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r Spiegel - 02.10.2026 — 2026-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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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主编程控导读:聚焦「版面报道 39」、「版面报道 64」等核心政经议题

今日《Der Spiegel - 02.10.2026》全报共收录 229 篇核心报道。在政经治理、法理制度与公共政策层面,版面重心聚焦于:**版面报道 39**(战争手段。这对我们重新获得国防能力至关重要,并使联邦国防军得到增强,以便我们能通过对俄罗斯的有效威慑,避免在欧洲爆发一场...);**版面报道 64**(乌克兰 一辈子爬一次霍韦鲁拉山被许多人视为必做之事。自从俄罗斯发动侵略战争以来,人们在乌克兰喀尔巴阡山脉的最高峰上,寻求...);**版面报道 38**(当美国人想到德国时,阿尔卑斯山和高速公路总是首先浮现在脑海。前前周,在德克萨斯州的沃思堡(Fort Worth),视频墙...)。 在本土文化与城市记忆方面,今日重点关注**「版面报道 1」**。

63 岁
核心数据指标
1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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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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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时代思潮与社会文化雷达

🎭 当代文化观察

《Der Spiegel - 02.10.2026》本期社会思潮与时代切片

本期特写报道深入探索社会结构转型与文化心态变迁,详见【📖 双语精读】各专题深度报道。

🗂️ 全版面分栏导览目录 (点击标题直达正文)

📚 全报导读与雷达完备目录:共收录本期全部 229 篇文章(100% 全量覆盖)

📑 综合版面 (229篇)

Im fünften Jahr des Kriegs ist die Unterstützung für die Ukraine zwar noch da. Aber sie bröckelt.

为什么突然有越来越多的人被诊断为自闭症?编辑维罗妮卡·哈肯布罗赫在医学学习期间主要接触的是严重的早年儿童自闭症。在这次调研中,她与同事克斯汀·库尔曼遇到了许多自闭症患者,他们能如此可信地掩饰自己在直觉性解读面部表情、肢体动作和社会情境方面的困难,以至于外界几乎察觉不到。哈肯布罗赫表示:“关于什么是自闭症的认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专家们对此仍有争论。”作者们对诊断如何帮助一些受访者更好地应对生活深感触动。与之相对,前科学记者、现任历史版块负责人的艾娃-玛丽亚·施努尔…

Titel

曾任副总理,如今重回作家身份:当你曾想改变世界,而现在仅是对其进行思考时,感觉如何?《镜报》作者 Xaver von Cranach 在哥本哈根陪伴了罗伯特·哈贝克三天,以寻找答案。哈贝克坦诚地谈到了他的新生活,并带领 Cranach 参观了他在哥本哈根商学院担任实践教授(Professor of Practice)的办公室。他骑自行车向其展示这座城市,讲述了丹麦如何改变他对世界的看法(甚至包括对俾斯麦的看法),以及当德国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获胜时,他身在何处…

Robert Habeck

当以色列驻地记者托雷·施罗德(Thore Schröder)在耶路撒冷的办公室会见教育工作者拉切尔·戈德堡-波林(Rachel Goldberg-Polin)时,她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我的内心也同样混乱,”她说。她的儿子赫什(Hersh),当时 23 岁,在 2023 年 10 月 7 日被哈马斯绑架到加沙。他的母亲因在全球范围内为争取他的回归而奋斗而闻名。赫什在袭击中失去了一只手臂,随后出现在该恐怖组织的宣传视频中。在他被绑架近一年后,当以色列士兵接近他的藏身…

Seite 92

作家塔娜·法伦奇(Tana French)被认为是爱尔兰犯罪文学的女王——尽管她并不写犯罪小说。在最新的 SPIEGEL BESTSELLER 中,她探讨了社会的真实分界线:“混蛋与非混蛋之分。”此外,女权主义者马雷克·法尔维克尔(Mareike Fallwickl)写了一部关于“异性恋宿命论”的小说,描述了女性在与那些表现出回避依恋、矛盾或情感缺失的男性建立伴侣关系时的挫败感。这本书很可能会成为畅销书。但它写得好吗?《镜报》编辑拉尔斯-奥拉夫·拜尔(Lars-Ol…

POLITISCHE BÜHNE

社民党(SPD)正就缴费满 45 年后的退休立场进行博弈。如果该党想要实现社会公正,就不能坚持这项规定。 作者:Michael Sauga 自从东部三场州议会选举以来,两个词定义了社民党内部的改革辩论。在由共同主席拉尔斯·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和贝尔贝尔·巴斯(Bärbel Bas)领导的党领导层最近的一项决议中提到,该党必须加强关注“社会公正”和生活的“可负担性”。“雇员”以及“中低收入人群”不应成为“承担改革主要负担的人”。 对于一个将自己视为…

AUSLAND

克拉拉·赫富特(Clara Herfurth)\*,职能治疗师 在六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克拉拉·赫富特在巴伐利亚州的因戈尔施塔特前往她的治疗师诊所。她戴着一副巨大的黑色耳机。当世界变得太嘈杂时,耳机能帮她屏蔽外界。 克拉拉·赫富特处理外界刺激的方式与大多数人不同。声音、光线或触碰在到达她感知之前,过滤程度较低。她讲述道,小时候拥抱对她来说是一场噩梦,她无法忍受沙沙作响的被子或一只穿歪了的袜子。 这位充满运动气息的女性二十多岁,是一名自闭症患者。她既不像电影《雨人…

REPORTER

Pria Bernhagen\*,自闭症患者 总是吃同样的课间餐。晚餐总是在同一时间,我也总是在同一时间上床睡觉。” 尽管如此,压力和焦虑仍在她的内心积聚。11岁时,她开始自残。她认为,后来给她检查的医生没有识别出她的自闭症。 Herfurth讲述道,她学会了“掩饰”(masking)。“我会仔细思考:我应该看向哪里,才能看起来像是在进行眼神交流?什么时候又该把目光移开?”在交谈中点头、微笑,以及发出肯定的“嗯”,这一切在Herfurth身上显得自然而然。但她说,这…

WIRTSCHAFT

当她的儿子在11岁时被诊断出患有自闭症时,父母终于找到了一个词来描述他那些具有挑战性的行为。在这里,这位母亲讲述了艰辛的日常生活。 文中发声的这位母亲是一名社会工作者,与丈夫和两个儿子住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一个小镇上。两个儿子都是自闭症患者,在这篇文章中,她讲述的是关于大儿子的经历。为了保护孩子,她决定保持匿名;编辑部已知晓她的姓名。 “我的大儿子现在20岁了。我很早就注意到有些不对劲,他与其他孩子不同。例如,他一次都没有开过他的波比车(Bobbycar)。他把…

WISSEN

随笔 心理问题逐渐失去其污名化标签是一件好事。但过度执着于 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或自闭症的诊断结果同样是一个问题。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 作者:艾娃-玛丽亚·施努尔(Eva-Maria Schnurr) 孩子现在也被确诊为 ADHD。这已经是第几个病例了?在脑海中回顾时,人们会发现:没有诊断结果的人几乎成了局外人。许多人家里有患 ADHD 或自闭症的孩子,此外,相当一部分人对自己或伴侣至少持有某种怀疑。 这是因为特定的社交圈子吗?是巧合吗…

KULTUR

以及社会:例如,在小组中独立工作需要高度的社交、沟通和自我组织能力,许多孩子对此感到不堪重负。然而,人们并没有去质疑框架条件和外部设定的规范,从而以此减轻孩子和家长的压力,而是将孩子判定为“患病”。 这种情况由于特殊的援助、治疗和促进措施通常只有在能提供诊断证明时才能获得而进一步加剧。这不仅适用于以沟通缺陷为核心的自闭症,也适用于涉及注意力集中和自我组织问题的 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于是产生了专家所称的“循环效应”(Looping-Effekt):通过患者…

SPORT

多位公法学者批评德国选择党(AfD)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竞选资金来源不透明,这可能会产生深远影响。其背景是 AfD 对党团资金的处理方式至少可以说是不规范的:例如,许多所谓的“公民对话”活动是由州议会党团资金支付的,这可能涉嫌违法。柏林法学教授、政党法专家索菲·舍恩贝格(Sophie Schönberger)表示:“AfD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竞选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党团资金资助的。这最终可能导致州议会选举结果被成功挑战。” 约阿希姆·维兰德(Joachim W…

Privileg für die Privilegierten

德国选择党(AfD)国防政策专家汉内斯·格瑙克(Hannes Gnauck)将一名右翼极端组织“认同运动”(Identitäre Bewegung)的活动人士潜入了联邦国防军的一次非公开演习。在蒙斯特举行的陆军“乘数日”之前,即 5月,格瑙克通过联邦议院国防委员会将詹尼斯·乔治(Jannis George)登记为自己的陪同人员。该邀请对象为议员、军工业内人士和学者。在演习场上,军方展示了计划采购的系统。尽管现场禁止拍摄电影和照片,但乔治仍在其 Instagram 账…

WERDE EINE:R VON UNS.

产品上的标签旨在帮助买家,但往往让人感到迷茫:这些标签旨在证明某件产品是生态、公平、地区性或可持续生产的。其中最知名的是“绿色按钮”(grüner Knopf)。它出现在考虑到环境和人权而可持续生产的纺织品上。政府部门自 2019年起颁发该标签。从 2027 年起,将实施更严格的标准。CHP

[QR Code]

作者:马库斯·费尔登基兴 (Markus Feldenkirchen) 当你读到“曼彻斯特城”这个词时,可能会觉得厌恶。你是对的,在本刊的这个版块通常讨论的是政治,或者至少是具有社会相关性的发展。但英国足球俱乐部曼彻斯特城的演变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并且触及了数百万人的正义感。不仅是我这样一个无可救药的、偏爱那些没落传统俱乐部的足球浪漫主义者的正义感——我的主队在漫长的国家队比赛间歇期正处于积分榜末位。 曼彻斯特城这个话题之所以具有政治性,仅仅是因为该俱乐部属于阿拉伯联…

Auf dem Spektrum

英超联赛委员会已经认定其负有严重罪责,俱乐部计划对此采取行动。目前还缺失的是处罚力度。在我看来,处罚应当足够严厉,以至于没有人再敢产生如此欺诈的想法。 并不需要立刻动用骨锯,但强制降级到地区联赛并剥夺所有通过欺诈获得的冠军应该是底线。 而且总有一天,格拉德巴赫会再次成为冠军。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Wo kann ich hingucken, damit es so aussieht, als würde ich Blickkontakt halten?«

从 2027 年起,父母在护理患病儿童时可领取的工资替代津贴将不再是每人 15 天,而是恢复到新冠疫情之前的 10 天。这是联邦卫生部长卡斯滕·林内曼(Carsten Linnemann,CDU)的计划。目前的规定是:如果父母必须在家中照顾 12 岁以下的患病儿童,他们可以从医疗保险基金获得每人最多 15 天、相当于净收入 90% 的津贴。单亲父母则可获得最多 30 天。但这一权利可能很少被充分利用。不过,卫生部对此也并不完全清楚,因为没有关于有多少家庭充分利用该权…

»Schlimm, ihn so zu sehen«

托雷·尼尔森(Thore Nilsson),32岁,是一名摄影师,他在埃克恩弗德(Eckernförde)港口潜水清理垃圾。 “从4月到9月,我们这些‘垃圾潜水员’在每月第二个星期一聚集,旨在清除埃克恩弗德港口那些不属于那里的东西。我潜水已经很久了,2022年偶然结识了该活动的发起人后加入了进来。我喜欢让这片小小的海域变得更干净的想法。而且:还有什么比将自己的爱好与善举结合在一起更美好的事情呢? 当我们跳入水中时,每个人都带着一个由卡车篷布制成的大袋子,用来装小型物…

Das Unbehagen an der Diagnose

学生人数减少:人口结构变化影响教室的速度快于预期。根据教育部长们的预测,学生人数将仅增长至2029年——这意味着变革将提前三年到来。这主要是由于出生率下降。这种发展在地区上差异很大。到2040年,西德联邦州的学生人数预计将比2025年减少3,6%,而东部地区则减少约21%。图林根州受影响尤为严重。在城市州,人数预计将下降5,3%。这些计算大致基于对出生率、移民和教育行为的假设。SUN 2040年学生人数预测与2025 / 26学年*的对比,变化百分比 (%) 指普通…

Rechtsextremer Aktivist bei Bundeswehrübung

首都 柏林左翼党内部存在反犹主义问题,且与家族犯罪团伙(Clanmilieu)之间存在令人不安的亲近关系。选举获胜者兼党团主席埃利夫·埃拉尔普(Elif Eralp)正与党内成员进行斗争。 更多杂志:XSAVA.XYZ 在上周五晚上,柏林左翼党在党代会结束时合唱《国际歌》:“向着最后的战斗进发!”,为选举后与绿党和社民党(SPD)进行初步会谈扫清障碍。领跑候选人埃利夫·埃拉尔普(Elif Eralp)与党主席克斯汀·沃尔特(Kerstin Wolter)在第一排手臂…

HIEROGLYPHE UNSERER ZEIT

在任的一个立法周期。新党团计划在下周将拒绝反犹主义写入章程。 周二中午,赢得选举后的第九天,与埃利夫·埃拉尔普(Elif Eralp)通了一次电话。她能给绿党和社民党提供什么样的保证?“我目前并不在乎向他人保证什么,”她说,“而是我们要完成自己的功课。”埃拉尔普显得很激动。她说自己几乎没有时间庆祝胜选:“周日我还可以高兴,但到了周一,我就得阅读周日还发生了哪些事情。”她指的是新克尔恩(Neukölln),指的是选举派对,指的是科恰克(Koçak)。关于易卜拉欣(Ib…

Man muss ja nicht gleich zur Knochensäge greifen.

旅程从南非的卡拉哈里沙漠开始,一直延伸到乌克兰的前线,讲述古老的仪式,展示研究人员,解释为什么人类在任何地方都能识别出意义:在灌木丛的沙沙声中,在云朵、面孔、巧合以及危机中。为什么人们在自然中、在祖先中、在上帝中或在怀疑中寻找迹象、慰藉和秩序。信仰是一种生存本能,是对意义的渴望,还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 印度喀拉拉邦的 Theyyam 火舞

Die Zahl der Kinderkrankentage soll reduziert werden

在教会失去信徒的同时,数百万人正在寻找新的精神生活形式:在印度的修行所(Ashrams)、在现代德鲁伊教徒之中、在日本流行文化中,或是追随某些大师。第二集展示了一个主流宗教影响力下降,但人们对意义的渴求依然存在的世界——并探讨,对支撑的需求何时会演变成危险?在向往与商业、内在体验与依赖之间:精神生活始于何处——又在何时转向邪教、剥削或自我迷失?

AUFGEZEICHNET

信仰能让世界变得更好吗?一次从布列塔尼的修道院到地中海海上救援人员,从新奥尔良的福音教会到墨西哥维哈里卡人(Wixárika)的旅程。本集展示了那些信仰上帝或正义、信仰自然或共同体——并据此采取行动的人们。在慰藉与怀疑之间,一个问题随之而来:我们需要信仰才能不放弃吗?宗教可以提供慰藉、建立连接并动员人们——但也可以被工具化。最后,一个宏大且极其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仅凭理性是否足以拯救世界? 州长施韦西格(Schwesig)

Tankrabatt

外交政策 越来越多的人反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尤其是在德国东部。政府面临的压力正在增加。 当美国人想到德国时,阿尔卑斯山和高速公路总是首先浮现在脑海。前前周,在德克萨斯州的沃思堡(Fort Worth),视频墙上闪现着山脉全景和车流如织的画面。为了象征性地向德国联邦国防军交付首架 F-35 战斗机,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上演了一场小型公关烟火秀。在短片中,喷气式飞机在柏林上空盘旋,一个充满激情的声音宣布,F-35 将确保德国的自由。…

»Sein Hobby mit etwas Gutem verbinden«

乌克兰政策的批评者在联盟党和社民党中是少数。但他们确实存在,例如萨克森州州长迈克尔·克雷奇默。 战争手段。这对我们重新获得国防能力至关重要,并使联邦国防军得到增强,以便我们能通过对俄罗斯的有效威慑,避免在欧洲爆发一场大规模战争。» 这位基民盟(CDU)人士表示,给乌克兰的资金并非单方面的补贴,而是一项对关系的投资,德国从中获益匪浅,例如通过情报和新型武器系统。»因此,我们今天通过提供支持,已经在投资德国和欧洲未来的安全。« 乌克兰政策的批评者在联盟党和社民党(SPD…

LANDAUF, LANDAB

为了将极端分子拒之门外,军事情报局(MAD)正在审查所有申请者的互联网账户。相关软件已取得成效。 这位申请者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成了军事情报局(MAD)调查的对象。在接下来的几周内,这个面色苍白、梳着整齐侧分头、戴着扩耳耳环的年轻人将收到一封简短的拒绝信,告知军队不需要他。信中不会提到他此前曾被 深入审查,也不会提到该机构在他的档案中标记了“红灯”,因为 对他的宪法忠诚度持有明显怀疑——这一切在信中都只字未提。对于 而言,这个年轻候选人是一个典型的麻烦案例,但同时也是一…

Zurücklehnen und gerne bleiben.

《镜报》访谈:德国选择党(AfD)的选举成功令他感到震惊,但英国历史学家及德国问题专家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表示,目前人们仍能采取应对措施。而像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这样的政治人物对此反而没有帮助。 71 岁的加顿·艾什在牛津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大学任教。这位历史学家自称是“现存最具有欧洲特质的英国人”。 《镜报》:加顿·艾什教授,1980 年一个寒冷的 1 月天,您当时是一名 24 岁的博士生,…

DEUTSCHLAND

投入。也许现有的财富会得到更公平的分配。也许我们能够维持并捍卫欧洲的生活方式。为此我们需要改革。欧洲同样如此:如果没有共同的安全和国防政策,这将无法实现。而且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必须在欧洲层面取得成果,否则我们将无力地处于中国和美国之间。 《镜报》:一年半前我们与您交谈时,您提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标志着“某种新事物”的开始,“但我们还不知道这将导向何方”。现在您看得更清楚了吗? 加顿·阿什:在这方面我们不应抱有幻想:我们正走向一个混乱与战争的世界。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后西…

Hauptstadt In der Berliner Linken gibt es ein Problem mit Antisemitismus und eine irritierende Nähe zum Clanmilieu. Wahlsiegerin und Fraktionschefin Elif Eralp kämpft mit den eigenen Leuten.

司法 他在埃尔朗根出生,后来成为了哈马斯首领的保镖:据调查人员称,穆罕默德·A. 计划在去年秋天,即 7.-Oktober-Massaker 两周年之际,将恐怖活动带到德国和奥地利。 这名男子在头上套了一顶黑色风暴面罩,戴上了一副不透光的太阳镜,并戴上了手套。在他面前的桌子上铺满了便签纸,左右两侧各放置着一把手枪。 他看起来已经准备就绪,蓄势待发。 当这名蒙面男子开始一段阿拉伯语独白时,一台摄像机正在记录。他以“仁慈的真主”之名,宣布要为以色列在加沙的“种族灭绝”进…

SPIEGEL TV Programm

调查结果显示,他显然曾在黎巴嫩与突击步枪合影。其中一张照片里,一名孩子坐在他的膝盖上,而他则面带灿烂笑容,向镜头展示一把手枪。2023年春季,当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时,他在 TikTok 上写道:“要么胜利,要么殉道”。 最迟到 2025 年夏天,阿贝德·阿尔·G(Abed al G.)关于遵守德国法律的庄重承诺显然已化为泡影。调查人员随后重建的案情显示,7 月 28 日晚上,这名保安在内克尔恩区(Neukölln)的一个公园——哈森海德(Hasenheide)…

DOKUMENTATION

现场调研:在哈勒(萨勒河畔),警方首次让公民参与调查未破刑事案件。其结果令专业人士感到惊讶。 一名资深钟表匠和一名 IT 取证专家相遇,并协助警方开展正在进行的调查程序。听起来像虚构的?但事实确实如此,就在 9 月底的一个周五,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警方举办的首届“真实犯罪黑客松”(True-Crime-Hackathon)上,这一切发生了。 黑客松最初源自 IT 行业,是一种程序员之间的竞赛。在哈勒,30 人(其中许多是外行)将以全新的视角深入研究五个警方陷入僵局的…

Folge 1: Die Natur des Menschen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 为了获得医学专业录取名额,他们承诺在毕业后担任乡村医生。但现在,两名学生表示其处境已恶化,并提起诉讼。 亚历山大·M.(Alexander M.)的书架上以前放着一个黄色的 Leitz 文件夹,里面装满了医学专业录取失败的拒信。他回忆说,大约有 15 封。他一直称之为“耻辱文件夹”。 M. 表示,他曾尝试五年时间在德国获得医学专业录取名额。凭借 2.8 的高中毕业成绩(Abitur),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完成了护理员培训,并在急诊室工作。 当北…

Folge 2: Götter, Geister und Gurus

乔安娜·N(Joana N.)于 2019 年 10 月在明斯特开始她的学业。与此同时,她在早产儿病房轮班。她现在表示,在医院工作是一个很好的平衡,因为她在入学前就在那里工作,熟悉相关流程。 但在大学里情况有所不同。作为一名办公室助理和一名肉铺大师的女儿,她有时会感到格格不入。她觉得必须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自己。她经常被问到,作为一名未来的乡村医生,她是否在接受一种“简化版培训”。然而,她参加的是与同学相同的讲座,参加相同的考试,完成相同的实习。

Folge 3: Eine bessere Welt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被预测或正被预测会出现家庭医生短缺的地区\* 亚历山大·M(Alexander M.)在就读期间结婚并成为了两个孩子的父亲。他表示,在学习之余,他曾从事护理工作并担任教师,还背负了 50.000 欧元的债务。 如果现在和亚历山大·M 一起开车穿过他的就读城市,他会指向一片草地,说学生们夏天会躺在那里。他问自己在那儿躺过多少次?“一次也没有。” \* 根据法定医疗保险医师协会(Kassenärztliche Vereinigungen)的规划区域

Die Zeitenwende-Wende

2024年9月,乔安娜·N(Joana N.)与来自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NRW)的其他乡村医生专业学生一起,坐在波鸿健康学院的一个阶梯教室里。邀请方是北威州卫生部以及州健康中心(现为州健康与职业安全局),后者负责管理乡村医生配额制度。根据《镜报》掌握的邀请函,两家医师协会的代表在会上说明了学生在进修期间需要注意的事项。随后是与家庭医生的交流,以及一个问答环节。 乔安娜·N.回忆道,一名学生想知道儿科进修(即成为儿童与青少年科医生)的情况如何。州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回答…

Außenpolitik Immer mehr Menschen lehnen Waffenlieferungen an die Ukraine ab, vor allem im Osten Deutschlands. Der Druck auf die Regierung steigt.

大约在同一时间,一名成员在“EXIT”群组中写道,他正与一名律师约阿希姆·劳(Joachim Rau)保持联系。劳在2021年6月之前领导一家地方法院,现在在奥斯纳布吕克担任律师。在他的网站上,他宣传提供关于乡村医生合同的法律咨询。 2025年7月,约安娜·N(Joana N.)和亚历山大·M(Alexander M.)都参加了该律师的一次信息说明会——并决定提起诉讼。 Jost Schowe / 《镜报》 根据《镜报》对所有州卫生部的查询结果,目前全德国共有31起…

Kritiker der Ukrainepolitik sind in Union und SPD die Ausnahme. Aber es gibt sie, etwa den sächsischen Ministerpräsidenten Michael Kretschmer.

那现在怎么办? 亚历山大 M. 目前住在城市边缘的一栋租来的房子里,他正在准备国家考试。当他站在花园里,怀里抱着一个孩子,身边围着 15 只鸡和一只狗时,很容易相信他的话:他仍然想搬到乡村去工作——但必须是以儿科医生的身份。 他说,事后看来,他更希望在国外学习医学。他绝对负担不起那笔违约金,用于起诉的资金也是借来的。 10 月 6 日,法院将审理他的诉讼。他试图不去过多思考法庭上会发生什么。

Kommissar KI

在巴伐利亚州,联邦研究部部长展示了德国最大的陨石。由此,麻烦开始了。 它就在那里,几十年来一直公开地放在院子里。卡罗琳·冯·瓦尔登费尔斯男爵夫人(Caroline Freifrau von Waldenfels)指向她庄园一座经济建筑旁的地面。“我的父亲总是开玩笑说我们富得流油(steinreich,德语双关,意为‘拥有大量石头’),”这位农林业经营者讲述道。这句话并非是指她这个上弗兰肯贵族家族的财务状况:“每年我们都会从田里清理石头。”其中特别显眼的石头会被摆放在…

Bundeswehr Um Extremisten fernzuhalten, durchleuchtet der Militärgeheimdienst MAD die Internetkonten aller Bewerber. Die Software wird fündig.

身份认同 在统一之前,联邦德国从未是一个完成的国家。曾经将西德凝聚在一起的力量——以及我们今天应当反思的东西。 作者:海因茨·布德 (Heinz Bude) 绿党成员杰姆·厄兹德米尔 (Cem Özdemir) 实现了一个“西德奇迹”。这位拥有土耳其血统的政治家在几乎毫无希望的局面下,成功说服了巴登-符腾堡州的选民,证明他能够带领该州应对变革。由此,他追随了温弗里德·克雷奇曼 (Winfried Kretschmann) 的脚步,后者是一个来自 1968 年的人,同…

»Die Botschaft muss sein: Ich höre dich, ich sehe dich, ich respektiere dich«

痛苦的囚笼之中« 《镜报》访谈:赫什·戈德堡-波林被哈马斯绑架至加沙并被杀害。在这里,他的母亲拉切尔讲述了她如何处理悲痛,以及为什么她在德国找到了慰藉。 戈德堡-波林,57岁,出生于芝加哥。2008 年,这位教育工作者与丈夫乔恩·波林以及三个孩子移居耶路撒冷。当时 23岁的赫什在 2023 年 10 月 7日哈马斯袭击诺瓦音乐节(Nova-Festival)期间受重伤并被绑架至加沙地带。戈德堡-波林作为人质家属的代表在全世界为人熟知。在被囚禁 328 天后,她的儿子…

1&1 DSL und Glasfaser

《镜报》:这些人是谁? 戈德堡-波林:主要是那些埋葬过孩子的父母。一位父亲说:我在 49 年前失去了我的女儿,情况并没有好转。一位在 25 年前耶路撒冷的一次恐怖袭击中失去父母和三个兄弟姐妹的女性,如今已经结婚并育有三个孩子,她说:甚至每一天都变得更加艰难。 《镜报》:在德语中有一句俗语叫“时间能治愈所有创伤”。 戈德堡-波林:这让我想到克里斯托弗·里夫。

Botschaft mit Blut

《镜报》:然后呢? 戈德堡-波林:然后我回答:我一直在这里。然后我尝试继续生活。在每一天的结束,我会为他诵读一篇诗篇。 《镜报》:赫什对您来说是您的“永远的男孩”,您永远的 23 岁少年。这意味着什么? 戈德堡-波林:对我来说,他就像被冻结了一样,他将永远是我的男孩。他发育较晚,胡须还没有长得很茂盛。当赫什在 6. Oktober 说晚安时,他 23 岁零 3 天。我的小女儿奥莉,他的妹妹,现在已经比他年长了。

In einem abgehörten Gespräch macht einer der Männer Schussgeräusche: »Ta, ta, ta, ta!«

《镜报》:您说过,人们期待的是解脱。为什么? 戈德堡-波林:有一个概念叫“毒性正能量”(toxic positivity)。我的理解是,人们试图不去直视他人的痛苦。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情感操纵。当我听到这个词时,我在谷歌上搜索,并发现了它的对立面:悲剧乐观主义(tragic optimism)。我想,天呐,这就是我——一个被悲剧包围的乐观主义者。 《镜报》:这意味着什么? 戈德堡-波林:这个概念源自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他在大屠杀中失去了妻…

Das Studium

孩子们将发现自己属于哪种金钱类型:是省钱能手还是冲动购物者。此外:家庭在金钱话题上应该思考哪些问题。 DEIN SPIEGEL,面向 14 岁以下年轻读者的新闻杂志,以适合年龄的方式提供关于政治、社交媒体等方面的资讯。 DEIN SPIEGEL —— 在知识中成长 在知识中成长

Wo künftig Hausärzte gebraucht werden

乌克兰 一辈子爬一次霍韦鲁拉山被许多人视为必做之事。自从俄罗斯发动侵略战争以来,人们在乌克兰喀尔巴阡山脉的最高峰上,寻求的更多是慰藉与和平。 这双儿童运动鞋似乎出了什么问题。是挤脚吗?还是鞋底脱落了?总之,那个大约十岁的金发男孩在距离山顶还有几十步的地方脱掉了鞋子。然后他右手拿着运动鞋,穿着白袜子在岩石间越爬越高。 我们——一名德国记者和一名乌克兰摄影师——也继续向山上攀登,前往位于乌克兰深西部的喀尔巴阡山峰霍韦鲁拉山。我们已经越过了林线,山坡陡峭,小腿肌肉在灼烧。…

Die Erkenntnis

波斯尼亚:年轻的活动人士在这个种族分裂的巴尔干国家发起了一场面向所有人的群众运动。其传递的信息是: 你们的问题与出身无关,而与权力欲和贪婪有关。 有一次,他们将一张手工制作的波斯尼亚地图贴在电线杆和墙上。地图上有一条横跨全国的线,并写着“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随后,局面变得混乱。该国的穆斯林认为这是塞尔维亚人的挑衅,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则认为是穆斯林的宣传。检察机关开始展开调查。 随后,这些“肇事者”通过一段认罪视频现身。他们笑着说,在他人看到分裂的地方,“我们看到的…

Und jetzt?

越来越多的德国人为了逃避高税收、官僚主义以及对战争的恐惧,逃往这个南美内陆国家。这个国家究竟有什么吸引力? 来自图林根州的退休人员埃基(Ecki)对低廉的生活成本赞不绝口。来自巴登-符腾堡州的克劳迪娅(Claudia)在询问建房建议,一对来自荷兰的夫妇在寻求医疗建议:在圣贝纳迪诺(San Bernardino)德国市场的布里吉特·富泽利尔(Brigitte Fuzellier)摊位前,所有人首先被招待的是烈酒。今天是8月1日,在巴拉圭是“Carrulim”之日。这是…

AUSLAND

日本竹富岛的游客被吸引到这条名为“西三桥”的 105 米长石桥上,不仅仅是因为这里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日落。曾经,这里的居民乘船前往邻岛种植水稻,收获后将稻米袋堆放在码头上。如今,游客们在白天来此欣赏青绿色的海水,在夜晚仰望星空。对于当地人来说,这个地方是他们韧性以及与海洋之间纽带的象征。KPG

SPIEGEL: Wie meinen Sie das?

北京 当我迟到时,我需要畅通无阻的道路。而我经常迟到。但北京是一座栅栏之都。在我的自行车和我之间伫立着:树篱、护栏、膝盖深的车道分隔线、刷成白色的行人分隔带、可升降的路桩。公寓楼周围缠绕着带有沉重大门、旋转门和安保人员的拉丝钢栅栏。为了防止违章停车,这里有花岗岩球,还有石柱和铸铁的自行车道边界。在景点前,游客被引导通过由织带组成的迷宫。 我最害怕的那种栅栏我称之为“手风琴”。它由带有滚轮的金属元件组成。当交通警察在大型十字路口就在我鼻子面前将“手风琴”拉开时,我觉得…

SPIEGEL: Wer sind diese Menschen?

幸运符还是累赘? 有些日子,即使是对美国总统来说,一切也进展得十分顺利。最近就是这样一天。在伊利诺伊州举行的总统杯高尔夫球赛欢迎仪式上,唐纳德·特朗普赢得了欢呼;而在离别时,他听到的是任何人都无法拒绝的奉承之词:“总统先生,这次胜利完全要归功于您。”如果按照特朗普的想法,这次亮相应当成为他在国会选举中扮演角色的蓝图。在期中选举前一个月,民主党在民调中处于领先地位。但特朗普给他的共和党人布置了一场像美国高尔夫队那样的大追击:他们必须保住甚至扩大在国会两院的多数席位。这…

SPIEGEL: Er ist immer präsent?

森林生态系统的状态\* \* 森林景观完整性指数(FLII)采用 0 到 10 的量表,评估森林受人类影响的程度及其生态系统的完整程度。 5• 来源:Grantham 等人发表于《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2020 年;浅灰色国家:无数据 在埃塞俄比亚北部,一场古老的冲突正在爆发。科学家 Gerrit Kurtz(40 岁)解释了是否面临新的内战威胁。

SPIEGEL: Und dann?

“相当严重的升级” Kurtz:主要目标是推翻政府。但反叛者从上次战争中知道,进军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并非易事。 《镜报》:阿比的政府得到了阿拉伯联合酋国的支持。反叛联盟背后是否也有外国出资者? Kurtz:规模没有那么大。邻国厄立特里亚可能提供了弹药和武器,但目前尚未派遣军队。在上次战争中,政府军通过与厄立特里亚合作封锁边境,成功地孤立了 。现在这已不再可能,部分原因在于 与苏丹军队关系良好。

SPIEGEL: Sie sagten, Menschen erwarteten Linderung. Warum?

《镜报》:埃塞俄比亚与苏丹接壤,而苏丹已陷入内战三年多。苏丹军队指责埃塞俄比亚支持快速支援部队(Rapid Support Forces)。是否会演变成一场区域战争? Kurtz:这种危险确实存在。有报道称,无人机和其他武器从埃塞俄比亚被送往苏丹。 《镜报》:能否防止进一步升级? Kurtz:国际社会的反应至今还不够果断。美国虽然进行了调停,但让针对厄立特里亚的制裁以及针对埃塞俄比亚的武器禁运到期失效。阿拉伯国家可能会发挥作用:阿联酋在亚的斯亚贝巴有影响力,沙特阿拉…

3 Ausgaben für nur 12 € + Prämie inklusive

丑闻 尖叫、殴打、性虐待:数月以来,法国一直在讨论学校课后托管中的暴力问题。父母们的愤怒情绪十分强烈。 作者:Andrea Ritter 和 Simone Perolari(摄影) 1 / 巴黎 11. Arrondissement 的一所公立幼儿园 2 / 7. Arrondissement 的圣多米尼克幼儿园 (École Saint-Dominique) 3 / 11. Arrondissement 的阿尔方斯-博丹幼儿园 (Alphonse-Baudin) …

Neue Serie: Finanzwissen für Kinder

索菲亚·特拉斯孔(Sophia Trascon)也想知道,那个虐待她儿子的女人此前是否已经引起过注意。到目前为止,她只能依赖于负责人的陈述,称该看护员被认为是经验丰富且称职的。特拉斯孔是巴黎郊区的一名物理治疗师,一名五十出头的女性。为了这次谈话,她曾建议散步,但走了几米后,她还是倾向于前往一家咖啡馆的后屋。因为她在这一带认识的人实在太多了。她有五个孩子,两个女孩和三个男孩,最小的是一对七岁的双胞胎。“我们的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凑,”她说,“否则就没法运转。”每日的节奏中…

Heft 1:

主导文化 在威尼斯,我理解了为何柏林的选举获胜者在谈论爱。 作者:亚历山大·奥桑(Alexander Osang) 当柏林再次转向左翼时,我和妻子正在威尼斯。30年前,我们选择去威尼斯度蜜月,因为我们认为: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了。我们两人都来自东柏林。当时我们住在大运河边一家价格过高的酒店里,房间极小,在游客陷阱餐厅用餐,并乘坐贡多拉。那时我们还在船上抽烟,因为当时的贡多拉上还配有烟灰缸。我们计划每五年回到一次威尼斯,无论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们曾实现过一次,在200…

Heft 2:

右转向灯闪烁 汽车巨头 欧盟将放宽内燃机禁令。但幅度有多大?为了尽可能地放宽规定,汽车工业的游说者们正试图接近极右翼。 不久前,汽车工业的高管们还在警告右翼势力的抬头。今年年初,梅赛德斯-奔驰首席执行官奥拉·卡莱尼乌斯(Ola Källenius)在接受《镜报》采访时提醒道,德国在经济方向上多年来一直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如果我们不扭转这一局面,那么右翼民粹主义者就会到来,而他们对任何问题都没有解决方案。”卡莱尼乌斯表示,这让他深感不安。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奥利弗·布鲁…

Die Papprevolution

交通:不再道歉——伊芙琳·帕拉(Evelyn Palla)在就任铁路公司首席执行官时曾做出这样的承诺。而今天,她必须请求宽恕。 天花板圆顶上的数百盏灯光闪烁,音箱中传出强烈的电子舞曲低音。现在是早上九点,但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一家会议中心的氛围却像是一场流行音乐会。舞台前,人们簇拥着一名女性,她正在满足对方合影的请求。53岁的伊芙琳·帕拉是今早的明星嘉宾。 几分钟后,这位德国铁路公司(Deutsche Bahn)的首席执行官将为通信大会开幕,这是一场公关专业人士的年度集…

WIRTSCHAFTS WOCHE

继承人宝拉·施瓦茨(Paula Schwarz)成长于一个富裕的家庭。她曾吸毒,并公开反抗家人。现在,她试图以企业家的身份——以及女儿的身份——重新开始。 在 36岁生日那天,宝拉·施瓦茨给自己准备了一份礼物。她在手指上做了纹身,在两个下关节之间,每个手指一个符号。三周后,当施瓦茨将双手放在桌上时,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图案。那是 6 月底汉堡一家酒店里的一个日子。她在这里参加一场经济峰会并担任演讲者,主题关于她作为百万富翁继承人的生活以及价值观。 施瓦茨说,这些纹身“…

Traumziel Paraguay

它比埃菲尔铁塔高 35 米,且几乎与柏林电视塔一样高:在勃兰登堡州的希普考(Schipkau),目前全球最高的风力发电机已达到其最终高度。根据德累斯顿开发商 Gicon 的消息,这座位于劳西茨(Lausitz)的风电塔加上叶片后,现在高达 365 米。该风力发电机预计将于 11 月正式投入运行,可为多达 7500 户家庭提供电力。此前在串联陆上风力发电机中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同样位于德国,即上普法尔茨州的温贝格(Winnberg)。由制造商 Vestas 建造的该设施总…

Auswanderer Immer mehr Deutsche flüchten vor hohen Steuern, Bürokratie und aus Angst vor Krieg in den südamerikanischen Binnenstaat. Was macht das Land so attraktiv?

欧洲最大的汽车集团希望借助英国初创公司 Wayve 来弥补其在自动驾驶方面的落后。据《镜报》从三名内部人士处获悉,这家来自伦敦的人工智能公司在竞争中击败了全球最具价值的集团之一:人工智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Nvidia)。英伟达此前也申请竞标,旨在将大众集团旗下奥迪或保时捷等品牌的驾驶辅助系统提升至与特斯拉或梅赛德斯相当的水平。据内部人士透露,大众在 8 月于德国南部的一座大城市进行测试驾驶时,让初创公司 Wayve、英伟达以及约十家其他自动驾驶软件供应商进行了同台竞…

DER SPIEGEL

《镜报》:马库斯先生,您如何看待当前围绕 AI 安全的讨论? 马库斯:我们正朝着与新冠疫情讨论类似的局面发展。这些进展被高度政治化了。在 问题上,人们停止了清晰的思考。但宣传的程度确实让我感到惊讶。我们看到的是一场肮脏的、完全失去节制的交锋。极端立场从中获益,并获得了最多的关注。 《镜报》:这会产生什么后果? 马库斯:升级后的新冠讨论导致的结果是,现在美国再次出现了麻疹病例。

Sie haben die Wahl

马库斯:我们目前看到的问题都与基于大语言模型的 智能体有关:存在由这些自主运行的 程序组成的协同集群,它们进入互联网,被允许在那里执行操作,并因此走上歧途。 《镜报》:我们应该如何解决智能体问题? 马库斯:我们必须将 智能体撤出市场,并要求由科学家进行独立的预先审查。审查应权衡 产品或模型的收益是否超过其风险。这不会是永久性的禁令。开发者可以修改模型并改进其内部的网络安全流程。一旦问题得到解决,他们可以再次申请批准。GRU

Der Moment

关注当前关于法定医疗保险(GKV)辩论的人很快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法定医保价格昂贵,且对病人的帮助微乎其微。最快地看上专科医生的方法?最好是自己去学医。然而,参保者们看来早已不认为情况如此戏剧化。尽管存在所有这些问题,仍有 83,5 Prozent 的人对自己的保险感到满意。这是管理咨询公司 Horváth 的“法定医保更换监测报告”显示的结果,该报告由《镜报》独家获得。咨询顾问们访谈了 1320 名法定医保参保者。仅有 11% 的人能想象自己会更换医保基金。如此高…

SCHAUT AUF DIESE STADT

相对于经济产出,德国政府在社会福利、人事和补贴方面的支出越来越多。这来自《镜报》获得的一份联邦财政部的内部文件:政府内部将今年的所谓“政府支出占比”(Staatsquote)定为 52 Prozent,2027 年预计将升至 52,4 。此前,由 Lars Klingbeil (SPD) 领导的部门预计今年该占比为 51,4,明年为 51,5 。根据计算,德国将拥有 1960 年以来最高的支出占比——并将打破 2021 年(51,1 )的纪录。当时,疫情导致了高额的…

Zaunfrei – Chinas neues Glücksversprechen

辅助工具:借助手机、人工智能(AI)和社交媒体,盲人和视障人士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探索世界。他们正从那些最初为视力正常者发明的技术中获益。 一名拿着白色盲杖的女性正沿着黑森州马尔堡(Marburg)一条繁忙的街道行走。她让盲杖在面前的人行道上左右摆动,以此感知不平整之处或障碍物,以及路缘石或楼梯的起点。 走了几米后,她停了下来。“嘿 Meta,你看到了什么?”这位女士问道。她通过这个问题激活了当天佩戴的黑色眼镜。周围的人听不到回答,因为声音是通过眼镜腿传导至佩戴者耳…

KONGRESSWAHLEN

健康 在美国马萨葡萄园岛(Martha's Vineyard),一种入侵性的蜱虫引发了神秘的过敏反应。已有 1000 多人受到影响。 今年春天,在马萨葡萄园岛,玛丽娜·伦特(Marina Lent)只想快快地把一些厨房垃圾拿到堆肥堆那里。这位 67 岁的美国女性讲述道,她赤脚在花园里走了几步。后来她发现,这是一个后果严重的错误。 大约两打红褐色的蜱虫幼虫,大小几乎不比罂粟籽大,附着在她的脚上。伦特说,她立刻就知道自己被哪种物种袭击了——并且她现在可能再也无法食用牛排…

Glücksbringer oder Ballast?

多维生素片能让大脑更年轻吗? 健康营养专家马丁·斯莫利希(Martin Smollich)解释了为什么维生素组合并非灵丹妙药,以及老年人真正应该注意什么。 斯莫利希,49岁,是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大学医院营养医学研究所的教授。他出版专业书籍,并在 Instagram 上普及关于营养误区的知识。他的研究所还为外部委托方开展研究。此外,他偶尔就科学问题为企业和机构提供咨询。 多维生素片是膳食补充剂中的“僵尸”:尽管几十年来已有证据表明它们对普通人群没有益处,但它们并未…

»Wir haben einen Stein umgedreht und sind auf einen Sumpf gestoßen.«

您能认出一条鲨鱼的形状吗?左上角的暗色区域代表眼睛,下方则勾勒出一个张开的嘴巴。这个被称为“鲨鱼星云”、在天文学上也被称为“LDN 1235”的星云,位于距离地球约 650 光年的仙后座。在这片巨大的尘埃云中,还闪烁着散射恒星光芒的蓝色反射星云。来自科威特的摄影师阿里·阿洛拜德利 (Ali Alobaidly) 凭借这张照片赢得了今年由伦敦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颁发的“天文摄影师”奖。

Wenn die Gondeln Trauer tragen

越南航空的一架波音 787 在慕尼黑起飞时险些酿成事故,原因是该机的机长在跑道上的一方面在增加推力,但另一方面在几乎整个起飞滑跑过程中,双脚却以交替的力量踩在两个刹车踏板上。这是根据联邦航空事故调查局(BFU)发布的一份中期报告得出的结论。这架载有 287 人的飞机在 8 月 15 日冲出了 4000 米长的起飞跑道末端,直到最后一秒才勉强起飞。 关于飞行机长为何启动刹车的具体原因,BFU 目前尚未得出结论。对此的解答预计将在事故发生一年内发布的最终报告中给出。 1…

WIRTSCHAFT

我需要在冬天前清理花园吗? 当冬季临近时,许多业余园艺爱好者会拿起剪刀和耙子,进行一年中最后一次的劳作。然而,专家建议:如果想要促进自家花园的生物多样性,在入冬前应尽可能减少干预。慕尼黑工业大学的生态学家大卫·舒(David Schoo)表示:“花园中的每种动物都有不同的需求。在我们的纬度过冬的物种,需要能够退避、获得安静、食物和保护的场所。”近自然的花园可以提供这一切。保留植物的茎干和枯萎的花序,不仅对野生蜜蜂有用,寄生蜂、甲虫和蜘蛛也能在其中找到庇护所。像鹪鹩或…

manager SPEZIAL magazin DIE

《镜报》:还有哪些其他动物会被感染? 比尔(Beer):目前已在绵羊、山羊和一只羊驼身上检测到。令人惊讶的是,马也被感染了。在关于 Shamonda 的文献中,此前尚未有相关报道。 《镜报》:目前有多少病例?比尔:我们无法给出准确数字,因为没有强制报告义务。调查通常只能覆盖实际感染病例的一小部分。但我们的实验室已经检测了 2500 份以上的样本,很多动物呈阳性。据推测,可能已有数万只动物在不知不觉中经历了感染。除了城市州和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我们在所有联邦州都…

REICHSTEN DEUTSCHEN

比尔:农民会突然发现牛舍里有几只动物出现腹泻或发烧。而且这类病毒的大部分可以感染胎儿,从而导致流产,或者胎儿虽然活产但伴有畸形,例如腱缩短和严重的脑损伤。但对于 Shamonda,我们还不知道这种情况发生的频率。 《镜报》:这种病毒会对成年动物致命吗? 比尔:通常情况下,绵羊或山羊的感染症状不明显,牛类大多观察到的是轻微至中度的病程。但在德国的马类中,目前已有三例致命感染。病毒在马身上会侵入大脑并导致严重的炎症。ALW 弗里德里希-勒夫勒研究所(Friedrich-…

Palla und das alte Lied

好莱坞:被关进精神病院、遭受性侵、不被爱——西尔维斯特·史泰龙讲述他如何成为动作电影领域最伟大的巨星,以及他如何拒绝了唐纳德·特朗普。 纽约第59街的丽思卡尔顿酒店。80岁的史泰龙站在窗前,俯瞰着中央公园。为了拍一张合影,他将拳头紧握在腹前,露出他最完美的动作英雄式微笑。然而在交谈过程中,他的眼神会不断变化。时而显得激动、愤怒,有时又带着一丝恐惧。这次采访的主题是他的自传《The Steps》,他在书中描述了自己如何从一个被嫌弃的儿子、被嘲笑的B级片演员,成长为拳击…

MASCHINE DER WOCHE

职业生涯 罗伯特·哈贝克(Robert Habeck)曾想成为总理。或许还想改变世界,至少想改变这个国家。现在他在哥本哈根表现得好像这一切都与他无关了。真的吗?作者:克萨韦尔·冯·克拉纳赫(Xaver von Cranach) 回到汉堡后,同事们问我情况如何。他后悔出台供暖法吗?事后看来,他是否应该在竞争中击败安娜莱娜·贝尔伯克(Annalena Baerbock)? 天哪,我该从哪里说起? 罗伯特·哈贝克在酒店接我时天已经黑了,比约定的时间晚了两分钟。黑色头盔,黑…

Windrad und Wolkenkratzer

有一天,一个没人认识的男人出现在美国小镇戈尔登(Golden)。他自称西奥(Theo),并逐渐与许多居民交好。他为一些人提供资金援助,另一些人则向他讲述自己的悲惨故事。 / 第10名 1 | (-) Kalte TageCharlotte Link Blanvalet; 26 欧元 | 2 (1) Broder多特·汉森(Dörte Hansen) Penguin; 26 欧元 3 (2) Alles wird AscheNele Neuhaus Ullst…

AUTONOMES FAHREN

作者是后来成为威尔士王妃的戴安娜的哥哥,他在书中讲述了与她的生活。两人在孩提时代形影不离,而且在戴安娜与查尔斯结婚后,她的哥哥依然始终陪伴在她身边。 | 第1名 | 1 | (-) 《天鹅之歌》(Swan Song) Charles Spencer | Penguin; 28 欧元 | 2 | (2) 《丘吉尔之眼》(Churchills Augen) Manfred Lütz | Kösel; 22 欧元 | 3 | (1) 《学会说不》(Nein sagen) …

»KI-Agenten vom Markt nehmen«

女性主义 她的著作《有毒的女性气质》(Toxische Weiblichkeit)成为了畅销书, 已发行 16 个版本。现在,索菲亚·弗里茨(Sophia Fritz)将目光转向了另一面:在《男人,受害者》(Der Mann, das Opfer)中,她探讨那些摧毁男性的因素。 当索菲亚·弗里茨接起电话时,一只鲸鱼正从她身边游过。她说自己正在冰岛旅行,建议稍后再约时间。她发来一段短信视频,视频中鲸鱼短暂出现,随后优雅地划出一道弧线潜入水中。鲸鱼身后是一艘比它小得多的…

»Es gibt koordinierte Schwärme.«

在2014年的电影喜剧《鸟人》(Birdman)中,导演兼编剧亚历杭德罗·G·伊纳里图(Alejandro G. Iñárritu)讲述了一位试图在百老汇重启职业生涯的老演员的故事,并在片中运用了一个关于记者的愚蠢刻板印象:一名决定了百老汇演出成败的戏剧评论家宣布,她将在没看戏的情况下给这部剧写一篇差评。 作为一名评论员,我当时对这个场景感到非常愤怒。一方面,是因为伊纳里图表现得好像不存在一种禁止在未观看作品的情况下进行评论的职业操守;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忽略了人们之…

Glückliche Kassenpatienten

一位受朋克文化熏陶的说唱歌手,在对国家的爱中看不到真正的爱,他成功地让德国的吟游诗人(Liedermacher)传统重新焕发生机:Danger Dan 的一切都出人意料。2021年,他凭借《这一切都受艺术自由保护》(Das ist alles von der Kunstfreiheit gedeckt)闯入排行榜并赢得了文化评论家的心,他穿着 Ramones 的 T 恤,私下里却听着 Reinhard Mey。这首歌就像一匹特洛伊木马,从中跳出犀利的 Punchli…

BUNDESHAUSHALT

鲜艳的红蓝配色,DIN-A4 格式,重 1577 克——这就是设计精美的《值得关注的日记》(Diaries of Note)。那些触动世界的日子以充满希望的方式呈现,并配有精美的黑白插图。包装名副其实:编辑 Shaun Usher 热情地呈现了跨越几个世纪的 366 篇日记摘录。第一篇条目日期为 1968 年 1 月 1 日:约翰·霍普金斯(John Hopkins)简短地讲述了在摩洛哥盖蒂一家举办的一场疯狂的除夕派对。帕特里夏·海史密斯(Patricia High…

Staatsausgaben steigen schneller

与经典作品重逢有时会令人痛苦,因为那些曾经深爱的电影可能无法承载多年来人们赋予它的期待。例如,由埃利亚·卡赞(Elia Kazan)执导的《伊甸之东》,讲述了双胞胎兄弟卡尔(Cal)和亚伦(Aron)争夺父亲之爱的故事。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在其中的首个重要主角角色,以及基于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同名史诗小说的改编——这在当时应该是伟大的电影,对吧?但再次观看时,迪恩却像个业余的“方法派”演员,他饰演的卡尔不停地抽搐,像个在血糖…

Wenn das Smartphone das Sehen übernimmt

车手 罗斯伯格,舒马赫 2012 赛车运动:2016年一级方程式赛车(F1)世界冠军尼科·罗斯伯格(Nico Rosberg)谈论天赋、勤奋、心理战术,以及他作为迈克尔·舒马赫(Michael Schumacher)队友的三年时光。 舒马赫现年57岁,至今仍是德国最成功的赛车手。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赢得了91场大奖赛冠军,七次获得一级方程式世界冠军。2013年底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发生一起滑雪事故后,他隐居在日内瓦湖畔。关于舒马赫对其他德国赛车手的意义,前《镜报》编…

Parasitenalarm auf dem Promi-Eiland

行走足球(Walking Football)是一种为那些因身体限制、年龄或体能下降而不再希望或无法奔跑的人设计的足球变体。比赛在行走中进行:至少一只脚必须始终接触地面。禁止身体接触。球必须以较低的轨迹传递。这项保护骨骼的运动于 2011 年在英国诞生,目前在德国也越来越受欢迎。拜仁慕尼黑、云达不莱梅和沙尔克 04 等德甲俱乐部都组建了自己的行走足球队。

Machen Multivitamintabletten das Gehirn jünger?

埃斯特·普法伊费尔(Esther Pfeiffer)站在起跑线上,双手叉腰,深吸一口气。随后,在理想的天气条件下,柏林马拉松赛的起跑枪响了。 这位 29 岁的选手带着一个大胆的宣言而来。她想要挑战伊琳娜·米基滕科(Irina Mikitenko)保持的德国马拉松纪录,后者在 2008 年的柏林赛中跑出了 2 小时 19 分 19 秒。普法伊费尔公开且强势地表达了她的目标,让自己处于聚光灯下。不过,从她目前在 10 公里和半程马拉松中的成绩来看,这次尝试并非异想天开。…

»Landwirte sehen Tiere mit Durchfall oder Fieber.«

在 50 年代,她是一位明星,先是在法国,随后凭借电影《金发女巫》(Die blonde Hexe) 迅速在国际上成名。在片中,玛丽娜·弗拉迪饰演一名让工程师倾心的森林居民。那时她还是一名青少年,却已显得成熟。作为一对俄罗斯艺术家夫妇的女儿,她以 Catherine Marina de Poliakoff-Baïdaroff 的身份出生在流亡地。“我被训练成一个勇敢的小艺术家,”她曾这样说道。她曾在巴黎歌剧院担任“芭蕾舞童工”,直到她长得太高。于是她转向电影,在意大…

KULTUR

他出生于图林根,在巴伐利亚长大,曾是联邦国防军的一名伞兵,后来作为司机来到普法尔茨——并在那里于 1962 年遇到了那个他将为其工作 46 年的男人。毫不夸张地说,不仅埃克哈德·塞伯的生活很快被这个男人决定,数百万人的生活亦然,因为那个人就是赫尔穆特·科尔,此后塞伯一直担任他的司机、管家,也是他的朋友。两人共同度过了无数小时,行驶里程约 500 万公里。塞伯后来的名片上写着“联邦总理私人助理”;当科尔想吃火腿面包时,塞伯也会吃一个。两人的信任关系深厚到可以互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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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亚历克莎·亨尼格·冯·朗格(Alexa Hennig von Lange),53岁,讲述她与五个孩子的家庭日常生活 SPIEGEL:亨尼格·冯·朗格女士,您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 亨尼格·冯·朗格:一旦孩子们去上学,我和丈夫都会开始写作。与此同时,他负责处理文书工作和家务。我非常感激他帮我拆开并回复所有的信件——当你有五个孩子时,信件真的非常多。 SPIEGEL:您是否曾觉得自己在母亲这个角色中迷失了自我?

Er dreht sich nicht um. Er dreht sich nicht um. Er ...

佛得角门将沃齐尼亚(Vozinha),40岁,原名若西马尔·若泽·埃沃拉·迪亚斯(Josimar José Évora Dias),正感受到名声的阴暗面。他是足球世界杯上的惊喜英雄:在沃齐尼亚——这位在足球界几乎可称作“圣经年龄”的球员——的强力表现下,佛得角在其他球员的帮助下,与后来的世界冠军西班牙队战平。沃齐尼亚在 Instagram 上的粉丝数一度从 50.000 增长到 29 百万以上。现在,沃齐尼亚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他失去了宁静与平和:“如果要在我现在的生…

BELLETRISTIK

小说是否很快需要一个“100 Prozent human”的质量认证标志?法国作家维吉妮·德斯庞特(Virginie Despentes),57,恐怕不会对此签字。这位《干我吧》(Baise-moi,1994)的作者向来热衷于让法国社会审视自身,此次她在关于加拿大-海地作家特利森·奥雷利安(Thélyson Orélien)的争论中发表了看法,从而激怒了后者的批评者。奥雷利安被指控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写成了小说《要么如此,要么死亡》(Es war das oder s…

SACHBUCH

一名男子难以置信地盯着手机——然后开始与他所看到的那些胡言乱语展开对话。他暂停片段,用自己的论据进行插话,然后再次播放:“继续说!”通过这些话语练习和日常生活的片段,在网络上自称 Bogoku 的 Bogo Ku 仅在 Instagram 上就拥有 676.000 名听众。他严厉但尊重。他的诀窍是:“我试图评判所说的话,而不是评判话语背后的那个人。”这样就不会让“每一次分歧都立刻变成阵营之战”。他认为“现在很多人已经对此厌倦了”。这位 25 岁的青年来自本斯海姆(B…

DÖRTE HANSEN BRODER

来自因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的读者兼社民党(SPD)成员布里吉特·谢尔恩胡贝尔(Brigitte Schellnhuber)通过《镜报》调解机制了解到,在第 39 期关于“我们如何报道一个将我们视为敌人的政党?”的报道中,《镜报》不发表与德国选择党(AfD)政治人物的逐字采访。她认为这不对。编辑苏珊娜·拜尔(Susanne Beyer)给她打了电话。 《镜报》:谢尔恩胡贝尔女士,您认为《镜报》应该发表与德国选择党(AfD)政治人物的逐字采访。为什么? 谢…

Radikales Mitgefühl

第 40 / 2026 期封面标题:男人在右,女人在左 我对这篇思考深刻且调研充分的封面文章表示最深切的敬意。我的愿望是,我们所有人——无论男女——都能审视自身,并思考我们如何才能克服偏见,重新找回彼此。 卢茨·亚历山大(Lutz Alexander),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什么时候男人才算男人?赫伯特·格勒内迈尔(Herbert Grönemeyer)的歌词中所包含的信息量,比这篇翻炒陈词滥调、迎合德国选择党(AfD)胡言乱语的《镜报》封面文章要多得多。

Ich gesucht, nichts gefunden

第 39 / 2026 期 安-卡特琳·穆勒(Ann-Katrin Müller)和勒内·普菲斯特(René Pfister)同事在《镜报》调解栏目中的讨论 这是一次极出色的《镜报》调解,我带着极大的兴趣和深思阅读了它(顺便提一下,我也阅读了第 35 / 2026 期中《人们大概仍被允许这样说》的相关文章)。然而,当普菲斯特先生说 AfD(德国选择党)是目前德国最成功的政党时,请不要忽视,这纯粹是一种定量分析,因此是非常肤浅的观察。这个政党至今取得了什么成就?这些政…

HALTUNGSNOTE

第 39 / 2026 期 新书《奥格斯坦:一个德国人的生活》披露了《镜报》曾雇佣前纳粹分子的情况 我们现在应该称赞《镜报》将这段对该杂志而言极其不光彩的篇章——至少是部分内容——自行公开,还是应该因为其时机太晚而责备它?毕竟传记的作者马丁·多里(Martin Doerry)和豪克·詹森(Hauke Janssen)本人曾在该出版社担任要职数十年。奥格斯坦在杂志创刊初期以毫无顾忌的态度起用前纳粹党(NSDAP)成员,这一点恐怕不仅仅是作者们所知。无论如何,阅读此书令…

Wer sich ein großes Ziel setzt, darf daran scheitern

《镜报》读者,来自汉堡的 71 岁老人赫尔曼·居尔德纳(Hermann Güldener),学生时代曾作为实习生随货轮前往纽约。 “我从小就经常去汉堡港。我的父亲是一名水手。在我两岁时,他在一次机舱爆炸事故中丧生。他死在特拉华州海域。我对他没有记忆,但继承了他对航海的痴迷。我想探索世界,成为一名船长!16 岁那年,我在暑假期间受雇于一家航运公司。我被聘为‘玛格丽特·博尔滕’号(Margarethe Bolten)的甲板勤务员,这艘船负责将大众甲壳虫汽车运往美国。 我…

DER SPIEGEL

数月以来,阿西亚和奥克泰·乌尊(Asya and Oktay Uzun)几乎每天都在他们已故儿子在汉堡开设的小餐馆里哀悼。随后,他们决定重新开业。 乌尊夫妇: “你们一定要继续下去!” 《镜报》:乌尊夫人,乌尊先生,今年年初,您的儿子岑吉兹(Cengiz)因癌症并发症去世,年仅 36 岁——在汉堡,感觉整个街区都在与你们一同哀悼这位“奥滕森的魔术师”,也就是 Lily of the Valley 餐馆著名的店主。几周前,你们重新开设了这家岑吉兹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小餐馆…

WIRTSCHAFT/NETZWELT Leitung: Markus

纯文学 Tana French 创作了极佳的惊悚小说,这些作品几乎不需要警察——在她的书中,一个人是成为凶手还是成为侦查员,取决于具体情况。 阿德纳凯尔蒂(Ardnakelty)这个村庄并不关心真相。阿德纳凯尔蒂寻找的是那个最契合所有其他故事、最不引起不安且能让权势者安稳地生活在其中的版本,这个虚构的爱尔兰西部村庄的居民们世世代代都在讲述这样的故事。在汤米·莫伊尼汉(Tommy Moynihan)——这个“当地的自大狂”——的准儿媳拉切尔·霍洛汉(Rachel Ho…

AUSLAND Leitung: Mathieu von Rohr, Özlem Topçu,

书中的所有主角都在这个村庄扑朔迷离的人际关系网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他们在村庄扑朔迷离的人际关系网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卡尔(Cal)因为是外来者而成了局外人。特雷(Trey)来自一个被邻居视为人渣的家庭。而出生并成长在这个村庄的莉娜(Lena),则因为不想与所有的故事、传闻和阴谋扯上关系而自我孤立。在三部曲的进程中,他们三人都意识到:这样做行不通。 因为这些书中最强大的主角并非那个渴望成为中心、富有且爱吹牛的工厂员工汤米·莫伊尼汉(Tommy Moynihan),而是阿…

SPIEGEL-VERLAG

正是对杀手也持有同理心,这使得塔娜·弗伦奇(Tana French)的小说如此特别。 人们有时说,小说作者要么是“建筑师”,要么是“园丁”。有些人会完整地规划整个情节,在写下第一个句子之前就知道书如何结尾。而有些人则先构思角色,在写作过程中才发现这些角色将如何发展。塔娜·弗伦奇不知道这个类比,但她立即表示:“我是一个园丁。” 她的第一本书就这样在 2007 年诞生了。当时她是一名剧院演员,令人兴奋的演出机会与长达数周甚至数月的空窗期交替出现。“那时我想,也许我可以试…

DATEN & VISUALISIERUNGEN Leitung:

卡罗琳·瓦尔(Caroline Wahl)的书是如何运作的? 三年半时间里写了四部小说,售出 2.5 百万册,主要面向那些通常对文学较为封闭的年轻读者:卡罗琳·瓦尔是如何让她的书被如此广泛地阅读,并在一段时间内被优先于 Instagram 和 TikTok 的动态流关注的?答案可能在于,瓦尔掌握了利用 Insta 和 TikTok 动态流的手段来构建小说世界的艺术。在四本书中的三本里,读者从第一句话起就陷入了一位年轻第一人称叙述者跳跃的意识中,进入她思想和感知的快速…

REDAKTIONSVERTRETUNGEN DEUTSCHLAND

畅销书作家马雷克·法尔维克尔(Mareike Fallwickl)为她的“愤怒女性俱乐部”(Angry Female Club)创作了下一部小说。这本书能让人学到什么,而这些内容又是无法在 Instagram 上学到的? 作家法尔维克尔:不同并不一定意味着更好 “愤怒女性俱乐部”出现在 T 恤、杯子、贴纸和帆布袋上,这些商品由 Rowohlt 出版社通过网上商店销售。这个口号伴随着成功作家马雷克·法尔维克尔的小说。或者,是小说伴随着这个口号? 与这些粉丝周边相配套,…

REDAKTIONSVERTRETUNGEN/ KORRESPONDENTENBÜROS AUSLAND

1. 在一个正常的工作日,您通常几点起床? 我最喜欢在黑暗中起床,那时我周围的一切还在沉睡。但我不会设闹钟。理想情况下,我会直接被吸引到书桌前。如果不是这样,我就继续睡。 2. 您有固定的写作时间吗? 清晨,运气好的话从五点开始,直到感到疲倦。但我不会强迫自己。如果写不出来,我会尽早停止。我不喜欢折磨自己。

DOKUMENTATION Leitung: Cordelia Freiwald,

9. 您的书桌上必须时刻准备好且处于可用状态的是什么? 便签纸和各种灯具,光线必须非常明亮。 10. 您在写作时吃什么、喝什么? 香蕉和咖啡,苹果,坚果,矿泉水,99% 可可含量的巧克力,椰枣,干杏。但我最喜欢的是前一天留在锅里等着我的食物(比如今天早上的酿青椒)。

SPIEGEL-VERLAG RUDOLF AUGSTEIN GMBH & CO. KG

这对我不起作用,我也无法理解这在其他人身上是如何起作用的。只要我还有兴趣,我就一直写,写很多。遗憾的是,我完全不适合做强制性的工作,至少在写作方面是这样。一旦我的兴趣消失并脱离状态,我也无法理解自己的文本了。 13. 您是在文本卡壳时结束工作日,还是像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建议的那样,在第二天能立即知道如何继续的地方停笔? 不理智地说,通常是在写不下去的时候。不过比利·怀尔德是对的。 14. 您会向谁朗读正在创作的文本?

LESERBRIEFE

18. 您是否有时必须承认,自己在文学创作的某些方面就是无法掌握? 大概我得承认,但我非常相信学习的能力。如果我能发现什么原因导致某些东西不起作用,我就能改变它。或者我必须承认,某个想法在我选择的形式中原则上是无法实现的,例如因为想法和形式相互矛盾。能够识别自己的错误是极其重要的。

OMBUDSSTELLE Der SPIEGEL hat für Hinweise zu möglichen

20. 您是否担心自己会重复,或者产生风格上的矫揉造作?如果担心,具体是指什么? 我担心的是僵化的、有节奏的结构形式。一旦被“节奏病毒”感染,就极其困难甚至不可能再次摆脱。这真的很可怕。 21. 您实际上喜欢写作吗? 是的!

NACHBESTELLUNGEN SPIEGEL-Ausgaben der letzten Jahre

我该如何承受这一切? 达娜·沃温克尔(Dana Vowinckel):《安东与阿尔玛》(Anton und Alma)。 苏尔坎普出版社(Suhrkamp);542页;26欧元。 \- 柏林作家达娜·沃温克尔通过这部关于“安东与阿尔玛”的爱情故事创造了一场文学轰动。阿尔玛是她东德家庭中第一个上大学的人,安东是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两人都二十多岁,正在寻找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他们相爱,分手,又重新走到一起,找回自我,制定未来计划。沃温克尔将所有人物刻画得生动且带…

ABONNENTENSERVICE Persönlich erreichbar

Philipp Ruch:《回潮:1930年9月14日纳粹党神秘的胜利》(Der Rückfall: Der rätselhafte Triumph der NSDAP am 14. September 1930)。Heyne出版社;415页;24欧元。 \- 作为政治美学中心(ZPS)的负责人,Philipp Ruch 在过去策划了各种行动,这些行动要么引发狂热,要么令人惊恐——在最好的情况下,两者兼而有之。他也经常出版书籍。在《回潮》中,Ruch 研究了“193…

ABONNEMENTSBESTELLUNG

故乡意味着什么? Shida Bazyar:《空白》(Die Lücken)。 Kiepenheuer & Witsch出版社;512页;25欧元。 \- 几乎 100 年的人生都浓缩在这个海梅斯巴赫(Heimesbach)之中。当 Shida Bazyar 的小说《空白》在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时,这个位于洪斯吕克(Hunsrück)的地方还很小。它在增长,家庭们建立起生计,孩子们出生。但突然之间,人们消失了。一个纳粹党地方小组成立,犹太邻居被排挤、被驱逐、…

Marina Vlady

莫里茨·艾斯林格(Moritz Aisslinger):《公元元年》(Im Jahr Null)。罗马、埃及以及一名在巴勒斯坦的先知。Propyläen出版社;400页;25欧元。 “没有喘息之机,历史正在创造”是德国80年代流行文化中的一句口号,而这句话显然在两千年前就已经适用。这部非常有趣的著作《公元元年》讲述了在基督教纪元之初的那些年里,罗马帝国、中国、墨西哥以及中东地区发生了什么。莫里茨·艾斯林格的主业是《时代周报》(Zeit)的记者,他在书中生动地展示了故…

Beide haben irgendwie recht

9 Ilona Andrews:《这个王国无法杀死我》(This Kingdom Will Not Kill Me) Carlsen; 26 欧元 据称这本书包含以下元素(Tropes):传送门奇幻 / 异世界 (Isekai)、伪亲情 (Found Family)、慢热 (Slow Burn)、不情愿的英雄、隐藏身份。此外还有一个奖赏:一位“目光犀利的剑客”!

SPIEGEL

20 Becca S. Hale: Symphony of the Sinner Fischer Tor; 24 欧元 这是“恶魔二重奏”(Demon Duet)的序曲。现在唯一的问题是:二重奏与二部曲之间有什么区别? 在第 13 位:什么是好书?如果一个人并非以文学为职业,答案通常并不复杂:一本好书应该是如此惊险、扣人心弦或有趣,以至于人们每晚都想继续读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汉娜·海夫纳(Hannah Häffner)的《巨人们》(Die Riesinnen)就是…

Krimis, die keine Krimis sind

13 胡贝图斯·迈耶-布克哈特 (Hubertus Meyer-Burckhardt):《我生命之书由更聪明的人书写》(Das Buch meines Lebens haben Klügere geschrieben) Heyne出版社;20 欧元 这位《北德广播公司谈话节目》(NDR Talkshow) 的主持人公开了他的笔记本,其中记录了激励他并让他感到幸福的睿智句子和引语。

Alle Hauptpersonen des Buchs suchen nach ihrem Standort im undurchschaubaren Beziehungsgeflecht des Dorfs.

14 劳拉·马琳娜·赛勒 (Laura Malina Seiler):《回归自我》(Zurück zu Dir) Malia出版社;18 欧元 作者喜欢抹茶拿铁,并担任“灵性生活教练”。在这本书中,她讲述了关于爱与自我发现的故事。

Heterofatalismus Die Bestsellerautorin Mareike Fallwickl schreibt den nächsten Roman für ihren »Angry Female Club«. Was lässt sich in dem Buch lernen, was sich nicht auch auf Instagram lernen ließe?

19 吕迪格·萨夫兰斯基 (Rüdiger Safranski):《第四次挫伤》(Die Vierte Kränkung) Hanser出版社;22 欧元 人道主义的思想是否已经过时?这位哲学家用敏锐的人类理智思考人工智能。

7. Haben Sie noch einen Lieblingsstift?

社交生活中最诡异的扭曲之处之一在于,人们有时恰恰希望被那些自己根本无法忍受的同类所喜爱。一个人可能对一起共进晚餐毫无兴趣,但却依然希望被邀请。一个人可能在对方居住区活动时,内心极力希望不要偶然撞见对方,但如果对方在街上没向自己打招呼,又会感到受挫。实际上,公开且相互的厌恶是最简单的解决方案,但人类的自我意识并非如此简单。这其中可能往往涉及的是对定义权的掌控:难以忍受的未必是某人不喜欢自己,而是对方在不喜欢时,可能参照的是一个自己认为完全错误的人格版本。玛丽·凯瑟琳·…

9. Was muss auf Ihrem Schreibtisch immer griffbereit und funktionsfähig sein?

文化 Videodrom 是柏林仅存的最后几家录像带租赁店之一。这家位于克罗伊茨贝格(Kreuzberg)的店铺通过促进沟通与文化交流,成功地抵御了衰落。 电影爱好者罗德曼(Rodemann):在他的录像店里存放着 41,000 多张 DVD 和蓝光光盘 大概在整个克罗伊茨贝格,没有哪扇门能像 Videodrom 的门那样发出巨大的吱吱声,而这里是柏林最后的几家录像带租赁店之一。如果在电影里听到这种声音,人们可能会怀疑录音师在混音时抽了大麻。为什么不给它上点油?“没…

Valeria Gordeev

多年来,罗德曼必须号召客户捐款,以弥补账上的亏损。到目前为止,这一办法还奏效。 录像带。每年都会增加几百部作品,具体取决于当时还剩多少钱。但实际上,几乎从未真正剩下过钱。 多年来,罗德曼必须号召客户捐款,以弥补账上的亏损。到目前为止,这一办法还奏效。Videodrom 是一家具有标志性的机构——部分原因在于它影响了许多电影从业者。 比如,当人们向导演兼演员德特莱夫·布克(Detlev Buck,63岁,《男人养老院》、《比比和蒂娜》)提到 Videodrom 时,他…

16. Fällt es Ihnen leichter, aus der eigenen Erfahrung und Erinnerung zu schreiben oder zu erfinden?

玛蒂娜·格德克、拉尔斯·艾丁格、苏珊娜·沃尔夫、迈克尔·马滕斯 乌尔里希·马特斯、维冈德·维廷、德特莱夫·布克 STUDIOCANAL 呈献,VÖR KELM FILK, VOLKFSIL 制作,KORRODUMANT 合作:STUDIOCANAL FILM, STUDIO BABELSK, MIDEI FILMS 联合发行。ARTE REGINA ZEGIER 呈献,VOLKLER SCHLÖNDRFF 导演,改编自珍妮·埃本贝克(Jenny Erpenbeck)…

18. Müssen Sie sich manchmal eingestehen, dass Sie bestimmte

《旧爱》(Alte Liebe)。导演:安德烈亚斯·德雷森(Andreas Dresen)。主演:达格玛·曼泽尔(Dagmar Manzel)、约阿希姆·克罗尔(Joachim Król)。上映日期:8. 10月。 \- 有时,伟大的电影并不需要太多:一个出色的剧本,两位伟大的演员,以及一位甘愿为其服务的导演。尽管如此,编剧组合莱拉·斯蒂勒(Laila Stieler)和安德烈亚斯·德雷森与主演达格玛·曼泽尔(68岁)及约阿希姆·克罗尔(69岁)在《旧爱》中所取得的…

Facetten des literarischen Handwerks einfach nicht beherrschen?

《Youth》。由莎伦·霍根(Sharon Horgan)和鲁珀特·弗兰德(Rupert Friend)主演。 HBO Max 播出,共 8 集。 “没有哪个十年比 50. 到 60岁之间流逝得更快了,”在剧集《Youth》开始时,一个充满感召力的声音说道,“每秒都至关重要。”镜头切换。亚历克斯(莎伦·霍根 饰)正处于 50 到 60 岁之间,且正忙得不可开交——在 TikTok 上。给鹦鹉理发的视频,紧致臀部的技巧。每一秒都至关重要,因为这能让她从混乱的生活中分心…

19. Was können Sie dagegen Ihrer Ansicht nach besonders gut?

《Corpus Delicti》。导演:莱娜·斯塔尔(Lena Stahl)。主演:汉娜·赫茨普伦(Hannah Herzsprung)、达米安·哈杜格(Damian Hardung)、亚历山大·费林(Alexander Fehling)、克里斯蒂安·弗里德尔(Christian Friedel)。1. 10月上映。 朱莉·策(Juli Zeh) 2009 年出版的校园必读书目小说《Corpus Delicti》讲述了一个未来世界,其中国家对人类的照顾和监视具有极权…

Neue Bücher

爵士乐 他曾与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一同唱歌,与巴拉克·奥巴马共同探寻“普遍意识”。现在,这位美国钢琴家乔恩·巴蒂斯特(Jon Batiste)希望在欧洲大展宏图。 《斯蒂芬·科尔伯特深夜秀》(Late Show with Stephen Colbert)曾是美国电视节目中少数几个毫无争议的经典之作,而它在 2026 年 5 月的终结则具有极强的政治色彩。据推测,特朗普总统亲自促成了该国最重要的深夜节目被停播。因此,最后一期节目绝不能平庸地收场。 在寻找最合适的告别嘉宾…

Wie soll ich das alles aushalten?

巴蒂斯特是一位全才,一个现象:他能言善辩,能歌善舞,而且钢琴演奏得极好。 他刚刚在这里演出,而且不是一次,而是连续四个晚上,正如一个像他这样追求全能之才的人所应有的那样。整个活动的标题则相当谦虚:《乔恩·巴蒂斯特世界音乐节》(Jon Batiste World Festival)。 因为尽管巴蒂斯特在美国早已被确立为一个现象级人物,但有一件事他至今尚未成功:将他在新世界享有的名声在旧世界也获得。这次音乐节旨在改变这一点。巴蒂斯特在节目单中展示了自己的几乎所有音乐面貌…

Was bedeutet Heimat?

Maschin Records 出版。 \- 关于 Bilderbuch 和流行乐,情况是这样的:一方面,这支奥地利乐队在创作朗朗上口的记忆点(Hooks)和随性的旋律方面显然很有天赋。他们曾多次创作出真正的热门单曲,尤其是在《Maschin》(2013)和《Bungalow》(2017)中。与此同时,Bilderbuch 始终表现出一种不按常理出牌的意愿:不照搬成熟的热门歌曲配方,而是提供一种完全独特的口味组合——即便这种口味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这张新专辑的标题读…

Geschichte

玛丽亚·杜埃尼亚斯(María Dueñas)与古斯塔沃·杜达梅尔(Gustavo Dudamel):向海菲兹致敬。德意志留声机(Deutsche Grammophon)。 \- 专辑标题本身就是一个宣言。一名 23 岁的音乐家发行了她的第三张专辑,并将其献给 20. 世纪最伟大的小提琴手之一雅沙·海菲兹(Jascha Heifetz)。但这并非夸大其词。她的《向海菲兹致敬》(Homage to Heifetz)应该会让所有热爱优雅、美丽和深沉情感的人感到倾心。这位…

Wimmelbild mit Jesus

\- 单单是这个名字就足够了!谁会给自己起名叫“Gringo”?一个因为钟爱牛仔靴和闪亮腰带而早在学校就被贴上这个绰号的人——而且现在他甚至将其登记在了护照上。这个现年 38 岁的男人是一股原始的力量,《Simma widda gut?》是他的第四张专辑。Gringo Mayer 和他的“保龄球乐队”(Kegelband)多年来一直将适合电台播放的朋克、感伤的摇摆流行乐以及由管乐支撑的北灵魂乐(Northern Soul)融合在一起,这种形式只能诞生于联邦共和国的西…

2 Dörte Hansen: Broder

那是选举日,当我用棕色的调味膏涂抹那只狍子时,脑海中闪过一些不愉快 thoughts,但在这样的日子里,人恰恰需要慰藉,而这只配以微醺浆果的狍子便提供了这种慰藉。 这本书名为《野性时代厨房》(Wilde Zeiten Küche),主创是 Harald Rüssel,一位在洪斯吕克(Hunsrück)地区推崇自然烹饪的星级厨师,他的两个儿子将接班;据父亲介绍,其中一个是以“经典为基础”的纯粹主义者,另一个则是敢于冒险的人,在调味方面“喜欢大开大合”。 在供应狍子肉时…

3 Nele Neuhaus: Alles wird Asche

前一天,将 100 ml 接骨木花汁加上 200 ml 红葡萄汁或浆果汁煮沸,用 1 EL 食用淀粉轻微勾芡,加入一条橙皮、3 颗杜松子和 3 颗allspice(allspice / piment),将 100 g 森林浆果(接骨木果或其他蓝色浆果)放入热汤中,冷却并腌制过夜。用野味骨头(如果有;否则用牛肉或羊肉,视个人喜好而定)调制基础酱汁:将骨头剁碎,煎至焦香,加入切丁的汤用蔬菜、大蒜和百里香、番茄膏,短时间一同煎炒,用红葡萄酒炝锅,再加上用研钵捣碎的香料,即…

5 Shida Bazyar: Die Lücken

凯勒: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苍鹭必须从事一项有偿工作,什么样的职业才适合它们? 哈梅莱勒:没有!但你的问题听起来就像是你自己很想回答它一样。 凯勒:非常想。不过,这个问题的完美答案来自多特·汉森。在她的新小说《Broder》的第一段中,她将回归的苍鹭描述为心情糟糕的春天使者,像管理员一样抱怨。在那一刻我就知道,我也会喜欢她的这本书。你读了多久? 哈梅莱勒:在我们开始这个专栏之前,我就预感到这本书中,为了延续这个比喻,我将扮演那只苍鹭的角色。而你则是那只欢快鸣叫的乌鸫。

版面报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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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附录

秋季最佳指南

柏林左翼党

党首与内部成员的博弈

罗伯特·哈贝克

骑行穿梭哥本哈根

版面报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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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才是真正的自闭症患者?

为什么诊断人数在增加。以及什么能帮助患者。

版面报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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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YMP

The quick brown fox jumps over the lazy dog.

版面报道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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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为什么突然有越来越多的人被诊断为自闭症?编辑维罗妮卡·哈肯布罗赫在医学学习期间主要接触的是严重的早年儿童自闭症。在这次调研中,她与同事克斯汀·库尔曼遇到了许多自闭症患者,他们能如此可信地掩饰自己在直觉性解读面部表情、肢体动作和社会情境方面的困难,以至于外界几乎察觉不到。哈肯布罗赫表示:“关于什么是自闭症的认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专家们对此仍有争论。”作者们对诊断如何帮助一些受访者更好地应对生活深感触动。与之相对,前科学记者、现任历史版块负责人的艾娃-玛丽亚·施努尔在一篇随笔中探讨了诊断人数的增加与日常生活的心理学化之间有何联系。她的印象是:“在学校里,孩子们往往只有在拥有诊断证明时,才能获得宽容和特殊的关注。”

Nanna Navntoft / 《镜报》

第 8, 14, 16 页

私生活

版面报道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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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哈贝克

曾任副总理,如今重回作家身份:当你曾想改变世界,而现在仅是对其进行思考时,感觉如何?《镜报》作者 Xaver von Cranach 在哥本哈根陪伴了罗伯特·哈贝克三天,以寻找答案。哈贝克坦诚地谈到了他的新生活,并带领 Cranach 参观了他在哥本哈根商学院担任实践教授(Professor of Practice)的办公室。他骑自行车向其展示这座城市,讲述了丹麦如何改变他对世界的看法(甚至包括对俾斯麦的看法),以及当德国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获胜时,他身在何处——在北极。哈贝克说:“我现在是从高处俯瞰德国。”有一次,一对德国年轻夫妇向他打招呼。女性礼貌地道歉并仅说了一句:“谢谢。”没有更多的话,没有“谢谢你做了 X”或“谢谢你做了 Y”。Cranach 认为:“这或许很好地描述了哈贝克。他的支持者在想到他时,并不会想到具体的措施或立场。他们渴望的是他的风范。这很有分量——但显然还不够。”

版面报道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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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

当以色列驻地记者托雷·施罗德(Thore Schröder)在耶路撒冷的办公室会见教育工作者拉切尔·戈德堡-波林(Rachel Goldberg-Polin)时,她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我的内心也同样混乱,”她说。她的儿子赫什(Hersh),当时 23 岁,在 2023 年 10 月 7 日被哈马斯绑架到加沙。他的母亲因在全球范围内为争取他的回归而奋斗而闻名。赫什在袭击中失去了一只手臂,随后出现在该恐怖组织的宣传视频中。在他被绑架近一年后,当以色列士兵接近他的藏身处时,绑架者在加沙南部的一个隧道中将其杀害。即便在此时,赫什的母亲依然拒绝公开指责。施罗德说:“一个人能同时如此心碎又如此善良,这令人印象深刻。”早在赫什的葬礼上,他的父亲就说了一段出人意料的、带有宽恕意味的、略经修改的犹太慰藉语:“愿你的记忆成为一场革命。”一场为了美好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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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as Opperskalski / DER SPIEGEL

版面报道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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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EGEL BESTSELLER

作家塔娜·法伦奇(Tana French)被认为是爱尔兰犯罪文学的女王——尽管她并不写犯罪小说。在最新的 SPIEGEL BESTSELLER 中,她探讨了社会的真实分界线:“混蛋与非混蛋之分。”此外,女权主义者马雷克·法尔维克尔(Mareike Fallwickl)写了一部关于“异性恋宿命论”的小说,描述了女性在与那些表现出回避依恋、矛盾或情感缺失的男性建立伴侣关系时的挫败感。这本书很可能会成为畅销书。但它写得好吗?《镜报》编辑拉尔斯-奥拉夫·拜尔(Lars-Olav Beier)走访了德国最后几家录像带租赁店之一,描述了它们如何抵御衰落。他的同事塞巴斯蒂安·哈梅莱勒(Sebastian Hammelehle)在伦敦会见了艺术家乔恩·巴蒂斯特(Jon Batiste),他也是《斯蒂芬·科尔伯特深夜秀》驻场乐队的负责人而闻名。巴蒂斯特能言善辩,能唱能跳,而且钢琴演奏水平极高。现在他希望在欧洲发展事业,并准备同时发行三张专辑。SPIEGEL BESTSELLER 随部分刊号附赠。

西尔维斯特·史泰龙

版面报道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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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EL

8 自闭症 诊断人数增加——且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自己受此影响: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14 一位母亲讲述与自闭症儿子的日常生活

16 随笔 对精神医学诊断的痴迷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什么

版面报道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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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SCHE BÜHNE

18 右翼活动分子出现在联邦国防军演习中 / 对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有效性的质疑 / 常识

版面报道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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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UTSCHLAND

6 社论 社民党(SPD)应该放弃 63 岁退休计划

24 首都 柏林左翼党的纠葛

Adie Bush / Getty Images

版面报道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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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闭症从哪里开始?

Titel 越来越多的人被诊断为自闭症——但专家们对于这是否合理尚未达成一致。对于患者而言,诊断可以确保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支持。

8, 14, 16

28 外交政策 对乌克兰的团结正在消减

30 联邦国防军 军事反谍局(MAD)通过 AI 审查申请人

32 民主 《镜报》对话历史学家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探讨政治中的正确基调

36 司法 哈马斯恐怖分子是否计划在德国袭击犹太人?

39 实地考察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一次“真实犯罪黑客马拉松”中,公民协助警方

40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 “乡村医生配额”本应解决全科医生短缺问题——现在学生们提出了诉讼

43 太空 关于巴伐利亚州巨型陨石的争端

版面报道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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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阶层的特权

社民党(SPD)正就缴费满 45 年后的退休立场进行博弈。如果该党想要实现社会公正,就不能坚持这项规定。

作者:Michael Sauga

自从东部三场州议会选举以来,两个词定义了社民党内部的改革辩论。在由共同主席拉尔斯·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和贝尔贝尔·巴斯(Bärbel Bas)领导的党领导层最近的一项决议中提到,该党必须加强关注“社会公正”和生活的“可负担性”。“雇员”以及“中低收入人群”不应成为“承担改革主要负担的人”。

对于一个将自己视为劳动者代言人的政党来说,这是一个正确的目标。然而:如果“可负担性”和“社会公正”是目标,那么社民党应该废除所谓的“63岁退休金”,而不是为其而战。因为对于缴费满 45 年的雇员来说,无需扣减金额即可退休并非人们常说的对卓越人生成就的奖赏。它是一项在社会政策上缺乏充分依据的特权,仅惠及特定的雇员群体。而处境较差的劳动者则必须为此买单。

这项在 12 年前引入的规定加深了税前工资与税后工资之间的鸿沟,且恰恰给那些在食品价格、能源成本和房租上涨中承受极大压力的人带来了负担。

几十年来,一个无可争议的公正原则是:无论职业、教育程度或参保时间如何,相同的缴费金额应获得相同的养老金。但 63 岁退休金违反了这一原则。因为其领取者可以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两年退休,且无需承担通常的扣减。这产生了一项优势,其累计金额可轻易达到 30,000 欧元或更多,而这并非由其自身的缴费所覆盖。

如果在社会政策上,这项规定能惠及那些以其他方式为维持系统做出贡献或承受特别沉重负担的参保人,那么它可能是合理的。例如,比男性更频繁地抚养孩子和照顾亲属的女性,或者那些因过度工作而导致身体受损的雇员。但事实并非如此。研究表明,63 岁退休金主要惠及的是健康状况高于平均水平的高收入男性。它不是对艰辛的补偿,而是特权阶层的特权。其平均养老金最近比其他退休人员的平均领取额高出近 500 欧元。

然而,使这一优势在社会政策上尤其令人质疑的事实是,它主要由雇员出资。由于该资金主要来自社会保险缴费,公务员或绝大多数个体经营者,以及房地产所有者、资本投资者或顶层收入者一样,都无需承担此项费用。他们的收入不需缴纳或仅需部分缴纳保险费。相反,社会保险缴费在增加。自疫情时期以来,一名平均收入者每年在医疗、养老或退休基金中的缴费增加了约 600 欧元;如果不采取措施,这一金额在未来五年内将增加一倍以上。

无需扣减的提前退休是一项由下而上分配的福利。尽管如此,州长曼努埃拉·施韦西格(Manuela Schwesig,社民党)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将支持这项昂贵的退休制度作为竞选核心议题,其结果比预期要好。施韦西格用民粹主义对抗民粹主义。这是对抗政治极端主义的正确武器吗?

质疑是有道理的。一方面,施韦西格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同行斯文·舒尔策(Sven Schulze,CDU)遭到了选民的惩罚,尽管他同样激烈地致力于争取该项福利。另一方面,公民几乎总是主张在缴费尽可能低的情况下获得尽可能高的福利——而公平的平衡则应由他们选出的代表来负责。

因此,当执政者无法胜任这一任务,且其政策在短短几年后就被证明不可持续时,选民会感到更加沮丧。此时,政府将失去信任,而这种信任无法通过进一步空洞的承诺来赢回,只能通过考虑到现实情况的良好治理来实现。

巴斯(Bas)和克林拜尔(Klingbeil)最好遵循养老金保障委员会的建议,按照约定取消 63 岁退休制度。同时,他们应该为那些被现行 45 年规定所忽略的、承受压力特别大的职业群体争取权益。对于一个工人党来说,这才是正确的优先级。

如果养老金政策将国家推向融资危机(正如近日在法国所观察到的那样),那么民主将无法得到拯救。只有当政治遵循常识,而非所谓的“民众情感”时,民主才能得到拯救。

版面报道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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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报道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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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报道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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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谱之上

自闭症 在学校、家庭、诊所和社交媒体中:

突然之间,到处都在讨论自闭症。诊断人数正在增加。但原因何在?

版面报道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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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该看向哪里,才能看起来像是在进行眼神交流?”

克拉拉·赫富特(Clara Herfurth)\*,职能治疗师

在六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克拉拉·赫富特在巴伐利亚州的因戈尔施塔特前往她的治疗师诊所。她戴着一副巨大的黑色耳机。当世界变得太嘈杂时,耳机能帮她屏蔽外界。

克拉拉·赫富特处理外界刺激的方式与大多数人不同。声音、光线或触碰在到达她感知之前,过滤程度较低。她讲述道,小时候拥抱对她来说是一场噩梦,她无法忍受沙沙作响的被子或一只穿歪了的袜子。

这位充满运动气息的女性二十多岁,是一名自闭症患者。她既不像电影《雨人》(Rain Man)中那个拥有学者综合征的男人那样笨拙,也不像剧集《生活大爆炸》(Big Bang Theory)中物理学家谢尔顿·库珀(Sheldon Cooper)那样天才且亢奋。赫富特(原名并非如此)不会背诵电话簿,也不会像某些自闭症患者那样带有异常的句子语调。她完成了职能治疗师的培训,在交谈中会寻求眼神交流。只是有时,当她显得不安或兴奋时,她的手势会显得过于夸张。

然而,她讲述道,她在生活中一次又一次地碰壁。例如在工作岗位上,经常会发生看似毫无征兆的冲突。“可能这些冲突早已在酝酿,但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陷入其中的。”

赫富特说,五周前得知诊断结果时她哭了,因为她的问题终于有了一个词来定义:自闭症谱系障碍(Autismus-Spektrum-Störung)。“如果早有人告诉我,我这样是因为我无法控制的,我就能省去那么多自我怀疑和那么多糟糕的经历。”尽管如此,她当时还是感到很惊讶:“自闭症患者?我一直以为必须得是数学天才或者对恐龙感兴趣才行。”

她长期以来不知道的是:《雨人》和《生活大爆炸》所传达的自闭症形象,早已不再是唯一有效的定义。

诚然,有些形式的自闭症会对人们产生可见的影响;自闭症患者无法直觉地理解他人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也无法正确解读其他社交情境。许多自闭症儿童的父母讲述了极端的挑战(见第 14 页)。他们经历过子女尖叫、挥拳、扔东西,连续几天退缩到昏暗的房间里,对呼唤或触碰毫无反应,且在某些阶段无法说话。即便成年后,有些人仍需在饮食、卫生和其他日常生活管理方面依赖他人。

Maria Irl / 《镜报》

但大多数科学家现在认为,自闭症也可以表现得较为不明显,并带来广泛的症状。所谓的自闭症谱系障碍,涵盖了那些从外表看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障碍迹象的人。

“这个概念在过去几十年里发生了显著变化,”哥德堡大学的自闭症研究员塞巴斯蒂安·隆斯特伦(Sebastian Lundström)表示。出现了一种“诊断漂移”(diagnostic drift),即诊断标准的逐步扩大。早在七十年代末,就出现了将自闭症理解为广泛谱系的初步尝试——部分原因是当时医学界主流的两种自闭症变体,即早年自闭症和所谓的阿斯伯格综合征,并不总是能被清晰地界定开来。

\* 姓名已更改。

2013年,美国诊断指南 DSM-5 将各种自闭症形式统一替换为“自闭症谱系障碍”;2022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其发布的疾病国际分类 ICD-11 中也采取了同样做法。尽管德国目前仍根据旧版 ICD-10 进行诊断,但在诊所和医院中,人们现在更关注自闭症的严重程度而非具体形式。根据现行标准,那些不符合以往任何自闭症类别的人现在也可以获得诊断。

据估计,德国目前约有 800,000 人被认定为自闭症患者;根据一家医疗保险公司的数据,2013 年至 2022 年间,年轻患者的比例翻了一番。在美国的一项调查中,每 31 个 8 岁儿童中就有一个处于自闭症谱系中——几乎是 2000 年的五倍。在瑞典,自闭症诊断率在 35 年内增长了大约十倍,且越来越多的女孩和年轻女性获得了诊断。

自闭症似乎无处不在:在学校、幼儿园和诊所,在 Instagram 和 TikTok 上。美国科技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在电视上承认自己患有自闭症,瑞典气候活动家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则将自闭症称为她的“超能力”。如果孩子在课堂上出现问题,父母会思考孩子是否可能受此影响。教师建议进行诊断,因为有融合教育需求的学生可以获得特教教师或学校陪同人员的额外帮助。成年人回顾自己的生活并想到: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我从未感到有归属感。

在专门从事诊断的精神科门诊,等待时间有时超过两年。在慕尼黑、柏林或汉堡等城市,甚至会出现“停止接收新病人”的情况。当一些人质疑数量为何突然如此激增,甚至有人称其为“时尚诊断”时,另一些人则将这种增长解读为:自闭症终于在所有形式上都找到了其在社会中的位置。

但自闭症究竟是什么?是一种疾病,一种残疾——还是仅仅是一种不寻常的思考和感受方式?究竟谁才是自闭症患者?大概每个人都经历过无法应对生活、他人和世界的阶段。那么这样也属于谱系吗?那些觉得社交带来的麻烦多于快乐的人一直以来都存在。独行侠、大器晚成者:实际上他们都是自闭症患者吗?

关于这一切的讨论往往非常激烈,且远远超出了医学范畴。如何看待自闭症的问题,本质上也是一个关于社会愿意接受哪些人类特质的问题——以及一种脱离常态的行为是否就必须通过诊断来定义(见第 16 页)。

即使是专家们也在就立场进行激烈争论。德英双国籍的发展心理学家、自闭症研究先驱乌塔·弗里思(Uta Frith)在 3 月份接受《泰晤士教育增刊》(Times Educational Supplement)采访时表示:“谱系已经崩溃。”她的原意是,医学诊断的标准现在已经变得如此模糊,以至于变得“完全毫无意义”。8 月份,她在专业杂志《心理医学》(Psychological Medicine)上进一步指出:自闭症已演变成一个“模糊的、受文化强化的身份类别”,导致青少年和成年人的需求量巨大,并且“产生了一种近乎磁石般的吸引力”。

科隆大学精神病学教授凯·沃格莱(Kai Vogeley)也表达了类似的批评。他说:“自闭症目前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诊断。它是极少数人们愿意获得的精神科诊断之一。” 与此相对,爱丁堡大学发展心理学教授苏·弗莱彻-沃森(Sue Fletcher-Watson)则认为:“自闭症患者在生活中依然处于巨大的劣势。因此,现在有更多的人寻求诊断是一件好事。这能给他们提供帮助。”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心理学家托尼·阿特伍德(Tony Attwood)表示,自闭症是一种不同的思考方式。他被认为是该领域最著名的专家之一,并以其对自闭症患者困境的共情视角而闻名。“自闭症患者构建人际关系的方式不同,他们的学习方式不同,对模式、系统和错误的感知也不同。” 受影响者将其描述为:自闭症的感觉就像是一辈子住在某个外国,而你并不理解那里的习惯和语言。在本文中讲述与自闭症共处日常生活的女性和

自闭症专家特巴茨·凡·埃尔斯特(Tebartz van Elst):

“身份认同类诊断正日益增多”

男性也描述了类似的感受。应其本人要求,包括克拉拉·赫富特(Clara Herfurth)在内的姓名均使用了化名;编辑部知晓其真实姓名。

然而:这种“不同的思考方式”或“在错误国家生活”的感觉,在医学上如何捕捉?发表在专业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上、用于衡量全球疾病负担的最新《全球疾病负担研究》将自闭症列为 20 岁以下人群非致命性健康负担的十大主因之一。但在一个充满模糊地带的光谱面前,医生和心理学家如何能做出明确的诊断?

从医学角度看,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很可能具有高度的遗传性。父母年龄较大以及怀孕期间的某些感染也可能增加风险;根据目前的认知,孕期服用对乙酰氨基酚并不会增加风险。研究表明,自闭症患者大脑中的神经网络在某些地方的连接方式与通常情况不同,但目前还没有人确切知道具体原因。关于麻疹疫苗会导致自闭症的观点在目前依然广泛流传,但这并不能成立。

到目前为止,已鉴定出数百个在人群中广泛分布的自闭症风险基因。德国目前没有有效的自闭症诊疗指南,医生和治疗师在诊断时通常遵循 ICD 和 DSM 的标准:决定性因素是在沟通和社会行为方面能发现可追溯至童年时期的缺陷和特质。此外,还必须出现具有明显僵化且重复模式的行为、兴趣或活动。根据 DSM-5,根据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多少帮助,自闭症谱系被分为三个严重等级。

诊断者使用标准化的问卷,但也会与患者及其父母、亲属或有时是长期的朋友进行详细交谈:患者在童年时期是否喜欢模拟人类社交的想象力游戏——还是像典型的自闭症患者那样,持久且系统地整理他们的玩具?他们现在是否仍花费大量时间在特殊兴趣上?他们是否避免与对方眼神接触,对环境刺激是否反应敏感,是否总是坚持尽可能一致的日程安排?

那么在面对高度压力和感官过载时,他们又是如何反应的?自闭症患者通常会尝试通过重复性的动作(即所谓的“自我刺激”,Stimming)来调节自身。如果调节失败,可能会导致所谓的“崩溃”(Meltdown):这种状态在许多情况下看起来像是一次剧烈的愤怒爆发,但实际上更多是对保护需求的表达。

然而,尽管诊断过程复杂,但诊断结果往往难以评估。ADHS、抑郁症、社交焦虑、强迫症或其他心理障碍在某些方面的表现可能非常相似。许多自闭症患者同时患有 ADHS 以及焦虑症、抑郁症、强迫症、抽动症和创伤。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会表现出心理学家称之为“掩饰”(Masking)的行为:他们试图在外界看来表现得正常,以免引起注意。

克拉拉·赫富特(Clara Herfurth)说,她从未确定过其他人希望她做什么;这是自闭症患者典型的困境。她曾三次遭遇性侵,因为她无法评估那些男性的意图。当一名女同学评论她的发型时,她不知道对方是出于好意还是在嘲讽。她是这样讲述的。

常规生活给了她安全感。“我早餐总是吃同样的东西,我

Miriam Stanke / DER SPIEGEL

版面报道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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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上打招呼,在正确的时机微笑,记住名字”

Pria Bernhagen\*,自闭症患者

总是吃同样的课间餐。晚餐总是在同一时间,我也总是在同一时间上床睡觉。”

尽管如此,压力和焦虑仍在她的内心积聚。11岁时,她开始自残。她认为,后来给她检查的医生没有识别出她的自闭症。

Herfurth讲述道,她学会了“掩饰”(masking)。“我会仔细思考:我应该看向哪里,才能看起来像是在进行眼神交流?什么时候又该把目光移开?”在交谈中点头、微笑,以及发出肯定的“嗯”,这一切在Herfurth身上显得自然而然。但她说,这意味着巨大的努力。研究表明,这种努力伴随着更高的职业倦怠(Burn-out)风险。然而,在自闭症怀疑论者看来,这种掩饰反而加深了疑虑:那些在社会中运作如此良好的人,真的可能是自闭症患者吗?还是他们只是在自我幻想?

“在精神医学领域,所谓的‘身份认同类诊断’正日益增多,”弗赖堡大学医院精神病学与心理治疗诊所的副院长Ludger Tebartz van Elst表示。患者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与诊断结果等同起来——有时这会导致很难安全且客观地判断该诊断是否真正适用。

其中,像 #autism 和 #actuallyautistic 这样拥有数十亿次播放量的标签,促使该诊断变得流行。那些在Instagram、TikTok和YouTube上发现自身问题共鸣的人,可能会认为自己终于明白了自己出了什么问题。这有助于寻找必要的支持。然而,许多医生和治疗师担心,这些短视频也会唤起错误的希望,并导致错误的自我认知。

因此,诊断自闭症的场所正日益成为激烈冲突的舞台。“我们的候诊名单上有大约1000名来自全德国的人,”在科隆大学医院负责成人自闭症诊断的Vogeley说道。直到预约就诊大约需要两年时间。最终,他仅在约五分之一的患者身上诊断出自闭症。而其他人“通常感到非常失望”。

Vogeley写过几本关于自闭症的书;他曾经历过这样的情况:一些看起来没有相关心理问题的人,从口袋里掏出他的一本书,指着其中一页解释说,他们的情况正是如此。而且在互联网上可以查到如何回答诊断问卷,才能被判定为自闭症患者。“在这种基础上,很难做出诊断,”这位精神科医生说道。

与世卫组织(WHO)的ICD-11所述不同,Vogeley认为自闭症在经过培训的检查者面前不表现出外部迹象是不可能的。“我坚信,自闭症无法被完全隐藏,”他说。“我主张:只要非常仔细地观察,就能察觉到。”Vogeley表示,如果他观察不到与自闭症相关的异常迹象,那么就无法做出诊断。

这位精神科医生的核心观点让人想起弗里思(Frith)对“谱系”概念的根本性批判。“现在很多人可能会认为我缺乏同情心,”这位自闭症研究先驱在视频通话中说道,“但作为一名科学家,我关注的是客观事实。”虽然确实存在一些具有自闭症人格特征的人,他们能够进行逻辑分析思考且很少投入情感,但“这些人不应该被迫去看精神科医生。他们有时像自闭症患者,但在我的信念中,他们并不是。”弗里思认为,过去人们可能会将这样的人称为“古怪”。社会应当足够宽容,让他们能够良好地生活其中。

然而,支持“宽谱系”观点的人则认为,宽容的社会不过是一个虔诚的愿望。有研究表明,从长远来看,获得诊断可以对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支持者认为,只有在诊断之后,才能获得必要的帮助:例如自闭症治疗,旨在学习如何更好地应对感官过载或具有社交挑战的局面。此外,其他支持也因此成为可能,包括学校陪同人员和日常生活助手,以及在考试中获得所谓的“劣势补偿”(Nachteilsausgleich)、在工作场所获得单人间以及《社会法典》第九卷所规定的参与权的其他例外情况。

爱丁堡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弗莱彻-沃森(Fletcher-Watson)认为,人们必须应对的社会复杂性日益增加,这使得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利于自闭症患者。“我们对于什么是‘正常’以及什么是‘可接受’的理解——尤其是在学校里——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狭隘。如果你脱离了这个框架,你就需要一个理由。”

英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的心理治疗师玛丽亚·埃特伦德(Maria Etlender)专门从事自闭症和ADHD的诊断与治疗,

Maria Irl / DER SPIEGEL

治疗师埃特伦德:

“有些人坐在诊疗沙发上始终带着微笑”

她讲述了一些成年人的情况,这些人在生命过程中习得了许多补偿策略,且通常带有强烈的“掩饰”(masking)。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往往与内心体验不符。

“有些人坐在我的沙发上,脸上始终带着微笑,但内心却感到绝望,因为没有人相信他们真实地处在多么糟糕的状态中。”研究表明,在具有强烈掩饰行为的自闭症患者中,自杀风险尤其高。埃特伦德警告说,不要过于依赖外在表现。“我们知道,自闭症首先是一种特殊的感知和体验方式——而这些是我们无法看到的,必须由当事人告诉我们,”她认为。

“我认为我们必须接受,在自闭症和非自闭症之间没有一条清晰的界限,”弗赖堡的医学专家路德格·特巴茨·范·埃尔斯特(Ludger Tebartz van Elst)说道,并做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类比:身高。大多数人都处于中间地带,只有少数人非常高或非常矮。自闭症特质的情况与之类似。

特巴茨·范·埃尔斯特阐述道,即使在身高方面,也无法完全明确地界定:我们如何在“很高”和“病理性高”之间划线?篮球运动员德克·诺维茨基(Dirk Nowitzki)身高 2,13 米,生活得很成功。“相比之下,如果有人因为 1,95 米的身高而产生糟糕的自我认知、感到羞愧、为了显得矮一些而佝偻着走,进而导致严重的背痛,那么完全可以将此定义为符合障碍的标准。”

精神科医生最终想要表达的是,在自闭症诊断中,决定性问题正是: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承受的痛苦程度如何?在 ICD-11 和 DSM-5 的标准中写道:只有当症状导致在社交、职业或其他当前生活重要领域出现严重损害时,才会做出诊断。

对于那些追求明确性、可客观化的结果以及清晰可验证标准的人来说,这可能难以接受:损害从何时起被视为“严重”?而且难道不是每个人都在与有时甚至更严重的困难作斗争吗?在这种情况下,可比性在哪里,统一的标准又在哪里?

如果在自闭症患者的身体中能找到明确且可测量的痕迹,事情会简单得多。全球的研究人员正在基因、大脑、血液和肠道中寻找此类生物标志物。

西蒙·迈尔(Simon Maier)与特巴茨·范·埃尔斯特(Tebartz van Elst)共同领导弗赖堡大学精神病学与心理治疗诊所的“神经成像”工作组。在他的电脑屏幕上,他正在对比自闭症患者与非自闭症患者的大脑扫描图。

“在自闭症患者中,中脑中负责奖励处理和社会动机等区域的神经纤维连接组织发生了改变,”他说道,并指向一个微小的亮点。虽然这些差异非常有趣,但“非常细微”。这不足以通过大脑扫描来确定:是否为自闭症患者。

在另一个房间里,“视觉神经科学”工作组负责人卡特琳·尼克尔(Kathrin Nickel)及其同事艾芙琳·弗里德尔(Evelyn Friedel)正在寻找视网膜中的差异;她们使用一种能生成组织结构高分辨率图像的方法。她们发现,自闭症谱系障碍患者的某一层视网膜平均厚度较薄。尼克尔表示,未来眼科检查方法或许能在疑难病例的诊断中提供帮助。但要通过简短的眼睛检查就能诊断出自闭症谱系障碍,目前还相去甚远。

因此,目前仍维持上述诊断方式,其中一个关键作用是不同生活领域受损的程度。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父母、朋友、教师和同事的包容度,以及

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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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他那样,太糟糕了”

当她的儿子在11岁时被诊断出患有自闭症时,父母终于找到了一个词来描述他那些具有挑战性的行为。在这里,这位母亲讲述了艰辛的日常生活。

文中发声的这位母亲是一名社会工作者,与丈夫和两个儿子住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一个小镇上。两个儿子都是自闭症患者,在这篇文章中,她讲述的是关于大儿子的经历。为了保护孩子,她决定保持匿名;编辑部已知晓她的姓名。

“我的大儿子现在20岁了。我很早就注意到有些不对劲,他与其他孩子不同。例如,他一次都没有开过他的波比车(Bobbycar)。他把它翻过来,拨动轮子。我们当时想:这只是他自己的方式。现在我们知道了,这种行为对于自闭症谱系的孩子来说是典型的。

他经常尖叫,扔掉手里拿的所有东西,踢我,并且四处挥拳。此外还有非常恶劣的辱骂。他曾经对我喊过:‘你这个娼妇!’

现在我知道,早在幼儿园时期,他就已经竭尽全力尝试去适应环境,并掩饰自己的自闭症。我下午能看出他当时和哪个孩子在一起,因为他的面部表情和那个孩子很像。在小学一年级,老师在半年后告诉我们,我们的儿子每天都在哭。于是我们去看了一位儿童精神科医生,但那位医生也束手无策。

在小学三年级,我儿子的愤怒爆发次数越来越多。有一次,他把其他孩子种植的花坛完全踩烂了。看到他那样,真的太糟糕了。这让我感到恐惧。我想:我的孩子为什么会这样?以后还会变成什么样?事后他非常绝望,用自己的零用钱买了花,道歉并帮忙重新种植花坛。

在家里,关于写作业的事情总是闹得不可开交。我简直可以在额头上纹上:‘快点写,你明明能做到的!’随后我们让儿子在一家社会儿科中心接受检查。那里的人说,他是个性格倔强的人,以后可能会走上歪路。

在学校里,我们的儿子从未真正属于某个群体或小圈子。为此他承受了巨大的痛苦。早在六岁时,他就告诉我,他多么希望能像其他孩子一样。

在综合学校(Gesamtschule)五年级时,他与一名老师发生了冲突。事后他说:‘在我和这个老师再次共处一个教室之前,我宁愿跳到校车前面。’班主任告知我们,我们的孩子这样是无法在普通学校就学的,他应该去特殊教育学校(Förderschule)。

幸运的是,我们的儿子后来得到了转到平行班的机会。在那里,得益于两位体谅人的班主任,一切都好转了,他突然变成了另一个孩子。因此,他也能够与一名女同学建立联系,直到今天他们依然是好朋友。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决定进行进一步的诊断。起初被诊断为ADHS(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在他快11岁时,又被诊断出患有自闭症。

诊断结果让人松了一口气。与此同时,突然之间出现了这些

诊所里的玩具套装:

“我的孩子为什么会这样?”

这些词汇进入了我们的生活:深层发育障碍、重度残疾证、护理等级。这与我们心中孩子的形象完全不符。我们不得不抛弃所有关于他的人生以及我们家庭生活的设想。我们必须接受他花大量时间独自玩手机,而且大多数时候甚至无法和我们一起在餐桌前用餐。这是一个持续了两到三年的哀悼过程。

接受我们并非一个“正常”家庭,最终帮到了我们。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小天地。我们每个人都有点古怪,在我们的社交圈里也有很多不属于主流的人。我们最好的朋友之一是个 IT 极客,他可能也处于自闭症谱系中。对于我们的儿子来说,他是一个巨大的榜样。

在高中阶段,我们的儿子每周只能坚持去学校两到三天。在其他日子里,他太疲惫了。我一遍又一遍地向老师解释,他在学校里如果掩饰自己的自闭症,就相当于整天在用外语演戏,同时还得跟上学习进度和处理其他所有事情。是的,而一年前他参加了高中毕业考试(Abitur),成绩是 1,0!之后他在家待了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房间里。对我来说,忍受这种情况很困难。他唯一坚持做的事情就是规律的力量训练。

现在,一年之后,我们的儿子竟然有了固定的女朋友。这简直不可思议。他是通过互联网认识她的。这个年轻女性已经来家里访问过两次,每次待一个半星期。对他来说,拥抱别人一直很难。现在看到这竟然可行,真是太棒了。

我的儿子现在开始上大学了。一切看起来都在向前推进。拥有这种信心——相信他能过好自己的生活且状态良好——非常重要。我相信他能成功。

记录员:维罗妮卡·哈肯布罗赫(Veronika Hackenbroch)

Maria Irl / 《镜报》(DER SPIEGEL)

关于巧合、居住地以及所有相关琐事。以及社交共处规则是被清晰地指明,还是保持模糊。

普里亚·贝尔恩哈根(Pria Bernhagen)对此深有体会。这位 27 岁的临床医生在视频通话中讲述道,早在幼儿园和小学时期,只要事情偏离了她的常规习惯,情况就会变得困难。真正感到格格不入并将其视为负担,是从她 12 岁时开始的。当时她的“社交生活项目”启动了:为了融入集体,她尝试模仿同龄的同学。当他们聊天大笑时,她也跟着聊天。据她描述,她陷入了一个又一个误会之中。如果老师说她应该安静下来或者去走廊坐着,贝尔恩哈根就去走廊坐着。全班同学都在笑,老师感到尴尬,“我永远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她讲述道。不久后,她被诊断出患有自闭症。

Nils Boeddingmeier / 《镜报》(DER SPIEGEL)

她曾在一个亚洲国家体验过不同的情况,她小时候随父母在那里生活了一年。她回忆道,那里的课堂规则非常明确:大家倾听,只有在被点名时才发言。在这些界限之内,拥有很大的自由。“独自一人在某种程度上更容易被接受。这符合我当时的状态。”在德国,人们倾向于假装不存在过于僵化的规范和规则。“但它们依然存在,”贝尔恩哈根认为,“每天早晨打招呼,在正确的时机微笑,记住名字。”

她说,她希望人们能更加关注一个问题:自闭症患者与非自闭症患者如何共同生活,才能让所有人都能适应。伯恩哈根说:“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如果人们能更自然地接受这些差异,而不过分地将其大肆渲染,那么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

2012年,英国社会学家达米安·米尔顿(Damian Milton)——他本人也是一名自闭症患者——提出了“双向共情问题”(doppelten Empathieproblems)这一概念。他的假设是:不仅自闭症患者难以设身处地地理解非自闭症患者,反之亦然,非自闭症患者同样存在困难。

例如,当自闭症患者保持沉默或避开目光,是为了让对方能安静地组织语言时,非自闭症患者很容易将其误解为缺乏兴趣。语言学家马丁·格赖斯(Martine Grice)表示:“我们意识到,自闭症患者与非自闭症患者对对话伙伴的期望各不相同。”她与同事马林·斯帕尼奥尔(Malin Spaniol)在科隆大学共同研究这两类人群的沟通风格。为此,他们记录了受试者的每一个词汇、每一次目光接触以及每一次“嗯嗯”的应答。

自闭症研究员尼克尔:

视网膜特定层在平均意义上更薄

研究发现,非自闭症患者似乎非常努力地维持对话不中断,甚至会闲聊一些琐事;而自闭症患者之间如果拥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则能进行非常良好的交流。如果缺乏共同兴趣,沟通就会变得更加困难。斯帕尼奥尔总结道:“确实存在差异,但我会对将我们研究中的自闭症患者定义为‘沟通障碍’持谨慎态度。”

其他研究也在动摇传统的假设。早在2008年,柏林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的科学家就发现,自闭症患者在情感场景中有时显得冷漠,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缺乏同情心或共情能力。当他们了解了社交情境后,表现出的共情程度与其他人们一样。

心理学家阿特伍德表示,这目前仅是一个假设,尚未得到证明,但他完全可以想象,对于症状轻微的自闭症患者,人际交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自动化而得到改善。在经历了通常较为困难的学校生活和初入职场后,他们可能不再绝对需要诊断结果及其相关的辅助措施。阿特伍德说,过去人们将这类人称为“发育迟缓者”。

来自瑞典的埃里克·约翰逊(Erik Johansson)在官方层面“摆脱”了他的自闭症。在一次视频通话中,这位二十出头的空乘人员告诉记者,他想成为一名飞行员。他在小学二年级时被诊断出患有自闭症。

他说,由于他患有某种特殊的听力问题,当他的老师配备了麦克风后,他能明显更好地跟上进度。自闭症的记录虽然留在档案中,但由于生活变得越来越顺遂,约翰逊说他随着时间的推移忘记了这个诊断。直到他产生职业愿望时,这个诊断再次变得重要;在瑞典,这长期以来是飞行员的排除标准,但现在可以申请个人评估。

约翰逊参加了哥德堡自闭症研究员隆德斯特伦(Lundström)和隆德大学精神科医生索菲亚·埃伯哈德(Sophia Eberhard)的一项研究。这些同时从事临床工作的科学家对儿时被诊断为自闭症或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年轻人进行了重新诊断。结果出奇地明确:约80%的人不再符合诊断标准。约翰逊就在其中。

“至于这是否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早期的误诊,在这么多年之后,我们已经无法确定了,”隆德斯特伦(Lundström)说道。但所有现在不再持有诊断结果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在离开学校后,在生活中找到了一个让他们感到舒适的地方和一群人,”埃伯哈德(Eberhard)说,“而且他们看到了一个在他们看来有意义且可行的人生道路。”在他们身上,已无法检测到在不同生活领域存在的显著损害。约翰逊(Johansson)表示,他感觉棒极了:“我对我的未来充满期待!”

一种灵活的诊断是否可能?根据需要开启或关闭?

对许多人来说,这听起来可能相当疯狂。但英国心理学家弗莱彻-沃森(Fletcher-Watson)建议,未来在对待诊断的方式上应更加灵活。

“‘自闭症’,”她说,“应该是一个人们可以将其据为己有、在需要时使用的术语。”她的意思是:在困难阶段或危机时期,诊断能帮助自闭症患者更好地理解自己,并在日常生活中获得必要的帮助。但在生活运行得还算顺利的时期,诊断可能是暂时可以舍弃的——至少对于 1 级(程度最轻)的人来说是这样。弗莱彻-沃森表示,总会有诊断至关重要的阶段,而也有并非如此的阶段。

维罗妮卡·哈肯布罗赫,克斯汀·库尔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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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诊断的不安

随笔 心理问题逐渐失去其污名化标签是一件好事。但过度执着于 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或自闭症的诊断结果同样是一个问题。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

作者:艾娃-玛丽亚·施努尔(Eva-Maria Schnurr)

孩子现在也被确诊为 ADHD。这已经是第几个病例了?在脑海中回顾时,人们会发现:没有诊断结果的人几乎成了局外人。许多人家里有患 ADHD 或自闭症的孩子,此外,相当一部分人对自己或伴侣至少持有某种怀疑。

这是因为特定的社交圈子吗?是巧合吗?还是说,生活中越来越多的问题被定义为“障碍”并被贴上医学诊断的标签?

怀疑如此之多的诊断是否全部正确,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因为像美国卫生部长罗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这样的右翼民粹主义者,或是 AfD,甚至山达基教(Scientology),都因为数字的上升而产生怀疑,尤其是因为他们从根本上对科学体系及其结果持批判态度。尽管如此,提出这个问题依然至关重要。因为这关乎一个社会如何面对精神痛苦、社会问题、恐惧和困境。以及将所有这些解释为一种“障碍”或“神经多样性”——将其视为对某种所谓的、通常被认为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常态的偏离——是否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可以肯定的是:在前一代人的社交圈里,不会出现这么多病例。是的,当时心理问题仍被污名化,几乎没有人公开谈论。但以如今这种形式被使用的诊断在当时还不存在。

通过自闭症的例子可以很好地展示这种视角的转变。自闭症直到 1980 年才被列入《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这是一本主要在美国使用的精神障碍手册。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它由此传向了世界其他地区。

镜中的孩子头颅:

为什么不能表现出软弱?

专家们长期以来主要将诊断率的上升解释为一种“补课效应”:受影响者,尤其是女孩和女性,长期以来被忽视,现在这种缺失正在被弥补。但来自瑞典或澳大利亚的新研究也表明:自闭症以及 ADHD 的增长也可以解释为,现在一些在不久前还被认为健康的人获得了诊断。因为关于什么是“正常”以及什么不再是“正常”的标准已经发生了偏移。

根据德国医疗保险基金的数据,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和青少年的比例在 2013 年至 2022 年间翻了一番,从 0,4% 增加到 0,8%。而在一项针对 8 岁儿童的美国研究中,每 31 人中就有一人受影响。

“诊断”——这听起来很科学,仿佛对此不再有讨论的余地。但许多精神障碍无法通过生物标志物客观证明:血液指标、磁共振成像等影像学方法以及基因检测都无法提供可靠的结论。而且直到今天,无论是 ADHD 还是自闭症,都没有明确证据证明它们属于生物学上的偏差,即大脑中某些功能不符合标准,或由特定基因负责。

即使在最新版本的 DSM 中,诊断也不是基于大规模的人群研究,而主要基于专家的共识:他们汇总了在他们看来预示着病理性偏差的症状,并就其中哪些症状以及需要出现多少个症状才能被视为“障碍”达成一致。

此外,为了在实践中应用,人们开发了用于询问症状的问卷——如果符合足够多的标准,且包括明显的损害,那么该个体就会获得一项诊断。有充分的理由将某些诊断以及随之而来的心理障碍视为“社会建构”,即专家组就如何解读某种现象达成的一致意见。

此外,诊断标准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当自闭症在 20 世纪 40 年代首次被科学描述时,这些行为被认为是儿童精神分裂症的表现。最初被认为患有自闭症的孩子们表现得极其异常:他们几乎不说话或完全不说话,无法进行社交接触,且大多存在智力障碍。

这种情况在 80 年代发生了变化:研究人员开始将较轻的形式也纳入自闭症范畴。“谱系”的概念随之出现,即自闭症形式具有广泛的跨度,这一观点由英国精神科医生兼自闭症研究员洛娜·温格(Lorna Wing)推动,她本人也是一名患病儿童的母亲。

在英国、美国以及德国和其他国家,不仅是科学家,还有家长倡议组织在推动对诊断更广泛的理解。这些直接或间接的受影响者在为此奋斗,希望他们的困难和挑战能被看到并被认真对待。

然而,针对这种日益增加的模糊性的批评也来自科学界内部。瑞典自闭症研究员塞巴斯蒂安·隆德斯特伦(Sebastian Lundström)在 2022 年的一项研究中写道,近年来,家长们认为其子女的自闭症症状对生活的限制程度越来越强——每年都有更多此前处于诊断阈值之下的儿童被诊断为自闭症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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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德斯特伦的解释

以及社会:例如,在小组中独立工作需要高度的社交、沟通和自我组织能力,许多孩子对此感到不堪重负。然而,人们并没有去质疑框架条件和外部设定的规范,从而以此减轻孩子和家长的压力,而是将孩子判定为“患病”。

这种情况由于特殊的援助、治疗和促进措施通常只有在能提供诊断证明时才能获得而进一步加剧。这不仅适用于以沟通缺陷为核心的自闭症,也适用于涉及注意力集中和自我组织问题的 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于是产生了专家所称的“循环效应”(Looping-Effekt):通过患者、专家和公众之间的密切交流,不仅像“自闭症”这样的概念发生了变化,人们的自我认知也随之改变——他们将自己纳入诊断框架,随后往往还会发现新的症状。这些症状首先在专业领域之外被讨论,然后才与科学概念产生反馈。

随着时间的推移,诊断标准变得更加宽泛。ADHD 和自闭症最初主要在儿童中被诊断。而现在,这两者在成年期更容易获得诊断。而正是这类病例在显著增加。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反精神医学运动的追随者抵制诊断,批评其剥夺了人的自主权,并捍卫“成为不同之人的权利”。而如今,诊断在某种程度上已变成一种入会仪式,据称它允许人们最终认识并生活出真实的自我。一项来自奥地利的近期研究表明,年轻人尤其渴望获得 ADHD 或自闭症的诊断,以便减轻心理负担,摆脱愧疚感并强化自己的身份认同。

英国领先的自闭症研究专家乌塔·弗里思(Uta Frith)认为,很大一部分新的自闭症诊断(尤其是年轻女性)实际上是一种高敏感特质,除了自闭症诊断之外,其他方式会对她们更有帮助。

心理问题失去污名化是好事。对重症病例进行诊断和治疗也是有意义的。但令人悲哀的是,往往只有通过诊断获得的所谓“赦免”,才允许人们接纳自己及其特质,允许自己与所谓的规范不同。只有在获得诊断后,人们带着问题和痛苦才能被认可和被看见。而只有在那之后,人们才会想到寻求帮助、支持和理解。

恰恰是右翼民粹主义者对过度诊断持批评态度,这令人感到奇怪。因为,如果一个人为了摆脱资本主义的利用价值和自我优化的压力,而不得不先获得一个诊断才能解脱,这怎么会是“觉醒”(woke)或左翼的?为什么一个人或孩子不能在没有专家通过权威赋予权利的情况下,就表现出脆弱?或者,正如医学历史学家科内柳斯·博克(Cornelius Borck)所表达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竟然让女性痛苦到必须将 ADHD 作为其问题的答案?”

心理异常,或者说一个社会将其定义为异常的事物,始终也是社会环境的一种表达。例如,在 1900 年左右,医生主要给男性诊断出“神经衰弱”(Neurasthenie);它伴随着易怒和疲惫;它被理解为对社会和技术飞速发展的反应,在当时就被视为一种流行病。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癔症(Hysterie)上,这是一种主要影响女性的疾病:一些患者表现出怪异的行为,另一些则突然失明,身体变得像木板一样僵硬,或者突然出现所谓的抽搐发作。这些女性的痛苦是真实的。如今,人们从文化历史的角度将这种障碍解释为对社会角色压力、性禁忌和父权控制的反应。

那么,当前的诊断痴迷真的是一种进步吗?一项针对学生的英国干预研究表明,过多地关注心理问题反而可能让人变得更不快乐。而根据一项 2022 年的澳大利亚研究,在获得 ADHS(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诊断后,部分儿童和青少年的状况甚至比那些有类似问题但未获得诊断的儿童更糟糕。这可能是因为诊断将他们定型为某种特定的人,将他们贴上标签,剥夺了他们的自由。在瑞典,一场“去诊断化”的辩论已经展开,因为年轻人希望摆脱早年被贴上的自闭症和 ADHS 标签。

也许今后在朋友圈中,人们应该少谈论诊断,而更多地讨论在这样一个追求自我优化的世界里,即使没有诊断,如何应对缺陷、恐惧和问题。如何与那些无法在涡轮资本主义的内卷竞争中跟上步伐的人保持团结。最重要的是,如何改变学校和社会框架条件,让儿童和年轻人能够在其中生活和存在,而不会被判定为患病。因为他们是人类:不完美且不符合规范。

艾娃-玛丽亚·施努尔(Eva-Maria Schnurr),51岁,负责《镜报》(SPIEGEL)的历史版块,此前曾任医学记者。

Wolfgang Maria Weber / IMAGO

公关顾问经常建议政治人物绝对不要在走楼梯时被拍照。因为风险太大,这张照片以后可能会被用作该人物“走下坡路”的象征图。看到这张照片,人们可能会想到一些俏皮话:这些先生们正处于混乱之中。或者,他们是在原地打转?事实上,巴伐利亚州州长马库斯·索德尔(Markus Söder,CSU,右)和慕尼黑市长多米尼克·克劳泽(Dominik Krause,绿党,右起 2. 位)周一在庆祝某些事情。在慕尼黑通过国家选拔程序成功申办奥运会后,他们通过在慕尼黑啤酒节乘坐奥林匹亚过山车来兑现一个赌约。在最终决定做出之前,仍会有不少起伏。相关照片现已公布。

DEMOKRATIECHECK

Plus 曾被唐纳德·特朗普禁止进入白宫的媒体现在可以重新进入。一名美国联邦法官指示特朗普政府重新允许 Politico 门户网站以及 CNN 和 MS NOW 电视台进入。该临时禁令初步有效期至 10 月 8日。

Minus 德国选择党(AfD)政治人物乌尔里希·西格蒙德(Ulrich Siegmund)计划于 12 月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竞选州长。一名极右翼分子担任政府首脑?这一场景正日益临近。

Liesa Johannssen / REUTERS

AfD 选举获胜者西格蒙德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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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学者认为选举结果可能被挑战

多位公法学者批评德国选择党(AfD)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竞选资金来源不透明,这可能会产生深远影响。其背景是 AfD 对党团资金的处理方式至少可以说是不规范的:例如,许多所谓的“公民对话”活动是由州议会党团资金支付的,这可能涉嫌违法。柏林法学教授、政党法专家索菲·舍恩贝格(Sophie Schönberger)表示:“AfD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竞选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党团资金资助的。这最终可能导致州议会选举结果被成功挑战。”

约阿希姆·维兰德(Joachim Wieland)和法比安·米希尔(Fabian Michl)等其他公法学者也持有相同观点。根据《政党法》,政党不得接受来自党团的捐赠;而有利于某个政党的宣传活动则被视为捐赠。舍恩贝格指出,此前法院在处理基于此理由的选举挑战时,通常因非法宣传未对选举结果产生影响而驳回。但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考虑到公民对话活动的数量和时间跨度,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每位合资格选民仍可向州议会就此次选举提出异议。HIP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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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翼极端主义活动人士潜入联邦国防军演习

德国选择党(AfD)国防政策专家汉内斯·格瑙克(Hannes Gnauck)将一名右翼极端组织“认同运动”(Identitäre Bewegung)的活动人士潜入了联邦国防军的一次非公开演习。在蒙斯特举行的陆军“乘数日”之前,即 5月,格瑙克通过联邦议院国防委员会将詹尼斯·乔治(Jannis George)登记为自己的陪同人员。该邀请对象为议员、军工业内人士和学者。在演习场上,军方展示了计划采购的系统。尽管现场禁止拍摄电影和照片,但乔治仍在其 Instagram 账号上发布了多张照片,这引起了军事反谍局(MAD)的注意。乔治在民族主义圈子中拥有广泛的人脉,并为一家曾为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德国选择党候选人乌尔里希·西格蒙德(Ulrich Siegmund)提供服务的媒体机构工作。

2025 年秋季,由于安全顾虑,乔治失去了他因在一名德国选择党议员处工作而持有的联邦议院出入证。背景是他因煽动民众仇恨和非法侵入等罪名被判刑,该判决尚未生效。乔治曾与其他“认同运动”成员一起爬上一个露天游泳池的雨棚,点燃烟火并高喊种族主义口号。最近,他策划了一场认同运动活动人士的会议,前美国边境巡逻队指挥官格雷格·博维诺(Greg Bovino)也出席了会议。格瑙克和乔治均未回答关于此事件的提问。AKM, MGB

政治之物

海滨遮阳椅

PPAMPicture / iStockphoto / Getty Images

一个多世纪前,旅游业开始开发北海和波罗的海那些倾向于较为荒凉的海岸线。从那时起,海滨遮阳椅(Strandkorb)成为了大多数德国游客布置假期的首选配件。这是一个远离文明的豪华包厢,在避风的内部可以梦幻地眺望地平线。在其他地方,人们更倾向于选择简单的躺椅,而非这种由实木框架、轻盈编织物和浸渍布料组成的古怪结构。德国人对此并不在意,依然坚持他们的传统“堡垒”——其中最典型的是 Philipp Amthor, 33.。这位选区靠近波罗的海的基民盟(CDU)议员出于一种天真的故乡之爱和政治直觉的缺失,将一把海滨遮阳椅运到了柏林。因为在遭到公开批评后,他才让人们将这件家具运走。作为甜蜜无所事事的避风港,海滨遮阳椅的位置应该在海滩上。但在总理府一名国务大臣办公室的露台上,这玩意儿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证明,证明“那些高层人士”首先是在让自己过得惬意。F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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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的象形文字

产品上的标签旨在帮助买家,但往往让人感到迷茫:这些标签旨在证明某件产品是生态、公平、地区性或可持续生产的。其中最知名的是“绿色按钮”(grüner Knopf)。它出现在考虑到环境和人权而可持续生产的纺织品上。政府部门自 2019年起颁发该标签。从 2027 年起,将实施更严格的标准。C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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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判断 曼彻斯特作弊者

作者:马库斯·费尔登基兴 (Markus Feldenkirchen)

当你读到“曼彻斯特城”这个词时,可能会觉得厌恶。你是对的,在本刊的这个版块通常讨论的是政治,或者至少是具有社会相关性的发展。但英国足球俱乐部曼彻斯特城的演变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并且触及了数百万人的正义感。不仅是我这样一个无可救药的、偏爱那些没落传统俱乐部的足球浪漫主义者的正义感——我的主队在漫长的国家队比赛间歇期正处于积分榜末位。

曼彻斯特城这个话题之所以具有政治性,仅仅是因为该俱乐部属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统治集团,可以说它是当地统治家族的一个精美玩具,旨在帮助其独裁政权洗白形象。沙特阿拉伯的“骨锯谢赫”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对待曾经的传统俱乐部纽卡斯尔联也是如此。卡塔尔的统治者对待巴黎圣日耳曼亦然。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金正恩有一天可能会将阿森纳足球俱乐部据为己有。顶级足球在政治上的堕落不能比这更甚了。

仅仅是这种形式的竞争扭曲,就伤害了所有不完全不在意足球的人的正义感。因为这些俱乐部能够投入到球员身上的数千万资金并非通过自身经营获得,而是独裁政权的血钱。

作为一名球迷,剩下的只有倔强的自豪感。因此我对自己发誓:如果我的心之所属俱乐部只有在被某个独裁者收购后才能再次获得德国冠军,那么我宁愿不再获得德国冠军。

而更变态、更不公正的是,当这个用血钱“兴奋”起来的俱乐部系统性地欺诈并违反财务规则——无论是欧足联的规则还是国家英超联赛的规则。根据一个联赛委员会的裁决,曼彻斯特城在2009年至2018年期间正是这样做的,直到该俱乐部因《镜报》的一项调查而败露。为了向俱乐部注入比规则允许更多的资金,其资产负债表在收入和支出方面都被大规模篡改。虚假陈述的金额超过10亿欧元。现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副总统的一家公司参与了这次欺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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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需要立刻动用骨锯

英超联赛委员会已经认定其负有严重罪责,俱乐部计划对此采取行动。目前还缺失的是处罚力度。在我看来,处罚应当足够严厉,以至于没有人再敢产生如此欺诈的想法。

并不需要立刻动用骨锯,但强制降级到地区联赛并剥夺所有通过欺诈获得的冠军应该是底线。

而且总有一天,格拉德巴赫会再次成为冠军。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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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病假天数将予以削减

从 2027 年起,父母在护理患病儿童时可领取的工资替代津贴将不再是每人 15 天,而是恢复到新冠疫情之前的 10 天。这是联邦卫生部长卡斯滕·林内曼(Carsten Linnemann,CDU)的计划。目前的规定是:如果父母必须在家中照顾 12 岁以下的患病儿童,他们可以从医疗保险基金获得每人最多 15 天、相当于净收入 90% 的津贴。单亲父母则可获得最多 30 天。但这一权利可能很少被充分利用。不过,卫生部对此也并不完全清楚,因为没有关于有多少家庭充分利用该权利的专项数据。削减后能节省多少资金?尚不确定。目前,医疗保险基金在儿童病假天数上的支出已经在下降。AOK 的一项分析显示,2025 年,在有权申请的 AOK 参保人员中,有 4.6% 的人至少一次申报了“孩子生病”。最高峰出现在 2022 年疫情期间,为 5.1%。此外,每次儿童患病所需的天数也在下降:从 2.8 天降至仅 2.5 天。照顾患病儿童仍然主要由母亲承担,根据 AOK 的数据,比例为 73%。如果家庭希望继续充分利用工资替代津贴,那么计划中的天数削减可能会产生另一个效果:将有更多的父亲必须照顾患病的孩子。这样一来,无论卫生部长是否有意,他都为性别平等做出了一点贡献。MF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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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价折扣

作者:米里亚姆·武斯特(Miriam Wur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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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爱好与善举结合”

Manuel Weber / DER SPIEGEL

托雷·尼尔森(Thore Nilsson),32岁,是一名摄影师,他在埃克恩弗德(Eckernförde)港口潜水清理垃圾。

“从4月到9月,我们这些‘垃圾潜水员’在每月第二个星期一聚集,旨在清除埃克恩弗德港口那些不属于那里的东西。我潜水已经很久了,2022年偶然结识了该活动的发起人后加入了进来。我喜欢让这片小小的海域变得更干净的想法。而且:还有什么比将自己的爱好与善举结合在一起更美好的事情呢?

