront amenés à gouverner ensemble. Attendre, à l'allemande, les résultats de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pour entamer, sous le regard des marchés, les négociations prolongées en vue d'un accord de coalition, exposerait la France à des risques excessifs.
Il n'est pas très difficile de définir quels seront les partenaires d'une éventuelle coalition: hormis La France insoumise, qui joue cavalier seul, et Les Républicains, dont on ne sait pas avec qui ils s'allieront in fine, les autres acteurs sont pour l'essentiel connus. Il n'y a aucune bonne raison d'attendre l'élection pour qu'ils se parlent et construisent ensemble la plateforme avec laquelle ils gouverneront le pays. La France n'a pas connu, sous la V $^{e}$ République, de gouvernements de coalition entre des partis que n'unissait pas un accord réciproque de désistement. L'intérêt du pays commande aujourd'hui qu'elle s'y prép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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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pelant que l'extrême droite progresse en Amérique latine, un collectif d'universitaires, d'artistes et de représentants d'associations appelle à suivre le scrutin, qui doit se tenir en octobre au Brésil, dernier grand bastion démocratique de la région
Les 4 et 25 octobre, le Brésil votera [pour élire son prochain président]. Ce scrutin ne décidera pas seulement d'un nom à la tête de l'Etat : il décidera si la plus grande démocratie d'Amérique latine reste une démocratie. Nous, intellectuels, artistes, personnalités publiques, citoyens signataires de cette tribune, alertons l'opinion publique internationale: ce qui se jouera au Brésil nous concerne toutes et tous.
Depuis l'élection du candidat d'extrême droite Jair Bolsonaro, en 2018, ce pays a survécu à un président qui a ouvertement méprisé ses institutions, à une pandémie [de Covid-19] mal gérée, au prix de centaines de milliers de vies, puis à une tentative de coup d'Etat après sa défaite électorale, en 2022. Jair Bolsonaro a été condamné à plus de vingt-sept ans de prison pour cette tentative de rupture institutionnelle.
Entre 2019 et 2022, le gouvernement de Jair Bolsonaro a mené des attaques systématiques contre les mouvements noirs et autochtones, les femmes et les personnes LGBTQI+. Dès les premières heures de son mandat, la démarcation des terres autochtones a été gelée, l'Amazonie a connu une déforestation record, et les attaques contre les personnes LGBTQI+ se sont multipliées. Les violences faites aux femmes, dont les féminicides, et celles visant les défenseurs de l'environnement ont atteint des niveaux alarmants, faisant du Brésil l'un des pays les plus meurtriers au monde pour ces personnes.
Ecarté de la course à la présidentielle à cause d'une peine d'inéligibilité, et purgeant sa peine de prison, Jair Bolsonaro a désigné son fils aîné, le sénateur Flavio Bolsonaro [Parti libéral, extrême droite], comme héritier de son projet politique. Sa candidature n'en est pas seulement une parmi d'autres: c'est la continuité assumée d'un projet dont le bilan en matière de droits humains et d'attaques contre la démocratie est documenté et sans ambiguït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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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elà de la menace institutionnelle, le programme économique porté par Flavio Bolsonaro annonce un recul social tout aussi préoccupant. Fondé sur l'austérité budgétaire, la réduction du rôle de l'Etat, la privatisation d'entreprises publiques et la baisse de la fiscalité, ce projet ultralibéral menace d'affaiblir davantage le niveau de vie des classes populaires et moyennes. En réduisant les capacités d'investissement public et les politiques de redistribution, il risque d'aggraver des inégalités déjà considérables et de faire progresser la pauvreté, frappant en premier lieu les catégories les plus vulnérables de la population. Ce projet s'inscrit à contre-courant de la dynamique engagée par le Brésil lui-même, qui avait porté, en 2024, lors de sa présidence du G20, l'idée d'une taxation minimale des plus grandes fortunes, alors que les ultrariches contribuent aujourd'hui, en proportion de leurs revenus, moins à l'impôt que le reste de la population.
Devant un parterre de diplomates étrangers, le candidat Flavio Bolsonaro a jeté le doute sur la fiabilité du système électoral brésilien avant même la tenue du scrutin, tout en affirmant ensuite n'avoir jamais mis en cause son intégrité. Des éditorialistes brésiliens eux-mêmes ont souligné que cette séquence, permettant au candidat de contester un résultat défavorable, correspond point par point à la stratégie déployée par des mouvements autoritaires ailleurs dans le monde.
Ce ne sont pas des dérapages isolés: c'est la préparation méthodique d'un contentieux électoral, gagnant ou perdant. En instillant, à l'avance, le soupçon sur la légitimité du scrutin, cette stratégie prépare les esprits à la contestation d'un résultat qui serait défavorable. Elle fragilise ainsi, avant même que les Brésiliens ne votent, la confiance dans les ins-
NOUS SAVONS CE QUE
SIGNIFIE PERDRE
UNE DÉMOCRATIE,
PUIS DEVOIR LA
RECONSTRUIRE,
ET À QUEL PRIX
titutions chargées de garantir leur choix. Ce qui distingue cette élection de toutes les précédentes, c'est l'ampleur de la pression exercée depuis Washington. Le gouvernement de Donald Trump a imposé au Brésil des droits de douane pouvant atteindre 25 %, explicitement présentés comme une réponse au procès de Jair Bolsonaro. Le secrétaire d'Etat américain, Marco Rubio, a révoqué les visas de plusieurs autorités brésiliennes, dont celui de l'ambassadrice du pays, Maria Luiza Ribeiro Viotti.
Le candidat de l'extrême droite brésilienne, quant à lui, s'est rendu à Washington pour y rencontrer [le 28 mai] Donald Trump, Marco Rubio et le vice-président américain, J. D. Vance. Il a lui-même appelé à une supervision internationale du scrutin. Une puissance étrangère cherche ouvertement à peser sur l'issue d'une élection souveraine, avec la complicité active de l'un des candidats. Ce précédent, s'il n'est pas dénoncé avec force, ne restera pas circonscrit au Brésil.
Cette élection s'inscrit dans une dynamique régionale plus large. Des forces d'extrême droite ont remporté des scrutins dans plusieurs pays du continent: en Argentine, au Chili, au Pérou, en Colombie, comme aux Etats-Unis. Ces victoires nourrissent une dynamique idéologique commune, portée et légitimée par l'exemple et l'appui de Washington, qui installe une hégémonie réactionnaire sur le continent et fragilise, partout, les droits humains, la justice sociale et la démocratie. Que le Brésil (re)bascule à son tour, et c'est cette dynamique régionale qui s'en trouvera considérablement renforcée, sous l'égide de Trump.
Nous savons ce que signifie perdre une démocratie, puis devoir la reconstruire, et à quel prix. Le Brésil a vécu une dictature militaire jusqu'en 1985; la gé- nération qui l'a combattue est encore vivante, et ses enfants et petits-enfants ne veulent pas revivre cette histoire. Mais un pays ne défend pas seul ses institutions face à une pression internationale de cette ampleur.
Nous appelons les médias, les responsables politiques, les institutions européennes et la société civile française à suivre ce scrutin avec toute la vigilance qu'il mérite; à refuser toute ingérence étrangère, d'où qu'elle vienne, dans le processus électoral brésilien; et à soutenir sans ambiguïté les institutions, la société civile et les mouvements sociaux brésiliens dans leur combat pour la démocratie et pour les droits humains. Le 4 octobre, ce n'est pas seulement le Brésil qui votera. C'est une partie importante de l'avenir de la démocratie qui se jouera.
Parmi les signataires: Philippe Aghion, « Prix Nobel d'économie »; Chico Buarque, artiste; Erika Campelo, secrétaire générale de l'association Autres Brésils; Gabriel Feltran, directeur de recherche CNRS au Centre d'études européennes et de politique comparée; Ariane Mnouchkine, metteuse en scène; Rai Souza Vieira de Oliveira, football-leur international brésilien et président de l'association Gol de Letra; Thomas Piketty, économiste; Nina Santos, enseignante-chercheuse à l'Institut national de science et technologie en démocratie numérique; Joseph Stiglitz, « Prix Nobel d'économie », professeur à l'université Columbia (New York); Youlie Yamamoto, porte-parole d'Attac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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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rs que les traitements Wegovy et Mounjaro sont désormais remboursés sous condition par l'Assurance-maladie, l'anthropologue déplore que cette avancée thérapeutique ne suffise pas à lutter contre les stigmatisations dont souffrent certaines personnes
Depuis le 15 juin, Wegovy et Mounjaro, des médicaments agissant sur les mécanismes hormonaux de l'appétit et de la satiété, peuvent, sous conditions, être remboursés par l'Assurance-maladie dans le cadre du traitement de l'obésité. Ce changement est médical et économique, mais aussi social et symbolique. Rembourser un traitement, c'est qualifier institutionnellement ce qu'il traite.
Ainsi, l'amaigrissement entre plus nettement dans le registre du soin d'une maladie reconnue comme telle. Cette évolution pourrait contribuer à lutter contre la grossophobie. Reconnaître l'obésité comme une maladie devrait battre en brèche une représentation tenace, à savoir que les personnes grosses seraient responsables de leur poids parce qu'elles mangeraient trop, ne bougeraient pas assez ou manqueraient de volonté.
Cependant, l'anthropologie invite à considérer un autre effet possible de cette révolution thérapeutique. Que devient le statut social d'une différence corporelle lorsqu'elle est définie à la fois comme pathologique et comme médicalement transformable ? Ces médicaments ont fait irruption il y a peu dans les parcours de soins que j'étudie. L'ethnographie permet d'observer ce que les débats concernant leur efficacité laissent de côté : mes travaux de recherche montrent qu'une innovation thérapeutique transforme aussi les catégories par lesquelles une société juge les corps.
La chirurgie de l'obésité l'avait déjà montré. Les personnes engagées dans ces parcours racontent les régimes, l'activité physique, les consultations, les pertes puis les reprises de poids. « J'ai essayé », disent-elles. Cette phrase justifie qu'un travail sur soi a précédé le recours à la chirurgie, encore fréquemment décrite comme une « solution de facilité ». Toutes les pertes de poids ne semblent donc pas se valoir. Il ne suffit pas de maigrir : encore faut-il avoir mérité de maigrir.
C'est une économie morale de l'amaigrissement, dans laquelle l'effort et la maîtrise de soi rendent une transformation corporelle légitime. Les nouveaux médicaments la troublent : leurs utilisateurs peuvent à leur tour être soupçonnés d'avoir choisi un « raccourci ». Mais ils produisent un déplacement encore plus important. Pendant longtemps, la personne grosse a été confrontée à une question : « Pourquoi êtes-vous gros ? » Derrière cette interrogation se
Puisqu'Il Y A UN TRAITEMENT, VOUS POUVEZ MAIGRIR; Puisque VOUS POUVEZ MAIGRIR, POURQUOI NE LE FAITES-VOUS PAS?
trouvaient les mêmes explications supposées : mauvaise alimentation, sédentarité, absence de volonté et de maîtrise de soi.
La médicalisation de l'obésité aurait pu contribuer à faire disparaître cette interrogation morale. Or, la multiplication des traitements pourrait aussi la transformer : « Pourquoi êtes-vous encore gros ? » L'adverbe change presque tout. « Encore » introduit une temporalité dans le regard porté sur le corps. La grosseur peut devenir un état supposé provisoire. A partir du moment où il existe des techniques permettant une perte de poids importante, celui qui demeure gros risque d'être sommé d'expliquer pourquoi son corps n'a pas été transformé. La responsabilité morale est ainsi susceptible de se déplacer. Il ne s'agirait plus seulement de le tenir pour responsable d'être devenu gros, mais aussi de le considérer comme responsable de demeurer gros, alors qu'un traitement est disponible.
Ce qui est médicalement possible n'est toutefois pas nécessairement accessible. Tous ces traitements ne sont ni indiqués ni disponibles pour tous. Mais ce qui est possible et accessible n'est pas davantage nécessairement désiré. Et si une personne grosse voulait le rester ? Les mouvements de fat acceptance [l'acceptation des personnes grosses] contestent précisément l'idée selon laquelle lutter contre les discriminations supposerait d'aspirer à transformer son corps. Le droit de ne pas être discriminé ne devrait pas être conditionné au désir de maigr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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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xistence de traitements efficaces risque alors de faire glisser insensiblement le possible vers l'attendu. Puisqu'il y a un traitement, vous pouvez maigrir ; puisque vous pouvez maigrir, pourquoi ne le faites-vous pas ? La possibilité médicale devient progressivement une norme sociale. La médecine n'a évidemment pas inventé la norme de minceur, culturellement construite et bien antérieure à ces médicaments. Néanmoins, elle peut lui apporter une légitimation supplémentaire.
L'injonction n'est plus seulement : « Vous devriez maigrir parce qu'il est préférable d'être mince. » Elle peut devenir : « Vous devriez maigrir puisque votre obésité est une maladie et qu'il existe un traitement pour la traiter. » C'est pourquoi l'arrivée de ces médicaments ne permet pas de prédire la disparition de la grossophobie. Elle peut, au contraire, en recomposer les formes. Celui qui utilise un médicament peut être soupçonné d'avoir choisi la facilité ; celui qui n'en fait pas usage peut être soupçonné de ne pas suffisamment prendre soin de sa santé. Et celui qui revendique le droit de demeurer gros peut devoir justifier non seulement son corps, mais aussi son refus de le transformer.
Ce déplacement éclaire plus largement notre rapport aux corps. Leur visibilité nous conduit à croire que nous savons ce qu'ils racontent. Un corps gros serait la preuve d'une mauvaise alimentation ou d'un manque d'activité physique ; un corps amaigri, celle de la preuve d'une injection ; un corps très mince, le signe d'une maladie. Or un corps n'est ni un dossier médical ni le récit des conduites de celui qui l'habite. Voir n'est pas savoir.
Les médicaments contre l'obésité constituent une avancée thérapeutique majeure pour les personnes qui souhaitent et peuvent en bénéficier. Mais une avancée médicale ne suffit pas à combattre la stigmatisation. Sommesnous capables de lutter contre la grossophobie sans faire de la disparition des corps gros la condition de sa réussite ? Car faire disparaître la grossophobie et faire disparaître les gros sont deux projets radicalement différents.
Ghislaine Gallenga est anthropologue, professeure à Aix-Marseille Université et chercheuse à l'Institut d'ethnologie et d'anthropologie sociale. Ses travaux portent sur les politiques publiques, notamment dans les domaines du corps et de la santé
HUMANITÉS | CHRONIQUE
PAR PHILIPPE BERN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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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ÉTAT DE DROIT
EST NOTRE
DERNIER REMPART
CONTRE UN
POUVOIR
AUTORITAIRE
par le gouvernement, et les opposants interdits d'expression ou arrêtés. C'est un Etat autoritaire où les droits de chacun ne sont plus garantis, où seule compte la raison du plus fort. »
Derrière la démagogie anti-immigrés, porteuse d'une politique discriminatoire contre toutes les minorités – politiques, ethniques, sexuelles –, les attaques contre l'Etat de droit menacent aussi les droits et libertés de chacun. Affaiblissement des instances de protection et d'alerte, rupture d'égalité au profit des puissants, fichage et surveillance sans contrôle, atteintes au droit de manifester, aux libertés d'expression et d'information, répression des oppositions, etc. Il suffit de constater où la concentration des pouvoirs entre les mains de l'exécutif mène les Etats-Unis de Donald Trump pour avoir un avant-goût de ce qui nous attendr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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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 ne s'agit pas de fantasmes. Dans la «révolution constitutionnelle» qu'il a appelée de ses vœux dans une longue tribune du Figaro, le 31 août, Jean-Eric Schoettl, ancien secrétaire général du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proche de l'extrême droite, énumère le «fatras» de domaines dans lesquels il faudrait, selon lui, écarter «tel ou tel obstacle constitutionnel ou européen» pour permettre «une action régallienne efficace», autrement dit sans contre-pouvoirs: «reconnaissance faciale, emploi des drones, vidéosurveillance algorithmique, usages des armes de service et des caméras-piétons, garde à vue, responsabilité collective en cas d'émeutes, comparation immédiate des mineurs...». Les mesures anti-immigrés n'arivent qu'ensuite dans sa liste.
Alors que plusieurs catégories de la population sont tentées par un pouvoir fort, les démocrates doivent s'emparer du thème de l'Etat de droit pour montrer ce qu'il est vraiment: notre dernier rempart contre un gouvernement autoritaire dont les plus vulnérables de la société feraient les frais.
Le débat est loin d'être clos, y compris à droite, si l'on en juge par l'étonnante tribune cosignée par l'ancien ministre libéral (du gouvernement Chirac, puis Balladur) Alain Madelin, publiée dans Le Monde le 14 septembre. Invoquant les principes libéraux, il estime que « rien n'autorise le peuple à violer les principes de l'Etat de droit et à fouler aux pieds les droits les plus sacrés des individus, à commencer par les droits sur leur propre corps, sur leur travail et sur leurs appropriations ». Et assène : « Sauf à ce qu'un régime sombre dans l'arbitraire, la majorité du moment n'a pas le droit de tout faire. (...) La civilisation suppose une justice constitutionnelle forte et respectée. »
Risque d'un pouvoir autoritaire et d'un glissement vers l'arbitraire, déclin des libertés au quotidien pour tous, souillure de la réputation de la France comme référence en matière de droits humains universels: tels sont les vrais enjeux des controverses sur l'Etat de droit. Derrière les promesses de « libération » de la parole populaire au moyen de référendums, la trique et le bâillon.
DES MIDTERMS
À VALEUR
DE TEST POUR
LA DÉMOCRATIE
AMÉRICAINE
ÉDITORIAL M
Les élections de mi-mandat, aux Etats-Unis, sont presque invariablement perdues par le parti qui occupe la Maison Blanche. Cette loi d'airain et la forte impopularité de Donald Trump pourraient se traduire, à l'occasion de celles qui se tiendront dans un mois, le mardi 3 novembre, par une défaite du Grand Old Party à la Chambre des représentants.
Jugée initialement plus solide, du fait d'un renouvellement partiel favorable, la majorité républicaine au Sénat apparaît également fragilisée par les décisions du président des Etats-Unis. Ses guerres commerciales et l'agression de l'Iran conduite avec Israël ont en effet alimenté une inflation tenace, qui devrait peser lourd dans les urnes, même si l'économie américaine affiche un dynamisme enviable grâce au secteur de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Ces élections intermédiaires constituent un test pour la solidité de la démocratie car rien ne dit que Donald Trump acceptera de bonne grâce une défaite, lors de ce qui sera la dernière échéance électorale avant son départ du pouvoir, en 2028. Le précédent de la présidentielle perdue de 2020, qu'il n'a jamais reconnue, et l'assaut du Capitole du 6 janvier 2021 – une tentative de coup de force sans équivalent dans l'histoire américaine conduite par des fidèles fanatisés – le rappellent.
La Maison Blanche a d'ailleurs tout mis en œuvre, sans attendre le jour du scrutin, pour tordre le vote à son profit, en imposant notamment à des Etats républicains serviles un charcutage électoral lui aussi inédit, faute de résultats de recensement pour le justifier. Ce tripatouillage fausse un peu plus un jeu démocratique déjà pollué par la place prise par l'argent, qui bénéficie de manière disproportionnée au camp du président. Tout a été également tenté, parfois en vain, pour limiter les votes considérés comme acquis à l'opposition démocrate.
Ces élections de mi-mandat devraient théoriquement donner l'occasion aux électeurs américains de se prononcer sur la dérive autoritaire d'une présidence renforcée comme jamais par les bonnes œuvres de la majorité conservatrice de la Cour suprême.
L'enrichissement dérangeant d'un clan qui piétine la notion de conflit d'intérêts et le symbole que constitue la personnalisation embarrassante des projets architecturaux voulus par Donald Trump dans la capitale fédérale constitueront également la toile de fond du vote. Elle ne peut que compliquer la tâche du Parti républicain dans chacune des élections locales auxquelles les midterms vont donner lieu. Mais ce dernier n'a strictement rien fait pour défendre la loi et les institutions dont il se présentait naguère comme le meilleur garant.
Face à ce camp présidentiel affaibli, le Parti démocrate affiche d'autres faiblesses que traduit une impopularité également persistante. Faute d'avoir dressé le bilan du mandat de Joe Biden (2021-2025), les démocrates restent dépourvus de ligne claire, tiraillés entre une aile gauche souvent conquérante dans leurs bastions et un camp soucieux d'équilibre dans les Etats plus disputés, alors que la clé du scrutin passera, comme presque toujours, par le vote des électeurs indépendants qui se sont détournés au fil des mois de l'actuelle administration.
Affaiblissement des mécanismes électoraux, exténuation des institutions, fragilisation des deux partis qui concentrent l'essentiel des votes : rien n'est pour l'instant propice à un rebond civique et démocratique. Les Etats-Unis en auraient pourtant bien besoin.
LE MONDE PARTENAIRE DES RENDEZ-VOUS DE L'HISTOIRE

RENCONTRES CONÇUES ET
MODÉRÉES
PAR DES JOURNALISTES
DE LA RÉD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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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H - 20H / HALLE AUX GRAINS - HEMICYCLE
QUELS MARCHANDS POUR DEMAIN ?
TABLE RONDE animée par Eric ALBERT
Avec Patrick ARTUS, conseiller économique de Ossiam et membre du Cercle des Economistes, Clément BEAUNE, ancien ministre, haut-commissaire à la Stratégie et au Plan et Magali REGHEZZA-ZITT, géographe, ancienne membre du Haut Conseil pour le Cli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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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H30 - 18H /CONSEIL DÉPARTEMENTAL
SALLE KLEBER-LOUSTAU
LES FILMS SUR 39-45 PEUVENT-ILS ÉCHAPPER À LA POLITIQUE ?
TABLE RONDE animée par Valentine FAURE
Avec Emmanuel MARRE, réalisateur, Henry ROUSSO,
historien, directeur de recherche émérite au CNRS, Claire
ZALC, directrice d'études à l'EH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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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Monde
14H - 15H30 / UNIVERSITÉ SITE JAURÈS - AMPHI 1
POURQUOI ET COMMENT LA GUERRE ?
TABLE RONDE animée par Gaïdz MINASSIAN
Avec Delphine ALLÈS, politiste et professeure, directrice adjointe de l'INALCO, Bertrand BADIE, politiste et professeur émérite de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à Sciences Po Paris, Ariane CHEMIN, grand reporter au Monde, Michel FOUCHER, géographe, ancien ambassadeur de France.
14H - 15H30 / CHÂTEAU ROYAL DE BLOIS
SALLE GASTON D'ORLÉANS
COMMERCE MARITIME :
RETOUR D'UN ENJEU STRATÉGIQUE
TABLE RONDE animée par Pascal RICHÉ
Avec Emilie AUBRY, rédactrice en chef de l'émission
« Le Dessous des cartes » sur Arte, Arnaud ORAIN, directeur
d'études à l'EHESS, Charles SERFATY, économiste à la Banque
de France, enseignant à l'École d'économie de 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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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H - 11H / MAISON DE LA MAGIE - SALLE DE SPECTACLE
COMMENT RÉSISTER, À L'HEURE DES PRÉDATEURS ?
GRAND ENTRETIEN animé par Nicolas TRUONG
Avec Giuliano DA EMPOLI, écrivain qui publie Le Fondateur
(Gallimard, 2026)
11H - 12H30 / PRÉFECTURE - SALLE DE RÉCEPTION
LE LIVRE, UNE MARCHANDISE COMME UNE AUTRE ?
INQUIÉTUDE SUR NOS RÉCITS A L'ÈRE DE LA CONCENTRATION
TABLE RONDE animée par Julie CLARINI
Avec Antoine GALLIMARD, président des éditions
Gallimard et du groupe Madrigall, Gersende GUINGOUAIN,
directrice de la librairie l'Esperluète, à Chartres, Régine
HATCHONDO, présidente du Centre national du Livre,
Jean-Yves MOLLIER, historien, professeur émérite
d'histoire contemporaine à l'université de Versailles-
Saint-Quentin-en-Yveline, Sabine WESPIESER, éditrice,
fondatrice de la Maison Sabine Wespieser.
À l'occasion des 80 ans du Centre national du Livre.
PLUS D'INFORMATIONS SUR WWW.RDV-HISTOIRE.COM

BÂTIR
L'ÉLECTRICITÉ
DONT LA FRANCE
A BESOIN
Demain, en France, bâtir
une nouvelle génération de nucléaire
pour produire plus d'électricité\*
compétitive, souveraine
et sans émissions de CO $_{2}$
hors ACV\*\*.
\*Source : Programmation Pluriannuelle de l'Energie (PPE3), Gouvernement, 2025, page 112.
economie.gouv.fr/ppe-3-programmation-pluriannuelle-de-lenergie
\*\*Émissions directes, hors analyse du cycle de vie. Source : 6ème Rapport d'évaluation, GIEC 2022, Groupe de travail 3 - Atténuation du changement climatique : Systèmes énergétiques, page 659.
L'énergie est notre avenir, économisons-la !
CAFÉ DU COIN
Un demi
à l'Ehpad
Des bars s'installent dans des maisons de retraite avec pour objectif de permettre aux résidents de créer du lien social
ON AVANCE
En covoiture,
Simone!
A Grenoble, des lignes de covoiturage permettent de mutualiser les trajets. Un système écologique... et économique.
UN APÉRO AVEC...
Nicolas
Maury
L'acteur, qui vient de reprendre son rôle d'Hervé dans « Dix pour cent, le film », sur Netflix, fourmille de proj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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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QUÊTE
Après l'été caniculaire que la France vient de vivre, certains habitants de régions exposées envisagent de déménager dans des endroits plus cléments. Vers un exode climatique ?
"Le voyage est un retour vers l'essentiel."
\- Proverbe tibétain
Découvrir le monde, explorer ses trésors naturels et culturels, vivre des émotions fortes et des moments de partage : telles sont les promesses d'Arts et Vie, votre spécialiste du voyage culturel depuis 70 ans. Animés par une passion sincère pour la culture et la transmission, nous vous proposons des circuits guidés où la curiosité devient rencontre et où chaque destination se révèle en profondeur. Voyager en groupe avec Arts et Vie, c'est choisir l'expertise, le confort, la convivialité et l'authenticité — pour voir le monde aut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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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S ET VIE
VOYAGES CULTUR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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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pe Romain
P as loin de 37°C. C'est la température maximale moyenne relevée à Nîmes par Météo-France au cours de la période du 1er juillet au 17 août. Un record national. Carpentras et
Avignon (Vaucluse) suivent, puis Aix-en-Provence (Bouches-du-Rhône), autour de 36°C. Valence tutoie les 35°C, Toulouse franchit la barre des 34,5°C, Lyon et Bordeaux naviguent autour de 34 °C, etc. Ce classement des villes les plus chaudes de France suggère à quel point une large partie des Français a souffert de l'été le plus brûlant jamais mesuré dans le pays. Un été qui a provoqué la mort de 8124 personnes, selon l'agence Santé publique France, et pas seulement parmi la population âgée, plus vulnérable face aux canicules.
« C'est probablement un tournant, les gens ont vécu dans leur chair la violence de la crise climatique, que beaucoup n'avaient fait qu'intellectualiser jusqu'alors », observe le géographe Guillaume Faburel, professeur à l'université Lyon-II et auteur d'Où habiter (Tana Editions, 112 pages, 14,90 euros). Conséquence immédiate: ils sont de plus en plus nombreux à se demander s'ils devraient s'installer dans des endroits sinon épargnés, du moins préservés par rapport à ceux où ils résident.
«Les sondages sont éclairants. En 2025, 20% des Français estimaient qu'ils allaient devoir déménager lors des dix prochaines années en raison du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rappelle le politiste François Gemenne, spécialiste des migrations environnementales et coauteur du 6 $^{e}$ rapport du Groupe d'experts intergouvernemental sur l'évolution du climat (GIEC). Après les premières canicules de cet été, des études d'opinion ont montré que la proportion avait grimpé à un tiers. »
Si toutes ces envies de mobilité ne se concrétiseront pas forcément, des dizaines de témoignages recueillis par Le Monde attestent que certains Français, principalement installés en Occitanie, en Provence-Alpes-Côte d'Azur et en Nouvelle-Aquitaine, s'apprêtent à franchir le pas, ou l'ont déjà fait.
«Je vis à Gardanne [Bouches-du-Rhône], près d'Aix-en-Provence, et les étés sont toujours plus intenables, raconte Christophe Odibig-Vettori, 51 ans. Cette année, c'est pire que tout, une chaleur écrasante la journée, et une température qui ne descend plus la nuit depuis la deuxième canicule de juin... Le week-end, je vais à la piscine municipale tôt le matin, puis je m'enferme jusqu'au soir, volets fermés. Bref, j'arrête de vivre! » Responsable financier, il a décidé de saisir une offre professionnelle en région parisienne pour s'en aller : « C'est un poste avec beaucoup de télétravail, et je vais privilégier la Normandie pour mon logement. »
Yves Le Cann, 69 ans, retraité à La Teste-de-Buch, va quant à lui quitter la Gironde pour la côte sud de la Bretagne, où se trouvent ses origines familiales. « J'ai vu le feu à 300 mètres de ma maison en 2022, et, cette année, la ville a une nouvelle fois été encerclée par un incendie monstrueux, dit-il en tremblant encore. J'ai développé une écoanxieté, je pense beaucoup au livre Le Dernier Rivage [de Nevil Shute, Ed. du Chemin de fer, 2022], dans lequel les humains assistent impuissants à la fin du monde et tentent de se réfugier dans les derniers endroits vivables. Nous y allons tout droit. »
Audrey Gremiaux, 46 ans, masseuse-kinésithérapeute, a choisi en 2025 de faire le grand saut des Landes vers le Pas-de-Calais et Bazinghen, tout près des plages, sur la Côte d'Opale. «Je résidais à Mont-de-Marsan dans un logement sans climatisation, avec des nuits à 30 °C où dormir relève de l'impossible, la sensation d'être dans un four, la peur de mourir de chaud!», se souvient-elle. En être arrivée à espérer que des amis l'invitent à passer un moment au bord de leur piscine pour se rafraîchir l'a convaincue qu'il était temps de partir. «Je suis désormais dans une région où le printemps existe encore, où il est possible de vivre et de travailler sans craindre le coup de chaleur.»
Normandie, Bretagne et Hauts-de-France font souvent partie des destinations communément identifiées comme des espaces «refuges» par les Français, et pourraient devenir prisés dans l'optique d'une reconfiguration de la carte de l'attractivité territoriale.
«Il existe deux zones que nous pouvons désigner comme encore préservées des fortes chaleurs récurrentes, la première en bordure du littoral de la Manche et de la mer du Nord, donc en gros de Brest à Dunkerque [Nord]», explique Jean-Michel Soubeyroux, directeur adjoint scientifique de la climatologie à Météo-France. L'autre, ce sont les zones de montagne, « mais plutôt au-dessus de 1000 mètres d'altitude, audessous il y a de forts effets de cuvette, comme à Chambéry et Grenoble ».
Les Pyrénées, les Alpes, le Massif central, une partie des Vosges et du Jura pourraient donc devenir particulièrement recherchés aussi. «Je vis à Combas, dans le Gard, et, depuis plusieurs années, je vois arriver l'été avec appréhension, je ne peux plus envisager une activité extérieure avant 18 heures de juin à septembre, raconte Nathalie Tamalet, 56 ans, directrice adjointe d'un pôle médico-social. Mon compagnon est originaire des Hautes-Alpes et nous venons d'y acheter une maison. Notre projet est clair : partir là-bas dès ma retraite, définitivement. »
Pauline Cusin, 60 ans, caviste à Narbonne (Aude), regrette la fin prématurée de son « rêve » de vivre dans le Sud. Elle aussi a pris la décision de retourner dans les Alpes avec son conjoint, en moyenne montagne. « Nous nous sommes installés en 2018 dans une petite station balnéaire de l'Aude pour manger en terrasse dix mois sur douze, profiter de la plage, vivre au soleil, confie-t-elle. Les premières années, nous ne nous sommes pas plaints des vagues de canicule qui, déjà, ponctuaient les étés. Puis vinrent les incendies. Puis l'absence de pluie pendant des mois, avant de voir des maisons submergées par les crues. Nous avons observé la souffrance grandissante des arbres, et de toute la flore en général, jusqu'à cette envie de fuir... »
En amont de son ouvrage sur le sujet, Guillaume Faburel, avec d'autres experts réunis au sein du Mouvement pour une société écologique du posturbain, s'est investi dans l'étude intitulée « Où habiter en 2050 en France pour affronter les crises écologiques engagées? », qui identifie et cartographie précisément les sept territoires « les plus ré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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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oine Caron,
un retraité qui a déménagé en 2020
de Sète (Hérault) à Nantes
lients » face au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 d'après les projections de Météo-France, les pics de températures pourraient atteindre 50 °C dès le milieu du XXI $^{e}$ siècle – et ses conséquences en cascade.
Pour déterminer ce club des sept, les chercheurs ont croisé trente indicateurs répartis dans trois familles: la famille environnementale (températures, forêts, pollution lumineuse, exposition aux pesticides, accès à l'eau...), la famille économique (métiers disponibles, activités autour de la terre, place de l'artisanat...) et la famille des conditions d'habitabilité (prix des terres, logements vacants, poids des résidences secondaires, inégalités sociales et territoriales...).
Les contrées retenues répondent de manière positive aux trois quarts des critères au minimum. Ont ainsi été sélectionnées trois « collines », en Bretagne, en Normandie et dans le Poitou. « Du côté breton, c'est le Kreiz Breizh, le cœur historique de la région, entre les monts d'Arrée et la forêt de Brocéliande », précise Guillaume Faburel. En Normandie, la « Suisse normande » est notamment concernée, de même que les « Alpes mancelles », à cheval sur l'Orne et deux départements – la Mayenne et la Sarthe – des Pays de la Loire. Dans le Poitou, il s'agit du « bocage vendéen débordant sur une partie des Deux-Sèvres ».
Les quatre autres espaces choisis se situent en altitude: les plateaux du Massif central, des monts du Limousin jusqu'aux plateaux des Causses, la moyenne montagne pyrénéenne, de la vallée d'Aspe aux Hautes Corbières, les Préalpes et les Alpes, du nord du Vercors à la vallée de la Roya, et la montagne du Morvan jusqu'aux côtes de Meuse.
«Mais ces sept zones ne sont pas parfaites, elles recèlent toutes des facteurs de fragilité, comme l'accès à l'eau dans le Morvan, très touché cet été par la sécheresse», prévient Guillaume Faburel. Le géographe glisse aussi que d'autres endroits n'étaient pas loin du compte, à l'image des Vosges – « mais le massif se métropolise en matière d'usages, avec des résidences secondaires, des gîtes, de l'excursionnisme » –, du Jura – « pénalisé par les prix de l'immobilier en raison de l'influence de la frontière avec la Suisse » –, ou des Ardennes, qui, en comparaison du Morvan, « disposent de forêts moins diversifiées ».

Un été caniculaire, à Rennes, en 2026.
LOUISE QUIGNON/DIVER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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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éraldine Molina est chercheuse au CNRS actuellement basée à Nantes, docteure en géographie, urbanisme et aménagement. Elle consacre ses travaux aux relations entre climat et populations en menant des enquêtes de terrain sur les vécus météorologiques des habitants, les répercussions des changements climatiques sur la santé et les modes d'habiter.
Face aux chaleurs extrêmes, déménager dans des zones moins touchées peut-il être la solution?
Selon moi, cela retarde la prise de conscience des enjeux de fond. Les stratégies de mobilités résidentielles individuelles vers des destinations identifiées comme « plus fraîches » pourraient déplacer les problèmes et accentuer l'injustice climatique, avec plusieurs effets pervers, surtout si elles ne répondent pas à une volonté d'adopter un mode de vie plus écologique et ne s'intègrent pas dans un projet de territoire. Si de trop nombreuses personnes déménagent vers des zones plus vivables l'été, disons des villes petites et moyennes, des espaces périurbains, la montagne, les régions du nord-ouest et du nord de la France, elles vont participer sur
Les forêts sont d'ailleurs un trait essentiel et commun au club des sept, avec un taux de boisement important, des essences variées et peu de coupes rases. Dans les zones retenues, la densité de population est faible, avec un maillage territorial équilibré, autour de villages, de bourgs et de petites villes, presque exclusivement de moins de 20 000 habitants. Parmi les régions écartées, il est à noter l'absence des Hauts-de-France, « en raison des risques d'inondation et parce que c'est trop dense et bétonné », mais aussi des littoraux bretons et normands, « soumis à des risques de submersion et où la pression immobilière est forte, avec des tarifs trop élevés pour la plupart des Français ».
place à l'artificialisation des sols, générer plus de trafic routier et la construction d'infrastructures. Tout cela augmentera la production des gaz à effet de serre et les effets néfastes sur les écosystèmes. En outre, ces mobilités induisent généralement une hausse du prix de l'immobilier, avec le risque que les populations locales rencontrent des difficultés pour se loger et soient reléguées à la marge ou vers d'autres territoires.
Dans vos enquêtes, observez-vous déjà des migrations intérieures liées au changement climatique ?
Oui, le phénomène risque de s'amplifier avec l'été que nous avons vécu, mais il n'est pas totalement nouveau. En 2019, à Lyon, alors que la ville commençait à être difficile à vivre en période estivale, un nombre significatif d'habitants nous indiquait déjà vouloir « remonter » davantage au nord. La Bretagne, pas épargnée par les canicules cette année, était alors perçue comme un nouvel eldorado. Aujourd'hui, ceux qui commencent à déménager vers les zones « plus fraîches » que nous avons évoquées, ce sont surtout des retraités, plus vulnérables aux fortes chaleurs, et des ménages avec des moyens importants, résidant dans le sud du pays ou à Lyon.
Guillaume Faburel considère que les sept espaces distingués sont en mesure d'accueillir 4 millions à 5 millions de nouveaux habitants d'ici à 2050 sans augmenter l'empreinte écologique, «à condition bien sûr de ne pas arriver avec son SUV en réclamant la 5G partout, sa piscine chauffée et son logement surdimensionné». Pour que leur installation soit viable, les nouveaux arrivants devront donc être disposés à changer de mode de vie.
Ce qui semble certain, c'est que les éventuels mouvements d'envergure vont prendre du temps. « Il ne faut pas s'attendre à un exode massif et rapide depuis les régions du Sud et les métropoles. Cela va s'étaler sur plusieurs générations », avance François Gemenne, qui juge toutefois la recomposition géographique inévitable: « Depuis la préhistoire, les conditions environnementales ont toujours été le déterminant majeur de la distribution de la population sur la planète. »
Ce possible rééquilibrage territorial pourrait s'opérer en grande partie au détriment des métropoles et des grandes villes, où le phénomène des îlots de chaleur – dû notamment à la quantité de béton et de bitume – fait grimper les températures la journée et les empêche surtout de redescendre le soir dans les mêmes proportions que dans les zones périurbaines et rurales environnantes, favorisant ces nuits tropicales qui interdisent aux corps de récupérer.
Mais pour certains Français, comme Antoine Caron, 68 ans, un retraité qui a déjà déménagé en 2020 de Sète (Hérault) à Nantes – une ville très touchée par les canicules cet été, avec cinq jours où les 40°C ont été dépassés –, « la fuite est un leurre, car tout indique que le changement climatique est à l'œuvre partout et très rapidement, que nous avons perdu le contrôle ».
«Sans adaptation d'envergure et climatisation des bâtiments, et on en est très loin, il va y avoir un mouvement des grandes villes vers les banlieues éloignées ou la proche campagne, grâce à la généralisation du télétravail», anticipe François Gemenne, rappelant que Paris – qui a connu vingt jours au-dessus de 35 °C cet été – est la ville d'Europe où l'on meurt le plus de la canicule, en raison d'une combinaison de « très forte densité de population, dans une cité très minérale, avec un habitat inadapté aux fortes chaleurs ».
D'autres réfléchissent déjà plus loin que la France, à l'image d'Anne Daval, 57 ans, professeure de lettres, qui pense s'établir dès que possible... en Ecosse : «Je vis à Toulouse, et il a fait tellement chaud qu'avec mon hypertension j'ai souvent été proche de l'évanouissement, confie-t-elle. En France, je ne vois déjà plus d'options pour ma retraite. En août, j'ai fait un séjour dans les Shetlands, c'est là-bas que je veux vivre. J'ai respiré, dormi, retrouvé mes moyens physiques. » Sur l'archipel, cet été, les températures n'ont jamais dépassé 17 °C.
son niveau socio-économique, va subir des impacts négatifs croissants, y compris les plus favorisés. Lors des canicules, les réseaux électriques sont par exemple davantage sous tension et des coupures peuvent survenir. Or, sans électricité, pas de climatisation... comme en Tunisie cet été. Il est illusoire de penser que la technologie va résoudre le problème. Chacun d'entre nous gagnerait donc à ce que nos élus changent de cap et engagent des politiques volontaristes à même de répondre à la nouvelle réalité climatique.
Cet important dépeuplement envisagé pourrait paradoxalement deven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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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 chance, et permettre aux grandes villes de retrouver une forme de qualité environnementale. « Pour cela, il faut les revégétaliser et les reforester largement, donc les désurbaniser et les désasphalter, à hauteur de 40% à 50% de leur superficie », estime Guillaume Faburel. Une utopie, aujourd'hui, étant donné leur rôle politique et économique. « Cela a l'air totalement dystopique, mais pourrait arriver vite au train où vont les choses, dans dix, vingt, trente ans. »
La mise en place de politiques de sobriété, de restauration écologique et de justice sociale est incontournable. Si nous ne voulons pas cuire de plus en plus l'été, si nous souhaitons préserver la qualité de l'air et de l'eau, il faut engager des changements significatifs. Plus spécifiquement, les politiques d'atténuation doivent cibler les plus privilégiés, en réduisant par exemple les mobilités internationales et le suréquipement. Les politiques d'adaptation devront se concentrer sur les plus défavorisés, en multipliant les espaces refuges en ville – bibliothèques, musées, centres commerciaux, parcs ombragés, etc. –, comme le fait Barcelone.
Jean-Michel Soubeyroux souligne toutefois que les migrations intérieures pourraient d'abord être liées à la situation matérielle de chacun. « Si vous habitez sur la Côte d'Azur, avec la clim et la piscine, vous pouvez très bien supporter la chaleur mieux qu'en Bretagne au cinquième étage d'un immeuble en ville. » Le climatologue émet par ailleurs l'hypothèse qu'elles puissent se déployer de manière saisonnière pour ceux qui en ont les moyens, « le Sud et le Sud-Ouest restant encore très agréables à l'automne et au printemps ».
C'est d'ailleurs le choix effectué par Thierry Arnaud, 59 ans, directeur commercial dans le Vaucluse. «Mon épouse et moi sommes sexagénaires et habitons près d'Avignon, explique-t-il. Nous avons acquis un appartement en Savoie à 1500 mètres d'altitude. Notre motivation initiale était d'y aller pour faire deux semaines de randonnée l'été, mais nous y passons les mois complets de juillet et août depuis cinq ans, car il y fait en moyenne 10 °C de moins qu'ici. »
Ne sommes-nous donc pas tous égaux face au réchauffement ?
Bien sûr que non. Cette année, à Nantes, où les seuils physiologiques de tolérance à la chaleur ont été plusieurs fois dépassés, nous avons enquêté sur des échantillons de populations appartenant à des classes sociales différentes. Les couples aisés avec enfants bénéficient généralement d'un logement climatisé et mieux isolé, d'une voiture moderne bien climatisée aussi, parfois d'une résidence secondaire à la campagne ou sur le littoral d'où ils peuvent télétravailler. Ces habitants peuvent donc jouer sur une panoplie adaptative beaucoup plus large. S'ils décident de déménager vers un territoire plus frais, ils peuvent aussi se le permettre. A l'inverse, les ressources socio-économiques réduites des populations plus défavorisées limitent leurs perspectives de mobilité. Celles-ci sont davantage captives des villes lors des chaleurs extrêmes. C'est la double peine: leurs logements se transforment en fours et leurs possibilités d'accéder à des espaces refuges sont limitées. A Nantes, des habitants que nous avons interrogés ont fait un parallèle avec la crise sanitaire liée à la pandémie de Covid-19, se déclarant confinés à cause du climat, «à vivre dans le noir comme des cafards», dans un isolement social difficile à viv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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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i, effectivement. Ce qu'il est important de comprendre, c'est que tout le monde, quel que so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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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i. A l'heure actuelle, ceux qui existent ont tendance à être saturés, que ce soit des lieux proches ou des destinations plus lointaines. A Nantes, par exemple, les habitants ont l'habitude d'aller sur la côte, à Pornic notamment, à 50 kilomètres, pour se baigner et trouver de la fraîcheur. Lors des canicules du printemps et de l'été, cette station balnéaire a été complètement surfréquentée. Et si nous resserrons la focale sur la ville même de Nantes, les piscines municipales ont dû instaurer des jauges maximales d'accueil, car elles étaient prises d'assaut. L'enjeu est de privilégier la mutualisation d'espaces frais ou climatisés pour éviter le suréquipement en climatisation individuelle, qui accentue l'emballlement des températures et les injustices. D'ailleurs, est-ce vraiment un horizon souhaitable de vivre dans des bunkers climatisés? Est-ce la vie future que nous voulons avoir, ne plus sortir la journée en été, ne plus bénéficier de ce qui était auparavant la « belle saison »?
Propos recueillis par Ph. Ro.
LA FRANCE BUISSONNIÈ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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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édéric Potet
Des dizaines de structures locales se sont regroupées en collectif pour dénoncer une fraude : elles ont payé cher des déguisements sur mesure... qui n'ont jamais été livrés
Que sont devenus Safyduck le canard, Bobo le dinosaure, Pogo le malinois et Roity le roitelet? Un vent de colère souffle au pays des mascottes, ces accoutrements intégraux dans lesquels on se glisse pour supporter une équipe de foot ou pour défiler pendant la kermesse du village. Une quarantaine de structures – associations, établissements scolaires, PME... – se sont réunies dans un collectif sur Facebook pour dénoncer les défauts de livraison d'une société spécialisée dans les déguisements sur mesure, en mousse polymère et fourrure synthétique. Toutes crient à la fraude, pour un préjudice global de 80 000 euros. Individuellement, la plupart d'entre elles n'ont pas les moyens d'engager un recours en justice, de surcroît pour des sommes relativement modestes dans l'absolu – entre 1000 et 2000 euros la mascotte –, mais importantes au regard de leur trésorerie.
Se côtoient ici un collège de Beaumont-sur-Oise (Val-d'Oise), un parc d'attractions de Sarregu-mines (Moselle), un institut médico-éducatif de Tourcoing (Nord), un minigolf de Bois-de-Haye (Meurthe-et-Moselle), un camion pizza de Ville-nouvelle (Haute-Garonne) et moult clubs de sport : de handball, à Chevrières (Oise) et Sallanches (Haute-Savoie); de football, à Boulogne-sur-Mer (Pas-de-Calais) et Saint-André-des-Eaux (Loire-Atlantique); de basket-ball, à Narbonne (Aude); de rugby, à Montélimar (Drôme)... Sans oublier plu
sieurs comités des fêtes.

ALE GIORGINI
«Sans moyens pour engager un avocat, ces petites associations n'ont souvent pas d'autre choix que de renoncer à se défendre»
William Messi,
porte-parole de la 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u bénévolat
et de la vie associative
Celui de Lamillarié (Tarn) avait commandé une mascotte de sanglier aux lunettes d'aviateur et au casque de gaulois (à 1180 euros), dans la perspective de ses jeux intervillages : « On avait également prévu de l'utiliser pour la fête de l'école et le Téléthon. C'est désespérant de perdre une somme pareille quand on se démène, toute l'année, pour trouver trois sous pour notre association », confie l'un de ses responsables, Franck Flottard.
A Saint-Genis-Pouilly (Ain), c'est un grand tétras, avec gilet rafraîchissant intégré (coût : 1674 euros), qui aurait dû sortir d'un gâteau géant pour la Fête de l'oiseau : «Le bénéfice de notre tombola est parti en fumée. C'est le vivre-ensemble qui est attaqué à travers ces pratiques d'un cynisme sans borne», estime Sylvie Didelle, une cheville ouvrière locale.
Avant de décréter
un silence radio, l'entreprise incriminée – Orma-Toys, devenue OrmaPro, avant de transférer ses activités vers une filiale appelée 2H-Web – a livré aux plaignants les mêmes explications : défaillances de livraison, pertes de colis par les transporteurs, incidents d'acheminement avec l'atelier partenaire situé en Pologne... Son patron, Laurent Humbert, est finalement sorti du bois après que certains clients floués, qui le soupçonnent de s'être installé en Thaïlande, ont contacté son frère, maire d'une commune du Val-d'Oise, pour avoir des nouvelles de lui. Au Monde et à plusieurs titres de la presse régionale, M. Humbert précise avoir porté plainte pour cyberharcèlement, diffamation et usurpation d'identité, indiquant au passage que la campagne de dénigrement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dont il se dit victime lui a causé une perte de chiffre d'affaires de 100 000 euros et la liquidation de sa société OrmaPro, en septembre. D'après lui, les «40 à 50 litiges revendiqués» ne représenteraient un «taux d'incident que de 0,5 % » sur une décennie d'activité.
Ses menaces, assorties au cas par cas d'« annulations de commandes pour faute grave », n'effraient guère la 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u bénévolat et de la vie associative, une structure indépendante qui soutient et promeut les associations. Celle-ci a décidé d'épauler le collectif de plaignants : « Ces litiges répétés ne font que favoriser l'économie du découragement et la crise de l'engagement, estime son porte-parole, William Messi. Eloignées géographiquement les unes des autres, sans moyen pour engager un avocat, ces petites associations n'ont souvent pas d'autre choix que de renoncer à se défendre. »
Au civil, une poignée d'entre elles a obtenu de tribunaux une injonction de se faire rembourser les sommes engagées. L'étape suivante, avec le soutien espéré de plusieurs ministères contactés (sport, intérieur, justice), sera de saisir le parquet de Paris afin de centraliser les affaires au pé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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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 le soin aux enfants, rien à redire. Mais sur les vaccins ou le rôle des sociétés occultes, c'est une autre histoire... Alors, entre licencier, tenter de raisonner ou laisser couler, les parents hésitent, raconte Marion Cocquet

n Disney, c'est inoffensif. Un peu crispant, à la rigueur, mais inoffensif. Jeanne et Bastien (les prénoms ont été changés) tombent des nues le soir où Christine, la nounou de leurs deux fils, leur transmet un lien YouTube assorti de ce commentaire: « Bon à savoir, attention aux enfants. » La vidéo est un montage assez brut, visant à prouver que les dessins animés sont truffés de codes pédopornographiques et de références « illuminati ». Quelques semaines plus tôt, elle défendait auprès d'eux le droit de tout citoyen à refuser l'impôt (qui, « bon à savoir » également, remplit non pas les caisses de l'Etat, mais celles de sociétés occultes).
Ces épisodes laissent au couple une impression désagréable: s'ensuit une mise au point où Christine est priée de garder pour elle ses analyses. Peu de temps après, cependant, elle leur envoie par erreur une nouvelle vidéo: il s'agit, cette fois, d'entrer dans les arcanes du complot juif. «J'étais hors de moi, dit Jeanne. Il me semblait impossible, après cela, de continuer à lui confier mes enfants. » Christine, pourtant, a tout de la «perle rare», selon ces parents: une «Mary Poppins» que les garçons adorent, une femme avenante et drôle qui s'adapte de bon gré à l'emploi du temps très fluctuant de ses employeurs. Convoquée à un entretien préalable à son licenciement, l'intéressée se confond en excuses: Jeanne et Bastien finissent par flancher et décident de la garder. Chacun, depuis, évite de son mieux les terrains glissants.
L'histoire est peu banale, sans doute. Mais le «logiciel conspirationniste» est, lui, devenu extrêmement commun, selon Marie Peltier, historienne belge spécialiste du sujet et tituer à eux. Qu'elle offre aux enfants une ouverture à une autre culture – mais uniquement à ce que leurs géniteurs considèrent comme profitable. Qu'elle devienne ce que Leïla Slimani, dans Chanson douce (Gallimard, 2016), décrivait comme « une présence intime, mais jamais familière ».
Nul besoin donc d'être confronté au complotisme pour vivre l'inconfort du dilemme et du « sale boulot moral ». L'expression, cette fois, est de la sociologue Caroline Ibos, autrice en 2012 de Qui gardera nos enfants ? (Flammarion) : un essai passionnant, fondé sur l'observation d'un groupe de nounous ivoiriennes et de leurs employeuses parisiennes. Elle y relevait, notamment, l'abyssale « asymétrie du savoir sur l'autre » à l'œuvre dans cette relation. Plongée dans le bricolage quotidien de la vie de famille, la nounou en devine chaque aspérité ; d'elle, en revanche, ses employeurs ne savent à peu près rien.
«Lydie reste, pour mes enfants, un personnage essentiel de leurs années de primaire, raconte Anne, Parisienne de 52 ans. Elle était avec eux d'une douceur inouïe. Un jour, elle a disparu. L'école m'a appelée en fin de journée, elle ne s'était pas présentée pour venir les chercher. Je n'ai appris que trois jours après qu'elle était morte : elle s'était défenestrée, dans une sorte de crise mystique, selon sa fille aînée. Cette histoire m'a écrasée de chagrin, elle m'a glacée, aussi. A qui les avais-je confiés, tout ce temps ? » Expérience tragique et, évidemment, exceptionnelle. Mais qui montre combien la différence entre « avoir confiance » et « faire confiance » peut ici devenir aiguë, souligne Caroline Ibos : « "Avoir confiance" est un état, un sentiment de sécurité. "Faire confiance" est de l'ordre du pari, d'une décision qui, au moment où elle est prise, ne repose sur à peu près rien – ce que le sociologue Georg Simmel décrivait comme un point intermédiaire entre le savoir et le non-savoir sur autrui. Ce pari est inévitable et, dans l'immense majorité des cas, tout se passe bien. Mais il permet également de comprendre les tiraillements des familles, leur désir de contrôle. La maison est une zone de contact, où une immense proximité cohabite avec une extrême distance sociale. »
autrice de La Bataille des récits (Stock, 176 pages, 18,50 euros). « Depuis le Covid notamment, explique-t-elle, il s'agit d'une question intime, à laquelle chaque famille peut être confrontée. »
Car le complotisme essaime dans tous
Comment se tirer des chausse-trapes qu'une telle situation peut engendrer? Par le droit, selon la sociologue: un discours antisémite ou raciste est un délit. Un propos conspirationniste ne l'est pas, aussi désagréable soit-il – et les enfants, qu'on le veuille ou non, seront soumis à une foultitude d'in-
Car le complotisme essaime dans tous les milieux sociaux et toutes les générations. Un avocat peut virer antivax. Un professeur de philosophie, se biberonner à Egalité et réconciliation, le site du polémiste d'extrême droite Alain Soral. « On se trompe en traitant les gens d'imbéciles ou d'ignares, estime Marie Peltier. Si le conspirationnisme fonctionne, c'est qu'il propose une vision globale du monde, un socle de fondamentaux, un récit explicatif – qui est hautement contestable, bien sûr, mais qui apporte un confort intellectuel et politique certain. Le fact-checking et l'appel à la rationalité sont des impasses : à ce discours, il faut opposer d'autres récits globaux et d'autres valeurs. » Quitte, dans le cercle proche, à fixer des lignes rouges et à bannir certains sujets – tel ami ou tel collègue pouvant tenir des propos ahurissants en restant, par ailleurs, un excellent camarade ou un chic type.
Dissocier, chez Christine, la «Mary Poppins » de la «conspi» antisémite: c'est l'arbitrage qu'ont fait Jeanne et Bastien. Exercice acrobatique, néanmoins. Et rendu
plus compliqué encore par la curieuse relation qui se noue entre une garde d'enfants et ses employeurs – a fortiori lorsque le travail se fait au domicile des seconds. «Comme dans toutes les formes de domesticité, on est ici aux marges du droit : la maison n'est pas un espace de travail comme les autres, susceptible, par exemple, d'être contrôlé », explique la sociologue Alizée Delpierre, chercheuse au CNRS et autrice de Servir les riches et Les Domesticités (La Découverte, 2022 et 2023). A elle seule, estime-t-elle, la tâche est d'ailleurs ambivalente : on attend de la nounou qu'elle prolonge le travail éducatif des parents et pallie leurs absences, sans se subs-
Ils entendent
parfois
chez leurs
marmots
des bribes
de discours
inspirés
des thèses
foutraques
de la
nourrice fluences diverses. A l'école, chez les grands-parents, pendant l'entraînement de foot ou les cours de solfège: dans tous les espaces de sociabilité, en somme, qui échappent au regard aigu de leurs géniteurs. Que faire de cela? Nuancer parfois, corriger si nécessaire, tenter d'affûter l'esprit critique des enfants – bricoler, en somme. Il arrive à Jeanne et Bastien d'entendre, chez leurs marmots, des bribes de discours inspirés des thèses foutraques de Christine : ils s'emploient à rappeler que leurs opinions et leurs valeurs à eux sont d'un autre tonneau... sans la discréditer.
«Il ne faut pas surestimer le danger supposé du complotisme, ajoute le politiste Julien Giry, chercheur à l'université de Tours. Que représente cette tendance en termes de débouchés politiques ? En France, pas grand-chose : les discours "conspis" se contentent de dénoncer un "système" supposé. Ce qui est certain, c'est qu'il est crucial de maintenir des relations avec les personnes qui versent dans cette tendance, pour éviter leur bas-cule dans la radicalisation. » Tâche bien plus ardue avec sa sœur ou son ami d'enfance qu'avec la nounou de ses enfants, dont les convictions, et c'est peut-être heureux, restent le plus souvent nimbées de mystère.


Les résidents de l'Ehpad Hovia, à Saint-Ouen (Seine-Saint-Denis), rejoints par des voisins du quartier, se retrouvent autour d'un verre ou d'une grille de loto dans le café La Java bleue, le IO septembre. TERENCE BIKOUMOU POUR « LE MONDE »
SANT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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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éro 67!» Les mains se précipitent sur les cartons. Au café La Java bleue, ce mardi soir de septembre, le loto de rentrée bat son plein. Sur les tables, des planches de charcuterie et des verres de vin, de jus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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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uits ou de citronnade. Les prix sont doux : 1 euro le sirop à l'eau, 2 euros les sodas ou les diabolos, 3 euros le verre de vin.
Catherine Rollot
Derrière les grandes baies vitrées, avec son petit comptoir bleu marine, ses plantes, ses bocaux et son canapé, La Java bleue a tout d'un pimpant café de quartier. Pourtant, il se trouve au rez-dechaussée de l'Ehpad de l'association Hovia, à Saint-Ouen (Seine-Saint-Denis), un établissement privé à but non lucratif qui accueille 84 résidents, âgés de 60 à 100 ans. Depuis le printemps, deux soirs par semaine, le mardi et le jeudi, la maison de retraite se transforme en bistrot, ouvert aux résidents, à leurs familles et aux voisins. Au comptoir, les deux barmen du jour ne sont pas vraiment du métier. Isabelle Combe, retraitée depuis huit ans après avoir travaillé dans une crèche, vient tenir bénévolement le café une fois par semaine. Sa mère, Geneviève, 100 ans, vit ici depuis quatre ans. C'est la doyenne de la maison.
Isabelle connaît les habitudes des uns et des autres. Celui qui prendra une menthe à l'eau, celle qui préfère un diabolo, ceux qui boivent encore volontiers un verre de vin. Elle connaît aussi la valeur du mot « bistrot ». « A leur âge, ça leur rappelle des souvenirs. Ça amène de la gaieté, ils se réunissent, ils regardent ce que l'on prépare. » A ses côtés, Maeva Monvoisin, animatrice et salariée d'Hovia, a elle aussi troqué sa tenue habituelle pour un grand tablier bleu siglé « Bistrot Bertha ».
La Java bleue est l'un des cafés du réseau Bistrot Bertha, créé par le sociologue Antoine Gérard. Le principe: installer, au cœur des Ehpad, des troquets avec un vrai comptoir, des prix affichés et, dans la plupart des cas, une licence III permettant, notamment, de servir du vin ou de la bière. Le spécialiste du vieillissement, qui a progressivement quitté la recherche pour se consacrer à son projet, défend une idée simple : « Remettre les vieux au cœur du village. » Son constat tient en une phrase : « Le problème de l'isolement des personnes âgées, ce n'est pas seulement un problème de lien, mais de lieu. »
Le café du coin, le petit commerce, le banc devant la boulangerie, où l'on pouvait s'arrêter, croiser quelqu'un, échanger quelques mots se raréfient et, avec eux, les rencontres spontanées. Les personnes âgées sont parmi les premières à en pâtir. Celles qui vivent en Ehpad, davantage encore, car souvent plus dépendantes. «Beaucoup ne sortent même plus du tout. »
Alors, Antoine Gérard a pris le problème à l'envers. Puisque les résidents ne peuvent plus aller au café, pourquoi ne pas le faire revenir jusqu'à eux? « Le bistrot, lieu de convivialité par excellence, sert de prétexte pour faire entrer familles, voisins, enfants et gens de passage dans un lieu, synonyme de soins et de prise en charge », explique-t-il. Il ne s'agit pas de faire boire les résidents, l'offre sans alcool est dominante, et la consommation encadrée. L'enjeu est ailleurs, « faire vivre la pause-café comme une sortie », même lorsqu'elle se fait à quelques mètres de leur chambre.
A Saint-Ouen, vêtu d'un tee-shirt « Québec » et d'un short bleu marine, Jean-Louis Towkalski, 95 ans, est déjà installé devant un diabolo menthe. Ancien de la brigade de sapeurs-pompiers de Paris, où il a servi plus de trente ans avant de terminer sa carrière comme major en 1986, il vit à Hovia depuis un an. Quand La Java bleue ouvre, il descend et passe commande. Jus, citronnade ou diabolo, peu importe. « Ça fait sortir de la chambre », dit-il simplement.
A quelques mètres, Annie Dutot cale son fauteuil roulant près d'une table. Cheveux soigneusement coiffés et petit cardigan gris, elle attend son tour. A 94 ans, elle vit à Hovia depuis huit ans, ce qui en fait l'une des plus anciennes résidentes. Elle a tenu à Paris un magasin de décoration florale, a été mariée quatre fois et a eu deux enfants. «Je vais prendre un verre de blanc pétillant. J'ai été mariée à un Saumurois, je connais bien», plaisante la nonagénaire. Face à elle, Yvonne Piraire, 77 ans, observe ses cartons devant une menthe à l'eau. Elle est arrivée au printemps. La Java bleue n'est pas encore devenue une habitude. Le loto, en revanche, l'a attirée jusqu'ici.