当我们跳入水中时,每个人都带着一个由卡车篷布制成的大袋子,用来装小型物品。在行动过程中,我们潜水员会得到一组桨板冲浪者的支持。他们在水面上为我们提供安全保障,以避免与船只碰撞。他们还会帮我们接手袋子,或协助我们将电动滑板车等较大物品运到岸上。在岸上,还有其他人负责对垃圾进行分类。因此,即使不会潜水也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此外,我们还与伦茨堡-埃克恩弗德(Rendsburg-Eckernförde)废物管理部门合作,由他们负责将垃圾运走。

我希望人们能更加注意自己的行为。我以前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但自从加入‘垃圾潜水员’以来,我变得更加警觉了:如果有一个塑料袋在停车场上飘过,我会把它捡起来。

人们无法想象我们在港口发现了多少垃圾。在活动结束后,在距离岸边咫尺之遥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排瓶子和玻璃杯,显然是游客扔进水里的。此外,在几乎每次行动中我们都能发现瓶子,还有轮胎或钓鱼线。

我们甚至还捞出过一副假牙和一袋疑似被盗的汽车车牌。风暴和水流经常会卷起隐藏已久的物品,比如一个带有万字标志的国防军杯子,或者一个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的可口可乐瓶。有一次,我们组织的潜水员发现了一个世界大战时期的鱼雷引信。于是我们请来了爆炸物处理小组——结果证明该引信没有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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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落之间

学生人数减少:人口结构变化影响教室的速度快于预期。根据教育部长们的预测,学生人数将仅增长至2029年——这意味着变革将提前三年到来。这主要是由于出生率下降。这种发展在地区上差异很大。到2040年,西德联邦州的学生人数预计将比2025年减少3,6%,而东部地区则减少约21%。图林根州受影响尤为严重。在城市州,人数预计将下降5,3%。这些计算大致基于对出生率、移民和教育行为的假设。SUN

2040年学生人数预测与2025 / 26学年*的对比,变化百分比 (%)

  • 指普通教育学校和职业学校;2025 / 26年的数据为巴登-符腾堡州、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萨尔州、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州的估算值
  • 来源:文化部长会议;截至:202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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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左翼党首席候选人

Era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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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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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 柏林左翼党内部存在反犹主义问题,且与家族犯罪团伙(Clanmilieu)之间存在令人不安的亲近关系。选举获胜者兼党团主席埃利夫·埃拉尔普(Elif Eralp)正与党内成员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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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周五晚上,柏林左翼党在党代会结束时合唱《国际歌》:“向着最后的战斗进发!”,为选举后与绿党和社民党(SPD)进行初步会谈扫清障碍。领跑候选人埃利夫·埃拉尔普(Elif Eralp)与党主席克斯汀·沃尔特(Kerstin Wolter)在第一排手臂挽在一起,处于摄像师的焦点中心。这是一个亲密的姿态。

在走廊的另一侧,玛莎·克利多费尔(Martha Kleedörfer)挺直腰杆站着。这位 27 岁的初任议员兼党副主席戴着一条小围巾,其图案让人想起库菲耶(Kufiya)——即作为支持巴勒斯坦标志而佩戴的围巾。克利多费尔举起左臂,紧握拳头。一名摄影师将她对焦,战斗姿态,快门按下。这也是她的胜利,以及她所属阵营的胜利。

在近两周前的选举周日,左翼党在柏林以 25.7% 的得票率首次成为最强势力,尤其在年轻女性和移民聚集区取得了胜利,动员了数万名此前不投票的人,不仅在低收入群体中获得支持,在城市的资产阶级阶层中也同样得分。这是领跑候选人埃拉尔普取得的历史性成功,她是来自土耳其的政治难民之女。这位 45 岁的女性在竞选活动中很多方面都做对了,但有一点失败了:她没能掌控自己的政党。这可能会让她失去进入红市政厅(Rote Rathaus,柏林政府总部)的机会。

在凯旋之夜,埃拉尔普表示,“爱与正义”战胜了仇恨。但自那时起,党内激进的巴勒斯坦派系主导了新闻头条,涉及反以色列情绪和反犹主义,以及与臭名昭著的家族团伙的联系。柏林的左翼党在过去几年中发生了变化,增加了数千名新成员,其中部分人持有激进观点。这个问题究竟有多深?

以色列历史学家莫谢·齐默尔曼(Moshe Zimmermann)是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批评者,他赞扬那些“为反对反犹主义做了很多工作且至今仍在奋斗的左翼人士,例如佩特拉·保(Petra Pau)和博多·拉梅洛(Bodo Ramelow)”。但这一代人正逐渐退出:齐默尔曼说:“这并不意味着左翼党整体成为了一个反犹政党。但在涉及以色列问题时,党内的反犹倾向和潜台词正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

上周四,接近晚上七点,费拉特·科恰克(Ferat Koçak)开着一辆 Smart 汽车转入新克尔恩区的维珀街(Wipperstraße)。这是选举获胜后的第四天。这位左翼党联邦议院议员停好车,走向其政党区级协会的办事处。日程表上有一场董事会会议,科恰克虽不属于该委员会,但可能有很多事情需要讨论。在门外,他拒绝发表评论。此人目前在政治上处于潜水状态,他显然想保留议员席位,但正如他在 X 上宣布的那样,他打算放弃在联邦议院重要内政委员会的席位。

科恰克是埃拉尔普最大的问题,他处于风暴中心。科恰克案例之所以特殊,是因为这里将两条线索交织在了一起:反犹主义问题和与家族团伙的联系。

在左翼圈子里的线索一次次指向一个名叫易卜拉欣·易卜拉欣(Ibrahim Ibrahim)的男人。在新克尔恩左翼党的选举派对上,科恰克与他并肩拍照。易卜拉欣是联合巴勒斯坦国民委员会(VPNK)的代表,该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PFLP)和哈马斯的伞形组织。PFLP 的恐怖分子在德国广为人知,因为他们在 1977 年劫持了汉莎航空的“兰兹胡特”号飞机。

伊布拉欣将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的总策划人赞誉为“烈士英雄”,而柏林宪法保卫局将 VPNK 归类为极端组织。

左翼党政治人物科恰克:棘手的聊天记录

左翼党的巴勒斯坦派系似乎对此并不在意。

第二个方面是家族(Clans)。早在选举之夜,家族首领伊萨·拉莫(Issa Rammo)就出现在新克尔恩(Neukölln)左翼党的集会上,但最终被要求离开。区主席约林德·舒尔茨(Jorinde Schulz)表示,他们与“有组织犯罪毫无关系”。据《每日镜报》(Tagesspiegel)报道,巴巴克(Barbakh)家族的两名代表也参加了庆祝活动。该家族成员多次在支持巴勒斯坦的游行中因发表煽动仇恨的口号而引起关注。就在选举之夜,家族首领之子、曾因严重盗窃被判处数年监禁的菲拉斯·拉莫(Firas Rammo)发布了一段与科恰克的旧聊天记录。显然,拉莫家族对被赶出派对感到不满——他们想提醒科恰克两人相识。

科恰克试图撇清关系。他告诉《时代》(Zeit),他与“数百名来自新克尔恩的人”通信。菲拉斯·拉莫最初是通过 Instagram 与他联系,并提出在一次募捐活动中提供帮助。直到访问拉莫的办公室时,他才意识到自己与谁打交道,因为家族首领伊萨就在那里。

科恰克还将与伊布拉欣的合影解释为偶然相遇。然而,科恰克和这位恐怖主义同情者早在 2025 年 6 月就曾在一次支持巴勒斯坦的游行中先后发言。当时在面对批评时,科恰克同样声称他不认识伊布拉欣。

周一晚上,在新克尔恩左翼党的一个名为“基础组织 Feld”的团体会议上,此时距离赢得选举已过去八天。讨论的主题包括反犹主义指控,或者用这里的说法:“抹黑活动”。在希尔克街(Schierker Straße)的党部办公室前,新克尔恩区议会左翼党主席卡拉·阿斯曼(Carla Aßmann)站着。她说,她不记得自己在党内遇到过反犹主义。

那么,说唱歌手 Dahabflex 在新克尔恩左翼党竞选期间,在歌曲中诅咒以色列士兵死亡这件事怎么解释?在这次演出后,首席候选人埃拉尔普(Eralp)表示“震惊”。但阿斯曼说:“如果他真的唱了反犹的内容,那么当然必须关掉声音。”如果?

Friedrich Bungert / SZ Photo / picture alliance

Jens Jeske

新当选的克莱多夫(Kleedörfer):这也是她的胜利——以及她所属阵营的胜利

新克尔恩是左翼党反犹主义问题的震中。在这里,一个在全党范围内仅代表少数派的流派,通过音量和激进程度主导了局面。他们的基调是批判以色列的,通常是敌视以色列的——有时甚至是反犹的。

长期以来,位于旧西柏林的新克尔恩区支部几乎没有发挥作用,基调由东部的同志决定。随后,一个名为“左移”(Linksruck)的托洛茨基主义团体活动人士决定“接管”这个当时成员稀少的支部,正如左翼党内部所说的那样。 “左移”变成了“Marx21”,其主席丹尼尔·基普卡-安东(Daniel Kipka-Anton)受雇于一名议员的助手:费拉特·科恰克(Ferat Koçak)。

2014 年,新克尔恩仅有 350 名成员,如今约为 2600 名。新人改变了路线——当地的政党从此不再仅仅是左翼,而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左翼激进主义。中东局势的发展推动了这一进程。在新克尔恩的左翼党中,反对以色列成为了主流,并辐射到了其他区。

其中一些人已经在党内晋升,例如瓦妮莎·埃姆德(Vanessa Emde)。大约四年来,她一直在左翼党中发挥影响力,在选举中,她作为内克尔恩(Neukölln)的直接候选人获得了 46.2% 的第一票。在 5 月中旬的一次活动中,埃姆德表示:“国家没有生存权。”

在党代会上挥舞紧握拳头的玛莎·克莱多费尔(Martha Kleedörfer),在多元文化的威丁(Wedding)区作为直接候选人成功进入了州议会。在 2024 年的一次党代会上,她与其他同志一起,成功地将一项谴责反犹主义的提案削减得如此之空洞,以至于像前柏林文化参议员克劳斯·莱德雷尔(Klaus Lederer)这样的资深左翼党人因感到心灰意冷而离开了该党。

埃姆德、克莱多费尔及其同僚关于以色列和中东冲突的信息,也通过名为“巴勒斯坦团结州工作组”(LAG Palisoli)的组织进行传播。克莱多费尔认为,这个成立于 2025 年的左翼专业小组大约有 200 人。

党领导层总是提到其“决议立场”,以及其“反对任何反犹主义”的定调。但目前柏林唯一已知的一起开除党籍程序是针对 Palisoli 活动人士汉娜·布伦斯(Hannah Bruns)。去年,反以色列活动人士拉姆西斯·基拉尼(Ramsis Kilani)已被开除。布伦斯将以色列国称为“民族民族主义项目”:“这样的国家必须打击左翼。”大约一年前,她明确表达了她对此的理解:“当特拉维夫重新回到巴勒斯坦手中时,巴勒斯坦的解放才算结束。”对于那些思想更简单的以色列仇恨者,布伦斯也准备好了口号:“去你的以色列,巴勒斯坦万岁!”

LAG Palisoli 的成员显然与易卜拉欣·易卜拉欣(Ibrahim Ibrahim)关系极好,后者是在选举派对上与费拉特·科恰克(Ferat Koçak)合影的男人。例如,汉娜·布伦斯多次与易卜拉欣一起出现在反以色列的游行中。在竞选期间,易卜拉欣还向内克尔恩区区长候选人、左翼党人艾哈迈德·阿贝德(Ahmed Abed)承诺提供支持。他在社交媒体上用阿拉伯语称赞阿贝德对“正义价值持有坚定立场”。

在一场反对德国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的活动中,内克尔恩和威丁区分会的标志以及 LAG Palisoli 的标志,与易卜拉欣的 VPNK 标志并列出现。易卜拉欣在社交媒体上祝贺选举胜利:“我为我们去年就做出了支持左翼党的明确决定而感到自豪。”在选举派对丑闻发生后,LAG Palisoli 通过一段 Instagram 视频予以回击,发言人在视频中向“我们的同志易卜拉欣·易卜拉欣”表达了全力支持。

绿党和社民党(SPD)作为埃拉尔普(Eralp)潜在的执政伙伴,这一切让他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应该拒绝左翼党并与基民盟(CDU)结盟吗?从计算上看这是可能的,但一个由选举失败者组成的联盟会有什么未来?

绿党联邦主席弗朗齐斯卡·布兰特纳(Franziska Brantner)警告她的柏林党友,她“很难想象左翼党能够领导内政或司法部门”。至少在那些与有组织犯罪或像 PFLP 这样的极端势力有联系的人仍然存在期间,情况如此。

社民党在联邦议院的内政发言人塞巴斯蒂安·菲德勒(Sebastian Fiedler)表示:“如果我是个罪犯,在柏林左翼党接管政府时,我会开香槟庆祝。”

当然,这些日子里,左翼党之外也有许多声音在为左翼联盟奔走。比如历史学家齐默尔曼(Zimmermann)指出,左翼党作为一个整体并不是一个反犹政党。但对于社民党和绿党来说,问题在于另一件事:他们需要保证一个喧闹的少数群体无法对可能的政府产生影响。

在进行谈判之前,必须首先“达成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协议,该协议不仅要谴责反犹主义并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而且还要对反犹事件规定明确的后果”,柏林社民党(SPD)主席斯特芬·克拉赫(Steffen Krach)如此表示。

对于红绿联盟而言,在联合组阁协议中加入序言被视为一个可能的选项。而作为更严厉的措施,则是将左翼党议会党团成员排除在外。这是一个相当缺乏经验的团队,在 47 名左翼党议员中,只有 9 人曾在上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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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EGEL TV 节目单

在任的一个立法周期。新党团计划在下周将拒绝反犹主义写入章程。

周二中午,赢得选举后的第九天,与埃利夫·埃拉尔普(Elif Eralp)通了一次电话。她能给绿党和社民党提供什么样的保证?“我目前并不在乎向他人保证什么,”她说,“而是我们要完成自己的功课。”埃拉尔普显得很激动。她说自己几乎没有时间庆祝胜选:“周日我还可以高兴,但到了周一,我就得阅读周日还发生了哪些事情。”她指的是新克尔恩(Neukölln),指的是选举派对,指的是科恰克(Koçak)。关于易卜拉欣(Ibrahim),埃拉尔普说:“我和那样的人没有任何关系。”

这几天,埃拉尔普已经完全无法跟上新闻报道的速度。LAG Palisoli 又发布了动态;联邦内政部长认为埃拉尔普是一个反犹主义者;《法兰克福汇报》(FAZ)写道,埃拉尔普早年曾加入“红色援助”(Rote Hilfe),这是一个受宪法保卫局监视的法律援助协会。

埃拉尔普说,任何人都不准称她为反犹主义者。“我一生中从未说过或做过任何反犹的事情。”她认为,目前针对左翼党的攻击具有一种“破坏性维度”。但这一切都“不能掩盖我的政党也犯了错误”这一事实。她现在必须离开,去参加下一个预约。随后,她将取消在桑德拉·迈施贝格(Sandra Maischberger)脱口秀节目中的亮相。

她本可以采取更明确的切割,但至少埃拉尔普似乎意识到问题所在。与此同时,其他人正在编织受害者叙事。

联邦主席伊内斯·施韦特纳(Ines Schwerdtner)和路易吉·潘扎诺(Luigi Pantsano)在 Instagram 上发布了一段短视频:自选举周日以来,没有一个“小时是没有新头条和针对我们的攻击的”。并且称:“政治精英和房地产游说团体”都在攻击他们,而这些人正是“选举我们的人”。

党团负责人海蒂·赖希内克(Heidi Reichinnek)则报告了一场“煽动和抹黑运动”。

激进的巴勒斯坦阵营则称这是针对科恰克的有目的的“种族主义运动”。

左翼青年团(Linksjugend)在关注该党的征收计划时写道,这种骚动是“捍卫当前所有权关系的最后一次可怜尝试”。

攻击而非澄清。这就是民粹主义者的防御策略。

塞巴斯蒂安·费舍尔(Sebastian Fischer)、索菲·加尔贝(Sophie Garbe)、弗洛里安·基斯特勒(Florian Kistler)、乌尔里希·克雷策(Ulrich Kraetzer)、安娜·赖曼(Anna Reimann)、马克·勒利希(Marc Röhlig)、安娜-莱娜·肖(Anna-Lena Schou)、汉内斯·施拉德(Hannes Schrader)、塞弗林·魏兰德(Severin Weiland) 5

印度恒河中进行宗教沐浴的印度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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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

周六,3.10.,21.40 – 0.25 点,ARTE

我们的信仰

为什么我们相信——相信上帝、灵魂、大师或善良?这部由 Arte 制作的三部分系列片探讨了人类最古老的问题,展示了与信徒、怀疑者和寻求者之间的邂逅。信仰是一种古老的生存程序,是危机中的慰藉,还是让我们行善的必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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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集:人性

旅程从南非的卡拉哈里沙漠开始,一直延伸到乌克兰的前线,讲述古老的仪式,展示研究人员,解释为什么人类在任何地方都能识别出意义:在灌木丛的沙沙声中,在云朵、面孔、巧合以及危机中。为什么人们在自然中、在祖先中、在上帝中或在怀疑中寻找迹象、慰藉和秩序。信仰是一种生存本能,是对意义的渴望,还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

印度喀拉拉邦的 Theyyam 火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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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集:神灵、幽灵与大师

在教会失去信徒的同时,数百万人正在寻找新的精神生活形式:在印度的修行所(Ashrams)、在现代德鲁伊教徒之中、在日本流行文化中,或是追随某些大师。第二集展示了一个主流宗教影响力下降,但人们对意义的渴求依然存在的世界——并探讨,对支撑的需求何时会演变成危险?在向往与商业、内在体验与依赖之间:精神生活始于何处——又在何时转向邪教、剥削或自我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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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集:一个更好的世界

信仰能让世界变得更好吗?一次从布列塔尼的修道院到地中海海上救援人员,从新奥尔良的福音教会到墨西哥维哈里卡人(Wixárika)的旅程。本集展示了那些信仰上帝或正义、信仰自然或共同体——并据此采取行动的人们。在慰藉与怀疑之间,一个问题随之而来:我们需要信仰才能不放弃吗?宗教可以提供慰藉、建立连接并动员人们——但也可以被工具化。最后,一个宏大且极其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仅凭理性是否足以拯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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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itry Feoktistov / TASS / picture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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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长施韦西格(Schwes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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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 越来越多的人反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尤其是在德国东部。政府面临的压力正在增加。

当美国人想到德国时,阿尔卑斯山和高速公路总是首先浮现在脑海。前前周,在德克萨斯州的沃思堡(Fort Worth),视频墙上闪现着山脉全景和车流如织的画面。为了象征性地向德国联邦国防军交付首架 F-35 战斗机,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上演了一场小型公关烟火秀。在短片中,喷气式飞机在柏林上空盘旋,一个充满激情的声音宣布,F-35 将确保德国的自由。

联邦国防军为这套包含 35 架飞机以及武器、配件和维护的方案支付了约 100 亿欧元。带有好莱坞色彩的交付表演则是免费赠送的。前往德克萨斯州的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Boris Pistorius,社民党 SPD)对此表示印象深刻。在演示结束后,他气喘吁吁地感谢这次“起鸡皮疙瘩的时刻”。

几乎在同一时间,在 8000 多公里外的罗斯托克-瓦尔内明德(Rostock-Warnemünde),社民党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州议会选举前的最后集会开始了。曼努埃拉·施韦西格(Manuela Schwesig)站在一座灯塔前,列举她的成就:免费幼儿园、学校翻新、拯救造船厂。她甚至还处理了协会的 Gema 费用问题。唯独关于“时代转折”(Zeitenwende)和联邦德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扩军计划,施韦西格只字未提。

事实上,这位州长本可以报告更多成就,尤其是针对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成就。例如拯救瓦尔诺造船厂(Warnowwerft)、建立波罗的海地区海军总部,以及计划在军营和基地投入数十亿欧元的投资。但对于这一切,施韦西格保持沉默。她知道:这些内容不会受欢迎。

她的竞选策划者很早就注意到,德国选择党(AfD)和 BSW 的反战修辞在选民中产生了共鸣。AfD 的首席候选人莱夫-埃里克·霍尔姆(Leif-Erik Holm)声称人们害怕陷入战争,这触动了所有希望与俄罗斯重新接近的人的神经,以及那些希望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人。在投票日当晚,施韦西格承认:“AfD 和 BSW 因此获得了许多选票——其中也包括前社民党选民。”在 Infratest dimap 的一次选后调查中,近一半的选民表示,他们对施韦西格明确支持乌克兰的立场感到反感。

在 9 月初的 ARD 德国趋势调查中,东部地区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德国对乌克兰的援助走得太远了。州议会选举可以被解读为对俄罗斯政策的不信任投票。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持乌克兰批评立场的 AfD 和 BSW 赢得了近一半的选票;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这一比例明显超过 40%。

在柏林和西德,对乌克兰的支持度虽然较高,但批评者在这里也正在增加。在全国范围内,约四成受访者认为支持力度过大。自 2022 年 2 月普京的军队入侵邻国以来,这一数值从未如此之高。

结论很明确:在战争进入第五年之际,对乌克兰的支持虽然依然存在,但正在瓦解。

与此同时,平民的苦难每周都在增加。在首都基辅,几乎没有一天没有无人机袭击。而且,伴随着俄罗斯对能源基础设施令人恐惧的攻击,冬季才刚刚到来。

局势有多严峻,可以从乌克兰新任国防部长的日程表看出。本周初,叶夫根尼·赫马拉(Jewhenij Chmara)原计划在柏林访问他的德国同行。但在访问前仅几小时,赫马拉取消了行程。对方告知柏林的盟友,目前的局势过于紧张,不适合在国外进行拍照活动。

对于联邦政府而言,这一发展态势十分棘手。无论是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CDU)还是其副手拉尔斯·克林拜尔(SPD),都坚定地站在乌克兰一边。两人在内部和外部多次明确表示,他们不会动摇对这个受攻击国家的团结支持。即使是政府批评者施韦西格也持有相同观点。这位长期主张亲俄政策的女性坚称,她不会“因为选民流失而动摇”。

与此同时,联盟党和社民党(SPD)意识到,证明德国参与行动的正当性正变得越来越困难。自战争开始以来,这种团结支持已耗资约 722 亿欧元。这一数字出自财政部一份被归类为“机密——仅限内部使用”的概览表,该文件由《镜报》获得。这其中不仅包含武器。军备物资的支出(约 288 亿欧元)与在德国安置乌克兰战争难民的费用(约 324 亿欧元)规模几乎相当。第三项重要支出是用于人道主义援助的 88 亿欧元。

长期以来,德国一直以其提供的援助为荣,但由于政府在医疗、护理、养老金、住房和父母津贴方面的削减计划,情绪发生了转变。一名竞选人员报告称,在信息咨询站经常能听到诸如“你们花数十亿欧元在武器和乌克兰身上,却在削减我们的开支”之类的指责。

BSW(萨拉·瓦根克内希联盟)将这种情绪转化为了一场活动。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前,瓦根克内希党在海报上将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描绘成摊开手掌、拿着大量欧元钞票的形象。海报上方写着:“停止敲诈”。与普遍预期相反,BSW成功进入了马格德堡州议会。这可能正是原因所在。

对于主流政党的代表来说,想要反击这种民粹主义并非易事。虽然他们反复解释,军备扩充和军事援助是通过特别贷款融资的,而非来自常规预算。因此,人们经常声称的军备与养老金之间的竞争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但这些解释并未奏效。面对嫉妒、愤怒和无力感等情绪,预算管理者的冷静论据毫无作用。

关于如何说服那些质疑乌克兰援助的人,这个问题被提出的频率越来越高。在两周前的周一举行的 CDU 董事会会议上,塞拉普·居勒提出了这个棘手的话题。这位外交部的国务部长从一开始就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早在 2022 年 2 月俄罗斯全面入侵后不久,居勒就敦促当时的联邦政府用重型武器支持防御战。

据会议引用,居勒表示她一秒钟都没有怀疑过德国支持的意义。但她担心,越来越多的公民产生了怀疑。即使是俄罗斯对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货机发起的失败无人机袭击也未能改变这一点。据与会者透露,居勒向党内同僚呼吁:“我们必须更好地向人们解释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同时不能在支持立场上产生偏差。”

联邦议院国防委员会主席托马斯·罗韦坎普也持有相同看法。这位 CDU 政治家告诉《镜报》:“我们支持乌克兰是出于我们自身的利益,为了维护我们的民主和自由。”“我们从乌克兰那里学到了很多关于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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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政策的批评者在联盟党和社民党中是少数。但他们确实存在,例如萨克森州州长迈克尔·克雷奇默。

战争手段。这对我们重新获得国防能力至关重要,并使联邦国防军得到增强,以便我们能通过对俄罗斯的有效威慑,避免在欧洲爆发一场大规模战争。»

这位基民盟(CDU)人士表示,给乌克兰的资金并非单方面的补贴,而是一项对关系的投资,德国从中获益匪浅,例如通过情报和新型武器系统。»因此,我们今天通过提供支持,已经在投资德国和欧洲未来的安全。«

乌克兰政策的批评者在联盟党和社民党(SPD)中是少数。但他们确实存在,例如萨克森州州长迈克尔·克雷奇默。当欧盟对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实施制裁时,这位基民盟副手要求,必须设计制裁方案,使其«对敌方的打击比对自己更强»。克雷奇默希望再次从俄罗斯购买石油和天然气——且«不质疑对乌克兰的团结»。而从乌克兰政府和总理府的角度来看,这两者是不可能兼顾的,

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左一),瓦德普尔(右二)*:

20分钟的指责

因为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资助了战争,而这位来自萨克森州的人员对此视而不见。

克雷奇默还要求加强外交手段。他在一年多前就告诉《镜报》,战争无法通过武器交付来结束。他表示,«那些在原东德地区、能够获得与俄罗斯人打交道经验的人们早就这么说了。包括我在内。»

社民党内部也出现了此类呼声。上周三,拉尔夫·施泰格纳和罗尔夫·米岑尼希推介了一本书,书名为《今日共同安全!和平宣言》。这是党内元老试图衔接社民党作为和平政党传统的尝试。施泰格纳在活动中抱怨称,军费开支已达到«纪录高位»,而军备控制则«归零»。这位社民党左翼人士认为,如果社民党表现得更像一个和平政党,本可以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从 BSW 党那里夺走关键选票。

目前,这些仍是惯常可疑人物的个人观点。但政府面临的压力正在增加。或许正因如此,外交部长约翰·瓦德普尔上周六出人意料地与俄罗斯同行谢尔盖·拉夫罗夫会面。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的这次 20 分钟交谈中,除了互相指责外,虽然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结果,但从联邦政府的角度来看,这也能应对缺乏外交手段的指责。

一位部长表示,必须更多地与俄罗斯对话,仅仅是为了不把领域完全让给美国。但他并不认为这样做能取得可见的成效。

联邦总理也没有抱有幻想。在周二哈萨克斯坦总统卡斯姆-若马尔特·托卡耶夫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梅尔茨虽然强调,人们正在«非常认真地»致力于谈判。但当他的访客赞扬俄罗斯总统是«杰出的政治人物»时,总理的面部表情瞬间凝固。

梅尔茨不久后表示,拉夫罗夫与瓦德普尔的会面表明,«俄罗斯显然在目前这个时间点对严肃对话完全不感兴趣»。德国«有能力且准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支持乌克兰»。

梅尔茨毫不掩饰地表示,即使阻力增加,他也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威胁道,如果俄罗斯继续这场战争,将会«付出代价»。»俄罗斯不会赢得这场战争。«

FlashPic / d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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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国防军

为了将极端分子拒之门外,军事情报局(MAD)正在审查所有申请者的互联网账户。相关软件已取得成效。

这位申请者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成了军事情报局(MAD)调查的对象。在接下来的几周内,这个面色苍白、梳着整齐侧分头、戴着扩耳耳环的年轻人将收到一封简短的拒绝信,告知军队不需要他。信中不会提到他此前曾被 深入审查,也不会提到该机构在他的档案中标记了“红灯”,因为 对他的宪法忠诚度持有明显怀疑——这一切在信中都只字未提。对于 而言,这个年轻候选人是一个典型的麻烦案例,但同时也是一次成功,因为该系统显然发挥了作用。

在联邦国防军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寻找男女士兵,旨在未来几年将现役士兵人数从目前的 186,000 人增加到 265,000 人的时期, 面临着繁重的工作:在每年数千名申请者中,该机构需尽可能地剔除所有“害群之马”。这个年轻人就是其中一名候选人,由于涉嫌持有右翼极端立场,他被禁止加入联邦国防军。

然而,调查这位年轻候选人思想倾向的并非 的特工,而是一个人工智能(AI)系统,它发现了数字足迹。起初,人工智能注意到他在 Instagram 上发布的大量身着格斗服的照片。此外,该男子虽然发布了许多自己的照片,但总是将脸部打马赛克,这显得十分可疑。不久之后,结果显示他追随一个名为“黑色军队”(Schwarzes Heer)的兄弟会。该组织的标志——两把匕首配以骷髅头——具有明确的指向性。

这款新软件就像一个专门在申请者中搜寻极端分子的“AI 侦探”,是 工具箱中的一项创新。自 7 月初以来,该部门开始使用这款 AI 软件,自动在互联网上搜索线索,以核实申请者的宪法忠诚度。此后, 已利用该 AI 应用审查了数万名申请者。其中数百人因系统得出明确结论而被立即剔除。在坐落于科隆康拉德-阿登纳军营、处于高度保密状态的 内部,这场小规模革命在官方术语中听起来并不怎么现代化。 局长马蒂娜·罗森伯格(Martina Rosenberg)旗下的专家将这一新开发项目命名为“辅助宪法忠诚度审查”。目前,内部正在为这个声望极高的项目寻找一个更响亮的绰号。该项目在一家德国 AI 公司的帮助下仅用 12 个月就实现了,对于联邦国防军而言,这个速度快得惊人。

采用自动化背景调查有一个现实原因。随着新兵役制的引入——国防部长、社民党(SPD)的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Boris Pistorius)承诺每年将有更多志愿者入伍—— 将必须对每一位申请者的宪法忠诚度进行审查。

此前,这项工作是通过艰苦的人工操作完成的。虽然在过去几年中, 已经可以获得申请者的数字化刑事记录摘要,由宪法保卫局和联邦情报局(BND)核查其中是否存在记录,但在互联网上的搜索以及对所有社交媒体账户的审查必须由 的人员亲自承担。由于新兵人数众多,共和国各地已在搭建额外的集装箱宿舍以安置所有人,如果沿用旧系统,很快就会导致崩溃。

MAD 的政治倾向审查与法国发生的恐怖袭击有很大关系。2015 年,两名伊斯兰极端分子闯入讽刺杂志《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的编辑室,用突击步枪杀害了 12 人。他们在逃跑过程中表现得如此专业,仿佛受过军事训练,这引发了担忧。德国联邦国防军在思考:如果这类凶手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潜入部队,接受武器训练然后发动袭击,会发生什么?

另一个震惊人们的案例是联邦国防军士兵 Franco A.,他在服役期间伪造了一个叙利亚难民的虚假身份。后来他承认还囤积了多种武器。在 2017 年被捕之前,他在联邦国防军内部并未被标记为极端分子,尽管他在硕士论文的第一版中就留下了关于其政治倾向的明显线索。但这些线索在联邦国防军内部未被进一步追踪,MAD 后来也没有将 A 认定为极端分子。

近年来,涉嫌案件的数量在稳步上升, 经常根据部队内部提供的线索介入调查。去年,该部门将 11 名联邦国防军成员定级为右翼极端分子,他们随即被剔除。在另外 21 起案例中, 发现了缺乏宪法忠诚度的明确迹象。情报人员在年度报告中警告称,“右翼极端主义的数字化”

192 页 · 精装本 · 25,00 €

亦有电子书版本。

同样在联邦国防军成员中蔓延。报告中列举了如“年轻且强大”(Jung&Stark)、“德国青年前行”(Deutsche Jugend Voran)或“干扰小队”(Störtrupp)等激进团体作为例子。

在 看来,转向人工智能(AI)是处理大量申请人的唯一可能。在他们之中,任何一个未被识别出的极端分子都可能迅速演变成情报部门的丑闻。 的专家与一家 AI 公司共同开发了一套标准目录,软件据此审查申请人的互联网账户。由于申请人必须提交有效的数字化身份证件,AI 利用生物识别护照照片来搜寻其他可能在申请材料中被故意隐瞒的账户。

这种自动化的痕迹追踪得益于一项不被关注的法律修订。过去几年,所有申请人都必须通过 所谓的“士兵录用审查”,而《加强联邦国防军军事安全法》则大幅简化了这一流程。科隆方面表示,手动录用审查有时需要数月之久,而新测试最迟应在两周内完成。

然而,这项审查不仅针对希望在联邦国防军接受培训的年轻人。由于联邦国防军的预备役在未来几年也将大规模增长,并在紧急情况下履行战略性重要任务,这里的士兵同样必须定期接受审查。如果在 的调查中发现极端倾向或缺乏宪法忠诚度的证据,这些预备役人员将不再被召集参加演习。

情报部门将测试的具体标准严格保密,并不断对其进行调整。但一个公开的秘密是,AI 主要在 Instagram、Facebook 或 Telegram 上检查申请人关注哪些人物或团体。在情报人员看来,简单地关注右翼极端团体就是政治倾向的初步迹象。如果申请人在有问题的帖子下发表评论,AI 会将其收集并进行分析。

有时这些信号起初看起来并无大碍。因此,军事情报局(MAD)的专家会收集右翼圈子中用于表达立场但又不至于触犯法律的隐藏符号。众所周知的一些数字游戏,例如用“88”作为“希特勒万岁”的代称,或用“18”代表阿道夫·希特勒。此外,新的暗号也在不断出现。例如,人们注意到在右翼聊天群组中,双闪电符号被用来代表 SS。因此,这些表情符号被纳入了 AI 搜索的标准目录中。

如果一名申请者被 AI 标记为有问题,软件会为负责的经办人创建一份简短的档案。其中会列出特定的特征——例如,如果候选人在照片中使用了光头党(Skinhead)团体的美学风格,带有极右翼纹身,或者关注了因与相关团体关系密切而闻名的摩托车俱乐部。如果多个此类特征同时出现,MAD 的专家将介入审查该案例。也就是说,每一个被 AI 筛选出的案例仍需经过人工审核。

如果申请者在网络上显示出与德国选择党(AfD)有密切联系,案件处理将变得更加复杂。对于一名未来的士兵来说,仅仅关注像爱丽丝·魏德尔(Alice Weidel)这样的顶尖政治人物,不足以将其定性为问题案例。但如果 AI 揭露其与被认定为确定极右翼的 AfD 州级协会有数字化联系,情况则截然不同。这完全可以成为一个迹象,引发对其不支持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的怀疑。

所有联邦国防军的申请者都会被 MAD 在网络上审查,这对申请人来说并非秘密。在联邦国防军的职业中心,所有申请者都必须签署一份相应的表格。除了姓名变更、住址或原国籍的信息外,还有一个字段要求填写“个人网站地址”以及“社交网络成员身份及相应的用户名”。

在网络搜索过程中,AI 不仅在提供的数字化路径中搜寻。它还会利用照片搜索其他账户,即申请者可能未提供或预先删除的账户。一旦发现此类账户,MAD 内部会立即发出警报——毕竟,申请者有义务提供完整的信息。

目前的数字表明,该软件运行良好。在人工审核时期,MAD 每年拒绝的申请者人数较少。2024 年,有 131 名申请者因宪法忠诚度存疑而被标记为“红灯”,次年这一数字为 149。在引入 AI 系统后的前几个月里,该系统就从数万名申请者中筛选出了低三位数的有问题人员。在 MAD 专家的看来,这证明了新系统的运作效率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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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出的信息必须是:我听到了你,我看到了你,我尊重你”

《镜报》访谈:德国选择党(AfD)的选举成功令他感到震惊,但英国历史学家及德国问题专家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表示,目前人们仍能采取应对措施。而像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这样的政治人物对此反而没有帮助。

71 岁的加顿·艾什在牛津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大学任教。这位历史学家自称是“现存最具有欧洲特质的英国人”。

《镜报》:加顿·艾什教授,1980 年一个寒冷的 1 月天,您当时是一名 24 岁的博士生,通过查理检查站进入东德,在洪堡大学进行研究,在那里待了近十个月。当您听到德国选择党(AfD)最近的选举成功时,是否想起了那段时光?

加顿·艾什:当然。我很震惊!但并不意外。

《镜报》:这也是基于您当时在东部的经历吗?

加顿·艾什:请注意,当我们谈论东德时,指的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一是当时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DDR),即我当年生活和研究的共产主义独裁政权;二是统一后的新联邦州。如果现在寻找德国选择党(AfD)选举成功的原因,更多应该在两德统一后的转型过程中寻找。

《镜报》:人们经常提到东德缺乏民主经验,以此来解释人们转向极端政党的原因。这没有影响吗?

加顿·艾什:那么同样的情况也应该适用于 1975 年后的西班牙人,或者葡萄牙,尽管之前经历过独裁,但其民主化进程还是相当成功的。这不能说服我。相反,西德政党在东德从未真正扎根这一事实,与转型时期有关。

《镜报》:在哪些方面?

加顿·艾什:统一发生的时间点,恰恰是大众政党开始消失的时候。在此之前,它们作为群众政党,在每家小酒馆、每个村庄都存在,从而在社会中根深蒂固,但随后影响力越来越小。这种情况发生在整个欧洲,而不仅仅是在德国。

《镜报》:是因为传统的选民群体瓦解了,例如社民党(SPD)情况下的工人阶级?

加顿·艾什:是的,大众政党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想想法国社会党,或者甚至在我们英国:工党和保守党。这是一个全欧洲性的现象。但在德国,还加上了所谓的“东德人”和“西德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些紧张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根据的。在接管东德时,本可以更加灵活且更具同理心。

《镜报》:您将其明确视为一次“接管”?

加顿·艾什:这当然是一次接管——但这是一次由大多数东德人希望发生的接管;我清楚地记得 1990 年 3 月东德的最后一次选举。错误发生在之后。

《镜报》:哪些错误?

加顿·艾什:我个人经历过,虽然不像我的东德朋友那样深刻和痛苦:例如,当一名三流的西德学者在东德大学获得高职,然后带着那种轻蔑、傲慢的态度行事。当然,除了巨大的经济投资外,也存在令人印象深刻的西德投入案例。但这种一度近乎殖民主义的态度,最终比具体的政策带来的伤害更大。

《镜报》:因此东部现在依然投票给右翼?

加顿·阿什:也是,但不仅是因为这个——而且不仅是在东部。在民调中,德国选择党(AfD)在全国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在柏林,它现在也攻占了几个西部区。在英格兰北部或美国的铁锈地带也能发现类似的选民群体。我最近又读了卡尔·勒文斯坦 1937 年那篇关于“防御性民主”的著名文章,他在文中写道:“法西斯主义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是一种政治策略,且建立在情感之上。”

《镜报》:所有民粹主义者都这么做。

加顿·阿什:当然,这适用于德国选择党,也适用于奈杰尔·法拉奇、唐纳德·特朗普、玛丽娜·勒庞。勒文斯坦说,我们民主主义者在情感层面上根本无法与那些法西斯主义的“花笛手”及其政治手段竞争。因此,我们必须建立宪法和政治上的障碍,用理性来对抗民粹主义的诱惑。

1990年东柏林的宣传海报:“一度近乎殖民主义的态度”

Owen Harvey / 《镜报》

《镜报》:在联邦共和国,防御性民主到目前为止运行得相当好。

公共知识分子加顿·阿什:“这是一次由大多数东德人所希望的接管”

加顿·阿什:但今天,广义上的自由主义者——所有处于中间、左翼或自由保守派的人——不能仅仅专注于理性。尤其是联邦德国的政治,正深受随之而来的技术官僚式、公式化语言之苦,那里充斥着闭门造车的复杂妥协和冗长的程序。这样一来,情感的所有空间就被德国选择党占据了。

《镜报》:在柏林,左翼党成功赢得了选举。您如何解读这一成功?这里也涉及情感吗?

加顿·阿什:也涉及。但绝不仅仅如此。例如大城市中住房负担不起的问题是非常现实的。在柏林,这总体上是对建制政党的不信任投票,尤其是在年轻选民中。有趣的是,在整个欧洲,年轻女性更倾向于将选票投给左翼的反建制政党,而年轻男性则更倾向于右翼。

《镜报》:德国选择党的政治人物承诺一种类似于“回到未来”的东西:在一次竞选活动中甚至唱起了东德国歌,还骑着“燕子”摩托车巡游。与此同时,他们一方面被宪法保卫局称为“史塔西 2.0”而表现出对东德的批判,另一方面又将现在的联邦共和国称为某种“统一社会党(SED)独裁政权”。这种矛盾的历史观为什么能奏效?

加顿·阿什:德国选择党在同一口气中也会谈论“文化异质”和“德意志思维”,什么都掺了一点。从知识分子角度来看,德国选择党胡编乱造的东西简直就是炖肉,或者如果您愿意的话,叫它“索良卡汤”(Soljanka)。一种意识形态碎片的大杂烩。就像唐纳德·特朗普那样。这之所以能奏效,是因为它触及了恐惧、愤怒的情绪以及真实的苦难。

《镜报》:中间派政党该如何应对?

加顿·阿什:他们必须走向民众,以最基本的尊重对待他们。传递的信息必须是:我听到了你,我看到了你,我尊重你。

《镜报》:除了民粹主义者,现在还有人掌握这种沟通方式吗?

加顿·阿什:彼得·马扎尔(Péter Magyar)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在布达佩斯的选举现场,而马扎尔直到选举之夜才回到首都。在此之前,他走访了每一个小镇、每一个村庄,与人们交谈,以令人心暖的同情心关注他们的问题。我们的新首相安迪·伯纳姆(Andy Burnham)也能做到这一点,而基尔·斯塔默(Keir Starmer)则不行。

《镜报》:那么与弗里德里希·梅尔茨相比呢?

加顿·阿什:我怀疑梅尔茨是否能够与那些感到恐惧且部分心怀愤恨的选民建立联系。但我认为这是可行的,而且不需要采用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的措辞。此外,如果允许我以教授的身份来说的话,也不需要使用教授的语言。如果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有一半的年轻男性投票给了德国选择党(AfD),那么就是我们失败了。

《镜报》:这里的“我们”是指谁?

加顿·阿什:不仅是指政治家,还包括我们这些试图进行政治教育的历史学家、女记者和纪录片导演。显然,我们没有成功。

《镜报》:您的新书《7½章中的欧洲》特别面向年轻人,旨在激发人们对欧洲理念的热情*。考虑到现状,这难道不是一种天真的教育方式吗?

加顿·阿什:绝非如此。这本书是一次尝试,它没有写成一本千页巨著,而是希望通过仅有的190页有趣的内容,促使年轻人也能从历史中学习。而且无需让他们亲身经历独裁和战争的恐怖。

《镜报》:右翼民粹主义者的强势,是否也与自由主义理想的吸引力下降有关?

加顿·阿什:当然。首先,自由主义在今天已成了“旧制度”(Ancien Régime),成了建制派。而任何不满的人都会反抗现有体制。其次,自由主义采取了一些许多人反感的形式,例如新自由主义。这种巨大的经济不平等在某个时刻会转化为权力的不平等。在美国以及部分英国地区,我们正处于民主与寡头政治之间。奈杰尔·法拉奇刚刚为他的改革英国党(Reform UK)获得了两名亿万富翁承诺提供的共计7200万英镑资金。金钱在政治中的作用是危险的。

《镜报》:自由主义的弱点是否也在于它低估了家乡、国家和传统在塑造身份认同方面的重要性?

加顿·阿什:1848年,自由主义与爱国主义是密不可分的。但在过去的30年,或许是40年里,自由主义者主要谈论的是欧洲和国际社会。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将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让给了右翼。现在我们看到了后果。因此,我们需要一种自由的爱国主义,它包含一个积极的国家和家乡概念,但必须是公民性的、包容性的,而非种族民族主义的。

《镜报》:而您认为,偏偏是德国人能够实现一种良性的爱国主义?

加顿·阿什:当然可以。看看像杰姆·厄兹代米尔(Cem Özdemir)这样的政治家,他是土耳其移民之子,他正践行着这样一种对家乡的热爱。

《镜报》:自由主义曾承诺晋升与繁荣,但对于一个正在萎缩、老龄化,面临气候变化和物种灭绝,且最重要的是无法再产生增长的社会,它能提供什么?

加顿·阿什:而且我想补充一点:欧洲正同时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极端挑战。关于内部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了,而在外部,欧洲在军事上承受着俄罗斯的压力,在政治上承受着美国的压力,在经济和技术上承受着中国的压力。此外还有气候危机和人工智能,这些在今天已经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局面,但您知道:反自由主义者对此根本没有答案。找到答案是我们自由主义者的责任。

《镜报》:政治难道不应该诚实地告诉人们:你们的孩子绝不会过得更好吗?

加顿·阿什:首先必须问,“更好”意味着什么。也许整体经济增长会减少,但空气会变得更好,因为我们转向了清洁能源

版面报道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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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在大学、编辑部和政界为真相和事实而战。”

投入。也许现有的财富会得到更公平的分配。也许我们能够维持并捍卫欧洲的生活方式。为此我们需要改革。欧洲同样如此:如果没有共同的安全和国防政策,这将无法实现。而且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必须在欧洲层面取得成果,否则我们将无力地处于中国和美国之间。

《镜报》:一年半前我们与您交谈时,您提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标志着“某种新事物”的开始,“但我们还不知道这将导向何方”。现在您看得更清楚了吗?

加顿·阿什:在这方面我们不应抱有幻想:我们正走向一个混乱与战争的世界。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后西方世界,我们正在经历大国政治的回归,以及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和解体。

《镜报》:这是一个阴郁的预测。

加顿·阿什:如果能将理智上的悲观与意志上的乐观相结合,那么理智上的悲观就是一种力量。人们应该不加掩饰地分析问题,然后寻找并实施激进的解决方案,并坚信事物是可以改变的。

《镜报》:除了更好的政治沟通和自由主义爱国主义,现在还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激进的改变?

北英格兰右翼激进分子骚乱中的一名警察:“法西斯主义的吹笛人”

加顿·阿什:我们需要更公平的财富分配。数据显示,经济不平等在经历了 70 年代的历史低点后再次大幅上升。这是一个核心问题。此外:在单个国家无法独立应对的领域,欧洲必须具备行动能力。我已经提到了国防和数字化,但在资本市场和气候政策方面同样如此。相比之下,布鲁塞尔在文化领域不应扮演重要角色。

《镜报》:人工智能对人类思维的掌控力日益增强,且掌握在少数几家公司手中。历史上是否出现过类似的生存威胁?

加顿·阿什:人们经常将其与核武器进行类比。但核武器至少处于少数几个国家的控制之下。人工智能不仅掌握在国家手中,还掌握在私人超级大国手中:大型科技平台及其创始人。同时,它也是美国和中国之间激烈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竞争的对象。在这一点上,人们无法过于乐观。

《镜报》:现在是否还存在乐观的理由?

加顿·阿什:我不乐观,但我准备好战斗了。我们必须在大学、在编辑部以及在政界为真相和事实而战。真相和事实正受到社交媒体虚假信息和人工智能的威胁。这关乎开放、自由社会的更新。

《镜报》:10 月 3 日,德国将再次庆祝德国统一日。许多人对这个日期感到陌生,因为它仅标志着加入。对于那些认为没有什么可庆祝的东德人,您会怎么说?

加顿·阿什:对我个人而言,11月9日这个自由之日比10月3日的统一之日更重要。许多东德人以及更多的欧洲人也有同样的感受。但这并不意味着10月3日没有什么可庆祝的。

《镜报》:您在书中写道,您从未像现在这样担心欧洲。与此同时,您的新书却很风趣——其中出现了苹果卷、卡布奇诺以及各种饮品。在如此压抑的局势下,幽默是一种策略吗?

加顿·阿什:绝对是。在英国,由于脱欧,许多事物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但幽默感依然存在。套用歌德的话来说:失去了幽默,就失去了一切。

《镜报》:加顿·阿什教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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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镜报》;照片:《镜报》, Abid Katib / Getty Images, 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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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讯息

司法 他在埃尔朗根出生,后来成为了哈马斯首领的保镖:据调查人员称,穆罕默德·A. 计划在去年秋天,即 7.-Oktober-Massaker 两周年之际,将恐怖活动带到德国和奥地利。

这名男子在头上套了一顶黑色风暴面罩,戴上了一副不透光的太阳镜,并戴上了手套。在他面前的桌子上铺满了便签纸,左右两侧各放置着一把手枪。

他看起来已经准备就绪,蓄势待发。

当这名蒙面男子开始一段阿拉伯语独白时,一台摄像机正在记录。他以“仁慈的真主”之名,宣布要为以色列在加沙的“种族灭绝”进行“报复”。他说,人们应该密切关注新闻。因为很快,“武装抵抗”将向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这个“可鄙的罪犯”发送一条讯息。这将是一条“血色讯息”。

这段录像时长 4 分 32 秒,拍摄于 2025 年夏天,地点是维也纳法沃里滕区的一套度假公寓。德国调查人员直到六个月后,即 2026, 2 月,在刑事技术人员成功恢复存储卡上的删除数据后,才看到这段视频。

官员们立即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们确信,这段剪辑是一段预先录制的认罪视频。根据联邦总检察长一份长达 214 页的起诉书,一个恐怖小组计划在 7. Oktober 2023 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两周年之际,在维也纳以及德国境内对犹太人或以色列人实施谋杀袭击。显然,正是通过在全欧洲范围内的

1 / 被告 A. 2 / 2023 年 10 月 7 日的哈马斯恐怖分子 3 / 保镖 A.(右起第 2 位)与哈马斯领导人哈尼耶 2006

逮捕行动,才挫败了一场血案。

联邦刑事局(BKA)目前已经确认了视频中蒙面男子的身份。据此,他来自一个有影响力的家庭:穆罕默德·A.,40岁,出生于埃尔朗根,其父为哈马斯领导层成员,他最近居住在英国伯明翰,从事 IT 行业。穆罕默德·A. 目前在英国被羁押,而他的七名涉嫌共犯正在等待在柏林高等法院受审。联邦总检察长指控他们加入了外国恐怖组织哈马斯,并准备实施袭击。

针对德国和奥地利境内犹太人的恐怖袭击:如果调查人员对这些男子的指控属实,这将是一个转折点。这个激进的巴勒斯坦组织长期以来将欧洲视为“避风港”,而非行动区域。德国的协会曾为哈马斯募集捐款并传播其宣传资料。但该恐怖组织此前尚未在德国境内实施袭击。

针对涉嫌主谋穆罕默德·A. 及其共犯的调查现在表明,该恐怖组织可能已经改变了策略。这可能会进一步增加欧洲境内犹太人和以色列人面临的危险。除了伊朗的爪牙,现在显然哈马斯的追随者也盯上了他们的生命——并且招募了与摩托车帮派有联系的犯罪分子。

《镜报》和奥地利《标准报》分析了调查卷宗,审阅了视频和在线个人资料,并与缉捕人员及安全专家进行了交流。由此可以追溯,哈马斯是如何引导其人员在整个欧洲境内进行两次武器交付的。国外涉嫌主谋如何与德国的助手合作,他们如何使用加密通信并制造伪装线索以逃避当局的追捕。这是一次对一场显然被阻止的灾难的还原。

2025年7月的一个周六。在柏林市中心的一家精品酒店里,一名来自丹麦的男子尤西夫·C(Yousif C.)于下午早些时候办理了入住。这家酒店以其“舒适的魅力”以及靠近博物馆岛的中心位置作为宣传卖点。但尤西夫·C.预订这里大概是出于其他原因。隔壁建筑是德以协会(Deutsch-Israelische Gesellschaft)的所在地。距离那座拥有金色圆顶的新犹太会堂也仅有350米。

在尤西夫·C.夜间住在会堂附近的同时,他白天显然在推进哈马斯的袭击准备工作。至少起诉书中是这样指控的。据此,他为该恐怖组织向首都走私了五把9毫米口径的手枪,并根据调查人员的说法,将这些枪支交给了一名涉嫌是该伊斯兰主义网络在柏林的联系人:37岁的阿贝德·al G.(Abed al G.),职业为保安。

此人的生活轨迹乍一看像是成功融入社会的典范。阿贝德·al G.从一名被拒绝的来自黎巴嫩的无国籍寻求庇护者,一路奋斗成为了一个难民收容所的安全主管。月收入:税前4550欧元。他与一名穆斯林女性育有两个孩子,该女性据称最近从事教育工作,他开一辆宝马3系。他在入籍测试中获得了33分中的30分,并于2021年获得了德国护照。在Facebook上可以找到那一天的视频。al G.用蹩脚的德语赞美自己的忠诚。然而,在随后的几年里,在……

版面报道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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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段被窃听的对话中,其中一名男子发出枪击声:“哒,哒,哒,哒!”

调查结果显示,他显然曾在黎巴嫩与突击步枪合影。其中一张照片里,一名孩子坐在他的膝盖上,而他则面带灿烂笑容,向镜头展示一把手枪。2023年春季,当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时,他在 TikTok 上写道:“要么胜利,要么殉道”。

最迟到 2025 年夏天,阿贝德·阿尔·G(Abed al G.)关于遵守德国法律的庄重承诺显然已化为泡影。调查人员随后重建的案情显示,7 月 28 日晚上,这名保安在内克尔恩区(Neukölln)的一个公园——哈森海德(Hasenheide)会见了一名疑似哈马斯特工,并将五把非法从丹麦走私进来的手枪交给了对方。该男子名为穆罕默德·A(Mohammed A.),正是那段疑似认罪视频中蒙面的人物。

调查人员认为穆罕默德·A 是本案中的关键人物。他的参与表明,哈马斯的高层圈子已知晓此次行动。

因为穆罕默德·A 能够接触到该恐怖组织精英阶层的最高层。在旧照片中,可以看到他站在前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Ismail Haniyyeh)身边,他曾是后者的保镖之一。穆罕默德·A 的父亲巴塞姆·奈姆(Basem Naim)是一名在巴伐利亚接受培训的医生,曾担任加沙地带的卫生部长。如今,奈姆已进入哈马斯政治局,即该组织的最高领导圈。对于《镜报》(SPIEGEL)的询问,他未予回应。

随后,哈马斯在其官方频道否认与恐怖嫌疑人有任何联系。但鉴于他们对待真相有时采取的策略性态度,这并不意味着什么。

在柏林哈森海德疑似交付武器的前后几个月里,穆罕默德·A 拥有大量资金。据调查,仅在 2025 年,他就进行了 40 次飞行旅行,至少五次来到德国。

他的两名兄弟据称在作为哈马斯战士时死亡,并被公开赞誉为“殉道者”。穆罕默德·A 是否也想走这条路?他是否被哈马斯指派针对柏林或维也纳的目标?

恐怖主义专家推测,哈马斯在 2023 年 10 月 7 日的大屠杀后改变了策略——甚至可能在更早之前就已经改变。根据以色列军队缴获的一份该恐怖组织文件,其领导层在袭击以色列前的几年里就已经讨论过在土耳其建立一个海外行动基地,用于执行例如“高难度的暗杀行动”。

早在 2023 年底,柏林和鹿特丹的特种部队就逮捕了四名哈马斯特工。他们试图前往保加利亚和波兰的武器库。据称,该恐怖组织在数年前就布置了这些地下掩体。法院后来认定,这些武器是为发动袭击而囤积的。

穆罕默德·A 及其同伙显然没有布置地下掩体,而是将武器和弹药亲手传递,从一名支持者传给下一名。他们在电话中使用暗语,用“轮胎”或“糖果”来代替枪支或子弹。穆罕默德·A 有时使用真名,有时使用化名。在柏林哈森海德疑似交付武器之前,他据称在相近的时间段内预订了三套度假公寓。这是一个试图摆脱情报部门和执法人员的人会采取的行为。

但这次失败了。

早在2025年6月,联邦宪法保卫局就收到了来自外国情报机构——以色列摩萨德(Mossad)的线索:在德国,有恐怖嫌疑人涉嫌参与武器交易。宪法保卫局随即展开追踪。他们监视了来自丹麦的酒店住客尤西夫·C(Yousif C.),并由此发现了来自柏林的保安阿贝德·al G.(Abed al G.)。在两人于7月底会面后,宪法保卫局向警方发出警报:首都是否即将发生针对犹太机构的袭击?

就在当天晚上,柏林警察出动:当涉嫌为哈马斯信使的丹麦人尤西夫·C.登上出租车时,警方对其展开追击并撞击了他的车辆。然而,这名丹麦人的行李中没有武器,而是有2500美元现金。与此同时,调查人员确信:尤西夫·C.不久前向保安阿贝德·al G.出售了9毫米口径的手枪子弹。

在其涉嫌同伙被抓获后,阿贝德·al G.显然陷入了恐慌。他于深夜将子弹扔进了施普雷河。

如果哈马斯恐怖分子当时确实像起诉书指控的那样在德国准备袭击,那么他们现在遇到了麻烦:虽然他们拥有手枪,但匹配的子弹已被沉入河底。

2025年8月初,联邦检察院启动了恐怖主义调查。现在,联邦刑事警察局(BKA)也在追踪以穆罕默德·A.(Mohammed A.)为首的这些男子的武器交易。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侦查员将对车辆安装窃听器并监听电话。在一次通话中,其中一名男子模仿开枪的声音:“哒,哒,哒,哒!”

哈马斯干部纳伊姆:在巴伐利亚接受医生培训

根据调查,哈马斯官员之子穆罕默德·A.携带五把手枪前往维也纳,而阿贝德·al G.则被认为在柏林的索嫩大道(Sonnenallee)寻找替代弹药。他在电话中向熟人询问“枣子”(Datteln)。这显然是子弹的另一个暗语。

调查人员认为:这名保安在整个过程中受到哈马斯从远端的操控。这是规模比最初预想更大的行动的一部分。因为除了在德国首都的秘密活动外,此案还有第二章。它揭示了该恐怖组织在欧洲与哪些犯罪圈子有牵连。

第二章的核心人物是一个来自地下世界的人,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认为他是该网络的另一个关键人物:博尔汉·El-K.(Borhan El-K.)。据称他为该组织 procuring 了一把全自动突击步枪。

2025年8月底,博尔汉·El-K.乘坐渡轮从丹麦抵达费马恩(Fehmarn),跨越边界进入德国。他开着一辆白色西雅特 Leon,目的地在向南约600公里处:中黑森省的一个小镇。

出生于黎巴嫩的博尔汉·El-K.在丹麦生活了30多年。由于黎巴嫩内战留下的创伤,他在那里领取提前退休金,同时在哥本哈根的一个郊区非正式地经营一家汽车修理厂——只要他没在监狱里。调查人员认为,61岁的博尔汉·El-K.不仅与哈马斯的重要人物有联系,还与有组织犯罪集团有联系。一张照片显示,2024年11月他在尼斯参加龙虾晚餐时,与当时机车党帮派“Bandidos”的欧洲负责人在一起。博尔汉·El-K.曾被监禁多年,原因包括暴力行为以及交易可卡因和海洛因。

当El-K.于2025年8月25日抵达黑森州的小镇时,他前往一家火车站餐厅。那里经常有来自犯罪机车党圈子的人出没,那天晚上也是如此。

宪法保卫局一直在监视他。监视人员发现,有人在停车场递给 Borhan El-K. 一个运动包,他将其放入汽车后备箱。随后他再次出发,向南前往达姆施塔特附近的一个地方。凌晨三点,一辆欧宝汽车停在当地的一个住宅区。El-K. 身穿 T 恤,脚穿凉鞋,从一栋房子里走上街道。

宪法保卫局的人员在此也埋伏在侧。他们看到 El-K. 将一个包交给欧宝车司机。包里露出了一个长长的、闪光的物体。

如今调查人员确信:那是一把 Zastava 品牌的突击步枪。几周后,侦查员在柏林的一个后院缴获了这样一把用塑料薄膜包裹的武器。包中还发现了八把格洛克手枪的半自动仿制品。

同一天,即 2025 年 10 月 1 日,侦查员在柏林逮捕了目前被起诉的男子中的前三人,其中包括保安 Abed al G.。随后,德国、奥地利、丹麦、英国和塞浦路斯开展了进一步的搜查和逮捕行动。一个更完整的局面逐渐清晰。

据称,这些男子与涉嫌的组织者 Mohammad A. 共同在短短几周内采购了一批足以制造大屠杀的武器库:13 把真枪手枪、一把突击步枪,以及 718 发弹药。起诉书称,该团体已处于“准备实施袭击”的状态。

然而,尽管安全部门对该网络的监控如此周密,但关于涉嫌袭击计划细节的认知却依然模糊:所有这些武器是打算用来做什么的?在去年秋天 10 月 7 日的周年纪念日,具体计划发生什么?

与摇滚帮派有联系的 Borhan El-K. 在被捕入狱后曾做出过可能的暗示。据称他在狱中吹嘘自己与哈马斯的联系,并表示:犹太人应该死。他知道德国境内犹太人聚集的犹太会堂及其他场所。

他的辩护律师 Onur Özata 表示,本案的核心问题是“被告是否确实隶属于哈马斯”。联邦检察院必须证明,被指控的武器犯罪是“在意识到具体恐怖主义目标的情况下实施的”。他认为这里的证据链“相当脆弱”,且部分基于“几乎无法核实”的情报部门信息。其他被告的律师未对指控发表评论。

对于德国当局而言,打击这伙人是一次巨大的成功:警方和宪法保卫局追踪了他们的踪迹数月之久。他们坚信自己阻止了更糟糕的事情发生。

但并非一切都尽善尽美,有一件事最初被他们忽略了。据称,一名保加利亚人 Mohammad S. 也参与了为柏林袭击计划采购弹药的工作——而他同时又是宪法保卫局在伊斯兰主义圈子里的线人。他显然扮演了双重角色,并欺骗了该部门。

当联邦刑事警察局(BKA)搜查他的柏林公寓时,他突然表示自己是为德国情报部门工作的线人。联邦检察院向宪法保卫局询问,后者承认:这名保加利亚人确实是该局的线源。不过,他并非被指派负责哈马斯案件,而他恰恰是在此背景下被逮捕的。

据称他现在也将被起诉。柏林高等法院(Kammergericht)将决定是否受理针对这七名恐怖嫌疑人的起诉。

Astrid Geisler, Ulrich Kraetzer, Sven Röbel, Wolf Wiedmann-Schmidt

延伸阅读:一名被杀哈马斯人质的母亲谈论悲伤与慰藉 / 46

版面报道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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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余侦探日

现场调研:在哈勒(萨勒河畔),警方首次让公民参与调查未破刑事案件。其结果令专业人士感到惊讶。

一名资深钟表匠和一名 IT 取证专家相遇,并协助警方开展正在进行的调查程序。听起来像虚构的?但事实确实如此,就在 9 月底的一个周五,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警方举办的首届“真实犯罪黑客松”(True-Crime-Hackathon)上,这一切发生了。

黑客松最初源自 IT 行业,是一种程序员之间的竞赛。在哈勒,30 人(其中许多是外行)将以全新的视角深入研究五个警方陷入僵局的调查案件。如果进展顺利,他们能找到新的调查切入点。

对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当局来说,此类活动是全新的尝试。这同时也是一种平衡:部分调查卷宗(包括电子邮件地址、真实姓名、出生日期)被交给第三方审阅。所有参与者必须事先签署保密协议并经过警方审查。在研究期间,他们不得进行录音录像,且由警方经办人陪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款使这一做法在法律上成为可能。

尽管如此,在活动的间隙可以听到,当局内部仍有人对这种新形式持怀疑态度。但最终,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决定给它一次机会。

早晨,IT 取证专家罗米(Romy)讲述道,一名同事将黑客松的广告转发给了她。她在一家专门调查安全事件的公司工作。她还曾与暗网上的罪犯进行过谈判,例如在罪犯用窃取的数据勒索其客户时。

钟表匠梅拉妮(Melanie)则说,是她的男朋友向她推荐了这次活动。她已经玩过“一些”密室逃脱游戏(Exit-Game),这是一种团队协作解谜的互动游戏。

据州警方称,约有 800 人表达了参与意向,其中约四分之三是女性。她们也是真实犯罪类节目不成比例的高频消费者。

项目负责人、警监亨利·迪林格(Henry Dieringer)介绍说,在 22 至 64 岁之间选出的 30 人中,包括计算机科学家、心理学家、一名破产管理人、多名法律专家、一名牙医、一名社会工作者以及专家证人。光谱越宽,视角就越多样。参加黑客松没有报酬。所有研究路径必须记录在案。只要是刑法允许的均可操作——也就是说,参与者不得进行破坏,也不得拦截数据。

梅拉妮随后将在“绿队”进行调查,处理一起杀人案。罗米所在的“蓝队”将处理数字勒索案。另一支队伍负责研究互联网投资诈骗,另外两支队伍则处理“冷案”(Cold Cases),即未能破获的刑事案件。为了不危及正在进行的调查,关于这些案件不能写更多细节。

项目负责人迪林格从荷兰了解到了这种形式,一位来自海牙的同事(他也参加了哈勒的活动)今年已经举办了第六届黑客松,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其中,一名失踪超过一年的 15 岁青少年在国外被重新——

真实犯罪黑客松参与者:不得破坏,不得拦截数据

——找回。亨利·迪林格表示,黑客松是跟上尤其是数字化领域飞速发展的一个好方法:“当然,我们会进行专业化分工,但世界在不断运转,我们作为警方必须紧跟步伐。”

经过近四个小时的努力,罗米和她的团队庆祝取得了初步结果:在数字勒索案中,他们发现了一条极具前景的线索,这可能有助于确定被搜寻人员的身份。“也有可能我们完全走错了方向,”这位 28 岁的女性说道,“但目前的匹配度确实非常高。”

罗米这样描述小组的分工:她和三名同样从事 IT 领域的男性,负责搜索 IP 地址和社交媒体个人资料等。一名在监狱系统担任心理学家的女性提供了宝贵的线索,指出了哪些操作方式和行为模式符合犯罪嫌疑人的画像。而另一名在警察部门工作的女性则为侦查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建议。

傍晚时分,所有小组展示了他们的结果。梅兰妮和她的团队在一起杀人案中找到了关于疑似嫌疑人可能藏身之处的线索。罗米和她的团队讲述了他们是如何通过一个数据泄露点发现关键线索的。在演示中,他们列出了数十个用于调研的网站。

最终,罗米及其队友赢得了这次黑客松。在颁奖典礼上,总检察长兼评审团成员海克·盖尔强调,该小组提到了一些她从未听说过的网站——尽管所有评审团成员都从事刑事追诉工作。“这确实令人赞叹,”盖尔说道。如果侦查取得成功,罗米和其他人可能会成为刑事诉讼中的证人。最迟到那时,他们将得知自己的工作产生了怎样的结果。

首席侦查员也对该小组的工作表示印象深刻。“整个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我的考验,”他说道。他自己此前已束手无策,不得不与检察机关协商后暂停侦查。现在,他对这些新方法以及他所获得的新知识感到高兴:“这里使用的一些调研方式对我来说完全是陌生的。”

当被问及何时将重启侦查时,他回答道:“立即执行。”

卡洛塔·伯彻 5

版面报道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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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想成为乡村医生——但并非以这种方式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 为了获得医学专业录取名额,他们承诺在毕业后担任乡村医生。但现在,两名学生表示其处境已恶化,并提起诉讼。

亚历山大·M.(Alexander M.)的书架上以前放着一个黄色的 Leitz 文件夹,里面装满了医学专业录取失败的拒信。他回忆说,大约有 15 封。他一直称之为“耻辱文件夹”。

M. 表示,他曾尝试五年时间在德国获得医学专业录取名额。凭借 2.8 的高中毕业成绩(Abitur),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完成了护理员培训,并在急诊室工作。

当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首次通过所谓的“乡村医生配额”(Landarztquote)分配医学专业名额时,他提交了申请。协议内容是:从 2019 年冬季学期起,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那些没有获得 1 分(最高分)高中毕业成绩的年轻人也有机会学习医学。作为回报,他们承诺在毕业后进行家庭医生进修,随后在医疗资源匮乏地区工作十年。

亚历山大·M. 说,他想成为一名儿科医生。当时有人告诉他,通过乡村医生配额可以实现。当录取通知书寄到时,他非常高兴。他把黄色文件夹里的所有页面都撕下来扔进了垃圾桶。

乔安娜·N.(Joana N.)也是 2019 年通过乡村医生配额获得医学专业录取名额的幸运儿之一。她说,学生时代她曾和家人一起观看美国医疗剧《实习医生格蕾》,从那时起她就想成为一名医生。

和亚历山大·M. 一样,她也积累了多年的等待学期(Wartesemester)。期间,她接受了儿科护理员培训,并在汉堡和明斯特的诊所工作。她说,早在那时,她就梦想在明斯特兰(Münsterland)的一个旧农场里开一家自己的儿科诊所。

如今,七年过去了,亚历山大·M. 和乔安娜·N. 分别 33 岁和 32 岁。他们学习了医学,但他们是否会作为儿科医生工作仍是个疑问。

那个黄色文件夹依然放在亚历山大·M. 的书房里,现在它再次被文件填满:他与州政府签署的合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需要这些文件,因为他已对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政府提起诉讼。乔安娜·N. 也是如此。

这场争端的影响远超一个联邦州。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之后,另有 11 个州引入了乡村医生配额,迄今为止已通过该制度分配了约 3400 个医学专业名额。目前,许多学生后悔签署了合同。仅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就有 20 人提起诉讼。

在与这些学生的交谈中,人们反复听到一点:他们仍然可以想象在乡村工作——但不是在州政府规定的条件下。一些人声称,他们直到事后才得知这些条件。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政府则反驳称:学生们签署了合同,因此必须知道自己承担了什么。任何不遵守合同的人将面临 250,000 欧元的违约金。

10 月 6 日,双方将在盖尔森基兴行政法院会面。届时将对首批四起学生诉讼案进行审理。

版面报道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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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

乔安娜·N(Joana N.)于 2019 年 10 月在明斯特开始她的学业。与此同时,她在早产儿病房轮班。她现在表示,在医院工作是一个很好的平衡,因为她在入学前就在那里工作,熟悉相关流程。

但在大学里情况有所不同。作为一名办公室助理和一名肉铺大师的女儿,她有时会感到格格不入。她觉得必须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自己。她经常被问到,作为一名未来的乡村医生,她是否在接受一种“简化版培训”。然而,她参加的是与同学相同的讲座,参加相同的考试,完成相同的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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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需要家庭医生的地区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被预测或正被预测会出现家庭医生短缺的地区\*

亚历山大·M(Alexander M.)在就读期间结婚并成为了两个孩子的父亲。他表示,在学习之余,他曾从事护理工作并担任教师,还背负了 50.000 欧元的债务。

如果现在和亚历山大·M 一起开车穿过他的就读城市,他会指向一片草地,说学生们夏天会躺在那里。他问自己在那儿躺过多少次?“一次也没有。”

\* 根据法定医疗保险医师协会(Kassenärztliche Vereinigungen)的规划区域

其他乡村医生专业的学生向《镜报》(DER SPIEGEL)透露,他们觉得自己像是“二等医生”。其中一人讲述道,他现在会隐瞒自己是通过乡村医生配额(Landarztquote)就读的。在必要时,他甚至会撒谎。

5· 来源:北莱茵法定医疗保险医师协会和威斯特法伦-利珀法定医疗保险医师协会,截至 15.3.2019;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健康与职业安全局,截至 30.6.2026

乔安娜·N 和亚历山大·M 表示,他们不会走到那种地步。但他们也没有到处宣扬自己的配额名额。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不愿公开姓氏,不愿露面;因为他们非常担心这会对职业生涯产生不利影响。

Albrecht Fuchs / DER SPIEGEL

医学生 M.,准医生 N.:通过配额名额就读

Jost Schowe / DER SPIEGEL

在亚历山大·M 和乔安娜·N 就读期间,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为新乡村医生学生出具的合同发生了变化。从 2021 年起,州政府“为了澄清起见”指出,“专业培训只能在州政府……在开始专业培训时预测有特殊公共需求的专业领域内进行”。

在乔安娜·N 和亚历山大·M 于 2019 年签署的合同中,缺少这句话。但在州政府看来,核心条件对他们而言依然相同。

乔安娜·N 和亚历山大·M 表示:他们签署的协议是,将在一个使其“有资格参与家庭医疗护理”的领域完成专科医生培训。他们的合同中就是这样写的。根据德国法律,除了全科医生和内科医生外,儿科和青少年医学专家也包含在内。

然而,对于州政府来说,需求才是决定性因素。合同中还规定,乔安娜·N 和亚历山大·M 必须在“完成专业培训后”,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一个医疗服务不足或面临不足威胁的地区执业。在州政府看来,这不仅规定了他们可以在哪里执业,而且规定了他们以什么身份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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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悟

2024年9月,乔安娜·N(Joana N.)与来自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NRW)的其他乡村医生专业学生一起,坐在波鸿健康学院的一个阶梯教室里。邀请方是北威州卫生部以及州健康中心(现为州健康与职业安全局),后者负责管理乡村医生配额制度。根据《镜报》掌握的邀请函,两家医师协会的代表在会上说明了学生在进修期间需要注意的事项。随后是与家庭医生的交流,以及一个问答环节。

乔安娜·N.回忆道,一名学生想知道儿科进修(即成为儿童与青少年科医生)的情况如何。州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回答说,北威州不需要儿科医生。

“这就像是被扇了一记耳光,”乔安娜·N.如今说道。据她描述,会场内的气氛随之发生了转变。当一名主持人询问谁对儿科医生进修感兴趣时,大约三分之一的100名参与者举手了。面对学生关于如何成为儿科医生的追问,州局代表的大意回答是:“如果您这样做,将面临违约风险。”

北威州卫生部在回复《镜报》的询问时写道,这些信息并非新鲜事。此前,在个别学生询问时,已提供了相应的解答。

事后很难判断是州政府沟通不畅,还是学生信息获取不足。卫生部表示,一直设有定期的信息说明会,甚至在选拔面试之前就有,申请者随时可以提问。需求预测的发展情况已通过政府公报和网站进行了传达。

卫生部进一步表示,合同条款事后并未改变。2019年的合同中明确规定,学生日后只能在具有“特殊需求”的地区执业。自乡村医生配额制度启动以来,此类需求仅预测存在于全科医学和内科医学领域,而非儿童与青少年医学。首批学生虽然可以开始相应的进修,但由此面临必须衔接第二次进修的风险。就目前情况而言,无论如何不能假设他们能够在不违反合同义务的情况下,最终以儿童与青少年科医生的身份执业。

对于许多学生来说,这些信息显然在签署合同数年后才传达到他们耳中。亚历山大·M(Alexander M.)没有参加任何信息说明会,他说他当时必须工作或照顾孩子。乔安娜·N.说,她直到2024年才第一次听说这些说明会。而那时,她的医学专业学习大部分已经完成。

在波鸿的活动之后,北威州的乡村医生专业学生建立了一个WhatsApp群组。亚历山大·M.如今说,他阅读了群里的消息,同学告诉他一个“传闻”,称儿科方向已不再可行。但他无法相信,因为他从未收到过州政府的任何书面通知。虽然州局在波鸿会议后发送了一份“常见问题解答(FAQ)”,但亚历山大·M.坚称自己从未收到。

2025年1月29日,他创建了第二个WhatsApp群组,将其命名为“EXIT”。同一天,乔安娜·N.加入了该群。两人表示:他们想成为儿科医生,而不是全科医生或内科医生。目前,该群已有245名成员。

2025年春季,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NRW)卫生部在其网站上发布了一份名为《儿童与青少年医学零需求》的文件。亚历山大·M. 讲述道,一名同学将该文件展示给了他。其中白纸黑字地写着:“根据当前情况,儿童与青少年医学专业领域不存在且无法预测潜在的或实际的全面供应不足[...]。”

亚历山大·M. 表示,在那一刻,他的纸牌屋崩塌了。“我无法相信。直到现在依然无法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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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

大约在同一时间,一名成员在“EXIT”群组中写道,他正与一名律师约阿希姆·劳(Joachim Rau)保持联系。劳在2021年6月之前领导一家地方法院,现在在奥斯纳布吕克担任律师。在他的网站上,他宣传提供关于乡村医生合同的法律咨询。

2025年7月,约安娜·N(Joana N.)和亚历山大·M(Alexander M.)都参加了该律师的一次信息说明会——并决定提起诉讼。

Jost Schowe / 《镜报》

根据《镜报》对所有州卫生部的查询结果,目前全德国共有31起针对个别联邦州合同规定的诉讼在审。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NRW)以20起诉讼位居榜首,巴伐利亚州和黑森州各有4名学生起诉州政府,萨尔州 2, 萨克森州有1名原告。约阿希姆·劳表示,大多数原告由他代理。

原告N与医疗器械合影:拥有自己儿科诊所的梦想

谈到北威州时,该律师表示,该州利用了医学学习名额的短缺。 “它让学生签署一张空白支票,而他们将来将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工作完全不明确。” 在《镜报》获得的一份诉状中,他将重点放在了 250.000 欧元的违约金上。劳表示,如果违约金始终僵化地维持在这个金额,那么在他看来是不合法的。 “这完全缺乏对违约严重程度的区分。”

据劳称,他在北威州约三分之一的委托人提起诉讼是因为他们想成为儿科和青少年科医生,就像约安娜·N和亚历山大·M一样。其他人则是出于健康原因,或者因为无法在北威州完成专科医生培训而决定起诉。有些人希望更换专业方向。例如,一名年轻人在《时代》(Zeit)中表示,在一次实习后,他更想成为外科医生而非家庭医生。

亚历山大·M表示,他起诉也是因为他的家庭需要更多的规划确定性。他现在处于学业末期,但仍然不知道自己可以搬到哪个医疗资源不足的地区。

其他学生也抱怨缺乏规划确定性和沟通糟糕。他们表示,在开始学习之前,他们在乡村医生配额的信息网站上查看了一份由法定医疗保险医师协会(Kassenärztliche Vereinigungen)提供的文件。《镜报》掌握了一份截至 15. März 2019 的名单。该名单列出了106个所谓的规划区域,预计到2030年将属于医疗资源不足地区。学生们说,他们是以这份名单为参考的;他们可以想象在这些地方工作。

直到2025年5月,该州才向即将完成学业的学生发送“区域建议”。一年后,名单上现在有70个规划区域:与2019年相比,55个保持不变,51个缺失,15个是新增加的。

北威州卫生部表示,他们“非常努力”地尽可能早地给学生提供规划确定性。但公共需求无法提前数年确定。他们计划在医生完成专科培训前一年提供一份具有约束力的需求区域名单。

此外,不能忘记的是:作为回报,他们获得了优先录取名额,这首先是非常昂贵的,其次他们通过常规程序可能无法获得。没有人被强迫通过乡村医生配额来学习。 250.000 欧元的违约金大致相当于一个医学学习名额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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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现在怎么办?

亚历山大 M. 目前住在城市边缘的一栋租来的房子里,他正在准备国家考试。当他站在花园里,怀里抱着一个孩子,身边围着 15 只鸡和一只狗时,很容易相信他的话:他仍然想搬到乡村去工作——但必须是以儿科医生的身份。

他说,事后看来,他更希望在国外学习医学。他绝对负担不起那笔违约金,用于起诉的资金也是借来的。

10 月 6 日,法院将审理他的诉讼。他试图不去过多思考法庭上会发生什么。

乔安娜 N. 与她的伴侣住在明斯特的一套公寓里。她说,她已经用完了 30,000 欧元的助学贷款。如果能让时间倒流,她也不会再次选择乡村医生配额——尽管学习医学一直是她巨大的梦想。她说,或许她本可以学习护理科学。 “但我仍然会获得幸福。”

10 月 6 日,乔安娜 N. 将前往医院。她在 9 月开始了一项儿科和青少年医学的进修培训——而没有就此与州政府协商。

诺拉·埃德雷尔(Nora Ederer),克拉拉·沃尔曼(Clara Woll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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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撞路线

在巴伐利亚州,联邦研究部部长展示了德国最大的陨石。由此,麻烦开始了。

它就在那里,几十年来一直公开地放在院子里。卡罗琳·冯·瓦尔登费尔斯男爵夫人(Caroline Freifrau von Waldenfels)指向她庄园一座经济建筑旁的地面。“我的父亲总是开玩笑说我们富得流油(steinreich,德语双关,意为‘拥有大量石头’),”这位农林业经营者讲述道。这句话并非是指她这个上弗兰肯贵族家族的财务状况:“每年我们都会从田里清理石头。”其中特别显眼的石头会被摆放在古姆佩茨罗伊特(Gumpertsreuth)的场地上。

其中就包括这个样本:锈褐色,菱形,重量超过 136 公斤。瓦尔登费尔斯估计,那应该是 80 年代中期,总之是在两德统一之前。

因为一名员工在大概 A93 高速公路(从巴伐利亚州东北角通往萨克森州方向)现在的经过地将其从土里犁了出来。她不愿具体说明发现地点:她不希望寻找石头的猎人出现在她的农田里四处挖掘。

这块石头像彗星一样迅速出名。它被认为是德国最大的陨石。但关于它的发现地点存在争议。一名男子声称他在 2020 年在自家房屋的建筑工程中发现了它。具体位置距离庄园约 30 公里车程,位于一个名为伊西高(Issigau)的地方,属于赖岑施泰因(Reitzenstein)社区。

这怎么可能?

这个天体现在成了司法案件。从 11 月起,霍夫(Hof)地方法院将进行审理。今年夏天,一次达成协议的尝试失败了。

58 岁的瓦尔登费尔斯提起民事诉讼。首先要求的是,来自伊西高的那名男子停止声称自己发现了这块石头。发现地点决定了石头的所有权,以及地理归属:“我希望真相大白,”瓦尔登费尔斯说。

“我们的当事人坚信自己是该陨石的合法所有者,”被告律师法尔克·舒蒂格(Falk Schüttig)表示。该男子“在自己的地块上发现了这块石头,识别出其特殊性,从而使科学研究和分类成为可能”。

直到政界关注到这块地外碎片后,双方才真正发生激烈冲突。联邦研究部部长多萝西·贝尔(Dorothee Bär,CSU),因职务之便负责各类太空物体,于 2025 年参观了当时在霍夫巴伐利亚州环境局展出的陨石。展览标题为:《并非来自这个世界——巴伐利亚州的陨石发现》。

州局的小册子采用了伊西高版本的说法:一台挖掘机“在改造一块花园地块时,通过一堵挡土墙意外地将一块不规则的锈色块带到了地面”。

当时人们感谢“发现者的慷慨出借”。随后,甚至对潜在的散落区域“使用金属探测器进行了大规模且专业的搜寻,遗憾的是没有进一步的发现”。在古姆佩茨罗伊特一方看来,这是一次在错误地点的搜寻,完全可以避免。

原告方给出的争议金额为 100,000 欧元——尽管双方都强调没有经济动机。但在美国等地,存在专业交易商,他们可能会支付数十万欧元。

私人个体之所以会为这样一个碎片争执,部分原因在于

所谓的伊西高陨石:

给出的争议金额为 100,000 欧元

坠落地点:与巴登-符腾堡州或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不同,巴伐利亚州没有法律可以让国家确保对陨石的获取权和所有权。

在负责命名的国际陨石学会(Meteoritical Society)注册表中,在德国发现的陨石少于 100 块。

研究人员表示,这块此前被称为“伊西高陨石”的石头主要由铁和镍组成。据称它形成于 46 亿年前,来自“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因此,它大约在 29.000 年前坠落在地球上。

但它是如何从古姆佩茨罗伊特(Gumpertsreuth)附近的坠落地点到达伊西高的?原告方认为这一点相对明确:庄园的一名员工,即一名运营经理,将其带走作为花园的装饰。

在 2009年前后,当时还没有提到陨石一说。当时的业主恩斯特·阿尔布雷希特·冯·瓦尔登费尔斯男爵(Ernst Albrecht Freiherr von Waldenfels)已经去世,据其女儿卡罗琳(Caroline)描述,他此前并未授予搬运该石头的正式许可。

原告在邮件中向现居住在北德的前运营经理确认了过程:他从“古姆佩茨罗伊特取走了”这块石头,此后该石头一直显眼地放在他的地块上,“直到我们搬家那天”。而现在的被告正是该地块的买家。

前运营经理被传唤作为证人,同样被传唤的还有庄园的一名员工,后者当时将石头挖掘出来,并在几年后协助同事将其搬走。

“这里的每个人都知道,这块石头属于这里,”瓦尔登费尔斯在视察现场后表示,“不能让当地民众、公众和科学界就这样被愚弄。”

其律师、明斯特大学前讲师布尔哈德·奥克斯曼(Burkhard Oexmann)主张,该石头“既非无主物,也非发现物,更非宝藏”,且不具备“时效取得权”(ersitzungsfähig),即不能随时间推移而转移所有权。与此同时,被告律师表示,被告“刻意不想在司法程序之外公开讨论”此类问题。在案件结案前,这块沉重的石头被存放于班贝格(Bamberg)州司法金库的保险库中,避开公众视线。

霍夫(Hof)地方法院的发言人表示:“目前没有计划在开庭日期将陨石带到霍夫进行现场勘验。”

Jan Friedmann 5

版面报道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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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重新发现

身份认同 在统一之前,联邦德国从未是一个完成的国家。曾经将西德凝聚在一起的力量——以及我们今天应当反思的东西。

作者:海因茨·布德 (Heinz Bude)

绿党成员杰姆·厄兹德米尔 (Cem Özdemir) 实现了一个“西德奇迹”。这位拥有土耳其血统的政治家在几乎毫无希望的局面下,成功说服了巴登-符腾堡州的选民,证明他能够带领该州应对变革。由此,他追随了温弗里德·克雷奇曼 (Winfried Kretschmann) 的脚步,后者是一个来自 1968 年的人,同样出身于联邦德国的深层:从底层起步,面对重重阻力,且长期得不到自己政党的认可。巴登-符腾堡州代表了整个西方在向新彼岸启航:

在这里,汽车工业和机械工程正通过人工智能 (AI) 被重新定义,机器人被应用于医疗领域,生物技术在图宾根和海德堡得到开发,而一个面向中型企业的云平台正在海尔布隆建成。

从奥格斯堡到萨尔布吕肯,再到基尔,西德人在这十年间意识到,坚持一个没有终点的现状已无法承诺未来。否则,德国将面临失去与中国、越南、尼日利亚或阿曼等国早已开启的进程接轨的机会。

这种“西德式的我们”并非目前到处盛行的那种怀旧式的“我们”。它是一种实验性的,一种从变革中汲取力量并邀请所有愿意参与其中的人的“我们”。1989 年之后,在向东扩张的欧盟中,这被称为“反极权共识”。

俯瞰莱茵河畔的科隆大教堂:一座重建城市的原型

Hesham Elsherif / Getty Images

西德今天受益于任何没有这段历史的国家都无法强加的前提条件。正是这种历史上的“不可概率感”使联邦德国社会成为可能:我们作为加害者幸免于难,在一次“文明断裂”之后证明了自己,因此感到一种义务——不是去指责他人,而是对自己负责。我们这些后辈西德人认为,威利·勃兰特 (Willy Brandt) 曾反抗纳粹,他在华沙的下跪也是为了我们。

对比德意志帝国的三个继承国家,西德道路的特殊性在 1945 年之后就已显现,并影响至今:中立的奥地利通过强调被纳粹德国暴力“吞并”而洗清自身。而在现实社会主义的东德,人们用“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形式”的公式来辩解,从而将反资本主义宣布为反法西斯主义的最高形式。唯有联邦德国作为“第三帝国”的继承国,承担了世界大战和种族灭绝的遗产,将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归结为魏玛共和国的失败。只要通过“防御性民主”将“反民主危险”控制住,波恩就不是魏玛。

早期的联邦德国基于两项默契:人们对纳粹罪行保持沉默,因为重建似乎比与本国公民清算更为重要。与此同时,一种经验深入人心,即下一次灾难并未发生:尽管经历了朝鲜战争、柏林墙建立、古巴危机和肯尼迪遇刺。西德的生活感受从 1946 年沃尔夫冈·施陶德 (Wolfgang Staudte) 的《杀手就在我们中间》演变为 1961 年《在卡普里岛必须是金发》的欢快承诺。

为了回应日益蔓延的宪法机会主义,许多西德人回想起

如今,许多西德人回想起当年的“宪法爱国主义”。基本法不仅仅是一套游戏规则的集合,它是我们国家体制赖以生存的基石。人们向宪法法院提起诉讼,不应是因为这样做对自己有利,而应仅在法律受到质疑时。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宪法文化”。

“西德式”意味着在民主权力的间接性中进行实践。在波恩共和国时期的婴儿潮一代,在孩提时代将联邦议院的辩论视为一场宏大的议会电影。民主即争论,议会即舞台,而民众则由代表代议。1968年那段由学生先锋派梦想着指令性授权和直接行动的插曲,已被68一代自己将其作为一次迷途而搁置。此时,程序合法性以及法治国家优先于民主的原则占据主导。

身为西德人意味着心怀感激。感激在1945年后,一个共同体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成功建立。毕竟,我们并非自我解放。被解放者应当出于一种生存本能地感激解放者。因为事情本可能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

同样,西德人从未放弃对生命中非人性基础的追问;他们将教会作为公共生活的一部分予以保留。西德是一个双信仰国家。至今仍有约36,6百万 Menschen 隶属于两大教会,其中大多数分布在西部。

康拉德·阿登纳通过创建基民盟(CDU),为来自明斯特兰的固执天主教徒以及来自“承认教会”的傲慢新教徒建立了一个政党。就这样,一个保守的政党诞生了:亲民但不局限于中产阶级,根基深厚但不狭隘——它是工厂主、女工、农民和乡村医生的家园。

1972年11月19日的选举之夜,维利·勃兰特在向天主教徒感谢选举胜利时引起了轰动。直到今天,联盟党内部仍存在天主教和新教派系。对于赫尔穆特·科尔来说,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如果总理是天主教徒,那么联邦总统就必须是新教徒,反之亦然。直到安格拉·默克尔才不在意这一点。

西德政党民主的精妙之处长期在于,两大全民党在重建义务上达成一致,但仍能将分歧戏剧化:在康拉德·阿登纳时期是“向西绑定”,在维利·勃兰特时期则是“东方政策”。每一次,思考都紧随情感之后:起初,民众寻求保护,渴望安宁;随后,民众寻求和解,渴望民主。国家和阶级退居幕后,参与感和权利主张则走向前台。

其结果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模型,将德国工人运动的传统与盎格鲁-撒克逊的公民理念相结合:由此产生了联邦共和国的雇员社会,在争取金钱的斗争中始终包含着争取权利的斗争——从而使“全民繁荣”被想象为“全民权利”。拉尔夫·达伦多夫从中看到了一次伟大的社会历史蜕变的完成:从帝国时期的臣民,变为纳粹时期的“民族同胞”,进而演变为联邦共和国的公民。教育不应被误解为国民经济资源,而应被宣布为一项公民权利。

由此,西方向东方发起了挑战:联邦共和国的“雇员社会”与东德的“工人-农民国家”形成了对比。英国人和法国人对巨大的经济成就与强大的社会凝聚力能够同时存在感到十分惊讶。

西德的熟练工人以企业的范畴进行思考,共同决定权在共同管理中得以实现,而工业工会则将工资水平与劳动生产率挂钩。在 70 年代上半叶,高尔夫(Golf)汽车在沃尔夫斯堡下线,SAP 在魏因海姆成立,而在 80 年代,多特蒙德的赫施(Hoesch)公司得到了重组。在西德,裁减与重建相辅相成。

西德的下一个过去包含着怎样的下一个未来?

最近,德国模式在世纪之交时摆脱了自身。恰恰是红绿联盟在统一后的德国凭借膨胀的经济和饱和的社会威胁要将欧洲拖下水时,拉动了紧急制动。一个拥有多元背景、受益于教育扩张的新中产阶级,正在等待一个既能提供支持又能提出要求的政治方案。当时的情绪是: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针对这一诉求,政治层面给出了涵盖广泛的概念方案,要求人们维护自身的“就业能力”,要求企业提高其“竞争力”。

在 2000 年代中期,德国作为全球化的巨大赢家,在 2006 年足球世界杯期间邀请全世界来做客。在朋友们的眼中,德国模式至此已臻完善。愧疚变成了责任,基本法变成了文化,争端变成了达成平衡的程序。

如今,该模式似乎失去了其人员支撑。婴儿潮一代正在退场。年轻一代则陷入了动力缺失。流传的只有幻想,而没有可以让人从中读出如今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美好生活的认同模型。这种本能能量与塑造目标之间的失衡,显然在所有年龄段和社会阶层中引发了巨大的疯狂,而我们社会的文化已无法再将其吸收。必须承认,人是一种永远无法完全安于现状的生物,其宿命就是迷失与受骗。但在平庸的亢奋与神圣的彷徨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政治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社会心理图景。政治必须使自身可见,而不能满足于仅仅复述可见之物;它必须做出自我决断,向公众提供一种能够整体把握现状的政治。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们一直靠着存量生活,现在必须向前走,即便不知道要去向何方。然而,如果我们没有更高层次的游戏构思,这场游戏就无法继续。

赫伯特·格罗内迈尔(Herbert Grönemeyer)在他的歌曲中始终揭示了自己作为一个真正的西德人的特质:并非一切都会变好,但会比人们想象的更好。在疑问的情况下,所有人必须参与进来,而不想参与的人就只能被留在后面,并应该考虑是否最终还是想要跟上步伐。

对于婴儿潮一代的格罗内迈尔来说,一切始于 60 年代波鸿的 San Marco 冰淇淋店。当时的鲁尔区人们背负债务,衣服上沾满煤灰,患有尘肺病,但 3 / 15 的人已经进入文理中学,而在 1966 年,当赫曼的隐士(Herman's Hermits)唱起《今天没牛奶》(No Milk Today)时,所有的人,无论男女,都进入了另一种状态。如今在杜伊斯堡、盖尔森基兴或赫内,情况完全不同,但在某些地方并没有好到哪里去。尽管如此:冰淇淋店到处都有。

Marcus Hoehn / laif

海因茨·布德(Heinz Bude),1954 年出生于伍珀塔尔,曾在卡塞尔大学教授社会学。他是 Documenta 研究所的创始院长。最近,汉泽出版社(Hanser Verlag)出版了他的著作《告别婴儿潮一代》。

版面报道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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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我生活在

痛苦的囚笼之中«

《镜报》访谈:赫什·戈德堡-波林被哈马斯绑架至加沙并被杀害。在这里,他的母亲拉切尔讲述了她如何处理悲痛,以及为什么她在德国找到了慰藉。

戈德堡-波林,57岁,出生于芝加哥。2008 年,这位教育工作者与丈夫乔恩·波林以及三个孩子移居耶路撒冷。当时 23岁的赫什在 2023 年 10 月 7日哈马斯袭击诺瓦音乐节(Nova-Festival)期间受重伤并被绑架至加沙地带。戈德堡-波林作为人质家属的代表在全世界为人熟知。在被囚禁 328 天后,她的儿子于 2024 年 8 月底与其他五名被绑架者一同被杀害。她的著作《当我们再次见到你》(When We See You Again)于 4 月由 S. Fischer 出版社出版。

《镜报》:戈德堡-波林女士,据称赫什在被囚禁期间像诵读咒语一样重复着一句话,这句话借鉴了精神科医生及大屠杀幸存者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的格言:只要有一个“为什么”,就几乎能忍受任何“怎么做”。自从赫什去世后,您的“为什么”是什么?

戈德堡-波林:实际上,这句格言是:只要有一个“为什么”,只要有一个意义、一个目标、一个价值或一个意图,就能克服任何挑战。我知道我的挑战是什么:在没有赫什的情况下度过我在这个世界上剩余的时间。这很艰辛。我生活在痛苦的囚笼之中。

《镜报》:您认为自己有一天能逃离这个“囚笼”吗?

戈德堡-波林:到目前为止,我依然被囚禁其中,但我对此抱有希望和愿望。我的状态让人们感到困惑,因为这些栅栏是不可见的。

版面报道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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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报》:您是指什么?

戈德堡-波林:人们不想看到他人的痛苦。人们有一种强烈的渴望,想要寻求慰藉、缓解和克服。但许多同样失去至亲的人告诉我们,情况并不会好转。

版面报道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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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报》:这些人是谁?

戈德堡-波林:主要是那些埋葬过孩子的父母。一位父亲说:我在 49 年前失去了我的女儿,情况并没有好转。一位在 25 年前耶路撒冷的一次恐怖袭击中失去父母和三个兄弟姐妹的女性,如今已经结婚并育有三个孩子,她说:甚至每一天都变得更加艰难。

《镜报》:在德语中有一句俗语叫“时间能治愈所有创伤”。

戈德堡-波林:这让我想到克里斯托弗·里夫。

《镜报》:那位在事故后导致截瘫的“超人”扮演者。

戈德堡-波林:他的身体被摧毁了,此后他甚至需要呼吸机。

我的心和灵魂也以同样的方式被摧毁了,它们也不会痊愈。我希望我能更好地承受这份重担,但它不会消失。

《镜报》:还有什么能给您带来希望?

戈德堡-波林:希望是人性的一部分。但目前我只是在与如何应对痛苦作斗争。

《镜报》:写作在多大程度上有所帮助?

戈德堡-波林:在痛苦的重量下,我几乎要崩溃。我的丈夫说,我必须把一切都释放出来。所以,这一切始于对缓解痛苦的渴望。

《镜报》:您写道,在爱与失去的交汇点上,是那将一切碾碎的悲恸。

戈德堡-波林:十二月我们正好在美国访问,这时编辑打来了电话:出版社希望在我再次阅读最终版本之前,不发表这本书。我和乔恩在飞回以色列的航班上阅读了文本。二月我应该录制有声书,当我走进录音室时,我的牙齿因为恐惧而打颤。

《镜报》:在书中有些地方,您的声音几乎在哽咽。

戈德堡-波林:在录音的第一天,当我开始哭泣时,录音师说,完全没有必要变得如此情绪化。但那并不是我故意的。

《镜报》:这本书也是一份给赫什的情书,您将他描述为快乐、礼貌、善良、聪明且好奇。他在您的生活中依然多么地存在?

戈德堡-波林:从醒来到入睡,他一直陪伴在我身边。早晨我会说:

哈马斯袭击后的诺瓦音乐节现场:“我们知道赫什在受苦”

:早安,赫什,我的甜心,让我今天感受到你的爱,让你的光引导我。有时我也会说:保护我免受痛苦。我就这样尝试度过每一天。

版面报道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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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报》:他一直都在?

戈德堡-波林:一直都在。有时当我陷入恐慌时,我会大声呼唤他:赫什!然后我会像他那样,用尽可能粗糙、低沉的声音说:妈妈,你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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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报》:然后呢?

戈德堡-波林:然后我回答:我一直在这里。然后我尝试继续生活。在每一天的结束,我会为他诵读一篇诗篇。

《镜报》:赫什对您来说是您的“永远的男孩”,您永远的 23 岁少年。这意味着什么?

戈德堡-波林:对我来说,他就像被冻结了一样,他将永远是我的男孩。他发育较晚,胡须还没有长得很茂盛。当赫什在 6. Oktober 说晚安时,他 23 岁零 3 天。我的小女儿奥莉,他的妹妹,现在已经比他年长了。

《镜报》:这对家庭来说是否令人困惑?

戈德堡-波林:即使我的女儿们有一天成为了祖母,他依然会是她们的哥哥。当我公开演讲时,我开头总是说:我的名字是拉切尔,我将永远是赫什·戈德堡-波林的母亲,赫什将永远是我最大的孩子,赫什将永远是我唯一的儿子,赫什将永远 23 岁。

版面报道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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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报》:您说过,人们期待的是解脱。为什么?

戈德堡-波林:有一个概念叫“毒性正能量”(toxic positivity)。我的理解是,人们试图不去直视他人的痛苦。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情感操纵。当我听到这个词时,我在谷歌上搜索,并发现了它的对立面:悲剧乐观主义(tragic optimism)。我想,天呐,这就是我——一个被悲剧包围的乐观主义者。

《镜报》:这意味着什么?

戈德堡-波林:这个概念源自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他在大屠杀中失去了妻子和父母,但之后依然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业。它的核心在于接受自身的悲剧,但依然保持乐观。

《镜报》:您是如何将仇恨和复仇等情绪排除在外的?

戈德堡-波林:这些情绪还没有敲响我的房门。而且我不认为这会有帮助。就像美国的死刑一样。几年前我读到一篇文章,讲述一个家庭在场见证了杀害他们女儿的凶手被执行死刑。之后,所有的家庭成员都陷入了抑郁。

《镜报》:执行死刑并没有给他们带来解脱。

戈德堡-波林:没错,他们曾认为这种复仇会改变某些事情。在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Yahya Sinwar)被击毙的那天,有人给我发了一张他的尸体照片,头部有枪伤。我感到如此震惊,以至于呕吐了。我简直不敢相信,竟然有人认为我想看这张照片。

《镜报》:以色列军队正在系统地清除所有参与 7. Oktober 袭击的人员。

戈德堡-波林:事实上,安全部门经常向家属发送照片,并告知绑架他们亲人的那些人已被击毙。我对他们说:你们不必给我发这些,这不能让赫什回来。

《镜报》:2023 年 10 月底,您在联合国的一次演讲中说:“仇恨很简单。”您是指什么?

戈德堡-波林:仇恨和所有极端情绪一样,源于我们的本能。作为人类,我们倾向于向这些极端靠拢。但我们应该尝试留在那个——根据迈蒙尼德(Maimonides)的说法……

《镜报》:……一位中世纪著名的犹太学者……

戈德堡-波林:……被称为“黄金中道”的地方。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这意味着我们拥有能力去抵制那些虽然感觉自然、但长期来看并不健康或高效的东西:即负面冲动。

《镜报》:您说过,在痛苦的竞争中没有赢家。

戈德堡-波林:我们不应该去分析谁的眼泪更咸。事实上,我认为痛苦可以是连接彼此的纽带。我遇到过一些不认同我的世界观、肤色或出身与我不同的人,但他们像我一样经历过苦难、丧亲和痛苦——因此,我和他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点。

《镜报》:这种痛苦是否也能将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聚集在一起?

戈德堡-波林:我非常希望如此。古代犹太学者塔夫隆(Tarfon)拉比曾说,完成这项工作并非我们的职责,但我们也没有理由不去尝试。

《镜报》:尽管面对这一切,您依然保持善良,这就是您在尽自己的努力。

戈德堡-波林:与此同时,我并没有否认所发生的一切。在最初的 330 天里,我经常这样做,其实我想蜷缩在地上痛哭。我们知道赫什在受苦,他被饿死、被折磨,他只剩下一只手臂,他目睹了最好的朋友死去,目睹了 18 个人在眼前被杀害。那是如此可怕的折磨。但如果我只是躺在地上哭泣,我就无法提供帮助。

Jack Guez / AFP

活动人士戈德堡-波林与丈夫乔恩 2024年:“让你的光引导我”

《镜报》:您是否考虑过回到美国?

戈德堡-波林:我们的生活在这里,我们的孩子在这里,赫什也在这里。我们的命运在这里。而且无论我走到哪里,苦难无处不在。

《镜报》:您在书中用寓言《德黑兰之死》来解释赫什的命运。

戈德堡-波林:故事是这样的:一位国王和他的仆人在花园里相遇,仆人说:“陛下,我刚刚遇到了死神,请给我您最好的马,好让我能逃往德黑兰,不被死神抓到。”仆人骑马离去,随后国王遇到了死神,国王说:“你怎敢如此惊吓我的仆人?”死神说:“我根本不想惊吓他。我只是惊讶在这里见到他,因为我今晚在德黑兰与他有个约会。”在《塔木德》中有一个非常相似的故事,所罗门王在最后说:“人的双脚会引导他走向他被需要的地方。”

《镜报》:一位拉比告诉您,赫什是一名大屠杀幸存者,这对您为什么有帮助?

戈德堡-波林:这位拉比是两名奥斯威辛幸存者的儿子。他成长在一个父母双方都失去了配偶和孩子的家庭中。他对我说:“永远不要忘记,赫什在幸存了一场大屠杀之后才被杀害。”这位拉比理解我的孩子。

《镜报》:赫什被囚禁期间的苦难与二战中犹太人的苦难相似吗?

戈德堡-波林:赫什生存了 328 天。当我们找回他的遗体时,我们看到了他所承受的一切:他有被酷刑造成的灼伤,瘦得像具骷髅,浑身污垢。法医估计,他以及与他在一起的其他五个人,至少有三个月没被允许洗澡。他们是带着沉重创伤生存下来的人:大屠杀幸存者。

《镜报》:为什么这种定义对您如此重要?

戈德堡-波林:赫什是以我的叔祖父命名的,我的叔祖父与他的妻子和女儿一起在奥斯威辛被谋杀。对我而言,大屠杀的记忆将我们与民族所经历的一切紧紧联系在一起。

《镜报》:赫什恰恰在加害者的国家找到了好朋友,尤其是在不来梅,因为他是耶路撒冷哈普埃尔足球俱乐部的球迷。在赫什的忌日,云达不来梅的极端球迷(Ultras)为他们的“Achi”(即兄弟)赫什表演了一场编排动作。

戈德堡-波林:他至少去过不来梅三次。他热爱那里的人们,他们也热爱他。2023 年 8 月,我们邀请了他的一些不来梅朋友来家里吃晚餐。我记得面对着一名来自德国的年轻人,他说:对于我们来说,拥有这些犹太朋友是非常特别的事情,我们的祖父母绝不会相信这一点。

《镜报》:大屠杀是这些来自德国和以色列的年轻足球迷之间讨论的话题吗?

戈德堡-波林:赫什说,一旦人们知道他是犹太人,他们就只想谈论这件事。他的两位朋友在某个时刻对他说道:我们想为我们的祖父所做的事请求你的原谅。他们知道自己的祖父曾是党卫军(SS)成员。赫什回答说,你们不对你们祖父所做的事负责——而且我也不是那个应该原谅你们的人。

《镜报》:许多德国年轻人意识到德国的罪责。

戈德堡-波林:他的德国朋友们是最先为他奔走的人。他们登上了巴士前往联邦议院。他们想查明他是否能获得德国国籍。这令人印象深刻。

《镜报》:戈德堡-波林女士,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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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系列:儿童金融知识

版面报道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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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期:

如何变得富有?本期将解释财富是如何分配的,以及孩子们如何让自己的钱产生更多价值。

版面报道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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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期:

德国在贫富之间如何才能变得更加公平,而税收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版面报道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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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期:

孩子们将发现自己属于哪种金钱类型:是省钱能手还是冲动购物者。此外:家庭在金钱话题上应该思考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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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报道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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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慰藉之山

乌克兰 一辈子爬一次霍韦鲁拉山被许多人视为必做之事。自从俄罗斯发动侵略战争以来,人们在乌克兰喀尔巴阡山脉的最高峰上,寻求的更多是慰藉与和平。

这双儿童运动鞋似乎出了什么问题。是挤脚吗?还是鞋底脱落了?总之,那个大约十岁的金发男孩在距离山顶还有几十步的地方脱掉了鞋子。然后他右手拿着运动鞋,穿着白袜子在岩石间越爬越高。

我们——一名德国记者和一名乌克兰摄影师——也继续向山上攀登,前往位于乌克兰深西部的喀尔巴阡山峰霍韦鲁拉山。我们已经越过了林线,山坡陡峭,小腿肌肉在灼烧。攀登路径旁生长着野蓝莓和紫色的风铃草。

从这里开始,呼吸变得沉重,目光向着上方 2061 米高的山顶延伸。霍韦鲁拉山是该国最高的山峰。而对于这里的大多数人来说,它不仅仅于此。

在这个八月晴朗的周六,数百人登上了乌克兰之顶:穿着超短裤的青少年,戴着时尚太阳镜的年轻情侣,带着孩子和塞满背包的家庭,拄着登山杖、戴着小帽子的退休人员,以及不时出现的身着迷彩服的士兵。

突然,有人大声抽泣。是那个穿着袜子的男孩。他扔掉鞋子,大哭着抱住一只脚。家人蹲在他身边。“你为什么哭?”母亲问道。

对于乌克兰人来说,霍韦鲁拉山是国家独立的象征。当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于 1990 年 7 月 16. 宣布乌克兰的国家主权时,爱国运动“鲁赫”(Ruch)的活动人士冲上了这座山峰,升起了蓝黄色的旗帜。

后来,第三任总统维克多·尤先科将这次攀登打造为一种爱国仪式。在 2004年与亲俄候选人维克多·亚努科维奇竞争的竞选期间,尤先科被二恶英严重毒害。他那灰绿色、被病损毁容的面孔照片当时传遍了世界。

莫斯科的候选人亚努科维奇被宣布为这场大规模舞弊选举的获胜者。但乌克兰人通过“橙色革命”争取到了重新投票——而尤先科获胜了。

2005 年 7 月,依然带有严重创伤痕迹的他,在保镖、许多议员和数千名支持者的陪同下登上了霍韦鲁拉山。尤先科仿佛想告诉亲俄势力:你们没有击垮我,也没有击垮乌克兰的独立。在下山过程中发生了雷击,一名参与者因此丧生,另一名死于心脏衰竭。

在基站的一位年长纪念品摊贩曾警告我们,这种雷暴经常发生。雷电尤其喜欢击中大型照相机。尤先科总统并未因此退缩。他每年夏天都会登上这座山,将其作为其身份政治的舞台。每个人乌克兰爱国者一生中应至少登上一次这座山的潜规则,便源于尤先科。

许多人遵循这一传统。年复一年,数万名乌克兰人前往他们的圣山。纪念品摊贩说,按照旧传统,尤其有很多人在 7 月 16. 前来。但现在,在 8 月 24. 这个国家独立日前来的人更多。

自从俄罗斯用其侵略战争再次威胁乌克兰的自由以来,霍韦鲁拉山尤其是对于士兵来说,获得了更深层的意义。

士兵卡里娜、谢尔盖:

“处于我们的环境中,让我们感觉更容易一些”

退伍军人经常成群结队地攀登,有时他们背着截肢的战友。去年 12 月,一名艺术家将 250 名士兵的面孔巨幅投影在山上的积雪中。

[...OMITTED...]

在许多人稍作休息的前峰,我们遇到了一对神情异常严肃的年轻情侣。24岁的谢尔希(Serhij)说,他在18岁时就志愿参军了。26岁的卡里娜(Karina)显得很纤弱,贴着假睫毛,已经服役三年。两人都隶属于第3军团,在哈尔科夫地区保卫前线。

他们每年有两次机会离开岗位,每次可休假15天,理论上甚至可以出国旅行。但谢尔希认为:“每个乌克兰公民应该首先看到自己国家的美丽。”他伸出手,展示了一枚圆形的纪念币。他们打算将这枚硬币埋在山顶,以纪念一名牺牲的战友。“他去年去世了,”谢尔希说。原本他们计划一起登上这座山。

谢尔希和卡里娜现在已接近目的地,但他们看起来更希望远离这里。“在我们的圈子里,我们感觉更自在,”谢尔希解释道。他说,与这里的人——他指的是平民——没有共同语言。谢尔希说,他不想冒犯自己的同胞,但这里的人并不真正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霍韦尔拉山(Howerla)并不属于乌克兰。山顶那座三米高的方尖碑曾标志着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边界,从1920年到1938年,边界线沿着这条喀尔巴阡山脉脊线延伸。如今,这座重新粉刷过的旧方尖碑进入我们的视野,顶部为蓝色,底部为黄色。

我们到了,我们登上了霍韦尔拉山!

欢呼声、拥抱和击掌。一名与我们一同到达的母亲将手机递给女儿:“奶奶,我们成功了!”中午时分,山顶平台上已有100多人。他们一定是通过另一条更陡峭的路线上来的。真正的专业人士——但这里的人中极少数如此——则是从相邻的另一座两千米级山峰徒步过来的。

那里有一个戴着黄色平顶帽的老人。在云杉林的根系阶梯上,他就已经快步超过了我们。现在,他将自己的登山杖临时当作旗杆,面带微笑地在山顶踱步。经询问得知,他叫雅罗斯拉夫·奥斯塔菲丘克(Jaroslaw Ostafijtschuk),是地区首府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爱国政党“鲁赫”(Ruch)的主席。

71岁的奥斯塔菲丘克曾是医学院的体育讲师,他说自己从苏联时代起就非常熟悉这座山。学生时代,他曾参与浇筑基站的混凝土基础。当时除了带着羊群的牧羊人,该地区几乎没有什么设施。这座山的狂热何时开始的?“在尤先科(Juschtschenko)时期,这种热潮真正开始了,”奥斯塔菲丘克说。

奥斯塔菲丘克表示,看到这么多人到来他很高兴。但这座山自然也承受着大众涌入带来的压力。“现在他们已经在讨论修建一条通往山顶的缆车了。”

奥斯塔菲丘克必须继续前行,他今天来到这里是为了迎接参加“霍韦尔拉之夏 2026”(Howerljana 2026)爱国帐篷营地的400名参与者。他所属的鲁赫党青年组织每年都会邀请人们来到喀尔巴阡山脉,参加一个面向爱国精英的教育营。

根据该营地网站的说法,青年与体育部支持该营地,旨在“加强国家和公民身份认同”。人们对此兴趣浓厚。作为政党,立场中右但明确亲西方的鲁赫党在如今的乌克兰已几乎没有影响力。但自战争爆发以来,其附属的青年运动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追随者。

Serhii Korovayny / 《镜报》

二十几个来自跑步俱乐部的兴奋女性突然跳起舞来。编舞让人想起踏步操——只不过她们手里拿着鼓棒。一名摄像师正为社交媒体进行拍摄。一位蓄胡的父亲试图将儿子那只彩色的风筝抛向变幻莫测的风中,而一名金发女孩在这一天庆祝她的13岁生日,一条粉色肩带清晰地标明了这一点。在自拍镜前,人们像在热门夜店门前一样排起长队,为了在山峦全景前拍一张带有“Howerla”字样的照片。

海拔2061米处的游客:排队像在热门夜店门前一样

这里有三个带有石制柜台的山顶小卖部。人们可以在那里买到被阳光晒暖的饮料罐,或者用燃气喷灯加热的咖啡。深受欢迎的(尤其是孩子们)是挂在蓝黄两色丝带上的印有 Howerla 照片的金牌。

谢尔盖和卡琳娜这对士兵夫妇在一段较为安静的山坡上落座。两人紧紧依偎在一起,凝视着远方。天空如此晴朗,以至于可以远眺到罗马尼亚。他们将一枚硬币插在了一堆石堆中,这些石堆是为了纪念阵亡士兵而在此堆起的。草丛之间有许多这样的石堆。大多数石堆里插着破旧的旗帜。有些旗帜上印着死者的面孔。

一架小型无人机嗡嗡地飞来。这声音让许多人瞬间僵住。幸运的是,这不是俄罗斯的致命武器。这架摄像无人机属于一名友好的四十多岁男子,他想从鸟瞰视角记录他太阳能电池板公司的员工出游活动。

那个哭闹的男孩不知怎么地终于登顶了。现在他心满意足地坐在大家庭的圆圈中,正啃着面包。

第一批来自 Ostafijtschuk 的爱国青年显然已经到达。在山顶十字架旁,年轻人们围成一个圈。他们一只手放在心口,用低沉的声音唱着国歌:“乌克兰的荣耀与自由尚未消亡。兄弟般的青年们,命运仍将向我们微笑。”

在不远处,自拍长队的下方,奥克萨娜·梅德韦茨卡(Oksana Medwedska)落座了,56, 留着深色波波头,系着一条小围巾。她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凝视着远方的山谷和树梢。梅德韦茨卡说,她今天是第一次来这里。但她一直想来。现在,她那名属于跳舞跑步俱乐部的侄女带她来了。

梅德韦茨卡是一名裁缝,来自日托米尔地区。现在她住在基辅,担任一名房屋管理员。她说,在这座山上,她长久以来第一次在自己的国家感到安全。“这里如此美丽,如此宁静,”她说。在首都,她住在火车站附近,夜晚嘈杂,她自己总是感到疲惫。“这种情况还要持续多久?”梅德韦茨卡问道。

我们尝试走更陡的路线下山。这并不推荐。那里发生了拥堵,人们在光滑的石头上打滑。如果没有在基地以约两欧元租来的登山杖,我们可能现在还挂在山上。

在山下,一位盘发女士为我们斟满了大杯冰冷的格瓦斯(Kwas)。这种由发酵面包制成的饮料从未如此美味。

一名女性向我们搭话,是登山者的闲聊。询问我们是否也觉得下山比上山更困难?她是那个穿袜子的男孩的母亲。但我们直到很久之后才意识到这一点。否则,我们会问他的鞋怎么了。

安-多里特·博伊(Ann-Dorit Boy)

版面报道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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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板革命

波斯尼亚:年轻的活动人士在这个种族分裂的巴尔干国家发起了一场面向所有人的群众运动。其传递的信息是:

你们的问题与出身无关,而与权力欲和贪婪有关。

有一次,他们将一张手工制作的波斯尼亚地图贴在电线杆和墙上。地图上有一条横跨全国的线,并写着“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随后,局面变得混乱。该国的穆斯林认为这是塞尔维亚人的挑衅,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则认为是穆斯林的宣传。检察机关开始展开调查。

随后,这些“肇事者”通过一段认罪视频现身。他们笑着说,在他人看到分裂的地方,“我们看到的是一条高速公路”。即使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也不是每一道线条都是分界线。有时它也预示着未来。在这种情况下,这条线将直接通往欧盟。来自“纸板革命”(Karton Revolucija)的问候。

“总是如此,”内迪姆·穆西奇(Nedim Musić)在九月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在东北部的图兹拉市说道:一旦有人抱怨弊端,该国的某个种族群体,有时甚至是所有群体,都会大喊“歧视!”。然而,对于一片被非法砍伐的森林来说,无论是穆斯林波斯尼亚克人、天主教克罗地亚人还是东正教塞尔维亚人动用了电锯,都无关紧要。“后果由所有人承担。”穆西奇一个上臂像白桦树干一样粗壮、头发梳得高高的男人,选择了图兹拉的纽约咖啡馆(New York Café)作为会面地点。这位 35 岁的男子是该国第三大城市的体育科学家和健身房老板。但大多数时候,他应对的是其他更沉重的问题。

穆西奇与他的好友、政治学家兼前国家队空手道运动员阿迪·塞尔曼(Adi Selman)于 2020 年共同创立了“纸板革命”,这可能是波斯尼亚规模最大的活动人士运动。自那时起,这些革命者的标志是在纸板上写政治口号,他们用尖刻的幽默和调查的热情揭露影响所有人的缺陷。无论这些人来自哪里,或信仰哪个神。

像“纸板革命”这样的桥梁搭建者,目前的处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艰难。4. 10月将举行选举,而在波斯尼亚,选举期间比其他地方更像是一场战斗。在波斯尼亚战争(二战结束以来欧洲最残酷的冲突之一)结束 30 年后,这个前南斯拉夫加盟共和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个种族政治国家(Ethnokratie)。在那里,三大民族民族主义政党目前再次煽动对“威胁性邻居”的敌对形象,并滋养着分裂与脱离的幻想。事实上,这关乎权力。一个弱小的整体国家同样有利于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克人,他们在各自的影响范围内榨取国家资源、中饱私囊,并用职位安抚其追随者。“选举不会改变这一点,”穆西奇说。

他、塞尔曼以及数千名志愿者活动人士选择了另一条路。大约 400.000 人在数字媒体上关注着“纸板革命”。而且这种关注跨越了一道真实的分界线:一方面是在塞尔维亚人主导的塞族共和国,另一方面是在主要由波斯尼亚克人和克罗地亚人居住的该国其余地区。

2020 年 12 月,当几个年轻人出现在图兹拉的自由广场上,抗议该市健康中心仅有的两台乳房 X 线摄影机损坏时,这种情况是出乎意料的。“女性正在死去,”抗议者高举的纸板标语上这样写道。

“纸板革命”联合创始人穆西奇:

“后果由所有人承担”

在电话里,当时一个男人的声音建议他闭嘴,穆西奇说,任何其他行为都“对你们和我们的城市不利”。随后,死亡威胁接踵而至。恐惧?“为什么?”穆西奇反问道。“我们在做正确的事。”此外,他觉得自己的知名度为他提供了保护。

在街头,那些“纸板同伴”早已被认了出来。人们向他们倾诉关于管理不善、挪用公款和腐败的线索。随后,穆西奇(Music)和塞尔曼(Selman)这对戴着太阳镜的调查搭档前往案发现场,用讽刺的短视频动员志同道合者。

就像在抗议马耶维察山脉(Majevica-Gebirge)计划建设锂矿的活动中一样。特别之处在于:来自切利奇(Čelić)和洛帕雷(Lopare)的波斯尼亚人共同走上街头。其中一个地点位于穆斯林-克罗地亚联邦,另一个位于塞族共和国,这是 1995 年代顿协议将波斯尼亚分成的两个组成部分。9 月,图兹拉(Tuzla)州暂时停止了该矿山计划。

然而,这场“革命生意”可能多么艰辛,穆西奇在图兹拉以南约 50 分钟车程的地方解释道。那里在 1000 米以上的高度坐落着孔尤赫(Konjuh),一个基本未受破坏的景观保护区,长满了茂密的松树、山毛榉和枫树。进入该地的是一条狭窄的道路,人们必须在路上避让运载着粗壮古树的半挂车。

四年前,在巴诺维奇(Banovići)的居民抱怨水管不再流水后,穆西奇和塞尔曼第一次来到这里。这座小镇的水源来自孔尤赫。这些“纸板主义者”搜寻了森林,发现了巨大的砍伐区域——这是不受控制的滥砍滥伐的结果。

“纸板革命”(Karton Revolucija)在视频中点名了企业和政治家的名字,批评了那些领取薪水保护森林的护林员。结果取得了成效:当局下令,所有从森林运出的木材必须登记,公园的出入口安装了监控摄像头。

这是一个圆满结局——如果负责人最近没有规定,即使在孔尤赫最敏感的区域,只要树木被认定为受感染或患病,也可以砍伐更多树木的话。穆西奇说,自此以后,保护区内“患病”树木的数量翻了倍。“我们可能得重新开始我们的战斗。”

随后他不得不中断对话。一名脾气暴躁的护林员走近遮蔽处,告知他如果不付费就不能待在这里。穆西奇站起身,咧嘴一笑并低声说道:“就是这家伙在看了我们的视频后公开说,应该往我们身上撒尿。”

约尔格·辛德勒(Jörg Schindler)

版面报道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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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周刊 (WIRTSCHAFTS WOCHE)

机器人来了

100年来,始终领先于

经济。

为了让您也同样领先。

《经济周刊》100周年

继续思考。继续前行。

Baro Brizuela / 《镜报》

亚松森的新建筑

版面报道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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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者

越来越多的德国人为了逃避高税收、官僚主义以及对战争的恐惧,逃往这个南美内陆国家。这个国家究竟有什么吸引力?

来自图林根州的退休人员埃基(Ecki)对低廉的生活成本赞不绝口。来自巴登-符腾堡州的克劳迪娅(Claudia)在询问建房建议,一对来自荷兰的夫妇在寻求医疗建议:在圣贝纳迪诺(San Bernardino)德国市场的布里吉特·富泽利尔(Brigitte Fuzellier)摊位前,所有人首先被招待的是烈酒。今天是8月1日,在巴拉圭是“Carrulim”之日。这是一种当地的苦味草药利口酒,据说能驱除负能量——8月被认为是厄运之月。“必须分七口喝完才有效,”富泽利尔开玩笑地说。这种高浓度的酒是由她亲自调制。

这位出生于巴伐利亚的女性已经在巴拉圭生活了39年,住在圣贝纳迪诺附近的一个农场里。爱情将她带到了南美。现在,她致力于帮助新移民在这里站稳脚跟。

这个德国市场距离首都亚松森(Asunción)不到一小时车程,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这里有冰镇的慕尼黑品牌啤酒、哈瑞宝(Haribo)软糖和 Wasa 脆面包。富泽利尔销售药膏、药剂和药丸,她坚称这些产品对偏头痛、糖尿病、风湿病和其他疾病有效。

但许多人找她主要是为了寻求建议。富泽利尔帮助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并倾听对方的诉求。她编写了一本手册:《巴拉圭新移民指南》。“需求量巨大,”她说。

在疫情期间,巴拉圭曾一度成为数千名德国人的目的地。许多人为了逃避被认为过于严格的防疫规定,希望在南美建立新生活。“大多数人都回德国了,因为他们在这里无法适应,”富泽利尔说。“移民需要经过计划。”

5·地图:OpenStreetMap

现在,又有大量的人被吸引到这个内陆国家。根据移民局的数据,2026年上半年有1132名德国公民获得了居留许可;去年全年为1652人。许多人在数字经济领域工作,另一些人投资房地产或高科技产业。中型企业主和手工业者在寻求逃避德国税务机关以及他们认为过度干预的欧盟。许多人是因为对战争的恐惧而前往南美。他们的共同点是对家乡经济和政治发展状况的沮丧。

他们中的一些人带来了政治上的愤恨——并活动在由志同道合者组成的微观世界中。在圣贝纳迪诺的市场里,许多德国人拒绝与被视为“被体制同化”的《镜报》(SPIEGEL)进行深入交谈。他们表示不与“体制媒体”说话。

当马可(Marco)在市场上拿出相机时,也收到了“许多厌恶的目光”。“有人问我是否为《每日新闻》(Tageschau)或《镜报》工作,”他说。直到他表明自己是一名移民和 YouTuber 之后,才受到了友好对待。在他的视频频道“Gringo on Tour”中,这位31岁的男子讲述了他的经历。人们可以看到他与伴侣卡罗琳(Caroline,29岁)建房的过程,并陪同他们在全国各地旅行。为了保护隐私,他们不希望公开姓氏。

去年11月,这对伴侣来到巴拉圭,准备在这里建立新的生活。马可是软件开发人员,来自斯图加特附近。卡罗琳学习的是地理信息学,来自莱比锡。四年前,两人共同创办了一家卫星监测初创公司。

但过度膨胀的官僚主义和沉重的税收负担让他们不堪重负。“作为一家年轻的初创公司,在德国很难成长,”卡罗琳说道,“一年中有一半的时间你实际上只在为缴税而工作。” 另外几个月则耗在了应对官僚程序上。“如果你在某个地方犯了一个小错,立刻就会被处以罚款。在其他国家是没有这种情况的。”

他们解散了公司,并思考可以移民到哪里。“我们一直很喜欢旅行,”卡罗琳讲述道,“因为语言原因,亚洲和非洲不在考虑范围内,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拉丁美洲。”巴拉圭的优势在于,“外国人在这里可以购买土地,而且办理居留许可非常简单”。

他们花四周时间考察了这个国家,随后做出了决定。他们在圣贝纳迪诺(San Bernardino)附近买了一块地,并开始盖房子。他们计划与其他移民家庭一起“建立一个类似村庄的社区”,种植有机蔬菜,并创造一种新的生存基础。马可开发了一个用于汽车贸易的在线平台,运行情况良好:“这里以前没有这样的东西。”

去年,巴拉圭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约 6%,预计 2026 年将在 4,2% 到 4,5% 之间。这使其在南美洲仅次于产油国圭亚那,位居第二;在南美共同市场(Mercosur)成员国中,它是最耀眼的明星。增长主要由农业工业、廉价能源以及亲企业的政策驱动。这里有充足的水资源和清洁能源,肥沃的牧场和农地价格低廉。虽然生活成本有所上涨,但仍远低于欧洲。同时,巴拉圭人口稀少:在领土面积略大于德国的国家里,仅居住着 700 多万人口。他们主要集中在首都亚松森(Asunción)的大都市区。

卡罗琳和马可移民也是因为德国日益紧张的政治氛围。他们刚刚结束在故乡为期四周的假期回来。“气氛非常紧张,”马可说。整个国家被分裂成了不同的政治阵营。“如果你说错了一句话,人们立刻就会被激怒,剩下的只有争吵。人们再也找不到共同点。”

政界并未在弥合这些深渊方面发挥作用。社民党(SPD)政治家、前卫生部长卡尔·劳特巴赫(Karl Lauterbach)在 7 月底的一条推文中,就高收入者打算移民一事评论道,如果这些人“真的存在”,那么人们可以“放弃这些人”。这引起了愤怒,该条目随后被删除。劳特巴赫显然低估了他的言论在许多人看来是多么傲慢。

萨沙·鲍尔(Sascha Bauer)可能是劳特巴赫所指的移民之一。这位 46 岁的金融经纪人五年前就来到了巴拉圭,他来自卡尔斯鲁厄附近。他已经注销了在德国的住所,但那里仍有一家公司。他通过网络与客户保持联系。他在靠近恩卡纳西翁(Encarnación)市、位于与阿根廷交界的巴拉那河(Rio Paraná)畔的家中接见了《镜报》。他在 YouTube 上经营着一个名为“Los Loquitos”(疯子们)的视频博客。肩上停着一只金刚鹦鹉,他讲述着自己的日常生活。

“我一直有远方的向往,”鲍尔说。在疫情期间,他意识到自己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通过网络完成工作。他列了一份新家乡必须满足的标准清单。“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民主国家很重要。” 有利的税法和文化亲近感是其他条件。最终,巴拉圭胜出。鲍尔带着妻子、三个孩子和岳母搬到了南美洲。

他从未后悔过这个决定。鲍尔钦佩奉行自由意志主义的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他将曾经富有的阿根廷数十年的衰落与德国目前的危机进行了类比:“我在十年前就预言过,我们在经济上正走向与阿根廷类似的局面,”他说,“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人们在谈论削减官僚机构,但随后又会成立一个新的部门。”他认为税收负担沉重:“我曾心甘情愿地纳税,但人们被要求缴费的次数越来越频繁,而这些钱却没有被投资。国家没有履行其职责。”

他的新家乡恩卡纳西翁(Encarnación)深受游客喜爱,这里的河流被截流,宛如一片内海。沿岸延伸着一条数公里长的海滨大道。这位企业家与家人住在由他亲自建造的一座度假村中。度假村中心有一个盐水游泳池,“这是我的独特竞争优势”。两年前,他开发了另一块面积为 6,5 公顷的土地,并将其分成了若干地块。“在 12 个月内,这些地块全部售出,”他讲述道。大多数地块的所有者是外国人,他们在这里度过退休生活,或希望从房地产繁荣中获利。

移民局在发给《镜报》的一封邮件中写道,2026 年上半年发放的居留许可打破了“历史纪录”。近 30.000 名外国人获得了许可——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81%。

许多移民被宽松的税法所吸引。巴拉圭采取属地征税原则:海外收入无需纳税——这与阿根廷、巴西以及许多欧洲国家不同。

1 / 移民鲍尔 2 / 市场摊贩富泽利尔 3 / 移民助手米勒 4 / 年轻企业家艾森曼

Baro Brizuela / DER SPIEGEL

德国市场上的香肠销售点:来自世界各地移民的聚集地

对于在境内获取收入的居民,适用 10-10-10 原则:最高 10 百分比的所得税,10 百分比的增值税,10 百分比的企业税。“对于德国人来说,这简直就是世外桃源,”来自普法尔茨的贝蒂娜·米勒说道,她是一名独立顾问,在亚松森帮助外国人办理移民手续。

邻国公民首先发现了这些优势。数万名巴西人和数千名阿根廷人在巴拉圭寻求避风港,以逃避家乡沉重的税收负担。在欧洲人中,德国人是最大的移民群体。“以前主要是退休人员来到这里,因为这里的生活成本比德国低,天气更好,”移民助手米勒说。而现在,来自社会各阶层、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在涌入。

“吸引投资以及希望在境内生活的人员,是政府发展战略的一部分,”移民局写道。

就在几十年前,巴拉圭还是南美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在国际上,这个国家被诟病为走私天堂和腐败温床。数万名贫困的巴拉圭人为了寻找更好的未来,涌向邻国,尤其是阿根廷。

如今,许多人正选择回归。尽管腐败现象依然严重,国家教育和医疗体系发育不足,基础设施匮乏,但对大豆和牛肉的需求、能源出口以及稳健的财政政策,为可持续增长奠定了基础。在亚松森,高楼大厦和购物中心拔地而起。自去年以来,当地货币瓜拉尼兑美元汇率升值了近 20%。

移民们同样看重政治稳定性。目前执政的是保守派的圣地亚哥·佩尼亚(Santiago Peña),他是传统科罗拉多党的代表,也是唐纳德·特朗普的盟友。今年 5 月,佩尼亚发布了一张与德美科技亿万富翁彼得·蒂尔(Peter Thiel)会面的照片。该国的能源主要来自水电,且大部分用于出口。低廉的电力成本使该国成为数据中心极具吸引力的选址地。

德巴商会(deutsch-paraguayischen Handelskammer)总经理克里斯蒂安·肖尔博士(Dr. Christian Schauer)保证,这次繁荣并非即将破裂的泡沫,而是一次“稳定的演进”。五年以来,该国一直保持稳定增长。“如果这种情况能再持续一两年,我们将进入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螺旋。”其结果是:“许多企业家正将经营地点迁至此处。”

那些希望在巴拉圭立足且并非退休人员的人,应该携带大量资金——新来者在希望在此找到高薪工作时会很快意识到这一点。虽然当地工资在过去几年有所增长,但仍远低于德国。巴拉圭人只能梦想德国社会福利国家的待遇——而这也正是该国对外国企业家具有吸引力的原因。

大卫·艾森曼(David Eisenmann)就是那些通过国际网络将亚松森从一座省会城市转变为全球吸引力中心的年轻企业家之一。这位 27 岁的青年拥有德国血统,在瑞士出生长大,但他将未来寄托在巴拉圭。艾森曼从事加密货币交易,他的公司 X4T 还为移民办理资金转移业务。“银行系统非常复杂,因此许多人将资金兑换成加密货币以便将其带入国内。”

六年前,他为了探望一位叔叔而来到这里。“我非常喜欢这里,所以留了下来,”他说道。艾森曼曾在瑞士拥有一家 IT 公司。“但在那里,你得与 800 家做同样业务的公司竞争。而这里还没有这样的公司。这里的商业监管不像欧洲那样过度。”

他的公司雇佣了 15 名员工。“市场在稳步增长,”艾森曼说。他认为这也与越来越多的资本从欧洲流出有关。“许多人认为那里不再有未来。他们不信任银行,希望以其他方式保障资金安全。”在他所处的全球加密世界与往往封闭的移民聚居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在当地的德国人定期聚会(Stammtischen)上,谈话内容通常围绕着故乡的危机。许多为了寻求更好生活而离开家乡来到巴拉圭的人认为,来自伊斯兰地区的移民是德国最大的问题。在这里,他们发现融入社会很困难,更倾向于在自己的圈子里活动。

“在定居之前,首先要学习语言,四处观察,到处旅行,”布里吉特·富泽利尔(Brigitte Fuzellier)建议道,并续满了一轮卡鲁林酒(Carrulim)。尤其是在购买土地时,新来者容易被欺骗:“后来发现转售非常困难,积蓄很快被耗尽。”在这种情况下,最烈的烈酒也无济于事。最后的救赎就是一张飞回德国的机票。

延斯·格吕辛(Jens Glüsing)

研究背后

在圣贝纳迪诺的德国市场,《镜报》驻地记者延斯·格吕辛(Jens Glüsing)偶然遇到了一位老相识:布里吉特·富泽利尔(Brigitte Fuzellier)曾从 2008 年 3 月起暂时担任天主教社会协会科尔平协会(Kolping-Werk)巴拉圭分部的总经理,但后来因分歧不得不离开该协会,《镜报》此前对此亦有报道。此次,她为格吕辛引荐了一位瑞士年轻企业家的联系方式。

版面报道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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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报》

DER SPIEGEL

第 39 期

18.9.2026

版面报道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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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nihiko Miura / AFP

版面报道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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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

日本竹富岛的游客被吸引到这条名为“西三桥”的 105 米长石桥上,不仅仅是因为这里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日落。曾经,这里的居民乘船前往邻岛种植水稻,收获后将稻米袋堆放在码头上。如今,游客们在白天来此欣赏青绿色的海水,在夜晚仰望星空。对于当地人来说,这个地方是他们韧性以及与海洋之间纽带的象征。KPG

版面报道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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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栅栏——中国新的幸福承诺

北京 当我迟到时,我需要畅通无阻的道路。而我经常迟到。但北京是一座栅栏之都。在我的自行车和我之间伫立着:树篱、护栏、膝盖深的车道分隔线、刷成白色的行人分隔带、可升降的路桩。公寓楼周围缠绕着带有沉重大门、旋转门和安保人员的拉丝钢栅栏。为了防止违章停车,这里有花岗岩球,还有石柱和铸铁的自行车道边界。在景点前,游客被引导通过由织带组成的迷宫。

我最害怕的那种栅栏我称之为“手风琴”。它由带有滚轮的金属元件组成。当交通警察在大型十字路口就在我鼻子面前将“手风琴”拉开时,我觉得自己像一只笼子里的鸡。

2020 年,北京街道栅栏的长度曾被标为 2500 公里。这相当于长城的八分之一。中国人如此擅长制造栅栏,以至于他们为全世界生产:全球很大一部分铁丝网大约来自北京附近的安平。许多屏障将北京 2100 万居民引导至安全且(在政府看来)正确的轨道上。它们防止交通碰撞,并屏蔽掉北京人不想看到的东西。这遵循着一个悠久的传统。早在皇帝时期的北京就是一个封闭之地。一座设有四方之门的城墙在夜晚将居民封闭在内部。

当共产主义者于 1949 年在中国掌权时,他们虽然拆除了城墙的残余部分,但不久后他们又建立了新的屏障。我在天安门广场周围看到的栅栏最多,政府于 1989 年在那里镇压了大规模抗议。在那儿,栅栏甚至连续排列四排,有时甚至是五排。

如今,掌权者已经意识到他们必须采取措施应对栅栏泛滥。近年来,公园和绿地内部及周边的栅栏正在被拆除。据称,在海淀区已有 380 公里的栅栏被拆除。这段距离相当于从柏林到纽伦堡的距离。一项名为“无栅栏公园”的国家倡议旨在提高民众的满意度。因为幸福始于栅栏之外。Maria Stö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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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选举

版面报道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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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符还是累赘?