Depuis 2024, une vingtaine de cafés Bertha ont ouvert leurs portes, dont plus de la moitié ces derniers mois, dans des Ehpad publics ou privés à but non lucratif (associatif, mutualiste ou fondation). La plupart sont installés dans des villages, de petites communes ou des zones sorties de terre depuis peu, où la vie sociale reste encore à construire, comme à Saint-Ouen, où l'Ehpad Hovia est situé à deux pas de l'ancien village des athlètes des Jeux olympiques de Paris 2024. Un quartier en pleine transformation: familles et jeunes couples se sont installés dans les anciens logements bâtis pour accueillir les délégations sportives.
«Notre chance, c'est qu'il n'y a pas grandchose dans le coin pour prendre un verre», se félicite Sandra dos Reis, la directrice de l'Ehpad Hovia, en poste depuis un an. Petit à petit, les voisins commencent à pousser la porte, «des habitants qui n'auraient peut-être jamais franchi le seuil d'un Ehpad, des passants qui ne se rendent pas compte tout de suite où ils sont». Quelques étudiants de l'école d'ingénieurs ISAE-Supméca, toute proche, viennent également, attirés par le jeu de fléchettes et les consommations à prix cassés.
Ce soir-là, Léna, 36 ans, ancienne journaliste en reconversion dans une ONG, s'est arrêtée prendre un verre en voisine. C'est la deuxième fois. Elle vient d'emménager dans le quartier avec son compagnon et leur fils de 3 ans, Malo. Elle a découvert La Java bleue grâce à une affiche aperçue de la rue. Malo pioche dans la corbeille à Lego, mise à disposition par l'Ehpad. Léna, un verre de blanc à la main, apprécie la démarche: «Ma grand-mère a vécu en Ehpad. Je trouve ça super d'essayer de décloisonner. » Pour l'instant, elle ne connaît pas vraiment les résidents, « mais le simple fait de partager la même pièce, ça compte déjà ».
Un peu plus tard, Laura et Antonio arrivent, sac de courses à la main. Le jeune couple francobrésilien a entendu parler de La Java bleue « sur le WhatsApp du quartier ». Ils cherchaient un endroit où boire un verre et ont décidé de venir pour la première fois. Laura travaille dans le transport de marchandises aériennes. Elle est aussi bénévole dans un collectif qui intervient à l'hôpital auprès de personnes touchées par le cancer. Au Brésil, dit-elle, les générations sont davantage mélangées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et dans les familles. « Côtoyer des personnes âgées ne me fait pas peur. »
Dans ces nouveaux lieux, le changement ne tient pas seulement à l'arrivée du voisinage, mais à des détails qui se jouent à l'intérieur. A Monségur, en Gironde, le café Chez Dan, lui aussi membre du réseau Bistrot Bertha, ouvert depuis fin juin dans l'Ehpad public, a pris la place d'une ancienne salle de télévision. Mur végétal, bois et néon rose : les résidents ont participé à tout, de la décoration à la musique, jusqu'au choix de la carte. « Ils tenaient absolument à leurs chips », raconte, amusée, l'animatrice Amandine Arane, qui a porté le projet avec sa collègue Magali Lauriou. « Ils doivent se sentir comme de vrais clients », poursuit-elle.
Chaque café Bertha reste autonome. Nom, horaires, carte: chacun fait ses choix. Créés sous forme associative, ils sont juridiquement et financièrement indépendants de l'Ehpad. Les proches des résidents forment le premier cercle de clients, avant que celui-ci ne s'élargisse, au fil du temps. Des bénévoles, et parfois des résidents, les font vivre. Les prix restent bas, les marges aussi. Les recettes servent au réassort et aux événements (brocantes, lotos, concerts).
Cette soif bistrotière dépasse le seul réseau Bertha. Ailleurs, sous d'autres formes, des établissements ont imaginé leurs propres formules. A Flamanville, dans la Manche, le bistrot T'Cheu Nous, inauguré il y a un an et demi au sein de la résidence L'Aubade, a pu s'ouvrir à moindres frais « en chinant comptoir et matériel sur Leboncoin », relate sa directrice, Valérie Cihelka.
A Saint-Julien-du-Sault, dans l'Yonne, le Café Les Potes âgé.es se présente comme un véritable tiers-lieu au sein de l'Ehpad public, ouvert sur la rue, les écoles et le cinéma. Ses 65 résidents y participent, « chacun selon leurs capacités, parfois de façon symbolique », indique le directeur, Hugo Vidal-Rosset. A Saint-Lizier, en Ariège, l'effet « bistrot », comme l'appelle la directrice Florence Le Béchec, se fait aussi sentir à l'Ehpad Hector-d'Ossun, où, grâce à la buvette Chez Hector, « chacun trouve une utilité, une place, un sens ».
A Paris, l'initiative Papy Hours cherche au contraire à faire revenir les personnes âgées dans les cafés de leur quartier, en reprenant le principe des « happy hours ». Lancé en septembre 2025, le projet porté par l'Union nationale des retraités et personnes âgées (UNRPA), avec le soutien notamment de la mairie du 20 $^{e}$ arrondissement, propose aux seniors autonomes de se retrouver entre 15 heures et 17 heures, autour de boissons à petits prix et de rendez-vous réguliers (jeux, musique, quiz). « Un tiers des cafés du 20 $^{e}$ arrondissement se sont dits favorables à l'initiative, mais seuls quatre établissements, pour l'instant, se sont portés volontaires pour expérimenter cette formule », précise Lucia De Cecco, directrice de l'UNRPA, consciente qu'il faudra du « temps et de la pédagogie » pour faire tomber les a priori. Parfois pour faire la java, il faut simplement avoir un endroit où a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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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c la série « On avance », « Le Monde »
part à la rencontre de personnes qui agissent
collectivement pour le climat
et la biodiversité. Aujourd'hui, des lignes
de covoiturage à Grenoble allient moindre
pollution, sociabilité et économies
Grenoble - envoyé spécial
J'ai fait ce trajet en voiture tout seul pendant des dizaines d'années, j'ai fini par trouver débile le fait d'être coïncé dans les bouchons avec
des milliers d'autres gens. » Le trajet entre Voiron (Isère) et Grenoble, Pierre (l'ensemble des usagers cités dans l'article n'ont donné que leur prénom) le connaît par cœur – il l'a fait comme conducteur, avant de passer au covoiturage organisé.
Tous les jours de la semaine, plus de 100 000 personnes prennent leur voiture sur ce même itinéraire pour entrer dans Grenoble, et une grande majorité sont seules dans leur véhicule.
Comment aider les gens à lâcher leur volant et à accepter de partager la route? En plus des trains et des lignes de bus, le Syndicat mixte des mobilités de l'aire grenobloise (SMMAG) a mis en place en 2020 des lignes pour le covoiturage, qui ne ressemble pas vraiment à Blablacar. Le but était de créer un système simple et organisé qui encourage les conducteurs et les passagers à mutualiser les trajets. L'objectif: réduire les interminables bouchons, la pollution de l'air massive et les émissions de gaz à effet de serre de la voiture individuelle – qui représente 15 % des rejets en France – en diminuant le nombre de véhicules sur les routes.
Six ans après, l'initiative compte 1200 covoitureurs, trois lignes de covoiturage et des milliers de trajets en voiture évités. Plus encore, des conducteurs renoncent à leur véhicule et deviennent passagers. « C'est exactement mon cas : je suis passée de conductrice à passagère, explique Gaëlle, qui travaille dans un laboratoire à l'entrée de Grenoble. Mes enfants ont grandi, j'ai moins de trajets à faire, et je dois dire qu'avec les prix du carburant c'est assez agréable de se débarrasser de sa voiture! »
Le système repose sur deux piliers: une application mobile et des arrêts similaires à des arrêts de bus. Un passager qui souhaite voyager – par exemple entre Voiron et Grenoble – annonce dans l'application qu'il sera là dans quelques minutes. La borne s'allume immédiatement, et le passager peut attendre à la borne. « Ce que je préfère dans ce système, c'est que c'est super flexible, raconte Amparo, consultante. Je pars du travail, j'active la borne et une voiture arrive. Je n'ai pas besoin de m'organiser trop à l'avance. » Le matin et le soir, une voiture passe environ toutes les cinq minutes, a calculé l'opérateur du projet. Pour les passagers, le trajet est gratuit. En heure de pointe, les conducteurs sont rémunérés 2 euros par voyageur embarqué, et 50 centimes à chaque fois qu'ils se déclarent disponibles – le tout plafonné à 70 euros par mois.
Progressivement, l'entreprise Ecov, qui exploite ces dessertes, s'est rendu compte que le plus difficile était de faire entrer de nouveaux usagers dans le système. « Pour rassurer les gens, on a mis en place une garantie départ, qui propose un taxi au bout de quinze minutes d'attente, même si c'est, en réalité, utilisé dans moins de 1 % des cas », explique Benjamin Arnaud, responsable du réseau pour Ecov. Mais cela n'a pas suffi: lors de la première utilisation, un standard téléphonique appelle le passager au bout de quelques minutes pour s'assurer qu'il n'a pas de difficultés. En testant le système, Le Monde a d'ailleurs pu en faire l'expérience directement.
Les promoteurs du covoiturage ont compris qu'il fallait mener campagne pour expliquer comment fonctionne le dispositif. « Le seul moyen d'y arriver, c'est d'aller dans les cantines des entreprises du coin, pour discuter avec les gens », explique Benjamin Arnau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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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RE CAMPAGNE
«Installer des bornes et une application mobile, c'est important, mais ça ne fait pas tout», explique Benjamin Arnaud d'Ecov, engagé dans le développement des lignes de covoiturage autour de Grenoble. Une partie importante du budget est consacrée à battre la campagne, dans les entreprises du secteur pour présenter le concept... «et le répéter très souvent!»
LE PREMIER ESSAI
La ligne de covoiturage est un transport collectif d'un genre nouveau. Si la première tentative n'est pas satisfaisante, les gens renoncent et mettent longtemps avant d'y revenir, détaille Sylvain Laval du Syndicat mixte des mobilités de l'aire grenobloise. L'entreprise Ecov essaye d'y répondre en assurant la venue d'un taxi en cas d'attente de plus de quinze minutes en période de pointe. Chaque nouvel usager est contacté par un centre d'appels lors de sa première expérience.
PENSER EN RÉSEAU
Les lignes de covoiturage fonctionnent d'autant plus qu'elles s'ajoutent aux transports publics déjà existants: bus, trams ou trains circulent déjà ? Tant mieux! Le covoiturage est un outil supplémentaire, qui a ses spécificités et qui n'a pas pour vocation à tout remplacer. « Quand le système commence à marcher, il est plus régulier qu'une ligne de bus », explique Benjamin Arnaud.
Nabil Wakim
«Souvent, les gens sont intéressés sur le principe, mais pas encore prêts à passer le pas. Pour les convaincre, il faut y retourner souvent!» Un travail de fourmi qui permet de créer un réseau d'ambassadeurs dans les entreprises desservies par les axes de covoiturage.
Dès le départ, le syndicat des transports a voulu mettre en place les tracés de covoiturage comme un ajout aux transports déjà existants. A l'arrêt de covoiturage Champfeuillet-Voiron, il est possible pour les utilisateurs de sauter dans un bus. « Le but, ce n'est pas de se débarrasser de la voiture, c'est de mieux penser la voiture », explique Sylvain Laval, président du SMMAG. Plusieurs usagers rencontrés par Le Monde vivent dans des villages éloignés de Grenoble, prennent leur véhicule jusqu'au parking gratuit
SOIGNER
situé près d'un des arrêts de covoiturage et embarquent pour la métropole avec un conducteur.
qui prend des usagers plusieurs jours par semaine. La vingtaine de passagers interrogés sont unanimes: le système fonctionne parce que... les gens sont sympas. «Je trouve ça plus humain que d'être dans les transports en commun, où chacun regarde son téléphone, et puis j'apprends des trucs sur ce qui se passe dans la région», raconte Boris, salarié au CEA, qui vient au parking relais à vélo électrique. C'est aussi la simplicité du système qui est défendue : « On n'a personne à prévenir avant de partir, on se déclare dans l'appli et ça marche », souligne Pierre, qui travaille chez Schneider Electric.
« Je ne le fais pas pour des raisons financières, mais parce que je rencontre des gens que je ne verrais pas sinon », explique Sabine, informaticienne en milieu hospitalier, au volant de sa voiture,
« JE TROUVE ÇA PLUS HUMAIN QUE D'ÊTRE DANS LES TRANSPORTS EN COMMUN »
Boris, usager
Sur les trois lignes de covoiturage, le dispositif est encore loin de réduire le trafic à l'entrée de Grenoble. « Ce qui compte pour nous, c'est que l'usage croît chaque année, donc on sait qu'il y a encore beaucoup de gens qui pourraient rejoindre le service », espère Sylvain Laval. Le covoiturage est gratuit pour les passagers et rémunéré pour les conducteurs. Le SMMAG défend un système peu coûteux à mettre en place – 250 000 euros d'investissement de départ, et des frais de fonctionnement autour de 800 000 euros par an.
La structure investit au total chaque année autour de 60 millions d'euros sur les 120 communes qui en font partie. « A nos yeux, les lignes de covoiturage, ce n'est pas très cher par rapport à une ligne de bus ou un tramway, on n'a pas besoin de gros travaux ou d'infrastructures », explique Sylvain Laval. Pour l'heure, le sujet principal est de faire entrer davantage de passagers dans la pratique du partage de la voiture. « On fait de la route un moyen de transport collectif, c'est normal que ça prenne un peu de temps, mais on est prêts à jouer le long terme », assure Sylvain Laval.
La semaine prochaine Comment on a réduit le risque d'inondations et de sécheresse dans notre village

Le dispositif de
covoiturage (ci-dessus
à l'arrêt Champfeuillet-
Voiron, dans l'Isère,
le 28 mai) est organisé
autour
d'une application
et d'un système
de bornes.
SOPHIE RODRIGUEZ
POUR « LE MONDE »


EN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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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aïd Yamak
Un dimanche de juillet, à Sannois (Val-d'Oise). Au rez-de-jardin d'une maison en pente, des hommes s'échauffent les doigts et les avant-bras à l'aide d'appareils de musculation. Des hurlements se font entendre dans la pièce attenante. Le coude calé sur un bloc de mousse, deux hommes se saisissent fermement la main, sur une table rouge et noir. L'un d'eux, au visage rougi, plisse les yeux et souffle bruyamment. Des veines apparaissent sur son front, avant que son bras ne s'affale contre la table, renversé par celui de l'homme qui lui fait face.
Nous sommes ici dans un club de bras de fer sportif, One Punch
Nous sommes ici dans un club de bras de fer sportif, One Punch Arm, créé en 2025 par un ancien joueur de tennis, Chahan Takessian, 23 ans. Vice-champion de France espoir de bras de fer en 2025, il a découvert la discipline sur Internet. «Je pensais que ce n'était qu'un challenge de soirée, que ça n'allait pas plus loin que la force pure. Puis, en regardant des vidéos et en faisant des recherches, je me suis rendu compte qu'il s'agissait d'une vraie discipline sportive», affirme le jeune homme, vêtu d'un tee-shirt à l'effigie de la fédération qui encadre ce sport depuis 2019 : la 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e force (FFF).

Dans un bras de fer, les mains sont maintenues par un strap, à Sannois (Val-d'Oise), le 13 septembre.
BRICE DOSSIN
POUR « LE MONDE »
A l'image de ce club, abrité dans le sous-sol d'une maison, le bras de fer est, en France, un sport plutôt confidentiel, lointain écho au film Over the Top (Menahem Golan, 1987), où Sylvester Stallone incarnait un camionneur en marge qui pliait le bras de ses adversaires dans des rades pour routiers. Si la discipline s'est mondialisée en 1977 avec la création de la World Armwrestling Federation, sur le sol français, ce petit monde compte seulement 83 clubs et 1196 licenciés. « Le premier frein de la discipline, c'est la perception que les gens en ont, regrette Aymeric Pradines, vice-président de la FFF chargé du bras de fer sportif et multiple champion de France. C'est une activité toute neuve en France, qui vient d'être reconnue comme un sport de haut niveau par le ministère des sports. Mais beaucoup de gens confondent encore le jeu et le sport. »
Les ferristes rencontrés ce dimanche de juillet ne manquent pas de souligner cette distinction. Ils opposent le bras de fer sportif au « bras de fer de bar » (ou « bras de fer de rue »), pour désigner le bras de fer improvisé dans un cadre informel ou amical. Chaque lutteur de poignet l'a déjà pratiqué. Comme le grand-père de Chahan Takessian, Marc, un assidu des entraînements du dimanche. Avant de se mettre au bras de fer sportif, l'homme de 85 ans le pratiquait dans un contexte festif. « J'affrontais les gros costauds pour entrer en boîte de nuit », dit l'opticien à la retraite, qui se vante d'avoir battu Jacques Ducrez (1932-2009), un catcheur connu sous le nom de « Bourreau de Béthune », dans l'ancien bar La Pergola, à Paris.
Jarod (les personnes citées par leur prénom ont souhaité garder l'anonymat), ingénieur de 24 ans, est tombé il y a quelque temps sur une vidéo d'hommes jouant des coudes en présence d'un arbitre. « J'avais beaucoup d'a priori sur le bras de fer. Je pensais surtout que c'était un concours de bites. » En s'y essayant, il comprend que la puissance d'un bras ne suffit pas toujours à plaquer une
«Parfois, tu tombes sur des mecs tout fins qui t'explosent. Tu en ressors grandi, plus humble»
Jarod, ferriste
montagne de muscles contre une table. «Le principe n'est pas de forcer comme un bourrin, il y a un aspect mental qu'on ne soupçonne pas à première vue. »
Chahan Takessian cherche juste-ment à battre en brèche cette image de « sport de bourrin », en défendant sa dimension tactique. Pour montrer qu'un bon ferriste n'est pas un amas d'épaules et de biceps, il passe en revue les différentes techniques mobilisables dans un match et compare le bras de fer, qui est à la fois un sport de force et de combat, à un jeu d'échecs. « Il y a plein de techniques possibles. Tu as d'abord le "top roll", où on utilise la pronation [rotation de la main] pour ouvrir les doigts de l'adversaire. Tu as aussi le "hook", où tu te sers plutôt du biceps pour faire un crochet et ouvrir le bras de l'autre. »
En compétition, l'ancien tennisman récolte des informations sur son adversaire en observant ses bras, ses avant-bras et ses biceps. Puis il ajuste sa stratégie lors de l'empoigne. « C'est un sport très explosif, le combat commence avant le "ready-to-go". Dès que l'arbitre positionne les mains, on essaie de prendre la température et de savoir où l'adversaire met la pression. »
Contrairement au bras de fer de bar, ici, tout est mis en œuvre pour éviter les blessures et assurer la sécurité des lutteurs de poignet. « Le bras de fer de soirée est lésionnel: à cause de la rotation interne, il est plus facile de se blesser et de se déchirer l'épaule, prévient Chahan Takessian. Le fait de travailler la flexion du poignet et de bosser sur des tables homologuées offre plus de sécurité. »
Malgré cela, l'imaginaire de ce sport reste empreint de préjugés. Clément, 25 ans, ferriste depuis un an et matelot dans la marine marchande, a pu entrevoir, sur son lieu de travail, ces représentations plombées. Il a ressenti une pointe de condescendance de la part de ses collègues, lorsqu'il parlait de ce sport qu'il pratique le dimanche, quand il est en permission. « Certains pensent que c'est un jeu de beauf », résume-t-il.
Si le bras de fer charrie son lot de clichés, l'un d'eux se confirme expressément : à l'image des personnes qui s'entraînent ce dimanche, la plupart des ferristes sont des hommes. Sur les 1196 licenciés français, seulement 10 % sont des femmes, d'après Aymeric Pradines. Pour le vice-président de la FFF, cette sous-représentation a beaucoup à voir avec la manière dont les sports de force sont perçus dans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ans l'imaginaire collectif, le bras de fer, et les sports de force en général, sont vus comme des sports virils. Le problème est avant tout culturel. En France, on considère à tort que féminité et force ne vont pas ensemble. Si une femme fait un sport dit "masculin", on va lui dire que c'est un garçon manqué, ce qui peut refroidir. Alors que dans les pays nordiques, par exemple, les femmes pratiquant des sports réputés masculins ne sont pas jugées. » Pour féminiser la discipline, il assure mener un « travail de promotion active » du bras de fer féminin et développer un projet académique pour que la discipline soit enseignée au collège et au lycée.
Malgré cela, la pratique du bras de fer peut encore être perçue comme une forme de test de masculinité. Pour « démocratiser son accès », Chahan Takessian organise des événements dans des boîtes de nuit ou des chaînes de salles de sport. Il lui arrive alors de croiser des « buffles remplis de testostérone » craindre l'humiliation d'un bras de fer. « Je vois beaucoup de mecs avec des bras énormes et un physique monstrueux qui ne veulent pas s'approcher d'une table. Ils se disent : si je me fais laver contre un gars de 70 kilos, je vais être la risée de tout le monde. »
D'autres y voient pourtant l'occasion de muscler leur sens de l'humilité, au contact d'autres bras. « Parfois, tu tombes sur des mecs tout fins qui t'explosent. C'est désagréable de perdre sur le coup, mais tu en ressors grandi, plus humble », explique Jarod, qui fait des petits mouvements de rotation des épaules pour récupérer de son entraînement. « Il y a ce cliché de dire que celui qui bat l'autre au bras de fer serait le plus fort. Il n'est pas le plus fort, non, il est le plus fort au bras de fer », relativise le gérant du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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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l est le point commun entre Odin, Jasper, Goodyear et Sam? Ce sont quatre personnages de films, tous muets, velus, dotés de quatre pattes et docilement installés sur le siège passager du véhicule de leur maître, prêts à s'envoler ou à prendre la route. Le premier est un berger allemand vétéran de la guerre en Irak, qui accompagne Brad Pitt après le crash de son hydravion en Alaska, dans Heart of the Beast, de David Ayer, sorti le 23 septembre. Le deuxième était à l'affiche du récent The Dog Stars, de Ridley Scott, et aidait Jacob Elordi à affronter des zombies. Le troisième tenait compagnie à Tom Hanks sur une planète dévastée par une tempête solaire dans Finch (2021), de Miguel Sapochnik. Et la matrice du chien indispensable à ces hommes coupés du monde dans le cinéma
Margaux Baralon
américain remonte à la quatrième, fière femelle berger allemand, qui parcourait un New York déserté après une épidémie aux côtés de Will Smith dans Je suis une légende, réalisé par Francis Lawrence, en 2007.
Il faut croire que, sur grand écran, le héros américain isolé en milieu hostile n'est rien sans une présence canine. «Cet imaginaire n'est pas né au cinéma, mais avec les romans de Jack London», explique Camille Brunel, journaliste et auteur du livre Le Cinéma des animaux (UV Editions, 2018). Maintes fois adaptée à l'écran, l'œuvre du romancier américain «propage l'image séminale de l'homme seul, bien mieux dans la nature avec son chien qu'en ville avec ses semblables», poursuit-il.
Au départ, le canidé est un outil pour trouver de la nourriture ou détecter un danger. C'est aussi une béquille: sa présence justifie les quelques lignes de dialogue d'un héros qui n'a plus d'autres humains avec lesquels interagir. Mais sa fonction est plus métaphorique: les valeurs que lui attribuent les spectateurs rejailissent sur son maître. Le chien de Brad Pitt dans
Heart of the Beast, a le même passé dans l'armée que son propriétaire. Ils partagent courage, intelligence et blessures de guerre.
Le cinéma suit aussi le mouvement d'une société qui tend à cesser de considérer que les animaux domestiques sont des propriétés. « La zoothérapie est en vogue. On se rend compte que le simple fait d'avoir un animal à côté de soi nous fait du bien, et on essaie d'avoir une relation avec lui, constate Camille Brunel. Au cinéma, on n'a plus le chien-clown à la Beethoven [des films éponymes, 1992-2014], mais quelqu'un qui vit vraiment avec l'homme seul. »
Le toutou est enfin le seul lien affectif du héros solitaire avec le monde et adoucit ce mâle musclé qui parcourt son espace les armes à la main. Lorsqu'il ne roule pas très vite dans sa voiture avec une carabine pour chasser, Will Smith dans Je suis une légende donne le bain à sa chienne et l'oblige à manger des légumes.
Jacob Elordi cuisine pour son malinois, et Brad Pitt est infiniment plus sympathique avec son berger allemand qu'avec un voyageur de passage. «En même temps qu'on déconstruit l'image du chien qui aboie, on déconstruit l'image de l'homme, résume Camille Brunel. La présence du chien induit que le héros ne sera pas dans la domination des plus faibles puisqu'il a une relation, sinon d'égal à égal avec l'animal, du moins d'un père à son enfant. »
Un homme capable de s'occuper d'un compagnon velu ne peut qu'avoir bon cœur et prendre sa part de la charge mentale. De là à révolutionner la masculinité, il y a un pas qu'on ne saurait franchir. S'il croit en l'humanité et exprime sa sensibilité, malgré une apocalypse zombie, Jacob Elordi dans The Dog Stars finit par rejoindre une communauté mormone. Quant au Brad Pitt de Heart of the Beast, il reste un survivaliste pur jus qui déteste l'Etat et ses congénères. Il faudra donc plus qu'une boule de poils, aussi mignonne soit-elle, pour y voir autre chose qu'une imagerie un brin réactionn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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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que semaine, « L'Epoque » paie son coup. Le comédien, qui a renfilé le costume d'Hervé, dans « Dix pour cent, le film », sur Netflix, annonce un agenda surchargé: deux films en préparation, avant un retour au théâtre

Nicolas Maury,
dans le bar L'Escale,
à Paris 4 $^{e}$ , le 18 septembre.
GUILLAUME BLOT POUR
« LE MON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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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 TAC AU TAC
PRINCIPAL TRAIT DE CARACTÈRE
« Le manque de confiance en soi »
VOTRE PRINCIPAL
DÉFAUT
« Une forme
de paranoïa »
LE SON OU LE BRUIT
QUE VOUS AIMEZ
« Le ronronnement
de mes chats »
LE TUE-L'AMOUR
« La radinerie, y compris dans les sentiments »
LE DON OU
LE POUVOIR QUE
VOUS AIMERIEZ AVOIR
« Voyager dans
le temps »
a failli ne jamais avoir lieu pour cause d'agenda surchargé. Au moment de la sortie de Dix pour cent, le film, réalisé par Emilie Noblet, l'un des événements de la rentrée sur Netflix, Nicolas Maury fait une overdose de promo. Il n'est jamais évident de répondre aux mêmes questions en boucle. Résilient, l'acteur nous donne finalement rendez-vous quelques jours plus tard, à L'Escale, charmant troquet de l'île Saint-Louis, à l'angle de la rue des Deux-Ponts et du quai de Béthune, avec vue sur la tour de Jussieu et le Panthéon, au loin.
Le soleil baigne ce paysage typiquement parisien d'une lumière encore généreuse pour le mois de septembre. Il est 17 heures, ça commence à sentir bon, le cuistot équeute les haricots et prépare les frites maison. Ça bruisse d'habitués et de touristes américains. Que fait Nicolas Maury? Il apparaît avec une demi-heure de retard en s'excusant : « Comme je suis un peu repéré en ce moment, j'ai pris un taxi. » Les embouteillages l'ont ralenti.
Après un moment d'hésitation, on choisit la terrasse, qu'on espère un peu plus silencieuse, malgré le trafic. Il est enfin près de nous, souriant, avenant, vêtu de couleurs automnales. Il est au vin blanc (nous, au Perrier). Il sent bon (« Lys Solaberg de Maison Crivelli, précise-t-il. J'ai énormément de parfums, et surtout je les mixe. »). Et cette belle écharpe? « C'est une écharpe doudou que Vanessa Paradis m'a offerte à la fin du tournage d'Un couteau dans le cœur, le film de Yann Gonzalez [2018]. » Les imprimés du foulard sont « un peu maoris... et non pas Maury ». Il rit. « Nicolas Maori, bonjour! » Le ton est léger et joyeux. D'où vient-il? Comment tout a commencé?
Né en 1980 à Saint-Yrieix-la-Perche (Haute-Vienne), «entre Limoges, Brive et Périgueux, dans une région très mate, indécidable, j'adore ce mot!», ses parents dirigent une entreprise de transports, notamment funéraires. Quand l'activité de pompes funèbres prend de l'ampleur, le petit Nicolas s'amuse à se faire enfermer dans un cercueil. «Je choisissais les capitons et demandais à mon père de mettre le couvercle sur moi. » Hilarant, en effet... Adolescent, il s'inscrit en option théâtre au lycée de Limoges et décroche un (tout petit) rôle dans Ceux qui m'aiment prendront le train (1998), de Patrice Chéreau. Puis il prépare, à Bordeaux, les concours des écoles supérieures d'art dramatique, et réussit le Conservatoire.
Il monte à Paris! Avec Louis Garrel, qui est dans la même promotion que lui, il écume les fêtes: «J'étais comme Pierre Clémenti qui faisait croire qu'il était fils de baron alors qu'il était fils de concierge. Je m'habillais très bien alors que j'étais le seul boursier. » Le comble? Acteur dans Innocents (2003), de Bernardo Bertolucci, «Louis [lui] avait demandé de lui prêter des habits pour son premier Festival de Venise». A la sortie du Cons', comm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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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t, le théâtre le fait travailler régulièrement. On se sou- vient de lui dans Hippolyte, de Robert Garnier, une pièce du XVIe siècle mise en scène par Robert Cantarella au Centquatre-Paris, en 2009. Sa voix haut perchée captait l'attention. En fait, le théâtre et le cinéma s'entremèlent.
Acteur chez Philippe Garrel dans Les Amants réguliers (2005) – « [il] entre dans le film par une danse de deux minutes trente sur The Kinks » –; chez Yann Gonzalez pour Les Rencontres d'après minuit (2013): « J'ai le corps entièrement rasé, parce que je suis très poilu, et je parle au sexe d'Eric Cantona. » Le grand public le découvre en 2015 dans une série sur le monde des agents artistiques « qui a mis huit ans à sortir, car personne n'y croyait ». Assistant de l'agent Gabriel Sarda, incarné par Grégory Montel, il est Hervé, efféminé et gaffeur, à la fois bitchy et bon camarade.
Dix pour cent est un succès mondial (Call My Agent, dans le monde anglo-saxon). Pourtant, Nicolas Maury a failli ne pas y participer. Mais d'abord, il file aux toilettes. Quand il revient, la serveuse apporte un second verre de blanc (l'acteur y ajoute des glaçons). Mal essuyée, la table est humide et notre interlocuteur s'inquiète qu'on y dépose téléphone et enregistreur de secours. Gentiment, il l'éponge avec un mouchoir. Oui, alors, cette série culte? «Connaissant mon exigence, mon agent Jean-François Gabard m'avait déconseillé de passer les essais. Il faut dire que la partition de ce personnage, Hervé, était assez pauvre... » Ce n'est qu'à partir de la deuxième saison que les rôles d'assistants incarnés avec fougue par Laure Calamy et lui ont pris de l'ampleur, grâce aux retours des spectateurs.
Immédiatement, la notoriété l'attrape. « On me reconnaît au Franprix en bas de chez moi, et même à Los
QUAND L'ACTIVITÉ
DE POMPES
FUNÈBRES DE SES
PARENTS PREND
DE L'AMPLEUR,
LE PETIT NICOLAS
S'AMUSE
À SE FAIRE
ENFERMER DANS
UN CERCUEIL
Angeles quand j'y suis allé. » Des jeunes à l'identité queer lui écrivent, malgré la réticence d'un certain milieu gay à s'identifier à cette figure d'homosexuel haute en couleur. De jeunes acteurs aussi, pour lui demander conseil sur le monde des agents, qu'il avoue ne pas bien connaître. Après vingt ans chez le même, il en a changé. Il est aujourd'hui représenté par Laurent Grégoire (agence Adéquat), le plus puissant d'entre eux, ce qui l'aide à s'envisager réalisateur, scénariste, chanteur...
Son premier long-métrage, Garçon chiffon (2020), coécrit avec sa grande amie Sophie Fillières (1964-2023), est inspiré de ses origines provinciales. Après une rupture amoureuse, Nicolas Maury (Jérémie, dans le film) retourne chez sa mère, incarnée par Nathalie Baye (1948-2026). « Quand je me faisais beau pour sortir, ma mère me disait souvent : “Mon chiffon, tu t’es fait la plume.” Elle a de ces expressions très poétiques. » Sélectionné au Festival de Cannes en compétition officielle (annulée pour cause de pandémie de Covid-19), il sort le 28 octobre, le jour même de l’annonce du deuxième confinement. « Je voyais mon petit chiffon qui pleurait dans les rues de Paris, dans cette embrassade rose avec Nathalie », dit-il en décrivant l'affiche restée longtemps visible dans l'espace public alors que les cinémas ont fermé.
Désormais, le réalisateur prépare deux films : en financement, Mon oiseau par la fenêtre sera tourné entre la France et la Suisse « avec une grande actrice qui [l']a toujours fait rêver », l'autre est en écriture, « mais [il] ne peu[t] pas du tout en parler ». Nicolas Maury jouera aussi dans Le Trésor, de Vincent Mariette (sortie prévue en mars 2027) et devrait revenir au théâtre dans L'Arbre, une pièce de Philippe Minyana.
En décembre 2025, il y a eu Les Saisons, mini-série diffusée sur Arte, un projet d'Hélène Duchateau qu'il a accepté de réaliser. Il y joue un père de famille tout ce qu'il y a d'hétéro, à l'opposé des personnages qu'il a souvent incarnés. Sa sœur l'a vu à l'écran : « Ça a été très violent pour elle, parce que je ressemble beaucoup à mon père [décédé en 2023]», livre-t-il. Sans le vouloir, il figurait une sorte de double fantomatique.
Et bien sûr, Hervé de Dix pour cent est réapparu le 10 septembre, sur Netflix. Encore une fois, il a hésité à rejoindre l'aventure, mais on lui a fait comprendre que sans lui, ce serait « une catastrophe industrielle majeure ». « J'ai adoré l'expression. » D'ailleurs, le début du film commence par un monologue d'Hervé sur un quai de Seine, au pied de L'Escale. « Ils avaient loué le quai rien que pour moi, j'avais l'impression d'être Audrey Hepburn! » Il est bientôt 19 heures, Nicolas Maury a une projection, et rapidement se lève. « Prenons un verre, si tu veux. Un jour, sans enregistrer. » Il traverse le pont et file vers la rive gau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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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e sécheresse historique se poursuit, en France, en octobre. Il n'est tombé que 21 millimètres en septembre, 70 % de moins que la normale mensuelle - Ce manque de précipitations et les fortes températures ont éreinté les cours d'eau. Les réserves, très sollicitées pendant l'été, ont fondu
▶ L'approvisionnement en eau potable de 1 million de personnes est sous tension, et 83 000 habitants dépendent de mesures d'urgence
▶ Si la recharge hivernale de nappes et des investissements récents ont permis d'éviter une crise plus large, la question du partage de l'eau se pose
▶ Dans la Loire, les habitants de la plaine du Forez s'interrogent sur les moyens d'économiser durablement la res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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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menace d'un embargo américain sur les exportations de gazole a précipité les discussions. Emmanuel Macron espère « une baisse des prix sur les marchés mondiau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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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président américain veut alléger les sanctions pesant sur Moscou contre la libération de prisonniers politiques, au risque de susciter l'hostilité de l'Ukraine et de ses allié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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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 ministre Edouard Geffray a amorcé le dialogue, vendredi. Mais, malgré une légère décrue des actions, les lycéens restent fortement mobilisé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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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ant un lycée bloqué, à Lyon, le 2 octobre. LAURENT CIPRIANI/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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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 lendemain de la présentation du projet de loi de finances, censé rassurer les investisseurs, le taux exigé pour prêter à la France s'est accru pour frôler les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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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président de gauche Lula brigue un quatrième mandat, dimanche. Il est opposé au candidat d'extrême droite Flavio Bolsonaro, fils de l'ancien président Jair Bolsona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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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position de deux cartes : projection de Mercator (en gris) et projection Eckert IV (en vert). INFOGRAPHIE « LE MONDE »
EN ADOPTANT, le 4 septembre, la résolution « Corriger la carte », les Nations unies ont appelé à rééquilibrer la représentation des régions de la planète, en particulier celle de l'Afrique, visuellement réduite sur les planisphères. Les cartes sont autant de visions concurrentes du monde, et aucune ne pourrait régler, à elle seule, la question de sa représentation. « Dans un monde polycentrique, la bonne solution consisterait à multiplier les points de vue plutôt qu'à “corriger” une projection », estime le géohistorien Vincent Capdep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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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quête
La guerre
culturelle de
l'extrême droite
et les ambiguïtés
de Macron
Depuis 2017, la galaxie de Vincent Bolloré a accentué sa mainmise sur les canaux d'information. Tous les partis avouent être dépassé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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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ÉDITORIAL
DES MIDTERMS
À VALEUR DE TEST
POUR LA DÉMOCRATIE
AMÉRIC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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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yaume-Uni
Andy Burnham
ouvre la voie
à un retour de
son pays dans 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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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olences sexuelles
Violences faites
aux femmes et
aux enfants : une
lutte converge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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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conducteurs
Le fabricant ASML,
en panne de
ventes en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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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contre
L'histoire enfouie
de Baptiste
Beaulieu
"UN CHEF D'ŒUVRE"
LE MO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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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red Kushner, gendre de Donald Trump, Steve Witkoff, envoyé spécial américain, et Vladimir Poutine, à Moscou, le 5 septembre.
PHOTO FOURNIE PAR L'AGENCE DE PRESSE D'ÉTAT SPUTNIK. MIKHAIL METZEL VIA 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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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président américain veut alléger les sanctions en échange de la libération de prisonniers politiques
Alléger les sanctions contre la Russie en échange de la libération de prisonniers politiques détenus par Vladimir Poutine. Telle est la trouvaille du président américain, Donald Trump, avide de faire des affaires avec Moscou avant même que la guerre en Ukraine n'ait pris fin. A cet effet, la Maison Blanche a proposé au Sénat, le 28 septembre, d'approuver la nomination de John Coale, l'émissaire américain actuel en Biélorussie, en tant qu'envoyé spécial pour les affaires d'otages, avec le rang d'ambassadeur.
Cet ancien avocat de Donald Trump s'est illustré en 2025 en obtenant du régime d'Alexandre Loukachenko, le président biélorusse, la libération de centaines de prisonniers politiques contre la levée de sanctions américaines, notamment sur la potasse, un engrais crucial pour l'économie du pays. Lors d'un entretien accordé à la télévision russe d'opposition Nastoiachtche Vremia, le 17 septembre, M. Coale espérait que La Biélorussie, alliée numéro un de Moscou, « revienne dans la famille des nations ». L'émissaire de Donald Trump compte désormais reproduire le même schéma avec Vladimir Poutine, a révélé le magazine américain The Atlantic, le 29 septembre. « Ce "troc" n'est pas complètement nouveau, rappelle Tatiana Kastouéva-Jean, directrice du centre Russie-Eurasie à l'Institut français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C'est la diplomatie des otages de la guerre froide, sauf qu'on n'échange plus des prisonniers contre des prisonniers, mais des vies contre des sanctions. »
L'idée américaine survient alors même que Donald Trump a promulgué, le 18 septembre, une loi lui donnant le pouvoir d'imposer de lourdes sanctions à la Russie et à ses partenaires commerciaux. Le texte a été coécrit par le sénateur républicain Lindsey Graham, un proche du président et grand soutien de l'Ukraine mort soudainement en juillet.
L'initiative de M. Coale servirait plusieurs objectifs de l'administration Trump. Elle contribuerait à la réintégration de la Russie dans l'économie mondiale et renforcerait le dialogue avec le Kremlin, au-delà du dossier ukrainien. Elle ouvrirait ensuite la voie à la signature par les Etats-Unis d'accords lucratifs sur le pétrole, le diesel, les terres rares ou d'autres matières premières russes. Donald Trump est également persuadé que cela renforcerait sa candidature pour le prix Nobel de la paix, qu'il convoite tant. Enfin, à la veille des élections de mimandat, le 3 novembre, elle permettrait au chef de la Maison Blanche d'afficher une avancée tangible avec le Kremlin après plus d'un an d'échec des négociations de paix sur l'Ukraine.
L'administration américaine estime que quelques avantages économiques pourraient inciter Vladimir Poutine à signer un accord de paix avec l'Ukraine. Le chef de la Maison Blanche a annoncé, le 21 septembre sur son réseau Truth Social, qu'un accord commercial « majeur » était en train d'être négocié avec la Biélorussie pour l'achat par les Etats Unis d'engrais biélorusses à base de potasse. Selon M. Coale, la Russie est partie prenante à ces négociations. S'il est conclu, cet accord s'inscrirait dans le cadre de la multiplication des échanges économiques entre les Etats-Unis et la Russie, au-delà du dossier ukrainien, grâce à la possible levée des sanctions américaines pesant sur Moscou.
Donald Trump espère, par la même occasion, obtenir des engrais moins chers pour ses agriculteurs de plus en plus mécontents de la hausse des prix, et faire pression sur son principal fournisseur, le Canada, avec lequel il est engagé dans une bataille commerciale. « Le prix serait beaucoup moins élevé que ce que nous payons actuellement au Canada », a-t-il souligné.
Jared Kushner, le gendre et émissaire de Donald Trump auprès du Kremlin, est le plus ardent défenseur de ce qu'il décrit comme des «accords de prospérité» entre Washington et Moscou, censés apaiser les velléités expansionnistes du Kremlin. «Plus les échanges sont nombreux, plus les compromis se multiplient – qu'ils soient économiques, qu'ils concernent les prisonniers ou autre –, plus on avance, étape par étape – espérons-le – vers la paix», a déclaré M. Coale à The Atlan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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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dée d'échanger des prisonniers politiques contre une levée des sanctions lui est venue après une rencontre au printemps avec l'opposant russe Dmitri Mouratov. Cet ancien rédacteur en chef de Novaïa Gazeta et colauréat du prix Nobel de la paix 2021 milite pour la libération des prisonniers politiques en Russie. Contacté par Le Monde, il refuse de commenter. Le porte-parole du Kremlin, Dmitri Peskov, conteste le terme de «prisonniers politiques » dont il «nie catégoriquement» l'existence en Russie. «Nous estimons qu'une telle formulation du problème est totalement inappropriée», a-t-il déclaré à Moscou, le 30 septembre. Selon les défenseurs russes des droits humains, la Russie compte entre 3000 à 5000 prisonniers polit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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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maire de Kiev, Vitali Klitschko, a jugé vendredi 2 octobre que la situation dans la capitale était « extrêmement dramatique » après des frappes nocturnes russes sur le pont Pivdenny, qui ont entraîné de gigantesques embouteillages. Il a estimé que Moscou était en train de « saccager » la ville en s'en prenant systématiquement à ses infrastructures, à ses habitations et à sa logistique. Kiev dépend fortement de ses huit ponts enjambant le fleuve Dniepr, qui divise la ville en deux. Il s'agit des premières attaques importantes contre l'un d'eux depuis le début de l'invasion russe en 2022.
La nouvelle stratégie américaine envers la Russie risque de susciter l'hostilité de l'Ukraine et de ses alliés. « Ce qui pouvait paraître acceptable dans le cas de la Biélorussie ne l'est pas pour la Russie », relève Kirill Rogov, chercheur associé à l'Institute for Human Sciences, à Vienne, et fondateur de la plateforme d'analyse Re : Russia. « Lever les sanctions contre Moscou revient à doper 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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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conomie de guerre et sa machine militaire, poursuit-il. Ce n'est pas acceptable aux yeux de l'Europe et de l'Ukraine. »
A Washington, quatre coprésidents démocrates et républicains du groupe Congressional Ukraine Caucus, qui rassemble 104 élus de la Chambre des représentants, ont appelé l'administration Trump à renoncer à tout assouplissement des sanctions. « Un allègement des sanctions va enhardir la Russie et prolonger la guerre », ont-ils averti le 29 septembre dans un communiqué de presse.
A Kiev, l'exaspération gagne face à ce que de nombreux Ukrainiens perçoivent comme une incapacité de leurs partenaires occidentaux à comprendre les ambitions impériales de Vladimir Poutine. « Pour le président russe, l'invasion de l'Ukraine n'est pas une simple annexion territoriale ni un différend frontalier; il s'agit d'une quête historique visant à anéantir l'Etat ukrainien et à faire renaître l'empire russe », rappelle Peter Dickinson, chercheur au centre de recherche américain Atlantic Council, dans un texte publié en ligne le 29 septembre.
Selon Zaki Laidi, professeur de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à Sciences Po Paris, « les prisonniers politiques ne sont qu'un prétexte. C'est un acte de prédation économique. Cet arrangement "prisonniers contre levée des sanctions", avec des intérêts et des avantages financiers derrière, fait partie de la logique de connivence en cours entre Moscou et Washington pour se partager le monde en zones d'influences. Il permet à Moscou de neutraliser la position américaine sur l'Ukraine et donc d'y garder les mains libres ».
En décembre 2025, la levée des sanctions par Washington sur la potasse biélorusse, principale source de devises pour le régime d'Alexandre Loukachenko, n'a, paradoxalement, pas changé grand-chose pour Minsk, dans la mesure où les sanctions européennes entravent les voies d'exportation des engrais biélorusses, entre autres via le port de Klaipeda en Lituanie.
Les Etats-Unis font d'ailleurs pression sur cette république balte pour qu'elle autorise l'accès à ce port, qui est l'itinéraire de transit le plus court.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lituanien, Kestutis Budrys, a opposé un refus ferme aux demandes américaines, rappelant qu'aucune marchandise biélorusse ne peut entrer ou transiter par le territoire de l'Union européenne tant que les sanctions visant la Biélorussie sont en vigueur, leur renouvellement étant prévu en février 2027. La Lituanie a fait savoir, le 22 septembre, que ses ports restent fermés aux expéditions de potasse biélorusse, ce qui pourrait entraver l'« accord majeur » annoncé par Donald Trump.
MARIE JÉGO,
BENJAMIN QUÉNELLE
ET FAUSTINE VIN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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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CAIRE - correspondance
Le C-130 s'aligne sur la piste de la base aérienne d'Erbil, s'élance puis décolle dans l'or du couchant. Jeudi 1er octobre, les dernières forces américaines ont quitté l'Irak. Il restait encore environ 1500 militaires américains et de la coalition, la plupart concentrés dans cette ville du Kurdistan irakien après un retrait graduel du pays, entamé en octobre 2025.
C'est la fin officielle de l'opération «Inherent Resolve» – le volet américain de la coalition internationale contre l'organisation Etat islamique (EI), mise en place en 2014. L'équivalent français, l'opération «Chammal», prend fin lui aussi; quelque 600 soldats français étaient déployés en Irak dans ce cadre. L'un d'entre eux, le major Arnaud Frion, a été mortellement blessé lors d'une attaque de drone, le 12 mars, dans la région d'Erbil.
Le gouvernement irakien a décrété le 1er octobre Journée de la célébration. Plusieurs rues de Bagdad étaient pavoisées, les voitures de police décorées de ballons et de rubans. Si leur présence était devenue minime, le départ des troupes occidentales est un symbole.
L'événement met fin à une présence militaire de plus de vingt-trois ans dans le pays, depuis l'invasion de mars 2003 qui avait abouti à la chute du dictateur Saddam Hussein. La campagne, dans la foulée de celle d'Afghanistan, avait provoqué un tourbillon de violences qui a divisé, détruit, meurtri l'Irak. La guerre et l'occupation qui ont suivi ont coûté la vie à plus de 115 000 Irakiens, selon les estimations les plus basses, et à 4 500 Américains. Mais cette tourmente a soufflé bien au-delà des frontières du pays.
La présence militaire américaine a connu deux périodes. La première, de 2003 à 2011, a provoqué l'effondrement du régime de Saddam Hussein. Mais Washington a dû lutter contre les fidèles du dictateur, l'influence croissante de l'Iran et une guerre civile entre chiites et sunnites (soutenant l'ancien pouvoir) devenue hors de contrôle. Le contingent américain a compté plus de 160 000 hommes, au plus fort de sa présence, en 2008.
La déstabilisation avait profité à des groupes djihadistes. Dans la concurrence ultraviolente de la guerre, l'un d'entre eux s'est imposé: l'organisation Etat islamique en Irak (EII), fondée en 2006, après la mort de l'inspirateur de celle-ci, le Jordanien Abou Moussab Al-Zarkaoui. Plutôt que de s'attaquer à l'« ennemi lointain » dans le cadre d'un djihad global comme Al-Qaida, le groupe veut lutter contre l'« ennemi proche ». Il est surtout composé d'anciens fidèles de Saddam Hussein convertis à la cause d'un djihad suprémaciste.
L'armée américaine réussit cependant à reprendre la main en ralliant des mouvements sunnites contre l'EII, considérablement réduit à partir de 2007. Un calme précaire revient. Cette année-là, en 2008, Barack Obama est élu président des Etats-Unis. Il s'était opposé à la guerre en Irak et il veut la terminer. Il ordonne le retrait des troupes américaines à la fin de l'année 2010.
L'EII était presque abattue en Irak, mais renaît de ses cendres en Syrie après 2011, quand la révolution y tourne à la guerre civile, phagocytant les groupes rebelles les uns après les autres, se renommant Etat islamique en Irak et au Levant, et se faisant connaître sous son acronyme arabe, Daech. Dès janvier 2014, l'organisation fait son retour dans son pays d'origine. Les troupes américaines parties, rien ne semble pouvoir en arrêter les combattants, qui profitent des luttes confessionnelles et de la colère des sunnites, marginalisés par le nouveau pouvoir. Les villes tombent successivement. Jusqu'à la prise de Mossoul, le 10 jui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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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s'emparant de la plus grande cité du nord de l'Irak, de ses ressources, du matériel d'une armée irakienne équipée à grands frais par les Américains, l'EII devient une organisation capable de contrôler un vaste territoire, de lever des impôts et de mener des opérations militaires conventionnelles et clandestines. Pour traduire son ambition mondiale, elle se rebaptise « Etat islamique » (EI).
En Irak, le grand ayatollah Ali Al-Sistani a demandé aux chiites de se mobiliser contre ce nouvel ennemi. Des centaines de milliers d'Irakiens répondent à l'appel, certains au sein des unités de la Mobilisation populaire, dont plusieurs groupes sont soutenus par l'Iran. La contre-attaque commence.
En août 2014, l'El lance une nouvelle offensive – de Mossoul, dans toutes les directions, dont la région du Sinjar, le fief des Yézidis. Les djihadistes considèrent les membres de cette minorité ethno-confessionnelle comme des hérétiques. Ils entament une destruction systématique du groupe, par la conversion, le meurtre ou le viol. Un génocide commence.
Barack Obama se résout alors à revenir en Irak. Des bombardements pilonnent les positions de l'El. Mais les leçons de la première campagne ont été apprises. La seconde s'inscrit dans le temps long, travaille à la reconstruction des forces irakiennes, qu'elles soient arabes ou kurdes, avec une empreinte militaire occidentale légère. C'est aux troupes locales que revient l'assaut terrestre, aidées par des unités d'élite. La coalition, elle, assure le soutien logistique et aérien. Le président américain est si rétif à se réengager qu'au début, l'opération ne porte pas de nom. Ce n'est que trois mois après les premières frappes que la nouvelle campagne sera baptisée « Inherent Resolve ». Elle s'étendra ensuite à la Syrie.
La reconquête est longue. Elle s'accélère en 2016 quand les troupes kurdes et irakiennes se rapprochent de Mossoul. Il faut neuf longs mois pour reprendre cette ville immense, peuplée, au début de la bataille en octobre 2016, de quelque 800 000 personnes. Le volet humanitaire est soigneusement géré pour accueillir les dizaines de milliers de déplacés.
La méthode employée a fonctionné, au prix de très lourdes pertes pour les forces irakiennes qui, pourtant, ont tenu. Mais l'assaut final, sur la vieille ville de Mossoul, a tourné au massacre. Bastion djihadiste, elle est pilonnée et écrasée. Les morts se comptent par milliers. Mais la bataille est décisive. L'El est défait en Irak en 2017; il est vaincu en Syrie en 2019. La menace qu'il représente devient résiduelle.
Depuis, l'Irak connaît un calme relatif. La coalition est restée, notamment en continuant d'assurer la formation des forces du pays, alors que l'Iran tentait d'y assurer sa mainmise, grâce aux milices chiites les plus fidèles à la République islamique. Si « Inherent Resolve » ne fait pas partie de cette bataille, les factions armées proches de Téhéran ont régulièrement présenté la présence américaine comme une justification de leurs attaques contre les forces des Etats-Unis.
L'administration du président américain, Joe Biden (de j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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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LD TRUMP
président des Etats-Unis
vier 2021 à janvier 2025), conclut un accord de retrait en 2024. Les troupes américaines ont quitté la plus grande partie de l'Irak en 2025, se repliant sur Erbil, d'où elles ont achevé leur départ, mercredi 30 septembre 2026. Donald Trump clôt ainsi la mission avec succès, à côté du fiasco en Afghanistan, où les talibans ont repris le pays, en 2021, dès le départ des Américains.
Le président, qui voulait terminer les « guerres sans fin », englué dans son offensive contre l'Iran, trouve là une porte de sortie : « Cette journée est une victoire pour les Etats-Unis, une victoire pour l'Irak et une victoire décisive sur l'El! », a-t-il clamé sur son réseau, Truth Social. Et de célébrer sa bonne entente avec le nouveau premier ministre irakien, Ali Al-Zaïdi, qui a promis de placer les groupes armés sous l'autorité de l'Etat.
Ceux-ci pourraient-ils être mis au pas? «Le retrait des troupes américaines sape le discours que les factions qui se prétendent de la résistance véhiculent à leur propre sujet, affirmant qu'elles sont nées contre l'occupation. Et ça réduit la capacité de l'Iran à frapper ces troupes», analyse Ali Al-Mawlawi, directeur d'Horizon, un cabinet de conseil spécialisé sur l'Irak.
Restent les minorités non chiites. Le Kurdistan irakien, avec le départ de la coalition, voit la fin d'une «économie de violence » dont il captait les ressources, estime le docteur en science politique et spécialiste de l'Irak Hardy Mède. Mais le retrait militaire ne signifie pas la fin du soutien des Etats-Unis. Le consulat général américain à Erbil est le plus grand au monde. Le Kurdistan restera encore le relais des Occidentaux en Irak, voire dans la région.
Dans un Moyen-Orient en plein bouleversement, l'Irak franchit une étape. Dans l'espoir qu'elle ne mène pas à une nouvelle guerre.
SAMUEL FOR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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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compagnies aériennes iraniennes, sanctionnées par les Etats-Unis, vont pouvoir reprendre leurs liaisons entre l'Iran et la ville sainte chiite de Nadjaf, en Irak, a annoncé, le 2 octobre, le bureau du premier ministre irakien, Ali Al-Zaidi. L'Irak a accepté d'appliquer les sanctions imposées la semaine dernière par les Etats-Unis, mais négociait une exception pour Nadjaf, qui abrite un des sanctuaires chiites les plus vénérés au monde. « Ces efforts ont permis un accord autorisant (...) 40 vols par jour vers et depuis l'aéroport de Nadjaf », est-il écrit dans le communiqué, selon lequel le premier ministre se réjouit de la « réponse positive des Etats-Un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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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y Burnham et la secrétaire d'Etat à l'éducation, Lucy Powell, à Liverpool (Royaume-Uni), le 28 septembre. STEFAN ROUSSEAU/PA VIA AP
BRUXELLES - bureau européen,
LONDRES - correspondante
I l est clairement prématuré de parler de « Breturn », le retour du Royaume-Uni dans l'Union européenne (UE), dix ans après le Brexit. Mais la voie semble se dégager pour amorcer des discussions visant à un rapprochement substantiel entre Londres et Bruxelles. S'il s'était montré évasif lors de son discours devant le congrès de son parti, mardi 29 septembre, se contentant d'évoquer « plusieurs options », le premier ministre britannique travailliste, Andy Burnham, a depuis précisé sa pensée. Pour la première fois depuis la sortie du Royaume-Uni de l'UE en 2016, un chef de gouvernement britannique a laissé entendre que rejoindre les Vingt-Sept n'était pas exclu, insistant sur les aspects économiques bénéfiques d'un tel mouvement.
Une gageure dans un pays encore marqué par les débats virulents et les divisions provoquées par le référendum de 2016 et alors que le parti Reform UK, toujours anti-européen, demeure au coude-à-coude avec le Labour dans les sondages (autour de 24 %). Jeudi, Nigel Farage, le chef de file de la formation d'extrême droite, a assuré qu'en relançant le débat sur le Brexit, Andy Burnham lui donnait le « plus gros élan de sa carriè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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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elà des déclarations d'intention du premier ministre, et en dépit de la satisfaction affichée par le président français, Emmanuel Macron, et le premier ministre espagnol, Pedro Sanchez, Bruxelles reste extrêmement prudent. « Nous souhaitons voir des actes, confie une source à la Commission européenne. Nous sommes très désireux de saisir les bonnes occasions, mais tout est dans les détails. » De fait, les formes que pourrait prendre ce retour du Royaume-Uni dans le jeu européen restent floues et M. Macron a prévenu: « On ne peut pas choisir entre les libertés de l'UE et on ne peut pas décider de prendre ce qui nous arrange et pas le reste. »
59% des Britanniques seraient favorables à un retour dans l'UE, selon un sondage YouGov
« Plusieurs raisons poussent le Parti travailliste à plaider pour un rapprochement avec l'UE, analyse Anand Menon, directeur du think tank The UK in a Changing Europe, installé à Londres. La situation économique, tout d'abord, avec la prise de conscience que l'impact [négatif] du Brexit est réel et significatif. Ensuite, la question européenne est un moyen de faire revenir au Labour ceux qui l'ont quitté pour les Verts ou pour les formations nationalistes. Enfin, avec Donald Trump, le monde paraît moins sûr [qu'en 2016] et l'Europe apparaît comme un meilleur pari que par le passé. »
Selon un sondage YouGov, paru le 30 septembre, 59 % des Britanniques seraient favorables à un retour dans l'UE, quand seulement 30 % défendent le statu quo. « C'est un moment historique, s'enthousiasme l'Italien Sandro Gozi, eurodéputé libéral et coprésident de l'assemblée parlementaire UE-Royaume-Uni. Le chef du gouvernement britannique dit ce que beaucoup, des deux côtés de la Manche, constatent depuis longtemps : le Brexit n'a pas rendu le contrôle [au pays], il a fait perdre des opportunités, à commencer par celles de la jeunesse. Ce fut une erreur historique, et je crois qu'Andy Burnham le pense aussi. » Selon une étude du Center for European Reform, publiée en juin, « le Brexit a entraîné une baisse de 12 % des exportations britanniques vers l'UE et réduit de 16 % les importations de l'UE ».
La nouvelle dynamique enclenchée par Andy Burnham devrait se manifester lors du sommet Royaume-Uni - UE, qui pourrait se tenir dans la deuxième quinzaine de novembre. L'organisation de cette rencontre a achoppé ces dernières semaines sur les sujets que les deux parties souhaitaient voir au menu. En exigeant de mettre à l'agenda du sommet le «made in Europe», la politique de préférence européenne, Londres, qui cherche à préserver l'accès de ses entreprises au marché unique et souhaitait un statut de partenaire associé à définir, avait tendu les relations avec Bruxelles. Les deux parties seraient finalement tombées d'accord pour ne pas inclure la Grande-Bretagne dans cet accord, selon le Financial Times.
Parmi les Etats membres de l'UE, on attend avec impatience le contenu des discussions, confie un diplomate européen, car les négociations entre Bruxelles et Londres restent très ardues. Dans le cadre du «reset» avec l'UE voulu par Keir Starmer, le prédécesseur de M. Burnham, les deux parties ne s'étaient entendues que sur une poignée de dossiers, du prolongement de l'accord sur la pêche à la réintégration des Britanniques dans le programme d'échanges étudiants Erasmus+.
A la suite de la fin de l'accord « one in, one out » (« un qui entre, un qui sort ») avec Paris, qui prévoyait le renvoi vers la France d'une personne migrante arrivée au Royaume-Uni à bord d'un small boat en échange de l'accueil d'un exilé se trouvant dans l'Hexagone, Londres souhaite inscrire la politique migratoire au programme des discu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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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xelles et le gouvernement britannique ont eu, ces derniers mois, toutes les difficultés à trouver des perspectives de rapprochement, du fait des « lignes rouges » tracées par les dirigeants du Royaume-Uni après le Brexit. En début d'année, Keir Starmer promettait encore de maintenir son pays hors du marché unique et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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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ND MENON
directeur du groupe
de réflexion The UK in a
Changing Europe
l'union douanière européenne; il refusait de rétablir la liberté de circulation entre les deux territoires et de reconnaître les jugements de la Cour de justice de l'UE.
Les deux parties avaient bien esquissé un agenda de rapprochement, autour de la mobilité des jeunes et un projet d'accord sanitaire et phytosanitaire, destiné à réduire les formalités administratives pour les exportations de produits agricoles et alimentaires britanniques vers le Vieux Continent. Mais toute avancée avait été bloquée. « Les lignes rouges d'hier sont obsolètes, elles ont d'ailleurs déjà été franchies. Il est temps de tourner la page et de construire un nouveau partenariat, dans l'intérêt du Royaume-Uni comme de l'UE », juge l'eurodéputé Sandro Gozi.
«En Grande-Bretagne, le débat sur le Brexit va se polariser entre ceux qui veulent revenir dans l'UE et ceux qui veulent rester en de-hors», note Anand Menon. Et même si on en est encore loin, une autre question se posera à tout gouvernement: il faudra, selon toute vraisemblance, en repasser par un référendum, au risque de fractionner à nouveau le pays.
STÉPHANIE LE BARS
ET PHILIPPE JACQU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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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pays s'interroge sur une possible tentative de déstabilisation avant les élections d'avril 2027

MALMÖ (SUÈDE) - correspondante régionale
Une attaque contre un député est une attaque contre la démocratie. Elle ne doit être ni tolérée, ni acceptée sous quelque forme que ce soit», a réagi, jeudi 1er octobre, le président finlandais, Alexander Stubb, alors qu'il assistait à une cérémonie officielle, sur la base de Rovaniemi, en Laponie, afin de marquer la livraison des premiers avions de chasse F-35 commandés par Helsinki.
Un peu plus tôt, les médias du pays révélaient qu'une enquête préliminaire avait été ouverte par la police, à la suite des plaintes de plusieurs députés, convaincus que leurs domiciles avaient été visités en leur absence. D'après la chaîne Yle, « moins d'une vingtaine » de membres du Parlement, sur 200, seraient concernés. Rien n'a été volé, ni endommagé. Il n'y aurait pas non plus eu d'effraction. Mais les victimes présumées disent avoir trouvé des portes ouvertes et des lampes allumées. Lors d'une conférence de presse, jeudi, le président de l'Eduskunta, le Parlement finlandais, Jussi Halla-aho, a estimé qu'il pouvait s'agir de « signes » laissés intentionnellement pour faire comprendre à ses habitants que leur logement avait été visité.
La première alerte a été donnée le 23 septembre, quand un député a contacté la vice-présidente du Parlement, Paula Risikko, pour l'informer d'une intrusion à son domicile. Après en avoir discuté avec le chef de la sécurité de l'Eduskunta, Mme Risiko a réuni, le lendemain, les présidents des groupes politiques pour évoquer la sécurité des députés, et pour les encourager à en discuter avec leurs collèg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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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t alors que d'autres incidents, s'étalant sur une période d'un an, ont été révélés. Selon Jussi Halla- aho, les députés visés appartiendraient à différents partis. Si l'enquête n'en est qu'à ses débuts, l'affaire est prise très au sérieux par les autorités à Helsinki, alors que des élections législatives doivent se tenir dans le pays en 8 avril 2027. Interrogé sur l'hypothèse qu'un Etat étranger soit impliqué, le premier ministre conservateur, Petteri Orpo, a estimé que « c'était » tout à fait possible », rappelant que, « dans plusieurs pays européens (...), la Russie a tenté d'influer sur les élections ».
Le chef du gouvernement a, cependant, mis en garde: « S'il s'avère qu'une puissance étrangère est à l'origine de ces menaces, mon message est que l'effet sera exactement le contraire de ce qu'elle souhaite. Si quelqu'un tente de saper le sentiment de sécurité des Finlandais ou notre soutien à l'Ukraine, cela ne fera que renforcer notre unité au Parlement et dans tout le pays. »
Evoquant les attaques hybrides menées contre l'Europe, lors d'un entretien sur la chaîne MTV, le 16 septembre, le président Alexander Stubb avait incité les Finlandais à « se préparer mentalement à l'éventualité d'un incident ». Deux jours plus tôt, le pays, qui a rejoint l'OTAN en 2023 et partage 1340 kilomètres de frontières avec la Russie, avait annoncé qu'il allait « rejoindre » la dissuasion nucléaire « avancée » proposée par la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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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28 septembre, Teemu Liikkanen, responsable du contre-espionnage au sein du Service de sécurité et de renseignement finlandais (Supo), avait lui aussi alerté sur les menaces pesant sur la Finlande. « Il n'y a aucune raison de céder à la panique ou à la peur. Nous ne devons pas nous engager dans cette voie. Mais nous devons être préparés et prêts », avait-il déclaré sur le plateau d'Yle.
A Helsinki, une lettre a été envoyée ces jours-ci aux députés, leur demandant d'être attentifs au moindre signe d'intrusion et de signaler toute observation au service de sécurité du Parlement et à la police.
ANNE-FRANÇOISE HIV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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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O DE JANEIRO - correspondante
Ils veulent prendre le fleuve et aussi la plage, ils veulent les terres rares... Ne renonce pas à ton drapeau!» Dans une vidéo diffusée le 23 septembre sur l'air d'un tube du chanteur portoricain Bad Bunny, le président de gauche 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 80 ans, candidat à un quatrième mandat, a mis en garde contre les conséquences géopolitiques d'une victoire de son adversaire d'extrême droite Flavio Bolsonaro, 45 ans, fils aîné de l'ancien président Jair Bolsonaro (2019-2023), lors de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au Brésil, dimanche 4 octobre.
Le plus grand pays d'Amérique latine, l'un des derniers bastions progressistes de la région, basculerait alors sous l'influence des Etats-Unis de Donald Trump. «Le Brésil n'est l'arrière-cour de personne», a martelé Lula lors d'une intervention aux Nations unies à New York, le 22 septembre, alertant sur le risque d'une ingérence étrangère lors de l'élection. Le 1 $^{er}$ octobre, Donald Trump a confié à la presse américaine qu'il suivait le scrutin «de très près».
Malgré la dimension géopolitique inédite de la présidentielle, son issue, davantage définie par des questions intérieures, reste incertaine. Tout au long de la campagne, Lula et Flavio Bolsonaro sont restés dans un mouchoir de poche dans les sondages. D'après les dernières estimations de l'institut Datafolha publiées jeudi, le président sortant devance légèrement son rival au premier tour, avec 42 % des intentions de vote contre 38 %. Un écart tenu qui laisse entrevoir un second tour, prévu le 25 octobre. Eclipsés par ce duel, les 11 autres candidats n'ont pas décollé.
Les Brésiliens éliront aussi les gouverneurs des 26 Etats et du district fédéral et renouvelleront la totalité de la Chambre des députés, les deux tiers du Sénat ainsi que les Assemblées législatives des Etats et du district fédéral.
Faute de renouveau politique, la campagne a suscité peu d'enthousiasme. « Très peu de personnes ont affiché les drapeaux de leur parti, et la plupart des rassemblements, d'un côté comme de l'autre, ont peu mobilisé », observe Mariana Chaise, politiste à l'université d'Etat de Campinas, qui rappelle qu'il s'agit la troisième élection consécutive où les Brésiliens doivent départager le Parti des travailleurs et le bolsonarisme. « Cette élection paraît un peu ennuyeuse car tout le monde connaît déjà les programmes », poursuit l'experte.
Le président Lula, qui peine à faire valoir un bilan économique pourtant marqué par la baisse du chômage (à 5,3 %, en baisse de 4,9 % sur un an), un allègement de la charge fiscale des classes populaires et la sortie, selon le gouvernement, de 14 millions de personnes de la pauvreté, propose de poursuivre ses politiques sociales et environnementales – il a réduit de moitié le taux de déforestation de l'Amazonie –, ainsi que de ramener la semaine de travail de six à cinq jours. L'ancien métallo plaide aussi pour un renforcement de la lutte contre les féminicides et souhaite combattre le crime organisé en l'asphyxiant financièrement. Il a également mis l'accent sur la défense du multilatéralisme.
Flavio Bolsonaro défend, quant à lui, le durcissement de la politique sécuritaire : castration chimique pour les agresseurs sexuels, création de 500 000 nouvelles places en prison, quadruplement des peines pour le vol de téléphones portables et abaissement de la majorité pénale de 18 à 14 ans pour les crimes graves. « Un délinquant de 16 ans qui commet un crime d'adulte répondra de ses actes comme un adulte », a-t-il scandé le 17 septembre lors d'un rassemblement à Recife, agitant une machette géante.

Les deux principaux candidats à la présidence, Flavio Bolsonaro et 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 à Brasilia, le 29 septembre. ERALDO PERES/AP
Sur le plan économique, le candidat prône des coupes budgétaires, la baisse des impôts et des privatisations. Il plaide également pour l'amnistie de son père, qui purge une peine de vingt-sept ans depuis le 11 septembre 2025 pour la tentative de coup d'Etat contre Lula du 8 janvier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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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s les projets des candidats n'ont guère été confrontés l'un à l'autre. Le président Lula a refusé de participer aux face-à-face télévisés. «Je trouve que ces débats sont stériles», a-t-il expliqué dans un entretien accordé au podcast «Flow» dans la soirée de jeudi, pour justifier son absence, le jour même, sur TV Globo. La plus grande chaîne du pays a annulé le rendez-vous à la dernière minute, peu après que Flavio Bolsonaro s'est lui aussi désisté. Le candidat d'extrême droite a dénoncé sur le réseau social X une «censure» du Tribunal supérieur électoral en raison de l'interdiction faite à la chaîne de laisser sur le plateau une chaise vide à la place de Lula.
L'attention médiatique s'est surtout portée sur des scandales.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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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r septembre, la levée du secret sur certains éléments d'une enquête visant une vaste fraude financière opérée par Daniel Vorcaro, ex-patron de la banque Master, a plongé le Tribunal suprême fédéral, la plus haute instance judiciaire, dans une crise inédite qui a monopolisé les projecteurs. Des messages retrouvés sur le téléphone du banquier suggéraient que le juge Alexandre de Moraes le tenait informé de l'avancée du dossier. Flavio Bolsonaro, pourtant lui-même visé par une enquête pour corruption et blanchiment d'argent dans le cadre de cette affaire, a tenté de tourner le scandale à son profit. Lors de rassemblements, il n'a cessé d'associer à Lula le juge Alexandre de Moraes, qui a condamné Jair Bolsonaro pour la tentative de coup d'Etat, en criant « de-hors Lula, dehors Moraes ».
Dans la dernière ligne droite, le président Lula a pris des mesures qui touchent directement au portefeuille de la population, qualifiées d'«électoralisme» par son rival. Le 18 septembre, il a revalorisé de 15 % l'allocation sociale Bolsa Familia, perçue par 17,2 % des Brésiliens. Une semaine plus tard, il a interdit les paris en ligne qui ont appauvri les ménages et lancé le nouveau volet d'un programme visant à réduire l'endettement de la population. Il a aussi tiré parti d'une rumeur fausse devenue virale qui a fait bondir les catholiques : des publications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affirmant que Flavio Bolsonaro, un fervent évangélique, comptait proposer un projet de loi pour retirer à Notre-Dame d'Aparecida, une Vierge noire, son titre de patronne du Brésil. « Tant que je serai président, personne ne s'en prendra à Notre-Dame d'Aparecida », a déclaré Lula le 28 septembre lors d'un rassemblement à Belem, en Amazonie.
Mais aucun de ces événements n'a bouleversé les sondages. «Dans une société très polarisée, les scandales ont tendance à peser peu car les électeurs se mobilisent avant tout en faveur d'un candidat par la crainte de la victoire de l'adversaire», explique Nara Pavao, politiste à l'université fédérale de Pernambouc. Selon Datafolha, les taux de rejet du président Lula et de Flavio Bolsonaro s'élèvent pour chacun à 45 %. «L'antibolsonarisme vient des mauvais souvenirs du gouvernement Bolsonaro en raison de sa gestion de la pandémie ou de la libéralisation de l'accès aux armes à feu », dit Luciana Veiga, politiste à l'université fédérale de Rio de Janeiro. L'antipétisme (contre le Parti des travailleurs) repose, lui, sur « une critique des performances de l'économie et la sécurité publique », ainsi que sur le conservatisme de nombre d'électeurs, notamment évangéliques, sur les questions sociétales.
Face à un électorat figé, les candidats cherchent à mobiliser les indécis, qui représentent 2 % de l'électorat et sont en grande partie des femmes, ainsi que les jeunes de 16 à 18 ans et les plus de 70 ans, pour qui le vote est facultatif. Pour les 18-70 ans, il est obligatoire. Flavio Bolsonaro est apparu dans un spot télévisé diffusé le 17 septembre aux côtés de sa belle-mère, Michelle Bolsonaro, très populaire auprès des femmes évangéliques.
Le président Lula, de son côté, a multiplié les appels aux jeunes. « Moi aussi, j'ai été rebelle. Si vous pensez que les choses ne vont pas bien, engagez-vous en politique », leur a-t-il lancé sur le podcast « Flow », trois jours avant le scrutin, lors duquel il a aussi essayé de motiver les seniors à se rendre aux urnes. « Le Brésil ne s'est pas arrêté parce que vous avez eu 70 ans, a-t-il rappelé. Il faut donc que vous votiez! »
ANNE-DOMINIQUE COR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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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rs que le Brésil subit une forte sécheresse, les thématiques environnementales sont reléguées au second plan dans les débats électoraux
RIO DE JANEIRO - correspondante
A quelques heures des élections générales du 4 octobre au Brésil, les effets du phénomène climatique El Niño commencent à se faire sentir. En Amazonie, les températures deviennent étouffantes et les pluies se raréfient. Le niveau des fleuves commence à baisser, menaçant d'isoler de nombreux peuples qui vivent le long de leurs rives.
Selon les Nations unies, les impacts d'El Niño, exacerbés par le changement climatique, devraient être les plus intenses depuis soixante-dix ans et s'étendre jusqu'en février 2027. Mais la campagne présidentielle, qui oppose principalement le président de gauche, 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 au candidat d'extrême droite Flavio Bolsonaro, regarde ailleurs. Dans les débats télévisés comme dans les interventions publiques, les questions liées au climat sont éclipsées par des scandales de corruption ou les craintes liées à la progression du crime organisé, l'ingérence des Etats-Unis dans le scrutin ou le pouvoir d'achat. D'après un sondage de l'institut Ipsos publié en juillet, seuls 11 % des Brésiliens classent le changement climatique parmi leurs trois principales inquiétudes, dans un pays crucial pour l'avenir de la planète. Le géant latino-américain abrite plus de 15 % de la biodiversité mondiale et 60 % de la forêt amazonienne, qui joue un rôle majeur dans le stockage de carbone.
«Les thèmes liés au climat et à l'environnement, de manière plus large, reçoivent une attention bien en deçà de ce qui serait nécessaire», regrette Suely Araujo, coordinatrice des politiques publiques de l'Observatoire du climat, un réseau d'organisations non gouvernementales qui a analysé les mesures environnementales des programmes des six principaux candidats à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Selon l'experte, ce lui du président Lula est, malgré son soutien à l'extraction pétrolière au large de l'embouchure de l'Amazone, de loin « le plus vert ».
En cas de réélection, le président s'engage à respecter la contribution du Brésil déterminée au niveau national dans le cadre de l'accord de Paris, en 2015, et à réduire la déforestation à zéro d'ici à 2030 dans les six biomes du pays. Il promet aussi de poursuivre les efforts pour délimiter de nouvelles terres indigènes, d'encourager le développement de l'agriculture familiale, des biocarburants et des énergies renouvelables, ainsi que d'électrifier les transports publ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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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revanche, les programmes «des autres candidats sont très fragiles, voire inacceptables», s'inquiète Suely Araujo, qui met en garde contre le «négationnisme climatique» de Flavio Bolsonaro. Le 28 août, dans l'une de ses rares interventions sur le climat, sur la chaîne de télévision Globo, le fils de l'ancien président d'extrême droite Jair Bolsonaro (2019-2022) a relativisé la part de responsabilité des activités humaines dans le dérèglement du climat.
Si Flavio Bolsonaro est élu, il « va reprendre des mesures, des projets qui se sont déjà montrés destructeurs », assure Suely Araujo. Le candidat se revendique l'héritier politique de son père dont le bilan environnemental a été catastrophique. Lors de sa présidence, Jair Bolsonaro, en prison depuis novembre 2025 pour une tentative de coup d'Etat, a affaibli les organismes environnementaux, provoquant une forte progression de la déforestation et de l'orpaillage illégal en Amazonie. Près de 40 000 kilomètres carrés de forêt ont ainsi été rasés. Peu soucieux des droits des peuples premiers, Flavio Bolsonaro a déclaré, le 22 avril, à Sinop, dans le Mato Grosso, dans le centre-ouest du pays, qu'il s'opposait à la délimitation de nouvelles terres indigènes dans l'Etat. Or, « cela est indispensable pour que nous ayons accès à des politiques publiques d'éducation, de santé et de sécurité dans nos territoires pour ne pas devoir migrer vers les périphéries des centres urbains », note Lidiane Alves de Souza, une leader autochtone.
L'éventualité du retour du bolsonarisme au Planalto, le palais présidentiel à Brasilia, suscite « une inquiétude extrême pour les politiques indigénistes, environnementales et sociales », alerte Dinamam Tuxa, coordinateur de l'Articulation des peuples indigènes du Brésil (APIB), qui renouvelle son soutien au président Lula. « Nous n'avons pas d'autre option », souffle-t-il.
Pour mettre son programme en pratique, le gouvernement doit composer avec le Congrès brésilien, où l'opposition occupe 257 sur 513 sièges à la Chambre des députés et 37 sièges sur 81 au Sénat. A la suite des élections du 4 octobre, qui verront, outre la présidence et la vice-présidence, le renouvellement de la Chambre des députés et d'un tiers des sièges du Sénat, « il existe un grand risque que le Congrès devienne encore plus réfractaire à l'agenda environnemental parce que la droite a beaucoup mis l'accent sur le Sénat et pourrait y devenir également majoritaire », analyse Maiara Folly, directrice exécutive de la plateforme CIPO, un institut de recherche indépendant se consacrant aux questions de gouvernance climatique.
Pour tenter de faire contrepoids à l'extrême droite, l'APIB a lancé une campagne visant à encourager les candidatures de personnalités indigènes autour d'un programme commun. Quelque 191 candidats issus de 64 peuples se présentent ainsi à différents mandats, espérant parvenir à peser davantage dans le débat politique national.
A.-D. CO.
MOBILISATION LYCÉE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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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ministre de l'éducation a reçu syndicats, élèves et parents, et annoncé la création d'une « plateforme de concertation ». Les organisations de lycéens appellent à poursuivre la mobilisation
L
a journée du vendredi 2 octobre clôture une semaine de montée en puissance de la mobilisation lycéenne, et confirme l'enracinement d'un mouvement qui figure d'ores et déjà parmi les plus importants des trente dernières années. Plus de 700 établissements ont «fait l'objet d'actions ou de perturbations » vendredi, selon les données ministérielles. Des actions ont aussi été signalées dans une centaine de collèges.
A l'éducation nationale, la journée marque aussi un changement de ton. Alors que le gouvernement, par la voix du premier ministre, Sébastien Lecornu, du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Laurent Nuñez, et de celui de la justice, Gérald Darmanin, apporte une réponse avant tout sécuritaire à un mouvement qu'il apparente depuis lundi à des « violences urbaines », Edouard Geffray a tenté, après dix jours de mobilisation, d'amorcer le dialogue. Le ministre a reçu vendredi tous les syndicats représentatifs des agents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les fédérations de parents d'élèves et les représentants des organisations lycéennes.
La veille, lors du Conseil supérieur de l'éducation, une large intersyndicale réunissant toutes les organisations des personnels du public, la FEP-CFDT pour le privé sous contrat, la FCPE pour les parents d'élèves, l'Union étudiante et la FAGE pour les étudiants, avait exhorté le ministère à « entendre ce que la jeunesse a à nous dire (...) et ainsi faire cesser toute violence là où elle s'est installée ». « Nous sommes interpellés par les établissements où ces mobilisations font l'objet d'une répression totalement inacceptable », dénonçaientils dans une déclaration, fustigeant la « brutalité des forces de l'ordre » dans certains cas.
A l'issue de cette journée de rencontres, le ministre a fait part de sa volonté de « permettre aux revendications [des lycéens] de s'exprimer dans un cadre organisé et démocratique ». Il a annoncé l'ouverture d'un « travail sur la démocratie scolaire » pour que les lycéens soient mieux représentés et davantage consultés dans les instances locales et nationales. Edouard Geffray, qui a mis en avant le budget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en hausse pour 2027, promet également un « plan d'action » pour « accélérer » le remplacement des professeurs absents et des échanges avec les collectivités sur l'état des bâtiments. Onze mois après la remise du rapport de la convention citoyenne sur les temps de l'enfant, dont le gouvernement ne s'est jamais saisi, le ministre entend également engager un « travail de fond » sur les rythmes scolai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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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s l'immédiat, une « plateforme de concertation » sera déployée prochainement auprès de tous les lycéens. Les adolescents seront invités à répondre à deux questions : « Quelles sont vos difficultés ? » et « Quelles sont vos attentes ? ». Une « restitution nationale » est prévue au retour des vacances de la Toussaint. « Chers lycéens, je peux vous dire que vous êtes écoutés, que vous êtes entendus et que vous êtes crus », a conclu le ministre.
Ces annonces n'ont toutefois pas convaincu les organisations lycéennes. « On a demandé des moyens pour avoir des conditions d'enseignement normales, dans des espaces propres, « Y A-T-IL BESOIN D'UNE PLATEFORME POUR CONNAÎTRE LES BESOINS DANS LES ÉCOLES ? », S'INTERROGE MUSTAFA OZCELIK, VICE-PRÉSIDENT DE LA FCPE

devant des enseignants qui sont suffisamment nombreux et remplacés quand ils sont absents», résume Louis Letoublon, vice-président de l'organisation Les lycéens!. Il regrette «l'absence de mesures et d'engagements qui seraient réalisés immédiatement pour apaiser la mobilisation». Les organisations ont donc appelé à poursuivre le mouvement.
« La promesse est démonétisée après dix ans de présidence d'Emmanuel Macron, où le dialogue n'a jamais rien donné », regrette Sophie Vénétitay, du SNES-FSU. Pour la responsable syndicale, les lycéens attendent des gestes tangibles : « Il faudrait des annonces et des engagements budgétaires rapidement. » « Y a-t-il besoin d'une plateforme pour connaître les besoins dans les écoles? », s'interroge aussi Mustafa Ozcelik, vice-président de la FCPE.
Sur le terrain, le mouvement a baissé en intensité vendredi, mais reste à un étiage très élevé. Si le nombre d'établissements mobilisés a été moindre que les 1000 lycées concernés la veille, il est supérieur au pic du dernier grand mouvement de 2018. Sur tout le territoire, des élèves, parfois soutenus par leurs enseignants, ont de nouveau manifesté devant leurs lycées, les bloquant dans plusieurs cas, pour continuer à faire valoir leurs revendications. Edouard Geffray a néanmoins noté une diminution des violences contre le personnel – trois personnes ont été blessées vendredi, contre 31 jeudi –, mais déplore la persistance d'« actes d'une extrême violence ». Près de 1750 interpellations ont eu lieu, ce qui porte à 5 000 le nombre de jeunes interpellés depuis lundi.
A Aubervilliers (Seine-Saint-Denis) vendredi, devant le lycée Le Corbusier, la journée de la veille, émaillée de débordements, a fait naître une amertume supplémentaire chez les lycéens mobilisés. Le sentiment que leurs revendications ont été éclipsées par les vidéos des incendies et les détériorations est présent dans chaque conversation. «H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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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feu a ravagé le hall d'entrée de Nelson-Mandela, jeudi, probablement à la suite de tirs de feux d'artifice. Les cours sont passés en distanciel
REPORTAGE
NANTES - envoyé spécial
S ymboliquement, c'est horrible, soufflent Yzé, Lilou, Luna et Lou, élèves en terminale. Avant, on avait l'effigie de Nelson Mandela et, maintenant, elle a brûlé. » Les quatre lycéennes nantaises regardent dans le vide vers la façade calcinée de l'établissement, manifestement encore sous le choc. Leur lycée avait pourtant connu une journée de mobilisation relativement calme, à laquelle elles ont participé, mardi 29 septembre. Mais jeudi, alors que leurs camarades s'apprêtaient à renouveler le mouvement – elles avaient préféré rester chez elles –, l'incendie s'est déclenché tôt dans la journée, sans doute provoqué par des tirs de feux d'artifice. Les flammes se sont propagées très rapidement, ravageant le hall d'entrée et condamnant le lycée d'une capacité de 1700 élèves pour plusieurs semaines. L'administration a fait évacuer le personnel et les élèves qui s'y trouvaient.
Plusieurs jours après l'événement, la situation est encore loin d'être éclaircie. Le parquet de Nantes et la police nationale confirment chacun de leur côté que les auteurs de l'incendie ne sont toujours pas connus. Pour les lycéennes, il ne fait aucun doute qu'il s'agit de «gens extérieurs au lycée». Philippe Jos, le directeur interdépartemental de la police nationale, juge la piste probable. Pour lui, «les dégâts sont bien le fait de lycéens, mais pas forcément de cet établissement». D'après le responsable policier, des groupes mobiles comptant des centaines de personnes, souvent très jeunes, ont arpenté la ville et, pour certains, commis des exactions jeudi. « Sur les 24 individus interpellés pour des faits d'incendie, 22 sont mineurs et scolarisés sur l'agglomération nantaise», ajoute-t-il.
Selon les quatre élèves, des lycéens de Nelson-Mandela auraient appris le projet d'attaque de l'établissement la veille et prévenu les autorités. « La police avait bien connaissance d'actions concertées de dégradation des lycées à Nantes, mais pas particulièrement en direction du lycée Nelson-Mandela », précise Antoine Leroy, procureur de la République de Nantes. Sur des captures d'écran d'un groupe Snapchat que Le Monde a pu consulter, on distingue une photo d'une dizaine de feux d'artifice de gros calibre, assortie du commentaire « T'es bon ».
D'après les chiffres des forces de l'ordre, il y aurait eu sept tentatives d'incendie sur les lycées nantais par des groupes très mobiles et organisés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L'intervention des policiers et des pompiers, qui ne pouvaient pas être sur tous les fronts, a été rendue d'autant plus compliquée. « Le commissariat de Nantes n'a pas pu mettre en place un dispositif devant chaque lycée, poursuit le magistrat. Si ça n'avait pas été Nelson-Mandela, ç'aurait été sans doute un autre établissement qui aurait brûlé. » Un sentiment partagé par Philippe Jos : « Malheureusement, on n'est pas arrivés assez tôt à Mandel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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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 la région Pays de la Loire chiffre le coût des réparations à «au moins 2 millions d'euros», les conséquences ne sont pas seulement matérielles: le déroulement de l'année scolaire des lycéens est déjà perturbé. Si le rectorat de Nantes indique au Monde que «la continuité pédagogique est assurée en distanciel jusqu'aux vacances d'octobre», les élèves ont du mal à se projeter vers la suite. Des rumeurs courent parmi eux que le mouvement de protestation pourrait durer jusqu'en janvier, inquiétant les terminales sur la tenue de leur programme et sur la capacité de chacun à tenir la longueur. « Ça va renforcer les inégalités entre les lycéens », estime Lou.
Pour tenter de maintenir un lien entre les élèves, un rassemblement regroupant une centaine de lycéens a été organisé vendredi matin devant l'établissement, sous un panneau en carton figurant une peinture de Nelson Mandela. Les syndicats et les professeurs étaient également présents. « On a formé des groupes d'échange », ajoute Lou.
Regardant les débris s'entasser au pied du hall d'entrée, les quatre élèves s'interrogent aussi sur la suite du mouvement au sein de leur lycée. « Ça démoralise, bien sûr, lâche Yzé. Mais on a surtout l'impression d'être décrédibilisés et que tout le monde pense que nous avons brûlé notre propre lycée. » Elle et ses amies ajoutent, non sans amertume, que «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on s'intéresse à [eux] et c'est pour un incendie », déplorant que leurs revendications passent au second plan. Elles craignent surtout que le message véhiculé soit l'exact opposé de leurs convictions. « En étant autant médiatisée, cette violence peut amener à penser qu'elle sert à quelque chose, ce qui serait encore pire, redoute Yzé. On se mobilise pour plus de moyens pour l'éducation et on se retrouve finalement sans lycée. » En fin de journée vendredi, de source judiciaire, aucune interpellation n'avait eu lieu et l'enquête se poursuivait. ■
RÉMI DUCASSE matin, tout s'est bien passé, mais on voit que c'est quand il y a des débordements qu'on passe à la télé et qu'on parle enfin de nous», observe Louis, élève de 1 $^{re}$ , un brin désabusé.

Durant
le blocage du
lycée Rabelais,
à Saint-Brieuc,
le 2 octobre.
JEANNE PATUREL/
AGENCE 1H23
Les chiffres de la mobilisation de vendredi sont d'autant plus notables que 400 établissements sont restés fermés, qu'ils aient fait l'objet de dégradations les jours précédents ou que les chefs d'établissement aient décidé préventivement de garder portes closes. Edouard Geffray avait annoncé jeudi soir le passage des cours « en distanciel » lorsque les conditions de sécurité n'étaient plus réunies pour accueillir les élè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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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ille, tous les lycées publics étaient ainsi fermés vendredi. Dans la métropole lilloise, les cours ont également cessé dans des lycées privés. Là où la communication officielle du rectorat et de la préfecture lie les fermetures à la mise en place de cours à distance, la réalité est plus aléatoire: « On a un peu autre chose à faire là, et nos lycéens ne sont pas trop dans un état d'esprit à suivre des cours en distanciel aujourd'hui », observe le proviseur d'un lycée du centre-ville lillois, qui souhaite garder l'anonymat. La fermeture de certains établissements n'a cependant pas éteint le mouvement, qui s'est, en plusieurs endroits, déplacé sur d'autres lycées toujours ouverts.
Sur leurs boucles WhatsApp, les chefs d'établissement de la métropole lilloise partagent leurs inquiétudes et s'interrogent sur une éventuelle fermeture de leurs lycées durant la semaine du 5 au 9 octobre. «Pour faire baisser la tension», espère l'un d'entre eux, qui fait part aussi de la difficulté à mettre en place l'enseignement à distance dans des délais aussi courts. La crainte est largement partagée par les représentants des personnels, qui s'interrogent également sur le délai et les conditions de réouverture. «On n'a aucune idée de ce qu'on fait lundi, et l'inquiétude court maintenant jusqu'aux vacances», confie Olivier Beaufrère, secrétaire national du SNPDEN-UNSA.
Pour l'heure, rien ne laisse présager une retombée de la colère. Mardi 6 octobre s'annonce même comme un point d'orgue de la mobilisation: l'appel à manifester des organisations lycéennes et de l'Union étudiante a été rejoint, vendredi, par la FCPE, ainsi que par six des sept syndicats représentatifs des personnels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qui appellent à « se tenir aux côtés des élèves ».
RÉMI DUCASSE, SYLVIE LECHERBONNIER, ÉLÉA POMMIERS ET FLORENCE TRAULLÉ (LILLE, CORRESPONDA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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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sé d'encourager les violences, LFI est contraint de les dénoncer. Mais le parti de Jean-Luc Mélenchon consolide son électorat
La France insoumise (LFI) va-t-elle payer cher son soutien au mouvement lycéen? Les images du lycée Nelson-Mandela incendié à Nantes, les vidéos de tirs de mortier ou de manifestants encagoulés qui dégradent les établissements ont poussé Jean-Luc Mélenchon à une mise au point. Lors de son « Moment politique », jeudi 1er octobre, un rendez-vous mensuel lors duquel il disserte de l'actualité devant des militants, le quadruple candidat à la présidentielle s'est attelé à un exercice d'équilibriste, continuant à soutenir la mobilisation en cours, tout en dénonçant les violences qui l'entachent, et que les « insoumis » sont accusés d'encourager.
Leur chef de file a rappelé qu'il prônait «des méthodes de lutte non violentes», demandant à ses militants de respecter «la discipline du combat». «Pas de panique ou d'énervement. Du sangfroid. Cela ne sert à rien de mettre le feu!», a-t-il proclamé. «Nous ne commettons pas d'actes qui vont à l'encontre de l'objectif que nous nous sommes donné. Il faut le faire, camarades, sinon on joue contre soi-même», a-t-il poursuivi, s'appuyant sur son expérience de plusieurs «décennies» de «luttes». «Vous autres, "insoumis", devez être le sang-froid de la masse, sa fraction la plus clairvoyante», a-t-il scandé, critiquant «ceux qui facilitent le travail de l'oppresseur».
Cette clarification n'a pas échappé au ministre de la justice, Gérald Darmanin, interrogé vendredi 2 octobre sur RTL. Mais le garde des sceaux a estimé que ce « changement de ton » intervenait « trop tard », et il a reproché au candidat de la gauche radicale des « propos extrêmement violents ». Il a aussi qualifié le coordinateur de LFI et député des Bouches-du-Rhône Manuel Bompard de « pompier pyromane, comme M. Mélenchon ».
A mesure que la situation s'est dégradée ces derniers jours, les attaques se sont faites plus fortes à l'encontre des «insoumis». Jeudi, le gouvernement, qui disait s'appuyer sur une note des services de renseignement, a même accusé la formation politique d'être «à la manœuvre», avec «ses "proxys" de l'ultragauche». «Le gouvernement est dépassé par les événements. Il est coïncé entre sa volonté de faire des économies et celle de lâcher quelque chose aux lycéens», analyse le député (LFI) de l'Essonne Antoine Léaument.
Ce qui n'a pas empêché Jean-Luc Mélenchon, jeudi soir, de démentir vigoureusement ces accusations. Il a affirmé que « les "insoumis" ne dirige[aient] pas les mouvements populaires ». « Ils se dirigent eux-mêmes, par leur auto-organisation et leurs représentants », a-t-il expliqué.
En revanche, les militants «in-soumis» sont très actifs sur le terrain et se tiennent au fait de toutes les mobilisations, grandes ou petites. LFI était donc bien
« PAS DE PANIQUE OU D'ÉNERVEMENT. DU SANG-FROID. CELA NE SERT À RIEN DE METTRE LE FEU ! », A PROCLAMÉ JEAN-LUC MÉLENCHON aux avant-postes du mouvement parti du lycée Saint-Exupéry, à Créteil. Tout a commencé le 17 septembre avec un appel à la grève du personnel de l'établissement. Les blocages débutent le lendemain. C'est le 23 septembre que, à tour de rôle, les députés (LFI) du Val-de-Marne Clémence Guetté et Louis Boyard se rendent sur les lieux et mettent en scène leur soutien en vidéo. Sur TikTok, celle du second engrange 1,5 million de v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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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OINE LÉAUMENT
député LFI de L'Essonne
Léonard-de-Vinci, à Saint-Michel-sur-Orge (Essonne), il est présent lorsqu'une poubelle brûle. «Allumer un feu, ça va vous desservir», les avait-il pourtant prévenus.
La présence des «insoumis» au plus près du terrain est donc à la fois une force, qui leur permettent de sédimenter un électorat, et une faiblesse. Lorsque les choses tournent mal, le parti reste associé aux événements.
Y aura-t-il des répercussions pour Jean-Luc Mélenchon, qui reste, malgré une dynamique favorable en ce début de campagne présidentielle, une figure repoussoir pour une partie de l'électorat? Dans le mouvement, on se félicite que les événements aient fait apparaître de nouvelles figures, comme les députés «in-soumis» Sarah Legrain (Paris), Aurélien Le Coq (Nord) et Paul Vannier (Val-d'Oise), dont les vidéos aux côtés des jeunes ont généré une audience importante.
Electoralement, le résultat est à double tranchant. « La colère et la peur, liées à des enjeux sociaux, bénéficient à Jean-Luc Mélenchon. En revanche, il y a une partie de l'électorat de gauche qui cherche toutes les bonnes raisons pour ne pas voter [pour lui]. Et ces images peuvent les convaincre », juge le politologue Antoine Bristielle.
Ce face-à-face entre le gouvernement et les «insoumis» pourrait s'avérer contre-productif pour les revendications elles-mêmes. «Cela met LFI dans une situation où ils passent leur journée à dénoncer les violences policières, ce qui a plutôt pour conséquence de ne pas parler des revendications de fond des lycéens. A l'inverse, les médias de droite parlent uniquement des dégradations. Au final, le mouvement est simplement traité sous l'angle sécuritaire», regrette Antoine Bristielle.
SANDRINE CASS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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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écart de taux avec l'Allemagne s'est envolé, vendredi. Les marchés ne croient guère à l'adoption du texte, ni à une vraie baisse du déficit
Connaissez-vous les trous de beignes? Pour commencer en douceur les discussions budgétaires, le ministre de l'économie et des finances, Roland Lescure, avait apporté aux députés, jeudi 1er octobre, quelques-unes de ces gourmandises québécoises, confectionnées dans les cuisines de Bercy, sans sucre ajouté ni additif – « elles ne seront donc pas taxées », avait déclaré, avec le sourire, le ministre.
Les petites boules de pâte à beignet n'ont pas suffi. Dans l'après-midi, les élus d'opposition ont déchiqueté à belles dents le projet de loi de finances présenté par le ministre. Un texte « consternant » selon le Rassemblement national (RN), « récessif » et « injuste » pour La France insoumise, « inadmissible » pour Les Ecologistes.
Accueil polaire aussi au Parti socialiste (PS), dont la bienveillance avait permis de valider le budget 2026. «En l’état», le budget n’est, cette fois-ci, «pas acceptable pour nous», écrivent au nom du parti le chef des députés, Boris Vallaud, le président du groupe socialiste au Sénat, Patrick Kanner, et la première secrétaire déléguée du PS, Johanna Rolland, dans une longue lettre envoyée vendredi au premier ministre, Sébastien Lecornu. «En présentant une copie initiale si éloignée de la philosophie de nos propositions (...), vous rendez de fait impossible l’adoption de votre budget sauf à vous tourner, même passivement, vers le RN, ce que nous ne saurions imaginer. »
C'est toutefois des marchés financiers qu'est venue la douche la plus glaciale. Le premier ministre avait calibré sa communication pour montrer aux investis-
Matignon avait calibré sa communication pour calmer les marchés. L'inverse s'est produit seurs que la France allait s'attaquer enfin au redressement de ses comptes publics, et calmer les marchés. L'inverse s'est produit. Au lieu de refluer, le taux exigé par les investisseurs pour prêter à la France s'est encore accru. Il a frôlé vendredi matin le seuil symbolique des 5 %, à 4,99 %. Du jamais-vu depuis le printemps 2002. Le taux auquel le Trésor emprunte n'était encore que de 4,2 % un mois plus tôt, et de 3,6 % au début de l'été.
« Un climat de crise s'installe sur le marché obligataire », à partir des inquiétudes sur la France, constate dans une note publiée vendredi Mark Dowding, de la société d'investissement RBC BlueBay. « La France est l'un des pays dont la situation budgétaire suscite le plus d'inquiétudes en zone euro, appuie Théophile Legrand, de Natixis. Les investisseurs s'interrogent de plus en plus sur la soutenabilité de la trajectoire des finances publiques français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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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ony Morlet-Lavidalie, de Rexecode, un institut proche du patronat, se montre encore plus alarmiste. « On est entrés dans une crise de la dette, affirme l'économiste. Elle n'est pas encore intense, mais déjà réelle. Si les taux montent à 7 %, il n'y aura plus débat sur le sujet. Et à 10 %, la France devient insolvable, sauf à prendre sous la pression des mesures très désagréables. Le pays se croit invincible parce qu'il n'a pas fait défaut depuis les assignats, en 1797. Mais la situation est en train de s'emballer, et il n'y a pas moyen de l'arrêter facilement. »
Pendant l'été, les taux exigés des Etats ont commencé à monter dans le monde entier, en raison notamment de la guerre au Moyen-Orient et du regain d'inflation entraîné par le choc pétrolier. Le mouvement n'a pas épargné la France. Mais depuis quelques semaines, et surtout depuis ces derniers jours, les taux imposés à l'Etat français se sont spécialement envolés.
C'est ce que montre l'écart entre les taux exigés de l'Allemagne et de la France. Cet écart, le fameux « spread », se situait autour de « La situation est en train de s'emballer, et il n'y a pas moyen de l'arrêter facilement »
ANTHONY MORLET-LAVIDALIE
économiste chez Rexecode
45 points de base en mai 2024: quand Berlin devait payer 2,55 % par an pour s'endetter à dix ans, Paris devait verser 3 %. La dissolution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décidée par Emmanuel Macron, en juin 2024, l'a fait monter durablement entre 70 et 80 points. Puis, depuis la fin août 2026, cet écart s'est brusquement creusé, jusqu'à battre trois records successifs dans la même journée de vendredi, en montant à 140 points, 150 points puis 160 points de base. Un signe spectaculaire de la défiance des investisseurs à l'égard de la France.
«Ce niveau d'écart signifie que les marchés valorisent la dette française comme celle d'une entreprise ou d'un Etat noté BB +, c'est-à-dire d'un "junk bond", une de ces "obligations pourries" émises par des créanciers peu fiables», analyse Anthony Morlet-Lavidalie.
Que se passe-t-il? Deux phénomènes ont semble-t-il rendu les investisseurs soudain beaucoup plus circonspects à l'égard de la France. A commencer par le violent dérapage du déficit public en 2026, avoué à demi-mot fin juillet, et officialisé mi-septembre par Sébastien Lecornu : au lieu de baisser à 5 % du produit intérieur brut (PIB), le déficit public risque de monter à 5,4 % en 2026, voire au-delà, en raison notamment du choc pétrolier. Preuve, pour nombre d'investisseurs, que la France est incapable de tenir parole et redresser ses comptes publics.
La présentation du budget 2027, jeudi 1 $^{er}$ octobre, a enfoncé le clou. Voici un projet qui ne réduit que peu le déficit, repose sur des hypothèses jugées optimistes par tous les experts, et surtout, n'a qu'une chance minime d'être validé par le Parlement. « L'adoption de ce projet et de celui de la Sécurité sociale est loin d'être certaine, car les tensions politiques risquent de s'exacerber au sein d'un Parlement français très fragmenté, à l'approche des élections présidentielles d'avril 2027 et des législatives qui devraient suivre », explique l'agence Moody's à ses clients dans une note publiée vendre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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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puis, comment faire confiance à un ministre de l'économie qui assure contre l'évidence que ramener le déficit public à moins de 3% en 2029 demeure « à portée de main » ? Une hypothèse qualifiée de « très peu vraisemblable » le même jour par le Haut Conseil des finances publiques présidé par l'ancienne ministre Amélie de Montchalin.
A cela s'ajoute la perspective d'une élection de la candidate du RN, Marine Le Pen, à l'Elysée, prise de plus en plus au sérieux par les investisseurs, notamment étrangers, et source d'inquiétude. Au-delà, les financiers craignent que la France ne reste bloquée des années avec un déficit colossal. «Le prochain président et son gouvernement seront probablement confrontés à la même difficulté que l'actuel exécutif: celle de former une majorité transcendant les clivages partisans pour mener à bien un effort pluriannuel d'assainissement budgétaire», anticipe Moody's.
Pour Sébastien Lecornu, cette envolée des taux et de l'écart avec l'Allemagne devrait inciter les élus de tout bord à serrer les rangs pour éviter une vraie crise. «L'enjeu à court terme, c'est le budget: notre capacité à le faire avancer, puis adopter, sans le dénaturer sera scrutée de près», dit-on à Matignon. Pas sûr que ce message se révèle beaucoup plus efficace que les trous de beignes de Roland Lescure. Pour Anthony Morlet-Lavidalie, de Rexecode, les taux, de plus en plus volatils, ont de fortes chances de grimper encore : «Les marchés ont visiblement envie de nous faire payer cher notre incurie. »
DENIS COSN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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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gouvernement veut définir avec les parlementaires les modalités du tour de vis
Le gouvernement ne se simplifie pas la tâche pour ten- ter de faire passer une mesure controversée. Conformément à ce que plusieurs ministres avaient déclaré au cours du mois de septembre, il veut mettre à contribution les retraités dans sa politique de redressement des comptes publics. Présentés jeudi 1er octobre, les projets de loi de finances de l'Etat et de financement de la Sécurité sociale pour 2027 contiennent chacun une disposition allant dans ce sens. Mais de nombreuses inconnues subsistent encore, une large partie des modalités devant être coproduites avec les parlementaires.
L'exécutif a placé la barre très haut : l'effort demandé aux retraités se monte à 5,5 milliards d'euros. Pour atteindre cet objectif, deux voies sont empruntées. La première consiste à ralentir la progression des dépenses tout en préservant le pouvoir d'achat des assurés en bas de l'échelle des revenus. Ainsi, le projet de budget de la «Sécu » prévoit, à ce stade, d'augmenter les pensions de base à hauteur de l'inflation uniquement pour ceux qui touchent au maximum 1260 euros par mois (en additionnant la retraite de base et la complémentaire).
Pour ceux qui gagnent plus, deux options sont envisagées: soit un gel de la prestation, soit une hausse à un rythme inférieur à l'évolution des prix – sachant que différents taux (non définis, à ce jour) pourraient être appliqués en fonction d'une grille de seuils qui vont jusqu'à 2034 euros par mois. Pendant un temps, il avait été évoqué une non-revalorisation à partir de ce montant-là de revenus (2034 euros, donc) mais le texte dévoilé jeudi offre un champ des possibles plus large, le gel pouvant intervenir pour les pensions au-dessus de 1260 euros.
La deuxième voie retenue par le gouvernement figure dans le projet de loi de finances. Elle réduit l'avantage fiscal dont bénéficient les retraités assujettis à l'impôt sur le revenu en baissant le plafond de l'abattement de 10 % (de 4439 euros à 3000 euros). L'exécutif a donc l'intention d'actionner ces deux «leviers » – freinage des pensions et coup de rabot sur une niche fiscale – pour obtenir le «quantum» d'économies voulu, comme l'a expliqué, jeudi, Jean-Pierre Farandou, le ministre du travail et des solidarités, lors d'une conférence de presse à Bercy. S'agissant du «gel, total ou partiel, au-delà de 1260 euros», le Parlement «rediscutera des seuils», a-t-il déclaré. Autrement dit, pour les pensions supérieures à ce montant, un compromis est recherché avec la représentation nationale sur les paramètres du disposit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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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tte négociation sera menée en intégrant dans l'équation la mesure sur l'abattement de 10 %. L'idée est de procéder à une « combinatoire », selon la formule de M. Farandou. Ce qui peut signifier, par exemple, un durcissement du projet concernant l'avantage fiscal afin de dégager un gain supplémentaire qui permettrait de mieux traiter – ou de moins pénaliser – les pensionnés au-dessus de 1260 euros. L'important, a ajouté le ministre du travail, est de parvenir aux 5,5 milliards d'économies.
Les décisions sur l'évolution des retraites de base feront l'objet d'un décret. Ainsi, « le prochain gouvernement », qui s'installera après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pourra revenir sur les tours de vis qui ont été donnés « dès qu'il le souhaitera », sans avoir à passer par la loi, a souligné, jeudi, David Amiel, le ministre des comptes publics, lors d'une conférence de presse à Bercy. « C'est une liberté inédite que nous souhaitons laisser aux successeurs », a-t-il complété.
Il reste maintenant à savoir si les députés accepteront de se prêter à l'exercice de coconstruction que lui propose le pouvoir en place. La démarche touche au portefeuille d'une catégorie de la population que beaucoup de personnalités politiques veulent ménager. Dans leur version initiale, les projets de loi de financement de la Sécurité sociale présentés en 2024 et en 2025 prévoyaient déjà de contenir la progression des pensions, mais ces mesures avaient été finalement abandonnées devant l'hostilité qu'elles suscitaient au Palais-Bourbon.
BERTRAND BISS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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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gouvernement a annoncé son souhait de relever l'indice « minimum » de traitement. Une mesure jugée insuffisante par les syndicats
D es annonces mais toujours pas d'apaisement. Dévoilées vendredi 2 octobre, trois jours après une journée de mobilisation dans la rue, mardi 29 septembre, les mesures salariales « ciblées » du gouvernement n'ont pas suffi à calmer la colère des syndicats de la fonction publique. La CGT, la FSU et Solidaires ont quitté la réunion consacrée à ce sujet, présidée par le ministre de l'action et des comptes publics, David Amiel. Dénonçant une « mascarade », le syndicat Force ouvrière avait choisi de boycotter la rencontre.
Au cœur des tensions, encore une fois : le nouveau gel des salaires des fonctionnaires décidé par l'exécutif pour 2027. « Je mesure ce que cette décision représente pour les agents après plusieurs années de hausse des prix », a concédé le ministre devant les représentants du personnel. Mais, a-t-il poursuivi, une hausse de valeur du point d'indice « mobilise des moyens considérables », estimés à 2,4 milliards d'euros en cas d'augmentation de 1 %.
Pour le gouvernement, par ailleurs, une telle revalorisation ne serait pas ciblée puisqu'elle favoriserait, de fait, les agents publics les mieux payés: « Elle ne permet pas de concentrer les efforts sur les premiers niveaux de rémunération ni de répondre, à elle seule, aux difficultés de progression dans les carrières. » Aussi, et comme David Amiel l'avait déjà évoqué lors du rendez-vous salarial du 8 juillet, l'exécutif défend une autre ligne visant à concen-
Au cœur
des tensions,
encore une fois:
le nouveau gel
des salaires des
fonctionnaires
décidé pour 2027 trer les « efforts » sur les agents publics les moins bien payés.
Principale annonce du ministre: le relèvement au 1er janvier 2027 de l'indice «minimum » de traitement de la fonction publique. La mesure doit permettre à «près» de 400 000 agents de «sortir» de l'indemnité différentielle qui leur est versée pour ne pas être rémunérés en dessous du smic. Depuis la dernière revalorisation du salaire minimum, le 1er juin, 862 000 agents bénéficient désormais de ce dispositif.
Le relèvement annoncé ne signifiera pas pour autant une hausse des salaires, estime Caroline Chevé, la secrétaire générale de la FSU : « Cela correspond juste à un maintien à flot au niveau du smic actuel. » David Amiel, de son côté, met en avant des « injections pérennes de points d'indice dans les premiers échelons pour commencer à redonner de la valeur à l'avancement et à l'ancienneté ».
Les revalorisations successives du smic ont accentué le décrochage salarial de la fonction publique et accéléré le tassement des grilles de salaires, réduisant ainsi le différentiel salarial lié à l'ancienneté et à l'expertise acquise. Autre différence mise en avant par le gouvernement : contrairement à l'indemnité différentielle, les points d'indice supplémentaires dont bénéficieraient les fonctionnaires seront pris en compte pour le calcul de leurs retra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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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s de la réunion avec les syndicats, vendredi, le gouvernement a aussi confirmé son intention de «revoir la manière» dont l'expérience professionnelle des agents publics est prise en compte dans leur carrière. Cela passera notamment par une réforme des «conditions de classement» lors de l'entrée dans un corps ou cadre d'emploi de la fonction publique. La réforme devrait aboutir au début de l'année 2027 et concerner 120 000 agents des trois versants de la fonction publique (Etat, territoriale et hospitalière). L'exécutif veut aussi ouvrir des discussions sur un «assouplissement» des conditions de promotion. Autant de gestes jugés insuffisants par les syndicats.
« Le mépris continue, la smicardisation de la fonction publique n'est plus un accident, c'est une politique », fustige la CGT-Fonction publique, quand la déléguée générale de Solidaires-Fonction publique, Gaëlle Martinez, souligne des mesures « ne répondant pas à l'urgence salariale au regard du contexte inflationniste ». Le relèvement du minimum de traitement « est symboliquement très important », reconnaît Laure Revel, la secrétaire générale de la CFDT-Fonctions publiques. Mais, poursuit-elle, la disposition « n'est pas à la hauteur et ne détasse absolument pas les grilles salariales ».
Même tonalité du côté de l'UN-SA-Fonction publique, où son secrétaire général, Luc Farré, évoque « un demi-pansement nettement insuffisant». D'autant plus « si le smic augmente à nouveau le 1er janvier», abonde-t-il en référence aux derniers chiffres de l'Insee, selon lesquels l'inflation a atteint 3 % sur un an. Lorsque l'inflation dépasse les 2 %, le salaire minimum est automatiquement revalorisé. « Si tel est le cas, la mesure annoncée par le gouvernement n'aurait alors aucun effet », estime le président de la Fédération autonome de la fonction publique, Pascal Kessler.
« La construction de notre scénario socle tient compte des prévisions d'inflation qui peuvent encore changer », rétorque l'entourage de David Amiel. Une réunion intersyndicale est prévue dans les prochains jours pour décider des suites de la journée de mobilisation du 29 septembre. « Si on n'établit pas un rapport de force, rien ne changera », estime Patrick Désiré, secrétaire national de l'Union fédérale des syndicats de l'Etat de la CGT.
BASTIEN SCOR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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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projet de Marine Le Pen viserait à faire revenir progressivement la dette à 60 % du produit intérieur brut
Contraindre la France à limiter son déficit, chaque année, et fixer un plafond dans la Constitution : en promettant l'adoption, par référendum, d'une « règle d'or » budgétaire, Marine Le Pen tente une nouvelle fois de convaincre les milieux économiques de sa crédibilité en la matière. La proposition, annoncée devant le Medef à la fin d'août, a été précisée par la candidate d'extrême droite dans une tribune publiée jeudi 1 $^{er}$ octobre.
Le Rassemblement national (RN) espérait faire paraître le texte dans Les Echos, le principal quotidien économique, qui rappelle régulièrement le parti à son inconséquence; c'est finalement dans L'Opinion qu'est sorti le détail de cette « règle d'or ». Car ce sont bien les décideurs économiques et marchés financiers que visent les dirigeants lepénistes.
Marine Le Pen a beau revendiquer, dans un audacieux retournement de l'histoire, la filiation gaulliste, elle n'en bafoue pas moins l'une des maximes du fondateur de la Ve République. « La politique de la France ne se fait pas à la corbeille », affirmait Charles de Gaulle en 1966, en référence à l'endroit où s'échangeaient les titres à la Bourse de Paris. Mais soixante ans plus tard, la pression sur les taux d'emprunt de la France et le niveau de dette accumulé – 119 % du produit intérieur brut (PIB) en 2026 – inquiète considérablement Marine Le Pen quant à sa marge de manœuvre si elle accède à l'Elysée en 2027. Sa « règle d'or » vise non seulement à ramener la dette, à terme, à 60 % du PIB, mais aussi à éviter un emballement des taux en cas de victoire électorale.
Le dispositif qu'elle propose est plus complexe que celui en vigueur en Allemagne ou en Espagne, et que les propositions similaires formulées par Gabriel Attal, Edouard Philippe et Bruno Retailleau. Il ne fixe pas un taux de déficit maximal, mais un taux inférieur au seuil permettant de stabiliser la dette. « Tant que notre dette n'aura pas atteint 60 % du PIB, la règle d'or imposera que le déficit autorisé soit inférieur à 0,5 point de ce seuil stabilisant. A titre d'exemple, pour l'année 2027, le déficit maximal autorisé serait de 2,4 % [du PIB] selon les hypothèses macroéconomiques actuelles », développe Marine Le 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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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ette règle de base, qui serait calculée par le Haut Conseil des finances publiques, une institution indépendante associée à la Cour des comptes, elle fixe deux exceptions. Pour éviter un ajustement budgétaire trop important qui pourrait entraîner une récession, le déficit pourrait n'évoluer que d'un demi-point de PIB d'une année sur l'autre, jusqu'à atteindre ce « seuil stabilisant ». Et compte tenu des possibles circonstances exceptionnelles, un vote des trois cinquièmes du Parlement pourrait autoriser un déficit plus important que prévu, pour deux exercices d'affilée. Pour y déroger une troisième fois, un réfé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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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m pourrait être convoqué.
C'est par ce même référendum que Marine Le Pen envisage l'inscription de cette « règle d'or » dans la Constitution, et non à travers une convocation du Congrès. « On ne va pas demander à ceux qui ont ruiné la France! », tacle le député RN de la Somme Jean-Philippe Tanguy qui, depuis 2025, plaide l'utilité d'une règle d'or auprès de Marine Le Pen et Jordan Bardella.
Le RN a renoncé à sa piste initiale, qui visait à distinguer « dépenses de fonctionnement » et « dépenses d'investissement » et à fixer un seuil de déficit pour chacun. « L'exemple allemand montre que les solutions toutes faites ne sont pas forcément les meilleures », estime Jean-Philippe Tanguy. Au prix de la complexité, le principe retenu permet de lever la principale critique faite aux règles de ce type : celle d'imposer une austérité. Il permet également d'y déroger en cas d'imprévu géopolitique, mais de manière limitée. « Le système n'a pas été capable de présenter un budget à l'équilibre depuis cinquante-deux ans, donc maintenant, la fête est finie», promet Jean-Philippe Tanguy.
Ancien magistrat à la Cour des comptes et animateur du site Fipeco, François Ecalle reste « sceptique » : « Les règles budgétaires sont utiles mais insuffisantes et ne remplacent pas un programme sérieux de redressement des comptes publics, notamment parce qu'il est difficile de formuler des règles pertinentes et simples qui ne puissent pas être contournées. Mettre la clause de sauvegarde entre les mains du Parlement, c'est la porte ouverte à tous les dérapages. » Un partisan de Bardella ajoute un autre bémol : « Une règle d'or intentionnelle, qui ne serait pas contraignante en cas de dérapage du budget en cours d'année, ne servirait rigoureusement à rien : dans ce cas, c'est la manifestation de la bonne volonté. »
En se liant les mains, Marine Le Pen espère anticiper une possible crise obligataire et se crédibiliser vis-à-vis d'un électorat hésitant entre elle et les héritiers du macronisme. « Une part de la fonction publique, les gens qui gagnent 4000 euros par mois, certains retraités », égrène Jean-Philippe Tanguy. Il n'espère toutefois pas convaincre les économistes : « On se fiche de l'avis de Philippe Aghion [Prix Nobel d'économie en 2025, qui a inspiré le programme économique d'Emmanuel Macron en 2017] ou de quelques consultants rémunérés par les banques et qui interviennent sur les plateaux des chaînes d'information. »
L'objectif principal, toutefois, est bien de « rassurer les marchés financiers », expliquait Jordan Bardella début septembre, « très inquiet de l'augmentation des taux ». Car le bref passage à Downing Street de la Britannique Liz Truss, en 2022, a marqué les esprits au parti : la présentation de son programme économique, constitué de colossales baisses d'impôts, avait alarmé les marchés et fait décoller le taux d'emprunt du pays, jusqu'à pousser la première ministre conservatrice à la démission un mois plus t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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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 y a un scénario dans lequel les marchés financiers débranchent [Marine Le Pen]», envisage un haut responsable de l'exécutif, évoquant un « scénario Liz Truss ». Cette figure de la Macronie observe la candidate d'extrême droite commencer à « parler comme [eux], à force d'avoir des groupes de hauts fonctionnaires qui font des notes pour elle »: « Quand elle dit : “La loi spéciale, c'est pas bien”, ce n'est pas à nous
C'est par un référendum que la candidate envisage l'inscription de la règle d'or dans la Constitution qu'elle parle. Rebelote, elle parle aux marchés financiers. Elle parle au patronat. »
Le parti d'extrême droite a observé, pour la première fois en décembre 2024 après une interview de Marine Le Pen au média d'information financière Bloomberg, que sa parole pouvait avoir un impact sur les taux d'emprunt de la France. « Cela peut avoir un effet... à condition que les marchés y croient, car il faut encore que le RN nous explique comment il parvient à respecter cette règle d'or, souligne François Ecalle. Pour l'heure, on voit surtout des mesures qui vont dans l'autre sens, entre l'âge de la retraite et les baisses de TVA. »
«Les marchés n'ont pas confiance en la France, mais rien ne prouve qu'ils n'ont pas confiance en nous, répond Jean-Philippe Tanguy, revendiquant des dizaines de réunions ces dernières années avec des investisseurs français et internationaux. Les Français font de la "moraline", sans analyse économique. Mais les Anglo-Saxons et les Asiatiques sont rationnels.» Le « M. Economie » du RN renvoie à la présentation, prévue mardi 6 octobre, de son contre-budget pour 2027 et de la trajectoire budgétaire du quinquennat, prévoyant de baisser le déficit de 125 milliards d'euros en cinq ans et de le ramener sous 3 % du PIB en 2029. Sera-t-il plus précis que le plan de 100 milliards d'euros d'économies vanté par Jordan Bardella en 2025, que le RN n'avait jamais publié ?
CLÉMENT GUILL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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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exception d'anciens « chiraquiens », Les Républicains ont gardé le silence dans les jours qui ont suivi les révélations de « Mediapart »
Simple prudence dans l'attente de preuves édifiantes ou peur de braquer une partie d'un électorat convoité? Depuis le lundi 28 septembre, la droite était restée assez silencieuse pour commenter les révélations de Mediapart sur les écrits antisémites prêtés à Jordan Bardella. « On aurait tout intérêt à ce que ça soit vrai », reconnaissait pourtant, jeudi 1er octobre, un membre de la direction du parti Les Républicains (LR), quelques heures avant que le site en ligne ne publie des captures d'écran des messages antisémites qu'aurait envoyés le président d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RN) à une autre personne sur la messagerie Messenger en 2013.
« Quand on est de droite, on a toujours un peu l'habitude d'être prudent avec Mediapart », soufflait un membre de l'équipe de campagne de Bruno Retailleau. Le candidat LR à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de 2027 semblait d'ailleurs se retrancher derrière la plainte en diffamation de l'eurodéputé. « Il faut attendre ce que la justice va nous dire avant de prendre position », défendait encore le président de LR, jeudi matin, sur BFM-TV, tout en jugeant les propos rapportés « accablants et affligeants » s'ils étaient « exac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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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s de cette matinale, le candidat à la présidentielle prenait moins de pincettes avec La France insoumise (LFI), qu'il accusait « d'organiser l'insurrection » avec les blocages des lycées. Et de poser la question de son « interdiction ». « C'est très difficile en droit, mais je la lance dans le débat public », reconnaît l'ancien « Il faut attendre ce que la justice va nous dire », défendait le président de LR, Bruno Retailleau, sur BFM-TV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Si ce dernier n'a pas encore réagi aux dernières révélations de Mediapart, son entourage admet que les preuves «accumulées sont accablantes, parce que les faits sont accablants mais aussi parce qu'il semble que Jordan Bardella a menti à tout le monde». Autre candidat à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Edouard Philippe est plus affirmatif. Le président du parti Horizons estime «qu'il est quasi-ment établi» que Jordan Bardella a tenu des propos «à caractère manifestement et scandaleusement antisémite».
Ces dernières années, la droite LR a renoncé à attaquer l'extrême droite sur le terrain des valeurs et ses racines. « Je ne considère pas que le RN, c'est la peste », expliquait le président du groupe LR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Laurent Wauquiez, sur BFM-TV, en 2025. Pas question de faire alliance avec le parti lepéniste, accusé d'être incompétent et de gauche en matière d'économie, mais le combat moral a été abandonné, jugé inefficace et obsolète.
Seules quelques figures « chiraquiennes » continuent à renvoyer le RN à son passé, notamment aux propos antisémites de Jean-
Marie Le Pen ou à la création du Front national par d'anciens collaborateurs et nostalgiques du régime de Vichy. « L'extrême droite, ce n'est pas la droite, ça ne sera jamais notre histoire », rappelle souvent Jean-François Copé. Pour le maire de Meaux (Seine-et-Marne), l'affaire Bardella est l'occasion de « faire tomber les masques » et de mettre à mal la stratégie dite « de dédiabolisation » entreprise par Marine Le Pen, en particulier pour montrer une rupture avec l'antisémitisme de son père. « Une des artisanes de cette dédiabolisation est Caroline Parmentier [députée du Pas-de-Calais et très proche de Mme Le Pen], qui est une ancienne journaliste de la revue d'extrême droite Présent et dont les propos antisémites ont été clairement identifiés à l'époque », faisait observer, le 29 septembre, M. Copé, au micro de RTL.
Le même jour, Valérie Pécresse renvoyait Jordan Bardella aux figures sulfureuses de l'extrême droite jalonnant son parcours. «Il a été mon adversaire aux régionales de 2021 et siégeait dans un groupe avec Axel Loustau, qui a refusé de siéger dans l'Hémicycle quand nous avons rendu hommage à Simone Veil, rappelait la présidente de la région Ile-de-France sur BFM-TV. M. Paradol, son directeur de cabinet aujourd'hui, était dans les mouvements de M. Soral. Donc oui, l'antisémitisme fait partie de l'ADN d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Est-ce qu'il fait partie de l'ADN de Jordan Bardella ? C'est la justice qui le dira. » Et une partie de la droite qui le rappellera peut-être.
ALEXANDRE PED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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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liste des crimes et délits jugés à partir du lundi 5 octobre par la cour d'assises spéciale de Paris donne le vertige autant que la nausée. Parmi les 12 chefs d'accusation retenus contre Rohan Rane, un étudiant indien qui faisait ses études à Antibes (Alpes-Maritimes) et était âgé de 22 ans au moment des faits, on peut lire : « torture ou acte de barbarie sur mineur », « détention et diffusion » d'images pédocriminelles, « incitation d'un mineur à se soumettre à une mutilation sexuelle », « corruption de mineur » ou encore « extorsion en bande organisée ».
Ces infractions sont reprochées par la justice française à un seul homme, mais elles décrivent les activités d'une communauté en ligne bien plus large venue du monde anglo-saxon, désignée sous l'appellation de «réseaux extrémistes violents et nihilistes». Ces jeunes hommes fascinés par l'ultraviolence, tour à tour racistes, néonazis et masculinistes, contraignent notamment, à travers une forme de «sextorsion» (chantage à caractère sexuel), des adolescentes à se filmer en train de s'automutiler ou de s'adonner à des actes sexuels très brutaux. Rohan Rane a été l'un des leaders de cette mouvance ouvertement sociopathe à travers l'administration sur la messagerie Discord d'un groupe baptisé «CVLT» (cult, «secte» en anglais), à laquelle Le Monde avait consacré une enquête en septembre 2025.
Ce dossier d'instruction, ouvert en France en 2021 après un signalement du National Center for Missing and Exploited Children, une organisation non lucrative américaine, est si tentaculaire qu'il a nécessité la création d'une task force mobilisant des services d'enquête français, américains, canadiens, britanniques, australiens et néo-zélandais et l'ouverture d'un dossier chez Europol. Des dizaines de pédocriminels sévissant sur CVLT ont été identifiés, ainsi qu'une centaine de victimes aux Etats-Unis, au Royaume-Uni, au Danemark, en Australie, au Canada, en Estonie ou aux Pays-Bas.
La procédure visant Rohan Rane a permis d'identifier à elle seule une vingtaine de victimes, pour la plupart américaines ou britanniques. Depuis la Côte d'Azur, cet étudiant indien les contraignait, en les intimidant ou en les menaçant de diffuser des images d'elles dénudées, à se masturber avec un couteau ou un cactus, à s'étrangler avec une ceinture, à se donner des coups de poing, à boire de l'urine ou encore à se scarifier en gravant son nom et une croix gammée sur leur peau. Ses victimes avaient entre 12 et 18 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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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 Rohan Rane choisissait ses « esclaves », comme il les appelle, parmi les jeunes filles « vulnérables », il a assuré aux enquêteurs que ses principaux critères de sélection étaient leurs origines « juives, musulmanes, arabes, mexicaines ou noires », ainsi que leur engagement politique à gauche ou au sein de la mouvance LGBTQ +. « Fasciste » revendiqué, il se 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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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aincu que le «nouvel ordre mondial» aurait «la volonté de féminiser les hommes». «Je suis très conservateur, explique-t-il. C'est le cas de Mussolini, de Poutine et d'Hitler, qui sont contre le mouvement LGBTQ+. »
Ce sentiment d'une virilité menacée semble avoir joué un rôle important dans son attrait pour les hommes «forts». Une fascination qu'on retrouve chez la plupart des membres de ces communautés en ligne. Mais cette fragilité narcissique a aussi alimenté son ego délirant et un goût pathologique pour le contrôle et la souffrance d'autrui : « Je suis un narcissique, et un narcissique aime que son ego soit alimenté », analyse-t-il. Il a signé un pamphlet, How to get girls (« Comment attirer les filles »), détaillant sa méthode pour « contrôler des personnes ».
Le jeune homme, qui dit avoir été victime de harcèlement en Inde, explique sa personnalité sociopathe par le fait qu'il aurait « suffoqué » ses émotions : « Je pense que si je n'ai pas d'émotions, il n'y a plus de moyen de me faire du mal. J'ai tué en moi tout ce qui était sympathie et empathie. » Un mécanisme de défense qu'il est allé jusqu'à ériger en doctrine en se réfugiant derrière une lecture mal digérée de Machiavel.
Si ce dossier illustre la dérive de certains jeunes hommes s'adonnant aux comportements les plus déviants, il révèle aussi le retard pris par le code pénal français dans la répression de ces crimes commis en ligne. Rohan Rane, qui encourait initialement vingt ans de réclusion, avait ainsi été, dans un premier temps, renvoyé devant la cour criminelle départementale de Paris, en mars 2025. Mais durant cette audience, le président avait soulevé une question susceptible d'ajouter un nouveau chef d'accusation, faisant passer la peine encourue à la perpétuité: l'«extorsion précédée, accompagnée ou suivie de torture ou d'actes de barbarie».
Rohan Rane a donc été renvoyé devant la cour d'assises spéciale de Paris, compétente s'agissant des crimes passibles d'au moins trente ans de réclusion, pour y être jugé à partir de lundi. Mais son procès fera l'objet d'un intense débat juridique sur la pertinence de cette qualification ajoutée in extremis. Son avocate, Irina Kratz, y voit une façon de remédier aux carences du législateur.
« Pendant trois ans d'instruction, cette qualification pénale n'a jamais été envisagée (...), explique-t-elle. C'est une infraction sortie du chapeau qui ne tient pas juridiquement, dans le seul but de réprimer plus durement un dossier qui sus-cite une indignation légitime. Reste que Rohan Rane doit bénéficier des mêmes règles de droit que tout autre accus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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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cient de son retard, le législateur a modifié le code pénal par la loi du 21 mai 2024 visant à sécuriser et à réguler l'espace numérique en sanctionnant la «sextorsion» de sept ans de prison. Dans une autre loi du 21 avril 2021, il a également puni de sept ans de prison le fait d'inciter un mineur à commettre des actes sexuels par voie électronique, une peine portée à dix ans si la victime est âgée de moins de 15 ans.
Mais aucune de ces infractions n'est applicable à Rohan Rane, dont les agissements précédent ces modifications apportées au code pénal. Aucune, surtout, n'est sanctionnée d'une peine supérieure à dix ans de prison, bien loin de la perpétuité qu'encourt désormais l'étudiant indien. Le législateur a-t-il échoué à doter la justice d'outils à la hauteur de son désir de réprimer ce phénomène émergent? « Si le législateur souhaite incriminer de nouveaux comportements complexes et graves en ligne, il a tout loisir de le faire, aussi sévèrement qu'il le souhaite, insiste l'avocate. Mais les juges ne peuvent pas se substituer au législateur. »
Un élément de contexte a pu inciter la justice française à reconsidérer sa lecture juridique de cette affaire: en janvier 2025, deux mois avant le premier procès finalement renvoyé de Rohan Rane, le ministère de la justice américain avait rendu son ordonnance de mise en accusation concernant une de ses victimes américaines et demandé l'extradition de l'étudiant indien afin de le juger aux Etats-Unis, où il encourt la réclusion à perpétuité.
SOREN SE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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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ù sont les preuves ? », a plaidé M $^{e}$ Cornut-Gentille, lors du dernier jour du procès, vendredi. La cour d'appel doit se prononcer le 17 décembre
François Bayrou sera fixé sur son sort le 17 décembre. Le président de l'Union pour la démocratie française (UDF) et du MoDem, relaxé « au bénéfice du doute » le 5 février 2024 par le tribunal, joue gros devant la cour d'appel de Paris, dans le procès des assistants parlementaires européens du MoDem. Le parquet général a requis contre lui, lundi 28 septembre, vingt-quatre mois de prison avec sursis, 50 000 euros d'amende et trois ans d'inéligibilité, également avec sursis.
Après trois semaines et demie d'audience, le procès s'est donc clos vendredi 2 octobre avec les plaidoiries en défense de l'ancien premier ministre (décembre 2024-septembre 2025). Mornes débats, avec de minces enjeux, en dehors de la marque infamante d'une condamnation pour détournements de fonds publics. Seul le préfet Pierre-Emmanuel Portheret, relaxé en première instance, risque la radiation de la fonction publique s'il est condamné, les autres prévenus sont presque tous à la retraite. Le parquet général n'a requis que des peines avec sursis pour les dix prévenus, des peines plutôt plus faibles que les condamnations de 2024 – sauf pour l'ancien ministre Michel Mercier, trésorier du parti, qui n'a visiblement pas convaincu le ministère public.
Des peines symboliques donc, accompagnées cependant de for-tes amendes, qui s'expliquent par l'ancienneté des faits – plus de vingt ans –, l'âge des prévenus – de 56 à 87 ans –, les sommes dé-tournées relativement modestes
\- 293253 euros, contre 4,4 millions d'euros pour le Front national (FN, deven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en 2018) dans l'affaire des assistants parlementaires européens -, le tout sur dix ans et par cinq personnes, si l'on soustrait les complices et les receleurs.
Quelque 131 contrats d'assistants ont été passés au crible, seuls 11 ont été retenus par l'accusation: ce n'est certes pas l'affaire du siècle. Elle est à peine suivie dans le public par quelques rares curieux, alors qu'étaient pourtant jugés un ex-garde des sceaux devenu premier ministre, un autre ministre de la justice et deux sénateurs. François Bayrou a probablement raison de s'inquiéter, le sort du MoDem n'intéresse plus grand monde. Trois avocats se sont succédé en défense du Béarnais, parfois interrompus en pleine plaidoirie par la présidente de la cour, qui ne peut pas s'en empêcher. Paul Mallet, sans surprise, a souligné qu'il n'y avait rien dans le dossier. « Ce n'est pas parce qu'on répète cent fois qu'il est coupable, a expliqué l'avocat, qu'il y a "un système" de détournements de fonds. » Il a rappelé que le tribunal avait estimé « qu'aucune pièce du dossier ne permet[tait] d'affirmer avec un degré de certitude raisonnable que François Bayrou avait connaissance de la non-exécution de ces contrats d'assistance parlementaire ». Le parquet général lui-même a reconnu pour l'ancien premier ministre que « vous ne trouverez pas d'écrits de sa main, vous ne trouverez pas de traces, il ne signait rien ou presque ri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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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rre Casanova a ensuite souligné que « 95 % de ces emplois d'assistants ne sont pas contestables, en quoi est-ce un problème systémique ? ». D'autant que les sommes en jeu ne représentent que « moins de 0,37 % du budget du parti sur la période ». Il en veut pour illustration que « 60 % des enveloppes » avancées par le Parlement n'ont pas été consommées par les députés. L'argument serait fort s'il était exact : c'est vrai pour les assistants locaux, au siège du parti, mais si l'on y ajoute les assistants à Bruxelles, les eurodéputés ont bien dépensé la totalité des fonds mis à disposition par le Parlement – ce qui est leur droit.
L'avocat s'est ensuite attaché, avec un calme et une courtoise cruauté, à démonter les six témoignages à charge du dossier, «les délations» à l'origine de l'affaire, qui toutes avaient un net arrière-goût politique. Le 22 mars 2017, un mois avant le premier tour de la présidentielle, la députée européenne du FN Sophie Montel dénonce les emplois fictifs du Mo-Dem, «pour contrebalancer la charge politique dont est victime Marine Le Pen», écrit-elle au parquet. Le 17 mai, François Bayrou est nommé au gouvernement. Le 19 mai, «un contribuable français» prévient les enquêteurs qu'une ancienne eurodéputée, Corinne Lepage, dénonce les emplois fictifs de son ancien parti – ce contribuable a omis de signaler qu'il était un militant de droite au Havre (Seine-Maritime), et même avait été candidat à la présidence de l'Union pour un mouvement populaire (UMP) contre Nicolas Sarkozy.
Pierre Casanova a été assassin avec Corinne Lepage, certes « une adversaire politique», déboutée à deux reprises pour avoir réclamé de l'argent au MoDem, puis à En marche! (l'ex-nom du parti fondé par Emmanuel Macron). Chez elle, «l'argent a plus d'importance que les idées», a tranché l'avocat. Le jeu de massacre a continué avec l'une des assistantes parlementaires, qui s'est même présentée contre un candidat de son ancien parti; un autre, licencié pour faute grave, qui a rejoint l'équipe d'Anne Hidalgo (Parti socialiste) à Paris. François Miramont enfin, qui avait omis de signaler qu'il était membre du parti d'Eric Zemmour: « Vous devez chasser ces témoignages partisans, a conclu l'avocat, pour juger sur les faits. »
Les faits, il n'y en a pas, a poursuivi Pierre Cornut-Gentille, qui a démonté un à un « les indices concordants » retenus par le parquet général pour mettre en cause son client. « Des indices, c'est quand même ahurissant devant une cour d'appel, a tempêté l'avocat. Où sont les preuves ? » « Cette procédure a été une épreuve très douloureuse pour François Bayrou, a conclu Pierre Cornut-Gentille. En cinquante ans de vie politique, il a reçu des coups, il en a donné, il a le cuir bien tanné » – mais aussi une solide angine, et le prévenu tousse comme un perdu.
« Et puis cette épreuve, c'est aussi une tragédie, a repris l'avocat. Personne ne m'empêchera de dire qu'il y a un lien entre la mort de Marielle de Sarnez [en 2021], son alter ego, sa sœur en politique, et ce dossier. Elle était ministre des affaires européennes, elle a dû démissionner. Elle est morte six mois après le début de l'enquête. »
Les plaidoiries se sont closes avec les avocats de l'UDF et du MoDem – l'UDF existe toujours, même si c'est une coquille vide. Mario Stasi a dénoncé « le brouillard » du réquisitoire, « les énormités » des avocates générales et s'en est pris violemment à Didier Klethi, le directeur général des finances du Parlement européen, partie civile, en termes quasi injurieux. Le bâtonnier Francis Teitgen s'est enfin penché sur la responsabilité des partis, personnes morales, pour en conclure qu'il n'y en avait pas.
Sur son banc, dans le public, Bruno Gollnisch sommeille. L'ancien numéro deux du FN est revenu dans la salle où il a été condamné le 7 juillet à trois ans de prison avec sursis dans le procès des assistants parlementaires du FN. FRANCK JOHANNÈ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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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nombreux manques ont été soulignés dans le document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que devront remplir les élèves, de la grande section au lycée
Le Conseil supérieur de l'éducation a voté, jeudi 1er octobre, contre le projet de décret qui institue un questionnaire annuel sur les violences sexistes et sexuelles à destination des élèves, selon des sources syndicales concordantes. Ce vote consultatif des représentants des personnels et des usagers de l'école s'est soldé par o voix pour, 9 contre, 16 abstentions et 35 refus de vote. «Accueillir la parole des élèves sans garantir que chaque révélation sera suivie d'une prise en charge effective exposerait les enfants à une seconde violence, celle de l'abandon institutionnel», préviennent, dans une expression commune, la FSU, l'UNSA, la CFDT, le SNALC, SUD, la Fédération des conseils de parents d'élèves (FCPE), la Fédération des associations générales étudiantes (FAGE) et l'Union étudiante. Tous regrettent la «précipitation» autour de la mise en place de ce dispositif.
Cette décision n'empêchera pas plus de 10 millions d'élèves, de la grande section de maternelle à la classe de terminale, de répondre à partir du mois de novembre, de manière anonyme ou non, à cette série de questions destinée à révéler d'éventuels abus ou violences qu'ils auraient subis.
Si ce vote marque une étape importante, des inquiétudes se sont exprimées tout au long des semaines de concertation. Le 24 août, Edouard Geffray surprend tout le monde en annonçant dans la presse régionale la création de ce questionnaire, s'ajoutant à celui sur le harcèlement, lancé en 2023. Rappelant qu'« un enfant sur dix est victime de violences sexuelles en France », le ministre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s'attend à des résultats « sismiques » tant « le phénomène est massif ». Il s'agit, selon Edouard Geffray, d'instaurer « une rupture majeure pour prendre en charge la parole de l'enfant » et de renforcer le rôle de l'école en matière de détection et de prévention des violences. L'éducation nationale a émis 88 000 signalements lors de l'année 2025-2026, contre 50 000 trois ans auparavant. Parmi eux, plus de 13 200 concernent des violences sexistes et sexuelles.
Edouard Geffray souhaite aller vite mais la première version des questionnaires, diffusée mi-septembre, suscite un tollé. Les associations de protection de l'enfance, qui s'inquiètent qu'un tel procédé fasse peser sur l'enfant la responsabilité d'énoncer les violences, jugent les questions mal posées et expriment de nombreuses réserves. Elles voient dans la mesure un contre-feu à l'entretien annuel obligatoire pour tous les élèves – qui figurait dans la version initiale de la proposition de loi intégrale sur les violences sexistes et sexuelles débattue actuellement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 mais qui a disparu lors des débats parlementaires en commission. Cette obligation pourrait revenir, mais avec un déploiement progressif d'ici à 2032, à la faveur d'un amendement des rapporteurs.
Face aux polémiques, Edouard Geffray allonge alors de quinze jours la concertation et constitue des groupes de travail avec les syndicats de l'éducation, les associations de protection de l'enfance et les représentants de parents d'élèves. Fin septembre, le ministère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aboutit à la rédaction de cinq questionnaires, au lieu de trois initialement. De six à quinze questions sont posées en fonction des âges. Le premier s'adresse aux élèves de grande section, CP et CE1. Illustré, il présente un personnage fictif, Alix, dans différentes situations, et demande si l'élève se sent, comme elle, « en sécurité en classe » ou « là où [il ou elle] vit ». « Est-ce quelqu'un t'a déjà demandé de garder un secret poison, qui te rend triste, qui te fait peur ou qui te met mal à l'aise ? » ou « est-ce que quelqu'un (un adulte ou un autre enfant) a déjà touché tes parties intimes ? », interroge le formulaire.
L'exemplaire pour les CE2, CM1 et CM2 reprend la même terminologie sans les illustrations et ajoute des questions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Au collège, deux questionnaires sont proposés: l'un pour les élèves de 6 $^{e}$ et de 5 $^{e}$ , l'autre pour ceux de 4 $^{e}$ et de 3 $^{e}$ . La notion d'agression sexuelle apparaît pour ces derniers et une question est posée sur la sécurité en stage. Le sondage des lycéens reprend la même t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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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re les questions elles-mêmes, les conditions de passation soulèvent de nombreux débats. Un binôme, composé d'un enseignant et d'un professionnel de santé ou d'un personnel formé au sujet des violences sexistes et sexuelles, est nécessaire au moment de remplir le questionnaire. Problème : la santé scolaire manque de personnels depuis des décennies. L'éducation nationale ne compte que 8000 infirmières scolaires, 700 médecins, 3500 assistantes sociales et 8000 psychologues. Selon les calculs 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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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RÉLIE GAGNIER,
secrétaire générale
du SNUipp-FSU
ministère, chacun devrait se charger de 25 classes. « Nous manquons déjà de temps pour répondre à tous les passages à l'infirmerie des élèves », remarque Saphia Guereschi, secrétaire générale du SNICS-FSU, le principal syndicat de la profession.
Autre impératif: les questionnaires doivent être remplis lors d'une séance d'éducation à la vie affective, relationnelle et à la sexualité (Evars). Or, le déploiement des trois séances annuelles de cette «éducation à » est encore très imparfait. Les enseignants se plaignent d'être peu ou pas formés sur l'Evars. La lutte contre les violences sexistes et sexuelles n'y est que sommairement abordée.
Les craintes des syndicats de l'éducation, des représentants de parents comme des associations de protection de l'enfance concernent aussi l'après-questionnaire. Comment prendre en charge rapidement les élèves qui diront être victimes de violence? Comment faire si un élève révèle des violences mais reste anonyme? Les cas de figure sont multiples et souvent complexes. « Nous n'avons pas toutes les garanties que cette prise en charge se passe de manière correcte et dans les temps », prévient Mustafa Ozcelik, vice-président de la FCPE.
En tant que membre du comité d'experts sollicités pour l'élaboration de ce questionnaire, Denis Roth-Fichet se dit « extrêmement vigilant » sur le sujet. « Pour les élèves de maternelle qui signale raient des faits de violences sexuelles ou d'inceste, ils devront être immédiatement reçus en entretien individuel afin de les sécuriser », met en avant le secrétaire général de la Commission indépendante sur l'inceste et les violences sexuelles faites aux enfants (Ciivise). Par ailleurs, « nous souhaitons que tout enfant de parent qui s'opposerait au questionnaire soit reçu en entretien individuel ». Ce point est en cours d'expertise par le ministère de l'éducation, explique Denis Roth-Fichet.
« C'est très bien de vouloir libérer la parole, mais encore faut-il être au rendez-vous de l'écoute si c'est nécessaire, avec un cadre sécurisé et sécurisant pour les enfants », a également souligné Joëlle Sicamois, de la Fondation pour l'enfance, lundi 28 septembre.
Une parole que l'on retrouve aussi chez les pédiatres et, plus largement, chez les soignants. « Il est indispensable de travailler sur le parcours de l'enfant dans les suites des révélations », avertit Marion Lerouge-Bailhache, présidente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édiatrie médico-légale. Celle-ci partage, avec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édiatrie et le Groupe de pédiatrie générale, sociale et environnementale, de nombreuses réserves sur la façon dont sera pratiquée l'enquête.
Les trois sociétés savantes le rappellent, dans un texte mis en ligne mercredi 30 septembre: il existe des dispositifs adaptés à ces situations, les unités d'accueil pédiatrique enfants en danger, pour lesquels les moyens alloués doivent être abondés.
MATTEA BATTAGLIA,
SOLÈNE CORDIER
ET SYLVIE LECHERBONN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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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réserves alimentant les réseaux de distribution sont touchées par la sécheresse persista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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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n œil sur les rivières et les nappes, l'autre sur Météo-France. En ce début d'octobre mar-
Le fleuve Hexagone est un cours d'eau fictif, dont le débit a été estimé à partir d'une cinquantaine de stations de mesures placées à l'aval de grands fleuves, mais aussi de fleuves côtiers et de cours d'eau transfrontaliers.
qué par une sécheresse historique, les services d'eau potable du pays guettent chaque bulletin météorologique. Avec une obsession : quand les prochaines précipitations arriveront-elles? Il n'a plu que 21 millimètres en septembre, 70 % de moins que la normale mensuelle. « Nous n'avons plus que soixante jours [de stock] devant nous », relève Jean-Francis Richeux, président (sans étiquette) d'Eau du pays de Saint-Malo, en Ille-et-Vilaine.
Les quatre barrages de son syndicat s'épuisent – l'un d'eux est à sec depuis trois semaines. Leurs réserves, très sollicitées durant les épisodes caniculaires du fait de pics de consommation d'eau, ont fondu au cours de l'été. « On attend la pluie. On espère des nuages nourriciers », résume Jean-Francis Richeux. De nombreux élus partagent son inquiétude. Si l'épisode méditerranéen survenu mercredi 30 septembre a entraîné des crues dans le sud-est de la France, les tensions hydrologiques sont en effet loin d'être résorbées à l'échelle du pays.
L'approvisionnement en eau potable d'1 million de personnes reste considéré comme en tension, notamment au regard de la faiblesse des volumes ou des débits disponibles, selon le décompte communiqué par le ministère de la santé au Monde, daté du 23 septembre. Plus de 83 000 habitants dépendent de mesures d'urgence, 30 % de plus qu'au début du mois. Il s'agit essentiellement de ravitaillements par camions-citernes ou de mise à disposition de bouteilles d'eau. Les coupures nocturnes ou l'organisation de tours d'eau – des interruptions de la distribution par secteur ou plage horaire – touchent environ 3500 personnes.
Débit journalier moyen en mètre cube par seconde (m³/s)
Echelle logarithmique
Les difficultés tiennent en particulier à l'état des rivières, éreintées par le manque de pluies et les fortes températures estivales. Un cours d'eau fictif imaginé par l'hydrologue Vazken Andréassian, de l'Institut national de recherche en sciences et technologies pour
Années de sécheresse exceptionnelle
2026 2022 1976
Infographie Le Monde
l'environnement et l'agriculture, témoigne de cette sécheresse généralisée : le « fleuve Hexagone ». Son débit a été estimé à partir des données, bien réelles celles-ci, d'une cinquantaine de stations de mesures hydrométriques.
Cet indicateur, passé d'un extrême humide de 30 000 mètres cubes par jour à la mi-février à un extrême sec de moins de 1200 mètres cubes à la fin septembre, reflète le revirement hydrologique généralisé subi par la France après les intempéries de février. Au regard de ces étiages, pourquoi davantage de communes ne sont-elles pas en difficulté? De nombreux syndicats d'eau potable ont pu tenir bon grâce à la recharge hivernale de leurs nappes souterraines : deux tiers des volumes d'eau potable proviennent de ces masses d'eau du sous-sol.
Des leçons ont aussi été tirées de précédentes pénuries. Si les transformations à engager pour adapter le pays aux extrêmes hydrologiques restent nombreuses, « la sécheresse de 2022 a servi d'électro-