有些日子,即使是对美国总统来说,一切也进展得十分顺利。最近就是这样一天。在伊利诺伊州举行的总统杯高尔夫球赛欢迎仪式上,唐纳德·特朗普赢得了欢呼;而在离别时,他听到的是任何人都无法拒绝的奉承之词:“总统先生,这次胜利完全要归功于您。”如果按照特朗普的想法,这次亮相应当成为他在国会选举中扮演角色的蓝图。在期中选举前一个月,民主党在民调中处于领先地位。但特朗普给他的共和党人布置了一场像美国高尔夫队那样的大追击:他们必须保住甚至扩大在国会两院的多数席位。这是一个极少能成功的尝试。期中选举通常是与现任总统所属政党清算的一次机会。2001年9月11日之后,乔治·布什领导下的共和党从中获益。1998年,民主党则受益于经济繁荣、比尔·克林顿的高支持率以及人们对弹劾程序的抵制。然而,特朗普的不受欢迎程度几乎超过了任何一位前任。他陷入了与伊朗的战争,且未能找到解决高昂汽油成本的方法。民调加剧了共和党人的恐慌:《库克政治报告》(Cook Political Report)认为,在众议院的435场竞选中,民主党在197场中领先,11场有向其倾斜的趋势,22个选区尚不确定。在参议院,民主党在35个州中的11个州明显领先。不过,低失业率、良好的股价以及充裕的竞选资金可能会对共和党有所帮助。他们还为自己创造了另一个优势:重新划分选区,以夺取民主党的席位。而特朗普似乎坚信,他可以在选举中扮演像在高尔夫球赛中那样的“幸运符”角色。那些在激烈竞争选区的候选人们可能会密切观察,他的出席是否能提供帮助。B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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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视野 森林依然完好的地方

森林生态系统的状态\*

\* 森林景观完整性指数(FLII)采用 0 到 10 的量表,评估森林受人类影响的程度及其生态系统的完整程度。

5• 来源:Grantham 等人发表于《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2020 年;浅灰色国家:无数据

在埃塞俄比亚北部,一场古老的冲突正在爆发。科学家 Gerrit Kurtz(40 岁)解释了是否面临新的内战威胁。

《镜报》:Kurtz 先生,四年前,埃塞俄比亚军队与埃塞俄比亚北部地区“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TPLF)之间的内战结束了。几个月来,紧张局势似乎再次升级。现在 TPLF 的战士已经占领了机场。战争是否又要重启?

Kurtz: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提格雷地区反复发生战斗——但通常在几个小时后就结束了。目前 自身已将其称为战争。这并不意味着局面无法挽回,但我们确实看到了相当严重的升级。

《镜报》:据估计,当时的战争导致 600,000 多人死亡。为什么 2022 年的停火协议现在似乎在崩溃?

Kurtz:协议中的关键点从未得到落实,例如流离失所者的回归。至今仍有数十万人生活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然而,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未来的角色是什么?在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艾哈迈德(Abiy Ahmed)于 2018 年就职之前, 在数十年间主导了埃塞俄比亚的国家和安全秩序。战争期间该组织被禁,之后它本应重新注册为政党。5 月, 宣布不承认由阿比任命的过渡政府,并组建了一个竞争性的地区政府。

《镜报》:现在,曾经相互作战的反叛团体已组成一个“生存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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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格雷冲突

“相当严重的升级”

Kurtz:主要目标是推翻政府。但反叛者从上次战争中知道,进军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并非易事。

《镜报》:阿比的政府得到了阿拉伯联合酋国的支持。反叛联盟背后是否也有外国出资者?

Kurtz:规模没有那么大。邻国厄立特里亚可能提供了弹药和武器,但目前尚未派遣军队。在上次战争中,政府军通过与厄立特里亚合作封锁边境,成功地孤立了 。现在这已不再可能,部分原因在于 与苏丹军队关系良好。

版面报道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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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的反应至今还不够果断。”

《镜报》:埃塞俄比亚与苏丹接壤,而苏丹已陷入内战三年多。苏丹军队指责埃塞俄比亚支持快速支援部队(Rapid Support Forces)。是否会演变成一场区域战争?

Kurtz:这种危险确实存在。有报道称,无人机和其他武器从埃塞俄比亚被送往苏丹。

《镜报》:能否防止进一步升级?

Kurtz:国际社会的反应至今还不够果断。美国虽然进行了调停,但让针对厄立特里亚的制裁以及针对埃塞俄比亚的武器禁运到期失效。阿拉伯国家可能会发挥作用:阿联酋在亚的斯亚贝巴有影响力,沙特阿拉伯在厄立特里亚有影响力。M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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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没有人考虑到孩子吗?”

丑闻 尖叫、殴打、性虐待:数月以来,法国一直在讨论学校课后托管中的暴力问题。父母们的愤怒情绪十分强烈。

作者:Andrea Ritter 和 Simone Perolari(摄影)

1 / 巴黎 11. Arrondissement 的一所公立幼儿园 2 / 7. Arrondissement 的圣多米尼克幼儿园 (École Saint-Dominique)

3 / 11. Arrondissement 的阿尔方斯-博丹幼儿园 (Alphonse-Baudin) 4 / 15. Arrondissement 的一所幼儿园

当斯特凡·格林博(Stéphane Grimbaud)回想起这一切时,事情一定是从2025年12月开始的。当时他拿着一本绘本坐在儿子的床边,书里讲述了一个第一次去学校食堂就餐的男孩。格林博的儿子亚瑟(Arthur)四岁了,非常热爱美食。“你看,”格林博说,“这个男孩就和你一样,他很期待去食堂。”

只要亚瑟觉得什么东西非常好,立刻就能表现出来。“我爱食堂!”他喊道。然后他停了下来。“你知道吗,爸爸,我一点也不喜欢食堂了。”格林博当时想,大概是盘子里有什么他不喜欢的东西。一年前,他的儿子进入了“école maternelle”,这是法国三岁儿童必须就读的、介于幼儿园和托儿所之间的机构。在那里,不再像在“crêche”(托儿所)那样可以对饮食提出特殊要求,孩子们需要习惯遵守规则。

亚瑟说,那里有一个对他很刻薄的人。那个人对他大吼大叫,说他丑陋且愚蠢。“他想砍掉我的头。爸爸,他会那样做吗?”格林博这样讲述道。父亲回答说,孩子们有时会说一些残酷的话,但大多数时候并不是那个意思。“那不是孩子,”亚瑟说,“那是奥利维尔(Olivier,化名)。我们的看护员。”

斯特凡·格林博是一个三十出头、长相年轻的男人,T恤领口夹着一副太阳镜,头发略显凌乱。格林博不是他的真实姓名,为了保护家人,他希望保持匿名。这同样适用于下文中提到的所有其他受影响的父母和孩子。格林博与妻子朱莉(Julie)和儿子住在巴黎 5. Arrondissement 的左岸(Rive Gauche),那是这座城市最古老的街区之一,环境中产。他建议在 15. Arrondissement 边缘的一家小酒馆见面,那里离他的工作地点不远。

“要把这一切全部摊开来说,真的不容易,”他说。他必须假设,他的儿子在幼儿园里不仅受到了侮辱和攻击,还遭到了虐待。

对于父母来说,这可能是最糟糕的消息:自己的孩子在那个本应提供保护、关怀和教育的地方被虐待。格林博一家是许多处于一场规模难以想象的丑闻中心的家庭之一。“Le scandale du périscolaire”,即课后托管丑闻,数月来一直占据着新闻头条。

核心问题是对儿童(部分仅三岁)实施暴力的指控,以及部分性虐待行为。今年1月,法国电视二台(France 2)的一篇电视报道首次将该话题推向关注中心。该频道通过隐藏摄像头展示了巴黎一所学校的看护员如何对孩子大吼大叫并粗暴对待;报道还涉及带有性暗示的游戏(要求孩子裸露生殖器)以及能力不足的负责人。来自全国各地的父母纷纷发声,从北部的里尔到地中海沿岸的土伦,他们报告孩子身上出现了淤青,从欺凌到可能的性虐待不等。已有数百起疑似病例被举报。

在父母们的愤怒背后,还隐藏着打破沉默的诉求。目前,几起丑闻正困扰着这个国家:在法国南部的贝塔朗(Bétharram)天主教寄宿学校,数十年来学生们遭受了虐待和强奸。长期以来,没有人相信受害者,这所名校则保持沉默。上周日,教皇利奥十四世(Leo XIV.)在访问卢尔德期间,接见了七名在天主教机构中遭受神职人员或教师性暴力的受害者,其中包括一名来自贝塔朗的前学生。这是对天主教会虐待丑闻受害者的一种认可姿态,而这些丑闻此前经常被系统性地掩盖。

6月初,在法国南部图卢兹附近发现了一名11岁女孩利安娜(Lyhanna)的尸体。尸检结果显示有被强奸的迹象,涉嫌犯罪者是一名同学的父亲,此前该男子已有两项强奸未成年人的指控。显然,当局忽略了线索并拖延了调查。许多法国人对利安娜被谋杀的愤怒,也与针对学校丑闻的抗议交织在一起。

6月18日,数百名父母聚集在巴黎第7区(7. Arrondissement)的圣多米尼克学校(École Saint-Dominique)前。该校的两名看护人员因涉嫌性虐待被起诉,受害者在此同样抱怨当局不作为。7月,巴黎及其他地区的数千人走上街头抗议,高举横幅:“倾听孩子的声音!”示威者定期在法院大楼前聚集。他们要求效仿西班牙,制定一项全面的法律,以保护儿童和女性免受性暴力侵害。

巴黎抗议虐待行为:大量看护人员被停职

仅在巴黎,直到暑假前就有约130名看护人员被停职。其中50多人被指控实施性暴力,其他人则被指控实施身体或心理暴力。报告的事件涵盖了高档社区和普通社区,既有公立学校,也有私立学校。来自家长倡议组织“#MeTooEcole”的巴尔卡·泽鲁阿里(Barka Zerouali)称之为一场“国家灾难”。

这场丑闻触及了该国的一个敏感点。在法国,学校不仅仅是授课场所:父母外出工作,国家照顾孩子,这种分工在社会中根深蒂固。在像巴黎这样的大城市,孩子每天在学校停留的时间可达10小时。其中一半时间与教师或教育工作者在一起,其余时间由课后托管(Péricolaire)的看护人员,即所谓的“活动指导员”(Animateure)负责。他们陪孩子午休,带他们去食堂,并陪他们玩耍。费用根据父母的收入而定,收入较低者可获得国家补贴。从政治角度看,这一模式被视为成功:法国的出生率在欧盟中仍处于最高水平之列。

对于母亲来说,将三个月大的婴儿分时段送到托儿所(crêche)是很正常的。在德国被视为“乌鸦父母”(Rabeneltern,指不负责任的父母)的行为,在法国则被视为“母鸡”(Glucke):“Papa poule”和“maman poule”是指那些无法放手、想将孩子屏蔽在世界之外并将其护在羽翼下的父亲和母亲。

斯特凡·格林博(Stéphane Grimbaud)表示,从外部来看,这种失败的程度几乎令人难以想象。他想要讲述他及其家人所经历的一切,他记录了所有细节:发给学校的电子邮件、与负责人的对话以及给政府部门的信函。“我们一直在问,怎么可能在父母或老师完全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发生这样的事情,”他说。但真正令人不安的是负责人应对指控的方式:防御、安抚、沉默。格林博将其称为“丑闻中的丑闻”。

当他的儿子在12月第一次提到一名粗鲁的活动指导员时,他和妻子朱莉(Julie)通知了校长和市政府:一名叫奥利维尔(Olivier)的员工显然对孩子们说话非常严厉。他们的儿子害怕去学校。格林博说,老师对此反应很体谅。市政府负责儿童看护人员的人员也保证,这种事情绝不允许发生,他们会与该男子谈话。

两个月后,即今年2月,亚瑟(Arthur)报告说他有时会被惩罚。奥利维尔会追在他后面,拍他的头。而且:“他亲我的屁股。他摸我的屁股。”当亚瑟说出这些话时,朱莉·格林博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她的儿子在说什么?她拿起手机,开启了录音功能。亚瑟说,在小便时,奥利维尔会摸他并亲吻他“下面”。

巴黎的抗议海报*:资金匮乏,优秀的人员同样匮乏

斯特凡·格林博曾对儿子说:“你知道的,没有人可以对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没有人那样做,对吧?”但亚瑟回答说,奥利维尔那样做了。休息时间,对方陪他去了厕所。当他的裤子和内裤被脱下后,对方在那里亲了他。“我不想要这样。我告诉过他。但他还是那样做。他是坏人。”

斯特凡·格林博说,亚瑟是一个自信的男孩,他不整天坐在电视机前,也不听新闻。“你能想象我脑海中出现了什么样的画面吗?”他和妻子写信给校长和看护人员的上级,称他们的儿子描述了暗示存在性虐待的事件。“我们意识到这些指控的严重性,”格林博写道,但他必须考虑孩子的安全以及其他学生的安全。格林博深吸了一口气。他自己也不知道当时期待什么样的反应。“也许我以为负责人会大吃一惊。就像我们一样。”他谨慎地措辞。至于儿子在说实话这种令人不安的可能性,当时几乎没有被考虑到。“我们被课后托管(Périscolaire)的负责人像对待讨厌的麻烦制造者一样对待。”

根据法律,如果学校或全天候看护期间出现虐待嫌疑,必须通知检察机关,在大多数情况下,看护人员会被暂时停职。亚瑟的案例也是如此。但检察机关不堪重负,案件处理周期漫长,且在调查结束前,建议不要透露相关信息。

此外,下午的看护工作并非由国家教育局组织,而是由地方政府负责人负责。教学与看护在制度上是分离的,人员、监管和投诉由不同的部门处理,导致家长往往不知道谁负责处理相关嫌疑,警告信息可能会因此丢失。资金匮乏,优秀的人员同样短缺,基本上任何持有清白无犯罪记录证明的成年人都被允许照顾幼儿。由于机构必须维持运转,多次出现了辅助人员不堪重负而引发的事故,但这些事故显然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或掩盖了。诸如“SOS Périscolaire”或“#MeTooEcole”之类的家长倡议组织称之为一种“Omertà”,即一种沉默法则。在巴黎,看护工作由市政府的部门负责,即“学校事务与幼儿部门”(Circonscriptions des Affaires Scolaires et de la Petite Enfance),简称 CASPE。

格林博(Grimbaud)表示,该部门此前曾警告他不要对该活动指导员提起诉讼。“对方说,这可能会引起很大的骚动,而且还会危及我们的匿名性。”斯特凡·格林博(Stéphane Grimbaud)说,在看护人员被停职后,学校虽然组织了信息说明会,但内容并非关于性虐待。课后看护(Périscolaire)的负责人将其描述为“屁股上的一个小亲亲”,听起来毫无威胁。他为什么没有询问学校是否发生了其他事件?为什么没有警告其他家长,或者至少建议他们保持警惕?

据斯特凡·格林博描述,他愤怒地给市政厅的教育局打电话,该局在层级上高于 CASPE。那里的反应很体谅。然而,随后在学校举行的下一次家长会基本上没有产生任何结果。会上谈到的是那些被冤枉的尽职看护人员,称没有人需要担心。随后,格林博夫妇显然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一名看护人员因为一对夫妇含糊的陈述而被停职。但正如在场的人肯定知道的那样,虐待主要发生在家庭中,受影响的孩子经常在学校倾诉此类经历。

对格林博来说,这听起来就像他突然成了被告。“我简直想大声尖叫。”该家庭得到了学校心理学家的支持。“她听了录音,明确表示一个四岁的孩子不会为了诬陷一个成年人而编造阴谋,”格林博说,“这个年龄的男孩也不会虚构性行为。”市政府方面目前已向格林博夫妇就 CASPE 的该名员工的行为道歉。对于《镜报》(SPIEGEL)的询问,当事人未予回应,请求发表声明的请求同样未得到答复。

5月17日,格林博夫妇对该看护人员提起诉讼。他们最终通过一个匿名账户发送电子邮件,以通知学校的家长代表会。他们还在 Reddit 平台上组织了一场实时聊天,通过该平台回答相关问题。

6月,斯特凡·格林博首次与《镜报》会面;他表示,到了9月,他仍然不知道调查进展如何。在暑假期间,他们不得不多次安抚亚瑟(Arthur),因为他在学校门口感到恐惧。他询问他的看护人员是否绝对不会在假期结束后回来。

与此同时,学校另一名孩子报告称,自己在洗手间被同一名看护人员触摸了私密部位。在暑假期间,教育局通过电子邮件通知家长关于虐待指控的情况。斯特凡·格林博在想:如果公众压力没有变得这么大,这件事还会发生吗?

在公立学校的入口处,醒目地写着三个词:“自由、平等、博爱”。它们既是一项承诺,也是一个信号:从这里起,由共和国接管。共和国根据其原则进行教育,不受宗教、意识形态或社会影响。斯特拉斯堡大学研究这两个国家的社会学家布鲁诺·米雄(Bruno Michon)表示,与德国不同,法国父母通常不会干涉学校的日常生活。德国父母倾向于敦促与教师或教育工作者进行交流,但在法国人的感知中,这种行为几乎是不体面的。

活动人士古特曼及其同伴安妮:“侮辱、推搡、威胁”

。在贝塔斯曼基金会 2025 年的一项研究中,超过四分之一的受访幼儿园工作人员表示,经常目睹儿童遭受身体或情感上的教育失当行为。目前,在黑森州吉森,一名前教育工作者正在受审,他被指控在 25 起案件中虐待儿童并持有儿童色情材料。许多联邦州已经制定了预防性行为的策略,幼儿园必须提交保护方案。

施暴者通常利用不受控制的权力、缺乏监管以及周围环境的沉默获利。因此,来自家长协会“SOS Périscolaire”的活动人士伊丽莎白·古特曼(Elisabéth Guthmann)等人要求,应将目光更多地转向受害者:那些陈述长期被淡化、被忽视或被视为私人悲剧的儿童和女性。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性暴力是如何在家庭、学校和协会的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以及是什么助长了这种暴力。

古特曼说:“起初我们让所有人都觉得心烦。现在,他们却要求我们在所有地方同时讲述哪里出了问题。”

她今年 45 岁,在巴黎担任电影制作人。五年前,她与朋友安妮共同创立了“SOS Périscolaire”,这是一个反对课外托管中儿童暴力并支持家长的集体。这个上午她迟到了一会儿,“抱歉(pardon)”,她的手机不停地响。她的孩子们还得被送到游乐场,她现在首先需要一杯加了很多冰块的饮料。

古特曼作为一名母亲,自身也深受影响,她的女儿在四岁时讲述了在家里遭受的侵害。一名看护人员对她和其他孩子大吼大叫,直到他们哭泣。古特曼说,她的学校没有发生性暴力。“但有侮辱、推搡、威胁。这些对孩子来说是大问题的小事。”一名教师提到看护人员具有“强烈的性格”。来自市政儿童看护机构 CASPE 的一名女性表示,有些员工压力太大,以至于她建议他们让孩子们在非课时期间坐在电视机前。她说这对小孩来说更好。古特曼不愿接受这一点。她和一名朋友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询问其他家长是否也有类似的经历。在短短几天内,他们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70 多封来信。“我们翻开了一块石头,结果发现下面是个泥潭。”目前,他们已经收集了约 570 份来自家长和员工的匿名报告。

一名来自巴黎大都会区的家长写道:“有一天,我的女儿停止了进食。她就像被熄灭了一样。她提到一名看护人员在厕所里摸了她。我们已经报案。”

一封来自塞纳-马恩省埃皮奈-苏里塞纳(Épinay-Sur-Seine)的来信写道:“我的儿子说,看护人员拽他的耳朵,把他推向门。另一位母亲注意到她儿子的耳朵上有淤青。我们正尝试搬家。”

来自法兰西岛大区的一条消息:“春天时,我们的儿子告诉我们,看护员‘吃’了他的阴茎,并粗暴地将手指插入他的肛门。该案件因证据不足而被撤销。”

伊丽莎白·古特曼(Elisabéth Guthmann)将全天候看护称为教育系统中的“盲区”。看护人员本身也对此表示不满。薪资仅略高于最低工资,按小时计费或作为临时工——人们只专注于填补人员空缺。“我们并没有询问这个机制在多大程度上还符合儿童的需求。”

民意调查显示,在法国的每个学校班级中,都有两到三名在家庭或其他地方遭受过性暴力的儿童。德国的情况也类似。然而,在德国,目前也缺乏一份关于学校或日托中心暴力与虐待情况的全国性可比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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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翻开了一块石头,结果发现下面是个泥潭。”

Elisabéth Guthmann

索菲亚·特拉斯孔(Sophia Trascon)也想知道,那个虐待她儿子的女人此前是否已经引起过注意。到目前为止,她只能依赖于负责人的陈述,称该看护员被认为是经验丰富且称职的。特拉斯孔是巴黎郊区的一名物理治疗师,一名五十出头的女性。为了这次谈话,她曾建议散步,但走了几米后,她还是倾向于前往一家咖啡馆的后屋。因为她在这一带认识的人实在太多了。她有五个孩子,两个女孩和三个男孩,最小的是一对七岁的双胞胎。“我们的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凑,”她说,“否则就没法运转。”每日的节奏中还包括她所谓的“单独时间”,即她为每个孩子分别留出时间。 “唉。当时我和朱利安(Julien)坐在一起,而他保持沉默。”

朱利安是她的双胞胎儿子之一。自从去年 9 月开学以来,他就出现了问题。他在课堂上不再听讲,晚餐时会突然离开餐桌。“而且无论我问他什么,答案总是:不。”不,没有发生什么事;不,他很好。

特拉斯孔在一遍又一遍重复最后几句话时显得很无助,仿佛在回顾时能从儿子的那个“不”字中发现答案。她每天都在问自己,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是不是漏掉了什么。她注意到儿子回家时身上有淤青,背部扭曲并抱怨疼痛。他是跟同学打架了吗?她问朱利安在学校是不是遇到了麻烦。“不,没事,”他回答道,“我们只是在踢足球。”

2025 年 12 月,索菲亚·特拉斯孔接到了来自市镇政府的电话。对方惊慌地告诉她,一名看护员看到朱利安被一名同事摇晃。该女性将被学校开除,请特拉斯孔夫人不要担心。市镇政府指出,每一项教育失职行为都将被查清。索菲亚·特拉斯孔说,与相关负责人的谈话进展顺利。

到了晚上,她的儿子向她演示了过程:那个女人抓住他,快速地将他旋转。然后用双手推他。第二天,特拉斯孔带着朱利安去看儿童心理学家,随后又去看法医。

通过与心理学家的谈话,这位母亲得知她的儿子可能在四个月的时间里经常遭受残酷的虐待。“我的孩子不再是原来的他了,”特拉斯孔说,“他经常开始哭泣。他有焦虑发作。心理学家说,他失去了内在的指南针,失去了信任。”她报了案。该案预计将于 11 月开庭审理。

特拉斯孔对该诉讼最希望的一点是:该看护员永远不得再从事与儿童相关的工作。但这并不简单。目前的诉讼表明,当主要证人是幼儿时,情况是多么棘手。

法律专家 Kopp 和 Royer 在巴黎:谁会被相信?

位于巴黎第 11 区的阿尔丰斯-博丹(Alphonse-Baudin)幼儿园是这场大规模虐待丑闻爆发的地点之一。在 2024 年 9 月至 2025 年 4 月期间,一名 36 岁的看护员涉嫌对其照顾的孩子实施性行为。该案件已审理数月。庭审在位于克利希门(Porte de Clichy)的巴黎法院 401 审判庭公开进行——这是家长们的要求。

7月初的那天天气炎热,父亲们穿着短裤和凉鞋,母亲们穿着夏日连衣裙。5月时,检察机关要求对被告护理员判处三年监禁。大卫·G(David G.)身着黑色西装外套、牛仔裤,戴着飞行员眼镜,悠闲地坐在椅子上。他否认所有指控。这个下午,家长们在等待判决。艾娃·马尔克斯(Eva Marquez)也坐在法庭内。

马尔克斯说,直到今天她仍不知道女儿阿尔玛(Alma)在幼儿园是否遭遇了什么。但在大卫·G开始工作后,她小女儿的行为发生了变化。孩子变得愤怒且易怒。而且:“她的私密部位出现了感染。”儿科医生说,这个年龄段的女孩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心理学家起初也认为阿尔玛没有异常。然而,在针对该护理员的虐待指控传开后,医生建议报案。经过专门培训的警察就大卫·G的问题询问了大约20名幼儿园儿童。其中9名儿童被列入起诉书,年龄在3到5岁之间。

一名女孩说,护理员将勺子插进了她的臀缝。据称,他对一名男孩的臀部进行了“掰开”操作。另一名男孩说,那个男人触碰了他的“Zizi”(指阴茎)。

“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学校,那么所有与这个男人接触过的孩子都是潜在的受害者,”艾娃·马尔克斯说道。

随后,法庭内变得嘈杂起来。法官表示,孩子们的陈述存在矛盾。法院认为,在所有案件中,针对大卫·G的指控均未得到充分证实。此外,心理鉴定专家怀疑孩子们受到了父母的影响。大卫·G因证据不足被宣告无罪。但由于对两名同样对其报案的女同事实施性骚扰,他被判处缓刑八个月。

坐在长椅上的家长们失声痛哭。一名父亲站起身,走出法庭并猛地关上门。“有人考虑到孩子吗?”另一人喊道。“我的女儿才三岁!”一名母亲说,“她怎么可能用恰当的方式表达?”另一位母亲则说,在警方询问她五岁的儿子之前,已经过去了近七个月。“现在我们这些父母被指责影响孩子。那么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应该怎么做?完全不跟儿子说话吗?”

在法院走廊里,律师汉娜·科普(Hannah Kopp)和丽贝卡·罗耶(Rebecca Royer)站在一起。她们代表部分家庭,并表示年幼的孩子在表达时可能会出现矛盾。丽贝卡·罗耶说:“但他们所有人都做出了手势和演示,这些可以被明确解读为性行为。”

检察机关已就三名儿童的无罪判决提起上诉。审理日期尚未确定。问题在于:谁会被相信?谁能获得关注?

迹象表明,情况正在缓慢地发生变化。自10月初以来,国民议会一直在讨论一项法案,涉及预防措施和加速调查。此外,还将设立专门的警队和刑事法庭。来自“SOS Periscolaire”的伊丽莎白·古特曼(Elisabéth Guthmann)在巴黎市政厅和爱丽舍宫受到了接见。除了明确的录用标准外,她还要求为课后托管(Périscolaire)工作人员建立全国统一可查的人事档案,并设立一个处理虐待举报的独立报告机构。古特曼说:“几年前,人们还告诉我们,儿童看护中的袭击行为只是严重的个案。现在这种情况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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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贡多拉承载哀思

主导文化 在威尼斯,我理解了为何柏林的选举获胜者在谈论爱。

作者:亚历山大·奥桑(Alexander Osang)

当柏林再次转向左翼时,我和妻子正在威尼斯。30年前,我们选择去威尼斯度蜜月,因为我们认为: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了。我们两人都来自东柏林。当时我们住在大运河边一家价格过高的酒店里,房间极小,在游客陷阱餐厅用餐,并乘坐贡多拉。那时我们还在船上抽烟,因为当时的贡多拉上还配有烟灰缸。我们计划每五年回到一次威尼斯,无论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们曾实现过一次,在2001年9月11日之前的那个夏天,随后我们忘记了这个计划长达十二年。我们在美国生活,那里发生了太多事情。直到某个时刻,我们想起了自己的承诺。我们发现了远离游客潮的威尼斯,令人惊讶的是,它竟然幸存了下来。我们租了公寓,在市场上买东西,在极好的餐厅用餐。我们一次次回来。直到现在才明白: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了。

这次出发前,我们将装有选票的信封投进了普伦茨劳贝格区街道上的信箱。我感到不安,因为那里的信箱看起来死气沉沉,仿佛多年未被使用。很少有一次,我如此在意我的选票是否被计入。

选举周日,我们参观了双年展的国家展馆。我的最爱是塞尔维亚、日本和奥地利馆,在奥地利馆里,一个由两个移动厕所处理后的废水填充的池子中,坐着一名戴着潜水镜的裸体女性,旨在揭示潟湖的环境问题。德国馆曾被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访问,这次由两名女性设计。一名来自茨维考,另一名来自越南。亨里克·诺曼(Henrike Naumann)用家具、窗帘和一幅壁画布置了展馆,以阐明在我们的德国大客厅里营造舒适感是多么不可能。亨里克·诺曼曾有望成为一名东德的世界之星,但遗憾的是,她于今年死于癌症。宋铁(Sung Tieu)的父亲在80年代作为越南合同工来到东德,她的母亲和她随后在90年代初跟随而来。她在柏林霍恩舍恩豪森区的一栋预制板楼房中长大。预制板楼的设计现在装饰在德国馆中,这是一座带有东德色彩的纳粹之屋。

1996年蜜月旅行中的奥桑夫妇: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了

德国展览的策展人来自图林根州。可以说,这是东德向艺术界发出的问候。该展项的主题名为“废墟”。

在我看来,这与柏林的选举结果相契合。我在圣扎卡里亚教堂前的一个小广场上,通过iPad看到了初步的预测结果。西柏林已成碎片。城市宫殿派的人员时代结束了。我对此没有做出任何贡献,但我感到高兴。柏林在动摇。这座城市被像京特·普菲茨曼(Günter Pfitzmann)、哈拉尔德·尤恩克(Harald Juhnke)、埃伯哈德·迪普根(Eberhard Diepgen)和凯·韦格纳(Kai Wegner)这样的人统治得足够久了。两个月来,我一直经过基民盟(CDU)的竞选海报,其口号似乎来自30年代:执行法律与秩序。稳定而非混乱。柏林将变得强硬。而我的最爱是:懒散之风的终结者。

柏林的选举获胜者埃利夫·埃拉尔普(Elif Eralp)在她的社会主义父母逃离土耳其来到德国几周后出生。她曾是红色援助(Rote Hilfe)的成员,同时也加入了反法西斯女性联盟和国际特赦组织。她在获胜演说中表示:“在我们的城市里,爱战胜了恨。”

遗憾的是,第二天早晨我们必须返回柏林,在那里,我的朋友们谈论的不再是爱,而是恐惧。在顶天立地的窗户后面,市民们告诉我,世界末日将从我们普伦茨劳贝格区(Prenzlauer Berg)开始。当然,还有新克尔恩区(Neukölln)。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帖子读起来,就像是在临终之床前写的一样。

在评论区里,感觉就像匈奴王骑马闯入了柏林。再也没有人谈论这个国家中众多的法西斯分子,所有人都在谈论家族成员和闯入民宅者。那些从未踏足以色列一步的人们,在品着上好红酒时,突然发现了反犹主义,并将其作为对抗左翼之众的论据。

一名土耳其社会主义者的女儿——她的父母曾在故乡入狱并逃离军队——一名在德国学习法律的女性,可以在市政厅取代一名施潘道(Spandau)的保险商人;而后者在管理的大部分城市区域停电时,却跑去打网球了。这是个好消息。

人不能永远留在威尼斯。不过我计算了一下我们去那里的次数。平均而言,我的妻子和我履行了我们在蜜月旅行时许下的诺言。包括这个诺言在内。

版面报道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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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丁戈尔芬的宝马7系生产线

右转向灯闪烁

Sven Hoppe / dpa / picture alliance

汽车巨头 欧盟将放宽内燃机禁令。但幅度有多大?为了尽可能地放宽规定,汽车工业的游说者们正试图接近极右翼。

不久前,汽车工业的高管们还在警告右翼势力的抬头。今年年初,梅赛德斯-奔驰首席执行官奥拉·卡莱尼乌斯(Ola Källenius)在接受《镜报》采访时提醒道,德国在经济方向上多年来一直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如果我们不扭转这一局面,那么右翼民粹主义者就会到来,而他们对任何问题都没有解决方案。”卡莱尼乌斯表示,这让他深感不安。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奥利弗·布鲁默(Oliver Blume)在两年前参加了在沃尔夫斯堡举行的一场反对右翼极端主义的集会。他当时表示,民主和自由并非理所当然,“捍卫这些价值取决于我们”。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汽车工业与政治右翼之间还剩下多少距离将见分晓。欧洲议会将在11月底前就欧盟将如何放宽所谓的“内燃机禁令”进行投票,该禁令原定于2035年起生效。这项法律在四年前获得通过——而身处危机之中的工业界对此存在抵触情绪。

委员会的投票预计将在近日开始。目前尚不清楚基民盟、社民党和自由派能否在放宽细节上达成一致。因此,不能排除最终在议会中获得多数票需要极右翼议员支持的可能性。尤其是德国选择党(AfD)毫不掩饰其想要拯救内燃机的意图。

欧洲人民党(EVP)是欧洲议会最大的党团,德国基民盟(CDU)和基社盟(CSU)均隶属于该党团。在移民等议题上,该党团在过去几个月里已经尝试与议会的极右翼阵营达成妥协。内燃机禁令也让汽车工业的游说者面临一个关键抉择:告诉我,你如何看待右翼?

在柏林,行业代表在与德国选择党(AfD)接触时保持谨慎。但在布鲁塞尔,他们的顾虑较少。例如在排放标准问题上,德国汽车游说团体也会与右翼保守派党团“欧洲保守主义和改革党”(EKR)沟通,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Giorgia Meloni)领导的意大利兄弟之党(Fratelli d'Italia)就属于该党团。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议员酒吧里,有人目击到斯特兰蒂斯(Stellantis)汽车集团的游说者与“欧洲爱国者”(PfE)的代表接触——后者是一个极右翼党团,成员包括法国的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和奥地利的自由党(FPÖ)。

根据 LobbyControl 协会对欧盟透明度登记册的分析,在当前的立法周期(即自2024年夏天以来),斯特兰蒂斯代表与“欧洲爱国者”议员之间至少进行了11次会面;该集团旗下拥有欧宝(Opel)、菲亚特(Fiat)和标致(Peugeot)等品牌。据此,由梅赛德斯首席执行官卡莱尼乌斯担任主席的欧洲汽车工业协会(ACEA)与“爱国者”会面了10次。大众汽车会面4次,宝马会面2次。

LobbyControl 的尼娜·卡策米希(Nina Katzemich)表示:“在布鲁塞尔,与中右翼政党的游说会面日益被视为一种实现利益诉求的正常政治手段。”对于许多游说者来说,持欧盟怀疑论的 EKR 已经变得可以接受,“现在,处于更右翼位置的‘欧洲爱国者’也成为了汽车工业寻求对话的伙伴”。

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ACEA)在接受询问时表示,他们与所有相关议员进行交流,以阐明行业的立场。至于各党团随后如何形成多数席位,则由议员自行决定。大众汽车的代表分别会见了意大利政府成员党——联盟党(Lega)的议员。宝马(BMW)承认,欧洲爱国者(PfE)的议员在1月份布鲁塞尔车展的宝马展台请求“获取有关公司立场的信息”。但该集团表示,政治边缘人物“明确不在我们利益相关者活动的关注焦点之内”。斯特兰蒂斯(Stellantis)则表示,他们与“来自欧洲整个民主政治光谱的政治决策者”就汽车工业议题进行沟通。这“必然也包括那些右翼政党参与组阁的国家”。

电动车优先

这场激烈争论的法律源于 2022 年。当时,欧盟议会由社会民主党人、自由派、绿党和左翼组成多数,决定从 2035 年起,欧盟境内的新车不得排放二氧化碳,否则制造商将面临数十亿欧元的罚款。这实际上意味着,届时该行业只能销售电动新车。这对气候而言是一项历史性的决定。

然而,这一退出计划让长期依赖内燃机的汽车工业陷入了深度危机。自 2019 年以来,其在欧盟的产量下降了 27%。在美国,该行业深受特朗普高关税之苦;而在曾经充满希望的中国市场,欧洲汽车的需求量日益减少。例如,大众汽车预计今年几乎无法获利。为了降低成本,汽车制造商正在裁减数千个工作岗位。早在去年,大众或梅赛德斯等集团就要求推翻内燃机禁令。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曾在布鲁塞尔施压。

在 2025 年圣诞节前夕,欧盟委员会确实提出了一项放宽建议。行业在 2035 年后仍应被允许销售新型混合动力车和内燃机车。与 2021 年基准年相比,新车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应降低 100%,而仅需降低 90%。由于委员会仍希望坚持气候保护,因此要求对剩余的 10% 进行补偿:汽车制造商应使用气候友好型生产的钢材,且内燃机车应部分使用气候保护燃料,例如生物燃料。

在接下来的几周内,欧盟议会和成员国将对该提案及可能的修改进行投票。相关规定可能很快会进一步放宽。

例如,主导该议题的议会报告员、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人马西米利亚诺·萨利尼(Massimiliano Salini)希望在没有任何补偿的情况下,将二氧化碳限值降低至负 90%。如果将绿色材料和燃料的使用计算在内,萨利尼得出的结果仅为负 73%。这将为继续销售内燃机新车敞开大门。

欧洲人民党(EVP)党团主席曼弗雷德·韦伯(Manfred Weber)表示,汽车工业比任何其他行业都更能代表繁荣与就业。“欧盟的规定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它们必须是通往未来的桥梁,而非死胡同。”这位基社盟(CSU)政治家如此重视该议题,也与他的家乡下巴伐利亚州坐落着宝马在欧洲最大的工厂有关。韦伯表示:“显然,内燃机的终结已成历史。”现在需要一个能够将气候保护与工业竞争力结合起来的持久框架。问题在于,是否能与社会民主党人和自由派达成多数共识。韦伯说:“我希望在政治中间地带达成一项稳定且明确的协议。”

社民党(SPD)目前则较为谨慎。交通委员会负责该事务的社民党议员维维安·科斯坦佐(Vivien Costanzo)表示:“我们希望给汽车工业更多时间,但不能质疑欧洲在零排放汽车领域保持领先地位这一目标。”她认为,“想要在亚洲或加拿大等市场取得成功,就必须实现电动化。”科斯坦佐坚持欧盟委员会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 90% 的目标,并要求通过绿色材料实现完全抵消。

事实上,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ACEA)报告称,今年 1 月至 8 月,全欧盟范围内新注册的电动汽车数量已超过纯燃油车。在这种情况下,推翻内燃机禁令真的有意义吗?

尽管销量如此,工业界仍敦促放宽限制。因为本土制造商通过电动汽车获得的利润明显低于内燃机车。不过,各集团对于国家应如何提供帮助有着不同的偏好。据称,宝马(BMW)认为在不进行补偿的情况下实现二氧化碳减排 90% 的目标是合理的。但该集团还希望在此基础上制造更多内燃机车和混合动力车,并相应地承诺使用低碳材料。这样一来,这家高端制造商的要求就超出了欧盟委员会的计划。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Benz)的立场与之相似。一名发言人解释称,他们支持一种“由市场驱动的转型,而非由法律规定的配额和对制造商的处罚”。

然而,这些建议并未获得社民党的认可。据称,业内人士在面对社民党人时多次提到:如果你们“不采取行动”,那么右翼多数派可能会上台。

汽车制造商现在也在欧洲人民党(EVP)右翼的势力范围内进行游说,尽管他们并不公开承认。梅赛德斯方面表示,在与当选决策者的交流中,“涉及的不是政治团体”,而是要“根据内容及其对汽车工业转型的影响来评估决策”。

1 / LobbyControl 专家卡策米希(Katzemich)

2 / EVP 党团主席韦伯(Weber)

3 / 梅赛德斯首席执行官卡伦纽斯(Källenius)

在这一点上,业内存在分歧。那些比制造商本身承受更大危机压力的汽车供应商,在与极右翼接触时显然表现得相对轻松。舍弗勒(Schaeffler)董事会成员兼欧洲汽车供应商协会(Clepa)主席马蒂亚斯·津克(Matthias Zink)表示,他们致力于争取中间派的多数支持,但作为协会,“只要所有当选政党主动接触我们,我们都会与其对话”。

相比之下,大众(Volkswagen)等制造商则倾向于在不包含极右翼政党的情况下达成妥协。大众虽然声明“不对议会联盟提供建议”,但一名发言人表示,汽车工业的“生存问题”应当“在民主人士之间尽可能广泛的共识下”做出决定。关于“防火墙”的辩论已经传到了游说者之中。

交通委员会计划于 10 月 5 日对内燃机禁令进行投票。两周后将由工业委员会接手,而 EVP、社民党和自由派在其中达成一致显然将十分困难。相反,那里流传着一份折中方案,该方案也采纳了欧洲保守和改革党(EKR)和欧洲爱国者党(PfE)的要求。这两次投票被视为测试,随后主导的环境委员会和全体会议将在 11 月进行投票。在此基础上,议会与成员国的谈判代表将在 2027 年初寻求最终的妥协方案。

中间派如何才能达成一致?交通委员会的负责报告员、来自基民盟(CDU)的延斯·吉塞克(Jens Gieseke)主张将二氧化碳减排目标从减100%宽限至减80%——但通过绿色燃料和材料来完全补偿这一灵活性。吉塞克表示,他不会与欧洲保守主义和改革党(EKR)右侧的议员合作。“我的首要任务是在中间派中建立多数席位。”

绿党要求欧洲人民党(EVP)主席曼弗雷德·韦伯(Manfred Weber)必须明确表示,在废除内燃机的问题上,绝不能与极右翼达成多数共识。绿党议员迈克尔·布洛斯(Michael Bloss)表示:“他至今没有这样做,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汽车工业应该仔细考虑,是否愿意依赖这样的多数席位。”为了让内燃机多延续几年,人们将失去规划的确定性以及欧洲本土生产电动汽车的规模化进程。

资本市场对废除“内燃机禁令”持批评态度。欧洲大银行瑞银(UBS)的汽车分析师帕特里克·胡梅尔(Patrick Hummel)表示:“如果我是首席执行官,即使二氧化碳监管放宽,我也不会改变任何计划。”电动汽车的需求增长如此之快,以至于制造商别无选择,只能尽可能快速且廉价地生产电动车。

目前,中国产品在欧洲的市场份额已接近10%,但这只是部分事实。胡梅尔说:“如果将目前的进口数据推算到全年,市场份额将接近20%。”放宽二氧化碳监管并不会让欧洲汽车制造商更具竞争力。恰恰相反。

亚历山大·德姆林(Alexander Demling)、马丁·赫塞(Martin Hesse)、贝内迪克特·穆勒-阿诺德(Benedikt Müller-Arnold)、蒂莫·肖伯(Timo Schober)

SH 2 /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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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拉与那首旧曲

交通:不再道歉——伊芙琳·帕拉(Evelyn Palla)在就任铁路公司首席执行官时曾做出这样的承诺。而今天,她必须请求宽恕。

天花板圆顶上的数百盏灯光闪烁,音箱中传出强烈的电子舞曲低音。现在是早上九点,但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一家会议中心的氛围却像是一场流行音乐会。舞台前,人们簇拥着一名女性,她正在满足对方合影的请求。53岁的伊芙琳·帕拉是今早的明星嘉宾。

几分钟后,这位德国铁路公司(Deutsche Bahn)的首席执行官将为通信大会开幕,这是一场公关专业人士的年度集会。这位经理人精通营销,包括自我营销。自上任以来,帕拉将自己塑造为一个实干家,一个在必要时甚至愿意用纸巾清理火车厕所的人。在开场前,一段短片总结了帕拉在集团领导岗位上的第一年。结尾出现了两个词:“铁路地狱职场”。

帕拉表示,这个职位描述中包含着“一丝真相”。她的原则之一是:“我不再唤起那些我无法实现的期望。”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句子。帕拉在2025年10月1日就职时唤起了许多期望,其中一些几乎无法实现。她曾表示,她将把这家国有企业“彻底翻转”,并且“把一切都做得与以往不同”。最重要的是:她希望能够做出决定,而不是总是在道歉。

帕拉削减了董事会职位,将下层的管理层规模减半,并希望让集团更专注于其核心业务。对于管理层的削减,一个曾与前任铁路公司负责人进行过激烈斗争的组织给予了赞赏。“这是勇敢的,因为她必须预料到内部的阻力,”火车司机工会 GDL 的负责人马里奥·赖斯(Mario Reiß)说道。另一位行业代表认为:“集团内部正在进行一场彻底的大扫除。”

然而,在许多客户看来,铁路公司依然是一个永恒的令人恼火的存在,这一点至今几乎没有改变。在过去几个月里,长途运输中几乎每两列火车就有一列晚点。而在重要线路的翻修过程中,不断出现新的故障。最近获悉,铁路公司未能及时为一条与汉诺威-柏林线路平行的替代线路进行电气化改造。这导致乘客的行驶时间延长了80分钟——而这条线路恰恰是许多陷入困境的大众汽车集团员工所使用的。

就职一年后,伊芙琳·帕拉不得不越来越多地去做那些她原本想让铁路公司改掉的事情:安抚、道歉、请求延期。

在帕拉于通信大会发言之前,一名小提琴手伴随着富有表现力的演奏走进大厅,她的乐器周围环绕着一条粉红色的光带。在第一排,她几乎直接停在帕拉面前。

帕拉礼貌地等待这场表演结束,她的音乐偏好有所不同。这位南蒂罗尔人年轻时曾在音乐学院学习钢琴。现在她几乎没有时间弹琴。在帕拉目前与家人居住的维也纳,她喜欢听音乐会。最近,她参加了一场由50架三角钢琴组成的表演。每架钢琴的调音都与下一架有细微的差别,从而产生了特殊的共振。帕拉热情地谈论这类实验背后的音乐理论。作为一名音乐家,她知道一个简单的规律:同一段旋律,根据所配的和弦不同,听起来也会有所不同。

作为集团首席执行官,帕拉(Palla)用阴郁的小调编排了铁路公司的重启计划:首先是她对铁路网络的抱怨,认为政界数十年来投入的资金太少。帕拉传达的信息是,只有在通过基础设施专项资金完成修复之后,延迟和列车取消的情况才能真正得到改善。第二条信息涉及铁路公司的柏林总部。在帕拉看来,总部过于臃肿。未来,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基层员工应获得更多责任。然而,问题在于,帕拉还能在多久时间内继续用过去的错误来解释现在的问题。

法兰克福美因河畔的铁路旅客:耐心正在耗尽

帕拉在任职期间经历的最沉重时刻发生在 4. Februar。当天,一名 36 岁的列车乘务员塞尔坎·恰拉尔(Serkan Çalar)被一名没有有效车票的乘客袭击身亡。这一事件激怒了每天都要面对激进乘客的铁路员工。恰拉尔是单亲父亲,留下了两个孩子。“你们必须承受的痛苦,这里没有人能想象到哪怕一点点,”9月中旬在曼海姆揭幕一块纪念牌时,帕拉对遇难者家属说道。

在成为铁路公司负责人之前,帕拉领导区域子公司 DB Regio,并在期间亲自考取了火车司机执照。直到今天,许多人依然认可她与基层的亲近。帕拉将乘务员、司机和轨道工人称为她的“英雄”。

但对于那些不在一线工作的人来说,帕拉带来的风向则更为严酷。几周以来,铁路公司限制居家办公权利的计划引发了不安。这不仅影响到高管,也影响到普通薪资员工。服务子公司 DB Dialog 内部也出现了动荡,该公司目前正试图裁减客户服务人员。根据企业职工委员会的一份内部通知,沟通语气已变得更加“粗暴”。

近期,铁路公司展示了新的品牌形象,将此前作为符号使用的脉搏线替换成了一个门槛(Schwelle)。在内部平台 DB Planet 上,许多员工对此感到震惊。一名员工写道,起初说必须节省, “然后却在这种事情上挥霍资金”, “真是太幽默了”。另一人提醒道:“我们的客户想要的是准时、无误的交通,而不是新的彩色小图片。”

铁路公司对此进行了辩解。公司表示正处于转型之中,包括一个“全新的、新鲜的品牌形象,为这一变革赋予面孔”。一名发言人表示,成本在六位数范围内。“这不是一个百万欧元级别的项目。”但在未来几年,铁路公司计划向外部机构支付高达 2.59 亿欧元的品牌和传播工作费用。公司强调,这是最高限额,并不一定会被全部用完。

Arnulf Hettrich / IMAGO

ten。总而言之,营销预算多年来一直在下降。“这一趋势将继续下去。”

一名关注此过程的人士表示,关于设计的争论具有代表性。公司内部充斥着“从怀疑到恐惧”的情绪,因为人们担心会有进一步的裁员。一名监事会成员认为,这与对首席执行官的期望有关:“任何观察帕拉的人都会发现,她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她将这种压力传递了下去。”

公司内部的一篇采访也引起了不满,在采访中帕拉抱怨集团内部存在“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来自员工阵营的声音称:“这让许多真正工作出色的人感到心寒”——区域管理人员也感到不安。员工队伍中正酝酿着不满。

在波茨坦广场的铁路大厦(Bahn-Tower)与艾芙琳·帕拉(Evelyn Palla)会面。在她身后的窗外可以看到总理府,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目前正在那里为保住他的职位而奋斗。在她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两部手机。尽管早已有了支持多个号码的手机,但帕拉依然随身携带两部套着彩色保护壳的设备。一部是德国号码,另一部是奥地利号码。一部主要用于公务,另一部用于私人。

即便作为铁路公司负责人,帕拉也在多个频率上运作。她领导着一家企业,其表现受到公民的审视,程度之深几乎与国家足球队相当——而且该公司100%由联邦政府所有。因此,对于帕拉来说,政治上的青睐比客户的看法更为重要。

在铁路大厦进行的这次对话属于背景访谈,不得引用。在这样的对话中,帕拉可以表现得风趣,有时甚至带有嘲讽。但在本周三上午,关于她与交通部长或联邦总理的关系,她的表述仅限于一些无关痛痒的客套话。

让政界保持好感,向来是铁路公司负责人的核心能力之一。在负责人帕拉任内,这一点没有改变——尽管她很喜欢塑造自己直言不讳的形象。在公开场合,她从未对时任联邦交通部长帕特里克·施尼德(Patrick Schnieder,CDU)给出的指令表示怀疑,而正是施尼德将她任命到这个职位上。但间接地,帕拉抵制了一些要求。这一点在7月初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帕拉和施尼德推出了一项旨在“改善客户沟通”的紧急计划。帕拉当时宣布将开发一款名为 DB Info 的新应用程序,该程序还将显示竞争对手的连接数据。这对部长来说是一颗定心丸。

经理帕拉:在多个频率上运作

因为实际上早已有一款受欢迎的铁路应用——DB Navigator。施尼德曾在去年9月指示铁路公司,“在短期内”将 Navigator 移交给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子公司 DB InfraGO(负责铁路网络),从而向竞争对手开放。然而,铁路公司宁愿宣布开发一套复杂的双重结构,而施尼德在出席活动时似乎并未对此表示不满。

大约两周后,他被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解雇了。

施尼德被撤职对帕拉来说是一个警告信号。据称,梅尔茨不满部长在获得创纪录投资的情况下仍抱怨资金短缺。帕拉在此期间也要求增加更多资金。

新任交通部长斯特芬·比尔格(Steffen Bilger,CDU)在接受《镜报》(SPIEGEL)采访时明确表示,他对目前的翻修进展“完全不满意”。翻修时间现在将被拉长,行业代表认为这具有合理性。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实际耗时将再次超过计划。帕拉请求理解:“我们不可能在12个月内补回过去25年所缺失的。”

帕拉在就职后不久就曾警告,由于施工现场众多,长途运输的准点率暂时不会改善。但在政府内部,耐心正在耗尽。随着德国选择党(AfD)近期取得成功,联盟党和社民党(SPD)承受着巨大压力。比尔格和其他高层政治人物将这个极右翼政党在州议会选举中获得如此多选票的原因,部分归结为民众对基础设施崩溃的不满——尤其是铁路方面。

艾芙琳·帕拉(Evelyn Palla)必须担心人们会对她那首关于漫长重启的歌曲听腻了。因此,她最近让统计数据听起来更悦耳一些:铁路公司负责人建议,与其按照官方惯例将延迟在6分钟以内的列车视为准点,不如考虑将15分钟以内的延迟纳入观察范围。她说:“那样的话,我们的数值就会完全不同了。”

大卫·伯金(David Bö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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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快乐的富豪

继承人宝拉·施瓦茨(Paula Schwarz)成长于一个富裕的家庭。她曾吸毒,并公开反抗家人。现在,她试图以企业家的身份——以及女儿的身份——重新开始。

在 36岁生日那天,宝拉·施瓦茨给自己准备了一份礼物。她在手指上做了纹身,在两个下关节之间,每个手指一个符号。三周后,当施瓦茨将双手放在桌上时,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图案。那是 6 月底汉堡一家酒店里的一个日子。她在这里参加一场经济峰会并担任演讲者,主题关于她作为百万富翁继承人的生活以及价值观。

施瓦茨说,这些纹身“相对容易解释”。左手中指上的心形代表博爱,右手中指上的心形代表自爱。

右侧小指上的沙漏提醒她把握当下。风的符号则表明:“即使陷入困境,一切也会过去。”太阳代表心中的阳光。希腊字母 Omega 提醒她,自己承载着几代人的智慧。施瓦茨部分时间住在萨摩斯岛和雅典,她的母亲是希腊人。

这些符号旨在帮助她做出正确的决定,无论是为了他人还是为了自己。她说,她成长环境的影响导致她更希望自己构建自己的价值观。这是她的人生课题。

施瓦茨出生在富裕家庭。她的祖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创立了药品制造商施瓦茨制药(Schwarz Pharma)。 60 Prozent 股份由施瓦茨家族和施瓦茨-舒特家族持有。她的父亲库尔特·施瓦茨(Kurt Schwarz)持有股份并担任监事会成员。

2006 年,比利时集团 UCB 以 44 亿欧元收购了该公司。施瓦茨说,她不知道父亲具体得到了多少钱。

从那时起,她的家庭就属于超级富豪阶层。首先是搬进了一栋位于慕尼黑的别墅,那里有 36 间房间、游泳池、私人电影院和仆人。

这听起来像童话,但施瓦茨将其感受为“没有权利的金钱监狱”,她曾在互联网上这样写道。她从小就被塞进普拉达(Prada)的小裙子里,“我讨厌那样”。她最喜欢在泥地里玩耍。

她是如何长大的,以及她对家人怀有怎样的怨恨,每个人都可以追踪到。

施瓦茨公开处理她的痛苦,通过采访、Instagram 和 Twitter。她年轻时的酒精和药物滥用。导致她每天呕吐多次的暴食症。在今天看来,她将这些解读为缓解压力的一种排解方式。

施瓦茨属于这样一代年轻女性:她们试图摆脱富裕家庭的束缚,并努力赋予生活意义。尽管如此,正是她们的出身为她们带来了关注。以及她们的钱。

来自汉诺威饼干王朝的维蕾娜·巴尔森(Verena Bahlsen)最近公开表示,她曾多么纠结于自己在公司中的角色,而她现在已经从中抽身。

维也纳人玛琳·恩格尔霍恩(Marlene Engelhorn)的高祖父曾参与创办化工巨头巴斯夫(BASF),她在 2024 年宣布,计划将其遗产中的 25 百万欧元提供给公众。

去年,恩格尔霍恩和施瓦茨与 370 位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一起,在给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一封公开信中,要求提高针对同类人群的税收。这是一个德国政界必须关注的话题。从 13. 10月起,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将就企业资产是否应继续免除遗产税进行审理。施瓦茨主张将遗产税率设为 100%。

在这些著名的女继承人中,没有一个人像她那样激烈地反叛。没有人对自己的家族发表过如此毫不留情的言论。也没有人显得如此脆弱。

如今,施瓦茨不再以反叛者的形象出现,而是以企业家和社交网络构建者的身份亮相。她的业务是“公共利益”。她希望将“想要贡献的人”与“需要资金的人”聚集在一起,哪怕是通过为其他继承人举办研讨会来实现。在与自身财富苦苦挣扎的施瓦茨,现在正将其他富有人士联系起来。

陪同她参加预约的人会发现她是一个永不停歇的女人。她改善世界的努力绝不会因为缺乏精力而失败,反而更有可能因为她面临着精力过于分散的风险。她所做的一切都被她赋予了极高的意义。

三月初的世界妇女节,施瓦茨在德国联邦议院亮相,她在 Instagram 上这样写道。如果有人想到的是议事大厅,那就错了。事实上,那天晚上她在位于联邦议院附属建筑的柏林 Bistro Marie 餐厅举办了一场图书晚餐会。入场费:50 欧元。

服务员端上焗蔬菜和肉丸。施瓦茨朗读了她去年年底出版的自传《无价》(Unbezahlbar)。这本书是对她家庭的一次清算。施瓦茨在书中描述了她从小就感到多么孤独。她谈到了“富裕中的荒废”,谈到了她因为成绩不佳等原因而 14 次转学,谈到了她的饮食失调,以及因为频繁呕吐而几乎掉光牙齿的经历。

施瓦茨在演讲中称,“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要求人们不断购买更多东西的系统中,这简直是精神病”。她要求建立新的结构来“治愈”经济和社会,并表示:“我需要你们,你们需要我。”

施瓦茨启动了一个名为“无价委员会”(Unbezahlbare Gremien)的项目。通过该项目,她希望资助那些能为社会创造“无价增值”的工作。其中的技巧是:为了能够投票决定资助哪些项目,感兴趣的人最初必须支付 100 欧元。施瓦茨说,现在这已不再是强制性的,“人们反正会给出更多”。已有 50 个倡议组织向她申请。其中一些代表成为了当晚的宾客。

其中一人为一个平台工作,企业可以通过该平台积累“业力分”(Karmapunkte),例如当员工放弃开车通勤时。一位使用混凝土管创作的艺术家则希望为乌克兰与波兰边境地区的艺术家提供在柏林学习的机会。

“我对她有信心,她对我们有所计划,”该艺术家在谈到施瓦茨时说道。对于参与者来说,这个夜晚感觉像是一个拥抱。这位愤怒的百万富翁之女的故事听起来如此震撼,以至于没有人质疑她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其实是有理由产生疑虑的。

例如,施瓦茨先是批评资本主义,随后又说她可以想象与美国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合作。而后者建立的帝国比她的家族要庞大得多,而她多年来一直抨击其家族的财富。

没有什么比继承遗产更简单的致富方式了。在德国,每年有高达 4000 亿欧元被继承或赠与。那些已经拥有足够财富的人获得的份额尤为之多:约一半的资金流向了最富有的 10% 的受益人。

这种幸运有时会变成一种负担。

施瓦茨这样说道:“很多人会愿意亲吻我的屁股,因为他们想要我的钱,或者因为我姓施瓦茨。”

然而,经常是她自己在尝试筹集资金。施瓦茨不仅投入自己的钱——但具体多少她没有透露。她的项目经常由赞助商出资。甚至有人曾表示愿意为她支付一名清洁工的工资。

即便在多次询问之后,她依然没有透露自己究竟有多富有,以及可以动用多少资产。施瓦茨提到过一位姑姑自杀后给她留下了大量遗产,但她没有说明具体金额。

“只有当你用钱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时,金钱才具有价值,”施瓦茨说道。

或者,当你无法动用它的时候。

在高中毕业典礼后的第二天早晨,她“在酒精影响下签署了一份全权委托书,将我在财产问题上的许多权利移交给了我的父亲”。她的书中是这样写的。

她在接受一家女性杂志采访时表示,父母可能认为她不懂得如何理财。

施瓦茨的父亲在给《镜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家庭内部的授权是非常普遍的,且随时可以撤销。与其他家庭成员之间也存在相互授权。”宝拉和她的兄弟当时已经同意“将部分财产与父亲共同投资,并在几年内不予动用”。这份授权绝非与“资金的可支配性”有关。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父亲将部分家族资本移交给了她和她的两个兄弟。他将这些资金投入到公司中。她在书中写道,她拥有一笔高达数千万欧元的资金。

根据其中一家公司的序言,其目的是为了“防止资产碎片化”并“同时加强家族纽带”。宝拉·施瓦茨推测,这次赠与是为了在父亲去世后“日后用于缴纳遗产税”。

这可以被视为远见,但她却感到被忽视了。她在书中写道,她的父亲确保了自己“对所有关于财产的重要决定拥有最终决定权”。

她的父亲告知:“宝拉也参与了其中,提出了投资想法,并且这些想法随后得到了实现。”

在宝拉·施瓦茨看来,紧张局势在 2015 年她开始

企业家施瓦茨,手指上有纹身,为萨摩斯岛的难民奔走。施瓦茨在书中写道,她的家人可能并不满意“他们的女儿突然坐在一个由军队把守的、挤满叙利亚难民的接收营里”。

她的父亲表示,家庭“一直支持宝拉为难民所做的努力”。那是她的慈善事业之始。

如今,施瓦茨致力于服务的人群更多是上层社会。她最重要的项目是所谓的“天使之家”(Angel Houses),一种上流社会的 Airbnb。寻求社交的富人们将他们的别墅开放给付费过夜客。从慕尼黑到旧金山的房产都报名参加了该计划。施瓦茨从中抽取佣金。在某些房子里,她会举办工作坊。人们在那里辩论、烹饪、绘画。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富人的互助小组。如果相信施瓦茨的话,这种需求确实存在。

“作为继承人,你被教导要看起来体面,并在晚餐派对上留下好印象,”她说,“但许多人没有被教导如何工作和独立思考。这可能会导致心理问题,因为个人会觉得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

施瓦茨想要掌控自己的生活,她工作很努力。其中包括为家族企业家提供咨询,探讨关于价值观的问题。她最成功的是建立人脉。施瓦茨说,最近美国卫生部长罗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的儿子参加了她的活动,前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办公室的人员也出席了。她本人还曾在奥尔佩(Olpe)的左翼党地方分会发表过讲话。

陪同施瓦茨的人会不断结识她网络中的人士。一名荷兰人自我介绍为某个基金会的财务主管,该基金会的名誉主席是马克西玛王后。一名自称 Yellow Randolf 的德国人全身穿着黄色,甚至胡须和眉毛也染成了黄色。他年轻时通过出售自己的科技门户网站成为了百万富翁,如今住在开普敦。《镜报》此前也曾报道过他。

女主人施瓦茨,客人 Yellow Randolf:一位让客人自费的百万富翁?

最近她参加的一个美国播客将施瓦茨介绍为“德国的帕丽斯·希尔顿”。但与那位美国酒店继承人不同,她对上流社会的奢华毫无兴趣。她半像嬉皮士,半像创业公司创始人,说话语气飘渺,商业想法模糊不清。她最喜欢的词是“结构”。有时会切换到英语,曾一度住在旧金山。

施瓦茨学习过政治学,2025年她报名参加了牛津大学一所商学院的管理课程。

据她自己透露,她创建或参与了20多家公司。其中包括肯尼亚的一个拼车中心和一个用于牲畜管理的农民平台。其中许多项目已无疾而终。她于2017年发起的 World Datanomic Forum 也是如此,该论坛曾分析全球经济数据等。

她的新纹身之一是左手小指上的希腊字母 X。它旨在提醒她,“事物是有终结的”。

去年她参加了德国小姐(Miss Germany)的竞选。这项曾经的选美比赛如今旨在表彰做出贡献的女性。在2600名申请者中,施瓦茨进入了最后90强。

她参赛的目标是成立一个基金会。她计划“用我个人资本中的6000万欧元”来资助该基金会,旨在为数学、计算机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女性“创造更多机会”。

施瓦茨未能进入决赛。评审团表示:目前尚不清楚她的计划是否能够付诸实施。他们希望避免支持空中楼阁。施瓦茨表示,她“无论如何”都要成立该基金会。

有时,她的良好意愿会触碰到可行性的边界,而有时施瓦茨则陷入自我矛盾。6月初,她建议《镜报》可以陪同她前往汉诺威附近的一座庄园。她想在那里与其他继承人一起做陶艺并讨论责任问题。她将从雅典飞往汉堡,之后两人可以一起开车前往。顺便一提,那天是她的生日:“你们可以给我带个气球。”但就在一天前,施瓦茨取消了行程,

Freya Najade / 《镜报》

她必须处理她的新项目:让儿童和青少年通过在线课程学习如何创办公司。

7月初在汉堡。施瓦茨租了一家咖啡馆,并宣布举办一场面向继承人和资产管理者的“私人”晚宴。入场“仅限受邀者”。

这次的主题依然是责任,只不过这次伴随着香槟和晚餐小食。然而,几乎没有人喝到香槟,食物则是当天剩下的蛋糕,且数量不足以供应所有人。

原本预计50名客人,结果仅来了30人,其中几乎没有继承人。有些人是临时受邀的,比如 ARD 的记者 Julia Ruhs 和演员 Francis Fulton-Smith(出演过《克莱斯特医生一家》)。他们前一天与施瓦茨参加了同一个会议。

施瓦茨请客人们分成小组。她分发了印有问题的卡片,例如“你创造了哪些并非继承而来的价值?”有些人回答是“教育”,另一些人则说是“自信”。

最后,各小组汇报如果他们拥有100万欧元,将如何实现这些价值。富尔顿-史密斯(Fulton-Smith)看起来最兴奋。他讲述了自己的愿景:建立一个让不同世代能够和平共处的村庄。这些建议最终将如何处理尚不明确。这一切仅仅是一场思想实验吗?还是为了寻找投资者?

随着夜晚的推进,气氛发生了转变,部分原因是缺乏餐饮供应。施瓦茨说,咖啡馆的工作人员忘记准备食物了。她临时起意想叫披萨,但这个想法被否决了。原定的鸡尾酒会取消,该团体随后前往一家餐厅。

与客人们预想的不同,施瓦茨没有买单,她说这“不在预算之内”。一位百万富翁让她的客人自费?最后,施瓦茨说,邀请所有人去希腊访问。

一名参与者在当晚联系了《镜报》的记者。她最初同意在活动开始时为这篇文章接受拍摄,但现在撤回了同意:“不知为何,今晚很多事情让我觉得非常奇怪……”富尔顿-史密斯通过其经理传话,表示他不愿公开评论施瓦茨的项目。

施瓦茨后来表示,她只是在边缘听到一些参与者感到不快,对此她感到很遗憾。

要理解施瓦茨及其行事方式并不总是那么容易。最有效的方法是观察她决定拒绝什么。

曾有一段时间,施瓦茨不想再叫宝拉。而是叫纳塔莎,那是她的第三个名字。六年前她在 Twitter 上写道,她曾想过隐姓埋名。2022 年在柏林邵宾纳剧院(Schaubühne)的一次谈话中,她讲述道,她曾在警察局花了七个小时指证她的家人,因为她觉得被家人跟踪了,之后得到了警方保护。在她怀孕后,她撤回了指控。

Freya Najade / DER SPIEGEL

施瓦茨在汉堡活动中的问题单:主题再次围绕责任展开

她的父亲对此写道:“宝拉将家人的联系,例如父母发送的电子邮件,称为‘跟踪’。”

宝拉·施瓦茨说:“我对很多人很糟糕。我很庆幸我的愤怒已经平息。”

她的书激怒了家人。而现在,他们之间又重新亲近了。施瓦茨说,她感谢父亲,“单单是因为他给了我生命”。今年她与他一起庆祝了他的生日。与父亲关系的改善使得她最近在协商后可以动用他为她设立的资金。

库尔特·施瓦茨(Kurt Schwarz)写道,他没有读过宝拉的书。“我一直觉得与女儿心连心。在我这边从未有过决裂,虽然有时会有像许多家庭代际之间那样的小摩擦。”

母亲不愿发表评论。两人已离婚多年。

哥哥安东尼斯·施瓦茨(Antonis Schwarz)回答说,他“遗憾地表示目前概不接受采访”。他也从事慈善活动。2021 年,他向绿党捐赠了 50 万欧元。

宝拉·施瓦茨建议与她小 13 岁的弟弟进行视频通话,他目前在韩国。但预约在开始前半小时被取消了。

在下一次交谈中,施瓦茨请求不要过多谈论过去,“我想将重点放在现在”。

最近,她将旧生活与新生活结合在了一起。在她 17 岁时家人搬入的慕尼黑别墅里,她为继承人和年轻企业家举办了一场研讨会。“我曾经在这里的很多晚餐派对上在洗手间里呕吐,因为我觉得这一切都虚伪。现在我回到同样的房间,我们坦诚地交流。”

施瓦茨不想再仅仅成为那个制造麻烦的人。“我想提供一些东西。”这看起来像是她想向父母证明,她能够完成所有他们从未认为她能做到的事情:成为一名企业家,管理自己的财务。

她还希望每个人都能看到她是一个好母亲。施瓦茨经常谈到她的孩子们。他们分别一岁、三岁和四岁。她通过 WhatsApp 发送他们的照片。孩子们站在蜂巢前,学习蜂蜜是如何生产的。

施瓦茨讲述道,孩子们有时会告诉她他们有多幸福。这与她曾经的状态截然不同。

施瓦茨在右手大拇指上纹了一个没有数字的骰子。这旨在提醒她记住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一句话:“上帝不掷骰子。”以及提醒她,“一切正如其所是,一切都很好”。亚历山大·库恩(Alexander Kühn)、马文·米拉茨(Marvin Milatz)、亚历山大·普雷克(Alexander Preker) 5

重新计算

5 百分比是 2023 年底以来德国 9 月份相对于去年同月的通货膨胀率——这是最高值。主要驱动因素是高昂的能源价格。

来源:联邦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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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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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力发电机与摩天大楼

它比埃菲尔铁塔高 35 米,且几乎与柏林电视塔一样高:在勃兰登堡州的希普考(Schipkau),目前全球最高的风力发电机已达到其最终高度。根据德累斯顿开发商 Gicon 的消息,这座位于劳西茨(Lausitz)的风电塔加上叶片后,现在高达 365 米。该风力发电机预计将于 11 月正式投入运行,可为多达 7500 户家庭提供电力。此前在串联陆上风力发电机中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同样位于德国,即上普法尔茨州的温贝格(Winnberg)。由制造商 Vestas 建造的该设施总高度为 285 米。D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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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拒绝英伟达

欧洲最大的汽车集团希望借助英国初创公司 Wayve 来弥补其在自动驾驶方面的落后。据《镜报》从三名内部人士处获悉,这家来自伦敦的人工智能公司在竞争中击败了全球最具价值的集团之一:人工智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Nvidia)。英伟达此前也申请竞标,旨在将大众集团旗下奥迪或保时捷等品牌的驾驶辅助系统提升至与特斯拉或梅赛德斯相当的水平。据内部人士透露,大众在 8 月于德国南部的一座大城市进行测试驾驶时,让初创公司 Wayve、英伟达以及约十家其他自动驾驶软件供应商进行了同台竞技。

其中,Wayve 的方案在技术和财务方面都具有说服力。对于大众而言,时间紧迫。能够在欧洲大城市安全地变换车道,且几乎无需驾驶员干预即可实现门到门导航的驾驶辅助系统正日益普及。特斯拉的“全自动驾驶”(Full Self-Driving)已在荷兰和捷克获准使用,德国联邦汽车运输局(KBA)目前正在对该系统进行审查。与特斯拉类似,Wayve 也采用了一种经过海量数据训练的端到端人工智能。与大众此前合作伙伴的方法不同,该系统应该能够更像人类一样驾驶。大众与英国公司的欧洲人工智能联盟取代了其内部软件部门 Cariad 与汽车供应商博世(Bosch)之间的合作关系。沃尔夫斯堡方面已于 6 月终止了该合作。尽管如此,选择 Wayve 对 Cariad 来说仍是一个积极信号。这家初创公司仅向大众自己的开发人员提供人工智能软件,而 将把该软件集成到此前与博世共同开发的由半导体、传感器和软件组成的技术解决方案中。相比之下,如果选择英伟达,大众将购买整套自动驾驶系统。“那样的话, 的 1000 个人将失业,”一名负责人表示。现在,奥迪的采购部门将与英国公司协商合同。这让集团内部的一些人感到困惑:奥迪首席执行官格诺特·多尔纳(Gernot Döllner)被认为是英伟达方案的支持者以及 的批评者。尽管如此,他在与 Wayve 的联盟中仍将扮演核心角色:对于奥迪而言,在与宝马和梅赛德斯的竞争中,驾驶辅助主题至关重要。ADE

人工智能

神经科学家加里·马库斯(Gary Marcus),56岁,指责 OpenAI💡 和 Anthropic 在安全性方面存在缺失,但警告不要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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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AI 智能体撤出市场”

《镜报》:马库斯先生,您如何看待当前围绕 AI 安全的讨论?

马库斯:我们正朝着与新冠疫情讨论类似的局面发展。这些进展被高度政治化了。在 问题上,人们停止了清晰的思考。但宣传的程度确实让我感到惊讶。我们看到的是一场肮脏的、完全失去节制的交锋。极端立场从中获益,并获得了最多的关注。

《镜报》:这会产生什么后果?

马库斯:升级后的新冠讨论导致的结果是,现在美国再次出现了麻疹病例。

《镜报》:那么在 方面呢?

马库斯:目前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世界末日论上。这遮蔽了对实际问题的观察。

《镜报》:所以您认为: 恐慌是没有根据的?

马库斯:因为据说我们将在五年内全部死去,或者因为有人说 可能在未来几天内杀死我们而陷入恐慌:这太疯狂了。这首先意味着 突然带着恶意向我们发起攻击。这种事情我们从未见过。目前的安全事件也并未表明这一点。

《镜报》:但关于 安全事件的报道在增加。这不正好说明我们存在控制问题吗?

马库斯:绝对如此,这些事件令人担忧。但担忧并不等同于陷入恐慌。在不久的将来,也许在明年或未来两年内,真的会发生糟糕的事情——主要是由于 IT 安全问题,以及深度伪造(Deepfakes)和虚假信息。我们必须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这些更切实存在的危险上。

《镜报》:是否需要停止 的开发?

马库斯:我不认为我们需要放缓整个 的开发。但 智能体(KI-Agenten)确实是一个糟糕的主意。大多数人将所有 系统同等对待,但不应该这样做。用于路线规划(例如在陌生城市寻找方向)的 是没问题的。推荐系统(例如向你推荐另一本书)也是可以接受的。

《镜报》: 开发的哪个部分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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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协同集群”

马库斯:我们目前看到的问题都与基于大语言模型的 智能体有关:存在由这些自主运行的 程序组成的协同集群,它们进入互联网,被允许在那里执行操作,并因此走上歧途。

《镜报》:我们应该如何解决智能体问题?

马库斯:我们必须将 智能体撤出市场,并要求由科学家进行独立的预先审查。审查应权衡 产品或模型的收益是否超过其风险。这不会是永久性的禁令。开发者可以修改模型并改进其内部的网络安全流程。一旦问题得到解决,他们可以再次申请批准。GRU

WIRTSCHAFTSW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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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医保参保人

关注当前关于法定医疗保险(GKV)辩论的人很快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法定医保价格昂贵,且对病人的帮助微乎其微。最快地看上专科医生的方法?最好是自己去学医。然而,参保者们看来早已不认为情况如此戏剧化。尽管存在所有这些问题,仍有 83,5 Prozent 的人对自己的保险感到满意。这是管理咨询公司 Horváth 的“法定医保更换监测报告”显示的结果,该报告由《镜报》独家获得。咨询顾问们访谈了 1320 名法定医保参保者。仅有 11% 的人能想象自己会更换医保基金。如此高度的客户忠诚度令人惊讶:过去几年,附加保费大幅上涨,各法定医保基金之间的差异也在扩大。因此,更换保险的人并不需要放弃必要的医疗服务。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留下?研究作者解释称,许多参保者无论在哪个基金,反正都预料到了保费会上涨。此外,大约一半的受访者并不清楚自己的附加保费是多少。有时,无知似乎能让人感到更满足。MA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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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预算

版面报道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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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支出增长更快

相对于经济产出,德国政府在社会福利、人事和补贴方面的支出越来越多。这来自《镜报》获得的一份联邦财政部的内部文件:政府内部将今年的所谓“政府支出占比”(Staatsquote)定为 52 Prozent,2027 年预计将升至 52,4 。此前,由 Lars Klingbeil (SPD) 领导的部门预计今年该占比为 51,4,明年为 51,5 。根据计算,德国将拥有 1960 年以来最高的支出占比——并将打破 2021 年(51,1 )的纪录。当时,疫情导致了高额的政府支出。在该文件中,财政部将德国的数据与其他欧洲国家进行了比较:据此,联邦德国正接近由纪录保持者芬兰(58,9 )和法国(57,4 )领衔的顶端群体。GT, REI

知识

学生 Fenja

[...OMIT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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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智能手机接管视觉

辅助工具:借助手机、人工智能(AI)和社交媒体,盲人和视障人士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探索世界。他们正从那些最初为视力正常者发明的技术中获益。

一名拿着白色盲杖的女性正沿着黑森州马尔堡(Marburg)一条繁忙的街道行走。她让盲杖在面前的人行道上左右摆动,以此感知不平整之处或障碍物,以及路缘石或楼梯的起点。

走了几米后,她停了下来。“嘿 Meta,你看到了什么?”这位女士问道。她通过这个问题激活了当天佩戴的黑色眼镜。周围的人听不到回答,因为声音是通过眼镜腿传导至佩戴者耳朵的。“建筑物和一条有汽车的街道,”安德烈亚·卡特曼(Andrea Katemann)说道,她报告了眼镜的反馈。

52 岁的卡特曼自出生起就失明。但在马尔堡的凯策巴赫街(Ketzerbach),她拿着盲杖的样子并不起眼。这座大学城在满足盲人需求方面布置得格外完善;许多视障人士在这里工作、学习或就读学校。1971 年,德国首个带有声音信号的红绿灯就在马尔堡安装,而且当车站有拿着长杖的人时,许多公交车司机会在驾驶员门处大声喊出线路编号。

卡特曼于 1988 年搬到马尔堡,当时她 14 岁。“在我的家乡明斯特兰(Münsterland),几乎没有为盲人提供的服务,”她回忆道。而当时的马尔堡已经有一所可以让视障女孩和男孩参加高中毕业考试(Abitur)的文理中学。如今,卡特曼在这里领导德国盲人图书馆。

大众市场的发展,而非专门作为残障人士的辅助工具,降低了价格。“我可以直接购买,而不需要长时间等待医保基金的批准和费用承担,”卡特曼解释道。这副眼镜价值约 400 欧元。她说,刚开始时她“过度使用”了这个设备,“我通过它重新体验了一遍马尔堡。”

大约 1000 年以来,人们一直在为天生视力不佳或完全失明,以及全部或部分失去视力的人开发辅助工具。例如,第一批放大镜发明于 11 世纪,它们通过折射光线来放大环境,被认为是眼镜的前身。19 世纪初,在童年时期失明的法国人路易·布莱叶(Louis Braille)发明了以他命名的盲文。1892 年,盲文打字机随后出现。从此,盲人不仅能阅读文本,还能毫不费力地用盲文写作。

而大约 100 年前,白色长杖出现了。一方面,它们向周围环境发出信号,表明使用者是盲人。但最重要的是,盲人可以利用它们独立行走——尤其是在熟悉环境的情况下。盲杖末端有时安装有一个在地面上滚动的球,或者尖端由塑料或陶瓷制成。这取决于个人的偏好以及他们主要活动的地面材质。

通过数字化辅助工具,盲人和视障人士的世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变化。而且,盲人首次从那些为视力正常者的世界而设计的工具和技术中获益。

从凯策巴赫街有一条陡峭的道路通往德国盲人研究学院(blista)的校园。在卡特曼工作的图书馆里,有超过 10,000 本盲文书和 75,000 多本有声书可供借阅。那里还有一个录音室,由专业播音员将印刷产品录制成音频,例如每周一次的最新一期《镜报》(SPIEGEL)。

在 blista 校园内还设有卡尔-斯特雷尔学校(Carl-Strehl-Schule),卡特曼在 30 多年前在那里完成了高中学业。目前,该校教授来自德国全境、瑞士和奥地利的 260 名学生。年长的学生分布在大学城各处由教育人员陪同的合租房(WG)中生活,年幼的学生则住在学校附近的受监护居住组中。该机构是德国唯一一家获得国家认可的以视觉障碍为重点的特教学校,设有从 5 年级到 13年级的高中,此外它还是残奥-

图书馆馆长卡特曼带着长盲杖和 AI 眼镜:重新体验这座城市

她走向 Gigi 披萨店。她再次戴上眼镜,看向一个展示柜。现在,她的眼镜在描述“一份包含多种披萨和沙拉的菜单”。当她转向同伴时,眼镜向她描述“一个人带着相机,穿着深色及膝裤和凉鞋”。那是一位陪她散步的摄影师。

卡特曼的眼镜看起来像普通的视力辅助工具,但其内部隐藏着一个摄像头、微型麦克风和扬声器。这款眼镜能够捕捉周围环境并通过 AI 进行分析。因此,Facebook 旗下 Meta 公司的这款智能眼镜受到了数据保护主义者的强烈批评,因为它们可以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对人们进行拍摄和拍照。人们担心,科技巨头可能会利用这些信息来训练其 AI 产品。

但对于像安德里亚·卡特曼这样的人来说,这款眼镜是一个能让世界变得更可见的工具。它被用于体育后备中心,针对柔道、盲人足球或赛艇等运动。

Janina Pohl / 德国盲人研究协会 (blista) (2)

在 9 月一个温暖的日子里,格蕾塔、弗里达、安东宁、芬雅和欧根尼乌斯坐在教室里。他们中的几个人稍后还要参加前往加尔达湖课程旅行的预备会议。在此之前,他们想讲述现代辅助工具如何改变他们的日常生活。有些青少年只能分辨明暗或感知轮廓。另一些人能阅读大幅放大的文字,但很难看清较远的事物。部分人的视野受限,就像在通过隧道观察一样。并非所有人都需要长盲杖来定向。

格蕾塔、弗里达和安东宁将他们的 iPhone 放在面前的桌子上,他们说,这些设备现在为他们减轻了许多负担。“以前我有一个单筒望远镜,” 17岁的安东宁说,也就是说一个短小的望远镜,他可以用它放大文字或更好地识别远处的事物;“我现在不再需要它了”。为了阅读公交时刻表,他现在使用智能手机的放大镜功能。如果他想更清楚地识别一段文字,有时会让字体反色,这样文字就会以白字黑底的形式出现。“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精准调整技术,”这名学生说道。

AI 和社交媒体为这些青少年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让他们能在一个为视力正常者设计的世界中找到方向。像“Seeing AI”这样的应用程序不仅能描述图像,还能回答相关问题。而在“Be My Eyes”上,盲人可以分享视频或图片;视力正常的志愿者或 AI 随后回答相关问题,例如某些衣物的颜色是否协调,或者一个人长什么样。那里注册的视力正常助手已超过 1100 万名。

对于20岁的欧格纽斯(Eugenius)和19岁的芬雅(Fenja)来说,这类应用程序非常有帮助,因为他们无法看到智能手机的屏幕。两人只能识别轮廓,区分明暗。欧格纽斯表示,通过智能手机,他能更多地参与到视力正常的家人的日常生活中。“作为一名视障人士,我可以用它让图像变得可见,”他说,“例如,当有人在我们的家庭群组里发照片时。”他为此使用一款能详细描述照片的应用程序:“这样如果我想的话,也可以对图片发表评论。”

例如,AI将本文作者的一张度假照总结为:“图片显示海滩上有三个人。中间一名年轻人坐在一个带有编号1806的蓝白条纹沙滩椅上。海滩是沙质的,背景中可以看到几面旗帜和沙丘。”描述虽然简练,但足以让人对海边的人们产生初步印象。

1 / 青少年格蕾塔 2 / 可触摸的地球仪 3 / 肠绒毛模型 4 / 高中生弗里达 5 / blista化学课程的学习者 6 / 数学课模型

19岁的芬雅讲述道,她利用AI来描述社交媒体上的图片,比如在Instagram上。但原则上她更喜欢自己阅读。这可以通过纸上的盲文(点字)以模拟方式实现,她也可以将数字文本转换为盲文。为此,她拥有一台所谓的盲文显示器,可以通过电缆或蓝牙与计算机或智能手机连接。

这种辅助工具看起来像一个没有传统字母和数字按键的计算机键盘。相反,该显示行具有带有孔洞的矩形区域,微小的塑料或金属销钉从中升起。它们随后形成盲文字符,芬雅可以用手指阅读。芬雅认为手机应用很实用,比如当她面对一张纸(例如一封信)想先大致了解其内容时。她会用手机拍摄该文档的照片,然后让AI为其解释。

学生群体中没有人拥有像图书管理员卡特曼(Katemann)那样智能眼镜。卡尔-斯特雷尔学校(Carl-Strehl-Schule)的副校长西尔克·罗斯勒(Silke Roesler)表示:“我们的许多学生无法看到是否有人在给他们拍照,我们必须特别保护他们的个人权利。”因此,学校对这种眼镜持怀疑态度。芬雅说:“这些眼镜会拍摄那些不想被拍摄的人。”

教师托比亚斯·曼克(Tobias Mahnke)深知数字工具终究有其局限性。他认为,自己将永远需要那些针对无法看到传统教科书插图的儿童和青少年的需求而定制的个性化教学材料。

曼克在卡尔-斯特雷尔学校教授化学和生物,并提供独木舟兴趣小组。此外,他还负责学校的媒体中心。他说:“我们一直在重新思考,什么能帮助我们的学生,以及他们能感知到什么。”而某些新技术为他开启了此前从未有过的可能性。

例如 3D 打印机,最初由工业界开发,旨在比以往更快地制造新部件的原型:马恩克(Mahnke)及其团队利用它制作模型,让儿童和青少年能够通过其他感官(主要是双手)来掌握数学、地理、化学等学科的内容。对于这些学科,视觉在课堂教学中原本是不可或缺的。

如果无法看到河流的流向,又该如何理解流动水体的流向行为?

研究人员正在潜心研发带有导航功能的盲杖,旨在能够回答问题并识别胸部高度的障碍物。

或者,当直角边和斜边本身就是抽象概念,且变得更加难以捉摸时,又该如何理解勾股定理?“有一些很棒的电影或图片可以解释很多东西,”马恩克说。但他的许多学生无法看到这些。他们需要能够触摸的教学材料。

当新成员加入他的独木舟社团时,他们不会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登船。马恩克利用 3D 打印制作了一个微型独木舟,里面坐着一个木制关节人偶(这种可活动的模型可以在美术用品店买到)。这样,未来的独木舟运动员就可以熟悉这项运动器材的结构。例如,他们会了解到独木舟设有腿撑和脚踏板,他们需要将脚顶在上面。

在蜿蜒的河流中,什么是凹岸、凸岸和底切?如何解释侵蚀和沉积?针对这些问题,blista 收藏馆中也有一个 3D 打印模型。这个绿色的河床是一个教学孤品。学生可以用手指追踪河道,向其中注水,并感受水的流动方式。当他们倒入沙子时,就能理解沉积物在何处堆积。“开发这样一个模型有时需要一年的时间,”教育工作者马恩克说道。

一本数学书中关于三角函数的插图也被转化成了模型。其中包含一个由黄色塑料制成的直角三角形,以及一个粉红色的支架。青少年可以用手指感受三角形是如何卡在长方体中的。当他们触摸其角度时,就能感觉到它是沿对角线放入的。这也有助于他们理解所谓的空间对角线是长方体中最长的距离。最终,他们应当能很好地掌握这些知识,从而解决教科书中的题目,例如:“计算每个三角形的所有边长和角度。”

马恩克及其同事用来创建模型的廉价 3D 打印机在约十年前开始出现。在此之前,教师们使用纸板或金属丝自行制作材料。例如,为了让肠绒毛的结构易于理解,他们会将绳子和铆钉粘贴在底板上。

二维材料也可以打印在所谓的凸点纸(Schwellpapier)上。通过一台打印机和一台加热设备,可以生成触觉图形:即工作单上的所有线条都是可触摸的,因为它们轻微地凸出于纸面。

得益于新的快速制造方法、数字化和人工智能,针对盲人辅助工具的研究兴趣正处于繁荣期。blista 公共关系部门的托斯滕·比希纳(Thorsten Büchner)表示,他几乎每周都会收到来自应用开发者、学生和研究机构的咨询,他们拥有能够改善盲人日常生活的想法。“他们希望自己的发明能在我们这里进行测试。”

但很少能达成深入的合作。“这么多人思考如何让盲人获得更多参与机会,并希望与受影响者共同开发,这很棒,”比希纳说,他本人也是一名盲人,“但我们实在没有足够的精力去支持所有项目。”

该行业具有多么丰富的创造力,每年在距离马尔堡约一小时车程的地方就能观察到——那里举办着全球最大的盲人及视障人士辅助器具专业贸易展。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办的“Sight City”展会上,有触觉社交游戏、内置响铃的盲人网球,以及为音乐家提供的盲文乐谱。增长尤为迅速的是专门为盲人开发的人工智能(AI)助手,以及能将艺术品转化为可触摸图形的应用程序。

许多研究人员还在钻研如何改进长盲杖。图书管理员卡特曼(Katemann)很快将测试其中一款智能盲杖。它与传统的盲杖相似,但通过超声波传感器,该盲杖能够识别胸部高度的障碍物。此外,它还配备了导航系统,并能借助人工智能回答关于周围环境的问题,或查询下一班公交车的到站时间。如果电池电量耗尽,它也可以作为普通盲杖使用。卡特曼已经试用过该盲杖的第一个版本,但结果令她失望:“这根盲杖太重了,而且很不方便。”

相比之下,对于许多盲人来说,更换传统的盲杖是不可想象的。对他们而言,盲杖就像是一条延伸的手臂,可以用它来探测周围环境。学生芬雅(Fenja)表示,这是她最重要的辅助工具:“再加上我的听觉和经验。” 朱莉娅·科赫(Julia Ko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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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流之岛的寄生虫警报

健康 在美国马萨葡萄园岛(Martha's Vineyard),一种入侵性的蜱虫引发了神秘的过敏反应。已有 1000 多人受到影响。

今年春天,在马萨葡萄园岛,玛丽娜·伦特(Marina Lent)只想快快地把一些厨房垃圾拿到堆肥堆那里。这位 67 岁的美国女性讲述道,她赤脚在花园里走了几步。后来她发现,这是一个后果严重的错误。

大约两打红褐色的蜱虫幼虫,大小几乎不比罂粟籽大,附着在她的脚上。伦特说,她立刻就知道自己被哪种物种袭击了——并且她现在可能再也无法食用牛排或冰淇淋。

袭击伦特的是臭名昭著的孤星蜱(Lone-Star-Zecke);这种蛛形纲动物几乎每天都让伦特和她的同事们心烦意乱。伦特在马萨葡萄园岛阿奎纳(Aquinnah)社区的行政部门工作——这座风景如画的岛屿位于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海岸线前。

这里以红金色的粘土悬崖、雪白的灯塔和像姜饼屋一样的小屋而闻名,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富裕游客来到被许多人简称为“MV”的岛上。这里也是奥巴马夫妇、克林顿夫妇、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或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等名流的避风港。

但最近,这张明信片般的田园风光被一场令流行病学家和医生困惑的疾病浪潮所笼罩:马萨葡萄园岛正受到美洲硬蜱(Amblyomma americanum)的威胁,也就是那种在花园里袭击伦特双脚的孤星蜱。

雌蜱的一个特征使其得名——它们的背甲上有一个白色的星形点。这些寄生虫具有一个特别令人不快特性:它们的叮咬会导致某些人产生严重且可能是终身的对肉类和乳制品的过敏反应,即所谓的 Alpha-Gal 综合征。仅在今年,到 8 月中旬,岛上诊所有 572 人检测呈阳性。

Alpha-Gal 是一种存在于蜱虫唾液中的糖分子。它也存在于大多数哺乳动物的肉类以及其牛奶的微量成分中,但不存在于人体内。

当 - 通过蜱虫叮咬进入血液,免疫系统可能会产生针对这种糖的抗体。然而,当这些人再次接触到 - 时,例如食用红肉、牛奶、奶酪甚至猪明胶,其中的糖分现在就可能引发过敏反应。

反应范围从瘙痒、皮疹、喉咙肿胀、呕吐或腹泻,一直到危及生命的过敏性休克。但并非所有受影响者都会产生过敏。孤星蜱还会传播其他病毒和细菌性感染疾病的病原体,例如 ehrlichiosis( ehrlichia 感染)或土拉杆菌病(Tularämie);但它不传播莱姆病(Borreliose)。不过,最常见的问题无疑是 - 综合征。

有时,这种情况似乎凭空出现。佩特拉·伦特-麦卡伦(Petra Lent-McCarron)的情况就是如此。这位 68 岁的女性报告说,在 2025 年 9 月,她在肩膀上发现了一只吸饱血的蜱虫。“之后那个地方剧烈瘙痒了好几个月”,除此之外她感觉良好。12 月,她吃了一个鹿肉汉堡——随后出现了长达数日的严重腹泻。

据伦特-麦卡伦称,岛上诊所的医生在她血液中发现了高水平的 - 抗体,并向她解释

马萨葡萄园岛的海岸景观: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这种过敏反应在叮咬数月后仍可能爆发。从那时起,她就再也无法考虑吃肉了。她的一位朋友情况更糟糕;她必须担心发生过敏性休克。据报道,仅在烹饪肉类时产生的蒸汽就足以让受影响者产生过敏反应。

医生杰拉尔德·尤克维奇(Gerald Yukevich)在马萨诸塞州的马萨葡萄园岛(Martha's Vineyard)领导着 Tick 中心,这是一所专门研究蜱传疾病的诊所。“Tick”在英语中意为“蜱虫”。尤克维奇表示,如果患者再次被蜱虫叮咬,导致 Alpha-Gal 再次进入血液,症状有时会尤为剧烈。“但我们也看到一些患者,尽管血液中含有大量抗体,却能毫无问题地食用所有食物。”谁会产生强烈反应,谁反应中等,而谁完全没有反应,是无法预见的。

目前还没有关于该岛 Alpha-Gal 综合征的全面流行病学统计数据。原因是:该岛所属的马萨诸塞州直到今年春天才将该诊断列为强制报告项目。

不过,岛上诊所的数据揭示了这一问题发展之迅速。2020 年,那里有 9 人接受了该综合征检测,其中 2 例呈阳性。一年后,检测人数增加到 78 人,其中 32 例呈阳性。此后,- 综合征几乎成了诊所的日常:2025 年,在 1689 次检测中发现了 742 例阳性病例。这几乎达到了每两人中就有一例。

岛上的部分店铺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一家咖啡馆宣传其提供“- 友好”的巧克力碎片布朗尼和糖蜜饼干。餐厅则提供完全不含 - 的菜单,包含纯素产品、鸡肉或鱼类;患者可以耐受禽类和海产。许多饮料单上列出了经过认证的纯素葡萄酒。

此前,独星蜱(Lone-Star-Zecke)主要出现在美国南部。在数十年的时间里,- 综合征在那里已经普及,尤其是在林业工人或农民之中。近年来,这种蛛形纲动物在温暖天气和冬季气温升高(寒冬减少)的推动下,不断向北和东北方向迁移。欧洲目前没有独星蜱。

在马萨葡萄园岛上,第一批大规模的独星蜱种群出现在 15 年前。岛上的流行病学家莉亚·哈姆纳(Lea Hammer)表示,这些蜱虫推测是由野生鸟类、人类及其携带的犬类或马匹引入的。“一旦这种蜱虫在这里定居,它就找到了大量的宿主:鹿。”

今年年初,无人机在马萨葡萄园岛上监测到超过 4600 头白尾鹿。这些有蹄类动物在草地和灌木丛中游荡,而那里正是寄生虫的栖息地。

Evgeny Ivanov / imagebroker / IMAGO

它们的血液为雌蜱产卵提供了蛋白质和营养物质。此外,野生动物还将蜱虫散布到岛上的各个角落:它们携带这些随行者,直到蜱虫吸饱血液后脱落。

由于白尾鹿在岛上几乎没有天然天敌,其每平方公里的密度最高可达马萨诸塞州野生动物管理局为维持最佳生态平衡所建议密度的四倍。

为了遏制蜱虫入侵,波士顿政府现已决定,将马萨葡萄园岛及其邻近岛屿的狩猎季延长至明年冬天。

流行病学家哈姆纳认为,为了削减鹿群数量,这样做是有意义的。但她表示,仅靠这一点远不足以结束这场“公共卫生危机”。如果能奏效的话,必须采取一套综合措施:在蜱虫高发区进行受控焚烧、使用杀虫剂,以及通过穿着相应服装进行严格的自我防护。

玛丽娜·伦特(Marina Lent)——那个只敢短暂走到堆肥堆旁的女人——表示,在 20.000 名居民和游客中,许多人都感到不安。“有些人不再在花园里干活。另一些人遛狗时只走在马路上。”那些仍敢于进入大自然的徒步者,会将长袖T恤塞进裤腰,将裤腿塞进袜子里。此外,他们经常用氯菊酯(Permethrin)处理衣物,这是一种杀虫剂和杀螨剂。

对于帕特里克·罗登-雷诺兹(Patrick Roden-Reynolds)来说,这是“最佳的保护措施”。这位生物学家表示:“蜱虫在这里是一个大问题,但如果人们穿着合适的衣服,就可以大幅降低被叮咬的风险。”

罗登-雷诺兹是马萨诸塞州玛莎葡萄园岛蜱虫计划(Martha's Vineyard Tick Program)的主任,从春季到秋季,他几乎每天都在追踪独星蜱(Lone-Star-Zecken)。他讲述道,自己总是穿着带帽子的防护装备。因此,在近 5 年时间里,他仅被 2 只蜱虫叮咬过。而且这两次都是因为他穿着不够严实。到目前为止,他没有产生过过敏反应。

罗登-雷诺兹讲述道,为了采集蜱虫,他将一块白色棉布固定在扫帚柄上,然后在高草丛或低矮的灌木丛中拖动。那些在那里等待宿主的八足类动物在接触到布料时,会本能地紧紧抓住。罗登-雷诺兹用镊子将这些寄生虫夹下来,或者用粘毛滚轮在布上滚动。蜱虫随后会粘在胶带上。这样,这位生物学家就可以对这些动物进行计数、分类、记录,并在实验室中检测病原体。

5·来源:自有研究,CDC;地图状态:2025

独星蜱在玛莎葡萄园岛上如此广泛地传播,部分原因是它比像蜱虫(Hirschzecke)这样的本土物种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罗登-雷诺兹说:“独星蜱可以在不同的栖息地生存。以前它们很少出现在开阔、阳光充足且干燥的花园中。而现在,人们在这些地方的任何角落都必须面对它们。甚至在走廊的椅子上或儿童秋千上。”

现在,这些蛛形纲动物还威胁要扩散到相邻的内陆地区。马萨诸塞州首席流行病学家凯瑟琳·布朗(Catherine Brown)表示:“我不认为我们有有效的手段能防止蜱虫向内陆扩散。”在该州东南部的某些地区,已经发现了“稳定的种群”。布朗预言,分布区域将会扩大,问题仅在于速度有多快。

因此,进一步研究 Alpha-Gal 综合征变得愈发紧迫。感染病学家雅各布·勒米厄(Jacob Lemieux)表示:“这是这里一个快速增长的健康问题,而且仍有许多未解之谜。”

1

Alpha-Gal 是一种糖分子,存在于牛、猪等哺乳动物的体内及其乳制品中。某些种类的蜱虫也会产生 -,但人体不会。

2

主要生活在美国的独星蜱在叮咬人类时,可以通过唾液将 - 传至伤口。

预计分布范围

已建立的种群

由于人体免疫系统错误地将这种糖分子判定为危险,会在几周内产生大量针对 - 的抗体。

4

受影响者在食用红肉或乳制品后,此后可能会产生过激的防御反应。过敏症状从皮肤发红、血压下降,直到危及生命的过敏性休克。

在波士顿马萨诸塞州总医院。

因此,该研究人员目前计划与马萨诸塞州马萨葡萄园岛(Martha's Vineyard)诊所的主治医生共同开展两项研究:一项旨在调查马萨葡萄园岛、邻近的南塔基特岛(Nantucket)以及波士顿有多少人的血液中已经产生了抗体,以及 Alpha-Gal 综合征在当地的普及程度。第二项研究则希望能够阐明为什么只有特定人群会产生过敏反应:是因为蜱虫的发育阶段?是由于被叮咬的次数?还是因为患者的个体因素?为此,研究人员计划追踪 300 名近期被独星蜱(Lone-Star-Zecken)叮咬的人员。

受试者之一将是玛丽娜·伦特(Marina Lent)。她的血液中也发现了大量针对 Alpha-Gal 的抗体,但到目前为止她还没有出现过敏症状,因此可以继续毫无顾虑地食用肉类和乳制品。但伦特表示,有一件事她绝对不会再做了:那就是毫无防备地赤脚在花园里走动。

克劳斯·赫金(Claus Hecking)

版面报道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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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生素片能让大脑更年轻吗?

健康营养专家马丁·斯莫利希(Martin Smollich)解释了为什么维生素组合并非灵丹妙药,以及老年人真正应该注意什么。

斯莫利希,49岁,是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大学医院营养医学研究所的教授。他出版专业书籍,并在 Instagram 上普及关于营养误区的知识。他的研究所还为外部委托方开展研究。此外,他偶尔就科学问题为企业和机构提供咨询。

多维生素片是膳食补充剂中的“僵尸”:尽管几十年来已有证据表明它们对普通人群没有益处,但它们并未消失。在营养和医学“超个体化”的时代,“一次性全部补齐”的概念显得极其过时。如今的准则是:先测量,再有针对性地补充。但现在一系列最新的研究表明:一种简单的多种营养素制剂据称能让大脑年轻数年,并防止老年时期的认知能力下降。这真的可行吗?

触发点是 Cosmos 研究:该研究调查了 21,000 多名 60 岁以上的受试者,研究服用多种营养素制剂和可可提取物对健康的影响。安慰剂产品(即不含活性成分的药片)被用作对照。这项在方法论上无懈可击的研究由公共资金以及“Haleon”和“Mars Inc.”公司的赞助资助。第一家公司生产膳食补充剂,第二家公司生产巧克力棒——这解释了可可提取物组的由来。

首先是一个突破性的认知:巧克力棒可能对治疗痴呆症没有帮助。但在多种营养素方面,情况变得有趣了:虽然在心血管疾病或死亡率方面如预期般没有效果,但许多受试者的认知能力和记忆力得到了改善。这导致了诸如“多种营养素让大脑年轻两岁”之类的轰动性标题。

事实上,数据显示,服用多种营养素后的认知能力相当于一个年轻近两岁的大脑的统计值。在对数据的后续分析中,研究人员分析了该制剂对所谓“表观遗传钟”的影响。

这些是细胞中的分子标记,显示了生物衰老过程进展到了什么程度。有些 60 岁的人在身体和精神上处于 30 岁者的水平——反之亦然。表观遗传钟反映了这种实际年龄与生物年龄之间的差异。服用维生素组合导致部分受试者的表观遗传钟显示的生物年龄

Eoneren / E+ / Getty Images

本文出自《镜报》特刊“健康生活,感觉良好”——每周四 spiegel.de / extra

比那些服用安慰剂制剂的参与者更年轻。

但与名称所暗示的不同,这些“表观遗传钟”并不是我们生命的节拍器。它们并不控制衰老过程,而是衰老过程的一个指标。这可以很好地类比为白发:从统计学上讲,人的白发越多,年龄就越大——但如果你把头发染了,遗憾的是,你在生物学上并不会变得更年轻。

但为什么这些指标显示的平均年龄会稍微“年轻”一些,而且为什么有些人似乎从服用中获益了呢?在营养医学实践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老年人有时会健忘,并深受认知能力下降之苦。但其原因并不总是正常的衰老过程或进行性的痴呆症。这些症状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被忽视的诊断结果——缺乏维生素 B12。研究表明,65 岁及以上的人群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维生素 B12 水平处于临界状态。在某些情况下,维生素 B12 缺乏的症状确实可能伪装成痴呆症,或者被误读为“典型的老年性”健忘。

正是在这里,Cosmos 研究的一个特殊细节发挥了作用。所使用的多营养补充剂包含了一种剂量并不算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混合物。但有一个例外:其维生素 B12 的含量极高,超过了推荐摄入量的 1000%。在我看来,这就是那些所谓突破性的多营养数据背后的关键:那些患有未被察觉的维生素 B12 缺乏症的人,其记忆力和认知能力可能得到了改善。

因此,多营养补充剂并不能预防痴呆症,顶多只能预防你的钱包过于充盈。但最迟在 60 岁起,您就应该关注自己的维生素 B12 供应情况,即测量血液数值(最好是测量被称为 HoloTC 的生物活性维生素 B12)。在与您的医生协商后,您可以通过富含维生素 B12 的食物(如肉类、鸡蛋和奶制品)或有针对性地使用维生素 B12 制剂来弥补可能的不足。

因此,来自多维生素药片的“青春之泉”与其说是长寿医学的一场革命,不如说是一个提醒:老年时期被忽视的维生素 B12 缺乏症可能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

版面报道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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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周刊》(WirtschaftsWoche)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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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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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德累斯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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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我们如何利用这些优势来实现未来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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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态系统

可以从德累斯顿和慕尼黑学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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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百年企业

传统公司如何自我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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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阿洛拜德利 (Ali Alobaidly)

版面报道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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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间

您能认出一条鲨鱼的形状吗?左上角的暗色区域代表眼睛,下方则勾勒出一个张开的嘴巴。这个被称为“鲨鱼星云”、在天文学上也被称为“LDN 1235”的星云,位于距离地球约 650 光年的仙后座。在这片巨大的尘埃云中,还闪烁着散射恒星光芒的蓝色反射星云。来自科威特的摄影师阿里·阿洛拜德利 (Ali Alobaidly) 凭借这张照片赢得了今年由伦敦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颁发的“天文摄影师”奖。

版面报道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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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客机”飞行员在加速的同时踩了刹车

越南航空的一架波音 787 在慕尼黑起飞时险些酿成事故,原因是该机的机长在跑道上的一方面在增加推力,但另一方面在几乎整个起飞滑跑过程中,双脚却以交替的力量踩在两个刹车踏板上。这是根据联邦航空事故调查局(BFU)发布的一份中期报告得出的结论。这架载有 287 人的飞机在 8 月 15 日冲出了 4000 米长的起飞跑道末端,直到最后一秒才勉强起飞。

关于飞行机长为何启动刹车的具体原因,BFU 目前尚未得出结论。对此的解答预计将在事故发生一年内发布的最终报告中给出。

13.55 时,VN34 航班获得了起飞许可。片刻之后,机长增加了推力——几乎在同一时间踩了刹车。尽管如此,“梦想客机”仍在加速,但速度太慢。在 18 秒的时间里,飞机的速度几乎恒定在每小时 310 公里左右。而为了安全起飞,它需要达到每小时 333 公里。BFU 指出,在起飞严重滞后之前,副驾驶员介入并手动进一步提高了发动机功率。飞机勉强升空,但与进场灯光系统(引导飞行员降落的照明系统)的部分组件发生了碰撞。

当飞机达到约 2700 米的高度时,另一名机长在驾驶舱接管了指挥权并坐到了左侧飞行员席位。飞往河内的航班被取消。在与空中交通管制部门协商后,该机长排放了 62 吨以上的航空煤油,以达到必要的着陆重量。接近 16 时,这架受损严重的飞机重新在慕尼黑着陆。

这次严重事故中没有人员受伤。然而,导致数百人死亡的灾难性条件已全部具备。汉堡航空专家海因里希·格罗斯邦加特(Heinrich Großbongardt)将其称为属于“不可幸存”类别的事故。

踩刹车的机长在事故当天 64 岁,拥有超过 27,000 小时的飞行经验。接下来的调查必须查明是什么导致了他的这种行为。航空事故调查员在这种情况中称之为“人为因素”(Human Factors)。这可能是由于粗心大意,也可能是由于医疗背景原因——但同样必须审查是否存在蓄意行为。ME

数据统计

睡眠问题者的中风风险比睡眠良好者高出 16%。研究人员在进行一项综述研究时,分析了 9 项分析数据,总计涉及 1.3 百万名参与者。

来源:Sleep Medicine Reviews

深入研究

版面报道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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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要在冬天前清理花园吗?

当冬季临近时,许多业余园艺爱好者会拿起剪刀和耙子,进行一年中最后一次的劳作。然而,专家建议:如果想要促进自家花园的生物多样性,在入冬前应尽可能减少干预。慕尼黑工业大学的生态学家大卫·舒(David Schoo)表示:“花园中的每种动物都有不同的需求。在我们的纬度过冬的物种,需要能够退避、获得安静、食物和保护的场所。”近自然的花园可以提供这一切。保留植物的茎干和枯萎的花序,不仅对野生蜜蜂有用,寄生蜂、甲虫和蜘蛛也能在其中找到庇护所。像鹪鹩或绿雀这样的鸟类则利用蓟或大蓟的种子穗来觅食。舒表示,在春季将其清除即可:“理想情况下在三月或四月,就在植物重新发芽之前。”那么落叶该怎么处理?在花床上和树篱下,落叶可以留在原地,或者堆成一堆。那里栖息着蚯蚓和甲虫,是鸟类渴望的美餐——运气好的话,还会有刺猬入住。对于想要缩短花园中萧条时光的人,舒还提供了一个建议:可以在十月种植肝叶草或圣诞玫瑰。明年它们会在其他花卉之前绽放,这也会让昆虫感到高兴。“当第一批野生蜜蜂从藏身处飞出时,它们能直接找到花蜜。” MSK

Shamonda 病毒正在德国的畜舍中传播。来自联邦动物健康研究中心的 60 岁专家马丁·比尔(Martin Beer)解释了农民们面临的威胁。

《镜报》:比尔先生,八月份在巴登-符腾堡州的牛群中发现了 Shamonda 病毒。目前,巴伐利亚州、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和勃兰登堡州也出现了病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毒?

比尔:Shamonda 病毒由蚋(即极小的蚊类)传播。它属于 Simbu 血清组,该组的代表性病毒分布在非洲、亚洲、澳大利亚和南美洲。Schmallenberg 病毒是该组首个于 2011 年在中欧出现的病毒。现在,15 年后,Shamonda 作为第二个代表性病毒抵达。农业企业可能主要需要应对动物可能出现流产和后代畸形的情况。牛的妊娠期为九个月,现在被感染的动物可能会在六个月后产下小牛。直到 2027 年春季,我们才能评估其影响规模。

动物医学

版面报道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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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病毒可以感染胎儿”

《镜报》:还有哪些其他动物会被感染?

比尔(Beer):目前已在绵羊、山羊和一只羊驼身上检测到。令人惊讶的是,马也被感染了。在关于 Shamonda 的文献中,此前尚未有相关报道。

《镜报》:目前有多少病例?比尔:我们无法给出准确数字,因为没有强制报告义务。调查通常只能覆盖实际感染病例的一小部分。但我们的实验室已经检测了 2500 份以上的样本,很多动物呈阳性。据推测,可能已有数万只动物在不知不觉中经历了感染。除了城市州和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我们在所有联邦州都发现了相关证据。

《镜报》:这种病毒对人类危险吗?

比尔: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人畜共患病。通过接触动物而感染的情况被排除在外。这种病毒甚至不会在牛与牛之间直接传播,而只能通过蚋(Gnitzen)传播。

《镜报》:受影响农场的肉类和牛奶还能销售吗?

比尔:因为 Shamonda,没有人需要担心食品污染。这是一种纯粹的、仅通过昆虫媒介传播的动物瘟疫。

《镜报》:具体的临床症状是怎样的?

版面报道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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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会看到动物出现腹泻或发烧。”

比尔:农民会突然发现牛舍里有几只动物出现腹泻或发烧。而且这类病毒的大部分可以感染胎儿,从而导致流产,或者胎儿虽然活产但伴有畸形,例如腱缩短和严重的脑损伤。但对于 Shamonda,我们还不知道这种情况发生的频率。

《镜报》:这种病毒会对成年动物致命吗?

比尔:通常情况下,绵羊或山羊的感染症状不明显,牛类大多观察到的是轻微至中度的病程。但在德国的马类中,目前已有三例致命感染。病毒在马身上会侵入大脑并导致严重的炎症。ALW

弗里德里希-勒夫勒研究所(Friedrich-Loeffler-Instit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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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生活意味着他们把你体内的垃圾给揍出来«

好莱坞:被关进精神病院、遭受性侵、不被爱——西尔维斯特·史泰龙讲述他如何成为动作电影领域最伟大的巨星,以及他如何拒绝了唐纳德·特朗普。

纽约第59街的丽思卡尔顿酒店。80岁的史泰龙站在窗前,俯瞰着中央公园。为了拍一张合影,他将拳头紧握在腹前,露出他最完美的动作英雄式微笑。然而在交谈过程中,他的眼神会不断变化。时而显得激动、愤怒,有时又带着一丝恐惧。这次采访的主题是他的自传《The Steps》,他在书中描述了自己如何从一个被嫌弃的儿子、被嘲笑的B级片演员,成长为拳击英雄“洛奇”*。史泰龙陷进一张深色的皮沙发椅中,随后又挺直了背。

《镜报》:史泰龙先生,让我们先谈谈弗里德里希·尼采。

史泰龙:您是指我在传记中引用的一句话吧:“那些杀不死我的,使我更强大”。

《镜报》:这句话出自尼采的《偶像的黄昏,或如何用锤子哲学》。这句话对您意味着什么?

史泰龙:我对此持批判态度。我在书中明确表示,尼采其实并不正确。至少,如果从严格的生理角度来看,他是不正确的。当人们经历真正的暴力时,这绝不会让他们变得更强大,而只会让他们变得更虚弱。

《镜报》:您是指什么?

史泰龙:拳击手承受的一次重击,永远无法完全恢复。

《镜报》:但您仍然引用了尼采。

《镜报》:但您仍然引用了尼采。

史泰龙:因为他的主张在第二个层面上对我起作用了: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总是被所有人贬低。每个人都向我明确表示,他们认为我是低劣的。这时尼采的“锤子哲学”就发挥作用了:要么你相信别人的话,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要么你将这种痛苦的贬低作为动力,向所有人证明自己。

《镜报》:与此同时,您在书中写道,一颗破碎的心永远无法完全修复。为什么?

史泰龙:你得把它想象成一个画面:当你把一颗破碎的心重新拼凑起来时,它不再像以前那样了。它是歪斜的,布满了伤疤。它可能继续跳动,但永远留下了一个缺陷。

《镜报》:这听起来很可怕。

史泰龙:这确实很可怕。但这就是艺术的意义所在:痛苦提供了创造美好事物的能量。在我的一生中,我没有遇到过一个快乐的艺术家。至少,没有一个在自己领域真正出色的人是快乐的。喜剧演员?他们越幽默,痛苦就越大。作家?他们的作品越璀璨,他们的生活就越充满创伤。

《镜报》:您在地狱厨房(Hell's Kitchen)长大,距离我们现在交谈的这家酒店只有几个街区。那时是什么样子?

史泰龙:那里闻起来像卷心菜和排泄物,街道上暴力横行。正如其名:那是地狱。当然,这是回顾起来的感受。小时候我觉得这很正常。因为我只知道那个世界。

《镜报》:在您的书中,您还讲述了您的父母对您多么粗暴。例如,您被关在一个盖上盖子的箱子里,这样您就无法爬出来。

史泰龙:我的父母不明白我是多动症。他们说:闭嘴,待在箱子里!他们对心理学一窍不通。对于每一次真实的或所谓的过错,他们只有一个答案:惩罚。但我不想抱怨:我的能量正是从这种对待中生长出来的。我很早就开始思考如何复仇。

《镜报》:您认为您父母那种排斥的态度是基于什么的?

斯塔隆:他们两人都想成为明星。但他们没有天赋。

《镜报》:因此,您的母亲梦想成为下一个拉娜·特纳。那位女演员在当时因其极具危险气息的性感而备受赞誉。

斯塔隆:但我母亲既不会演戏也不会跳舞。这就是她愤怒的来源,而这种愤怒随后发泄在了我身上。当我写《洛基》时,我不得不经常想起我的母亲和那个缺乏爱的环境:就像我曾经那样,洛基必须在这些负面定义中证明自己。我的父母是坏人吗?我不这么认为。他们只是被困在那些无法摆脱的境遇之中。

《镜报》:根据您的传记,您的母亲几乎只对您表达轻蔑。但她曾给过您一个非常美丽且真实的赞美:她说您拥有贝蒂·戴维斯的眼睛。

斯塔隆:她真的这么说过吗?

《镜报》:关于您的文章中是这么写的。

斯塔隆:现在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没错。

《镜报》:凭借您的肱二头肌,您成为了好莱坞最著名的动作人偶之一,但让您成为明星的是您的眼神。您是否同意,您的眼睛是您最大的资本?

斯塔隆:是的,这让我与其他的动作明星区别开来。对我来说,肱二头肌更多是达成目的的手段,用来讲述人性戏剧。作为演员,没有人认真对待我,我必须通过动作电影来寻找自己的位置。对于阿诺德·施瓦辛格、让-克洛德·范·达姆和布鲁斯·威利斯来说,重点在于无坚不摧。而我想讲述的是失败,以及这些失败给人们带来的影响。阿诺德从未理解这一点。他总是难以置信地问我:为什么你在所有的电影里总是让自己被揍得那么惨?

《镜报》:您的回答是什么?

斯塔隆:这就是生活,阿诺德!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生活意味着被生活把屎给揍出来。(用拳头击打掌心,发出响亮的拍击声。)失败也许是最重要的人类经验,而为了表现这一点,你的眼神比你的肌肉更重要。拿约翰·兰博来说……

《镜报》:那位从越南回国的士兵,您从1982年起扮演了五次,他总是以单兵作战的形式对抗整个部队投入战斗。

斯塔隆:约翰·兰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不幸角色。他在越南被摧毁了,回国后徒劳地寻找亲近感和理解。我无法扮演一个我无法产生同情心的角色。至少在开始时,兰博是一个展现出伤痕的真实人类。我一直觉得像史蒂文·西格尔那样在电影里横冲直撞却毫发无伤的样子很可笑。那太无聊了。

《镜报》:获胜有什么那么糟糕的?洛基在他的电影格斗中也取得了胜利,或者至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斯塔隆:是的,但他知道自己在拳击场上可能会受重伤,因为他是一个真实的人,而不是一个塑料人偶。你总能在他的眼神中看到怀疑或恐惧。这些怀疑和恐惧是我太熟悉了。我在生活中见过无尽的苦难。

《镜报》:在《兰博2》中,电影英雄在越南被囚禁在一个充满猪粪的坑里受刑。电影中的其他场景也涉及对囚犯的非人化对待。在书中,您描述了自己青少年时期被关在精神病院较长时间并遭受折磨的经历。那么《兰博》的那个场景是否也是对这段创伤的一种处理?

斯塔隆:我之前还没有这样看待过。很有可能是我在潜意识中将精神病院的经历处理到了电影里。我17岁时被学校送进去的,那是一项惩罚措施。

《镜报》:当时您被指控了什么?

斯塔隆:我想,我应该是深夜偷偷溜出园区去见一个女孩。像我们这样的青少年被关在里面,周围既有被认为精神有问题的人,也有真正的精神障碍罪犯。到处是尖叫声,而且臭气熏天。那里实际上处于一种完全非人化的状态。

《镜报》:您在那里遭受了性攻击。

斯塔隆:那是在一个水泥浴室里,他们称之为“蛇坑”。看守把我和一个大块头关在一起。他从背后扑向我,像疯了一样抓住我的阴茎不放。如果不是两名看守冲进牢房,他可能会杀了我也。我从未感到如此脆弱。但还发生了其他一些事情,我至今没有讲述,因为我觉得那些内容很难被大众接受。

《镜报》:请试着讲述一下。

斯塔隆:那里还关着女性。她们留着短发,指甲肮脏,被任由其荒废。她们看起来像僵尸一样。大约每隔十天,看守就会把她们带到那些精神病男性面前,那些男人看到她们后会毫无节制地自慰。看守们则在旁边幸灾乐祸。这太野蛮了,我无法忘记。

斯塔隆:大概吧。所有这些恐怖经历后来都被我转化到了电影中。当我写剧本或站在摄像机前时,那些气味和画面仿佛会自然地浮现在我的记忆中。还有我在二十多岁时,在纽约打各种零工艰苦奋斗的那段时光。现在的孩子高中毕业后直接进入表演学校。他们从未真正辛苦劳作过,从未坐过牢——他们的表演该从什么样的生活经验中汲取养分?

《镜报》:您在凭借《洛奇》首次获得成功时是 30 岁。如果名声提前五年到来,会发生什么?

斯塔隆:那么我就走不到今天了。我需要那种生存训练来寻找自我。现在的年轻人一切都太容易了。单就获取知识这一点,他们只需要看手机(轻蔑地看了看桌上用于录制采访的 iPhone)。

Mary Evans / IMAGO

演员斯塔隆在 1985 年的《第一滴血 2》和 2006 年的《洛奇·巴尔博亚》中:“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

John Bramley / MGM / INTERTOPICS / ddp

《镜报》:知识是您书中的一个关键词。您在追求这些知识时,就像在进行一场战斗。

斯塔隆:而我热爱这场战斗!在纽约寒冷的冬天,只要工作允许,我每天都会在雪中走过许多条街道前往公共图书馆。52 百万本书和一个温暖的阅览室,那是多么伟大的礼物!后来我与一名工作人员成了朋友。他带我去了地下室的保险库,那里存放着真正的宝藏:亨利·戴维·梭罗、赫尔曼·梅尔维尔或埃德加·爱伦·坡的原始手稿。我能闻到他们的汗水味。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我在图书馆的地下室度过了大量时间。完全独自一人,与美国文学的 DNA 共处。

《镜报》:在您穿梭于这座城市的旅途中,您遇到了一位 20 世纪最伟大的音乐天才之一。

斯塔隆:您在谈论 Moondog。他就站在雪地里,就在 54. 街 Ritz 酒店附近,敲鼓或弹奏齐特琴。起初我以为他是个疯掉的流浪汉。他是个盲人,留着长胡须,穿着一套维京人的服装。街上的行人对他开玩笑,而他对此不屑一顾。他克服了所有的缺陷,重新定义了自己。他成了我想成为的一切。他向我证明,一个人可以既是个落魄之徒,同时又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毕竟,我自己看起来也像个流浪汉。

《镜报》:您当时相当迷茫——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军队不想要您。您不必去越南。

斯塔隆:审查员进行了一次分级,结果显示只有在美国直接遭到攻击的情况下,我才可能被征召入伍。对此我感到很失望。

《镜报》:为什么?

斯塔隆:我觉得自己被排挤了。事后看来,这当然是一种幸事。想到所有那些缺乏经验的年轻人,被一些同样缺乏经验的 21 岁中尉指挥,然后被越共像割草一样扫射——哒!(模仿机关枪声),我就想哭。这些孩子被当作炮灰送给越共,太可怕了。《第一滴血》就是要讲述这种创伤。

《镜报》:既然您并没有去过越南,而且您通常根据自身经验来塑造角色,您是如何进入这个人物状态的?

斯塔隆:这部电影讲述的是美国被遗弃的儿子们。通过这种方式,我能够与他们产生共鸣。我对越南战争退伍军人的认同感如此之强,以至于我极力争取修改电影最初的结局:原本兰博在最后应该死去。但这会对那些前士兵传递什么信息?当时退伍军人的自杀率极高。我想给他们希望。于是兰博活了下来。

《镜报》:而您自己也因此有机会通过这个角色在四部续集中赚了很多钱。

斯塔隆:承认吧,《兰博》系列电影在某个阶段变成了一件相当自恋的事情。肌肉变得越来越发达,武器变得越来越沉重。整个套路变得越来越像漫画。

《镜报》:当时您是否意识到自己的电影干预了地缘政治事务?《洛基》第四部在 1985 年变成了一场政治体制的对抗赛:您在拳击场上对抗一台苏联的战斗机器。而在 1988 年制作的《兰博 3》中,您在阿富汗与穆贾希丁人并肩作战,对抗苏联占领者。冷战被电影进一步煽风点火。

斯塔隆:《兰博 3》是个意外。我当时真是个白痴。我们的想法是:有这么多关于美国在越南失败的电影,让我们做点不一样的,拍一部关于“俄罗斯版越南”的电影。苏联当时在阿富汗待了十年,尽管拥有绝对优势,却无法在那里实现其目标。就像当年的美国在越南一样。然后,就在我们进入剪辑阶段时,不可预见的事情发生了。

《镜报》: namely?

斯塔隆:冷战结束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带来了 Perestroika,并被奉为英雄。而我突然因为在电影里对抗俄罗斯军队而显得像个混蛋。

《镜报》:有那么糟糕吗?

斯塔隆:是的,所有人都讨厌我。在澳大利亚的一次《兰博 3》发布新闻发布会上,我被观众嘘了。在那之后我告诉自己:我再也不拍政治电影了。

《镜报》:一年半前,唐纳德·特朗普将您与梅尔·吉布森和乔恩·沃特一起任命为好莱坞大使……

斯塔隆:直到任命那天之前,我对这件事一无所知。我坐在电视机前,听到这个消息时和所有人一样惊讶。之前没有人问过我。我礼貌地拒绝了。

《镜报》:也就是说,特朗普在任命之前没有提供职位描述?

斯塔隆:没有。但职位描述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好莱坞大使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的角色?我去那里影响政治?还是去重写电影工业的哲学?那太疯狂了。好莱坞是一个自由的艺术共同体,不能由任何政治走狗来告诉他们该做什么。

《镜报》:那么特朗普对您的拒绝表示理解吗?

斯塔隆:没有。

采访者:克里斯蒂安·布斯(Christian Buß)

前 OpenAI 研究员

版面报道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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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报道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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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回头。他没有回头。他……

职业生涯 罗伯特·哈贝克(Robert Habeck)曾想成为总理。或许还想改变世界,至少想改变这个国家。现在他在哥本哈根表现得好像这一切都与他无关了。真的吗?作者:克萨韦尔·冯·克拉纳赫(Xaver von Cranach)

回到汉堡后,同事们问我情况如何。他后悔出台供暖法吗?事后看来,他是否应该在竞争中击败安娜莱娜·贝尔伯克(Annalena Baerbock)?

天哪,我该从哪里说起?

罗伯特·哈贝克在酒店接我时天已经黑了,比约定的时间晚了两分钟。黑色头盔,黑色自行车,他骑得很快,刹车很猛。他为迟到道歉,并询问我们是否应该用“你”来称呼(duzen)。

我回答道,最好不要。

哈贝克显得有些困惑。

我们出发了,沿着哥本哈根宽阔且非常安静的街道骑行,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哈贝克说,这里如此安静,如此宁静。新注册车辆中电动汽车的比例超过 80%,这对城市的噪音环境产生了影响。因此,我能更清楚地听到哈贝克说话,因为他在骑车时说话很多且很快。总体的第一印象是:活力、速度、好心情。一切都很好。

我们来到一家披萨店,哈贝克说不想吃东西。但随后,这位素食主义者还是从纸盒里拿了一块萨拉米香肠披萨。

“那么,”他说,“这里的交易条件是什么?”

那么,交易条件是什么呢?一名记者会见一位前政治人物、前经济部长、前副总理,是为了查明……是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在绿党退出所有职务一年后,他过得如何。必须在旁观而非参与塑造的情况下,这种感觉对他意味着什么。从外部看,他曾经担任过副总理的那个国家现在是什么样子。因为哈贝克现在在哥本哈根工作。我们约定,在我面前发生的所有事情和所说的话首先都是“在记录中”(on the record)的,也就是说可以被引用,除非他明确表示相反。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只在两次情况下这么做了:一次涉及他的儿子,另一次涉及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的传记。

披萨还没端上来,我们就已经深入分析当前的局势(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民主、竞选的结构性问题),他问我是否想打开录音机。因为对他来说,私人生活和职业生活没有区别,他总是谈论一切,而且他在吃饭时说话的方式与接受采访时没有不同。没有闲聊,或者说,如果你愿意这么认为的话,永远在闲聊。我在心中试图记住一些细节,以便稍后写在笔记本上。自行车的品牌。也许甚至是一个型号名称,以便稍后能精确地描述,这总是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穿的夹克。鞋子。手指上的大银戒。

我想起几周前在《时代周报》(Zeit)上读到的一篇关于哈贝克的肖像文章。哈贝克没有提供引语,因此记者比平时更依赖于从细微之处推导出宏大的结论。记者注意到,哈贝克虽然穿着和往常一样的衣服,但换了一双 Brooks 品牌、Adrenaline 型号的新运动鞋。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他想要继续前进。”嗯。我写的这类被我们记者称为“肖像”的文章越多,我就越怀疑。真的能从一件衣服的选择中读出这么多信息吗?什么是偶然,什么是刻意营造,什么又是窥见人格的窗口?