Données arrêtées au 29 septembre 2026, avant la survenue de l'épisode méditerranéen du 30 septembre. Source : Institut national de recherche pour l'agriculture, l'alimentation et l'environnement (Vazken Andréassian et François Tilmant)
Autres années (1970-2025)
choc et a entraîné des investissements dans les interconnexions entre les réseaux d'eau et l'amélioration de leur gestion : fuites, nouveaux captages... », analyse Simon Porcher, professeur en sciences de gestion à l'université Paris-Dauphine. Le chercheur signale également des progrès dans la mise en place des arrêtés préfectoraux de restrictions des usages de l'eau, pour préserver les écou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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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crise pourrait toutefois se prolonger. Les niveaux des nappes s'amenuisent : à la mi-septembre, 62 % des points de suivi du Bureau de recherches géologiques et minières se trouvaient au-dessous des normales mensuelles. « Croisons les doigts pour que ça se finisse bien », confie Michel Claudel, président (sans étiquette) du Syndicat des eaux de Champagne, en Haute-Saône, où le niveau d'eau des puits continue de baisser. « Tous les usages non essentiels sont encore à proscrire », insiste Hortense Bret, directrice générale des services du syndicat Eau 17, en Charente-Maritime. Les masses d'eau ne se trouvent plus que dans un état « moyen », malgré le très bon niveau de remplissage de cet hiver. Le débit de la Charente, dans laquelle puise aussi Eau 17, demeure critique.
Face à la chute des réserves, des services d'eau ont décidé de réduire la pression dans leurs réseaux – ou y songent, comme à Laval, en Mayenne. « Ce sont des questions qui se posent, assure Patrick Eisenbeis, directeur eau et assainissement de l'agglomération.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on réfléchit à quoi mettre en place en cas de problème. »
Certaines structures préparent des pompages de secours. Dans la Creuse, la ville de Guéret a ainsi reçu l'autorisation de prélever, au besoin, dans son plan d'eau, l'étang de Courtille. L'est de la communauté d'agglomération du Grand Guéret se trouve aussi sous tension, et des camions-citernes approvisionnent déjà le réservoir d'un village. « Nous marchons sur des œufs», confie Laurent Rivière, vice-président (sans étiquette) de la collectivité. Pendant la nuit du 30 septembre au 1 $^{er}$ octobre, un épisode pluvieux a toutefois accordé un peu de répit à l'élu.
Dans le Sud-Ouest aussi, les ondées apportent un peu de soutien à la Garonne. «Au vu de l'arrêt du tarissement lié aux petites pluies et afin de préserver les stocks», l'établissement public Garonne Gascogne et affluents pyrénéens réduit ses lâchers dans ce fleuve dont dépendent les Toulousains pour leur eau potable. De nouvelles précipitations sont attendues sur l'ensemble du pays, notamment la semaine prochaine. Elles ne devraient toutefois pas suffire à résorber tous les déficits accumulés. Les sols vont sans doute « rester au global à des niveaux [de sécheresse] record pour un mois d'octobre », avertit Simon Mittelberger, climatologue à Météo-France.
De nouvelles tensions pourraient émerger autour du partage du précieux liquide, à mesure que le changement climatique boule-
De nombreux syndicats ont tenu bon, grâce à la recharge hivernale de leurs nappes souterraines
verse le cycle de l'eau. Se pose, en creux, la question du modèle de société souhaité dans chaque bassin versant. Par exemple, au sein de la communauté d'agglomération du Boulonnais, dans le Pas-de-Calais, les activités de transformation de produits de la mer sont gourmandes en eau potable. «La seule zone d'activité halieutique, donc 5000 emplois, représente 13 % de la consommation globale », précise Frédéric Cuvillier, président socialiste de la collectivité. Les élus misent entre autres sur la solidarité entre territoires. Une interconnexion avec le réseau de la communauté d'agglomération voisine a ainsi été créée le 10 août. «Nous avions engagé toutes les réflexions en amont, pour pouvoir appuyer sur le bouton au moment nécessaire», raconte Frédéric Cuvillier.
La communauté de communes Rumilly Terre de Savoie compte, elle, se raccorder à trois structures, dont le Grand Annecy (Haute-Savoie). Le projet a été lancé officiellement au début du mois de juillet. «Le but n'est pas de consommer plus d'eau demain, mais de pouvoir mieux consommer l'eau, de la prendre aux endroits où les prélèvements nuisent le moins possible au milieu naturel», plaide Yohann Tranchant, le président (sans étiquette) de Rumilly Terre de Savoie. Les enjeux hydroclimatiques s'y entremèlent avec les problèmes de pollution de l'eau: une unité de traitement a dû être mise en service en 2023 après la découverte de substances per- et polyfluoroalkylées (PFAS) dans deux captages. Les élus entendent la pérenniser. «La ressource quantitative de cette nappe est stratégique pour le territoire», appuie Yohann Tranchant.
LÉA SANCH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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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s la plaine du Forez, une vingtaine de communes sont proches de la rupture d'alimentation, et les élus prennent des mesures d'ur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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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AGE
MARCILLY-LE-CHÂTEL (LOIRE) - envoyé spécial
Du jamais-vu. A Marcilly-le-Châtel (Loire), village de 1500 habitants situé au milieu de la plaine du Forez, des tuyaux noirs en polyéthylène parcourent depuis peu les fossés, les champs et les vignes. Posés à la hâte début septembre, ils grimpent vers le château médiéval, reconverti en volière touristique, jusqu'au réservoir de 1000 mètres cubes d'eau potable de la commune. « J'ai reçu un appel des services techniques de l'agglomération, le soir du 7 septembre, pour me dire qu'il nous restait quinze jours de réserve d'eau potable. Le lendemain nous avions une réunion pour des travaux en urgence, afin de raccorder notre réservoir à un autre réseau d'alimentation, ça a été brutal », explique le maire (sans étiquette), Thierry Gouby. Ce dernier n'avait « jamais connu » une telle situation en trois mandats.
En quelques jours, plus de 4 kilomètres de tuyaux ont été posés pour éviter la coupure totale dans cette commune accablée par la sécheresse. «La pression des robinets avait baissé. L'eau était trou ble certains jours. Je ne la bois plus», témoigne Yannick Boisset, 52 ans. Ce dernier a changé ses habitudes: «J'ai arrêté de planter dans mon jardin. J'utilise 60 litres par jour tirés d'un puits pour mes volailles. Il n'est pas tombé une seule goutte de pluie depuis le mois de mai.» Le maire a fourni lui-même des packs d'eau pour les élèves de l'école primaire.
Située à l'est de Saint-Etienne, la plaine du Forez connaît une sécheresse inédite dans sa durée et ses conséquences. Selon l'agence régionale de santé d'Auvergne-Rhône-Alpes, 63 communes de ce bassin d'une quarantaine de kilomètres de long et une vingtaine de large « sont concernées par des difficultés quantitatives d'alimentation en eau potable », à cause des « débits de ressources en eau inférieurs de 10 % à 30 % », par rapport à 2025. Pour la première fois, 27 communes, représentant 14500 habitants, ont subi à la fin de l'été un risque imminent de coupure d'eau potable entraînant des mesures exceptionnelles pour y remédier comme l'acheminement d'eau par citerne ou la connexion à d'autres réseaux.
La situation est critique. Selon les estimations des services de la communauté de communes Loire Forez-agglomération, il faudrait réduire de 20 % la consommation globale d'eau potable pour éviter les ruptures d'ici au retour des pluies, soit 1 million de mètres cubes par jour. «S'il n'y a pas une réduction massive de consommation, ça ne tiendra pas», a alerté Christophe Bazile, maire (divers droite) de Montbrison et président de la collectivité. Dotée de la compétence de gestion de l'eau, la communauté de 84 communes a voté une série de délibérations pour améliorer son réseau, mardi 22 septembre.
«Il faut chercher les réponses dans le long terme, pour assurer la sécurité des territoires. Cette sécurité doit être basée sur la solidarité », préconise Olivier Cornu, directeur des opérations de Saur
OLIVIER CORNU
directeur des opérations
de Saur France
France, délégataire chargé de l'alimentation en eau sur une partie de ce territoire entouré des monts du Forez et du Lyonnais. Selon l'opérateur, « le système hydrique a fondamentalement changé. Dans ces secteurs semi-montagneux, les réserves étaient pour partie alimentées par la fonte des neiges, ce n'est plus le cas. Ces changements liés au climat ne vont pas faibli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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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u potable de la plaine du Forez provient pour deux tiers de 160 captages des monts environnants, et de deux nappes peu profondes. Un tiers est issu de rivières et du canal du Forez, alimenté par le fleuve Loire. «Il a fallu employer les grands moyens», raconte Christian Pangaud, 61 ans, patron de l'auberge La Césarde, au pied du château de Marcilly-le-Châtel, en montrant les tuyaux qui passent au fond de son parking. Sa terrasse offre une vue imprenable sur la plaine jaunie de chaleur où trois jets d'eau scintillent dans la campagne. «Regardez, les enrouleurs tournent, tant que les agriculteurs arrosent, c'est qu'il y a de l'eau!»
«La population est de plus en plus déconnectée du monde agricole. Les gens nous pointent du doigt, semble lui répondre Claude Detour, 40 ans, éleveur dans le groupe d'exploitation agricole en commun (GAEC) André, qui compte 200 vaches, à la sortie du village. Dès qu'une flaque d'eau couvre la route, des automobilistes s'arrêtent et prennent des photos, en nous accusant de gaspiller l'eau. Si cette crise pouvait remettre du lien entre les gens et montrer qu'on n'est pas des cons, le monde s'en porterait mieux. »
Les agriculteurs du secteur pratiquent la polyculture et l'élevage et irriguent principalement du maïs pour nourrir leur cheptel. Ils arrosent avec l'eau brute du fleuve Loire, grâce à un réseau d'irrigation relié au canal du Forez, hérité de l'époque napoléonienne. «Le canal irrigue 6 000 hectares du Forez. Tout est automatisé. Le niveau du barrage sur la Loire est surveillé. C'est le barrage qui nous sauve», confie Pierre-Jean Chazal, 36 ans. Cet autre éleveur du village a choisi de soulager le réseau d'eau potable, en basculant sur le canal du Forez, pour tirer les 10 000 litres quotidiens, indispensables à son troupeau de 100 vaches.
Nouvelles connexions, citernes en dépannage, stations mobiles de traitement d'eau potable, débat sur la ressource de la Loire : le Forez se mobilise. « Il faut prévenir avant d'arriver à des conflits. Le public doit monter en compétence pour comprendre la situation. Il faudra des décisions systémiques et sans doute réviser notre modèle agricole », estime Jean-Pierre Mousset, responsable de l'association Partag'eau 42. Des communes s'interrogent sur la prochaine révision de leur plan d'occupation des sols, avec l'idée de limiter les constructions, faute d'eau pour couvrir les besoins d'une population qui augmenterait.
A Marcilly-le-Châtel, les efforts communaux et individuels ont permis d'économiser 30 % d'eau potable en quinze jours. «Je fais vraiment attention», témoigne Bruno Delauche, 56 ans, devant sa villa avec vue sur la vallée. Le commercial a pris l'habitude de garder le fond de carafe d'eau du repas du soir pour faire le café du lendemain. Plus loin, son jeune voisin, Etienne Lauredon, avoue avoir «lâché le jardin» pour préserver la ressource. «Nous sommes nés avec le souci du climat. On sait qu'il va falloir changer les choses», soutient ce père de deux enfants, à l'ombre d'un cerisier assoiffé.
RICHARD SCHIT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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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menaces de Trump ont précipité les discussions sur les pistes susceptibles de freiner l'envolée des prix

A Arles (Bouches-du-Rhône), le 22 septembre. LEWIS JOLY POUR « LE MONDE »
C' était le scénario du pire pour les Européens: un embargo américain sur les ex-
portations de gazole, solution envisagée ces derniers jours par le président des Etats-Unis, Donald Trump, pour remédier à la flambée des prix du carburant, aurait provoqué une grave crise d'approvisionnement au sein de l'Union européenne (UE).
La menace est désormais écartée. Au moins pour un temps. «Nous avons acté qu'il n'y aurait pas d'interdiction, de limitation des exportations entre les membres du G7», a assuré, vendredi 2 octobre, Emmanuel Macron, à l'issue d'une réunion d'urgence conviée sous l'égide de la France qui détient la présidence tournante du groupe. «Le président Trump a été très clair sur ce point», a insisté le chef de l'Etat français.
Au même moment, le locataire de la Maison Blanche paradait sur un autre résultat de la discussion : « L'Europe a accepté de libérer une quantité massive de son gazole abondamment stocké », s'est félicité Donald Trump sur son réseau, Truth Social. La question faisait, depuis quelques jours, l'objet d'un ultimatum de la part de l'administration américaine: soit cet engagement, soit l'embargo. Une interdiction « porterait atteinte à notre confiance dans les Etats-Unis en tant que partenaire fiable », avertisait en retour, vendredi matin, une porte-parole de la Commission européenne.
Les dirigeants du G7 ont finalement endossé la décision de débloquer jusqu'à 100 millions de barils de gazole et de pétrole brut dans les quatre mois, sous l'égide de l'Agence internationale de l'énergie (AIE). Une initiative à remettre dans le contexte de la première opération, annoncée en mars, dans les premiers jours de la guerre au Moyen-Or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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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époque, les pays membres de l'AIE – dont ceux de l'UE et les Etats-Unis – avaient informé mettre 400 millions de barils à la disposition du marché pour tenter de freiner l'envolée des cours de l'or noir. Mais Washington reproche aux Européens de n'avoir pas libéré tous les volumes promis.
«Nos partenaires européens devraient accélérer la mise en œuvre de leurs engagements existants», écrivait, jeudi, sur X, le secrétaire au Trésor des Etats-Unis, Scott Bessent, alors que «l'Amérique a fait sa part». Les Etats-Unis ont assumé près de la moitié de l'opération annoncée en mars, avec une dernière tranche de 40 millions de barils débloquée mardi.
De fait, les données disponibles mettent en évidence un net contraste transatlantique. Ainsi l'Allemagne, le plus grand contributeur de l'UE, a fourni moins d'un quart des 19,5 millions de barils évoqués en mars. En France, « on n'a quasiment rien utilisé, souligne un acteur pétrolier au courant de la situation. L'enjeu de l'annonce, en mars, était d'envoyer un signal au marché pour dire qu'on avait ce qu'il fallait en réserve si nécessaire. Les stocks stratégiques, ça sert à pallier une rupture ponctuelle d'approvisionnement, pas à faire baisser les cours ».
Mais la situation, aujourd'hui, est précisément celle d'une envolée incontrôlable des prix des carburants, sur fond de guerre au Moyen-Orient et d'attaques persistantes de l'Ukraine contre les raffineries russes. Aux Etats-Unis, le diesel bat tous ses records, à 6,53 dollars le gallon, mettant Donald Trump sous forte pression à l'approche des élections de mi-mandat, le 3 novembre. La situation est tout aussi tendue en Europe, où le prix du gazole franchit aussi des sommets historiques : il s'établissait ces derniers jours, en moyenne, à 2,24 euros le litre, selon une compilation de données publiée jeudi par la Commission européenne.
Au Moyen-Orient, de plus en plus de cargaisons de brut parviennent désormais à franchir le détroit d'Ormuz. Rien de tel pour les produits pétroliers. De nombreuses raffineries, endommagées au cours du conflit, sont à l'arrêt et les flux expédiés du golfe Arabo-Persique ont baissé de 75 % depuis la fin février. En même temps, la Russie n'exporte plus une goutte de gazole depuis juillet, plaçant ses principaux clients – le Brésil et la Turquie notamment – en concurrence avec les Européens pour obtenir des barils de substitution.
Les pays dotés d'importantes capacités de raffinage sont tentés de garder leurs ressources chez eux. La Chine aurait décidé de suspendre ses exportations tout le mois d'octobre pour soulager ses stocks domestiques, selon des sources citées par l'agence Bloomberg. En Europe, les raffineries tournent à plein régime mais les capacités de production ont fortement diminué ces dernières années. La moitié de la consommation européenne de die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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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 couverte par les importations, et les Etats-Unis figurent au premier rang de ses fournisseurs.
Un déblocage des réserves pourra-t-il permettre d'alléger les tensions? Des «stocks substantiels» de gazole doivent être mis sur le marché dans les vingt prochains jours, selon la déclaration des pays du G7 qui évoquent déjà la possibilité, « si nécessaire », de mises à disposition « supplémentaires ». « Les stocks, c'est “one shot”. Une fois qu'on les a libérés, on ne peut pas les mobiliser une deuxième fois, met en garde Olivier Appert, conseiller du centre énergie à l'Institut français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Il faut être conscient que la seule solution à long terme, c'est de régler la crise sur le fond. »
Selon Emmanuel Macron, les pays du G7 ont aussi convenu de « travailler (...) pour faire baisser les marges des raffineurs et pour faire baisser les coûts de transport » qui ont bondi à cause du blocage du détroit d'Ormuz. Autant de mesures qui doivent « déclencher une baisse des prix sur les marchés mondiaux », espère le président français.
MARIE DE VERGÈ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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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gmentation des prix dans les 21 pays de la zone a atteint 3,8% sur un an en septembre, selon la première estimation d'Eurostat
L' inflation a augmenté plus que prévu en septembre dans la zone euro, passant à 3,8 % après 3,2 % en moyenne en août 2026, selon les estimations publiées vendredi 2 octobre par Eurostat. Ce rythme d'inflation, quasiment le double de l'objectif de 2 % fixé par la Banque centrale européenne (BCE), est le plus élevé depuis trois ans. Les grandes économies de la zone – qui regroupe les pays dont l'euro est la monnaie nationale – sont touchées par cette reprise de l'inflation: 5 % en Espagne contre 4,6 % en août, 4,1 % en Italie contre 3,2 %, 3,4 % en France contre 2,6 %, 3,3 % en Allemagne contre 2,9 %, détaille Eurostat.
Cette flambée inflationniste provient pour l'essentiel de la hausse des prix de l'énergie liée à la situation au Moyen-Orient. Elle fait ressurgir le spectre d'un emballement généralisé des prix dans les 21 pays de la zone euro. La perspective d'un reflux des prix de l'énergie à court ou moyen terme semble en effet très peu probable, compte tenu de l'impasse diplomatique dans le conflit entre les Etats-Unis et l'Iran et de l'approche de l'hiver en Europe, qui va tirer la consommation d'hydrocarbures et d'électricité à la hausse.
En douze mois, les prix de l'énergie ont augmenté de 18,8 % en zone euro, une nette accélération après les 14,3 % atteints en août. L'énergie reste, et de loin, le principal contributeur à l'inflation. Les prix des services ont augmenté au total de 3,2 % en rythme annuel en septembre, contre 3 % en août ; l'alimentation, l'alcool et le tabac de 1,4 % contre 1,1 % en août. La hausse des prix des biens industriels est, elle, plus contenue, avec une augmentation de 1,1 % en septembre contre 1,2 % le mois précédent.
Cette inflation qui accélère plus vite que prévu avive la perspective d'une nouvelle hausse des taux d'intérêt de la BCE, qui les a déjà relevés à deux reprises depuis le
L'augmentation du prix de l'argent sur les marchés va renchérir le coût du crédit pour les entreprises et les ménages début de l'année, en juin puis en septembre. Pour Diego Iscaro, chef de l'équipe Economie européenne chez 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 « la hausse de l'inflation plus élevée que prévu signifie qu'une hausse des taux peut être à l'ordre du jour dès la réunion d'octobre de la BCE ». « L'économie de la zone euro a fait preuve de résilience face aux prix de l'énergie et aux fortes incertitudes géopolitiques, mais alors que nous entrons dans le quatrième trimestre, cette résilience va être mise à l'épreuve par une inflation plus élevée », explique-t-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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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ne Lagarde, la présidente de la BCE, avait toutefois expliqué le 28 septembre devant le Parlement européen que la hausse des rendements obligataires pourrait jouer un rôle de ralentisseur de l'inflation. En effet, l'augmentation du prix de l'argent sur les marchés va renchérir le coût du crédit pour les entreprises et les ménages, ce qui, en bout de chaîne, pèse sur la demande. Face à une activité morose, les entreprises ont par ailleurs moins de latitude pour répercuter le choc énergétique en augmentant leurs prix – ce qui peut contribuer à canaliser l'inflation.
En France, à 3,4 % selon Eurostat, l'inflation est au plus haut depuis février 2024, deux ans après l'invasion russe en Ukraine. Elle devrait continuer à progresser dans les prochains mois en raison de la hausse des prix du gaz, intervenue en septembre et qui n'a pas encore été répercutée sur le consommateur. L'inflation d'ensemble reste encore largement tirée par l'énergie, dont le prix a augmenté de 21,2 % sur un an. Elle est aussi redevable, quoique dans de plus faibles proportions, aux conditions climatiques qui provoquent une flambée des prix des produits frais, de 9,9 % sur un an, et pousse l'inflation alimentaire à 1,5 % en France, contre 1,1 % en août.
Toutefois, selon Charlotte de Montpellier, économiste chez la banque néerlandaise ING, une généralisation de l'inflation en France semble, à ce stade, « assez peu probable ». La faiblesse de la demande et l'atonie du marché du travail sont peu propices à une répercussion sur les salaires – qui devraient peu augmenter. Ainsi, l'inflation en France devrait rester « plus contenue » que dans le reste de la zone euro, estime l'experte.
BÉATRICE MAD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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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autorités craignent de mauvais usages ou des surconsommations en cas d'accessibilité sans ordonnance
C'est devenu un réflexe pour nombre de malades. Confrontés à des difficultés d'accès à leurs médecins, les Français sont de plus en plus nombreux à pousser directement la porte de l'officine en quête de médicaments disponibles sans ordonnance pour soulager leurs affections bénignes. Quitte à débourser quelques euros de leur poche, faute de prescription médicale. Forts de ce constat, pharmaciens et laboratoires demandent à élargir la liste des traitements autorisés en vente libre afin d'en faciliter l'accès aux patients.
Car si les remèdes pour soulager les maux du quotidien ne manquent pas sur les étagères des pharmacies, une partie de ces traitements demeure accessible uniquement sur ordonnance. Les principaux syndicats de pharmaciens (FSPF et USPO) ont ainsi identifié une première liste de 33 références « au profil de sécurité bien établi » à soumettre aux autorités de santé afin de les rendre également disponibles en vente libre pour les mala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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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rètement, les produits seraient alors accessibles aux patients avec ou sans ordonnance. Parmi les références listées par les pharmaciens figurent, entre autres, des traitements contre des affections dermatologiques, les troubles digestifs, les mycoses, les douleurs dentaires, les insomnies, les rhinites ou encore les poux.
Les professionnels de santé se sont appuyés sur les travaux menés préalablement par NèreS, l'association représentant les laboratoires pharmaceutiques spécialistes des produits de santé sans ordonnance, qui pousse depuis plusieurs années à faire sauter le verrou de l'ordonnance sur les médicaments de premiers recours. Dans une étude réalisée en 2025, celle-ci avait comparé la situation de l'Hexagone avec huit autres pays européens et recensé 134 traitements pour lesquels les patients n'avaient pas besoin d'ordonnance dans au moins l'un d'eux, contrairement à la France. C'est dans cet inventaire que les syndicats de pharmaciens ont retenu, après leur propre examen, leurs 33 premières propositions.
Afin de convaincre les autorités, les industriels mettent en avant les gisements d'économies potentiels pour l'Assurance-maladie. Selon les calculs de NèreS, la mesure, si elle était étendue à l'ensemble des traitements recensés par les laboratoires, générerait environ 377 millions d'euros d'économies par an pour le système de santé. Celles-ci proviendraient, à hauteur de 200 millions d'euros, des consultations médicales évitées, et à 177 millions d'euros, des non-remboursements des médicaments, les traitements achetés sans ordonnance étant à la charge du patient.
Jusqu'à présent, l'Agence nationale de sécurité du médicament, qui décide de la pertinence ou non de vendre un produit sans prescription médicale, s'est montrée peu encline à ouvrir les vannes. L'agence redoute notamment qu'un accès facilité à certains médicaments n'en favorise le mauvais usage ou la surconsommation. En 2025, elle n'a ainsi autorisé le passage à une délivrance sans prescription obligatoire que d'un seul médicament : l'acide tranexamique, utilisé pour traiter les règles abondantes.
ZELIHA CHAFFIN

Chaîne de production des Peugeot E-3008 et E-5008, à l'usine Stellantis de Sochaux (Doubs), le 3 octobre 2024. FRÉDÉRICK FLORIN/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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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rs que le constructeur automobile cherche à préserver sa trésorerie, il devrait placer plus de 8 000 salariés au chômage partiel
Le bras de fer continue entre Stellantis et son fournisseur de batteries ACC. Mardi 29 septembre
Mardi 29 septembre après-midi, le groupe automobile a annoncé la mise à l'arrêt de quatre usines en France. Les sites de Sochaux (Doubs), Rennes et Poissy (Yvelines) cesseront de produire pendant une semaine, fin octobre, quand celui de Mulhouse (Haut-Rhin) s'arrêtera la dernière quinzaine. Au total, ces mesures de chômage partiel concerneront 8 400 salariés, soit plus de 20 % des effectifs de Stellantis en France et n'épargneront qu'une seule des cinq usines d'assemblage, celle d'Hordain (Nord). Les salariés concernés percevront une indemnité de 84 % de leur salaire net, mais 1900 intérimaires seront au chômage technique.
Le groupe justifie ces arrêts par une «disponibilité insuffisante de certaines batteries de [leurs] véhicules électriques ». Dans ses usines de Rennes et Sochaux, le groupe fabrique des SUV électriques à grande autonomie (jusqu'à 700 kilomètres) fournies par ACC. Or la gigafactory française tarde à augmenter la cadence de sa première ligne de production, démarrée au printemps 2024 à Douvrin, dans le Pas-de-Calais.
Autrement dit, le fournisseur de Stellantis n'est pas capable de livrer plus de batteries électriques et freine la production des deux usines. Celle de Rennes, qui assemble le C5 Aircross de Citroën, est davantage pénalisée car les batteries disponibles sont attribuées en priorité aux modèles assemblés à Sochaux, à commencer par les Peugeot 3008 et 5008, dont les marges sont plus élevées.
Les salariés de l'usine bretonne sont d'autant plus inquiets que le site a déjà subi douze jours d'arrêt depuis le début de l'année. « On ne s'y attendait pas et on sent que ce n'est pas fini, car il manque un véhicule pour remplir l'usine », explique Laurent Valy, secrétaire général de la CFDT du site de Rennes-La Janais. L'usine ne produit en effet qu'à moitié de sa capacité et doit accueillir un modèle du partenaire chinois de Stellantis, Dongfeng, à partir de 2028. Le directeur de la marque Citroën, Xavier Chardon, table sur un retour à la normale des livraisons de batteries ACC « début 2027 ». En attendant, l'usine allemande d'Opel à Eisenach (Thuringe), qui dépend, elle aussi, de ces batteries à grande autonomie, pourrait également être arrêtée, reconnaît le grou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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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ès une année quasiment blanche en 2025, ACC assure parvenir enfin à monter en cadence et vise une pleine production « courant 2027 », d'environ 10 000 batteries par mois. « En septembre, nous avons réussi à en produire pour 5 000 voitures, ce qui correspond à notre accord avec Stellantis », assure son secrétaire général, Matthieu Hubert.
Le constructeur, de son côté, explique qu'en raison de l'augmentation des prix des carburants, la « demande pour ses modèles de grande autonomie est soutenue et reste supérieure aux capacités d'approvisionnement ». Comme tous ses concurrents, il n'avait pas
Le groupe justifie ces arrêts par une «disponibilité insuffisante de certaines batteries de véhicules électriques »
anticipé la hausse des commandes de voitures électriques favorisée par le conflit en Iran et l'envolée des prix des hydrocarbures.
« En 2026, nous suivons les objectifs de production qui n'ont pas été changés », répond le porte-parole d'ACC. Un argument à propos duquel Stellantis, premier actionnaire d'ACC, ne fait aucun commentaire. Le sujet devrait être à l'ordre du jour, en octobre, de la prochaine réunion trimestrielle entre les deux entreprises.
Stellantis profite aussi de la situation pour réduire ses stocks. Ses deux autres usines de Poissy et Mulhouse seront arrêtées car elles tournent déjà à mi-régime. La production va même cesser à Poissy en 2027 avant que l'usine soit transformée en site de recyclage de pièces, en 2028. De son côté, l'usine de Mulhouse compte deux véhicules en fin de cycle (les Peugeot 308 et 408) et n'accueillera aucun nouveau modèle avant trois ans. « Nous opérons une gestion fine des stocks, surtout en fin d'année », reconnaît un porte-parole de Stellantis.
Le sujet est devenu clé pour le groupe depuis 2024. « L'objectif est que les stocks ne pèsent pas sur la trésorerie pour ne pas faire les mêmes erreurs qu'aux Etats-Unis », explique Laurent Oechsel, délégué central de la CFE-CGC chez Stellantis. Le constructeur a brûlé 10,5 milliards d'euros de cash depuis deux ans à cause d'immenses stocks chez ses concessionnaires Jeep. Depuis, les marchés financiers les surveillent de près. Stellantis cherche à faire remonter son cours de Bourse, qui a fini, mercredi soir, à son plus bas niveau historique, à 3,90 euros.
MATTHIEU PECHB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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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XELLES - bureau européen
A SML tire la sonnette d'alarme: le géant néerlandais des semiconducteurs, qui règne sans partage sur le marché des machines les plus sophistiquées pour fabriquer les puces électroniques les plus avancées, ne livre plus aucun équipement en Europe. « Nous n'y] vendons absolument rien », a déploré Frank Heemskerk, le vice-président exécutif d'ASML, lors d'un événement à Amsterdam le 22 septembre, a rapporté l'agence de presse Bloomberg.
Il faut dire qu'aucun pays européen n'a participé, même marginalement, à son chiffre d'affaires de 9,3 milliards d'euros au deuxième trimestre, publié le 15 juillet. En progression de plus de 20 % sur un an, celui-ci a été réalisé en Corée du Sud (qui a représenté 43 % des ventes d'équipements), à Taiwan (30 %), en Chine (14 %), aux Etats-Unis (9 %) ainsi qu'au Japon (4 %).
Pour l'état-major d'ASML, cette situation illustre le déclin de l'Europe dans le secteur ultrasensible des puces électroniques. Celles-ci sont désormais présentes partout, des smartphones aux téléviseurs, en passant par les chaudières, les voitures, sans oublier bien sûr les serveurs dévolus à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IA). Malgré la criticité de ce secteur, surnommé «le nouvel or noir», «l'Europe n'investit pas, et aucune usine de semi-conducteurs n'y est construite», a fustigé M. Heemskerk.
Sa sortie a été d'autant plus remarquée qu'ASML, qui n'a pas souhaité répondre à nos questions, est incontournable dans le monde des semi-conducteurs et de l'infiniment petit : ses dernières machines sont les seules à pouvoir produire, grâce à une technologie de photolithographie par extrême ultraviolet (EUV), des puces gravées à 2 nanomètres, qu'achètent aussi bien Nvidia, champion américain des serveurs d'IA, que son compatriote Apple pour produire ses smartphones et ordinateurs dernier cri. Porté par la vague de l'IA, ASML compte au moins passer la barre des 43 milliards d'euros de chiffre d'affaires en 2026, plus du double de celui de 2022.
Une ambition « hors de portée »
La critique de M. Heemskerk traduit surtout la déception d'ASML à l'égard du premier règlement européen Chips Act, entré en vigueur le 21 septembre 2023. Après avoir essuyé, au moment du Covid-19, une pénurie de puces qui avait mis à l'arrêt une partie du secteur automobile, l'Union européenne (UE) comptait sur cette initiative pour réduire sa très forte dépendance à l'Asie et aux Etats-Unis. « L'idée était de créer une exemption au droit de la concurrence européen pour autoriser les Etats à subventionner massivement, à coups de milliards d'euros, des usines de puces, rappelle Mathieu Duchâtel, directeur des études internationales à l'Institut Montaigne. Cela a permis de débloquer par endroits des investissements privés, mais malheureusement de manière limitée. »
Si l'Allemagne a convaincu TSMC, le champion taiwanais de la fabrication des puces, de bâtir une usine à Dresde (Saxe), en s'associant à d'autres industriels, un autre projet, qui devait voir le jour à Magdebourg (Saxe-Anhalt) avec l'américain Intel, a capoté. Et en France, le projet d'extension d'une usine du franco-italien ST-Microelectronics à Crolles (Isère)