也许这也与哈贝克有关,每当话题变得具体时,他更倾向于转向原则性的讨论。当我问他关于政治中的这件事或那件事时,他会以对整体政治状况的批评来回答。他开始影响我,很快,在听他说话时,我开始质疑自己的行为。

例如,他快速地讲述了丹麦的历史,最后讲到了俾斯麦的第一次统一战争。他问我是否听说过俾斯麦这个名字,我回答说听说过。他说丹麦人输掉了那场战争,那是一段可怕的经历,是一场直到今天依然存在的创伤。而对此的反应是:外部的强大、世界帝国,这些他们做不到。那么就追求内在的伟大。直到今天,影响深远的丹麦格言依然是:“在外部失去的,必须在内部赢得。”

立刻,我的记者本能被激活了,我在笔记本上勤奋地记录着。这简直太完美了。因为这不正是哈贝克的故事吗?在德国败北。于是退向内心。一篇人物特写应该这样切入:哈贝克的创伤,以及由此产生的内在伟大。但其实这很荒唐。或者并不荒唐?

我们又喝了一杯啤酒,约定在第二天上午见面。10点整,我来到酒店门前,罗伯特·哈贝克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一身黑衣,比前一天更优雅,穿着西装外套和皮鞋。因为下午他还要参加一个论坛,所以今天的穿着与平时不同。我们骑车前往他的前雇主那里,那是一家国际安全智库。在离开柏林后,他在那里工作了大约一年。也就是说:演讲、研究、阅读、演讲。他利用这段时间写了一本新书。书名叫《北极融毁》(Arctic Meltdown),如果你对地缘政治和宏观趋势感兴趣,这本书在很多方面都极具启发性。它解释了为什么气候变化在安全政策上同样重要,以及如何让俄罗斯和中国相互制衡。而且它之所以具有启发性,是因为它展示了罗伯特·哈贝克绝对不想做的一件事:回顾过去。

在智库工作的时间已经结束,但我们还是骑车去了那里,因为罗伯特·哈贝克还需要交还他的手机。那是一栋漂亮的旧红砖建筑,IT部门看起来就像个典型的IT部门。像任何一家中型企业的普通雇员一样,哈贝克交出了手机,和IT人员开了几个玩笑。他回了一趟旧办公室,带走了几本书。他的位子上坐着一名他不认识的德国新同事。他问她在这里是否受到良好对待,并将我介绍为“他的朋友克萨韦尔”。我纳闷他为什么称我为“朋友”而不是“记者”。也许他觉得尴尬。也许他想尽一切努力,不再成为一个被记者随行报道的人。但也许,这仅仅是丹麦式的风格——以朋友相待。

我们再次骑上车,穿过城市前往他的新工作地点——哥本哈根商学院。他骑得很快,在轶事与政治分析之间流畅地切换。有一次,他直接横穿十字路口,而不是像在哥本哈根通常那样,沿着自行车道骑到红绿灯前。他回头喊道:“太德国了!”

作者哈贝克在极地研究者纪念碑前:转向探讨基本原则

哈贝克,一个普通人。现在他会自己预订火车票,只要他能想起铁路 App 的密码。他独自管理自己的日程表。他一边快速骑过一个十字路口——信号灯刚好变橙色,一边挥动双臂示意我跟上,说道,多年来一直有人知道他在哪里。甚至日历里的私人预约对团队也是公开的。永远处于可联系状态。永远有安保随行。而现在,在这里,骑着自行车,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身边空无一人。他说,这令人感到解脱。我想到了作家克莱门斯·J·塞茨(Clemens J. Setz)新书中的一段话,其中用了一个很美的词来形容一个孤独的人:“无证之身”(Zeugenlos)。

他在哥本哈根商学院走廊门上的标牌写着:“创业、伦理与领导力部门”。哈贝克说,他自己还不完全清楚在这里要做什么。做一个优秀的教授。分享实践经验。他走进他那间空荡荡的办公室,说这里毫无装饰简直是轻描淡写。他并不在意。他从未理解部长办公室那种对代表性的狂热追求。他将书摆在书架上。《欧洲宪法》(The Constitution of Europe)。《新世界经济》(Die Neue Weltwirtschaft)。宏大的主线。在采访过程中,他一直开着门。

如果问罗伯特·哈贝克,当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首次选出一个极右翼政党接近州长位置,整个共和国在震惊中惊醒时,他在哪里,他会说:“在北极。有十个小时的时差。”

罗伯特·哈贝克竭尽全力地表现得这一切与他再无关系。我们交谈的时间越长,我就越频繁地问自己,这是在演戏还是真实的。一个曾经想要掌控一切的人,现在竟然连看都不看一眼,这在逻辑上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他的书《逆流而上》(Den Bach rauf)中,在红绿灯政府(Ampelregierung)崩溃后,他曾试图为 2025 年的竞选营造一种积极的出发氛围。这还是去年发生的事。他在书的开头写道:“是的,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我是否应该退出政治?为什么这应该是我的问题,为什么我要把它变成我的问题,为什么这与我有关?我也能做其他事情,把它交给别人。总会有人去处理的。但它确实与我有关。‘它’——就是我周围发生的事情。在这里。在我生活的地方。今天。现在。在我的时代。由许多人促成的事情。也包括我。”

写出这样文字的人,不会就这样简单地放弃。当我们坐在办公室里讨论他关于北极的新书时,几乎与此同时,一场北极峰会正在举行。梅尔茨在场。哈贝克在写,梅尔茨在做。现在就是这样。从改变的世界进入思考的世界。这种感觉如何?“和谐,”哈贝克说,“因为这不是我决定的。我本想留在改变的世界里。我用尽所有力量和激情进行了竞选。而德国人决定了:谢谢(请离开)。”如果他没有尝试过,他会感到纠结。现在他可以看着镜子说:“我已经提供了我拥有的一切以及我能做的一切。我可以坦然地说:没关系。那就去做点别的吧。”

他现在绝对不想回到柏林政治的琐碎细节中。也不想回头看。这就是为什么选择北极。他想通过这本书实现的是:长期思考。他想尝试:人们能否关注真正的问题,而不是那些次要战场和文化战争,并尝试提前预见未来变得重要的事情?“北极距离柏林的日常政治最远,且足够具有原则性。这样就不会有人说:他在借此抱怨自己的政党,或者他在报复马库斯·索德尔(Markus Söder)。”他现在是以“俯瞰德国”的视角在观察。

那么,从高处看会看到什么?“我们又在犯同样的错误,将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德国选择党(AfD)的选举结果归结为个别因素。是因为‘防火墙’(拒绝合作的政治底线)吗?是因为 63 岁退休金政策?还是联邦总理的沟通方式?这完全忽视了所有西方民主国家都存在大规模的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即便没有总理在修辞上的笨拙,社会的根本性变革依然在发生。”

气候危机与民主危机的关联在他看来是这样的:化石燃料工业社会的结构性增长已停滞,因为财富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生产力的增长。因此,人们感到被抛弃,是“经济基本逻辑与缺乏认可感的一种结合”。

与罗伯特·哈贝克交谈,可以很自然地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聊起,并在短短几句话内跳转到格陵兰岛。一切都相互关联:战争、危机、风力发电机和弗拉基米尔·普京。在他讲述时,我想,这一切确实都正确。我问他是否考虑过组建一个政党并回归政坛。他说,这纯粹是记者的想法。随后,他以一种略显急促的语气,列举了所有导致这行不通的技术性原因。

我再次问他是否会回到政治领域。毕竟,在他的书中只需五页就会出现“前任政府”这个词,六页后就会出现“建筑能源法”。

“如果从北极看向德国,”他的回答是,“那么会发现,我们在竞选活动中无法就那些随后将占据政府精力并定义立法期的议题进行投票。为什么会这样?”

随后他必须离开,去参加几个秘密预约。后来我们在丹麦工业年度经济论坛上见面。哈贝克被安排在那里做一次演讲。直到临近开始,他仍不清楚对方具体对他有什么期待,他将与谁交谈,是只需回答问题还是需要发表演讲。他说没问题,他在所有相关议题上都已经“熟练表达”(eingesprochen)了。这个词在某种程度上听起来有些悲哀。我在经济人士的海洋中穿行。丹麦首相也在现场。“阵容豪华!”哈贝克在 WhatsApp 上写道。并且:“这非常有趣,因为他们所有人都在传播乐观主义!!”

随后他与一名来自 A. P. Møller-Mærsk 航运公司的女性以及欧盟贸易总司司长一同登台。讨论的主题是欧洲的能源依赖,主持人想知道 2022 年 2 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之初的情况如何,他当时是如何确保德国没有陷入寒冷和黑暗的。哈贝克大放异彩,那是他政治生涯的高光时刻。没有出现寒冬。这正是悖论所在:被嘲讽为“软萌”(Schnuffel)的哈贝克,其实比大多数其他人更具现实政治眼光。他在 2022 年之前就意识到必须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即便是在哥本哈根的这一天,人们仍能感觉到这对他是很有意义的。而且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一点如此不被认可。

哈贝克被允许发言恰好三次。毕竟他已经“熟练表达”了。

后来我们在一家小餐厅见面,坐在吧台前。他非常饥饿,心情非常好。“What a day(真是充实的一天),”他说,并表示自己没关注新闻。他问发生了什么。我向他朗读《镜报》(SPIEGEL)应用程序中的头条新闻。

四个潜在的梅尔茨继承人中,谁能(以及谁不能)担任总理。

他翻了个白眼。

广泛阵线要求迅速减轻驾驶员负担

“他们打算怎么做呢,”他问道,并没有期待答案。

我问他:您目前具体是如何关注德国政治的?

“什么能成为凝聚社会的‘社会粘合剂’,也就是以前所谓的‘中间地带’?”他是在这个层面上关注德国政治的。“而且显而易见,”他接着说,“我的政治方案已经不再能获得它曾经拥有的那种共鸣了。”他所指的政治方案是:搭建桥梁、跨党派协作、伸出援手。即联盟政治。相反,在政府执政的最后两年里,他反而变成了相反的角色——成为了分裂者,成为了极化者。

他说,联盟政治的理念由此也被投票否决了。目前的解决方案在各地都是如此:更尖锐地深入到自己的选民群体中,划定更强硬的阵线。就像美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或柏林的左翼党那样。所以,不仅仅是右翼。

当我们坐在吧台边时,他还不知道几天后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一个选举之夜,德国选择党(AfD)将获胜,与此同时柏林的左翼党也将获胜。他不知道《时代周报》将以《中间地带被拒》为题,而《镜报》将写道:“政治中间地带的衰落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哈贝克当时还说:“人不能在向前方迈进的同时,却生活在过去之中”,他巧妙地让自己听起来既充满信心又显得沉重。

当被问到在柏林任职期间是否做错了什么,或者是否有事情让他感到惊讶时,他回答道:“也许是我一直对这个问题回答‘是’。”然后他笑了。

我看了看我的笔记本。上面还写着我在编辑部记录的两个关键词。两件我必须询问的事情。上面写着:贝尔伯克,以及热泵。哈贝克点了两杯格拉巴酒。我合上了笔记本。现在还不是时候。

第二天早上,我们骑车向市外行驶,一名摄影师随行。哈贝克建议去克努德·拉斯穆森纪念碑,那是那位伟大的丹麦极地探险家的雕像,他正凝视着水面远方。哈贝克说,那里很美,也许甚至能看到几艘俄罗斯“影子舰队”的船只正从那里横跨厄勒海峡。他有一个追踪应用程序。世界政治,近在咫尺。

骑行者哈贝克:在日常生活与世界政治之间流畅切换

到达克努德·拉斯穆森纪念碑后,摄影师试图为哈贝克摆好位置。他一遍又一遍地问我们想要他做什么,而我们无法真正回答这个完全合理的问题。我们现在到底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应该看起来像个极地探险家,还是像个政治家?像个公民,还是像个作家?期间他走到我身边,在手机上向我展示航运路线应用程序。我们寻找俄罗斯影子舰队的一艘油轮,但没有找到。哈贝克再次问道:今天的头条新闻是什么?我就像他的新闻发言人一样,再次为他读了几条。

冯德莱恩建议加拿大成为第一个欧盟“准成员国”。

“非常好。我希望她事先问过卡尼!”

联盟党党团主席弗赖建议降低燃油增值税。

哈贝克摇了摇头。

摄影师让他坐在台阶上,面向厄勒海峡。几分钟后,他打断了拍摄,站了起来。他对摄影师说:他想到了某件事。他走到我身边。关于增值税那件事。那行不通。他说我虽然来自文化界,但即便如此,那也是行不通的。他谈到了某些单一产品线,不能如此简单地免税。法律限制(Legal restrictions)。他说,他认为他当时也审查过这个问题。他再次看向太阳。说刚才突然想到了。

我看向我的笔记本,上面的“贝尔伯克”和“热泵”这两个词依然像沉重的纪念碑一样地在那里。管它呢,我想,然后将它们划掉。

“看不见影子舰队,哪里都没有,”我在笔记本上记录道,心想这应该是一个完美的结尾画面。毕竟,关于哈贝克的整个故事都在讨论“影子”——是投下影子,还是摆脱影子。

但另一方面,这太牵强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很可笑?我又把这句话划掉了。

当天晚些时候,我已经回到了汉堡,收到了一条 WhatsApp 消息,附带一个欧盟条例的链接和一段文字:“汽油 / 柴油的增值税只能通过复杂的例外情况来降低。它们不在欧盟名单的附件 III 中,仅在危机时期适用。问题是,高价格是否足够(触发该条款)。”

我回了一个大拇指。

版面报道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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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有一天,一个没人认识的男人出现在美国小镇戈尔登(Golden)。他自称西奥(Theo),并逐渐与许多居民交好。他为一些人提供资金援助,另一些人则向他讲述自己的悲惨故事。 / 第10名

1 | (-) Kalte TageCharlotte Link< / > Blanvalet; 26 欧元< / > | 2< / > (1) Broder多特·汉森(Dörte Hansen)< / > Penguin; 26 欧元< / >< / > 3< / > (2) Alles wird AscheNele Neuhaus< / > Ullstein; 26 欧元< / >< / > 4< / > (8) Anton und AlmaDana Vowinckel< / > Suhrkamp; 26 欧元< / >< / > 5< / > (9) Die LückenShida Bazyar< / > Kiepenheuer & Witsch; 25 欧元< / >< / > 6< / > (3) 海拔 1999 米Caroline Wahl< / > Rowohlt; 24 欧元< / >< / > 7< / > (6) Frankie und FreddieSven Regener< / > Galiani; 24 欧元< / >< / > 8< / > (5) Das VogelhausJan Weiler< / > Heyne; 24 欧元< / >< / > 9< / > (-) This Kingdom Will Not Kill MeIlona Andrews< / > Carlsen; 26 欧元< / >< / > 10< / > (10) Theo in GoldenAllen Levi< / > Piper; 26 欧元< / >< / > 11< / > (7)

Memories of HeidelbergHeinz Strunk< / > Rowohlt; 23 欧元< / >< / > 12< / > (-) Die DonnerköniginMaja Lunde< / > btb; 22 欧元< / >< / > 13< / > (11) Die RiesinnenHannah Häffner< / > Penguin; 24 欧元< / >< / > 14< / > (-) Where Colors DieSaskia Louis< / > Nova MD; 24 欧元< / >< / > 15< / > (13) Die zweitgrößte LiebeRuth-Maria Thomas< / > dtv; 24 欧元< / >< / > 16< / > (12) HummerjahreBeatrix Gerstberger< / > dtv; 23 欧元< / >< / > 17< / > (15) Ms Atkins und die Bibliothek der TräumeVanessa Göcking< / > Vani; 28 欧元< / >< / > 18< / > (-) Onkel Warfsmann und das MeerKlaus-Peter Wolf< / > Fischer; 16 欧元< / >< / > 19< / > (18) YesteryearCaro Claire Burke< / > Heyne; 24 欧元< / >< / > 20< / > (-) Symphony of the SinnerBecca S. Hale< / > Fischer Tor; 24

欧元< / > |

版面报道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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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类书籍

作者是后来成为威尔士王妃的戴安娜的哥哥,他在书中讲述了与她的生活。两人在孩提时代形影不离,而且在戴安娜与查尔斯结婚后,她的哥哥依然始终陪伴在她身边。 | 第1名 | 1 | (-) 《天鹅之歌》(Swan Song) Charles Spencer | Penguin; 28 欧元 | 2 | (2) 《丘吉尔之眼》(Churchills Augen) Manfred Lütz | Kösel; 22 欧元 | 3 | (1) 《学会说不》(Nein sagen) Matthias Brandt | Kiepenheuer & Witsch; 16 欧元 | 4 | (4) 《巨人之战》(Kampf der Giganten) Daniele Ganser | Westend; 32 欧元 | 5 | (3) 《亲爱的英国》(Dear Britain) Annette Dittert | DuMont; 24 欧元 | 6 | (5) 《防火墙之外》(Jenseits der Brandmauer) Monchi | Kiepenheuer & Witsch; 20 欧元 | 7 | (8) 《把大阅读灯打开》(Mach mal das große Leselicht an) Torsten Sträter | Ullstein; 20 欧元 | 8 | (13) 《积极思考的技巧》(Der Positive-Gedanken-Trick) Biyon Kattilathu | Kailash; 22 欧元 | 9 | (9) 《歌曲中的一生》(Ein Leben in Songs) Freddie Mercury / Mary Austin | C. H. Beck; 38 欧元 | 10 | (12) 《三百个男人》(Dreihundert Männer) Konstantin Richter | Suhrkamp; 30 欧元 | 11 | (6) 《要勇敢!》——关于冒险 95 年的回忆 (»Mutig sein!« – Erinnerungen an abenteuerliche 95 Jahre) Marianne Koch dtv; 22 欧元 | 12 | (15) 《烈火之梦》(Träume aus Feuer) Florian Illies Pfaueninsel; 20 欧元 | 13 | (10) 《比我聪明的人写了我的生命之书》(Das Buch meines Lebens haben Klügere geschrieben) Hubertus Meyer-Burckhardt Heyne; 20 欧元 | 14 | (-) 《回到你身边》(Zurück zu Dir) Laura Malina Seiler Malia; 18 欧元 | 15 | (14) 《啊,一声号角!》(»Ach, eine Fanfare!«) Elke Heidenreich Hanser; 26 欧元 | 16 | (-) 《一个人算什么?》(Was zählt ein Mensch?) Carolin Emcke S. Fischer; 24 欧元 | 17 | (11) 《复发》(Der Rückfall) Philipp Ruch Heyne; 24 欧元 | 18 | (18) 《第二次转折》(Zweite Wende) Marieke Reimann Rowohlt; 22 欧元 | 19 | (-) 《第四次伤害》(Die Vierte Kränkung) Rüdiger Safranski Hanser; 22 欧元 | 20 | (16) 《点 点 逗号 划线,艺术史就这么搞定了》(Punkt Punkt Komma Strich, fertig ist die Kunstgeschicht2) Jakob Schwerdtfeger dtv; 25 欧元 | 《镜报》(SPIEGEL) 畅销书名单由 “BuchMarkt” 和 media control 受 SPIEGEL 委托统计。详情请参阅 spiegel.de/bestse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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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报道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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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ÖRTE HANSEN BRO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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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的同情

女性主义 她的著作《有毒的女性气质》(Toxische Weiblichkeit)成为了畅销书,

已发行 16 个版本。现在,索菲亚·弗里茨(Sophia Fritz)将目光转向了另一面:在《男人,受害者》(Der Mann, das Opfer)中,她探讨那些摧毁男性的因素。

当索菲亚·弗里茨接起电话时,一只鲸鱼正从她身边游过。她说自己正在冰岛旅行,建议稍后再约时间。她发来一段短信视频,视频中鲸鱼短暂出现,随后优雅地划出一道弧线潜入水中。鲸鱼身后是一艘比它小得多的船,地平线上可见海岸线。有人轻声惊叹道:“哇”。

几周后,在她的家中,弗里茨说,她也想像那只鲸鱼一样潜入深海。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继续游走。在德国西部一座大学城里这间明亮的单身公寓中,这本该是可行的。这座城市的名称不应出现在《镜报》(SPIEGEL)中。这里是她的避风港。弗里茨说,这里安静得令人惬意。厨房窗外,种满花卉的窗台花箱紧挨着排列。

但现在,好吧,现在她的日常生活可能很快就会改变。从 10 月起,弗里茨将开始宣传之旅,为她的新非虚构类书籍朗读。书名极具挑衅性:《男人,受害者》。这可能会让她更难“潜入深海”。然而,29 岁的索菲亚·弗里茨很清楚,写一本引发争议的书时,可能会被怎样的浪潮席卷。她于 2024 年出版的《有毒的女性气质》是一本畅销书。她的观点——认为维持父权制度不仅是男性的责任,女性同样负有责任——起初引起了不安。但随后,弗里茨通过审视那些回避冲突、追求自我优化且试图讨好所有人的女性,扩大了讨论的维度。由于书中包含的自我反思,她成为了女性主义辩论中的一颗耀星。

弗里茨说,《有毒的女性气质》的成功让所有人都感到惊讶。她的出版社(目前已印刷该书的 16. 版)、她的周围的人,或许最惊讶的是弗里茨本人。她知道这个标题是“直击要害”的。但她没料到自己会突然被邀请参加播客和采访,且在 Instagram 上现在有超过 21.000 个账号关注她。因此,在提交《TW》(她对该书的简称)时,她甚至没有感到紧张。

在写《TW》之前,弗里茨已经尝试过多种角色。她学习过剧本创作,写过一部小说,并接受了纪念馆导览员、临终关怀陪伴者以及坦特拉按摩师的培训。她讲述道,她甚至一度开始接受性学家的培训。但没有任何一项能像这本非虚构类书籍那样引起如此大的关注。《男人,受害者》甚至可能会超越前者,毕竟这本书再次瞄准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是否更倾向于浮出水面,而非她愿意承认的那样?

当弗里茨谈论男性时,语气并不像这里读起来那样强硬。她的书也不像标题那样激进。无论是《有毒的女性气质》还是《男人,受害者》,都经过深思熟虑且具有反思性。弗里茨一次又一次地尝试预判读者的情绪。这正是其特别之处。弗里茨希望所有人都能产生共鸣。

但情况并非一直如此。

读她 2021 年的小说处女作的人,会从中发现愤世嫉俗的情绪。在《扔石头》(Steine schmeißen)中——该书被评论界描述为“具有讽刺色彩的、刻画深刻的世代画像”——弗里茨让一群二十出头的人在除夕之夜像鞭炮一样互相碰撞。小说围绕着孤独、失望、性、死亡和分离展开。简而言之,就是 Z 世代的“世界苦闷”(Weltschmerz)。弗里茨用一种局促不安的语言刻画了人物的无助感。

如果将这篇文章与她的非虚构类书籍放在一起,人们不一定会认为它们出自同一位作者之手。也许是因为自出版以来,她的个人现状已经发生了改变。

[...OMITTED...]

2023年,弗里茨(Fritz)的弟弟克里斯(Chrissi)死于药物依赖的后遗症。这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曾长期在健身房里刻板地撸铁,并服用增强体能的药物。“我长期以来一直将我弟弟的力量训练视为一种‘男人的玩意儿’而嗤之以鼻,”弗里茨曾在为《镜报》(SPIEGEL)撰写的一篇客座文章中这样写道。关于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受困于审美标准的讨论,此前几乎只在女性之间展开。尽管男性也经常投入大量精力去人为地改变身体形态,“但这很少被男性反思为一种社会性的强迫”。

弗里茨在她的新书中承接了这一议题。她这样做并非为了博眼球或进行指责。《男人,受害者》(Der Mann, das Opfer)的核心是弗里茨对男性的同情。这有点像在《TW》中那样:弗里茨的态度与她这一代人的主流观点如此截然相反,以至于人们起初会感到困惑。因为难道不是男人创造了父权制——且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创造吗?而现在人们竟然要同情他们?

弗里茨说,她也是一名愤怒的女性主义者。她花时间思考如何回答,在思考时闭上眼睛,将右手放在心口。她似乎在内心深处寻找着正确的词汇。

她说,她对那些向他人施暴的男人感到愤怒,对那些将加害者个体化的叙事感到愤怒,并对导致这一切的社会环境感到愤怒。愤怒对于激进主义工作至关重要,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对于她的愤怒而言,同情心随之而来。一种激进的同情。她的意思是:甚至连那个多年来向她弟弟贩毒的毒贩,也让她感到可怜。他同样是体制的受害者。

这是在故作姿态吗?还是认真的?如果她是认真的,这种同情心的力量从何而来?

要理解弗里茨,必须知道她早已向两件困扰许多人的事情宣战:对死亡的恐惧,以及对身体的羞耻感。她想要从中解脱。

她讲述道,青少年时期她非常害怕死亡。恐惧到她让自己接受了临终关怀陪伴者的培训,并开始在安宁疗护院担任志愿者。她想要忍受死亡有时就存在于房间之中的事实。“我不想逃避恐惧,我想通过理解来触及本质。”弗里茨说,这次培训可能帮助她挺过了克里斯去世的打击。

尽管如此,他的离世仍是一个转折点。从那时起,她看待社会的方式发生了改变。看待男人和女人,看待父权制及其强迫的方式都改变了。

在丧亲后的第一年里,她感到前所未有的鲜活:“我就像一只受苦的动物——直接且充满痛苦。”但她的朋友们在弟弟的坟前却找不到词汇来表达他们的痛苦。这个画面似乎挥之不去:年轻的男人,在悲痛中沉默不语。

她说,这种语言和情感的匮乏在男性身上让她一次又一次地注意到。有些人几乎找不到词汇来描述内心发生的事情,难以定义自己的感受,且更多地将身体视为工具。而且,这一点也起到了作用:这种对自身情感缺失的接触,可能夺走了她弟弟的生命。她在《男人,受害者》中也写到了他的生活。因为她的弟弟是一个受害者,这一点毫无疑问,尽管受害者论述经常忽略他。

在这本书中,她还追溯了这种语言匮乏可能变得多么危险。因为情感不会仅仅因为人们缺乏描述它的词汇就简单地消失。弗里茨(Fritz)写道,迫切需要一种关于男性气质的新语言,“以免伤害进一步转化为愤怒、极化以及新形式的父权暴力”。她的同情心概念也旨在解决这一问题:她不认为男性如果在过程中一直感到羞愧,就能够从父权制中解放出来。

还缺少弗里茨的第二个重大主题:身体与性的羞耻感。如果想真正地将她作为一名作家来理解,不应仅关注她的文字。对于弗里茨来说,身体同样重要。

玛琳·普法(Marlene Pfau) / 《镜报》(DER SPIEGEL)

二十岁出头时,她感受到了自己在面对性时的不安程度之深。于是她想:“这在面对死亡恐惧时已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现在也要把这种方法用在我对身体性的羞耻感上。”于是,弗里茨预约了一次坦特拉按摩(Tantra-Massage)——并对此如此着迷,以至于立即报名参加了基础培训。她如今表示,在身体层面,没有什么能像坦特拉按摩那样增强她的共情能力。在那里,人们无论是身体上还是比喻意义上的,都展现出了如此彻底的赤裸。

为了接纳自己的身体,她制作了一本相册。这起初看起来需要时间适应。她在其中写下了身体对她而言意味着什么。弗里茨还拍摄了自己的裸照。她将这些照片挂在公寓的各个角落——“为了习惯我自己”——后来将它们贴进了相册。现在,她从书架上抽出一本长方形的环形笔记本,询问对方是否想看。她还将这本相册带到她的外阴工作坊(Vulva-Workshops)中,对她来说这不是问题。这似乎起作用了:弗里茨显然几乎不再感到羞耻。

作家弗里茨:“我思念人类的一半”

由于弗里茨的名气,她无法再简单地作为坦特拉按摩师工作,因此她和同事克里斯蒂娜·莱尔(Christina Lehr)专注于所谓的“探索空间”(Erforschungsräume)。这些是关于感受和身体的工作坊。不久,弗里茨甚至将这项工作融入到了书籍推广中:汉泽柏林出版社(Hanser Berlin)在预订其新书的读者中抽奖,赠送在线入门研讨会的名额。

但这些工作坊与她的思想之间有什么联系?

另一次会面。这次是在柏林普伦茨劳贝格区(Prenzlauer Berg)的一个后院。弗里茨和她的同事在这里举办一场工作坊。六名男性和六名女性参加。灯光昏暗。灰色羊毛毯用来应对冰冷的双脚。

在结束开场冥想后,弗里茨说她很紧张,在冥想期间她一直站在翻页纸架后面。她将手放在心口,将其描述为一种浮在表层的感觉,依然是恐惧。她想看看今天如何能与这种恐惧共处。三名男性表示,他们还不太知道如何处理情感。

弗里茨和莱尔轮流引导。她们指导参与者如何触摸物体或抚摸陌生人的手。关于女权主义的探讨是以非语言方式进行的。弗里茨的想法是让人们建立联系,包括身体上的联系。她希望将女权主义者在反抗父权制过程中建立的姐妹情谊扩展到男性身上。“目前,”她说,“我缺少男性。我思念人类的一半。”

但是,这或许正是关键所在:男性必须首先愿意成为这“被思念的一半”。他们必须反思自己以及他们对男性气质的认知。课程中的六名男性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其他人是否会跟进?

弗里茨说,共情和自我反思在女性的社会化过程中通常得到了更强的训练。“我们必须将女性化的印记也视为一种资源——而不仅仅是一种限制。”为此,她愿意承担思考的工作。现在,她只需要被听到。

安妮娜·梅茨(Annina Metz)

电影

版面报道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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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迄今为止)最糟糕的128分钟电影时光

在2014年的电影喜剧《鸟人》(Birdman)中,导演兼编剧亚历杭德罗·G·伊纳里图(Alejandro G. Iñárritu)讲述了一位试图在百老汇重启职业生涯的老演员的故事,并在片中运用了一个关于记者的愚蠢刻板印象:一名决定了百老汇演出成败的戏剧评论家宣布,她将在没看戏的情况下给这部剧写一篇差评。

作为一名评论员,我当时对这个场景感到非常愤怒。一方面,是因为伊纳里图表现得好像不存在一种禁止在未观看作品的情况下进行评论的职业操守;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忽略了人们之所以成为评论员,是因为热爱前往剧院、电影院、展览和音乐会——因此只要有可能,一定会亲自前往。

但自从看了伊纳里图的新片《挖掘者》(Digger,10月1日上映)后,我的想法改变了。我其实非常不想去电影院,而且我希望能在那部电影没被我看到的情况下就完成我的写作任务。因为那是我在2026年迄今为止在电影院度过的最糟糕的128分钟。

根据预告片,汤姆·克鲁斯饰演石油大亨挖掘者·罗克韦尔(Digger Rockwell),他因一次钻探疏忽将世界推向了威胁人类生存的灾难边缘。电影起初也是这样讲述的,直到伊纳里图引入了一个元层面(Metaebene),从而将整个故事置于不同的语境中。在媒体试映会上,媒体被要求不要透露电影中的任何惊喜。但由于“惊喜”通常意味着积极的发展,在《挖掘者》中,从技术上讲似乎根本不可能透露任何惊喜。因为片中没有任何事情在好转,它只是始终如一地糟糕。

像约翰·古德曼(John Goodman)这样被打扮成苍老且难看的演员,被采用了不利的低角度拍摄,并大声喧哗着关于“小阴茎”和“肛门癌”的话题;片中还出现了放屁、撒尿和呕吐。饰演极小角色的桑德拉·许勒(Sandra Hüller)虽然没有参与这些,但同样令人难以忍受。

正如电影进程中所显示的,这种夸张化遵循一种内在逻辑。但在《挖掘者》毫无必要地拖长时长方面,展现出了一种扭曲的电影制作理解。导演似乎不需要证明为什么我们应该为他的电影花费金钱和时间。相反,我们作为观众必须首先证明自己的忍耐能力,才能证明我们有资格接触他关于人类、自然、破坏和艺术的见解。

好莱坞很好地滋养了伊纳里图的狂妄:凭借其英语大制作《荒野猎人》(The Revenant)和《鸟人》,他连续两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但当这位墨西哥裔导演尝试其他基调时,这种热情便戛然而止。在2022年的《巴尔多》(Bardo)中,伊纳里图探讨了作为移民生活在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意味着什么。这部低调的西班牙语电影几乎没有受到关注——随之一起被忽视的还有他出色的主演丹尼尔·希梅内斯·卡乔(Daniel Giménez Cacho),后者塑造了一个脆弱且充满怀疑的伊纳里图分身。

或许是对《巴尔多》失败的一种反应,伊纳里图回到了他那糟糕的“大男子主义”电影(Dicke-Eier-Kino),并招募了汤姆·克鲁斯。克鲁斯的表演确实是《挖掘者》中最有趣的部分,因为这伴随着一种令人惊讶的精神分裂。在饰演挖掘者·罗克韦尔时,克鲁斯跳来跳去,大声尖叫,留着灰色的乱发,肤色苍白,还顶着一个巨大的下垂肚腩——这一切都是为了服务于一个乞求被冠以“令人难忘”之形容词的角色。

这部星光熠熠的寡头讽刺剧《挖掘者》是一部难以忍受的、自以为是对世界局势进行评论的“大男子主义”电影。

华纳兄弟影业 (2)

而在男性杂志《GQ》最新的封面上,64岁的克鲁斯则以浓密深色的头发和光彩照人的面孔亮相。他敞开衬衫,露出光洁的胸膛和平坦的小腹。所有可能让人联想到《Digger》中克鲁斯形象的元素,似乎都被这张封面所掩盖——旨在让人立刻忘记那个令人难忘的角色。克鲁斯不想因为他的演技而受到赞誉,他想因为身为一名演艺巨星而受到赞誉。

既然这让人几乎忘记了他那部糟糕的电影,人们或许应该对他心存感激。

汉娜·皮拉齐克(Hannah Pilarczyk)

流行(POP)

版面报道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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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寻找,却一无所获

一位受朋克文化熏陶的说唱歌手,在对国家的爱中看不到真正的爱,他成功地让德国的吟游诗人(Liedermacher)传统重新焕发生机:Danger Dan 的一切都出人意料。2021年,他凭借《这一切都受艺术自由保护》(Das ist alles von der Kunstfreiheit gedeckt)闯入排行榜并赢得了文化评论家的心,他穿着 Ramones 的 T 恤,私下里却听着 Reinhard Mey。这首歌就像一匹特洛伊木马,从中跳出犀利的 Punchlines。作为 Antilopen-Gang 的成员,他在这首歌中宣告了应对右翼暴力的态度:“如果你无法通过和平方式制止暴力 / 那么留给我们所有人的最后手段就是激进主义(Militanz)”。在宣告之后是指导。这首歌名为《不要害怕》(Keine Angst),是一份关于如何对抗右翼分子的具体行动指南。去年夏天,这首歌引发了争议并成为热门金曲,就像五年前的《艺术自由》一样。与前一张专辑不同,《不要害怕》这张专辑在脱离单曲之后,展现出了一种情感深度。如果说《不要害怕》可以被视为 Danger Dan 面对恐惧的一种信条,那么他是在寻找自我而未曾找到,正如在第一首非常出色的歌曲《我的大多数朋友》(meisten meiner Freunde)中那样——那是一首对集体身份危机的赞歌。当他在一个恐同的嘻哈场景背景下沉思对一个男人的爱,当他面对生命的转瞬即逝时,这听起来与 2021 年不同,但依然美妙地出人意料。SKR

Danger Dan:

《不要害怕》(Keine Angst)。

《值得关注的日记》(Diaries of Note)。Kunstmann 出版社;540 页;48 欧元。

日记

版面报道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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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装满故事的宝库

鲜艳的红蓝配色,DIN-A4 格式,重 1577 克——这就是设计精美的《值得关注的日记》(Diaries of Note)。那些触动世界的日子以充满希望的方式呈现,并配有精美的黑白插图。包装名副其实:编辑 Shaun Usher 热情地呈现了跨越几个世纪的 366 篇日记摘录。第一篇条目日期为 1968 年 1 月 1 日:约翰·霍普金斯(John Hopkins)简短地讲述了在摩洛哥盖蒂一家举办的一场疯狂的除夕派对。帕特里夏·海史密斯(Patricia Highsmith)在 1947 年 12 月 31 日写下的新年愿望为本书画上了句号。书中记录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日期,以及自然观察和内省的文字。这不是一本需要从第 1 页一直读到第 540 页的书。它是一个装满故事(和图片)的宝库,让人想要一次次地打开。编辑精辟的评论提供了引导。Usher 在前言中对这种阅读为何如此迷人给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日记“不仅展示了发生了什么,还展示了经历这一切时的感受”。在通过 Instagram 营造虚假亲近的时代,日记这一体裁承诺了一种我们格外渴望的私密感。Usher 对此十分精通——他关于信件和日记的博客非常成功。KS

系列

版面报道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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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文学与庸俗艺术

与经典作品重逢有时会令人痛苦,因为那些曾经深爱的电影可能无法承载多年来人们赋予它的期待。例如,由埃利亚·卡赞(Elia Kazan)执导的《伊甸之东》,讲述了双胞胎兄弟卡尔(Cal)和亚伦(Aron)争夺父亲之爱的故事。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在其中的首个重要主角角色,以及基于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同名史诗小说的改编——这在当时应该是伟大的电影,对吧?但再次观看时,迪恩却像个业余的“方法派”演员,他饰演的卡尔不停地抽搐,像个在血糖高峰与过度疲劳低谷之间徘徊的五岁孩子。而且,剧本版本舍弃了斯坦贝克笔下最重要的角色之一——华裔仆人李(Lee),推测是为了不让白人观众感到不适。然而,李的觉醒与解放过程对于斯坦贝克关于美国梦及其现实生活地叙事至关重要。在 Netflix 的剧集《伊甸之东》中,李这个角色终于得到了公正对待,其故事在某些地方甚至比原著小说刻画得更丰满。人们可以指责 Netflix 很多方面,但这家流媒体服务在制作中往往依然能描绘出美国社会多样化的面貌。尽管如此,剧集版本依然不够成功,原因在于佐伊·卡赞(Zoe Kazan,埃利亚之孙女)的改编版本过于循规蹈矩地复刻小说情节,而未能发展出自己的生命力。在需要思想深度和风格勇气的地方,这里呈现的往往是廉价的拼凑与庸俗的艺术。KAE

»伊甸之东«。

Netflix。

共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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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是个无名小卒,而他则是上帝”

. JOSBERG

车手 罗斯伯格,舒马赫 2012

赛车运动:2016年一级方程式赛车(F1)世界冠军尼科·罗斯伯格(Nico Rosberg)谈论天赋、勤奋、心理战术,以及他作为迈克尔·舒马赫(Michael Schumacher)队友的三年时光。

舒马赫现年57岁,至今仍是德国最成功的赛车手。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赢得了91场大奖赛冠军,七次获得一级方程式世界冠军。2013年底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发生一起滑雪事故后,他隐居在日内瓦湖畔。关于舒马赫对其他德国赛车手的意义,前《镜报》编辑阿尔弗雷德·温齐尔(Alfred Weinzierl)将于下周出版一本书,他多年来一直以记者的身份陪伴这位纪录冠军。在《关于迈克尔·舒马赫和一级方程式中的德国时代》一书中,温齐尔采访了七位在舒马赫之后登上大奖赛舞台并共同创造了一个德国时代的车手:塞巴斯蒂安·维特尔(Sebastian Vettel)、尼科·胡尔肯伯格(Nico Hülkenberg)、海因茨-哈拉尔德·弗伦岑(Heinz-Harald Frentzen)和尼克·海德费尔德(Nick Heidfeld),此外还有拉尔夫·舒马赫(Ralf Schumacher)以及舒马赫的儿子米克(Mick)*。

尼科·罗斯伯格也受益于这场“舒马赫热潮”。但他的视角很特殊:2010年至2012年,他在梅赛德斯车队与舒马赫同队,并于2016年成为这个时代的最后一位德国冠军——在23年间,德国车手曾12次赢得世界冠军。接下来的采访是书中对话章节的删节和编辑版本。

《镜报》:罗斯伯格先生,在您签署2010年梅赛德斯合同几周后,您收到消息称,已经退休三年的迈克尔·舒马赫可能会成为您的队友。当时您是怎么想的?

罗斯伯格:那是极大的震撼!他是史上最伟大的人,是不可触碰的人,是没人能击败的人。太疯狂了,我当时真的被吓到了。这不在我的计划之内。

《镜报》:如果您早知道舒马赫会成为您的同事,您会拒绝梅赛德斯的邀请吗?

罗斯伯格:我不知道。梅赛德斯就是梅赛德斯。而且当时并没有那么多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案。但也许我会婉言谢绝,因为我的父亲会强烈建议我不要去。

《镜报》:您的父亲凯基(Keke)是1982年的一级方程式世界冠军,他不仅是您的经纪人,还曾指导过米卡·哈基宁(Mika Häkkinen)等人。但您怎么知道他会如何反应?

\* 阿尔弗雷德·温齐尔:《关于迈克尔·舒马赫和一级方程式中的德国时代》。Edel Sports出版社;320页;29.90欧元。10月7日出版。

罗斯伯格:当迈克尔确定加盟时,他说:“你必须尽快离开那里。”这就是他的措辞:离开那里,越快越好。

《镜报》:为什么?

罗斯伯格:我的父亲在90年代担任经纪人期间,除了哈基宁,还指导了另一位芬兰人 J. J. 莱托(J. J. Lehto)。莱托在他在一级方程式的职业生涯中,于1994年进入本尼顿车队,成为舒马赫的队友。当时迈克尔已经按照自己的想法在周围构建了整个团队,非常聪明且目标明确。J. J. 甚至不被允许参加工程师会议,他被要求什么都不要知道,被完全排挤在外。我的父亲深受打击,因为他的门生在赛季末被本尼顿解雇,之后在一级方程式再也找不到工作。

《镜报》:您是否认同他的担忧,即成为迈克尔·舒马赫的队友可能会损害职业生涯?

罗斯伯格:与迈克尔相比,我简直是个无名之辈。迈克尔赢得了91场大奖赛,我曾是个无名小卒,而他则是上帝。因此,团队的所有注意力立刻都集中在了舒马赫身上。这种情况严重到,在巴林的第一场比赛前,我们一起参加战略会议。我们的战略主管首先与迈克尔讨论迈克尔的比赛战略。然后,他向迈克尔解释我的战略。我就坐在旁边。我觉得自己根本不存在。我就像在那儿的一团热空气。对于一名年轻车手来说,这种情况当然很困难。

尼科·罗斯伯格(Nico Rosberg,出生于威斯巴登,母亲是德国人,父亲是芬兰人)在遥远的蒙特卡洛通过德国电视,观察着 1990 年代舒马赫热潮的兴起。

《镜报》:您对那段时间有什么回忆?

罗斯伯格:我脑海中还记得迈克尔在霍肯海姆获得 1 次首胜时的画面。体育场里挤满了人,所有人穿着贝内通的蓝色赛车服,欣喜若狂。在我的感知中,整个国家都是舒马赫的粉丝。那个来自凯尔彭的男孩。

《镜报》:舒马赫在同年被评为德国“年度运动员”。这种围绕他个人的狂热是否也影响到了在地中海沿岸长大的您这个德国人?

罗斯伯格:我是 F1 的超级粉丝。但在车手方面,我显然站在米卡·哈基宁(Mika Häkkinen)这一边。哈基宁的成功就是我父亲的成功。而舒马赫是哈基宁的大对手,尤其是从 1998 年起。

《镜报》:六岁时,您得到了 1 辆自己的卡丁车。十岁时,您在周末和父亲一起开着一辆小型房车巡回前往南法各地的卡丁车赛道——并赢得了首批比赛。作为前 F1 世界冠军,您的父亲能给您提供建议吗?

罗斯伯格:坦白说,这行不通。年长的一代从外部提供很多帮助是很困难的。而且,当我的父亲说话时,我也很难听进去。他的批评总是让我感到非常受伤。我希望父亲能为我感到自豪,而不是听到我哪里做得不好。

《镜报》:赛车是您自学成才的吗?

罗斯伯格:是的,完全是自学的。我的父亲在架构、组织和团队组建方面给了我决定性的帮助。而且我一直拥有最好的器材,绝对是最顶尖的。

《镜报》:2001 年底,您转入方程式赛车。次年就成为了 BMW ADAC 方程式赛事的冠军。作为奖励,汽车集团为您安排了一次 BMW-Williams 车队的 F1 赛车测试驾驶。当童年梦想突然变为现实时,感觉如何?

罗斯伯格:那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对我来说简直太疯狂了。我当时 17岁,F1 离现实还如此遥远,然后一名 BMW 的工作人员在台上告诉我,因为获得了冠军,我还赢得了一次 F1 测试机会。开的是 Williams 赛车,那是除法拉利之外的顶尖车队。而且就在这个车队,我父亲在 20 年前成为了世界冠军。

《镜报》:听说您当时跪在了地上,是真的吗?

罗斯伯格:我被震撼了。我把帽子拉到脸上,哭了。

《镜报》:几周后,当您在巴塞罗那赛道上被绑在 Williams 赛车的座椅上时,您感觉如何?

罗斯伯格:肯定有恐惧感。当时的主力车手是拉尔夫·舒马赫(Ralf Schumacher)和胡安·巴勃罗·蒙托亚(Juan Pablo Montoya)。我觉得只有那样的传奇人物才能驾驶这种火箭。我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甚至还没有驾照。我之前开的赛车只有 140 马力,而这个家伙有超过 900 马力。

《镜报》:然后呢?

罗斯伯格:然后我驶出维修区,第一次将 F1 赛车的油门踏板踩到底。那是如此剧烈!你根本无法想象那是怎样的加速度。但随后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件事在我职业生涯中反复出现。

《镜报》: namely?

罗斯伯格:我觉得自己像一条潜入水中的鱼。驾驶这样的赛车对我来说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镜报》:您的父亲和朋友们站在赛道的一处高地上……

罗斯伯格:……他看到威廉姆斯赛车在直道上全速冲下来,然后在最后一个弯道前紧急制动。所有人都以为:蒙托亚在第一圈就要搞砸了。结果再过一个弯,有人说:“不,不,你疯了吗?那是尼科!”我第一圈的比赛有一段视频录像,能听到有人在说“他是不是疯了?”其实当时山坡上的所有人都担心我无法让轮胎达到工作温度,因为我可能会开得太慢而像在磨蹭。但事实并非如此。

《镜报》:想象一下,如果德国没有迈克尔·舒马赫以及他引发的那场热潮,您作为赛车手的职业生涯会变成怎样?

罗斯伯格:就灵感而言,决定性因素是我父亲,而不是舒马赫。因此,我的道路会是一样的。但资助我的职业生涯会变得更困难——因为大部分资金是由德国赞助商提供的。如果没有舒马赫引发的热潮,我父亲肯定必须在我的道路上投入大量资金。而我们谈论的是数百万欧元的金额。

《镜报》:您是什么时候与迈克尔·舒马赫本人相识的?

罗斯伯格:直到我成为他在梅赛德斯的队友时。

《镜报》:与您开头提到的所有顾虑相反,2010年您在19场大奖赛的排位赛中,有14次比迈克尔·舒马赫快。而在正赛结果中,情况同样明显。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您的解释是什么?

罗斯伯格:在经历了四年的F1比赛后,我已经相当成熟,在24、25岁时逐渐进入了最佳年龄。而迈克尔当时已经41岁,且离开赛场三年。他已经无法发挥出100%的状态了。

《镜报》:这三年的停赛是否成了一个问题,因为F1在这段时间里由于新规则而发生了很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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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赛车手罗斯伯格与妻子薇薇安 2025年:“我比较害怕冲突”

罗斯伯格:对于迈克尔来说,测试赛受到如此限制自然是一个劣势。他的一项强项是通过在测试赛中进行艰苦的细节工作来优化一切,而这一点被剥夺了。也可以看出,他在从一场大奖赛到另一场大奖赛、从一种情况到另一种情况的适应上有些吃力。他不再那么稳定。但有时在某些周末,他依然像以前那样出色。

《镜报》:您具体是指什么?

罗斯伯格:例子很多。我记得2012年银石赛一个阴雨绵绵的周末。我在排位赛中看到迈克尔的表现简直不可思议。他没有拿到杆位,仅排第三,因此世界媒体没有给予太高的评价。但我研究了数据,看他是如何操控赛车在湿滑路面上行驶的。简直是世界顶尖水平。

《镜报》:您从数据中读到了什么?

罗斯伯格:他将自己在克尔彭开卡丁车时期习得的一项技术转移到了F1中:他同时操作刹车和油门来平衡赛车。在银石赛的高速弯道中,他也是这么做的。简直像外星人一样,非人类所能及。

《镜报》:统计学家计算出,您在第一年的排位赛中平均速度比舒马赫快。车队对这一事实有任何反应吗?

罗斯伯格:内部的支持有所改善,因为车队知道我将获得大部分积分。但这都是相对的,因为迈克尔依然被视为神。

《镜报》:一个懂得运用心理战术的霸主?

罗斯伯格:当然,没完没了的心理游戏。但并不阴险。更多是在灰色地带,像游戏一样。那是他的天性。

《镜报》:您将其视为体育竞争,还是它影响到了您?

罗斯伯格:简直烦透了。

《镜报》:具体是指什么?

罗斯伯格:在阿布扎比,我早上开车到达赛道,每位车手都有自己的预留车位。迈克尔的车已经停在那儿了,但有两个轮子压在我的车位上,导致我停不进去。而且我认为,在三年的时间里,他在与工程师开会时一次都没有提到过我的名字。从未询问我在某个弯道学到了什么,或者我们尝试了什么样的调校。什么都没有。对于他来说,车库另一侧的我们根本不存在。

《镜报》:您曾称他为“战士”(Warrior)。您是如何应对他的性格的?

罗斯伯格:我试图向他学习一些东西。但像他那样行事并不符合我的天性。我比较倾向于回避冲突。

《镜报》:这种与队友之间冲突的方式是否让您变得更强大了?

罗斯伯格:是的,完全如此。我学习并看到了在体育运动中如何从心理层面去应对,以及当你想在竞争对手面前证明自己时该怎么做。

《镜报》:在与舒马赫共事期间经历的这种“魔鬼训练”,在驾驶技术方面对您有怎样的提升?

罗斯伯格:这种魔鬼训练对我非常有、非常有帮助。通过观察他,我习得了例如如何在单圈中,从一个弯道到下一个弯道充分利用赛车的所有电子辅助系统。他会针对每个弯道单独调整赛车。在他之前,这项运动中没有人这么做过。

《镜报》:您还从他那里学到了什么?

罗斯伯格:他为了在周围建立起一支团队、激励他们并让他们充满热情所付出的努力。迈克尔会为机械师和所有其他员工组织派对。他记录了每个人的生日清单,并且会给每个人打电话祝贺。就是通过这些事情,你才能让整个团队站在你这一边。太出色了。

《镜报》:衡量团队目标来看,您在梅赛德斯的前几年表现令人失望。在第三年终于在舒马赫面前占据上风,这对您意味着什么?

罗斯伯格:这对我的职业生涯至关重要。如果舒马赫排在我前面,那么当刘易斯·汉密尔顿到来时,我就得离开。

采访:阿尔弗雷德·温齐尔(Alfred Weinzierl)

版面报道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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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众运动

行走足球(Walking Football)是一种为那些因身体限制、年龄或体能下降而不再希望或无法奔跑的人设计的足球变体。比赛在行走中进行:至少一只脚必须始终接触地面。禁止身体接触。球必须以较低的轨迹传递。这项保护骨骼的运动于 2011 年在英国诞生,目前在德国也越来越受欢迎。拜仁慕尼黑、云达不莱梅和沙尔克 04 等德甲俱乐部都组建了自己的行走足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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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宏大目标的人,被允许失败

埃斯特·普法伊费尔(Esther Pfeiffer)站在起跑线上,双手叉腰,深吸一口气。随后,在理想的天气条件下,柏林马拉松赛的起跑枪响了。

这位 29 岁的选手带着一个大胆的宣言而来。她想要挑战伊琳娜·米基滕科(Irina Mikitenko)保持的德国马拉松纪录,后者在 2008 年的柏林赛中跑出了 2 小时 19 分 19 秒。普法伊费尔公开且强势地表达了她的目标,让自己处于聚光灯下。不过,从她目前在 10 公里和半程马拉松中的成绩来看,这次尝试并非异想天开。

前几公里的配速达到了打破纪录所需的水平。但在接近 15 公里处,比赛对她来说就结束了,远在马拉松进入决定性阶段之前。普法伊费尔退赛了。她后来表示,自己给自己施加的压力让她感到胃部不适。

埃斯特·普法伊费尔想在柏林马拉松赛上创造一项新的德国纪录。然后她在比赛早期放弃了。尴尬吗?并不如此。

她说自己几乎没睡,紧张感变得过于沉重。

公开宣布此类目标的人,必须接受衡量。在顶尖体育运动中,紧张、睡眠不足以及应对预期是这项工作的一部分。因此可以说,普法伊费尔在此次准备上做得不够充分。但如果在公众的注视下说:“这一天的压力对我来说太大了”,同样展现了一种力量。

设定高目标可能会招致嘲讽,可能会成功,也可能会失败。正因为结果永远不确定,设定目标本身就证明了勇气。而有时,坦诚承认自己的极限同样需要勇气。普法伊费尔做到了这一点。她应该再次尝试挑战纪录。并非因为这次退赛后她需要证明什么,而是因为普法伊费尔相信自己能够实现这个目标。而这才是关键。 J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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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报》(DER SPI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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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人 鲁道夫·奥古斯坦 (Rudolf Augstein, 1923 – 2002)

总编辑部 Dirk Kurbjuweit (V.i.S.d.P.), Thorsten Dörting, Cordula Me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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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 编辑台:Judith

主编 编辑台:Judith Horchert, Barbara Hardinghaus, Alexander Neubacher, Hendrik Ternieden, Oliver Trenkamp, Stefan Weigel。执行编辑:Birger Menke, Bente Kirschstein (执行编辑)。衍生产品负责人:Susanne Weingarten 博士。编辑发展:Matthias Strei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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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主编 负责人:Patricia Dreyer, Malte

Müller-Michaelis, Jörn Sucher, Anselm Waldermann (副职);Melanie Ahlemeier, Philip Bethge 博士, Lisa Erdmann, Kevin Hagen, Björn Hengst, Olaf Kanter, Sabrina Knoll, Nicolai Kwasniewski, Florian Merkel, Charlene Optensteinen, Dominik Peters 博士, Jens Radü 博士, Daniel Raecke, Martin Wo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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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辑部 作者 / 记者

Susanne Beyer (SPIEGEL-Solutions), Anna Clauß, Ullrich Fichtner, Lothar Gorris, Marc Hujer, Stefan Kuzmany, Thomas Schulz, Markus Verbeet 博士

新闻 负责人:Janko Tietz, Benjamin Schulz (副职);Henrik Bahlmann, Anna Ehlebracht, Malte Göbel, Miriam Khan, Charlotte Lüder, Jonas Mielke, Florian Pütz, Sven Scharf, Elisa Schwarze, Kim Staudt, Sebastian Stoll, Anastasia Trenkler, Nadine Wo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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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办公室 负责人:Christoph Hickmann,

Roland Nelles, Maria Fiedler(副)、Marina Kormbaki(副)。编辑部:Sophie Garbe, Florian Gathmann, Milena Hassenkamp, Fabian Hillebrand, Paul Anton Krüger, Ann-Katrin Müller, Andreas Niesmann, Anna Reimann, Jonas Schaible, Christoph Schult, Christian Teevs, Severin Weiland。作者、记者:Deike Diening, Markus Feldenkirchen, Sebastian Fischer, Matthias Gebauer, Konstantin von Hammerstein, Philipp Wittrock。

汉堡政治:Felix Keßler, Marc Röhl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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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负责人:Anke Dürr, Sophia

Schirmer, Marcus Krämer(副)、Guido Mingels(副)、Ansgar Siemens(副)。编辑部:Birte Bredow, Lisa Duhm, Fiona Ehlers, Silke Fokken, Kathrin Fromm, Hubert Gude, Kristin Haug, Levin Kubeth, Annette Langer, Katrin Langhans, Christopher Piltz, Swantje Unterberg, Jens Witte, Jean-Pierre Ziegler。

调查 / 内部安全:Wolf Wiedmann-Schmidt, Astrid Geisler; Susanne Amann, Maik Baumgärtner, Sven Becker, Lukas Eberle, Roman Höfner, Philipp Kollenbroich, Ulrich Kraetzer, Sven Röbel, Fidelius Schmid, Sara Wess。

作者、记者:Jürgen Dahlkamp, Julia Jüttner, Dr. Klaus Wiegrefe。

柏林:Florian Kistler, Juliane Löffler, Hannes Schrader

柏林:Florian Kistler, Juliane Löffler, Hannes Schr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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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 网络世界 负责人:Markus

Brauck, Yasmin El-Sharif, Stefan Kaiser, Cornelia Schmergal, Simon Hage(副)。编辑部:Vicky Bargel, Benjamin Bidder, Michael Brächer, Florian Diekmann, Kristina Gnirke, Max Hoppenstedt Heinrichs(网络世界团队负责人), Henning Jaurnig, Dr. Matthias Kaufmann, Katharina Koerth, Matthias Kremp, Martin U. Müller, Nicola Naber, Alexander Preker, Stefan Schultz, Kim Staudt, Udo Trichtl。作者、记者:Markus Becker, David Böcking, Angela Gruber, Alexander Kühn, Christian Reiermann, Marcel Rosenbach。

柏林:Markus Dettmer, Michael Kröger, Thilo Neumann, Gerald Traufetter(首席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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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负责人:Mathieu von Rohr, Özlem Topçu,

Maximilian Popp(副)、Julia Prosinger(副)、Kurt Stukenberg(副)。编辑部:Mohannad Alkhall Alnajjar, Ann-Dorit Boy, Alexander Chernyshev, Francesco Collini, Georg Fahrion, Katharina Graça Peters, Jan Petter, Jan Puhl, Serafin Reiber, Anna-Sophie Schneider。作者、记者:Alexandra Berlin, Christian Esch, Susanne Koelbl, Katrin Kuntz, Steffen Lüdke, Juliane von Mittelstaedt, Nadia Pantel, Christoph Reuter, Britta Sandberg, Alexander Sarovic, Fritz Schaap

科学 负责人:Julia Merlot, Katja Thimm, Patrick Beuth(副)。编辑部:Marco Evers, Anika Freier, Johann Grolle, Arvid Haitsch, Marc Hasse, Lukas Kissel, Guido Kleinhubbert, Julia Koch, Julia Köppe, Martin Schlak, Nils-Viktor Sorge(出行团队负责人)。作者、记者:Jörg Blech, Maik Großekathöfer, Christoph Seidler, Olaf Stampf, Antje Windmann。

柏林:Susanne Götze, Kerstin Kullmann, Alina Schadwinkel

文化 负责人:Philipp Oehmke, Eva Thöne, Elisa von Hof(副)、Anton Rainer(副)。编辑部:Felix Bayer, Tobias Becker, Christian Buß, Oliver Kaever, Ulrike Knöfel, Carola Padtberg, Katharina Stegelmann。作者、记者:Laura Backes, Andreas Borcholte, Xaver von Cranach, Sebastian Hammelehle, Michail Hengstenberg, Wolfgang Höbel, Enrico Ippolito。

柏林:Lars-Olav Beier, Matern von Boeselager, Tobias Rapp, Jurek Skrobala

记者 负责人:Özlem Gezer, Christoph Scheuermann, Felix Dachsel(副)、Timofey Neshitov(副)。编辑部:Nora Gantenbrink, Sylvie Gühmann, Julia Kopatzki, Jonah Lemm, Dialika Neufeld, Max Polonyi, Cathrin Schmiegel, Jonathan Stock。作者、记者:Frauke Hunfeld, Alexander Os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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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报出版社

Rudolf Augstein GmbH & Co. KG

Ericusspitze 1, 20457 汉堡

[...OMIT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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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负责人:Hauke Goos, Lukas Rilke, Jörn Meyn(副)。编辑部:Peter Ahrens, Matthias Fiedler, Marco Fuchs, Jan Göbel, Nina Golombek, Rishi Hölscher, Benjamin Knaack, Jonas Kraus, Jochen Leffers, Danial Montazeri, Gerhard Pfeil, Jörg Römer, Katherine Rydlink, Tobias Scharnagl, Annika Schultz, Cedric Voigt

编辑开发:Friederike Freiburg, Lena Greiner, Maximilian Rau, Anne Seith。测试:Markus Linden

观点与辩论

负责人:Ralf Neukirch, Katrin Elger(副)。编辑部:Tom Franke, Swantje Karich, Martina Kix(团队负责人), Charlotte Klein, Hannah Pilarczyk

生活

负责人:Ayla Kiran, Frauke Lüpke-Narberhaus, Helene Endres(副), Nike Laurenz(副)。编辑部:Julian Aé, Irene Berres, Antje Blinda, Christopher Bonnen, Franziska Bulban, Markus Deggierich, Tanya Falencyk(Start团队负责人), Helene Flachsenberg, Florian Gontek, Veronika Hackenbroch 博士, Lukas Hildebrand, Katharina Höller, Maren Hoffmann, Maren Keller, Heike Klovert, Eva Lehnen, Heike Le Ker 博士, Philipp Löwe, Benjamin Maack, Franca Quecke, Claudio Rizzello, Marthe Ruddat, Sandra Schulz, Julia Stanek, Markus Sutera, Verena Topper, Nina Weber, Hanna Zobel。作者:Jule Lutteroth, Marianne Wellershoff

历史

负责人:Eva-Maria Schnurr 博士, Felix Bohr 博士(副)。编辑部:Solveig Grothe, Christoph Gunkel, Katja Iken 博士, Frank Patalong, Frederik Seeler, Frank Thadeusz。作者:Rafaela von Bredow

跨媒体

负责人:Carolin Katschak, Anne Martin, Johanna Röhr, Benjamin Braden(副), Aleksandra Janevska(副), Leonie Voss(副)。编辑部:Elena Bock, Fauke Böger, Sven Christian, Dennis Deuermeier(团队负责人), Philipp Dreyer, Benjamin Eckert, Philipp Fackler, Simon Garschhammer, Jannis Große, Birgit Großekathöfer, Janita Hämäläinen, Luca Heisterkamp, Maria Herbst, Olaf Heuser, Kim Höbel, Florian Hofmann, Martin Jäschcke (CvD), Amrei Jöns-Anders (CvD), Lenne Kaffka, Marco Kasang, Andreas Landberg, Fabius Leibrock, Sebastian Maas, Petra Maier, Marius Mestermann(团队负责人), Annina Metz, Jonathan Miske, Julia Parker, Luca Partimo, Fabian Pieper, Rachelle Pouplier, Jerrit Schmidtke, Alexander Schmitt, Mathis Schneider, Dirk Schulze (CvD), Maximilian Sepp, Sandra Sperber, Marie Steffens, Regina Steffens, Martin Sümening (CvD), Christian Weber, Sebastian Wilke, Katharina Zinger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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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娜·弗拉迪 (Marina Vlady)

\*10.5.1938 †24.9.2026

在 50 年代,她是一位明星,先是在法国,随后凭借电影《金发女巫》(Die blonde Hexe) 迅速在国际上成名。在片中,玛丽娜·弗拉迪饰演一名让工程师倾心的森林居民。那时她还是一名青少年,却已显得成熟。作为一对俄罗斯艺术家夫妇的女儿,她以 Catherine Marina de Poliakoff-Baïdaroff 的身份出生在流亡地。“我被训练成一个勇敢的小艺术家,”她曾这样说道。她曾在巴黎歌剧院担任“芭蕾舞童工”,直到她长得太高。于是她转向电影,在意大利与年轻的马塞洛·马斯特罗亚尼合作拍摄。1963 年,玛丽娜·弗拉迪在戛纳获奖,她出演了奥逊·威尔斯的《法斯塔夫》(Falstaff);而在让-吕克·戈达尔的《我知道关于她的两三件事》中,她仅以一个套在头上的泛美航空包形象出现。1967 年,她结识了演员兼歌手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两人于 1970 年在莫斯科结婚。对于弗拉迪而言,这段跨越铁幕的爱情导致了她的事业下滑。1980 年,患有酒精依赖症的维索茨基去世;弗拉迪写了一本书,名为《两个世界之间的爱》。回到法国后,弗拉迪活跃在电影、戏剧和电视领域,并在政治上致力于帮助无家可归者和无证移民 (Sans-Papiers)。玛丽娜·弗拉迪去世时享年 88 岁。FEB

版面报道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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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克哈德·塞伯 (Eckhard Seeber)

\*29.9.1938 †28.9.2026

他出生于图林根,在巴伐利亚长大,曾是联邦国防军的一名伞兵,后来作为司机来到普法尔茨——并在那里于 1962 年遇到了那个他将为其工作 46 年的男人。毫不夸张地说,不仅埃克哈德·塞伯的生活很快被这个男人决定,数百万人的生活亦然,因为那个人就是赫尔穆特·科尔,此后塞伯一直担任他的司机、管家,也是他的朋友。两人共同度过了无数小时,行驶里程约 500 万公里。塞伯后来的名片上写着“联邦总理私人助理”;当科尔想吃火腿面包时,塞伯也会吃一个。两人的信任关系深厚到可以互称“你”,但仅限于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时候。科尔称他为“埃基”(Ecki),而他在公开场合则称对方为“总理先生”。从 2008 年起,科尔的第二任妻子严厉禁止这两个男人接触,而他们曾与叶利钦一起在桑拿房里坐过,在斯里兰卡进行阿育吠陀疗养时幸存于海啸,并与比尔·克林顿一起吃过冰淇淋。塞伯对此心碎不已:“我晚上无法入睡,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我可能做错了什么,”他多年后告诉《Bunte》杂志。他决定接受采访是因为希望科尔能再次联系他。但希望落空了。即便在 77 岁时,这位既活跃又热衷于驾驶的司机仍表示,行驶 1000 公里没有问题,背部体操也不在话下。埃克哈德·塞伯在 88 岁生日的前一天去世。KS

版面报道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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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志

“通过写作,我能与自我保持联系”

作家亚历克莎·亨尼格·冯·朗格(Alexa Hennig von Lange),53岁,讲述她与五个孩子的家庭日常生活

SPIEGEL:亨尼格·冯·朗格女士,您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

亨尼格·冯·朗格:一旦孩子们去上学,我和丈夫都会开始写作。与此同时,他负责处理文书工作和家务。我非常感激他帮我拆开并回复所有的信件——当你有五个孩子时,信件真的非常多。

SPIEGEL:您是否曾觉得自己在母亲这个角色中迷失了自我?

亨尼格·冯·朗格:抱歉,我得笑一下,因为我觉得我写作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通过写作,我能始终与自我保持联系,超越所有角色。尽管如此,我当然也熟悉那种不再拥有个人空间的感觉。但为了感到自由,我并不一定非要出门见朋友。我更倾向于沉思,比如躲进浴室……

SPIEGEL:为什么是那里?

亨尼格·冯·朗格:在那里我可以锁上门,在浴缸边坐五分钟,让自己安静下来。我丈夫把那面墙刷成了非常漂亮的绿色。LBA

请在 SPIEGEL+ 阅读完整采访

版面报道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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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声的阴暗面

佛得角门将沃齐尼亚(Vozinha),40岁,原名若西马尔·若泽·埃沃拉·迪亚斯(Josimar José Évora Dias),正感受到名声的阴暗面。他是足球世界杯上的惊喜英雄:在沃齐尼亚——这位在足球界几乎可称作“圣经年龄”的球员——的强力表现下,佛得角在其他球员的帮助下,与后来的世界冠军西班牙队战平。沃齐尼亚在 Instagram 上的粉丝数一度从 50.000 增长到 29 百万以上。现在,沃齐尼亚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他失去了宁静与平和:“如果要在我现在的生活和以前的生活之间做选择,我会选择以前的生活,”他在接受英国《观察家报》(The Observer)采访时说道。“每当我走进餐厅,总有人想和我拍照或请求我签名,”他说。他的母亲每天都会收到粉丝的拜访。沃齐尼亚表示,他的父母必须学会设定界限。“我不在那里,所以无法帮他们。” HBA

版面报道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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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工

小说是否很快需要一个“100 Prozent human”的质量认证标志?法国作家维吉妮·德斯庞特(Virginie Despentes),57,恐怕不会对此签字。这位《干我吧》(Baise-moi,1994)的作者向来热衷于让法国社会审视自身,此次她在关于加拿大-海地作家特利森·奥雷利安(Thélyson Orélien)的争论中发表了看法,从而激怒了后者的批评者。奥雷利安被指控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写成了小说《要么如此,要么死亡》(Es war das oder sterben)。这一指控来自社交网络 X 的一个匿名账号,并以 AI 检测器“Pangram”的分析结果作为证据。此前,该书曾获得赞誉并被提名多个文学奖项。奥雷利安否认了这些指控。德斯庞特在一次电视采访中为这位作者辩护:“奥雷利安不需要证明自己。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写作。”她对 AI 检测器不以为然,认为目前其结果不能被完全信赖。她表示很喜欢这部小说,其中包含许多鲜明的句子,“一种让人很容易沉浸其中的诗意”。与此同时,德斯庞特明确表示,AI 早已侵入她作为作家的日常生活,只不过是以不请自来的客人的身份。“只要我打开屏幕,在 Word 中,在 Google 中,无需我的同意,它就在那里,”德斯庞特说道。软件不断向她建议润色措辞,这让她感到疲惫,甚至觉得受到了伤害。她的对策是:重新开始手写。PE

靠这个能生活吗?

版面报道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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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练习

一名男子难以置信地盯着手机——然后开始与他所看到的那些胡言乱语展开对话。他暂停片段,用自己的论据进行插话,然后再次播放:“继续说!”通过这些话语练习和日常生活的片段,在网络上自称 Bogoku 的 Bogo Ku 仅在 Instagram 上就拥有 676.000 名听众。他严厉但尊重。他的诀窍是:“我试图评判所说的话,而不是评判话语背后的那个人。”这样就不会让“每一次分歧都立刻变成阵营之战”。他认为“现在很多人已经对此厌倦了”。这位 25 岁的青年来自本斯海姆(Bensheim),曾学习电工专业,并在三年前辞职。他可以通过讨论维持生计。FRA

愤怒的邀请

英国女演员弗洛伦斯·普尤(Florence Pugh),30岁,要求男性提供更多的团结支持。在一篇详尽的 Instagram 帖子中,她就美国纽约州康奈尔大学一起涉嫌强奸的案件发表了看法。普尤批评了许多男性在辩论中的行为并质问:“如果在这样的时刻,你们中这么多人保持沉默,你们怎么能指望我们相信‘并非所有男人都这样’?”普尤指的是一起涉嫌集体强奸的案件,该案据称发生在 2024 年 11 月的学生会“Chi Phi”宿舍内。一名女学生证称,社团成员给她下药并在数小时内对其强奸。涉嫌受害者的律师现在透露,尽管她报了案,但并未启动调查。在七名被告中,只有两人被大学开除。负责的检察官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受害者当时向校园警察表示,其行为是自愿且经同意的。事件发生后,受影响的学生离开了康奈尔大学。现在,她对前大学和涉嫌加害者提起私人诉讼。检察机关宣布将重新审查此案。普尤要求,那些保护加害者且仅给予轻微处罚的人也应受到谴责。她向所有其他男性呼吁:“请为我们感到愤怒。”KLK

我们的评论员

版面报道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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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来信

“读者可以形成自己的观点”

来自因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的读者兼社民党(SPD)成员布里吉特·谢尔恩胡贝尔(Brigitte Schellnhuber)通过《镜报》调解机制了解到,在第 39 期关于“我们如何报道一个将我们视为敌人的政党?”的报道中,《镜报》不发表与德国选择党(AfD)政治人物的逐字采访。她认为这不对。编辑苏珊娜·拜尔(Susanne Beyer)给她打了电话。

《镜报》:谢尔恩胡贝尔女士,您认为《镜报》应该发表与德国选择党(AfD)政治人物的逐字采访。为什么?

谢尔恩胡贝尔:我认为读者得到了良好的信息且兴趣广泛。如果现在一名德国选择党(AfD)的政治人物在《镜报》的访谈中发表了令人质疑的言论,读者可以据此形成自己的观点。

《镜报》:您不担心这会给虚假信息提供平台吗?

谢尔恩胡贝尔:不。记者应该对他们的读者有更多信心。他们不应该代替读者思考。而且,如果一名德国选择党(AfD)的政治人物成为了州长,就像现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可能发生的那样,那么发表此类采访将是不可避免的。你们对其他政党的代表也是这么做的。顺便说一句:我在这里的观点与我的党派政治偏好无关。

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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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词滥调的翻版

第 40 / 2026 期封面标题:男人在右,女人在左

我对这篇思考深刻且调研充分的封面文章表示最深切的敬意。我的愿望是,我们所有人——无论男女——都能审视自身,并思考我们如何才能克服偏见,重新找回彼此。

卢茨·亚历山大(Lutz Alexander),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什么时候男人才算男人?赫伯特·格勒内迈尔(Herbert Grönemeyer)的歌词中所包含的信息量,比这篇翻炒陈词滥调、迎合德国选择党(AfD)胡言乱语的《镜报》封面文章要多得多。

哈拉尔德·杜邦(Harald Dupont),埃特林根(巴伐利亚州)

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选择左翼和德国选择党(AfD)?因为他们已经厌倦了父辈那一代的建制派政党,厌倦了目前那些在经济上已为自己生活做好保障,却不认真对待年轻人的忧虑和困境的中间派政治人物。那些找不到工作、付不起房租的年轻人,现在却要被重新征召服兵役。一旦爆发战争,他们就被认为足够合格,可以用生命去捍卫德国。老人终将死去,而年轻人想要生活。拆掉防火墙,摒弃敌对形象,停止在军备上的无谓投资。转向政治谈判,转向与政见不同者进行思想交流,转向在气候问题上寻求共同解决方案。转向生活!

乌特·拉滕多夫(Ute Latendorf),布克斯特胡德(下萨克森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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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直是胡说八道!

第 39 / 2026 期社论:

左翼提出了正确的问题,

但给出了错误的答案

天哪。先是封面图搞砸了的惨剧,现在又是关于马克思的完全乱搞。作者基于那些被反复翻出的二手文献中陈旧的所谓智慧,得出了过去 FDP(自民党)党代会上早已为人熟知的口号。相反,如果阅读卡尔·马克思的原著,你会感觉到这个男人就生活在此时此刻。我强烈推荐!

诺伯特·乌姆兰特(Norbert Umlandt),施罗茨贝格(巴登-符腾堡州)

为什么一篇在新闻专业水准上如此低劣的文章被称作“社论”而不是“评论”?将东德的独裁政权与马姆达尼(Mamdani)及左翼进行比较,是众多错误中的第一个。这篇文章充斥着稻草人谬误。谁要求将德国的 257 位亿万富翁完全没收财产,并为此让所有其他人免税?没有人。同样,也没有广大群众要求引入类似东德的情况。联邦共和国的经济状况要好得多,因此国家有资金来维护住房。作者与其只是谩骂,不如提出解决方案。除了改革遗产税这个模糊的建议外,他在这一点上完全交了白卷。

卢卡·齐默曼(Luca Zimmermann),曼海姆

马克思关于经济及其结构对社会制度起决定性作用,而非少数领导者的想法起决定作用的分析,如今看来已经得到了认可。然而,他通过没收生产资料来实现平等的建议则并未被证明有效。因此,马姆达尼和埃拉尔普(Eralp)都不希望没收所有富人的财产并将其平均分配给所有人。以前我经常听到,谁支持气候保护,谁就想让我们重新回到树上生活。通过主张对方从未想要的事情来嘲笑持不同政见的人:幸运的是,这种对话水平已经有所提高。可惜并非在所有领域,也并非在所有地方。

阿尔布雷希特·安松(Albrecht Ansohn),波茨坦

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这篇文章也仅仅是为了转移注意力,而避开了对社会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仅在德国就有 250 位——超级富有的亿万富翁还没有最终根据宪法规定的税收公正原则被追责?”这些人拥有的财富不应被摧毁,但他们应当像所有其他公民一样,承担相同的百分比负担以造福公众。这包括税务机关堵住税收漏洞,并能全面追究被揭发的税务违法行为。对此,尤其需要的是人事政策的调整。

阿尔弗雷德·塞贝尔(Alfred Sebbel),阿恩塔尔(黑森州)

克里斯蒂安·赖尔曼(Christian Reiermann)写道,企业家凭着高尚的精神创造了此前不属于任何人的新事物。简直是胡说八道!他们为此利用了属于公众所有的空气、水和原材料,而没有为此支付合理的费用。甚至企业的能源消耗也是由所有纳税人资助的。他们需要完善的基础设施,而这主要由工人和雇员的税款支付。最后,如果没有员工,他们也将完全陷入绝境。克里斯蒂安·赖尔曼关于激进掠夺资本主义的乌托邦,无论如何都比以往任何一次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尝试要糟糕得多。不过,作者也认为“关闭富人漏洞的遗产税改革”更有价值且值得期待。这还让人抱有一丝希望。

沃尔夫冈·施密特(Wolfgang Schmidt),拉格 / 利珀(北威州)

即便社论仅代表一种观点,也不应宣传如此明显的谬论,例如“在理论和实践中,没有什么比卡尔·马克思的思想被更彻底地反驳了”。如果经济编辑部允许作者发表此类言论,这让人怀疑他们的经济专业能力。

贝尔恩德·冯·奥斯特罗夫斯基,汉堡

版面报道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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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在某种程度上都有道理

第 39 / 2026 期 安-卡特琳·穆勒(Ann-Katrin Müller)和勒内·普菲斯特(René Pfister)同事在《镜报》调解栏目中的讨论

这是一次极出色的《镜报》调解,我带着极大的兴趣和深思阅读了它(顺便提一下,我也阅读了第 35 / 2026 期中《人们大概仍被允许这样说》的相关文章)。然而,当普菲斯特先生说 AfD(德国选择党)是目前德国最成功的政党时,请不要忽视,这纯粹是一种定量分析,因此是非常肤浅的观察。这个政党至今取得了什么成就?这些政治宗派主义者到目前为止在哪些方面证明了他们能够真正解决我国迫在眉睫的问题,并让德国重回成功之路?人们

慕尼黑将成为德国奥运申办城市——这是一个好的选择吗?

您每天都可以在 SPIEGEL.de 的辩论板块讨论当前的问题。以下是精选并删减后的回答:

版面报道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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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慕尼黑拥有奥林匹克公园和体育场馆等卓越的基础设施。这座城市很美,距离短,人们对这样的大型活动持开放态度。”

米尔科·诺瓦克(Mirko Novák)

版面报道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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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鲁尔区’本应获得机会来证明德国能够实现结构转型。而每个人都知道慕尼黑是一个成功的旅游和经济中心。”

马库斯·巴托洛梅乌斯(Markus Bartholomäus)

您也可以通过数字化方式表达

您的观点——

在 SPIEGEL 辩论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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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热线

《镜报》应该更多地关注哪个话题?哪些内容迫切需要报道?请写信至:draht@spiegel.de 或邮寄至:DER SPIEGEL / Draht, Ericusspitze 1, 20457 Hamburg

版面报道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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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HLSPIEGEL(荒诞之镜)

杜塞尔多夫一辆有轨电车内,一个撒砂容器上的标签:

沙尔博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一个足球场上的标牌:

沙尔博茨社区

足球场

摘自《基尔新闻》(Kieler Nachrichten):

总理府支持 Rader 高架桥

摘自《西德意志报》(WAZ):

“这一建议来自博物馆由 7 人组成的咨询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来自多特蒙德社会各界的 8 人组成。”

科隆一家殡仪馆内的指示牌:

摘自《美因回声报》(Main-Echo):

“该车时速高达 170 公里。最终车辆驶离道路,驾驶员在没有反抗的情况下被逮捕。”

Magenta TV 上的流媒体推荐:

WAGENKNECHT(瓦根克内希特)

Prime Video

萨拉·瓦根克内希特的日程表已经排得满满当当。关于这位受欢迎的左翼政治人物工作日的记录。

6.2 • FSK 0 • 纪录片 • 2020 • 1 Std. 40 Min.

由读者投稿。请将您的建议发送至:hohlspiegel@spiegel.de

认识克劳泽,那些旨在实现希特勒主义并与波尔特遗孀相结合的倒退想法(“她特别痴迷于 / 当那些东西被重新加热时”)。但称其为“德国最成功的政党”?这种卑躬屈膝的行为绝不可接受,尊敬的普菲斯特先生。

埃克哈特·博尔格,柏林

这本可以成为一篇关于一个迷人话题的优秀文章。遗憾的是,它是按照“面向解决方案的新闻业”格式构建的。这种做法显得极其僵硬,是一种理论上的幻想,旨在让两名辩论者在寻找解决方案的掩护下,彼此附和。这并不能让读者感到更快乐,我也怀疑辩论者是否能从中获得良好的感觉。而且它没有提供真正的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和谐化,甚至趋同化或将其简化为单一基准,并不能促成优秀的新闻业。请给讨论参与者必要的空间,让他们做自己!他们讨论得越激烈,事实和真相就越容易显现。直接“说出事实”以及“客观描述现实而不偏袒”有什么错吗?

雷蒙德·范·戴克,埃德格姆(比利时)

感谢穆勒和普菲斯特两位同事关于 AfD 报道的对话;在我们《希尔德斯海姆通用报》中,我也负责地方政治,这一话题同样给我们带来了挑战。尽管《镜报》并没有真正提供在结尾小标题中预告的“解决方案”:但通过了解同事们的想法,缓解了我自己在处理 AfD 问题时的不安和无力感。因为事实上,两位同事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正确的。莱纳·布雷达,希尔德斯海姆

版面报道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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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的真相

第 39 / 2026 期 新书《奥格斯坦:一个德国人的生活》披露了《镜报》曾雇佣前纳粹分子的情况

我们现在应该称赞《镜报》将这段对该杂志而言极其不光彩的篇章——至少是部分内容——自行公开,还是应该因为其时机太晚而责备它?毕竟传记的作者马丁·多里(Martin Doerry)和豪克·詹森(Hauke Janssen)本人曾在该出版社担任要职数十年。奥格斯坦在杂志创刊初期以毫无顾忌的态度起用前纳粹党(NSDAP)成员,这一点恐怕不仅仅是作者们所知。无论如何,阅读此书令人作呕,奥格斯坦的丰碑正剧烈摇晃。但无论如何——迟到总比不到好。

汉斯-迪特尔·沙布拉姆(Hans-Dieter Schabram),柏林

尽管在任何时候揭露纳粹过去都是好事,但在德国,这通常发生在加害者成为生物学意义上的牺牲品(去世)之后。这种迟到的真相揭露是廉价的。《镜报》在这一点上并不比那些直到反思的勇气不再产生任何金钱或道德成本,反而能带来名声收益时才敢于面对的人强:比如联邦最高法院、外交部、联邦刑事局、联邦情报局,以及许多企业和机构。

克里斯蒂安·冯·迪特富特(Christian von Ditfurth),作家,柏林

读者来信请发送至:

leserbriefe@spiegel.de

编辑部保留对读者来信进行删减、以数字化形式发布并在 SPIEGEL.de 存档的权利。

家庭相册

版面报道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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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是水手星期日》

《镜报》读者,来自汉堡的 71 岁老人赫尔曼·居尔德纳(Hermann Güldener),学生时代曾作为实习生随货轮前往纽约。

“我从小就经常去汉堡港。我的父亲是一名水手。在我两岁时,他在一次机舱爆炸事故中丧生。他死在特拉华州海域。我对他没有记忆,但继承了他对航海的痴迷。我想探索世界,成为一名船长!16 岁那年,我在暑假期间受雇于一家航运公司。我被聘为‘玛格丽特·博尔滕’号(Margarethe Bolten)的甲板勤务员,这艘船负责将大众甲壳虫汽车运往美国。

我是最年轻的,与厨师长共用一间舱室。早上六点我就得在厨房待命。我的任务包括洗碗、切菜和削皮。锅子在炉子上按固定网格摆放,以免在海浪颠簸时翻倒。我们每天做三顿热餐。经常是土豆或豆子配牛排。有一次我不小心被锁在了冷藏室里,必须在半截牛尸之间摸索着寻找出口。周四是水手星期日,那天有‘随心点单的鸡蛋’和蛋糕。酒精和香烟得自费购买。

午饭后我有两小时的休息时间。我会走到驾驶台,请人向我解释一切。那张我在舵轮前的照片就是那样拍的。那时我是一个不自信、内向的男孩,但被大家接纳了。偶尔会有海豚和鲸鱼在船边出现。晚上男人们会打牌。水手们是一类特殊的人,说话直截了当。当他们讲述关于女人的故事时,有时会让我羞红了脸。

十天后,纽约的轮廓终于在地平线上显现。那真是太震撼了!经过巴尔的摩(我们在那里用煤炭填满货舱)后,我们返回德国。后来我接受了航海培训,在世界各地航行了数年,包括上海、达累斯萨拉姆以及巴拿马运河。当集装箱船取代散货船时,这个职业对我失去了吸引力,于是我成了一名物理学家。尽管如此,七十年代在海上的那些年依然是我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记录员:佐伊·卡默曼(Zoé Kammermann)

优雅

老去的

艺术

DVA

我想从娜娜·穆斯库里(Nana Mouskouri)、托马斯·戈特沙尔克(Thomas Gottschalk)和我的母亲身上学习什么——以及我不想学习什么

SPIEGEL

图书出版社

288 页 · 精装 · 22,00 €

亦有电子书版本。

我们如何与衰老达成和解?亚历山大·库恩(Alexander Kühn)探讨了这个问题,并采访了包括名人及普通人在内的多位人士——其中有娜娜·穆斯库里、托马斯·戈特沙尔克、YouTuber Rezo,以及一名跨性别女性和一名面包房大师。他想从他们身上学习什么,以及不想学习什么,他将这些分享给所有像他一样已经开始变老的人。

“这本书让我有了变老的欲望……啊不对,我已经老了。”

奥托·瓦尔克斯(Otto Waalkes)

您是否也有一张照片,想要向我们讲述其中的故事?

请发送至:familienalbum@spiegel.de

SPIEGEL

图书出版社

版面报道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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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我丈夫再也撑不下去为止”

数月以来,阿西亚和奥克泰·乌尊(Asya and Oktay Uzun)几乎每天都在他们已故儿子在汉堡开设的小餐馆里哀悼。随后,他们决定重新开业。

Eva Lehnen / DER SPIEGEL

乌尊夫妇:

“你们一定要继续下去!”

《镜报》:乌尊夫人,乌尊先生,今年年初,您的儿子岑吉兹(Cengiz)因癌症并发症去世,年仅 36 岁——在汉堡,感觉整个街区都在与你们一同哀悼这位“奥滕森的魔术师”,也就是 Lily of the Valley 餐馆著名的店主。几周前,你们重新开设了这家岑吉兹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小餐馆。为什么这么做?

奥克泰·乌尊:自从他 1 月去世以来,几乎没有一天是我们没去这家关闭的 Lily of the Valley 的。在这 25 平方米的空间里,我们能感受到岑吉兹的灵魂。没有其他任何地方能让我们如此接近儿子。

阿西亚·乌尊: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很多想念 Lily 的顾客来找我们。岑吉兹的朋友们,包括他两个儿子的母亲,以及岑吉兹的未婚妻,所有人都说:你们一定要继续下去!他们与房东沟通,翻修了餐馆,并分摊了所有任务。真是太棒的人了。单靠我们自己绝对无法完成。我丈夫只需要负责烹饪。他 63 岁,我 60 岁。遗憾的是,我的健康状况不太好。

《镜报》:乌尊先生,您非常熟悉餐馆里那个狭小的厨房。许多深受顾客喜爱的纯素和素食食谱都出自您之手。重新投入工作对您有帮助吗?

奥克泰·乌尊:每一个锅子、每一个碗都承载着回忆。岑吉兹在 2017 年开设了这家餐馆。当时,纯素和素食料理还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我们经常一起钻进厨房,尝试岑吉兹对菜单那些疯狂的想法:“爸爸,你觉得这个可行吗?”然后我们就一起开始尝试。在厨房里,我现在甚至还不敢触碰所有的东西。

阿西亚·乌尊:岑吉兹总是替我们一起做梦。我们之间的关系如此亲密。生活仍在继续,这简直让人难以忍受。我们尝试一步步向前走。您看到墙那边那张大照片了吗?

《镜报》:那是一张度假照,照片里的岑吉兹在罗马。他站在斗兽场前,怀里抱着儿子。

阿西亚·乌尊:那是去年秋季假期拍的。他当时是一位如此自豪的父亲。

《镜报》:您的儿子直到去世前不久一直对你们隐瞒病情。您能理解这个决定吗?

阿西亚·乌尊:作为母亲,我的心无法理解。但如果从客观角度看,我知道他是出于爱才这样决定。岑吉兹在去年 4 月得到了诊断结果——肺癌,4 期。他严禁所有知情者,包括他的医生,向我们透露他的病情。他想保护我们,他想康复。12 月,当岑吉兹的情况突然恶化时,他的前伴侣告诉了我们真相。

奥克泰·乌尊:在他去世前的那天晚上,我们还在重症监护室一起做体操。岑吉兹希望第二天能吃到一份手工制作的牧羊人沙拉。第二天早晨,他睡去了。我们和他的未婚妻当时都在他身边。

阿西亚·乌尊:一百多位朋友来到了医院。院牧说他从未见过这种情况。好几百人参加了他的葬礼。我不知道岑吉兹是怎么做到的,他对这么多人意味着这么多。有时我觉得,他不是活了一辈子,而是活了三辈子。

奥克塔伊·乌尊:我经常去岑吉兹的坟前,告诉他 Lily 餐厅以及他的另外两家店里发生了什么。在坟前我可以尽情哭泣。我想按照岑吉兹的意愿把 Lily 继续经营下去。对他来说,分量充足、让客人们真正吃饱回家一直至关重要。我也会这样继续经营。

亚西亚·乌尊:岑吉兹的一些客人因为没钱而可以免费用餐。这一点也将保持不变。如果岑吉兹看到我们为了他而继续坚持,他一定会感到自豪。

《镜报》: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关于哀悼,您学到了什么?

亚西亚·乌尊:思念和渴望变得越来越强烈。我尽量花更多时间陪伴我的两个孙辈。我们觉得自己是他们与父亲之间的纽带。我最大的恐惧是,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他们可能会忘记他们的父亲。我们会继续经营这家小餐馆,直到我丈夫无法支撑为止。之后,我们会把它交给朋友们。岑吉兹全部的爱,都留在 Lily 这里。

版面报道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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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报道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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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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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

异性恋宿命论(Heterofatalismus)

乔恩·巴蒂斯特(Jon Batiste)

一次性发行三张

专辑

瓦莱里娅·戈尔德耶夫(Valeria Gordeev)

透露她的

写作习惯

“混蛋对抗非混蛋”

犯罪小说作家塔娜·弗伦奇(Tana French)论真正重要的差异

版面报道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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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会我们什么

贾斯敏·勒希纳(JASMIN LÖRCH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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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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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娜·弗伦奇(Tana French)

版面报道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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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

专栏:套路

卡罗琳·瓦尔(Caroline Wahl)的书是如何运作的?

版面报道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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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

马雷克·法尔维克尔(Mareike Fallwickl)S.8

她的书是女性主义经典。

在她的最新作品中,她致力于探讨

异性恋宿命论现象。

书桌访谈...

瓦莱里娅·戈尔德耶夫(Valeria Gordeev)。作者透露她的写作习惯。

S.10

她是爱尔兰犯罪文学女王。但实际上她并不写犯罪小说——而且她本人也不是爱尔兰人。

新书 S.12

一个关于柏林的爱情故事和一部现代故乡小说

硬壳书畅销榜 S.14, S. 16

本期作者:S.15

汉娜·海夫纳(Hannah Häffner)

版面报道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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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推理小说的推理小说

纯文学 Tana French 创作了极佳的惊悚小说,这些作品几乎不需要警察——在她的书中,一个人是成为凶手还是成为侦查员,取决于具体情况。

阿德纳凯尔蒂(Ardnakelty)这个村庄并不关心真相。阿德纳凯尔蒂寻找的是那个最契合所有其他故事、最不引起不安且能让权势者安稳地生活在其中的版本,这个虚构的爱尔兰西部村庄的居民们世世代代都在讲述这样的故事。在汤米·莫伊尼汉(Tommy Moynihan)——这个“当地的自大狂”——的准儿媳拉切尔·霍洛汉(Rachel Holohan)死亡的案例中,这样的故事会是一场悲剧性的意外。

然而,就在这名年轻女性被退休警察卡尔(Cal)及其邻居从河中救起几个小时后,关于自杀和谋杀的传闻便四处飞扬:拉切尔的男友尤金·莫伊尼汉(Eugene Moynihan)隐藏了什么?为什么拉切尔在死前恰恰在卡尔的未婚妻莉娜(Lena)那里,尽管这两个女人几乎互不相识?而莫伊尼汉家族不断购买那些他们根本无用武之地的土地又是怎么回事?

随着现已在德国出版的小说《如夜之河》(Wie ein Fluss durch Nacht),作家 Tana French 为她关于美国前警察卡尔·胡珀(Cal Hooper)的三部曲画上了句号。卡尔在爱尔兰的荒郊野外寻找平静与明确,却一无所获。在创作了销量百万册的都柏林谋杀局系列以及广受赞誉的惊悚小说《黑暗花园》(Der dunkle Garten)后,French 成为了最成功的英语作家之一。她屡次被誉为爱尔兰犯罪文学女王,尽管人们完全可以就她的书是否真的属于推理小说——以及她本人是否真的是爱尔兰人——展开争论。

“我的书是爱尔兰式的,”在都柏林的威斯布里酒店(Westbury Hotel)喝茶时,她这样回答这个问题。自从 30 多年前在三一学院学习英语和戏剧以来,她就一直住在爱尔兰首都。她出生在美国佛蒙特州,在意大利、爱尔兰、美国和马拉维长大,因为她的父亲从事发展援助工作。她将自己定义为“第三文化儿童”,但现在也认为自己“最接近爱尔兰人”。

French 表示,由于童年时期频繁搬家,她习惯了必须不断适应新文化并识别社区的非正式规则。人们之间保持多少距离,开什么样的玩笑,讽刺是如何运作的:那些一直与同样的人住在同一个地方的人,对这些细微差别地感知程度,就像鱼感知它们游其中的水一样低。

相比之下,Tana French 能够写出大师级的酒吧对话,在这些对话中,卡尔·胡珀和他的邻居们互相贬低,由此讲述这个美国人在多年后终于被爱尔兰农民所接纳的故事。

书中的所有主角——前警察卡尔、他的未婚妻莉娜以及莉娜的养女特雷(Trey)——都处于某种内部与外部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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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的所有主角都在这个村庄扑朔迷离的人际关系网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他们在村庄扑朔迷离的人际关系网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卡尔(Cal)因为是外来者而成了局外人。特雷(Trey)来自一个被邻居视为人渣的家庭。而出生并成长在这个村庄的莉娜(Lena),则因为不想与所有的故事、传闻和阴谋扯上关系而自我孤立。在三部曲的进程中,他们三人都意识到:这样做行不通。

因为这些书中最强大的主角并非那个渴望成为中心、富有且爱吹牛的工厂员工汤米·莫伊尼汉(Tommy Moynihan),而是阿德纳凯尔蒂(Ardnakelty)。这个村庄。作者赋予了它独特的性格,仿佛它是一个独立的生物,而不仅仅是个体组成的共同体——而且村庄的需求并不等同于其居民需求的总和。

在瑞秋·霍洛汉(Rachel Holohan)离奇死亡后不久,关于爱尔兰警方是这样描述的:“对于 Garda(爱尔兰警察局)来说,阿德纳凯尔蒂不值得花时间。人们会在官方调查的阴影下进行自己的私下调查,就像在现代道路的乱麻之下延伸的古老路径和走廊一样谨慎且隐秘;人们会得出自己的结论,并亲手执行正义。[...] 社区需要一个替罪羊,并会对相关人员予以严惩。”

尽管塔娜·弗伦奇(Tana French)的作品超脱于此类分类,但《如夜之河》(Wie ein Fluss in Nacht)仍会被摆在书店的犯罪小说区。已经有无数篇呼吁打破类型界限、不再区分纯文学与文学、犯罪小说与小说的文章被写出。许多书籍已经冲破了这些标签。然而,每一本新书依然会被出版社、书商和评论家贴上标签。面对每年 70,000 本新书,如果不这样分类,又怎么能选出下一本阅读的书籍呢?

当她的主角还是男女警察时,塔娜·弗伦奇的书就已经同时是惊悚小说、长篇小说和心理性格研究。但由于她渐渐觉得,采取那些依靠警徽、搜查令 DNA 分析来在混乱中建立秩序的人的视角变得乏味,于是她创造了卡尔·胡珀(Cal Hooper),一个用她的话说,“没有任何道具(Props)的调查员”,也就是说没有装备。在叙事上,她参考了像拉里·麦克默特里(Larry McMurtry)的《远行》(Weg in die Wildnis)这样的西部片经典。她说:“我让我的

塔娜·弗伦奇:《如夜之河》。

S. Fischer 出版社;

553 页;26 欧元。

犯罪小说软件运行在西部片硬件上。”

卡尔·胡珀是一个行动派,拥有一个虽然古怪但绝不妥协的道德指南针。尽管他不想在阿德纳凯尔蒂扮演助理警长的角色,但他发现自己陷入了这个角色之中。

在她看来,许多经典的西部片主题非常适合爱尔兰。塔娜·弗伦奇列举道:一种强迫人类适应其节奏的自然;一个自行制定规则且不承认远方城市政治家权威的共同体;一种传统生活方式的缓慢崩塌。

作者认为,爱尔兰与欧洲其他地区的区别尤其在于其至今仍受殖民化影响的心态。“这个国家似乎总是需要一个最高统治者。在经历了 700 年的英国统治后,它又任由天主教会地欺压。现在我们又在向大型科技公司低头。”她以此暗示,许多国际公司因为具有吸引力的税收和数据保护法而将总部设在爱尔兰。这些公司运营的巨型数据中心威胁到了该国西部地区的农民生活方式。

塔娜·弗伦奇(Tana French)在三个小时的交谈中始终能说出极具引用价值的句子,即便访谈转入闲聊,讨论起顺势疗法、新冠疫情或青少年的教育问题也是如此。在漫步于圣斯蒂芬绿地花园(St. Stephens Green Garden)期间,对话触及了这些以及其他话题。

这位作家观察到,城市里的人和乡村里的人在孤独的方式上有所不同。在城市中,人们可以选择自己的社交圈,邻居并不必然成为其中一部分,这可能会让人感到孤独。她说:“但在像阿德纳凯尔蒂(Ardnakelty)这样的村庄里,人们无法避开彼此,每个人都与每个人有接触。但这可能导致没有人谈论真正重要的事情。”总的来说,她认为西方社会所谓的分裂不过是转移注意力的手段。“城市对立乡村,男性对立女性,本地人对立移民,这些所谓的冲突掩盖了真正的分界线:混蛋与非混蛋之间的分界线。”

这听起来起初很有道理。但如果想在她的书里找到这条分界线,也会很困难。相关的问题通常不在于谁杀了人,而在于为什么。弗伦奇在数百页的篇幅中探索人物的内心冲突。她说:“我写的是那些本质上并不邪恶、不想成为加害者的人。他们陷入了一种境地,认为杀死另一个人的恐怖行为是他们最好的选择,甚至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她认为,作为作家的职责就是理解她的角色。“我不能审判他们,否则就相当于作弊。我对我的角色负有责任,必须相信他们及其视角。”

正是这种甚至对凶手也持有共情的能力,使得塔娜·弗伦奇的小说如此特别。在许多其他畅销推理小说中,凶手通常是极度邪恶的连环杀手。而在虚构的阿德纳凯尔蒂村,每个人同时既是调查者、受害者,也是嫌疑人;即便最终得知谁是凶手,人们依然拒绝给出简单的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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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对杀手也持有同理心,这使得塔娜·弗伦奇(Tana French)的小说如此特别。

人们有时说,小说作者要么是“建筑师”,要么是“园丁”。有些人会完整地规划整个情节,在写下第一个句子之前就知道书如何结尾。而有些人则先构思角色,在写作过程中才发现这些角色将如何发展。塔娜·弗伦奇不知道这个类比,但她立即表示:“我是一个园丁。”

她的第一本书就这样在 2007 年诞生了。当时她是一名剧院演员,令人兴奋的演出机会与长达数周甚至数月的空窗期交替出现。“那时我想,也许我可以试着写一个场景。”然后她又写了一个,接着又一个,又一个。“演戏没法支付账单,”这位 53 岁的作者如今说道。她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因为追求财务稳定性而开始写作的人。最终的作品是《坟墓之绿》(Grabesgrün),这部小说刚刚被《纽约时报》(NYT)评为 21. 世纪 50 部最佳惊悚小说之一。这是该六部曲系列的开篇——在《纽约时报》的名单上,塔娜·弗伦奇共有四本书入选,比任何其他作者都多。

这个关于都柏林谋杀调查组的早期系列之新颖之处在于:弗伦奇并不执着于单一的侦探,也不依赖于读者对该侦探的婚姻危机或酗酒问题的兴趣来吸引他们阅读下一本或下下本。相反,每本书都是从一名不同警察(男性或女性)的视角编写的。背景保持不变,改变的只是观察方向,当然,与此同时会有一个新案件,弗伦奇将案件与新第一人称叙述者的生活经历和内心冲突优雅地交织在一起。

前一卷中令人厌烦的配角突然变成了主角,反之亦然,读者越来越难以理清自己的好恶。这正是塔娜·弗伦奇想要实现的。在她看来,这正是艺术的任务:让人意识到其他人感知世界的方式截然不同。“我们所有人都是自己故事中不可靠的叙述者,”她说。

但如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权威者无话可说,而真相处于流动之中:那么谁拥有权力去惩罚拉切尔(Rachel)之死?

在不剧透卡尔-胡珀(Cal-Hooper)三部曲结局的情况下,奇幻系列剧《权力的游戏》中的一个谜题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它是这样的:“房间里坐着三个伟大的男人:一位国王,一位祭司,以及一个带着金子的富翁。他们之间站着一名雇佣兵,一个出身卑微且不怎么聪明的矮个子男人。每个权贵都命令他杀死另外两人。‘去做吧,’国王说,‘因为我是你合法的统治者。’‘去做吧,’祭司说,‘因为我以神之名命令你。’‘去做吧,’富翁说,‘所有这些金子都将归你所有。’”

接下来的问题是:“谁生存,谁死亡?”答案是:权力存在于人们认为它存在的地方。

芭芭拉·福萨默(Barbara Vorsa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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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策

[...OMIT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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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琳·瓦尔(Caroline Wahl)的书是如何运作的?

三年半时间里写了四部小说,售出 2.5 百万册,主要面向那些通常对文学较为封闭的年轻读者:卡罗琳·瓦尔是如何让她的书被如此广泛地阅读,并在一段时间内被优先于 Instagram 和 TikTok 的动态流关注的?答案可能在于,瓦尔掌握了利用 Insta 和 TikTok 动态流的手段来构建小说世界的艺术。在四本书中的三本里,读者从第一句话起就陷入了一位年轻第一人称叙述者跳跃的意识中,进入她思想和感知的快速序列。这是一种无缝的、沉浸式的阅读体验;那些均匀流动的句子构成了一个宇宙,人们可以在其中迷失数小时甚至数天。在文学史上,这种叙事视角自亚瑟·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1900 年的小说《古斯特中尉》(Leutnant Gustl)以来,被称为“意识流”或“内心独白”。

瓦尔发现,这种拥有 100 多年历史的文学技巧可以与当下的“刷屏”(Binge-Scrolling)习惯产生富有成效的结合。在数百页的小说中追随她那些不稳定的第一人称叙述者——蒂尔达(Tilda)、伊达(Ida),或是最新书《海拔 1999 米》(1999 Meter über dem Meer)中的萨马拉(Samara),让人想起日常在数百个短视频中穿行的路径,这些视频最终汇聚成一股多声部的意识流。古斯特中尉的内心独白包含哪些元素,而萨马拉、来自《22 条泳道》(22 Bahnen)的蒂尔达或来自《风力 17 级》(Windstärke 17)的伊达的独白又包含哪些?施尼茨勒用直接的印象、记忆和计划塑造了主角的意识流。而瓦尔文学作品中极具当代性的地方在于,她女主角们的意识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介体验组成的。

例如,骗子萨马拉在圣莫里茨的思想路径是由 Google 和 ChatGPT,以及播客、Reels 和 WhatsApp 聊天支撑的。过去几年里,许多论著试图描述“数字人类”(Homo digitalis),即一个完全由媒介传导的情感所塑造的人。卡罗琳·瓦尔的小说用文学手段生动地实现了这一描述。将瓦尔那种简单、口语化、随手铺开的叙事流与古老的经典作家相比较,是否是一种文学史上的强行占有?作者在她的处女作中暗示,情况其实更为复杂。当蒂尔达在《22 条泳道》结尾站在伊万的房间里——伊万是她在一次车祸中丧生的老友——她的目光落在他的旧书架上。书架上有文学巨匠的名字:托尔斯泰、尼采、里尔克,“很多陀思妥耶夫斯基,黑塞的《德米安》,当然还有卡夫卡”,但还有一本书,其知名度并不完全属于这一类经典之列——“施尼茨勒的《古斯特中尉》”。这位内心独白的当代代表通过一个含蓄的暗示,向该技巧的创始人致意。这是一个小小的互文信息,揭示了那些看似轻盈的作品,往往需要经过格外艰辛且审慎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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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性恋宿命论 (Heterofatalismus)

畅销书作家马雷克·法尔维克尔(Mareike Fallwickl)为她的“愤怒女性俱乐部”(Angry Female Club)创作了下一部小说。这本书能让人学到什么,而这些内容又是无法在 Instagram 上学到的?

作家法尔维克尔:不同并不一定意味着更好

“愤怒女性俱乐部”出现在 T 恤、杯子、贴纸和帆布袋上,这些商品由 Rowohlt 出版社通过网上商店销售。这个口号伴随着成功作家马雷克·法尔维克尔的小说。或者,是小说伴随着这个口号?

与这些粉丝周边相配套,法尔维克尔写了一本新书,《抓稳了》(Haltet euch fest)。这是一部围绕着一个女性主义时尚词汇展开的小说:异性恋宿命论(Heterofatalismus)。据称,越来越多的女性对男性感到厌倦,以至于放弃了异性恋关系。在社交媒体以及配套的文化评论文章中,人们认为现有的男性在情感上过于不可靠、不够成熟,过于保守,过于执迷于传统的角色思维,过于有毒,甚至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具有侵略性。该论点——或许也是一种希望——认为,自从 #MeToo、爱泼斯坦(Epstein)、佩利科(Pelicot)和费尔南德斯(Fernandes)事件以来,尤其是许多年轻女性摘掉了玫瑰色的眼镜,开始对爱情进行冷静的风险收益分析。

“那么还不如不要”,5 月份《南德意志报杂志》的一篇随笔标题如此写道。半年前,英国版《Vogue》就问过:“现在有个男朋友很尴尬吗?”(Is having a boyfriend embarrassing now?),即“现在因为有一个伴侣而感到羞愧吗?”

法尔维克尔在《抓稳了》中同样讲述了一些女性主义者,她们不再相信关系问题可以通过与异性恋顺性别男性共同努力来解决——因为她们认为男性本身就是问题所在。她讲述了一些女性主义者,她们不再相信与男性共同生活能为她们带来任何收获。与此同时,这些女性的生活重心全部围绕着男性——或者围绕着这些男性的缺失。男性即便作为空白,也无处不在。

故事最初讲述的是西格丽德(Sigrid)和弗里达(Frieda),她们在 70 年代末偶然在一家医院相遇,立即产生共鸣,因为她们都是受伤害的妻子,都嫁给了暴力男。西格丽德和弗里达共同掌控了自己的生活,摆脱了男人,建立了一个现在已涵盖数代人的选择性家庭。

小说的中心是“那栋房子”,所有角色都住在那里或曾经住在那里。这是一个用石头筑成的乌托邦,在其中,共同育儿尝试着超越异性恋规范的小家庭之外的新型爱情形式。第二代成员包括妈妈莱娜(Mama Lena)和妈妈夏洛特(Mama Charlotte),她们是处于“酷儿柏拉图关系”(queerplatonic Relationship)中的挚友;此外还有爸爸保罗(Papa Paul)和爸爸杰罗姆(Papa Jerome),一对男同性恋伴侣。他们共同照顾第三代的孩子们,其中包括亲生子女以及许多养子。对于所有人来说,“那栋房子”提供了避风港,让他们免受外界父权制度的苛责。

法尔维克尔在角色和时间之间跳跃,从 1978 年跳到 2026 年,再到 1992 年,不断地跳跃,前后往复,进入 2003 年,1996 年,1984 年。这些时间跳跃将一个其实并不那么神秘的故事复杂化了,它们营造出一种并不存在的复杂性。因为无论其戏剧结构多么雄心勃勃,在意识形态上,这部小说始终是有序的。

她的角色们探讨了一些如今许多进步年轻女性有理由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女性即使拥有十个亲密友谊,仍被称为单身?为什么拥抱和亲昵被预留给伴侣关系?为什么只有与共用一张床的人才被称为生活伴侣?柏拉图式女性好友之间的情谊不被视为爱情,这是否正服务于所谓的父权制度?

是的,在法尔维克尔(Fallwickl)笔下人物的脑海中,有时看起来就像一个女性主义的 Instagram 账号。她们用社会学一年级女生的术语思考并说教,谈论“权力梯度”和“关怀工作”,谈论“情感关系(emotionships)”和“女性友谊(Freundinnenschaft)”,谈论“异性恋宿命论”和“单身母亲身份”。

有时也会产生火花,比如当一个人惊恐地意识到,她和她的女性朋友们在男人身上喜欢的,恰恰是她们最恐惧的地方:“强有力的双手,身高,以及他们压在我们身上的重量”。有时,这些人物也会说出聪明的话,具有赋能意义的格言:“男孩被教导要成为某个人,而女孩被教导要找到某个人。”但通常,太多意识形态在这些人物的脑海中盘踞,以至于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就像她们居住的那栋旧房子的房梁一样。

一个人物说,彩虹家庭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意识到,他们的生活并不只属于他们自己,而是代表着某种更宏大的东西,具有象征价值。这个观察很有趣,但也点出了法尔维克尔在塑造人物以及最终在创作这部小说时所面临的问题:他们代表着某种更宏大的东西。而这恰恰让这些文学人物显得渺小。

第三代人中包括卢齐亚(Luzia),一名剧场导演,她只将女性主义题材搬上舞台,就像法尔维克尔写女性主义小说一样。卢齐亚的青梅竹马马莱(Marle)为了想要个孩子,一个接一个地约会男人,但在约会彩票中她只抽到了烂摊子,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关于爱情失败的小视频,并经历了“约会倦怠(Dating-Burn-out)”。她考虑成为一名“选择性单身母亲(Single Mum by Choice)”,即通过精子捐赠独自生育孩子,而不仅仅是像目前太多处于伴侣关系中的母亲那样,在事实上或近乎独自地抚养孩子。卢齐亚建议她这样做。根据这种逻辑,如果她

在没有男人的情况下成为母亲,就能避免那种被孩子父亲抛弃的感觉。

不仅是这一片段表明了小说的主题具有极强的时效性,其背后的社会学现象也极其有趣。但通过阅读能学到什么,是那些在流行非虚构书籍中——或者在 Instagram 上——学不到的?这部小说的知识增值在哪里?其美学价值又在哪里?

马雷克·法尔维克尔(Mareike Fallwickl):《抓紧了》(Haltet euch fest)。Rowohlt Hundert Augen 出版社;432 页;24 欧元。

法尔维克尔写了一部观念小说,遗憾的是,它很少能给人带来新想法,因为她解释得太多,讲述得太少。因为她很少冒险让这些观念地面对微小的干扰。因为她对我们称之为“爱”的现象中的矛盾性、悖论和困境缺乏足够的感知力。当然,反抗社会学家安德里亚·纽尔拉(Andrea Newerla)曾在一部聪明的非虚构书籍中描述过的“浪漫主义指令”是有充分理由的。

但事实也是,欲望往往比政治意识更落后,情欲的吸引力并不总是遵循意识形态和正义。因此,浪漫主义的理想不能像一件过时的旧衣服那样被简单地脱掉。

一个法尔维克尔笔下的人物说,社会需要关于柏拉图式爱情的新叙事,“好让人们对我们可以如何生活有一个概念”。“我们讲述这些故事的次数越多,讲述的规模越大,它们就越会变得正常。”法尔维克尔追求的也仅仅是这个吗:增加一种生活模式的可见度?这部小说是一个政治理念的营销工具吗?是为“愤怒女性俱乐部(Angry Female Club)”做的政治宣传(Agitprop)吗?

期间,人们不禁产生怀疑。但在最后,在冲刺阶段,法尔维克尔(Fallwickl)给读者的挑战确实比在前两部小说《残留的愤怒》(Die Wut, die bleibt)和《众皆静默》(Und alle so still)中要多一些。因为小说中的乌托邦出人意料地出现了裂痕,其传达的信息是:爱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包括非传统的,甚至是全新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新形式比旧形式更稳定。

不同并不意味着更糟,这很明确,但不同也不一定就更好。

这部小说名为《紧紧抓住》(Haltet euch fest)。但最终,就像在任何爱情故事中一样,关键在于当紧紧抓住不再感觉正确时,能够学会放手。

托比亚斯·贝克尔(Tobias Becker)

一个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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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贝图斯·迈耶-布克哈特(Hubertus Meyer-Burckhar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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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桌面对面...

版面报道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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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一个正常的工作日,您通常几点起床?

我最喜欢在黑暗中起床,那时我周围的一切还在沉睡。但我不会设闹钟。理想情况下,我会直接被吸引到书桌前。如果不是这样,我就继续睡。

2. 您有固定的写作时间吗?

清晨,运气好的话从五点开始,直到感到疲倦。但我不会强迫自己。如果写不出来,我会尽早停止。我不喜欢折磨自己。

3. 您在书桌前开始一天工作时,通常是先编辑已写好的内容以进入状态,还是立即写新东西?如果我正被某个紧迫的想法所困扰,就写新东西。如果没有,我就编辑,然后灵感自然会随之而来。不过,一切总是从我大声朗读自己的文本开始。顺便说一句,我很喜欢编辑,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4. 您使用什么样的电脑工作?

一台翻新的 MacBook Pro。

5. 您使用什么字体、字号和行间距?

Times,11,5 点字号。行间距:22 点。大页边距。绝不用打字机字体,对我来说那是场噩梦。

6. 您是在屏幕上编辑还是在打印件上编辑?

在屏幕上,遗憾的是。通常我没有时间去打印店,尤其是在提交稿件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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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您还有最喜欢的笔吗?

彩色铅笔和细笔尖的圆珠笔。一支好的圆珠笔是一件精致的东西。

8. 您最喜欢在哪里写作?

在书房的安静中,在家里或其他地方。我很喜欢在人群中,但工作时除外。我需要与我的思想独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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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您的书桌上必须时刻准备好且处于可用状态的是什么?

便签纸和各种灯具,光线必须非常明亮。

10. 您在写作时吃什么、喝什么?

香蕉和咖啡,苹果,坚果,矿泉水,99% 可可含量的巧克力,椰枣,干杏。但我最喜欢的是前一天留在锅里等着我的食物(比如今天早上的酿青椒)。

11. 当您创作一部较长篇的作品时:您是在开始实际写作之前先构建一个章节或整本书的结构,还是直接动笔写?

这是一个敏感话题。事实确实是,我必须在脑海中构思好一切。否则,在纸上的规划工作遗憾地会变成一种替代行为。那样结果就是产生一些最精美的概览图,而我再也不会去看它们。我通过写作进入写作状态。

12. 您为每个写作日设定一个精确的定额,比如特定的字符数或单词数吗?

版面报道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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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莱里娅·戈尔德耶夫 (Valeria Gordeev)

这对我不起作用,我也无法理解这在其他人身上是如何起作用的。只要我还有兴趣,我就一直写,写很多。遗憾的是,我完全不适合做强制性的工作,至少在写作方面是这样。一旦我的兴趣消失并脱离状态,我也无法理解自己的文本了。

13. 您是在文本卡壳时结束工作日,还是像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建议的那样,在第二天能立即知道如何继续的地方停笔?

不理智地说,通常是在写不下去的时候。不过比利·怀尔德是对的。

14. 您会向谁朗读正在创作的文本?

我自己,在心中喃喃自语或通过文本转语音(Text-to-Speech)。之后还会读给我亲爱的朋友,作家弗朗茨·弗里德里希(Franz Friedrich)听。

15. 您是如何为角色起名字的?

如果我知道的话就好了。大概是名字自己找上门来的?大多数时候,我甚至并不特别喜欢这些名字。人无法自己选择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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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对您来说,基于自身的经验和记忆来写作,还是进行虚构更容易?

这两者我无法分开。当我虚构某些内容时,我首先会有一个具体的想象,然后在写作时将其作为记忆来调用。而记忆本身显然也是一种虚构。

版面报道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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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想象力对您的写作有多重要?

在某个时间点之后,在这方面我必须非常克制,否则一切都会被过度膨胀,变得令人厌烦且冗杂,甚至连我自己都会迷失方向。但当然,除了耐心和信心之外,想象力是非常重要的。

版面报道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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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您是否有时必须承认,自己在文学创作的某些方面就是无法掌握?

大概我得承认,但我非常相信学习的能力。如果我能发现什么原因导致某些东西不起作用,我就能改变它。或者我必须承认,某个想法在我选择的形式中原则上是无法实现的,例如因为想法和形式相互矛盾。能够识别自己的错误是极其重要的。

版面报道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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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在您看来,您特别擅长的是什么?

我能相对轻松地将情境和特征具象化,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可能源于我作为插画师的工作经历。而且我很容易感到无聊,这也是一个优势。

版面报道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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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您是否担心自己会重复,或者产生风格上的矫揉造作?如果担心,具体是指什么?

我担心的是僵化的、有节奏的结构形式。一旦被“节奏病毒”感染,就极其困难甚至不可能再次摆脱。这真的很可怕。

21. 您实际上喜欢写作吗?

是的!

版面报道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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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

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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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该如何承受这一切?

达娜·沃温克尔(Dana Vowinckel):《安东与阿尔玛》(Anton und Alma)。

苏尔坎普出版社(Suhrkamp);542页;26欧元。

\- 柏林作家达娜·沃温克尔通过这部关于“安东与阿尔玛”的爱情故事创造了一场文学轰动。阿尔玛是她东德家庭中第一个上大学的人,安东是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两人都二十多岁,正在寻找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他们相爱,分手,又重新走到一起,找回自我,制定未来计划。沃温克尔将所有人物刻画得生动且带着可爱的古怪、神经质和伤痕。使《安东与阿尔玛》如此珍贵的原因在于:这是一本具有当下性且带有政治色彩的书,它不仅讲述了伟大的爱情,还讲述了世界的现状——涉及新冠疫情、反犹主义、10月7日——并且它并不回避提出那些宏大的问题:我来自哪里,我属于哪里,我在这里想要什么,尤其是:我该如何承受这一切?在这部令人心潮澎湃的小说结尾,作者尝试给出一个答案:“人们讲述故事,是因为故事总能以某种安慰的方式结束,因为善良战胜了邪恶,因为人们通过告诉自己‘我的生活就是这样,我必须克服并消化糟糕的部分,以便重新回到美好之中’而生存下来。”——卡塔琳娜·斯特格尔曼(Katharina Stegelmann)

非虚构类

版面报道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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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在银盘中呈上

Philipp Ruch:《回潮:1930年9月14日纳粹党神秘的胜利》(Der Rückfall: Der rätselhafte Triumph der NSDAP am 14. September 1930)。Heyne出版社;415页;24欧元。

\- 作为政治美学中心(ZPS)的负责人,Philipp Ruch 在过去策划了各种行动,这些行动要么引发狂热,要么令人惊恐——在最好的情况下,两者兼而有之。他也经常出版书籍。在《回潮》中,Ruch 研究了“1930年9月14日纳粹党神秘的胜利”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当时,国家社会主义者成功将其在帝国议会的议员人数从 12 名增加到 107 名。一个宗派性的分裂小党是如何在一夜之间变成真正的权力因素的?魏玛共和国向权威体制的“回潮”又是如何可能的?Ruch 提出了许多假设,并顺便为我们展现了那个时代的完整全景。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在那个看似稳定的共和国中漫步,阅读报纸和传记,研究广告柱上的海报。纳粹分子?粗鲁的“挥棒者”。希特勒?一个沉溺于女人故事的无赖。在公众舆论中,整个运动被认为是“愚蠢、偏执、恶意”的。权力并非由纳粹党通过奋斗赢得,而是在无需费力的情况下,由一个自身已向右倾斜的社会中间阶层,盛在银盘中呈给他们的。Arno Frank

作家 Bazyar

乡村小说

版面报道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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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意味着什么?

Shida Bazyar:《空白》(Die Lücken)。

Kiepenheuer & Witsch出版社;512页;25欧元。

\- 几乎 100 年的人生都浓缩在这个海梅斯巴赫(Heimesbach)之中。当 Shida Bazyar 的小说《空白》在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时,这个位于洪斯吕克(Hunsrück)的地方还很小。它在增长,家庭们建立起生计,孩子们出生。但突然之间,人们消失了。一个纳粹党地方小组成立,犹太邻居被排挤、被驱逐、被谋杀。很快,人们在这里以成为“无犹太区”为荣。留下了什么样的记忆,哪些故事被讲述,而哪些被掩盖?《空白》是一部关于德国纳粹过去的小说——以及关于一个社会如何处理这段过去的小说。在 46 个章节中,时间、视角和人物频繁切换,简直令人眩晕。将小说串联起来的是一名第一人称叙述者,她曾是海梅斯巴赫的居民,但早已去世。她像一只墙上的苍蝇,穿梭在时间和记忆之中。Bazyar 让海梅斯巴赫充满了当地世家、犹太邻居、纳粹党支持者和知情者。这里有 Lore 和她的朋友 Johanna(一名犹太人),直到有一天 Johanna 不再出现,而 Lore 决定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几十年后,Azad 和 Asrin 从伊朗来到海梅斯巴赫。他们建立起新生活,有了孩子。而这个地方是否也能成为故乡,则是另一个问题。Miriam Am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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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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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耶稣的“寻找隐藏图”

莫里茨·艾斯林格(Moritz Aisslinger):《公元元年》(Im Jahr Null)。罗马、埃及以及一名在巴勒斯坦的先知。Propyläen出版社;400页;25欧元。

  • “没有喘息之机,历史正在创造”是德国80年代流行文化中的一句口号,而这句话显然在两千年前就已经适用。这部非常有趣的著作《公元元年》讲述了在基督教纪元之初的那些年里,罗马帝国、中国、墨西哥以及中东地区发生了什么。莫里茨·艾斯林格的主业是《时代周报》(Zeit)的记者,他在书中生动地展示了故事讲述与历史编纂是如何相互影响的。他以特写的方式讲述了知名人物和无名小卒的命运,并顺便解释道,任何一种历法和纪年方式的运作其实都非常平淡且毫无戏剧性。“时代转折并非一个事件,

并非一个千年之期,而更多是后代的一种叙述,他们在历史的树干上刻下一道痕迹并写道:就在这里,就在这里”,书中这样写道。当然,《公元元年》中也报道了一位名叫耶稣的先知,他在巴勒斯坦聚集了一批追随者。“耶稣既不是医生也不是魔术师,他是神迹医治者和驱魔师。但这远不足以让他变得独一无二”,艾斯林格在书中写道。书中采用了现在时态,仿佛是现场报道,讲述了拥有100万人口的城市罗马、毛里塔尼亚、北海沿岸的弗里西亚人,以及诗人奥维德在黑海流亡期间的故事。艾斯林格的书采用了像《1913》或《奥斯坦德,1936, 友谊之夏》这类畅销书的成功秘诀。这些书的作者弗洛里安·伊利斯(Florian Illies)和沃尔克·魏德曼(Volker Weidermann)学识渊博,并敢于在细节上进行文学虚构,以此描绘或多或少出名的人物在重要历史情境下的行为。而在这本书中,这一切是以宽银幕格式呈现的。它形成了一种由爱情故事、起义、权力斗争和宗教传教工作组成的“寻找隐藏图”(Wimmelbild)。那么读者能学到什么?最重要的教训可能是:基督教纪元之初的世界有时残酷,但往往迷人,且在许多细节上与我们的现在惊人地相似。沃尔夫冈·赫贝尔(Wolfgang Höbel)

版面报道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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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销文学类(精装)

Blanvalet出版社;26欧元

斯卡伯勒出现了一具尸体!这只能是侦探督察凯特·林维尔(Kate Linville)系列的第六卷。

版面报道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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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特·汉森(Dörte Hansen):《布罗德》(Broder)

企鹅出版社(Penguin);26欧元

多特·汉森更像是一只苍鹭还是孔雀?奇怪的问题。您或许可以在本刊的第30页找到答案。

版面报道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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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奈勒·诺伊豪斯(Nele Neuhaus):《一切化为灰烬》(Alles wird Asche)

Ullstein出版社;26欧元

陶努斯山区出现了一具女尸!这大概是博登斯坦-基希霍夫(Bodenstein-Kirchhoff)警探组合的第12卷(!)了。

版面报道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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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达娜·沃温克尔(Dana Vowinckel):《安东与阿尔玛》(Anton und Alma)

苏尔坎普出版社(Suhrkamp);26欧元

哇。这本书在文化版面备受赞誉,入围了德国图书奖的短名单,并出现在这张名单上。其实根本不存在这种情况。

版面报道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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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希达·巴齐亚尔(Shida Bazyar):《缺口》(Die Lücken)

Kiepenheuer & Witsch出版社;25欧元

更正:实际上正好出现了两次。而且对于这两本书都可以说:完全实至名归。

版面报道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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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aroline Wahl:《海平面以上 1999 米》(1999 Meter über dem Meer) Rowohlt; 24 欧元

一位被某些人认为成功程度超过其应有之能的畅销书作家,写了一部关于骗子的小说。这确实需要一定的勇气。

版面报道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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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ven Regener:《弗兰基与弗雷迪·加利亚尼》(Frankie und Freddie Galiani);24 欧元

两兄弟。一个丢失的包。八十年代。西柏林。听起来像 Element of Crime 乐队主唱的风格。哦对了,他也写书。

版面报道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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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Jan Weiler:《鸟屋》(Das Vogelhaus)

Heyne; 24 欧元

有人“回到故乡,从而回到了自己的过去”。好吧,其实向来如此。

版面报道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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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Ilona Andrews:《这个王国无法杀死我》(This Kingdom Will Not Kill Me) Carlsen; 26 欧元

据称这本书包含以下元素(Tropes):传送门奇幻 / 异世界 (Isekai)、伪亲情 (Found Family)、慢热 (Slow Burn)、不情愿的英雄、隐藏身份。此外还有一个奖赏:一位“目光犀利的剑客”!

版面报道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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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llen Levi:《金色的西奥》(Theo in Golden) Piper; 26 欧元

来自美国的年度惊喜。从自出版一路攀升至畅销书排行榜顶端。讲述的是小镇上的慷慨与友善。听起来像童话。

版面报道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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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Heinz Strunk:《海德堡回忆》(Memories of Heidelberg) Rowohlt; 23 欧元

小镇上的慷慨与友善,大约正是 Heinz Strunk 感兴趣事物的反面。在他的笔下,即使是铺路石中缺失的一块石头,也会变成人与人之间无法逾越的深渊。

版面报道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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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Maja Lunde:《雷之女王》(Die Donnerkönigin) btb; 22 欧元

Maja Lunde 凭借一部关于蜜蜂的小说成名。现在她开始写关于季节的故事。这一部是关于秋天的故事。

版面报道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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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Hannah Häffner:《女巨人》(Die Riesinnen) Penguin; 24 欧元

一次尝试重新定义“故乡小说”的尝试。无论如何必须承认:这个企图非常有野心。

版面报道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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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Saskia Louis:《色彩凋零之处》(Where Colors Die)

Nova MD; 24 欧元

坦白说:“二部曲 (Dilogie)”这个词对我来说此前是陌生的。这本书就是其中一部的开篇。

版面报道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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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Ruth-Maria Thomas:《第二大爱》(Die zweitgrößte Liebe) dtv; 24 欧元

两个人相爱。但来自不同的世界。老掉牙的故事。新出的书。

版面报道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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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Beatrix Gerstberger:《龙虾岁月》(Hummerjahre) dtv; 23 欧元

在《龙虾女人》之后,现在来了《龙虾岁月》。这已经算是一部二部曲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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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Vanessa Göcking:

版面报道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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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金斯女士与梦想图书馆》(Ms Atkins und die Bibliothek der Träume) Vani; 28 欧元

书中写道:“有些书是你阅读的,而有些书在阅读你。”听起来太冒犯了!不过,以图书馆为背景的小说原则上总是值得欢迎的。

版面报道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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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Klaus-Peter Wolf:《瓦夫斯曼叔叔与大海》(Onkel Warfsmann und das Meer) Fischer; 16 欧元

东弗里斯兰出现了一具尸体?不。作者这次破例没有写推理小说,而是一个关于他叔叔的动人故事。

版面报道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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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Caro Claire Burke:《往昔》(Yesteryear)

Heyne; 24 欧元

如果按照注意力经济的标准来看,这就是年度之书。但我们并不这么看。

版面报道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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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Becca S. Hale: Symphony of the Sinner Fischer Tor; 24 欧元

这是“恶魔二重奏”(Demon Duet)的序曲。现在唯一的问题是:二重奏与二部曲之间有什么区别?

在第 13 位:什么是好书?如果一个人并非以文学为职业,答案通常并不复杂:一本好书应该是如此惊险、扣人心弦或有趣,以至于人们每晚都想继续读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汉娜·海夫纳(Hannah Häffner)的《巨人们》(Die Riesinnen)就是一本好书。三位主角莉泽(Liese)、科拉(Cora)和艾娃(Eva)都在黑森林长大,且都不太适应村庄的生活。莉泽梦想着有一天能去大城市。她的女儿科拉在毕业后通过 Interrail 铁路周游欧洲,而孙女艾娃在高中毕业后理所当然地搬到了斯图加特。但最终,科拉和艾娃又回到了她们的家乡村庄。因为仅仅梦想成真,并不意味着就能过上充实的生活。

版面报道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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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harles Spencer: Swan Song

Penguin; 28 欧元

戴安娜王妃弟弟的这本书也惊动了王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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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anfred Lütz: Churchills Augen

Kösel; 22 欧元

MANFRED LÜTZ

当世界变成疯人院时,精神科医生就成了明星。这位畅销书作家解释了为什么心理学决定了人类的未来。

版面报道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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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atthias Brandt: Nein sagen

Kiepenheuer & Witsch; 16 欧元

这位总理之子发表了一篇关于反抗民主敌人的申辩。

版面报道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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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aniele Ganser: Kampf der Giganten Westend; 32 欧元

这位备受争议的历史学家和自封的和平研究者对当前的地缘政治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版面报道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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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nnette Dittert: Dear Britain

DuMont; 24 欧元

脱欧如何改变了英国人?这位 ARD 的资深伦敦驻外记者将这个国家及其居民置于心理分析的观察之下。

版面报道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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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onchi: Jenseits der Brandmauer

Kiepenheuer & Witsch; 20 欧元

这位朋克音乐家、Feine Sahne Fischfilet 乐队的主唱,回到了一个其他左翼人士纷纷逃离的地方:东德省份。

版面报道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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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orsten Sträter: Mach mal das große Leselicht an Ullstein; 20 欧元

这位喜剧演员最近在采访中谈到了自己的癌症病情。在这里,他讲述了生活中的幽默故事。

版面报道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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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Biyon Kattilathu: Der Positive-Gedanken-Trick Kailash; 22 欧元

也许正念之所以成为趋势,是因为在当下的多重危机中,每个人都感到压力巨大。但也许每个人感到压力大,正是因为像这样正念教练的人让他们感到厌烦。

版面报道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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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Freddie Mercury, Mary Austin: Ein Leben in Songs C. H. Beck; 38 欧元

作者回忆起她的前未婚夫——Queen 乐队的主唱,他在去世后将房子和艺术档案遗赠给了她。

版面报道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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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康斯坦丁·里希特 (Konstantin Richter):《三百名男子》(Dreihundert Männer) Suhrkamp出版社;30 欧元

这位记者讲述了所谓“德国股份公司”(Deutschland AG) 背后的操盘手和巨头们的故事,他们塑造了旧联邦德国的企业文化。

版面报道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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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玛丽安娜·科赫 (Marianne Koch):《勇敢起来!》(»Mutig sein!«) —— 冒险的 95 年回忆录

dtv出版社;22 欧元

这位前电影演员和电视医生回顾了她一生的冒险经历。

版面报道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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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弗洛里安·伊利斯 (Florian Illies):《火焰之梦》(Träume aus Feuer)

Pfaueninsel出版社;20 欧元

这位畅销书作家记录了一个创造历史的男人的故事:柏林炼金术士约翰内斯·昆克尔 (Johannes Kunckel) 的故事。

版面报道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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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胡贝图斯·迈耶-布克哈特 (Hubertus Meyer-Burckhardt):《我生命之书由更聪明的人书写》(Das Buch meines Lebens haben Klügere geschrieben) Heyne出版社;20 欧元

这位《北德广播公司谈话节目》(NDR Talkshow) 的主持人公开了他的笔记本,其中记录了激励他并让他感到幸福的睿智句子和引语。

版面报道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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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劳拉·马琳娜·赛勒 (Laura Malina Seiler):《回归自我》(Zurück zu Dir)

Malia出版社;18 欧元

作者喜欢抹茶拿铁,并担任“灵性生活教练”。在这本书中,她讲述了关于爱与自我发现的故事。

版面报道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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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埃尔克·海登赖希 (Elke Heidenreich):《啊,一声号角!》(»Ach, eine Fanfare!«) Hanser出版社;26 欧元

有些愤世嫉俗的评论家对每本书都有不满。而埃尔克·海登赖希则是德国文学评论的无条件热爱者。

版面报道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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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卡罗琳·埃姆克 (Carolin Emcke):《一个人意味着什么?》(Was zählt ein Mensch?) S. Fischer出版社;24 欧元

这位德国公共出版界的伟大布道者呼吁对中东冲突的所有受害者给予更多的共情。

版面报道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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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菲利普·鲁赫 (Philipp Ruch):《复发》(Der Rückfall)

Heyne出版社;24 欧元

纳粹党在 1930 年是如何成功崛起为大众政党的?从中可以学到如何应对德国选择党 (AfD) 的经验?这位行为艺术家从中寻找平行之处。

版面报道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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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玛丽克·赖曼 (Marieke Reimann):《第二次转折》(Zweite Wende) Rowohlt出版社;22 欧元

这位出生在罗斯托克的记者通过自传体轶事,主张以一种全新的、不带偏见的方式看待东德。

版面报道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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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吕迪格·萨夫兰斯基 (Rüdiger Safranski):《第四次挫伤》(Die Vierte Kränkung) Hanser出版社;22 欧元

人道主义的思想是否已经过时?这位哲学家用敏锐的人类理智思考人工智能。

版面报道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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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雅各布·施韦特费格 (Jakob Schwerdtfeger):《点点逗号线,艺术史完结》(Punkt Punkt Komma Strich, fertig ist die Kunstgeschicht')

dtv出版社;25 欧元

这位曾就职于法兰克福施泰德博物馆的单口喜剧演员,正在为艺术史除尘。

版面报道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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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雅·吕策尔阅读一本反对……讨好型人格的书

社交生活中最诡异的扭曲之处之一在于,人们有时恰恰希望被那些自己根本无法忍受的同类所喜爱。一个人可能对一起共进晚餐毫无兴趣,但却依然希望被邀请。一个人可能在对方居住区活动时,内心极力希望不要偶然撞见对方,但如果对方在街上没向自己打招呼,又会感到受挫。实际上,公开且相互的厌恶是最简单的解决方案,但人类的自我意识并非如此简单。这其中可能往往涉及的是对定义权的掌控:难以忍受的未必是某人不喜欢自己,而是对方在不喜欢时,可能参照的是一个自己认为完全错误的人格版本。玛丽·凯瑟琳·布莱克伍德(Mary Katherine Blackwood),绰号“梅里卡特”(Merricat),没有这个问题。在雪莉·杰克逊(Shirley Jackson)的小说《我们一直住在城堡里》(We Have Always Lived in the Castle)中,这位 18 岁的叙述者完全不在意是否被村里的人喜爱。赢得他们的好感,在她看来甚至可能像是一种失败。梅里卡特与姐姐康斯坦斯(Constance)以及患病的叔叔朱利安(Julian)一起,与世隔绝地住在布莱克伍德家族的大房子里。家族其他成员在六年前的一次晚餐中去世,因为有人在糖里掺了砷。康斯坦斯被指控谋杀,最终被宣判无罪,但在村里依然被视为凶手。当梅里卡特去购物时,人们盯着她看,在她背后窃窃私语,孩子们用嘲讽的童谣跟踪她。此时,梅里卡特本可以为了获得认可而试图纠正村里对她及其家人的印象。她可以表现得极其礼貌,并对“晚餐时出现多名死者会损害邻里间的坦率”表示理解。然而,梅里卡特更希望村民们死掉。作为一种针对过度渴望认可的治疗干预,这无疑有些过于大胆。但即便经过大幅度稀释,她的态度仍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与梅里卡特相比,“讨好型人格”(People Pleasing)突然显得像是一种奇特的自我高估:即认为自己应对他人脑海中关于自己的形象负有责任。谨慎且在不剧透的情况下表述,梅里卡特的行为并非在所有生活问题上都值得效仿。但在她完全拒绝表现得讨好这一点上,她是具有启发性的,因为她能可靠地将他人的情绪识别为他人的财产,从而将其视为他人的问题。这并不意味着她特别从容,而且她的界限划分方法也非常特殊。但她不会浪费任何心思去在别人的脑海中安装一个更讨喜的自我版本。毕竟,人们在他人脑海中本就过着一种令人惊讶地混乱的平行生活:要么是一个难以相处、累人、傲慢、不自信、顽固的人,要么是一个在十二年前的一次晚餐上对茴香说了些不可原谅之话的人。你永远不会认识这些分身中的大多数,因此也就无需去纠正他们。毕竟,仅仅是做自己就已经足够累了。

版面报道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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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濒临灭绝的物种

文化 Videodrom 是柏林仅存的最后几家录像带租赁店之一。这家位于克罗伊茨贝格(Kreuzberg)的店铺通过促进沟通与文化交流,成功地抵御了衰落。

电影爱好者罗德曼(Rodemann):在他的录像店里存放着 41,000 多张 DVD 和蓝光光盘

大概在整个克罗伊茨贝格,没有哪扇门能像 Videodrom 的门那样发出巨大的吱吱声,而这里是柏林最后的几家录像带租赁店之一。如果在电影里听到这种声音,人们可能会怀疑录音师在混音时抽了大麻。为什么不给它上点油?“没门,”卡斯滕·罗德曼(Karsten Rodemann)说道。大约 40 年来,他一直经营着这家店——他使用“堆山伯爵”(Graf Haufen)这个艺名,这是他在 80 年代给自己起的。即使是在这家面积约 100 平方米的录像店后部,他也总能立刻知道有人进店了。“没人能偷偷溜进来。”

如今,这种吱吱声已成为一个标志。罗德曼想说“独特卖点”这个词,但犹豫了。因为他本身就几乎是孤身一人。位于弗里森大街(Friesenstraße)的 Videodrom 属于柏林仅存的寥寥几家录像带租赁店之一。以前这里有数百家,它们就像日光浴工作室或游戏厅一样,塑造了城市景观。

不过,Videodrom 一直以来不仅仅是一个可以租电影的地方。这里向来是爱好者的聚集地,人们在此交流。当流媒体服务的过度供应导致每个人都独自观看,且人们之间越来越缺乏可以交流的共同观影体验时,这家录像店则成了一个沟通交易所。

罗德曼六十出头,长着一张狡黠的脸,有着古怪的幽默感。他和他的伴侣共同经营这家店。他们分班工作,时间通常是从 15 点到 20 点或 22 点。以前情况不同,那时这里一直热闹到午夜。在 90 年代,租赁和邮寄部门有 10 多名员工,周末经常有三人同时在岗,可见当时的需求之大。

现在是八月,城市笼罩在酷暑之中,人们在寻找阴凉。罗德曼说,周三通常是个安静的日子。但到了 17 点左右,有六名顾客在他面前排队,他们需要耐心,因为罗德曼会友好地为每一个人提供建议。有些人只是想归还 DVD,而另一些人还不确定自己在寻找什么。有青少年、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也有四十多岁的人。

最年轻的是 14 岁的阿拉(Alah)。她离这里很近,就住在同一栋房子里。她经常在这里租片,并讲述她经常和朋友们一起思考可以共同观看哪些电影。

23 岁的利努斯(Linus)在内克尔恩(Neukölln)的一家电影院打工,这是他第一次来这里,随行的是一名女友。他们在店里逛了 20 分钟,决定选择一部 2009 年在柏林电影节一个非主赛道展映、但从未在德国院线公映的电影。利努斯没有 DVD 播放机,但这部电影也可以在他的游戏机上运行。

Videodrom 拥有 41,000 多张 DVD 和蓝光光盘,地下室里还存放着约 16,000 张录

版面报道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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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罗德曼必须号召客户捐款,以弥补账上的亏损。到目前为止,这一办法还奏效。

录像带。每年都会增加几百部作品,具体取决于当时还剩多少钱。但实际上,几乎从未真正剩下过钱。

多年来,罗德曼必须号召客户捐款,以弥补账上的亏损。到目前为止,这一办法还奏效。Videodrom 是一家具有标志性的机构——部分原因在于它影响了许多电影从业者。

比如,当人们向导演兼演员德特莱夫·布克(Detlev Buck,63岁,《男人养老院》、《比比和蒂娜》)提到 Videodrom 时,他立刻想起在飞往美国之前,必须得把三张 DVD 还回去。

编剧兼导演亨克·汉德洛格滕(Henk Handloegten,58岁,《学习躺平》、《巴比伦柏林》)在 80 年代中期发现了这家店。他当时 17 或 18 岁,开始在那里打工。所有“进货”的影片他都看了,一天看四五部。那里曾有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原版 VHS 录像带。

“但你永远不确定店什么时候开门。那里坐着三个哥们在喝酒。某个地方放着一张桌子,上面摆满了罐装啤酒和更烈的东西,”汉德洛格滕回忆道,“所以你过去,要么运气好开门了,要么没开。这总是取决于经营者当时的身体状况。”

Videodrom 当时就已经位于克罗伊茨贝格(Kreuzberg)。罗德曼起初也是一名顾客,后来像汉德洛格滕一样成为了员工,并在 80 年代末与他当时的伴侣共同接管了这家店。他逐步将其专业化并扩大规模。

那是家庭娱乐产业的起步时期,直到今天电影工业仍依赖于此。起初,录像被视为电影院的敌人,因为人们担心它会诱导人们只在自家的沙发上看电影,但它很快被证明是整个行业的营收助推器。

90 年代初,德国有超过 9000 家录像租赁店。1995 年,德国通过录像带的租赁和销售创造了约 9 亿欧元的收入。2006, 当 DVD 取代录像带时,这一数字达到了近 16 亿——几乎是电影院票房收入的两倍。大约十年后,录像租赁店的数量下降到不足 1000 家。流媒体时代开始了。

录像租赁店的盛行伴随着激烈的公众辩论。《镜报》(DER SPIEGEL)在 1984 年发表了封面故事《恐怖录像——儿童房里的血腥狂欢》,描述了青少年如何聚集在一起观看极端暴力的电影,有时甚至因此呕吐。色情片也为录像租赁店贡献了大量营收。它们是违背道德的场所吗?

罗德曼表示,Videodrom 曾是一座“抵御审查的堡垒”。他们没有将色情片纳入计划,但引入了许多恐怖片。这家店是以大卫·柯南伯格 1983 年的经典电影《录像带杀手》(Videodrome)命名的,片中由詹姆斯·伍兹饰演的主角将一盘录像带通过切开的腹壁推入体内。将电影内化,甚至在生理上内化——这很契合。

Videodrom 在柏林:一座“抵御审查的堡垒”

他讲述道,Videodrom 以及罗德曼的家中曾多次遭到搜查。有一次,由梅丽尔·斯特里普主演的电视剧《大屠杀》的录像带被没收。原因:封面上的一个万字标志。1999 年,在检察机关没收电脑并下达禁业令后,该店不得不关闭数周。Videodrom 邮寄了非青少年分级的电影录像带,但无法 100% 确保接收者不是未成年人。

如果电影在德国被自愿自我监管机构(FSK)要求删减,罗德曼(Rodemann)就会在世界各地奔波,以寻找未删减版本。只要哪里有稀有片可寻,他就会动身前往。没有什么地方是太遥远的,也没有什么内容是太晦涩的,所有的一切都应该被摆在 Videodrom 的货架上。

他讲述道,有一次在两德统一后不久,他在施潘道(Spandau)被一名录像带出租店老板锁在了地下室里。对方买了一批装在透明塑料盒里的录像带,这在当时很罕见。罗德曼心跳加速,直到今天,这些录像带单盘的交易价格仍超过 100 欧元。当时罗德曼在筛选录像带时,店老板必须短暂离开,于是将他锁在了里面。

后来罗德曼得知了这些录像带可能的来源:来自柏林北部的肖夫海德(Schorfheide),那是统一社会党(SED)领导层的乡间别墅。那里地下室显然有一个录像室。“我的印象是,西德出产的所有东西,他们都有录像带。”这些带子只被播放过一两次,且大多没有被快进回卷。

其中包含很多软色情内容。罗德曼记得其中一个片名。《十月节!在那儿你可以尽情……》(Oktoberfest! Da kann man fest ...),拍摄于 1974 年。这部电影也以《来,脱掉你的小短裤》(Komm, zieh dein Hoserl aus)著称,讲述了两个巴伐利亚人和一个意大利人在慕尼黑度过一段美好时光的故事。罗德曼表示,想到昂内克(Honecker)可能看过这部电影,让他觉得很有趣。

Videodrom 的名声远播柏林之外,因为在那里人们可以找到远离主流的丰富选择。罗德曼提到过一名顾客,专门旅行到柏林,为了在一个周末租借原版的所有季《星际迷航》(Star Trek)剧集。该顾客在附近的一家酒店入住,并用随身携带的几台录像机将所有剧集全部拷贝了一遍。如今,Videodrom 早已提供远程租赁服务。

录像带出租店塑造了一代电影制作人。其中一个极其狂热的电影迷是 63 岁的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他曾在洛杉矶附近的曼哈顿海滩的一家录像带出租店工作多年。在那里,他广泛地涉猎各种电影,从德国表现主义到法国新浪潮,再到菲律宾的 B 级电影。

从 80 年代起,电影院在像他或佩德罗·阿尔莫多瓦尔(Pedro Almodóvar)这样的后现代导演的推动下变得活跃起来。在他们的作品中,他们将截然不同的电影影响结合在一起。电影史上大部分作品在录像带和 DVD 上的普及程度日益提高,与这种新型电影形式同步发展。

汉德勒根(Handloegten)讲述道,当时“西柏林所有的电影发烧友”都光顾过 Videodrom,比如后来的电影制作人汤姆·蒂克威(Tom Tykwer),他当时管理着 Movimento 电影院,或者共同创立了 Sputnik 电影院并后来成为制片人的斯特凡·安德特(Stefan Arndt)。“就这样我们彼此认识,我就这样进入了电影世界。”直到今天,他仍与蒂克威和安德特合作。

55 岁的安特耶·辛加(Antje Zynga)是一位炙手可热的电影剪辑师(作品包括《爱之生活》、《巴比伦柏林》),她从 90 年代中期起在 Videodrom 打工。她表示,再也没有经历过一个能就电影进行如此精彩讨论的地方。“如此热情、博学且痴迷于细节。”在 Videodrom 曾有一种非常“特殊的能量”,对她而言,这家店是一个“反思空间”。

Videodrom 是一个回音室,有时传出的声音与喊进去的声音截然不同。“每一次租赁都会被评论,由我或顾客进行,”汉德勒根讲述道,“我在那里学到了极多。”对他而言,在 Videodrom 度过的时光几乎与在柏林电影电视学院学习一样具有塑造意义。

这家柏林录像带租赁店至今仍是一个不仅能租片,还能进行交流的地方,这大概是它在面对像 Netflix 这样强大的流媒体服务竞争时依然能够生存的原因之一。40 岁的安娜(Anna)是这里的常客,她说自己更信任“人类算法”,即柜台后面工作人员的个人推荐。

她的职业与电影无关,在一家国际学术出版社工作。但她热爱电影。有时她研究“致命女人”(Femme fatale)这一角色,有时研究史诗电影的历史。多年来,她一直在 Videodrom 为自己策划电影系列。

她曾短暂订阅过 Netflix 和 Disney+,但很快发现,这些平台提供的内容中只有一部分是她感兴趣的。不过,Videodrom 有时也无法完全满足她的需求。“如果我非常想看一部店里没有的电影,他们有时也会采购。我给他们钱,他们就出发去买。”最终,这些 DVD 会被放在 Videodrom 的书架上,这比在家里囤积更有意义。“能给我带来快乐的东西,也应该给他人带来快乐。”

罗德曼(Rodemann)表示,像安娜这样对流媒体服务感到沮丧的人越来越多。“最近来我们这里的顾客中,患有‘流媒体疲劳’(streaming fatigue)的人越来越多了,他们会说:我对这些玩意儿没兴趣了。”

SUEDDEUTSCHE.DE

雷吉娜·齐格勒(REGINA ZIEGLER)

呈献

一部由奥斯卡奖得主

沃尔克·施隆多夫(VOLKER SCHLÖNDORFF)执导的电影

改编自

珍妮·埃尔彭贝克(JENNY ERPENBECK)的畅销书

戛纳电影节

2026年官方入选

戛纳首映

版面报道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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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视:一个世纪的故事

玛蒂娜·格德克、拉尔斯·艾丁格、苏珊娜·沃尔夫、迈克尔·马滕斯

乌尔里希·马特斯、维冈德·维廷、德特莱夫·布克

STUDIOCANAL 呈献,VÖR KELM FILK, VOLKFSIL 制作,KORRODUMANT 合作:STUDIOCANAL FILM, STUDIO BABELSK, MIDEI FILMS 联合发行。ARTE REGINA ZEGIER 呈献,VOLKLER SCHLÖNDRFF 导演,改编自珍妮·埃本贝克(Jenny Erpenbeck)的剧作 / 小说《访视》(Heimsuchung),主演:玛蒂娜·格德克、拉尔斯·艾丁格、苏珊娜·沃尔夫、乌尔里希·马特斯、德特莱夫·布克、迈克尔·马滕斯、玛丽亚·马特舍、恩格尔、安吉拉·温克勒、约瑟芬·普拉特、WILDFYGTE PRATHENA HATHUNGEBÜHRER、斯特拉·亨克尼格吕尔、LETHA GENEHL HENKNIGÜHRER LETHA GENEHL HENKNIGÜHRER LITHA HENKNIGÜHRER LE THA HENKNIGUHRER LETHA HONKINGURSHAND、托马斯·诺伊曼、MACHUNO LARS GINZELZASTING、NELIX SCHNEPAT BYX 制作 / 丹尼尔·BLM、朱利叶斯·温德霍特、KORRODUMENTS / 桑德琳·马特斯、LUZ RIPPE HOOMAN AFSHARI、约尔格·巴赫马赫、马库斯·洛格斯、马丁·乔罗巴、菲利普·沙尔、产品经理马库斯·奥尔普、产品 / MENTIN REGINA ZEGIER、VOLKLER SCHLÖNDRFF DESBURCHUND REBEL、VOLKLER SCHLÖNDRFF

AB 15. 10月在电影院上映

版面报道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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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电影与剧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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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智的淡然

版面报道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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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片

《旧爱》(Alte Liebe)。导演:安德烈亚斯·德雷森(Andreas Dresen)。主演:达格玛·曼泽尔(Dagmar Manzel)、约阿希姆·克罗尔(Joachim Król)。上映日期:8. 10月。

\- 有时,伟大的电影并不需要太多:一个出色的剧本,两位伟大的演员,以及一位甘愿为其服务的导演。尽管如此,编剧组合莱拉·斯蒂勒(Laila Stieler)和安德烈亚斯·德雷森与主演达格玛·曼泽尔(68岁)及约阿希姆·克罗尔(69岁)在《旧爱》中所取得的成就,依然是一件稀有且珍贵的电影艺术品:这是一部关于变老的、忧郁但滑稽,且时而节奏轻快、令人愉悦的喜剧。德雷森同时担任该片导演,根据埃尔克·海登赖希(Elke Heidenreich)和贝尔恩德·施罗德(Bernd Schroeder)的小说改编,讲述了一对结婚约 40 年的夫妇的故事。由克罗尔饰演的哈里直到不久前还在建筑局工作,现在他以充满爱心的细致态度照料着花园,他与洛蕾(达格玛·曼泽尔 饰)长期居住在这栋房子里。洛蕾本可以退休了,但她无法脱离她的图书管理员工作。两人的女儿想要结婚——在哈里看来,这次又是选错了人。他不想去参加婚礼,而洛蕾想要说服他。在这部 111 分钟的电影中,几乎看不出所谓的剧情——但这没关系!即使没有驱动力,电影依然推进迅速且绝不枯燥。曼泽尔和克罗尔之间的这场对决与合奏既令人愉悦又令人动容。两人之间那些非常尖锐且仿佛直接截取自生活的对话,早已超越了简单的闲聊。那些数十年未曾真正愈合的伤口,不时被意外撕开。这部电影的情感力量如此之强,仅从它极少需要音乐来烘托这一点就能看出。《旧爱》深入挖掘内心,却从未失去轻盈感,即便在悲伤的时刻也是如此。每当电影有陷入伤感之势时,它总能找回那种贯穿始终的、睿智的淡然。这是一部为 60 岁以上人群——以及所有希望成为这个年龄段的人准备的、伟大且温暖的作品。 Lars-Olav Be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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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剧剧集

版面报道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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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秒都至关重要

《Youth》。由莎伦·霍根(Sharon Horgan)和鲁珀特·弗兰德(Rupert Friend)主演。

HBO Max 播出,共 8 集。

  • “没有哪个十年比 50. 到 60岁之间流逝得更快了,”在剧集《Youth》开始时,一个充满感召力的声音说道,“每秒都至关重要。”镜头切换。亚历克斯(莎伦·霍根 饰)正处于 50 到 60 岁之间,且正忙得不可开交——在 TikTok 上。给鹦鹉理发的视频,紧致臀部的技巧。每一秒都至关重要,因为这能让她从混乱的生活中分心。分心于她的前夫,他正带着新妻子搬到加拿大,将照顾儿子鲁阿里(Ruari,阿兰·墨菲 饰)的责任全部丢给她。鲁阿里搬出去上大学,这让亚历克斯深受打击。《Youth》是才华横溢的喜剧演员莎伦·霍根创作的第四部剧集。但这是她第一部以自己为原型编写并担任主角的作品。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会对自己宽容。相反,《Youth》采用了一种突破禁忌的幽默,大声嘲笑衰老的悲惨。重力对身体组织的影响是主题之一,同样被探讨的还有令人尴尬且绝望的一夜情,以及女性不仅在生活中、而且在职业生涯中必须面对的根深蒂固的男性愚蠢。尽管如此,《Youth》并没有变成一首关于“赋能”的赞歌,这使得这部剧集成为一件诚实地绝望但依然充满娱乐性的作品。奥利弗·凯弗(Oliver Kaever)

喜剧演员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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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片

版面报道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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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机器人

《Corpus Delicti》。导演:莱娜·斯塔尔(Lena Stahl)。主演:汉娜·赫茨普伦(Hannah Herzsprung)、达米安·哈杜格(Damian Hardung)、亚历山大·费林(Alexander Fehling)、克里斯蒂安·弗里德尔(Christian Friedel)。1. 10月上映。

  • 朱莉·策(Juli Zeh) 2009 年出版的校园必读书目小说《Corpus Delicti》讲述了一个未来世界,其中国家对人类的照顾和监视具有极权主义色彩。该小说源自一部戏剧,构思巧妙且语言极其朴素,也可以说:缺乏诗意。导演莱娜·斯塔尔现在将其天才地改编成了电影。她的演员们用一种像机器人一样的腔调说着许多句子,尤其是在所谓的激情时刻,通过一种金属般的匮乏表达令人感到不安。在一个由灰蓝色和灰绿色主导的高科技世界中,汉娜·赫茨普伦饰演一名科学家,由于其反叛的弟弟(达米安·哈杜格 饰)被指控谋杀,她的生活被彻底搅乱。克里斯蒂安·弗里德尔饰演一名律师,仿佛是从 3 年代的某部好莱坞经典电影中走出来的。这位循规蹈矩的法律人士与始终焦虑的女主角一起,对抗一个极其邪恶的 AI 宇宙,而这个宇宙据称是对人类抱有善意的。从政治角度看,这部电影无疑很重要,但作为一次电影事件,它却像学校里的某些课堂一样毫无乐趣。沃尔夫冈·赫贝尔(Wolfgang Höbel)

版面报道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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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排行榜

1 生化危机 (Resident Evil)

Constantin;FSK:16 岁及以上

2 蜘蛛侠:崭新之日 (Spider-Man – Brand New Day)

索尼影业;FSK:12 岁及以上

3 奥德赛 (Die Odyssee)

环球影业;:12 岁及以上

4 某种特质 (Das gewisse Etwas)

Constantin;:6 岁及以上

5 祖国 (Vaterland)

Neue Visionen;:无年龄限制

6 汪汪队立大功:恐龙电影 (PAW Patrol – Der Dino Film)

索尼 / 派拉蒙;:无年龄限制

7 烤鱼危机 (Steckerlfischfiasko)

Constantin;:12 岁及以上

8 郊狼对阵 Acme (Coyote vs. Acme)

Capelight / Central;:6 岁及以上

9 亚当的八 (Adams Acht)

Majestic / 华纳兄弟;:6 岁及以上

10 魔幻姐妹 2 (Zauberhafte Schwestern 2)

华纳兄弟;:12 岁及以上

版面报道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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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不傲慢,他只是志向远大

爵士乐 他曾与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一同唱歌,与巴拉克·奥巴马共同探寻“普遍意识”。现在,这位美国钢琴家乔恩·巴蒂斯特(Jon Batiste)希望在欧洲大展宏图。

《斯蒂芬·科尔伯特深夜秀》(Late Show with Stephen Colbert)曾是美国电视节目中少数几个毫无争议的经典之作,而它在 2026 年 5 月的终结则具有极强的政治色彩。据推测,特朗普总统亲自促成了该国最重要的深夜节目被停播。因此,最后一期节目绝不能平庸地收场。

在寻找最合适的告别嘉宾时,主持人斯蒂芬·科尔伯特想到了前披头士成员保罗·麦卡特尼。在收官之作中,两人共同演唱了一首披头士的经典曲目:《Hello, Goodbye》。前披头士成员在前方领唱,科尔伯特和流行巨星埃尔维斯·科斯特洛(Elvis Costello)在后方担任伴唱。而在合唱团中,还有第三位歌手。一个留着脏辫、身穿白色西装的男人,他散发出的魅力几乎掩盖了面前那些年长且更为著名的绅士们:他就是乔恩·巴蒂斯特。

如果简单地将这位 39 岁的男人称为明星或美国音乐家,在形式上或许准确,但却将其本质削减到了极小的一部分。巴蒂斯特是一个全才,一个现象:他能言善辩,能歌善舞,且钢琴演奏水平极高。他是一位天赋异禀的表演者,一个具有精神深度的虔诚信徒。同时,他是一位精通多种风格的音乐家。巴蒂斯特演奏爵士乐,演奏灵魂乐和古典乐,演奏民谣、蓝调和流行乐,且对所有这些风格都持有显而易见且同样的热情。

巴蒂斯特凭借其才华八次获得格莱美奖,其中包括 2022 年的年度专辑奖。2023 年,Netflix 为他及其妻子——作家苏莱卡·贾瓦德(Suleika Jaouad)拍摄了一部完整的纪录片。2025 年,他在超级碗(Super Bowl)上演唱了美国国歌。2026 年 6 月中旬,他受邀出席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中心(Presidential Center)的开幕式并进行了钢琴即兴演奏。不过,他成名于科尔伯特的《深夜秀》。自 2015 年起,他担任该节目驻场乐队负责人长达七年,直到他离开节目以推进个人事业。

在最后一期《深夜秀》结束五周后的 6 月底,这位音乐家坐在伦敦一家俱乐部的小房间里。

版面报道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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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蒂斯特是一位全才,一个现象:他能言善辩,能歌善舞,而且钢琴演奏得极好。

他刚刚在这里演出,而且不是一次,而是连续四个晚上,正如一个像他这样追求全能之才的人所应有的那样。整个活动的标题则相当谦虚:《乔恩·巴蒂斯特世界音乐节》(Jon Batiste World Festival)。

因为尽管巴蒂斯特在美国早已被确立为一个现象级人物,但有一件事他至今尚未成功:将他在新世界享有的名声在旧世界也获得。这次音乐节旨在改变这一点。巴蒂斯特在节目单中展示了自己的几乎所有音乐面貌:一个晚上是与管弦乐团合作的交响乐;其他晚上则是流行音乐和灵魂乐,最后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爵士乐之夜。

当被问到在科尔伯特最后一场节目中的客串演出时,他短暂地抬起头,目光闪烁。他轻声说道:“和埃尔维斯·科斯特洛以及保罗·麦卡特尼一起……”仿佛所有的纷争都不曾存在,只有音乐。

是特朗普导致了科尔伯特必须离开吗?巴蒂斯特说,无论如何,确实存在来自电视台外部的影响力在推动撤换他。《深夜秀》(Late Show)的终结是一个症状,反映了美国社会目前所处的状态。他自己就针对这个主题发行了一整张专辑:《大钱》(Big Money)。这是一张抗议歌曲专辑,探讨巨额财富和绝对权力如何腐蚀体制。巴蒂斯特说:“斯蒂芬·科尔伯特的遭遇对我来说就是这种机制的一部分。”

《大钱》于 2025 年夏天发行。巴蒂斯特接受这次伦敦采访,是因为仅一年之后他就要发布新作品。不是一张简单的单碟专辑,也不是双碟专辑。乔恩·巴蒂斯特一次性地发布了三张不同的专辑。如此规模的宣言是极少数音乐家能拥有的,即使是那些传奇且具有狂妄之名的名人恐怕也只能在梦中想象。但如果这是一种狂妄,在巴蒂斯特身上却看不出来。在交谈中,他显得友好且专注,富有魅力且幽默,还会提出反问。他并不自大,他只是思考得宏大。而这反而让整件事显得更加不可思议。

在这三张专辑中,巴蒂斯特都演奏独奏钢琴。标题分别为:《蒙克冥想》(Monk Meditations)、《蒙克律动》(Monk Movements)和《黑色莫扎特》(Black Mozart)。其核心始终是对音乐天才作品的重新诠释。其中一位天才是爵士乐手塞隆尼斯·蒙克(Thelonious Monk),另一位则是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

“莫扎特和蒙克是灵魂之友,”巴蒂斯特认为,他甚至试图从数秘术的角度去解读莫扎特:“旋律有多少个音?一段旋律有多少个小节?旋律与和声之间是什么关系?他是如何反转的?他又如何从这些不同的转调过渡到各种重要的变化,从而构建起一个极具逻辑性的结构?而这正是塞隆尼斯·蒙克在爵士乐中所做的。”

音乐家巴蒂斯特:魅力在于他的无畏

巴蒂斯特在内敛的《蒙克冥想》中致力于探索蒙克作品中沉思的一面,而《蒙克律动》则充满了动力。在《黑色莫扎特》中,巴蒂斯特将这位作曲家的知名作品(包括所谓的《土耳其进行曲》)作为爵士乐曲来演奏。这三张专辑都深深烙印着巴蒂斯特的创作热情和音乐才智。

巴蒂斯特在路易斯安那州一个音乐世家长大。他回忆起童年时期播放的黑胶唱片和音乐磁带:多尼·哈撒韦(Donny Hathaway)或比尔·威瑟斯(Bill Withers)的灵魂乐。没有莫扎特。直到 11 岁开始学习钢琴后,巴蒂斯特才接触到欧洲古典音乐。巴蒂斯特将蒙克的音乐称为“黑人美国古典音乐”,而将莫扎特的音乐相应地称为“欧洲古典音乐”。

对他而言,传统的美国黑人音乐——民谣、蓝调、灵魂乐、福音音乐、爵士乐——同样是“古典音乐”。巴蒂斯特表示,如果将这三张专辑连续聆听,它们会彼此“对话”,从而形成一部多乐章的组曲:在他那里,莫扎特的古典音乐听起来像爵士乐;而塞隆尼斯·蒙克的爵士乐听起来则像古典乐。

巴蒂斯特认为,这整体上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经典”,将大西洋两岸的两种传统融合,创造出全新的东西。此前已有许多尝试跨越流派的尝试,但巴蒂斯特专辑的魅力在于他行动时的无畏——仿佛他是第一个想到这个主意的人——以及他深沉的感悟。

因为乔恩·巴蒂斯特(Jon Batiste)那溢出的创造力和永不停歇的音乐创作也有其反面。Netflix 的人物传记片《美国交响曲》(American Symphony)展示了他对崩溃的恐惧、他的恐慌发作以及他与治疗师的对话。

这部纪录片的中心是巴蒂斯特与妻子苏莱卡·雅乌阿德(Suleika Jaouad)的关系,两人在青少年时期就相识。这位作家现年 38 岁,自 22 岁起就患有白血病。电影陪同这对夫妇前往医院,雅乌阿德在病情缓解后接受了骨髓移植。最终,她暂时被认为再次处于癌症痊愈状态。但这对夫妇也得知:她终身都需要依赖化疗。

在伦敦的音乐会上,雅乌阿德并未出席。巴蒂斯特说,他的妻子留在纽约,这次陪同他的是他的母亲。他说妻子情况良好,正在接受最好的治疗。“我们尽我们所能。”但这对夫妇如何承受这种局面?“这是生命中那些会以一种你无法线性处理的方式改变你的事情之一。它改变了一切。”巴蒂斯特说,在亲身经历之前,人们无法想象这样的事件。“它向你揭示了你的本色,也向你揭示了你的关系是由什么构成的。这确实是我一直强调‘快乐往往源于痛苦’的重要原因。”

这部 Netflix 纪录片由米歇尔和巴拉克·奥巴马制作。巴蒂斯特说,两人主要是他妻子的粉丝。雅乌阿德曾就她的病情撰写了《在两个世界之间:与死亡的邂逅教会我关于生命的什么》(Zwischen den Welten. Was mich die Begegnung mit dem Tod über das Leben lehrte)一书,并为《纽约时报》撰写专栏。

巴蒂斯特与前总统及其夫人聊些什么?他说,奥巴马夫妇是他们朋友圈的重要部分,但当两对夫妇见面时,重点恰恰是不谈政治。那么谈什么?“生活,”他说,“在这个时代,我们集体处于什么位置?什么是普世意识?”只有有时,政治不可避免地成为话题。“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这里的伦敦,或者在欧盟:整个世界似乎都卷入了政治冲突。”

乔恩·巴蒂斯特见过许多政治人物,包括唐纳德·特朗普,但他不愿谈论后者。他说,他对特朗普这个人的个人印象如何并不重要。更关键的是另一个方面:特朗普作为总统所代表的政策,使得“摆钟远离了此前出现的所有进步迹象”。也许这也是巴蒂斯特如此高产的原因:世界之间沟通得越少,他就越试图通过他的钢琴让世界展开对话。

几年前在一次与时任美国总统乔·拜登的晚餐会上,巴蒂斯特结识了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随后,马克龙邀请他前往爱丽舍宫,两人在那里共同演奏音乐。巴蒂斯特坐在三角钢琴前,马克龙演唱了夏尔·阿兹纳夫尔的《波希米亚》(La Bohème)。在采访中提到这件事时,巴蒂斯特开始唱起这首歌。他不会说法语,也不记得歌词,但这显然一点也没有困扰他。

版面报道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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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专辑

塞巴斯蒂安·哈梅莱勒(Sebastian Hammelehle)

Bilderbuch 乐队

流行乐

版面报道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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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且略显随机

Bilderbuch:《$\infty+1$》。

Maschin Records 出版。

\- 关于 Bilderbuch 和流行乐,情况是这样的:一方面,这支奥地利乐队在创作朗朗上口的记忆点(Hooks)和随性的旋律方面显然很有天赋。他们曾多次创作出真正的热门单曲,尤其是在《Maschin》(2013)和《Bungalow》(2017)中。与此同时,Bilderbuch 始终表现出一种不按常理出牌的意愿:不照搬成熟的热门歌曲配方,而是提供一种完全独特的口味组合——即便这种口味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这张新专辑的标题读作“无穷大加一”,主唱莫里斯·恩斯特(Maurice Ernst)希望它被理解为“一张独立乐队专辑”,“逐首交付歌曲”。因此,这不是一部概念作品,而是十首歌曲,恩斯特在其中用夹杂着英文短语的德语演唱,称自己“一直在寻找 love”。有时会感到“oversexed”(性欲过剩)和“overstimulated”(过度刺激),但周围的世界似乎总在侵入:“我们上方的天空有无人机”以及“噢,宝贝,战争爆发了”。有时人们可能会觉得这些措辞——沿用其语调来说——有点 random(随机)。尽管如此,歌词中贯穿着一种基调,即在人类或人造声音的嘈杂中,对人类主体性的挣扎。其中一段副歌唱道:“你无法相信你所看到的 / 所以:push reality(推动现实)”,而最后则近乎绝望地喊道:“扔掉你那 fucking 手机!因为你一直在逃避。”但莫里斯·恩斯特并非一个相信某种不可撼动的真实性的人。在音乐上,破碎且脱离语境的歌词行与多次使用的失真、异化效果和自动调音(Autotune)相呼应。在《$\infty+1$》中,这种撕裂感和尖锐感甚至比以往更多——或许是世界局势使然。然而,键盘铺底的优美和出人意料的浪漫副歌似乎依然总能透出来。菲利克斯·拜尔(Felix B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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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音乐

版面报道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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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醉的沙龙音乐

玛丽亚·杜埃尼亚斯(María Dueñas)与古斯塔沃·杜达梅尔(Gustavo Dudamel):向海菲兹致敬。德意志留声机(Deutsche Grammophon)。

\- 专辑标题本身就是一个宣言。一名 23 岁的音乐家发行了她的第三张专辑,并将其献给 20. 世纪最伟大的小提琴手之一雅沙·海菲兹(Jascha Heifetz)。但这并非夸大其词。她的《向海菲兹致敬》(Homage to Heifetz)应该会让所有热爱优雅、美丽和深沉情感的人感到倾心。这位年轻的小提琴手就是玛丽亚·杜埃尼亚斯。在这张专辑中,她演奏的作品要么是由雅沙·海菲兹(1901 至 1987)亲自改编的,要么是为他而作的,或者至少是他成名之作。杜埃尼亚斯喜欢听旧黑胶唱片,家里收藏了一张最初于 1954 年发行的海菲兹 LP 唱片,这张唱片成为了她此次录音的典范。其中还包括爱德华·拉罗(Édouard Lalo)的《西班牙交响曲》,杜埃尼亚斯此次也对其进行了录制。法国作曲家拉罗(1823 至 1892)就像是一位浪漫主义时期的贝多芬。尽管标题如此,但这部作品实际上是一部小提琴协奏曲,它以极具活力的方式开篇,随后演变为舞曲风格。杜埃尼亚斯证明了自己是一名能够与她的伟大偶像海菲兹相媲美的小提琴手。伴奏由古斯塔沃·杜达梅尔(Gustavo Dudamel)指挥的西蒙·玻利瓦尔交响乐团担任,杜达梅尔将于 10 月率领另一支乐团——纽约爱乐乐团,在汉堡和柏林进行演出。除了克劳德·德彪西(Claude Debussy)和曼努埃尔·庞塞(Manuel Ponce)的短篇作品外,杜埃尼亚斯专辑中的另一部大作是埃里希·科恩戈尔德(Erich Korngold)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这是极其美丽且令人沉醉的沙龙音乐,其分量源于音符行间流露出的严肃感。奥地利人科恩戈尔德为逃避纳粹而流亡美国,他于 1945 年为海菲兹创作了这部作品。海菲兹同样是一名移民,来自俄罗斯。因此,这张充满技巧与激情的专辑,也是一次对那个充满矛盾的昨日世界的致敬。而杜埃尼亚斯的绝活在于,她对古老作品的录制听起来就像是全新的。塞巴斯蒂安·哈梅莱勒(Sebastian Hammelehle)

第 30. 张专辑。

回归原点,

一把吉他,一个声音。

流行

版面报道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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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托斯卡纳

Gringo Mayer:《Simma widda gut?》,Olwer Records。

\- 单单是这个名字就足够了!谁会给自己起名叫“Gringo”?一个因为钟爱牛仔靴和闪亮腰带而早在学校就被贴上这个绰号的人——而且现在他甚至将其登记在了护照上。这个现年 38 岁的男人是一股原始的力量,《Simma widda gut?》是他的第四张专辑。Gringo Mayer 和他的“保龄球乐队”(Kegelband)多年来一直将适合电台播放的朋克、感伤的摇摆流行乐以及由管乐支撑的北灵魂乐(Northern Soul)融合在一起,这种形式只能诞生于联邦共和国的西南部。而这一点在音乐中清晰可见。因为 Mayer 用充满激情且略带沙哑的声音,让本就极具旋律感的普法尔茨方言——更准确地说是库尔普法尔茨方言——获得了流行文化的认可。科隆的 Wolfgang 和维也纳的 Nino 能做到的,路德维希港的 Gringo 同样能做到。方言只有在音乐能够真正支撑起这种实验时,才能在跨区域范围内展现其魅力。而新专辑正是如此,Gringo Mayer 这一现象大概终于达到了其艺术创作的巡航高度。无论是像《Kavalier》、《Nix okay》或感人至深的同名主打歌那样深情甚至略显多情的民谣,还是像《Peng Peng》这样一首普法尔茨的非正式国歌——“你需要度假,而我住在德国的托斯卡纳!”——他都能信手拈来。一个特别的亮点是 Tocotronic 一首经典作品的活泼 Ska 版本,该曲由 Beatsteaks 乐队的主唱 Arnim Teutoburg-Weiß 参与录制:《Es is egal, aber》。与原曲不同的是,标题中的“ist”缺少了字母“t”。这只是一个细节,但却是刻意为之。这就是魅力,这就是普法尔茨方言,也是伟大的流行音乐。Arno Frank

音乐家 Mayer

版面报道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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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类畅销书

1 Viola Andresen, Jörn Klasen, Matthias Riedl, Silja Schäfer:《营养医生——我们 100 个最佳抗炎食谱》

ZS;27,90 欧元

这份名单上有整整五个位置被“营养医生”占据。看来德国人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2 Yotam Ottolenghi:《Simple——食谱》

Dorling Kindersley;34,95 欧元

3 Viola Andresen, Jörn Klasen, Matthias Riedl, Silja Schäfer:《营养医生——我们 100 个最佳蛋白质能量食谱》

ZS;27,90 欧元

4 Viola Andresen, Jörn Klasen, Matthias Riedl, Silja Schäfer:《营养医生——我们 100 个最佳抗腹部脂肪食谱》

5 Viola Andresen, Jörn Klasen, Matthias Riedl, Silja Schäfer:《营养医生——健康饮食如此简单》

ZS;19,99 欧元

6 Sascia Fröhlich:

《每日舒适厨房》

Eulogia;29,90 欧元

7 Viola Andresen, Jörn Klasen, Matthias Riedl, Silja Schäfer:《营养医生——健康减肥》

ZS;24,99 欧元

8 Kaulitz Hills, Bill Kaulitz, Tom Kaulitz:《Cheers Maus》

Community Editions;33,33 欧元

在这份名单中,一本关于鸡尾酒的书显得多么令人愉悦地不理智。

9 Matthias Riedl:

《膳食纤维的游戏规则改变者》

Gräfe und Unzer;27 欧元

10 Rainer Sass:

《双人快餐》

Gräfe und Unzer;30 欧元

适用于两个人的,

也适用于四个

或六个人。

只要会做加法就行。

版面报道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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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森林的慰藉 Harald Rüssel & Söhne:《野性时代厨房》

那是选举日,当我用棕色的调味膏涂抹那只狍子时,脑海中闪过一些不愉快 thoughts,但在这样的日子里,人恰恰需要慰藉,而这只配以微醺浆果的狍子便提供了这种慰藉。

这本书名为《野性时代厨房》(Wilde Zeiten Küche),主创是 Harald Rüssel,一位在洪斯吕克(Hunsrück)地区推崇自然烹饪的星级厨师,他的两个儿子将接班;据父亲介绍,其中一个是以“经典为基础”的纯粹主义者,另一个则是敢于冒险的人,在调味方面“喜欢大开大合”。

在供应狍子肉时,Rüssel 一家搭配了大胆使用味噌酱腌制的尖叶甘蓝,以及经典的生姜胡萝卜泥,但主角是:

版面报道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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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浆果长胡椒汁狍脊肉

前一天,将 100 ml 接骨木花汁加上 200 ml 红葡萄汁或浆果汁煮沸,用 1 EL 食用淀粉轻微勾芡,加入一条橙皮、3 颗杜松子和 3 颗allspice(allspice / piment),将 100 g 森林浆果(接骨木果或其他蓝色浆果)放入热汤中,冷却并腌制过夜。用野味骨头(如果有;否则用牛肉或羊肉,视个人喜好而定)调制基础酱汁:将骨头剁碎,煎至焦香,加入切丁的汤用蔬菜、大蒜和百里香、番茄膏,短时间一同煎炒,用红葡萄酒炝锅,再加上用研钵捣碎的香料,即丁香、香菜、杜松子、胡椒、allspice 和盐。炖煮 1,5 小时,临近结束时加入月桂叶和迷迭香,过滤,冷却,撇去油脂。

在关键的那一天,将 800 g 室温的无骨狍脊肉切成四块。制作调味膏:½ TL 原可可(Crue de Kakao,即烘烤并捣碎的可可豆,我直接用了可可粉)、½ TL 由丁香、肉豆蔻、干姜和白胡椒组成的混合调料。加入 1 EL 榛子油。用此调料涂抹狍肉(没错,它是棕色的),先用保鲜膜包裹,再用铝箔纸紧紧包裹。在室温下静置。关于 Jus(即酱汁):将 ½ 个小葱切丁并炒香,加入 8 根捣碎的长胡椒(希望你能在信任的每周集市上买到),此外加入 4 EL 黑皮诺红葡萄酒和 2 cl 波特酒。倒入 400 ml 野味基础酱汁(见上文)。加入 1 枝迷迭香,将整体浓缩至三分之二。在锅中融化 2 EL 黄油,将其加入酱汁中。用少量冷水将 2 EL 食用淀粉调匀,轻轻地使酱汁浓稠。现在将狍肉块滑入沸水(不要煮沸!),在其中停留 7 分钟,取出静置 1 分钟。切成厚片,两面用热黄油在锅中快速煎一下,此时才撒盐,然后迅速上桌。我们搭配了施佩茨勒面(Spätzle)。

谢谢你们,Rüssel 一家!烹饪艺术的朋友们:这很值得!这道菜非常适合在圣诞节准备,如果肉的内部呈现漂亮的粉红色,浆果足够多,且酱汁没有用完,也许每个人都能度过一个和平的节日——除了那只狍子。

Barbara Supp 可能无法开枪射杀一只狍子,但她很高兴别人这么做。并且她认为,东阿尔布(Ostalb)地区的一只平均水平的狍子,比牛棚里的一只平均水平的牛生活得更幸福。

版面报道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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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居然要我读?

版面报道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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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里,她给我的感觉就像一只想成为孔雀的苍鹭” 多特·汉森:《Broder》

凯勒: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苍鹭必须从事一项有偿工作,什么样的职业才适合它们?

哈梅莱勒:没有!但你的问题听起来就像是你自己很想回答它一样。

凯勒:非常想。不过,这个问题的完美答案来自多特·汉森。在她的新小说《Broder》的第一段中,她将回归的苍鹭描述为心情糟糕的春天使者,像管理员一样抱怨。在那一刻我就知道,我也会喜欢她的这本书。你读了多久?

哈梅莱勒:在我们开始这个专栏之前,我就预感到这本书中,为了延续这个比喻,我将扮演那只苍鹭的角色。而你则是那只欢快鸣叫的乌鸫。

凯勒:所以你不喜欢这本书?

哈梅莱勒:我的印象相当矛盾。一方面,这本书力求艺术化。很多东西被含蓄地暗示,故事是缓慢展开的。但另一方面,我觉得小说情节的构建及其人物相当可预测:兄弟阋墙,家族秘密。一个酗酒者,一个被刻意描绘成异域风情的女人。我觉得这相当陈词滥调。此外还有动物。牛,马。男主角是个兽医。但即便《Broder》的故事发生在北德的一个村庄——小说毕竟不是一锅羽衣甘蓝炖菜,不能把食谱里代代相传的所有东西都扔进去。

凯勒:我敢打赌,多特·汉森炖的羽衣甘蓝也不会仅仅尝起来像羽衣甘蓝炖菜。至少对我来说,读她的书是这样的:我觉得她的语言以及她看待北德的视角如此优美、深思熟虑且幽默,以至于我觉得她写的任何东西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特色。

哈梅莱勒:在这本书里,她给我的感觉更像一只想成为孔雀的苍鹭。多特·汉森凭借像《Altes Land》这样描写北德乡村的小说成名。现在又来了一部,但为了不让这件事显得太庸俗,她在文本中加入了大量语言上的冗词赘句,尤其是在开头部分。不过,这本书里有一个角色,即使是我也能产生一点点认同感!

凯勒:那是谁?

哈梅莱勒:约汉,男主角 Broder 的一个旧友,以前是该地区唯一的朋克。不过他老得并不好看:多特·汉森将他比作家禽场里的一只金雉。看来我也能慢慢习惯这本书里的鸟类隐喻。我漏掉哪个了吗?

凯勒:肯定有。阅读之初,为了取乐,我列了一张小说中出现的所有动物清单。因为这本质上也是一部关于人与动物关系的小说。如果你写奶牛养殖业,这大概是必然的。当然,让我特别高兴的是,书的最后一章再次以对苍鹭的描述开始。

玛伦·凯勒(Maren Keller)是生活版编辑,她最喜欢的羽衣甘蓝食谱是 Ribollita。塞巴斯蒂安·哈梅莱勒(Sebastian Hammelehle)是文化版作者。他喜欢配有烹饪香肠的羽衣甘蓝——只要不是小说形式的就行。

版面报道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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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犯罪。真实故事。《stern》推出的真实犯罪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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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ne

17 №.56 • 真实犯罪

乔什琳在哪里?

一个女孩,

一位母亲,

一个可怕的

怀疑

// 67 ■ 真实犯罪

Crime

狩猎宫

他们达成

一项协议——且

毫无

怜悯

嗜血

夜晚他潜行

在坟墓之间

监狱能

有多美?

对话一位

监狱

建筑师

助产士

她帮助孩子来到世间。

却将男人送往死亡

患者

他了解关于

他们的一切。他毫无

同情心

苏格兰的

犯罪小说女王

瓦尔·麦克德米德 (Val McDermid)

讲述关于

小说创作的

心得

// 68 • 真实犯罪

Crime

凶手

女警

一对完美

伴侣

有人阻碍了

他的幸福

他想诱使对方吐露其阴暗的

秘密。

一个接一个

育种者的

复仇

王子曾是

他的朋友。

现在他想看他

受苦

毫无保护

家庭

暴力如何袭击

乡村女性

在他的掌控之下

他们信任那个研究星盘的男人。

直到(星象变得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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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LTURBEILAGE

Die besten Tipps für

den Herbst

BERLINER LINKE

Die Chefin kämpft mit

den eigenen Leuten

ROBERT HABECK

Mit dem Rad durch

Kopenha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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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 ist wirklich Au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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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 ist wirklich Autist?

Warum die Zahl der Diagnosen steigt. Und was Betroffenen hilft.

Im fünften Jahr des Kriegs ist die Unterstützung für die Ukraine zwar noch da. Aber sie bröck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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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 fünften Jahr des Kriegs ist die Unterstützung für die Ukraine zwar noch da. Aber sie bröckelt.

Seite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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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el

Warum erhalten plötzlich immer mehr Menschen die Diagnose Autismus? Im Medizinstudium begegnete Redakteurin Veronika Hackenbroch vor allem dem schweren frühkindlichen Autismus. Bei ihrer Recherche trafen sie und ihre Kollegin Kerstin Kullmann nun auf Autistinnen und Autisten, die ihre Schwierigkeiten, Mimik, Gestik und soziale Situationen intuitiv zu deuten, so glaubhaft überspielten, dass Außenstehende kaum etwas bemerkten. »Die Vorstellung davon, was Autismus ist, hat sich enorm gewandelt, darüber streiten die Experten«, sagt Hackenbroch. Die Autorinnen waren beeindruckt, wie sehr die Diagnose einigen Gesprächspartnerinnen half, sich im Leben besser zurechtzufinden. Dagegen fragt sich die frühere Wissenschaftsjournalistin Eva-Maria Schnurr, heute Leiterin des Geschichtsressorts, in einem Essay, wie zunehmende Diagnosen und die Psychologisierung des Alltags zusammenhängen. Ihr Eindruck: »In der Schule erfahren Kinder oft nur noch Nachsicht und besondere Zuwendung, wenn sie eine Diagnose haben.«

Nanna Navntoft / DER SPIEGEL

Seiten 8, 14, 16

Priv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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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Habeck

Einst Vizekanzler, jetzt wieder Buchautor: Wie fühlt es sich an, wenn man die Welt verändern wollte und nun nur noch über sie nachdenkt? SPIEGEL-Autor Xaver von Cranach begleitete Robert Habeck drei Tage lang in Kopenhagen, um das herauszufinden. Habeck sprach offen über sein neues Leben, führte Cranach in sein Büro als Professor of Practice an der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Er zeigte ihm die Stadt per Fahrrad und erzählte, wie Dänemark seine Perspektive auf die Welt verändert, selbst auf Bismarck, und wie weit entfernt er war von Deutschland, als die AfD in Sachsen-Anhalt siegte – in der Arktis. »Ich schaue jetzt von oben auf Deutschland«, sagte Habeck. Einmal sprach ihn ein junges deutsches Paar an. Die Frau entschuldigte sich höflich und sagte nur: »Danke.« Nicht mehr. Kein »Danke für X« oder »Danke für Y«. »Vielleicht beschreibt das Habeck ganz gut«, meint Cranach. »Seine Fans denken bei ihm nicht an konkrete Maßnahmen oder Positionen. Sie sehnen sich nach seinem Habitus. Das ist viel – aber offenbar nicht gen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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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rael

Als der Israelkorrespondent Thore Schröder die Pädagogin Rachel Goldberg-Polin in ihrem Büro in Jerusalem traf, türmten sich Papiere auf ihrem Schreibtisch. »In mir sieht es genauso chaotisch aus«, sagte sie. Ihr Sohn Hersh, damals 23, wurde am 7. Oktober 2023 von der Hamas nach Gaza verschleppt. Seine Mutter wurde durch ihren weltweiten Kampf um seine Rückkehr bekannt. Hersh verlor beim Angriff einen Arm und tauchte später in Propagandavideos der Terrororganisation auf. Knapp ein Jahr nach seiner Entführung ermordeten ihn die Geiselnehmer in einem Tunnel in Südgaza, als sich israelische Soldaten seinem Versteck näherten. Hershs Mutter verzichtete selbst dann noch auf öffentliche Schuldzuweisungen. »Es ist beeindruckend, wie ein Mensch gleichzeitig so gebrochen und so gütig sein kann«, sagt Schröder. Schon bei Hershs Beerdigung sprach sein Vater einen überraschend versöhnlichen, leicht abgeänderten jüdischen Trostspruch: »Möge deine Erinnerung eine Revolution sein.« Eine Revolution für das Gute.

Seite 46

Jonas Opperskalski / DER SPI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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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EGEL BESTSE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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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EGEL BESTSELLER

Die Autorin Tana French gilt als Königin der irischen Kriminalliteratur – obwohl sie keine Krimis schreibt. Im neuen SPIEGEL BESTSELLER spricht sie über die wahren Trennlinien der Gesellschaft: »Arschlöcher gegen Nicht-Arschlöcher.« Außerdem hat die Feministin Mareike Fallwickl einen Roman über Heterofatalismus geschrieben, der die Frustration von Frauen über Partnerschaften mit Männern beschreibt, die sich alsbindungsscheu, ambivalent oder emotional defizitär erweisen. Das Buch wird wohl ein Bestseller. Aber ist es auch gut? SPIEGEL-Redakteur Lars-Olav Beier besucht eine der letzten Videotheken Deutschlands und beschreibt, wie sie sich gegen den Niedergang stemmt. Sein Kollege Sebastian Hammelehle trifft in London den Künstler Jon Batiste, auch bekannt als Leiter der Hausband der »Late Show with Stephen Colbert«. Batiste kann reden, singen und tanzen, außerdem spielt er auch noch fantastisch Klavier. Jetzt will er in Europa Karriere machen und bringt gleich drei Alben heraus. SPIEGEL BESTSELLER liegt einem Teil der Auflage bei.

Sylvester Stallone

TITEL

8 Autismus Die Zahl der Diagnosen steigt – und immer mehr Menschen fühlen sich betroffen: Ist das gut oder schlecht?

14 Eine Mutter über den Alltag mit einem autistischen Sohn

16 Essay Was die Fixierung auf psychiatrische Diagnosen über unsere Zeit aussa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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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SCHE BÜH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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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SCHE BÜHNE

18 Rechter Aktivist bei Bundeswehrübung | Zweifel an Gültigkeit der Landtagswahl in Sachsen-Anhalt | Der gesunde Menschenver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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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UTSCHLAND

6 Leitartikel Die SPD sollte sich von der Rente mit 63 verabschieden

24 Hauptstadt Die Ver-

strickungen der Berliner

Linken

Adie Bush /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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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 beginnt Autism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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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 beginnt Autismus?

Titel Immer mehr Menschen erhalten die Diagnose Autismus – Experten sind sich aber uneins, ob zu Recht. Betroffenen kann die Diagnose Unterstützung im Alltag sichern.

Seiten 8, 14, 16

28 Außenpolitik Die Solidarität mit der Ukraine schwindet

30 Bundeswehr MAD durch-leuchtet Bewerber per KI

32 Demokratie SPIEGEL-Gespräch mit Historiker Timothy Garton Ash über den richtigen Ton in der Politik

36 Justiz Planten Hamas-Terroristen Anschläge auf Juden in Deutschland?

39 Ortstermin Bei einem True-Crime-Hackathon in Sachsen-Anhalt helfen Bürger der Polizei

40 Nordrhein-Westfalen Die Landarztquote sollte den Hausärztemangel lösen – jetzt haben Studierende Klage eingereicht

43 Weltall Streit um Riesen-

meteorit in Bay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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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ATTE

44 Identitäten Der Soziologe Heinz Bude über die Stärken des alten Westens

James Devaney / GC Images / Getty Images

Der Hollywoodstar erzählt, wie er trotz Herabsetzung zum Actionheld wurde.

Seite 88

Paula Schwarz

Die Erbin sprudelt vor Ideen – und

hadert mit ihrem Vermögen.

Seite 72

Freya Najade / DER SPIEGEL

Alexander Neis / Eibner / IMAGO

Nico Rosberg

Der »Ultra-Schock«: So war Michael Schumacher als Teamkollege.

Seite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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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LAND

46 Israel Rachel Goldberg-Polin im SPIEGEL-Gespräch über den Verlust ihres Sohnes, den die Hamas ermordete

50 Ukraine Aufstieg auf den tröstenden Berg Howerla

52 Bosnien Junge Aktivisten schaffen in dem ethnisch gespaltenen Land eine Bürgerbewegung für alle

54 Auswanderer Warum viele Deutsche in Paraguay neu anfangen

58 Eskaliert der Konflikt zwischen Äthiopien und der Region Tigray erneut? | Korrespondentinkolumne aus Pe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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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ER

60 Skandale Reportage über den Missbrauch an französischen Vorschulen

65 Kolumne Leitkult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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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TSCHAFT

66 Autokonzerne Europas Hersteller kämpfen gegen das Verbrenner-Aus

70 Verkehr Bahn-Chefin Evelyn Palla und ihr Höllenjob

72 Erben Wie ihr Vermögen Paula Schwarz zur Rebellin machte

76 Volkswagen lässt Nvidia abblitzen | Deutschlands Staatsausgaben steigen immer schneller | Kassenpatienten zufriedener als geda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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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SEN

78 Hilfsmittel So nutzen blinde Menschen neue Technologien

82 Gesundheit Fleischallergie nach Zeckenstich

Murat Tueremis / laif

Kontakte zu Terrorsympathisanten, Chatnachrichten mit Clanmitglied – wie gefährlich ist die Berliner Linke?

Seite 24

Simone Perolari / DER SPIEGEL

Frankreichs großer Schulskandal

Schikane, Schläge, Missbrauch: Pariser Eltern erzählen, was ihren Kindern in der Ganztagsbetreuung widerfahren ist.

Seite 60

Beim Aus vom Verbrenner-Aus könnte es auf Stimmen der Rechten ankommen. Die Industrie sucht deren Nähe.

Seite 66

84 Health Schützen Multi-vitamintabletten wirklich vor Demenz?

86 Richtiger Rückschnitt im Garten | Gefährliches Virus im S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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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LTUR

88 Hollywood Sylvester Stallone über seine triste Kindheit und darüber, wie er ein Star wurde

92 Karrieren Robert Habeck wollte Kanzler werden, dann hat er sich aus der Politik nach Kopenhagen zurückgezogen. Wie guckt er heute auf Deutschland?

98 Feminismus Sophia Fritz hat mit »Toxische Weiblichkeit« einen Bestseller geschrieben. Jetzt zielt sie auf die Männer

100 Kino Tom Cruise und »Digger« quälen die Zuschauer 128 Film-minuten lang

101 Serie »East of Eden« | Danger Dans »Keine Angst« | Buch »Diaries of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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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

102 Motorsport Nico Rosberg, Formel-1-Weltmeister von 2016, über Talent, Arbeitseifer, Psychotricks und sein Verhältnis zu Michael Schumacher

105 Randsportart Walking Football | Haltungsnote: Esther Pfeiffer

27 SPIEGEL-TV-Programm

97 Bestseller

106 Impressum, Leserservice

107 Nachrufe

108 Personalien

110 Posteingang

112 Hohlspiegel

113 Familienalbum

114 Niemals geht man so ganz

Privileg für die Privilegier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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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ileg für die Privilegierten

Die SPD ringt um ihre Haltung zum Ruhestand nach 45 Beitragsjahren. Wenn sie sozial gerecht sein will, darf sie an dieser Regelung nicht festhalten.

Von Michael Sauga

Seit den drei Landtagswahlen im Osten prägen zwei Begriffe die Reformdebatte in der SPD. Die Partei müsse sich verstärkt um »soziale Gerechtigkeit« und die »Bezahlbarkeit« des Lebens kümmern, heißt es im jüngsten Beschluss der Parteiführung um die Co-Chefs Lars Klingbeil und Bärbel Bas. »Beschäftigte« sowie »Menschen mit kleinen und mittleren Einkommen« dürften »nicht diejenigen sein, die die Hauptlasten der Reformen« tragen.

Das ist das richtige Anliegen für eine Partei, die sich als Anwalt der Arbeitnehmer begreift. Nur: Wenn »Bezahlbarkeit« und »soziale Gerechtigkeit« das Ziel sind, sollte die SPD die sogenannte Rente mit 63 abschaffen, statt für sie zu kämpfen. Denn der abschlagsfreie Ruhestand für Beschäf-

tigte mit 45 Beitragsjahren ist kein Lohn für besondere Lebensleistung, wie es gern heißt. Er ist ein sozialpolitisch schlecht begründetes Privileg für begünstigte Beschäftigtengruppen. Weniger gut gestellte Arbeitnehmer müssen es bezahlen.

Das vor zwölf Jahren eingeführte Reglement vertieft die Kluft zwischen Brutto- und Nettolöhnen und belastet gerade jene, die in besonderem Maße auch unter steigenden Lebensmittelpreisen, Energiekosten und Mieten leiden.

Jahrzehntelang galt es als unumstrittener Gerechtigkeitsgrundsatz, dass gleich hohe Beitragszahlungen zu gleich hohen Renten führen sollten, unabhängig von Beruf, Bildung oder Versicherungszeit. Die Rente ab 63 aber verstößt gegen dieses Prinzip. Denn ihre Empfänger dürfen zwei Jahre vor der allgemeinen Altersgrenze in Ruhestand gehen, ohne die üblichen Abschläge hinnehmen zu müssen. Das erzeugt einen Vorteil, der sich leicht auf 30.000 Euro oder mehr summieren kann, ohne dass er durch eigene Beitragszahlungen gedeckt wäre.

Sozialpolitisch könnte das gerechtfertigt sein, wenn dadurch Versicherte begünstigt würden, die auf andere Weise zum Erhalt des Systems beitragen oder besonders belastet sind. Frauen etwa, die häufiger als Männer Kinder erziehen und Angehörige pflegen. Oder Beschäftigte, die sich kaputtgearbeitet haben. Doch das ist nicht der Fall. Die Rente mit 63 kommt Studien zufolge großteils männlichen Gutverdienern mit überdurchschnittlicher Gesundheit zugute. Sie ist kein Ausgleich für Härten, sie ist ein Privileg für die Privilegierten. Ihre Durchschnittsrenten lagen zuletzt um fast 500 Euro über den Durchschnittsbezügen anderer Ruheständler.

Was den Vorteil sozialpolitisch aber besonders fragwürdig macht, ist die Tatsache, dass er vor allem von den Beschäftigten finanziert wird. Weil er sich überwiegend aus Sozialbeiträgen speist, bleiben Beamte oder die allermeisten Selbstständigen genauso verschont wie Immobilieneigentümer, Kapitalanleger oder Topverdiener. Deren Einkünfte sind nicht oder nur zum Teil beitragspflichtig. Stattdessen steigen die Sozialbeiträge. Seit der Coronazeit zahlt ein Durchschnittsverdiener gut 600 Euro jährlich mehr in die Kranken-, Renten- oder Alterskassen ein; und wenn nichts geschieht, wird sich der Betrag in den nächsten fünf Jahren mehr als verdoppeln.

Die abschlagsfreie Frührente ist eine Leistung, die von unten nach oben verteilt. Trotzdem schnitt Ministerpräsidentin Ma-

nuela Schwesig (SPD), die den Einsatz für den teuren Ruhestand zu einem zentralen Wahlkampfthema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gemacht hatte, besser als erwartet ab. Schwesig bekämpfte Populismus mit Populismus. Ist das die richtige Waffe gegen die politischen Extreme?

Zweifel sind angebracht. Zum einen wurde Schwesigs Amtskollege Sven Schulze (CDU) in Sachsen-Anhalt abgestraft, obwohl er sich genauso vehement für die Leistung eingesetzt hatte. Zum anderen sprechen sich die Bürger fast immer für möglichst hohe Leistungen bei möglichst niedrigen Beiträgen aus – für den fairen Ausgleich sollen ihre gewählten Vertreter sorgen.

Umso frustrierter sind die Wähler, wenn die Regierenden dieser Aufgabe nicht gerecht werden und ihre Politik sich schon nach wenigen Jahren als unhaltbar herausstellt. Dann verspielt die Regierung Vertrauen, das sie nicht durch weitere haltlose Versprechen zurückgewinnen kann, sondern nur durch gutes Regieren, das den Realitäten Rechnung trägt.

Bas und Klingbeil wären gut beraten, den Vorschlägen der Alterssicherungskommission zu folgen und die Rente mit 63 wie vereinbart abzuschaffen. Zugleich sollten sie sich für jene besonders belasteten Berufsgruppen starkmachen, an denen die heutige 45-Jahres-Regelung vorbeigeht. Das wären die richtigen Prioritäten für eine Arbeitnehmerpartei.

Die Demokratie wird nicht gerettet, wenn die Rentenpolitik den Staat in die Finanzierungskrise treibt, wie es in diesen Tagen in Frankreich zu beobachten ist. Die Demokratie wird gerettet, wenn die Politik dem gesunden Menschenverstand folgt – und nicht einem vermeintlich gesunden Volksempfin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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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f dem Spekt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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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f dem Spektrum

Autismus In Schulen, Familien, Arztpraxen und sozialen Medien:

Überall ist plötzlich von Autismus

die Rede. Die Zahl der Diagnosen steigt. Aber warum?

»Wo kann ich hingucken, damit es so aussieht, als würde ich Blickkontakt hal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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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 kann ich hingucken, damit es so aussieht, als würde ich Blickkontakt halten?«

Clara Herfurth\*, Ergotherapeutin

An einem sonnigen Tag im Juni ist Clara Herfurth im bayerischen Ingolstadt auf dem Weg zur Praxis ihrer Therapeutin. Auf den Ohren trägt sie schwarze große Kopfhörer. Sie helfen ihr, sich abzuschirmen, wenn ihr die Welt zu laut wird.

Clara Herfurth verarbeitet die Reize aus der Außenwelt anders als die meisten Menschen. Geräusche, Licht oder Berührungen erreichen sie weniger stark gefiltert. Kuscheln, erzählt sie, sei als Kind schrecklich für sie gewesen, eine raschelnde Bettdecke, einen schief sitzenden Socken könne sie nicht ertragen.

Die sportliche Frau ist Ende zwanzig und Autistin. Sie ist weder ungelenk wie »Rain Man«, der inselbegabte Mann in dem gleichnamigen Film, noch hochbegabt-überdreht wie die Figur des Physikers Sheldon Cooper in der Serie »Big Bang Theory«. Herfurth, die eigentlich anders heißt, lernt keine Telefonbücher auswendig und spricht nicht, wie manche Autisten, mit ungewöhnlicher Satzmelodie. Sie hat eine Ausbildung als Ergotherapeutin abgeschlossen, sie sucht in Gesprächen Blickkontakt. Nur manchmal, wenn sie unsicher oder aufgeregt scheint, wirken ihre Gesten ein wenig zu ausladend.

Und doch, so erzählt sie, sei sie in ihrem Leben immer wieder vor Wände gerannt. An ihrem Arbeitsplatz zum Beispiel habe es immer wieder Konflikte gegeben, scheinbar aus dem Nichts. »Wahrscheinlich hatten sie sich angebahnt, aber ich wusste gar nicht, wie ich da hineingeraten war.«

Als sie vor fünf Wochen ihre Diagnose erfahren hat, habe sie geweint, sagt Herfurth, weil es endlich ein Wort für ihre Probleme gab: Autismus-Spektrum-Störung. »Ich hätte mir so viele Selbstzweifel, so viele schlimme Erlebnisse sparen können, wenn mir jemand früher gesagt hätte, dass ich nichts dafür kann, dass ich so bin.« Trotzdem sei sie überrascht gewesen: »Autistin? Dafür muss man ein Mathegenie sein oder sich für Dinosaurier interessieren«, so habe sie immer gedacht.

Was sie lange nicht wusste: Das Bild von Autismus, wie es »Rain Man« und »Big Bang Theory« vermitteln, ist längst nicht mehr das einzig gültige.

Zwar gibt es Formen von Autismus, die Menschen sichtbar beeinträchtigen; Autisten können die Mimik und Gestik anderer nicht intuitiv verstehen und auch andere soziale Situationen nicht richtig deuten. Viele Eltern autistischer Kinder berichten von extremen Herausforderungen (siehe Seite 14). Sie erleben, dass ihre Töchter und Söhne schreien und um sich schlagen, Gegenstände werfen, sich tagelang in ein abgedunkeltes Zimmer zurückziehen, weder auf Ansprache noch auf Berührungen reagieren und phasenweise nicht in der Lage sind zu sprechen. Noch als Erwachsene bleiben manche beim Essen, bei der Hygiene und anderer Alltagsbewältigung auf Hilfe angewiesen.

Maria Irl / DER SPIEGEL

Doch die meisten Wissenschaftler sind inzwischen davon überzeugt, dass sich Autismus auch eher unauffällig äußern kann und eine große Bandbreite von Symptomen mit sich bringt. Die sogenannte Autismus-Spektrum-Störung schließt Menschen ein, denen äußerlich wenig oder nichts von einer Störung anzumerken ist.

»Das Konzept hat sich in den vergangenen Jahrzehnten deutlich verändert«, sagt Sebastian Lundström, Autismusforscher an der Universität Göteborg. Es habe einen »diagnostic drift« gegeben, eine schrittweise Ausweitung der Diagnosekriterien. Schon Ende

\* Name geändert.

der Siebzigerjahre gab es erste Ansätze, Autismus als breites Spektrum zu verstehen – unter anderem weil die beiden damals in der Medizin vorherrschenden Autismusvarianten, der frühkindliche Autismus und das sogenannte Asperger-Syndrom, sich nicht immer klar voneinander abgrenzen ließen.

Im Jahr 2013 wurden im amerikanischen Diagnoseleitfaden DSM-5 die verschiedenen Autismusformen durch die »Autismus-Spektrum-Störung« ersetzt; 2022 zog die Weltgesundheitsorganisation WHO in der von ihr herausgegebenen Klassifikation der Krankheiten ICD-11 nach. Obwohl in Deutschland Diagnosen weiterhin nach der älteren Version ICD-10 vergeben werden, wird in Praxen und Krankenhäusern nun mehr nach dem Schweregrad als nach der Form von Autismus gefragt. Auch Menschen, die in keine der früheren Autismuskategorien hineinpassen, können nach heutigen Maßstäben eine Diagnose bekommen.

Schätzungen zufolge gelten in Deutschland inzwischen rund 800.000 Menschen als autistisch, laut Daten einer Krankenkasse hat sich der Anteil der jungen Betroffenen zwischen 2013 und 2022 verdoppelt. In den USA war in einer Untersuchung jedes 31. achtjährige Kind auf dem Autismusspektrum – fast fünfmal so viele wie im Jahr 2000. In Schweden hat sich die Rate der Autismusdiagnosen innerhalb von 35 Jahren ungefähr verzehnfacht, auch immer mehr Mädchen und junge Frauen erhalten die Diagnose.

Autismus scheint allgegenwärtig: in Schulen, Kitas und Arztpraxen, auf Instagram und TikTok. Der amerikanische Techmilliardär Elon Musk gab sich im Fernsehen als Autist zu erkennen, die schwedische Klimaaktivistin Greta Thunberg spricht von Autismus als ihrer »Superkraft«. Gibt es Probleme im Unterricht, fragen sich Eltern, ob ihr Kind betroffen sein könnte. Lehrer raten zur Diagnostik, weil Schüler mit Inklusionsbedarf zusätzliche Hilfe durch Sonderpädagogen oder Schulbegleiter bekommen. Erwachsene blicken auf ihr Leben und denken: Das könnte erklären, warum ich mich nie zugehörig gefühlt habe.

In den psychiatrischen Ambulanzen, die auf die Diagnostik spezialisiert sind, beträgt die Wartezeit manchmal mehr als zwei Jahre. In Städten wie München, Berlin oder Hamburg heißt es auch: Aufnahmestopp. Und während manche sich fragen, weshalb die Zahl plötzlich derart steigt, und einige schon von einer Modediagnose sprechen, deuten andere den Anstieg so, dass Autismus, nun endlich, in all seinen Formen seinen Platz in der Gesellschaft findet.

Aber was genau ist Autismus? Eine Krankheit, eine Behinderung – oder nur eine ungewöhnliche Art zu denken und zu fühlen? Und wer eigentlich ist ein Autist oder eine Autistin? Wohl alle kennen Phasen, in denen sie nicht klarkommen mit dem Leben, den Leuten und der Welt. Gehört man dann ins Spektrum? Menschen, denen die Gesellschaft anderer mehr Probleme als Freude bereitet, gab es schon immer. Die Einzelgänger, die Spätzünder: in Wahrheit alle Autisten?

Die Diskussionen über all das sind oft heftig, und sie weisen weit über die Medizin hinaus. Die Frage, wie man auf Autismus blickt, ist auch eine Frage danach, welche menschlichen Eigenheiten eine Gesellschaft zu akzeptieren bereit ist – und ob ein Verhalten, das aus der Norm fällt, gleich eine Diagnose braucht (siehe Seite 16).

Selbst die Experten ringen erbittert um Positionen. Die deutsch-britische Entwicklungspsychologin Uta Frith, eine Pionierin der Autismusforschung, erklärte in einem

Interview im »Times Educational Supplement« im März: »Das Spektrum ist kollabiert.« Die Kriterien für eine medizinische Diagnose, sagte sie sinngemäß, seien mittlerweile derart schwammig, dass sie »völlig bedeutungslos« werde. Im August legte sie im Fachmagazin »Psychological Medicine« nach: Autismus habe sich zu einer »vagen, kulturell verstärkten Identitätskategorie« entwickelt, die zu einer enormen Nachfrage bei Jugendlichen und Erwachsenen geführt habe und »eine geradezu magnetische Anziehungskraft ausübt«.

Ähnlich kritisch äußert sich Kai Vogeley, Professor für Psychiatrie an der Universität zu Köln. »Autismus ist derzeit eine sehr beliebte Diagnose«, sagt er. »Es ist eine der ganz wenigen psychiatrischen Diagnosen, die die Menschen gern erhalten möchten.« Sue Fletcher-Watson, Professorin für Entwicklungspsychologie an der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dagegen meint: »Autistische Menschen haben nach wie vor enorme Nachteile im Leben. Deshalb ist es gut, dass sich jetzt mehr Menschen um eine Diagnose bemühen. Sie kann ihnen helfen.«

Autismus sei eine andere Art zu denken, sagt Tony Attwood, Psychologe im australischen Brisbane, der als einer der prominentesten Experten gilt und für seinen empathischen Blick auf die Nöte autistischer Menschen bekannt ist. »Autisten gestalten zwischenmenschliche Beziehungen anders, sie lernen anders und nehmen Muster, Systeme und Fehler anders wahr.« Betroffene sprechen davon, Autismus fühle sich an, als wohnte man ein Leben lang in einem fremden Land, dessen Gewohnheiten und Sprache man nicht versteht. Auch die Frauen und

Autismusexperte Tebartz van Elst:

»Es gibt zunehmend identitäre Diagnosen«

Männer, die in diesem Text über ihren Alltag mit Autismus berichten, schildern solche Empfindungen. Auf eigenen Wunsch sind ihre Namen, wie der von Clara Herfurth, verfremdet; die echten sind der Redaktion bekannt.

Nur: Wie lässt sich das medizinisch erfassen – eine andere Art zu denken, ein Leben im falschen Land? Die aktuell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die im Fachjournal »The Lancet« erschienen ist und weltweit die Krankheitslast bemisst, zählt Autismus zu den zehn Hauptursachen für eine nicht tödliche gesundheitliche Belastung bei Menschen unter 20 Jahren. Aber wie können Ärzte und Psychologen – angesichts eines Spektrums voller Unschärfen – eine eindeutige Diagnose stellen?

Medizinisch gesehen ist Autismus eine neurologische Entwicklungsstörung, die wahrscheinlich in hohem Maße erblich ist. Auch ein höheres Alter der Eltern und manche Infektionen während der Schwangerschaft können das Risiko erhöhen; Paracetamol in der Schwangerschaft begünstigt ihn nach derzeitigem Wissen nicht. Studien deuten darauf hin, dass neuronale Netzwerke im Gehirn von Autisten an manchen Stellen anders miteinander verknüpft sind als üblicherweise, genau weiß es bislang niemand. Die noch immer verbreitete Annahme, dass eine Masernimpfung zu Autismus führen kann, ist nicht haltbar.

Bislang wurden mehrere Hundert Autismusrisikogene identifiziert, die in der Bevölkerung weitverbreitet vorkommen. In Deutschland gibt es momentan keine gültige Autismusleitlinie, Ärzte und Therapeuten folgen in der Regel bei der Diagnose den Kriterien von ICD und DSM: Ausschlaggebend ist, dass sich Defizite und Besonderheiten in der Kommunikation und im Sozialverhalten feststellen lassen, die bis in die Kindheit zurückreichen. Hinzukommen muss ein Verhalten, müssen Interessen oder Aktivitäten mit auffällig starren und sich wiederholenden Mustern. Je nachdem, wie viel Hilfe die Menschen im Alltag benötigen, unterscheidet man laut DSM-5 im Autismusspektrum drei Schweregrade.

Die Diagnostiker nutzen standardisierte Fragebögen, führen aber auch ausführliche Gespräche mit den Betroffenen, deren Eltern, Verwandten oder mitunter langjährigen Freunden: Mochten die Patienten in der Kindheit gern fantasievolle Spiele, die menschliches Zusammenleben nachstellen – oder sortierten sie, eher typisch für Autisten, ausdauernd und systematisch ihr Spielzeug? Verbringen sie heute noch viel Zeit mit Spezialinteressen? Vermeiden sie es, ihrem Gegenüber in die Augen zu sehen, reagieren sie empfindlich auf Umweltreize, bestehen sie immer auf einem stets möglichst gleichen Tagesablauf?

Und wie reagieren sie bei hohem Stress und Reizüberflutung? Oft versuchen Autisten, sich dann mit immer wiederkehrenden Bewegungen, dem sogenannten Stimming, zu regulieren. Gelingt ihnen das nicht, kann ein sogenannter Meltdown folgen: ein Zustand, der in vielen Fällen wie ein heftiger Wutausbruch wirkt, tatsächlich aber eher ein Ausdruck von Schutzbedürftigkeit ist.

Doch trotz der aufwendigen Diagnostik ist die Befundlage häufig nur schwer einschätzbar. ADHS, Depressionen, soziale Ängste, Zwänge oder andere psychische Störungen können sich teilweise ähnlich äußern. Viele Autisten leiden zugleich an ADHS und Angststörungen, Depressionen, Zwängen, Tics und Traumata. Und in vielen Situationen zeigen sie ein Verhalten, das Psychologen »Maskieren« nennen: Sie versuchen, nach außen normal zu erscheinen, um nicht aufzufallen.

Clara Herfurth sagt, sie sei sich nie sicher gewesen, was andere Menschen von ihr gewollt hätten; es ist ein typisches Dilemma autistischer Menschen. Dreimal habe sie sexuelle Übergriffe erlebt, weil sie die Absicht der Männer nicht habe einschätzen können. Wenn eine Mitschülerin ihre Frisur kommentiert habe, habe sie nicht gewusst, ob es nett gemeint oder eine Hänselei gewesen sei. So erzählt sie es.

Sicherheit hätten ihr die Routinen gegeben. »Ich habe immer das Gleiche gefrühstückt, ich

Miriam Stanke / DER SPIEGEL

»Jeden Morgen grüßen, zum richtigen Zeitpunkt lächeln, sich Namen mer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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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den Morgen grüßen, zum richtigen Zeitpunkt lächeln, sich Namen merken«

Pria Bernhagen\*, Autistin

hatte immer das gleiche Pausenbrot. Es gab immer zur selben Zeit Abendessen, und ich ging immer zur gleichen Zeit ins Bett.«

Trotzdem hätten sich Stress und Ängste in ihr aufgestaut. Mit elf Jahren habe sie angefangen, sich selbst zu verletzen. Der Arzt, der sie später untersucht habe, habe ihren Autismus nicht erkannt, meint sie.

Herfurth erzählt, sie habe gelernt zu maskieren. »Ich habe mir genau überlegt: Wo kann ich hingucken, damit es so aussieht, als würde ich Blickkontakt halten? Und wann gucke ich wieder weg?« Nicken, lächeln, ein bestätigendes »Hm« im Gespräch, all das wirkt bei Herfurth wie selbstverständlich. Es bedeute eine enorme Anstrengung, sagt sie. Studien zeigen, dass diese Anstrengungen mit einem erhöhten Risiko für Burn-out einhergehen. Bei Autismusskeptikern aber nährt solches Maskieren die Zweifel: Können Menschen, die so gut in der Welt funktionieren, wirklich autistisch sein? Oder bilden sie sich das nur ein?

»Es gibt in der Psychiatrie zunehmend sogenannte identitäre Diagnosen«, sagt Ludger Tebartz van Elst, stellvertretender Ärztlicher Direktor der Klinik für Psychiatrie und Psychotherapie am Universitätsklinikum Freiburg. Patientinnen und Patienten würden sich in hohem Maß mit ihren Diagnosen identifizieren – und manchmal könne es schwer werden, sicher und objektiv zu beurteilen, ob diese wirklich zuträfen.

Unter anderem Hashtags wie #autism und #actuallyautistic, die Milliarden Aufrufe erzielen, haben dazu beigetragen, dass die Diagnose populär wird. Wer auf Instagram, TikTok und YouTube die eigenen Probleme wiedererkennt, meint womöglich, endlich zu verstehen, was mit ihm oder ihr los ist. Das kann helfen, die notwendige Unterstützung zu finden. Viele Ärzte und Therapeutinnen befürchten allerdings, dass die Clips auch falsche Hoffnungen wecken und zu einem falschen Selbstbild beitragen können.

Und so werden Orte, an denen Autismus diagnostiziert wird, zunehmend zum Schauplatz erbitterter Konflikte. »Auf unserer Warteliste stehen ungefähr 1000 Menschen aus ganz Deutschland«, sagt Vogeley, der an der Kölner Uniklinik die Autismusdiagnostik bei Erwachsenen verantwortet. Bis zum Termin dauere es rund zwei Jahre. Am Ende stelle er nur bei etwa jedem fünften Patienten Autismus fest. Und die anderen »sind oft sehr enttäuscht«.

Vogeley ist Autor mehrerer Bücher über Autismus; er habe schon erlebt, dass Menschen, denen man keine relevanten psychischen Probleme anmerke, eins seiner Bücher aus der Tasche holten, auf eine Seite tippten und erklärten, genau so sei es bei ihnen auch. Und im Internet lasse sich herausfinden, wie man auf die Fragebögen zur Diagnostik antworten müsse, um als Autist zu gelten. »Auf dieser Basis ist eine Diagnosestellung schwer«, sagt der Psychiater.

Anders als im ICD-11 der WHO beschrieben, hält Vogeley es nicht für denkbar, dass sich Autismus für geschulte Untersucher äußerlich nicht zeigt. »Ich bin überzeugt davon, dass man Autismus nicht komplett verstecken kann«, sagt er. »Ich behaupte: Wenn man wirklich sehr sorgfältig hinguckt, kriegt man das mit.« Wenn er keine autismusrelevanten Auffälligkeiten beobachten könne, sagt Vogeley, dann lasse sich die Diagnose auch nicht stellen.

Das Leitbild des Psychiaters erinnert an Friths Fundamentalkritik am Spektrum. »Wahrscheinlich denken viele jetzt, dass es mir an Mitgefühl fehlt«, sagt die Autismuspionierin im Videotelefonat. »Aber ich bin als Wissenschaftlerin an der objektiven Wahrheit interessiert.« Zwar gebe es Menschen mit autistischen Persönlichkeitsmerkmalen, die logisch-analytisch denken könnten und sich emotional wenig einbrächten. Doch »diese Menschen sollten nicht zum Psychiater gehen müssen. Sie erinnern manchmal an Autisten, aber meiner Überzeugung nach sind sie keine.« Früher habe man solche Menschen vielleicht als exzentrisch bezeichnet, meint Frith. Die Gesellschaft sollte so tolerant sein, dass sie gut in ihr leben könnten.

Von wegen, meinen dagegen die Befürworter des breiten Spektrums, eine tolerante Gesellschaft sei nichts als ein frommer Wunsch. Es gibt Studien, laut denen sich eine Diagnose langfristig positiv auf die Lebenszufriedenheit und das psychische Wohlbefinden auswirken kann. Erst eine Diagnose, so die Befürworter, ermögliche es, die nötige Hilfe zu erhalten: eine Autismustherapie zum Beispiel, in der erarbeitet wird, mit Reizüberflutung oder sozial herausfordernden Situationen besser zurechtzukommen. Auch andere Unterstützung kann dann möglich sein, es geht um Schulbegleiter und Alltagshelfer, um einen sogenannten Nachteilsausgleich bei Prüfungen, um Einzelzimmer am Arbeitsplatz und weitere Ausnahmen, die das im Neunten Buch Sozialgesetzbuch verankerte Teilhaberecht vorsieht.

Die Gesellschaft werde in ihrer wachsenden Komplexität, mit der die Menschen zurechtkommen müssten, zunehmend autismusunfreundlicher, meint die Edinburgher Psychologieprofessorin Fletcher-Watson. »Unser Verständnis davon, was wir als normal und als akzeptabel betrachten, hat sich – vor allem in Schulen – inzwischen sehr verengt. Wenn man aus diesem Rahmen fällt, braucht man einen Grund.«

Die Ingolstädter Psychotherapeutin Maria Etlender, die auf Diagnostik und Therapie von Autismus und ADHS spezialisiert ist,

Maria Irl / DER SPIEGEL

Therapeutin Etlender:

»Manche mit ständigem Lächeln auf der Couch«

berichtet von Erwachsenen, die im Laufe ihres Lebens viele Kompensationsstrategien erlernt hätten und oft stark maskierten. Häufig passten Gesichtsausdruck und Körpersprache nicht zum inneren Erleben.

»Manche sitzen mit ständigem Lächeln im Gesicht bei mir auf der Couch und sind verzweifelt, weil niemand ihnen glaubt, wie schlecht es ihnen wirklich geht.« Die Suizidgefahr sei bei Autisten, die stark maskierten, laut Studien besonders hoch. Etlender warnt davor, sich zu sehr am äußeren Erscheinungsbild zu orientieren. »Wir wissen, dass Autismus vor allem eine besondere Art der Wahrnehmung und des Erlebens ist – und das sind nun mal Dinge, die wir nicht sehen können, sondern von denen die Menschen uns berichten müssen«, meint sie.

»Ich denke, wir müssen akzeptieren, dass es keine klare Grenze zwischen autistisch und nicht autistisch gibt«, sagt der Freiburger Mediziner Ludger Tebartz van Elst und zieht einen überraschenden Vergleich: die Körpergröße. Die meisten Menschen lägen da irgendwo in der Mitte, nur wenige seien sehr groß oder sehr klein. So ähnlich sei es mit autistischen Eigenschaften.

Tebartz van Elst legt dar, dass man auch bei der Körpergröße nicht ganz eindeutig sagen könne: Wo ziehen wir die Grenze zwischen sehr groß und krankhaft groß? Der Basketballer Dirk Nowitzki führe mit 2,13 Metern ein erfolgreiches Leben. »Dagegen könne man bei jemandem, der wegen seiner Größe von 1,95 Metern ein schlechtes Selbstbild habe, sich schäme, gekrümmt gehe, um kleiner zu erscheinen, und dann schwere Rückenschmerzen bekomme, durchaus die Kriterien für eine Störung als erfüllt bezeichnen.«

Am Ende, darauf will der Psychiater hinaus, entscheide beim Autismus ebendiese Frage: Wie stark leidet der Mensch im Alltag? In den Kriterien von ICD-11 und DSM-5 steht: Eine Diagnose wird nur dann gestellt, wenn Symptome zu erheblichen Beeinträchtigungen in sozialen, beruflichen oder anderen wichtigen Bereichen des aktuellen Lebens führen.

Für alle, die sich an Eindeutigkeit orientieren, an objektivierbaren Befunden und klar überprüfbaren Kriterien, mag das nicht leicht zu akzeptieren sein: Ab wann sind Beeinträchtigungen erheblich? Und hat nicht jeder Mensch mit Schwierigkeiten zu kämpfen, die zuweilen sogar schwerer wiegen? Wo bleibt da die Vergleichbarkeit, der einheitliche Maßstab?

Die Dinge lägen einfacher, ließen sich im Körper von Autisten eindeutige, messbare Spuren finden. Weltweit suchen Forscher einen derartigen Biomarker in den Genen, im Gehirn, im Blut, im Darm.

Simon Maier ist gemeinsam mit Tebartz van Elst Leiter der Arbeitsgruppe »Neuroimaging« an der Klinik für Psychiatrie und Psychotherapie der Universität Freiburg. Auf seinem Computerbildschirm vergleicht er die Hirnscans von Autisten und Nichtautisten.

»Bei den Autisten ist die Organisation der Nervenfaserverbindungen im Mittelhirn in der Region verändert, die unter anderem an Belohnungsverarbeitung und sozialer Motivation beteiligt ist«, sagt er und deutet auf einen kleinen hellen Fleck. Die Unterschiede seien zwar hochinteressant, aber »sehr marginal«. Zu wenig, um gesichert mithilfe eines Hirnscans festlegen zu können: Autist – ja oder nein.

In einem anderen Raum suchen die Leiterin der Arbeitsgruppe »Visual Neuroscience«, Kathrin Nickel, und ihre Kollegin Evelyn Friedel nach Unterschieden in der Netzhaut im Auge; sie nutzen ein Verfahren, das hochauflösende Bilder von Gewebestrukturen erzeugt. Bei Personen mit Autismus-Spektrum-Störung, so fanden sie heraus, ist eine bestimmte Netzhautschicht im Mittel dünner. Möglicherweise, sagt Nickel, könnten in Zukunft Untersuchungsmethoden aus der Augenheilkunde bei der Diagnostik in schwierigen Fällen helfen. Doch davon, Autismus-Spektrum-Störungen durch kurze Augenuntersuchungen diagnostizieren zu können, ist man weit entfernt.

So bleibt es vorerst bei der beschriebenen Diagnostik, für die am Ende eine wichtige Rolle spielt, wie groß die Beeinträchtigung in verschiedenen Lebensbereichen ist. Das aber hängt entscheidend von der Umgebung ab: der Toleranz von Eltern, Freundinnen, Lehrern und Kolleginnen, aber auch

FAMILIENLEBEN

»Schlimm, ihn so zu se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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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limm, ihn so zu sehen«

Als ihr Sohn mit elf Jahren eine Autismusdiagnose bekam, hatten die Eltern endlich ein Wort für sein herausforderndes Verhalten. Hier erzählt die Mutter vom schwierigen Alltag.

Die Mutter, die hier zu Wort kommt, arbeitet als Sozialarbeiterin und wohnt mit ihrem Mann und zwei Söhnen in einem kleinen Ort in Nordrhein-Westfalen. Beide Söhne sind Autisten, in diesem Text spricht sie von den Erfahrungen mit ihrem älteren Sohn. Auch um ihn zu schützen, hat sie sich entschieden, anonym zu bleiben; ihr Name ist der Redaktion bekannt.

»Mein älterer Sohn ist heute 20 Jahre alt. Dass irgendetwas nicht stimmt, dass etwas anders ist als bei anderen Kindern, ist mir schon recht früh aufgefallen. Auf seinem Bobbycar zum Beispiel ist er kein einziges Mal gefahren. Er hat es umgedreht und die Räder bewegt. Wir haben damals gedacht: Das ist eben seine eigene Art. Inzwischen wissen wir, dass sein Verhalten typisch war für Kinder im Autismusspektrum.

Er hat oft geschrien, geworfen, was er gerade in der Hand hatte, mich getreten und um sich geschlagen. Dazu kamen ganz üble Beleidigungen. >Du Hure!<, hat er einmal zu mir gesagt.

Heute weiß ich, dass er schon im Kindergarten mit aller Kraft versucht hat, sich anzupassen und seinen Autismus zu maskieren. Ich konnte nachmittags sehen, mit welchem Kind er dort Zeit verbracht hatte, weil seine Mimik der dieses Kindes ähnelte. Im ersten Schuljahr erzählte uns die Lehrerin nach einem halben Jahr, dass unser Sohn jeden Tag weine. Wir sind daraufhin zu einem Kinderpsychiater gegangen, aber der wusste auch nicht weiter.

Im dritten Schuljahr hatte mein Sohn immer mehr Wutanfälle. Einmal hat er ein Blumenbeet, das andere Kinder gepflanzt hatten, komplett zertreten. Es war wirklich schlimm, ihn so zu sehen. Mir hat das Angst gemacht. Ich dachte: Warum verhält sich mein Kind so? Und wo geht das noch hin? Hinterher war er verzweifelt, er hat von seinem Taschengeld Blumen gekauft, sich entschuldigt und geholfen, das Beet wieder zu bepflanzen.

Zu Hause gab es ständig Theater mit den Hausaufgaben. Ich hätte mir auf die Stirn tätowieren können: Jetzt mach doch mal, du kannst das doch! Wir haben unseren Sohn dann in einem sozialpädiatrischen Zentrum untersuchen lassen. Dort hieß es, er sei ein Charakterkopf und könne später einmal auf die schiefe Bahn geraten.

In der Schule gehörte unser Sohn nie wirklich zu einer Gruppe oder Clique dazu. Darunter hat er sehr gelitten. Schon mit sechs Jahren sagte er mir, er wäre so gern wie die anderen.

Im fünften Schuljahr an der Gesamtschule geriet er mit einem Lehrer aneinander. Hinterher sagte er: >Bevor ich noch einmal mit diesem Lehrer in einem Klassenraum bin, werfe ich mich vor den Schulbus.< Der Klassenlehrer teilte uns mit, unser Kind sei so nicht beschulbar. Er solle auf die Förderschule.

Zum Glück bekam unser Sohn dann die Möglichkeit, in die Parallelklasse zu wechseln. Dort wurde dank zweier verständnisvoller Klassenlehrerinnen alles besser, er war plötzlich ein anderes Kind. Dadurch konnte er auch Kontakt zu einer Mitschülerin knüpfen, mit der er bis heute gut befreundet ist. Wir haben uns dann aber trotzdem für eine weitere Diagnostik entschieden. Zunächst wurde ADHS diagnostiziert und, als er fast elf war, auch noch Autismus.

Die Diagnose war eine Erleichterung. Gleichzeitig gab es mit einem Mal diese

Spielzeugset in einer Praxis:

»Warum verhält sich mein Kind so?«

Worte in unserem Leben: tiefgreifende Entwicklungsstörung, Schwerbehindertenausweis, Pflegegrad. Das passte überhaupt nicht zu dem Bild, das wir von unserem Kind hatten. Wir mussten sämtliche Vorstellungen, die wir von seinem Leben und von unserem Familienleben hatten, über Bord werfen. Wir mussten akzeptieren, dass er viel Zeit allein mit seinem Handy verbringt, dass er meist nicht einmal mit uns zusammen am Tisch essen kann. Es war ein Trauerprozess, der zwei bis drei Jahre gedauert hat.

Zu akzeptieren, dass wir eben keine normale Familie sind, hat uns dann geholfen. Inzwischen haben wir unsere Nische gefunden. Wir sind alle ein bisschen spleenig, und auch in unserem Umfeld gibt es viele Menschen, die nicht zum Mainstream gehören. Einer unserer besten Freunde ist ein IT-Nerd, der wahrscheinlich auch auf dem Autismusspektrum ist. Für unseren Sohn ist er ein großes Vorbild.

In der Oberstufe schaffte unser Sohn es nur an zwei bis drei Tagen pro Woche in die Schule. An den anderen war er zu erschöpft. Ich habe den Lehrern immer wieder erklärt, dass er in der Schule, wenn er seinen Autismus maskiert, den ganzen Tag über Theater in einer Fremdsprache spielt und gleichzeitig den Lernstoff und alles andere mitbekommen muss. Ja, und vor einem Jahr hat er dann Abitur gemacht, mit 1,0! Danach war er ein Jahr lang zu Hause, meist war er in seinem Zimmer. Das auszuhalten, fand ich schwer. Das Einzige, was er konsequent durchgezogen hat, war regelmäßiger Kraftsport.

Jetzt, nach einem Jahr, hat unser Sohn tatsächlich eine feste Freundin. Es ist unglaublich. Er hat sie im Internet kennengelernt. Die junge Frau hat uns schon zweimal für anderthalb Wochen besucht. Es war immer schwierig für ihn, jemanden in den Arm zu nehmen. Jetzt zu sehen, dass es also doch geht, das war großartig.

Mein Sohn hat jetzt angefangen zu studieren. Alles wirkt, als gehe es voran. Diese Zuversicht zu haben, dass er sein eigenes Leben führen und es ihm gut gehen wird, ist wichtig. Ich glaube, er wird es schaffen.«

Aufgezeichnet von Veronika Hackenbroch

Maria Irl / DER SPIEGEL

von Zufällen, einem Wohnort, all dem Drumherum. Und davon, ob die Regeln für das soziale Miteinander klar benannt werden – oder unklar bleiben.

Pria Bernhagen hat es so erlebt, schon in der Kita und Grundschule sei es vor allem dann schwierig gewesen, wenn etwas von ihren Routinen abgewichen sei, erzählt die 27-jährige Klinikärztin im Videotelefonat. Wirklich anzuecken und das als belastend zu empfinden – das sei bei ihr im Alter von zwölf Jahren losgegangen. Damals habe ihr »Projekt Sozialleben« begonnen: Um dazuzugehören, habe sie versucht, die gleichaltrigen Mitschüler zu imitieren. Wenn die schwatzten und lachten, schwatzte sie auch. Sie sei, so schildert sie es, von einem Missverständnis ins nächste geschlittert. Habe der Lehrer gesagt, sie solle leise sein oder sich auf den Gang setzen, habe sich Bernhagen auf den Gang gesetzt. Die Klasse habe gelacht, der Lehrer sich betuppt gefühlt, »ich wusste nie, was ich falsch gemacht hatte«, erzählt sie. Bald sei bei ihr Autismus diagnostiziert worden.

Nils Boeddingmeier / DER SPIEGEL

Wie es anders gehe, habe sie in einem asiatischen Land erlebt, in dem sie als Kind mit ihren Eltern ein Jahr zugebracht habe. Die Regeln im Unterricht dort seien klar gewesen, so erinnert sie sich: Man habe zugehört und nur gesprochen, wenn man aufgerufen worden sei. Innerhalb dieser Grenzen habe viel Freiheit geherrscht. »Es war eher akzeptiert, auch für sich zu sein. Das hat mir damals entsprochen.« In Deutschland würde gern so getan, als gäbe es keine allzu starren Normen und Regeln. »Es gibt sie aber trotzdem«, meint Bernhagen. »Jeden Morgen grüßen, zum richtigen Zeitpunkt lächeln, sich Namen merken.«

Sie wünsche sich, sagt sie, dass die Frage wichtiger werde, wie Autisten und Nichtautisten so zusammenleben könnten, dass es für alle funktioniere. »Menschen sind verschieden«, sagt Bernhagen. »Wenn es selbstverständlicher wäre, dass man mit diesen Unterschieden lebt, ohne dass daraus eine große Sache gemacht wird, könnten alle davon profitieren.«

2012 prägte der britische Soziologe Damian Milton, selbst Autist, den Begriff des »doppelten Empathieproblems«. Seine Hypothese: Nicht allein Autisten falle es schwer, sich in Nichtautisten hineinzuversetzen – umgekehrt hätten nicht autistische Menschen genauso Schwierigkeiten.

Wenn Autisten zum Beispiel schweigen oder den Blick abwenden, damit der andere in Ruhe seine Gedanken formulieren kann, missverstehen Nichtautisten das schnell als Desinteresse. »Wir erkennen, dass Menschen mit und ohne Autismus von ihren Gesprächspartnern jeweils unterschiedliche Dinge erwarten«, sagt die Linguistin Martine Grice, die mit ihrer Kollegin Malin Spaniol an der Universität zu Köln den Kommunikationsstil beider Gruppen erforscht. Dafür zeichnen sie bei ihren Probanden jedes Wort, jeden Blickkontakt, jedes »Hmhm« auf.

Autismusforscherin Nickel:

Bestimmte Netzhautschicht im Mittel dünner

Während nicht autistische Menschen sehr darum bemüht schienen, den Gesprächsfaden nicht abreißen zu lassen, und dann auch über Nichtigkeiten plauderten, kamen die Autisten vor allem gut miteinander ins Gespräch, wenn sie ein verbindendes gemeinsames Interesse hatten. Fehlte es, war die Kommunikation schwieriger. »Es gibt Unterschiede«, fasst Spaniol zusammen, »aber ich wäre vorsichtig damit, bei den autistischen Menschen in unserer Studie von einer Störung der Kommunikation zu sprechen.«

Auch andere Forschung rüttelt an hergebrachten Annahmen. Bereits 2008 fanden Wissenschaftler am Max-Planck-Institut für Bildungsforschung in Berlin heraus, dass Autisten in emotionalen Situationen mitunter teilnahmslos wirken können, ihnen Mitgefühl oder Empathie aber nicht fremd sind. Als sie die soziale Situation erklärt bekamen, waren sie so anteilnehmend wie andere auch.

Es sei nur eine Hypothese, nichts daran sei bewiesen, sagt Psychologe Attwood, aber er könne sich sehr wohl vorstellen, dass sich das menschliche Miteinander bei Autisten mit nur gering ausgeprägten Symptomen sehr weit automatisieren und damit verbessern ließe. Möglicherweise brauchen sie ihre Diagnose und die damit verbundenen Hilfen nach der oft schwierigen Schulzeit und ersten Berufstätigkeit dann nicht mehr unbedingt. Früher, so Attwood, habe man solche Menschen »Spätentwickler« genannt.

Erik Johansson aus Schweden hat seinen Autismus abgelegt, offiziell. Der Flugbegleiter ist Anfang zwanzig und möchte Pilot werden, erzählt er in einem Videotelefonat. Als Schulkind, in der zweiten Klasse, erhielt er die Diagnose.

Als seine Lehrerin ein Mikrofon bekam, weil er an einem speziellen Hörproblem litt, sei er deutlich besser mitgekommen, sagt er. Der Autismus blieb aktenkundig, doch weil es im Leben immer runder lief, habe er die Diagnose mit der Zeit vergessen, sagt Johansson. Erst für seinen Berufswunsch wurde sie wieder wichtig; für Piloten war sie in Schweden lange ein Ausschlusskriterium, inzwischen kann man sich individuell begutachten lassen.

Johansson wurde Teilnehmer einer Studie des Göteborger Autismusforschers Lundström und der Psychiaterin Sophia Eberhard von der Universität Lund. Die Wissenschaftler, die auch klinisch tätig sind, diagnostizierten junge Menschen erneut, die als Kinder eine Autismus- oder ADHS-Diagnose erhalten hatten. Das Ergebnis war erstaunlich eindeutig: Bei rund 80 Prozent von ihnen waren die Kriterien für eine Diagnose nicht mehr erfüllt. Johansson gehörte dazu.

Ob es sich massenhaft um frühere Fehldiagnosen gehandelt habe, »konnten wir nach so vielen Jahren nicht mehr feststellen«, sagt Lundström. Aber alle, die nun ohne Diagnose waren, hatten eins gemeinsam: »Sie hatten nach der Schule einen Ort und Menschen im Leben gefunden, mit denen sie sich wohlfühlten«, sagt Eberhard. »Und sie sahen einen Lebensweg vor sich, der ihnen sinnvoll und machbar erschien.« Die erhebliche Beeinträchtigung in verschiedenen Lebensbereichen war bei ihnen nicht mehr nachweisbar. Er fühle sich großartig, sagt Johansson. »Ich freue mich auf meine Zukunft!«

Ist das möglich, eine flexible Diagnose? On und off, je nach Bedarf?

Für viele mag das ziemlich verrückt klingen. Doch die britische Psychologin Fletcher-Watson schlägt vor, den Umgang mit der Diagnose in Zukunft variabler zu gestalten.

»Autismus«, sagt sie, »sollte ein Begriff sein, den man sich zu eigen macht, den man nutzt, wenn man ihn braucht.« Was sie meint: In den schwierigen Phasen, den Krisen, helfe die Diagnose autistischen Menschen, sich besser zu verstehen und die notwendige Hilfe im Alltag zu bekommen. In jenen Zeiten aber, in denen es einigermaßen gut laufe im Leben, sei die Diagnose möglicherweise vorübergehend verzichtbar – jedenfalls bei jenen mit Schweregrad 1, dem geringsten. Es gebe immer Phasen, in denen die Diagnose wichtig sei, sagt Flechter-Watson. Und andere, in denen das nicht so sei.

Veronika Hackenbroch, Kerstin Kullmann

Das Unbehagen an der Diagn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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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Unbehagen an der Diagnose

Essay Es ist gut, dass psychische Probleme ihr Stigma zunehmend verlieren. Doch die Fixierung auf ADHS oder Autismusbefunde ist auch ein Problem. Und das sagt viel über unsere Zeit.

Von Eva-Maria Schnurr

beim Kind sei nun auch ADHS bestätigt worden. Der wievielte Fall ist das jetzt? Beim Durchgehen im Kopf wird klar: Wer keine Diagnose hat, ist fast Außenseiter. Bei vielen hat ein Kind ADHS oder Autismus, zudem hat ein beträchtlicher Teil bei sich oder beim Partner mindestens den Verdacht.

Liegt das an speziellen Bekanntschaften? Ist es Zufall? Oder werden immer mehr Probleme im Leben zur Störung erklärt und mit medizinischen Diagnosen belegt?

Es ist ein heikler Verdacht, ob das mit den vielen Diagnosen alles so richtig ist. Denn auch Rechts-populisten wie Gesundheitsminister Robert F. Kennedy Jr. in den USA oder die AfD, aber auch die Scientology-Sekte, zweifeln wegen der steigenden Zahlen, vor allem weil sie das Wissenschaftssystem mitsamt seinen Ergebnissen grundsätzlich kritisch sehen. Dennoch ist es wichtig, die Frage zu stellen. Denn es geht darum, wie eine Gesellschaft seelischem Leid, sozialen Problemen, Ängsten und Nöten begegnet. Und ob es ein guter Weg ist, all das zu einer Störung oder zur »Neurodivergenz« zu erklären, zur Abweichung von einer vermeintlichen, gern auch biologisch gedachten Norm.

Sicher ist: Eine Generation zuvor hätte es so viele Fälle im Be-

Catherine Falls Commercial / Moment / Getty Images

Kinderkopf im Spiegelbild:

Warum darf man nicht Schwäche zeigen?

kanntenkreis noch nicht gegeben. Ja, mentale Probleme waren noch stigmatisiert, kaum jemand sprach offen darüber. Aber Diagnosen in der Form, in der sie heute genutzt werden, existierten damals noch nicht.

Wie sehr sich die Sicht verändert hat, ist gut am Beispiel Autismus zu zeigen. Der steht als Diagnose erst seit 1980 im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 dem Handbuch der psychischen Störungen, das vor allem in den USA verwendet wird. Von dort fand er seinen Weg im Laufe der nächsten Dekade auch in den Rest der Welt.

sondere Mädchen und Frauen, seien lange übersehen worden, nun werde das Versäumnis aufgeholt. Doch neue Studien etwa aus Schweden oder Australien zeigen auch: Der Anstieg bei Autismus, ebenso bei ADHS, kann auch dadurch erklärt werden, dass heute Menschen eine Diagnose erhalten, die noch vor Kurzem als gesund gegolten hätten. Denn die Kriterien für das, was als »normal« gilt und was nicht mehr, haben sich verschoben.

Laut deutschen Krankenkassendaten hat sich der Anteil der Kinder und Jugendlichen mit einer Autismus-Spektrum-Störung zwischen 2013 und 2022 verdoppelt, von 0,4 auf 0,8 Prozent. Und in einer US-amerikanischen Untersuchung von achtjährigen Kindern war eines von 31 betroffen.

Diagnose – das klingt wissenschaftlich und so, als könnte es darum keine Diskussion mehr geben. Aber viele psychi-

Fachleute haben den Anstieg der Diagnosen lange vor allem mit einem Nachholeffekt erklärt: Betroffene, insbesche Störungen lassen sich nicht objektiv mit Biomarkern belegen: Blutwerte, bildgebende Verfahren wie Magnetresonanztomografie und auch genetische Tests liefern dazu keine verlässlichen Aussagen. Und weder bei ADHS noch bei Autismus gibt es bis heute eindeutige Beweise dafür, dass es sich um biologische Abweichungen handelt, dass also im Gehirn etwas nicht normgerecht funktioniert oder bestimmte Gene dafür verantwortlich sind.

Die Diagnosen auch in der aktuellen Version des DSM basieren nicht auf großen Studien mit sehr vielen Menschen, sondern überwiegend auf dem Konsens von Fachleuten: Die tragen Symptome zusammen, die ihrer Ansicht nach auf eine krankhafte Abweichung hindeuten, und einigen sich darauf,

welche und wie viele davon vorhanden sein müssen, um als »Störung« zu gelten.

Zusätzlich wurden für die Praxis Fragebögen entwickelt, um Symptome abzufragen – kommen genug Kriterien zusammen, inklusive einer spürbaren Beeinträchtigung, erhält jemand eine Diagnose. Es gibt gute Gründe, manche Diagnosen und damit auch psychische Störungen als »soziale Konstrukte« zu begreifen, als Übereinkunft einer Expertengruppe, ein Phänomen auf eine bestimmte Weise zu deuten.

Die Kriterien für Diagnosen verändern sich zudem im Laufe der Zeit. Als Autismus in den 1940er-Jahren erstmals wissenschaftlich beschrieben wurde, galten die Verhaltensweisen als Ausdruck kindlicher Schizophrenie. Kinder, die anfangs als autistisch galten, fielen massiv auf: Sie sprachen kaum oder gar nicht, waren unfähig zu sozialen Kontakten und meist intellektuell beeinträchtigt.

Das änderte sich in den Achtzigerjahren: Nun zählten Forschende auch weniger schwere Formen zum Autismus. Die Idee eines »Spektrums« kam auf, einer weiten Bandbreite autistischer Formen, vorangetrieben von der britischen Psychiaterin und Autismusforscherin Lorna Wing, selbst Mutter eines betroffenen Kindes.

In Großbritannien, den USA sowie Deutschland und anderen Ländern waren es nicht nur Wissenschaftler, sondern auch Elterninitiativen, die sich für ein erweitertes Verständnis der Diagnosen einsetzten. Direkt oder indirekt Betroffene, die dafür kämpfen, mit ihren Problemen und Herausforderungen gesehen und ernst genommen zu werden.

Doch Kritik an der zunehmenden Unschärfe kommt auch aus der Wissenschaft selbst.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hätten Eltern autistische Symptome ihrer Kinder als immer stärker einschränkend eingeschätzt, schreibt der schwedische Autismusforscher Sebastian Lundström in einer Studie von 2022 – jedes Jahr würden mehr Kinder auf dem Autismusspektrum diagnostiziert, die zuvor noch unterhalb der Diagnoseschwelle gelegen hä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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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ndström erklä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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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ndström erklärt

und Gesellschaft: So setzt etwa das eigenverantwortliche Arbeiten in Kleingruppen ein hohes Maß sozialer, kommunikativer und selbstorganisatorischer Fähigkeiten voraus, viele Kinder sind damit überfordert. Doch statt die Rahmenbedingungen und die von außen gesetzten Normen zu hinterfragen und Kinder und Eltern auf diese Weise zu entlasten, wird das Kind für »krank« erklärt.

Das wird noch dadurch verstärkt, dass spezielle Hilfen, Therapien und Förderung oft nur dann zugänglich sind, wenn jemand eine Diagnose vorweisen kann. Das gilt nicht nur für Autismus, wo kommunikative Defizite im Mittelpunkt stehen, sondern auch für ADHS, wo es um Konzentrations- und Selbstorganisationsthemen geht.

So entsteht das, was Fachleute den Looping-Effekt nennen: Durch den engen Austausch von Betroffenen, Fachleuten und Öffentlichkeit verändern sich nicht nur Begriffe wie Autismus, sondern auch die Eigenwahrnehmung von Menschen – sie ordnen sich selbst in das Diagnoseraster ein und entdecken dann oft auch neue Symptome. Diese werden zunächst außerhalb der Fachwelt diskutiert, bevor es zu einer Rückkopplung mit den wissenschaftlichen Konzepten kommt.

Im Verlauf der Zeit wurden die Diagnosekriterien noch weiter gefasst. ADHS und Autismus wurden ursprünglich vorwiegend bei Kindern diagnostiziert. Inzwischen kann bei beidem eine Diagnose im Erwachsenenalter leichter gestellt werden. Und genau diese Fälle nehmen besonders zu.

In den Siebzigerjahren wehrten sich die Anhänger der Antipsychiatriebewegung gegen Diagnosen, kritisierten diese als entmündigend und verteidigten das Recht aufs Anderssein. Heute sind Diagnosen teilweise zu einer Art Initiations- ritual geworden, die es vermeintlich erlauben, endlich das wahre Ich zu erkennen und zu leben. Eine Studie aus Österreich zeigte kürzlich, dass junge Erwachsene sich insbesondere ADHS- oder Autismus-Diagnosen wünschen, um sich selbst zu entlasten, Schuldgefühle loszuwerden und ihre Identität zu stärken.

Die britische Autismusforscherin Uta Frith, eine der führenden Expertinnen, meint, ein Großteil der neuen Autismusdiagnosen insbesondere bei jungen Frauen sei in Wahrheit eine Form von Hypersensibilität, ihnen wäre mit anderem mehr geholfen als mit einer Autismusdiagnose.

Es ist gut, wenn psychische Probleme ihr Stigma verlieren. Und es ist sinnvoll, dass schwere Fälle diagnostiziert und behandelt werden. Aber es ist auch traurig, dass oft erst die vermeintliche Absolution durch eine Diagnose Menschen erlaubt, zu sich selbst und ihren Eigenheiten zu stehen, anders zu sein als eine vermeintliche Norm. Dass erst eine Diagnose es ermöglicht, anerkannt und gesehen zu werden mit Problemen und Leid. Und erst dann an Hilfe, Unterstützung und Verständnis gedacht wird.

Dass sich ausgerechnet die Rechtspopulisten der Überdiagnosen kritisch annehmen, ist befremdlich. Denn warum sollte es »woke« oder links sein, sich dem Druck zur kapitalistischen Verwertbarkeit und zur Selbstoptimierung so weit zu unterwerfen, dass man erst eine Diagnose braucht, um sich davon zu lösen? Warum darf man selbst oder das Kind nicht Schwäche zeigen, ohne dass einem ein Experte qua Autorität das Recht dazu gibt? Oder, wie es der Medizinhistoriker Cornelius Borck ausdrückt: »Was ist das für eine Gesellschaft, in der Frauen derart leiden, dass ADHS die Antwort auf ihre Probleme ist?«

Psychische Auffälligkeiten oder das, was eine Gesellschaft als solche definiert, sind immer auch ein Ausdruck gesellschaftlicher Umstände. So attestierten Ärzte um 1900 vor allem Männern »Neurasthenie«, Nervenschwäche; sie ging einher mit Reizbarkeit und Erschöpfung; sie wurde als Reaktion auf das enorme Tempo gesellschaftlicher und technischer Entwicklungen verstanden, schon damals galt sie als Modekrankheit.

Ähnlich die Hysterie, eine Krankheit, die vor allem Frauen befiel: Einige zeigten bizarres Verhalten, andere waren plötzlich blind, ihr Körper wurde steif wie ein Brett, oder sie hatten plötzlich vermeintliche Krampfanfälle. Das Leid der Frauen war real. Heute erklärt man diese Störung kulturhistorisch als Reaktion auf gesellschaftliche Rollenzwänge, sexuelle Tabus und patriarchale Kontrolle.

Ist die aktuelle Diagnosefixierung also wirklich ein Fortschritt? Eine britische Interventionsstudie mit Schülern zeigt etwa, dass die stärkere Beschäftigung mit psychischen Problemen unglücklicher machen kann. Und Kindern und Jugendlichen, die eine ADHS-Diagnose erhalten, ging es anschließend laut einer australischen Studie von 2022 teilweise sogar schlechter als Kindern mit ähnlichen Problemen ohne Diagnose. Möglicherweise auch deshalb, weil es sie auf eine bestimmte Art zu sein festlegt, sie in Schubladen steckt, ihnen Freiheiten nimmt. In Schweden hat sich inzwischen eine De-Diagnostik-Debatte entwickelt, weil junge Menschen die Autismus- und ADHS-Label von früher wieder loswerden möchten.

Vielleicht sollte man im Freundeskreis künftig also weniger über Diagnosen sprechen und stattdessen mehr darüber, wie man es schafft, in einer Welt der Selbstoptimierung mit Unzulänglichkeiten, Ängsten und Problemen umzugehen, auch ohne Diagnose. Wie man solidarisch sein kann mit jenen, die nicht mithalten können im Rattenrennen des Turbokapitalismus. Und vor allem, wie sich schulische und gesellschaftliche Rahmenbedingungen so verändern lassen, dass Kinder und junge Leute darin leben und sein können, ohne für krank erklärt zu werden. Weil sie menschlich sind: unperfekt und nicht normgerecht.

Eva-Maria Schnurr, 51, leitet das Ressort Geschichte im SPIEGEL, davor war sie Medizinjournalistin.

Wolfgang Maria Weber / IMAGO

Der Moment PR-Berater empfehlen Politikern oft, sich auf keinen Fall beim Hinabgehen einer Treppe fotografieren zu lassen. Die Gefahr sei zu groß, dass das Foto später als Symbolbild für den Niedergang der Abgebildeten diene. Auch zu diesem Bild fallen einem ein paar Sprüche ein: Bei den Herren geht es drunter und drüber. Oder drehen sie sich im Kreis? Dabei haben der bayerische Ministerpräsident Markus Söder (CSU, r.) und Münchens Oberbürgermeister Dominik Krause (Grüne, 2. v. r.) am Montag etwas zu feiern. Mit ihrer Fahrt in der Olympia-Achterbahn auf dem Oktoberfest lösen sie eine Wette ein, nachdem München sich im nationalen Auswahlverfahren für die Olympischen Spiele durchgesetzt hat. Bis zur endgültigen Entscheidung werden noch einige Aufs und Abs zu vermelden sein. Die Fotos dazu gibt es jetzt. AND

DEMOKRATIECHECK

Plus Die Medien, die Donald Trump aus dem Weißen Haus ausgeschlossen hatte, dürfen wieder rein. Ein US-Bundesrichter wies die Trump-Regierung an, dem Portal Politico und den Sendern CNN und MS NOW wieder Zugang zu gewähren. Die einstweilige Verfügung gilt zunächst bis zum 8. Oktober.

Minus Der AfD-Politiker Ulrich Siegmund will sich im Dezember im Landtag von Sachsen-Anhalt als Ministerpräsident zur Wahl stellen. Ein Rechtsextremist als Regierungschef? Das Szenario rückt immer näher. HIC

Liesa Johannssen / REUTERS

AfD-Wahlsieger Siegmund

SACHSEN-ANH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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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atsrechtler sehen mögliche Wahlanfecht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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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atsrechtler sehen mögliche Wahlanfechtung

Mehrere Staatsrechtler kritisieren eine unsaubere Finanzierung des AfD-Wahlkampfs in Sachsen-Anhalt, die weitreichende Folgen haben könnte. Hintergrund ist ein zumindest hemdsärmeliger Umgang der AfD mit Fraktionsmitteln: So wurden zahlreiche sogenannte Bürgerdialoge aus dem Topf der Landtagsfraktion bezahlt, was womöglich rechtswidrig war. »Der Wahlkampf der AfD in Sachsen-Anhalt wurde großteils aus Fraktionsmitteln finanziert«, sagt die Berliner Juraprofessorin und Parteienrechtsexpertin Sophie Schönberger. »Das könnte in der Konsequenz dazu führen, dass die Landtagswahl erfolgreich angefochten werden kann.«

Weitere Staatsrechtler wie Joachim Wieland und Fabian Michl teilen diese Einschätzung. Nach dem Parteiengesetz dürfen Parteien keine Spenden von Fraktionen annehmen; Werbemaßnahmen zugunsten einer Partei gelten danach als Spenden. Bisher ließen Gerichte darauf gestützte Wahlanfechtungen daran scheitern, dass sich die illegale Werbung auf das Wahlergebnis nicht ausgewirkt habe, so Schönberger. In Sachsen-Anhalt aber »könnte man dies angesichts der Zahl und des zeitlichen Umfangs der Bürgerdialoge anders sehen«. Jeder in Sachsen-Anhalt Wahlberechtigte kann beim Landtag noch Einspruch gegen die Wahl einlegen. HIP

SICHERHEIT

Rechtsextremer Aktivist bei Bundeswehrüb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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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htsextremer Aktivist bei Bundeswehrübung

Der AfD-Verteidigungspolitiker Hannes Gnauck hat einen Aktivisten der rechtsextremen »Identitären Bewegung« bei einer nicht öffentlichen Bundeswehrübung eingeschleust. Vor dem »Multiplikatorentag« des Heeres in Munster am 5. Mai meldete Gnauck Jannis George über den Verteidigungsausschuss des Bundestags als Begleitung für sich an. Die Einladung richtete sich an Abgeordnete, Rüstungsinsider und Wissenschaftler. Auf dem Übungsplatz wurden Systeme vorgeführt, die die Armee anschaffen will. Obwohl ein Film- und Fotografierverbot herrschte, veröffentlichte George diverse Bilder auf seinem Instagram-Account, was auch dem Militärgeheimdienst MAD auffiel. George ist in der völkischen Szene gut vernetzt und arbeitet für eine Medienagentur, die für den AfD-Kandidaten Ulrich Siegmund in Sachsen-Anhalt aktiv war. Im

Herbst 2025 verlor George wegen Sicherheitsbedenken seinen Hausausweis für den Bundestag, den er für einen Job bei einer AfD-Abgeordneten besaß. Hintergrund war eine Verurteilung unter anderem wegen Volksverhetzung und Hausfriedensbruchs, die noch nicht rechtskräftig ist. Mit anderen »Identitären« kletterte George auf das Vordach eines Freibads, zündete Pyrotechnik und rief rassistische Parolen. Zuletzt setzte er eine Konferenz identitärer Aktivisten in Szene. Zu Gast war auch der ehemalige US-Grenzschutzkommandeur Greg Bovino. Weder Gnauck noch George antworteten auf Fragen zu dem Vorgang. AKM, MGB

GEGENSTAND DER POLITIK

Der Strandkorb

PPAMPicture / iStockphoto / Getty Images

Vor mehr als einem Jahrhundert hat der Fremdenverkehr damit begonnen, die tendenziell eher unwirtlichen Küsten von Nord- und Ostsee zu bewirtschaften. Seitdem ist der Strandkorb das Accessoire der Wahl, mit dem sich überwiegend deutsche Urlauberinnen und Urlauber ihre Ferien möblieren. Ein luxuriöser Logenplatz abseits der Zivilisation, von dessen windgeschütztem Inneren sich träumerisch bis zum Horizont blicken lässt. Anderswo wird dem kuriosen Konstrukt aus massivem Holzrahmen, luftigem Flechtwerk und imprägniertem Tuch der schlichte Lie-gestuhl vorgezogen. Die Deutschen halten davon unbeeindruckt an ihrer traditionellen Trutzburg fest – allen voran Philipp Amthor, 33. Der CDU-Abgeordnete mit ostseenahem Wahlkreis hatte sich einen Strandkorb nach Berlin liefern lassen, in einer Mischung aus naiver Heimatliebe und politischer Instinktlosigkeit. Denn nach öffentlicher Kritik ließ er das Möbelstück wieder ab-transportieren. Als Refugium für süßes Nichtstun hat der Strand-korb seinen Platz am Strand. Auf der Terrasse des Büros eines Staatsministers im Kanzleramt aber wirkte das Ding wie ein Beleg für die These, »die da oben« machten sich in erster Linie einen schönen Lenz. F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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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EROGLYPHE UNSERER Z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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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EROGLYPHE UNSERER ZEIT

Sie sollen Käuferinnen und Käufern helfen, doch oft lassen sie einen orientierungslos zurück: Siegel auf Produkten, die bezeugen sollen, dass etwas ökologisch, fair, regional oder nachhaltig gefertigt wurde. Eines der bekanntesten ist der grüne Knopf. Er ist auf Textilien zu finden, die mit Blick auf die Umwelt und die Menschenrechte nachhaltig produziert wurden. Staatliche Stellen vergeben ihn seit 2019. Ab 2027 sollen strengere Standards gelten. CHP

DER GESUNDE MENSCHENVERSTAND Manchester Chea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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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GESUNDE MENSCHENVERSTAND Manchester Cheaty

Von Markus Feldenkirchen

Igitt, werden Sie vielleicht denken, wenn Sie gleich das Wort Manchester City lesen. Sie haben recht, dass es an dieser Stelle im Heft meist um Politik geht, zumindest um gesellschaftlich relevante Entwicklungen. Aber die Entwicklung des englischen Fußballvereins Manchester City ist hochpolitisch, und sie berührt das Gerechtigkeitsempfinden von Millionen Menschen. Nicht nur das eines heillos verlorenen Fußballromantikers mit Vorliebe für niedergehende Traditionsvereine wie ich, dessen Lieblingsclub sich während der viel zu langen Länderspielpause auf dem letzten Tabellenplatz befindet.

Politisch ist das Thema Manchester City allein deshalb, weil der Verein der Herrscherclique der Vereinigten Arabischen Emirate gehört, ein nettes Spielzeug der örtlichen Herrscherfamilie sozusagen, das dabei helfen soll, das Image ihrer Autokratie ein wenig reiner zu waschen. So ähnlich macht es der Knochensägen-Scheich Mohammed bin Salman aus Saudi-Arabien mit dem einstigen Traditionsclub Newcastle United. Oder die Herrscher von Katar mit Paris Saint-Germain. Wenn das so weitergeht, wird Kim Jong Un eines Tages den FC Arsenal sein Eigen nennen. Politisch verkommener kann der Spitzenfußball nicht sein.

Allein diese Form der Wettbewerbsverzerrung verletzt das Gerechtigkeitsempfinden aller, denen Fußball nicht ganz egal ist. Denn die vielen Millionen, die solche Vereine in Spieler investieren können, sind nicht selbst erwirtschaftet. Es ist das blutige Geld der Diktaturen.

Als Fan bleibt einem da nur noch trotziger Stolz. So habe ich mir geschworen: Sollte mein Herzensverein nur dann noch einmal Deutscher Meister werden können, wenn uns irgendein Diktator aufkauft, dann möchte ich nicht mehr Deutscher Meister werden.

Noch perverser und unge-rechter aber wird es, wenn der mit Blutgeld gedopte Verein systematisch betrügt und die Finanzregeln verletzt, sowohl die der Uefa als auch die der nationalen Premier League. Genau das hat Manchester City laut dem Urteil einer K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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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 muss ja nicht gleich zur Knochensäge greif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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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 muss ja nicht gleich zur Knochensäge greifen.

der Liga von 2009 bis 2018 getan, ehe der Club wegen einer SPIEGEL-Recherche aufflog. Um noch mehr Geld in den Verein pumpen zu können, als es die Regeln zulassen, wurden die Bilanzen im großen Stile verfälscht, sowohl bei den Einnahmen als auch bei den Ausgaben. Die Falschdarstellungen umfassten mehr als eine Milliarde Euro. An diesem Betrug war ein Unternehmen des heutigen Vizepräsidenten der Vereinigten Arabischen Emirate beteiligt.

Die schwere Schuld wurde von der Kommission der Premier League bereits festgestellt, der Verein will dagegen vorgehen. Was noch fehlt, ist das Strafmaß. Für meinen Geschmack sollte es so drastisch ausfallen, dass niemand mehr auf die Idee kommt, derart zu betrügen.

Man muss ja nicht gleich zur Knochensäge greifen, aber ein Zwangsabstieg in die Kreisliga und die Aberkennung aller ergaunerten Titel sollten es schon sein.

Und irgendwann wird Gladbach wieder Meister sein.

WAS HAT DAS MIT MIR ZU TUN?

Die Zahl der Kinderkrankentage soll reduziert we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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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Zahl der Kinderkrankentage soll reduziert werden

Ab 2027 sollen Eltern nicht mehr je 15 Tage lang Lohnersatz für die Pflege kranker Kinder beziehen, sondern nur noch zehn wie vor der Coronazeit. Das plant Bundesgesundheitsminister Carsten Linnemann (CDU). Aktuell ist es so: Wenn Eltern ein krankes Kind unter zwölf Jahren zu Hause betreuen müssen, können sie bei der Krankenkasse jeweils bis zu 15 Tage 90 Prozent des Nettoeinkommens erhalten. Alleinerziehende bis zu 30 Tage. Der Anspruch wird aber wohl selten ausgeschöpft. Ganz genau weiß das allerdings auch das Gesundheitsministerium nicht, es gibt keine gesonderten Daten dazu, wie viele Familien ihre Möglichkeiten ausschöpfen. Wie hoch die Einsparsumme durch die Kürzung ist? Ungewiss. Bereits jetzt sinken die Kosten der Kassen für die

Kinderkrankentage. Eine Auswertung der AOK ergab, dass 4,6 Prozent der anspruchs-berechtigten AOK-Versicherten sich 2025 mindestens einmal »Kind krank« meldeten. Der Höchststand lag 2022 während der Pandemie bei 5,1 Prozent. Pro Kinderkrankenfall sank zudem die Anzahl der Tage: von 2,8 auf nur noch 2,5 Tage. Die Betreuung kranker Kinder wird immer noch vor allem von Müttern übernommen, laut AOK zu 73 Prozent. Wenn Familien die Lohnersatzzahlung weiter ausschöpfen möchten, hat die geplante Kürzung der Krankentage womöglich noch einen anderen Effekt: Es werden sich mehr Väter um die kranken Kinder kümmern müssen. Damit tut der Gesundheitsminister dann, gewollt oder nicht, etwas für die Gleichstellung. MF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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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n Miriam Wurster

Danke. Die Laubbläsersaison kann star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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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AUGENZEUGE

»Sein Hobby mit etwas Gutem verbin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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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in Hobby mit etwas Gutem verbinden«

Manuel Weber / DER SPIEGEL

Thore Nilsson, 32, ist Fotograf und taucht im Eckernförder Hafen nach Müll.

»Von April bis September treffen wir »Mülltaucher« uns am zweiten Montag des Monats, um den Eckernförder Hafen von Dingen zu befreien, die dort nicht hingehören. Ich tauche schon länger und bin 2022 eher zufällig dazugekommen, nachdem ich den Initiator der Aktion kennengelernt hatte. Mir gefällt der Gedanke, dieses kleine Fleckchen Meer etwas sauberer zu machen. Und: Was gibt es Schöneres, als sein Hobby mit etwas Gutem zu verbinden?

Wenn wir ins Wasser springen, haben alle eine große Tasche aus Lkw-Plane dabei, in die wir die kleineren Gegenstände packen. Bei den Aktionen werden wir Taucher von einer Gruppe Stand-up-Paddler unterstützt. Sie sichern uns über Wasser ab, um Kollisionen mit Booten zu vermeiden. Sie nehmen uns auch die Taschen ab oder helfen uns, größere Gegenstände wie E-Roller an Land zu bringen. Dort sortieren weitere Menschen die Abfälle. Man muss also nicht tauchen können, um bei uns mitzumachen. Außerdem kooperieren wir mit der Abfallwirtschaft Rendsburg-Eckernförde, die die Abfälle abtransportiert.

Ich würde mir wünschen, dass die Menschen mehr darauf achten, was sie tun. Mir war das früher schon bewusst, aber seitdem ich bei den >Mülltauchern< bin, bin ich noch aufmerksamer geworden: Wenn eine Plastiktüte über den Parkplatz weht, sammle ich sie ein.

Man macht sich keinen Begriff davon, wie viel Müll wir im Hafen finden. Nach Veranstaltungen sehen wir in Wurfweite vom Ufer eine Reihe von Flaschen und Gläsern, die Besucher offensichtlich ins Wasser geschmissen haben. Auch sonst finden wir bei fast jedem Einsatz Flaschen, aber auch Reifen oder Angelschnüre.

Wir haben auch schon ein Gebiss und einen Sack mit wohl gestohlenen Kfz-Kennzeichen herausgeholt. Immer wieder wirbeln Sturm und Strömung Gegenstände auf, die lange verborgen waren, etwa eine Tasse der Wehrmacht mit Hakenkreuzen oder eine Colaflasche von der WM 1986 in Mexiko. Einmal haben Taucher unserer Initiative den Zündkopf eines Weltkriegstorpedos gefunden. Da haben wir den Kampfmittelräumdienst dazugeholt – der Zündkopf hat sich als ungefährlich herausgestel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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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AUF, LAND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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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AUF, LANDAB

Schülerschwund Der demografische Wandel erreicht die Klassenzimmer schneller als erwartet. Laut Prognose der Bildungsminister steigt die Zahl der Schülerinnen und Schüler nur noch bis 2029 – der Umbruch kommt demnach drei Jahre früher. Das liegt primär an sinkenden Geburtenzahlen. Die Entwicklung ist regional sehr unterschiedlich. In westdeutschen Flächenländern werden 2040 wohl 3,6 Prozent weniger Schüler unterrichtet als 2025, im Osten rund 21 Prozent. Thüringen ist besonders betroffen. In den Stadtstaaten dürfte die Zahl um 5,3 Prozent sinken. Die Berechnungen beruhen etwa auf Annahmen zu Geburten, Migration und Bildungsverhalten. SUN

Prognose der Schülerzahl 2040 im Vergleich zum Schuljahr 2025/26\*, Veränderung in %

\* an allgemeinbildenden Schulen und Berufsschulen; Zahlen für 2025/26 geschätzt für Baden-Württemberg, Mecklenburg-Vorpommern, Nordrhein-Westfalen, Saarland, Sachsen-Anhalt und Schleswig-Holstein

S• Quelle: Kultusministerkonferenz; Stand: Sept.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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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rücklehnen und gerne blei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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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rücklehnen und gerne blei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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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uptstadt In der Berliner Linken gibt es ein Problem mit Antisemitismus und eine irritierende Nähe zum Clanmilieu. Wahlsiegerin und Fraktionschefin Elif Eralp kämpft mit den eigenen Leu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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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uptstadt In der Berliner Linken gibt es ein Problem mit Antisemitismus und eine irritierende Nähe zum Clanmilieu. Wahlsiegerin und Fraktionschefin Elif Eralp kämpft mit den eigenen Leu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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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 sie den Weg frei gemacht haben für erste Gespräche mit Grünen und SPD nach der Wahl, schmettern Berliner Linke am vergangenen Freitagabend zum Abschluss ihres Parteitags die Internationale: »Auf zum letzten Gefecht!« Ganz vorn, in Reihe eins, stehen Arm in Arm Spitzenkandidatin Elif Eralp und Parteichefin Kerstin Wolter, voll im Fokus der Kameraleute. Es ist eine innige Pose.