Au Semicon, un salon professionnel consacré aux technologies des semi-conducteurs, à Shanghai (Chine), le 25 mars. GO NAKAMURA/REUTERS
suscite le questionnement: son partenaire américain, Global-Foundries, n'y a toujours pas investi un centime, «arguant [un] manque de perspectives commerciales en Europe», soulignait un rapport du Comité de surveillance des investissements d'avenir, le 15 avril.
Résultat : l'Europe ne représentait en 2025 que 10 % en valeur de la production mondiale de puces, et son ambition d'atteindre les 20 % en 2030 a été jugée « hors de portée » dans un rapport de la Cour des comptes européenne, le 28 avril 2025. « Si le Chips Act a permis de remettre le sujet de des puces sur le devant de la scène bruxelloise, il s'est très peu traduit en actes concrets », résume Julien Nocetti, chercheur associé au Centre géopolitique des technologies de l'Institut français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En outre, cette politique « n'a pas permis à l'Europe de rattraper son retard dans la production des puces les plus avancées, en dessous de 7 nanomètres », relève M. Duchâtel. Plus sévère encore, Gaurav Gupta, directeur de la recherche au cabinet Gartner, constate une « absence flagrante de fonderies européennes dans les puces de pointe », celles destinées à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Cette situation ne fait guère les affaires d'ASML, « qui n'a finalement que très peu bénéficié du Chips Act », poursuit M. Duchâ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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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rs que la CGT appelle au débrayage le 8 octobre sur tous les sites de l'entreprise, les employés vont bénéficier d'une avance de 1000 euros
C ertsains y verront un genre d'« opération de déminage ». Alors qu'un appel à la grève est lancé pour jeudi 8 octobre par la CGT de TotalEnergies sur « tous les sites » du groupe pétro-gazier, y compris les raffineries et certaines stations-service, la direction confirme le versement d'une prime exceptionnelle pour l'année 2026 à l'ensemble de ses salariés en France, selon un document que Le Monde s'est procuré. Un geste auquel s'était engagé, en mai, le président-directeur général, Patrick Pouyanné, à l'occasion d'un comité d'entreprise européen.
Une avance de 1000 euros doit être versée dès à présent, sans attendre l'ouverture des négociations annuelles obligatoires (NAO), en décembre. « Nous avons souhaité adresser un signal concret à l'ensemble de nos salariés en France » et ainsi manifester « notre volonté de reconnaître, dès aujourd'hui, leur contribution à la réussite collective de la compagnie», précise, dans ce document interne, Catherine Remy, la directrice générale « people and social engagement » du grou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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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décision illustre la fébrilité que suscite la perspective d'un mouvement social dont les ingrédients évoquent le précédent de l'automne 2022. A l'époque, un conflit salarial interne à l'entreprise avait dégénéré, en quelques semaines, en crise nationale de l'approvisionnement en carburants. Le contexte était déjà celui d'une flambée des prix de l'énergie, provoquée par le conflit russo-ukrainien, source de résultats exceptionnels pour le groupe. Durant trois semaines, une grève persistante avait entraîné des pénuries, voire la fermeture de certaines stations-service, poussant le gouvernement à ordonner 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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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équisitions. La multinationationale avait fini par concéder d'importantes revalorisations.
Cet automne, les prix de l'énergie s'envolent à nouveau, sur fond de guerre au Moyen-Orient. La politique de plafonnement des prix de l'essence et du gazole instaurée par le groupe dans ses stations-service françaises provoque, depuis des semaines, une véritable ruée des automobilistes. Cette mesure n'empêche pas TotalEnergies d'enregistrer à nouveau des profits record. Au premier semestre, son résultat net s'est établi à 11,2 milliards de dollars (9,97 milliards d'euros), soit un bon de 72 % sur un an.
Les raffineries européennes « tournent toutes à plein régime et sont comme des mines d'or », s'est félicité Patrick Pouyanné, lundi 28 septembre, lors de sa traditionnelle « journée investisseurs » organisée comme chaque année à New York. L'occasion d'annoncer une généreuse rétribution des actionnaires, avec une augmentation du dividende de plus de 5 % par an jusqu'en 2030.
« Tout le monde a ce pourcentage en tête », souligne Eric Sellini, coordinateur CGT du groupe, pour qui l'annonce d'une prime exceptionnelle, à une semaine de la grève, est « cousue de fil blanc ». « Il y a clairement la peur d'un emballement, compte tenu de la situation explosive dans le pays. Cela va se tendre encore si les raffineurs et les travailleurs des stations-service entrent dans la danse, estime-t-il. La direction essaie donc d'apaiser la grogne sur l'emploi et les salaires à coups de prime. Mais cela n'a rien de pérenne, alors que les dividendes des actionnaires, eux, sont sûrs d'être augmentés. » Dans son appel à la grève, la CGT évoque des effectifs « sous tension », notamment dans les raffineries, avec un recours grandissant à l'intérim et aux contrats de travail à durée déterminé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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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é par Le Monde, le groupe n'a pas souhaité faire de commentaire « avant l'ouverture des discussions prévues lors des NAO en décembre prochain ». La prime sera également accordée aux salariés des filiales détenues à 100 % par le groupe, comme Argedis, qui gère quelque 180 stations-service TotalEnergies, principalement sur les autoroutes. Certaines d'entre elles ont déjà fait grève au printemps.
«Nous avions demandé à la direction un geste avant la fin de l'année pour que les salariés puissent faire face à la tension sur les prix des carburants, rappelle Dominique Convert, coordinateur CFE-CGC à TotalEnergies, sans vouloir établir un lien entre l'annonce de ce versement et l'appel au débrayage de la CGT. Tout ce qui vient en plus est bon à prendre. Maintenant, il reste à voir comment se passeront les négociations. »
Les dernières NAO pour les augmentations des 14 000 salariés du socle social commun de Total-Energies, sur 35 000 salariés du groupe avec les filiales, s'étaient soldées, fin janvier, sur un dés-accord entre la CFE-CGC et la CGT, les deux premiers syndicats de l'entreprise, et la direction du groupe.
MARIE DE VERGÈ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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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adoptant, le 4 septembre, la résolution « Corriger la carte », les Nations unies ont appelé à rééquilibrer la représentation des régions de la planète, en particulier celle de l'Afrique. Des cartes héritées des puissances coloniales aux critiques portées par des pays du Sud global, ces projections symbolisent autant de visions concurrentes de notre monde
U n projet idéologique radical. » C'est ainsi que la représentante américaine Yaryna Ferencevych a qualifié, devant l'Assemblée générale
des Nations unies, la résolution « Corriger la carte » (« Correct the Map »). Adopté le 4 septembre par 164 voix contre une, celle des Etats-Unis, le texte appelle à ne plus réduire visuellement l'Afrique sur les planisphères.
Présentée par le Togo, au nom du groupe africain, la résolution préconise le recours à des projections respectant davantage la taille des territoires, plutôt qu'à la projection dite « de Mercator », accusée d'avoir façonné une image inéquitable du monde. Porté devant la seule enceinte où siègent tous les Etats du monde, ce débat rappelle aussi que représenter le monde n'est jamais neutre. Choisir une carte, c'est aussi décider de la place accordée aux puissances, à leurs territoires et aux frontières.
La projection aujourd'hui contestée répondait, à l'origine, à un besoin concret. En 1569, le cartographe flamand Gerardus Mercator publie un planisphère conçu pour la navigation. Révolutionnaire pour l'époque, sa projection conserve les angles et permet de naviguer à cap constant. En revanche, elle ne préserve pas les superficies. Plus on s'éloigne de l'équateur, plus les territoires s'étirent : près des pôles, ils apparaissent beaucoup plus grands qu'ils ne le sont en réalité.
Diffusée par les empires européens, dont elle a accompagné l'expansion, puis relayée par les atlas et l'école, la projection de Mercator s'est imposée comme une manière de voir le monde. L'essor de la cartographie en ligne aurait pu faire éclater cette convention en multipliant les représentations. Il a paradoxalement consolidé sa domination. Sa déclinaison numérique, Web Mercator, est devenue de facto « le » standard des cartes interactives – qui découpent le monde en petites images carrées chargées au fil du déplacement et du zoom – depuis que de grandes firmes américaines l'ont imposé. « Une grande partie des infrastructures de données géographiques et des services cartographiques en ligne, permettant de naviguer dans les cartes du Web repose sur la projection de Mercator, explique la géographe Françoise Bahoken, chercheuse à l'université Gustave-Eiffel (Champs-sur-Marne, Seine-et-Marne). L'offre géonumérique disponible aujourd'hui est encore beaucoup plus importante dans cette projection que dans d'autr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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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t cette vision, héritée de l'impérialisme européen, qui est aujourd'hui contestée. Sur un planisphère de Mercator, le Groenland paraît presque aussi grand que l'Afrique. Or, le continent africain est en réalité 14 fois plus vaste. Cette distorsion a peut-être nourri l'obsession de Donald Trump pour l'île arctique, territoire autonome du royaume du Danemark. «J'adore les cartes. Et je me suis toujours dit : "Regardez la taille de ce territoire, c'est immense; cela devrait faire partie des Etats-Unis" », avait-il déclaré en 2021.
Dire que Mercator est une carte «fausse» serait pourtant réducteur. «Représenter une Terre sphérique sur la surface plane d'une feuille ou d'un écran de téléphone induit forcément une transformation: toute projection préserve certaines propriétés et en déforme d'autres», rappelle le géohistorien Vincent Capdepuy. L'enjeu n'est donc pas de trouver une carte «vraie», mais de choisir la déformation la plus adaptée à l'usage que l'on veut en faire. « Critiquer aujourd'hui la projection Mercator est pertinent, ajoute-t-il, mais lui prêter des intentions qui n'étaient pas les siennes à l'époque où elle a été créée pour la navigation, c'est biaisé. »
La bataille autour des cartes n'en est pas moins politique. En 1974, le géographe allemand Arno Peters popularise une projection conçue par l'Ecossais James Gall en 1855, qui préserve la taille relative des continents, mais en déforme les contours. La projection de Gall-Peters devient alors un outil militant au service de la critique tiers-mondiste de l'ordre mondial. En 1980, elle fait la couverture du rapport de la commission présidée par l'ancien chancelier de la République fédérale d'Allemagne, Willy Brandt (1969-1974), intitulé « Nord-Sud : un programme de survie » (Gallimard, 1980). Consacré aux écarts entre pays riches du Nord et pays pauvres du Sud, le rapport voit dans cette projection « un progrès important par rapport à la conception qui attribuait un rôle mondial prépondérant à l'Europe sur le plan géographique comme sur le plan culturel ».
Un demi-siècle plus tard, la campagne africaine «Corriger la carte» réactive cette contestation. Elle défend la projection Equal Earth («Terre égale »), conçue en 2018 par les cartographes Bojan Savric, Tom Patterson et Bernhard Jenny. Elle propose des formes moins distordues que Gall-Peters et, selon le groupe africain, «une représentation cartographique plus juste du monde». Pour les Etats africains, corriger la carte dépasse la seule géométrie. La démarche relève de «la justice cognitive» et de la «réparation mémorielle». Elle entend mettre fin à la minimisation de l'Afrique dans l'imaginaire collectif, que la projection de Mer-

Projection de Mercator
(1569 - Gerardus Mercator) :
dite « conforme », elle respecte les angles,
mais crée d'importantes distorsions à mesure
que l'on s'éloigne de l'équateur.
Projection Equal Earth
(2018 - Bojan Savric, Tom Patterson et Bernhard Jenny) :
dite « équivalente », elle respecte la surface, mais déforme les angles. Conseillée par la résolution portée à l'ONU par l'Union africaine (UA).
cator a involontairement entretenue. Si plusieurs pays d'Amérique du Sud – aussi marqués par l'histoire coloniale et rape-tissés sur le planisphère de Mercator – ont soutenu la résolution, l'initiative africaine est sans équivalent. Elle s'ins-crit dans une offensive diplomatique plus large du continent pour obtenir la reconnaissance et la réparation des injustices du passé. Le 25 mars, à la demande du groupe africain, l'Assemblée générale des Nations unies a ainsi adopté une résolution qualifiant la traite des Africains réduits en esclavage de « crime le plus grave contre l'humanité ». Cette bataille diplomatique se joue aussi à un moment où l'Afrique cherche à peser davantage dans l'ordre mondial.
La revendication africaine a trouvé des relais au-delà du Sud global. La France, ancienne puissance coloniale, s'y est associée en annonçant l'abandon de Mercator au profit, notamment, de la projection Eckert IV, présentée en 1906 par le
Projection de Gall-Peters
(1855, James Gall ; 1974, Arno Peters), dite « équivalente ».

Projection Eckert IV
(1906, Max Eckert-Greifendorff), dite « équivalente », adoptée par la France le 4 septembre pour soutenir la résolution de l'Union africaine.


Surface réelle du Groenland (2,2 millions de kilomètres carrés), à l'échelle de l'équateur.
Surface de l'Afrique (30,4 millions de kilomètres carrés).
Pour projeter le globe terrestre sur une surface plane, on choisit un support de référence (plan, cylindre, cône). Selon ce support, les propriétés géométriques comme les surfaces ou les angles sont plus ou moins conservées. Les « indicatrices de Tissot » (●) permettent d'évaluer le degré de déformation.

Sources : M. Monmonier, Comment faire mentir les cartes, Autrement, 2019 ; F. Bahoken, N. Lambert, Cartographia. Comment les géographes (re)dessinent le Monde, Armand Colin, 2025 ; V. Capdepuy, X. Laborde, Dire le monde, Autrement, 2026 ; N. Zwer, Une autre histoire des cartes, Editions du Commun, 2026 ; C. Grataloup, L'Invention des continents et des océans, Larousse, 2009 ; Le Monde
Infographie Le Monde : Francesca Fattori et Victor Simonnet cator, ce n'était pas le cas: les cartes étaient souvent présentées avec le Sud en haut, comme celle du géographe arabe Al-Idrissi, au XIIe siècle, rappelle Françoise Bahoken. Les cartes médiévales étaient tournées vers les lieux saints, Jérusalem, La Mecque, et vers l'Orient. C'est d'ailleurs de là que vient le verbe "orienter".
Renverser la carte peut symboliquement renverser l'ordre du monde. C'est à cet exercice que se prête, en 1943, l'artiste uruguayen Joaquin Torres Garcia avec son Amérique inversée. En 1979, l'étudiant australien Stuart McArthur, lassé de voir son pays relégué dans un coin des planisphères, dessine une « carte corrective universelle du monde », qui place l'Australie au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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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 début des années 2000, Pékin se saisit des projections du géophysicien Hao Xiaoguang, membre de l'Institut de géodésique et de géophysique de l'Académie chinoise des sciences. Conçues pour « représenter plus clairement les relations géographiques entre les hémisphères Nord et Sud et le reste du monde », elles placent la Chine – l'empire du Milieu – au centre du planisphère et rejettent les Amériques vers ses marges. En 2025, le Brésil publie à son tour une carte centrée sur le pays, avec le Sud en haut. « La Terre est ronde. Notre point de vue compte », résume le président brésilien, 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
Issues d'une longue histoire de conquêtes coloniales et de rivalités de puissance, les cartes se réinventent pour faire valoir d'autres points de vue. Certaines vont plus loin. Elles ne se contentent pas de déplacer les regards: elles mettent en scène des ambitions territoriales aux accents néo-impérialistes. Le 7 septembre, Donald Trump en a fourni une illustration éloquente en publiant sur son réseau Truth Social une carte où les couleurs du drapeau américain recouvrent le Canada, le Mexique et le Groenland, ainsi que Cuba, l'Islande, les Antilles françaises et Saint-Pierre-et-Miquelon.
géographe allemand Max Eckert-Greifendorff et proche d'Equal Earth.
Le geste est surtout symbolique. «Les institutions françaises – enseignement, recherche, diplomatie – utilisent déjà plusieurs projections, précise Françoise Bahoken. Se limiter à une seule projection est réducteur, car tout dépend du phénomène que l'on représente: Eckert IV ou Equal Earth respectent la surface des continents, mais ne conviennent pas à la représentation des circulations, par exemple. »
Equal Earth, que défend le groupe africain, soulève elle-même d'autres questions. Sur les planisphères disponibles sur son site Internet, le traitement de la Crimée, annexée par la Russie en 2014, varie selon les versions. La péninsule apparaît distincte de l'Ukraine et de la Russie sur la carte en anglais, mais de la même couleur que la Russie dans la version russe. Cette particularité a poussé l'Ukraine à s'abstenir lors du vote de l'ONU. « Il est regrettable que, tout en (...)
Projection azimutale équidistante polaire (1581, Guillaume Postel), choisie par l'ONU pour son emblème en 1946.
remédiant enfin aux conséquences désastreuses du colonialisme [dans la représentation géographique des pays et des continents], nous risquions dans le même temps de créer de nouveaux problèmes tout aussi graves », a alerté Andri Melnyk,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de l'Ukraine auprès de l'ONU.
Une carte ne se résume pas au choix d'une projection. Elle détermine des formes et des proportions, tandis que le fond représente les frontières. Le cadrage, le
« Carte verticale »
(2013, Hao Xiaoguang), qui « découpe » la Terre le long des parallèles de latitude.
centrage et l'orientation, eux aussi, composent une certaine vision du monde. Au sortir de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les Nations unies retiennent ainsi pour emblème une projection azimutale équidistante centrée sur le pôle Nord : une façon de n'avantager visuellement ni les Etats-Unis ni l'Union soviétique.
Alors que le globe terrestre flotte dans l'espace, situer le Nord en haut ou l'Europe au centre de la carte n'a rien de scientifique. «Avant la projection de Mer-
Aucune projection ne réglerait, à elle seule, la question de la représentation du monde. « Dans un monde polycentrique et multipolaire, la bonne solution consisterait à multiplier les points de vue plutôt qu'à “corriger” une projection », estime le géohistorien Vincent Capdepuy. Imposer une seule option serait même, selon la géographe Françoise Bahoken, « problématique, voire dangereux : cela reviendrait à limiter et à uniformiser notre vision du monde. Alors que, justement, c’est la diversité des projections qui peut rendre compte de sa richesse ».
FRANCESCA FATTORI
« Carte du monde avec l'hémisphère Sud en haut et le Brésil au centre » (2025, Institut brésilien de géographie et de statistique, en projection Eckert III), publiée à l'occasion de la présidence brésilienne du sommet des BRICS (Brésil, Russie, Inde, Chine et Afrique du S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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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ès la reconnaissance, en mars, de l'esclavage transatlantique comme « le plus grave crime contre l'humanité », le groupe africain a remporté, le 4 septembre,
une nouvelle victoire symbolique aux Nations unies avec la résolution « Corriger la carte », qui appelle à remplacer les planisphères, dont la projection dite « de Mercator », déformant la taille de l'Afrique. Non contraignantes, ces initiatives replacent au cœur du débat diplomatique la question des réparations liées à l'esclavage et à la colonisation.
Paul-Simon Handy est directeur régional, à Addis-Abeba, de l'Institut d'études de sécurité pour l'Afrique de l'Est, qu'il représente auprès de l'Union africaine. Il défend une « mémoire de la responsabilité », qui enjoint aux Etats africains de reprendre la main sur le récit de leur passé, sans que cela les dispense d'assumer leurs responsabilités face aux difficultés politiques et économiques actuelles.
Les deux résolutions portant sur la reconnaissance de l'esclavage transatlantique et sur la réforme de la cartographie mondiale ont été largement approuvées aux Nations unies. Que dit cette séquence de la diplomatie africaine ?
Ce sont deux victoires diplomatiques importantes. L'Union africaine, le Ghana et le Togo, qui ont porté ces dossiers, ainsi que le groupe africain aux Nations unies, ont démontré une capacité d'initiative. Il ne s'agit plus d'une Afrique qui réagit à des propositions formulées par d'autres puissances, occidentales, chinoise ou russe. Ici, l'Afrique identifie un problème, formule une proposition, puis construit une coalition pour la soutenir. Ce faisant, elle oblige les autres puissances à prendre position.
Est-il nouveau, pour l'Union africaine, de porter des questions aussi étroitement liées à la mémoire ?
Ce n'est pas entièrement nouveau. Mais ces questions constituent une victoire dans la manière dont le monde se représente le passé : une victoire normative, qui montre la capacité de l'Afrique à imposer un récit – « a narrative », comme disent les Anglo-Saxons.
La résolution sur l'esclavage avait fait apparaître une fracture Nord-Sud, et la France s'était abstenue. Paris a ensuite soutenu l'initiative sur la carte. Comment analysez-vous cette évolution ?
La résolution portée par le Ghana, qualifiant la traite négrière de « plus grave crime contre l'humanité », a embarrassé les an-
Les Etats africains ne parlent pas toujours d'une seule voix. Le consensus obtenu autour de ces deux initiatives constitue-t-il une réussite en soi ?
Ces questions restent néanmoins relativement soft, précisément parce qu'elles relèvent du passé. Les choses se compliquent dès lors qu'il s'agit de puissance et d'avenir. L'Afrique a réussi à corriger la carte ; elle doit maintenant pouvoir rectifier les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es et sa propre place au sein du système mondial, en redéfinissant les termes de la fiscalité internationale, en obtenant une réforme du Conseil de sécurité de l'Organisation des nations unies [ONU] et en pesant davantage sur les questions climatiques. C'est donc une victoire symbolique, et même stratégique. Mais elle reste encore largement tournée vers le passé.
La diplomatie multilatérale est précisément le domaine dans lequel le poids numérique de l'Afrique compte. A partir d'une position commune, elle peut construire des alliances au sein des Nations unies, notamment avec la Caricom, qui rassemble les Etats des Caraïbes, et avec d'autres pays du Sud global. Cette convergence devient alors le socle d'un objectif et d'une stratégie partagés.
L'Afrique développe depuis longtemps ce que l'on appelle des « positions africaines communes ». Sur ces deux dossiers, il y avait un consensus ou, du moins, des divergences limitées. Avec 54 Etats, les positions communes ne sont pas systématiques. Mais, lorsqu'ils parviennent à s'accorder, [ces Etats] peuvent plus facilement définir une stratégie et mobiliser d'autres partenaires.
Les avancées sur
la représentation
cartographique
du monde ont
remis au premier
plan la question de
savoir où se situe le
continent africain
dans l'ordre
international,
analyse le
chercheur
A l'inverse, les Etats-Unis ont voté contre les deux résolutions. Les Etats africains se heurtent-ils à un mur du côté de Washington ?
L'administration Trump est inflexible sur certaines positions. Soutenir ces résolutions aurait été perçu comme un aveu de faiblesse, ce qui n'entre pas dans sa grammaire diplomatique. Cela n'empêche pas les Etats-Unis de développer des modèles de coopération, notamment économique, avec les pays africains. Mais voter explicitement contre ces résolutions envoie un signal fort.

Paul-Simon
Handy. COLLECTION
PRIVÉE PAUL-SIMON HANDY
ciens Etats esclavagistes. Certains, dont la France, reconnaissaient déjà l'esclavage comme un crime contre l'humanité. Mais, en établissant une échelle de gravité, le texte ouvrait forcément le débat sur les réparations, avec, en toile de fond, l'idée d'une « facture » adressée aux anciennes puissances coloniales et esclavagistes.
Entre les restrictions en matière de visas, le démantèlement de l'Usaid [l'ancienne Agence américaine pour le développement international] et le retour d'offres bilatérales assorties de contreparties importantes, ce vote
D'où un certain malaise : les conséquences de ces crimes restent visibles aujourd'hui. Mais, face au poids croissant de l'Afrique dans le multilatéralisme, plusieurs Etats européens – et la France en particulier – admettent qu'ils ne peuvent plus ignorer la lecture africaine de son propre passé.
Après le malaise perceptible lors de la résolution sur l'esclavage, elle a repris l'initiative et s'est montrée enthousiaste dans la mise en œuvre de cette résolution non contraignante. Elle se rapproche ainsi des positions africaines.
On l'a vu avec la résolution sur la carte. La France l'a activement soutenue et a annoncé l'abandon de la projection de Mercator dans ses interactions officielles, prenant les devants par rapport à ses voisins européens.
n'est pas surprenant. Il confirme la logique de la diplomatie de l'administration Trump : peu de concessions et des relations conçues de manière très transactionnelle.
Sur le terrain symbolique, particulièrement lorsqu'il s'agit d'histoire, les Etats-Unis ne semblent pas davantage disposés à céder. En votant « non » plutôt qu'en s'abstenant, ils affirment en quelque sorte : « C'est notre récit de l'histoire qui compte », et non celui qu'ils considèrent comme étant porté par l'ONU.
pas accès à des crédits dont le risque serait évalué de manière moins agressive, ni à des marchés ou à des capitaux internationaux à moindre coût. Le véritable enjeu est là. Il faut corriger les injustices du passé, mais surtout faire de cette rectification un levier pour bâtir les conditions futures de la puissance.
Les promoteurs de la nouvelle carte africaine soulignent que les représentations héritées du passé ont des effets très concrets aujourd'hui. Les batailles symboliques ne sont donc pas secondaires ?
Bien sûr. Les Africains entretiennent un rapport particulier à la mémoire. Le président ghanéen, John Dramani Mahama, comme les autorités togolaises et leur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Robert Dussey] portent une vision du panafricanisme qui promeut une Afrique forte. Ils ont lancé différentes initiatives en ce sens. Toute politique mémorielle comporte toutefois une dimension de politique contemporaine. Les dirigeants peuvent utiliser l'histoire pour construire leur légitimité, mobiliser des électorats, mais aussi parfois s'exonérer des responsabilités face aux difficultés actuelles. Cela vaut en Afrique comme ailleurs.
Le Ghana et le Togo sont aux avant-postes de cette offensive diplomatique. Peuvent-ils en tirer des gains politiques ?
Il ne faut pas pour autant réduire cette démarche au populisme. Je connais le ministre togolais : l'engagement peut être sincère. Mais il faut se méfier du militantisme, qui fait parfois un mauvais usage de la mémoire.
On peut alors basculer vers une « mémoire de l'exonération », dans laquelle le passé explique les difficultés présentes. Je défends plutôt une « mémoire de la responsabilité » : il faut reconnaître les crimes du passé, sans oublier que les rapports de puissance contemporains et les asymétries demeurent.
Une attitude trop contemplative vis-à-vis du passé peut distraire des véritables défis d'aujourd'hui. Rectifier une carte ne donne
Il faut prendre très au sérieux les batailles de représentation : les symboles ne sont pas futiles, ils influencent notre vision du monde. C'est un combat important, mais ce n'est qu'une partie de ceux qu'il faut mener. Il ne doit surtout pas devenir, à lui seul, un programme politique ou de gouvernement.
Le panafricanisme et le souverainisme ont été fortement réactivés ces dernières années. Assiste-t-on, à travers cet activisme mémoriel, à leur traduction sur le terrain diplomatique ?
Il existe en effet une volonté de porter ces questions au niveau diplomatique. Mais il ne faut pas surestimer ces succès : ils restent largement symboliques. Le défi consiste à les transformer en réformes matérielles. Le Conseil de sécurité n'a pas été réformé, l'architecture internationale de la dette reste ce qu'elle est. Il y a aussi tous les enjeux liés à la gouvernance de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et du numérique.
Il ne s'agit pas de nier l'importance des représentations, mais de ne pas réinvestir les questions du passé au point d'oublier les rapports de force actuels. D'autant que les notions de souverainisme et de panafricanisme sont aujourd'hui très mal définies : l'Union africaine se réclame du panafricanisme, tout comme les gouvernements issus de coups d'Etat au Sahel, qui quittent la Communauté économique des Etats de l'Afrique de l'Ouest, pourtant organisation panafricaine par excellence. Il faut donc saluer ces victoires diplomatiques sans les surinterpréter. Rectifier les injustices du passé est légitime, mais cela ne prépare pas nécessairement aux batailles de l'avenir.
La question des réparations est au cœur de ces revendications. Quelles formes ces mesures pourraient-elles prendre ?
Il y a, d'un côté, la réalité économique et, de l'autre, la situation juridique. Les questions sont : qui doit payer, à qui et devant quelle juridiction internationale ?
Je défends une conception concrète de la justice réparatrice. Elle peut passer par la restitution du patrimoine culturel, la révision des programmes scolaires, ou encore l'ouverture des archives. Beaucoup restent conservées par les anciennes puissances coloniales, ainsi qu'aux Etats-Unis, sans être suffisamment accessibles. On pourrait aussi investir dans la recherche et l'éducation. Ce type d'actions peut contribuer à une justice réparatrice plus responsable.
PROPOS RECUEILLIS PAR COUMBA KANE « L'Heure du regard », d'Ousmane Niang (2024).
182 × 152, huile sur toile.
OUSMANE NIANG/COURTESY
DE LA GALERIE AFIKARIS (CRÉDIT)
Ousmane Niang,
né en 1989 à Tamba
(Sénégal), travaille à Paris
et à Dakar. Nourrie
par les réalités politiques
sénégalaises autant
que par les tensions
qui traversent le monde,
cette œuvre fait écho
à une jeunesse
confrontée au manque
de perspectives, à l'exode
et à l'indifférence
des instances dirigeantes.
La technique, proche
du pointillisme, et la
présence d'une figure
hybride, mi-humaine,
mi-animale, sont typiques
du travail de l'artiste.


Dans la grotte de Seokguram, à Gyeongju (Corée du Sud), en 2000. HAN SEOKHONG/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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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ÉOUL ET GYEONGJU
(CORÉE DU SUD)
En Corée du Sud comme ailleurs, l'automne se fait attendre, en cette fin septembre. La forêt dense et ombragée du mont Toham, à 300 kilomètres au sud-est de Séoul, composée principalement de pins et d'érables, n'a pas encore pris les couleurs flamboyantes qui font venir les visiteurs de tout le pays. C'est donc en partie cachée derrière un foisonnement de verts que l'on découvre la grotte de Seokguram, nichée à 750 mètres d'altitude dans un creux de la montagne.
Le lieu, quand on l'approche par le sentier de randonnée qui y mène, ressemble d'abord à un petit temple comme il y en a des milliers en Asie. Mais, derrière sa façade de bois peint, se cache un des joyaux de l'art bouddhique du royaume du Silla unifié (676-935), au cœur de l'exposition immersive proposée par le Centre culturel coréen de Paris jusqu'en mars 2027: « La Grotte de Seokguram. Le secret millénaire de l'art bouddhique ».
Une fois entré, le bouddha attire tous les regards: la statue de granit gris moucheté de beige, remarquable de puissance et de finesse mêlées, en impose. Autour d'elle dansent, en bas-reliefs sur les murs, une cinquantaine de guerriers, de veilleurs, de moines ou de disciples. L'ensemble est abrité dans la grotte artificielle édifiée aux alentours de l'an 750 à partir de blocs de granit finement taillés et assemblés. « Seokguram témoigne d'une maîtrise artistique et architecturale a priori inédite pour l'époque », pose d'emblée Kim Dong-ha, archéologue, spécialiste du bouddhisme et conservateur à l'Institut national de recherche sur le patrimoine culturel de Gyeongju (prononcer « Kéondjou »), la ville voisine.
Le bouddha, inscrit au Patrimoine mondial de l'Unesco en 1995, mesure 3,5 mètres et est assis sur un socle en forme de lotus de 1,3 mètre. «Il représente une prouesse et une nouveauté à bien des égards, dit Kim Dong-ha. A l'époque où il a été façonné, les statues de cette taille étaient en terre ou en métal. L'artiste-constructeur Gim Daesong [700-774], membre de la cour du roi Gyeongdeok, a réussi à ciseler cette pierre très dure avec une finesse sans précédent, dans les traits du bouddha, avec ses yeux mi-clos sous de grands sourcils arqués, les ornements et les plis de son vêtement [la pièce de tissu rectangulaire traditionnelle, drapée autour du corps et laissant l'épaule droite découver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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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statue de Seokguram ne représente pas n'importe quel bouddha (il en existe de nombreux). Il s'agit d'un Shakyamuni, aussi nommé Siddhartha Gautama, que tous les courants bouddhistes considèrent comme le bouddha pur et parfait, capable qui plus est de «mettre en branle la roue de la loi». «Le Shakyamuni était une figure royale qui, après avoir atteint l'Eveil, devenu bouddha, a livré nombre de combats contre le mal, raconte encore Kim Dong-ha. On le reconnaît à la manière dont est placée sa main droite sur sa jambe, tournée vers le bas : la main qui descend vers le sol représente le fait d'appeler les esprits de la terre pour se défendre face aux esprits du mal. »
Ces détails n'ont rien d'anodin. « En Corée, l'art du VIII $^{e}$ siècle incarne l'art bouddhique le plus complet, explique Changhyun Lee, guide au Musée national de Séoul, où l'on peut voir d'autres trésors de cette période. En 672, le roi Munmu réussit l'unification de Silla avec deux autres royaumes :
c'est ce qu'on appelle le "Silla unifié". S'ouvre alors une période de prospérité et de civilisation atteignant un haut degré de développement. Mais, au milieu du VIIIe siècle, réapparaît un climat d'instabilité, avec des luttes de clans, des rébellions. C'est là que le bouddhisme intervient, comme une solution trouvée par les souverains pour renforcer le pouvoir royal. Le bouddhisme justifie la reproduction et l'acceptation sociales, il peut aider aussi à apaiser les blessures de guerre. On pourrait dire, pour paraphraser Louis XIV – "L'Etat, c'est moi" – que le roi Gyeongdeok s'est dit: "Le Bouddha, c'est moi!" , dit avec amusement le jeune homme.
Dans son grand bureau de la mairie de Gyeongju, qui fut la capitale du royaume de Silla, l'édile municipal, Joo Nak-young, semble avoir retenu la leçon. L'immense poster qui s'offre à la vue des visiteurs, représentant la cité à la fin du VIIe siècle, atteste de l'intérêt porté par le maire au riche patrimoine de sa ville comme vecteur de développement touristique et économique.
Gyeongju compte, en son sein ou dans ses extérieurs immédiats, outre Seokguram, plusieurs sites classés à l'Unesco, dont les célèbres tombes royales en forme de
Après la K-pop et la cosmétique, le patrimoine est lui aussi devenu un instrument du soft power sud-coréen
hauts tumulus qui donnent une atmosphère particulière à la ville, et font un tabac auprès des touristes grâce aux réseaux sociaux et aux K-dramas à succès (The Great Queen Seondeok notamment) dans lesquelles elles ont figuré.
Le maire s'est fixé pour objectif de faire entrer Gyeongju dans le top 10 des destinations touristiques mondiales en visant l'accueil de 60 millions de visiteurs par an (la cité de 250 000 habitants en affiche actuellement 50 millions). « C'est la ville la plus représentative de la Corée ancienne, celle où ses racines historiques sont visibles, argue-t-il. A l'époque de Silla, elle comptait un million d'habitants et de résidents étrangers. Elle était un foyer d'échanges économiques et culturels, ce qu'elle redevient aujourd'hui », ajoute Joo Nakyoung. Qui précise que sa ville est jumelée avec Versailles depuis 1987, sous-entendant ainsi qu'elle en serait l'équivalent coréen.
Il est vrai qu'après le gigantisme urbain, l'océan sans fin de tours de bureaux et d'habitation qu'est de-venue Séoul, Gyeongju s'offre comme une oasis - encore - à taille humaine, avec ses parcs, ses restaurants et ses ateliers d'art, et ses temples, notamment celui de Bulguksa, classé lui aussi à l'Unesco en 1995. Et la ville utilise activement ce statut par le biais des instances comme l'Organisation des villes du patrimoine mondial pour valoriser l'histoire coréenne à l'international.
Après la cosmétique, la K-pop et les arts scéniques (invités au Festival d'Avignon en juillet), le patrimoine est lui aussi devenu un puissant instrument du soft power coréen. Gyeongju, qui est à l'origine de l'exposition sur Seokguram au Centre culturel coréen de Paris, a pris la tête de l'opération, menant une politique de rénovation et de valorisation de son patrimoine en accord avec les critères internationaux actuels.
D'un siècle à l'autre, les enjeux politiques et économiques des représentations artistiques et spirituelles se répondent. Ce qui n'empêche aucunement d'admirer les merveilleuses proportions, calculées selon des modèles mathématiques sophistiqués, du bouddha de Seokguram, qui vous domine de toute sa sérénité inébranlable.
« La Grotte de Seokguram. Le secret millénaire de l'art bouddhique ». Centre culturel coréen, à Paris 8 $^{e}$ . Jusqu'au 13 mars 2027. Entrée gratu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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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S SON ATELIER, des dizaines, des centaines de têtes de bouddha, emboîtees les unes dans les autres, sont empilées dans tous les coins. Sur les longues tables de travail, on peut voir d'étranges objets, ressemblant à des cocons de chrysalides géantes. Lee Seung-chul est un maître du hanji, le papier traditionnel coréen, avec lequel il façonne, depuis quarante ans, des bouddhas qu'il expose dans le monde entier, mais aussi des « jarres de lune », un des objets les plus emblématiques du pays.
L'exposition immersive « La Grotte de Seokguram. Le secret millénaire de l'art bouddhique », présentée au Centre culturel coréen à Paris, jusqu'au 13 mars 2027, est animée par trois de ses statues, et par des dizaines de ces visages inspirés de celui du bouddha de la grotte aménagée sur le mont Toham, en Corée du Sud. Flottant dans l'air, par la grâce de leur matière, aussi légère que résistante. Un artisanat vieux de mille cinq cents ans, qui suscite aujourd'hui un nouvel engouement par le biais des réseaux sociaux, et devrait être classé au Patrimoine culturel immatériel de l'Unesco à la fin 2026.
Lee Seung-chul en détaille les étapes de fabrication, dans son antre de l'université de Dongduk à Séoul, où il enseigne, au milieu de ses divers outils, cuvettes et autres tamis. Il montre d'abord les longs filaments d'écorce de mûrier à papier, arbre que l'un de ses anciens élèves cultive dans les environs de la capit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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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brins sont d'abord bouillis pour en détacher l'écorce externe, brune, et ne garder que l'écorce interne blanche, qui va être nettoyée et débarrassée de ses impuretés, puis bouillie à nouveau et lavée à l'eau claire. Les fibres assouplies sont alors battues à la main pour obtenir une consistance uniforme et filandreuse – formant ces fameux cocons –, puis, dans le cas de Lee Seung-chul, qui utilise le hanji pour le modeler, broyées dans une machine ad hoc et obtenir une pulpe homogène.
Une fois mélangée à de la colle de riz ou de l'huile de lin, on obtient une pâte épaisse et malléable qui peut être pressée ou moulée à la main à l'intérieur ou à l'extérieur de moules, traditionnellement en argile ou en bois. Lee Seung-chul utilise, lui, du silicone, et en moins de temps qu'il ne faut pour le dire, modèle devant vous, par pressions précises, un de ses visages. Lesquels n'ont plus qu'à être laissés tels quels, blancs, ou à être peints – en noir, bleu ou brun, couleurs de prédilection de Lee Seung-chul, qui est un spécialiste des pigments naturels –, ou passés à la feuille d'or.
«J'ai visité la grotte de Seokguram pour la première fois quand j'étais étudiant, avec mon maître, il y a une quarantaine d'années, se souvient l'artiste. Plutôt qu'une émotion religieuse, c'est une puissante émotion esthétique que j'ai ressentie. Je me suis dit que le hanji était un vecteur parfait pour transmettre cette émotion, par sa légèreté, la possibilité qu'il offre de multiplier les figures. Dans mes expositions, je laisse le public toucher les sculptures en papier, pour l'encourager à ressentir, de manière visuelle et sensorielle. C'est la sensation qui est le véhicule de la mémoire», conclut Lee Seung-chul en une réflexion très proustienne.
Ce sont ces petits masques remplis de mystère qui hanteront l'exposition au Centre culturel coréen. Attention, des centaines de bouddhas vous regardent, vous menant – peut-être – sur le chemin de l'Eveil.
F. DA. (SÉ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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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SITION
D epuis 2024, le Louvre a accueilli deux artistes, la peintre Elizabeth Peyton, née en 1965 à Danbury (Connecticut), et Kader Attia, né en 1970 à Dugny (Seine-Saint-Denis), qui pratique la sculpture, l'installation, le collage et la vidéo. Peyton a travaillé dans les collections avec des élèves de l'Ecole des beauxarts de Paris. Attia a donné une visite guidée et organisé un cycle de conférences. Une exposition conclut leurs séjours dans la chapelle du musée, chacun d'eux en occupant une moitié. Ce serait peu dire qu'elles répondent à des conceptions de la création étrangères l'une à l'autre.
Celle de Kader Attia se fonde sur l'histoire des peuples. Il présente des sculptures et une vidéo. En entrant, le regard se heurte à une tête d'homme sculptée dans le bois, dans laquelle sont enfoncés des débris de miroirs. Aigus, brillants, serrés, ils hérissent la face et le crâne. Cette tête est celle du maréchal Thomas Robert Bugeaud (1784-1849), gouverneur général de l'Algérie de 1841 à 1847.
Il y dirige une politique dite de « pacification » dont les instruments sont la destruction systématique des récoltes et des villages et les exécutions de masse des populations. Il encourage ses officiers à pratiquer l'« enfumage » : forcer les habitants d'une zone à se réfugier dans une grotte et les faire mourir par asphyxie en entretenant des feux à l'entrée jusqu'à ce qu'il n'y ait plus personne de vivant dans la caverne. Ce sont « les Oradours de la conquête », selon les mots du poète surréaliste Benjamin Péret (1899-1959), qui en rappelait la mémoire durant la guerre d'Algé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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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Bugeaud a sa statue en pied, héroïque, dans une niche de la façade du Louvre côté rue de Rivoli, avec, pour voisin, le général Lamoricière (1806-1865), qui ordonna lui aussi des massacres en Algérie. S'en apercevant, Attia en a fait le sujet de son intervention. A sa tête du maréchal répond la vidéo qui a pour sujet l'« enfumage » de la grotte d'Al-Farachih, dans le massif de Dahra, entre le 18 et le 20 juin 1845, commis sous les ordres du général Aimable Pélissier
KADER ATTIA

« Les Hôtes du Louvre. Kader Attia et Elizabeth Peyton », au Musée du Louvre, à Paris, en septembre. AUDREY VIGER/2026 MUSÉE DU LOUVRE
(1794-1864). Ne parvenant pas à vaincre la résistance de la tribu des Ouled Riah, celui-ci demande des ordres à Bugeaud, qui répond : «Si ces gredins se retirent dans leurs cavernes (...) fumez-les à outrance, comme des renards. » Pélissier obéit scrupuleusement. Il force les combattants et leurs familles à se réfugier dans la caverne. Puis, écrit-il à Bugeaud, «Je n'eus plus qu'à suivre la marche que vous m'aviez indiquée, je fis faire une masse de fagots et, après beaucoup d'efforts, un foyer fut allumé et entretenu à l'entrée supérieure. »
Le crime serait demeuré inaperçu si un officier espagnol, présent à titre d'observateur, n'avait publié, le 12 juillet suivant, son témoignage dans un quotidien madrilène : « Rien ne pourrait donner une idée de l'horrible spectacle que présentait la caverne, y lit-on. Tous les cadavres étaient nus, dans des positions qui indiquaient les convulsions qu'ils avaient dû éprouver avant d'expirer. Le sang leur sortait par la bouche. Mais ce qui causait le plus d'horreur, c'était de voir des enfants à la mamelle gisant au milieu des débris de moutons, des sacs de fèves, etc. » Ce récit, vite connu en France, suscite un débat à la Chambre des pairs.
Pour se justifier, Bugeaud y affirme, au sujet du carnage : «Il inspirera une terreur salutaire qui ne sera pas moins favorable au vaincu qu'au vainqueur. Les populations, reconnaissant qu'elles sont obligées de subir le joug, qu'elles n'ont plus aucune retraite assurée, se r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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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eront et se livreront paisiblement à l'agriculture, au commerce, qui auront bientôt réparé les maux de la guerre. » Attia ne commente pas. Ce serait, en effet, superflu. Mais il suspend à la cimaise des hémisphères de métal percés de coups, tels des ventres poignardés.
Elizabeth Peyton, quant à elle, est demeurée à l'intérieur du musée, dont des œuvres lui ont inspiré des copies partielles, ici accrochées en compagnie de portraits. Ces travaux, tous de petit format, sont exécutés à l'huile, à l'aquarelle, au pastel ou aux crayons de couleur. On y retrouve le style caractéristique de l'artiste, fait de touches de couleurs claires et légères, avec, souvent, du vide entre elles. Parmi les maîtres anciens, Titien (1488-1576) et Eugène Delacroix (1798-1863) sont les plus présents, ce dernier avec d'autant plus de ferveur que l'une des premières œuvres de Peyton, alors étudiante, fut, en 1988, une copie de son portrait de Frédéric Chopin (1810-1849) peint en 1838.
Ainsi s'inscrit-elle dans la suite des innombrables artistes qui ont pris leurs meilleures leçons d'histoire de l'art et de technique au Louvre. Ce respect de la tradition est l'une des raisons, peut-être la principale, de la haute estime que le marché de l'art, aux Etats-Unis particulièrement, lui accorde. Il n'y a en effet, dans ses œuvres, rien qui puisse troubler ou inquiéter.
« Les Hôtes du Louvre. Kader Attia et Elizabeth Peyton », salle de la Chapelle, Musée du Louvre, Paris 1 $^{er}$ . Jusqu'au 14 décembre
PHILIPPE DA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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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lieu expose des pièces issues de la fabrication du « Roi et l'Oiseau »
ARTS
Chef-d'œuvre du cinéma d'animation signé Paul Grimault (1905-1994) et Jacques Prévert (1900-1977), Le Roi et l'Oiseau a fait son entrée miseptembre au Musée Méliès de La Cinémathèque française, à Paris, à l'issue d'une rénovation estivale. Une dizaine de pièces issues de la fabrication du film sont offertes à la vue des spectateurs : un mince échantillon si on le rapporte à la multitude de dessins, croquis, Celluloïd et autres documents conservés dans le fonds récemment transmis par Henri Grimault, fils du réalisateur, à l'institution.
Ce dévoilement précautionneux tient compte de la fragilité des artefacts, dont certains datent de 1946, début de l'un des projets
Admirer les décors permet de prendre conscience du niveau d'exigence de l'œuvre les plus chaotiques du cinéma français. Pour les mêmes raisons de préservation, les pièces dévoilées seront régulièrement changées dans ce musée consacré à la fantasmagorie dans le cinéma.
Le réalisateur Paul Grimault et son compagnon de plume Prévert se sont en effet escrimés pendant une trentaine d'années pour que leur projet soit réalisé tel qu'ils l'avaient voulu. D'abord projeté en salle en 1953 sous le titre La Bergère et le Ramoneur (d'après le conte de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le film a été terminé par le producteur André Sarrut (1910-1997), sans l'accord des deux comparses. A l'issue d'une longue bataille juridique, le réalisateur récupérera les droits de son film et n'aura de cesse de vouloir le remanier selon son idée initiale. Son rêve finira par se concrétiser en 1980, quand il renaîtra et sortira en salle sous le nom Le Roi et l'Oiseau.
Pour autant, cette présentation à La Cinémathèque n'en est pas moins merveilleuse. S'approcher au plus près des Celluloïd, les feuilles de plastique qui servaient à animer des personnages par transparence sur des fonds, ou encore admirer les décors, qu'ils soient de la main de Grimault ou des artistes qui l'ont épaulé, comme Roger Duclent et Lionel Charpy, permet de prendre conscience du niveau d'exigence et de finesse de l'œuvre, inédit jusqu'alors pour un film d'animation européen. C'est aussi apprécier la vivacité de la palette de couleur, qui tranche parfois avec la profondeur du propos et le sombre état d'esprit de certains personnages – à commencer par le tyran qui règne sur le château de Takicardie et veut épouser de force la bergère, qui lui préfère son fidèle ramoneur.
En lui faisant ainsi une place parmi les effets personnels de Georges Méliès (1861-1938), pionnier du 7 $^{e}$ art, La Cinémathèque inscrit Paul Grimault dans la lignée du maître du fantastique sur écran. Soit « une certaine idée française de la féerie, de la poésie et de l'artisanat assumé dans le cinéma », évoque Gabrielle Sébire, cocommissaire de l'exposition du musée et directrice de l'action éducative, qui note que le réalisateur Georges Franju (1912-1987), l'un des cofondateurs avec Henri Langlois (1914-1977) de La Cinémathèque, était en son temps un proche soutien de Grimault.
PAULINE CROQUET


AGNES OBEL
The Meaning of Flowers
De quoi peut s'inspirer la pianiste et chanteuse danoise Agnes Obel après quatre albums? On a du mal à croire que cet ensemble, d'un spleen à faire frémir, doive son intitulé – « la signification des fleurs » en français – à une obsession botanique.
Ces douze morceaux sont à l'image de tout ce qu'a pu livrer, en seize ans, l'artiste de 45 ans : un répertoire éthéré qui s'est inscrit dans la bande-son de moult productions pour petit et grand écran. On y entend la noirceur adolescente d'Euphoria, les cœurs brisés des blouses blanches de Grey's Anatomy ou les intrigues anxiogènes de The White Lotus. Ces mélodies entre pop et ambient sont taillées pour l'imaginaire des showrunneurs. Le fait que sa voix oscille entre le diaphane et la gravité ou joue avec les inflexions angoissantes d'un saxophone n'y change rien. Agnes Obel cultive ce qui ravira les fans de la première heure comme la « gen Z » en plein tourment : une musique qui se visualise plutôt qu'elle ne s'écoute. ■ KATIA DANSOKO TOURÉ Strange Harvest Limited/Deutsche Grammophon.

CHARLES DOLLÉ
Panthère à la fenêtre
Fidèle complice de Tricatel, le label de Bertrand Burgalat, pour lequel il a mixé et réalisé plusieurs productions (Chassol, Catastrophe, James Baker...), Charles Dollé avait tenté des enregistrements sous son nom (Imago, en 2021, l'EP Adieu le reste,
en 2024) dans un registre funky, un peu trop lisse. Quelle jolie surprise de voir ses talents de compositeur et d'arrangeur mis au service de chansons plus intimes et touchantes dans Pan-thère à la fenêtre, son premier véritable album! Ses synthétiseurs se réchauffent pour câliner ou faire danser des thèmes amoureux, dont les textes, mélancoliques ou charnels, sont souvent écrits avec Arthur Navellou, le chanteur-poète de Catastrophe. Egalement caressés par une basse, un piano ou une guitare, ces titres portés par un chant de proximité peuvent s'approcher des meilleures chroniques d'Alex Beaupain (Promesses), alléger leur gravité avec de la bossa (Pause), avancer au tempo d'une électronique vintage pouvant rappeler le Johnny and Mary de Robert Palmer (Stroboscope, Marmite). Petit morceau de bravoure, Maïa déploie trois chansons en une. ■ STÉPHANE DAVET Tricatel.

M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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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 derniers temps, le morceau Outro, de M83, est devenu la bande-son des influenceurs filmant des couchers de soleil dans leurs « stories ». Son leader, Anthony Gonzalez, se serait certainement bien passé de ce matraquage viral. Le Francais exilé en
Californie demeure une pointure internationale depuis le double album Hurry Up, We're Dreaming (2011). Quelques disques et bandes originales plus tard, M83 publie son dixième album. Symbolique, I Wrote You a Letter est l'occasion de renouer avec l'esprit artisanal des débuts, et marque le retour de Benoît de Villeneuve, présent sur les deux premiers albums. Enregistrées entre Los Angeles (Californie) et Paris, ces neuf compositions principalement instrumentales se fondent dans une symphonie électro onirique imbibée de shoegaze et de dream pop, qui n'est pas sans rappeler Dead Cities, Red Seas & Lost Ghosts (2003). Les sommets de cette correspondance sont Opera, une vertigineuse pièce desept minutes, et le délicat Aged au piano, nappé d'arrangements de cordes. ■ FRANCK COLOMBANI
Other Suns/Beli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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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t le troisième album de la chanteuse et bassiste Meshell Ndegeocello chez le label jazz Blue Note, et certainement le plus accessible et le plus solaire. Les deux précédents, qui rendait hommage aux auteurs afro-américains, étaient plus conceptuels. Ici, elle prend plaisir à reprendre en duo des classiques pop. Elle s'est adjoint les services de David Gamson, producteur de ses deux premiers disques, les déterminants et réjouissants Plantation Lullabies (1993) et Peace Beyond Passion (1996). L'explosif I Knew You Were Waiting (for Me) chanté par Aretha Franklin et George Michael est interprété tout en délicatesse par Cynthia Erivo et la voix grave de Meshell Ndegeocello. Elle reprend, avec Chaka Khan, le tendre Islands in the Stream, de Dolly Parton et Kenny Rogers, ou, en version reggae, le tube new wave de The Human League Don't You Want Me (1981). Et le I Got You Babe (1965), popularisé par UB40, emprunté à Sonny et Cher, devient un jazz joué à la clarinette et interprété par la chanteuse transgenre Anohni. Un petit délice. ■ STÉPHANIE BINET Blue Note Records.

GALERIE JOCELYN WOL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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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peinture de Santiago de Paoli, né à Buenos Aires en 1978, trans-gresse règles et catégories. Par ses formats d'abord, car la plupart des œuvres sont faites de plusieurs panneaux à la dimension des murs de l'atelier de l'artiste. Elles sont peuplées de figures humaines schématisées, écorchées, réduites à des spectres ou à des androïdes. Ces créatures habitent des paysages boisés, vus en plongée souvent, et des intérieurs à la géométrie désarticulée. Que s'y passe-t-il? Rien que de banal: un repas, une douche, des conversations entre robots rouges aux têtes ovoïdes et aveugles... Mais les positions sont bizarres, les disproportions flagrantes. Ce serait peu de dire que Santiago de Paoli prend le risque de déconcerter. Mais ses immenses toiles retiennent le regard et leurs anomalies finissent par paraître naturelles. PHILIPPE DAGEN «Santiago de Paoli. Riding Hot». Galerie Jocelyn Wolff, 1, rue de Penthièvre, Paris 8e. Jusqu'au 7 novembre. Et galerie Abraham & Wolff, 12, rue des Saints-Pères, Paris 7e. Jusqu'au 10 octob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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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s titre [Main et chapeau de travailleur] » (1938), de Dorothea Lange. THE DOROTHEA LANGE COLLECTION/THE OAKLAND MUSEUM OF CALIFORNIA/CITY OF OAKLAND/GIFT OF PAUL S. TAYLOR/COURTESY WILSON CENTRE FOR PHOTOGRAPHY
L'exposition
présente
les images
collectionnées
par le producteur
Michael G.
Wi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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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Le Bal, centre d'art du nord de Paris, c'est une première: jamais ce lieu consacré à la photogra-
phie n'avait consacré d'exposition à une collection. Diane Dufour, sa directrice artistique, a fait exception pour Michael G. Wilson, dont elle admire la collection, constituée depuis un demi-siècle avec son épouse Jane. Agé de 83 ans, l'homme est surtout connu pour son rôle de coproducteur des films de James Bond depuis 1979. C'est à cette même époque qu'il a commencé à acquérir des photographies. « Michael est capable d'imaginer une sorte de scénario autour de chaque image, c'est l'une des raisons qui m'a poussée à réaliser ce projet, évoque la commissaire. Il a l'œil d'un homme de cinéma, d'un conteur né qui sait faire surgir une histoire du cadre. »
L'ensemble, riche de plus de 12 000 photographies conservées au Wilson Centre for Photography de Londres, est réputé pour ses trésors du XIXe siècle. Mais le Bal a choisi de se concentrer sur une période plus récente, des années 1920 à nos jours. « Entrer dans une collection, c'est toujours un peu s'infiltrer sans carte en territoire inconnu, le royaume d'un autre », résume Diane Dufour. Plutôt que montrer un simple florilège, elle a donc choisi de tirer un fil tenu, avec lequel elle tisse un récit saisissant, dans un accrochage au cordeau qui provoque d'inattendus vis-à-vis. Il s'agit ici d'explorer l'espace qui relie le photographe à son sujet ; et, en miroir, celui existant entre le regardeur et l'œuvre. D'où le titre de l'exposition, « L'Espace entre nous », qui noue des dialogues entre Manuel Alvarez Bravo (1902-2002) et Alexandre Rodtchenko (1891-1956), entre Walker Evans (1903-1975) et Rineke Dijkstra, née en 1959.
L'écrivain Bertrand Schefer a été invité à accompagner les pas des visiteurs de quelques récits. Disséminés dans les salles, ils entrelacent contexte historique et vision subjective, aidant le regardeur à « se perdre dans l'espace du cadre ». « Nous avons choisi de célébrer le bicentenaire de la photographie en travaillant sur des duos, précise Diane Dufour. Avec cette exposition, c'est littérature et photo, puis nous explorerons le lien avec le dessin, puis le cinéma. Notre façon d'évoquer combien la photo est irradiée par d'autres médiums, et les irradie en retour. »
Une photographie du Sud-Africain David Goldblatt (1930-2018) résume cette approche. Ce double portrait d'un couple du township de Soweto, dans la banlieue de Johannesburg, laisse voir deux individus qui semblent à mille lieues l'un de l'autre, quoique dans la même pièce : « Le portrait d'un espace qui les a vaincus, écrit Bertrand Schefer. Figés et impuissants, ils sont effarés de constater qu'ils sont si loin en étant si proches. » Ou encore cette image d'August Sander (1876-1964), portrait décalé de sa femme à travers ses deux mains gelées autour du poêle. « Respecter la distance des mains au métal brûlant, du corps aux choses, maintenir le geste suspendu, décrit l'auteur. Ne pas toucher, mais ne pas perdre le contact. Ce presque-contact, c'est la photographie.»
Ce point de vue singulier porté sur les images ravit Michael G. Wilson : « Cette exposition, je n'y suis pour rien. J'ai juste acheté ces images. Mais je trouve le parcours très intéressant, car je ne regarde pas les choses de la même façon. Cette collection, nous l'avons d'abord constituée à partir de nos affinités personnelles, avant de décider, il y a vingt ans, d'ouvrir notre horizon, et d'élargir notre point de vue avec l'aide de nos conservateurs. »
De chaque image, tirer un film
La collection Wilson ne manque pas d'icônes de la photographie. Mais Le Bal a préféré sélectionner des œuvres moins connues. Dorothea Lange (1895-1965) n'est pas représentée par sa Mère migrante, photographiée en 1936 aux Etats-Unis, mais par ses photos des prisons de San Francisco (Californie). « C'est l'une des photographes à laquelle je suis très attaché, évoque Michael G. Wilson. Elle a commencé dans un style pictorialiste et, au milieu de sa vie, elle est sortie de l'atelier, elle a changé son regard, au contact de la rue. Et elle a fait un fantastique travail de documentation. Obsessionnel. »
De chacune de ses images, il pourrait tirer un film. Cette femme en colère, qui s'affronte à un homme, dans un camping? « Elle est prise en 1943, l'année de ma naissance, et j'ai toujours vu en elle ma mère. Rien que ses épaulettes, cela raconte l'autonomisation de la femme qu'a provoquée la
Il s'agit d'explorer
l'espace qui relie
le photographe
à son sujet,
et celui qui
existe entre
le regardeur
et l'œuvre
guerre. » Il s'approche ensuite de deux portraits réalisés, à trois ans d'écart, par Susan Meiselas, d'une même jeune fille strip-teaseuse. « Il y a tellement de choses entre les deux photos, c'est incroyable, décrypte-t-il. On voit qu'elle a eu une césarienne, elle s'est battue contre la drogue. » Toute une vie, dans l'espace entre deux images. ■
« L'Espace entre nous. Dans la collection du Wilson Centre for Photography » Le Bal.
Jusqu'au 3 janvier 2027

PRÉFET
DE LA RÉGION
OCCITANIE
toulouse
métropole
La Répette
Occitanie
Pénolles - Occita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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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chorégraphe Alan Lucien Oyen, à Wuppertal (Allemagne), en 2025. MATS BÄCKER
ENTRETIEN
Après avoir mis en scène la pièce Antigone, de Sophocle, l'artiste Alan Lucien Oyen relance le sujet dans une version chorégraphique. Entre danse et théâtre, le créateur norvégien, à la tête de la compagnie Winter Guests, fondée en 2006 et installée à Oslo, rassemble un casting de choc, dont trois interprètes phares de la compagnie Pina Bausch, ainsi que la danseuse et comédienne Marion Barbeau. Le spectacle est à l'affiche du $1^{\text{er}}$ au 7 octobre, au Théâtre de la Ville, à Paris, où Oyen est régulièrement programm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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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œuvre est incroyablement pertinente aujourd'hui. Je cherche toujours à créer des spectacles qui dialoguent avec notre époque. Ce qui est vraiment triste selon moi, c'est que presque deux mille cinq cents ans après son écriture, le texte de Sophocle reste terrible-ment d'actualité. Notre société n'a rien appris. Curieusement, il y a actuellement de nombreuses mises en scène d'Antigone et je comprends pourquoi : nous avons besoin plus que jamais d'entendre son histoire.
Quelle place occupe cette hé- roïne dans votre imaginaire ?
Antigone est l'une des voix féminines les plus courageuses dans l'histoire du théâtre. Je l'admire, comme j'admire Jeanne d'Arc et Greta Thunberg. Toutes les trois sont de très jeunes femmes, inexpérimentées face à la vie, mais aucune n'a la lâcheté que l'on retrouve dans la société de leur époque. Antigone se dresse contre un gouvernement autoritaire et tyrannique, et nous avons quelque chose à en apprendre dans le contexte politique actuel : c'est maintenant ou jam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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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t une histoire d'abus d'autoritarisme. Quand la personne qui est au pouvoir ne parvient pas à le conserver sans le respect que requiert sa fonction, le prix à payer est énorme : il s'appelle « la dignité humaine ». Au-delà du fait qu'il faut lutter pour celle-ci à tout prix, la plus grande leçon peut-être d'Antigone et du texte de Sophocle est dans sa forme : le débat. Voilà des gens qui affrontent des choix impossibles, d'incroyables différences, et qui réussissent à se parler et même à s'écouter. Ce que nous ne faisons plus du tout aujourd'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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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i la chance de pouvoir explorer tous les genres et j'aime la façon dont la danse et le théâtre se complètent. Ce qui m'intéresse surtout, c'est de raconter des histoires. En fin de compte, il n'y a que très peu de choses que l'on ne peut mettre en mots, et c'est là que la danse s'exprime magnifiquement.
Quelle a été votre méthode de recherche pour ce spectacle ?
Elle commence et se termine par le texte de Sophocle, que l'équipe a lu dans différentes traductions. Nous avons discuté de chaque scène, thème après thème. Nous les avons approfondies au gré d'improvisations et questionnées. Nous avons cherché à faire apparaître certains thèmes d'aujourd'hui qui pouvaient dialoguer avec l'histoire. Et nous avons écrit nos propres textes dont des extraits sont conservés dans le spect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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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dant les répétitions, je m'intéresse plus aux opinions et aux réflexions des autres qu'aux miennes. Je sais ce que je pense, ce que je ressens, mais je ne connais pas les pensées et les émotions des autres. Au final, ce sont les interprètes qui défendront l'œuvre sur le plateau. S'ils s'approprient le processus créatif, ils s'approprieront aussi la performance, et la vérité pourra être dite sur scène. Car la façon dont les danseurs s'expriment n'appartient qu'à e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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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danse peut exprimer le tournment des sentiments et incarner physiquement nos paysages intérieurs. Il y a certaines images de Sophocle qui sont passionnantes à explorer à travers le corps. Comme les « tempêtes du désert », ou le chagrin d'Antigone que la poétesse canadienne Anne Carson traduit par « un cri d'oiseau dévasté »... Et ces « oiseaux fous en guerre », c'est superbe ! Nous avons passé beaucoup de temps à fouiller cette folie des oiseaux. Je ne pense pas que nous aurions pu le faire de la même manière avec des mots.
Vous avez travaillé avec le Tanztheater Wuppertal Pina Bausch et créé le spectacle « Bon voyage, Bob », en 2018. Vous avez aussi remonté l'une des œuvres de Pina Bausch, « Sweet Mambo », en 2024. Comment l'esthétique du Tanztheater vous influence-t-elle ?
Je n'ai jamais eu le privilège de rencontrer Pina. Mais j'ai la sensation d'avoir appris à la connaître à travers les personnes qui ont collaboré avec elle pendant des années. Etre invité au Tanztheater Wuppertal a été, à bien des égards, comme revenir à la maison. Ce qui ne veut pas dire que je travaille comme Pina, ni que mes spectacles ressemblent aux siens, mais cela m'a montré l'influence qu'elle a eue sur des générations d'artistes. Surtout, j'aime regarder les pièces de Pina parce que ce qui l'in-
« Ce qui est vraiment triste selon moi, c'est que le texte de Sophocle reste terriblement d'actualité »
téressait profondément, c'était l'interprète. Et c'est ce qui compte pour moi aussi : le performeur.
Vous retrouvez pour cette « Antigone » des personnalités majeures de la compagnie Pina Bausch comme Fernando Suels Mendoza ainsi que Héléna Pikon, Julie Shanahan et Nazareth Panadero. Qu'est-ce qui vous fascine chez eux ?
Leur présence incroyable. Ils apportent une confiance, une persévérance et une patience formidables pendant les répétitions. Ils ont une confiance absolue dans ce que l'on appelle le « processus » et un engagement sans faille dans le sujet. Ils n'ont pas peur, et c'est contagieux. Ils ouvrent un espace de liberté qui autorise à être idiot, violent, pathétique, mais surtout honnête. Ce qui fait surgir des moments de grande vulnérabilité. C'est ça qui fait que nous sommes humains et c'est ce que je cherche dans mes pièces. Ils ont toujours travaillé la fragilité avec Pina, et c'est une force.
Vous avez invité Marion Barbeau avec laquelle vous collaborez régulièrement. Qu'apporte-t-elle ?
Je saute sur chaque occasion pour travailler avec elle. Elle a quelque chose d'absolument unique : elle est une danseuse très douée et, en même temps, une incroyable actrice. Elle comprend vite chaque situation et la joue avec autant de sincérité que de retenue. Et il faut bien dire que, pour quelqu'un comme moi, qui navigue entre théâtre et chorégraphie, collaborer avec Marion est un cadeau.
PROPOS RECUEILLIS PAR ROSITA BOISSEAU
Antigone, d'Alan Lucien Oyen.
Théâtre de la Ville, Paris 4 $^{e}$ .
Jusqu'au 7 octob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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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LLE N° 26 - 229
PAR PHILIPPE DUPUIS
Retrouvez l'ensemble de nos grilles sur jeux.lemonde.fr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I | II | [IMAGE] | III | [IMAGE] | IV | [IMAGE] | [IMAGE] | [IMAGE] | V | [IMAGE] | [IMAGE] | VI | VII | [IMAGE] | [IMAGE] | VIII | [IMAGE] | [IMAGE] | IX | [IMAGE] | X | SOLUTION DE LA GRILLE N° 26 - 228
HORIZONTALEMENT I. Liquidateurs. II. Amusais. RN. III. Paies. Ibo. Té. IV. IGN. Iules. El. V. Dito. RER. Ill. VI. Aneths. Ernée. VII. Ta. Eosine. Cr. VIII. Ibsen. Binera. IX. Ola. Tricotai. X. Nerveusement.
VERTICALEMENT 1. Lapidation. 2. Imaginable. 3. Quinte. Sar. 4. Usé. Otée. 5. Iasi. Honte. 6. DI. URSS. Ru. 7. Asile. Ibis. 8. Bérénice. 9. Eros. Renom. 10. Un. In. Eté. 11. Télécran. 12. Scellerait.
HORIZONTALEMENT
I. Se manifeste d'un haussement d'épaules ou d'un « bof ». II. Il n'y a rien de bon chez elle. Personnel.
III. Déranger l'environnement. Finissait par ennuyer. IV. Camp allemand. Ouverture de gamme. V. Dans le beurre. Homère y serait enterré. Met au propre avant de manger. VI. Ont toutes les possibilités pour réussir dans leurs entreprises. VII. Pièce maîtresse de la charrue. Nérée, son époux, lui a donné de nombreuses filles. Négation. VIII. Arrivé chez nous. Capitale de l'Ontario. IX. Petit conduit dans notre intérieur. Se fait entendre comme un timbre. X. Vous font passer au rou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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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l est rare qu'un chef de guerre, devenu criminel de guerre condamné par la justice internationale, opère autant de volte-face au cours d'une vie que Biljana Plavsic. Quoi que l'on pense d'eux, les dirigeants ayant mené leur peuple à la guerre sont généralement convaincus du bien-fondé de leur cause. Puis, quels que soient les jugements extérieurs, ils demeurent la plupart du temps fidèles à leurs engagements, jusqu'au mensonge, jusqu'au déni.
Biljana Plavsic – morte à l'âge de 96 ans le 1er octobre à Belgrade, a annoncé l'agence de presse bosno-serbe SRNA –, restera dans l'histoire serbe à la fois comme l'une des plus farouches artisanes du projet de « purification ethnique » durant la guerre de Bosnie-Herzégovine (1992-1995), puis comme une présidente bosno-serbe d'après-guerre coopérant avec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avant d'être la première, et seule, dirigeante serbe à ce jour à se livrer volontairement au Tribunal pénal international pour l'ex-Yougoslavie (TPIY) et à plaider coupable de ses crimes.
Biljana Plavsic a fait partie, durant la guerre, du quatuor de la direction bosno-serbe qui a installé son quartier général dans le village de Pale, dans les collines surplombant Sarajevo, dirigeant le siège de la capitale de Bosnie-Herzégovine et la conquête de 70 % du territoire du pays. Ils travaillaient alors sous les ordres du président de Serbie Slobodan Milosevic (1941-2006) et avaient pour bras armé le général Ratko Mladic (1942-2026), commandant de l'armée serbe en Bosnie.
A leur tête se trouvait le « président » autoproclamé de la République serbe, Radovan Karadzic, un psychiatre psychopathe, poète à ses heures, qui déclamait des vers pendant que les soldats bombardaient la ville. A ses côtés, son véritable bras droit était Momcilo Krajisnik, (1945-2020), « président » du Parlement bosno-serbe, responsable des négociations à la fois avec Belgrade et avec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et « parrain » mafieux veillant au pillage du territoire.
Et puis il y avait ces deux anomalies, les « vice-présidents » de Radovan Karadzic, issus, comme lui, de la bourgeoisie sarajévienne d'avant-guerre: Nikola Koljevic (1936-1997), un professeur de littérature qui, ivre du matin au soir, racontait la guerre en vers de Shakespeare, et Biljana Plavsic.
«Substance biologique serbe»
Née à Tuzla, dans le royaume de Yougoslavie, le 7 juillet 1930, Biljana Plavsic a suivi les traces de son père en devenant biologiste. Elle a été chercheuse dans des universités à New York, Londres et Prague, avant de revenir en Yougoslavie où, professeure à l'université de Sarajevo, elle est devenue la doyenne de la faculté de sciences naturelles. C'est là que la politique la cueille, en 1990, alors que le pays vacille sous l'explosion des nationalismes. Elle devient une des dirigeantes de l'ultranationaliste Parti démocratique serbe (SDS) et restera fidèle à Radovan Karadzic jusqu'à la fin de la guerre.
De Biljana Plavsic, sans réel pouvoir aux côtés de Radovan Karadzic et Momcilo Krajisnik, il reste d'abord une image, et quelques phrases. L'image est celle de la télévision de Pale où elle enjambe un cadavre ensanglanté, au début du conflit, dans les rues de Bijeljina, pour se jeter dans les bras de Zeljko Raznatovic (1952-2000), dit « Arkan », le chef paramilitaire belgradois qui, à la tête de ses « Tigres », vient d'assassiner la population musulmane de la ville.
Ensuite il y a les mots. Ceux destinés à ses ennemis : les Bosniaques musulmans meurent parce qu'« ils se sont attaqués à la substance biologique serbe », ce qui fait que « le nettoyage ethnique est un phénomène naturel, et non pas un crime de guerre ». Et ceux destinés aux siens : « Quand bien même six millions de Serbes devraient périr pour la cause, il en resterait six millions d'autres pour jouir des fruits de leur lutte. » Là, à l'évocation d'une éventuelle disparition de la moitié du peuple serbe, même le chef de guerre Slobodan Milosevic s'était énervé : « La place de Mme Plavsic est, si ce n'est à l'hôpital, du moins pas à la tête de fonctions publiques. » La biologiste devenue spécialiste en « purification ethnique » avait peu apprécié que l'on mette en doute sa santé mentale.

A Belgrade, en 2001. SASA STANKOVIC/EPA PHOTO/MAXPPP
La guerre achevée, le « président » Karadzic et le général Mladic étant recherchés par la justice internationale, c'est pourtant elle que Slobodan Milosevic choisit pour coopérer avec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Elle quitte le SDS, se détournant des opposants aux accords de paix de Dayton, devient présidente de la République serbe (1996-1998) et fréquente chefs d'Etat et diplomates du monde entier, le sourire aux lèvres, en apparence satisfaite de son sort politique.
Une fois retraitée de la politique, Biljana Plavsic se constitue prisonnière à La Haye en 2001. Malgré la gravité des crimes qui lui sont reprochés dans l'acte d'accusation qu'elle partage avec Radovan Karadzic et Momcilo Krajisnik – le quatrième dirigeant de Pale, Nikola Koljevic, s'étant suicidé peu après la fin de la guerre –, d'anciens chefs de la diplomatie états-unienne (Madeleine Albright) et européenne (Carl Bildt) témoignent en sa faveur. Condamnée en 2003 à onze ans de prison par le TPIY pour « crimes de guerre » et « crimes contre l'humanité » – une sentence légère accordée en échange de son plaider-coupable –, elle avait, grâce aux réductions de peine et à son âge avancé, été rapidement libérée. En 2009, elle était revenue à Belgrade, avant un ultime retournement.
En accordant des centaines d'heures d'entretiens et en ouvrant ses archives à sa biographe, la professeure de droit Olivera Simic, qui le raconte dans son livre Madam War Criminal (Hurst, 2025, non traduit), le plaider-coupable est renvoyé aux oubliettes. Aucun crime, aucun regret, aucun remords. La pasionaria de la « Grande Serbie » et de la « purification ethnique » dit avoir simplement trouvé pénible d'être confrontée à un procès « de faux témoins et de mensonges », réaffirme ses convictions de la guerre et conclut qu'« il n'y a rien à regretter ». Biljana Plavsic a trompé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et ses juges afin de finir sa vie en liberté. La reine des volte-face était en fait imperturbable.
RÉMY OURDAN
7 JUILLET 1930 Naissance à Tuzla (alors au royaume de Yougoslavie, en Bosnie-Herzégovine actuelle)
1992-1998 Vice-présidente, puis présidente de la République serbe de Bosnie
2003 Condamnée à onze ans de prison pour « crimes de guerre » et « crimes contre l'humanité » par le Tribunal pénal international pour l'ex-Yougoslavie
2009 Libérée de prison, revient en Serbie
1 $^{ER}$ OCTOBRE 2026 Mort à Belg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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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grande affaire de la vie de Guy Scarpetta, mort le 28 septembre à Paris, à 79 ans, était la Résistance. Son roman Guido (Gallimard, 2014) – à la fois recherche historique sur le sort de son grand-père déporté, qui le marquera toute sa vie, méditation sur la transmission fragile de la mémoire et réflexion sur l'imaginaire subjectif de la Résistance – sera suivi du film Les Résistants du train fantôme (2017), réalisé par Jorge Amat et écrit et raconté par Guy Scarpetta. Comment ne pas comprendre que c'était là le fil conducteur de son parcours dans la création littéraire et artistique contemporaine?
Guy Scarpetta naît à Châteauroux en 1946 dans une famille d'immigrés italiens de seconde génération. Etudiant, il s'engage au 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 (PCF) et intervient dans les revues Clarté, La Nouvelle Critique et Promesse. Dès le début des années 1970, il participe à l'aventure Tel Quel (du nom de la revue lancée en 1960, puis de son groupe de théoriciens), un rapprochement préparé par la convergence entre Promesse et Tel Quel – un rapprochement à la fois littéraire et politique qui l'éloigne du PCF. Par la suite, Guy Scarpetta – qui est maître de conférences agrégé en littérature à l'université de Reims (Marne) – sera pendant vingt ans membre de la rédaction d'Art Press, dès la création de la revue, en 1972, et, de 1990 à 1996, rédacteur en chef de la revue La Règle du jeu.
Passionné par le théâtre (son mémoire de 1969 est consacré à Bertolt Brecht et Antonin Artaud), Guy Scarpetta dessine une nouvelle perspective vers un théâtre « autre », avec son roman Scène (1972, Seuil, « Tel Quel »), ses essais dans la revue, sa contribution au colloque de Cerisy, dans la Manche, sur Antonin Artaud, en 1972. Il signe également deux ouvrages – Le Festival d'Automne de Michel Guy (éd. du Regard, 1992) et Kantor au présent (Actes Sud, 2000) – où sont analysées l'écriture et les pratiques de Robert Wilson, Richard Foreman, Meredith Monk, Lucinda Childs, Trisha Brown, Samuel Beckett, Tadeusz Kantor et Klaus Michael Grüber.
Avec Brecht ou le soldat mort (Grasset, 1979), il entend en finir avec le brechtisme des scènes hexagonales et promeut le théâtre américain, s'attirant les foudres d'une grande partie du monde théâtral français. Déjà, au Festival d'Avignon de 1969, le numéro de La Nouvelle Critique, avec son texte sur Brecht et Artaud, avait été retiré de la vente. En fait, Guy Scarpetta conçoit ce théâtre comme une écriture en acte, exigeant du spectateur la même implication active que dans la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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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t du roman le passionne tout autant: en témoigne le recueil d'essais L'Age d'or du roman (Grasset, 1996). Milan Kundera, Danilo Kis, Mario Vargas Llosa, Philip Roth, Salman Rushdie, Robert Musil, Hermann Broch font l'objet soit d'essais, soit d'entretiens. Guy Scarpetta est lui-même un romancier. Il prolonge sa bataille des Anciens et des (post-) Modernes dans ses œuvres de fiction, La Suite lyrique (Grasset, 1992) pour la musique du XXe siècle, La Guimard (Gallimard, 2008) pour la danse de la seconde moitié du XVIII $^{e}$ . A tout cela s'ajoute son intérêt pour la peinture – un catalogue consacré à Robert Motherwell et un livre sur Antonio Saura – et le cinéma avec Raoul Ruiz, le magicien (Les Impressions nouvelles, 2015), écrit avec Benoît Peeters.
Trois ouvrages toujours actuels témoignent de ce souci d'une esthétique contemporaine travaillée par une éthique d'expé- rience et de connaissance, et résistant au conformisme : Eloge du cosmopolitisme, L'Impureté, L'Artifice (Grasset, 1981, 1985 et 1989) proposent trois catégories positives de la création littéraire et artistique refusant frontières, orthodoxies et appartenances définitives. Et surtout ne pas oublier le plaisir, de Rabelais à Bataille, avec le recueil d'essais Pour le plaisir (Gallimard, 1998).

En 2013. CATHERINE HELIE/OPALE.PHOTO
27 DÉCEMBRE 1946 Nais-
sance à Châteauroux
DÉBUT DES ANNÉES 1970
Collabore aux revues
« Tel Quel » et « Art Press »
1979 « Brecht ou le soldat
mort », essai (Grasset)
1990-1996 Rédacteur
en chef de « La Règle du jeu »
2014 « Guido », roman
(Gallimard)
28 SEPTEMBRE 2026 Mort
à Paris
Cet écrivain hautement cultivé, acharné au travail, était connu pour son esprit polémique. Ses amis l'appréciaient pour son esprit rabelaisien, pour son trésor inépuisable de blagues. En outre, son œil de spectateur de théâtre s'amusait à capturer avec le crayon habitus et gestes de ses contemporains. Son livre de caricatures, L'Histoire de l'art (livre comique) (éd. de Tugny Lamarre, 1993), est une provocation pour tous les gardiens du temple de l'Art.
Bon vivant, amateur de bon vin, de bonne chère, du bon tabac de sa pipe éternelle, il pourrait maintenant scruter habitus et gestes des habitants de l'au-delà, déjà décrits par Dante qu'il aimait tant. Où qu'il soit maintenant, requiescat in pace accompagné de la musique de Don Giovanni, de Mozart, dirigé par Nikolaus Harnoncourt, qu'il était allé écouter en 1987, à Zurich, en Suisse, en compagnie de celle qui sera son épouse, l'artiste Rachel Laurent, avec laquelle s'est nouée une complicité joyeuse et inspirante. Par son «Non!» lancé au Commandeur, Don Juan/Giovanni, lui aussi, résiste, emblème de souveraineté humaine selon Bataille, jusqu'à la fin.
HELGA FINTER (CHERCHEUSE EN ÉTUDES LITTÉRAI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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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n jour, à la sortie des classes, lorsqu'il était principal du collège Auguste-Dédé, une
personne l'a salué sans qu'il la voie. Lorsqu'on le lui a rapporté, Gabriel Serville a sauté dans une voiture et a suivi jusqu'à son domicile la personne éconduite. Il s'est alors excusé platement. » Cette anecdote illustre qui était le président de la Collectivité territoriale de Guyane, mort mercredi 30 septembre, à Cayenne, à 67 ans, des suites d'un cancer de l'estomac : un homme sensible, respectueux, sincère.
Né à Cayenne, en 1959, dans un milieu modeste, Gabriel Serville grandit dans les quartiers populaires de la ville. Adulte, il épouse une carrière de professeur de mathématiques, puis devient principal de collège et proviseur. Un engagement auprès de la jeunesse qu'il conservera tout au long d'une vie politique qu'il lance, à gauche, au début des années 2000. Sous la bannière du Parti socialiste guyanais, il subit une défaite aux élections municipales de 2008, à Matoury, commune populaire de 35 000 habitants. En 2012, il est élu député de la première circonscription. Un mandat qu'il conservera jusqu'en 2021, siégeant avec les communistes dans le groupe de la Gauche démocrate et républicaine. Il se bat pour faire reconnaître les difficultés de la Guyane, en particulier l'orpaillage illégal qui défigure le territoire amazon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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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 devient maire de Matoury en 2014, fonction qu'il quitte en 2017. Cette année-là, la Guyane est paralysée pendant deux mois par un important mouvement social. Gabriel Serville, alors député, est le seul politique accepté par les leaders du mouvement. Il capitalisera sur cette popularité pour remporter, en 2021, les élections régionales, à la tête d'une coalition ancrée à gauche. Le voilà président de l'exécutif régional, un défi immense, tant la Guyane cumule les retards. Mais sa mandature est minée par des conflits internes. La coalition hétéroclite constituée dans l'entre-deux-tours pour battre le président sortant se révèle difficilement manœuvrable. Plusieurs élus de sa majorité sont privés de leur délégation ou font sécession.
Sans hausser le ton, Gabriel Serville rend les coups, mais y laisse aussi des plumes. Il vit mal ces dissensions et les critiques acerbes dont il fait l'objet, face aux difficultés à transformer la vie quotidienne des Guyanais. Cantonné à la gestion de crises successives, il
A Paris, en 2014.
LICHTFELD EREZ/SI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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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nu le 24 septembre 2026, à Vence, à l'âge de quatre-vingt-onze ans.
Femme libre et indépendante, amoureuse des belles lettres, du cinéma, de la peinture et de la mode, elle a traversé son époque en partageant dans ses romans sa vision du monde et de ses conventions sociales.
Son souvenir est gravé dans ses écrits, son écriture fluide et cinématographique rend sa pensée vivante pour toujours.
Lola Bessis,
sa fille,
Sa famille,
Ses amis,
ont la profonde tristesse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de
Jean-Louis BESSIS,
avocat,
professeur des Universités,
officier de la Légion d'honneur.
Les obsèques auront lieu le lundi 5 octobre 2026, à 15 h 30, en la salle de la Coupole du 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 Paris 20 $^{e}$ .
L'Haÿ-les-Roses.
M $^{me}$ Marianne Constantinidis, son épouse,
a la profonde tristesse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de son époux
Alain, Igor CONSTANTINIDIS,
survenu le 28 septembre 2026, à l'Haÿ-les-Roses, à l'âge de quatre-vingt-dix ans.
Une vie pleine et généreuse s'est éteinte avec douceur, laissant dans nos mémoires l'écho discret de sa bienveillance. Il rejoint aujourd'hui le silence paisible de la nature.
Ni fleurs ni couronnes.
Si vous le souhaitez, en sa mémoire, faites un don à une association d'aide humanitaire de votre choix.
« Je crois parfois que Dieu en créant l'homme, a quelque peu surestimé ses capacités. » Oscar Wilde.
Pierre Doireau,
son époux,
Mathilde, Jean Gabriel, Julien,
ses enfants,
Ses petits-enfants,
ont la tristesse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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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nu à Tours,
le 18 septembre 2026.
La cérémonie a eu lieu dans l'intimité le 24 septembre, à Cravant-les-Côteaux (Indre-et-Loire).
Françoise Fabiani-Braiban
Et Marianne Fabiani-Okbi,
ses sœurs,
ont la douleur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de
Jean-François FABIANI,
avocat honoraire
à la cour d'appel de Paris.
Avocats@fabiani-pinatel.com
mariannefabiani7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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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ée GERARD,
chevalier de la Légion d'honneur,
chevalier
de l'ordre national du Mérite,
nous a quittés le 29 septembre 2026.
Après une longue carrière en France et dans le monde pour des causes humanitaires et féministes, elle est partie rejoindre les étoiles.
De la part de
Isabelle et Patrick Bourgès,
ses neveux,
leurs enfants, Pauline et Adrien,
Louis et Nicole Simon,
ses cousins,
Marcel et Madeleine Simon,
ses cousins.
L'inhumation, dans l'intimité familiale, aura lieu dans le caveau familial, à Decize (Nièvre).
Cet avis tient lieu de faire-part.
Marie-Claire Gibert,
née Blondelle,
son épouse,
Ses enfants
Et ses petits-enfants,
Sa famille
Et ses amis,
ont la tristesse d'annoncer le décès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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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nu le 28 septembre 2026, à l'âge de quatre-vingt-onze ans.
Fidèle lecteur du Monde, passé de la Beauce à l'Algérie puis ingénieur à l'usine SNR d'Annecy, il a toujours vécu au plus proche de ses convictions.
Ses obsèques auront lieu le lundi 5 octobre, au Crématorium des Îles, à Annecy.
Christine et Daniel,
Dominique et Valérie,
Marianne et Martin,
Malorie et Mathilde, Esteban et Elya, ses petits-enfants,
Héloïse, Victoire et Augustin, Gwenaëlle, Maïwen, Maëlynn et Erwann,
ses arrière-petits-enfants,
Ses proches,
Ses camarades sapeurs-pompiers,
ont la tristesse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de
Bernard LAYGUES,
chevalier de la Légion d'honneur,
survenu le 28 septembre 2026, dans sa quatre-vingt-neuvième année.
Bernard Laygues avait fait partie de l'équipe de correction du Monde, au temps de la rue des Italiens.
La bénédiction religieuse aura lieu le mardi 6 octobre, à 10 h 30, en l'église de Saint-Gratien (Val-d'Oise), rue Sœur-Angèle, suivie de l'inhumation, à 11 h 30, au cimetière de Saint-Gratien.
Un registre à signatures tiendra lieu de condoléances.
Nicolas et Édith Loire,
Cathy Loire Korios et Pascal Korios,
Stéphane Loire et Judith Kagan,
Marianne Loire et Alain Russ,
ses enfants,
Mathilde, Simon, Agnès, Liana, Guillemette et Astrid, ses petits-enfants,
ont la tristesse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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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nu le 29 septembre 2026, à l'âge de quatre-vingt-dix-huit ans.
La cérémonie religieuse sera célébrée le mardi 6 octobre, à 10 h 30, en l'église Saint-Pierre-de-Montrouge, 82, avenue du Général Leclerc, Paris 14 $^{e}$ .
Ils rappellent le souvenir de son époux
René LOIRE (1923 - 2011).
Patrick Masure, Cécile et Flore
Masure,
ses filles,
Stéphane Milon,
son gendre,
Colette, Aurèle, Anatole et Livia,
ses petits-enfants
Et toute sa famille,
ont l'immense tristesse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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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nu le 27 septembre 2026, à Paris, à l'âge de quatre-vingt-un ans.
Les obsèques auront lieu le mardi 6 octobre, à 13 h 30, en la salle de la Coupole au crématorium du 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 Paris 20°.
Ni fleurs ni couronnes.
Des dons peuvent être faits aux Petites Sœurs des Pauvres de Notre-Dame-des-Champs, Paris 6 $^{e}$ , qu'elle soutenait fidè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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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èle,
son épouse,
Florence et Claire,
ses filles,
Simon, Gabriel, Elise et Alice,
ses petits-enfants,
Michel et Marie-Claude,
son frère et sa sœur,
Sa famille
Et ses nombreux a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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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nu le 25 septembre 2026.
Françoise Paviot,
Stéphanie et Jean-Michel Courant, Floris Paviot,
Luc et Michèle Paviot, Catherine et Jérôme Vernier,
Jérôme et Maya Leplus, Stéphanie et Mathieu Dauphin,
Thibaud, Nina, Iwann, Maya et Pauline,
ont l'immense tristesse de faire part du rappel à Dieu de leur époux, père, frère, grand-père et beau-pè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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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29 septembre 2026, en sa quatre-vingt-cinquième année.
La cérémonie religieuse sera célébrée le jeudi 8 octobre, à 10 h 30, en l'église Saint-Eustache, Paris 1 $^{er}$ , suivie de l'inhumation, au 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 Paris 20 $^{e}$ .
Cécile,
son épouse,
Sa fam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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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l'École du Louvre
Annie Caubet,
ancienne conservatrice générale et directrice du département des Antiquités orientales du musée du Louvre et archéologue de terrain, retracera son parcours au Louvre et sur les grands chantiers archéologiques du Proche-Orient. Une rencontre nourrie de souvenirs et d'hommages, autour d'une vie consacrée aux collections, à la recherche et à la transmission.
École du Louvre,
amphithéâtre Rohan,
vendredi 16 octobre 2026,
à 18 h 30,
entrée libre et gratuite,
dans la limite des places disponi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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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unes Talents
Association RUP
Ses missions : faciliter l'insertion
des jeunes musici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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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ur tous les publ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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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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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ETIEN
Baptiste Beaulieu, 41 ans, est un hyperactif, récemment diagnostiqué comme tel. Le médecin généraliste très suivi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exerce toujours à Toulouse, tout en écrivant des livres à succès, et en élevant désormais deux petits garçons. Il publie le 1er octobre L'Homme qui choisit la douceur, une fiction qui lui permet de raconter de l'intérieur les groupes de parole entre soignants, comme celui qu'il a fréquenté pendant deux 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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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 je n'avais pas eu des parents opiniâtres, qui se sont battus toute leur vie pour que mes deux sœurs et moi puissions jouir à l'âge adulte de privilèges dont ils avaient été privés. Je me souviens d'une scène, quand nous étions tout petits, à Verfeil [Haute-Garonne], un village près de Toulouse. Ma mère était allée chercher des œufs. C'était l'hiver et elle a glissé dans la rue à cause du verglas, écrasé les œufs en tombant, et s'est mise à pleurer. Ces œufs, c'était la viande de la semaine. Aujourd'hui, une de mes sœurs est dentiste, l'autre cheffe dans un restaurant, et moi, je suis médecin et écrivain. Je ne peux leur en être que reconnaiss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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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était compliqué. A l'époque, mon grandpère m'avait offert un tout petit couteau. Pendant quelques mois, j'ai dormi avec, sous mon oreiller, parce qu'avoir soudain cette inconnue sous notre toit me faisait peur. Je détestais cette intruse. Puis un jour, un grand lui a dit quelque chose qui l'a fait pleurer. « Sale négresse », je crois. C'est comme s'il m'avait volé ma haine. Je lui ai foncé dedans. A partir de cet incident, elle est vraiment devenue ma sœur. Cela m'a très tôt sensibilisé à la diffé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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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i. Commis par un prof d'arts martiaux. L'été, il accueillait les gamins dans une grande maison à la campagne. C'est là que cela s'est passé, deux ans de suite. Nous étions cinq garçons, de 10 à 12 ans. Il y a eu un procès. Poursuivi pour agressions sexuelles, viols et actes de barbarie, cet homme a été condamné à de la prison. J'ai récemment appris sa mort. Le lendemain, je me suis réveillé avec un énorme herpès à la lan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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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époque, j'avais été interrogé par la police, et j'avais menti. Juste avant, j'avais s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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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s une discussion entre mes parents. Mon père avait dit qu'il allait tuer cet homme s'il m'avait fait du mal. Moi, je ne voulais surtout pas que mon père tue le prof et aille en prison! Et puis, je commençais à me questionner sur mon orientation sexuelle, et je ne voulais pas qu'on puisse croire que si j'étais attiré par les garçons, c'était peut-être à cause de ces agressions. J'ai donc nié les faits. Le procès s'est déroulé sans moi. Puis j'en ai fait un non-sujet. Il y a sept ans, tout m'est revenu dans la tronche. J'ai enfin raconté la vérité à mes parents. Et j'ai repris contact avec Florent, le premier des garçons à avoir parlé, pour lui demander pardon de ne pas l'avoir soute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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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sque tout est ressorti, cela a été très rude. Quand je passais sur des ponts, je regardais droit devant moi pour ne pas être tenté de me jeter à l'eau. J'ai été sous Prozac pendant des années. J'ai arrêté à la naissance de mes enfants, qui m'ont apporté beaucoup de bonheur. Mais je vais toujours chez le psy. Je ne pense pas qu'on guérisse de ça. Cela salit le lieu de la joie intime que devrait être la vie sexuelle, et vous poursuit toujours. Cette année, par exemple, j'ai mis mon aîné dans une école où il n'y a que des femmes. C'était non négociable. Je ne veux pas qu'un homme s'approche de mes enfants, ce qui est paradoxal pour un homosexuel militant. Et ce n'est pas pour rien que je me suis tourné vers la médecine, le soin, et que je soigne beaucoup de femmes victimes de violence. J'ai beaucoup plus d'empathie pour les femmes que pour les hommes.
L'Homme qui choisit la douceur, L'iconoclaste, 496 p., 21,90 €.
Où vont les larmes quand elles sèchent,
adapté du roman de Baptiste Beaulieu par Léna Bréban, au Théâtre Lepic, à Paris 18 $^{e}$ . Jusqu'au 14 décemb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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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a a toujours été très flou pour moi. J'ai eu deux grandes histoires d'amour dans ma vie, la première avec une jeune médecin avec qui je suis resté quatre ans et demi, l'autre avec mon compagnon actuel. Je crois qu'il y a autant d'orientations sexuelles que d'êtres humains sur Terre, et nous sommes 8 milliards... Les agressions que j'ai subies enfant font aussi que j'ai eu du mal à parler de ce sujet. J'ai fait mon coming out très tard, à 23 ans, après avoir rencontré un garçon lors d'un séjour à Rome. Mon père a pleuré. Ma mère a eu mal au dos pendant deux mois. Mais depuis, aucun problème. Ils sont merveilleux, extrêmement doux et attentifs aux aut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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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n de précis. Mais ils tenaient absolument à ce qu'on réussisse à l'école, qu'on ait des bonnes notes. Le soir, ma mère nous faisait des dictées sur des textes de Maupassant, Giono... Quatre points en moins pour les fautes de grammaire, six pour celles de syntaxe. On finissait à moins 40! Et on lisait beauc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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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soigner les gens et d'écrire des romans. Vous avez donc devant vous un garçon de 5 ans qui a accompli ses deux rêves. Heureusement que j'ai des enfants, sinon ma vie manquerait de s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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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ut-être parce que quand j'étais petit, nous avions pour tradition de regarder Docteur Quinn, une série américaine sur une femme médecin. Je voulais moi aussi avoir un métier qui ait du sens. Peut-être ai-je également voulu réparer une faute originelle, celle de mon grand-père. Sur son lit de mort, il a confié à mon père que, durant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il était tombé sur des soldats allemands en train de se baigner nus dans une rivière, et les avait tous alignés et tués. De rage d'avoir lui-même perdu tous ses copains, abattus par les Allem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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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i, je suis très en colère, notamment à cause des agressions dont j'ai été victime. Et je supporte très très mal les injustices. Le problème, c'est qu'un médecin est confronté chaque jour à des injustices, en particulier celles faites aux femmes. Cela fait encore monter la rage! De là découle sans doute mon envie d'écrire des livres qui réparent 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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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ur la liberté que cela offre. Je tiens à ce que les lecteurs en aient pour leur argent. Alors je raconte beaucoup d'histoires, souvent inspirées de ma vie personnelle ou de ma pratique, et je peux ainsi les enjoliver. Mais ce n'est pas toujours nécessaire. Prenez cette patiente, sur le point d'accoucher, qui arrive aux urgences. Le service est débordé. On l'installe dans une chambre et on lui dit : « Appelez-nous s'il y a un problème. » Une heure plus tard, un soignant passe. Le bébé dans les bras, elle lui demande juste une paire de ciseaux. « Mais enfin, on vous avait dit d'appeler! », lance-t-il. « Mais... il n'y a pas eu de problème », répond-elle. Ne pas utiliser cette phrase aurait été du gâchis, non? Je préfère recueillir cette douceur, et l'apporter aux aut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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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 suis médecin, j'écris des bouquins, ça marche super bien, et pourtant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e je me sens important. Soudain, je roule doucement, sur la voie de droite. Je passe une heure à la banque pour ouvrir une assurance-vie à mes enfants. J'ai renégocié mes contrats avec mes éditeurs. Et puis, moi qui suis si impatient, si productif, j'ai dû accepter de mettre un peu le travail de côté, pour consacrer du temps à mes fils. Car à la fin de ma vie, je me souviendrai sans doute plus d'une après-midi à la pêche avec eux que de mes succès en librairie. Avant, je ne vivais que pour moi. A présent, je ne suis plus le personnage principal de mon histoire. Des enfants sont là, qui comptent sur moi. Je ne veux pas mourir avant qu'ils soient auton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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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 ai toujours beaucoup pensé. Je suis un grand angoissé. Si je n'écris pas, si je ne suis pas au cabinet médical, si je ne m'occupe pas de mille et une manières, je pense à la mort. Ces angoisses existentielles me poussent à remplir mes journées. Marguerite Duras a parlé de la soupe aux poireaux, présentant sa confection comme une alternative quotidienne au suicide. Le cabinet médical et l'écriture, voilà ma soupe aux poireaux.
PROPOS RECUEILLIS PAR DENIS COSN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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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ANNÉES MACRON 3|3 Jouant de l'ambiguïté du jeu politique du chef de l'Etat, la galaxie de Vincent Bolloré a accéléré sa mainmise sur les canaux d'information. Face à cette puissance réactionnaire, tous les partis admettent être dépassés
L
e ton est vindicatif, et même bel-liqueux. « Un jour, on va aller prendre Paris », tonne l'écrivain Boualem Sansal... prise de guerre de la galaxie Bolloré passé au mois de mars de sa maison histo-
rique, Gallimard, à l'éditeur Grasset, moyennant 1 million d'euros. « On est dans une guerre de civilisation, une guerre d'existence même », lance Rachel Khan, chroniqueuse sur CNews. « La présidentielle va être d'une rare violence », pronostique Pierre-Alexandre Bouclay, patron de Radio Courtoisie. « Je pense que nous vivons cette période révolutionnaire palpitante », s'enthousiasme l'ancien journaliste du Figaro Ivan Rioufol, avant d'appeler à « entrer en résistance ». A chaque fois, la salle approuve bruyamment.
Ces propos, dont Le Monde a obtenu la retranscription, ont été tenus du 29 au 31 mai, au palais des congrès de Perpignan, dans le cadre du Printemps de la liberté d'expression. La troisième édition d'une manifestation organisée par la municipalité dirigée par Louis Aliot (Rassemblement national, RN) et vouée à réunir les principales figures de l'extrême droite médiatique et culturelle. A l'image de Rioufol dénonçant « les médias officiels (...) qui correspondent tout à fait à ce que pouvaient être les médias soviétiques », l'audiovisuel public et la presse dite « wokiste » – de Libération au Monde en passant par France Inter – en ont pris pour leur grade ce week-end-là.
Bouclay ira jusqu'à comparer, « toutes proportions gardées », les méthodes du site Mediapart à celles de... « l'Etat islamique ». Six mois plus tôt, au Dôme de Paris, au cours d'une grande soirée – à laquelle Le Monde avait assisté – mettant en scène, déjà, tout le gratin de l'extrême droite médiatique, le président de Reconquête!, Eric Zemmour, avait même lâché à la tribune: « Il faut s'armer... et d'abord s'armer culturellement. »
Longtemps reléguée dans la marginalité, l'extrême droite s'affiche aujourd'hui en pleine lumière, revendiquant une parole décomplexée. Désormais portée par de puissants canaux d'information, elle est engagée dans une guerre culturelle sans merci, habitée par une certitude : comme l'avait théorisé il y a un siècle le philosophe – marxiste – Antonio Gramsci, pour pouvoir triompher dans les urnes, il faut d'abord conquérir les cerveaux.
Les dégâts sont déjà visibles : jamais la polarisation du paysage médiatique français n'avait atteint un tel degré d'incandescence. La commission d'enquête parlementaire sur l'audiovisuel public menée par son rapporteur, le député de l'Hérault Charles Alloncle (Union des droites pour la République, le parti d'Eric Ciotti), a embrasé le microcosme politico-médiatique, au printemps. Tancé au même moment par l'Autorité de régulation de la communication audiovisuelle et numérique pour avoir sous-représenté le RN dans ses émissions en journée, le service public, pris en étau, s'est senti contraint de lâcher du lest.
Tandis que France 2 a recruté la très droitière chroniqueuse du Figaro Eugénie Bastié pour l'émission « L'Heure de vérité », la direction de France Inter a remercié, fin août, le journaliste de Libération Thomas Legrand, avant d'annoncer, dans la foulée, l'arrivée comme éditorialiste de Charles Sapin, numéro deux de la rédaction de Valeurs actuelles, hebdomadaire ultraconservateur, racheté par le milliardaire Pierre-Edouard Stérin. De quoi provoquer, mi-septembre, une grève des salariés de Radio France et entraîner finalement le départ de Sapin.
La stratégie semble donc basique: diviser d'un côté, ressasser de l'autre et jusqu'à l'écoeurement les mêmes thèmes (insécurité, incivisme, laxisme, islamisme, immigration...), autant de « fléaux » supposés être liés, pour les imposer dans le débat public. Le tout en soufflant sur les braises, et en désignant des boucs émissaires, qui vont de La France insoumise (LFI) aux médias « mainstream » en passant par « l'extrême centre » (comprendre les partis républicains), les immigrés et, bien sûr, l'islam.
Un grand classique, à en croire l'historien Laurent Joly. «Il y a quelque chose dans l'extrême droite nationaliste de fondamentalement émotionnel, irrationnel, observe-t-il. Ainsi, cette espèce de peur paranoïaque de l'ennemi de l'intérieur.» Il ajoute: «La figure de l'ennemi de l'intérieur n'est pas figée. Le juif aujourd'hui n'est plus considéré comme un ennemi de l'intérieur, ce qu'il était à la fin du XIXe siècle. Donc le juif d'avant, c'est le musulman d'aujourd'hui.»
La sphère réactionnaire l'a conceptualisé: pour l'emporter, il faut donc cliver. Chauffer à blanc l'opinion publique pour mettre le pays en tension. «La polarisation médiatique est un levier d'action pour renforcer la polarisation de la société, observe Claire Sécaïl, chercheuse au laboratoire Communication et politique du CNRS. C'est ce qui s'est passé avec les médias Bolloré. »
Plusieurs journalistes d'Europe 1, passée sous la coupe du milliardaire Vincent Bolloré, à la tête de la croisade identitaire en cours, ont confié au Monde qu'il leur était régulièrement et explicitement demandé de «tendre» les sujets, comme l'attestent de nombreux documents internes à la station que nous avons pu consulter. Ainsi, ces sommaires où figurent les sujets à traiter dans les journaux, tous en phase avec les obsessions de la droite extrême. L'un d'eux évoque «les chevaux de l'islam au galop dans les facs occidentales», un autre, «quand Allah s'invite au travail...». Un autre jour, ce sujet en forme d'interrogation: «Des examens en keffieh et des drapeaux palestiniens dans les écoles?», un autre encore, sous l'intitulé «le nid à emmerdes», il est question, à Toulouse, des «riverains exaspérés par les gens du voyage»...

Les médias tombés dans l'escarcelle de Bolloré, notamment Le Journal du dimanche (Le JDD) et CNews, sont à l'unisson. La stratégie est huilée, concertée. « Le groupe Bolloré, ce n'est pas juste un bloc industriel mais un projet politique », note le premier secrétaire du Parti socialiste (PS), Olivier Faure. Longtemps chroniqueur sur la chaîne « d'information », espérant y faire entendre une voix de gauche, avant d'en claquer la porte en 2023, Laurent Joffrin a eu le temps d'observer le phénomène de près. Comme en écho aux propos d'Olivier Faure, le journaliste considère que « CNews est devenue progressivement un écosystème, une sorte de parti politique », jusqu'à qualifier son animateur vedette, Pascal Praud, de « pilier de la vie politique ».
« Les journalistes [de la chaîne] sont des militants formés, ajoute l'ancien directeur de Libération. Moi-même j'ai été militant dans ma jeunesse, je vois bien les mécanismes, les références... Et ils sont durs à prendre parce qu'ils bossent beaucoup, comme les militants communistes des années 1950. » Désormais à la tête du média en ligne Librejournal.fr, Laurent Joffrin souligne qu'ils « viennent souvent d'écoles de journalisme non reconnues comme l'ILDJ [Institut libre de journalisme], et aujourd'hui il y a l'ESJ Paris... »
La prise de contrôle puis la mise au pas idéologique de la plus vieille école de journalisme du monde – elle a été fondée en 1899 –, rachetée en 2023 par un pool d'actionnaires parmi lesquels Vincent Bolloré, sont un cas... d'école. Elle illustre de manière presque caricaturale la manière dont la droite radicale entend s'adjuger cette fameuse hégémonie culturelle chère à Gramsci. Pour y parvenir, accumuler journaux, radios et chaînes de télé ne suffit pas. Avoir à son service de puissantes maisons d'édition, disposer des boutiques Relay – secteurs-clés s'agissant de l'exposition et de la vente de livres dans les aéroports et les gares –, non plus. Quant à être, avec Canal+, le premier financeur et diffuseur du cinéma français...
Le sénateur (Union des démocrates et indépendants) du Val-de-Marne Laurent Lafon, président, en 2022, de la commission d'enquête du Sénat sur la concentration des médias en France, observe ceci: « Vincent Bolloré sait très bien qu'il détient, avec Canal+, un pouvoir immense, le pouvoir de création cinéphile et télévisuel, et même sportif, en France, et que donc lui chercher des noises sur son projet idéologique, c'est presque nuire aux intérêts du pays... » Il n'empêche, pour l'extrême droite médiatico-culturelle, tout cela n'est pas suffisant. Il faut traiter le « mal » à la racine. Agir en amont. Etre présent là où se (dé) forment les esprits. Quoi de mieux, de ce point de vue, qu'une école de journalisme? En l'occurrence, l'ESJ Paris – sans lien avec l'ESJ Lille.
Lundi 27 novembre 2017, Théâtre Mogador, à Paris. C'est la première édition de la Nuit du bien commun, un fonds de dotation caritatif lancé par Pierre-Edouard Stérin, cet autre milliardaire aux visées réactionnaires. Lors de cette soirée, le projet d'une école privée de journalisme s'adressant à des étudiants désireux de compléter leur parcours universitaire en mode accéléré (dix week-ends sur l'année) est révélé. Ce projet est porté par Alexandre Pesey, fondateur et directeur de l'Institut de formation politique, établissement ultraconservateur, et se formalise l'année suivante, avec la création de l'Institut libre de journalisme. Une toute petite structure, quand la droite extrême rêve en Technicolor...
Ça tombe bien, quelques années plus tard, l'entrepreneur Guillaume Jobin décide de revendre l'ESJ Paris, en piètre situation financière, qu'il dirige depuis 2006. Il est approché par Jean-Baptiste Giraud, un ancien de l'école, par ailleurs cofondateur de l'ILDJ. En novembre 2023, Giraud présente Pesey à Jobin. Après de nombreux démêlés, la vente est finalement actée le 15 novembre 2024. A la surprise générale, l'ESJ Paris annonce dans un communiqué sa reprise par un pool d'entrepreneurs parmi lesquels plusieurs milliard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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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IRE SÉCAIL
chercheuse au laboratoire
Communication
et politique du CNRS

res dont Vincent Bolloré (avec la société la Compagnie de l'Odet) et Bernard Arnault, mais aussi des investisseurs « catho tradi ». Parmi eux, Thibault de Saint Vincent, ou encore deux frères, Stanislas et Godefroy de Bentzmann, proches de Stérin... et de Bolloré.
L'alliance apparaît au grand jour. « C'est vraiment le gotha de l'extrême droite », souligne Giraud, outré, dit-il, d'avoir été tenu dans l'ignorance tout au long du processus. Encore plus furieux, Jobin assure que l'identité de ces investisseurs lui a été dissimulée jusqu'au bout. Au cours des négociations, « jamais le nom de Bolloré n'a été prononcé », affirme-t-il. Jobin, aujourd'hui, « regrette d'avoir vendu l'école, en tout cas de l'avoir vendue à eux. Avec Bolloré, c'est clairement l'extrême droi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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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 femme va rapidement en faire les frais : Elhame Medjahed, 43 ans, directrice pédagogique de l'ESJ Paris de 2022 à 2025. Pour s'être opposée aux méthodes contestables – et discriminatoires, juge-t-elle – de la nouvelle direction, elle a été brutalement licenciée au printemps 2025. Depuis, elle a saisi les prud'hommes, le Défenseur des droits, mais aussi le tribunal judiciaire de Paris, devant lequel elle a déposé plainte contre l'ESJ Paris. Jobin dit l'avoir avertie dès la vente de l'école, fin 2024 : « Je l'ai appelée pour lui dire : "A mon avis, avant la fin de l'année scolaire, ils vont te conduire à l'abattoir, donc prépare-toi à te faire virer, ne crois pas qu'ils vont te garder, tu n'as pas le bon nom et tu n'as pas les opinions politiques qu'il faut." »
Dans sa plainte, déposée notamment pour « harcèlement moral et violences psychologiques » et « discrimination », Michaël Hautot, l'avocat d'Elhame Medjahed, écrit ceci à propos de sa cliente : « Inexorablement, le climat [à l'ESJ Paris] est devenu anxiogène, contraint, et fait de brimades et d'insultes notamment tenant à l'identité de la requérante et sa couleur de peau. » Ni Alexandre Pesey ni la direction de l'école n'ont donné suite à nos sollicitations.
Dominique Blanchard, professeur à l'ESJ Paris de 2018 à 2025, est formel: «La quasi-totalité des professeurs et des intervenants ont été changés depuis le rachat, il est clair que, à de très rares exceptions, les nouveaux venus sont nettement marqués à droite, voire à l'extrême droite, ils viennent de CNews, Europe 1, etc. » Si la plupart des étudiants rencontrés au cours de notre enquête n'ont pas souhaité être cités, d'autres ont accepté de témoigner en leur nom. Timothée Lazennec, par exemple. Scolarisé à l'ESJ Paris de septembre 2024 à juillet 2026, le jeune homme de 24 ans a vu de près les conséquences du changement de gouvernance à la tête de l'établissement, longtemps connu pour accueillir des étudiants de toutes origines. « Si je dois faire un avant/après, dit-il, ce qui me frappe le plus, c'est vraiment le recrutement des élèves. J'avais l'impression d'être à un rassemblement d'extrême droite. Et que des Blancs, aussi: parmi les nouveaux, il n'y avait que des Blancs. »
Quant aux dispositifs d'alternance professionnelle, à l'en croire, ils seraient réservés aux étudiants « marqués très à droite, et ça va être systématiquement des médias comme Frontières, Valeurs actuelles, Radio Courtoisie... » De fait, les jeunes pousses formatées par la nouvelle ESJ se voient proposer des stages, parfois suivis d'embauche, sur CNews, Europe 1 ou à Frontières, le magazine du militant ultraradical Erik Tegnér. « Ce que la nouvelle direction a changé, ce ne sont pas tant les programmes que le profil des élèves, confirme Dominique Blanchard. Les nouveaux arrivants n'ont plus rien à voir avec les étudiants que j'ai connus à l'ESJ Paris, où il y avait traditionnellement beaucoup de gens issus de banlieue et de ce qu'on appelle la "diversité". »
La méthode semble imparable: la galaxie réactionnaire forme ses propres troupes, qui prendront progressivement le relais des chroniqueurs très expérimentés peuplant les antennes de CNews et compagnie. Puis, bien sûr, ils porteront la bonne parole réactionnaire dans des médias plus « neutres », jusqu'à finir, pour certains, par intégrer l'audiovisuel public, c'est du moins ce qu'espèrent les nouveaux patrons de l'ESJ Paris. « Journalistes » aux opinions bien tranchées, ils et elles portent un nouveau langage assez éloigné des canons du métier, mais peu importe, aux yeux de Bolloré. L'ESJ Paris est devenue un « incubateur d'extrême droite », conclut Guillaume Jobin.
« VINCENT BOLLORÉ MÈNE UN PROJET QUI LUI APPARTIENT. AU RN, DANS CE PROJET, NOUS NE SOMMES QUE DES ACTEURS DE SECOND PLAN »
SÉBASTIEN CHENU
vice-président d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Emmanuel Macron, invité de la matinale de France Inter, le 22 avril 2022.
CYRIL BITTON POUR « LE MONDE »
Le poids grandissant des médias réactionnaires semble déstabiliser l'ensemble du spectre politique. Y compris au RN, où on observe avec circonspection la croissance infinie du groupe Bolloré. « Vincent Bolloré mène un projet qui lui appartient et moi je pense que dans ce projet, au RN, nous ne sommes que des acteurs de second plan », assure le député du Nord Sébastien Chenu. « Il y aura toujours un Zemmour, une Knafo, un Villiers à aller valoriser plutôt que le RN, ajoute le vice-président du parti d'extrême droite. Nous, on est là par défaut, on arrive en fin de hiérarchie. » De fait, s'il a un (gros) faible pour une Sarah Knafo (Reconquête!) ou un Philippe de Villiers, Bolloré n'apprécie guère Marine Le Pen, pas assez libérale à son goût et, pire sans doute, peu portée sur la religion...
L'embarras est palpable aussi chez les macronistes, comme à gauche, et même du côté du parti Les Républicains (LR). Comment se positionner face à cette puissance médiatique qui semble inarrétable ? Emmanuel Macron lui-même a longtemps fait preuve d'une forme d'ambiguïté sur la question, flattant à l'occasion le président du RN, Jordan Bardella, ou laissant son conseiller officieux Thierry Solère jouer les émissaires auprès de Marine Le Pen. Sans compter son interview – sur le thème de l'immigration – accordée à Valeurs actuelles, en octobre 2019. Au sein de la Macronie, l'épisode a laissé des tr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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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s tous les cas, la séquence a donné le ton : « Il faut parler à tout le monde », glisse à l'époque le chef de l'Etat à son conseiller en communication. Cette ligne,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l'officialisera quatre ans plus tard, à la rentrée 2023, à l'occasion d'un séminaire gouvernemental. Le contexte est alors brûlant, la nomination à la tête du JDD fin juin 2023 de l'ex-directeur de la rédaction de Valeurs actuelles, Geoffroy Lejeune, a suscité un vif émoi. Pourtant, rapidement, les macronistes, après avoir hésité sur la marche à suivre, certains étant tentés par le boycott, défilent dans les colonnes de l'hebdomadaire.
Le 6 septembre 2023, Macron lance donc ceci à ses ministres : « L'objectif, c'est de défendre notre politique. Vous pouvez utiliser tous les canaux disponibles. Ça ne veut pas dire qu'on les accrédite. » Une position loin de faire l'unanimité dans le bloc central, à l'image de l'ancienne ministre de la culture Rima Abdul Malak (2022-2024). Parler au JDD? « Non, ce n'est pas possible », tranche-t-elle. Aller sur CNews ? « Les conditions ne sont pas réunies pour qu'il y ait un vrai débat », renchérit-elle. Elle évoque l'entretien accordé à Valeurs actuelles : « Rétrospectivement, penset-elle, c'est la genèse de ce dilemme, que je n'ai jamais moi résolu : faut-il parler à ces médias ou faut-il refuser ? »
Alors en poste à Matignon, Elisabeth Borne se souvient avoir découvert avec colère que certains de ses ministres s'étaient rués dans les colonnes du JDD tout juste passé sous la coupe de Lejeune – et de Bolloré. Mais elle a changé d'avis sur le sujet. « Ça n'existe pas de dire qu'il y a certains médias, au prétexte qu'ils ne partagent pas vos idées, où vous ne devez pas aller », juge-t-elle aujourd'hui.
Familière des plateaux de CNews et Europe 1, Aurore Bergé s'embarrasse pour sa part d'assez peu d'états d'âme. « Quand on est invité quelque part, estime la ministre chargée de la lutte contre les discriminations, on ne parle pas aux journalistes, on parle aux gens qui regardent ou qui écoutent, c'est à eux qu'on s'adresse. Et moi, je pense qu'il ne faut pas les perdre. » Et c'est ainsi que l'ancien premier ministre Gabriel Attal, candidat à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de 2027, prêt à tout pour marquer les esprits et rattraper dans les sondages son rival Edouard Philippe, accordera, en août, sa grande interview estivale... au JDD.
A gauche, le sujet divise tout autant. Y aller, au risque de cautionner – et d'être violemment pris à partie –, ou ne pas y aller, au risque de déserter ? La députée écologiste de Paris Sandrine Rousseau, l'une des têtes de Turc favorites de CNews, résume bien la difficulté : « Ah non, je n'y vais pas! », lance-t-elle d'abord. Avant d'ajouter: « Mais c'est un énorme sujet parce que du coup, notre terrain recule, recule, recule... »
« C'est très difficile de ne pas y aller », concède l'ancien premier ministre (2014-2016) Manuel Valls, quand l'ex-chef de l'Etat François Hollande, lui, a fait le choix de ne jamais mettre les pieds à CNews ou Europe 1, pas plus qu'il ne s'exprime dans Le JDD. Ancien compagnon de route du leader de LFI, Jean-Luc Mélenchon, Alexis Corbière reconnaît qu'il n'y a que de mauvaises solutions.
« Moi, je pense qu'il vaut mieux ne pas leur parler, explique le député de la Seine-Saint-Denis. Mais c'est une bataille culturelle qui n'est pas simple. Parce qu'on a un problème, nous la gauche, si on apparaît comme les censeurs permanents... »
Lui aussi ex- «insoumis», François Ruffin confirme. Certes, il refuse les invitations de CNews. «Mais je ne m'en vante pas, parce que c'est aussi une position de confort, précise aussitôt le député de la Somme. Moi, j'ai la possibilité d'intervenir ailleurs. Et puis, c'est quand même un refus d'aller combattre là où c'est plus difficile de combattre. »
Face aux outrances, aux caricatures, qui constituent souvent le quotidien des médias Bolloré, comment faire entendre une voix nuancée, argumentée? « J'ai l'impression qu'on ne prend pas la mesure de ce qui est en train de se passer », assène, presque affolée, la députée (Génération. s) du Val-de-Marne Sophie Taillé-Polian. Comme désarmé, lui aussi, Olivier Faure soupire : « Je ne sais pas si on arrive à les concurrencer malheureusement, c'est bien le drame. » Le premier secrétaire du PS se demande si la partie n'est pas déjà perdue, lorsqu'il rapporte que même sa mère regarde CNews ! « Il a fallu que je m'y reprenne dix fois en lui disant : "Mais maman, tu sais que tu regardes une chaîne d'extrême droite ?", raconte-t-il. Elle me répond : "Mais pas du tout, pas du tout, il y a des gens de gauche." Oui, il y a parfois un faire-valoir qui est là sur le plateau, mais enfin, c'est une chaîne qui est éditorialisée par l'extrême droite. Elle m'a soutenu que non. Je la soupçonne de continuer à regarder... »
A l'image de son mouvement, LFI, le député des Hauts-de-Seine Aurélien Saintoul est plus radical. «Il faut faire ce que la loi prévoit : fermer CNews », tranche le rapporteur de la commission d'enquête sur la télévision numérique terrestre, en 2024.
Même une partie de la droite s'interroge. Jean-François Copé, qui qualifie sans hésiter les médias du groupe Bolloré d'«extrême droite», pense avoir trouvé la parade: «Quand je vais sur CNews, je leur parle des réussites des quartiers, et quand je vais sur France Inter, je fais le narcotrafic; avec ça, on est bien!» Le maire LR de Meaux (Seine-et-Marne) ne met pas en vis-à-vis ces deux mé-dias par hasard.
Car, et on y revient, au cœur de la guerre culturelle menée par l'extrême droite, l'audiovisuel public constitue un enjeu primordial – et une cible idéale. Les journalistes Patrick Cohen et Thomas Legrand en ont fait les frais, en septembre 2025. Enregistrés à leur insu dans un café en discussion avec deux cadres du PS, leurs propos, diffusés par le magazine L'Incorrect, ont été le point de départ d'une campagne politique et médiatique d'une rare virulence, visant à déstabiliser France Inter, Radio France et, au-delà, tout le service public. «Je suis entouré de gens qui me disent "il ne faut pas répondre, pas alimenter", des gens qui pensent que le service public ne doit pas entrer dans une guerre où, de toute façon, on est perdants parce qu'on n'a pas les mêmes méthodes», résume Patrick Cohen. «On ne joue pas à armes égales et c'est complètement asymétrique, ajoute l'editorialiste. Nous, on essaie de faire du contradictoire, de respecter les faits. Eux, ils n'ont aucun état d'âme, aucune règle. Même la déontologie, c'est un gros mot pour eux. »
Cloué lui aussi au pilori, Thomas Legrand abonde. A son tour, l'editorialiste qualifie les médias Bolloré d'entreprise politique qui singe le journalisme». Mais les critères propres au métier (contextualisation, nuance, vérification, contradictoire, hiérarchie de l'information...) ne paraissent plus servir de maître étalon. Un temps distancée par LCI et surtout par BFM-TV, la chaîne CNews a déjà repris des couleurs, cet automne, profitant de la forte actualité politique, surfant sur le désarroi des Français, alimentant leurs inquiétudes, peurs ou colères.
Et c'est loin d'être fini, car voici qu'Erik Tegnér vient d'annoncer le lancement d'un nouveau média, L'Infiltré. L'hebdomadaire en ligne, dirigé par Jules Torres, journaliste au JDD, promet d'« enquêter » sur les politiques, mais aussi les journalistes supposés hostiles à l'extrême droite, et ce par tous les moyens, y compris en révélant des faits relatifs à la vie privée... Tout contributeur est le bienvenu, la délation quasi encouragée. Vincent Bolloré, à travers son relais préféré, Arnaud Lagardère, a récemment acheté des parts du nouveau média, a révélé Le Monde. L'empire ne cesse ainsi de s'étendre. Jusqu'où ?
GÉRARD DAVET
ET FABRICE LHO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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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c la proposition de loi intégrale, les défenseurs des droits des enfants et les militantes féministes font cause commune. Ce sont ces dernières qui, après avoir lutté contre les viols de femmes adultes, ont pris conscience de l'ampleur des agressions sexuelles sur les mineurs et de la porosité entre ces formes de violences
Devant les tribunaux de France, les slogans mêlés se font écho. « Pas une de plus », « Protégeons nos enfants », « Stop aux violences sexuelles ». Depuis le viol et l'infanticide, en mai, de Lyhanna,
11 ans, des manifestations rassemblent organisations féministes et défenseurs des droits des enfants. La coalition de quelque 200 organisations qui les anime, édifiée depuis 2024, marque une alliance originale et inédite. C'est la première fois en France que ces mouvements aux objectifs différents portent des revendications et un langage communs.
Cette convergence est le fruit d'un important travail théorique et militant où la puissance des témoignages, associée aux clés d'analyse forgées par les sciences sociales, a joué un rôle central. « De l'affaire Pelicot à celle du chirurgien Le Scouarnec et au viol et infanticide de Lyhanna, les récents événements ayant mobilisé l'opinion publique révèlent des trajectoires communes, où l'on retrouve les mêmes mécanismes », observe l'essayiste Iris Brey, qui a codirigé l'ouvrage La Culture de l'inceste (Seuil, 2022). Et de préciser la similitude: « Ces violences adviennent parce que l'agresseur prend du plaisir en dominant un autre corps qu'il considère plus faible, que ce soit celui d'enfants ou de femmes. »
Près de cinquante ans après les mobilisations féministes, en France, pour la criminalisation du viol, acquise en 1980, «il n'est plus possible de penser les violences faites aux femmes indépendamment de celles perpétrées contre les enfants car elles participent d'un même problème social», assure la sociologue Irène Théry, autrice de Moi aussi. La nouvelle civilité sexuelle (Seuil, 2022).
Pour autant, cette prise de conscience a nécessité de longues années et des « croisements entre savoirs issus de l'expertise des victimes, des professionnels de terrain et des recherches en sciences humaines et sociales », selon l'historienne Julie Doyon. « Il a fallu du temps pour que l'on comprenne les violences sexuelles infligées aux enfants comme étant une pièce de la domination masculine et du patriarcat », constate de son côté l'historienne Anne-Claude Ambroise-Rendu.
FANNY MICHAË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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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t à la fin des années 1970, alors qu'elle vient de remporter la bataille de l'interruption volontaire de grossesse, que la deuxième vague du mouvement féministe se concentre, en France, sur la reconnaissance des violences sexuelles faites aux femmes. En 1978, à Aix-en-Provence, le procès des agresseurs de deux touristes belges, violées dans une calanque près de Marseille, marque une étape en révélant au grand jour le traumatisme intime du viol, ce qui conduit à réformer la loi. Mais il est encore trop tôt pour que le mouvement se saisisse de la question des violences à l'encontre des enfants. «Pour beaucoup de féministes, dans les années 1970, rapprocher les deux causes ne va pas de soi car cela renvoie les femmes à la maternité, à l'espace domestique, à l'éducation, c'est-à-dire à des assignations de genre qu'elles combattent », note Julie Doyon, qui a codirigé l'ouvrage collectif historique et sociologique Dire, entendre et juger l'inceste. Du Moyen Age à nos jours (Seuil, 2024).
« Elles ont déjà beaucoup à porter avec la lutte pour l'émancipation des femmes et ne veulent pas être renvoyées à la sphère familiale », souligne Anne-Claude Ambroise-Rendu. D'autant que, si leurs voix commencent à être audibles, « les résistances à entendre la parole des enfants restent à cette époque très fortes », ajoute-t-elle. Dans son Histoire de la pédophilie. XIXe-XXIe siècle (Fayard, 2014), l'historienne raconte le poids du déni et le « silence de mort » multiséculaire autour de l'inceste, longtemps considéré avec indifférence ou tolérance pour préserver la réputation de l'institution familiale et l'autorité du père.
Alors que le respect du bien-être de l'enfant et de son autonomie est désormais reconnu comme une priorité nationale et que le législateur a établi en 1945 qu'un mineur de moins de 15 ans n'a pas les capacités de consentir à un acte sexuel avec un adulte, cette évolution n'empêche pas 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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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istrats et la société tout entière de continuer à mettre en doute la parole des enfants victimes. «Jusqu'au début du XXIe siècle, une longue tradition d'abus et d'impunité conduit le plus souvent les juges à requalifier les faits ou à prononcer un acquittement», souligne la chercheuse.