Auf der anderen Seite des Gangs steht, sehr aufrecht, Martha Kleedörfer. Die 27-jährige Neu-Abgeordnete und Vize-Parteichefin trägt ein kleines Halstuch, dessen Muster an eine Kufiya erinnert, also an den Schal, der als Zeichen der Solidarität mit Palästina getragen wird. Kleedörfer reckt den linken Arm nach oben, ballt die Faust. Ein Fotograf nimmt sie in den Fokus, kämpferische Pose, klick. Es ist auch ihr Sieg. Und der ihres Lagers.

Am Wahlsonntag vor knapp zwei Wochen ist die Linke in Berlin mit 25,7 Prozent erstmals stärkste Kraft geworden, hat besonders bei jungen Frauen und in migrantisch geprägten Quartieren gewonnen, Zehntausende Nichtwähler mobilisiert, bei Geringverdienern genauso gepunktet wie in bürgerlichen Milieus der Stadt. Es ist ein historischer Erfolg der Spitzenkandidatin Eralp, Tochter politischer Flüchtlinge aus der Türkei. Die 45-Jährige hat im Wahlkampf vieles richtig gemacht, aber eines ist ihr misslungen: Sie hat ihre Partei nicht in den Griff bekommen. Das könnte sie jetzt den Einzug ins Rote Rathaus kosten, die Berliner Regierungszentrale.

Am Abend des Triumphs sagte Eralp, »die Liebe und die Gerechtigkeit« hätten gegen den Hass gewonnen. Doch seither dominiert der radikale Palästinaflügel der Partei die Schlagzeilen, es geht um Israelfeindlichkeit und Antisemitismus, auch um Kontakte zu berüchtigten Clans. Berlins Linke hat sich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verändert, viele Tausend neue Mitglieder sind hinzugekommen, mit teils radikalen Ansichten. Wie tief geht das Problem?

Der israelische Historiker Moshe Zimmermann, ein Kritiker der Regierung Benjamin Netanyahu, lobt jene Linken, »die viel getan haben und auch heute tun für den Kampf gegen Antisemitismus, wie etwa Petra Pau und Bodo Ramelow«. Aber diese Generation trete langsam ab: »Das macht die Linke nicht als Ganzes zur antisemitischen Partei«, sagt Zimmermann. »Aber antisemitische Tendenzen und Untertöne kommen im Zusammenhang mit dem Thema Israel in der Partei immer mehr zum Vorschein.«

Am vergangenen Donnerstag biegt Ferat Koçak um kurz vor sieben Uhr abends mit einem Smart in die Neuköllner Wipperstraße ein. Es ist Tag vier nach dem Wahlsieg. Der Linken-Bundestagsabgeordnete parkt und geht auf die Geschäftsstelle des Bezirksverbands seiner Partei zu. Eine Vorstandssitzung steht im Kalender, Koçak gehört dem Gremium nicht an, aber es gibt womöglich viel zu besprechen. Draußen, vor der Tür, will er sich nicht äußern. Der Mann ist politisch auf Tauchstation, sein Mandat will er offenbar behalten, aber den Sitz im wichtigen Innenausschuss des Bundestags aufgeben, wie er auf X ankündigte.

Koçak ist Eralps größtes Problem, er steht im Zentrum des Sturms. Der Fall Koçak ist so besonders, weil hier die beiden Stränge zusammenlaufen: das Antisemitismusproblem und die Clankontakte.

Die Spuren in der Linken-Szene führen dabei immer wieder zu einem Mann namens Ibrahim Ibrahim. Auf der Wahlparty der Neuköllner Linken hat sich Koçak neben ihm fotografieren lassen. Ibrahim ist Vertreter des Vereinigten Palästinensischen Nationalkomitees (VPNK), einer Dachorganisation der Volksfront zur Befreiung Palästinas (PFLP) und der Hamas. Terroristen von der PFLP sind hierzulande bekannt, seitdem sie 1977 die Lufthansa-Maschine »Lands-hut« entführten.

Den Chefplaner des Überfalls der Hamas auf Israel feierte Ibrahim als »Märtyrerhelden«, vom Berliner Verfassungsschutz wird das VPNK als extremistisch eingestuft. Den

Linkenpolitiker Koçak: Heikler Chat

Palästinaflügel der Linken scheint das nicht zu stören.

Der zweite Strang sind die Clans. Schon am Wahlabend tauchte Familienoberhaupt Issa Rammo auf der Neuköllner Linken-Party auf und wurde schließlich wieder weggeschickt. Man habe »null Komma null mit Organisierter Kriminalität zu tun«, sagt die Bezirksvorsitzende Jorinde Schulz. Laut »Tagesspiegel« waren zudem zwei Vertreter der Barbakhs auf der Feier. Das ist ein Clan, dessen Mitglieder immer wieder mit volksverhetzenden Parolen auf Pro-Palästina-Demonstrationen aufgefallen sind. Und noch am Wahlabend veröffentlichte Firas Rammo, Sohn des Clanoberhaupts und einst wegen schweren Diebstahls zu einer mehrjährigen Haftstrafe verurteilt, einen alten Chataustausch mit Koçak. Offenbar hat den Rammos der Partyrauswurf nicht gepasst – und sie wollten Koçak an die Bekanntschaft erinnern.

Der versuchte, sich zu distanzieren. Er schreibe mit »Hunderten Menschen aus Neukölln«. Firas Rammo habe ihn ursprünglich via Instagram kontaktiert und Hilfe bei einer Spendenaktion angeboten, sagte Koçak der »Zeit«. Erst beim Besuch im Rammo-Büro habe er realisiert, mit wem er sich eingelassen habe. Denn dort sei Clanchef Issa gewesen.

Auch das Foto mit Ibrahim erklärt Koçak als zufällige Begegnung. Dabei sprachen Koçak und der Terrorsympathisant schon im Juni 2025 nacheinander auf einer propalästinensischen Demonstration. Damals erklärte Koçak nach Kritik ebenfalls, er kenne Ibrahim nicht.

Montagabend, Treffen der »Basisorganisation Feld«, einer Gruppe der Neuköllner Linken, Tag acht nach dem Wahlsieg. Thema sind unter anderem die Antisemitismusvorwürfe, oder wie man hier sagt: »die Hetzkampagne«. Vorm Parteibüro in der Schierker Straße steht Carla Aßmann, die Vorsitzende der Linken in der Versammlung der Neuköllner Bezirksverordneten. Sie könne sich nicht daran erinnern, dass ihr in der Partei schon einmal Antisemitismus begegnet sei, sagt sie.

Und was ist etwa mit dem Rapper Dahabflex, der während des Neuköllner Linken-Wahlkampfs israelischen Soldaten in einem Song den Tod gewünscht hatte? Das war der Auftritt, nach dem sich die Spitzenkandidatin Eralp »entsetzt« zeigte. Aßmann aber sagt: »Hätte er wirklich etwas Antisemitisches gerappt, dann hätte man natürlich den Ton abdrehen müssen.« Hätte?

Friedrich Bungert / SZ Photo / picture alliance

Jens Jeske

Neu-Abgeordnete Kleedörfer: Es ist auch ihr Sieg – und der ihres Lagers

Neukölln ist das Epizentrum des Anti-semitismusproblems der Linken. Hier bestimmt durch Lautstärke und Radikalität eine Strömung das Bild, die in der Gesamtpartei eine Minderheit darstellt. Ihr Sound ist israelkritisch, oft israelfeindlich – und manchmal antisemitisch.

Lange Zeit spielte der Bezirksverband Neukölln, im alten West-Berlin gelegen, kaum eine Rolle, den Ton gaben die Genossen im Osten an. Dann beschlossen Aktivisten einer trotzkistischen Gruppierung namens »Linksruck«, den damals mitgliederschwachen Verband zu »übernehmen«, wie es in der Linken heißt. Aus »Linksruck« wurde »Marx21«, der Vorsitzende Daniel Kipka-Anton ist als Mitarbeiter eines Abgeordneten beschäftigt: Ferat Koçak.

2014 hatten die Neuköllner gerade mal 350 Mitglieder, heute sind es rund 2600. Die Neuen veränderten den Kurs – und die Partei vor Ort war fortan nicht mehr nur links, sondern in weiten Teilen linksradikal. Die Entwicklung in Nahost befeuerte die Entwicklung. In der Neuköllner Linken wurden die Israel-Gegner zum Mainstream, das strahlt auf andere Bezirke aus.

Einige von ihnen brachten es in der Partei nach oben, wie Vanessa Emde. Seit rund vier Jahren mischt sie bei der Linken mit, bei der Wahl holte sie als Neuköllner Direktkandidatin 46,2 Prozent der Erststimmen. Bei einer Veranstaltung Mitte Mai sagte Emde: »Es gibt kein Existenzrecht für Staaten.«

Martha Kleedörfer, die Frau mit der ge-

ballten Faust auf dem Parteitag, hat es im multikulturellen Wedding als Direktkandidatin ins Abgeordnetenhaus geschafft. Auf einem Parteitag 2024 gelang es ihr mit anderen Genossen, einen Antrag zur Verurteilung von Antisemitismus so zu entkernen, dass altgediente Linke, etwa der frühere Berliner Kultursenator Klaus Lederer, die Partei entnervt verließen.

Die Botschaften von Emde, Kleedörfer und ihren Mitstreitern zu Israel und zum Nahostkonflikt werden auch über die Landesarbeitsgemeinschaft Palästinasolidarität verbreitet, genannt LAG Palisoli. Kleedörfer geht davon aus, dass der im Jahr 2025 gegründeten Linken-Fachgruppe rund 200 Personen angehören.

Die Parteiführung verweist stets auf ihre »Beschlusslage«, auf ihre Festlegung »gegen jeden Antisemitismus«. Aber das einzig bekannte Parteiausschlussverfahren in Berlin läuft derzeit gegen die Palisoli-Aktivistin Hannah Bruns. Im vergangenen Jahr war bereits der Anti-Israel-Aktivist Ramsis Kilani ausgeschlossen worden. Bruns hat den Staat Israel als »ethno-nationalistisches Projekt« bezeichnet: »Solche Staaten müssen Linke bekämpfen.« Was sie darunter versteht, machte sie vor rund einem Jahr deutlich: »Die Befreiung von Palästina endet dann, wenn Tel Aviv wieder in der Hand von Palästina liegt.« Auch für einfach gestricktere Israel-Hasser hat Bruns Botschaften parat: »Fuck you Israel, Viva Palestine!«

Mit Ibrahim Ibrahim, dem Mann, der auf der Wahlparty neben Ferat Koçak posierte, verstehen sich Mitglieder der LAG Palisoli offenbar bestens. Hannah Bruns etwa war mit Ibrahim immer wieder auf antiisraelischen Demos zu sehen. Im Wahlkampf sicherte Ibrahim auch Ahmed Abed, dem Linken-Kandidaten für den Posten des Neuköllner Bezirksbürgermeisters, seine Unterstützung zu. In den sozialen Medien lobte er Abed auf Arabisch wegen der »unerschütterlichen Haltung zu den Werten der Gerechtigkeit«.

Bei einer Kampagne gegen deutsche Waffenlieferungen nach Israel prangten die Logos der Bezirksverbände Neukölln und Wedding sowie das Logo der LAG Palisoli neben dem von Ibrahims VPNK. Ibrahim gratulierte auf Social Media zum Wahlsieg: »Ich bin stolz darauf, dass wir bereits im vergangenen Jahr eine klare Entscheidung getroffen haben, die Linke zu unterstützen.« Die LAG Palisoli revanchierte sich nach dem Wahlparty-Eklat mit einem Video auf Instagram, in dem die Sprecherin »unserem Genossen Ibrahim Ibrahim« die volle Solidarität erklärt.

Grüne und SPD, Eralps potenzielle Koalitionspartner, bringt all das in eine Zwickmühle. Sollen sie der Linken absagen und mit der CDU koalieren? Rechnerisch möglich wäre das, aber welche Zukunft hätte ein Bündnis der Wahlverlierer?

Die Grünen-Bundesvorsitzende Franziska Brantner warnt ihre Berliner Parteifreunde, sie könne es sich »schwer vorstellen, dass die Linkspartei das Innen- oder Justizressort führt«. Zumindest solange es dort Menschen mit Verbindungen zur Organisierten Kriminalität oder zu extremistischen Kräften wie der PFLP gebe.

Der innenpolitische Sprecher der SPD im Bundestag, Sebastian Fiedler, sagt: »Wenn ich Krimineller wäre, würde ich bei einer Regierungsübernahme der Berliner Linken die Champagnerkorken knallen lassen.«

Es gibt in diesen Tagen natürlich auch viele Stimmen außerhalb der Linken, die für ein Linksbündnis werben. Die, wie der Historiker Zimmermann, darauf hinweisen, dass die Linke als Ganzes eben keine antisemitische Partei ist. Doch für SPD und Grüne geht es um etwas anderes: Sie brauchen Garantien dafür, dass eine laute Minderheit keinen Einfluss auf eine mögliche Regierung hat.

Bevor man verhandle, müsse es zunächst »eine verbindliche Vereinbarung geben, die nicht nur Antisemitismus verurteilt und das Existenzrecht Israels bejaht, sondern für antisemitische Vorfälle auch klare Konsequenzen vorsieht«, so der Berliner SPD-Chef Steffen Krach.

Als mögliche Option gilt den Rot-Grünen eine Präambel im Koalitionsvertrag. Und, als härtere Maßnahme, der Ausschluss von Linken-Fraktionsmitgliedern. Es ist eine ziemlich unerfahrene Truppe, nur 9 der 47 Linkenabgeordneten waren in der letz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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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EGEL TV Progra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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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EGEL TV Programm

Legislaturperiode dabei. Die neue Fraktion plant, sich die Ablehnung des Antisemitismus kommende Woche in die Satzung zu schreiben.

Dienstagmittag, Tag neun nach dem Wahl-sieg, ein Telefonat mit Elif Eralp. Welche Sicherheiten kann sie Grünen und SPD an-bieten? »Mir geht es erst mal nicht darum, den anderen etwas zu versichern«, sagt sie, »sondern dass wir unsere eigenen Hausauf-gaben machen.« Eralp wirkt aufgebracht. Sie habe kaum Zeit gehabt, ihren Wahlsieg zu feiern: »Sonntag durfte ich mich freuen, und am Montag musste ich dann lesen, was Sonn-tag alles noch so passiert ist.« Sie meint Neukölln, sie meint die Wahlparty, sie meint Koçak. Die eigenen Leute. Über Ibrahim sagt Eralp: »Ich habe mit so jemandem nichts zu tun.«

Eralp kommt dieser Tage gar nicht mehr hinter den Meldungen her. Die LAG Palisoli hat wieder was gepostet; der Bundesinnenminister findet, dass Eralp eine Anti-semitin ist; die »FAZ« schreibt, dass Eralp früher mal bei der Roten Hilfe war, einem vom Verfassungsschutz beobachteten Rechtshilfeverein.

Niemand dürfe sie eine Antisemitin nennen, sagt Eralp. »Ich habe weder jemals in meinem Leben etwas Antisemitisches gesagt noch getan.« Eine »zerstörerische Dimension« hätten die Angriffe gegen die Linken derzeit. Aber all das könne »nicht zuschütten, dass in meiner Partei auch Fehler gemacht wurden«. Sie muss jetzt weiter, der nächste Termin. Später wird sie einen Auftritt in der Talkshow von Sandra Maischberger absagen.

Sie könnte sich noch eindeutiger distanzieren, doch immerhin scheint Eralp ein Problembewusstsein zu haben. Derweil stricken andere an der Opfererzählung.

Die Bundesvorsitzenden Ines Schwerdtner und Luigi Pantsano posten ein Reel auf Instagram: Seit dem Wahlsonntag vergehe keine »Stunde ohne neue Schlagzeilen und Angriffe gegen uns«. Und: »Die politischen Eliten und die Immobilienlobby« würden alle angreifen, »die uns gewählt haben«.

Von einer »Hetz- und Schmierenkampagne« berichtet Fraktionschefin Heidi Reichinnek.

Das radikale Palästinalager spricht von einer gezielten »rassistischen Kampagne« gegen Koçak.

Die Aufregung sei ein »letzter kläglicher Versuch, die aktuellen Eigentumsverhältnisse zu verteidigen«, schreibt die Linksjugend mit Blick auf die Enteignungspläne der Partei.

Austeilen statt aufklären. Das ist die Verteidigungsstrategie von Populisten.

Sebastian Fischer, Sophie Garbe, Florian Kistler, Ulrich Kraetzer, Anna Reimann, Marc Röhlig, Anna-Lena Schou, Hannes Schrader, Severin Weiland 5

Hindus bei rituellem Bad im Ganges in Ind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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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KUMENTATION

SAMSTAG, 3.10., 21.40 – 0.25 UHR, ARTE

Woran wir glauben

Warum glauben wir – an Gott, Geister, Gurus oder das Gute? Die dreiteilige Arte-Reihe geht den ältesten Fragen der Menschheit nach und zeigt Begegnungen mit Gläubigen, Zweifelnden und Suchenden. Ist Glaube ein uraltes Überlebensprogramm, Trost in der Krise – oder die nötige Kraft, die uns Gutes tun läs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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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ge 1: Die Natur des Mens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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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ge 1: Die Natur des Menschen

Die Reise beginnt in der südafrika-nischen Kalahari-Wüste, führt bis an die Front in der Ukraine und erzählt von uralten Ritualen, zeigt Forschende, die erklären, warum der Mensch überall Bedeutung erkennt: im Rascheln eines Buschs, in Wolken, Gesichtern, Zufällen und auch in Krisen. Warum suchen Menschen nach Zeichen, Trost und Ordnung – in der Natur, bei den Ahnen, in Gott oder im Zweifel. Ist Glaube ein Überlebensinstinkt, eine Sehnsucht nach Sinn oder das menschlichste aller Bedürfnisse?

Theyyam-Feuertanz im indischen Ker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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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ge 2: Götter, Geister und Gu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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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ge 2: Götter, Geister und Gurus

Während die Kirchen Mitglieder verlieren, suchen Millionen Menschen neue Formen von Spiritualität: in indischen Ashrams, bei Neo-Druiden, in japanischer Popkultur oder bei Gurus. Die zweite Folge zeigt eine Welt, in der große Religionen Einfluss verlieren, aber der Hunger nach Sinn bleibt – und fragt, wann das Bedürfnis nach Halt zur Gefahr werden kann? Zwischen Sehnsucht und Kommerz, innerer Erfahrung und Abhängigkeit: Wo beginnt Spiritualität – und wo kippt sie in Kult, Ausbeutung oder Selbstverl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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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ge 3: Eine bessere W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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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ge 3: Eine bessere Welt

Kann Glaube die Welt besser machen? Eine Reise von einem Kloster in der Bretagne zu Seenotretterinnen im Mittelmeer, von Gospelkirchen in New Orleans zu den Wixárika in Mexiko. Diese Folge zeigt Menschen, die an Gott oder Gerechtigkeit, an die Natur oder die Gemeinschaft glauben – und daraus handeln. Zwischen Trost und Zweifel stellt sich die Frage: Brauchen wir Glauben, um nicht aufzugeben? Religion kann trösten, verbinden und mobilisieren – aber auch instrumentalisiert werden. Am Ende steht eine große, sehr gegenwärtige Frage: Reicht Vernunft allein, um die Welt zu re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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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erpräsidentin Schwesig

Außenpolitik Immer mehr Menschen lehnen Waffenlieferungen an die Ukraine ab, vor allem im Osten Deutschlands. Der Druck auf die Regierung stei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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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ßenpolitik Immer mehr Menschen lehnen Waffenlieferungen an die Ukraine ab, vor allem im Osten Deutschlands. Der Druck auf die Regierung steigt.

Wenn Amerikaner an Deutschland denken, sind Alpen und Autobahnen nicht weit. Auch im texanischen Fort Worth flackern in der vorvergangenen Woche Bergpanoramen und Blechlawinen über Videowände. Zur symbolischen Übergabe des ersten F-35-Kampflugzeugs an die Bundeswehr brennt dessen Hersteller Lockheed Martin ein kleines PR-Feuerwerk ab. Während die Jets im Filmchen über Berlin kreisen, verkündet eine Stimme mit viel Pathos, die F-35 werde auch die Freiheit Deutschlands sichern.

Rund zehn Milliarden Euro lässt sich die Bundeswehr das Paket aus 35 Flugzeugen sowie Waffen, Zubehör und Wartung kosten. Die Übergabe-Show mit dem Hauch Hollywood gibt es gratis dazu. Der nach Texas gereiste Verteidigungsminister Boris Pistorius (SPD) zeigt sich beeindruckt. Atemlos bedankt er sich nach der Vorführung für den »Gänsehautmoment«.

Nahezu zeitgleich beginnt im gut 8000 Kilometer entfernten Rostock-Warnemünde die Abschlusskundgebung der SPD vor der Landtagswahl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Manuela Schwesig steht vor einem Leuchtturm und zählt ihre Erfolge auf: gebührenfreie Kitas, Schulsanierungen, Rettung der Werften. Sogar um Gema-Gebühren für Vereine hat sie sich gekümmert. Nur über die Zeitenwende und das größte Aufrüstungsprogramm in der bundesdeutschen Geschichte verliert Schwesig kein Wort.

Dabei könnte die Ministerpräsidentin über weitere Erfolge berichten, gerade für Mecklenburg-Vorpommern. Über die Rettung der Warnowwerft, das Marinehauptquartier für den Ostseeraum, die geplanten Milliardeninvestitionen in Kasernen und Stützpunkte. Aber Schwesig sagt zu alldem – nichts. Sie weiß: Es käme nicht gut an.

Früh hatten ihre Kampagnenmacher registriert, wie die Antikriegsrhetorik von AfD und BSW bei den Wählerinnen und Wählern verfängt. Mit seiner Aussage, die Menschen hätten Angst, in einen Krieg zu schlittern, traf AfD-Spitzenkandidat Leif-Erik Holm bei all jenen einen Nerv, die sich eine Wiederannäherung an Russland wünschen. Und ein Ende der Waffenlieferungen an die Ukraine. »Dafür haben AfD und BSW viele Stimmen bekommen – auch von ehemaligen SPD-Wählern«, räumt Schwesig am Abend des Urnengangs ein. In einer Nachwahlbefragung von Infratest dimap gab fast die Hälfte der Wählerinnen und Wähler an, sich an Schwesigs klarer Positionierung für die Ukraine zu stören.

Im ARD-Deutschlandtrend Anfang September äußerte gut jeder zweite Befragte im Osten die Meinung, dass die deutsche Ukrainehilfe zu weit gehe. Die Landtagswahlen lassen sich als Misstrauensvotum gegen die Russlandpolitik lesen. In Sachsen-Anhalt haben die ukrainekritischen Parteien AfD und BSW fast die Hälfte aller Stimmen gewonnen,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deutlich über 40 Prozent.

In Berlin und Westdeutschland ist der Rückhalt für die Ukraine zwar höher, aber auch hier sind die Kritiker auf dem Vormarsch. Bundesweit sagen gut vier von zehn Befragten, dass ihnen die Unterstützung zu weit gehe. So hoch war dieser Wert noch nie, seit Putins Truppen im Februar 2022 das Nachbarland überfallen haben.

Der Befund ist eindeutig: Im fünften Jahr des Kriegs ist die Unterstützung für die Ukraine zwar noch da. Aber sie bröckelt.

Dabei wird das Leid der Zivilbevölkerung von Woche zu Woche größer. In der Hauptstadt Kyjiw vergeht kaum ein Tag ohne Drohnenangriffe. Und der Winter mit den gefürchteten Attacken Russlands auf die Energieinfrastruktur kommt erst noch.

Wie ernst die Lage ist, lässt sich am Terminkalender des neuen ukrainischen Verteidigungsministers ablesen. Anfang der Woche wollte Jewhenij Chmara seinen deutschen Amtskollegen in Berlin besuchen. Nur Stunden vor dem Besuch aber sagte Chmara die Reise ab. Für einen Fototermin im Ausland sei die Lage zu angespannt, ließ man die Verbündeten in Berlin wissen.

Für die Bundesregierung ist die Entwicklung heikel. Sowohl Kanzler Friedrich Merz (CDU) als auch sein Vize Lars Klingbeil (SPD) stehen fest an der Seite der Ukraine. Beide haben intern und extern immer wieder klargestellt, dass sie an ihrer Solidarität mit dem angegriffenen Land nicht rütteln. Auch Regierungskritikerin Schwesig sieht das so. Die Frau, die lange für eine russlandfreundliche Politik stand, beteuert, sie werde nicht »wegen Verlusten in der Wählerschaft wackeln«.

Gleichzeitig spüren sie in Union und SPD, dass es immer schwieriger wird, das deutsche Engagement zu rechtfertigen. Rund 72,2 Milliarden Euro hat die Solidarität seit Kriegsbeginn gekostet. Die Zahl steht in einer als »Verschlusssache – nur für den Dienstgebrauch« klassifizierten Übersicht des Finanzministeriums, die dem SPIEGEL vorliegt. Dahinter verbergen sich nicht nur Waffen. Die Ausgaben für Rüstungsgüter (rund 28,8 Milliarden Euro) und die Versorgung ukrainischer Kriegsflüchtlinge in Deutschland (rund

32,4 Milliarden) sind annähernd gleich groß. Der dritte wichtige Posten sind 8,8 Milliarden Euro für humanitäre Hilfe.

Lange hat sich Deutschland seiner Hilfe gerühmt, doch durch die Sparpläne der Regierung bei Gesundheit, Pflege, Rente, Wohn- und Elterngeld kippt die Stimmung. Vorwürfe wie »Für Waffen und die Ukraine gebt ihr Milliarden aus, aber bei uns wird gespart«, höre man an Infoständen häufig, berichtet ein Wahlkämpfer.

Das BSW hat aus diesem Gefühl eine Kampagne gemacht. Vor der Landtagswahl in Sachsen-Anhalt plakatierte die Wagenknecht-Partei den ukrainischen Präsidenten Wolodymyr Selenskyj mit offener Hand und jeder Menge Euronoten. »Schluss mit der Abzocke«, stand darüber. Entgegen der allgemeinen Erwartung schaffte das BSW den Sprung in den Magdeburger Landtag. Womöglich auch deshalb.

Dem Populismus etwas entgegenzusetzen, fällt den Vertretern der etablierten Parteien schwer. Zwar erklären sie immer wieder, dass Aufrüstung und Militärhilfe über Sonderkredite finanziert würden und nicht aus dem regulären Haushalt. Deshalb gebe es die häufig behauptete Konkurrenz zwischen Rüstung und Rente in Wahrheit gar nicht. Aber sie dringen damit nicht durch. Gegen Gefühle wie Neid, Wut und Ohnmacht sind die nüchternen Argumente der Haushälter wirkungslos.

Die Frage, wie sich die Skeptiker von der Ukrainehilfe überzeugen lassen, wird immer lauter gestellt. Bei der Vorstandssitzung der CDU am Montag vor einer Woche ist es Serap Güler, die das heikle Thema anspricht. Die Staatsministerin im Auswärtigen Amt gehörte von Beginn an zu den entschlossensten Unterstützerinnen der Ukraine. Schon kurz nach der russischen Vollinvasion im Februar 2022 fordert Güler die damalige Bundesregierung auf, den Abwehrkampf mit schweren Waffen zu unterstützen.

Sie zweifele nicht eine Sekunde an der Sinnhaftigkeit der deutschen Unterstützung, wird Güler aus der Sitzung zitiert. Sie fürchte aber, dass immer mehr Bürger zweifelten. Auch der gescheiterte russische Drohnenangriff auf eine ukrainische Frachtmaschine am Flughafen Leipzig habe daran nichts geändert. »Wir müssen den Menschen besser erklären, warum wir das alles machen, ohne von der Unterstützung abzuweichen«, appellierte Güler laut Teilnehmern an ihre Parteifreunde.

Auch Thomas Röwekamp, der Vorsitzen-de des Verteidigungsausschusses im Bun-destag, sieht das so. »Wir unterstützen die Ukraine aus unserem ureigenen Interesse heraus, unsere Demokratie und unsere Frei-heit zu bewahren«, sagt der CDU-Politiker dem SPIEGEL. »Wir lernen sehr viel von der Ukraine über die Methoden der russischen

Kritiker der Ukrainepolitik sind in Union und SPD die Ausnahme. Aber es gibt sie, etwa den sächsischen Ministerpräsidenten Michael Kretsch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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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itiker der Ukrainepolitik sind in Union und SPD die Ausnahme. Aber es gibt sie, etwa den sächsischen Ministerpräsidenten Michael Kretschmer.

Kriegsführung. Das ist entscheidend für uns, um wieder verteidigungsfähig zu werden und die Bundeswehr so zu ertüchtigen, dass wir einen großen Krieg in Europa durch eine wirksame Abschreckung Russlands vermeiden können.«

Das Geld für die Ukraine sei kein einseitiger Zuschuss, sondern eine Investition in eine Beziehung, von der Deutschland stark profitiere, etwa durch Informationen und neue Waffensysteme, sagt der CDU-Mann. »Wir investieren mit der Unterstützung also heute schon in die künftige Sicherheit Deutschlands und Europas.«

Kritiker der Ukrainepolitik sind in Union und SPD die Ausnahme. Aber es gibt sie, etwa den sächsischen Ministerpräsidenten Michael Kretschmer. Als die EU Sanktionen gegen Gaslieferungen aus Russland verhängte, verlangte der CDU-Vize, man müsse Sanktionen so gestalten, dass »sie den Gegner stärker treffen als einen selbst«. Kretschmer will von Russland wieder Öl und Gas kaufen – »ohne die Solidarität mit der Ukraine infrage zu stellen«. Dass beides zusammen aus Sicht der ukrainischen Regierung und des Kanzleramts nicht möglich ist,

Außenminister Lawrow (I.), Wadephul (2. v. r.)\*:

20 Minuten lang Vorwürfe

weil die Einnahmen aus Öl- und Gasexporten den Krieg maßgeblich finanzieren, ignoriert der Mann aus Sachsen.

Kretschmer forderte auch mehr Diplomatie. Mit Waffenlieferungen könne der Krieg nicht beendet werden, sagte er dem SPIEGEL schon vor mehr als einem Jahr. Das hätten »Menschen aus den neuen Bundesländern, die eigene Erfahrungen mit den Russen sammeln konnten, schon lange gesagt. Ich eingeschlossen.«

Auch in der SPD gibt es diese Rufe. Vergangenen Mittwoch stellten Ralf Stegner und Rolf Mützenich ein Buch vor. »Gemeinsame Sicherheit heute! Manifest für den Frieden« lautet der Titel. Es ist der Versuch der Altvorderen, an die Tradition der SPD als Friedenspartei anzuknüpfen. Die Militärausgaben seien »auf Rekordhöhe« angekommen, die Rüstungskontrolle »bei null«, beklagte Stegner bei der Veranstaltung. Wäre die SPD mehr als Friedenspartei aufgetreten, hätte man dem BSW in Sachsen-Anhalt entscheidende Stimmen abnehmen können, glaubt der SPD-Linke.

Noch sind es Einzelmeinungen der üblichen Verdächtigen. Aber der Druck auf die Regierung steigt. Womöglich hat sich Außenminister Johann Wadephul auch deshalb vergangenen Samstag überraschend mit seinem russischen Kollegen Sergej Lawrow getroffen. Außer gegenseitigen Vorwürfen kam bei dem 20-minütigen Gespräch am Rande der Uno-Generaldebatte in New York zwar nichts Greifbares heraus, aber gegen den Vorwurf fehlender Diplomatie kann aus Sicht der Bundesregierung auch das helfen.

Man müsse mehr mit Russland reden, allein um den USA das Feld nicht zu überlassen, sagt ein Minister. Dass dabei zählbare Erfolge erzielt würden, glaube er aber nicht.

Auch der Bundeskanzler macht sich keine Illusionen. Am Rande eines Staatsbesuchs des kasachischen Präsidenten Kassym-Schomart Tokajew am Dienstag betont Merz zwar, dass man »sehr ernsthaft« an Verhandlungen arbeite. Als sein Besucher aber den russischen Präsidenten als »herausragende politische Persönlichkeit« lobt, frieren dem Kanzler die Gesichtszüge kurzfristig ein.

Das Treffen zwischen Lawrow und Wadephul habe gezeigt, »dass Russland offensichtlich überhaupt nicht an ernsthaften Gesprächen zum jetzigen Zeitpunkt interessiert ist«, sagt Merz wenig später. Deutschland sei »in der Lage und auch bereit, die Ukraine noch über eine lange Zeit zu unterstützen«.

Merz lässt keinen Zweifel daran, dass er seiner Haltung auch bei wachsendem Widerstand treu bleiben will. Es werde »einen Preis haben, wenn Russland diesen Krieg fortsetzt«, droht er. »Russland wird diesen Krieg nicht gewinnen.«

FlashPic / ddp

Bundeswehr Um Extremisten fernzuhalten, durchleuchtet der Militärgeheimdienst MAD die Internetkonten aller Bewerber. Die Software wird fünd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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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ndeswehr Um Extremisten fernzuhalten, durchleuchtet der Militärgeheimdienst MAD die Internetkonten aller Bewerber. Die Software wird fündig.

Dass er ein Fall für den Truppengeheimdienst MAD war, wird der Bewerber nie erfahren. Irgendwann in den nächsten Wochen wird der junge Mann, blasses Gesicht, straffer Seitenscheitel, Tunnelohrringe, eine knappe Absage bekommen, dass die Truppe ihn nicht gebrauchen kann. Dass er zuvor vom MAD intensiv durchleuchtet wurde, dass die Behörde seine Akte dort mit einer roten Ampel versah, weil der MAD deutliche Zweifel an seiner Verfassungstreue hatte – von alledem wird in dem Brief nichts erwähnt. Für den MAD gilt der junge Kandidat als handfester Problemfall. Und zugleich als Erfolg. Weil das System offenbar funktioniert.

In einer Zeit, da die Bundeswehr so intensiv wie nie zuvor nach Männern und Frauen sucht, um in den kommenden Jahren von heute 186.000 auf 265.000 aktive Soldaten zu wachsen, kommt auf den MAD viel Arbeit zu: Unter den Tausenden Bewerbern pro Jahr soll die Behörde möglichst alle schwarzen Schafe aussortieren. Der junge Mann ist einer dieser Kandidaten, wegen seiner mutmaßlich rechtsextremen Haltung darf er nicht zur Bundeswehr.

Die Gesinnung des jungen Kandidaten recherchierte jedoch kein Agent des MAD. Stattdessen fand ein KI-System die digitalen Spuren. Zunächst waren es die vielen Fotos in Kampfsportmontur auf Instagram, die der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auffielen. Auch dass der Mann zwar viele Bilder von sich postete, sein Gesicht aber stets verpixelte, wirkte verdächtig. Kurz darauf kam heraus, dass er der Bruderschaft »Schwarzes Heer« folgt. Deren Logo, zwei Dolche neben Totenköpfen, ist eindeutig.

Die neue Software, eine Art Kommissar KI auf der Suche nach Extremisten unter den Bewerbern, ist ein Novum im Besteckkasten des MAD. Seit Anfang Juli hat der Dienst die KI-Software im Einsatz, die automatisiert das Internet nach Hinweisen darauf durchsucht, ob die Bewerber und Bewerberinnen verfassungstreu sind. Seitdem hat der MAD mehrere Zehntausend Bewerber mit der KI-Anwendung durchleuchten lassen. Einige Hundert sortierte das System wegen eindeutiger Erkenntnisse umgehend aus. Im Behördendeutsch des MAD, der gut abgeschirmt in der Konrad-Adenauer-Kaserne in Köln sitzt, klingt die kleine Revolution nicht besonders modern. »Unterstützte Verfassungstreueprüfung« haben die Experten von MAD-Präsidentin Martina Rosenberg ihre Neuentwicklung getauft. Derzeit wird intern nach einem etwas knackigeren Spitznamen für das Prestigeprojekt gesucht, das man mithilfe eines deutschen KI-Unternehmens in nur zwölf Monaten realisiert hat, für die Bundeswehr rekordverdächtig schnell.

Dass der MAD seine Hintergrundchecks ausführen lässt, hat einen pragmatischen Grund. Nach der Einführung des neuen Wehrdienstes, von dem sich Verteidigungsminister Boris Pistorius, SPD, Jahr für Jahr mehr freiwillige Rekruten verspricht, wird der MAD jeden einzelnen der Aspiranten auf Verfassungstreue durchleuchten müssen.

Bislang geschah das in mühsamer Handarbeit. Zwar bekam der MAD bereits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digitale Auszüge aus dem Strafregister der Bewerber. Verfassungsschutz und BND prüften, ob dort etwas vorliegt. Die Suche im Internet aber, die Prüfung aller Accounts in sozialen Medien, mussten MAD-Leute übernehmen. Die hohe Zahl neuer Soldaten, für die überall in der Republik bereits zusätzliche Unterkunftscontainer aufgestellt werden, um alle unterzubringen, hätte dieses System schnell zum Kollaps gebracht.

Die Gesinnungschecks des MAD haben viel mit den Terroranschlägen in Frankreich zu tun. Im Jahr 2015 stürmten zwei Islamisten in die Redaktionsräume des Satireblatts »Charlie Hebdo« und töteten zwölf Menschen mit Sturmgewehren. Ihre Flucht, bei der sie so professionell agierten, als wären sie militärisch geschult, löste Sorge aus. Was passiert, fragte man sich bei der Bundeswehr, wenn sich solche Täter unbemerkt bei der Truppe einschleichen, sich an Waffen ausbilden lassen und dann zuschlagen?

Ein weiterer Schock war der Fall des Bundeswehrsoldaten Franco A., der sich während seiner Zeit bei der Truppe eine Scheinidentität als syrischer Flüchtling verschaffte. Später gab er zu, auch diverse Waffen gehortet zu haben. Bei der Bundeswehr war er bis zu seiner Festnahme im Jahr 2017 nicht als Extremist aufgefallen, obwohl er schon in einer ersten Version seiner Masterarbeit deutliche Hinweise auf seine Gesinnung hinterließ. Diese Hinweise wurden aber innerhalb der Bundeswehr nicht weiter verfolgt, auch der MAD erkannte A. später nicht als Extremisten.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ging die Zahl der Verdachtsfälle, in denen der MAD oft wegen Hinweisen aus der Truppe selbst eingeschaltet wurde, stetig nach oben. Im vorigen Jahr stufte der Dienst elf Bundeswehrangehörige als Rechtsextremisten ein, sie wurden umgehend aussortiert. In 21 weiteren Fällen erkannte der MAD klare Hinweise auf fehlende Verfassungstreue. In ihrem Jahresbericht warnen die Geheimdienstler, die »Digitalisierung des Rechtsextremism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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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fange eben auch bei Bundeswehrangehörigen. Als Beispiele werden radikale Gruppen wie »Jung&Stark«, »Deutsche Jugend Voran« oder »Der Störtrupp« genannt.

Die Umstellung auf KI ist aus Sicht des MAD die einzige Möglichkeit, die großen Zahlen an Bewerbern abzuarbeiten. Jeder nicht erkannte Extremist unter ihnen könnte für den Geheimdienst schnell zum Skandal werden. Gemeinsam mit dem KI-Unternehmen entwickelten die MAD-Fachleute einen Kriterienkatalog, mit dem die Software die Internetaccounts der Bewerber durchleuchtet. Da Bewerber einen gültigen Ausweis digital einreichen müssen, fahndet die KI mit dem biometrischen Passbild nach weiteren Accounts, die in den Unterlagen möglicherweise absichtlich nicht erwähnt wurden.

Möglich wurde die automatisierte Spurensuche durch eine wenig beachtete Gesetzesänderung. Mussten alle Bewerber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die sogenannte Soldateneinstellungsüberprüfung des MAD durchlaufen, eröffnete das Gesetz zur Stärkung der Militärischen Sicherheit in der Bundeswehr eine deutliche Vereinfachung. In Köln heißt es, die händische Einstellungsüberprüfung habe manchmal mehrere Monate gedauert. Der neue Test soll nach maximal zwei Wochen abgeschlossen sein.

Die Überprüfung gilt jedoch nicht nur für junge Menschen, die sich bei der Bundeswehr ausbilden lassen wollen. Da auch die Reserve der Bundeswehr in den kommenden Jahren massiv wachsen und im Ernstfall strategisch wichtige Aufgaben erfüllen soll, müssen sich die Soldaten hier ebenfalls regelmäßig durchleuchten lassen. Finden sich bei den MAD-Recherchen Erkenntnisse über eine extreme Gesinnung oder fehlende Verfassungstreue, sollen die Reservisten nicht mehr zu Übungen herangezogen werden.

Die genauen Kriterien für den Test hält der Geheimdienst sorgsam unter Verschluss und passt sie fortlaufend an. Es ist allerdings kein Geheimnis, dass die KI vor allem bei Instagram, Facebook oder Telegram prüft, welchen Personen oder Gruppen die Bewerber folgen. Ein einfaches Folgen von rechtsextremen Gruppen ist aus Sicht der Geheimdienstler ein erster Hinweis auf die Gesinnung. Wenn Bewerber Kommentare unter problematische Einträge setzen, sammelt die KI diese und wertet sie aus.

Mitunter wirken die Signale erst mal harmlos. So sammeln die Fachleute beim MAD versteckte Symbole, die in der rechten Szene verwendet werden, um die Gesinnung zu zeigen, sich aber nicht strafbar zu machen. Bekannt sind Zahlenspiele wie die »88« als Synonym für »Heil Hitler« oder die »18« für Adolf Hitler. Hinzu kommen aber immer neue Chiffren. So fiel auf, dass zum Beispiel in rechten Chatgruppen ein doppelter Blitz für die SS verwendet wurde. Folglich wurden diese Emoji-Symbole in den Kriterien-katalog für die KI-Suche eingepflegt.

Fällt ein Bewerber der KI als problematisch auf, erstellt die Software ein kleines Dossier für den zuständigen Sachbearbeiter. Darin werden bestimmte Merkmale aufgelistet – etwa wenn der Kandidat auf seinen Bildern die Ästhetik von Skinheadgruppen benutzt, rechtsextreme Tattoos trägt oder Motorradclubs folgt, die wegen ihrer Nähe zu einschlägigen Gruppen bekannt sind. Kommen gleich mehrere solcher Merkmale zusammen, beugen sich die Experten des MAD über den Fall. Jeder Fall, den die KI aussortieren will, geht also noch einmal durch menschliche Hände.

Komplizierter wird die Fallbearbeitung, wenn ein Bewerber im Netz enge Verbindungen zur AfD zeigt. Dass ein künftiger Soldat Spitzenpolitikern wie Alice Weidel folgt, reicht allein nicht für die Einstufung als Problemfall. Anders sieht es aus, wenn die KI digitale Verbindungen zu AfD-Landesverbänden aufdeckt, die als gesichert rechtsextrem eingestuft sind. Dies kann durchaus ein Indiz für den Verdacht sein, dass der Bewerber nicht zur freiheitlich demokratischen Grundordnung steht.

Dass alle Bewerber für die Bundeswehr vom MAD im Netz durchleuchtet werden, ist für die Interessenten kein Geheimnis. Schon bei den Karrierecentern der Bundeswehr müssen alle Bewerber ein entsprechendes Formblatt unterschreiben. Neben Angaben zu Namensänderungen, Wohnsitz oder einer früheren Staatsangehörigkeit findet sich auch ein Feld, in dem sowohl die »Adressen eigener Internetseiten« als auch »Mitgliedschaften in sozialen Netzwerken mit den jeweilig verwendeten Benutzernamen« angegeben werden müssen.

Bei der Suche im Netz fahndet die KI nicht nur auf den angegebenen digitalen Pfaden. Mit dem Lichtbild wird ebenso nach anderen Accounts gesucht, die der Bewerber vielleicht nicht angegeben oder vorsorglich gelöscht hat. Findet sich ein solcher Account, gehen beim MAD umgehend die Warnsignale an – schließlich sind die Bewerber zu vollständigen Auskünften verpflichtet.

Die bisherigen Zahlen deuten darauf hin, dass die Software funktioniert. Mit der händischen Überprüfung hatte der MAD pro Jahr nur recht wenige Bewerber und Bewerberinnen abgelehnt. In 2024 wurden 131 Bewerbende wegen Zweifeln an der Verfassungstreue mit einer roten Ampel versehen, im Jahr danach waren es 149. Schon in den ersten Monaten nach Einführung sortierte das KI-System eine niedrige dreistellige Zahl aus mehreren Zehntausend Bewerberinnen und Bewerbern aus. Aus Sicht der MAD-Experten zeigt dies, wie effektiv das neue System arbeitet.

Matthias Gebau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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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Botschaft muss sein: Ich höre dich, ich sehe dich, ich respektiere d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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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Botschaft muss sein: Ich höre dich, ich sehe dich, ich respektiere dich«

SPIEGEL-Gespräch Die Wahlerfolge der AfD haben ihn schockiert, aber noch könne man gegensteuern, sagt der britische Historiker und Deutschlandkenner Timothy Garton Ash. Ein Politikertyp wie Friedrich Merz helfe dabei eher nicht.

Garton Ash, 71, lehrt an der University of Oxford und an der kalifornischen Stanford University. Der Historiker bezeichnet sich selbst als den »europäischsten Briten, den es gibt«.

SPIEGEL: Professor Garton Ash, Sie waren ein 24-jähriger Doktorand, als Sie an einem kalten Januartag im Jahr 1980 über den Checkpoint Charlie in die DDR eingereist sind, um an der Humboldt-Uni zu forschen, fast zehn Monate blieben Sie dort. Dachten Sie an diese Zeit zurück, als Sie von den jüngsten Wahlerfolgen der AfD hörten?

Garton Ash: Natürlich. Ich war schockiert! Aber nicht überrascht.

SPIEGEL: Auch aufgrund Ihrer damaligen Erfahrungen im Osten?

Garton Ash: Vorsicht, wenn wir von Ostdeutschland sprechen, meinen wir zwei verschiedene Dinge: einmal die DDR, die kommunistische Diktatur, in der ich damals gelebt und geforscht habe. Und dann geht es um die neuen Länder in der Zeit nach der Wiedervereinigung. Wer jetzt Ursachen sucht für den Wahlerfolg der AfD, findet sie eher in dem Transformationsprozess nach der Wende.

SPIEGEL: Oft wird die fehlende Demokratie-erfahrung in der DDR genannt, um die Hinwendung zu extremen Parteien zu erklären. Spielt die keine Rolle?

Garton Ash: Das Gleiche müsste man dann von den Spaniern nach 1975 sagen oder von Portugal, wo die Demokratisierung trotz vorheriger Diktatur aber doch ganz gut gelungen ist. Das überzeugt mich nicht. Die Tatsache hingegen, dass die westdeutschen Parteien sich in Ostdeutschland niemals wirklich etabliert haben, hat zu tun mit der Zeit der Transformation.

SPIEGEL: Inwiefern?

Garton Ash: Die Wiedervereinigung fand genau zu der Zeit statt, als die Volksparteien anfingen zu verschwinden. Bis dahin waren sie als Massenparteien in jeder Kneipe, in jedem Dorf präsent und dadurch in der Gesellschaft fest verwurzelt gewesen, nun immer weniger. Und das passierte überall in Europa, nicht nur in Deutschland.

SPIEGEL: Weil sich die traditionellen Wählermilieus auflösten, etwa das der Arbeiter im Fall der SPD?

Garton Ash: Ja, die Zeit der Volksparteien ist vorbei. Denken Sie an die französischen Sozialisten. Oder sogar bei uns hier im Vereinigten Königreich: Labour und die Konservativen. Es ist ein gesamteuropäisches Phänomen. Aber in Deutschland kommen die Spannungen zwischen den sogenannten Ossis und Wessis dazu. Zum Teil sind sie begründet. Man hätte flexibler und einfühlsamer sein können bei der Übernahme der DDR.

SPIEGEL: Sie sehen es klar als Übernahme?

Garton Ash: Es war selbstverständlich eine – aber eine von der Mehrheit der Ostdeutschen gewollte Übernahme; ich erinnere mich ganz genau an die letzten DDR-Wahlen im März 1990. Die Fehler kamen später.

SPIEGEL: Welche?

Garton Ash: Ich habe es persönlich erlebt, wenn auch weniger intensiv und schmerzlich als meine ostdeutschen Freunde: wenn etwa ein drittrangiger westdeutscher Wissenschaftler oder eine Wissenschaftlerin eine hohe Position an einer ostdeutschen Universität bekam und dann mit dieser abschätzigen, herablassenden Attitude unterwegs war. Es gab sicherlich auch, neben den riesigen wirtschaftlichen Investitionen, Beispiele von eindrucksvollem westdeutschem Engagement. Doch diese zeitweise fast kolonialistische Haltung wirkte letztlich schädlicher als die konkrete Politik.

SPIEGEL: Und deswegen wählt der Osten heute noch rechts?

Garton Ash: Auch, aber nicht nur deswegen – und nicht nur der Osten. In den Meinungsumfragen ist die AfD bundesweit führende Partei, und in Berlin hat sie jetzt auch ein paar Westbezirke erobert. Solche Wählerschaften findet man auch im Norden von England oder im Rust Belt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Ich las neulich wieder den berühmten Artikel von Karl Löwenstein von 1937 über die wehrhafte Demokratie, und da sagt er: »Faschismus ist keine Ideologie. Es ist eine politische Taktik, und sie baut auf Emotionen.«

SPIEGEL: Das tun alle Populisten.

Garton Ash: Klar, das gilt für die AfD, aber auch für Nigel Farage, für Donald Trump, Marine Le Pen. Löwenstein sagt, wir Demokraten können mit den faschistischen Rattenfängern und ihrer Politik auf der emotionalen Ebene gar nicht konkurrieren. Deswegen müssen wir verfassungsrechtliche und politische Hürden aufbauen, der populistischen Verführung also Vernunft entgegensetzen.

Werbeplakat in Ost-Berlin 1990: »Zeitweise fast kolonialistische Haltung«

Owen Harvey / DER SPIEGEL

SPIEGEL: In der Bundesrepublik hat die wehrhafte Demokratie doch bis jetzt gut funktioniert.

Publizist Garton Ash: »Es war eine von der Mehrheit der Ostdeutschen gewollte Übernahme«

Garton Ash: Aber heute können wir Liberalen im weitesten Sinne – alle in der Mitte und links oder auch liberalkonservativ – uns nicht ausschließlich auf die Vernunft konzentrieren. Gerade die bundesdeutsche Politik leidet richtiggehend an der damit einhergehenden, technokratischen, formelhaften Sprache, da geht es um komplizierte Kompromisse hinter verschlossenen Türen und langwierige Prozesse. So wird der AfD der gesamte Raum der Emotionen überlassen.

SPIEGEL: In Berlin gelang es der Linken, die Wahl zu gewinnen. Wie deuten Sie diesen Erfolg? Ging es hier auch um Gefühle?

Garton Ash: Auch. Aber keinesfalls nur. Das Problem beispielsweise des unbezahlbaren Wohnens in Großstädten ist sehr real. Auch in Berlin war dies insgesamt ein Misstrauensvotum gegen die etablierten Parteien, besonders unter jüngeren Wählern. Interessant ist, dass überall in Europa junge Frauen ihre Stimme eher den linken Anti-Establishment-Parteien geben, junge Männer eher den rechten.

SPIEGEL: AfD-Politiker versprechen eine Art »Zurück in die Zukunft«: Da wurde dann schon mal die DDR-Hymne bei einem Wahlkampfauftritt gesungen, es gab Ausfahrten mit der Schwalbe. Zugleich wurde scheinbar DDR-kritisch vom Verfassungsschutz als Stasi 2.0 geredet und von der heutigen Bundesrepublik als einer Art SED-Diktatur. Wieso funktioniert dieses widersprüchliche Geschichtsbild?

Garton Ash: Im selben Atemzug geht es bei der AfD auch um »Kulturfremde« und ums »Deutschdenken«, da ist von allem etwas dabei. Intellektuell gesehen, ist, was die AfD verzapft, einfach Gulasch, oder wenn Sie so wollen: Soljanka. Eine wilde Mischung ideologischer Versatzstücke. Wie bei Donald Trump. Das funktioniert nur, weil dabei Gefühle der Angst, der Wut und auch echtes Leid angesprochen werden.

SPIEGEL: Wie können die Parteien der Mitte darauf reagieren?

Garton Ash: Sie müssen zu den Leuten hingehen und sie mit elementarem Respekt behandeln. Die Botschaft muss sein: Ich höre dich, ich sehe dich, ich respektiere dich.

SPIEGEL: Beherrscht diese Ansprache überhaupt noch jemand, der kein Populist ist?

Garton Ash: Péter Magyar ist ein gutes Beispiel. Ich war bei der Wahl in Budapest, Magyar hingegen ist erst am Wahlabend in die Hauptstadt zurückgekehrt. Davor ist er in jede Kleinstadt, in jedes Dorf gegangen und hat mit den Leuten geredet, mit herzerwärmender Anteilnahme an ihren Themen. Andy Burnham, unser neuer Premier, kann das auch, im Gegensatz zu Keir Starmer.

SPIEGEL: Und im Gegensatz zu Friedrich Merz?

Garton Ash: Ich bezweifle, dass es Merz gelingt, Kontakt zu ängstlichen und zum Teil verbitterten Wählerinnen und Wählern herzustellen. Aber ich glaube, dass es geht, und zwar ohne nationalistischen, populistischen Duktus. Auch ohne, wenn ich das als Professor sagen darf, die Sprache des Professors zu benutzen. Wenn die Hälfte der jungen Männer in Sachsen-Anhalt für die AfD gestimmt hat, dann haben wir versagt.

SPIEGEL: Wer ist jetzt »wir«?

Garton Ash: Nicht nur die Politiker, sondern auch wir Historiker und Journalistinnen und Dokumentarfilmmacher, die versucht haben, politische Bildung zu betreiben. Offensichtlich ist uns das nicht gelungen.

SPIEGEL: Ihr neues Buch »Europa in 7½ Kapiteln« richtet sich besonders an junge Leute, es will Begeisterung für die europäische Idee wecken\*. Ist das angesichts der Lage nicht naive Pädagogik?

Garton Ash: Keinesfalls. Das Buch ist ein Versuch, nicht in einem Tausendseitenwälzer, sondern hoffentlich unterhaltsam auf gerade mal 190 Seiten darauf hinzuwirken, dass auch die jungen Menschen aus der Geschichte lernen. Und zwar ohne dass sie das Grauen von Diktatur und Krieg am eigenen Leib erleben müssen.

SPIEGEL: Hat die Stärke der Rechtspopulisten auch damit zu tun, dass das Ideal des Liberalismus an Strahlkraft verloren hat?

Garton Ash: Natürlich. Erstens ist der Liberalismus heute das Ancien Régime, das Establishment. Und wer unzufrieden ist, bäumt sich gegen das Bestehende auf. Zweitens hat der Liberalismus Formen angenommen, die viele Menschen ablehnen, zum Beispiel den Neoliberalismus. Diese immense wirtschaftliche Ungleichheit schlägt irgendwann in eine Ungleichheit der Macht um.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und zum Teil auch in Großbritannien bewegen wir uns zwischen Demokratie und Oligarchie. Nigel Farage hat gerade für sein Reform UK von zwei Milliardären insgesamt 72 Millionen Pfund zugesagt bekommen. Die Rolle des Geldes in der Politik ist gefährlich.

SPIEGEL: Liegt die Schwäche des Liberalismus nicht auch darin, dass er die identitätsstiftende Bedeutung von Heimat, Nation und Tradition unterschätzt hat?

Garton Ash: 1848 waren Liberalismus und Patriotismus untrennbar miteinander verbunden. In den vergangenen 30, vielleicht 40 Jahren haben Liberale dann hauptsächlich von Europa und der internationalen Gemeinschaft gesprochen. Die Nation als politische Gemeinschaft haben sie weitgehend den Rechten überlassen. Nun sehen wir die Folgen. Deshalb brauchen wir einen liberalen Patriotismus mit einem positiven Land- und Heimatbegriff, aber einen zivilen und inklusiven, keinen völkischen.

SPIEGEL: Und Sie glauben, dass ausgerechnet die Deutschen einen gutartigen Patriotismus hinbekommen?

Garton Ash: Aber ja. Schauen Sie sich einen Politiker wie Cem Özdemir an, Sohn türkischer Migranten, der lebt genau solch eine Heimatliebe vor.

SPIEGEL: Der Liberalismus versprach einst Aufstieg und Wohlstand, aber was kann er einer Gesellschaft bieten, die schrumpft, altert, mit Klimawandel und Artenschwund konfrontiert ist und vor allem: kein Wachstum mehr hervorbringen kann?

Garton Ash: Mehr noch, ich würde hinzufügen: Europa wird gleichzeitig von innen und von außen extrem herausgefordert. Über die inneren Probleme haben wir gesprochen, von außen steht Europa militärisch unter Druck durch Russland, politisch durch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und wirtschaftlich und technologisch durch China. Dazu kommen Klimakrise und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die schon heute eine große Gefahr darstellen. Das ist ein gewaltiges Gemenge, aber wissen Sie: Die Antiliberalen haben darauf überhaupt keine Antworten. Es liegt an uns Liberalen, sie zu finden.

SPIEGEL: Müsste die Politik den Menschen nicht ehrlich sagen: Euren Kindern wird es keinesfalls besser gehen?

Garton Ash: Man muss zunächst fragen, was »besser« bedeutet. Vielleicht gibt es insgesamt weniger Wirtschaftswachstum, aber bessere Luft, weil wir auf saubere Energ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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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 müssen um die Wahrheit und die Fakten kämpfen, in Unis, Redaktionen und der Polit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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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 müssen um die Wahrheit und die Fakten kämpfen, in Unis, Redaktionen und der Politik.«

setzen. Vielleicht wird der vorhandene Wohlstand gerechter verteilt. Und vielleicht können wir unsere europäische Lebensweise bewahren und verteidigen. Dafür brauchen wir Reformen. Auch für Europa: Ohne eine gemeinsame Sicherheits- und Verteidigungspolitik wird es nicht gehen. Und wir müssen bei der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auf europäischer Ebene etwas zustande bringen. Sonst stehen wir machtlos zwischen China und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SPIEGEL: Als wir vor anderthalb Jahren mit Ihnen sprachen, sagten Sie, mit dem Überfall Russlands auf die Ukraine habe »etwas Neues« begonnen, »aber wir wissen noch nicht, wohin das führt«. Sehen Sie das heute klarer?

Garton Ash: Da sollten wir uns keine Illusionen machen: Wir steuern auf eine Welt der Unordnung und der Kriege zu. Wir leben bereits in einer postwestlichen Welt, wir erleben die Rückkehr der Großmachtpolitik, zunehmenden Nationalismus und Desintegration.

SPIEGEL: Eine düstere Prognose.

Garton Ash: Pessimismus des Intellekts ist eine Stärke, wenn man ihn mit dem Optimismus des Willens verbindet. Man sollte die Probleme ungeschönt analysieren und dann radikale Lösungen dafür finden und umsetzen, im Vertrauen darauf, dass sich Dinge verändern lassen.

SPIEGEL: Was muss sich jetzt radikal ändern, neben einer besseren politischen Kommunikation und dem liberalen Patriotismus?

Polizist bei Rechtsradikalenkrawall in Nordengland: »Faschistische Rattenfänger«

Garton Ash: Wir brauchen eine bessere Verteilung des Wohlstands. Die Zahlen zeigen, dass die wirtschaftliche Ungleichheit nach einem historischen Tief in den Siebzigerjahren wieder stark gestiegen ist. Das ist ein zentrales Problem. Dazu kommt: Europa muss dort handlungsfähig sein, wo einzelne Staaten es nicht allein sein können. Die Verteidigung und das Digitale habe ich schon genannt, aber auch bei den Kapitalmärkten und bei der Klimapolitik. In der Kultur hingegen sollte Brüssel keine wesentliche Rolle spielen.

SPIEGEL: Die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gewinnt zunehmend Macht über das Denken von Menschen und liegt dabei in den Händen weniger Unternehmen. Gab es je in der Geschichte eine ähnlich existenzielle Bedrohung?

Garton Ash: Oft wird der Vergleich mit Atomwaffen gezogen. Aber Atomwaffen standen zumindest unter der Kontrolle einiger weniger Staaten. Die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liegt nicht nur in staatlicher Hand, sondern auch in den Händen privater Supermächte: der großen Techplattformen und ihrer Gründer. Zugleich ist sie Gegenstand einer harten geopolitischen und geöökonomischen Konkurrenz zwische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und China. An dieser Stelle kann man nicht sehr optimistisch sein.

SPIEGEL: Gibt es überhaupt noch Gründe für Optimismus?

Garton Ash: Ich bin nicht optimistisch, aber ich bin kampfbereit. Wir müssen um die Wahrheit und um die Fakten kämpfen, in den Universitäten, in den Redaktionen und in der Politik. Wahrheit und Fakten sind durch Desinformation in den sozialen Medien und durch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bedroht. Es geht um die Erneuerung der offenen, liberalen Gesellschaft.

SPIEGEL: Am 3. Oktober feiert Deutschland wieder den Tag der Deutschen Einheit. Viele fremdeln mit diesem Datum, weil es nur den Beitritt markiert. Was würden Sie Ostdeutschen sagen, die finden, es gebe nichts zu feiern?

Garton Ash: Mir persönlich ist der 9. November, der Tag der Freiheit, wichtiger als der 3. Oktober, der Tag der Einheit. Das empfinden viele Ostdeutsche ebenso und noch mehr Europäer. Das bedeutet aber nicht, dass es am 3. Oktober nichts zu feiern gibt.

SPIEGEL: Sie schreiben, Sie seien noch nie so besorgt um Europa gewesen wie jetzt. Zugleich ist Ihr neues Buch unterhaltsam – mit Apfelstrudel, Cappuccino und dem einen oder anderen Drink. Ist Heiterkeit eine Strategie angesichts der beklemmenden Lage?

Garton Ash: Unbedingt. In England ist vieles infolge des Brexits in eine tiefe Krise geraten, aber der Humor ist geblieben. Um Goethe abzuwandeln: Humor verloren, alles verloren.

SPIEGEL: Professor Garton Ash, wir danken Ihnen für dieses Gesprä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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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DER SPIEGEL; Fotos: DER SPIEGEL, Abid Katib / Getty Images, AFP

Botschaft mit Bl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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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schaft mit Blut

Justiz Er kam in Erlangen zur Welt und wurde Leibwächter des Hamas-Chefs: Mohammed A. wollte laut Ermittlern im vergangenen Herbst zum zweiten Jahrestag des 7.-Oktober-Massakers den Terror nach Deutschland und Österreich bringen.

Der Mann hat sich eine schwarze Sturmhaube über den Kopf gezogen, eine blickdichte Sonnenbrille aufgesetzt und Handschuhe übergestreift. Vor sich auf dem Tisch hat er Notizzettel ausgebreitet, rechts und links davon Pistolen platziert.

Er sieht startklar aus, zu allem bereit.

Eine Kamera läuft mit, als der Vermummte einen Monolog auf Arabisch beginnt. »Im Namen Gottes«, des Barmherzigen, kündigt er »Rache« an für Israels »Genozid« in Gaza. Man solle die Nachrichten genau verfolgen, sagt er. Denn bald werde der »bewaffnete Widerstand« eine Botschaft an den »verachtenswerten Verbrecher« Benjamin Netanyahu senden, Israels Premier. Eine »Botschaft mit Blut« solle es werden.

Vier Minuten und 32 Sekunden lang ist der Mitschnitt, aufgenommen im Sommer 2025 in einer Ferienwohnung im Wiener Bezirk Favoriten. Die deutschen Ermittler werden ihn erst sechs Monate später zu sehen bekommen, im Februar 2026, als es Kriminaltechnikern gelingt, gelöschte Daten auf einer Speicherkarte wiederherzustellen.

Sofort erkennen die Beamten die Tragweite: Der Clip ist ein vorab aufgezeichnetes Bekennervideo, davon sind sie überzeugt. Ein Terrorkommando sollte zum zweiten Jahrestag des Überfalls der Hamas auf Israel am 7. Oktober 2023 Mordanschläge auf Juden oder Israelis verüben – in Wien und auch in Deutschland. So steht es in einer 214 Seiten langen Anklageschrift des Generalbundesanwalts. Nur durch europaweite

1 | Beschuldigter A. 2 | Hamas-Terrorist am 7. Oktober 2023 3 | Leibwächter A. (2. v. r.) mit Hamas-Führer Haniyyeh 2006

Festnahmen wurde offenbar eine Bluttat vereitelt.

Den Vermummten aus dem Video hat das Bundeskriminalamt (BKA) inzwischen identifiziert. Es handelt sich demnach um einen Sprössling aus einflussreichem Hause: Mohammed A., 40, den in Erlangen geborenen Sohn eines Mitglieds der Hamas-Führung, zuletzt wohnhaft im englischen Birmingham und im IT-Bereich tätig. Mohammed A. sitzt derzeit in England in Haft, während sieben seiner mutmaßlichen Komplizen auf ihren Prozess vor dem Berliner Kammergericht warten. Der Generalbundesanwalt wirft ihnen die Mitgliedschaft in einer ausländischen Terrorvereinigung, der Hamas, sowie die Vorbereitung eines Anschlags vor.

Terror gegen Juden in Deutschland und Österreich: Wenn es stimmt, was die Ermittler den Männern vorwerfen, so wäre dies ein Einschnitt. Die radikale Palästinenserorganisation hat Europa lange als »Rückzugsraum« angesehen, nicht als Operationsgebiet. Vereine in Deutschland sammelten Spenden für die Hamas und verbreiteten ihre Propaganda. Anschläge hat die Terrorgruppe hierzulande bislang nicht verübt.

Die Ermittlungen zum mutmaßlichen Drahtzieher Mohammed A. und seinen Komplizen zeigen nun, dass die Terrororganisation wohl ihre Strategie geändert hat. Das könnte die Gefahr für Juden und Israelis in Europa nochmals erhöhen. Neben den Schergen Irans haben es nun offenbar auch Anhänger der Hamas auf ihr Leben abgesehen – und spannen Kriminelle mit Verbindungen zu Rockerbanden ein.

Der SPIEGEL und der österreichische »Standard« konnten Ermittlungsakten auswerten, Videos und Onlineprofile sichten, mit Fahndern und Sicherheitsexperten sprechen. So lässt sich nachvollziehen, wie die Hamas ihre Leute für zwei Waffenlieferungen quer durch Europa gelenkt haben soll. Wie mutmaßliche Drahtzieher aus dem Ausland mit Helfern in Deutschland kooperierten, wie sie codiert kommunizierten und falsche Spuren legten, um den Behörden zu entwischen. Es ist die Rekonstruktion einer offenbar verhinderten Katastrophe.

Ein Samstag im Juli 2025. In einem Boutiquehotel im Herzen Berlins checkt am frühen Nachmittag ein Mann aus Dänemark ein, Yousif C. Die Unterkunft wirbt mit »Wohlfühlcharme« und ihrer zentralen Lage nahe der Museumsinsel. Doch Yousif C. hat sie wohl aus anderen Gründen gebucht. Im Nachbarhaus ist die Deutsch-Israelische Gesellschaft zu Hause. Auch zur Neuen Synagoge mit ihrer goldschimmernden Kuppel sind es nur 350 Meter.

Während Yousif C. nachts nahe der Synagoge logiert, treibt er tagsüber offenbar die Anschlagsvorbereitungen der Hamas voran. Das zumindest wirft ihm die Anklage vor. Fünf Pistolen vom Kaliber 9 Millimeter schmuggelt er demnach für die Terrororganisation in die Hauptstadt und übergibt sie laut den Ermittlern einem mutmaßlichen Berliner Kontaktmann des Islamistennetzwerks: Abed al G., 37, von Beruf Wachmann.

Dessen Lebensweg wirkt auf den ersten Blick wie ein Musterbeispiel erfolgreicher Integration. Abed al G. hat sich vom abgelehnten staatenlosen Asylbewerber aus dem Libanon hochgearbeitet zum Sicherheitschef einer Flüchtlingsunterkunft. Monatseinkommen: 4550 Euro brutto. Er hat zwei Kinder mit einer Muslima, die zuletzt als Erzieherin gearbeitet haben soll, fährt einen 3er-BMW. Den Einbürgerungstest hat er mit 30 von 33 Punkten bestanden, 2021 einen deutschen Pass erhalten. Auf Facebook findet sich ein Video von diesem Tag. In holprigem Deutsch gelobt al G. seine Verfassungstreue. Doch Selfies aus den folgenden Jahren, die bei 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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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einem abgehörten Gespräch macht einer der Männer Schussgeräusche: »Ta, ta, ta,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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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einem abgehörten Gespräch macht einer der Männer Schussgeräusche: »Ta, ta, ta, ta!«

Ermittlungen auftauchen werden, zeigen, wie er anscheinend im Libanon mit Sturmgewehren posiert. Einmal sitzt ein Kind auf seinem Schoß, während er strahlend eine Pistole in die Kamera hält. Als die Hamas im Frühjahr 2023 eine Rakete auf Israel abschießt, schreibt er auf TikTok: »Entweder Sieg oder Märtyrertod«.

Spätestens im Sommer 2025 hat sich Abed al G.s feierliches Versprechen, die deutschen Gesetze zu achten, allem Anschein nach erledigt. Am Abend des 28. Juli, so meinen es die Ermittler später rekonstruieren zu können, habe der Wachmann an der Hasenheide, einem Park im Bezirk Neukölln, einen mutmaßlichen Hamas-Operateur getroffen und ihm die fünf illegal aus Dänemark eingeschleusten Pistolen ausgehändigt. Der Mann ist Mohammed A., der Vermummte aus dem mutmaßlichen Bekennervideo.

Die Ermittler halten Mohammed A. für eine wichtige Figur in diesem Fall. Sein Einsatz deutet darauf hin, dass höchste Hamas-Kreise in die Operation eingeweiht waren.

Denn Mohammed A. ist ein Mann mit besten Zugängen zur Elite der Terrororganisation. Auf alten Fotos findet man ihn an der Seite des früheren Hamas-Führers Ismail Haniyyeh, er zählte einst zu dessen Leibwächtern. Mohammed A.s Vater Basem Naim, ein in Bayern ausgebildeter Arzt, brachte es bis zum Gesundheitsminister im Gazastreifen. Inzwischen gehört Naim dem Hamas-Politbüro an, dem höchsten Leitungszirkel der Organisation. Auf eine Anfrage des SPIEGEL reagierte er nicht.

Auf ihrem offiziellen Kanal wird die Hamas später jegliche Verbindung zu den Terrorverdächtigen abstreiten. Angesichts ihres mitunter taktischen Verhältnisses zur Wahrheit muss das allerdings nichts heißen.

Mohammed A. verfügt in den Monaten rund um die mutmaßliche Waffenübergabe an der Hasenheide in Berlin über viel Geld. Allein 2025 unternimmt er den Ermittlungen zufolge 40 Flugreisen, kommt mindestens fünfmal nach Deutschland.

Zwei seiner Brüder sollen als Hamas-Kämpfer gestorben sein, sie wurden dafür öffentlich als »Märtyrer« gefeiert. Wollte Mohammed A. denselben Weg einschlagen? Wurde er von der Hamas auf Ziele in Berlin oder Wien angesetzt?

Terrorismusexperten vermuten, dass die Hamas nach den Massakern vom 7. Oktober 2023 ihre Strategie geändert habe – möglicherweise auch schon früher. Laut einem vom israelischen Militär erbeuteten Dokument der Terrororganisation soll ihre Führung bereits in den Jahren vor dem Angriff auf Israel diskutiert haben, in der Türkei eine Basis für Auslandsoperationen aufzubauen, etwa für »anspruchsvolle Mordanschläge«.

Schon Ende 2023 nahmen Spezialkräfte in Berlin und Rotterdam vier Hamas-Operateure fest. Sie hatten versucht, Waffendepots in Bulgarien und Polen aufzusuchen. Diese Erdverstecke soll die Terrororganisation bereits Jahre zuvor angelegt haben. Ein Gericht war später überzeugt, dass die Waffen für Anschläge gehortet wurden.

Die Männer um Mohammed A. legen anscheinend keine Erddepots an, sondern reichen Waffen und Munition persönlich weiter, von einem Unterstützer zum nächsten. Am Telefon verwenden sie Codewörter, reden über »Reifen« oder »Süßigkeiten« statt über Schusswaffen oder Patronen. Mohammed A. reist mal unter seinem echten Namen, mal unter Alias. Vor der mutmaßlichen Waffenübergabe an der Berliner Hasenheide soll er drei Ferienwohnungen für einen ähnlichen Zeitraum gebucht haben. So verhält sich jemand, der Geheimdienste und Strafverfolger abschütteln will.

Doch das misslingt.

Schon im Juni 2025 hat der Verfassungsschutz Hinweise eines ausländischen Geheimdiensts erhalten, vom israelischen Mossad: In Deutschland seien Terrorverdächtige in Waffenschiebereien verwickelt. Verfassungsschützer nehmen daraufhin die Spur auf. Sie observieren Yousif C., den Hotelgast aus Dänemark, und stoßen so auf den Wachmann aus Berlin, Abed al G. Nach einem Treffen der beiden Männer Ende Juli alarmiert der Verfassungsschutz die Polizei: Steht in der Hauptstadt ein Anschlag auf jüdische Einrichtungen bevor?

Noch am selben Abend rücken Berliner Polizisten aus: Als Yousif C., der mutmaßliche Hamas-Kurier aus Dänemark, in ein Taxi steigt, nehmen sie die Verfolgung auf, rammen seinen Wagen. Doch der Däne hat keine Waffen im Gepäck, sondern 2500 US-Dollar in bar. Inzwischen sind die Ermittler überzeugt: Yousif C. habe dem Wachmann Abed al G. kurz zuvor Pistolenmunition des Kalibers 9 Millimeter verkauft.

Nach dem Zugriff auf seinen mutmaßlichen Komplizen sei Abed al G. offenbar in Panik geraten. Er habe die Patronen spätabends in die Spree geworfen.

Falls Hamas-Terroristen damals tatsächlich Anschläge in Deutschland vorbereiteten, wie es die Anklage ihnen vorwirft, dann haben sie nun ein Problem: Sie verfügen zwar über Pistolen. Die passenden Patronen aber sind versenkt.

Anfang August 2025 leitet die Bundesanwaltschaft Terrorermittlungen ein. Nun verfolgt auch das BKA die Waffengeschäfte der Männer um Mohammed A. Die Fahnder werden in den kommenden Monaten Autos verwanzen und Telefonate belauschen. In einem Gespräch macht einer der Männer Schussgeräusche: »Ta, ta, ta, ta!«

Heath Holden / DER SPIEGEL

Hamas-Kader Naim: In Bayern zum Arzt ausgebildet

Während sich Mohammed A., der Sohn des Hamas-Funktionärs, laut den Ermittlungen samt fünf Pistolen nach Wien absetzt, soll sich Abed al G. in Berlin an der Sonnenallee auf die Suche nach Ersatzmunition begeben haben. Am Telefon erkundigt er sich bei Bekannten nach »Datteln«. Offenbar ein weiteres Codewort für Patronen.

Die Ermittler glauben: Der Wachmann sei bei all dem aus der Ferne von der Hamas gesteuert worden. Als Teil einer Operation, die größer ist als zunächst angenommen. Denn neben den konspirativen Aktivitäten in der deutschen Hauptstadt gibt es in dem Fall noch ein zweites Kapitel. Es macht deutlich, mit welchen kriminellen Milieus die Terrororganisation in Europa verbandelt ist.

Im Mittelpunkt dieses zweiten Kapitels steht ein Mann aus der Halbwelt, den der israelische Geheimdienst Mossad für eine weitere Schlüsselfigur des Netzwerks hält: Borhan El-K. Er soll für die Gruppe ein vollautomatisches Sturmgewehr besorgt haben.

Ende August 2025 überquert Borhan El-K. mit der Fähre von Dänemark kommend auf Fehmarn die Grenze nach Deutschland. Er sitzt in einem weißen Seat Leon, sein Ziel liegt gut 600 Kilometer südlich: eine Kleinstadt in der mittelhessischen Provinz.

Der im Libanon geborene Borhan El-K. lebt seit mehr als 30 Jahren in Dänemark. Wegen eines Traumas aus dem libanesischen Bürgerkrieg erhält er dort eine Frührente, nebenher betreibt er in einem Vorort von Kopenhagen inoffiziell eine Autowerkstatt. Wenn er nicht gerade im Gefängnis sitzt. Borhan El-K., 61, so glauben die Ermittler, hat nicht nur Kontakt zu wichtigen Hamas-Leuten, sondern auch zur Organisierten Kriminalität. Ein Foto zeigt ihn im November 2024 beim Hummeressen in Nizza mit dem damaligen Europachef der Rockergang Bandidos. Mehrere Jahre saß Borhan El-K. in Haft, unter anderem wegen Gewalttaten und Handels mit Kokain und Heroin.

Als El-K. am 25. August 2025 in der hessischen Kleinstadt ankommt, steuert er eine Bahnhofsgaststätte an. Dort verkehren Männer aus dem kriminellen Rockermilieu, so auch an diesem Abend.

Der Verfassungsschutz beobachtet ihn. Die Beschatter stellen fest, wie ihm jemand auf dem Parkplatz eine Sporttasche reicht, die Borhan El-K. in den Kofferraum seines Autos packt. Dann bricht er wieder auf, weiter nach Süden, in einen Ort bei Darmstadt. Dort hält um drei Uhr nachts in einer Wohnsiedlung ein Opel. El-K. tritt in T-Shirt und Sandalen aus einem Haus auf die Straße.

Auch hier liegen Verfassungsschützer auf der Lauer. Sie sehen, wie El-K. dem Opel-Fahrer eine Tasche übergibt. Aus ihr ragt ein langer, schimmernder Gegenstand heraus.

Heute sind sich die Ermittler sicher: Es handelte sich um ein Sturmgewehr der Marke Zastava. Die Fahnder stellten eine solche Waffe Wochen später in einem Hinterhof in Berlin sicher, eingewickelt in Folie. In der Tasche fanden sich zudem acht halbautomatische Nachbauten von Glock-Pistolen.

Am selben Tag, am 1. Oktober 2025, nahmen die Fahnder die ersten drei der nun angeklagten Männer in Berlin fest, darunter den Wachmann Abed al G. Weitere Razzien und Festnahmen in Deutschland, Österreich, Dänemark, Großbritannien und Zypern folgten. Nach und nach fügte sich ein größeres Bild zusammen.

Gemeinsam mit dem mutmaßlichen Drahtzieher Mohammad A. sollen die Männer in wenigen Wochen ein Waffenarsenal beschafft haben, das für ein Massaker gereicht hätte: 13 scharfe Pistolen, ein Sturmgewehr, dazu 718 Schuss Munition. In der Anklageschrift heißt es, die Gruppe sei »anschlagsbereit« gewesen.

Doch so aufwendig die Sicherheitsbehörden das Netzwerk überwachten, so vage blieben die Erkenntnisse über die Details des mutmaßlichen Anschlagsplans: Wofür waren all die Waffen gedacht? Was genau sollte zum Jahrestag des 7. Oktober im vergangenen Herbst passieren?

Borhan El-K., der Mann mit den Kontakten zu Rockern, machte nach seiner Festnahme im Knast mögliche Andeutungen. Dort soll er mit seinen Hamas-Verbindungen geprahlt und gesagt haben: Die Juden sollen sterben. Er kenne Synagogen und andere Orte in Deutschland, an denen sie sich aufhielten.

Sein Verteidiger Onur Özata teilte mit, die zentrale Frage des Verfahrens sei, »ob die Angeschuldigten tatsächlich der Hamas zugehörig waren«. Die Bundesanwaltschaft müsse beweisen, dass die vorgeworfenen Waffendelikte »im Bewusstsein konkreter terroristischer Ziele erfolgten«. Hier sei die Beweiskette »durchaus brüchig« und beruhe teils auf »kaum überprüfbaren« Geheimdienstinformationen. Die Anwälte der weiteren Beschuldigten äußerten sich nicht zu den Vorwürfen.

Für die deutschen Behörden ist der Schlag gegen die Männer ein großer Erfolg: Monatelang folgten Polizei und Verfassungsschutz ihren Spuren. Nach ihrer Überzeugung verhinderten sie Schlimmeres.

Doch nicht alles lief perfekt, eine Sache entging ihnen zunächst. An der Beschaffung von Munition für die Anschlagspläne in Berlin soll auch ein Bulgare beteiligt gewesen sein, Mohammad S. – der gleichzeitig ein Zuträger des Verfassungsschutzes aus der Islamistenszene war. Er spielte offenbar eine Doppelrolle und hat das Amt getäuscht.

Als das BKA seine Berliner Wohnung durchsuchte, sagte er unvermittelt, er arbeite als Informant für einen deutschen Geheimdienst. Die Bundesanwaltschaft erkundigte sich beim Verfassungsschutz, der räumte ein: Der Bulgare sei tatsächlich eine Quelle des Amts gewesen. Allerdings sei er nicht auf den Hamas-Fall angesetzt gewesen, in dessen Zusammenhang er dann festgenommen wurde.

Auch ihm soll nun der Prozess gemacht werden. Über die Zulassung der Anklage gegen die sieben Terrorverdächtigen entscheidet das Berliner Kammergericht.

Astrid Geisler, Ulrich Kraetzer, Sven Röbel, Wolf Wiedmann-Schmidt

Lesen Sie auch: Die Mutter einer getöteten Hamas-Geisel spricht über Trauer und Trost | 46

Tag der Hobbyermitt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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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der Hobbyermittler

Ortstermin In Halle an der Saale hat die Polizei erstmals Bürger ungelöste Kriminalfälle untersuchen lassen. Was dabei herauskam, überraschte die Profis.

Treffen sich eine gelernte Uhrmacherin und eine IT-Forensikerin und helfen der Polizei in laufenden Ermittlungsverfahren. Klingt ausgedacht? Ist aber so geschehen, und zwar an einem Freitag Ende September in Halle an der Saale, beim ersten True-Crime-Hackathon der Polizei Sachsen-Anhalt.

Ursprünglich kommen Hackathons aus der IT-Branche, sie sind eine Art Wettbewerb unter Programmierern. In Halle sollen sich 30 Menschen, viele von ihnen Laien, mit frischem Blick in fünf Ermittlungsverfahren einarbeiten, in denen die Polizei nicht weiterkommt. Wenn es gut läuft, finden sie neue Ermittlungsansätze.

Für die sachsen-anhaltischen Behörden ist eine solche Veranstaltung Neuland. Und sie ist ein Balanceakt: Teile von Ermittlungsakten werden an Dritte zur Durchsicht herausgegeben, Mailadressen, Klarnamen, Geburtsdaten. Alle Teilnehmenden mussten vorher Verschwiegenheitserklärungen unterzeichnen und wurden polizeilich überprüft. Während der Recherche durften sie keine Aufnahmen anfertigen und wurden von polizeilichen Sachbearbeitern begleitet. Verschiedene Paragrafen der Strafprozessordnung machen das Vorgehen rechtlich möglich.

In den Behörden stehen einige dem neuen Format dennoch skeptisch gegenüber, so hört man es am Rande der Veranstaltung. Doch letztlich entschied man sich in Sachsen-Anhalt dafür, ihm eine Chance zu geben.

Äm Morgen erzählt Romy, die IT-Forensikerin, eine Kollegin habe ihr die Anzeige zum Hackathon weitergeleitet. Sie arbeite in einem Unternehmen, das sich auf die Untersuchung von Sicherheitsvorfällen spezialisiert hat. Auch Verhandlungen mit Kriminellen im Darknet habe sie schon geführt, etwa wenn die ihre Kunden mit geklauten Daten erpressten.

Melanie, die Uhrmacherin, erzählt, ihr Freund habe sie auf die Veranstaltung hingewiesen. Sie habe schon »das ein oder andere« Exit-Game gespielt, ein interaktives Spiel, bei dem man im Team Rätsel löst.

Beworben hatten sich etwa 800 Interessierte, nach Angaben der Landespolizei waren rund drei Viertel davon Frauen. Sie sind auch diejenigen, die True-Crime-Formate überproportional häufig konsumieren.

Projektleiter und Polizeioberrat Henry Dieringer erzählt, unter den 30 ausgewählten Menschen zwischen 22 und 64 Jahren seien unter anderem Informatiker, Psychologinnen, ein Insolvenzverwalter, mehrere Juristinnen, eine Zahnärztin, ein Sozialarbeiter und Sachverständige. Je breiter das Spektrum, desto vielfältiger die Perspektiven. Für die Teilnahme am Hackathon gibt es kein Geld. Alle Recherchewege müssen dokumentiert werden. Zulässig ist, was das Strafgesetzbuch erlaubt – die Teilnehmenden dürfen also nichts sabotieren und keine Daten abfangen.

Melanie wird später in Team Grün ermitteln, zu einem Tötungsdelikt. Bei Romy in Team Blau wird es um digitale Erpressung gehen. Ein anderes Team befasst sich mit Anlagebetrug im Internet, zwei weitere Teams beschäftigen sich mit Cold Cases, also Kriminalfällen, die nicht aufgeklärt werden konnten. Viel mehr darf hier nicht über die Fälle geschrieben werden, um laufende Ermittlungen nicht zu gefährden.

Projektleiter Dieringer kennt das Format aus den Niederlanden, ein Kollege aus Den Haag – auch er ist in Halle dabei – veranstaltet dieses Jahr bereits den sechsten Hackathon, mit teils großem Erfolg. Unter anderem sei eine 15-jährige Vermisste nach mehr als einem Jahr im Ausland wieder-

Teilnehmende am True-Crime-Hackathon: Nichts sabotieren, keine Daten abfangen

gefunden worden. Henry Dieringer sagt, Hackathons seien eine gute Möglichkeit, den rasanten Entwicklungen vor allem im digitalen Bereich zu folgen: »Natürlich spezialisieren wir uns, aber die Welt dreht sich immer weiter, und wir müssen als Polizei dranbleiben.«

Nach knapp vier Stunden feiern Romy und ihr Team ein erstes Ergebnis: Im Fall der digitalen Erpressung haben sie eine vielversprechende Spur gefunden, die dabei helfen könnte, die gesuchte Person zu ermitteln. »Es kann auch sein, dass wir uns total verrannt haben«, sagt die 28-Jährige. »Aber es matcht schon krass gut.«

Die Aufgabenteilung in der Gruppe beschreibt Romy so: Sie und die drei Männer, alle im IT-Bereich tätig, hätten unter anderem IP-Adressen und Social-Media-Profile durchsucht. Eine Frau, die als Psychologin im Strafvollzug arbeitet, habe wertvolle Hinweise gegeben, welche Vorgehensweisen und Verhaltensmuster zum Täterprofil passen würden. Von einer anderen Frau, die selbst bei der Polizei arbeitet, sei hilfreicher Input zur Ermittlungsarbeit gekommen.

Am späten Nachmittag präsentieren alle Gruppen ihre Ergebnisse. Melanie und ihr Team haben im Fall des Tötungsdelikts einen Hinweis darauf gefunden, wo sich der mutmaßliche Täter aufhalten könnte. Romy und ihr Team erzählen, wie sie über ein Datenleck auf den entscheidenden Hinweis gestoßen seien. In der Präsentation listen sie Dutzende Websites auf, über die sie recherchiert hätten.

Am Ende gewinnen Romy und ihre Mitstreiter den Hackathon. Bei der Siegerehrung hebt Generalstaatsanwältin und Jurymitglied Heike Geyer hervor, die Gruppe habe Websites genannt, von denen sie noch nie gehört hätten – obwohl sich alle Jurymitglieder mit Strafverfolgung beschäftigten. »Das ist schon beachtlich«, sagt Geyer. Sollten die Ermittlungen Erfolg haben, könnten Romy und die anderen Zeugen in einem Strafverfahren werden. Spätestens dann würden sie erfahren, was aus ihrer Arbeit geworden ist.

Auch der leitende Ermittler zeigt sich beeindruckt von der Arbeit der Gruppe. »Der ganze Prozess hat mich ein Stück weit auf die Probe gestellt«, sagt er. Er selbst sei mit seinem Latein am Ende gewesen und habe die Ermittlungen im Einvernehmen mit der Staatsanwaltschaft ruhen lassen müssen. Nun freue er sich über die neuen Ansätze und das Know-how, das er dazugewonnen habe: »Einige Möglichkeiten der Recherche, die hier genutzt wurden, waren mir gänzlich unbekannt.«

Auf die Frage, wann er die Ermittlungen wieder aufnehmen werde, antwortet er: »Umgehend.«

Carlotta Böttcher 5

Sie wollen Landarzt werden – aber nicht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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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 wollen Landarzt werden – aber nicht so

Nordrhein-Westfalen Für einen Medizinstudienplatz hatten sie sich verpflichtet, nach dem Abschluss als Landarzt zu arbeiten. Doch nun hätten sich die Bedingungen für sie verschlechtert, sagen zwei Studierende und klagen.

Im Regal von Alexander M. stand früher ein gelber Leitz-Ordner, gefüllt mit Ablehnungsschreiben für Medizinstudienplätze. Etwa 15 Stück seien es gewesen, erinnert er sich. »Ordner der Schande« habe er immer gesagt.

Fünf Jahrelang, sagt M., habe er versucht, einen Medizinstudienplatz in Deutschland zu bekommen. Mit einem Abischnitt von 2,8 quasi unmöglich. Er absolvierte eine Ausbildung zum Krankenpfleger, arbeitete in der Notaufnahme.

Als in Nordrhein-Westfalen die ersten Medizinstudienplätze über eine sogenannte Landarztquote vergeben wurden, bewarber sich. Der Deal: Ab dem Wintersemester 2019 bekamen in NRW auch junge Menschen ohne Einser-Abitur eine Chance auf ein Medizinstudium. Im Gegenzug verpflichteten sie sich, nach dem Abschluss eine hausärztliche Weiterbildung zu machen und anschließend zehn Jahre in einem unterversorgten Gebiet zu arbeiten.

Er wolle Kinderarzt werden, sagt Alexander M. Damals habe es geheißen, das sei über die Landarztquote möglich. Als die Zusage gekommen sei, habe er sich so gefreut. Er habe alle Seiten aus dem gelben Ordner genommen und in den Müll geworfen.

Auch Joana N. war eine der Glücklichen, die 2019 einen Medizinstudienplatz über die Landarztquote bekamen. Als Schülerin habe sie mit ihrer Familie die US-amerikanische Arztserie »Grey’s Anatomy« geschaut, seitdem habe sie Ärztin werden wollen, sagt sie.

Wie Alexander M. hatte sie jahrelang Wartesemester gesammelt. In der Zwischenzeit ließ sie sich zur Kinderkrankenpflegerin ausbilden und arbeitete in Kliniken in Hamburg und Münster. Schon damals habe sie von einer eigenen Kinderarztpraxis in einem alten Bauernhof im Münsterland geträumt, sagt sie.

Heute, sieben Jahre später, sind Alexander M. und Joana N. 33 und 32 Jahre alt. Sie haben Medizin studiert, aber ob sie als Kinderärzte arbeiten werden, ist fraglich.

Der gelbe Ordner steht noch immer in Alexander M.s Arbeitszimmer, jetzt ist er wieder gefüllt mit Dokumenten: seinem Vertrag mit dem Land, dem Zulassungsbescheid der Uni. Dokumente, die er braucht, weil er Klage gegen das Land NRW eingereicht hat. Genau wie Joana N.

Der Streit weist weit über ein Bundesland hinaus. Nach NRW hatten elf weitere Länder eine Landarztquote eingeführt, rund 3400 Medizinstudienplätze wurden bislang darüber vergeben. Inzwischen bereuen zahlreiche Studierende, den Vertrag unterschrieben zu haben. Allein in NRW haben 20 von ihnen geklagt.

Spricht man mit den Studierenden, hört man eines immer wieder: Sie könnten sich zwar nach wie vor vorstellen, auf dem Land zu arbeiten – jedoch nicht zu den Bedingungen, die ihnen das Land vorschreibe. Einige wollen erst nachträglich von diesen Bedingungen erfahren haben.

Das Land NRW hält dagegen: Die Studierenden hätten einen Vertrag unterzeichnet und somit wissen müssen, worauf sie sich einließen. Wer sich nicht an den Vertrag halte, dem drohe eine Vertragsstrafe in Höhe von 250.000 Euro.

Am 6. Oktober treffen sich beide Seiten vor dem Verwaltungsgericht Gelsenkirchen. Dann wird über die ersten vier Klagen von Studierenden verhand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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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Studium

Joana N. begann ihr Studium im Oktober 2019 in Münster. Daneben übernahm sie Schichten auf der Frühchenstation. Die Arbeit im Krankenhaus sei ein guter Ausgleich gewesen, sagt sie heute; weil sie auch schon vor dem Studium dort gearbeitet habe, habe sie die Abläufe gekannt.

Anders war es an der Uni. Dort habe sie, Tochter einer Bürogehilfin und eines Fleischermeisters, sich manchmal fehl am Platz gefühlt. Sie habe den Eindruck gehabt, sich immer wieder rechtfertigen zu müssen. Oft sei sie gefragt worden, ob sie als angehende Landärztin eine »abgespeckte Ausbildung« mache. Dabei saß sie in denselben Vorlesungen wie ihre Kommilitonen, schrieb dieselben Prüfungen, absolvierte die gleichen Praktika.

Wo künftig Hausärzte gebraucht we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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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 künftig Hausärzte gebraucht werden

Regionen\* in Nordrhein-Westfalen, für die ein Hausärztemangel prognostiziert wurde bzw. wird

Während des Studiums heiratete Alexander M. und wurde Vater zweier Kinder. Nebenbei habe er unter anderem als Kranken-

Wenn man mit Alexander M. heute durch seine Studienstadt fährt, deutet er auf eine Wiese, da lägen im Sommer die Studierenden. Wie oft er dort gelegen habe? »Nie.«

\* Nach Planungsbereichen der Kassenärztliche Vereinigungen

Andere Landarzt-Studierende berichten dem SPIEGEL, sie hätten sich als »Mediziner zweiter Klasse« gefühlt. Einer erzählt, er verheimliche inzwischen, dass er über die Landarztquote studiere. Im Zweifel lüge er sogar.

5· Quellen: Kassenärztliche Vereinigung Nordrhein und Kassenärztliche Vereinigung Westfalen-Lippe, Stand: 15.3.2019; Landesamt für Gesundheit und Arbeitsschutz Nordrhein-Westfalen, Stand: 30.6.2026

So weit würden Joana N. und Alexander M. nicht gehen, sagen sie. Doch auch sie posaunten ihren Quotenplatz nicht herum. Auch deshalb möchten sie ihre Nachnamen nicht veröffentlichen, ihr Gesicht nicht zeigen; zu groß ist die Sorge vor Nachteilen im Berufsleben.

Albrecht Fuchs / DER SPIEGEL

Medizinstudent M., angehende Ärztin N.: Studium per Quotenplatz

Jost Schowe / DER SPIEGEL

pfleger gearbeitet und unterrichtet, 50.000 Euro Schulden aufgenommen, sagt er.

Während Alexander M. und Joana N. studierten, veränderten sich die Verträge, die das Land NRW für neue Landarzt-Studierende ausstellte. Ab 2021 wies es »klarstellungshalber« darauf hin, »dass die Weiterbildung nur in einem Fachbereich aufgenommen werden kann, für den das Land [...] zum Zeitpunkt der Aufnahme der Weiterbildung einen besonderen öffentlichen Bedarf [...] prognostiziert hat«.

In den Verträgen, die Joana N. und Alexander M. 2019 unterschrieben haben, fehlt der Satz. Aus Sicht des Landes gelten für sie trotzdem im Kern dieselben Bedingungen.

Joana N. und Alexander M. sagen: Sie hätten unterschrieben, dass sie ihre Facharztausbildung in einem Bereich absolvieren, der sie »zur Teilnahme an der hausärztlichen Versorgung berechtigt«. So steht es in ihren Verträgen. Dazu zählen laut Gesetz in Deutschland neben Allgemeinärzten und Internistinnen auch Kinder- und Jugendmediziner.

Für das Land hingegen ist der Bedarf entscheidend. In den Verträgen steht auch, Joana N. und Alexander M. müssten »nach erfolgter Weiterbildung« in einem unterversorgten oder von Unterversorgung bedrohten Gebiet in NRW praktizieren. Nach Ansicht des Landes ist so nicht nur festgelegt, wo sie praktizieren können – sondern auch, als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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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Erkennt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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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Erkenntnis

Im September 2024 saß Joana N. mit anderen Landarzt-Studierenden aus NRW in einem Hörsaal der Hochschule für Gesundheit in Bochum. Eingeladen hatten das Gesundheitsministerium NRW und das Landeszentrum Gesundheit, heute Landesamt für Gesundheit und Arbeitsschutz; es ist für die Landarztquote zuständig. Der Einladung zufolge, die dem SPIEGEL vorliegt, erklärten Vertreter zweier Ärztekammern, was die Studierenden bei ihrer Weiterbildung beachten müssten. Es folgte ein Austausch mit Hausärzten, dann eine Fragerunde.

Ein Student habe wissen wollen, wie es mit der Weiterbildung in Pädiatrie aussehe, also zum Kinder- und Jugendarzt. So erinnert sich Joana N. Eine Mitarbeiterin des Landesamts habe geantwortet, dass es in NRW keinen Bedarf für Pädiatrie gebe.

»Das war wie ein Schlag ins Gesicht«, sagt Joana N. heute. Ihr zufolge kippte die Stimmung im Saal. Als ein Moderator abgefragt habe, wer an einer Weiterbildung zum Kinderarzt interessiert sei, habe etwa ein Drittel der rund 100 Teilnehmenden die Hand gehoben. Auf Nachfragen der Studierenden, wie sie Kinderarzt werden könnten, hätten Vertreter des Landesamts sinngemäß geantwortet: »Wenn Sie das tun, riskieren Sie einen Vertragsbruch.«

Das Gesundheitsministerium NRW schreibt auf SPIEGEL-Anfrage, die Informationen seien nicht neu gewesen. Bereits zuvor habe man einzelnen Studierenden auf Nachfrage entsprechende Auskünfte erteilt.

Im Nachhinein ist schwer nachvollziehbar, ob das Land schlecht kommunizierte. Oder ob sich die Studierenden schlecht informierten. Das Ministerium teilt mit, es habe regelmäßige Informationsveranstaltungen gegeben, auch vor den Auswahlgesprächen, die Bewerber hätten jederzeit Fragen stellen können. Die Entwicklungen der Bedarfsprognose seien über das Ministerialblatt und die Website kommuniziert worden.

Die Vertragsbedingungen, so das Ministerium weiter, hätten sich nachträglich nicht geändert. Aus dem Vertrag von 2019 gehe klar hervor, dass die Studierenden später nur in Regionen mit »besonderem Bedarf« praktizieren dürften. Seit Start der Landarztquote sei ein solcher Bedarf nur für Allgemeinmedizin und Innere Medizin prognostiziert worden, nicht für Kinder- und Jugendmedizin. Die Studierenden der ersten Kohorten könnten zwar eine entsprechende Weiterbildung beginnen, riskierten damit aber, eine zweite Weiterbildung anschließen zu müssen. Nach aktuellem Stand sei jedenfalls nicht davon auszugehen, dass sie als Kinder- und Jugendmediziner tätig werden könnten, ohne am Ende gegen ihre vertraglichen Verpflichtungen zu verstoßen.

Bei vielen Studierenden kamen diese Informationen offenbar erst Jahre nach

Vertragsunterzeichnung an. Alexander M. besuchte keine Infoveranstaltungen, er sagt, er habe arbeiten oder sich um seine Kinder kümmern müssen. Joana N. sagt, sie habe 2024 zum ersten Mal von den Veranstaltungen gehört. Zu dem Zeitpunkt lag ein Großteil ihres Medizinstudiums bereits hinter ihr.

Nach der Veranstaltung in Bochum gründeten die Landarzt-Studierenden in NRW eine WhatsApp-Gruppe. Er habe die Nachrichten in der Gruppe gelesen, sagt Alexander M. heute, Kommilitonen hätten ihm von dem »Gerücht« erzählt, Pädiatrie sei nicht mehr möglich. Aber er habe es nicht glauben können, er habe ja nie etwas Schriftliches vom Land bekommen. Das Landesamt verschickte nach dem Termin in Bochum zwar ein »FAQ«; Alexander M. will es allerdings nie bekommen haben.

Am 29. Januar 2025 gründete er eine zweite WhatsApp-Gruppe, er nannte sie »EXIT«. Am selben Tag trat Joana N. bei. Die beiden sagen: Sie wollen Kinderärzte werden, keine Allgemeinmediziner, keine Internisten. Mittlerweile hat die Gruppe 245 Mitglieder.

Im Frühjahr 2025 veröffentlichte das NRW-Gesundheitsministerium ein Dokument namens »Nullbedarf Kinder- und Jugendmedizin« auf seiner Website. Ein Kommilitone habe es ihm gezeigt, erzählt Alexander M. Dort stand es schwarz auf weiß: »Eine drohende oder tatsächliche flächendeckende Unterversorgung [...] ist für den Fachbereich Kinder- und Jugendmedizin nach aktuellem Stand nicht festzustellen und auch nicht prognostizierbar.«

In diesem Moment, sagt Alexander M., sei sein Kartenhaus zusammengebrochen. »Ich konnte es nicht fassen. Kann ich immer noch ni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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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Klagen

Ungefähr zeitgleich schrieb ein Mitglied in die »EXIT«-Gruppe, es stehe in Kontakt mit einem Anwalt, Joachim Rau. Rau leitete bis Juni 2021 ein Amtsgericht, nun arbeitet er in Osnabrück als Rechtsanwalt. Auf seiner Website wirbt er mit einer Rechtsberatung zu den Landarztverträgen.

Im Juli 2025 gingen sowohl Joana N. als auch Alexander M. zu einer Infoveranstaltung des Anwalts – und entschieden sich, zu klagen.

Jost Schowe / DER SPIEGEL

Bundesweit sind mittlerweile 31 Klagen gegen die Vertragsregelungen einzelner Bundesländer anhängig, das ergab eine Abfrage des SPIEGEL bei allen Landesgesundheitsministerien. NRW führt die Liste mit 20 Klagen an, in Bayern und Hessen gehen jeweils 4 Studierende gegen das Land vor, im Saarland 2, in Sachsen gibt es einen Kläger. Die meisten ließen sich von ihm vertreten, sagt Joachim Rau.

Klägerin N. mit medizinischen Utensilien: Traum von der eigenen Kinderpraxis

Mit Blick auf NRW sagt der Anwalt, das Land nutze den Mangel an Medizinstudienplätzen aus. »Es lässt die Studierenden einen Blankoscheck unterschreiben, bei dem völlig unklar ist, unter welchen Bedingungen sie einmal arbeiten werden.« In seiner Klageschrift, die dem SPIEGEL vorliegt, konzentriert er sich auf die Vertragsstrafe von 250.000 Euro. Sie erscheine ihm rechtswidrig, sagt Rau, wenn sie immer starr in dieser Höhe zu leisten sei. »Da fehlt es an jeglicher Differenzierung, wie schwerwiegend gegen den Vertrag verstoßen wurde.«

Rau zufolge klagt rund ein Drittel seiner Mandanten in NRW, weil sie Kinder- und Jugendärzte werden wollen, wie Joana N. und Alexander M. Andere haben sich etwa aus gesundheitlichen Gründen dazu entschieden oder weil sie die Facharztausbildung nicht in NRW absolvieren können. Manche würden gern die Fachrichtung wechseln. So äußerte sich etwa ein junger Mann in der »Zeit«, der nach einem Praktikum lieber Chirurg als Hausarzt werden möchte.

Alexander M. sagt, er klage auch, weil er mehr Planungssicherheit für seine Familie brauche. Er stehe jetzt am Ende seines Studiums und wisse noch immer nicht, in welches unterversorgte Gebiet er ziehen könne.

Auch andere Studierende beklagen die fehlende Planungssicherheit und schlechte Kommunikation. Sie hätten sich vor Beginn ihres Studiums ein Dokument der Kassenärztlichen Vereinigungen auf der Info-Website zur Landarztquote angesehen. Dem SPIEGEL liegt eine Liste mit Stand 15. März 2019 vor. Sie nennt 106 sogenannte Planungsbereiche, die 2030 als voraussichtlich unterversorgt gelten. An dieser Liste hätten sie sich orientiert, sagen die Studierenden; an diesen Orten zu arbeiten, hätten sie sich gut vorstellen können.

Erst ab Mai 2025 verschickte das Land »regionale Empfehlungen« an diejenigen Studierenden, die bald ihr Studium beenden würden. Ein Jahr später stehen nun 70 Planungsbereiche auf der Liste: 55 sind gegenüber 2019 gleich geblieben, 51 fehlen, 15 sind neu hinzugekommen.

Vom Gesundheitsministerium NRW heißt es, man sei »sehr bemüht«, den Studierenden möglichst früh Planungssicherheit zu geben. Der öffentliche Bedarf lasse sich aber nicht jahrelang im Voraus feststellen. Man plane, den Ärztinnen und Ärzten ein Jahr vor Ende ihrer Weiterbildung eine verbindliche Liste der Bedarfsregionen vorzulegen.

Zudem dürfe man nicht vergessen: Sie hätten als Gegenleistung bevorzugt einen Studienplatz erhalten, der erstens sehr teuer sei und den sie zweitens über das reguläre Verfahren wahrscheinlich nicht erhalten hätten. Es werde ja niemand gezwungen, über die Landarztquote zu studieren. Die Vertragsstrafe von 250.000 Euro entspreche den ungefähren Kosten eines Medizinstudienplatz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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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 jetzt?

Alexander M. lebt heute in einem Haus zur Miete am Stadtrand, er lernt aktuell für sein Staatsexamen. Wenn er im Garten steht, eines seiner Kinder auf dem Arm, um ihn herum 15 Hühner und ein Hund, dann fällt es leicht, ihm zu glauben: Er will noch immer aufs Land ziehen, um dort zu arbeiten – aber eben als Kinderarzt.

Im Nachhinein hätte er lieber im Ausland Medizin studiert, sagt er. Die Vertragsstrafe könne er sich auf keinen Fall leisten, das Geld für die Klage habe er sich geliehen.

Am 6. Oktober wird auch über seine Klage verhandelt. Er versuche, nicht zu viel darüber nachzudenken, was vor Gericht passieren werde.

Joana N. wohnt mit ihrem Partner in einer Wohnung in Münster. Ihren Studienkredit über 30.000 Euro habe sie aufgebraucht, sagt sie. Könnte sie die Zeit zurückdrehen, würde auch sie sich nicht noch mal für die Landarztquote entscheiden – obwohl ein Medizinstudium immer ihr großer Traum gewesen sei. Stattdessen hätte sie vielleicht Pflegewissenschaften studiert, sagt sie. »Aber ich wäre trotzdem glücklich geworden.«

Am 6. Oktober wird Joana N. ins Krankenhaus fahren. Im September hat sie eine Weiterbildung zur Kinder- und Jugendärztin begonnen – ohne das mit dem Land abzustimmen.

Nora Ederer, Clara Wollmann

Auf Kollisionsk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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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f Kollisionskurs

Weltall In Bayern präsentierte die Bundesforschungsministerin den größten Meteoriten Deutschlands. Damit begann der Ärger.

Dort habe er gelegen, jahrzehntelang, offen auf dem Hof. Caroline Freifrau von Waldenfels deutet auf den Boden neben einem Wirtschaftsgebäude ihres Guts. »Mein Vater hat immer gewitzelt, dass wir steinreich sind«, erzählt die Land- und Forstwirtin. Der Spruch habe sich nicht etwa auf die Finanzen ihres oberfränkischen Adelsgeschlechts bezogen: »Jedes Jahr lesen wir Steine von den Feldern.« Besonders auffällige würden dann auf dem Gelände in Gumpertsreuth drapiert.

So auch jenes Exemplar, rostbraun, rhombusförmig und mehr als 136 Kilogramm schwer. Das müsse Mitte der Achtzigerjahre gewesen sein, schätzt Waldenfels, jedenfalls vor der Wiedervereinigung.

Denn ein Angestellter habe ihn ungefähr dort aus der Erde gepflügt, wo heute die A93 vom nordöstlichen Zipfel Bayerns in Richtung Sachsen führt. Genauer will sie den Fundort nicht benennen: Es sollen keine Steinsucher auf ihren Äckern auftauchen und herumgraben.

Der Stein hat kometenhaft an Bekanntheit gewonnen. Er gilt als der größte Meteorit in Deutschland. Aber es gibt Streit über seinen Fundort. Ein Mann behauptet, ihn 2020 bei Bauarbeiten an seinem Haus gefunden zu haben. Und zwar rund 30 Kilometer mit dem Auto vom Gutshaus entfernt in einem Ort namens Issigau, Gemeindeteil Reitzenstein.

Wie kann das sein?

Der Himmelskörper ist nun ein Fall für die Justiz. Ab November soll vor dem Landgericht Hof verhandelt werden. Im Sommer scheiterte ein Versuch einer Einigung.

Waldenfels, 58, hat Zivilklage erhoben. Es geht zunächst darum, dass der Mann aus Issigau seine Behauptung unterlassen soll, er habe den Stein gefunden. Am Fundort hängt auch das Eigentum an dem Stein – und die geografische Zuordnung: »Ich will, dass die Wahrheit ans Licht kommt«, sagt Waldenfels.

»Unser Mandant ist überzeugt, rechtmäßiger Eigentümer des Meteoriten zu sein«, teilt Falk Schüttig, Anwalt des Beklagten, mit. Der Mann habe »den Stein auf seinem Grundstück entdeckt, seine Besonderheiten erkannt und damit die wissenschaftliche Untersuchung und Einordnung überhaupt erst ermöglicht«.

So richtig kollidiert sind die Parteien erst, seit die Politik den extraterrestrischen Brocken für sich entdeckt hat. Bundesforschungsministerin Dorothee Bär (CSU), qua Amt für Weltraumobjekte aller Art zuständig, besuchte 2025 den damals im Bayerischen Landesamt für Umwelt in Hof ausgestellten Meteoriten. Titel der Ausstellung: »Nicht von dieser Welt – Meteoritenfunde in Bayern«.

Die Broschüre des Landesamtes gab die Issigauer Version wieder: Ein Bagger habe »bei der Umgestaltung eines Gartengrundstückes durch eine Stützmauer unversehens einen unförmigen Rostklumpen ans Tageslicht befördert«.

Man dankte damals der »großzügigen Leihgabe des Finders«. In der Folge wurde sogar das potenzielle Streufeld »mit Metall-detektoren großräumig und professionell abgesucht, leider ohne weiteren Funderfolg«. Laut der Gumpertsreuth-Fraktion eine Suche am falschen Ort, die man sich hätte sparen können.

Der klägerseitig angegebene Streitwert beträgt 100.000 Euro – wobei beide Seiten betonen, keine finanziellen Motive zu hegen. Doch etwa in den USA gibt es spezialisierte Händler, die wohl Hunderttausende bezahlen würden.

Dass sich überhaupt Privatpersonen über ein solches Fragment streiten, liegt auch am

Sogenannter Meteorit von Issigau:

Der angegebene Streitwert beträgt 100.000 Euro

Einschlagsort: Anders als Baden-Württemberg oder Nordrhein-Westfalen hat Bayern kein Gesetz, mit dem sich der Staat den Zugriff und das Eigentum an einem Meteoriten sichern kann.

Weniger als 100 in Deutschland gefundene Meteoriten gibt es im internationalen Register der Meteoritical Society, die auch für die Benennung zuständig ist.

Laut Forschern besteht der bisher als »Meteorit von Issigau« bezeichnete Stein zum großen Teil aus Eisen und Nickel. Er soll vor 4,6 Milliarden Jahren entstanden sein und aus dem »Asteroidengürtel zwischen Mars und Jupiter« stammen. Auf der Erde eingeschlagen ist er demnach vor etwa 29.000 Jahren.

Aber wie könnte er von einem Einschlagsort bei Gumpertsreuth nach Issigau gekommen sein? Laut Klägerseite scheint das relativ eindeutig: Ein Angestellter des Guts, ein Betriebsleiter, nahm ihn mit, als Dekoration für seinen Garten.

Von einem Meteoriten war damals, um 2009, noch keine Rede. Der damalige Eigentümer, Ernst Albrecht Freiherr von Waldenfels, war gestorben, nach Darstellung seiner Tochter Caroline hatte er zuvor keine offizielle Erlaubnis zum Abtransport erteilt.

Der ehemalige Betriebsleiter, der inzwischen in Norddeutschland wohnt, bestätigte der Klägerin in einer Mail den Ablauf: Er habe den Stein von »Gumpertsreuth geholt«, seither habe dieser sichtbar auf seinem Grundstück gelegen, »bis zu dem Tag, an dem wir umgezogen sind«. Der jetzige Beklagte wiederum war der Käufer ebenjenes Grundstücks.

Der ehemalige Betriebsleiter ist als Zeuge geladen, ebenso wie der Mitarbeiter des Guts, der seinerzeit den Stein ausgepflügt hatte und dem Kollegen Jahre später beim Abtransport half.

»Jeder hier weiß, dass der Stein hierher gehört«, sagt Waldenfels nach der Hofbegehung. »Es kann nicht sein, dass die Menschen vor Ort, die Öffentlichkeit und die Wissenschaft so genarrt werden.«

Der Stein sei »weder herrenlos noch ein Fund noch ein Schatz« und auch nicht »ersitzungsfähig«, also mit der Zeit in den Besitz übergehend, argumentiert ihr Rechtsanwalt Burkhard Oexmann, ehemaliger Lehrbeauftragter an der Universität Münster. Vom Rechtsanwalt des Beklagten heißt es indes, dieser wolle solche Fragen »bewusst nicht außerhalb des gerichtlichen Verfahrens öffentlich erörtern«. Bis zur Klärung des Falls lagert der schwere Stein im Tresor der Landesjustizkasse in Bamberg, den Augen der Öffentlichkeit entzogen.

Der Sprecher des Landgerichts Hof teilt mit: »Es ist nicht vorgesehen, dass der Meteorit zum Termin nach Hof gebracht und in Augenschein genommen wird.«

Jan Friedmann 5

Die Wiederentdeckung des West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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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Wiederentdeckung des Westens

Identitäten Die Bundesrepublik war vor der Wiedervereinigung nie ein

fertiges Land. Was Westdeutschland zusammenhielt – und worauf wir uns heute besinnen sollten.

Von Heinz Bude

Dem Grünen Cem Özdemir ist ein westdeutsches Wunder gelungen. Aus nahezu aussichtsloser Position hat der Politiker mit türkischen Wurzeln die Wähler Baden-Württembergs davon überzeugt, dass er das Land durch den Wandel führen kann. Damit tritt er in die Fußstapfen von Winfried Kretschmann, eines Mannes von 1968, der ebenfalls aus der Tiefe der Bundesrepublik kommt: von unten, gegen Widerstände und lange ohne die Anerkennung der eigenen Partei. Baden-Württemberg steht pars pro toto für einen Westen, der zu neuen Ufern aufbricht:

Hier werden Auto und Maschinenbau mit KI neu gedacht, Roboter in der Medizin eingesetzt und in Tübingen und Heidelberg Biotechnologien entwickelt und in Heilbronn eine Cloud für den Mittelstand gebaut.

Den Westdeutschen von Augsburg über Saarbrücken bis Kiel ist in den vergangenen zehn Jahren klar geworden, dass das Bestehen auf einer Gegenwart ohne Ende keine Zukunft mehr verspricht. Sonst droht Deutschland, den Anschluss an das zu verpassen, was in China, Vietnam, Nigeria oder Oman längst entsteht.

Dieses westdeutsche Wir ist kein nostalgisches Wir, wie es zurzeit all überall grassiert. Es ist ein experimentelles, eines, das seine Stärke aus Veränderung gewinnt und alle einlädt, die daran mitarbeiten wolgehalten wird. Nach 1989 nannte man das in der nach Osten erweiterten EU den »antitotalitären Konsens«.

Blick auf den Kölner Dom am Rhein: Prototyp für eine wiederaufgebaute Stadt

Hesham Elsherif / Getty Images

Westdeutschland profitiert heute von Voraussetzungen, die kein Staat ohne diese Geschichte erzwingen kann. Es ist das Gefühl einer historischen Unwahrscheinlichkeit, das die bundesrepublikanische Gesellschaft möglich gemacht hat: Wir sind als Täter davongekommen, haben uns in der Nachfolge eines »Zivilisationsbruchs« bewährt und empfinden deshalb eine Verpflichtung, nicht andere anzuklagen, sondern uns vor uns selbst zu verantworten. Wir nachgeborenen Westdeut-

len. Und deswegen lohnt jetzt, nach der intensiven Auseinandersetzung mit Sachsen-Anhalt und Mecklenburg-Vorpommern, ein Blick in den Westen dieses Landes.

schen finden, dass Willy Brandt, der in den Widerstand gegen die Nazis gegangen ist, in Warschau auch für uns auf die Knie gefallen ist.

Im Vergleich der drei Nachfolgestaaten des Deutschen Reichs wird die Besonderheit des westdeutschen Wegs schon nach 1945 deutlich – und wirkt bis heute: Das neutrale Österreich sprach sich mit Hinweis auf den gewaltsamen »Anschluss« an Nazideutschland frei. Und in der realsozialistischen DDR entschuldete man sich mit der Formel vom »Faschismus als höchster Form des Kapitalismus« und erklärte folglich den Antikapitalismus zur höchsten Form des Antifaschismus. Nur die Bundesrepublik übernahm als Nachfolgestaat des »Dritten Reichs« die Erbschaft von Weltkrieg und Völkermod, indem sie das Entstehe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auf das Scheitern der Weimarer Republik zurückführte. Bonn ist nicht Weimar, solange die »antidemokratische Gefahr« durch eine »wehrhafte Demokratie« in Schach

Die frühe Bundesrepublik beruhte auf zwei stillen Übereinkünften: Man schwieg über die NS-Verbrechen, weil der Wiederaufbau wichtiger schien als die Abrechnung mit den eigenen Bürgern. Zugleich setzte sich die Erfahrung durch, dass die nächste Katastrophe ausblieb: trotz Koreakrieg, Mauerbau, Kubakrise und Kennedys Ermordung. Das westdeutsche Lebensgefühl entwickelte sich von Wolfgang Staudtes »Die Mörder sind unter uns« von 1946 zur heiteren Verheißung von »Blond muss man sein auf Capri« 1961.

In Antwort auf einen um sich greifenden Verfassungsoppportunismus erinnern sich viele Westdeutsche

heute ihres Verfassungspatriotismus von damals. Das Grundgesetz ist mehr als eine Sammlung von Spielregeln, es ist der Grund, auf dem unser Staatswesen ruht. Das Verfassungsgericht ruft man nicht an, wenn es einem nützt, sondern nur, wenn das Recht infrage steht. Nennen wir's Verfassungskultur.

Westdeutsch bedeutet die Einübung in der Mittelbarkeit von demokratischer Macht. Die Boomer der Bonner Republik haben als Kinder die Debatten im Bundestag als großes parlamentarisches Kino erlebt. Demokratie ist Streit, das Parlament eine Bühne, und das Volk lässt sich vertreten. Die Episode von 1968, als eine Vorhut der Studentenschaft vom imperativen Mandat und von direkter Aktion träumte, ist von den 68ern selbst als Verirrung ad acta gelegt worden. Es gilt die Legitimation durch Verfahren und die Priorität des Rechtsstaats vor der Demokratie.

Westdeutschsein heißt dankbar sein. Dafür, dass nach 1945 ein Gemeinwesen einigermaßen gelungen ist. Wir haben uns schließlich nicht selbst befreit. Die Befreiten sollten den Befreiern dankbar sein aus einem existenziellen Bedürfnis. Es hätte nämlich alles anders kommen können.

Und so haben die Westdeutschen auch der Frage nach dem nicht mehr menschlichen Grund des Lebens nie entsagt; sie erhielten die Kirchen als Teil des öffentlichen Lebens. Westdeutschland ist ein bikonfessionelles Land. Gut 36,6 Millionen Menschen gehören noch heute einer der beiden großen Kirchen an, die meisten von ihnen im Westen.

Mit der CDU gründete Konrad Adenauer eine Partei für die sturen Katholiken aus dem Münsterland und die hochmütigen Protestanten aus der »Bekennenden Kirche«. So entstand eine konservative Partei, bürgernah, aber nicht bürgerlich, verwurzelt, aber nicht beschränkt – Heimat für Fabrikanten und Arbeiterinnen, Bauern und Landärzte.

Und Willy Brandt sorgte in der Wahlnacht des 19. November 1972 für Aufsehen, als er sich bei den Katholiken für den Wahlsieg bedankte. In der Union gibt es bis heute katholische und protestantische Flügel. Für Helmut Kohl war selbstverständlich: War der Kanzler Katholik, musste der Bundespräsident Protestant sein und umgekehrt. Erst Angela Merkel war das egal.

Das Kunststück der westdeutschen Parteiendemokratie bestand lange darin, dass sich die beiden Volksparteien in der Wiederaufbauverpflichtung einig waren und trotzdem Differenz dramatisieren konnten: Unter Konrad Adenauer die Westbindung und unter Willy Brandt die Ostpolitik. Da war jedes Mal der Gedanke Nachbar eines Gefühls: Zuerst suchte das Volk Schutz und wollte Ruhe, und dann suchte es Aussöhnung und wollte Demokratie. Nation und Klasse traten in den Hintergrund und Anteil und Anrecht in den Vordergrund.

Das Ergebnis war ein einzigartiges Gesellschaftsmodell, das die Tradition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mit der angelsächsischen Idee der Staatsbürgerin verband: Heraus kam die bundesrepublikanische Arbeitnehmergesellschaft, in der der Kampf ums Geld immer auch den Kampf ums Recht beinhaltete – und somit »Wohlstand für Alle« als »Recht für Alle« vorstellbar machte. Ralf Dahrendorf hat darin die Vollendung einer großen sozialgeschichtlichen Metamorphose gesehen: Aus dem Untertanen des Kaiserreichs wurde der Volksgenosse der Nazis und daraus entwickelte sich der Staatsbürger der Bundesrepublik. Bildung sollte nicht als volkswirtschaftliche Ressource missverstanden, sondern als Bürgerrecht proklamiert werden.

Damit forderte der Westen den Osten heraus: Dem »Arbeiter-und-Bauern-Staat« in der DDR wurde die »Arbeitnehmergesellschaft« in der Bundesrepublik entgegengestellt. Briten und Franzosen staunten nicht schlecht über die Gleichzeitigkeit von enormer volkswirtschaftlicher Leistung und starkem gesellschaftlichem Zusammenhalt.

Der westdeutsche Facharbeiter denkt in den Kategorien des Betriebs, die Mitbestimmung erfüllt sich im Co-Management, und die Industriegewerkschaften machen die Lohnhöhe von der Produktivität der Arbeit abhängig. In der ersten Hälfte der Siebzigerjahre läuft in Wolfsburg der Golf vom Band, wird in Weinheim SAP gegründet, und in den Achtzigern wird in Dortmund Hoesch saniert. In Westdeutschland ging der Abbau und der Aufbau Hand in Hand.

Welche nächste Zukunft enthält die nächste Vergangenheit Westdeutschlands?

Zuletzt hat sich das Modell Deutschland um die Jahrhundertwende von sich selbst befreit. Ausgerechnet Rot-Grün zog die Notbremse, als das wiedervereinte Deutschland mit aufgepumpter Wirtschaft und saturierter Gesellschaft Europa nach unten zu ziehen drohte. Eine neue Mitte mit bunten Herkunftsgeschichten, die von der Bildungsexpansion profitiert hatte, wartete auf ein förderndes und forderndes Politikangebot. Die Stimmung: So konnte es nicht weitergehen. Auf dieses Verlangen antwortete eine Politik umfassender Konzepte, die von den Menschen die Pflege ihrer »Beschäftigungsfähigkeit« und von den Unternehmen die Steigerung ihrer »Konkurrenzfähigkeit« verlangte.

In der Mitte der Nullerjahre stand Deutschland als großer Globalisierungsgewinner da und erlaubte sich, zur Fußball-Weltmeisterschaft von 2006 die Welt zu Gast bei Freunden einzuladen. Damit hatte sich das Modell Deutschland im Blick seiner Freunde vollendet. Aus der Schuld war Verantwortung, aus dem Grundgesetz eine Kultur, aus dem Streit ein Verfahren zum Ausgleich geworden.

Heute scheint dem Modell sein Personal abhandengekommen zu sein. Die Boomer ziehen sich zurück. Die junge Generation bleibt auf ihren Motivationen sitzen. Es sind nur Fantasmen im Umlauf und keine identifikatorischen Modelle, an denen man ablesen könnte, wie heute ein gutes Leben aussehen könnte. Dieses Missverhältnis zwischen triebhafter Energie und formendem Objekt bringt offenbar in allen Altersklassen und sozialen Schichten einen ungeheuren Irrsinn hervor, den die Kultur unserer Gesellschaft nicht mehr zu absorbieren vermag. Man muss sicher zugestehen, dass der Mensch ein Wesen ist, das sich nie ganz an seinem Platz befindet und dessen Bestimmung es ist, zu irren und sich zu täuschen. Aber es gibt einen Unterschied zwischen banalem Aufgepuschtsein und göttlichem Umherirren.

Die Politik muss sich über dieses sozialpsychologische Szenarium im Klaren sein. Sie muss sich selbst sichtbar machen und darf sich nicht damit begnügen, das Sichtbare wiederzugeben; sie muss sich zu sich selbst entschließen und dem Publikum eine Politik bieten, die die jetzige Situation als Ganzes erfasst. Wir haben die letzten zwei Jahrzehnte von der Substanz gelebt und müssen jetzt nach vorn gehen, ohne zu wissen, wohin es geht. Allerdings geht das Spiel nicht weiter, wenn wir keine höhere Spielidee haben.

Herbert Grönemeyer hat sich mit seinen Songs stets als wahrer Westdeutscher enttarnt: Es wird nicht alles gut, aber mehr besser, als man denkt. Im Zweifelsfall müssen alle ran, und wer nicht mitmachen will, bleibt halt zurück und sollte sich überlegen, ob er nicht doch noch aufschließen will.

Für Boomer Grönemeyer begann alles in der Bochumer Eisdiele San Marco in den Sechzigerjahren. Im Ruhrpott hatte man damals Schulden, rußige Wäsche und Staublunge, aber 3 von 15 gingen schon aufs Gymnasium und beim Lied von Herman's Hermits »No Milk Today« gingen 1966 alle, Jungs wie Mädels, in einen anderen Zustand über. In Duisburg, Gelsenkirchen oder Herne sieht es heute ganz anders, aber an manchen Stellen nicht viel besser aus. Trotzdem: Eine Eisdiele gibt's überall.

Marcus Hoehn / laif

Heinz Bude, geboren 1954 in Wuppertal, lehrte Soziologie an der Universität Kassel. Er ist Gründungsdirektor des Documenta-Instituts. Zuletzt erschien von ihm »Abschied von den Boomern« im Hanser Verlag.

AUSLAND

»Ich lebe in einem Gefängnis

aus Schmerz«

SPIEGEL-Gespräch Hersh Goldberg-Polin wurde von der Hamas nach Gaza verschleppt und ermordet. Hier erklärt seine Mutter Rachel, wie sie die Trauer verarbeitet und warum sie in Deutschland Trost findet.

Goldberg-Polin, 57, wurde in Chicago geboren. 2008 zog die Pädagogin mit ihrem Mann Jon Polin und ihren drei Kindern nach Jerusalem. Hersh, damals 23, wurde am 7. Oktober 2023 beim Hamas-Angriff auf das Nova-Festival schwer verletzt und in den Gazastreifen verschleppt. Goldberg-Polin wurde als Stimme der Geiselangehörigen weltweit bekannt. Nach 328 Tagen wurde ihr Sohn Ende August 2024 zusammen mit fünf weiteren Verschleppten ermordet. Ihr Buch »When We See You Again« erschien im April bei S. Fischer.

SPIEGEL: Frau Goldberg-Polin, während der Gefangenschaft soll Hersh einen Satz wie ein Mantra wiederholt haben, angelehnt an die Maxime des Psychiaters und Holocaustüberlebenden Viktor Frankl: Wer ein Warum hat, erträgt fast jedes Wie. Was ist Ihr Warum seit Hershs Tod?

Goldberg-Polin: Eigentlich lautet die Maxime ja: Wer ein Warum hat, wer einen Sinn, ein Ziel, eine Bedeutung oder eine Absicht hat, kann jede Herausforderung bewältigen. Ich weiß, was meine Herausforderung ist: ohne Hersh durch den Rest meiner Zeit auf dieser Welt zu kommen. Das ist beschwerlich. Ich lebe in einem Gefängnis aus Schmerz.

SPIEGEL: Denken Sie, dass Sie irgendwann aus dem »Gefängnis« entkommen können? Goldberg-Polin: Bisher bleibe ich darin gefangen, aber ich hoffe und wünsche es mir. Mein Zustand verwirrt die Menschen, denn die Gitterstäbe sind unsicht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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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EGEL: Wie meinen Sie 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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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EGEL: Wie meinen Sie das?

Goldberg-Polin: Menschen wollen die Qualen anderer nicht sehen. Es gibt einen starken Drang nach Trost, Linderung und Überwindung. Doch viele Menschen, die ebenfalls einen Liebsten verloren haben, sagen uns, dass es nicht besser w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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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EGEL: Wer sind diese Mens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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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EGEL: Wer sind diese Menschen?

Goldberg-Polin: Vor allem Eltern, die ihre Kinder beerdigt haben. Ein Vater sagte: Ich habe meine Tochter vor 49 Jahren verloren, es wird nicht besser. Eine Frau, die vor 25 Jahren bei einem Terroranschlag hier in Jerusalem ihre Eltern und drei Geschwister verlor, ist heute verheiratet und hat selbst drei Kinder, sie sagt: Es wird sogar jeden Tag schwerer.

SPIEGEL: Im Deutschen gibt es die Redewendung »Die Zeit heilt alle Wunden«.

Goldberg-Polin: Ich denke dabei an Christopher Reeve.

SPIEGEL: Den Superman-Darsteller, der nach einem Unfall querschnittsgelähmt war.

Goldberg-Polin: Sein Körper war zerstört, er brauchte fortan sogar ein Beatmungsgerät.

Mein Herz und meine Seele wurden auf gleiche Weise zerstört, auch sie werden nicht heilen. Ich hoffe, dass ich diese Last besser tragen kann, aber verschwinden wird sie nicht.

SPIEGEL: Was gibt Ihnen noch Hoffnung?

Goldberg-Polin: Hoffnung gehört zum Menschsein. Aber ich kämpfe im Moment einfach mit der Bewältigung des Schmerzes.

SPIEGEL: Wie hilfreich war das Schreiben? Goldberg-Polin: Ich drohte unter dem Gewicht des Schmerzes zusammenzubrechen. Mein Mann sagte, dass ich alles rauslassen müsse. Es begann also mit dem Wunsch nach Erleichterung.

SPIEGEL: Sie schreiben, am Schnittpunkt von Liebe und Verlust liege die Trauer, die alles zermalmt.

Goldberg-Polin: Im Dezember waren wir gerade zu Besuch in den USA, als der Lektor anrief: Der Verlag wollte das Buch nicht veröffentlichen, ohne dass ich die finale Version noch mal gelesen habe. Jon und ich lasen den Text auf dem Rückflug nach Israel. Im Februar sollte ich das Hörbuch einsprechen, als ich ins Studio kam, klapperten meine Zähne vor Angst.

SPIEGEL: Darin gibt es Stellen, an denen Ihre Stimme fast bricht.

Goldberg-Polin: Als ich am ersten Tag der Aufnahme anfing zu weinen, sagte der Toningenieur, es sei gar nicht notwendig, dass ich emotional werde. Dabei tat ich es ja nicht absichtlich.

SPIEGEL: Das Buch ist auch eine Liebeserklärung an Hersh, den sie als fröhlich, höflich, gütig, schlau, neugierig beschreiben. Wie präsent ist er noch in Ihrem Leben?

Goldberg-Polin: Vom Aufwachen bis zum Einschlafen ist er ständig bei mir. Morgens sage

Nova-Festival-Gelände nach Hamas-Angriff: »Wir wussten, dass Hersh litt«

ich: Guten Morgen, Hersh, mein Süßkuchen, lass mich heute deine Liebe spüren, lass dein Licht mich führen. Manchmal sage ich auch: Beschütze mich vor dem Schmerz. So versuche ich, durch den Tag zu kom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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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EGEL: Er ist immer prä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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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EGEL: Er ist immer präsent?

Goldberg-Polin: Immer. Manchmal, wenn ich in Panik gerate, rufe ich laut nach ihm: Hersh! Und dann sage ich, so wie er, also mit möglichst rauer, tiefer Stimme: Mama, bist du h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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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EGEL: Und d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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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EGEL: Und dann?

Goldberg-Polin: Dann antworte ich: Ich bin immer hier. Und dann versuche ich weiterzumachen. Und am Ende eines jeden Tages spreche ich einen Psalm für ihn.

SPIEGEL: Hersh ist für Sie Ihr »forever boy«, Ihr ewiger 23-jähriger Junge. Was heißt das? Goldberg-Polin: Für mich ist er wie eingefroren, er wird immer mein Junge bleiben. Er war ein Spätentwickler, sein Bartwuchs war noch nicht ausgeprägt. Als ich Hersh am 6. Oktober gute Nacht sagte, war er 23 Jahre und drei Tage alt. Meine jüngere Tochter Orly, seine kleine Schwester, ist inzwischen älter als er.