Le déni est tel que, dans le sillage de Mai 68, des intellectuels de premier plan justifient la pédophilie – que l'on n'appelle pas encore « pédocriminalité » – et la défendent comme une composante de la liberté sexuelle et une possible voie d'émancipation pour les plus jeunes. Si les militantes fé- ministes restent d'abord plutôt en retrait sur ce sujet, « c'est pourtant à partir de leur prise de conscience que l'ampleur des violences sexuelles intrafamiliales va être peu à peu érigée en question politique de tout premier plan », estime l'historienne Julie Doyon.
Dès 1971, de l'autre côté de l'Atlantique, des féministes nord-américaines commencent en effet à penser ensemble les agressions envers les femmes et les enfants. Florence Rush et Louise Armstrong, deux grandes figures du mouvement féministe radical, montrent dans leurs livres que l'inceste n'est pas le problème isolé d'hommes « déviants » à soigner, mais un phénomène politique et social global qui « participe d'une socialisation par la peur et la contrainte, habituant et éduquant les filles à supporter et à accepter la domination des hommes », décrypte Julie Doyon.
Cette analyse ne reçoit que peu d'écho en France. Mais, à la fin des années 1970, les écrivaines Leïla Sebbar et Nancy Huston, figures du Mouvement de libération des femmes, dénoncent, chacune dans un livre, les dangers de l'apologie de la pédophilie qu'elles assimilent à celle de la domination masculine. «Devant le silence et la perplexité où se tiennent les femmes, en particulier celles du "mouvement" [féministe], sur la pédophilie (...), il y a urgence à savoir quelle est notre place, femme, mère, dans cette histoire qui est la nôtre », écrit Leïla Sebbar dans Le Pédophile et la Maman (Stock, 1980).
Quelques années plus tard, une découverte vient bousculer la vision de ces enjeux au sein du mouvement féministe, rapporte la chercheuse Laurie Boussaguet dans sa thèse. A la suite de la médiatisation de plusieurs viols dans des lieux publics sans que les passants n'interviennent, Yvette Roudy, ministre des droits de la femme (1981-1986), met en place, le 8 mars 1986, à la demande du Collectif féministe contre le viol, la première ligne d'écoute des victimes. Les militantes bénévoles découvrent alors, avec «le sentiment de changer de planète», selon Marie-France Casalis, ancienne responsable du Planning familial, que près de la moitié des appels émanent de femmes ayant subi des violences sexuelles au sein de leur famille lorsqu'elles étaient mineures.
Dans les mois qui suivent cette découverte, le collectif va multiplier les initiatives – rendez-vous avec le gouvernement, émissions de télévision – pour publiciser l'enjeu des violences sexuelles sur mineurs, retrace Laurie Boussaguet, qui montre clairement que « les véritables acteurs de l'émergence des abus sexuels à l'égard des enfants sur la scène publique, les faiseuses d'agenda, sont des militantes féministes », rejointes dans un second temps par le secteur de la protection de l'enfance.
Il faudra beaucoup de courage à Eva Thomas, au moment de la sortie de son livre Le Viol du silence (Aubier), en septembre 1986, pour oser raconter – la première à visage découvert –, dans l'émission télévisée «Les Dossiers de l'écran», la souffrance psychique d'avoir été violée par son père à l'âge de 15 ans, la perte de sens, et l'impossibilité d'en parler. Autour d'elle, les experts invités sont en majorité des hommes (psychanalyste, sexologue, magistrat...), dont certains évoquent la séduction des filles à l'égard de leur père. L'un des intervenants, le sexologue Gilbert Tordjman sera, bien plus tard, mis en examen pour de nombreux viols et agressions sexuelles sur des patientes.
Ce soir-là, les témoignages affluent au standard de l'émission. L'inceste entre dans le débat public presque dix ans après que le viol a accédé au rang de sujet politique. Le retentissement de l'émission conduit le législateur, en 1989, à repousser l'âge du début de la prescription. Cette évolution législative ne modifie pourtant pas vraiment les pratiques. « La prédation des hommes sur le corps des femmes et des enfants, même si elle est jugée immorale, est encore perçue à cette époque comme une fatalité par l'opinion publique », constate Anne-Claude Ambroise-Rendu.
Il faudra attendre la fin des années 2010 pour que l'idée d'un continuum – l'articulation et la porosité entre les violences, sous différentes formes et dans le temps – commence à se diffuser dans la société tout entière. De nouvelles données, issues des enquêtes de victimisation, à partir d'entretiens anonymes menés sur de vastes panels, révèlent le caractère massif d'une réalité jusque-là impensée: les violences sexuelles sont avant tout masculines (entre 96 % et 98 % des cas, selon la Commission indépendante sur l'inceste et les violences sexuelles faites aux enfants) et leurs cibles sont des femmes et des enfants. Plus d'une personne sur dix affirme en avoir été victime durant l'enfance, dont une majorité de femmes et quelque 20 % d'hommes. Environ 277 000 femmes adultes sont victimes de viol, tentatives de viol ou agressions sexuelles chaque année en France, d'après les chiffres du service statistique du ministère de l'intérieur.
Ces études montrent aussi que les viols de femmes sont le plus souvent commis par un proche – conjoint, ami ou collègue – dans le cadre de la sphère privée; tout comme ceux des enfants sont le fait d'un membre de la famille – père, oncle, grandpère... – ou de l'entourage – ami, voisin, éducateur, ayant une relation de confiance et d'autorité avec sa victime. « L'immense majorité des incesteurs ne sont pas pédophiles [au sens où ils ne sont pas attirés par 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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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fants en particulier], relève ainsi l'anthropologue Dorothée Dussy. Ce sont des hommes à la vie sexuelle assez banale, avec une femme et parfois des maîtresses, qui cherchent du plaisir là où ils peuvent le trouver et qui sont suffisamment égocentrés pour que cela ne leur pose pas de problème de se servir du corps de leur fille, nièce ou petite-fille pour cela. Ils s'en prennent au corps qu'ils considèrent comme le plus faible. »
Dans son ouvrage de référence Le Berceau des dominations. Anthropologie de l'inceste (La Discussion, 2013), la chercheuse évoque des «viols d'aubaine», une formule à laquelle fait écho l'expression de «viols d'opportunité», mise en avant par l'avocate Anne Bouillon et la sociologue Irène Théry, notamment au moment du procès des agresseurs de Gisèle Pelicot à Mazan (Vaucluse). «C'est souvent l'occasion qui fait le larron, souligne Dorothée Dussy. Violer une femme assommée de somnifères ou un enfant ne coûte rien, ni argent, ni séduction, ni demande de consentement. La satisfaction est immédiate et on peut faire ce qu'on veut. »
Les enquêtes ethnographiques de l'anthropologue proposent une lecture structurelle de ces violences, s'inscrivant dans la lignée des pionnières Florence Rush et Louise Armstrong. Elle montre que l'intériorisation des agressions sexuelles et du silence dès le plus jeune âge participe de la reproduction d'un ordre social patriarcal. Pour Dorothée Dussy, l'impunité qui en découle constitue l'un des marqueurs de l'«apprentissage précoce des violences». Ses conséquences sont redoutables car il assure la reproduction de la domination. L'inceste y apparaît non pas comme une déviance marginale, mais comme un outil de formation à la soumission. La philosophe australo-britannique Rae Langton a donné un nom, la «silenciation» (traduction de l'anglais «silencing»), à cet empêchement systémique de la parole, rapporté aussi par de nombreuses femmes vic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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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 faudra toute la puissance de la déferlante de #MeToo, en 2017, puis de #MeTooInceste, en 2021, renforcée par la publication de nombreux ouvrages et podcasts de vulgarisation, pour que les ressorts communs à ces violences s'imposent comme un enjeu politique central. «Le mouvement #MeToo n'est pas seulement le dévoilement d'un continent de violences masculines, mais aussi une recomposition globale des règles du permis et de l'interdit en matière de sexualité, analyse la sociologue Irène Théry. Et cette recomposition touche à la fois les normes de la sexualité entre adultes et les interdits d'âge et de génération, comme on le voit avec l'inceste. »
On comprend mieux dans ce contexte l'intérêt d'articuler ensemble, dans une loi dite « intégrale » contre les violences sexuelles et sexistes, en débat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depuis jeudi 1er octobre, les différentes réponses à apporter pour mettre un terme à la reproduction de ces crimes. Ces convergences éclairent notamment la volonté commune des organisations de mettre l'accent sur la prévention et l'éducation, pour interroger les représentations – dans la culture populaire ou la pornographie par exemple – et déconstruire les stéréotypes de genre dès le plus jeune âge. « Il faut changer de grille de lecture, arriver à se questionner collectivement sur les raisons pour lesquelles l'érotisme passe trop souvent par la domination », estime Iris Brey. « Une véritable révolution culturelle est nécessaire pour éduquer les garçons autrement que dans des valeurs de conquête. Elle est en marche mais il reste beaucoup à faire, à l'école et au sein des familles», assure l'historienne Anne-Claude Ambroise-Rendu.
Les associations insistent également sur la prise en charge des victimes dans le cadre de parcours de soins adaptés. En effet, de nombreuses études montrent que les enfants incestés ou maltraités présentent un risque statistiquement plus élevé de faire à nouveau l'expérience de violences sexuelles à l'âge adulte, en raison des mécanismes du psychotraumatisme et de l'impact sur l'estime de soi. « Sans une prise en charge adaptée, le phénomène de dissociation – un mécanisme de protection qui coupe la victime de ses émotions – peut se poursuivre et mener à des conduites à risque où elle ne perçoit pas le danger. Les agresseurs peuvent profiter de cette vulnérabilité », note la psychiatre Coraline Hingray, fondatrice de la Maison de la résilience à Nancy.
Pour autant, ces convergences ne doivent pas occulter des priorités différentes liées à l'âge. Car si ces violences participent d'un même système, elles présentent également des spécificités. « Reconnaître leur articulation sans les confondre est une condition pour mieux protéger. Lyhanna a été violée et tuée parce qu'elle était une fille, mais aussi parce qu'elle était une enfant », assure Claire Bourdille, autrice d'Enfantisme. Il est temps de respecter les enfants (La Mer salée, 2025) et fondatrice du Collectif enfantiste.
Ce mouvement veut mettre en lumière le rôle des discriminations particulières que subissent enfants et adolescents, désignées sous le terme d'« adultisme », dans la reproduction des agressions. Victime de violences lorsqu'elle était enfant puis adulte, Claire Bourdille a pu mesurer les effets spécifiques liés au jeune âge. « A la différence des femmes, les enfants sont pris dans une dépendance absolue envers les adultes : cette vulnérabilité les empêche de se défendre et souvent de nommer ce qu'ils subissent, alors même qu'ils ne disposent pas de la reconnaissance sociale nécessaire pour être entendus », affirme-t-elle. Considérés comme inférieurs, ils voient leur parole ignorée ou minimisée et sont exclus des décisions qui les concernent. « Une approche intersectionnelle permet de comprendre comment le sexisme et l'adultisme se croisent, et pourquoi certaines personnes sont particulièrement exposées aux violences sexuelles », ajoute Claire Bourdille, reprenant le concept d'« intersectionnalité » forgé en 1989 par l'universitaire afroféministe Kimberlé Williams Crenshaw.
La réflexion enfantiste s'appuie sur les childhood studies, champ de recherche développé par la politiste Elisabeth Young-Bruehl aux Etats-Unis, dans les années 1990, avant d'émerger en France plus récemment, notamment à travers les ouvrages de la pédopsychiatre Laelia Benoit et de l'essayiste Marion Cuerq, ainsi que les travaux du doctorant en philosophie Tal Piterbraut-Merx. Construit par analogie avec le féminisme, l'enfantisme se fonde sur les mêmes clés d'analyse: politisation du privé, construction sociale des rôles, continuum des violences entre humiliations, maltraitances, agressions sexuelles et infanticide.
Au vaste chantier d'une éducation non sexiste à l'école et dans les familles, s'ajoute donc celui d'un changement de regard sur l'enfance, afin de considérer les plus jeunes, non comme des adultes en devenir, mais comme des sujets égaux en droits et en dignité. «Les adultes doivent prendre leur parole au sérieux, tout en restant garants du respect de leurs besoins fondamentaux et des repères nécessaire pour y répondre», souligne Claire Bourdille.
Dans cette perspective, « la proposition de loi intégrale est une étape, certes importante, dont les objectifs nécessiteront d'autres combats », prévient-elle. « La reconnaissance des violences faites aux femmes et aux enfants n'a pas été un processus linéaire et continu, souligne de son côté Anne-Claude Ambroise-Rendu. Marquée par des résistances culturelles et de fortes inerties institutionnelles et sociales, elle n'a pu avancer que grâce à des vagues de scandales successifs et des luttes obstinées. » S'il est à craindre que d'autres luttes soient nécessaires, au moins disposent-elles désormais des clés d'analyse pour venir à bout des résistances.
CLAIRE LEGR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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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t dans un contexte difficile que l'Assemblée nationale va examiner le projet de budget pour 2027 que lui a transmis le gouvernement. L'Institut national de la statistique et des études économiques et la Banque de France prévoient une activité économique quasi étale, tandis que le taux d'intérêt sur les emprunts d'Etat à dix ans atteint 4,9 %, contre 3,6 % il y a un an, et zéro il y a cinq ans. L'écart entre taux d'intérêt et taux de croissance est redevenu positif. Tout laisse attendre qu'il continue à augmenter dans les années qui vien-
Jean Pisani-Ferry est professeur d'économie à Sciences Po Paris, à l'Institut Bruegel (Bruxelles) et au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ashington)
nent. Trois questions se posent avec acuité: quel équilibre trouver en 2027 entre maîtrise des finances publiques et préservation de l'activité? Comment faire en sorte que le choix d'une stratégie de finances publiques réaliste soit au cœur du débat électoral? Et comment construire un consensus sur cette stratégie entre les partis qui seront appelés à gouverner ensemble?
Le budget devra en même temps rassurer les épargnants et éviter de précipiter l'économie dans la récession. L'expérience montre que cela ne va pas de soi. Il y a quinze ans, en 2011, les politiques d'austérité mises en œuvre dans la zone euro ont enrayé la reprise qui s'engageait et précipité les économies d'Europe du Sud dans une récession prolongée. Tout le monde s'accorde aujourd'hui sur le fait que ces politiques ont été économiquement et socialement désastreuses. Bien sûr, elles ont guéri le mal, et bien sûr la croissance de l'Europe du Sud est aujourd'hui meilleure que la nôtre. Mais leur coût pour ces pays a été économiquement astronomique et socialement dévastateur. Il a aussi été substantiel pour l'Europe dans son ensemble.
Les marchés sont demandeurs de sérieux budgétaire, pas d'austérité. Il faut que le budget 2027 préserve la demande des ménages, et en même temps qu'il s'attaque aux dépenses inefficaces, comme le crédit d'impôt recherche et les niches fiscales qui ne perdurent que par la force de l'hab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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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dilemme de même nature se posera pour la stratégie de finances publiques 2027-2032. Le rapport, publié en juillet, des quatre économistes indépendants (Xavier Jaravel, Xavier Ragot, Jean-Luc Tavernier et Natacha Valla) missionnés par Matignon montre qu'à politique inchangée, la dette publique passerait de 119 % du produit intérieur brut (PIB) en fin juin 2026 à 130 % en 2030. Une telle évolution serait évidemment insoutenable et conduirait rapidement à ce que nos créanciers nous demandent une prime de risque de plus en plus élevée. La France, contrairement à une croyance tenace, n'est aujourd'hui protégée ni par l'Allemagne ni par la Banque centrale européenne (BCE). Aux prises avec la montée de l'extrême droite et une impopularité record, le chancelier Friedrich Merz n'est pas prêt à dépenser du capital politique pour voler à notre secours. Quant à la BCE, elle n'a pas les moyens d'intervenir pour stopper une éventuelle envolée des taux obligataires.
Parmi les trois instruments dont l'institution s'est dotée, le premier (les achats de titres publics) est inopérant en phase de réduction de son portefeuille d'actifs; le deuxième (l'instrument de protection de la transmission) est assorti en principe de conditions que la France ne remplit pas, notamment l'absence de procé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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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déficit excessif; l'emploi du troisième (les opérations monétaires sur titres), qui n'a jamais encore été activé, requiert de se soumettre à des conditions analogues à celles d'un programme du Fonds monétaire international. Ce serait humiliant et politiquement explosif. Jean-Luc Mélenchon prétend avoir trouvé la parade, en proposant d'effacer la seule dette obligataire détenue par la Banque de
France. Mais outre qu'une telle opération serait contraire aux traités européens, elle serait sans effet notable: comme l'a pointé l'économiste Olivier Blanchard, cet effacement priverait aussi la banque centrale des recettes que celle-ci reverse à l'Etat sous forme de dividendes. On ne résout pas un problème aigu de finances publiques par une pirouette comptable.
Les quatre économistes missionnés par le gouvernement chiffrent à 125 milliards (0,6 % du PIB par an) l'effort requis pour stabiliser le ratio dette/PIB à la fin du prochain quinquennat. C'est sensiblement plus que les ajustements consentis dans le passé sur une période analogue. Edouard Philippe, Gabriel Attal et Marine Le Pen proposent tous trois une règle d'or qui limite strictement les possibilités d'emprunter. C'est une mauvaise idée, parce qu'une telle règle priverait la politique budgétaire de son rôle de stabilisation de l'activité économique. Il vaut mieux renforcer le Haut Conseil des finances publiques, dont le mandat est encore limité et les moyens techniques insuffisants. Beaucoup de pays se sont dotés de comités budgétaires indépendants et leur ont confié des missions étendues. Nous devons faire de même.
Le problème le plus ardu sera toutefois de définir dès avant l'élection les grandes lignes d'une stratégie commune entre les partis qui seront amenés à gouverner ensemble. Attendre, à l'allemande, les résultats de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pour entamer, sous le regard des marchés, les négociations prolongées en vue d'un accord de coalition, exposerait la France à des risques excessifs.
Il n'est pas très difficile de définir quels seront les partenaires d'une éventuelle coalition: hormis La France insoumise, qui joue cavalier seul, et Les Républicains, dont on ne sait pas avec qui ils s'allieront in fine, les autres acteurs sont pour l'essentiel connus. Il n'y a aucune bonne raison d'attendre l'élection pour qu'ils se parlent et construisent ensemble la plateforme avec laquelle ils gouverneront le pays. La France n'a pas connu, sous la V $^{e}$ République, de gouvernements de coalition entre des partis que n'unissait pas un accord réciproque de désistement. L'intérêt du pays commande aujourd'hui qu'elle s'y prép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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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pelant que l'extrême droite progresse en Amérique latine, un collectif d'universitaires, d'artistes et de représentants d'associations appelle à suivre le scrutin, qui doit se tenir en octobre au Brésil, dernier grand bastion démocratique de la région
Les 4 et 25 octobre, le Brésil votera [pour élire son prochain président]. Ce scrutin ne décidera pas seulement d'un nom à la tête de l'Etat : il décidera si la plus grande démocratie d'Amérique latine reste une démocratie. Nous, intellectuels, artistes, personnalités publiques, citoyens signataires de cette tribune, alertons l'opinion publique internationale: ce qui se jouera au Brésil nous concerne toutes et tous.
Depuis l'élection du candidat d'extrême droite Jair Bolsonaro, en 2018, ce pays a survécu à un président qui a ouvertement méprisé ses institutions, à une pandémie [de Covid-19] mal gérée, au prix de centaines de milliers de vies, puis à une tentative de coup d'Etat après sa défaite électorale, en 2022. Jair Bolsonaro a été condamné à plus de vingt-sept ans de prison pour cette tentative de rupture institutionnelle.
Entre 2019 et 2022, le gouvernement de Jair Bolsonaro a mené des attaques systématiques contre les mouvements noirs et autochtones, les femmes et les personnes LGBTQI+. Dès les premières heures de son mandat, la démarcation des terres autochtones a été gelée, l'Amazonie a connu une déforestation record, et les attaques contre les personnes LGBTQI+ se sont multipliées. Les violences faites aux femmes, dont les féminicides, et celles visant les défenseurs de l'environnement ont atteint des niveaux alarmants, faisant du Brésil l'un des pays les plus meurtriers au monde pour ces personnes.
Ecarté de la course à la présidentielle à cause d'une peine d'inéligibilité, et purgeant sa peine de prison, Jair Bolsonaro a désigné son fils aîné, le sénateur Flavio Bolsonaro [Parti libéral, extrême droite], comme héritier de son projet politique. Sa candidature n'en est pas seulement une parmi d'autres: c'est la continuité assumée d'un projet dont le bilan en matière de droits humains et d'attaques contre la démocratie est documenté et sans ambiguït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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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elà de la menace institutionnelle, le programme économique porté par Flavio Bolsonaro annonce un recul social tout aussi préoccupant. Fondé sur l'austérité budgétaire, la réduction du rôle de l'Etat, la privatisation d'entreprises publiques et la baisse de la fiscalité, ce projet ultralibéral menace d'affaiblir davantage le niveau de vie des classes populaires et moyennes. En réduisant les capacités d'investissement public et les politiques de redistribution, il risque d'aggraver des inégalités déjà considérables et de faire progresser la pauvreté, frappant en premier lieu les catégories les plus vulnérables de la population. Ce projet s'inscrit à contre-courant de la dynamique engagée par le Brésil lui-même, qui avait porté, en 2024, lors de sa présidence du G20, l'idée d'une taxation minimale des plus grandes fortunes, alors que les ultrariches contribuent aujourd'hui, en proportion de leurs revenus, moins à l'impôt que le reste de la population.
Devant un parterre de diplomates étrangers, le candidat Flavio Bolsonaro a jeté le doute sur la fiabilité du système électoral brésilien avant même la tenue du scrutin, tout en affirmant ensuite n'avoir jamais mis en cause son intégrité. Des éditorialistes brésiliens eux-mêmes ont souligné que cette séquence, permettant au candidat de contester un résultat défavorable, correspond point par point à la stratégie déployée par des mouvements autoritaires ailleurs dans le monde.
Ce ne sont pas des dérapages isolés: c'est la préparation méthodique d'un contentieux électoral, gagnant ou perdant. En instillant, à l'avance, le soupçon sur la légitimité du scrutin, cette stratégie prépare les esprits à la contestation d'un résultat qui serait défavorable. Elle fragilise ainsi, avant même que les Brésiliens ne votent, la confiance dans les ins-
NOUS SAVONS CE QUE
SIGNIFIE PERDRE
UNE DÉMOCRATIE,
PUIS DEVOIR LA
RECONSTRUIRE,
ET À QUEL PRIX
titutions chargées de garantir leur choix. Ce qui distingue cette élection de toutes les précédentes, c'est l'ampleur de la pression exercée depuis Washington. Le gouvernement de Donald Trump a imposé au Brésil des droits de douane pouvant atteindre 25 %, explicitement présentés comme une réponse au procès de Jair Bolsonaro. Le secrétaire d'Etat américain, Marco Rubio, a révoqué les visas de plusieurs autorités brésiliennes, dont celui de l'ambassadrice du pays, Maria Luiza Ribeiro Viotti.
Le candidat de l'extrême droite brésilienne, quant à lui, s'est rendu à Washington pour y rencontrer [le 28 mai] Donald Trump, Marco Rubio et le vice-président américain, J. D. Vance. Il a lui-même appelé à une supervision internationale du scrutin. Une puissance étrangère cherche ouvertement à peser sur l'issue d'une élection souveraine, avec la complicité active de l'un des candidats. Ce précédent, s'il n'est pas dénoncé avec force, ne restera pas circonscrit au Brésil.
Cette élection s'inscrit dans une dynamique régionale plus large. Des forces d'extrême droite ont remporté des scrutins dans plusieurs pays du continent: en Argentine, au Chili, au Pérou, en Colombie, comme aux Etats-Unis. Ces victoires nourrissent une dynamique idéologique commune, portée et légitimée par l'exemple et l'appui de Washington, qui installe une hégémonie réactionnaire sur le continent et fragilise, partout, les droits humains, la justice sociale et la démocratie. Que le Brésil (re)bascule à son tour, et c'est cette dynamique régionale qui s'en trouvera considérablement renforcée, sous l'égide de Trump.
Nous savons ce que signifie perdre une démocratie, puis devoir la reconstruire, et à quel prix. Le Brésil a vécu une dictature militaire jusqu'en 1985; la gé- nération qui l'a combattue est encore vivante, et ses enfants et petits-enfants ne veulent pas revivre cette histoire. Mais un pays ne défend pas seul ses institutions face à une pression internationale de cette ampleur.
Nous appelons les médias, les responsables politiques, les institutions européennes et la société civile française à suivre ce scrutin avec toute la vigilance qu'il mérite; à refuser toute ingérence étrangère, d'où qu'elle vienne, dans le processus électoral brésilien; et à soutenir sans ambiguïté les institutions, la société civile et les mouvements sociaux brésiliens dans leur combat pour la démocratie et pour les droits humains. Le 4 octobre, ce n'est pas seulement le Brésil qui votera. C'est une partie importante de l'avenir de la démocratie qui se jouera.
Parmi les signataires: Philippe Aghion, « Prix Nobel d'économie »; Chico Buarque, artiste; Erika Campelo, secrétaire générale de l'association Autres Brésils; Gabriel Feltran, directeur de recherche CNRS au Centre d'études européennes et de politique comparée; Ariane Mnouchkine, metteuse en scène; Rai Souza Vieira de Oliveira, football-leur international brésilien et président de l'association Gol de Letra; Thomas Piketty, économiste; Nina Santos, enseignante-chercheuse à l'Institut national de science et technologie en démocratie numérique; Joseph Stiglitz, « Prix Nobel d'économie », professeur à l'université Columbia (New York); Youlie Yamamoto, porte-parole d'Attac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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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rs que les traitements Wegovy et Mounjaro sont désormais remboursés sous condition par l'Assurance-maladie, l'anthropologue déplore que cette avancée thérapeutique ne suffise pas à lutter contre les stigmatisations dont souffrent certaines personnes
Depuis le 15 juin, Wegovy et Mounjaro, des médicaments agissant sur les mécanismes hormonaux de l'appétit et de la satiété, peuvent, sous conditions, être remboursés par l'Assurance-maladie dans le cadre du traitement de l'obésité. Ce changement est médical et économique, mais aussi social et symbolique. Rembourser un traitement, c'est qualifier institutionnellement ce qu'il traite.
Ainsi, l'amaigrissement entre plus nettement dans le registre du soin d'une maladie reconnue comme telle. Cette évolution pourrait contribuer à lutter contre la grossophobie. Reconnaître l'obésité comme une maladie devrait battre en brèche une représentation tenace, à savoir que les personnes grosses seraient responsables de leur poids parce qu'elles mangeraient trop, ne bougeraient pas assez ou manqueraient de volonté.
Cependant, l'anthropologie invite à considérer un autre effet possible de cette révolution thérapeutique. Que devient le statut social d'une différence corporelle lorsqu'elle est définie à la fois comme pathologique et comme médicalement transformable ? Ces médicaments ont fait irruption il y a peu dans les parcours de soins que j'étudie. L'ethnographie permet d'observer ce que les débats concernant leur efficacité laissent de côté : mes travaux de recherche montrent qu'une innovation thérapeutique transforme aussi les catégories par lesquelles une société juge les corps.
La chirurgie de l'obésité l'avait déjà montré. Les personnes engagées dans ces parcours racontent les régimes, l'activité physique, les consultations, les pertes puis les reprises de poids. « J'ai essayé », disent-elles. Cette phrase justifie qu'un travail sur soi a précédé le recours à la chirurgie, encore fréquemment décrite comme une « solution de facilité ». Toutes les pertes de poids ne semblent donc pas se valoir. Il ne suffit pas de maigrir : encore faut-il avoir mérité de maigrir.
C'est une économie morale de l'amaigrissement, dans laquelle l'effort et la maîtrise de soi rendent une transformation corporelle légitime. Les nouveaux médicaments la troublent : leurs utilisateurs peuvent à leur tour être soupçonnés d'avoir choisi un « raccourci ». Mais ils produisent un déplacement encore plus important. Pendant longtemps, la personne grosse a été confrontée à une question : « Pourquoi êtes-vous gros ? » Derrière cette interrogation se
Puisqu'Il Y A UN TRAITEMENT, VOUS POUVEZ MAIGRIR; Puisque VOUS POUVEZ MAIGRIR, POURQUOI NE LE FAITES-VOUS PAS?
trouvaient les mêmes explications supposées : mauvaise alimentation, sédentarité, absence de volonté et de maîtrise de soi.
La médicalisation de l'obésité aurait pu contribuer à faire disparaître cette interrogation morale. Or, la multiplication des traitements pourrait aussi la transformer : « Pourquoi êtes-vous encore gros ? » L'adverbe change presque tout. « Encore » introduit une temporalité dans le regard porté sur le corps. La grosseur peut devenir un état supposé provisoire. A partir du moment où il existe des techniques permettant une perte de poids importante, celui qui demeure gros risque d'être sommé d'expliquer pourquoi son corps n'a pas été transformé. La responsabilité morale est ainsi susceptible de se déplacer. Il ne s'agirait plus seulement de le tenir pour responsable d'être devenu gros, mais aussi de le considérer comme responsable de demeurer gros, alors qu'un traitement est disponible.
Ce qui est médicalement possible n'est toutefois pas nécessairement accessible. Tous ces traitements ne sont ni indiqués ni disponibles pour tous. Mais ce qui est possible et accessible n'est pas davantage nécessairement désiré. Et si une personne grosse voulait le rester ? Les mouvements de fat acceptance [l'acceptation des personnes grosses] contestent précisément l'idée selon laquelle lutter contre les discriminations supposerait d'aspirer à transformer son corps. Le droit de ne pas être discriminé ne devrait pas être conditionné au désir de maigr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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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xistence de traitements efficaces risque alors de faire glisser insensiblement le possible vers l'attendu. Puisqu'il y a un traitement, vous pouvez maigrir ; puisque vous pouvez maigrir, pourquoi ne le faites-vous pas ? La possibilité médicale devient progressivement une norme sociale. La médecine n'a évidemment pas inventé la norme de minceur, culturellement construite et bien antérieure à ces médicaments. Néanmoins, elle peut lui apporter une légitimation supplémentaire.
L'injonction n'est plus seulement : « Vous devriez maigrir parce qu'il est préférable d'être mince. » Elle peut devenir : « Vous devriez maigrir puisque votre obésité est une maladie et qu'il existe un traitement pour la traiter. » C'est pourquoi l'arrivée de ces médicaments ne permet pas de prédire la disparition de la grossophobie. Elle peut, au contraire, en recomposer les formes. Celui qui utilise un médicament peut être soupçonné d'avoir choisi la facilité ; celui qui n'en fait pas usage peut être soupçonné de ne pas suffisamment prendre soin de sa santé. Et celui qui revendique le droit de demeurer gros peut devoir justifier non seulement son corps, mais aussi son refus de le transformer.
Ce déplacement éclaire plus largement notre rapport aux corps. Leur visibilité nous conduit à croire que nous savons ce qu'ils racontent. Un corps gros serait la preuve d'une mauvaise alimentation ou d'un manque d'activité physique ; un corps amaigri, celle de la preuve d'une injection ; un corps très mince, le signe d'une maladie. Or un corps n'est ni un dossier médical ni le récit des conduites de celui qui l'habite. Voir n'est pas savoir.
Les médicaments contre l'obésité constituent une avancée thérapeutique majeure pour les personnes qui souhaitent et peuvent en bénéficier. Mais une avancée médicale ne suffit pas à combattre la stigmatisation. Sommesnous capables de lutter contre la grossophobie sans faire de la disparition des corps gros la condition de sa réussite ? Car faire disparaître la grossophobie et faire disparaître les gros sont deux projets radicalement différents.
Ghislaine Gallenga est anthropologue, professeure à Aix-Marseille Université et chercheuse à l'Institut d'ethnologie et d'anthropologie sociale. Ses travaux portent sur les politiques publiques, notamment dans les domaines du corps et de la santé
HUMANITÉS | CHRONIQUE
PAR PHILIPPE BERN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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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ÉTAT DE DROIT
EST NOTRE
DERNIER REMPART
CONTRE UN
POUVOIR
AUTORITAIRE
par le gouvernement, et les opposants interdits d'expression ou arrêtés. C'est un Etat autoritaire où les droits de chacun ne sont plus garantis, où seule compte la raison du plus fort. »
Derrière la démagogie anti-immigrés, porteuse d'une politique discriminatoire contre toutes les minorités – politiques, ethniques, sexuelles –, les attaques contre l'Etat de droit menacent aussi les droits et libertés de chacun. Affaiblissement des instances de protection et d'alerte, rupture d'égalité au profit des puissants, fichage et surveillance sans contrôle, atteintes au droit de manifester, aux libertés d'expression et d'information, répression des oppositions, etc. Il suffit de constater où la concentration des pouvoirs entre les mains de l'exécutif mène les Etats-Unis de Donald Trump pour avoir un avant-goût de ce qui nous attendr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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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 ne s'agit pas de fantasmes. Dans la «révolution constitutionnelle» qu'il a appelée de ses vœux dans une longue tribune du Figaro, le 31 août, Jean-Eric Schoettl, ancien secrétaire général du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proche de l'extrême droite, énumère le «fatras» de domaines dans lesquels il faudrait, selon lui, écarter «tel ou tel obstacle constitutionnel ou européen» pour permettre «une action régallienne efficace», autrement dit sans contre-pouvoirs: «reconnaissance faciale, emploi des drones, vidéosurveillance algorithmique, usages des armes de service et des caméras-piétons, garde à vue, responsabilité collective en cas d'émeutes, comparation immédiate des mineurs...». Les mesures anti-immigrés n'arivent qu'ensuite dans sa liste.
Alors que plusieurs catégories de la population sont tentées par un pouvoir fort, les démocrates doivent s'emparer du thème de l'Etat de droit pour montrer ce qu'il est vraiment: notre dernier rempart contre un gouvernement autoritaire dont les plus vulnérables de la société feraient les frais.
Le débat est loin d'être clos, y compris à droite, si l'on en juge par l'étonnante tribune cosignée par l'ancien ministre libéral (du gouvernement Chirac, puis Balladur) Alain Madelin, publiée dans Le Monde le 14 septembre. Invoquant les principes libéraux, il estime que « rien n'autorise le peuple à violer les principes de l'Etat de droit et à fouler aux pieds les droits les plus sacrés des individus, à commencer par les droits sur leur propre corps, sur leur travail et sur leurs appropriations ». Et assène : « Sauf à ce qu'un régime sombre dans l'arbitraire, la majorité du moment n'a pas le droit de tout faire. (...) La civilisation suppose une justice constitutionnelle forte et respectée. »
Risque d'un pouvoir autoritaire et d'un glissement vers l'arbitraire, déclin des libertés au quotidien pour tous, souillure de la réputation de la France comme référence en matière de droits humains universels: tels sont les vrais enjeux des controverses sur l'Etat de droit. Derrière les promesses de « libération » de la parole populaire au moyen de référendums, la trique et le bâillon.
DES MIDTERMS
À VALEUR
DE TEST POUR
LA DÉMOCRATIE
AMÉRICAINE
ÉDITORIAL M
Les élections de mi-mandat, aux Etats-Unis, sont presque invariablement perdues par le parti qui occupe la Maison Blanche. Cette loi d'airain et la forte impopularité de Donald Trump pourraient se traduire, à l'occasion de celles qui se tiendront dans un mois, le mardi 3 novembre, par une défaite du Grand Old Party à la Chambre des représentants.
Jugée initialement plus solide, du fait d'un renouvellement partiel favorable, la majorité républicaine au Sénat apparaît également fragilisée par les décisions du président des Etats-Unis. Ses guerres commerciales et l'agression de l'Iran conduite avec Israël ont en effet alimenté une inflation tenace, qui devrait peser lourd dans les urnes, même si l'économie américaine affiche un dynamisme enviable grâce au secteur de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Ces élections intermédiaires constituent un test pour la solidité de la démocratie car rien ne dit que Donald Trump acceptera de bonne grâce une défaite, lors de ce qui sera la dernière échéance électorale avant son départ du pouvoir, en 2028. Le précédent de la présidentielle perdue de 2020, qu'il n'a jamais reconnue, et l'assaut du Capitole du 6 janvier 2021 – une tentative de coup de force sans équivalent dans l'histoire américaine conduite par des fidèles fanatisés – le rappellent.
La Maison Blanche a d'ailleurs tout mis en œuvre, sans attendre le jour du scrutin, pour tordre le vote à son profit, en imposant notamment à des Etats républicains serviles un charcutage électoral lui aussi inédit, faute de résultats de recensement pour le justifier. Ce tripatouillage fausse un peu plus un jeu démocratique déjà pollué par la place prise par l'argent, qui bénéficie de manière disproportionnée au camp du président. Tout a été également tenté, parfois en vain, pour limiter les votes considérés comme acquis à l'opposition démocrate.
Ces élections de mi-mandat devraient théoriquement donner l'occasion aux électeurs américains de se prononcer sur la dérive autoritaire d'une présidence renforcée comme jamais par les bonnes œuvres de la majorité conservatrice de la Cour suprême.
L'enrichissement dérangeant d'un clan qui piétine la notion de conflit d'intérêts et le symbole que constitue la personnalisation embarrassante des projets architecturaux voulus par Donald Trump dans la capitale fédérale constitueront également la toile de fond du vote. Elle ne peut que compliquer la tâche du Parti républicain dans chacune des élections locales auxquelles les midterms vont donner lieu. Mais ce dernier n'a strictement rien fait pour défendre la loi et les institutions dont il se présentait naguère comme le meilleur garant.
Face à ce camp présidentiel affaibli, le Parti démocrate affiche d'autres faiblesses que traduit une impopularité également persistante. Faute d'avoir dressé le bilan du mandat de Joe Biden (2021-2025), les démocrates restent dépourvus de ligne claire, tiraillés entre une aile gauche souvent conquérante dans leurs bastions et un camp soucieux d'équilibre dans les Etats plus disputés, alors que la clé du scrutin passera, comme presque toujours, par le vote des électeurs indépendants qui se sont détournés au fil des mois de l'actuelle administration.
Affaiblissement des mécanismes électoraux, exténuation des institutions, fragilisation des deux partis qui concentrent l'essentiel des votes : rien n'est pour l'instant propice à un rebond civique et démocratique. Les Etats-Unis en auraient pourtant bien besoin.
LE MONDE PARTENAIRE DES RENDEZ-VOUS DE L'HISTOIRE

RENCONTRES CONÇUES ET
MODÉRÉES
PAR DES JOURNALISTES
DE LA RÉD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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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H - 20H / HALLE AUX GRAINS - HEMICYCLE
QUELS MARCHANDS POUR DEMAIN ?
TABLE RONDE animée par Eric ALBERT
Avec Patrick ARTUS, conseiller économique de Ossiam et membre du Cercle des Economistes, Clément BEAUNE, ancien ministre, haut-commissaire à la Stratégie et au Plan et Magali REGHEZZA-ZITT, géographe, ancienne membre du Haut Conseil pour le Cli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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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H30 - 18H /CONSEIL DÉPARTEMENTAL
SALLE KLEBER-LOUSTAU
LES FILMS SUR 39-45 PEUVENT-ILS ÉCHAPPER À LA POLITIQUE ?
TABLE RONDE animée par Valentine FAURE
Avec Emmanuel MARRE, réalisateur, Henry ROUSSO,
historien, directeur de recherche émérite au CNRS, Claire
ZALC, directrice d'études à l'EH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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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Monde
14H - 15H30 / UNIVERSITÉ SITE JAURÈS - AMPHI 1
POURQUOI ET COMMENT LA GUERRE ?
TABLE RONDE animée par Gaïdz MINASSIAN
Avec Delphine ALLÈS, politiste et professeure, directrice adjointe de l'INALCO, Bertrand BADIE, politiste et professeur émérite de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à Sciences Po Paris, Ariane CHEMIN, grand reporter au Monde, Michel FOUCHER, géographe, ancien ambassadeur de France.
14H - 15H30 / CHÂTEAU ROYAL DE BLOIS
SALLE GASTON D'ORLÉANS
COMMERCE MARITIME :
RETOUR D'UN ENJEU STRATÉGIQUE
TABLE RONDE animée par Pascal RICHÉ
Avec Emilie AUBRY, rédactrice en chef de l'émission
« Le Dessous des cartes » sur Arte, Arnaud ORAIN, directeur
d'études à l'EHESS, Charles SERFATY, économiste à la Banque
de France, enseignant à l'École d'économie de 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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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H - 11H / MAISON DE LA MAGIE - SALLE DE SPECTACLE
COMMENT RÉSISTER, À L'HEURE DES PRÉDATEURS ?
GRAND ENTRETIEN animé par Nicolas TRUONG
Avec Giuliano DA EMPOLI, écrivain qui publie Le Fondateur
(Gallimard, 2026)
11H - 12H30 / PRÉFECTURE - SALLE DE RÉCEPTION
LE LIVRE, UNE MARCHANDISE COMME UNE AUTRE ?
INQUIÉTUDE SUR NOS RÉCITS A L'ÈRE DE LA CONCENTRATION
TABLE RONDE animée par Julie CLARINI
Avec Antoine GALLIMARD, président des éditions
Gallimard et du groupe Madrigall, Gersende GUINGOUAIN,
directrice de la librairie l'Esperluète, à Chartres, Régine
HATCHONDO, présidente du Centre national du Livre,
Jean-Yves MOLLIER, historien, professeur émérite
d'histoire contemporaine à l'université de Versailles-
Saint-Quentin-en-Yveline, Sabine WESPIESER, éditrice,
fondatrice de la Maison Sabine Wespieser.
À l'occasion des 80 ans du Centre national du Livre.
PLUS D'INFORMATIONS SUR WWW.RDV-HISTOIRE.COM

BÂTIR
L'ÉLECTRICITÉ
DONT LA FRANCE
A BESOIN
Demain, en France, bâtir
une nouvelle génération de nucléaire
pour produire plus d'électricité\*
compétitive, souveraine
et sans émissions de CO $_{2}$
hors ACV\*\*.
\*Source : Programmation Pluriannuelle de l'Energie (PPE3), Gouvernement, 2025, page 112.
economie.gouv.fr/ppe-3-programmation-pluriannuelle-de-lenergie
\*\*Émissions directes, hors analyse du cycle de vie. Source : 6ème Rapport d'évaluation, GIEC 2022, Groupe de travail 3 - Atténuation du changement climatique : Systèmes énergétiques, page 659.
L'énergie est notre avenir, économisons-la !
CAFÉ DU COIN
Un demi
à l'Ehpad
Des bars s'installent dans des maisons de retraite avec pour objectif de permettre aux résidents de créer du lien social
ON AVANCE
En covoiture,
Simone!
A Grenoble, des lignes de covoiturage permettent de mutualiser les trajets. Un système écologique... et économique.
UN APÉRO AVEC...
Nicolas
Maury
L'acteur, qui vient de reprendre son rôle d'Hervé dans « Dix pour cent, le film », sur Netflix, fourmille de proj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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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QUÊTE
Après l'été caniculaire que la France vient de vivre, certains habitants de régions exposées envisagent de déménager dans des endroits plus cléments. Vers un exode climatique ?
"Le voyage est un retour vers l'essentiel."
\- Proverbe tibé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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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S ET VIE
VOYAGES CULTUR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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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pe Romain
P as loin de 37°C. C'est la température maximale moyenne relevée à Nîmes par Météo-France au cours de la période du 1er juillet au 17 août. Un record national. Carpentras et
Avignon (Vaucluse) suivent, puis Aix-en-Provence (Bouches-du-Rhône), autour de 36°C. Valence tutoie les 35°C, Toulouse franchit la barre des 34,5°C, Lyon et Bordeaux naviguent autour de 34 °C, etc. Ce classement des villes les plus chaudes de France suggère à quel point une large partie des Français a souffert de l'été le plus brûlant jamais mesuré dans le pays. Un été qui a provoqué la mort de 8124 personnes, selon l'agence Santé publique France, et pas seulement parmi la population âgée, plus vulnérable face aux canicules.
« C'est probablement un tournant, les gens ont vécu dans leur chair la violence de la crise climatique, que beaucoup n'avaient fait qu'intellectualiser jusqu'alors », observe le géographe Guillaume Faburel, professeur à l'université Lyon-II et auteur d'Où habiter (Tana Editions, 112 pages, 14,90 euros). Conséquence immédiate: ils sont de plus en plus nombreux à se demander s'ils devraient s'installer dans des endroits sinon épargnés, du moins préservés par rapport à ceux où ils résident.
«Les sondages sont éclairants. En 2025, 20% des Français estimaient qu'ils allaient devoir déménager lors des dix prochaines années en raison du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rappelle le politiste François Gemenne, spécialiste des migrations environnementales et coauteur du 6 $^{e}$ rapport du Groupe d'experts intergouvernemental sur l'évolution du climat (GIEC). Après les premières canicules de cet été, des études d'opinion ont montré que la proportion avait grimpé à un tiers. »
Si toutes ces envies de mobilité ne se concrétiseront pas forcément, des dizaines de témoignages recueillis par Le Monde attestent que certains Français, principalement installés en Occitanie, en Provence-Alpes-Côte d'Azur et en Nouvelle-Aquitaine, s'apprêtent à franchir le pas, ou l'ont déjà fait.
«Je vis à Gardanne [Bouches-du-Rhône], près d'Aix-en-Provence, et les étés sont toujours plus intenables, raconte Christophe Odibig-Vettori, 51 ans. Cette année, c'est pire que tout, une chaleur écrasante la journée, et une température qui ne descend plus la nuit depuis la deuxième canicule de juin... Le week-end, je vais à la piscine municipale tôt le matin, puis je m'enferme jusqu'au soir, volets fermés. Bref, j'arrête de vivre! » Responsable financier, il a décidé de saisir une offre professionnelle en région parisienne pour s'en aller : « C'est un poste avec beaucoup de télétravail, et je vais privilégier la Normandie pour mon logement. »
Yves Le Cann, 69 ans, retraité à La Teste-de-Buch, va quant à lui quitter la Gironde pour la côte sud de la Bretagne, où se trouvent ses origines familiales. « J'ai vu le feu à 300 mètres de ma maison en 2022, et, cette année, la ville a une nouvelle fois été encerclée par un incendie monstrueux, dit-il en tremblant encore. J'ai développé une écoanxieté, je pense beaucoup au livre Le Dernier Rivage [de Nevil Shute, Ed. du Chemin de fer, 2022], dans lequel les humains assistent impuissants à la fin du monde et tentent de se réfugier dans les derniers endroits vivables. Nous y allons tout droit. »
Audrey Gremiaux, 46 ans, masseuse-kinésithérapeute, a choisi en 2025 de faire le grand saut des Landes vers le Pas-de-Calais et Bazinghen, tout près des plages, sur la Côte d'Opale. «Je résidais à Mont-de-Marsan dans un logement sans climatisation, avec des nuits à 30 °C où dormir relève de l'impossible, la sensation d'être dans un four, la peur de mourir de chaud!», se souvient-elle. En être arrivée à espérer que des amis l'invitent à passer un moment au bord de leur piscine pour se rafraîchir l'a convaincue qu'il était temps de partir. «Je suis désormais dans une région où le printemps existe encore, où il est possible de vivre et de travailler sans craindre le coup de chaleur.»
Normandie, Bretagne et Hauts-de-France font souvent partie des destinations communément identifiées comme des espaces «refuges» par les Français, et pourraient devenir prisés dans l'optique d'une reconfiguration de la carte de l'attractivité territoriale.
«Il existe deux zones que nous pouvons désigner comme encore préservées des fortes chaleurs récurrentes, la première en bordure du littoral de la Manche et de la mer du Nord, donc en gros de Brest à Dunkerque [Nord]», explique Jean-Michel Soubeyroux, directeur adjoint scientifique de la climatologie à Météo-France. L'autre, ce sont les zones de montagne, « mais plutôt au-dessus de 1000 mètres d'altitude, audessous il y a de forts effets de cuvette, comme à Chambéry et Grenoble ».
Les Pyrénées, les Alpes, le Massif central, une partie des Vosges et du Jura pourraient donc devenir particulièrement recherchés aussi. «Je vis à Combas, dans le Gard, et, depuis plusieurs années, je vois arriver l'été avec appréhension, je ne peux plus envisager une activité extérieure avant 18 heures de juin à septembre, raconte Nathalie Tamalet, 56 ans, directrice adjointe d'un pôle médico-social. Mon compagnon est originaire des Hautes-Alpes et nous venons d'y acheter une maison. Notre projet est clair : partir là-bas dès ma retraite, définitivement. »
Pauline Cusin, 60 ans, caviste à Narbonne (Aude), regrette la fin prématurée de son « rêve » de vivre dans le Sud. Elle aussi a pris la décision de retourner dans les Alpes avec son conjoint, en moyenne montagne. « Nous nous sommes installés en 2018 dans une petite station balnéaire de l'Aude pour manger en terrasse dix mois sur douze, profiter de la plage, vivre au soleil, confie-t-elle. Les premières années, nous ne nous sommes pas plaints des vagues de canicule qui, déjà, ponctuaient les étés. Puis vinrent les incendies. Puis l'absence de pluie pendant des mois, avant de voir des maisons submergées par les crues. Nous avons observé la souffrance grandissante des arbres, et de toute la flore en général, jusqu'à cette envie de fuir... »
En amont de son ouvrage sur le sujet, Guillaume Faburel, avec d'autres experts réunis au sein du Mouvement pour une société écologique du posturbain, s'est investi dans l'étude intitulée « Où habiter en 2050 en France pour affronter les crises écologiques engagées? », qui identifie et cartographie précisément les sept territoires « les plus ré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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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oine Caron,
un retraité qui a déménagé en 2020
de Sète (Hérault) à Nantes
lients » face au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 d'après les projections de Météo-France, les pics de températures pourraient atteindre 50 °C dès le milieu du XXI $^{e}$ siècle – et ses conséquences en cascade.
Pour déterminer ce club des sept, les chercheurs ont croisé trente indicateurs répartis dans trois familles: la famille environnementale (températures, forêts, pollution lumineuse, exposition aux pesticides, accès à l'eau...), la famille économique (métiers disponibles, activités autour de la terre, place de l'artisanat...) et la famille des conditions d'habitabilité (prix des terres, logements vacants, poids des résidences secondaires, inégalités sociales et territoriales...).
Les contrées retenues répondent de manière positive aux trois quarts des critères au minimum. Ont ainsi été sélectionnées trois « collines », en Bretagne, en Normandie et dans le Poitou. « Du côté breton, c'est le Kreiz Breizh, le cœur historique de la région, entre les monts d'Arrée et la forêt de Brocéliande », précise Guillaume Faburel. En Normandie, la « Suisse normande » est notamment concernée, de même que les « Alpes mancelles », à cheval sur l'Orne et deux départements – la Mayenne et la Sarthe – des Pays de la Loire. Dans le Poitou, il s'agit du « bocage vendéen débordant sur une partie des Deux-Sèvres ».
Les quatre autres espaces choisis se situent en altitude: les plateaux du Massif central, des monts du Limousin jusqu'aux plateaux des Causses, la moyenne montagne pyrénéenne, de la vallée d'Aspe aux Hautes Corbières, les Préalpes et les Alpes, du nord du Vercors à la vallée de la Roya, et la montagne du Morvan jusqu'aux côtes de Meuse.
«Mais ces sept zones ne sont pas parfaites, elles recèlent toutes des facteurs de fragilité, comme l'accès à l'eau dans le Morvan, très touché cet été par la sécheresse», prévient Guillaume Faburel. Le géographe glisse aussi que d'autres endroits n'étaient pas loin du compte, à l'image des Vosges – « mais le massif se métropolise en matière d'usages, avec des résidences secondaires, des gîtes, de l'excursionnisme » –, du Jura – « pénalisé par les prix de l'immobilier en raison de l'influence de la frontière avec la Suisse » –, ou des Ardennes, qui, en comparaison du Morvan, « disposent de forêts moins diversifiées ».