SPIEGEL: Ist das für die Familie verwirrend? Goldberg-Polin: Auch wenn meine Töchter eines Tages Großmütter sein werden, wird er noch ihr älterer Bruder sein. Wenn ich öffentlich spreche, sage ich eingangs immer: Mein Name ist Rachel, ich werde immer die Mutter von Hersh Goldberg-Polin sein, Hersh wird immer mein ältestes Kind sein, Hersh wird immer mein einziger Sohn sein, Hersh wird immer 23 Jahre alt s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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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EGEL: Sie sagten, Menschen erwarteten Linderung. Wa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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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EGEL: Sie sagten, Menschen erwarteten Linderung. Warum?

Goldberg-Polin: Es gibt das Konzept der toxischen Positivität. Ich habe das so verstanden, dass Menschen versuchen, das Leid anderer nicht mitanzusehen. Im Grunde ist es eine Form emotionaler Manipulation. Als ich von dem Begriff hörte, googelte ich ihn und stieß auf das Gegenteil: tragischen Optimismus. Ich dachte, mein Gott, das bin ich, eine Optimistin, aber umgeben von Tragik.

SPIEGEL: Was bedeutet das?

Goldberg-Polin: Der Begriff stammt auch von Viktor Frankl. Er verlor im Holocaust seine Ehefrau und seine Eltern, und trotzdem schuf er danach noch unglaubliche Dinge. Es geht darum, die eigene Tragödie zu akzeptieren und trotzdem optimistisch zu sein.

SPIEGEL: Wie haben Sie Gefühle wie Hass und Rache von sich ferngehalten?

Goldberg-Polin: Diese Gefühle haben einfach noch nicht an meine Tür geklopft. Ich glaube auch nicht, dass es hilfreich wäre. Es ist wie bei der Todesstrafe in den USA. Vor ein paar Jahren habe ich einen Artikel über eine Familie gelesen, die der Hinrichtung des Mörders ihrer Tochter beiwohnte. Alle Familienmitglieder wurden danach depressiv.

SPIEGEL: Die Hinrichtung hatte ihnen keine Linderung verschafft.

Goldberg-Polin: Genau, sie hatten geglaubt, dass diese Rache irgendetwas verändern würde. Am Tag, als Hamas-Anführer Yahya Sinwar getötet wurde, schickte mir jemand ein Foto seiner Leiche, mit Schusswunde im Kopf. Ich war so entsetzt, dass ich mich übergeben musste. Ich konnte nicht glauben, dass jemand dachte, ich würde dieses Foto sehen wollen.

SPIEGEL: Israels Armee tötet systematisch alle Mitwirkenden des 7. Oktober.

Goldberg-Polin: Tatsächlich schicken die Sicherheitsbehörden den Familien oft Fotos mit dem Hinweis, die Menschen, die ihre Lieben entführt haben, getötet zu haben. Ich sagte ihnen: Mir müsst ihr damit nicht kommen, das bringt Hersh nicht zurück.

SPIEGEL: Ende Oktober 2023 sagten Sie bei einem Auftritt bei der Uno: »Hass ist einfach.« Was meinten Sie damit?

Goldberg-Polin: Hass setzt wie alle Extreme bei unseren Instinkten an. Als Menschen neigen wir dazu, uns auf diese Extreme zuzubewegen. Wir sollten aber versuchen, an dem Ort zu bleiben, der frei nach Maimonides ...

SPIEGEL: ... einem bedeutenden jüdischen Gelehrten des Mittelalters ...

Goldberg-Polin: ... die goldene Mitte genannt wird. Wir wurden nach Gottes Ebenbild geschaffen, was bedeutet, dass wir die Fähigkeit besitzen, dem entgegenzuwirken, was sich vielleicht natürlich anfühlt, aber langfristig nicht gesund oder produktiv ist: den negativen Trieben.

SPIEGEL: Sie sagten, dass es in einem Wettbewerb des Schmerzes keine Gewinner geben könne.

Goldberg-Polin: Wir sollten nicht analysieren, wessen Tränen salziger sind. Tatsächlich glaube ich, dass Schmerz verbindend sein kann. Ich habe einige Menschen getroffen, die meine Weltsicht nicht teilen, die nicht meine Hautfarbe oder Herkunft haben, aber wie ich Leid, Verlust und Schmerz erlebt haben – dadurch habe ich sehr viel mit ihnen gemeinsam.

SPIEGEL: Könnte dieser Schmerz auch Israelis und Palästinenser zusammenbringen?

Goldberg-Polin: Ich würde es mir sehr wünschen. Der Rabbiner Tarfon, ein jüdischer Gelehrter des Altertums, sagte, es sei nicht unsere Aufgabe, das Werk zu vollenden, aber wir seien auch nicht davon entbunden, es zu versuchen.

SPIEGEL: Sie leisten Ihren Teil, indem Sie trotz allem gütig sind.

Goldberg-Polin: Gleichzeitig verleugne ich nicht, was passiert ist. In den ersten 330 Ta-gen habe ich das sehr oft getan, eigentlich wollte ich mich auf dem Boden zusammenrollen und weinen. Wir wussten, dass Hersh litt, dass er ausgehungert und gefoltert wurde, dass er nur noch einen Arm hatte, dass er seinen besten Freund hatte sterben sehen, dass er mitansehen musste, wie 18 Menschen vor seinen Augen getötet wurden. Es war eine derart entsetzliche Folter. Wenn ich mich aber nur auf den Boden gelegt und geweint hätte, hätte ich nicht helfen können.

Jack Guez / AFP

Aktivistin Goldberg-Polin, Ehemann Jon 2024: »Lass dein Licht mich führen«

SPIEGEL: Denken Sie daran, in die USA zurückzugehen?

Goldberg-Polin: Unser Leben ist hier, unsere Kinder sind hier, Hersh ist hier. Unser Schicksal ist hier. Und das Leid ist sowieso überall, wo ich hingehe.

SPIEGEL: Sie erklären in Ihrem Buch das Schicksal von Hersh mit der Parabel »Tod in Teheran«.

Goldberg-Polin: Die geht so: Ein König und sein Diener treffen sich in einem Garten, der Diener sagt: »Ihre Majestät, ich bin gerade dem Tod begegnet, bitte geben Sie mir Ihr bestes Pferd, damit ich nach Teheran fliehen kann und der Tod mich nicht erwischt.« Der Diener reitet davon, dann begegnet der König dem Tod und sagt: »Wie kannst du es wagen, meinen Diener so zu erschrecken?« Der Tod sagt: »Ich wollte ihn gar nicht erschrecken. Ich war nur überrascht, ihn hier zu sehen, denn ich habe doch heute Abend in Teheran eine Verabredung mit ihm.« Im Talmud gibt es eine sehr ähnliche Geschichte, da sagt König Salomo am Ende: »Die Füße eines Menschen führen ihn dorthin, wo er gebraucht wird.«

SPIEGEL: Warum war es hilfreich für Sie, dass ein Rabbiner Ihnen sagte, Hersh sei ein Holocaustüberlebender?

Goldberg-Polin: Dieser Rabbiner war der Sohn zweier Auschwitz-Überlebender. Er wuchs in einem Haushalt auf, in dem beide Eltern jeweils ihre Ehepartner und ihre Kinder verloren hatten. Er sagte zu mir: »Vergiss niemals, dass Hersh einen Holocaust überlebte und erst dann getötet wurde.« Dieser Rabbiner verstand meinen Jungen.

SPIEGEL: Hershs Geiselhaft war ein ähnliches Martyrium wie jenes der Juden im Zweiten Weltkrieg?

Goldberg-Polin: Hersh überlebte 328 Tage. Als wir seinen Körper zurückbekamen, sahen wir, was er ertragen hatte: Er hatte Verbrennungen von der Folter, er war zum Skelett abgemagert, er war schmutzig. Der Rechtsmediziner schätzte, dass er und die fünf anderen, mit denen er zusammen war, sich mindestens drei Monate lang nicht hatten waschen dürfen. Es waren schwer gezeichnete Menschen, die am Leben geblieben waren: Holocaustüberlebende.

SPIEGEL: Warum ist Ihnen die Einordnung so wichtig?

Goldberg-Polin: Hersh wurde nach meinem Großonkel benannt, der zusammen mit seiner Frau und ihrer Tochter in Auschwitz ermordet wurde. Für mich liegt in der Holocaust-Erinnerung eine starke Bindung an das, was unser Volk durchgemacht hat.

SPIEGEL: Hersh hat ausgerechnet im Land der Täter gute Freunde gefunden, vor allem in Bremen, als Fan des Fußballclubs Hapoel Jerusalem. Die Werder-Ultras haben zu seinem Todestag eine Choreografie für ihren »Achi«, also Bruder, Hersh aufgeführt.

Goldberg-Polin: Er war mindestens dreimal in Bremen. Er liebte die Menschen dort, und sie liebten ihn. Im August 2023 hatten wir einige seiner Bremer Freunde zum Abendessen bei uns. Ich erinnere mich, dass ich einem jungen Mann aus Deutschland gegenüber, der sagte: Für uns ist es etwas ganz Besonderes, dass wir diese jüdischen Freunde haben, unsere Großeltern würden es nicht glauben.

SPIEGEL: Der Holocaust war Thema zwischen diesen jungen Fußballfans aus Deutschland und Israel?

Goldberg-Polin: Hersh sagte, sobald die Menschen erführen, dass er jüdisch sei, wollten sie über nichts anderes sprechen. Zwei seiner Freunde sagten irgendwann zu ihm: Wir möchten dich um Vergebung bitten für das, was unsere Großväter getan haben. Sie wussten, dass ihre Großväter in der SS gewesen waren. Hersh antwortete, ihr seid nicht verantwortlich für das, was eure Großväter getan haben – und ich bin nicht die Person, die euch vergeben sollte.

SPIEGEL: Es gibt unter vielen jungen Deutschen ein Bewusstsein für Deutschlands Schuld.

Goldberg-Polin: Seine deutschen Freunde haben sich als Allererste für ihn eingesetzt. Sie stiegen in den Bus und fuhren zum Bundestag. Sie wollten herausfinden, ob er die deutsche Staatsbürgerschaft bekommen könne. Das war beeindruckend.

SPIEGEL: Frau Goldberg-Polin, wir danken Ihnen für dieses Gesprä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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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ft 1:

Wie wird man reich? Erklärt wird, wie Vermögen verteilt ist und wie Kinder mehr aus ihrem Geld machen kön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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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ft 2:

Wie könnte es in Deutschland zwischen Arm und Reich gerechter zugehen, und welche Rolle spielen dabei Steu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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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ft 3:

Kinder finden heraus, welcher Geldtyp sie sind: Sparfuchs oder Spontankäufer. Außerdem: Welche Fragen sich Familien zum Thema Geld stellen soll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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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f dem Trost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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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f dem Trostberg

Ukraine Einmal im Leben auf die Howerla zu klettern, gilt vielen als Pflicht. Seit Russlands Angriffskrieg suchen sie vor allem Trost und Frieden auf dem höchsten Gipfel in den ukrainischen Karpaten.

Irgendetwas scheint nicht zu stimmen mit diesen Kinderturnschuhen. Drücken sie? Löst sich die Sohle? Jedenfalls zieht der blonde Junge, vielleicht zehn Jahre alt, die Schuhe ein paar Dutzend Schritte vor dem Gipfel aus. Dann klettert er, die Sneaker in der rechten Hand, auf weißen Socken immer höher über Felsbrocken.

Auch wir, eine deutsche Journalistin und ein ukrainischer Fotograf, steigen weiter bergauf, auf den Karpatengipfel der Howerla, tief im Westen der Ukraine. Die Baumgrenze haben wir hinter uns gelassen, der Hang ist steil, die Waden brennen. Neben dem Kletterpfad wachsen wilde Blaubeeren und violette Glockenblumen.

Ab hier geht der Atem laut, und der Blick ist nach oben gerichtet, zum 2061 Meter hohen Gipfel. Die Howerla ist der höchste Berg des Landes. Und für die meisten hier ist er mehr als das.

Hunderte Menschen steigen an diesem klaren Samstag im August auf das Dach der Ukraine: Teenager in sehr kurzen Hosen, junge Paare mit schicken Sonnenbrillen, Familien mit Kindern und prallen Rucksäcken, Rentner mit Wanderstöcken und Hütchen und immer wieder Soldaten in Flecktarn.

Auf einmal schluchzt jemand laut. Es ist der Junge auf Socken. Er lässt die Schuhe fallen und umklammert laut weinend einen Fuß. Die Familie hockt sich zu ihm. »Was heulst du?«, fragt die Mutter.

Die Howerla ist für die Ukrainer ein Symbol für die Unabhängigkeit ihres Landes. Als der oberste Rat der ukrainischen Sowjetrepublik am 16. Juli 1990 die staatliche Souveränität der Ukraine erklärte, stürmten Aktivisten der patriotischen Bewegung Ruch auf diesen Gipfel und hissten die blau-gelbe Flagge.

Später inszenierte Wiktor Juschtschenko, der dritte Präsident, den Aufstieg als patriotisches Ritual. Im Wahlkampf 2004, als er gegen den prorussischen Kandidaten Wiktor Janukowytsch antrat, wurde Juschtschenko schwer mit Dioxin vergiftet. Das Bild seines grau-grünen, von Läsionen entstellten Gesichts ging damals um die Welt.

Moskaus Kandidat Janukowytsch wurde zum Sieger der massiv gefälschten Wahl erklärt. Doch die Ukrainer erkämpften mit der Orangen Revolution eine neue Stichwahl – und Juschtschenko gewann.

Im Juli 2005 stieg er, noch immer schwer gezeichnet, mit seinen Leibwächtern, vielen Abgeordneten und Tausenden Anhängern auf die Howerla. Es war, als wollte Juschtschenko den prorussischen Kräften sagen: Mich habt ihr nicht gebrochen und auch die Unabhängigkeit der Ukraine nicht. Beim Abstieg schlugen Blitze ein, ein Teilnehmer der Exkursion wurde dadurch getötet, ein weiterer starb an Herzversagen.

Solche Gewitter kämen immer wieder vor, hatte uns die alte Souvenirverkäuferin an der Basisstation gewarnt. Besonders gern schlügen die Blitze in große Fotokameras ein. Präsident Juschtschenko ließ sich davon nicht beirren. Er kletterte jedes Jahr im Sommer auf den Berg und machte ihn zur Bühne seiner Identitätspolitik. Auf Juschtschenko geht das ungeschriebene Gebot zurück, dass jeder ukrainische Patriot mindestens einmal im Leben auf diesen Berg steigen sollte.

Viele halten sich daran. Jahr für Jahr wandern Zehntausende Ukrainer auf ihren heiligen Berg. Besonders viele kämen nach alter Tradition noch am 16. Juli, sagte die Souvenirverkäuferin. Noch mehr kämen inzwischen aber am 24. August, dem Unabhängigkeitstag des Landes.

Seit Russland die Freiheit der Ukraine mit seinem Angriffskrieg wieder bedroht, hat die Howerla vor allem für Soldaten noch

Soldaten Karina, Serhij:

»Fällt uns leichter, in unserem Umfeld zu sein« eine tiefere Bedeutung gewonnen. Veteranen steigen oft in großen Gruppen hinauf, manchmal tragen sie amputierte Kameraden auf dem Rücken. Im vergangenen Dezember projizierte ein Künstler die Gesichter von 250 Soldaten riesengroß in den Schnee am Berg.

Auf dem Vorgipfel, wo viele kurz verschnaufen, treffen wir ein auffällig ernstes junges Paar. Serhij, 24, sagt, er habe sich schon mit 18 freiwillig zur Armee gemeldet. Karina, 26, zerbrechlich mit falschen Wimpern, dient seit drei Jahren. Beide gehören dem 3. Armeekorps an, das in der Region Charkiw die Front verteidigt.

Zweimal im Jahr dürfen sie ihre Posten für jeweils 15 Tage Urlaub verlassen und theoretisch sogar ins Ausland reisen. Serhij findet aber: »Jeder Bürger der Ukraine sollte zuerst die Schönheit des eigenen Landes sehen.« Er streckt seine Hand aus und zeigt eine runde Gedenkmünze. Die wollen sie auf dem Gipfel vergraben zum Gedenken an einen toten Kameraden. »Er starb vergangenes Jahr«, sagt Serhij. Eigentlich wollten sie zusammen auf den Berg.

Serhij und Karina sind jetzt nah an ihrem Ziel, doch sie wirken, als wären sie lieber weit weg. »Es fällt uns leichter, in unserem Umfeld zu sein«, erklärt Serhij. Mit den Leuten hier, Zivilisten meint er, habe man keine gemeinsame Sprache. Er wolle seine Mitbürger nicht beleidigen, sagt Serhij, aber die Menschen hier wüssten nicht, was Krieg wirklich bedeutet.

Zwischen den Weltkriegen gehörte die Howerla nicht zur Ukraine. Der drei Meter hohe Obelisk auf dem Gipfel markierte einst die Grenze zwischen Polen und der Tschechoslowakei, die von 1920 bis 1938 entlang dieses Karpatenkamms verlief. Heute schiebt sich der alte Obelisk frisch gestrichen in unser Blickfeld, oben blau und unten gelb.

Wir sind da, wir sind auf der Howerla!

Jubel, Umarmungen, Hände abklatschen. Eine Mutter, die mit uns ankommt, reicht der Tochter das Handy: »Oma, wir haben es geschafft!« Auf dem Gipfelplateau sind jetzt, gegen Mittag, mehr als 100 Menschen. Sie müssen auch über die andere, steilere Route gekommen sein. Wirkliche Profis, aber das sind die wenigsten hier, wandern vom Nachbargipfel herüber, einem anderen Zweitausender.

Da ist der ältere Mann mit der gelben Schirmmütze. Er war schon auf den Wurzeltreppen des Fichtenwalds an uns vorbeigerauscht. Jetzt hat er seinen Wanderstab zum Fahnenmast umfunktioniert und schreitet lächelnd die Bergkuppe ab. Jaroslaw Ostafijtschuk, so stellt sich heraus, ist Vorsitzender der patriotischen Partei Ruch in der Regions-hauptstadt Iwano-Frankiwsk.

Ostafijtschuk, 71 Jahre, war Sportdozent an der Medizinischen Hochschule und sagt, er kenne diesen Berg schon seit Sowjetzeiten gut. Als Student habe er geholfen, das Betonfundament für die Basisstation zu gießen. Damals habe es in der Gegend außer Hirten mit Schafen nicht viel gegeben. Wann hat der Hype um den Berg begonnen? »Mit Juschtschenko hat das damals so richtig angefangen«, sagt Ostafijtschuk.

Es freue ihn, dass so viele Leute kommen, sagt Ostafijtschuk. Aber der Berg leide natürlich auch unter den Massen. »Jetzt diskutieren sie schon über eine Seilbahn zum Gipfel.«

Ostafijtschuk muss weiter, er ist heute hier, um die 400 Teilnehmenden des patriotischen Zeltlagers »Howerljana 2026« zu begrüßen. Die Jugendorganisation seiner Partei Ruch lädt jedes Jahr in die Karpaten ein zu einem Bildungscamp für die patriotische Elite.

Das Ministerium für Jugend und Sport unterstützt das Lager, wie es auf dessen Website heißt, »zur Stärkung der nationalen und staatsbürgerlichen Identität«. Das Interesse ist riesig. Als politische Partei hat die rechts von der Mitte stehende, aber eindeutig pro-westliche Ruch in der Ukraine heute kaum noch Bedeutung. Die dazugehörige Jugend-bewegung genießt seit dem Krieg aber sehr viel Zulauf aus allen Teilen des Landes.

Serhii Korovayny / DER SPIEGEL

Zwei Dutzend aufgedrehte Frauen von einem Laufclub brechen unvermittelt in einen Tanz aus. Die Choreografie erinnert an Step-Aerobic – nur mit Trommelstöcken in den Händen. Ein Kameramann zeichnet für Social Media auf. Ein bärtiger Vater versucht, den bunten Drachen seines Sohnes in die tückischen Winde zu werfen, und ein blondes Mädchen feiert an diesem Tag ausweislich einer rosa Schärpe seinen 13. Geburtstag. Vor einem Selfie-Spiegel stehen Menschen Schlange wie vor einem angesagten Club, um sich mit dem Schriftzug »Howerla« vor dem Bergpanorama abzulichten.

Besucher auf 2061 Meter Höhe: Anstehen wie vor einem angesagten Club

Es gibt drei Gipfelkioske mit steinernen Tresen. Man kann dort von der Sonne gewärmte Getränkedosen oder von einem Gasbrenner gewärmten Kaffee kaufen. Beliebt, vor allem bei Kindern, sind die Goldmedaillen mit dem Foto der Howerla, die an blaugelben Bändern baumeln.

Serhij und Karina, das Soldatenpaar, haben sich an einem ruhigeren Abhang niedergelassen. Die beiden sitzen eng beieinander und blicken in die Ferne. Der Himmel ist so klar, dass man bis nach Rumänien schauen kann. Sie haben ihre Münze in einen der Steinhaufen gesteckt, die hier zum Gedenken an getötete Soldaten aufgehäuft wurden. Es gibt viele davon zwischen den Grasbüscheln. In den meisten stecken zerfledderte Flaggen. Auf manche Fahnen sind die Gesichter der Toten gedruckt.

Eine kleine Drohne fliegt surrend heran. Das Geräusch lässt viele kurz erstarren. Zum Glück ist dies keine von den tödlichen russischen Waffen. Zu dieser Kameradrohne gehört ein freundlicher Mittvierziger, der den Betriebsausflug seiner Solarpanel-Firma aus der Vogelperspektive festhalten will.

Der heulende Junge hat es irgendwie nach oben geschafft. Jetzt sitzt er zufrieden im Kreis seiner großen Familie auf dem Boden und ist ein Brot.

Die erste Gruppe von Ostafijtschuks patriotischer Jugend ist offenbar angekommen. Neben dem Gipfelkreuz haben sich junge Leute im Kreis aufgestellt. Sie singen, eine Hand auf dem Herzen, mit gedämpfter Stimme die Nationalhymne: »Noch sind der Ukraine Ruhm und Freiheit nicht gestorben. Noch wird uns, brüderliche Jugend, das Schicksal lächeln.«

Nicht weit abseits, unterhalb der Selfie-Schlange, hat sich Oksana Medwedska niedergelassen, 56, dunkler Bob, kleines Halstuch. Ganz in sich versunken, betrachtet sie die fernen Täler und Wipfel. Medwedska sagt, sie sei heute zum allerersten Mal hier. Sie habe aber immer schon kommen wollen. Jetzt hat ihre Nichte, die dem tanzenden Laufclub angehört, sie mitgenommen.

Medwedska ist Schneiderin und stammt aus der Region Schytomyr. Jetzt lebt sie in

Kyjiw als Hausmeisterin. Auf diesem Berg fühle sie sich zum ersten Mal seit langer Zeit sicher im eigenen Land. »Es ist so schön hier und so friedlich«, sagt sie. In der Hauptstadt, wo sie in der Nähe des Bahnhofs wohne, seien die Nächte laut, sie selbst immer müde. »Wie lange soll das noch so weitergehen?«, fragt Medwedska.

Hinab probieren wir die steilere Route. Es ist nicht zu empfehlen. Da gibt es Stau, Leute rutschen auf den glatten Steinen ab. Ohne die Trekkingstöcke, die man für umgerechnet zwei Euro im Basislager mieten kann, hingen wir womöglich noch immer am Berg.

Unten füllt eine Dame mit Dutt uns große Becher mit eiskaltem Kwas. Das Getränk aus vergorenem Brot hat noch nie besser geschmeckt.

Eine Frau spricht uns an, Bergsteiger-Small-Talk. Ob wir auch den Abstieg schwieriger gefunden hätten als den Aufstieg? Es ist die Mutter des Jungen auf Socken. Aber das fällt uns erst viel später auf. Sonst hätten wir gefragt, was mit den Schuhen nicht stimmte.

Ann-Dorit Boy

Die Papp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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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Papprevolution

Bosnien Junge Aktivisten haben in dem ethnisch gespaltenen Balkanland eine Massenbewegung für alle geschaffen. Die Botschaft:

Ihre Probleme haben nichts mit Herkunft zu tun, sondern mit Macht- und Raffgier.

Einmal haben sie eine selbst gebastelte Karte Bosniens an Masten und Wände geklebt. Darauf eine Linie quer durchs Land und die Worte »wofür wir kämpfen«. Danach war was los. Muslime im Land witterten eine serbische Provokation, bosnische Serben muslimische Propaganda. Die Staatsanwaltschaft begann zu ermitteln.

Dann meldeten sich die Täter mittels Bekennervideo. Wo andere eine Teilung sähen, »sehen wir eine Autobahn«, sprachen sie feixend. Selbst in Bosnien und Herzegowina sei nicht jeder Strich eine Trennlinie. Manchmal zeige er auch die Zukunft. In diesem Fall eine, die direkt in die Europäische Union führen würde. Schönen Gruß von der »Karton Revolucija«.

»Es ist immer dasselbe«, sagt Nedim Musić an einem wolkenlosen Septembertag in der Stadt Tuzla im Nordosten: Wenn man Missstände beklage, schreie eine der ethnischen Gruppen im Land, manchmal auch alle, »Diskriminierung!«. Dabei sei es etwa einem illegal abgeholzten Wald egal, ob ein muslimischer Bosniake, ein katholischer Kroate oder ein orthodoxer Serbe die Kettensäge angesetzt habe. »Die Folgen spüren alle.« Musić, ein Mann mit Oberarmen wie Birkenstämme und hochgegeltem Haar, hat als Treffpunkt das New York Café in Tuzla ausgewählt. Der 35-Jährige ist Sportwissenschaftler und Gymbesitzer in der drittgrößten Stadt des Landes. Doch meist stemmt er andere, schwerere Probleme.

Mit seinem Kumpel Adi Selman, einem Politologen und ehemaligen Nationalmannschafts-Karateka, gründete Musić 2020 Karton Revolucija, die vermutlich größte Aktivistenbewegung Bosniens. Seither decken die Revolutionäre, deren Markenzeichen politische Parolen auf Pappe sind, mit bissigem Humor und investigativem Eifer Mängel auf, die alle betreffen. Egal, woher sie kommen oder zu welchem Gott sie beten.

Brückenbauer wie Karton Revolucija haben es derzeit noch schwerer als sonst. Am 4. Oktober wird gewählt, und Wahlzeiten sind in Bosnien stärker als anderswo Kampfzeiten. Gut 30 Jahre nach dem Bosnienkrieg, einem der grausamsten Konflikte in Europa seit Ende des Zweiten Weltkriegs, ist der ehemalige jugoslawische Teilstaat mehr denn je eine Ethnokratie. In der schüren die drei großen ethnonationalistischen Parteien gerade wieder das Feindbild des bedrohlichen Nachbarn und pflegen Ab- und Aufspaltungs- fantasien. Tatsächlich geht es um Macht. Ein schwacher Gesamtstaat kommt Serben, Kroaten, Bosniaken gleichermaßen gelegen, die in ihrem jeweiligen Einflussgebiet das Land ausbeuten, sich bereichern und ihre Klientel mit Posten versorgen. »Wahlen werden daran nichts ändern«, sagt Musić.

Er, Selman und ihre mehrere Tausend freiwilligen Aktivisten gehen einen anderen Weg. Rund 400.000 Menschen folgen Karton Revolucija auf digitalen Medien. Und das beiderseits einer tatsächlichen Trennlinie: in der von Serben dominierten Teilrepublik Srpska einerseits und im überwiegend von Bosniaken und Kroaten bewohnten restlichen Land andererseits.

Zu rechnen war damit nicht, als im Dezember 2020 ein paar junge Menschen auf dem Freiheitsplatz von Tuzla auftauchten, um dagegen zu demonstrieren, dass die beiden einzigen Mammografiegeräte im Gesundheitszentrum der Stadt kaputt waren. »Frauen sterben«, stand auf den Pappschildern, die die Demonstranten in die Höhe reckten.

Karton-Revolucija-Mitgründer Musić:

»Die Folgen spüren alle«

Am Telefon habe ihm damals eine Männerstimme geraten, die Klappe zu halten, sagt Musić, alles andere sei »nicht gut für euch und unsere Stadt«. Später seien Todesdrohungen dazugekommen. Angst? »Warum?«, fragt Musić zurück. »Wir tun das Richtige.« Außerdem fühlt er sich durch seine Prominenz geschützt.

Auf der Straße werden die Pappkameraden längst erkannt. Menschen überschütten sie mit Hinweisen auf Missmanagement, Veruntreuung, Korruption. Dann reisen Music und Selman als Ermittlerduo mit Sonnenbrille zu den Tatorten und mobilisieren Mitstreiter mit sarkastischen Videoclips.

So wie bei den Protesten gegen eine geplante Lithium-Mine im Majevica-Gebirge. Das Besondere daran: Aus Čelić und Lopare gingen Bosnier gemeinsam auf die Straße. Der eine Ort liegt in der muslimisch-kroatischen Föderation, der andere in der Republika Srpska, den beiden Landesteilen, in die das Dayton-Abkommen Bosnien 1995 aufgliederte. Im September stoppte der Kanton Tuzla die Minenpläne einstweilen.

Wie mühsam das Revolutionsgeschäft aber auch sein kann, erklärt Music rund 50 Autominuten südlich von Tuzla. Dort liegt auf über 1000 Meter Höhe der Konjuh, ein weitgehend unberührtes Landschaftsschutzgebiet mit dichten Kiefern, Buchen und Ahornbäumen. Hinein führt eine enge Straße, auf der man Sattelschleppern mit wuchtigen alten Bäumen ausweichen muss.

Vor vier Jahren waren Musić und Selman zum ersten Mal hier, nachdem Bewohner aus Banovići sich beklagt hatten, dass aus ihren Wasserleitungen nichts mehr fließt. Die Kleinstadt bezieht ihr Wasser vom Konjuh. Die Kartonisten durchkämmten den Wald und stießen auf riesige gerodete Flächen – Ergebnis unkontrollierter Abholzung.

Karton Revolucija nannte in Videos Namen von Unternehmen und Politikern, kritisierte Wildhüter, die bezahlt werden, um den Wald zu schützen. Mit Erfolg: Die Behörden ordneten an, dass jeder Holztransport aus dem Wald registriert werden müsse, an Ein- und Ausfahrten zum Park wurden Überwachungskameras installiert.

Ein Happy End – hätten die Verantwortlichen nicht kürzlich verfügt, dass auch in den sensibelsten Zonen des Konjuh noch mehr Bäume gefällt werden dürfen, wenn sie als befallen oder krank gelten. Seither habe sich die Zahl der »kranken« Bäume im Schutzgebiet vervielfacht, sagt Musić. »Wir werden unseren Kampf wohl von Neuem beginnen.«

Dann muss er das Gespräch unterbrechen. Ein mürrischer Ranger hat sich dem Unterstand genähert und lässt ihn wissen, er dürfe dort nicht sein, ohne zu bezahlen. Music steht auf, grinst und flüstert: »Das war der Typ, der nach unseren Videoclips öffentlich gesagt hat, man sollte auf uns pissen.«

Jörg Schindler

WIRTSCHAFTS WO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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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TSCHAFTS WOCHE

Die Roboter kommen

Seit 100 Jahren der

Wirtschaft voraus.

Damit Sie es auch sind.

Wirtschafts Woche 100

Weiterdenken. Weiterkommen.

Baro Brizuela / DER SPIEGEL

Neubauten in Asunción

Auswanderer Immer mehr Deutsche flüchten vor hohen Steuern, Bürokratie und aus Angst vor Krieg in den südamerikanischen Binnenstaat. Was macht das Land so attrakt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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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wanderer Immer mehr Deutsche flüchten vor hohen Steuern, Bürokratie und aus Angst vor Krieg in den südamerikanischen Binnenstaat. Was macht das Land so attraktiv?

Ecki, ein Rentner aus Thüringen, schwärmt von den günstigen Lebenshaltungskosten. Claudia aus Baden-Württemberg fragt nach Tipps für den Hausbau, ein Ehepaar aus Holland sucht medizinischen Rat: Am Stand von Brigitte Fuzellier auf dem deutschen Markt von San Bernardino wird allen erst mal Schnaps serviert. Es ist der 1. August, in Paraguay der Tag des »Carrulim«. So heißt ein bitterer einheimischer Kräuterlikör, der schlechte Energien abwenden soll – der August gilt als Unglücksmonat. »Man muss ihn in sieben Schlucken trinken, damit er wirkt«, sagt Fuzellier im Scherz. Sie hat den Hochprozentigen selbst angerührt.

Seit 39 Jahren lebt die gebürtige Bayerin in Paraguay, auf einer Farm in der Nähe von San Bernardino. Die Liebe verschlug sie nach Südamerika. Nun unterstützt sie Neuankömmlinge dabei, hier Fuß zu fassen.

Der deutsche Markt, knapp eine Auto-stunde von der Hauptstadt Asunción ent- fernt, zieht Migranten aus der ganzen Welt an. Hier gibt es eiskaltes Bier, Marke Munich, Haribo-Gummibärchen und Wasa-Knäckebrot. Fuzellier verkauft Salben, Tinkturen und Pillen, die gegen Migräne, Diabetes, Rheuma und andere Krankheiten wirken sollen, wie sie beteuert.

Doch viele suchen bei ihr vor allem Rat. Fuzellier hilft bei praktischen Fragen des Alltags und hört zu. Sie hat eine Broschüre verfasst: »Tipps für Frischlinge in Paraguay«. »Die Nachfrage ist riesig«, sagt sie.

Während der Pandemie war Paraguay schon einmal das Ziel Tausender Deutscher. Viele flüchteten vor den als zu streng empfundenen Coronaregeln und wollten sich in Südamerika ein neues Leben aufbauen. »Die meisten sind nach Deutschland zurückgekehrt, weil sie hier nicht klargekommen sind«, sagt Fuzellier. »Auswanderung will geplant sein.«

5·Karte: OpenStreetMap

Nun zieht es erneut zahlreiche Menschen in den Binnenstaat. 1132 Bundesbürger bekamen laut Einwandererbehörde im ersten Halbjahr 2026 eine Aufenthaltsgenehmigung; im gesamten Vorjahr waren es 1652. Viele arbeiten in der Digitalwirtschaft, andere investieren in Immobilien oder Hightechbranchen. Mittelständische Unternehmer und Handwerker suchen Zuflucht vor dem deutschen Fiskus und der aus ihrer Sicht übergriffigen EU. Viele treibt Kriegsangst nach Südamerika. Was sie eint, ist der Frust über die wirtschaftliche und politische Entwicklung in der Heimat.

Manche von ihnen bringen ihre politische Verbitterung mit – und bewegen sich in einem Mikrokosmos von Gleichgesinnten. Ein ausführliches Gespräch mit dem »gleichgeschalteten« SPIEGEL lehnen viele Deutsche auf dem Markt in San Bernardino ab. Mit der »Systempresse« rede man nicht.

»Viele böse Blicke« bekam auch Marco, als er auf dem Markt seine Kamera auspackte. »Ich wurde gefragt, ob ich für die »Tageschau« oder den SPIEGEL arbeite«, sagt er. Erst als er sich als Einwanderer und YouTuber zu erkennen gab, wurde er freundlich aufgenommen. In seinem Videokanal »Gringo on Tour« erzählt der 31-Jährige von seinen Erfahrungen. Man kann ihm und seiner Partnerin Caroline, 29, beim Hausbau zusehen, sie bei ihren Touren durchs Land begleiten. Ihre Nachnamen möchten sie zum Schutz der Privatsphäre nicht veröffentlicht sehen.

Im November vergangenen Jahres kam das Paar nach Paraguay, um sich hier eine neue Existenz aufzubauen. Marco ist Softwareentwickler, er kommt aus der Nähe von Stuttgart. Caroline hat Geo-Informatik studiert, sie stammt aus Leipzig. Vor vier Jahren hatten die beiden ein Start-up für Satellitenüberwachung gegründet.

Doch die ausufernde Bürokratie und die hohe Steuerlast setzten ihnen zu. »Als junges Start-up ist es schwierig, in Deutschland zu wachsen«, sagt Caroline. »Die Hälfte des Jahres arbeitest du praktisch nur für die Steuer.« Weitere Monate gingen für die Bewältigung der Bürokratie drauf. »Wenn du irgendwo mal einen kleinen Fehler machst, kriegst du gleich eine Strafe aufgebrummt. Das gibt es in anderen Ländern nicht.«

Sie lösten die Firma auf und überlegten sich, wohin sie auswandern könnten. »Wir sind schon immer viel gereist«, erzählt Caroline. »Asien und Afrika kamen wegen der Sprache nicht infrage, wir haben uns auf Lateinamerika konzentriert.« Paraguay habe den Vorteil, »dass man hier als Ausländer Land kaufen kann, außerdem ist es unkompliziert, eine Aufenthaltsgenehmigung zu bekommen«.

Vier Wochen lang sahen sie sich das Land an, dann war die Entscheidung gefallen. Sie kauften ein Grundstück in der Nähe von San Bernardino und begannen mit dem Bau eines Hauses. Gemeinsam mit anderen Einwandererfamilien wollen sie »eine Art Dorf« gründen, Biogemüse anbauen und sich eine neue Existenzgrundlage schaffen. Marco hat eine Onlineplattform für den Handel mit Autos entwickelt, die gut laufe: »So etwas gab es hier bislang nicht.«

Im vergangenen Jahr erreichte Paraguay rund sechs Prozent Wirtschaftswachstum, für 2026 werden zwischen 4,2 und 4,5 Prozent vorhergesagt. Es liegt damit in Südamerika nach dem Ölstaat Guyana an zweiter Stelle; unter den Mitgliedsländern des südamerikanischen Wirtschaftsbündnisses Mercosur ist es der Star. Vor allem die Agroindustrie, die billige Energie sowie eine unternehmensfreundliche Politik treiben das Wachstum. Wasser und saubere Energie gibt es im Überfluss, fruchtbares Weide- und Ackerland ist günstig. Die Lebenshaltungskosten sind gestiegen, aber weitaus niedriger als in Europa. Zugleich ist Paraguay nur dünn besiedelt: Auf einem Staatsgebiet, das etwas größer ist als Deutschland, leben nur gut sieben Millionen Einwohner. Sie konzentrieren sich vor allem im Großraum der Hauptstadt Asunción.

Caroline und Marco sind auch wegen des aufgeheizten politischen Klimas in Deutschland ausgewandert. Gerade sind sie von einem vierwöchigen Urlaub in der alten Heimat zurück. »Die Stimmung ist sehr aufgeladen«, sagt Marco. Das ganze Land sei in politische Lager gespalten. »Wenn man mal etwas Falsches sagt, sind die Leute direkt getriggert, es wird nur noch gestritten. Man findet keine Gemeinsamkeiten mehr.«

Die Politik trägt nicht dazu bei, diese Abgründe zu überbrücken. Falls es sie »wirklich gibt«, könne man »auf diese Leute« verzichten, kommentierte der SPD-Politiker und ehemalige Gesundheitsminister Karl Lauterbach Ende Juli in einem Tweet die Auswanderungsabsichten von Gutverdienern. Er löste Entrüstung aus, später wurde der Eintrag gelöscht. Lauterbach hatte wohl verkannt, wie arrogant seine Bemerkung auf viele Menschen wirkte.

Sascha Bauer ist vermutlich einer der Emigranten, die Lauterbach im Sinn hatte. Der 46-jährige Finanzmakler kam bereits vor fünf Jahren nach Paraguay, er stammt aus der Nähe von Karlsruhe. Seinen Wohnsitz in Deutschland hat er abgemeldet, aber er besitzt dort immer noch eine Firma. Den Kontakt zu seinen Kunden hält er online. Den SPIEGEL empfängt er in seinem Haus nahe der Stadt Encarnación am Rio Paraná, dem Grenzfluss zu Argentinien. Auf YouTube betreibt er den Videoblog »Los Loquitos«, »Die Verrückten«. Mit einem Pa pagei auf der Schulter erzählt er aus seinem Alltag.

»Ich hatte immer schon Fernweh«, sagt Bauer. Während der Pandemie sei ihm klar geworden, dass er seine Arbeit online von jedem Ort der Welt aus erledigen könne. Er legte eine Liste mit Kriterien an, die eine neue Heimat erfüllen müsse. »Es war mir wichtig, dass es ein demokratisches Land ist.« Vorteilhafte Steuergesetze und kulturelle Nähe waren weitere Bedingungen. Am Ende machte Paraguay das Rennen. Mit seiner Frau, drei Kindern und der Schwiegermutter zog Bauer nach Südamerika.

Die Entscheidung hat er nie bereut. Bauer bewundert den libertären argentinischen Staatschef Javier Milei; er zieht Parallelen zwischen dem jahrzehntelangen Niedergang des einst reichen Argentinien und der Krise in Deutschland: »Ich habe vor zehn Jahren vorausgesagt, dass wir wirtschaftlich auf eine ähnliche Lage wie Argentinien zusteuern«, sagt er. »Es ist ein schleichender Prozess. Man redet von Bürokratieabbau, aber dann wird wieder eine neue Behörde eröffnet.« Die Steuerlast sei erdrückend: »Ich habe bereitwillig Steuern bezahlt, aber die Leute werden immer öfter zur Kasse gebeten, ohne dass das Geld investiert wird. Der Staat erfüllt seine Aufgabe nicht.«

Seine neue Heimat Encarnación ist bei Touristen beliebt, der Fluss ist hier aufgestaut, er gleicht einem Binnenmeer. Entlang des Ufers zieht sich eine kilometerlange Strandpromenade. Der Unternehmer lebt mit seiner Familie in einem Resort, das er errichtet hat. In der Mitte liegt ein Salzwassero pool, »mein Alleinstellungsmerkmal«. Vor zwei Jahren erschloss er ein weiteres, 6,5 Hektar großes Grundstück und teilte es in Parzellen auf. »Innerhalb von zwölf Monaten waren sie verkauft«, erzählt er. Die meisten Grundstücke gehören Ausländern, die hier ihren Ruhestand verbringen oder vom Immobilienboom profitieren wollen.

Die erteilten Aufenthaltsgenehmigungen hätten im ersten Halbjahr 2026 einen »historischen Rekord« gebrochen, schrieb die Einwanderungsbehörde dem SPIEGEL in einer Mail. Knapp 30.000 Ausländer erhielten sie – ein Anstieg um 81 Prozent zum Vergleichszeitraum im Vorjahr.

Viele Immigranten locken die großzügigen Steuergesetze an. Paraguay besteuert nach dem Territorialprinzip: Auf ausländische Einkünfte fallen keine Abgaben an – anders als etwa in Argentinien, Brasilien und vielen

1 | Immigrant Bauer 2 | Marktverkäuferin Fuzellier 3 | Einwanderungshelferin Müller 4 | Jungunternehmer Eisenmann

Baro Brizuela / DER SPIEGEL

Wurstverkauf auf dem deutschen Markt: Anlaufstelle für Migranten aus der ganzen Welt

europäischen Staaten. Für Ansässige, die ihr Einkommen im Land beziehen, gilt die Regel 10-10-10: bis zu zehn Prozent Einkommensteuer, zehn Prozent Mehrwertsteuer, zehn Prozent Unternehmensteuer. »Für Deutsche gleicht das einem Schlaraffenland«, sagt Bettina Müller, eine Pfälzerin, die als selbstständige Beraterin Ausländern in Asunción bei der Einwanderung hilft.

Als Erste haben Bürger der Nachbarländer diese Vorzüge entdeckt. Zehntausende Brasilianer und Tausende Argentinier suchen in Paraguay Zuflucht vor der hohen Abgabenlast in ihrer Heimat. Unter den Europäern stellen die Deutschen die größte Einwanderergruppe. »Früher waren es vor allem Rentner, die hierhergekommen sind, weil das Leben günstiger ist als in Deutschland und das Wetter besser«, sagt Einwanderungshelferin Müller. Heute kämmen Leute jeden Alters und aus allen Schichten der Gesellschaft.

»Investitionen und Personen anzuziehen, die im Land leben möchten, ist Teil der Entwicklungsstrategie der Regierung«, schreibt die Einwanderungsbehörde.

Noch vor wenigen Jahrzehnten war Paraguay eine der ärmsten Nationen Südamerikas. International war das Land als Schmuggelparadies und Hort der Korruption verschrien. Zehntausende arme Paraguayer strömten auf der Suche nach einer besseren Zukunft in die Nachbarländer, vor allem nach Argentinien.

Heute kehren viele zurück. Zwar gibt es immer noch viel Korruption, das staatliche Bildungs- und Gesundheitssystem ist unterentwickelt, die Infrastruktur unzureichend. Doch die Nachfrage nach Soja und Rindfleisch, Energieexporte und eine solide Finanzpolitik haben die Grundlagen für einen nachhaltigen Aufschwung gelegt. In Asunción schießen Hochhäuser und Einkaufszentren in die Höhe. Die Landeswährung Guaraní hat seit vergangenem Jahr im Verhältnis zum Dollar um fast 20 Prozent aufgewertet.

Einwanderer schätzen auch die politische Stabilität. Es regiert der Konservative Santiago Peña, ein Vertreter der traditionellen Colorado-Partei und Verbündeter von Donald Trump. Im Mai postete Peña ein Foto eines Treffens mit dem deutsch-amerikanischen Techmilliardär Peter Thiel. Das Land bezieht seine Energie überwiegend aus Wasserkraft, die zum großen Teil exportiert wird. Die billigen Stromkosten machen das Land als Standort für Rechenzentren attraktiv.

Der Boom sei keine Blase, die bald platze, sondern »eine stabile Evolution«, versichert Dr. Christian Schauer, Geschäftsführer der deutsch-paraguayischen Handelskammer. Seit fünf Jahren wachse das Land konstant. »Wenn es noch ein, zwei Jahre so weitergeht, kommen wir in eine nachhaltige Entwicklungsspirale.« Die Folge: »Viele Unternehmer verlagern ihren Standort hierher.«

Wer in Paraguay Fuß fassen will und kein Rentner ist, sollte eine Menge Geld mitbringen – das bekommen Neuankömmlinge, die hier auf einen lukrativen Job hoffen, schnell zu spüren. Die einheimischen Löhne sind zwar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gestiegen, doch sie sind weitaus niedriger als in Deutschland. Von den Leistungen des deutschen Sozialstaats können Paraguayer nur träumen – auch das macht das Land attraktiv für ausländische Unternehmer.

Einer der international vernetzten Jungunternehmer, die Asunción von einer Provinzstadt in einen globalen Anziehungspunkt verwandelt haben, ist David Eisenmann. Der 27-Jährige hat deutsche Wurzeln, geboren und aufgewachsen ist er in der Schweiz, doch seine Zukunft sieht er in Paraguay. Eisenmann handelt mit Kryptowährungen, seine Firma X4T wickelt auch Geldtransfers für Einwanderer ab. »Das Bankensystem ist sehr kompliziert, deshalb wechseln viele ihr Geld in Kryptowährungen, um es ins Land zu bringen.«

Vor sechs Jahren kam er, um einen Onkel zu besuchen. »Es hat mir so gut gefallen, dass ich geblieben bin«, sagt er. Eisenmann hatte eine IT-Firma in der Schweiz. »Aber da steht man im Wettbewerb mit 800 Firmen, die das Gleiche machen. Hier gab es so etwas noch nicht. Das Geschäft ist nicht so überreguliert wie in Europa.«

Seine Firma beschäftigt 15 Mitarbeiter. »Der Markt wächst stetig«, sagt Eisenmann. Das liege auch daran, dass immer mehr Kapital aus Europa abfließe. »Viele sehen dort keine Zukunft mehr. Sie trauen den Banken nicht und möchten ihre Gelder anders absichern.« Zwischen der globalen Kryptowelt, in der er sich bewegt, und den oft verschlossenen Einwandererkolonien liegen Welten.

An den deutschen Stammtischen, die es in der Region gibt, drehen sich die Gespräche oft um die Krise in der alten Heimat. Von vielen, die ihr Land auf der Suche nach einem besseren Leben gen Paraguay verlassen haben, wird die Migration aus dem islamischen Raum als das größte Problem Deutschlands ausgemacht. Hier fällt ihnen die Integration schwer, sie bleiben lieber unter sich.

»Erst mal die Sprache lernen, sich umschauen, herumreisen«, bevor man sich niederlasse, empfiehlt Brigitte Fuzellier und gießt eine runde Carrulim nach. Vor allem beim Grundstückskauf ließen sich Neuankömmlinge übers Ohr hauen: »Der Wiederverkauf entpuppt sich später als schwierig, das Ersparte ist rasch aufgebraucht.« In diesem Fall hilft auch der stärkste Schnaps nicht mehr. Die Rettung ist dann ein Rückflugticket nach Deutschland.

Jens Glüsing

Hinter der Recherche Auf dem deutschen Markt von San Bernardino traf SPIEGEL-Korrespondent Jens Glüsing zufällig eine alte Bekannte: Brigitte Fuzellier war ab März 2008 zeitweilig Geschäftsführerin der paraguayischen Niederlassung des katholischen Sozialverbands Kolping-Werk, musste den Verband aber nach Unstimmigkeiten verlassen, auch der SPIEGEL berichtete. Nun vermittelte sie Glüsing den Kontakt zu einem Schweizer Jungunterneh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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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nihiko Miura/ 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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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Moment

Nicht nur wegen der eindrucksvollen Sonnenuntergänge zieht es Besucher der japanischen Insel Taketomi zu diesem 105 Meter langen Steinsteg, genannt Nishi Sanbashi. Einst brachen die Bewohner von hier mit Booten auf, um auf der Nachbarinsel Reis anzubauen. Nach der Ernte lagerten sie die Reissäcke auf dem Pier. Heute kommen Touristen, um bei Tag das türkisfarbene Wasser und bei Nacht den Sternenhimmel zu bewundern. Für die Einheimischen ist der Ort ein Symbol für ihre Widerstandskraft und ihre Verbundenheit mit dem Meer. KPG

Zaunfrei – Chinas neues Glücksverspre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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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unfrei – Chinas neues Glücksversprechen

Peking Wenn ich spät dran bin, brauche ich freie Bahn. Ich bin oft spät dran. Aber Peking ist die Hauptstadt der Zäune. Zwischen mein Fahrrad und mich stellen sich: Hecken, Leitplanken, knietiefe Spurtrenner, weiß bestrichene Gehwegtrenner, aus dem Boden fahrbare Poller. Um Apartmentblocks winden sich gebürstete Stahlzäune mit schweren Toren, Drehkreuzen, Wachpersonal. Es gibt Granitkugeln als Schutz vor Falschparkern, Steinpfeiler und gusseiserne Begrenzungen für Radwege. Touristen werden vor Sehenswürdigkeiten durch Labyrinthe aus Gurtband geführt.

Den Zaun, den ich am meisten fürchte, nenne ich Akkordeon. Er besteht aus Metallelementen auf Rollen. Falten Verkehrspolizisten das Akkordeon an großen Kreuzungen direkt vor meiner Nase auseinander, fühle ich mich wie ein Huhn im Käfig.

Im Jahr 2020 wurde die Länge von Pekings Straßenzäunen mal mit 2500 Kilometern angegeben. Das entspricht einem Achtel der Chinesischen Mauer. Die Chinesen sind so gut im Zaunmachen, dass sie für die ganze Welt produzieren: Ein großer Teil des weltweiten Stacheldrahts etwa kommt aus Anping nahe Peking. Die vielen Barrieren lenken die 21 Millionen Einwohner Pekings in sichere und, aus Sicht der Regierung, richtige Bahnen. Sie verhindern Kollisionen im Verkehr. Und sie schirmen ab, was die Pekinger nicht sehen sollen. Das folgt einer langen Tradition. Schon das Peking der Kaiser war ein abgeriegelter Ort. Eine Stadtmauer mit Toren in allen Himmelsrichtungen schloss die Bewohner nachts im Inneren ein.

Als die Kommunisten 1949 die Macht in China übernahmen, rissen sie die verbliebenen Teile der Mauer zwar ein. Doch wenig später errichteten sie ihrerseits neue Barrieren. Die meisten Zäune zähle ich rund um den Platz des Himmlischen Friedens, wo die Regierung 1989 den großen Protest niederschlug. Dort stehen sie sogar in vier, manchmal fünf Reihen hintereinander.

Inzwischen haben die Machthaber jedoch verstanden, dass sie etwas gegen die Zaunflut tun müssen. In und um Parks und Grünflächen werden sie seit einigen Jahren entfernt. Im Bezirk Haidian wurden angeblich bereits 380 Kilometer Zaun zurückgebaut. Das ist so weit wie von Berlin bis Nürnberg. Die staatliche Initiative »zaunfreie Parks« soll zur Zufriedenheit der Leute beitragen. Denn das Glück beginnt jenseits der Zäune. Maria Stö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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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ücksbringer oder Ball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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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ücksbringer oder Ballast?

Es gibt Tage, da läuft auch für den US-Präsidenten alles rund. Neulich war so einer. Zur Begrüßung beim Golfturnier Presidents Cup in Illinois gab es Jubel für Donald Trump, zum Abschied Worte, die jedem schmeicheln: Mr President, diesen Sieg haben wir ganz Ihnen zu verdanken. Ginge es nach Trump, dürfte dieser Auftritt die Blaupause für seine Rolle bei den Kongresswahlen sein. Einen Monat vor den Midterms liegen die Demokraten in den Umfragen vorn. Doch Trump hat seinen Republikanern eine Aufholjagd wie fürs US-Team im Golf auferlegt: Sie sollen die Mehrheit in beiden Kongresskammern halten oder gar ausbauen. Ein Unterfangen, das nur selten gelungen ist. Die Midtermwahlen sind eine Möglichkeit, mit der Partei des amtierenden Präsidenten abzurechnen. Nach dem 11. September 2001 gewannen die Republikaner unter George Bush dazu. 1998 profitierten die Demokraten vom Wirtschaftsboom, Bill Clintons hohen Beliebtheitswerten und von der Ablehnung des Amtsenthebungsverfahrens. Trump aber ist so unbeliebt wie kaum ein Vorgänger. Er steckt im Krieg mit Iran, hat gegen die hohen Benzinkosten kein Mittel gefunden. Umfragen nähren die Panik der Republikaner: »Cook Political Report« sieht die Demokraten in 197 der 435 Rennen ums Repräsentantenhaus vorn, in 11 gibt es eine Tendenz zu ihnen, 22 Wahlkreise sind offen. Auch im Senat führen die Demokraten in 11 der 35 Staaten deutlich. Niedrige Arbeitslosigkeit, gute Aktienkurse, volle Wahlkampfkassen dürften den Republikanern aber helfen. Einen weiteren Vorteil haben sie selbst geschaffen: Sie schnitten Wahlkreise neu zu, um den Demokraten Sitze abzunehmen. Und Trump scheint überzeugt, dass er eine ähnliche Glücksbringerrolle wie beim Golf spielen könnte. Kandidaten in den umkämpften Wahlkreisen dürften genau beobachten, ob seine Anwesenheit hilft. B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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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ICK IN DIE WELT Wo die Wälder noch intakt s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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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ICK IN DIE WELT Wo die Wälder noch intakt sind

Zustand von Wald-Ökosystemen\*

\* Der Forest Landscape Integrity Index (FLII) bewertet auf einer Skala von 0 bis 10, wie stark Wälder durch menschliche Einflüsse verändert werden und wie intakt ihre Ökosysteme sind.

5• Quelle: Grantham et al. in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20; hellgraue Länder: keine Daten

Im Norden Äthiopiens entbrennt ein alter Konflikt. Wissenschaftler Gerrit Kurtz, 40, erklärt, ob ein neuer Bürgerkrieg droht.

SPIEGEL: Herr Kurtz, vor vier Jahren endete ein Bürgerkrieg zwischen Äthiopiens Armee und der »Volksbefreiungsfront von Tigray« (TPLF), einer Region im Norden Äthiopiens. Seit einigen Monaten scheinen die Spannungen erneut zuzunehmen. Nun haben Kämpfer der TPLF Flughäfen eingenommen. Geht der Krieg wieder los?

Kurtz: In den vergangenen Monaten gab es immer wieder Kämpfe in Tigray – die waren jedoch in der Regel nach ein paar Stunden vorbei. Mittlerweile spricht die TPLF selbst von Krieg. Das bedeutet nicht, dass es sich nicht wieder einfangen lässt, aber wir sehen eine ziemliche Eskalation.

SPIEGEL: Nach Schätzungen starben damals mehr als 600.000 Menschen in dem Krieg. Warum scheint der Waffenstillstand von 2022 nun zu zerbrechen?

Kurtz: Wichtige Punkte des Abkommens wurden nie umgesetzt, wie etwa die Rückkehr der Vertriebenen. Noch immer leben Hunderttausende von ihnen unter prekären Bedingungen. Die Frage ist jedoch eine politische: Was ist die künftige Rolle der TPLF? Vor dem Amtsantritt des äthiopischen Ministerpräsidenten Abiy Ahmed 2018 dominierte sie über Jahrzehnte die äthiopische Staats- und Sicherheitsordnung. Während des Krieges wurde sie verboten, danach hätte sie sich neu als Partei registrieren müssen. Im Mai erklärte die TPLF, dass sie die von Abiy eingesetzte Übergangsregierung nicht anerkennen werde, und bildete eine konkurrierende Regionalregierung.

SPIEGEL: Nun haben sich Rebellengruppen, die einst gegeneinander kämpften, in einer »Allianz des Überlebens« zusammengeschlos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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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ÄMPFE IN TIG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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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ÄMPFE IN TIGRAY

»Ziemliche Eskalation«

Kurtz: Das Hauptziel ist, die Regierung zu stürzen. Aber die Rebellen wissen noch aus dem letzten Krieg, dass es nicht so leicht ist, in die Hauptstadt Addis Abeba zu marschieren.

SPIEGEL: Abiys Regierung wird von den Vereinigten Arabischen Emiraten unterstützt. Hat die Rebellenallianz ebenfalls ausländische Geldgeber im Rücken?

Kurtz: Nicht im gleichen Maße. Der Nachbarstaat Eritrea liefert wohl Munition und Waffen, schickt aber bislang keine Truppen. Im vergangenen Krieg konnten die Regierungstruppen die TPLF isolieren, indem sie die Grenze in Zusammenarbeit mit Eritrea dichtmachten. Das ist nicht mehr möglich, auch wegen der guten Beziehungen der TPLF zur sudanesischen Arm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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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internationale Reaktion war bisher nicht entschieden gen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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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internationale Reaktion war bisher nicht entschieden genug.«

SPIEGEL: Äthiopien grenzt an den Sudan, wo seit mehr als drei Jahren Bürgerkrieg herrscht. Die sudanesische Armee wirft Äthiopien vor, die Rapid Support Forces zu unterstützen. Könnte ein Regionalkrieg entstehen?

Kurtz: Die Gefahr besteht. Es gab Berichte über Drohnen und andere Waffen, die aus Äthiopien in den Sudan geschickt wurden.

SPIEGEL: Lässt sich eine weitere Eskalation verhindern?

Kurtz: Die internationale Reaktion war bisher nicht entschieden genug. Die USA vermittelten zwar, ließen aber Sanktionen gegen Eritrea und ein Waffenembargo gegen Äthiopien auslaufen. Die arabischen Länder könnten eine Rolle spielen: Die Emirate haben Einfluss in Addis Abeba, Saudi-Arabien in Eritrea. MUK

»Denkt irgendjemand auch an die Ki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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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kt irgendjemand auch an die Kinder?«

Skandale Schreien, Schläge, sexueller Missbrauch: Seit Monaten diskutiert Frankreich über Gewalt in der schulischen Betreuung. Die Wut der Eltern ist groß.

Von Andrea Ritter und Simone Perolari (Fotos)

1 | Staatliche Vorschule im 11. Arrondissement von Paris 2 | Vorschule École Saint-Dominique im 7. Arrondissement

3 | Vorschule Alphonse-Baudin im 11. Arrondissement 4 | Vorschule im 15. Arrondissement

Wenn Stéphane Grimbaud zurückdenkt, muss es im Dezember 2025 angefangen haben. Er saß mit einem Bilderbuch am Bett seines Sohns, in dem Buch ging es um einen Jungen, der zum ersten Mal in die Schulkantine darf. Grimbauds Sohn Arthur ist vier Jahre alt und liebt Essen. »Siehst du«, sagte Grimbaud, »der Junge ist genau wie du. Er freut sich auf die Kantine.«

Sobald Arthur etwas richtig gut findet, merkt man das sofort. »Ich liebe die Kantine!«, rief er. Er hielt inne. »Weißt du, Papa, ich mag die Kantine gar nicht mehr.« Vermutlich hatte er etwas auf seinem Teller, das ihm nicht gefiel, habe Grimbaud gedacht. Ein Jahr zuvor war sein Sohn in die »école maternelle« gekommen, eine Mischung aus Vorschule und Kindergarten, so ist es in Frankreich für Dreijährige Pflicht. Sonderwünsche beim Essen wie in der »crêche«, der Krippe, gelten dort nicht mehr, die Kleinen sollen sich an Regeln gewöhnen.

Es gebe da jemanden, der gemein zu ihm sei, habe Arthur gesagt. Der ihn anschreie, er sei hässlich und blöd. »Er will mir den Kopf abschneiden. Macht der das, Papa?« So erzählt es Grimbaud. Kinder sagten manchmal grausame Sachen, antwortete der Vater, meinten es aber meist nicht so. »Das ist kein Kind«, sagte Arthur. »Das ist Olivier (Name geändert). Unser Betreuer.«

Stéphane Grimbaud ist ein jungenhafter Typ Anfang dreißig, im Kragen seines T-Shirts klemmt eine Sonnenbrille, das Haar ist leicht verwuschelt. Grimbaud ist nicht sein richtiger Name, zum Schutz seiner Familie möchte er anonym bleiben. Das gilt auch für alle anderen betroffenen Eltern und Kinder, die im Folgenden namentlich genannt werden. Gemeinsam mit seiner Frau Julie und seinem Sohn lebt Grimbaud im 5. Arrondissement von Paris, Rive Gauche, einem der ältesten Viertel der Stadt, bürgerlich. Als Treffpunkt hat er ein Bistro am Rand des 15. Arrondissements vorgeschlagen, nicht weit von seinem Arbeitsplatz.

»Es ist wirklich nicht leicht, das alles auszubreiten«, sagt er. Er müsse davon ausgehen, dass sein Sohn in der Vorschule nicht nur beleidigt und angegriffen, sondern auch missbraucht worden sei.

Es wäre eine für Eltern wohl schlimmste Nachricht: das eigene Kind, misshandelt an jenem Ort, der eigentlich für Schutz, Fürsorge und Bildung sorgen soll. Die Grimbauds sind eine von vielen Familien, die im Zentrum eines Skandals von schwer vorstellbarem Ausmaß stehen. »Le scandale du périscolaire«, der Skandal in der Ganztagsbetreuung, sorgt seit Monaten für Schlagzeilen.

Im Mittelpunkt stehen Vorwürfe von Gewalt gegen und teilweise sexuellem Missbrauch an Kindern, manche erst drei Jahre alt. Im Januar rückte eine Fernsehreportage auf France 2 das Thema erstmals ins Zentrum der Aufmerksamkeit. Mit versteckter

Kamera zeigte der Sender, wie die Betreuer einer Schule in Paris Kinder anschrien und sie grob behandelten, es ging um sexuell aufgeladene Spiele, bei denen die Kinder ihre Geschlechtsteile entblößen sollten, und überforderte Verantwortliche. Eltern aus allen Gegenden des Landes meldeten sich zu Wort, von Lille im Norden bis Toulon am Mittelmeer, und berichteten von blauen Flecken bei ihren Kindern, von Schikane bis hin zu möglichem sexuellen Missbrauch. Hunderte Verdachtsfälle wurden gemeldet.

Hinter der Wut der Eltern steht auch die Forderung, das Schweigen zu brechen. Mehrere Skandale beschäftigen das Land derzeit: Im katholischen Internat Bétharram in Südfrankreich wurden über Jahrzehnte Schülerinnen und Schüler misshandelt und vergewaltigt. Lange Zeit glaubte niemand den Opfern, die renommierte Schule schwieg. Nun traf Papst Leo XIV. im Rahmen seines Frankreichbesuchs am vergangenen Sonntag in Lourdes sieben Betroffene, die sexualisierter Gewalt durch Geistliche oder Lehrer an katholischen Institutionen ausgesetzt waren, darunter auch ein ehemaliger Schüler aus Bétharram. Es ist eine Geste der Anerkennung für die Opfer des Missbrauchsskandals in der katholischen Kirche, der oft systematisch vertuscht wurde.

Anfang Juni wurde im Süden Frankreichs in der Nähe von Toulouse die Leiche eines elfjährigen Mädchens entdeckt, Lyhanna. Die Obduktion ergab Hinweise auf eine Vergewaltigung, der mutmaßliche Täter war der Vater einer Schulfreundin, gegen den es bereits zwei Anzeigen wegen Vergewaltigung Minderjähriger gegeben hatte. Offenkundig hatten die Behörden Hinweise übersehen und Ermittlungen verschleppt. Auch die Wut vieler Franzosen über den Mord an Lyhanna mischt sich mit den Protesten im Schulskandal.

Am 18. Juni versammelten sich Hunderte Eltern vor der Pariser École Saint-Dominique im 7. Arrondissement. Zwei Betreuer an der Schule waren wegen des Verdachts auf sexuellen Missbrauch angezeigt worden, auch hier klagen Betroffene über die Untätigkeit der Behörden. Im Juli gingen in Paris und anderswo Tausende Menschen auf die Straße, protestierten und hielten Banner in die Luft: »Hört den Kindern zu!« Regelmäßig versammeln sich Demonstranten vor den Gerichtsgebäuden. Sie fordern nach dem Vorbild Spaniens ein umfassendes Gesetz zum Schutz von Kindern und Frauen vor sexualisierter Gewalt.

Protest gegen Missbrauch in Paris: Zahlreiche Betreuer wurden suspendiert

Allein in Paris wurden bis zu den Sommerferien rund 130 Betreuer suspendiert. Mehr als 50 von ihnen wird sexualisierte Gewalt vorgeworfen, anderen körperliche oder psychische Brutalität. Vorfälle wurden aus den schicken Vierteln gemeldet und aus den weniger schicken, aus staatlichen Schulen wie privaten. Barka Zerouali von der Elterninitiative »#MeTooEcole« spricht von einer »nationalen Katastrophe«.

Der Skandal berührt das Land an einer empfindlichen Stelle. Schule ist in Frankreich nicht nur Unterricht: Mütter und Väter gehen arbeiten, der Staat kümmert sich um die Kleinen, diese Aufgabenteilung ist in der Gesellschaft tief verankert. In Großstädten wie Paris können Kinder bis zu zehn Stunden am Tag in der Schule bleiben. Die Hälfte der Zeit verbringen sie mit ihren Lehrerinnen oder Erziehern, für den Rest sind Betreuer der Péricolaire zuständig, sogenannte Animateure. Sie halten Mittagsruhe mit den Kindern, gehen mit in die Kantine und spielen mit ihnen. Die Kosten richten sich nach dem Einkommen der Eltern, wer zu wenig verdient, bekommt staatliche Zuschüsse. Aus politischer Sicht gilt das Modell als Erfolg: Frankreichs Geburtenrate ist noch immer eine der höchsten in der EU.

Für Mütter ist es normal, ihre Babys im Alter von drei Monaten stundenweise in die crêche zu bringen. Was in Deutschland Rabeneltern sind, ist in Frankreich die Glucke: »Papa poule« und »maman poule« sind Väter und Mütter, die ihr Kind nicht loslassen können und von der Welt abgeschirmt unter ihren Fittichen behalten wollen.

Stéphane Grimbaud sagt, von außen sei die Dimension des Versagens kaum zu begreifen. Er möchte erzählen, was er und seine Familie erlebt haben, er hat alles dokumentiert, E-Mails an die Schule, Gespräche mit Verantwortlichen, Schreiben an Behörden. »Wir haben uns gefragt, wie so etwas passieren kann, ohne dass die Eltern oder Lehrer etwas davon mitbekommen«, sagt er. Das eigentlich Irritierende aber sei die Art gewesen, wie die Verantwortlichen auf die Vorwürfe reagiert hätten: abwehrend, beschwichtigend, schweigend. Grimbaud nennt es den »Skandal im Skandal«.

Als sein Sohn im Dezember das erste Mal von einem ruppigen Animateur erzählte, hätten er und seine Frau Julie die Schulleiterin und die Stadtverwaltung informiert: Ein Mitarbeiter namens Olivier rede offenbar sehr schroff mit den Kindern. Ihr Junge habe Angst, zur Schule zu gehen. Die Lehrerin habe verständnisvoll reagiert, sagt Grimbaud. Und auch der Verantwortliche für die Kinderbetreuer bei der Stadt versicherte, dass so etwas nicht passieren dürfe. Man werde mit dem Mann sprechen.

Zwei Monate später, im Februar dieses Jahres, berichtete Arthur, dass er manchmal bestraft werde. Olivier laufe hinter ihm her und haue ihm auf den Kopf. Und: »Er küsst mich auf den Popo. Er fasst meinen Hintern an.« Julie Grimbaud bekam einen Schock, als Arthur das erzählte. Was redete ihr Junge? Sie griff zum Handy und schaltete die Sprachaufnahme ein. Beim Pipimachen würde Olivier ihn »da unten« anfassen und küssen, sagte Arthur.

Protestplakat in Paris\*: Das Geld ist knapp, gutes Personal auch

Stéphane Grimbaud habe zu seinem Sohn gesagt: »Du weißt ja, niemand darf etwas mit dir machen, was du nicht willst. Das tut auch keiner, oder?« Doch, antwortete Arthur, Olivier mache das. Der sei in der Pause mit aufs Klo gekommen. Als seine Hose und Unterhose runtergezogen waren, habe er ihn da geküsst. »Ich will das nicht. Ich habe ihm das gesagt. Er tut es trotzdem. Er ist böse.«

Arthur sei ein selbstsicherer Junge, sagt Stéphane Grimbaud, er sitze nicht vor dem Fernseher, er höre keine Nachrichten. »Können Sie sich vorstellen, welche Bilder ich im Kopf hatte?« Er und seine Frau schrieben der Schulleiterin und dem Vorgesetzten des Betreuers, dass ihr Sohn Vorfälle geschildert habe, die auf sexuellen Missbrauch schließen ließen. »Wir sind uns der Schwere der Anschuldigungen bewusst«, schrieb Grimbaud, aber er müsse an die Sicherheit seines Kindes denken und an die der anderen Schüler. Grimbaud holt Luft. Er wisse selbst nicht, welche Reaktion er erwartet habe. »Vielleicht hatte ich gedacht, die Verantwortlichen würden aus allen Wolken fallen. So wie wir.« Er wählt seine Worte vorsichtig. Die verstörende Möglichkeit, dass sein Sohn die Wahrheit sagte, habe kaum eine Rolle gespielt. »Wir wurden von dem Zuständigen des Périscolaire wie lästige Störenfriede behandelt.«

Gibt es an einer Schule oder während der Ganztagsbetreuung einen Missbrauchsverdacht, muss laut Gesetz die Staatsanwaltschaft eingeschaltet werden, in den meisten Fällen wird der Betreuer oder die Betreuerin vorübergehend suspendiert. So war es auch im Fall von Arthur. Aber die Staatsanwaltschaften sind überlastet, die Fälle ziehen sich, und bis zum Ende der Untersuchung wird davon abgeraten, Auskunft zu geben.

Zudem wird die Nachmittagsbetreuung nicht von der staatlichen Schulbehörde organisiert, sondern von kommunalen Verantwortlichen. Unterricht und Betreuung sind institutionell getrennt, Personal, Aufsicht und Beschwerden werden von unterschiedlichen Stellen bearbeitet, mit der Folge, dass Eltern oft nicht wissen, wer für einen Verdacht zuständig ist, und Warnungen verloren gehen können. Das Geld ist knapp, gutes Personal auch, im Grunde darf jeder Erwachsene mit sauberem Führungszeugnis Kleinkinder betreuen. Weil der Betrieb trotzdem funktionieren muss, gab es mehrfach Zwischenfälle mit überforderten Hilfskräften, die aber offenbar teilweise ignoriert oder vertuscht wurden. Elterninitiativen wie »SOS Périscolaire« oder »#MeTooEcole« sprechen von einer »Omertà«, einem Gesetz des Schweigens. In Paris kümmern sich um die Betreuung die Dienststellen der Stadtverwaltung, die »Circonscriptions des Affaires Scolaires et de la Petite Enfance«, kurz CASPE.

Bei der Behörde habe man ihn davor gewarnt, Anzeige gegen den Animateur zu erstatten, sagt Grimbaud. »Das könne viel Staub aufwirbeln und würde außerdem unsere Anonymität gefährden, hieß es.« Nach der Suspendierung des Betreuers seien an der Schule zwar Informationsveranstaltungen organisiert worden, um sexuellen Missbrauch sei es aber nicht gegangen, sagt Stéphane Grimbaud. Der Verantwortliche des Périscolaire habe von einem »Küsschen auf den Popo« gesprochen, es klang harmlos. Warum hatte er nicht gefragt, ob es in der Schule weitere Vorfälle gab? Warum hatte er die übrigen Eltern nicht gewarnt oder ihnen zumindest geraten, wachsam zu sein?

Wütend rief Stéphane Grimbaud, so schildert er es, bei der Schulbehörde im Rathaus an, in der Hierarchie über der CASPE. Dort reagierte man verständnisvoll. Doch auch die nächste Elternversammlung an der Schule blieb weitgehend folgenlos. Da sei die Rede von engagierten Betreuern gewesen, die zu Unrecht beschuldigt würden, niemand müsse sich Sorgen machen. Dann wurde es offenbar unangenehm für die Grimbauds: Ein Betreuer sei aufgrund von vagen Aussagen eines Elternpaars suspendiert worden. Doch wie die Anwesenden sicher wüssten, finde Missbrauch vor allem in der Familie statt, betroffene Kinder redeten sich solche Erlebnisse oft in der Schule von der Seele.

Für Grimbaud klang es, als säße er plötzlich selbst auf der Anklagebank. »Ich hätte am liebsten laut aufgeschrien.« Unterstützung habe die Familie von der Schulpsychologin bekommen. »Sie hat sich die Tonaufnahmen angehört und deutlich gesagt, dass ein Vierjähriger keine Intrigen zusammenspinnt, um einen Erwachsenen anzuschwärzen«, sagt Grimbaud. »Ein Junge in dem Alter erfindet auch keine sexuellen Handlungen.« Seitens der Stadtverwaltung hat man sich bei den Grimbauds inzwischen für den Mitarbeiter von der CASPE entschuldigt. Auf Anfragen des SPIEGEL hat der Betroffene nicht reagiert, die Bitte um eine Stellungnahme blieb ebenfalls unbeantwortet.

Am 17. Mai reichten die Grimbauds Klage gegen den Betreuer ein. Sie schrieben schließlich von einem anonymen Account eine Mail, um die Elternvertretung der Schule zu informieren. Und sie organisierten einen Live-Chat auf dem Portal Reddit, über den sie Fragen zum Thema beantworteten.

Im Juni traf sich Stéphane Grimbaud erstmals mit dem SPIEGEL, im September sagt er, er wisse noch immer nicht, wie es mit den Ermittlungen vorangehe. In den Sommerferien hätten sie Arthur mehrmals beruhigen müssen, weil er vor der Schule Angst gehabt habe. Er habe gefragt, ob sein Betreuer auch ganz sicher nicht nach den Ferien zurückkehren werde.

Inzwischen habe an der Schule ein weiteres Kind berichtet, es sei auf der Toilette im Intimbereich berührt worden, vom selben Betreuer. Während der Sommerferien informierte das Amt für Schulwesen die Eltern per E-Mail über die Missbrauchsvorwürfe. Stéphane Grimbaud fragt sich: Wäre das auch geschehen, wenn der öffentliche Druck nicht so groß geworden wäre?

Drei Worte prangen am Eingang von staatlichen Schulen: »Freiheit, Gleichheit, Brüderlichkeit«. Sie sind ein Versprechen, aber auch ein Signal: Ab hier übernimmt die République. Sie erzieht nach ihren Grundsätzen, frei von religiösen, ideologischen oder sozialen Einflüssen. Anders als in Deutschland sei es bei Eltern in Frankreich nicht üblich, sich in den Schulalltag einzumischen, sagt der Soziologe Bruno Michon von der Universität Straßburg, der sich mit beiden Ländern befasst. Während deutsche Eltern auf einen Austausch mit Pädagoginnen oder Erziehern drängten, sei das nach französischem Empfinden fast ungehörig.

Aktivistin Guthmann, Mitstreiterin Anne: »Beleidigungen, Schubsen, Drohungen«

zulande nicht. In einer Studie der Bertelsmann Stiftung aus dem Jahr 2025 gaben mehr als ein Viertel der befragten Kita-Kräfte an, regelmäßig Situationen mitzuerleben, in denen Kinder körperlich oder emotional pädagogischem Fehlverhalten ausgesetzt seien. Derzeit steht im hessischen Gießen ein ehemaliger Erzieher vor Gericht, der als Betreuer in 25 Fällen Kinder missbraucht und kinderpornografisches Material besessen haben soll. Viele Bundesländer haben Strategien zur Prävention sexualisierter Handlungen erarbeitet, Kitas müssen Schutzkonzepte vorlegen.

Die Täter profitieren meist von unkontrollierter Macht, mangelnder Aufsicht und dem Schweigen des Umfelds. Aktivistinnen wie Elisabéth Guthmann von der Elternvereinigung »SOS Périscolaire« fordern daher, den Blick stärker auf die Opfer zu lenken: auf Kinder und Frauen, deren Aussagen lange relativiert, überhört oder als private Tragödie behandelt wurden. Es geht jetzt um die Frage, wie sexualisierte Gewalt im Alltag von Familien, Schulen und Vereinen möglich wird und was diese Gewalt begünstigt.

Guthmann sagt: »Erst gingen wir allen auf die Nerven. Jetzt sollen wir überall gleichzeitig erzählen, was schiefläuft.«

Sie ist 45 Jahre alt und arbeitet in Paris als Filmemacherin. Vor fünf Jahren hat sie mit ihrer Freundin Anne »SOS Périscolaire« gegründet, ein Kollektiv gegen Gewalt an Kindern in der außerschulischen Betreuung sowie zur Unterstützung von Eltern. Sie ist an diesem Vormittag etwas spät dran, »pardon«, ihr Handy klingelt ununterbrochen. Ihre Kinder mussten noch zum Spielen gebracht werden, sie brauche jetzt erst mal ein Getränk mit vielen Eiswürfeln.

Guthmann ist selbst als Mutter betroffen, ihre Tochter war vier Jahre alt, als sie daheim von Übergriffen berichtete. Ein Betreuer habe sie und die anderen Kinder so lange angeschrien, bis sie weinten. Sexuelle Gewalt habe es an ihrer Schule nicht gegeben, sagt Guthmann. »Aber Beleidigungen, Schubsen, Drohungen. Kleine Sachen, die für Kinder groß sind.« Eine Lehrerin sprach von Betreuern mit »starkem Charakter«. Die Frau von der CASPE, der kommunalen Kinderbetreuung, sagte, dass manche Mitarbeiter so überfordert seien, dass sie ihnen empfehle, die Kinder in der unterrichtsfreien Zeit vor den Fernseher zu setzen. Das sei einfach besser für die Kleinen. Guthmann wollte das nicht akzeptieren. Auf Facebook und Instagram fragte sie mit einer Freundin bei anderen Eltern nach, ob sie ähnliche Erfahrungen gemacht hätten. Binnen weniger Tage hatten sie mehr als 70 Zuschriften aus allen Teilen des Landes. »Wir haben einen Stein umgedreht und sind auf einen Sumpf gestoßen.« Inzwischen haben sie rund 570 anonyme Berichte von Eltern und Mitarbeitern gesammelt.

Aus dem Großraum Paris schrieb ein Elternteil: »Eines Tages hat meine Tochter aufgehört zu essen. Sie war wie ausgelöscht. Sie sprach über einen Betreuer, der sie auf der Toilette angefasst habe. Wir haben Anzeige erstattet.«

Eine Zuschrift aus Épinay-Sur-Seine: »Mein Sohn hat erzählt, die Betreuerin ziehe an seinen Ohren, sie habe ihn gegen die Tür geschubst. Eine andere Mutter bemerkte an den Ohren ihres Sohnes blaue Flecke. Wir versuchen umzuziehen.«

Eine Meldung aus der Region Île-de-France: »Im Frühling erzählte unser Sohn, der Betreuer >esse< seinen Penis und stecke seinen Finger brutal in seinen After. Das Verfahren wurde aus Mangel an Beweisen eingestellt.«

Elisabéth Guthmann nennt die Ganztagsbetreuung den »toten Winkel des Bildungssystems«. Auch Betreuer würden das bemängeln. Bezahlung knapp am Mindestlohn, auf Stundenbasis oder als Springer – man habe sich darauf konzentriert, Löcher zu stopfen. »Wir haben nicht danach gefragt, wie kindgerecht dieser Apparat noch ist.«

Umfragen zufolge sitzen in jeder französischen Schulklasse zwei bis drei Kinder, die sexualisierte Gewalt erfahren haben, in der Familie oder anderswo. In Deutschland sehen die Zahlen ähnlich aus. Eine bundesweit vergleichbare Statistik zu Gewalt und Missbrauch in Schulen oder Kitas gibt es jedoch auch hier-

»Wir haben einen Stein umgedreht und sind auf einen Sumpf gestoß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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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 haben einen Stein umgedreht und sind auf einen Sumpf gestoßen.«

Elisabéth Guthmann

Auch Sophia Trascon wüsste gern, ob die Frau, die ihren Jungen misshandelt hat, vorher schon auffällig geworden war. Bisher musste sie sich auf Aussagen von Verantwortlichen verlassen, die Betreuerin habe als erfahren und kompetent gegolten. Trascon ist Physiotherapeutin am Stadtrand von Paris, eine Frau Anfang fünfzig. Sie hat für das Gespräch einen Spaziergang vorgeschlagen, aber nach wenigen Metern steuert sie doch lieber das Hinterzimmer eines Cafés an. Sie kennt einfach zu viele Leute in der Gegend. Fünf Kinder hat sie, zwei Mädchen und drei Jungen, die jüngsten sind Zwillinge, sieben Jahre alt. »Unser Tagesablauf ist streng getaktet«, sagt sie, »anders funktioniert es nicht.« Zum täglichen Takt gehört auch das, was sie »Einzelzeit« nennt, Momente, in denen sie sich für jedes ihrer Kinder Zeit nimmt. »Tja. Da saß ich dann mit Julien, und er schwieg.«

Julien ist einer ihrer Zwillingssöhne. Seit dem Schulbeginn im vergangenen September machte er Probleme. Er hörte im Unterricht nicht mehr zu, er stand beim Abendessen einfach vom Tisch auf. »Und egal, was ich ihn fragte, die Antwort war immer: Nein.« Nein, es sei nichts passiert, nein, ihm gehe es gut.

Trascon wirkt hilflos, als sie die letzten Sätze wieder und wieder sagt, als lasse sich im Nein ihres Sohnes rückblickend eine Antwort entdecken. Sie frage sich jeden Tag, ob sie etwas falsch gemacht habe. Ob ihr etwas entgangen sei. Ihr war aufgefallen, dass ihr Sohn mit blauen Flecken nach Hause kam, dass er seinen Rücken verzog und über Schmerzen klagte. Prügelte er sich mit einem Mitschüler? Sie fragte Julien, ob er in der Schule Ärger habe. »Nein, nichts«, habe er geantwortet. »Wir spielen bloß Fußball.«

Im Dezember 2025 bekam Sophia Trascon einen Anruf von der Gemeinde. Eine Betreuerin habe gesehen, wie Julien von einer Kollegin geschüttelt worden sei, erklärte man ihr bestürzt. Die Frau werde der Schule verwiesen, Madame Trascon solle sich bitte keine Sorgen machen. Die Gemeinde weist darauf hin, dass jedes pädagogische Fehlverhalten aufgeklärt werde. Die Gespräche mit den Zuständigen seien gut verlaufen, sagt Sophia Trascon.

Abends machte ihr Sohn es ihr vor: Die Frau packe ihn und drehe ihn schnell im Kreis. Dann schubse sie ihn mit beiden Händen. Am nächsten Tag fuhr Trascon mit Julien zur Kinderpsychologin, dann zu einem Gerichtsmediziner.

Aus den Gesprächen mit der Psychologin weiß die Mutter, dass ihr Sohn wohl über vier Monate lang oft brutal misshandelt wurde. »Mein Junge ist nicht mehr derselbe«, sagt Trascon. »Er fängt oft an zu weinen. Er hat Angstattacken. Die Psychologin sagt, er habe seinen inneren Kompass verloren. Sein Vertrauen.« Sie erstattete Anzeige. Im November soll der Fall verhandelt werden.

Von dem Verfahren erhofft Trascon sich vor allem eines: Die Betreuerin soll nie wieder mit Kindern arbeiten dürfen. Einfach wird das nicht. Laufende Prozesse zeigen, wie heikel es ist, wenn die Hauptbelastungszeugen Kleinkinder sind.

Juristinnen Kopp, Royer in Paris: Wem wird geglaubt?

Die Vorschule Alphonse-Baudin im 11. Arrondissement von Paris ist einer der Orte, an denen sich der große Missbrauchsskandal entzündete. Zwischen September 2024 und April 2025 soll ein 36-jähriger Betreuer dort sexualisierte Handlungen an seinen Schützlingen verübt haben. Der Fall läuft seit Monaten. Die Sitzung findet in Saal 401 des Pariser Tribunals an der Porte de Clichy statt, in einem öffentlichen Rahmen – die Eltern wollten es so.

Es ist heiß an diesem Tag Anfang Juli, Väter tragen kurze Hosen und Sandalen, Mütter Sommerkleider. Im Mai hatte die Staatsanwaltschaft für den angeklagten Betreuer eine Haftstrafe von drei Jahren gefordert. David G., schwarzes Jackett, Jeans und Pilotenbrille, sitzt entspannt auf seinem Stuhl. Er bestreitet sämtliche Vorwürfe. An diesem Nachmittag warten die Eltern auf das Urteil. Auch Eva Marquez sitzt im Gerichtssaal.

Marquez sagt, sie wisse bis heute nicht, ob ihrer Tochter Alma in der Vorschule etwas passiert sei. Aber das Verhalten ihrer Kleinen habe sich verändert, nachdem David G. seine Arbeit aufgenommen hatte. Wütend sei sie gewesen, cholerisch. Und: »Sie hatte Infektionen im Intimbereich.« Die Kinderärztin sagte, das könne bei Mädchen in diesem Alter vorkommen, auch die Psychologin fand Alma zunächst nicht auffällig. Nachdem jedoch die Missbrauchsvorwürfe gegen den Betreuer kursierten, riet die Ärztin, Anzeige zu erstatten. Speziell geschulte Polizisten hatten etwa 20 Vorschulkinder über David G. vernommen. Neun von ihnen wurden in der Anklageschrift berücksichtigt, zwischen drei und fünf Jahre alt.

Ein Mädchen sagte, der Betreuer habe ihr Löffel zwischen die Pobacken gesteckt. Bei einem Jungen soll er die Pobacken »geöffnet« haben. Ein weiterer Junge sagte, der Mann habe seinen »Zizi« berührt, seinen Penis.

»Wenn so etwas an einer Schule passiert, dann sind alle Kinder, die mit diesem Mann zu tun hatten, potenzielle Opfer«, sagt Eva Marquez.

Dann wird es unruhig im Saal. Die Aussagen der Kinder seien widersprüchlich, sagt der Richter. Das Gericht sehe die Anschuldigungen gegen David G. in keinem der Fälle ausreichend bestätigt. Zudem hätten psychologische Gutachter den Verdacht, dass die Kinder durch ihre Eltern beeinflusst worden seien. David G. wird aus Mangel an Beweisen freigesprochen. Wegen sexueller Belästigung gegenüber zwei Kolleginnen, die ihn ebenfalls angezeigt hatten, wird er zu acht Monaten auf Bewährung verurteilt.

Auf den Sitzbänken brechen die Eltern in Tränen aus. Ein Vater steht auf, verlässt den Saal und knallt die Tür zu. »Denkt irgendjemand auch an die Kinder?«, ruft ein anderer. »Meine Tochter ist drei Jahre alt!«, sagt eine Mutter. »Wie soll sie sich da angemessen ausdrücken?« Eine andere sagt, dass fast sieben Monate vergangen seien, ehe die Polizei ihren fünfjährigen Sohn angehört habe. »Nun wird uns Eltern Beeinflussung vorgeworfen. Was hätten wir denn in der Zwischenzeit tun sollen? Gar nicht mehr mit unserem Sohn sprechen?«

Auf dem Gerichtsflur stehen die Anwältinnen Hannah Kopp und Rebecca Royer. Sie vertreten einige der Familien und sagen, dass kleine Kinder sich womöglich widersprüchlich ausdrückten. »Aber alle von ihnen haben Gesten gezeigt und vorgemacht, die eindeutig als sexualisierte Handlungen zu interpretieren sind«, sagt Rebecca Royer.

Die Staatsanwaltschaft hat für drei Kinder gegen den Freispruch Berufung eingelegt. Der Termin für das Verfahren steht noch nicht fest. Die Frage ist: Wem wird geglaubt? Wer bekommt Aufmerksamkeit?

Die Zeichen deuten darauf, dass sich etwas bewegt, vorsichtig. Seit Anfang Oktober wird in der Nationalversammlung über ein Gesetzpaket beraten, es geht um Prävention und beschleunigte Ermittlungen. Außerdem sollen spezialisierte Polizeieinheiten und Strafkammern eingerichtet werden. Elisabéth Guthmann von »SOS Periscolaire« wird im Pariser Rathaus empfangen und im Élysée-Palast. Neben klaren Einstellungskriterien fordert sie eine landesweit einsehbare Personalakte für die Beschäftigten des Périscolaire sowie eine unabhängige Meldestelle, die Hinweise auf Missbrauch bearbeitet. »Vor ein paar Jahren wurde uns noch gesagt, bei den Übergriffen in der Kinderbetreuung handle es sich um schwerwiegende Einzelfälle«, sagt Guthmann. »Das ist jetzt vorbei.«

Wenn die Gondeln Trauer tra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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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n die Gondeln Trauer tragen

Leitkultur In Venedig verstand ich, warum die Berliner Wahlsiegerin von Liebe spricht.

Von Alexander Osang

Als Berlin wieder links wurde, war ich mit meiner Frau in Venedig. Wir haben vor 30 Jahren unsere Hochzeitsreise nach Venedig gemacht, weil wir dachten: Besser geht es nicht. Wir stammen beide aus Ost-Berlin. Wir wohnten in einem überteuerten Hotel am Canal Grande in einem winzigen Zimmer, wir aßen in Touristenfallen und fuhren Gondel. Wir rauchten dabei, weil in den Gondeln damals noch Aschenbecher standen. Wir machten den Plan, alle fünf Jahre nach Venedig zurückzukommen, egal was mit uns passieren würde. Einmal schafften wir das, im Sommer vor dem 11. September 2001, dann vergaßen wir unseren Plan für zwölf Jahre. Es war zu viel los in Amerika, wo wir lebten. Irgendwann erinnerten wir uns an unser Versprechen. Wir entdeckten das Venedig abseits der Touris-

tenströme, das erstaunlicherweise überlebt hat. Wir mieteten uns Wohnungen, kauften auf dem Markt ein und aßen in wundervollen Restaurants. Wir kamen immer wieder. Wir verstanden erst jetzt: Besser geht es nicht.

Bevor wir diesmal losflogen, steckten wir die Umschläge mit unseren Wahlzetteln in den Briefkasten in unserer Straße in Prenzlauer Berg. Ich fühlte mich unsicher, denn die Briefkästen da sehen tot aus, so als würden sie seit Jahren nicht mehr benutzt. Mir war selten so wichtig, dass meine Stimme gezählt wird.

Am Wahlsonntag besuchten wir die Länderpavillons der Biennale. Meine Favoriten waren Serbien, Japan und Österreich, wo in einem Pool, der mit dem aufbereiteten Abwasser aus zwei Dixi-Klos gefüllt wird, eine nackte Frau mit Taucherbrille saß, um auf die Umweltprobleme in der Lagune hinzuweisen. Den deutschen Pavillon, der einst von Hitler und Mussolini besucht wurde, haben diesmal zwei Frauen gestaltet. Eine stammte aus Zwickau, die andere aus Vietnam. Henrike Naumann hat den Pavillon mit Möbeln, Vorhängen und einem Wandbild ausgestattet, um klarzumachen, wie unmöglich es ist, es sich in unserem großen deutschen Wohnzimmer gemütlich zu machen. Henrike Naumann war auf dem Weg, ein ostdeutscher Weltstar zu werden, starb aber leider in diesem Jahr an Krebs. Sung Tieus Vater kam in den Achtzigerjahren als vietnamesischer Vertragsarbeiter in die DDR, dem ihre Mutter und sie Anfang der Neunzigerjahre folgten. Sie wurde in einem Plattenbau in Berlin-Hohenschönhausen groß. Das Design des Plattenbaus ziert nun den deutschen Pavillon, es ist ein Nazihaus in den Farben der DDR.

Ehepaar Osang auf Hochzeitsreise 1996: Besser geht es nicht

Die Kuratorin der deutschen Ausstellung stammt aus Thüringen. Es ist, so kann man das wohl sagen, ein ostdeutscher Gruß an die Kunstwelt. Das Thema des Beitrags heißt »Ruin«.

Dazu passten, zumindest in meinem Kopf, die Berliner Wahlergebnisse, deren erste Hochrechnungen ich auf einer kleinen Piazza vor der Kirche San Zaccaria auf dem iPad sah. West-Berlin lag in Scherben. Die Zeit der Stadtschlossleute war vorbei. Ich hatte nichts dazu beigetragen, aber es freute mich. Berlin wackelte. Die Stadt war lange genug von Männern wie Günter Pfitzmann, Harald Juhnke, Eberhard Diepgen und Kai Wegner regiert worden. Ich war zwei Monate lang an CDU-Wahlkampfplakaten vorbeigefahren, deren Mottos aus den Dreißigerjahren zu stammen schienen. Recht und Ordnung durchsetzen. Stabilität statt Chaos. Berlin wird knallhart. Und, mein Favorit: der Endgegner vom Schlendrian.

Die Berliner Wahlgewinnerin Elif Eralp wurde wenige Wochen nach der Flucht ihrer sozialistischen Eltern aus der Türkei in Deutschland geboren. Sie war Mitglied bei der Roten Hilfe, aber auch im Bund der Antifaschistinnen und bei Amnesty International. In ihrer Siegesrede sagte sie: »In unserer Stadt hat die Liebe über den Hass gewonnen.«

Leider mussten wir am nächsten Morgen zurück nach Berlin, wo meine Freunde nicht über Liebe redeten. Sie redeten über Angst. Mitbürger erzählten mir hinter raumhohen Fenstern, dass der Weltuntergang bei uns im Prenzlauer Berg beginnen werde. Und natürlich in Neukölln. Ihre Posts auf den sozialen Medien lasen sich, als wären sie auf dem Totenbett entstanden.

In Kommentaren schien es, als wäre der Hunnenkönig in Berlin eingeritten. Niemand redete mehr von den vielen Faschisten im Land, alle redeten von Clanmitgliedern und Häuserstürmern. Menschen, die nie einen Fuß nach Israel setzen würden, entdeckten plötzlich den Antisemitismus, als Argument gegen die linken Horden, bei einem guten Rotwein.

Eine Tochter türkischer Sozialisten, die in ihrer Heimat im Gefängnis saßen und vor dem Militär flohen, eine Frau, die in Deutschland Jura studierte, könnte im Rathaus einen Spandauer Versicherungskaufmann ablösen, der Tennis spielen ging, als in großen Teilen der Stadt, die er regierte, der Strom ausfiel. Das ist die gute Nachricht.

Man kann nicht ewig in Venedig bleiben. Ich habe aber mal durchgerechnet, wie oft wir da waren. Im Durchschnitt haben meine Frau und ich das Versprechen gehalten, das wir uns auf unserer Hochzeitsreise gaben. Auch dieses Versprechen.

WIRTSCHAFT

BMW-7er-Produktion in Dingolfing

Rechts geblinkt

Sven Hoppe / dpa / picture alliance

Autokonzerne Die EU wird das Verbrenner-Aus aufweichen. Aber wie stark? Um die Vorgaben möglichst weit zu lockern, suchen Lobbyisten der Autoindustrie die Nähe der extremen Rechten.

Es ist nicht lange her, da warnten die Spitzenmanager der Autoindustrie vor einem Rechtsruck. Anfang des Jahres mahnte Mercedes-Benz-Chef Ola Källenius im SPIEGEL-Gespräch, Deutschland entwickle sich wirtschaftlich seit Jahren in eine falsche Richtung. »Wenn wir das nicht drehen, dann kommen die Populisten von rechts, die für nichts eine Lösung haben.« Das treibe ihn um, so Källenius. Volkswagen-Chef Oliver Blume trat vor gut zwei Jahren bei einer Kundgebung gegen Rechtsextremismus in Wolfsburg auf. Demokratie und Freiheit seien keine Selbstverständlichkeit, sagte er damals. »Es liegt an uns, diese Werte zu verteidigen.«

In den kommenden Wochen wird sich zeigen, wie viel von der Distanz zwischen der Autoindustrie und der politischen Rechten übrig geblieben ist. Das Europaparlament stimmt bis Ende November darüber ab, wie stark die EU das sogenannte Verbrenner-Aus lockern wird, das vom Jahr 2035 an gelten sollte. Ein Gesetz, das vor vier Jahren verabschiedet wurde – und gegen das es in der krisengeschüttelten Industrie Widerstand gibt.

In diesen Tagen sollen in den Ausschüssen die Abstimmungen starten. Bislang ist offen, ob sich Christdemokraten, Sozialdemokraten und Liberale auf die Details einer Aufweichung einigen können. Daher ist es nicht ausgeschlossen, dass es für eine Mehrheit im Parlament am Ende die Stimmen extrem rechter Abgeordneter bräuchte. Vor allem die AfD macht keinen Hehl daraus, dass sie den Verbrenner retten will.

Die EVP ist die größte Fraktion im EU-Parlament, ihr gehören auch CDU und CSU an. Schon bei Themen wie der Migration hat sie in den vergangenen Monaten Kompromisse mit dem Rechts-außen-Flügel des Parlaments gesucht. Das Verbrenner-Aus stellt auch Lobbyisten der Autoindustrie vor eine Gretchenfrage: Sag, wie hältst du's mit der Rechten?

In Berlin halten sich Branchenvertreter mit Kontakten zur AfD zurück. In Brüssel haben sie weniger Berührungsängste. Wenn es beispielsweise um Abgasnormen geht, spricht die deutsche Autolobby auch mit der rechtskonservativen Fraktion EKR, der unter anderem die Fratelli d'Italia von Ministerpräsidentin Giorgia Meloni angehören. In der Abgeordnetenbar des EU-Parlaments in Straßburg wurden Lobbyisten des Autokonzerns Stellantis mit Vertretern der »Patrioten für Europa« (PfE) gesichtet – jener rechtsextremen Fraktion, der unter anderem der Rassemblement National aus Frankreich oder die FPÖ aus Österreich angehören.

Laut einer Auswertung des EU-Transparenzregisters durch den Verein LobbyControl fanden in der aktuellen Legislaturperiode, also seit Sommer 2024, mindestens elf Treffen von Stellantis-Vertretern mit PfE-Abgeordneten statt; zu dem Konzern gehören Marken wie Opel, Fiat und Peugeot. Der europäische Branchenverband ACEA, dessen Präsident Mercedes-Chef Källenius ist, traf die »Patrioten« demnach zehnmal. Volkswagen kommt auf vier Treffen, BMW auf zwei.

»Lobbytreffen mit Parteien rechts der Mitte gelten in Brüssel zunehmend als normales politisches Instrument, um Interessen durchzusetzen«, sagt Nina Katzemich von LobbyControl. Die EU-kritische EKR gelte vielen Lobbyisten bereits als salonfähig, »jetzt sind auch die noch weiter rechts stehenden Patriots for Europe gefragte Gesprächspartner für die Automobilindustrie geworden«.

Der Verband ACEA erklärt auf Anfrage, man tausche sich mit allen zuständigen Abgeordneten aus, um den Standpunkt der Branche zu erläutern. Wie Fraktionen dann Mehrheiten bildeten, sei Sache der Parlamentarier. Volkswagen-Vertreter trafen jeweils Abgeordnete der Partei Lega, die Teil der italienischen Regierung ist. BMW räumt ein, PfE-Abgeordnete hätten im Januar auf dem Autosalon in Brüssel am BMW-Stand »um Informationen zur Position des Unternehmens« gebeten. Vertreter politischer Ränder stünden aber »ausdrücklich nicht im Fokus unserer Stakeholder-Aktivitäten«, erklärte der Konzern. Von Stellantis heißt es, man spreche »mit politischen Entscheidungssträgern aus dem gesamten demokratischen politischen Spektrum Europas« über Themen der Autoindustrie. Das gelte »notwendigerweise auch in Ländern, in denen rechte Parteien Teil der Regierung sind«.

Vorfahrt Elektro

Das Gesetz, um das so hart gekämpft wird, stammt aus dem Jahr 2022. Damals beschloss das EU-Parlament mit einer Mehrheit aus Sozialdemokraten, Liberalen, Grünen und Linken, dass Neuwagen in der EU von 2035 an kein CO₂ mehr ausstoßen dürfen, sonst drohen den Herstellern Milliardenstrafen. Das läuft praktisch darauf hinaus, dass die Branche dann nur noch Elektroneuwagen verkaufen darf. Eine historische Entscheidung für das Klima.

Doch der Ausstieg trifft die Autoindustrie, die zu lange auf Verbrenner gesetzt hat, in einer tiefen Krise. Ihre Produktion in der EU ist seit 2019 um 27 Prozent eingebrochen. In den USA leidet die Branche unter Trumps hohen Zöllen; auf dem einstigen Hoffnungsmarkt China sind europäische Wagen immer weniger gefragt. Volkswagen etwa erwartet in diesem Jahr kaum noch Profit. Um Kosten zu senken, bauen die Autobauer Tausende Stellen ab. Schon voriges Jahr hatten Konzerne wie Volkswagen oder Mercedes gefordert, das Verbrenner-Aus zu kippen.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hatte Druck in Brüssel gemacht.

Kurz vor Weihnachten 2025 schlug die EU-Kommission tatsächlich eine Aufweichung vor. Die Branche soll auch nach 2035 noch neue Hybride und Verbrenner verkaufen dürfen. Statt um 100 Prozent sollen die Treibhausgasemissionen der Neuwagen nur um 90 Prozent sinken, verglichen mit dem Ausgangsjahr 2021. Da die Kommission trotzdem am Klimaschutz festhalten will, verlangt sie für die zehn Prozent Rest einen Ausgleich: Autohersteller sollen klimafreundlich produzierten Stahl verbauen – und Verbrenner zum Teil klimaschonende Kraftstoffe tanken, zum Beispiel Biosprit.

In den kommenden Wochen werden das EU-Parlament und die Mitgliedstaaten über den Vorschlag und mögliche Änderungen abstimmen. Die Vorgaben dürften bald noch etwas weicher werden.

So will der federführende Parlamentsberichterstatter Massimiliano Salini, ein italienischer Christdemokrat, die CO₂-Grenze ohne jede Kompensation auf minus 90 Prozent abschmelzen. Rechnet er die Nutzung grüner Materialien und Kraftstoffe hinzu, kommt Salini nur noch auf minus 73 Prozent. Dem Verkauf weiterer Neuwagen mit Verbrennungsmotor wären Tür und Tor geöffnet.

EVP-Fraktionschef Manfred Weber sagt, die Autoindustrie stehe wie kaum eine andere Branche für Wohlstand und Arbeitsplätze. »Die EU-Vorgaben müssen dies berücksichtigen, sie müssen eine Brücke in die Zukunft sein und keine Sackgasse.« Dass dem CSU-Politiker das Thema wichtig ist, hat auch damit zu tun, dass in seiner niederbayerischen Heimat das größte europäische Werk von BMW steht. »Klar ist, das Verbrenner-Aus ist Geschichte«, so Weber. Jetzt brauche es einen dauerhaften Rahmen, der den Klimaschutz und die Wettbewerbsfähigkeit der Industrie zusammenbringe. Die Frage ist, ob es dafür eine Mehrheit mit Sozialdemokraten und Liberalen geben wird. »Ich wünsche mir eine stabile und klare Einigung in der politischen Mitte«, sagt Weber.

Die SPD ist bisher zurückhaltender. »Wir wollen der Autoindustrie mehr Zeit geben, aber ohne das Ziel infrage zu stellen, dass Europa bei emissionsfreien Autos an der Spitze mitfährt«, sagt Vivien Costanzo, zuständige SPD-Abgeordnete im Verkehrsausschuss. »Wer in Märkten wie Asien oder Kanada Erfolg haben will, muss elektrifizieren.« Costanzo hält am Ziel der Kommission fest, den CO₂-Ausstoß um 90 Prozent zu reduzieren, mit vollem Ausgleich durch grüne Materialien.

Tatsächlich wurden von Januar bis August dieses Jahres EU-weit mehr E-Autos als reine Benziner neu zugelassen, meldet der europäische Branchenverband ACEA. Ist es da wirklich sinnvoll, das Verbrenner-Aus zu kippen?

Trotz der Absatzzahlen drängt die Industrie auf eine Lockerung. Denn der Gewinn, den hiesige Hersteller mit E-Autos erzielen, liegt deutlich unter dem von Verbrennern. Allerdings haben die Konzerne unterschiedliche Vorlieben, wie der Staat ihnen helfen könnte. BMW halte das Ziel von minus 90 Prozent CO₂ ohne Kompensation für sinnvoll, ist zu hören. Der Konzern will aber auch darüber hinaus mehr Verbrenner und Hybride bauen – und im Gegenzug den Einsatz CO₂-armed Materialien versprechen. Damit geht der Premiumhersteller über den Plan der Kommission hinaus. Ähnlich positioniert sich Mercedes-Benz. Ein Sprecher erklärt, man sei für eine »marktgetriebene Transformation ohne gesetzlich vorgeschriebene Quoten und Strafen für Hersteller«.

Doch stoßen die Vorschläge bei der SPD nicht auf Gegenliebe. Gegenüber Sozialdemokraten soll aus der Branche mehrmals der Satz gefallen sein: Wenn ihr euch »nicht bewegt«, dann könne eine rechte Mehrheit kommen.

Autobauer lobbyieren nun auch rechts der EVP, wenngleich sie das nicht offen zugeben. Beim Austausch mit gewählten Entscheidungsträgern gehe es »nicht um politische Gruppierungen«, sondern darum, Entscheidungen »nach ihrem Inhalt und ihrer Wirkung auf die Transformation der Automobilindustrie zu bewerten«, heißt es bei Mercedes.

1 | LobbyControl-Expertin Katzemich

2 | EVP-Fraktionschef Weber

3 | Mercedes-Chef Källenius

An der Stelle ist die Branche gespalten. So sind Autozulieferer, die noch stärker unter der Krise leiden als die Hersteller selbst, offenbar vergleichsweise schmerzfrei, wenn es um Kontakt mit der radikalen Rechten geht. Man engagiere sich für eine Mehrheit in der Mitte, spreche aber als Verband »mit allen gewählten Parteien, wenn sie an uns herantreten«, sagt Matthias Zink, Vorstand bei Schaeffler und Präsident des europäischen Autozulieferverbands Clepa.

Hersteller wie Volkswagen setzen dagegen auf einen Kompromiss ohne Parteien von rechts außen. Volkswagen erklärt zwar, man gebe »keine Empfehlungen zu parlamentarischen Allianzen ab«, dennoch sagt ein Sprecher, »Existenzfragen der Automobilindustrie« sollten »im möglichst großen Einvernehmen unter Demokraten« entschieden werden. Die Brandmauer-Debatte ist bei den Lobbyisten angekommen.

Für den 5. Oktober ist die Abstimmung über das Verbrenner-Aus im Verkehrsausschuss vorgesehen. Zwei Wochen später soll der Industrieausschuss folgen, wo eine Einigung von EVP, Sozialdemokraten und Liberalen offenbar schwierig wird. Stattdessen kursiert dort ein Kompromissvorschlag, der auch Forderungen von EKR und PfE aufgreift. Beide Abstimmungen gelten als Test, bevor der federführende Umweltausschuss und das Plenum im November abstimmen sollen. Auf der Basis werden Unterhändler des Parlaments und der Mitgliedstaaten Anfang 2027 einen finalen Kompromiss suchen.

Wie könnte die Mitte zusammenkommen? Der zuständige Berichterstatter im Verkehrsausschuss, Jens Gieseke (CDU), wirbt dafür, das CO₂-Ziel großzügig von minus 100 auf minus 80 Prozent zu senken – die Flexibilität aber voll zu kompensieren durch grüne Kraftstoffe und Materialien. Mit Abgeordneten rechts der EKR arbeite er nicht zusammen, sagt Gieseke. »Meine Priorität ist eine Mehrheit in der Mitte.«

Die Grünen fordern, EVP-Chef Manfred Weber müsse klarstellen, dass es beim Verbrenner-Aus keine Mehrheit mit rechts außen geben dürfe. »Dass er das bis heute nicht getan hat, spricht Bände«, sagt der Grünenabgeordnete Michael Bloss. »Und die Autoindustrie sollte sich gut überlegen, ob sie sich auf solche Mehrheiten verlassen will.« Für ein paar Jahre länger Verbrenner verspiele man Planungssicherheit und den Hochlauf der E-Mobilität aus europäischer Produktion.

Am Kapitalmarkt wird das Aus vom Verbrenner-Aus kritisch gesehen. »Wenn ich CEO wäre, würde ich nichts ändern, selbst wenn die CO₂-Regulierung gelockert würde«, sagt Patrick Hummel, Autoanalyst der europäischen Großbank UBS. Die Nachfrage nach E-Autos steige so rapide, dass die Hersteller gar nicht anders könnten, als so schnell und günstig wie möglich Stromer zu produzieren.

Bereits jetzt hätten die Chinesen knapp zehn Prozent Marktanteil in Europa, aber das sei nur die halbe Wahrheit. »Wenn man die aktuellen Importzahlen auf das Jahr hochrechnet, kommt man schon fast auf einen Marktanteil von 20 Prozent«, sagt Hummel. Eine Lockerung der CO₂-Regulierung werde die europäischen Autohersteller nicht wettbewerbsfähiger machen. Im Gegenteil.

Alexander Demling, Martin Hesse, Benedikt Müller-Arnold, Timo Scho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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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la und das alte L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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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la und das alte Lied

Verkehr Schluss mit den Entschuldigungen – mit diesem Versprechen startete Evelyn Palla in ihr Amt als Bahn-Chefin. Heute muss sie um Nachsicht bitten.

In der Deckenkuppel strahlen Hunderte Lampen, aus den Boxen stampft ein Technobass. Es ist neun Uhr früh, aber die Atmosphäre in einem Kongresszentrum am Berliner Alexanderplatz erinnert an ein Popkonzert. Vor der Bühne tummeln sich Menschen um eine Frau, die gerade die Bitte um ein Selfie erfüllt. Evelyn Palla, 53, ist der Stargast des Morgens.

In wenigen Minuten wird die Vorstandschefin der Deutschen Bahn den Kommunikationskongress eröffnen, eine Art Jahresversammlung von PR-Profis. Mit Vermarktung, auch in eigener Sache, kennt die Managerin sich aus. Seit sie im Amt ist, inszeniert sich Palla als Macherin, als eine, die notfalls auch mal mit dem Taschentuch auf der Zugtoilette durchfeudelt, wenn es nottut. Vorab fasst ein kurzes Filmchen Pallas erstes Jahr an der Konzernspitze zusammen. Am Ende stehen zwei Wörter: »Höllenjob Bahn«.

In dieser Jobbeschreibung, sagt Palla, stecke »ein Fünkchen Wahrheit«. Eines ihrer Prinzipien laute: »Ich wecke keine Erwartungen mehr, die ich nicht erfüllen kann.«

Es ist ein interessanter Satz. Palla hat viele Erwartungen geweckt, als sie am 1. Oktober 2025 ins Amt kam, auch solche, die kaum zu erfüllen sind. Sie werde den Staatskonzern »auf links drehen«, hatte sie gesagt, und »alles anders machen als vorher«. Vor allem: Sie wolle lieber entscheiden, statt sich immer nur zu entschuldigen.

Palla strich Vorstandsposten, halbierte die Führungsebene darunter und will den Konzern stärker auf sein Kerngeschäft ausrichten. Für die Kürzungen im Management gibt es Lob von einer Organisation, die sich mit früheren Bahn-Chefs epische Kämpfe geliefert hat. »Das war mutig, denn sie musste internen Widerstand erwarten«, sagt Mario Reiß, Chef der Lokführergewerkschaft GDL. Ein anderer Branchenvertreter meint: »Im Konzern wird richtig durchgefegt.«

Doch nur wenig hat sich bislang daran geändert, dass die Bahn aus Sicht vieler Kunden ein ewiges Ärgernis ist. Im Fernverkehr kam in den vergangenen Monaten fast jeder zweite Zug zu spät. Und bei der Sanierung wichtiger Strecken ereignen sich immer neue Pannen. Zuletzt wurde bekannt, dass die Bahn eine parallel zur Trasse Hannover–Berlin verlaufende Ausweichstrecke nicht rechtzeitig elektrifiziert hat. Die Fahrzeit von Reisenden verlängert sich dadurch um 80 Minuten – ausgerechnet auf einer Strecke, die viele Mitarbeiter des angeschlagenen Volkswagen-Konzerns nutzen.

Nach einem Jahr im Amt muss Evelyn Palla immer häufiger das tun, was sie der Bahn eigentlich abgewöhnen wollte: beschwichtigen, sich entschuldigen, um Aufschub bitten.

Bevor Palla beim Kommunikationskongress das Wort ergreift, läuft eine Geigerin ausdrucksvoll fiedelnd in den Saal, um ihr Instrument läuft ein rosafarbenes Band aus Licht. In der ersten Reihe bleibt sie fast direkt vor Palla stehen.

Palla wartet das Spektakel höflich ab, ihre musikalischen Vorlieben sind andere. Die Südtirolerin hat in ihrer Jugend Klavier am Konservatorium studiert. Zum Spielen kommt sie kaum noch. In Wien, wo Palla heute mit ihrer Familie lebt, besucht sie gern Konzerte. Neulich war sie bei einer Performance mit 50 Flügeln. Jeder war minimal anders gestimmt als der nächste, dadurch entstanden besondere Schwingungen. Über die Musiktheorie hinter solchen Experimenten spricht Palla mit Begeisterung. Als Musikerin kennt sie eine simple Regel: Dieselbe Melodie klingt unterschiedlich, je nachdem, mit welchen Akkorden man sie unterlegt.

Als Konzernchefin orchestriert Palla den Neustart der Bahn in düsteren Moll-Akkorden: Da ist zuerst ihre Klage über das Schienennetz, in das die Politik jahrzehntelang zu wenig Geld gesteckt hat. Erst wenn es über das Sondervermögen für die Infrastruktur instand gesetzt ist, so Pallas Botschaft, kann es mit Verspätungen und Zugausfällen wirklich besser werden. Die zweite Botschaft betrifft die Berliner Zentrale der Bahn. Nach Pallas Ansicht war sie zu aufgebläht. Künftig sollen Mitarbeiter draußen im Land wieder mehr Verantwortung bekommen. Allerdings stellt sich die Frage, wie lange Palla mit Fehlern der Vergangenheit noch die Probleme der Gegenwart begründen kann.

Bahn-Reisende in Frankfurt am Main: Die Geduld lässt nach

Den bislang schwersten Moment im Amt erlebte Palla am 4. Februar. An diesem Tag starb Serkan Çalar, ein 36 Jahre alter Zugbegleiter, der von einem Passagier ohne gültigen Fahrschein attackiert worden war. Der Vorfall wühlte eine Bahn-Belegschaft auf, die täglich mit aggressiven Fahrgästen konfrontiert ist. Çalar war alleinerziehend, er hinterlässt zwei Kinder. »Den Schmerz, den Sie tragen müssen, den kann sich hier niemand auch nur annähernd vorstellen«, sagte Palla zu den Hinterbliebenen, als Mitte September in Mannheim eine Gedenktafel enthüllt wurde.

Bevor sie Chefin der Bahn wurde, leitete Palla die Regionaltochter DB Regio und machte in dieser Zeit selbst einen Lokführerschein. Die Nähe zur Basis nehmen ihr bis heute viele ab. Zugbegleiter, Lokführer und Gleisarbeiter nennt Palla ihre »Helden«.

Doch wer nicht auf der Strecke arbeitet, auf den kommt mit Palla härterer Wind zu. Seit einigen Wochen sorgen Pläne der Bahn für Unruhe, das Recht auf Homeoffice einzuschränken. Sie treffen nicht nur Topmanager, sondern auch Normalverdiener. Unruhe gibt es auch bei der Service-Tochter DB Dialog, die derzeit versucht, Mitarbeiter im Kundenservice loszuwerden. Laut einer internen Mitteilung des Betriebsrats ist der Ton »rauer« geworden.

Kürzlich präsentierte die Bahn einen neuen Markenauftritt, bei dem ein bisher als Symbol verwendeter Puls durch eine Schwelle ersetzt wurde. Auf der internen Plattform DB Planet zeigten sich viele Mitarbeiter fassungslos. Erst heiße es, man müsse sparen, »und dann für sowas Kohle raushauen«, schrieb ein Mitarbeiter, »genau mein Humor«. Ein anderer mahnte: »Unsere Kundschaft will einen pünktlichen, fehlerfreien Verkehr. Und keine neuen bunten Bildchen.«

Die Bahn rechtfertigt sich. Man befinde sich mitten in einer Transformation, inklusive eines »neuen, frischen Markenauftritts, der diesem Wandel ein Gesicht gibt«. Die Kosten bewegten sich im sechsstelligen Bereich, sagt eine Sprecherin. »Es ist kein Millionenprojekt.« In den kommenden Jahren aber will die Bahn bis zu 259 Millionen Euro für Marken- und Kommunikationsarbeit an externe Agenturen vergeben. Das Unternehmen betont, es handle sich um Maximalwerte, die nicht ausgeschöpft werden müssen

Arnulf Hettrich / IMAGO

ten. Unterm Strich seien die Marketingbudgets seit Jahren rückläufig. »Dieser Trend setzt sich fort.«

Die Design-Debatte sei symptomatisch, sagt jemand, der den Vorgang verfolgt hat. Im Unternehmen herrsche »Skepsis bis Angst«, weil weitere Stellenstreichungen befürchtet werden. Ein Mitglied des Aufsichtsrats glaubt, das hänge auch mit den Erwartungen an die Vorstandschefin zusammen: »Jeder, der Palla beobachtet, wird sehen, dass sie unheimlich unter Druck steht. Und diesen Druck gibt sie weiter.«

Für Unmut sorgte im Konzern auch ein Interview, in dem Palla die »organisierte Verantwortungslosigkeit« im Konzern beklagte. »Das hat viele erwischt, die einen wirklich guten Job machen«, heißt es aus dem Arbeitnehmerlager – auch Führungskräfte in den Regionen seien verstört. In der Belegschaft rumort es.

Ein Treffen mit Evelyn Palla im Bahn-Tower am Potsdamer Platz. Hinter ihr ist durch das Fenster das Kanzleramt zu sehen, in dem Friedrich Merz gerade um sein Amt kämpft. Vor ihr auf dem Tisch liegen zwei Handys. Obwohl es längst Mobiltelefone für mehrere Rufnummern gibt, trägt Palla zwei Geräte in bunten Hüllen mit sich herum. Eines hat eine deutsche Nummer, das andere eine österreichische. Eines nutzt sie vor allem dienstlich, das andere privat.

Auch als Bahn-Chefin funkt Palla auf mehreren Frequenzen. Sie führt ein Unternehmen, dessen Leistung von den Bürgern ähnlich genau beäugt wird wie die der Fußballnationalmannschaft – und das zu 100 Prozent dem Bund gehört. Noch wichtiger als die Meinung der Kunden ist für Palla deshalb die Gunst der Politik.

Das Gespräch im Bahn-Tower findet im Hintergrund statt, daraus darf nicht zitiert werden. Palla kann in solchen Gesprächen witzig sein, auch mal spöttisch. Was sie an diesem Mittwochvormittag aber über ihr Verhältnis zu Verkehrsminister oder Bundeskanzler sagt, erschöpft sich in harmlosen Floskeln.

Sich die Politik gewogen zu halten, gehört von jeher zu den Kernkompetenzen eines Bahn-Chefs. Daran hat sich unter Chefin Palla nichts geändert – so gern sie ihr Image als Klartextsprecherin pflegt. Öffentlich äußerte sie nie Zweifel an den Vorgaben des damaligen Bundesverkehrsministers Patrick Schnieder (CDU), der sie ins Amt geholt hatte. Indirekt aber hat sich Palla manchen Wünschen widersetzt. Besonders deutlich zeigte sich das Anfang Juli, als Palla und Schnieder ein Sofortprogramm für »bessere Kundenkommunikation« vorstellten. Palla kündigte damals die Entwicklung einer neuen App namens DB Info an, die auch Verbindungsdaten von Konkurrenten anzeigen soll. Es war eine Beruhigungspille für den Minister.

Urban Zintel / DER SPIEGEL

Managerin Palla: Funken auf mehreren Frequenzen

Denn eigentlich gibt es längst eine beliebte Bahn-App, den DB Navigator. Schnieder hatte der Bahn im September vergangenen Jahres aufgetragen, den Navigator »bereits kurzfristig« an die gemeinwohlorientierte Tochter DB InfraGO zu übertragen, die sich um das Schienennetz kümmert, und damit für Konkurrenten zu öffnen. Doch die Bahn kündigte lieber die aufwendige Entwicklung einer Doppelstruktur an, was Schnieder bei seinem Auftritt nicht weiter zu stören schien.

Gut zwei Wochen später wurde er von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gefeuert.

Schnieders Rauswurf ist für Palla ein Warnsignal. Merz soll missfallen haben, dass der Minister trotz Rekordinvestitionen über Geldmangel klagte. Auch Palla hat zwischenzeitlich noch mehr Mittel gefordert.

Der neue Verkehrsminister Steffen Bilger (CDU) machte im SPIEGEL gerade deutlich, er sei »überhaupt nicht zufrieden« mit dem bisherigen Verlauf der Sanierungen. Sie sollen jetzt zeitlich gestreckt werden, was Branchenvertreter für sinnvoll halten. Das bedeutet aber auch, dass es mal wieder länger dauert als geplant. Palla wirbt um Verständnis: »Wir können nicht in 12 Monaten aufholen, was wir in 25 Jahren versäumt haben.«

Mit der Pünktlichkeit im Fernverkehr werde es wegen der vielen Baustellen erst mal nicht besser, hatte Palla schon kurz nach Amtsantritt gewarnt. Doch in der Regierung lässt die Geduld nach. Union und SPD stehen seit den jüngsten Erfolgen der AfD massiv unter Druck. Dass die rechtsextreme Partei bei den Landtagswahlen so viele Stimmen gewonnen hat, führen Bilger und andere Spitzenpolitiker auch auf Unmut über die bröselnde Infrastruktur zurück – vor allem bei der Bahn.

Evelyn Palla muss fürchten, dass man sich an ihrem Lied vom langwierigen Neustart satthört. Deswegen lässt sie die Statistik neuerdings etwas schöner klingen: Statt einen Zug wie offiziell üblich bis zu einem Rückstand von sechs Minuten als pünktlich zu werten, könne man auch mal die Verspätungen unter einer Viertelstunde betrachten, schlägt die Bahn-Chefin vor. »Dann liegen wir schon wieder bei ganz anderen Werten.«

David Böcking

Unglücklich re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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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glücklich reich

Erben Paula Schwarz wuchs in einem vermögenden Elternhaus auf. Sie nahm Drogen und rebellierte öffentlich gegen ihre Familie. Nun versucht sie einen Neustart als Unternehmerin – und Tochter.

An ihrem 36. Geburtstag hat Paula Schwarz sich selbst beschenkt. Sie ließ ihre Finger tätowieren, zwischen den beiden unteren Knöcheln, auf jeden Finger ein Symbol. Man kann die Motive gut erkennen, drei Wochen später, als Schwarz ihre Hände auf den Tisch legt. Es ist ein Tag Ende Juni in einem Hamburger Hotel. Sie tritt hier bei einem Wirtschaftsgipfel als Rednerin auf, es geht um ihr Leben als Millionenerbin und um Werte.

Die Tattoos seien »relativ leicht erklärbar«, sagt Schwarz. Das Herz auf dem linken Mittelfinger stehe für Nächstenliebe, das auf dem rechten Mittelfinger für Selbstliebe.

Das Stundenglas auf dem rechten kleinen Finger mahne sie, den Moment zu nutzen. Das Windzeichen zeige: »Wenn es mal schwierig wird, geht das auch wieder vorbei.« Die Sonne stehe für die Sonne im Herzen. Der griechische Buchstabe Omega erinnere sie daran, dass sie die Weisheit der Generationen in sich trage. Schwarz lebt unter anderem auf Samos und in Athen, ihre Mutter ist Griechin.

Die Symbole sollen ihr helfen, gute Entscheidungen zu treffen, für andere, für sich. Das Umfeld, in dem sie groß geworden sei, habe dazu geführt, dass sie sich ihre Werte lieber selbst bauen wollte. So sagt sie das. Es ist ihr Lebensthema.

Schwarz wurde in Reichtum hineingeboren. Ihr Großvater hatte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den Arzneimittelhersteller Schwarz Pharma gegründet. 60 Prozent waren im Besitz der Familien Schwarz und Schwarz-Schütte. Ihr Vater Kurt Schwarz hielt Anteile und saß im Aufsichtsrat.

2006 kaufte der belgische Konzern UCB das Unternehmen für 4,4 Milliarden Euro. Wie viel davon ihr Vater genau bekommen habe, wisse sie nicht, sagt Schwarz.

Ihre Familie habe seitdem zu den Superreichen gehört. Angefangen beim Umzug in eine Münchner Villa mit 36 Zimmern, Pool, eigenem Kino und Bediensteten.

Was wie ein Märchen klingt, empfand Schwarz als »Geldknast ohne Rechte«, wie sie einmal im Internet schrieb. Schon als Kind sei sie in Prada-Kleidchen gesteckt worden, »ich habe es gehasst«. Am liebsten habe sie im Dreck gespielt.

Wie sie aufwuchs, welchen Groll sie gegen ihre Familie hegte, konnte jeder verfolgen.

Schwarz verarbeitete ihren Schmerz öffentlich, in Interviews, auf Instagram und Twitter. Ihr Alkohol- und Drogenmissbrauch als junge Frau. Die Bulimie, die dazu geführt habe, dass sie sich mehrmals täglich übergeben habe. Ventile für ihren Leidensdruck, so deutet sie es heute.

Schwarz gehört einer Generation junger Frauen an, die aus ihrer reichen Familie ausbrechen und versuchen, ihrem Leben einen Sinn zu geben. Gleichwohl ist es ihre Herkunft, die ihnen Aufmerksamkeit verschafft. Und ihr Geld.

Verena Bahlsen aus der Hannoveraner Keksdynastie machte kürzlich öffentlich, wie sehr sie mit ihrer Rolle im Unternehmen gehadert habe, aus dem sie sich inzwischen herausgezogen hat.

Die Wienerin Marlene Engelhorn, deren Urahn den Chemieriesen BASF mitgegründet hatte, gab 2024 bekannt, 25 Millionen Euro aus ihrem Erbe der Allgemeinheit zur Verfügung stellen zu wollen.

Engelhorn und Schwarz zählten voriges Jahr zu den 370 Millionen und Milliardären, die in einem offenen Brief beim Weltwirtschaftsforum in Davos höhere Steuern für ihresgleichen forderten. Es ist ein Thema, das auch die deutsche Politik beschäftigen muss. Vom 13. Oktober an verhandelt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darüber, ob Betriebsvermögen weiterhin von der Erbschaftsteuer verschont bleiben soll. Schwarz sprach sich für einen Erbschaftsteuersatz von 100 Prozent aus.

Keine der prominenten Erbinnen hat so laut rebelliert wie sie. Keine äußerte sich ähnlich unerbittlich über die eigene Sippe. Und keine wirkte derart fragil.

Inzwischen tritt Schwarz nicht mehr als Aufrührerin auf, sondern als Unternehmerin und Netzwerkerin. Ihr Geschäft ist der Gemeinsinn. Sie will Menschen zusammenbringen, »die etwas geben wollen, und Menschen, die Geld brauchen«. Und sei es mit Seminaren für andere Erben. Schwarz, die mit ihrem Vermögen hadert, vernetzt nun andere Vermögende.

Wer sie zu Terminen begleitet, erlebt eine rastlose Frau. An mangelnder Energie wird ihr Bemühen, die Welt zu verbessern, nicht scheitern. Eher schon daran, dass sie Gefahr läuft, sich zu verzetteln. Alles, was sie tut, überhöht sie mit Bedeutung.

Anfang März, am Weltfrauentag, tritt Schwarz im Deutschen Bundestag auf, so schreibt sie es auf Instagram. Wer an den Plenarsaal denkt, liegt falsch. Tatsächlich veranstaltet sie an diesem Abend ein Buchdinner im Berliner Bistro Marie, gelegen in einem Nebengebäude des Bundestags. Eintritt: 50 Euro.

Kellner servieren gratiniertes Gemüse und Fleischbällchen. Schwarz liest aus ihrer Autobiografie »Unbezahlbar«, erschienen Ende vorigen Jahres. Das Buch ist eine Abrechnung mit ihrer Familie. Schwarz beschreibt darin, wie allein sie sich gefühlt habe, schon als Kind. Sie redet von »Wohlstandsverwahrlosung«, von ihren 14 Schulwechseln auch wegen schlechter Noten, ihrer Essstörung und davon, wie sie beinahe ihre Zähne verloren habe durch das viele Erbrechen.

Schwarz nennt es bei ihrem Auftritt »geisteskrank, dass wir noch in einem System leben, in dem Menschen immer mehr kaufen sollen«. Sie fordert neue Strukturen »zur Heilung« von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sagt: »Ich brauche euch, ihr braucht mich.«

Schwarz hat das Projekt »Unbezahlbare Gremien« gestartet. Damit will sie Arbeit fördern, die für die Gesellschaft einen unbezahlbaren Mehrwert schaffe. Der Trick dabei: Um darüber abstimmen zu können, welche Projekte gefördert werden, mussten Interessierte anfangs 100 Euro zahlen. Heute sei das nicht mehr zwingend, sagt Schwarz, »Menschen geben ohnehin mehr«. 50 Initiativen haben sich bei ihr beworben. Einige Vertreter zählen an diesem Abend zu den Gästen.

Einer ist für eine Plattform tätig, über die Unternehmen Karmapunkte sammeln können, etwa wenn ihre Belegschaft aufs Auto verzichtet. Eine Künstlerin, die mit Betonröhren arbeitet, will Künstlern aus dem ukrainisch-polnischen Grenzgebiet einen Studienaufenthalt in Berlin ermöglichen.

»Ich habe Vertrauen zu ihr, irgendetwas hat sie vor mit uns«, sagt sie über Schwarz. Der Abend fühlt sich für die Teilnehmer an wie eine Umarmung. Die Geschichte der wütenden Millionärstochter klingt so überwältigend, dass niemand hinterfragt, wo sie hinwill. Gelegenheit zum Stutzen gäbe es.

Etwa wenn Schwarz erst den Kapitalismus kritisiert und dann sagt, sie könne sich vorstellen, mit dem US-Milliardär Elon Musk zusammenzuarbeiten. Dabei hat der ein ungleich größeres Imperium geschaffen als ihre Familie, gegen deren Reichtum sie jahrelang wetterte.

Es gibt keinen leichteren Weg, wohlhabend zu werden, als durch einen Nachlass. Jedes Jahr werden in Deutschland bis zu

400 Milliarden Euro vererbt oder verschenkt. Besonders viel erhalten jene, die genügend haben: Rund die Hälfte geht an die reichsten zehn Prozent der Begünstigten.

Ein Glück, das zur Bürde werden kann.

Schwarz sagt es so: »Viele Leute würden mir den Arsch küssen, weil sie mein Geld haben wollen oder weil ich Schwarz heiße.«

Dabei ist häufig sie es, die versucht, Kapital einzutreiben. Schwarz setzt nicht nur eigenes Geld ein – wie viel, sagt sie nicht. Ihre Projekte lässt sie oft sponsern. Einmal erklärte sich sogar jemand bereit, ihr eine Putzkraft zu bezahlen.

Wie reich sie genau ist, auf wie viel Vermögen sie zugreifen kann, lässt sie offen, selbst nach mehrmaliger Nachfrage. Schwarz erzählt von einer Tante, die sich umgebracht und ihr viel Geld vererbt habe. Die Summe nennt sie nicht.

»Geld bekommt nur einen Wert, wenn man damit etwas Sinnvolles macht«, sagt Schwarz.

Oder wenn man nicht drankommt.

Am Morgen nach ihrer Abiturfeier unterzeichnete sie »noch unter Alkoholeinfluss eine Generalvollmacht, die viele meiner Rechte in Vermögensfragen auf meinen Vater übertrug«. So steht es in ihrem Buch.

Die Eltern hätten wohl geglaubt, sie könne nicht mit Geld umgehen, sagte sie einer Frauenzeitschrift.

Schwarz' Vater schreibt dem SPIEGEL in einer E-Mail: »Eine Vollmacht innerhalb der Familie ist völlig üblich, sie ist jederzeit widerrufbar. Auch mit anderen Familienmitgliedern bestehen wechselseitige Vollmachten.« Paula und ihr Bruder seien einverstanden gewesen, »einen Teil ihres Vermögens zusammen mit ihrem Vater zu investieren und für einige Jahre nicht anzutasten«. Keinesfalls habe die Vollmacht etwas zu tun »mit der Verfügbarkeit über die finanziellen Mittel«.

In den folgenden Jahren übertrug der Vater ihr und ihren beiden Brüdern einen Teil des Familienkapitals. Er legte das Geld in Firmen an. Im Buch schreibt sie, ihr gehöre ein hoher zweistelliger Millionenbetrag.

Laut Präambel einer der Firmen geht es darum, das Vermögen »vor Zersplitterung zu bewahren« und »den Familienverbund zugleich zu stärken«. Paula Schwarz vermutet, die Schenkung sollte dazu dienen, »später einmal die Erbschaftsteuer zu begleichen«, nach dem Tod ihres Vaters.