Un été caniculaire, à Rennes, en 2026.
LOUISE QUIGNON/DIVER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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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éraldine Molina est chercheuse au CNRS actuellement basée à Nantes, docteure en géographie, urbanisme et aménagement. Elle consacre ses travaux aux relations entre climat et populations en menant des enquêtes de terrain sur les vécus météorologiques des habitants, les répercussions des changements climatiques sur la santé et les modes d'habiter.
Face aux chaleurs extrêmes, déménager dans des zones moins touchées peut-il être la solution?
Selon moi, cela retarde la prise de conscience des enjeux de fond. Les stratégies de mobilités résidentielles individuelles vers des destinations identifiées comme « plus fraîches » pourraient déplacer les problèmes et accentuer l'injustice climatique, avec plusieurs effets pervers, surtout si elles ne répondent pas à une volonté d'adopter un mode de vie plus écologique et ne s'intègrent pas dans un projet de territoire. Si de trop nombreuses personnes déménagent vers des zones plus vivables l'été, disons des villes petites et moyennes, des espaces périurbains, la montagne, les régions du nord-ouest et du nord de la France, elles vont participer sur
Les forêts sont d'ailleurs un trait essentiel et commun au club des sept, avec un taux de boisement important, des essences variées et peu de coupes rases. Dans les zones retenues, la densité de population est faible, avec un maillage territorial équilibré, autour de villages, de bourgs et de petites villes, presque exclusivement de moins de 20 000 habitants. Parmi les régions écartées, il est à noter l'absence des Hauts-de-France, « en raison des risques d'inondation et parce que c'est trop dense et bétonné », mais aussi des littoraux bretons et normands, « soumis à des risques de submersion et où la pression immobilière est forte, avec des tarifs trop élevés pour la plupart des Français ».
place à l'artificialisation des sols, générer plus de trafic routier et la construction d'infrastructures. Tout cela augmentera la production des gaz à effet de serre et les effets néfastes sur les écosystèmes. En outre, ces mobilités induisent généralement une hausse du prix de l'immobilier, avec le risque que les populations locales rencontrent des difficultés pour se loger et soient reléguées à la marge ou vers d'autres territoires.
Dans vos enquêtes, observez-vous déjà des migrations intérieures liées au changement climatique ?
Oui, le phénomène risque de s'amplifier avec l'été que nous avons vécu, mais il n'est pas totalement nouveau. En 2019, à Lyon, alors que la ville commençait à être difficile à vivre en période estivale, un nombre significatif d'habitants nous indiquait déjà vouloir « remonter » davantage au nord. La Bretagne, pas épargnée par les canicules cette année, était alors perçue comme un nouvel eldorado. Aujourd'hui, ceux qui commencent à déménager vers les zones « plus fraîches » que nous avons évoquées, ce sont surtout des retraités, plus vulnérables aux fortes chaleurs, et des ménages avec des moyens importants, résidant dans le sud du pays ou à Lyon.
Guillaume Faburel considère que les sept espaces distingués sont en mesure d'accueillir 4 millions à 5 millions de nouveaux habitants d'ici à 2050 sans augmenter l'empreinte écologique, «à condition bien sûr de ne pas arriver avec son SUV en réclamant la 5G partout, sa piscine chauffée et son logement surdimensionné». Pour que leur installation soit viable, les nouveaux arrivants devront donc être disposés à changer de mode de vie.
Ce qui semble certain, c'est que les éventuels mouvements d'envergure vont prendre du temps. « Il ne faut pas s'attendre à un exode massif et rapide depuis les régions du Sud et les métropoles. Cela va s'étaler sur plusieurs générations », avance François Gemenne, qui juge toutefois la recomposition géographique inévitable: « Depuis la préhistoire, les conditions environnementales ont toujours été le déterminant majeur de la distribution de la population sur la planète. »
Ce possible rééquilibrage territorial pourrait s'opérer en grande partie au détriment des métropoles et des grandes villes, où le phénomène des îlots de chaleur – dû notamment à la quantité de béton et de bitume – fait grimper les températures la journée et les empêche surtout de redescendre le soir dans les mêmes proportions que dans les zones périurbaines et rurales environnantes, favorisant ces nuits tropicales qui interdisent aux corps de récupérer.
Mais pour certains Français, comme Antoine Caron, 68 ans, un retraité qui a déjà déménagé en 2020 de Sète (Hérault) à Nantes – une ville très touchée par les canicules cet été, avec cinq jours où les 40°C ont été dépassés –, « la fuite est un leurre, car tout indique que le changement climatique est à l'œuvre partout et très rapidement, que nous avons perdu le contrôle ».
«Sans adaptation d'envergure et climatisation des bâtiments, et on en est très loin, il va y avoir un mouvement des grandes villes vers les banlieues éloignées ou la proche campagne, grâce à la généralisation du télétravail», anticipe François Gemenne, rappelant que Paris – qui a connu vingt jours au-dessus de 35 °C cet été – est la ville d'Europe où l'on meurt le plus de la canicule, en raison d'une combinaison de « très forte densité de population, dans une cité très minérale, avec un habitat inadapté aux fortes chaleurs ».
D'autres réfléchissent déjà plus loin que la France, à l'image d'Anne Daval, 57 ans, professeure de lettres, qui pense s'établir dès que possible... en Ecosse : «Je vis à Toulouse, et il a fait tellement chaud qu'avec mon hypertension j'ai souvent été proche de l'évanouissement, confie-t-elle. En France, je ne vois déjà plus d'options pour ma retraite. En août, j'ai fait un séjour dans les Shetlands, c'est là-bas que je veux vivre. J'ai respiré, dormi, retrouvé mes moyens physiques. » Sur l'archipel, cet été, les températures n'ont jamais dépassé 17 °C.
son niveau socio-économique, va subir des impacts négatifs croissants, y compris les plus favorisés. Lors des canicules, les réseaux électriques sont par exemple davantage sous tension et des coupures peuvent survenir. Or, sans électricité, pas de climatisation... comme en Tunisie cet été. Il est illusoire de penser que la technologie va résoudre le problème. Chacun d'entre nous gagnerait donc à ce que nos élus changent de cap et engagent des politiques volontaristes à même de répondre à la nouvelle réalité climatique.
Cet important dépeuplement envisagé pourrait paradoxalement deven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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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 chance, et permettre aux grandes villes de retrouver une forme de qualité environnementale. « Pour cela, il faut les revégétaliser et les reforester largement, donc les désurbaniser et les désasphalter, à hauteur de 40% à 50% de leur superficie », estime Guillaume Faburel. Une utopie, aujourd'hui, étant donné leur rôle politique et économique. « Cela a l'air totalement dystopique, mais pourrait arriver vite au train où vont les choses, dans dix, vingt, trente ans. »
La mise en place de politiques de sobriété, de restauration écologique et de justice sociale est incontournable. Si nous ne voulons pas cuire de plus en plus l'été, si nous souhaitons préserver la qualité de l'air et de l'eau, il faut engager des changements significatifs. Plus spécifiquement, les politiques d'atténuation doivent cibler les plus privilégiés, en réduisant par exemple les mobilités internationales et le suréquipement. Les politiques d'adaptation devront se concentrer sur les plus défavorisés, en multipliant les espaces refuges en ville – bibliothèques, musées, centres commerciaux, parcs ombragés, etc. –, comme le fait Barcelone.
Jean-Michel Soubeyroux souligne toutefois que les migrations intérieures pourraient d'abord être liées à la situation matérielle de chacun. « Si vous habitez sur la Côte d'Azur, avec la clim et la piscine, vous pouvez très bien supporter la chaleur mieux qu'en Bretagne au cinquième étage d'un immeuble en ville. » Le climatologue émet par ailleurs l'hypothèse qu'elles puissent se déployer de manière saisonnière pour ceux qui en ont les moyens, « le Sud et le Sud-Ouest restant encore très agréables à l'automne et au printemps ».
C'est d'ailleurs le choix effectué par Thierry Arnaud, 59 ans, directeur commercial dans le Vaucluse. «Mon épouse et moi sommes sexagénaires et habitons près d'Avignon, explique-t-il. Nous avons acquis un appartement en Savoie à 1500 mètres d'altitude. Notre motivation initiale était d'y aller pour faire deux semaines de randonnée l'été, mais nous y passons les mois complets de juillet et août depuis cinq ans, car il y fait en moyenne 10 °C de moins qu'ici. »
Ne sommes-nous donc pas tous égaux face au réchauffement ?
Bien sûr que non. Cette année, à Nantes, où les seuils physiologiques de tolérance à la chaleur ont été plusieurs fois dépassés, nous avons enquêté sur des échantillons de populations appartenant à des classes sociales différentes. Les couples aisés avec enfants bénéficient généralement d'un logement climatisé et mieux isolé, d'une voiture moderne bien climatisée aussi, parfois d'une résidence secondaire à la campagne ou sur le littoral d'où ils peuvent télétravailler. Ces habitants peuvent donc jouer sur une panoplie adaptative beaucoup plus large. S'ils décident de déménager vers un territoire plus frais, ils peuvent aussi se le permettre. A l'inverse, les ressources socio-économiques réduites des populations plus défavorisées limitent leurs perspectives de mobilité. Celles-ci sont davantage captives des villes lors des chaleurs extrêmes. C'est la double peine: leurs logements se transforment en fours et leurs possibilités d'accéder à des espaces refuges sont limitées. A Nantes, des habitants que nous avons interrogés ont fait un parallèle avec la crise sanitaire liée à la pandémie de Covid-19, se déclarant confinés à cause du climat, «à vivre dans le noir comme des cafards», dans un isolement social difficile à viv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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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i, effectivement. Ce qu'il est important de comprendre, c'est que tout le monde, quel que so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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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i. A l'heure actuelle, ceux qui existent ont tendance à être saturés, que ce soit des lieux proches ou des destinations plus lointaines. A Nantes, par exemple, les habitants ont l'habitude d'aller sur la côte, à Pornic notamment, à 50 kilomètres, pour se baigner et trouver de la fraîcheur. Lors des canicules du printemps et de l'été, cette station balnéaire a été complètement surfréquentée. Et si nous resserrons la focale sur la ville même de Nantes, les piscines municipales ont dû instaurer des jauges maximales d'accueil, car elles étaient prises d'assaut. L'enjeu est de privilégier la mutualisation d'espaces frais ou climatisés pour éviter le suréquipement en climatisation individuelle, qui accentue l'emballlement des températures et les injustices. D'ailleurs, est-ce vraiment un horizon souhaitable de vivre dans des bunkers climatisés? Est-ce la vie future que nous voulons avoir, ne plus sortir la journée en été, ne plus bénéficier de ce qui était auparavant la « belle saison »?
Propos recueillis par Ph. Ro.
LA FRANCE BUISSONNIÈ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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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édéric Potet
Des dizaines de structures locales se sont regroupées en collectif pour dénoncer une fraude : elles ont payé cher des déguisements sur mesure... qui n'ont jamais été livrés
Que sont devenus Safyduck le canard, Bobo le dinosaure, Pogo le malinois et Roity le roitelet? Un vent de colère souffle au pays des mascottes, ces accoutrements intégraux dans lesquels on se glisse pour supporter une équipe de foot ou pour défiler pendant la kermesse du village. Une quarantaine de structures – associations, établissements scolaires, PME... – se sont réunies dans un collectif sur Facebook pour dénoncer les défauts de livraison d'une société spécialisée dans les déguisements sur mesure, en mousse polymère et fourrure synthétique. Toutes crient à la fraude, pour un préjudice global de 80 000 euros. Individuellement, la plupart d'entre elles n'ont pas les moyens d'engager un recours en justice, de surcroît pour des sommes relativement modestes dans l'absolu – entre 1000 et 2000 euros la mascotte –, mais importantes au regard de leur trésorerie.
Se côtoient ici un collège de Beaumont-sur-Oise (Val-d'Oise), un parc d'attractions de Sarregu-mines (Moselle), un institut médico-éducatif de Tourcoing (Nord), un minigolf de Bois-de-Haye (Meurthe-et-Moselle), un camion pizza de Ville-nouvelle (Haute-Garonne) et moult clubs de sport : de handball, à Chevrières (Oise) et Sallanches (Haute-Savoie); de football, à Boulogne-sur-Mer (Pas-de-Calais) et Saint-André-des-Eaux (Loire-Atlantique); de basket-ball, à Narbonne (Aude); de rugby, à Montélimar (Drôme)... Sans oublier plu
sieurs comités des fêtes.

ALE GIORGINI
«Sans moyens pour engager un avocat, ces petites associations n'ont souvent pas d'autre choix que de renoncer à se défendre»
William Messi,
porte-parole de la 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u bénévolat
et de la vie associative
Celui de Lamillarié (Tarn) avait commandé une mascotte de sanglier aux lunettes d'aviateur et au casque de gaulois (à 1180 euros), dans la perspective de ses jeux intervillages : « On avait également prévu de l'utiliser pour la fête de l'école et le Téléthon. C'est désespérant de perdre une somme pareille quand on se démène, toute l'année, pour trouver trois sous pour notre association », confie l'un de ses responsables, Franck Flottard.
A Saint-Genis-Pouilly (Ain), c'est un grand tétras, avec gilet rafraîchissant intégré (coût : 1674 euros), qui aurait dû sortir d'un gâteau géant pour la Fête de l'oiseau : «Le bénéfice de notre tombola est parti en fumée. C'est le vivre-ensemble qui est attaqué à travers ces pratiques d'un cynisme sans borne», estime Sylvie Didelle, une cheville ouvrière locale.
Avant de décréter
un silence radio, l'entreprise incriminée – Orma-Toys, devenue OrmaPro, avant de transférer ses activités vers une filiale appelée 2H-Web – a livré aux plaignants les mêmes explications : défaillances de livraison, pertes de colis par les transporteurs, incidents d'acheminement avec l'atelier partenaire situé en Pologne... Son patron, Laurent Humbert, est finalement sorti du bois après que certains clients floués, qui le soupçonnent de s'être installé en Thaïlande, ont contacté son frère, maire d'une commune du Val-d'Oise, pour avoir des nouvelles de lui. Au Monde et à plusieurs titres de la presse régionale, M. Humbert précise avoir porté plainte pour cyberharcèlement, diffamation et usurpation d'identité, indiquant au passage que la campagne de dénigrement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dont il se dit victime lui a causé une perte de chiffre d'affaires de 100 000 euros et la liquidation de sa société OrmaPro, en septembre. D'après lui, les «40 à 50 litiges revendiqués» ne représenteraient un «taux d'incident que de 0,5 % » sur une décennie d'activité.
Ses menaces, assorties au cas par cas d'« annulations de commandes pour faute grave », n'effraient guère la 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u bénévolat et de la vie associative, une structure indépendante qui soutient et promeut les associations. Celle-ci a décidé d'épauler le collectif de plaignants : « Ces litiges répétés ne font que favoriser l'économie du découragement et la crise de l'engagement, estime son porte-parole, William Messi. Eloignées géographiquement les unes des autres, sans moyen pour engager un avocat, ces petites associations n'ont souvent pas d'autre choix que de renoncer à se défendre. »
Au civil, une poignée d'entre elles a obtenu de tribunaux une injonction de se faire rembourser les sommes engagées. L'étape suivante, avec le soutien espéré de plusieurs ministères contactés (sport, intérieur, justice), sera de saisir le parquet de Paris afin de centraliser les affaires au pé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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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 le soin aux enfants, rien à redire. Mais sur les vaccins ou le rôle des sociétés occultes, c'est une autre histoire... Alors, entre licencier, tenter de raisonner ou laisser couler, les parents hésitent, raconte Marion Cocquet

n Disney, c'est inoffensif. Un peu crispant, à la rigueur, mais inoffensif. Jeanne et Bastien (les prénoms ont été changés) tombent des nues le soir où Christine, la nounou de leurs deux fils, leur transmet un lien YouTube assorti de ce commentaire: « Bon à savoir, attention aux enfants. » La vidéo est un montage assez brut, visant à prouver que les dessins animés sont truffés de codes pédopornographiques et de références « illuminati ». Quelques semaines plus tôt, elle défendait auprès d'eux le droit de tout citoyen à refuser l'impôt (qui, « bon à savoir » également, remplit non pas les caisses de l'Etat, mais celles de sociétés occultes).
Ces épisodes laissent au couple une impression désagréable: s'ensuit une mise au point où Christine est priée de garder pour elle ses analyses. Peu de temps après, cependant, elle leur envoie par erreur une nouvelle vidéo: il s'agit, cette fois, d'entrer dans les arcanes du complot juif. «J'étais hors de moi, dit Jeanne. Il me semblait impossible, après cela, de continuer à lui confier mes enfants. » Christine, pourtant, a tout de la «perle rare», selon ces parents: une «Mary Poppins» que les garçons adorent, une femme avenante et drôle qui s'adapte de bon gré à l'emploi du temps très fluctuant de ses employeurs. Convoquée à un entretien préalable à son licenciement, l'intéressée se confond en excuses: Jeanne et Bastien finissent par flancher et décident de la garder. Chacun, depuis, évite de son mieux les terrains glissants.
L'histoire est peu banale, sans doute. Mais le «logiciel conspirationniste» est, lui, devenu extrêmement commun, selon Marie Peltier, historienne belge spécialiste du sujet et tituer à eux. Qu'elle offre aux enfants une ouverture à une autre culture – mais uniquement à ce que leurs géniteurs considèrent comme profitable. Qu'elle devienne ce que Leïla Slimani, dans Chanson douce (Gallimard, 2016), décrivait comme « une présence intime, mais jamais familière ».
Nul besoin donc d'être confronté au complotisme pour vivre l'inconfort du dilemme et du « sale boulot moral ». L'expression, cette fois, est de la sociologue Caroline Ibos, autrice en 2012 de Qui gardera nos enfants ? (Flammarion) : un essai passionnant, fondé sur l'observation d'un groupe de nounous ivoiriennes et de leurs employeuses parisiennes. Elle y relevait, notamment, l'abyssale « asymétrie du savoir sur l'autre » à l'œuvre dans cette relation. Plongée dans le bricolage quotidien de la vie de famille, la nounou en devine chaque aspérité ; d'elle, en revanche, ses employeurs ne savent à peu près rien.
«Lydie reste, pour mes enfants, un personnage essentiel de leurs années de primaire, raconte Anne, Parisienne de 52 ans. Elle était avec eux d'une douceur inouïe. Un jour, elle a disparu. L'école m'a appelée en fin de journée, elle ne s'était pas présentée pour venir les chercher. Je n'ai appris que trois jours après qu'elle était morte : elle s'était défenestrée, dans une sorte de crise mystique, selon sa fille aînée. Cette histoire m'a écrasée de chagrin, elle m'a glacée, aussi. A qui les avais-je confiés, tout ce temps ? » Expérience tragique et, évidemment, exceptionnelle. Mais qui montre combien la différence entre « avoir confiance » et « faire confiance » peut ici devenir aiguë, souligne Caroline Ibos : « "Avoir confiance" est un état, un sentiment de sécurité. "Faire confiance" est de l'ordre du pari, d'une décision qui, au moment où elle est prise, ne repose sur à peu près rien – ce que le sociologue Georg Simmel décrivait comme un point intermédiaire entre le savoir et le non-savoir sur autrui. Ce pari est inévitable et, dans l'immense majorité des cas, tout se passe bien. Mais il permet également de comprendre les tiraillements des familles, leur désir de contrôle. La maison est une zone de contact, où une immense proximité cohabite avec une extrême distance sociale. »
autrice de La Bataille des récits (Stock, 176 pages, 18,50 euros). « Depuis le Covid notamment, explique-t-elle, il s'agit d'une question intime, à laquelle chaque famille peut être confrontée. »
Car le complotisme essaime dans tous
Comment se tirer des chausse-trapes qu'une telle situation peut engendrer? Par le droit, selon la sociologue: un discours antisémite ou raciste est un délit. Un propos conspirationniste ne l'est pas, aussi désagréable soit-il – et les enfants, qu'on le veuille ou non, seront soumis à une foultitude d'in-
Car le complotisme essaime dans tous les milieux sociaux et toutes les générations. Un avocat peut virer antivax. Un professeur de philosophie, se biberonner à Egalité et réconciliation, le site du polémiste d'extrême droite Alain Soral. « On se trompe en traitant les gens d'imbéciles ou d'ignares, estime Marie Peltier. Si le conspirationnisme fonctionne, c'est qu'il propose une vision globale du monde, un socle de fondamentaux, un récit explicatif – qui est hautement contestable, bien sûr, mais qui apporte un confort intellectuel et politique certain. Le fact-checking et l'appel à la rationalité sont des impasses : à ce discours, il faut opposer d'autres récits globaux et d'autres valeurs. » Quitte, dans le cercle proche, à fixer des lignes rouges et à bannir certains sujets – tel ami ou tel collègue pouvant tenir des propos ahurissants en restant, par ailleurs, un excellent camarade ou un chic type.
Dissocier, chez Christine, la «Mary Poppins » de la «conspi» antisémite: c'est l'arbitrage qu'ont fait Jeanne et Bastien. Exercice acrobatique, néanmoins. Et rendu
plus compliqué encore par la curieuse relation qui se noue entre une garde d'enfants et ses employeurs – a fortiori lorsque le travail se fait au domicile des seconds. «Comme dans toutes les formes de domesticité, on est ici aux marges du droit : la maison n'est pas un espace de travail comme les autres, susceptible, par exemple, d'être contrôlé », explique la sociologue Alizée Delpierre, chercheuse au CNRS et autrice de Servir les riches et Les Domesticités (La Découverte, 2022 et 2023). A elle seule, estime-t-elle, la tâche est d'ailleurs ambivalente : on attend de la nounou qu'elle prolonge le travail éducatif des parents et pallie leurs absences, sans se subs-
Ils entendent
parfois
chez leurs
marmots
des bribes
de discours
inspirés
des thèses
foutraques
de la
nourrice fluences diverses. A l'école, chez les grands-parents, pendant l'entraînement de foot ou les cours de solfège: dans tous les espaces de sociabilité, en somme, qui échappent au regard aigu de leurs géniteurs. Que faire de cela? Nuancer parfois, corriger si nécessaire, tenter d'affûter l'esprit critique des enfants – bricoler, en somme. Il arrive à Jeanne et Bastien d'entendre, chez leurs marmots, des bribes de discours inspirés des thèses foutraques de Christine : ils s'emploient à rappeler que leurs opinions et leurs valeurs à eux sont d'un autre tonneau... sans la discréditer.
«Il ne faut pas surestimer le danger supposé du complotisme, ajoute le politiste Julien Giry, chercheur à l'université de Tours. Que représente cette tendance en termes de débouchés politiques ? En France, pas grand-chose : les discours "conspis" se contentent de dénoncer un "système" supposé. Ce qui est certain, c'est qu'il est crucial de maintenir des relations avec les personnes qui versent dans cette tendance, pour éviter leur bas-cule dans la radicalisation. » Tâche bien plus ardue avec sa sœur ou son ami d'enfance qu'avec la nounou de ses enfants, dont les convictions, et c'est peut-être heureux, restent le plus souvent nimbées de mystère.


Les résidents de l'Ehpad Hovia, à Saint-Ouen (Seine-Saint-Denis), rejoints par des voisins du quartier, se retrouvent autour d'un verre ou d'une grille de loto dans le café La Java bleue, le IO septembre. TERENCE BIKOUMOU POUR « LE MONDE »
SANT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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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éro 67!» Les mains se précipitent sur les cartons. Au café La Java bleue, ce mardi soir de septembre, le loto de rentrée bat son plein. Sur les tables, des planches de charcuterie et des verres de vin, de jus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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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uits ou de citronnade. Les prix sont doux : 1 euro le sirop à l'eau, 2 euros les sodas ou les diabolos, 3 euros le verre de vin.
Catherine Rollot
Derrière les grandes baies vitrées, avec son petit comptoir bleu marine, ses plantes, ses bocaux et son canapé, La Java bleue a tout d'un pimpant café de quartier. Pourtant, il se trouve au rez-dechaussée de l'Ehpad de l'association Hovia, à Saint-Ouen (Seine-Saint-Denis), un établissement privé à but non lucratif qui accueille 84 résidents, âgés de 60 à 100 ans. Depuis le printemps, deux soirs par semaine, le mardi et le jeudi, la maison de retraite se transforme en bistrot, ouvert aux résidents, à leurs familles et aux voisins. Au comptoir, les deux barmen du jour ne sont pas vraiment du métier. Isabelle Combe, retraitée depuis huit ans après avoir travaillé dans une crèche, vient tenir bénévolement le café une fois par semaine. Sa mère, Geneviève, 100 ans, vit ici depuis quatre ans. C'est la doyenne de la maison.
Isabelle connaît les habitudes des uns et des autres. Celui qui prendra une menthe à l'eau, celle qui préfère un diabolo, ceux qui boivent encore volontiers un verre de vin. Elle connaît aussi la valeur du mot « bistrot ». « A leur âge, ça leur rappelle des souvenirs. Ça amène de la gaieté, ils se réunissent, ils regardent ce que l'on prépare. » A ses côtés, Maeva Monvoisin, animatrice et salariée d'Hovia, a elle aussi troqué sa tenue habituelle pour un grand tablier bleu siglé « Bistrot Bertha ».
La Java bleue est l'un des cafés du réseau Bistrot Bertha, créé par le sociologue Antoine Gérard. Le principe: installer, au cœur des Ehpad, des troquets avec un vrai comptoir, des prix affichés et, dans la plupart des cas, une licence III permettant, notamment, de servir du vin ou de la bière. Le spécialiste du vieillissement, qui a progressivement quitté la recherche pour se consacrer à son projet, défend une idée simple : « Remettre les vieux au cœur du village. » Son constat tient en une phrase : « Le problème de l'isolement des personnes âgées, ce n'est pas seulement un problème de lien, mais de lieu. »
Le café du coin, le petit commerce, le banc devant la boulangerie, où l'on pouvait s'arrêter, croiser quelqu'un, échanger quelques mots se raréfient et, avec eux, les rencontres spontanées. Les personnes âgées sont parmi les premières à en pâtir. Celles qui vivent en Ehpad, davantage encore, car souvent plus dépendantes. «Beaucoup ne sortent même plus du tout. »
Alors, Antoine Gérard a pris le problème à l'envers. Puisque les résidents ne peuvent plus aller au café, pourquoi ne pas le faire revenir jusqu'à eux? « Le bistrot, lieu de convivialité par excellence, sert de prétexte pour faire entrer familles, voisins, enfants et gens de passage dans un lieu, synonyme de soins et de prise en charge », explique-t-il. Il ne s'agit pas de faire boire les résidents, l'offre sans alcool est dominante, et la consommation encadrée. L'enjeu est ailleurs, « faire vivre la pause-café comme une sortie », même lorsqu'elle se fait à quelques mètres de leur chambre.
A Saint-Ouen, vêtu d'un tee-shirt « Québec » et d'un short bleu marine, Jean-Louis Towkalski, 95 ans, est déjà installé devant un diabolo menthe. Ancien de la brigade de sapeurs-pompiers de Paris, où il a servi plus de trente ans avant de terminer sa carrière comme major en 1986, il vit à Hovia depuis un an. Quand La Java bleue ouvre, il descend et passe commande. Jus, citronnade ou diabolo, peu importe. « Ça fait sortir de la chambre », dit-il simplement.
A quelques mètres, Annie Dutot cale son fauteuil roulant près d'une table. Cheveux soigneusement coiffés et petit cardigan gris, elle attend son tour. A 94 ans, elle vit à Hovia depuis huit ans, ce qui en fait l'une des plus anciennes résidentes. Elle a tenu à Paris un magasin de décoration florale, a été mariée quatre fois et a eu deux enfants. «Je vais prendre un verre de blanc pétillant. J'ai été mariée à un Saumurois, je connais bien», plaisante la nonagénaire. Face à elle, Yvonne Piraire, 77 ans, observe ses cartons devant une menthe à l'eau. Elle est arrivée au printemps. La Java bleue n'est pas encore devenue une habitude. Le loto, en revanche, l'a attirée jusqu'ici.

Depuis 2024, une vingtaine de cafés Bertha ont ouvert leurs portes, dont plus de la moitié ces derniers mois, dans des Ehpad publics ou privés à but non lucratif (associatif, mutualiste ou fondation). La plupart sont installés dans des villages, de petites communes ou des zones sorties de terre depuis peu, où la vie sociale reste encore à construire, comme à Saint-Ouen, où l'Ehpad Hovia est situé à deux pas de l'ancien village des athlètes des Jeux olympiques de Paris 2024. Un quartier en pleine transformation: familles et jeunes couples se sont installés dans les anciens logements bâtis pour accueillir les délégations sportives.
«Notre chance, c'est qu'il n'y a pas grandchose dans le coin pour prendre un verre», se félicite Sandra dos Reis, la directrice de l'Ehpad Hovia, en poste depuis un an. Petit à petit, les voisins commencent à pousser la porte, «des habitants qui n'auraient peut-être jamais franchi le seuil d'un Ehpad, des passants qui ne se rendent pas compte tout de suite où ils sont». Quelques étudiants de l'école d'ingénieurs ISAE-Supméca, toute proche, viennent également, attirés par le jeu de fléchettes et les consommations à prix cassés.
Ce soir-là, Léna, 36 ans, ancienne journaliste en reconversion dans une ONG, s'est arrêtée prendre un verre en voisine. C'est la deuxième fois. Elle vient d'emménager dans le quartier avec son compagnon et leur fils de 3 ans, Malo. Elle a découvert La Java bleue grâce à une affiche aperçue de la rue. Malo pioche dans la corbeille à Lego, mise à disposition par l'Ehpad. Léna, un verre de blanc à la main, apprécie la démarche: «Ma grand-mère a vécu en Ehpad. Je trouve ça super d'essayer de décloisonner. » Pour l'instant, elle ne connaît pas vraiment les résidents, « mais le simple fait de partager la même pièce, ça compte déjà ».
Un peu plus tard, Laura et Antonio arrivent, sac de courses à la main. Le jeune couple francobrésilien a entendu parler de La Java bleue « sur le WhatsApp du quartier ». Ils cherchaient un endroit où boire un verre et ont décidé de venir pour la première fois. Laura travaille dans le transport de marchandises aériennes. Elle est aussi bénévole dans un collectif qui intervient à l'hôpital auprès de personnes touchées par le cancer. Au Brésil, dit-elle, les générations sont davantage mélangées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et dans les familles. « Côtoyer des personnes âgées ne me fait pas peur. »
Dans ces nouveaux lieux, le changement ne tient pas seulement à l'arrivée du voisinage, mais à des détails qui se jouent à l'intérieur. A Monségur, en Gironde, le café Chez Dan, lui aussi membre du réseau Bistrot Bertha, ouvert depuis fin juin dans l'Ehpad public, a pris la place d'une ancienne salle de télévision. Mur végétal, bois et néon rose : les résidents ont participé à tout, de la décoration à la musique, jusqu'au choix de la carte. « Ils tenaient absolument à leurs chips », raconte, amusée, l'animatrice Amandine Arane, qui a porté le projet avec sa collègue Magali Lauriou. « Ils doivent se sentir comme de vrais clients », poursuit-elle.
Chaque café Bertha reste autonome. Nom, horaires, carte: chacun fait ses choix. Créés sous forme associative, ils sont juridiquement et financièrement indépendants de l'Ehpad. Les proches des résidents forment le premier cercle de clients, avant que celui-ci ne s'élargisse, au fil du temps. Des bénévoles, et parfois des résidents, les font vivre. Les prix restent bas, les marges aussi. Les recettes servent au réassort et aux événements (brocantes, lotos, concerts).
Cette soif bistrotière dépasse le seul réseau Bertha. Ailleurs, sous d'autres formes, des établissements ont imaginé leurs propres formules. A Flamanville, dans la Manche, le bistrot T'Cheu Nous, inauguré il y a un an et demi au sein de la résidence L'Aubade, a pu s'ouvrir à moindres frais « en chinant comptoir et matériel sur Leboncoin », relate sa directrice, Valérie Cihelka.
A Saint-Julien-du-Sault, dans l'Yonne, le Café Les Potes âgé.es se présente comme un véritable tiers-lieu au sein de l'Ehpad public, ouvert sur la rue, les écoles et le cinéma. Ses 65 résidents y participent, « chacun selon leurs capacités, parfois de façon symbolique », indique le directeur, Hugo Vidal-Rosset. A Saint-Lizier, en Ariège, l'effet « bistrot », comme l'appelle la directrice Florence Le Béchec, se fait aussi sentir à l'Ehpad Hector-d'Ossun, où, grâce à la buvette Chez Hector, « chacun trouve une utilité, une place, un sens ».
A Paris, l'initiative Papy Hours cherche au contraire à faire revenir les personnes âgées dans les cafés de leur quartier, en reprenant le principe des « happy hours ». Lancé en septembre 2025, le projet porté par l'Union nationale des retraités et personnes âgées (UNRPA), avec le soutien notamment de la mairie du 20 $^{e}$ arrondissement, propose aux seniors autonomes de se retrouver entre 15 heures et 17 heures, autour de boissons à petits prix et de rendez-vous réguliers (jeux, musique, quiz). « Un tiers des cafés du 20 $^{e}$ arrondissement se sont dits favorables à l'initiative, mais seuls quatre établissements, pour l'instant, se sont portés volontaires pour expérimenter cette formule », précise Lucia De Cecco, directrice de l'UNRPA, consciente qu'il faudra du « temps et de la pédagogie » pour faire tomber les a priori. Parfois pour faire la java, il faut simplement avoir un endroit où a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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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c la série « On avance », « Le Monde »
part à la rencontre de personnes qui agissent
collectivement pour le climat
et la biodiversité. Aujourd'hui, des lignes
de covoiturage à Grenoble allient moindre
pollution, sociabilité et économies
Grenoble - envoyé spécial
J'ai fait ce trajet en voiture tout seul pendant des dizaines d'années, j'ai fini par trouver débile le fait d'être coïncé dans les bouchons avec
des milliers d'autres gens. » Le trajet entre Voiron (Isère) et Grenoble, Pierre (l'ensemble des usagers cités dans l'article n'ont donné que leur prénom) le connaît par cœur – il l'a fait comme conducteur, avant de passer au covoiturage organisé.
Tous les jours de la semaine, plus de 100 000 personnes prennent leur voiture sur ce même itinéraire pour entrer dans Grenoble, et une grande majorité sont seules dans leur véhicule.
Comment aider les gens à lâcher leur volant et à accepter de partager la route? En plus des trains et des lignes de bus, le Syndicat mixte des mobilités de l'aire grenobloise (SMMAG) a mis en place en 2020 des lignes pour le covoiturage, qui ne ressemble pas vraiment à Blablacar. Le but était de créer un système simple et organisé qui encourage les conducteurs et les passagers à mutualiser les trajets. L'objectif: réduire les interminables bouchons, la pollution de l'air massive et les émissions de gaz à effet de serre de la voiture individuelle – qui représente 15 % des rejets en France – en diminuant le nombre de véhicules sur les routes.
Six ans après, l'initiative compte 1200 covoitureurs, trois lignes de covoiturage et des milliers de trajets en voiture évités. Plus encore, des conducteurs renoncent à leur véhicule et deviennent passagers. « C'est exactement mon cas : je suis passée de conductrice à passagère, explique Gaëlle, qui travaille dans un laboratoire à l'entrée de Grenoble. Mes enfants ont grandi, j'ai moins de trajets à faire, et je dois dire qu'avec les prix du carburant c'est assez agréable de se débarrasser de sa voiture! »
Le système repose sur deux piliers: une application mobile et des arrêts similaires à des arrêts de bus. Un passager qui souhaite voyager – par exemple entre Voiron et Grenoble – annonce dans l'application qu'il sera là dans quelques minutes. La borne s'allume immédiatement, et le passager peut attendre à la borne. « Ce que je préfère dans ce système, c'est que c'est super flexible, raconte Amparo, consultante. Je pars du travail, j'active la borne et une voiture arrive. Je n'ai pas besoin de m'organiser trop à l'avance. » Le matin et le soir, une voiture passe environ toutes les cinq minutes, a calculé l'opérateur du projet. Pour les passagers, le trajet est gratuit. En heure de pointe, les conducteurs sont rémunérés 2 euros par voyageur embarqué, et 50 centimes à chaque fois qu'ils se déclarent disponibles – le tout plafonné à 70 euros par mois.
Progressivement, l'entreprise Ecov, qui exploite ces dessertes, s'est rendu compte que le plus difficile était de faire entrer de nouveaux usagers dans le système. « Pour rassurer les gens, on a mis en place une garantie départ, qui propose un taxi au bout de quinze minutes d'attente, même si c'est, en réalité, utilisé dans moins de 1 % des cas », explique Benjamin Arnaud, responsable du réseau pour Ecov. Mais cela n'a pas suffi: lors de la première utilisation, un standard téléphonique appelle le passager au bout de quelques minutes pour s'assurer qu'il n'a pas de difficultés. En testant le système, Le Monde a d'ailleurs pu en faire l'expérience directement.
Les promoteurs du covoiturage ont compris qu'il fallait mener campagne pour expliquer comment fonctionne le dispositif. « Le seul moyen d'y arriver, c'est d'aller dans les cantines des entreprises du coin, pour discuter avec les gens », explique Benjamin Arnau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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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RE CAMPAGNE
«Installer des bornes et une application mobile, c'est important, mais ça ne fait pas tout», explique Benjamin Arnaud d'Ecov, engagé dans le développement des lignes de covoiturage autour de Grenoble. Une partie importante du budget est consacrée à battre la campagne, dans les entreprises du secteur pour présenter le concept... «et le répéter très souvent!»
LE PREMIER ESSAI
La ligne de covoiturage est un transport collectif d'un genre nouveau. Si la première tentative n'est pas satisfaisante, les gens renoncent et mettent longtemps avant d'y revenir, détaille Sylvain Laval du Syndicat mixte des mobilités de l'aire grenobloise. L'entreprise Ecov essaye d'y répondre en assurant la venue d'un taxi en cas d'attente de plus de quinze minutes en période de pointe. Chaque nouvel usager est contacté par un centre d'appels lors de sa première expérience.
PENSER EN RÉSEAU
Les lignes de covoiturage fonctionnent d'autant plus qu'elles s'ajoutent aux transports publics déjà existants: bus, trams ou trains circulent déjà ? Tant mieux! Le covoiturage est un outil supplémentaire, qui a ses spécificités et qui n'a pas pour vocation à tout remplacer. « Quand le système commence à marcher, il est plus régulier qu'une ligne de bus », explique Benjamin Arnaud.
Nabil Wakim
«Souvent, les gens sont intéressés sur le principe, mais pas encore prêts à passer le pas. Pour les convaincre, il faut y retourner souvent!» Un travail de fourmi qui permet de créer un réseau d'ambassadeurs dans les entreprises desservies par les axes de covoiturage.
Dès le départ, le syndicat des transports a voulu mettre en place les tracés de covoiturage comme un ajout aux transports déjà existants. A l'arrêt de covoiturage Champfeuillet-Voiron, il est possible pour les utilisateurs de sauter dans un bus. « Le but, ce n'est pas de se débarrasser de la voiture, c'est de mieux penser la voiture », explique Sylvain Laval, président du SMMAG. Plusieurs usagers rencontrés par Le Monde vivent dans des villages éloignés de Grenoble, prennent leur véhicule jusqu'au parking gratuit
SOIGNER
situé près d'un des arrêts de covoiturage et embarquent pour la métropole avec un conducteur.
qui prend des usagers plusieurs jours par semaine. La vingtaine de passagers interrogés sont unanimes: le système fonctionne parce que... les gens sont sympas. «Je trouve ça plus humain que d'être dans les transports en commun, où chacun regarde son téléphone, et puis j'apprends des trucs sur ce qui se passe dans la région», raconte Boris, salarié au CEA, qui vient au parking relais à vélo électrique. C'est aussi la simplicité du système qui est défendue : « On n'a personne à prévenir avant de partir, on se déclare dans l'appli et ça marche », souligne Pierre, qui travaille chez Schneider Electric.
« Je ne le fais pas pour des raisons financières, mais parce que je rencontre des gens que je ne verrais pas sinon », explique Sabine, informaticienne en milieu hospitalier, au volant de sa voiture,
« JE TROUVE ÇA PLUS HUMAIN QUE D'ÊTRE DANS LES TRANSPORTS EN COMMUN »
Boris, usager
Sur les trois lignes de covoiturage, le dispositif est encore loin de réduire le trafic à l'entrée de Grenoble. « Ce qui compte pour nous, c'est que l'usage croît chaque année, donc on sait qu'il y a encore beaucoup de gens qui pourraient rejoindre le service », espère Sylvain Laval. Le covoiturage est gratuit pour les passagers et rémunéré pour les conducteurs. Le SMMAG défend un système peu coûteux à mettre en place – 250 000 euros d'investissement de départ, et des frais de fonctionnement autour de 800 000 euros par an.
La structure investit au total chaque année autour de 60 millions d'euros sur les 120 communes qui en font partie. « A nos yeux, les lignes de covoiturage, ce n'est pas très cher par rapport à une ligne de bus ou un tramway, on n'a pas besoin de gros travaux ou d'infrastructures », explique Sylvain Laval. Pour l'heure, le sujet principal est de faire entrer davantage de passagers dans la pratique du partage de la voiture. « On fait de la route un moyen de transport collectif, c'est normal que ça prenne un peu de temps, mais on est prêts à jouer le long terme », assure Sylvain Laval.
La semaine prochaine Comment on a réduit le risque d'inondations et de sécheresse dans notre village

Le dispositif de
covoiturage (ci-dessus
à l'arrêt Champfeuillet-
Voiron, dans l'Isère,
le 28 mai) est organisé
autour
d'une application
et d'un système
de bornes.
SOPHIE RODRIGUEZ
POUR « LE MONDE »


EN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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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aïd Yamak
Un dimanche de juillet, à Sannois (Val-d'Oise). Au rez-de-jardin d'une maison en pente, des hommes s'échauffent les doigts et les avant-bras à l'aide d'appareils de musculation. Des hurlements se font entendre dans la pièce attenante. Le coude calé sur un bloc de mousse, deux hommes se saisissent fermement la main, sur une table rouge et noir. L'un d'eux, au visage rougi, plisse les yeux et souffle bruyamment. Des veines apparaissent sur son front, avant que son bras ne s'affale contre la table, renversé par celui de l'homme qui lui fait face.
Nous sommes ici dans un club de bras de fer sportif, One Punch
Nous sommes ici dans un club de bras de fer sportif, One Punch Arm, créé en 2025 par un ancien joueur de tennis, Chahan Takessian, 23 ans. Vice-champion de France espoir de bras de fer en 2025, il a découvert la discipline sur Internet. «Je pensais que ce n'était qu'un challenge de soirée, que ça n'allait pas plus loin que la force pure. Puis, en regardant des vidéos et en faisant des recherches, je me suis rendu compte qu'il s'agissait d'une vraie discipline sportive», affirme le jeune homme, vêtu d'un tee-shirt à l'effigie de la fédération qui encadre ce sport depuis 2019 : la 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e force (FFF).

Dans un bras de fer, les mains sont maintenues par un strap, à Sannois (Val-d'Oise), le 13 septembre.
BRICE DOSSIN
POUR « LE MONDE »
A l'image de ce club, abrité dans le sous-sol d'une maison, le bras de fer est, en France, un sport plutôt confidentiel, lointain écho au film Over the Top (Menahem Golan, 1987), où Sylvester Stallone incarnait un camionneur en marge qui pliait le bras de ses adversaires dans des rades pour routiers. Si la discipline s'est mondialisée en 1977 avec la création de la World Armwrestling Federation, sur le sol français, ce petit monde compte seulement 83 clubs et 1196 licenciés. « Le premier frein de la discipline, c'est la perception que les gens en ont, regrette Aymeric Pradines, vice-président de la FFF chargé du bras de fer sportif et multiple champion de France. C'est une activité toute neuve en France, qui vient d'être reconnue comme un sport de haut niveau par le ministère des sports. Mais beaucoup de gens confondent encore le jeu et le sport. »
Les ferristes rencontrés ce dimanche de juillet ne manquent pas de souligner cette distinction. Ils opposent le bras de fer sportif au « bras de fer de bar » (ou « bras de fer de rue »), pour désigner le bras de fer improvisé dans un cadre informel ou amical. Chaque lutteur de poignet l'a déjà pratiqué. Comme le grand-père de Chahan Takessian, Marc, un assidu des entraînements du dimanche. Avant de se mettre au bras de fer sportif, l'homme de 85 ans le pratiquait dans un contexte festif. « J'affrontais les gros costauds pour entrer en boîte de nuit », dit l'opticien à la retraite, qui se vante d'avoir battu Jacques Ducrez (1932-2009), un catcheur connu sous le nom de « Bourreau de Béthune », dans l'ancien bar La Pergola, à Paris.
Jarod (les personnes citées par leur prénom ont souhaité garder l'anonymat), ingénieur de 24 ans, est tombé il y a quelque temps sur une vidéo d'hommes jouant des coudes en présence d'un arbitre. « J'avais beaucoup d'a priori sur le bras de fer. Je pensais surtout que c'était un concours de bites. » En s'y essayant, il comprend que la puissance d'un bras ne suffit pas toujours à plaquer une
«Parfois, tu tombes sur des mecs tout fins qui t'explosent. Tu en ressors grandi, plus humble»
Jarod, ferriste
montagne de muscles contre une table. «Le principe n'est pas de forcer comme un bourrin, il y a un aspect mental qu'on ne soupçonne pas à première vue. »
Chahan Takessian cherche juste-ment à battre en brèche cette image de « sport de bourrin », en défendant sa dimension tactique. Pour montrer qu'un bon ferriste n'est pas un amas d'épaules et de biceps, il passe en revue les différentes techniques mobilisables dans un match et compare le bras de fer, qui est à la fois un sport de force et de combat, à un jeu d'échecs. « Il y a plein de techniques possibles. Tu as d'abord le "top roll", où on utilise la pronation [rotation de la main] pour ouvrir les doigts de l'adversaire. Tu as aussi le "hook", où tu te sers plutôt du biceps pour faire un crochet et ouvrir le bras de l'autre. »
En compétition, l'ancien tennisman récolte des informations sur son adversaire en observant ses bras, ses avant-bras et ses biceps. Puis il ajuste sa stratégie lors de l'empoigne. « C'est un sport très explosif, le combat commence avant le "ready-to-go". Dès que l'arbitre positionne les mains, on essaie de prendre la température et de savoir où l'adversaire met la pression. »
Contrairement au bras de fer de bar, ici, tout est mis en œuvre pour éviter les blessures et assurer la sécurité des lutteurs de poignet. « Le bras de fer de soirée est lésionnel: à cause de la rotation interne, il est plus facile de se blesser et de se déchirer l'épaule, prévient Chahan Takessian. Le fait de travailler la flexion du poignet et de bosser sur des tables homologuées offre plus de sécurité. »
Malgré cela, l'imaginaire de ce sport reste empreint de préjugés. Clément, 25 ans, ferriste depuis un an et matelot dans la marine marchande, a pu entrevoir, sur son lieu de travail, ces représentations plombées. Il a ressenti une pointe de condescendance de la part de ses collègues, lorsqu'il parlait de ce sport qu'il pratique le dimanche, quand il est en permission. « Certains pensent que c'est un jeu de beauf », résume-t-il.
Si le bras de fer charrie son lot de clichés, l'un d'eux se confirme expressément : à l'image des personnes qui s'entraînent ce dimanche, la plupart des ferristes sont des hommes. Sur les 1196 licenciés français, seulement 10 % sont des femmes, d'après Aymeric Pradines. Pour le vice-président de la FFF, cette sous-représentation a beaucoup à voir avec la manière dont les sports de force sont perçus dans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ans l'imaginaire collectif, le bras de fer, et les sports de force en général, sont vus comme des sports virils. Le problème est avant tout culturel. En France, on considère à tort que féminité et force ne vont pas ensemble. Si une femme fait un sport dit "masculin", on va lui dire que c'est un garçon manqué, ce qui peut refroidir. Alors que dans les pays nordiques, par exemple, les femmes pratiquant des sports réputés masculins ne sont pas jugées. » Pour féminiser la discipline, il assure mener un « travail de promotion active » du bras de fer féminin et développer un projet académique pour que la discipline soit enseignée au collège et au lycée.
Malgré cela, la pratique du bras de fer peut encore être perçue comme une forme de test de masculinité. Pour « démocratiser son accès », Chahan Takessian organise des événements dans des boîtes de nuit ou des chaînes de salles de sport. Il lui arrive alors de croiser des « buffles remplis de testostérone » craindre l'humiliation d'un bras de fer. « Je vois beaucoup de mecs avec des bras énormes et un physique monstrueux qui ne veulent pas s'approcher d'une table. Ils se disent : si je me fais laver contre un gars de 70 kilos, je vais être la risée de tout le monde. »
D'autres y voient pourtant l'occasion de muscler leur sens de l'humilité, au contact d'autres bras. « Parfois, tu tombes sur des mecs tout fins qui t'explosent. C'est désagréable de perdre sur le coup, mais tu en ressors grandi, plus humble », explique Jarod, qui fait des petits mouvements de rotation des épaules pour récupérer de son entraînement. « Il y a ce cliché de dire que celui qui bat l'autre au bras de fer serait le plus fort. Il n'est pas le plus fort, non, il est le plus fort au bras de fer », relativise le gérant du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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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l est le point commun entre Odin, Jasper, Goodyear et Sam? Ce sont quatre personnages de films, tous muets, velus, dotés de quatre pattes et docilement installés sur le siège passager du véhicule de leur maître, prêts à s'envoler ou à prendre la route. Le premier est un berger allemand vétéran de la guerre en Irak, qui accompagne Brad Pitt après le crash de son hydravion en Alaska, dans Heart of the Beast, de David Ayer, sorti le 23 septembre. Le deuxième était à l'affiche du récent The Dog Stars, de Ridley Scott, et aidait Jacob Elordi à affronter des zombies. Le troisième tenait compagnie à Tom Hanks sur une planète dévastée par une tempête solaire dans Finch (2021), de Miguel Sapochnik. Et la matrice du chien indispensable à ces hommes coupés du monde dans le cinéma
Margaux Baralon
américain remonte à la quatrième, fière femelle berger allemand, qui parcourait un New York déserté après une épidémie aux côtés de Will Smith dans Je suis une légende, réalisé par Francis Lawrence, en 2007.
Il faut croire que, sur grand écran, le héros américain isolé en milieu hostile n'est rien sans une présence canine. «Cet imaginaire n'est pas né au cinéma, mais avec les romans de Jack London», explique Camille Brunel, journaliste et auteur du livre Le Cinéma des animaux (UV Editions, 2018). Maintes fois adaptée à l'écran, l'œuvre du romancier américain «propage l'image séminale de l'homme seul, bien mieux dans la nature avec son chien qu'en ville avec ses semblables», poursuit-il.
Au départ, le canidé est un outil pour trouver de la nourriture ou détecter un danger. C'est aussi une béquille: sa présence justifie les quelques lignes de dialogue d'un héros qui n'a plus d'autres humains avec lesquels interagir. Mais sa fonction est plus métaphorique: les valeurs que lui attribuent les spectateurs rejailissent sur son maître. Le chien de Brad Pitt dans
Heart of the Beast, a le même passé dans l'armée que son propriétaire. Ils partagent courage, intelligence et blessures de guerre.
Le cinéma suit aussi le mouvement d'une société qui tend à cesser de considérer que les animaux domestiques sont des propriétés. « La zoothérapie est en vogue. On se rend compte que le simple fait d'avoir un animal à côté de soi nous fait du bien, et on essaie d'avoir une relation avec lui, constate Camille Brunel. Au cinéma, on n'a plus le chien-clown à la Beethoven [des films éponymes, 1992-2014], mais quelqu'un qui vit vraiment avec l'homme seul. »
Le toutou est enfin le seul lien affectif du héros solitaire avec le monde et adoucit ce mâle musclé qui parcourt son espace les armes à la main. Lorsqu'il ne roule pas très vite dans sa voiture avec une carabine pour chasser, Will Smith dans Je suis une légende donne le bain à sa chienne et l'oblige à manger des légumes.
Jacob Elordi cuisine pour son malinois, et Brad Pitt est infiniment plus sympathique avec son berger allemand qu'avec un voyageur de passage. «En même temps qu'on déconstruit l'image du chien qui aboie, on déconstruit l'image de l'homme, résume Camille Brunel. La présence du chien induit que le héros ne sera pas dans la domination des plus faibles puisqu'il a une relation, sinon d'égal à égal avec l'animal, du moins d'un père à son enfant. »
Un homme capable de s'occuper d'un compagnon velu ne peut qu'avoir bon cœur et prendre sa part de la charge mentale. De là à révolutionner la masculinité, il y a un pas qu'on ne saurait franchir. S'il croit en l'humanité et exprime sa sensibilité, malgré une apocalypse zombie, Jacob Elordi dans The Dog Stars finit par rejoindre une communauté mormone. Quant au Brad Pitt de Heart of the Beast, il reste un survivaliste pur jus qui déteste l'Etat et ses congénères. Il faudra donc plus qu'une boule de poils, aussi mignonne soit-elle, pour y voir autre chose qu'une imagerie un brin réactionn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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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que semaine, « L'Epoque » paie son coup. Le comédien, qui a renfilé le costume d'Hervé, dans « Dix pour cent, le film », sur Netflix, annonce un agenda surchargé: deux films en préparation, avant un retour au théâtre

Nicolas Maury,
dans le bar L'Escale,
à Paris 4 $^{e}$ , le 18 septembre.
GUILLAUME BLOT POUR
« LE MON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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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 TAC AU TAC
PRINCIPAL TRAIT DE CARACTÈRE
« Le manque de confiance en soi »
VOTRE PRINCIPAL
DÉFAUT
« Une forme
de paranoïa »
LE SON OU LE BRUIT
QUE VOUS AIMEZ
« Le ronronnement
de mes chats »
LE TUE-L'AMOUR
« La radinerie, y compris dans les sentiments »
LE DON OU
LE POUVOIR QUE
VOUS AIMERIEZ AVOIR
« Voyager dans
le temps »
a failli ne jamais avoir lieu pour cause d'agenda surchargé. Au moment de la sortie de Dix pour cent, le film, réalisé par Emilie Noblet, l'un des événements de la rentrée sur Netflix, Nicolas Maury fait une overdose de promo. Il n'est jamais évident de répondre aux mêmes questions en boucle. Résilient, l'acteur nous donne finalement rendez-vous quelques jours plus tard, à L'Escale, charmant troquet de l'île Saint-Louis, à l'angle de la rue des Deux-Ponts et du quai de Béthune, avec vue sur la tour de Jussieu et le Panthéon, au loin.
Le soleil baigne ce paysage typiquement parisien d'une lumière encore généreuse pour le mois de septembre. Il est 17 heures, ça commence à sentir bon, le cuistot équeute les haricots et prépare les frites maison. Ça bruisse d'habitués et de touristes américains. Que fait Nicolas Maury? Il apparaît avec une demi-heure de retard en s'excusant : « Comme je suis un peu repéré en ce moment, j'ai pris un taxi. » Les embouteillages l'ont ralenti.
Après un moment d'hésitation, on choisit la terrasse, qu'on espère un peu plus silencieuse, malgré le trafic. Il est enfin près de nous, souriant, avenant, vêtu de couleurs automnales. Il est au vin blanc (nous, au Perrier). Il sent bon (« Lys Solaberg de Maison Crivelli, précise-t-il. J'ai énormément de parfums, et surtout je les mixe. »). Et cette belle écharpe? « C'est une écharpe doudou que Vanessa Paradis m'a offerte à la fin du tournage d'Un couteau dans le cœur, le film de Yann Gonzalez [2018]. » Les imprimés du foulard sont « un peu maoris... et non pas Maury ». Il rit. « Nicolas Maori, bonjour! » Le ton est léger et joyeux. D'où vient-il? Comment tout a commencé?
Né en 1980 à Saint-Yrieix-la-Perche (Haute-Vienne), «entre Limoges, Brive et Périgueux, dans une région très mate, indécidable, j'adore ce mot!», ses parents dirigent une entreprise de transports, notamment funéraires. Quand l'activité de pompes funèbres prend de l'ampleur, le petit Nicolas s'amuse à se faire enfermer dans un cercueil. «Je choisissais les capitons et demandais à mon père de mettre le couvercle sur moi. » Hilarant, en effet... Adolescent, il s'inscrit en option théâtre au lycée de Limoges et décroche un (tout petit) rôle dans Ceux qui m'aiment prendront le train (1998), de Patrice Chéreau. Puis il prépare, à Bordeaux, les concours des écoles supérieures d'art dramatique, et réussit le Conservatoire.
Il monte à Paris! Avec Louis Garrel, qui est dans la même promotion que lui, il écume les fêtes: «J'étais comme Pierre Clémenti qui faisait croire qu'il était fils de baron alors qu'il était fils de concierge. Je m'habillais très bien alors que j'étais le seul boursier. » Le comble? Acteur dans Innocents (2003), de Bernardo Bertolucci, «Louis [lui] avait demandé de lui prêter des habits pour son premier Festival de Venise». A la sortie du Cons', comm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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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t, le théâtre le fait travailler régulièrement. On se sou- vient de lui dans Hippolyte, de Robert Garnier, une pièce du XVIe siècle mise en scène par Robert Cantarella au Centquatre-Paris, en 2009. Sa voix haut perchée captait l'attention. En fait, le théâtre et le cinéma s'entremèlent.
Acteur chez Philippe Garrel dans Les Amants réguliers (2005) – « [il] entre dans le film par une danse de deux minutes trente sur The Kinks » –; chez Yann Gonzalez pour Les Rencontres d'après minuit (2013): « J'ai le corps entièrement rasé, parce que je suis très poilu, et je parle au sexe d'Eric Cantona. » Le grand public le découvre en 2015 dans une série sur le monde des agents artistiques « qui a mis huit ans à sortir, car personne n'y croyait ». Assistant de l'agent Gabriel Sarda, incarné par Grégory Montel, il est Hervé, efféminé et gaffeur, à la fois bitchy et bon camarade.
Dix pour cent est un succès mondial (Call My Agent, dans le monde anglo-saxon). Pourtant, Nicolas Maury a failli ne pas y participer. Mais d'abord, il file aux toilettes. Quand il revient, la serveuse apporte un second verre de blanc (l'acteur y ajoute des glaçons). Mal essuyée, la table est humide et notre interlocuteur s'inquiète qu'on y dépose téléphone et enregistreur de secours. Gentiment, il l'éponge avec un mouchoir. Oui, alors, cette série culte? «Connaissant mon exigence, mon agent Jean-François Gabard m'avait déconseillé de passer les essais. Il faut dire que la partition de ce personnage, Hervé, était assez pauvre... » Ce n'est qu'à partir de la deuxième saison que les rôles d'assistants incarnés avec fougue par Laure Calamy et lui ont pris de l'ampleur, grâce aux retours des spectateurs.
Immédiatement, la notoriété l'attrape. « On me reconnaît au Franprix en bas de chez moi, et même à Los
QUAND L'ACTIVITÉ
DE POMPES
FUNÈBRES DE SES
PARENTS PREND
DE L'AMPLEUR,
LE PETIT NICOLAS
S'AMUSE
À SE FAIRE
ENFERMER DANS
UN CERCUEIL
Angeles quand j'y suis allé. » Des jeunes à l'identité queer lui écrivent, malgré la réticence d'un certain milieu gay à s'identifier à cette figure d'homosexuel haute en couleur. De jeunes acteurs aussi, pour lui demander conseil sur le monde des agents, qu'il avoue ne pas bien connaître. Après vingt ans chez le même, il en a changé. Il est aujourd'hui représenté par Laurent Grégoire (agence Adéquat), le plus puissant d'entre eux, ce qui l'aide à s'envisager réalisateur, scénariste, chanteur...
Son premier long-métrage, Garçon chiffon (2020), coécrit avec sa grande amie Sophie Fillières (1964-2023), est inspiré de ses origines provinciales. Après une rupture amoureuse, Nicolas Maury (Jérémie, dans le film) retourne chez sa mère, incarnée par Nathalie Baye (1948-2026). « Quand je me faisais beau pour sortir, ma mère me disait souvent : “Mon chiffon, tu t’es fait la plume.” Elle a de ces expressions très poétiques. » Sélectionné au Festival de Cannes en compétition officielle (annulée pour cause de pandémie de Covid-19), il sort le 28 octobre, le jour même de l’annonce du deuxième confinement. « Je voyais mon petit chiffon qui pleurait dans les rues de Paris, dans cette embrassade rose avec Nathalie », dit-il en décrivant l'affiche restée longtemps visible dans l'espace public alors que les cinémas ont fermé.
Désormais, le réalisateur prépare deux films : en financement, Mon oiseau par la fenêtre sera tourné entre la France et la Suisse « avec une grande actrice qui [l']a toujours fait rêver », l'autre est en écriture, « mais [il] ne peu[t] pas du tout en parler ». Nicolas Maury jouera aussi dans Le Trésor, de Vincent Mariette (sortie prévue en mars 2027) et devrait revenir au théâtre dans L'Arbre, une pièce de Philippe Minyana.
En décembre 2025, il y a eu Les Saisons, mini-série diffusée sur Arte, un projet d'Hélène Duchateau qu'il a accepté de réaliser. Il y joue un père de famille tout ce qu'il y a d'hétéro, à l'opposé des personnages qu'il a souvent incarnés. Sa sœur l'a vu à l'écran : « Ça a été très violent pour elle, parce que je ressemble beaucoup à mon père [décédé en 2023]», livre-t-il. Sans le vouloir, il figurait une sorte de double fantomatique.
Et bien sûr, Hervé de Dix pour cent est réapparu le 10 septembre, sur Netflix. Encore une fois, il a hésité à rejoindre l'aventure, mais on lui a fait comprendre que sans lui, ce serait « une catastrophe industrielle majeure ». « J'ai adoré l'expression. » D'ailleurs, le début du film commence par un monologue d'Hervé sur un quai de Seine, au pied de L'Escale. « Ils avaient loué le quai rien que pour moi, j'avais l'impression d'être Audrey Hepburn! » Il est bientôt 19 heures, Nicolas Maury a une projection, et rapidement se lève. « Prenons un verre, si tu veux. Un jour, sans enregistrer. » Il traverse le pont et file vers la rive gauche.
📰 报刊故事还原:\- 法国的历史性干旱在10月仍在持续。9月份仅有 21 毫米的降水量,比月平均值低 70 % - 降水不足和高温使河流枯竭。在夏季被大量使用的储备水量已大幅减少
📰 报刊故事还原:一只眼盯着河流和地下水,另一只眼盯着法国气象局(Météo-France)。在这个被历史性干旱所标记的10月初——
📰 报刊故事还原:由进口覆盖,而美国是其首要供应商。
\- 法国的历史性干旱在10月仍在持续。9月份仅有 21 毫米的降水量,比月平均值低 70 % - 降水不足和高温使河流枯竭。在夏季被大量使用的储备水量已大幅减少
一只眼盯着河流和地下水,另一只眼盯着法国气象局(Météo-France)。在这个被历史性干旱所标记的10月初——
由进口覆盖,而美国是其首要供应商。
首尔与庆州
展览
将签署协议并平静地投身于农业和商业,这些行业很快将修复战争带来的创伤。”阿提亚没有对此发表评论。事实上,这样做将是多余的。但他将一些被击穿的金属半球悬挂在展墙上,宛如被刺穿的腹部。
该场馆展出了《国王与夜莺》的制作原件
最近,M83 的曲目 $\text{Outro}$ 成为了网红们在“快拍”(stories)中拍摄日落时的背景音乐。其主创安东尼·冈萨雷斯(Anthony Gonzalez)肯定并不希望这种病毒式传播如此频繁。这位移居加利福尼亚的法国人自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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