Man kann das als weitsichtig empfinden, doch sie fühlte sich übergangen. Ihr Vater habe sich »das letzte Wort über alle wesentlichen Entscheidungen hinsichtlich des Vermögens« gesichert, schreibt sie im Buch.

Ihr Vater teilt mit: »Paula hat hier auch mitgearbeitet, Investmentideen eingebracht, die dann auch realisiert wurden.«

Die Spannungen nahmen aus Paula Schwarz' Sicht zu, als sie 2015 begann, sich

Geschäftsfrau Schwarz, Tattoos auf ihren Fingern für Geflüchtete auf Samos einzusetzen. Schwarz schreibt in ihrem Buch, ihrer Familie habe es vermutlich nicht gepasst, »dass ihre Tochter plötzlich in einem vom Militär bewachten Auffanglager zwischen syrischen Geflüchteten saß«.

Ihr Vater gibt an, die Familie habe »Paulas Engagement für die Geflüchteten immer unterstützt«. Es waren ihre philanthropischen Anfänge.

Heute sind es eher Menschen aus der Oberschicht, für die Schwarz sich einsetzt. Ihr wichtigstes Projekt sind die sogenannten Angel Houses, eine Art Airbnb der High Society. Reiche, die Gesellschaft suchen, öffnen ihre Villen für zahlende Übernachtungsgäste. Immobilien von München bis San Francisco sind für das Programm angemeldet. Schwarz erhält eine Provision. In manchen Häusern veranstaltet sie Workshops. Man debattiert, kocht, malt. Es klingt wie eine Selbsthilfegruppe für Reiche. Glaubt man Schwarz, besteht dafür Bedarf.

»Als Erbe bekommt man beigebracht, nett auszusehen und bei Dinnerpartys einen guten Eindruck zu hinterlassen«, sagt sie. »Was vielen nicht beigebracht wird, ist zu arbeiten und eigenständig zu denken. Das kann zu psychischen Problemen führen, weil der Einzelne das Gefühl hat, dass er sein Leben nicht steuern kann.«

Schwarz will ihr Leben steuern, sie arbeitet viel. Unter anderem berät sie Familienunternehmer, es geht um Werte. Am erfolgreichsten ist sie im Knüpfen von Kontakten. Neulich habe ein Sohn des US-Gesundheitsministers Robert F. Kennedy Jr. bei ihrem Event reingeschaut, sagt Schwarz, ebenso Leute aus dem Office des ehemaligen Google-Chefs Eric Schmidt. Sie selbst trat auch beim Ortsverein der Linken in Olpe auf.

Wer Schwarz begleitet, lernt ständig Leute aus ihrem Netzwerk kennen. Ein Niederländer stellt sich als Schatzmeister einer Stiftung vor, deren Ehrenvorsitzende Königin Máxima ist. Ein Deutscher, der sich Yellow Randolf nennt, kleidet sich ausschließlich in Gelb, auch Bart und Augenbrauen sind gelb gefärbt. Als junger Mann wurde er durch den Verkauf seines Techportals zum Millionär, heute lebt er in Kapstadt. Auch der SPIEGEL berichtete schon über ihn.

Gastgeberin Schwarz, Gast Yellow Randolf: Eine Millionärin, die ihre Gäste selbst bezahlen lässt?

Ein US-Podcast, in dem sie neulich zu Gast war, kündigte Schwarz als »Germany's Paris Hilton« an. Doch anders als die amerikanische Hotelerbin hat sie nichts vom Pomp der oberen Zehntausend. Halb Hippie, halb Start-up-Gründerin, redet sie in wolkiger Sprache, die Geschäftsideen im Ungefähren lässt. Ihr Lieblingswort ist »Strukturen«. Manchmal wechselt sie ins Englische, sie lebt zeitweise in San Francisco.

Schwarz hat Politikwissenschaft studiert, 2025 schrieb sie sich für einen Managementkurs an einer Business-School der Universität Oxford ein.

Nach eigener Auskunft hat sie mehr als 20 Firmen gegründet oder sich daran beteiligt. Darunter eine Mitfahrzentrale in Kenia und eine Plattform für Landwirte zum Management des Viehbestands. Vieles davon ist versandet. Auch das 2017 von ihr ins Leben gerufene World Datanomic Forum, das unter anderem Daten aus der Weltwirtschaft auswertete.

Eines ihrer neuen Tattoos ist der griechische Buchstabe X auf ihrem linken kleinen Finger. Er soll ihr vor Augen führen, »dass Dinge ein Ende haben können«.

Voriges Jahr nahm sie an der Wahl zur Miss Germany teil. Der einstige Schönheitswettbewerb zeichnet heute Frauen aus, die etwas bewirken. Von 2600 Bewerberinnen kam Schwarz unter die letzten 90.

Sie war angetreten mit dem Ziel, eine Stiftung zu gründen. Bestückt »mit 60 Millionen Euro aus meinem Privatkapital«, solle diese »mehr Möglichkeiten schaffen« für Frauen in Mathematik, Informatik, Naturwissenschaft und Technik.

Ins Finale schaffte es Schwarz nicht. Aus der Jury heißt es: Es sei unklar gewesen, ob sich ihr Vorhaben in die Tat umsetzen lasse. Man habe es vermeiden wollen, Luftschlösser zu unterstützen. Schwarz sagt, die Stiftung wolle sie »auf jeden Fall« gründen.

Mitunter stößt ihr guter Wille an die Grenzen des Machbaren, und manchmal kollidiert Schwarz mit sich selbst. Anfang Juni schlägt sie vor, der SPIEGEL könne sie zu einem Rittergut bei Hannover begleiten. Dort wolle sie mit anderen Erben töpfern und über Verantwortung sprechen. Sie werde von Athen nach Hamburg fliegen, man könne gemeinsam mit dem Auto weiterfahren. Übrigens habe sie an dem Tag Geburtstag: »Sie können mir ja einen Ballon mitbringen.« Einen Tag zuvor sagt Schwarz ab,

Freya Najade / DER SPIEGEL

sie müsse sich um ihr neues Projekt kümmern: Kinder und Jugendliche sollen in Onlinekursen lernen, eine Firma zu gründen.

Anfang Juli in Hamburg. Schwarz hat ein Café gemietet und einen »privaten« Abend angekündigt, für Erben und Vermögensverwalter. Zugang »nur auf Einladung«.

Wieder soll es um Verantwortung gehen, diesmal bei Champagner und Dinnerhäppchen. Doch Champagner bekommt kaum jemand zu Gesicht, zu essen gibt es Kuchen, der vom Tag übrig ist und nicht für alle reicht.

Statt 50 Gästen sind gerade mal 30 gekommen, darunter kaum Erben. Manche wurden kurzfristig eingeladen, wie die ARD-Journalisten Julia Ruhs und der Schauspieler Francis Fulton-Smith (»Familie Dr. Kleist«). Sie waren am Tag zuvor beim selben Kongress wie Schwarz.

Schwarz bittet die Gäste, sich in Gruppen aufzuteilen. Sie verteilt Kärtchen mit Fragen wie »Welchen Wert hast du geschaffen, den du nicht geerbt hast?«. Manche nennen »Bildung«, andere »Selbstbewusstsein«.

Am Ende tragen die Gruppen vor, wie sie diese Werte umsetzen würden, wenn sie eine Million Euro zur Verfügung hätten. Am euphorischsten wirkt Fulton-Smith. Er erzählt von seiner Vision, ein Dorf zu errichten, in dem Generationen friedlich zusammenleben. Was mit den Vorschlägen passieren soll, bleibt unklar. War alles nur ein Gedankenspiel? Geht es darum, Investoren zu finden?

Im Verlauf des Abends kippt die Stimmung, auch wegen der fehlenden Verpflegung. Schwarz sagt, das Cafépersonal habe vergessen, Essen bereitzustellen. Ihre spontane Idee, Pizza kommen zu lassen, wird verworfen. Die angekündigte Cocktailparty entfällt, die Gruppe zieht weiter in ein Restaurant.

Anders als von den Gästen angenommen, übernimmt Schwarz nicht die Rechnung, das sei »im Budget nicht vorgesehen«. Eine Millionärin, die ihre Gäste selbst bezahlen lässt? Am Ende sagt Schwarz, alle seien eingeladen, sie in Griechenland zu besuchen.

Eine Teilnehmerin meldet sich noch in der Nacht bei den SPIEGEL-Journalisten. Sie hatte zu Beginn des Events zugestimmt, für diesen Artikel fotografiert zu werden, das ziehe sie zurück: »Irgendwie kamen mir heute Abend viele Dinge sehr merkwürdig vor...« Fulton-Smith lässt über seine Managerin ausrichten, er wolle sich nicht öffentlich zu Schwarz’ Projekten äußern.

Schwarz sagt später, sie habe nur am Rande mitbekommen, dass Teilnehmer verstimmt gewesen seien, es tue ihr leid.

Es ist nicht immer leicht, Schwarz und ihre Wege zu verstehen. Am ehesten gelingt es, wenn man auf das schaut, wogegen sie sich entschieden hat.

Es gab eine Zeit, da wollte Schwarz nicht mehr Paula heißen. Sondern Natascha, das ist ihr Drittname. Sie habe untertauchen wollen, schrieb sie vor sechs Jahren auf Twitter. Sieben Stunden lang habe sie bei der Polizei gegen ihre Familie ausgesagt, weil sie sich von ihr gestalkt gefühlt habe, und danach Polizeischutz bekommen, erzählte sie 2022 bei einem Talk in der Berliner Schaubühne. Die Anzeigen habe sie zurückgenommen, als sie schwanger geworden sei.

Freya Najade / DER SPIEGEL

Fragenzettel bei Schwarz' Veranstaltung in Hamburg: Wieder soll es um Verantwortung gehen

Ihr Vater schreibt dazu: »Als >Stalking< bezeichnet Paula die Kontaktaufnahme ihrer Familie, z.B. elterliche E-Mails.«

Paula Schwarz sagt: »Ich war scheiße zu vielen Leuten. Ich bin froh, dass sich meine Wut gelegt hat.«

Ihr Buch habe die Familie verärgert. Inzwischen seien sie einander wieder näher. Schwarz sagt, sie sei ihrem Vater dankbar, »allein schon, weil er mir das Leben geschenkt hat«. In diesem Jahr habe sie seinen Geburtstag mit ihm gefeiert. Die neue Nähe zum Vater habe dazu geführt, dass sie seit Kurzem auf das von ihm angelegte Geld zugreifen könne, nach Absprache.

Kurt Schwarz schreibt, er habe Paulas Buch nicht gelesen. »Ich habe mich meiner Tochter stets verbunden gefühlt. Von meiner Seite gab es nie einen Bruch, wohl manchmal Ärger wie in vielen Familien zwischen den Generationen.«

Die Mutter möchte sich nicht äußern. Beide sind seit Jahren geschieden.

Antonis Schwarz, der ältere Bruder, antwortet, er gebe »leider generell keine Interviews im Moment«. Er betätigt sich ebenfalls als Philanthrop. 2021 spendete er eine halbe Million Euro an die Grünen.

Paula Schwarz schlägt ein Videotelefonat mit ihrem 13 Jahre jüngeren Bruder vor, mit dem sie zurzeit in Südkorea sei. Der Termin wird eine halbe Stunde vorher abgesagt.

Beim nächsten Gespräch bittet Schwarz darum, nicht so viel über früher zu reden, »ich möchte den Fokus auf das Jetzt lenken«.

Neulich hat sie ihr altes und ihr neues Leben zusammengebracht. In der Münchner Villa, in die ihre Familie zog, als sie 17 war, veranstaltete sie einen Workshop für Erben und junge Unternehmer. »Ich habe mich hier auf so vielen Dinnerpartys in Toiletten übergeben, weil ich alles unehrlich fand. Jetzt komme ich in dieselben Räume, und wir reden ehrlich miteinander.«

Schwarz möchte nicht mehr nur die sein, die stört. »Ich will etwas anbieten.« Es wirkt, als wollte sie den Eltern zeigen, dass sie alles kann, was die ihr nie zutrauten. Unternehmerin sein, mit ihren Finanzen umgehen.

Es soll auch jeder sehen, dass sie eine gute Mutter ist. Schwarz erzählt häufig von ihren Kindern. Sie sind eins, drei und vier Jahre alt. Per WhatsApp schickt sie Fotos von ihnen. Sie stehen vor Bienenwaben und lernen, wie Honig hergestellt wird.

Manchmal sagten die Kinder ihr, wie glücklich sie seien, erzählt Schwarz. Anders, als sie es einst war.

Auf den rechten Daumen hat Schwarz sich einen Würfel ohne Zahlen tätowieren lassen. Es soll sie an einen Satz des Physikers Albert Einstein erinnern: »Gott würfelt nicht.« Und daran, »dass alles gut ist, so wie es ist«. Alexander Kühn, Marvin Milatz, Alexander Preker 5

NACHGEZÄHLT

Prozent betrug die Inflationsrate in Deutschland im September gegenüber dem Vorjahresmonat – der höchste Wert seit Ende 2023. Der Haupttreiber waren die hohen Energiepreise.

Quelle: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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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rad und Wolkenkrat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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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rad und Wolkenkratzer

Es ist 35 Meter höher als der Eiffelturm – und fast so hoch wie der Berliner Fernsehturm: Im brandenburgischen Schipkau hat das derzeit höchste Windrad der Welt seine endgültige Größe erreicht. Zusammen mit den Rotorblättern ragt der Windturm in der Lausitz nun 365 Meter in den Himmel, wie der Dresdner Entwickler Gicon mitteilte. Im November soll das Windrad offiziell in Betrieb genommen werden und bis zu 7500 Haushalte mit Strom versorgen. Der bisherige Weltrekordhalter unter den seriellen Onshore-Windanlagen steht ebenfalls in Deutschland, im oberpfälzischen Winnberg. Die Anlage des Herstellers Vestas erreicht eine Gesamthöhe von 285 Metern. DTT

VW lässt Nvidia abblit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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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W lässt Nvidia abblitzen

Europas größter Autokonzern will seinen Rückstand beim autonomen Fahren mithilfe des britischen Start-ups Wayve aufholen. Wie der SPIEGEL von drei Insidern erfuhr, hat sich das KI-Unternehmen aus London unter anderem gegen den wertvollsten Konzern der Welt durchgesetzt: den KI-Chiphersteller Nvidia. Der hatte sich ebenfalls um den Auftrag beworben, die Fahrerassistenzsysteme von VW-Konzernmarken wie Audi oder Porsche auf Augenhöhe mit denen von Tesla oder Mercedes zu bringen. Den Insidern zufolge hat VW im August bei einer Testfahrt in einer süddeutschen Großstadt das Start-up Wayve, Nvidia und rund ein Dutzend weitere Anbieter von Software für autonomes Fahren gegeneinander antreten lassen.

Dabei soll das Angebot von Wayve sowohl technisch als auch finanziell überzeugt haben. Für VW drängt die Zeit. Fahrerassistenten, die in europäischen Großstädten sicher die Spur wechseln und praktisch ohne Eingriff des Fahrers von Tür zu Tür navigieren können, setzen sich zunehmend durch. Teslas »Full Self-Driving« ist bereits in den Niederlanden und Tschechien zugelassen, hierzulande prüft das Kraftfahrt-Bundesamt das System derzeit. Ähnlich wie Tesla setzt auch Wayve auf eine Ende-zu

Ende-KI, die mit Unmengen an Daten trainiert wurde. Im Gegensatz zu Ansätzen von VWs bisherigen Partnern soll das System eher in der Lage sein, ähnlich wie ein Mensch zu fahren. VWs europäische KI-Allianz mit den Briten ersetzt ein Bündnis der hauseigenen Softwareeinheit Cariad mit dem Autozulieferer Bosch. Dies hatten die Wolfsburger im Juni aufgekündigt. Für Cariad ist die Vorentscheidung für Wayve dennoch ein positives Signal. Das Start-up soll den VW-eigenen Entwicklern lediglich die KI-Software liefern. Diese soll Cariad in die bislang mit Bosch entwickelte technische Lösung aus Halbleitern, Sensoren und Software integrieren. Von Nvidia hätte VW dagegen das komplette Selbstfahrsystem eingekauft. »Dann hätten 1000 Leute bei Cariad keine Arbeit mehr gehabt«, sagt ein Verantwortlicher. Nun soll das Einkaufsressort von Audi einen Vertrag mit den Briten aushandeln. Das macht manche im Konzern stutzig: Audi-Chef Gernot Döllner gilt als Verfechter der Nvidia-Variante und Kritiker von Cariad. Trotzdem wird er auch beim Bündnis mit Wayve eine zentrale Rolle spielen: Für Audi ist das Thema Fahrerassistenz im Wettbewerb mit BMW und Mercedes entscheidend. ADE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Neurowissenschaftler Gary Marcus, 56, wirft OpenAI und Anthropic Versäumnisse bei der Sicherheit vor, warnt aber vor Panik.

»KI-Agenten vom Markt neh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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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Agenten vom Markt nehmen«

SPIEGEL: Herr Marcus, wie nehmen Sie die aktuelle Debatte rund um KI-Sicherheit wahr?

Marcus: Wir steuern auf eine ähnliche Lage wie bei der Debatte über die Coronapandemie zu. Die Entwicklungen wurden stark politisiert. Bei KI hören die Menschen auf, klar zu denken. Aber das Ausmaß an Propaganda überrascht mich schon. Wir sehen einen schmutzigen, völlig enthemmten Schlagabtausch. Extreme Positionen profitieren und bekommen die meiste Aufmerksamkeit.

SPIEGEL: Welche Konsequenzen hat das?

Marcus: Die Folge der eskalierten Covid-Debatte ist, dass jetzt Menschen in den USA wieder Masern bekommen.

SPIEGEL: Und bei KI?

Marcus: Stark im Fokus stehen gerade die Weltuntergangserzählungen. Das vernebelt den Blick auf die tatsächlichen Probleme.

SPIEGEL: Sie sagen also: Die KI-Panik ist unbegründet?

Marcus: In Panik zu geraten, weil wir angeblich in fünf Jahren alle sterben oder weil irgendjemand gesagt hat, die KI könnte uns schon in den nächsten Tagen töten: Das ist verrückt. Das würde zunächst bedeuten, dass die KI plötzlich mit böser Absicht auf uns losgeht. So etwas haben wir noch nie gesehen. Auch die aktuellen Sicherheitsvorfälle zeigen das nicht.

SPIEGEL: Meldungen zu KI-Sicherheitsvorfällen häufen sich aber. Das zeigt doch, dass wir ein Kontrollproblem haben.

Marcus: Absolut, die Vorfälle sind besorgniserregend. Besorgt sein ist aber nicht das Gleiche wie in Panik zu geraten. In naher Zukunft, vielleicht im nächsten Jahr oder in den nächsten zwei Jahren, werden wirklich schlimme Dinge passieren – vor allem durch Probleme mit der IT-Sicherheit, aber auch durch Deepfakes und Desinformation. Auf solche handfesteren Gefahren müssen wir den Fokus viel stärker richten.

SPIEGEL: Braucht es einen Entwicklungsstopp für KI?

Marcus: Ich glaube nicht, dass wir die gesamte KI-Entwicklung verlangsamen müssen. Aber KI-Agenten waren eine wirklich schlechte Idee. Die meisten behandeln alle KI-Systeme gleich, aber das sollte man nicht. KI für Routenplanung, etwa um sich in einer fremden Stadt zurechtzufinden, ist in Ordnung. Auch Empfehlungssysteme, die einem ein weiteres Buch vorschlagen, sind okay.

SPIEGEL: Welcher Teil der KI-Entwicklung ist gefährl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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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 gibt koordinierte Schwär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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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 gibt koordinierte Schwärme.«

Marcus: Die Probleme, die wir gerade sehen, haben alle mit KI-Agenten auf Basis großer Sprachmodelle zu tun: Es gibt koordinierte Schwärme von diesen autonom agierenden KI-Programmen, die ins Internet gehen, dort Dinge tun dürfen und auf Abwege geraten.

SPIEGEL: Wie sollten wir das Agentenproblem lösen?

Marcus: Wir müssen KI-Agenten vom Markt nehmen und eine unabhängige Vorabprüfung durch Wissenschaftler verlangen. Diese sollte abwägen, ob der Nutzen eines KI-Produkts oder Modells seine Risiken überwiegt. Das wäre kein dauerhaftes Verbot. Die Entwickler könnten das Modell ändern und ihre internen Cybersicherheitsverfahren verbessern. Wenn das Problem behoben ist, könnten sie erneut eine Freigabe beantragen. GRU

WIRTSCHAFTSW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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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ückliche Kassenpatien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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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ückliche Kassenpatienten

Wer die aktuellen Debatten über die gesetzliche Krankenversicherung verfolgt, gewinnt schnell den Eindruck: Die GKV ist teuer, sie hilft den Kranken kaum. Der schnellste Weg zum Facharzt? Am besten selbst Medizin studieren. Die Versicherten hingegen scheinen die Lage längst nicht so dramatisch zu sehen. 83,5 Prozent sind trotz aller Probleme mit ihrer Versicherung zufrieden. Das zeigt der GKV-Wechselmonitor der Managementberatung Horváth, der dem SPIEGEL exklusiv vorliegt. Die Berater haben 1320 gesetzlich Versicherte befragt. Nur elf Prozent können sich überhaupt vorstellen, ihre Kasse zu wechseln. Das hohe Maß an Kundentreue überrascht: Zusatzbeiträge sind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stark gestiegen, die Unterschiede zwischen den gesetzlichen Kassen wachsen. Wer wechselt, muss deshalb nicht auf notwendige Leistungen verzichten. Warum also bleiben so viele? Etliche Versicherte, erklären die Studienautoren, rechneten ohnehin mit steigenden Beiträgen, egal bei welcher Kasse. Zudem kenne etwa die Hälfte der Befragten den eigenen Zusatzbeitrag nicht. Manchmal, so scheint es, macht Unkenntnis die Menschen zufriedener. MA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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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atsausgaben steigen schne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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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atsausgaben steigen schneller

Der deutsche Staat gibt im Verhältnis zur Wirtschaftsleistung immer mehr für Soziales, Personal und Subventionen aus. Das geht aus internen Unterlagen des Bundesfinanzministeriums hervor, die dem SPIEGEL vorliegen: Die Regierung beziffert die sogenannte Staatsquote intern bereits für dieses Jahr auf 52 Prozent, 2027 soll sie auf 52,4 Prozent steigen. Bislang hatte das Ministerium von Lars Klingbeil (SPD) noch mit einer Staatsquote von 51,4 für dieses und mit 51,5 Prozent für das kommende Jahr gerechnet. Deutschland hätte gemäß den Kalkulationen die höchste Ausgabenquote seit 1960 – und würde den Rekord aus dem Jahr 2021 (51,1 Prozent) brechen. Damals verursachte die Pandemie hohe Staatsausgaben. In dem Papier vergleicht das Finanzministerium Deutschlands Werte mit jenen anderer europäischer Länder: Demnach nähert sich die Bundesrepublik der Spitzengruppe an, die von Rekordhalter Finnland (58,9 Prozent) und Frankreich (57,4 Prozent) angeführt wird. GT, REI

WISSEN

Schülerin Fen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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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n das Smartphone das Sehen übernim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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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n das Smartphone das Sehen übernimmt

Hilfsmittel Mit Handy, KI und Social Media können sich blinde und sehbehinderte Menschen die Welt erschließen wie nie zuvor. Sie profitieren von Technologien, die eigentlich für Sehende erfunden wurden.

Eine Frau mit weißem Blindenstock läuft im hessischen Marburg an einer belebten Straße entlang. Sie lässt den Stock auf dem Gehweg vor sich hin- und herpendeln. So kann sie Unebenheiten oder Hindernisse erspüren, einen Bordstein oder den Beginn einer Treppe.

Nach ein paar Metern bleibt sie stehen. »Hey Meta, was siehst du?«, fragt die Frau. So aktiviert sie die schwarze Brille, die sie an diesem Tag trägt. Die Menschen um sie herum können die Antwort nicht hören; sie wird über den Brillenbügel zum Ohr der Trägerin geleitet. »Gebäude und eine Straße mit Autos«, sagt Andrea Katemann, habe die Brille gemeldet.

Katemann, 52, ist seit ihrer Geburt blind. Doch auf der Ketzerbach in Marburg fällt sie mit ihrem Stock nicht auf. Die Universitätsstadt ist besonders gut auf die Bedürfnisse von Blinden eingerichtet; viele sehbehinderte Menschen arbeiten und studieren hier oder gehen zur Schule. In Marburg wurde 1971 die deutschlandweit erste Ampel mit akustischem Signal installiert, und viele Busfahrer rufen die Nummer ihrer Linie laut aus der Fahrertür, wenn an einer Haltestelle jemand mit Langstock steht.

Katemann zog 1988 nach Marburg, da war sie 14 Jahre alt. »Zu Hause im Münsterland gab es kaum Angebote für blinde Menschen«, erinnert sie sich. In Marburg gab es schon damals ein Gymnasium, an dem sehbehinderte Mädchen und Jungen Abitur machen konnten. Heute leitet Katemann hier die Deutsche Blinden-Bibliothek.

Massenmarkt entwickelt, nicht explizit als Hilfsmittel für Menschen mit Behinderung, das drückt den Preis. »Ich kann sie mir einfach kaufen und muss nicht lange auf die Genehmigung und die Kostenübernahme meiner Krankenkasse warten«, erklärt Katemann. Die Brille kostet gut 400 Euro. Am Anfang habe sie das Gerät »exzessiv genutzt«, sagt sie. »Ich habe Marburg damit noch mal ganz neu erlebt.«

Seit rund 1000 Jahren werden Hilfsmittel für Menschen entwickelt, die von Geburt an wenig oder nichts sehen können oder ihre Sehfähigkeit ganz oder teilweise verloren haben. Erste Lupen etwa wurden im 11. Jahrhundert erfunden. Sie vergrößern die Umwelt durch Lichtbrechung und gelten als Vorläufer der Brille. Anfang des 19. Jahrhunderts erfand der Franzose Louis Braille, selbst als Kind erblindet, die nach ihm benannte Punktschrift. 1892 folgte die Braille-Schreibmaschine. Blinde Menschen können seither Texte nicht nur lesen, sondern auch ohne viel Aufwand in Punktschrift schreiben.

Und seit knapp 100 Jahren gibt es weiße Langstöcke. Sie signalisieren einerseits der Umwelt, dass die Nutzerinnen und Nutzer blind sind. Vor allem aber können sich blinde Menschen mit ihnen selbstständig fortbewegen – insbesondere, wenn sie die Umgebung kennen. Am Stockende sitzt manchmal eine Kugel, die über den Boden rollt, oder die Spitzen bestehen aus Kunststoff oder Keramik. Das hängt von den Vorlieben der Menschen ab und von dem Untergrund, auf dem sie sich vorwiegend bewegen.

Durch die digitalen Hilfsmittel verändert sich die Welt von Blinden und Sehbehinderten so schnell wie niemals zuvor. Und erstmals profitieren blinde Menschen dabei auch von Tools und Technologien, die für die Welt der Sehenden gedacht sind.

Von der Ketzerbach führt eine steile Straße hinauf zum Campus der Deutschen Blindenstudienanstalt (blista). In der Bibliothek, Katemanns Arbeitsplatz, stehen mehr als 10.000 Bücher in Punktschrift und über 75.000 Hörbücher zum Ausleihen bereit. Es gibt ein Tonstudio, in dem Printprodukte von professionellen Sprecherinnen und Sprechern eingelesen werden, zum Beispiel jede Woche die aktuelle Ausgabe des SPIEGEL.

Auf dem blista-Campus liegt auch die Carl-Strehl-Schule, wo Katemann vor mehr als 30 Jahren ihr Abitur ablegte. 260 Schülerinnen und Schüler aus ganz Deutschland, der Schweiz und Österreich werden dort gegenwärtig unterrichtet. Die älteren leben in pädagogisch begleiteten WGs über die Universitätsstadt verteilt, die jüngeren in betreuten Wohngruppen nahe der Schule. Die Einrichtung hat deutschlandweit als einzige staatlich anerkannte Förderschule mit Schwerpunkt Sehen ein Gymnasium von Klasse 5 bis 13, sie ist außerdem paralympi-

Bibliotheksleiterin Katemann mit Langstock und KI-Brille: Die Stadt neu erlebt

Sie geht auf die Pizzeria Gigi zu. Wieder setzt sie ihre Brille ein, blickt dabei auf einen Schaukasten. Jetzt spreche ihre Brille von einer »Speisekarte mit mehreren Pizzen und Salaten«. Wenn sie sich zu ihrer Begleitung drehe, beschreibe ihr die Brille »eine Person mit Kamera, dunkler Hose bis zu den Knien und Sandalen«. Es ist eine Fotografin, die sie auf dem Spaziergang begleitet.

Katemanns Brille sieht aus wie eine normale Sehhilfe, aber in ihrem Inneren verbergen sich eine Kamera, winzige Mikrofone und Lautsprecher. Die Brille kann die Umgebung erfassen und per KI auswerten. Die Smart Glasses des Facebook-Konzerns Meta stehen deswegen bei Datenschützern stark in der Kritik, denn sie können Menschen unbemerkt filmen und fotografieren. Techkonzerne, so die Sorge, könnten die Informationen zum Training ihrer KI-Produkte nutzen.

Für Menschen wie Andrea Katemann ist die Brille aber ein Werkzeug, das die Welt sichtbarer machen kann. Sie wurde für den sches Nachwuchszentrum für Sportarten wie Judo, Blindenfußball oder Rudern.

Janina Pohl / Deutsche Blindenstudienanstalt e.V. (blista) (2)

An einem warmen Tag im September sitzen Greta, Frieda, Antonin, Fenja und Eugenius in einem Klassenraum. Ein paar von ihnen müssen später noch zur Vorbesprechung für ihre Kursfahrt an den Gardasee. Vorher wollen sie erzählen, wie moderne Hilfsmittel ihren Alltag verändern. Manche der Jugendlichen können nur hell und dunkel unterscheiden oder Umrisse wahrnehmen. Andere können stark vergrößerte Schrift lesen, aber schlecht erkennen, was weiter entfernt ist. Teils ist ihr Gesichtsfeld eingeschränkt, als würden sie durch einen Tunnel schauen. Nicht alle benötigen einen Langstock, um sich zu orientieren.

Greta, Frieda und Antonin haben ihre iPhones vor sich auf den Tisch gelegt, sie erleichtern ihnen inzwischen vieles, sagen sie. »Früher hatte ich ein Monokular«, sagt Antonin, 17, ein kurzes Fernrohr also, mit dem er Schrift vergrößern oder entfernte Dinge besser erkennen konnte; »das brauche ich nicht mehr«. Um einen Busfahrplan zu lesen, nutze er jetzt die Lupenfunktion des Smartphones. Wenn er einen Text besser erkennen will, lässt er sich die Schrift manchmal invertieren, sie erscheint dann in Weiß auf schwarzem Grund. »Ich kann die Technik genau an meine Bedürfnisse anpassen«, sagt der Schüler.

KI und die sozialen Medien bieten den Jugendlichen noch mehr Möglichkeiten, sich in einer Welt zurechtzufinden, die auf Sehende ausgerichtet ist. Apps wie »Seeing AI« können Bilder nicht nur beschreiben, sondern auch Nachfragen dazu beantworten. Und auf »Be My Eyes« können blinde Menschen Videos oder Bilder teilen; sehende Freiwillige oder eine KI beantworten dann Fragen dazu, etwa ob bestimmte Kleidungsstücke farblich harmonieren oder wie eine Person aussieht. Mehr als elf Millionen sehende Helfer sind dort registriert.

Für Eugenius, 20, und Fenja, 19, sind solche Apps hilfreich, denn sie können ihre Smartphone-Displays nicht sehen. Beide können nur Umrisse erkennen, hell und dunkel unterscheiden. Durch sein Smartphone nehme er mehr am Alltag seiner sehenden Familie teil, sagt Eugenius. »Ich kann damit als Nichtsehender Bilder sichtbar machen«, sagt er, »zum Beispiel, wenn jemand Fotos in unsere Familiengruppe stellt.« Er nutze dafür eine App, die ihm das Foto detailliert beschreibt: »So kann ich auch einen Kommentar zu dem Bild abgeben, wenn ich Lust habe.«

Ein Urlaubsfoto der Autorin dieses Textes etwa fasst die KI so zusammen: »Das Bild zeigt drei Personen an einem Strand. In der Mitte sitzt eine junge Person in einem blau-weiß gestreiften Strandstuhl mit der Nummer 1806. Der Strand ist sandig, und im Hintergrund sind mehrere Fahnen sowie Dünen zu sehen.« Die Beschreibung ist knapp, aber sie genügt, um eine Vorstellung von den Menschen am Meer zu bekommen.

1 | Jugendliche Greta 2 | Tastbarer Globus 3 | Darmzottenmodell 4 | Oberstufenschülerin Frieda 5 | Lernender im blista-Chemiekurs 6 | Modelle für den Matheunterricht

Fenja, 19, lässt sich per KI Bilder auf Social Media beschreiben, erzählt sie, auf Instagram zum Beispiel. Grundsätzlich lese sie aber lieber selbst. Das geht analog mittels Punktschrift auf Papier, sie kann so aber auch digitale Texte in Punktschrift umwandeln lassen. Dafür hat sie eine sogenannte Braillezeile, die per Kabel oder Bluetooth mit einem Computer oder Smartphone verbunden werden kann.

Das Hilfsmittel sieht aus wie eine Computertastatur ohne die herkömmlichen Buchstaben- und Zifferntasten. Stattdessen hat die Zeile rechteckige Felder mit Löchern, aus denen sich winzige Stifte aus Kunststoff oder Metall erheben. Sie bilden dann Braillezeichen, die Fenja mit ihren Fingern lesen kann. Handy-Apps findet Fenja praktisch, wenn sie etwa bei einem Blatt Papier erst einmal grob wissen möchte, worum es sich handelt, einen Brief zum Beispiel. Sie macht dann mit dem Handy ein Foto von dem Dokument und lässt es sich erklären.

Smart Glasses wie die von Bibliothekarin Katemann hat niemand aus der Schülergruppe. »Viele unserer Schülerinnen und Schüler können nicht sehen, ob jemand sie fotografiert«, sagt Silke Roesler, stellvertretende Schulleiterin der Carl-Strehl-Schule, »wir müssen ihre Persönlichkeitsrechte besonders schützen.« An der Schule betrachte man die Brillen daher mit Skepsis. »Die Brillen filmen Menschen, die nicht gefilmt werden wollen«, sagt Fenja.

Digitale Tools haben ohnehin ihre Grenzen, weiß Lehrer Tobias Mahnke. Individuelles Unterrichtsmaterial, das auf die Bedürfnisse von Kindern und Jugendlichen ausgerichtet ist, die Abbildungen aus herkömmlichen Lehrbüchern nicht sehen können, werde er immer brauchen.

Mahnke unterrichtet an der Carl-Strehl-Schule Chemie und Biologie und bietet eine Kanu-AG an. Außerdem leitet er das Medienzentrum der Schule. »Wir überlegen immer wieder neu, was unseren Schülerinnen und Schülern helfen würde, was sie wahrnehmen können«, sagt er. Und da eröffneten ihm manche neuen Technologien zuvor ungekannte Möglichkeiten.

Zum Beispiel 3D-Drucker, ursprünglich von der Industrie entwickelt, um von neuen Bauteilen schneller als zuvor Prototypen herzustellen: Mahnke und sein Team fertigen damit Modelle an, mit denen die Kinder und Jugendlichen den Stoff zum Beispiel in Mathematik, Erdkunde, Chemie mit anderen Sinnen erfassen können, hauptsächlich mit den Händen. Es sind Fächer, für die das Sehen im Unterricht eigentlich unverzichtbar ist.

Wie versteht man etwa das Strömungsverhalten von Fließgewässern, wenn man

Forscher tüfteln an Blindenstöcken mit Navi, die Fragen beantworten und Hindernisse in Brusthöhe erkennen sollen.

den Flusslauf nicht sehen kann? Oder den Satz des Pythagoras, wenn Kathete und Hypotenuse noch abstraktere Begriffe sind als ohnehin schon? »Es gibt tolle Filme oder Bilder, die vieles erklären«, sagt Mahnke. Die können viele seiner Schützlinge aber nicht sehen. Sie brauchen Lehrmaterial, das sie ertasten können.

Wenn neue Mitglieder in seine Kanu-AG kommen, steigen sie nicht unvorbereitet ins Boot. Mahnke hat mittels 3D-Druck ein Minikanu hergestellt, darin sitzt eine hölzerne Gliederpuppe, wie man sie im Künstlerbedarf als bewegliches Modell kaufen kann. So können sich die künftigen Kanuten mit dem Aufbau des Sportgeräts vertraut machen. Sie erfahren etwa, dass das Kanu Schenkelstützen hat und ein Stemmbrett, gegen das sie die Füße pressen.

Was sind bei einem mäandernden Fluss Gleithang, Prallhang und Unterspülung? Wie lassen sich Erosion und Sedimente erklären? Auch dafür gibt es in der blista-Sammlung ein Modell aus dem 3D-Drucker. Das grüne Flussbett ist ein didaktisches Unikat. Die Schülerinnen und Schüler können den Lauf mit den Fingern nachvollziehen, es mit Wasser füllen und spüren, wie sich das Wasser bewegt. Wenn sie Sand hineinfüllen, verstehen sie, wo sich Sediment ablagert. »Ein solches Modell zu entwickeln, kann schon mal ein Jahr dauern«, sagt Pädagoge Mahnke.

Die Abbildungen aus einem Mathebuch, das Thema ist Trigonometrie, wurden ebenfalls in Modelle verwandelt. Es gibt unter anderem ein rechtwinkliges Dreieck aus gelbem Kunststoff, dazu ein rosafarbenes Gestell. Die Jugendlichen können mit ihren Fingern fühlen, wie das Dreieck im Quader klemmt. Wenn sie seine Winkel ertasten, dann spüren sie, dass es diagonal hineinpasst. Das hilft auch, um zu begreifen, dass die sogenannte Raumdiagonale die längste Strecke eines Quaders ist. Am Ende sollen sie den Stoff so gut verstehen, dass sie Aufgaben aus ihrem Lehrbuch lösen können, wie diese etwa: »Berechne für jedes Dreieck alle Seitenlängen und Winkelmaße.«

Bezahlbare 3D-Drucker, mit denen Mahnke und seine Kollegen ihre Modelle erstellen, gibt es seit rund zehn Jahren. Vorher haben die Lehrkräfte die Materialien selbst gebaut, aus Pappe oder Draht. Um etwa den Aufbau von Darmzotten verständlich zu machen, klebten sie Schnüre und Nieten auf eine Unterlage.

Zweidimensionales Material lässt sich auch auf sogenanntem Schwellpapier drucken. Ein Drucker und ein Wärmegerät erzeugen damit taktile Grafiken: Arbeitsblätter, bei denen alle Linien tastbar sind, weil sie leicht aus dem Papier herausragen.

Dank neuer, schneller Herstellungsmethoden, Digitalisierung und KI boomt das Forschungsinteresse an Hilfsmitteln für blinde Menschen. Beinahe im Wochentakt bekomme er Anfragen von App-Entwicklern, Studierenden und Forschungseinrichtungen, die eine Idee haben, wie sie den Alltag blinder Menschen verbessern könnten, sagt Thorsten Büchner von der Abteilung für Öffentlichkeitsarbeit an der blista. »Sie möchten dann, dass ihre Erfindungen bei uns getestet werden.«

Zu einer intensiven Zusammenarbeit komme es aber selten. »Es ist toll, dass sich so viele Menschen Gedanken darüber machen, wie sie blinden Menschen mehr Teilhabe verschaffen können, und das mit den Betroffenen selbst entwickeln wollen«, so Büchner, der selbst blind ist, »aber wir haben einfach nicht die Kapazitäten, um alle Projekte zu unterstützen.«

Wie erfindungsreich die Branche ist, lässt sich alljährlich rund eine Autostunde von Marburg entfernt beobachten, auf der weltweit größten Fachmesse für Hilfsmittel für blinde und sehbehinderte Menschen. Bei der »Sight City« in Frankfurt am Main gibt es taktile Gesellschaftsspiele, Blindentennisbälle mit Rassel im Inneren oder Braillenoten für Musikerinnen und Musiker. Besonders stark wächst das Angebot an KI-Assistenten, die speziell für blinde Menschen entwickelt wurden, oder an Apps, die etwa Kunstwerke in tastbare Grafiken verwandeln.

Viele Forschende tüfteln auch an verbesserten Langstöcken. Einen dieser smarten Blindenstöcke will Bibliothekarin Katemann bald testen. Er ähnelt seinem klassischen Vorbild. Mittels Ultraschallsensoren soll der Stock auch Hindernisse in Brusthöhe erkennen. Er hat zudem ein Navi und kann mithilfe von KI Fragen zur Umgebung beantworten oder herausfinden, wann der nächste Bus kommt. Ist der Akku leer, kann er auch analog verwendet werden. Eine erste Version des Stocks hat Katemann bereits ausprobiert. Sie fiel bei ihr aber durch: »Der Stock war viel zu schwer und unhandlich.«

Für viele blinde Menschen ist es dagegen unvorstellbar, ihren herkömmlichen Stock zu ersetzen. Er ist für sie wie ein verlängerter Arm, mit dem sie die Umgebung abtasten können. Er sei ihr wichtigstes Hilfsmittel, sagt etwa Schülerin Fenja: »Zusammen mit meinem Gehör und meiner Erfahrung.« Julia Koch

Parasitenalarm auf dem Promi-Ei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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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sitenalarm auf dem Promi-Eiland

Gesundheit Auf der US-Insel Martha's Vineyard löst eine invasive Zeckenart mysteriöse Allergien aus. Mehr als 1000 Menschen sind bereits betroffen.

Es war in diesem Frühling auf Martha's Vineyard, als Marina Lent nur schnell ein paar Küchenabfälle zu ihrem Komposthaufen bringen wollte. Sie sei die paar Schritte barfuß durch den Garten gelaufen, erzählt die 67-jährige Amerikanerin. Ein folgenschwerer Fehler, wie sie später entdeckte.

Rund zwei Dutzend rötlich braune Zeckenlarven, kaum größer als Mohnkörner, hatten sich an ihren Füßen festgesetzt. Sie habe gleich gewusst, sagt Lent, was für eine Spezies sie da erwischt hatte – und dass sie nun womöglich nie wieder Steak oder Eiscreme essen könnte.

Die berüchtigte Lone-Star-Zecke hatte Lent attackiert; das Spinnentier beschäftigt sie und ihre Kollegen nahezu täglich. Lent arbeitet bei der Verwaltung der Gemeinde Aquinnah auf Martha's Vineyard – jener pittoresken Insel vor der Küste Neuenglands im Nordosten der USA.

Bekannt für ihre rotgoldenen Lehmklippen, schneeweigen Leuchttürme und Cottages, die an Lebkuchenhäuser erinnern, zieht es wohlhabende Besucher aus aller Welt nach »MV«, wie viele die Insel abkürzen. Sie dient auch als Rückzugsort für Prominente wie die Obamas, die Clintons, Taylor Swift oder Oprah Winfrey.

Doch seit Kurzem wird die Postkartenidylle von einer Krankheitswelle überschattet, die Seuchenforscher und Ärzte rätseln lässt: Martha's Vineyard steht im Bann von Amblyomma americanum, jener Lone-Star-Zecke, die auch Lents Füße im Garten heimgesucht hat.

Ein Merkmal der Weibchen hat der Zecke zu ihrem Namen verholfen – sie tragen einen weißen, sternartigen Punkt auf ihrem Rückenschild. Die Parasiten haben eine besonders unangenehme Eigenschaft: Ihre Stiche lösen bei manchen Menschen mitunter schwere, womöglich lebenslange Allergien gegen Fleisch- und Milchprodukte aus, das sogenannte Alpha-Gal-Syndrom. Allein in diesem Jahr wurden in der Inselklinik bis Mitte August 572 Menschen positiv darauf getestet.

Alpha-Gal ist ein Zuckermolekül, das sich im Speichel der Zecken befindet. Es kommt auch im Fleisch der meisten Säugetiere vor sowie in Spuren in deren Milch. Nicht aber im menschlichen Körper.

Gelangt Alpha-Gal durch einen Zeckenstich in die Blutbahn, kann das Immunsystem Antikörper gegen diesen Zucker bilden. Kommen die Menschen dann jedoch wieder in Kontakt mit Alpha-Gal, etwa durch den Verzehr von rotem Fleisch, Milch, Käse oder selbst Schweinegelatine, kann der Zucker darin nun allergische Reaktionen auslösen.

Die Bandbreite reicht von Juckreiz, Hautausschlägen, Schwellungen im Rachen, Erbrechen oder Durchfall bis hin zu einem lebensbedrohlichen anaphylaktischen Schock. Aber längst nicht alle Betroffenen entwickeln eine Allergie. Die Lone-Star-Zecke überträgt auch andere Viren und Erreger bakterieller Infektionskrankheiten wie etwa Ehrlichiose oder Tularämie; Borreliose dagegen nicht. Das mit Abstand häufigste Problem ist aber das Alpha-Gal-Syndrom.

Mitunter erscheint es wie aus dem Nichts. So war es auch bei Petra Lent-McCarron. Im September 2025 habe sie eine vollgesogene Zecke auf ihrer Schulter entdeckt, berichtet die 68-Jährige. »Die Stelle juckte danach monatelang heftig«, sonst sei es ihr gut gegangen. Im Dezember habe sie dann einen Rehfleisch-Burger gegessen – und tagelang schwere Durchfälle gehabt.

In der Inselklinik fanden Ärzte laut Lent-McCarron einen hohen Spiegel von Alpha-Gal-Antikörpern in ihrem Blut und erklärten

Küstenlandschaft auf Martha's Vineyard: Besucher aus aller Welt

ihr, dass die Allergie auch noch Monate nach einem Stich ausbrechen könne. Seither sei an Fleisch nicht mehr zu denken. Einer Freundin von ihr gehe es noch viel schlimmer; sie müsse einen anaphylaktischen Schock fürchten. Berichten zufolge kann allein der Dampf beim Kochen von Fleisch ausreichen, dass Betroffene allergisch reagieren.

Der Mediziner Gerald Yukevich leitet auf Martha's Vineyard das Tick Center, eine auf durch Zecken übertragene Krankheiten spezialisierte Praxis. Tick ist das englische Wort für Zecke. Besonders heftig, so Yukevich, würden die Symptome mitunter bei Patienten, bei denen abermals Alpha-Gal in die Blutbahn gelange, etwa durch einen weiteren Zeckenstich. »Wir sehen aber auch Patienten, die problemlos alles essen können, obwohl in ihrem Blut viele Antikörper sind.« Wer stark, wer mäßig und wer gar nicht reagiere, sei unvorhersehbar.

Umfassende epidemiologische Statistiken über das Alpha-Gal-Syndrom auf der Insel gibt es bislang nicht. Grund: Der Bundesstaat Massachusetts, zu dem sie gehört, hat die Diagnose erst in diesem Frühjahr meldepflichtig gemacht.

Einen Eindruck, wie rasant sich das Problem entwickelt hat, vermitteln allerdings die Daten der Inselklinik. 2020 wurden dort neun Menschen auf das Syndrom getestet, zwei Tests waren positiv. Ein Jahr später waren es 78 Tests mit 32 positiven Ergebnissen. Seither gehört das Alpha-Gal-Syndrom fast zum Klinikalltag: 2025 wurden bei 1689 Tests 742 positive Fälle entdeckt. Das ist beinahe jeder Zweite.

Manche Läden auf der Insel haben sich bereits darauf eingestellt. Ein Café wirbt mit »Alpha-Gal-freundlichen« Chocolate-Chip-Brownies und Melassekeksen. Restaurants haben komplette Alpha-Gal-freie Speisekarten mit veganen Produkten, Hühnchen oder Fisch; Geflügel und Meerestiere vertragen die Betroffenen. Viele Getränkekarten listen zertifiziert vegane Weine.

Bisher trat die Lone-Star-Zecke hauptsächlich im Süden der USA auf. Dort hat sich das Alpha-Gal-Syndrom über die Jahrzehnte etabliert, vor allem unter Waldarbeitern oder Farmern. Seit einigen Jahren zieht das Spinnentier immer weiter nach Norden und Nordosten, wohl begünstigt durch wärmeres Wetter und weniger kalte Winter. In Europa gibt es keine Lone-Star-Zecken.

Auf Martha's Vineyard tauchten erste größere Populationen der Lone-Star-Zecke vor gut 15 Jahren auf. Eingeschleppt wurde sie mutmaßlich von Wildvögeln, Menschen, deren Hunden oder Pferden, sagt die Insel-Epidemiologin Lea Hammer. »Und als sich die Zecke hier einmal angesiedelt hatte, fand sie jede Menge Wirte: die Hirsche.«

Mehr als 4600 Weißwedelhirsche erfassten Drohnen auf Martha's Vineyard zu Jahresanfang. Die Huftiere streifen durch Wiesen und Gebüsch, das Habitat der Parasiten.

Evgeny Ivanov / imagebroker / IMAGO

Ihr Blut liefert den Zeckenweibchen Proteine und Nährstoffe für die Eiproduktion. Zudem verteilt das Wild die Zecken auf der Insel: Es transportiert seine Begleiter, bis diese vollgesogen abfallen.

Weil die Weißwedelhirsche auf der Insel fast keine natürlichen Fressfeinde haben, ist ihre Dichte pro Quadratkilometer bis zu viermal so hoch, wie es die Wildtierbehörde von Massachusetts für ein optimales ökologisches Gleichgewicht empfiehlt.

Um die Zeckeninvasion einzudämmen, hat die Regierung in Boston nun beschlossen, die Jagdsaison auf Martha's Vineyard und den Nachbarinseln bis in den kommenden Winter zu verlängern.

Epidemiologin Hamner hält das für sinnvoll, um den Hirschbestand zu verkleinern. Aber das allein, sagt sie, werde längst nicht ausreichen, um diese »Krise der öffentlichen Gesundheit« zu beenden. Das funktioniere, wenn überhaupt, nur mit einem Bündel von Maßnahmen: kontrollierten Feuern in Zecken-Hotspots, dem Einsatz von Pestiziden sowie konsequentem Selbstschutz durch entsprechende Kleidung.

Viele der 20.000 Einwohner und der Touristen seien verunsichert, sagt Marina Lent, die Frau, die nur kurz zu ihrem Komposthaufen ging. »Manche Leute arbeiten nicht mehr im Garten. Andere gehen mit ihren Hunden ausschließlich auf der Straße spazieren.« Wanderer, die sich noch in die Natur trauen, stopfen sich langärmelige T-Shirts in den Hosenbund und die Hosenbeine in die Socken. Ihre Kleidung behandeln sie zudem oft mit dem Wirkstoff Permethrin, einem Insektizid und Akarizid.

Für Patrick Roden-Reynolds ist das »der bestmögliche Schutz«. Der Biologe sagt: »Zecken sind ein großes Problem hier, aber wenn sich die Menschen entsprechend anziehen, können sie das Risiko drastisch verringern, gestochen zu werden.«

Roden-Reynolds ist der Direktor des Martha's Vineyard Tick Program und von Frühjahr bis Herbst fast täglich den Lone-Star-Zecken auf der Spur. Er trage immer Schutzmontur mit Hut, erzählt er. So hätten ihn in fast fünf Jahren lediglich zwei Zecken gestochen. Und das auch nur, weil er beide Male nachlässig gekleidet gewesen sei. Er habe bislang keine Allergie.

Um die Zecken zu sammeln, erzählt Roden-Reynolds, befestige er ein weißes Baumwolltuch an einem Besenstiel und ziehe es durch hohes Gras oder niedriges Gestrüpp. Die Achtbeiner, die dort auf Wirte warten, klammern sich instinktiv am Tuch fest, sobald es sie berührt. Roden-Reynolds zupft die Parasiten mit der Pinzette ab oder fährt mit einer Fusselrolle über das Tuch. Die Zecken bleiben dann am Klebeband haften. So kann der Biologe die Tiere zählen, sortieren, dokumentieren und im Labor auf Krankheitserreger untersuchen lassen.

5·Quelle: eigene Recherche, CDC; Stand der Karte: 2025

Auf Martha's Vineyard hat sich die Lone-Star-Zecke auch deshalb so stark verbreitet, weil sie anpassungsfähiger ist als alteingesessene Arten wie etwa die Hirschzecke. »Lone-Star-Zecken können in unterschiedlichen Lebensräumen gedeihen«, sagt Roden-Reynolds. »In offenen, sonnigen, trockenen Gärten tauchten sie früher kaum auf. Heute müssen die Menschen dort überall mit ihnen rechnen. Sogar auf den Sesseln der Veranda oder auf der Kinderschaukel.«

Nun drohen die Spinnentiere auch auf das benachbarte Festland zu gelangen. »Ich glaube nicht, dass wir effektive Mittel haben, um das Ausbreiten der Zecke auf das Festland zu verhindern«, sagt die Chefepidemiologin von Massachusetts, Catherine Brown. In einigen Regionen im Südosten des Bundesstaats seien bereits »stabile Populationen« entdeckt worden. Das Verbreitungsgebiet werde sich ausweiten, prophezeit Brown, die Frage sei nur, wie schnell.

Umso dringlicher wird es, das Alpha-Gal-Syndrom besser zu erforschen. »Es ist ein schnell wachsendes Gesundheitsproblem hier, und es gibt noch viele offene Fragen«, sagt Jacob Lemieux, Infektiologe

1

Alpha-Gal ist ein Zuckermolekül, das im Körper von Säugetieren wie Rind oder Schwein sowie in deren Milch vorkommt. Auch bestimmte Zeckenarten produzieren Alpha-Gal, aber nicht der menschliche Körper.

2

Sticht die überwiegend in den USA lebende Lone-Star-Zecke den Menschen, kann sie Alpha-Gal mit dem Speichel in die Wunde übertragen.

geschätzte Verbreitung

etablierte Population

Das menschliche Immunsystem bildet innerhalb weniger Wochen eine große Anzahl Antikörper gegen Alpha-Gal – weil es das Zuckermolekül fälschlicherweise als Gefahr einstuft.

4

Konsumiert die betroffene Person rotes Fleisch oder Milch, kann es fortan zu einer übertriebenen Abwehrreaktion kommen. Die allergischen Symptome reichen von Hautrötungen und Blutdruckabfall bis hin zum lebensbedrohlichen anaphylaktischen Schock.

am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in Boston.

Der Forscher plant daher nun zwei Studien, zusammen mit der leitenden Ärztin der Inselklinik auf Martha's Vineyard: Die eine soll untersuchen, wie viele der Menschen auf Martha's Vineyard, der Nachbarinsel Nantucket, aber auch in Boston schon Antikörper im Blut haben und wie verbreitet das Alpha-Gal-Syndrom dort ist. Die zweite Studie soll bestenfalls klären, warum nur bestimmte Menschen allergisch reagieren: Liegt es am Entwicklungsstadium der Zecken? An der Anzahl der Stiche? Oder gar an individuellen Faktoren der Patienten? Hierfür wollen die Forscher 300 Menschen begleiten, die kürzlich von Lone-Star-Zecken gestochen wurden.

Eine der Probandinnen wird Marina Lent sein. Auch in ihrem Blut finden sich viele Antikörper gegen Alpha-Gal, bislang zeigt sie aber keine Allergiesymptome, kann also weiterhin sorglos Fleisch und Milchprodukte essen. Aber eines, sagt Lent, werde sie ganz sicher nicht mehr tun: unbedacht barfuß durch ihren Garten zu laufen.

Claus Hecking

Machen Multivitamintabletten das Gehirn jü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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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hen Multivitamintabletten das Gehirn jünger?

Health Ernährungsexperte Martin Smollich erklärt, warum Vitamincocktails kein Wundermittel sind und worauf ältere Menschen wirklich achten sollten.

Smollich, 49, ist Professor am Institut für Ernährungsmedizin des Universitätsklinikums Schleswig-Holstein. Er veröffentlicht Fachbücher und informiert auf Instagram über Ernährungsmythen. An seinem Institut werden auch Studien für externe Auftraggeber durchgeführt. Zudem berät er gelegentlich Unternehmen und Institutionen zu wissenschaftlichen Fragen.

Multivitamintabletten sind die Zombies unter den Supplements: Obwohl seit Jahrzehnten belegt ist, dass sie für die Allgemeinbevölkerung keinen Nutzen haben, sterben sie nicht aus. In Zeiten der »Hyperindividualisierung« von Ernährung und Medizin erscheint das Konzept »einmal alles bitte« geradezu anachronistisch. Das Mantra heute lautet: erst messen, dann gezielt supplementieren. Doch jetzt zeigt eine Serie aktueller Studien: Ein simples Multinährstoff-Präparat soll das Gehirn um Jahre verjüngen und kognitive Leistungsverluste im Alter verhindern. Kann das funktionieren?

Auslöser ist die Cosmos-Studie: An mehr als 21.000 Probandinnen und Probanden im Alter von mehr als 60 Jahren wurde untersucht, wie sich die Einnahme eines Multinährstoff-Präparats und eines Kakaoextrakts auf die Gesundheit auswirkt. Als Vergleich dienten Placeboprodukte – also Tabletten ohne aktive Inhaltsstoffe. Finanziert wurde diese methodisch einwandfrei gemachte Studie aus öffentlichen Geldern und durch Sponsoring der Unternehmen »Haleon« und »Mars Inc.«. Die erste Firma stellt Nahrungsergänzungsmittel her, die zweite produziert Schokoriegel – womit sich die Kakaoextrakt-Gruppe erklärt.

Eine bahnbrechende Erkenntnis vorneweg: Schokoriegel helfen wohl nicht gegen Demenz. Aber bei dem Multinährstoff wurde es interessant: Während in Bezug auf Herz-Kreislauf-Erkrankungen oder Sterblichkeit Effekte erwartungsgemäß ausblieben, erlebten viele Probandinnen und Probanden Verbesserungen der kognitiven Leistungsfähigkeit und des Gedächtnisses. Das führte zu sensationellen Schlagzeilen wie »Multinährstoff macht Gehirn zwei Jahre jünger«.

Tatsächlich zeigten die Daten, dass die kognitive Leistungsfähigkeit bei Multi-nährstoff-Einnahme dem statistischen Wert eines um knapp zwei Jahre jüngeren Gehirns entsprach. In einer Folgeanalyse der Daten wurde der Einfluss des Präparats auf sogenannte epigenetische Uhren analysiert.

Das sind molekulare Marker in den Zellen, die zeigen, wie weit der biologische Alterungsprozess fortgeschritten ist. Mancher 60-Jährige ist körperlich und geistig auf dem Niveau eines 30-Jährigen – und umgekehrt. Diese Diskrepanz zwischen chronologischem und biologischem Alter bilden die epigenetischen Uhren ab. Die Einnahme des Vitamincocktails führte dazu, dass einige epigenetische Uhren der Probanden ein etwas jüngeres biologisches Alter

Eoneren / E+ / Getty Images

Dieser Beitrag ist aus dem SPIEGEL Extra »Gesund leben, sich gut fühlen« – immer donnerstags spiegel.de/extra

anzeigten als bei jenen Studienteilnehmern, die das Placebopräparat erhalten hatten.

Anders als der Name suggeriert, sind diese »epigenetischen Uhren« aber nicht der Taktgeber unseres Lebens. Sie steuern den Alterungsprozess nicht, sondern sie sind ein Indikator für den Alterungsprozess. Das kann man gut mit grauen Haaren vergleichen: Statistisch sind Menschen umso älter, je mehr graue Haare sie haben – aber wenn man die Haare färbt, wird man leider nicht biologisch jünger.

Warum aber zeigten jene Indikatoren im Durchschnitt ein etwas »jüngeres« Alter an und weshalb profitierten anscheinend einige von der Einnahme? Die naheliegende Antwort darauf finden wir in der ernährungsmedizinischen Praxis. Ältere Menschen sind mitunter vergesslich und von einer Abnahme der geistigen Leistungsfähigkeit geplagt. Der Grund dafür sind aber nicht immer die normalen Alterungsprozesse oder fortschreitende Demenzerkrankungen. Hinter den Symptomen könnte ein Befund stecken, der im Alltag regelmäßig übersehen wird – ein Mangel an Vitamin B12. Studien zeigen, dass ein erheblicher Teil der Menschen ab 65 Jahren von einem grenzwertigen Vitamin-B12-Spiegel betroffen ist. Die Symptome eines Vitamin-B12-Mangels könnten eine Demenz in manchen Fällen tatsächlich vortäuschen oder als »alterstypische« Vergesslichkeit fehlgedeutet werden.

Genau hier kommt ein besonderes Detail der Cosmos-Studie zum Tragen. Das verwendete Multinährstoff-Präparat enthielt eine wilde Mischung aus nicht sonderlich hoch dosierten Vitaminen und Mineralstoffen. Mit einer Ausnahme: Der Vitamin-B12-Gehalt war mit mehr als 1000 Prozent der Zufuhr- empfehlung extrem hoch. Und da liegt aus meiner Sicht der Schlüssel zu den vermeintlich bahnbrechenden Multinährstoff-Daten: Gedächtnis und kognitive Leistungsfähigkeit verbesserten sich vermutlich bei denjenigen, die einen nicht erkannten Vitamin-B12-Mangel hatten.

Multinährstoff-Präparate schützen also nicht vor Demenz, sondern allenfalls vor einem zu vollen Portemonnaie. Aber spätestens ab einem Alter von 60 Jahren sollten Sie sich um Ihre Vitamin-B12-Versorgung kümmern, also den Blutwert messen lassen (am besten das biologisch aktive Vitamin B12, genannt HoloTC). In Absprache mit Ihrer Ärztin oder Ihrem Arzt können Sie ein eventuelles Defizit über Vitamin-B12-reiche Lebensmittel wie Fleisch, Eier und Milchprodukte oder gezielt mit Vitamin-B12-Präparaten ausgleichen.

Der Jungbrunnen aus der Multivitamin-tablette entpuppt sich also weniger als Revolution der Longevity-Medizin – sondern eher als Erinnerung daran, wie folgenreich ein übersehener Vitamin-B12-Mangel im Alter sein k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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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Erfolgsgeheimnis der Modeik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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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 Alobai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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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Moment

Erkennen Sie die Gestalt eines Hais? Die dunkle Stelle oben links stellt das Auge dar, darunter zeichnet sich ein geöffnetes Maul ab. Der »Hai-fischnebel«, astronomisch auch als »LDN 1235« bezeichnet, liegt rund 650 Licht-jahre von der Erde entfernt im Sternbild Kepheus. In der riesigen Staubwolke leuchten außerdem blaue Reflexions-nebel, die das Licht von Sternen streuen. Der Fotograf Ali Alobaidly aus Kuwait gewann für das Bild den diesjährigen Preis als »Astronomy Photographer« des »Royal Observatory« in Greenwich, London.

»Dreamliner«-Pilot gab Schub und bremste zugle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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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amliner«-Pilot gab Schub und bremste zugleich

Eine Boeing 787 von Vietnam Airlines ist beim Abflug in München fast verunglückt, weil der Kapitän der Maschine auf der Startbahn einerseits Schub gab – andererseits aber mit den Füßen während fast des gesamten Startlaufs mit wechselnder Kraft auf die beiden Bremspedale getreten hatte. So geht es aus einem Zwischenbericht hervor, den die Bundesstelle für Flugunfalluntersuchung (BFU) veröffentlicht hat. Das mit 287 Menschen besetzte Flugzeug war am 15. August über das Ende der 4000 Meter langen Startbahn hinausgeschossen. Es hob erst in letzter Sekunde ab.

Die BFU hat noch keine Erkenntnisse zu der Frage, warum der Flugkapitän die Bremsen aktiviert hatte. Eine Antwort darauf wird es vermutlich im Abschlussbericht geben, der innerhalb eines Jahres nach dem Vorfall erscheinen soll.

Um 13.55 Uhr hatte Flug VN34 die Startfreigabe bekommen. Augenblicke später gab der Kapitän Schub – und bremste fast gleichzeitig. Der »Dreamliner« beschleunigte dennoch, aber zu langsam. 18 Sekunden lang blieb das Tempo der Maschine fast konstant bei rund 310 Kilometern pro Stunde. Zum sicheren Abheben hätte sie 333 Kilometer pro Stunde gebraucht. Die BFU schreibt, dass der Co-Pilot kurz vor dem viel zu späten Abheben eingegriffen hat, um die Triebwerksleistung manuell noch zu erhöhen. Das Flugzeug kam nur knapp in die Luft, es kollidierte mit Teilen der Anflugbefeuerung – dem Beleuchtungssystem, das Piloten im Landeanflug den Weg weist.

Als die Maschine eine Höhe von etwa 2700 Metern erreicht hatte, übernahm ein weiterer Kapitän im Cockpit das Kommando und den linken Pilotensitz. Der Flug nach Hanoi wurde abgebrochen. In Absprache mit der Flugsicherung ließ dieser Kapitän mehr als 62 Tonnen Kerosin ab, um das notwendige Landegewicht zu erreichen. Kurz vor 16 Uhr setzte die Maschine stark beschädigt wieder in München auf.

Verletzt wurde niemand bei dem schweren Zwischenfall. Alle Voraussetzungen für eine Katastrophe mit Hunderten Toten waren allerdings gegeben. Es wäre ein Unglück aus der Kategorie »nicht überlebbar« gewesen, wie es der Hamburger Luftfahrtexperte Heinrich Großbongardt nannte.

Der bremsende Kapitän war am Tag des Vorfalls 64 Jahre alt. Er hatte mehr als 27.000 Stunden Flugerfahrung. Die weitere Untersuchung muss nun klären, was ihn zu seinem Verhalten veranlasst hat. Flugunfallermittler sprechen in solchen Fällen von »Human Factors«. Vielleicht war es Gedankenlosigkeit, vielleicht gab es einen medizinischen Hintergrund – aber auch ein möglicher Vorsatz muss geprüft werden. ME

NACHGEZÄHLT

Prozent höher ist das Risiko für Menschen mit Schlafproblemen, einen Schlaganfall zu erleiden – im Vergleich zu Menschen, die gut schlafen. Forscher sahen sich für eine Überblicksstudie mit diesem Ergebnis die Daten von neun Analysen mit insgesamt 1,3 Millionen Teilnehmern an.

Quelle: Sleep Medicine Reviews

NACHGEFORSCHT

Muss ich meinen Garten vor dem Winter aufräu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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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s ich meinen Garten vor dem Winter aufräumen?

Wenn der Winter naht, greifen viele Hobbygärtner und -gärtnerinnen zu Schere und Rechen für einen letzten Arbeitseinsatz im Jahr. Fachleute dagegen raten: Wer die Artenvielfalt im eigenen Garten fördern möchte, sollte vor dem Winter möglichst wenig eingreifen. »Jede

Tierart im Garten hat unterschiedliche Ansprüche«, sagt David Schoo, Ökologe an der Technischen Universität München. »Arten, die in unseren

Breiten überwintern, um bedienen sich an den Samenständen von Disteln oder Karde. Es reiche, sie im Frühjahr zu entfernen, sagt Schoo: »Idealerweise im März oder April, kurz bevor die Pflanzen wieder durchtreiben.« Was macht man mit Laub? Auf Beeten und unter Hecken kann

brauchen Orte, an denen sie sich zurückziehen können, Ruhe, Nahrung und Schutz finden«, sagt er. Naturnahe Gärten können ihnen all das bieten. Die Stängel und verdorrten Blütenstände von Pflanzen stehen zu lassen, nutzt nicht nur Wildbienen, auch Schlupfwespen, Käfer und Spinnen finden in ihnen Unterschlupf. Vögel wie Zaunkönig oder Grünfink wiederes liegen bleiben oder zu

einem Haufen aufgetürmt werden. Dort ruhen Würmer und Käfer, die eine begehrte Mahlzeit für Vögel sind – und mit etwas Glück zieht

ein Igel ein. Wer die trostlose Zeit im eigenen Garten ein wenig verkürzen möchte, für den hat Schoo einen weiteren Tipp: Im Oktober könne man Leberblümchen oder Christrosen pflanzen. Im kommenden Jahr würden sie vor den anderen Blumen aufblühen. Das freue auch die Insekten. »Wenn dann die ersten Wildbienen aus ihren Verstecken fliegen, finden sie direkt Nektar.« MSK

Das Shamonda-Virus breitet sich in deutschen Ställen aus. Martin Beer, 60, vom Bundesforschungsinstitut für Tiergesundheit erklärt, was Bauern droht.

SPIEGEL: Herr Beer, im August wurde das Shamonda-Virus bei Rindern in Baden-Württemberg festgestellt. Mittlerweile sind Fälle aus Bayern, Rheinland-Pfalz und Brandenburg bekannt. Was ist das für ein Virus?

Beer: Das Shamonda-Virus wird von Gnitzen, also winzigen Mücken, übertragen. Es gehört zur Simbu-Serogruppe, deren Vertreter in Afrika, Asien, Australien und Südamerika vorkommen. Das Schmallenberg-Virus war das erste Virus dieser Gruppe, das 2011 in Zentraleuropa auftauchte. Jetzt, 15 Jahre später, ist Shamonda als zweiter Vertreter angekommen. Landwirtschaftliche Betriebe müssen sich wohl vor allem auf mögliche Fehlgeburten und missgebildete Nachkommen bei Tieren einstellen. Rinder sind neun Monate trächtig, ein jetzt infiziertes Tier bringt sein Kalb vielleicht in sechs Monaten zur Welt. Erst im Frühjahr 2027 werden wir das Ausmaß abschätzen können.

TIERMEDIZIN

»Diese Art Viren kann den Fötus infizie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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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se Art Viren kann den Fötus infizieren«

SPIEGEL: Welche anderen Tiere können sich infizieren?

Beer: Nachgewiesen ist es bisher auch bei Schafen, Ziegen und einem Alpaka. Überraschenderweise haben sich auch Pferde infiziert. Das wurde in der Literatur für Shamonda bisher nicht berichtet.

SPIEGEL: Wie viele Fälle gibt es? Beer: Das können wir nicht genau sagen, weil es keine Meldepflicht gibt. Die Untersuchungen erfassen meist nur einen Bruchteil der tatsächlichen Infektionen. Unser Labor hat aber schon mehr als 2500 Proben untersucht, sehr viele Tiere sind positiv. Vermutlich haben bereits Zehntausende die Infektion unbemerkt durchgemacht. Bis auf die Stadtstaaten und Mecklenburg-Vorpommern verzeichnen wir in allen Bundesländern Nachweise.

SPIEGEL: Ist das Virus für Menschen gefährlich?

Beer: Es gibt keine Hinweise auf eine Zoonose. Eine Infektion über Tierkontakt scheidet aus. Das Virus überträgt sich nicht einmal direkt von Rind zu Rind, sondern nur über die Gnitzen.

SPIEGEL: Dürfen Fleisch und Milch von betroffenen Betrieben noch verkauft werden?

Beer: Wegen Shamonda muss sich niemand über belastete Lebensmittel Gedanken machen. Es ist eine reine, nur durch Insektenvektoren übertragene Tierseuche.

SPIEGEL: Wie sieht das Krankheitsbild genau 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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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wirte sehen Tiere mit Durchfall oder Fie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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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wirte sehen Tiere mit Durchfall oder Fieber.«

Beer: Landwirte sehen im Stall plötzlich mehrere Tiere mit Durchfall oder Fieber. Und der Großteil dieser Art von Viren kann den Fötus infizieren, das führt dann zu der Fehlgeburt, oder der Fötus kommt zwar lebendig, aber missgebildet zur Welt, etwa mit Sehnenverkürzungen und schweren Gehirnschäden. Aber wir wissen bei Shamonda noch nicht, wie oft es passiert.

SPIEGEL: Kann das Virus für erwachsene Tiere tödlich sein?

Beer: In der Regel sind die Infektionen bei Schafen oder Ziegen unauffällig, bei Rindern werden meist milde bis moderate Verläufe beobachtet. Bei Pferden in Deutschland gibt es allerdings bisher drei tödliche Infektionen. Das Virus erreicht dort das Gehirn und führt zu einer schweren Entzündung. ALW

Friedrich-Loeffler-Institut

KULTUR

»Leben bedeutet, dass sie die Scheiße aus

dir rausprügeln«

Hollywood In eine Psychiatrie gesperrt, sexuell attackiert, ungeliebt: Sylvester Stallone erzählt, wie er der wohl größte Star des Actionkinos wurde. Und wie er Donald Trump eine Absage erteilte.

Das Ritz-Carlton an der 59. Straße in New York. Stallone, 80, steht am Fenster und schaut auf den Central Park. Für ein gemeinsames Foto ballt er die Faust vor dem Bauch und setzt sein schönstes Actionhero-Lächeln auf. Während des Gesprächs wird sich sein Blick allerdings immer wieder ändern. Mal schaut er aufgewählt, grimmig, manchmal auch ein wenig ängstlich. Es soll um seine Autobiografie »The Steps« gehen, in der er seinen Weg vom verschmähten Sohn und belächelten B-Movie-Darsteller zum Boxerhelden »Rocky« schildert\*. Stallone lässt sich in einen tiefen Ledersesselfallen, drückt dann aber seinen Rücken durch.

SPIEGEL: Mr Stallone, lassen Sie uns erst mal über Friedrich Nietzsche sprechen.

Stallone: Sie wollen auf das Zitat hinaus, das ich in meiner Biografie verwende: »Was mich nicht umbringt, macht mich stärker«.

SPIEGEL: Es stammt aus Nietzsches »Götzen-Dämmerung oder Wie man mit dem Hammer philosophiert«. Was bedeutet der Satz für Sie?

Stallone: Ich sehe ihn kritisch. Ich sage in meinem Buch explizit, dass Nietzsche eben nicht recht hatte. Jedenfalls nicht, wenn man sein Zitat streng physisch betrachtet. Wenn Menschen echte Gewalt erfahren, macht sie das niemals stärker, sondern immer nur schwächer.

SPIEGEL: Wie meinen Sie das?

Stallone: Von einem Schlag, den ein Boxer einsteckt, erholt er sich nie ganz.

SPIEGEL: Trotzdem zitieren Sie Nietzsche.

SPIEGEL: Trotzdem Zitieren Sie Nietzsche.

Stallone: Weil seine Behauptung auf einer zweiten Ebene für mich funktioniert hat: als ich jung war. Ich wurde immer von allen runtergemacht. Jeder machte mir deutlich, dass er mich für minderwertig hält. Und da kommt Nietzsches Hammer-Philosophie ins Spiel: Entweder glaubst du den anderen, dass du ein Loser bist, oder du nimmst die schmerzvolle Herabsetzung als Antrieb, es allen zu zeigen.

SPIEGEL: Gleichzeitig schreiben Sie in Ihrem Buch, dass ein gebrochenes Herz niemals ganz repariert werden kann. Weshalb? Stallone: Man muss sich das bildlich vorstellen: Wenn man ein gebrochenes Herz wieder zusammensetzt, sieht es nicht mehr so aus wie zuvor. Es ist krumm und schief, es ist vernarbt. Es mag weiter pumpen, aber es bleibt immer ein Defekt zurück.

SPIEGEL: Das klingt schrecklich.

Stallone: Es ist schrecklich. Aber darum geht es in der Kunst: Der Schmerz sorgt für die Energie, um schöne Dinge zu erschaffen. Ich habe in meinem ganzen Leben nicht einen einzigen Künstler getroffen, der glücklich war. Jedenfalls keinen, der wirklich gut war in dem, was er machte. Comedians? Je lustiger sie sind, desto größer ist ihr Leid. Schriftsteller? Je heller ihr Werk leuchtet, desto so traumatischer war ihr Leben.

SPIEGEL: Sie sind in Hell's Kitchen aufgewachsen, ein paar Blocks entfernt von dem Hotel, in dem wir uns gerade unterhalten. Wie war das?

Stallone: Es stank nach Kohl und Exkrementen, auf den Straßen regierte die Gewalt. Wie der Name sagt: Es war die Hölle. Also, rückblickend. Als Kind erschien es mir ganz normal. Ich kannte ja nur diese Welt.

SPIEGEL: In Ihrem Buch erzählen Sie auch davon, wie rabiat Ihre Eltern zu Ihnen waren. Sie wurden zum Beispiel in eine Kiste gesperrt, die mit einem Deckel verschlossen wurde, damit Sie nicht rauskrabbeln konnten.

Stallone: Meine Eltern haben nicht verstanden, dass ich hyperaktiv war. Sie sagten: Halt die Klappe, und bleib in der Kiste! Sie hatten keine Ahnung von Psychologie. Für jeden echten oder vermeintlichen Fehltritt hatten sie nur eine Antwort: Bestrafung. Aber ich will mich nicht beschweren: Aus dieser Behandlung erwuchs meine Energie. Schon früh sann ich auf Rache.

SPIEGEL: Was glauben Sie, worauf die ablehnende Haltung Ihrer Eltern fußte?

Stallone: Sie wollten beide selbst Stars sein. Aber sie hatten kein Talent.

SPIEGEL: Ihre Mutter träumte demnach davon, die neue Lana Turner zu werden. Die Schauspielerin wurde in ihrer Zeit für ihre gefährlich erscheinende Erotik gefeiert.

Stallone: Aber meine Mutter konnte weder spielen noch tanzen. Daher kam ihre Wut, die sie dann an mir ausließ. Als ich »Rocky« schrieb, musste ich viel an meine Mutter und dieses lieblose Umfeld denken: Genau wie ich es getan hatte, muss Rocky sich ja gegen diese Negativzuschreibungen behaupten. Waren meine Eltern böse Menschen? Ich glaube nicht. Sie waren nur in diesen Umständen gefangen, aus denen sie sich nicht befreien konnten.

SPIEGEL: Glaubt man Ihrer Biografie, äußerte sich Ihre Mutter fast ausschließlich verächtlich über Sie. Aber ein wunderschönes, wahres Kompliment machte Sie Ihnen: Sie sagte, Sie hätten die Augen von Bette Davis.

Stallone: Hat sie das wirklich gesagt?

SPIEGEL: So heißt es in Artikeln über Sie.

Stallone: Jetzt, wo Sie es sagen, erinnere ich mich wieder. Es stimmt.

SPIEGEL: Dank Ihres Bizeps wurden Sie zu einer der berühmtesten Actionfiguren Hollywoods, aber es war Ihr Blick, der Sie zum Star machte. Stimmen Sie zu, dass Ihre Augen Ihr größtes Kapital sind?

Stallone: Ja, sie unterscheiden mich von den anderen Actionstars. Der Bizeps war bei mir eher Mittel zum Zweck, um von menschlichen Dramen zu erzählen. Als Schauspieler nahm mich niemand ernst, ich musste mir über Actionfilme meinen Platz suchen. Bei Arnold Schwarzenegger, Jean-Claude Van Damme und Bruce Willis ging es darum, unbesiegbar zu sein. Ich wollte von Niederlagen erzählen und davon, was diese Niederlagen mit Menschen machen. Arnold hat das nie verstanden. Er fragte mich immer wieder ungläubig: Warum lässt du dich in all deinen Filmen dauernd verprügeln?

SPIEGEL: Was war Ihre Antwort?

Stallone: Das ist das Leben, Arnold! Niemand ist unschlagbar. Leben bedeutet, dass sie die Scheiße aus dir rausprügeln. (Schlägt mit der Faust in die hohle Hand, dass es laut klatscht.) Verlieren ist die vielleicht wichtigste menschliche Erfahrung, und um sie darzustellen, sind deine Blicke wichtiger als deine Muskeln. Nehmen Sie John Rambo...

SPIEGEL: Den Vietnam-Heimkehrer, den Sie ab 1982 fünfmal gespielt haben und der immer wieder als Ein-Mann-Armee gegen ganze Truppenverbände in die Schlacht zog.

Stallone: John Rambo war ein durch und durch unglücklicher Charakter. Er war in Vietnam gebrochen worden und suchte nach seiner Heimkehr vergebens nach Nähe und Verständnis. Ich kann keine Figur spielen, für die ich nicht Sympathie aufbringe. Zumindest am Anfang war Rambo ein echter Mensch, der Verletzungen zeigte. Ich fand es immer lächerlich, wie zum Beispiel ein Steven Seagal sich durch seine Filme drosch, ohne eine Schramme davonzutragen. Das ist doch langweilig.

SPIEGEL: Was ist so schlimm daran zu siegen? Rocky fährt bei seinen Filmfights doch auch Siege oder zumindest Achtungserfolge ein. Stallone: Ja, aber er weiß, dass er im Ring schwer verletzt werden kann, weil er ein echter Mensch ist und keine Plastikfigur. Du siehst immer Zweifel oder Angst in seinem Blick. Es sind Zweifel und Ängste, die ich nur zu gut kenne. Ich habe unendliches Leid in meinem Leben gesehen.

SPIEGEL: In »Rambo II« wird der Filmheld in Vietnam in einer mit Schweinefäkalien gefüllten Grube gefoltert. Auch in den anderen Szenen des Films geht es um die Entmenschlichung von Gefangenen. Im Buch beschreiben Sie, wie Sie als Teenager länger in eine psychiatrische Anstalt gesteckt und dort gequält wurden. War die »Rambo«-Szene auch eine Aufarbeitung dieses Traumas? Stallone: So habe ich es bislang noch nicht gesehen. Gut möglich, dass ich die Erlebnisse in der Psychiatrie unbewusst im Film verarbeitet habe. Ich wurde von meiner Schule dort eingeliefert, als ich 17 war, es war eine Strafmaßnahme.

SPIEGEL: Was wurde Ihnen vorgeworfen?

Stallone: Ich glaube, ich hatte mich nachts vom Gelände gestohlen, um ein Mädchen zu treffen. Teenager wie ich wurden dort mit Menschen, die man für psychisch krank hielt, aber auch mit wirklich geistig gestörten Straftätern zusammengesperrt. Überall wurde geschrien, es stank. Es herrschte tatsächlich die totale Entmenschlichung.

SPIEGEL: Sie wurden dort sexuell attackiert. Stallone: Das war in einem betonierten Badezimmer, das sie »Schlangengrube« nannten. Die Wärter hatten mich mit einem Riesen- kerl zusammengesperrt. Er fiel von hinten über mich her, packte wie von Sinnen mei- nen Schwanz und ließ ihn nicht wieder los. Wären nicht zwei Wärter in die Zelle ge- stürmt, hätte er mich umgebracht. Ich habe mich nie verletzlicher gefühlt. Aber es sind noch andere Dinge passiert, von denen ich bislang nicht erzählt habe, weil ich sie für schwer vermittelbar halte.

SPIEGEL: Versuchen Sie es.

Stallone: Es waren auch Frauen dort eingesperrt. Sie hatten kurz geschnittene Haare, dreckige Fingernägel, man hatte sie verwahrlosen lassen. Sie sahen aus wie Zombies. Etwa alle zehn Tage führten die Wärter sie zu den psychisch kranken Männern, die dann bei ihrem Anblick hemmungslos masturbierten. Die Wärter amüsierten sich. Es war bestialisch, ich kann das nicht vergessen.

Stallone: Wahrscheinlich nicht. All diese Schrecken konnte ich ja in meinen Filmen verarbeiten. Wenn ich Drehbücher schreibe, wenn ich vor der Kamera stehe, rufe ich mir förmlich Gerüche und Bilder in Erinnerung. Auch aus meiner Zeit, als ich mich in meinen Zwanzigern mit etlichen Shitjobs in New York durchschlug. Heute gehen die Kids von der Highschool direkt auf die Schauspielschule. Sie haben nie richtig malocht, nie im Knast gesessen – aus welcher Lebenserfahrung soll sich ihr Spiel speisen?

SPIEGEL: Sie waren 30, als sie mit »Rocky« erstmals Erfolg hatten. Was wäre passiert, wenn der Ruhm schon fünf Jahre vorher gekommen wäre?

Stallone: Dann hätte ich es nicht weit gebracht. Ich brauchte das Survivaltraining, um mich selbst zu finden. Heute wird den jungen Menschen alles viel zu leicht gemacht. Allein wie sie sich Wissen aneignen. Sie schauen einfach aufs Handy (blickt verächtlich auf das iPhone auf dem Tisch vor ihm, mit dem das Interview aufgenommen wird).

Mary Evans / IMAGO

Darsteller Stallone in »Rambo II«, 1985, und »Rocky Balboa«, 2006: »Niemand ist unschlagbar«

John Bramley / MGM / INTERTOPICS / ddp

SPIEGEL: Wissen ist ein Schlüsselwort in Ihrem Buch. Sie rangen um dieses Wissen, als ob Sie einen Kampf führten.

Stallone: Und ich habe diesen Kampf geliebt! In New Yorks kalten Wintern stapfte ich, wenn es die Arbeit zuließ, täglich viele Straßen durch den Schnee zur Public Library. 52 Millionen Bücher und ein warmer Leseraum, was für ein Geschenk! Irgendwann freundete ich mich mit einem Mitarbeiter an. Er nahm mich mit in den Tresorraum im Keller, wo die wahren Schätze lagern: die Originalmanuskripte von Henry David Thoreau, Herman Melville oder Edgar Allan Poe. Ich roch ihren Schweiß. Glaubte ich zumindest. Ich verbrachte viel Zeit im Keller der Library. Ich ganz allein mit der DNA der amerikanischen Literatur.

SPIEGEL: Auf Ihren Touren durch die Stadt begegneten Sie einem der größten musikalischen Genies des 20. Jahrhunderts.

Stallone: Sie sprechen von Moondog. Er stand da im Schnee, gleich hier in der Nähe vom Ritz an der 54. Straße, und trommelte oder spielte Zither. Ich hielt ihn zuerst für einen verrückten Penner. Er war blind, trug einen langen Bart und ein Wikingerkostüm. Die Passanten auf der Straße rissen Witze über ihn, er war darüber erhaben. Er überwand alle seine Gebrechen und erfand sich selbst neu. Er war alles, was ich sein wollte. Er zeigte mir, dass man ein abgerissener Typ sein konnte und zugleich ein großer Künstler. Ich sah ja selbst aus wie ein Penner.

SPIEGEL: Sie waren damals ziemlich orientierungslos – auch weil man Sie nicht bei der Armee haben wollte. Sie mussten nicht nach Vietnam.

Stallone: Die Prüfer nahmen eine Einstufung vor, wonach ich allenfalls zu den Waffen gerufen worden wäre, wenn Amerika direkt angegriffen worden wäre. Darüber war ich enttäuscht.

SPIEGEL: Weshalb?

Stallone: Ich fühlte mich ausgeschlossen. Im Nachhinein war das natürlich ein Segen. Ich könnte weinen, wenn ich an all diese unerfahrenen jungen Männer denke, die von irgendwelchen unerfahrenen 21-jährigen Lieutenants befehligt wurden, um dann vom Vietcong niedergemäht zu werden – rrrrt-t-t-t-t-t! (imitiert Maschinengewehrgeräusche). Diese Kinder wurden dem Vietcong als Kanonenfutter zugeführt, schrecklich. »Rambo: First Blood« sollte von diesem Trauma erzählen.

SPIEGEL: Wie konnten Sie in die Figur finden, obwohl Sie eben gerade nicht in Vietnam waren und Sie Ihre Rollen ja sonst aus eigenen Erfahrungen entwickeln?

Stallone: Der Film handelt von Amerikas verlassenen Söhnen. Auf diese Weise konnte ich mich schon mit ihnen identifizieren. Meine Identifikation mit den Vietnamveteranen war so groß, dass ich dafür kämpfte, das ursprüngliche Ende des Films zu ändern: Eigentlich sollte Rambo zum Schluss sterben. Aber was hätte das den ehemaligen Soldaten gesagt? Die Suizidraten unter den Veteranen waren damals extrem hoch. Ich wollte ihnen Hoffnung geben. Rambo blieb am Leben.

SPIEGEL: Und Sie selbst hatten dadurch die Chance, mit der Figur in vier Fortsetzungen sehr viel Geld zu verdienen.

Stallone: Zugegeben, die »Rambo«-Filme wurden irgendwann eine ziemlich narzistische Angelegenheit. Die Muskeln wurden immer dicker, die Waffen immer schwerer. Die ganze Nummer wurde immer comicartiger.

SPIEGEL: Haben Sie sich damals eigentlich bewusst mit Ihren Filmen in geopolitische Belange eingemischt? Der vierte Teil von »Rocky« wurde 1985 zu einem Schaukampf der politischen Systeme: Sie steigen gegen eine sowjetische Kampfmaschine in den Boxring. In »Rambo III«, der 1988 produziert wurde, kämpfen Sie an der Seite der Mutschahidin in Afghanistan gegen die sowjetischen Besatzer. Kalter Krieg, fürs Kino angeheizt.

Stallone: Bei »Rambo III« war das ein Unfall. Ich war so ein Idiot. Unser Gedanke war: Es gibt so viele Filme über das Versagen der USA in Vietnam, lasst uns was anderes machen, lasst uns einen Film über Russlands Vietnam drehen. Die Sowjetunion war damals ja zehn Jahre in Afghanistan gewesen, und trotz ihrer Übermacht konnte sie ihre Belange dort nicht durchsetzen. So wie einst eben die USA in Vietnam. Und dann, als wir gerade im Schneiderum waren, passierte das Unvorhersehbare.

SPIEGEL: Nämlich?

Stallone: Der Kalte Krieg ging zu Ende. Michail Gorbatschow brachte die Perestroika und wurde als Held gefeiert. Und ich stand mit meinem Kampf gegen die russische Armee auf einmal als Arschloch da.

SPIEGEL: So schlimm?

Stallone: Ja, alle hassten mich. Auf einer Pressekonferenz in Australien, wo wir »Rambo III« vorstellten, wurde ich ausgebuht. Danach sagte ich mir: Ich drehe nie wieder einen politischen Film.

SPIEGEL: Donald Trump hat Sie vor anderthalb Jahren gemeinsam mit Mel Gibson und Jon Voight zum Botschafter für Hollywood ernannt...

Stallone: Ich wusste davon bis zum Tag der Ernennung nichts. Ich saß vor dem Fernseher und war so erstaunt wie alle anderen, als ich das hörte. Keiner hatte mich zuvor gefragt. Ich sagte höflich ab.

SPIEGEL: Trump hatte also vor der Ernennung keine Jobbeschreibung geliefert?

Stallone: Nein. Aber wie hätte die denn auch aussehen sollen? Was hätte das denn überhaupt sein sollen, ein Botschafter in Hollywood? Soll ich dort die Politik beeinflussen? Soll ich die Philosophie der Filmindustrie umschreiben? Das wäre verrückt. Hollywood ist eine freie künstlerische Gemeinschaft, die kann sich nicht von irgendwelchen politischen Handlangern sagen lassen, was sie zu tun hat.

SPIEGEL: Und hatte Trump Verständnis für Ihre Absage?

Stallone: Nein.

Interview: Christian Bu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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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dreht sich nicht um. Er dreht sich nicht um. 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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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dreht sich nicht um. Er dreht sich nicht um. Er ...

Karrieren Robert Habeck wollte Kanzler werden. Vielleicht die Welt verändern. Mindestens das Land. Jetzt tut er in Kopenhagen so, als ginge ihn das alles nichts mehr an. Wirklich? Von Xaver von Cranach

Zurück in Hamburg, fragen mich die Kollegen, wie es war. Bereut er das Heizungsgesetz? Hätte er im Nachhinein doch Annalena Baerbock ausstechen sollen?

O Mann. Wo soll ich da anfangen?

Es war schon dunkel, als Robert Habeck mich am Hotel abholte, zwei Minuten später als verabredet. Schwarzer Helm, schwarzes Fahrrad, er fuhr schnell und bremste hart ab. Er entschuldigte sich für die Verspätung und fragte, ob wir uns duzen sollten.

Lieber nicht, antwortete ich.

Habeck war kurz irritiert.

Wir fuhren los, die breiten, sehr ruhigen Straßen Kopenhagens entlang, eher ziellos. So ruhig sei es hier, sagte Habeck, so leise. Über 80 Prozent Elektroautos bei Erstzulassung, das macht etwas mit der Geräuschkulisse einer Stadt. Umso besser hörte ich Habeck reden, denn das tat er viel und schnell auf dem Fahrrad. Überhaupt der erste Eindruck: Energie. Geschwindigkeit. Gute Laune. Alles bestens.

Wir landeten bei einer Pizzeria, und Habeck wollte nichts essen. Später nahm sich der Vegetarier dann doch noch ein Stück mit Salami aus dem Karton.

»Also«, sagte er. »Was sind hier die Geschäftsbedingungen?«

Tja, was sind die Geschäftsbedingungen? Ein Journalist trifft einen Ex-Politiker, Ex-Wirtschaftsminister, Ex-Vizekanzler, um herauszufinden ... Ja, was eigentlich? Wie es ihm geht, ein Jahr nachdem der Grüne raus ist aus allem. Was es mit ihm macht, zuschauen zu müssen, statt mitzugestalten. Wie das Land so aussieht, dessen Vizekanzler er mal war, von außen. Denn Habeck arbeitet nun hier, in Kopenhagen. Wir vereinbarten, dass alles, was in meiner Anwesenheit passierte und gesagt wurde, erst einmal on the record war, also zitiert werden darf, es sei denn, er sagt das Gegenteil. Das hat er in diesen Tagen nur zweimal gemacht. Einmal ging es um seine Söhne und einmal um die Biografie von Angela Merkel.

Noch bevor die Pizza überhaupt kam, waren wir schon tief drin in der Analyse der aktuellen Lage (Sachsen-Anhalt, Demokratie, strukturelle Probleme des Wahlkampfs), und er fragte, ob ich nicht das Aufnahmegerät anmachen wolle. Bei ihm nämlich gebe es keinen Unterschied zwischen privat und beruflich, er rede immer über alles, und er rede auch nicht anders beim Essen als beim Interview. Kein Small Talk, oder, wenn man

so will, immer Small Talk also. In Gedanken versuchte ich, mir ein paar Details zu merken, um sie später in das Notizheft zu schreiben. Die Marke des Fahrrads. Vielleicht sogar eine Modellbezeichnung, um es später ganz exakt benennen zu können, das macht immer Eindruck. Die Jacke, die er trug. Die Schuhe. Der große Silberring am Finger.

Ich erinnerte mich an einen Text in der »Zeit«, ein Porträt von Habeck, ein paar Wochen war das her. Habeck gab keine Zitate, der Journalist war also noch mehr als sonst darauf angewiesen, aus Kleinigkeiten etwas Großes abzuleiten. Dem Reporter war aufgefallen, dass Habeck zwar dieselben Klamotten wie immer trug, aber neue Turnschuhe der Marke Brooks, Modell Adrenaline. Daraus konnte man also schließen: »Er will weiter.« Hmm. Je mehr solche Texte ich schreibe, die wir Journalisten »Porträt« nennen, desto zweifelnder werde ich. Kann man aus der Wahl eines Kleidungsstücks wirklich so viel herauslesen? Was ist Zufall, was Inszenierung und was ein offenes Fenster in die Persönlichkeit?

Vielleicht hing es auch mit Habeck zusammen, der immer, wenn es konkret werden sollte, lieber ins Grundsätzliche abbog. Fragte ich ihn nach diesem oder jenem in der Politik, antwortete er mit ein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Verhältnisse insgesamt. Er begann, auf mich abzufärben, und schon bald stellte ich mein eigenes Tun infrage, während ich ihm zuhörte.

Wie er zum Beispiel im Schnelldurchlauf die dänische Geschichte erzählte und bei Bismarcks erstem Einigungskrieg landete. Ob ich den Namen Bismarck schon einmal gehört hätte, fragte er, und ich bejahte. Die Dänen hätten diesen Krieg verloren, es sei grauenvoll gewesen, ein Trauma, bis heute. Die Reaktion darauf sei gewesen: äußere Größe, Weltreich, das können sie nicht. Also eben innere Größe. Bis heute laute das prä- gende dänische Motto: »Was nach außen verloren geht, muss nach innen gewonnen werden.«

Sofort sprang der Journalistenimpuls an, und ich notierte eifrig in mein Heft. Das passte ja geradezu perfekt. Denn ist das nicht auch Habecks Geschichte? Gegen Deutschland verloren. Also Rückzug nach innen. Das müsste ein Porträt doch liefern: Habecks Trauma, das zu innerer Größe führt. Ist aber doch Blödsinn, eigentlich. Oder doch nicht?

Wir tranken noch ein Bier und verabredeten uns für den nächsten Vormittag. Punkt 10 Uhr trat ich vor das Hotel, und Robert Habeck wartete bereits, ganz in Schwarz, eleganter als am Vortag, mit Sakko und Lederschuhen. Am Nachmittag würde er noch auf einem Podium sitzen, daher sei er heute anders gekleidet als gewohnt. Wir radelten los zu seinem alten Arbeitgeber, einem Thinktank für internationale Sicherheit. Etwa ein Jahr hat er dort gearbeitet, nachdem er Berlin den Rücken gekehrt hatte. Das heißt: Vorträge, forschen, lesen, Vorträge. Er hat die Zeit genutzt, um ein neues Buch zu schreiben. »Arctic Meltdown« heißt es und ist in vielerlei Hinsicht aufschlussreich, wenn man sich für Geopolitik interessiert und für die großen Linien\*. Dafür, warum der Klimawandel auch sicherheitspolitisch relevant ist und wie man Russland und China gegeneinander ausspielen könnte. Und es ist aufschlussreich, weil es zeigt, was Robert Habeck auf keinen Fall machen wollte: zurückschauen.

Die Zeit beim Thinktank ist jetzt vorbei, trotzdem radelten wir hin, weil Robert Habeck noch sein Telefon abgeben musste. Ein schönes altes Backsteingebäude, eine IT-Abteilung, die aussah wie eine IT-Abteilung. Wie jeder schnöde Angestellte eines mittleren Betriebs gab Habeck sein Handy ab, machte ein paar Sprüche mit den ITlern. Er ging noch einmal in sein altes Büro, um eine Handvoll Bücher mitzunehmen. Auf seinem Platz saß eine ihm noch unbekannte neue Mitarbeiterin aus Deutschland. Ob sie hier gut behandelt würde, fragte er sie und stellte mich als »seinen Freund Xaver« vor. Ich fragte mich, warum er mich »Freund« nannte und nicht »Journalist«. Vielleicht war es ihm peinlich. Vielleicht will er alles dafür tun, nicht mehr jemand zu sein, der von Journalisten begleitet wird. Vielleicht ist es aber auch einfach nur Dänisch, Freund sein.

Wir stiegen wieder aufs Rad und fuhren quer durch die Stadt zu seinem neuen Arbeitsplatz, der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Er fuhr wieder sehr schnell und wechselte fließend zwischen Anekdoten und politischer Analyse. Einmal zog er quer mit den Autos über eine Kreuzung, statt, wie in Kopenhagen üblich, die Fahrradspur bis zur Ampel auszufahren. »Very German!«, rief er über die Schulter.

Nanna Navntoft / DER SPIEGEL

Buchautor Habeck vor Polarforscher-Denkmal: Ins Grundsätzliche abgebogen

Habeck, der normale Mensch. Der seine Bahnfahrten jetzt selbst bucht, wenn er sich an die PIN für die Bahn-App erinnern kann. Der seinen Kalender allein managt. Jahrelang, sagte er, während er wieder schnell über eine Kreuzung fuhr, gerade noch orange, mit den Armen rudernd, damit ich auch hinterherkomme, habe immer jemand gewusst, wo er sei. Selbst die privaten Termine im Kalender seien für das Team zugänglich gewesen. Immer erreichbar. Immer Personenschutz. Jetzt, hier, auf dem Fahrrad, wisse niemand, wo er sei. Keiner da. Befreiend, sagte er. Ich musste an eine Stelle aus dem neuen Buch des Schriftstellers Clemens J. Setz denken, in dem ein schönes Wort steht über jemanden, der einsam ist. »Zeugenlos«.

Über der Tür zu seinem Flur in der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steht: »Entrepreneurship, Ethics and Leadership Unit«. Er wisse selbst noch nicht genau, sagte Habeck, was er hier tun werde. Ein guter Professor sein. Aus der Praxis berichten. Er ging in sein leeres Büro, das schmucklos zu nennen eine Untertreibung wäre. Ihm mache das nichts aus. Den Repräsentationswahnsinn der Ministerbüros habe er noch nie verstanden. Er stellte die Bücher ins Regal. »The Constitution of Europe«. »Die Neue Weltwirtschaft«. Die großen Linien. Während des Interviews ließ er die Tür offen.

Fragt man Robert Habeck, wo er gewesen sei, als in Sachsen-Anhalt zum ersten

Mal eine rechtsextreme Partei in die Nähe des Ministerpräsidenten gewählt wurde und die ganze Republik erschüttert aufwachte, sagt er: »In der Arktis. Mit einem Zeitunterschied von zehn Stunden.«

Robert Habeck tut alles dafür, so zu tun, als ginge ihn das alles gar nichts mehr an. Und je länger wir gesprochen haben, desto öfter fragte ich mich, ob das gespielt war oder echt. Das kann ja eigentlich gar nicht sein, dass jemand, der einmal alles wollte, jetzt nicht mal mehr hinschaut.

In seinem Buch »Den Bach rauf« hatte er versucht, eine positive Aufbruchstimmung zu erzeugen für den Wahlkampf 2025, nachdem die Ampelregierung implodiert war. Das war erst vergangenes Jahr. Er schrieb darin am Anfang: »Ja, es gab auch die Frage: Soll ich aufhören mit der Politik? Warum ist es eigentlich mein Problem, warum mach ich es zu meinem, warum geht es mich etwas an? Ich könnte auch etwas anderes tun und es anderen überlassen. Irgendwer wird sich schon kümmern. Aber es geht mich etwas an. »Es« – das ist das, was um mich herum geschieht. Hier. Da, wo ich lebe. Heute. Jetzt. In meiner Zeit. Das, was geschieht durch viele. Auch durch mich.«

Wer so etwas schreibt, hört doch nicht einfach auf. Während wir dort im Büro saßen und über sein neues Buch über die Arktis sprachen, fand quasi zeitgleich ein Arktis-gipfel statt. Merz war dort. Habeck schreibt, Merz macht. So ist das jetzt. Von der Welt der Veränderung in die Welt des Nachdenkens. Wie fühlt sich das an? »Stimmig«, sagte Habeck. »Weil ich das nicht entschieden habe. Ich wollte ja in der Welt der Veränderung sein. Ich habe den Wahlkampf mit aller Kraft und Leidenschaft geführt, die ich hatte. Und die Deutschen haben entschieden: Danke.« Er würde hadern, wenn er es nicht versucht hätte. Jetzt könne er in den Spiegel schauen und sagen: »Ich habe alles angeboten, was ich habe und was ich kann. Und ich kann sagen: Das ist okay. Dann mach ich halt was anderes.«

Er möchte jetzt auch auf keinen Fall ins Klein-Klein der Berliner Politik zurück. Auch nicht zurückschauen. Deshalb die Arktis. Was er mit dem Buch will: langfristig denken. Das wollte er ausprobieren: Kann man die wirklichen Probleme in den Blick nehmen, nicht die Nebenschauplätze und Kulturkämpfe, und versuchen, im Vorfeld etwas zu erkennen, was dann wichtig wird? »Die Arktis ist maximal weit weg von Berliner Tagespolitik und grundsätzlich genug. Ohne dass jemand sagt: Damit mosert er an seiner Partei, oder er nimmt Rache an Markus Söder.« Er schaut nun »von oben auf Deutschland«.

Was sieht man also, von oben? »Wir machen schon wieder den Fehler, in Sachsen-Anhalt das AfD-Ergebnis auf Einzelfaktoren zurückzuführen. War es die Brandmauer? War es die Rente mit 63? Die Kommunikation des Bundeskanzlers? Das verkennt doch völlig, dass alle westlichen Demokratien massive rechtspopulistische Bewegungen haben. Die grundsätzliche Veränderung der Gesellschaft findet statt auch ohne rhetorische Ungeschicklichkeit des Kanzlers.«

Der Zusammenhang von Klima- und Demokratiekrise sehe so aus: Die fossilen Industriegesellschaften wachsen strukturell nicht mehr, weil der Wohlstand die Produktivität überholt hat. Dass sich Menschen abgehängt fühlen, sei also »eine Mischung aus ökonomischer Grundlogik und dem Gefühl, keine Anerkennung zu bekommen«.

Man kann das gut, mit Robert Habeck über Sachsen-Anhalt reden und in wenigen Sätzen in Grönland landen. Alles hängt mit allem zusammen, die Kriege, die Krisen, das Windrad und Wladimir Putin. Stimmt auch alles, dachte ich, während er erzählte. Ich fragte ihn, ob er nicht auch mal daran gedacht habe, eine Partei zu gründen und zurückzukommen. Das, sagte er, sei eine reine Journalistenidee. Und führte dann doch etwas zu schnell all die technischen Gründe an, warum das nicht gehen würde.

Ich fragte ihn noch einmal, ob er nicht doch wieder zurückkommen würde in die Politik. Immerhin braucht es nur fünf Seiten in seinem Buch, bis das Wort »Vorgängerregierung« auftaucht. Und sechs Seiten bis zum Wort »Gebäudeenergiegesetz«.

»Wenn man vom Nordpol aus auf Deutschland guckt«, war seine Antwort, »dann sieht

VORSICHT,

HINTERGRÜNDE

Wenn viel passiert,

zählt guter Journalismus.

man, dass wir es in den Wahlkämpfen nicht schaffen, über die Probleme abzustimmen, die dann die Regierung beschäftigen und die Legislatur prägen. Warum ist das so?«

Er musste dann los, ein paar geheime Termine. Später trafen wir uns beim jährlichen Wirtschaftsforum der dänischen Industrie. Habeck war dort für einen Vortrag eingeplant. Noch kurz vorher wusste er nicht, was genau von ihm erwartet würde, mit wem er sprechen würde, ob er nur antworten müsse oder eine Rede halten. Kein Problem, meinte er. Er sei in allen seinen relevanten Themen »eingesprochen«. Ein trauriges Wort, irgendwie. Ich irrte durch das Meer an Wirtschaftsleuten. Irgendwo war auch die dänische Ministerpräsidentin. »Hochkarätig besetzt!«, hatte Habeck noch auf WhatsApp geschrieben. Und: »Das ist schon sehr interessant, weil die alle nur Optimismus verbreiten!!«

Er landete dann auf einer Bühne mit einer Frau der Reederei A. P. Møller-Mærsk und der EU-Generaldirektorin für Handel. Es ging um die Energieabhängigkeiten Europas, und die Moderation wollte von Habeck wissen, wie das damals gewesen sei, im Februar 2022, zu Beginn der russischen Vollinvasion, wie er das geschafft habe, dass es in Deutschland nicht kalt und dunkel geworden sei. Habeck konnte glänzen, es war die Sternstunde seiner politischen Karriere. Kein Kältewinter. Es ist ja das Paradox: Der als Schnuffel verspottete Habeck war realpolitischer als die meisten anderen. Hatte noch vor 2022 erkannt, dass man Waffen an die Ukraine liefern müsste. Auch an diesem Tag in Kopenhagen merkte man noch, dass ihm das was bedeutet. Und er nicht versteht, warum ihm das so wenig angerechnet wird.

Habeck durfte genau dreimal das Wort ergreifen. Er war ja eingesprochen.

Später trafen wir uns in einem kleinen Restaurant und setzten uns an den Tresen. Er war sehr hungrig und sehr gut gelaunt. »What a day«, sagte er, und dass er nichts mitbekommen habe, nachrichtlich. Was so passiert sei, fragte er. Ich las ihm Schlagzeilen aus der SPIEGEL-App vor.

Wer von den vier potenziellen Merz-Erben Kanzler kann (und wer nicht).

Rollende Augen.

Breite Front fordert schnelle Entlastung für Autofahrer

»Wie wollen sie das denn machen«, fragte er, ohne eine Antwort zu erwarten.

Ich fragte ihn: Wie genau verfolgen Sie die deutsche Politik im Moment?

»Was kann der gesellschaftliche Kitt sein, der eine Gesellschaft zusammenhält, formerly known as Mitte?« Auf der Ebene verfolge er deutsche Politik. »Es war ja nicht zu übersehen«, sagte er dann noch, »dass mein politischer Ansatz die Resonanz nicht mehr findet, die er mal hatte.« Sein politischer Ansatz, damit meint er: Brücken bauen, lagerübergreifend, handausstreckend. Bündnispolitik. Stattdessen sei er in den letzten zwei Jahren der Regierung zum Gegen- teil geworden, zum Spalter, zum Polarisierer.

Die Idee der Bündnispolitik, sagte er, sei damit ja auch abgewählt worden. Die Lösung im Moment sei ja allerorten, spitzer in die eigenen Wählerschichten reinzugehen, härtere Fronten ziehen. Wie bei den Democratic Socialists in den USA, der Linkspartei in Berlin. Also nicht nur rechts.

Als wir am Tresen saßen, wusste er noch nicht, dass ein paar Tage später an einem Wahlabend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die AfD gewinnen wird und gleichzeitig in Berlin die Linke. Dass die »Zeit« titeln wird »Abfuhr für die Mitte« und der SPIEGEL schreiben wird: »Der Niedergang der politischen Mitte markiert eine Zäsur.« Habeck sagte noch: »Man kann nicht nach vorne gehen und nach hinten leben«, und brachte das Kunststück fertig, sowohl zuversichtlich als auch bedrückt zu klingen.

Auf die Frage, ob er etwas falsch gemacht habe in seiner Zeit in Berlin oder ihn etwas überrascht habe, antwortete er: »Vielleicht dass ich auf diese Frage dauernd mit Ja geantwortet habe.« Dann lachte er.

Ich schaute in mein Notizheft. Da standen immer noch zwei Stichworte, die ich mir in der Redaktion aufgeschrieben hatte. Zwei Sachen, die ich unbedingt fragen musste. Baerbock, stand da. Und Wärmepumpe. Habeck bestellte zwei Grappa. Ich klappte das Notizheft zu. Jetzt noch nicht.

Am nächsten Morgen radelten wir stadtauswärts, eine Fotografin war dabei. Habeck hatte das Knud-Rasmussen-Denkmal vorgeschlagen, eine Skulptur des großen däni-

Fahrradfahrer Habeck: Fließender Wechsel zwischen Alltäglichem und Weltpolitik

schen Polarforschers, der übers Wasser in die Ferne blickt. Da draußen, hatte Habeck gesagt, sei es schön, und vielleicht würde man sogar ein paar Schiffe der russischen Schattenflotte sehen, die dort den Öresund überqueren. Er habe so eine Tracking-App. Weltpolitik, ganz nah.

Bei Knud Rasmussen angekommen, versuchte die Fotografin, Habeck zu positionieren. Immer wieder fragte er uns, was wir denn von ihm wollten, und wir konnten diese total berechtigte Frage nicht wirklich beantworten. Was wollten wir denn jetzt eigentlich von ihm? Sollte es nach Polarforscher aussehen oder nach Politiker? Nach Bürger oder Buchautor? Zwischendurch kam er zu mir und zeigte auf dem Handy die App für Schifffahrtsrouten. Wir suchten nach einem Tanker der russischen Schattenflotte, aber fanden keinen. Habeck fragte wieder: Was sind die Schlagzeilen des Tages? Als wäre ich sein Pressesprecher, las ich ihm wieder einige vor.

Von der Leyen schlägt Kanada als erstes »assoziiertes« EU-Mitglied vor.

»Sehr gut. Ich hoffe, sie hat Carney vorher gefragt!«

Unionsfraktionschef Frei schlägt Senkung der Mehrwertsteuer auf Sprit vor.

Habeck schüttelte den Kopf.

Die Fotografin setzte ihn auf eine Treppenstufe, mit Blick auf den Öresund. Nach einigen Minuten unterbrach er, stand auf. Sagte zur Fotografin: Ihm sei etwas eingefallen. Kam zu mir. Das mit der Mehrwertsteuer. Das würde nicht funktionieren. Ich sei ja von der Kultur, aber trotzdem, das würde nicht gehen. Er redete was von einzelnen Produktlinien, die man nicht so einfach von der Steuer befreien könne. Legal restrictions. Er glaube, sagte er, dass er das damals auch geprüft habe. Er schaute wieder in die Sonne. Sei ihm gerade so eingefallen.

Ich blickte in mein Notizbuch, wo immer noch die Worte »Baerbock« und »Wärme-pumpe« standen wie bleierne Mahnmale. Scheiß drauf, dachte ich und strich sie durch.

»Keine Schattenflotte in Sicht, nirgends«, notierte ich in meinen Block und dachte, das sei doch ein perfektes Schlussbild. Es geht ja bei der ganzen Geschichte über Habeck um Schatten. Ob man einen wirft. Ob man einen loswird.

Andererseits ist das weit hergeholt. Und irgendwie ... lächerlich? Ich strich auch das wieder durch.

Später am Abend, ich war wieder in Hamburg, kam eine WhatsApp-Nachricht mit einem Link zu einer EU-Verordnung und dem Text: »Man kann Mwst Benzin/Diesel nur über komplizierte Ausnahmen absenken. Sie stehen nicht auf dem Anhang III der Liste der EU, nur in Krisenzeiten. Frage ist, ob hohe Preise reichen.«

Ich antwortete mit einem Daumen nach o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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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ETRISTIK

Eines Tages erscheint in der US-Kleinstadt Golden ein Mann, den niemand kennt. Er nennt sich Theo, und er freundet sich nach und nach mit vielen Bewohnern an. Manchen hilft er finanziell, andere erzählen ihm ihre traurige Geschichte. | Platz 10 | 1 | (-) Kalte TageCharlotte Link | Blanvalet; 26 Euro | 2 | (1) BroderDörte Hansen | Penguin; 26 Euro | 3 | (2) Alles wird AscheNele Neuhaus | Ullstein; 26 Euro | 4 | (8) Anton und AlmaDana Vowinckel | Suhrkamp; 26 Euro | 5 | (9) Die LückenShida Bazyar | Kiepenheuer & Witsch; 25 Euro | 6 | (3) 1999 Meter über dem MeerCaroline Wahl | Rowohlt; 24 Euro | 7 | (6) Frankie und FreddieSven Regener | Galiani; 24 Euro | 8 | (5) Das VogelhausJan Weiler | Heyne; 24 Euro | 9 | (-) This Kingdom Will Not Kill MeIlona Andrews | Carlsen; 26 Euro | 10 | (10) Theo in GoldenAllen Levi | Piper; 26 Euro | 11 | (7) Memories of HeidelbergHeinz Strunk | Rowohlt; 23 Euro | 12 | (-) Die DonnerköniginMaja Lunde | btb; 22 Euro | 13 | (11) Die RiesinnenHannah Häffner | Penguin; 24 Euro | 14 | (-) Where Colors DieSaskia Louis | Nova MD; 24 Euro | 15 | (13) Die zweitgrößte LiebeRuth-Maria Thomas | dtv; 24 Euro | 16 | (12) HummerjahreBeatrix Gerstberger | dtv; 23 Euro | 17 | (15) Ms Atkins und die Bibliothek der TräumeVanessa Göcking | Vani; 28 Euro | 18 | (-) Onkel Warfsmann und das MeerKlaus-Peter Wolf | Fischer; 16 Euro | 19 | (18) YesteryearCaro Claire Burke | Heyne; 24 Euro | 20 | (-) Symphony of the SinnerBecca S. Hale | Fischer Tor; 24 Eur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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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HBUCH

Der Autor, Bruder von Diana, der späteren Princess of Wales, berichtet von seinem Leben mit ihr. Als Kinder waren die beiden unzertrennlich, aber auch später noch, nach ihrer Hochzeit mit Charles, war ihr Bruder immer für sie da. | Platz 1 | 1 | (-) Swan SongCharles Spencer | Penguin; 28 Euro | 2 | (2)Churchills AugenManfred Lütz | Kösel; 22 Euro | 3 | (1)Nein sagenMatthias Brandt | Kiepenheuer & Witsch; 16 Euro | 4 | (4)Kampf der GigantenDaniele Ganser | Westend; 32 Euro | 5 | (3)Dear BritainAnnette Dittert | DuMont; 24 Euro | 6 | (5)Jenseits der BrandmauerMonchi | Kiepenheuer & Witsch; 20 Euro | 7 | (8)Mach mal das große Leselicht anTorsten Sträter | Ullstein; 20 Euro | 8 | (13)Der Positive-Gedanken-TrickBiyon Kattilathu | Kailash; 22 Euro | 9 | (9)Ein Leben in Songs | Freddie Mercury /Mary Austin C. H. Beck; 38 Euro | 10 | (12)Dreihundert MännerKonstantin Richter | Suhrkamp; 30 Euro | 11 | (6)»Mutig sein!« – Erinnerungen an abenteuerliche 95 JahreMarianne Koch dtv; 22 Euro | 12 | (15)Träume aus FeuerFlorian Illies Pfaueninsel; 20 Euro | 13 | (10)Das Buch meines Lebens haben Klügere geschriebenHubertus Meyer-Burckhardt Heyne; 20 Euro | 14 | (-)Zurück zu DirLaura Malina Seiler Malia; 18 Euro | 15 | (14)»Ach, eine Fanfare!«Elke Heidenreich Hanser; 26 Euro | 16 | (-)Was zählt ein Mensch?Carolin Emcke S. Fischer; 24 Euro | 17 | (11)Der RückfallPhilipp Ruch Heyne; 24 Euro | 18 | (18)Zweite WendeMarieke Reimann Rowohlt; 22 Euro | 19 | (-)Die Vierte KränkungRüdiger Safranski Hanser; 22 Euro | 20 | (16)Punkt Punkt Komma Strich,fertig ist die Kunstgeschicht2Jakob Schwerdtfeger dtv; 25 Euro | SPIEGEL-Bestseller werden im Auftrag des SPIEGEL ermittelt von »BuchMarkt« und media control. Informationen unter spiegel.de/bestse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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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ÖRTE HANSEN BRO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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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kales Mitgefü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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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kales Mitgefühl

Feminismus Ihr Buch »Toxische Weiblichkeit« wurde ein Bestseller

mit 16 Auflagen, nun widmet sich Sophia Fritz der anderen

Seite: In »Der Mann, das Opfer« schaut sie auf das, was Männer zerstört.

Als Sophia Fritz ans Telefon geht, schwimmt ein Wal an ihr vorbei. Sie sei gerade auf einem Trip durch Island, sagt sie, man müsse sich für später verabreden. Ein Video per SMS. Darin taucht der Wal kurz auf und in elegantem Bogen wieder ab. Dahinter ein Boot, viel kleiner als das Tier, am Horizont die Küstenlinie. Jemand haucht »wow«.

Wenige Wochen später bei ihr zu Hause sagt Fritz, sie würde auch gern so abtauchen wie der Wal. Ungesehen weiterschwimmen. In dieser hellen Einzimmerwohnung in einer westdeutschen Unistadt müsste das ja eigentlich gehen. Der Name der Stadt soll nicht im SPIEGEL stehen. Sie sei ihr Rückzugsort. Angenehm langweilig sei es hier, sagt Fritz. Hinter dem Küchenfenster reihen sich dicht bepflanzte Blumenkästen aneinander.

Aber jetzt, nun ja, jetzt ändere sich ihr Alltag wohl bald. Ab Oktober wird Fritz auf Lesereise gehen, um aus ihrem neuen Sachbuch vorzulesen. Der provokante Titel: »Der Mann, das Opfer«. Das dürfte ihr das Abtauchen deutlich erschweren. Dabei kennt Sophia Fritz, 29, die Welle, die einen erfassen kann, wenn man ein Debattenbuch schreibt. Mit »Toxische Weiblichkeit« veröffentlichte sie 2024 einen Bestseller. Ihr Ansatz, die Aufrechterhaltung des Patriarchats nicht nur den Männern, sondern auch den Frauen anzulasten, sorgte zunächst für Irritationen. Dann aber verbreiterte Fritz mit ihrem Blick auf Konflikt meidende, sich selbst optimierende und es allen Recht machende Frauen die Diskussion. Und wurde, auch wegen ihrer darin verarbeiteten Selbstkritik, zu einem Shootingstar in der feministischen Debatte.

Der Erfolg von »Toxische Weiblichkeit« habe alle überrascht, sagt Fritz. Ihren Verlag, der mittlerweile die 16. Auflage des Sachbuchs druckte, ihr Umfeld, am meisten vielleicht Fritz selbst. Sie wisse, dass der Titel »auf die Zwölf« war. Aber dass sie plötzlich in Podcasts und zu Interviews eingeladen wurde, dass ihr bei Instagram jetzt mehr als 21.000 Accounts folgen, damit habe sie nicht gerechnet. Als sie »TW«, so nennt sie ihr Buch, abgegeben habe, sei sie deshalb nicht mal aufgeregt gewesen.

Vor »TW« schlüpfte Fritz bereits in so einige Rollen. Sie studierte Drehbuch, schrieb einen Roman, ließ sich zur Gedenkstättenführerin, Sterbebegleiterin und zur Tantra-Masseurin ausbilden. Sie habe sogar mal eine Ausbildung zur Sexologin angefangen, erzählt sie. Aber mit nichts erregte sie so viel Aufmerksamkeit wie mit dem Sachbuch. »Der Mann, das Opfer« könnte das sogar noch übertreffen, schließlich zielt das Buch wieder auf eine erregt geführte Debatte.

Taucht sie vielleicht lieber auf, als sie zugeben will?

Wenn Fritz über Männer spricht, tut sie das weniger hart, als es sich hier vermutlich liest. Auch ihre Bücher sind weniger knallig als die Titel. Sowohl »Toxische Weiblichkeit« als auch »Der Mann, das Opfer« sind bedacht und reflexiv. Immer wieder versucht Fritz, auch die Emotionen der Lesenden zu antizipieren. Das macht sie so besonders. Fritz will alle mitnehmen.

Aber das war nicht immer so.

Wer ihr Romandebüt von 2021 liest, stößt darin auf Zynismus. In »Steine schmeißen«, das von den Kritiken auch als »scharf gezeichnetes Generationenporträt mit satirischen Zügen« beschrieben wurde, ließ Fritz eine Gruppe Mittzwanziger an einem Silvesterabend wie Böller aufeinanderknallen. Der Roman kreist um Einsamkeit, Enttäuschung, Sex, Tod, Trennung. Kurz: den Weltschmerz der Gen Z. Fritz zeichnete die Hilflosigkeit der Figuren mit gehetzter Sprache.

Wer diesen Text neben ihre Sachbücher legt, denkt nicht unbedingt, dass er von derselben Autorin stammt. Vielleicht weil ihre persönliche Gegenwart seit dem Erscheinen eine andere geworden ist.

2023 starb Fritz’ jüngerer Bruder Chrissi an den Folgen einer Medikamentenabhängigkeit. Lange hatte der Anfang Zwanzigjährige pedantisch im Fitnessstudio gepumpt und leistungssteigernde Mittel genommen. »Das Krafttraining meines Bruders«, so schrieb es Fritz mal in einem Gastbeitrag für den SPIEGEL, »habe ich lange als »Männerding« belächelt.« Die Diskurse darüber, wie sehr Menschen unter Schönheitsnormen leiden, würden ausschließlich mit Frauen geführt. Obwohl Männer oft ebenfalls viel Energie in die künstliche Verformung ihres Körpers stecken, »wird dies selten von Männern als gesellschaftlich bedingter Zwang reflektiert«.

Das übernimmt Fritz nun in ihrem neuen Buch. Sie tut dies nicht effekthascherisch oder anklagend. Der Kern von »Der Mann, das Opfer« ist Fritz' Mitgefühl mit Männern. Es ist ein bisschen wie bei »TW«: Fritz' Haltung ist dermaßen gegensätzlich zur vorherrschenden ihrer Generation, dass man erst mal irritiert ist. Denn waren es nicht Männer, die das Patriarchat – sich selbst zum Vorteil – erschaffen haben? Und dafür soll man sie bemitleiden?

Auch sie sei eine wütende Feministin, sagt Fritz. Sie nimmt sich Zeit zum Antworten, schließt beim Nachdenken die Augen, legt die rechte Hand auf ihr Herz. Es scheint, als trüge sie die richtigen Worte irgendwo in sich, müsste sie aber erst suchen.

Sie sei, sagt sie, wütend auf Männer, die anderen Gewalt antäten, wütend auf die individualisierende Erzählung über Täter und wütend auf die Verhältnisse, die all das hervorbrächten. Wut sei wichtig für aktivistische Arbeit, auf jeden Fall. Zu ihrer Wut sei aber Mitgefühl hinzugekommen. Radikales Mitgefühl. Was sie damit meint: Sogar der Dealer, der ihrem Bruder jahrelang Drogen verkauft habe, tue ihr einfach leid. Auch er sei ein Opfer des Systems.

Ist das Koketterie? Oder meint sie das ernst? Und wenn sie es so meint, woher nimmt sie die Kraft für dieses Mitgefühl?

Um Fritz zu verstehen, muss man wissen, dass sie schon zwei Dingen den Kampf angesagt hat, die viele Menschen heimsuchen: der Angst vor dem Tod. Und der Scham vor dem Körper. Sie wollte sich befreien.

Als Teenagerin habe sie große Angst vorm Sterben gehabt, erzählt sie. So große, dass sie sich zur Sterbebegleiterin ausbilden ließ und begann, ehrenamtlich im Hospiz zu arbeiten. Sie wollte aushalten, dass der Tod manchmal schon mit im Raum war. »Ich will die Angst nicht vermeiden, ich will sie verstehen, um ans Wesentliche zu kommen.« Die Ausbildung habe ihr womöglich dabei geholfen, Chrissis Tod zu überleben, sagt Fritz.

Trotzdem sei sein Verlust eine Zäsur gewesen. Seitdem blicke sie anders auf die Gesellschaft. Auf Männer und auf Frauen, auf das Patriarchat und seine Zwänge.

Im ersten Trauerjahr habe sie sich so lebendig gefühlt wie nie zuvor: »Ich war wie ein leidendes Tier – unmittelbar und schmerzerfüllt.« Aber seine Freunde hätten am Grab ihres Bruders keine Worte für ihren Schmerz finden können. Das Bild scheint sie nicht loszulassen: junge Männer, die stumm sind vor Trauer.

Diese Sprach- und Gefühlsarmut falle ihr bei Männern immer wieder auf, sagt sie. Manche fänden kaum Worte für das, was in ihnen vorgehe, könnten ihre Gefühle nur schwer einordnen und erlebten ihren Körper eher als Werkzeug. Und, auch das spielt hinein, dieser fehlende Zugang zu seinen Gefühlen habe ihrem Bruder womöglich das Leben gekostet. Auch über sein Leben schreibt sie in »Der Mann, das Opfer«. Denn dass ihr Bruder eines war, auch wenn der Opferdiskurs ihn so gern übersieht, das steht für sie außer Frage.

In dem Buch zeichnet sie auch nach, wie gefährlich diese Spracharmut werden kann. Weil Gefühle nicht einfach verschwinden, nur weil man dafür keine Worte hat. Fritz schreibt, dass es dringend eine neue Sprache für Männlichkeit brauche, »bevor sich Verletzung weiter in Wut, Polarisierung und neue Formen patriarchaler Gewalt übersetzt«. Auch darauf zielt ihr Konzept des Mitgefühls: Sie glaubt nicht, dass Männer sich vom Patriarchat emanzipierten, wenn sie sich dabei permanent beschämt fühlten.

Fehlt noch Fritz' zweites großes Thema: die Körper- und Sexscham. Wer sie wirklich als Autorin verstehen will, sollte sich nicht nur mit ihren Worten beschäftigen. Bei Fritz ist der Körper ebenso bedeutend.

Marlene Pfau / DER SPIEGEL

Mit Anfang zwanzig hat sie gespürt, wie groß ihre Unsicherheit ist, wenn es um Sex geht. Dann hat sie gedacht: »Das hat mit der Angst vor dem Tod jetzt schon gut funktioniert: Das mache ich jetzt auch mit meiner Scham vor Körperlichkeit.« Also buchte sich Fritz eine Tantra-Massage – und war so fasziniert, dass sie sich umgehend zur Grundausbildung anmeldete. Nichts, sagt sie heute, habe sie auf körperlicher Ebene so in ihrer Empathie gestärkt wie die Tantra-Massage. Nirgends machten sich Menschen auch im übertragenen Sinne so nackt wie dort.

Um ihren Körper zu akzeptieren, hat sie ein Album angelegt. Das wirkt erst mal gewöhnungsbedürftig. Sie hat darin aufgeschrieben, was ihr Körper für sie ist. Fritz hat sich auch nackt fotografiert. Die Fotos habe sie überall in der Wohnung aufgehängt – »um mich an mich zu gewöhnen« – und später in das Album geklebt. Nun zieht sie ein rechteckiges Ringbuch aus ihrem Bücherregal und fragt, ob man es ansehen wolle. Sie bringe das Album auch zu ihren Vulva-Workshops mit, für sie sei das kein Problem. Es scheint funktioniert zu haben: Scham empfindet Fritz offenbar kaum.

Autorin Fritz: »Ich vermisse die Hälfte der Menschheit«

Weil Fritz wegen ihrer Bekanntheit nicht mehr ohne Weiteres als Tantra-Masseurin arbeiten könne, hätten sie und ihre Kollegin Christina Lehr sich auf »Erforschungsräume« spezialisiert, so nennen sie das. Es sind Workshops zum Thema Fühlen und Körper. Bald flechtet Fritz diese Arbeit sogar in die Buchpromo mit ein: Hanser Berlin verlost unter Vorbestellenden ihres neuen Buchs Plätze für ein Online-Einführungsseminar.

Aber wie hängen diese Workshops mit ihrem Denken zusammen?

Ein weiteres Treffen. Diesmal in einem Hinterhof im Berliner Prenzlauer Berg. Fritz und ihre Kollegin geben hier einen Workshop. Sechs Männer und sechs Frauen nehmen teil. Das Licht ist gedimmt. Graue Wolldecken gegen kalte Füße.

Sie sei aufgeregt, sagt Fritz nach der Anfangsmediation, für die sie sich hinter das Flipchart gelegt hatte. Das oben aufliegende Gefühl, so beschreibt sie es mit der Hand auf ihrem Herzen, sei wieder Angst. Sie wolle schauen, wie sie heute mit ihr sein könne. Drei Männer sagen, mit Gefühlen könnten sie noch nicht so richtig viel anfangen.

Fritz und Lehr führen abwechselnd. Sie leiten an, wie man Gegenstände ertastet oder fremde Hände streichelt. Um Feminismus geht es nonverbal. Fritz’ Idee ist es, dass sich die Menschen verbinden, auch physisch. Sie will die Schwesternschaft, die Feministinnen im Kampf gegen das Patriarchat errichteten, um Männer erweitern. »Aktuell«, sagt sie, »fehlen mir die Männer. Ich vermisse die Hälfte der Menschheit.«

Aber, und das ist wohl der Knackpunkt: Männer müssen erst zu dieser vermissten Hälfte werden wollen. Sie müssen sich und ihr Männlichkeitsbild hinterfragen. Die sechs Männer im Kurs haben den ersten Schritt gemacht. Ob andere nachziehen?

Empathie und Selbstreflexion, sagt Fritz, würden in der weiblichen Sozialisierung oft stärker eingeübt. »Wir müssen weibliche Prägung auch als Ressource begreifen – nicht nur als Einschränkung.« Dafür übernimmt sie gern die Denkarbeit. Jetzt muss sie nur noch gehört werden.

Annina Metz

KINO

Die schrecklichsten 128 Filmminuten des Jahres (bis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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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schrecklichsten 128 Filmminuten des Jahres (bislang)

In seiner Kinokomödie »Birdman« von 2014 über einen alternden Schauspieler, der seine Karriere auf dem Broadway wiederbeleben will, fährt Regisseur und Autor Alejandro G. Iñárritu ein dummes Klischee über Journalisten auf: Die Theaterkritikerin, von deren Urteil der Erfolg der Broadway-Inszenierung abhängt, kündigt an, das Stück unbesehen zu verreißen.

Als Kritikerin habe ich mich damals sehr über die Szene geärgert. Zum einen, weil Iñárritu so tut, als gäbe es keine Berufsehre, die es einem verbietet, etwas unbesehen zu rezensieren. Zum anderen, weil er verkennt, dass man Kritikerin wird, weil man für sein Leben gern ins Theater und ins Kino, in Ausstellungen und Konzerte geht – und deshalb wann immer möglich auch hingeht.

Seit Iñárritus neuem Film Digger (Start: 1. Oktober) sehe ich das anders. Sehr gern wäre ich nicht ins Kino gegangen, und meinen Schreibauftrag hätte ich auch gern erfüllt, ohne den Film gesehen haben zu müssen. Es waren nämlich die schrecklichsten 128 Minuten, die ich 2026 bislang im Kino verbracht habe.

Dem Trailer zufolge spielt Tom Cruise den Ölmagnaten Digger Rockwell, der durch eine Nachlässigkeit bei einer seiner Bohrungen die Welt an den Rand einer menschheitsgefährdenden Katastrophe führt. So erzählt es zunächst auch der Film, bis Iñárritu eine Metaebene einzieht, die das Ganze anders kontextualisiert. Bei der Pressevorführung wurden die Medien gebeten, keine der Überraschungen des Films zu verraten. Aber da Überraschung gemeinhin eine positive Entwicklung meint, erscheint es bei »Digger« technisch gar nicht möglich, Überraschungen zu verraten. Es entwickelt sich nämlich nichts darin zum Besseren, es bleibt einfach konstant schrecklich.

Auf alt und unansehnlich gestylte Darsteller wie John Goodman werden unvorteilhaft von unten gefilmt und krakeelen von kleinen Schwänzen und »Arschkrebs« herum; es wird gefurzt, gepinkelt und gekotzt. Sandra Hüller in einer Kleinstrolle macht nichts davon, ist aber genauso unerträglich.

Wie sich im Verlauf des Films zeigt, folgt die Überzeichnung einer inneren Logik. Aber in der Länge, in die sich »Digger« ohne

Not zieht, zeigt sich ein verdrehtes Verständnis von Filmemachen. Nicht der Regisseur scheint begründen zu müssen, warum wir für seinen Film Geld und Zeit aufwenden sollten. Wir als Publikum müssen vielmehr erst unsere Leidensfähigkeit unter Beweis stellen, damit wir uns seiner Erkenntnisse über Mensch, Natur, Zerstörung und Kunst als würdig erweisen.

Hollywood hat Iñárritus Größenwahn gut genährt: Für seine

Die starbesetzte Oligarchensatire »Digger« ist schwer erträgliches Dicke-Eier-Kino, das sich für einen Kommentar aufs Weltgeschehen hält.

Warner Bros. Pictures (2)

englischsprachigen Testo-Kracher »The Revenant« und »Birdman« wurde er zwei Jahre hintereinander mit dem Oscar für die beste Regie ausgezeichnet. Mit dieser Begeisterung war Schluss, als der gebürtige Mexikaner andere Töne versuchte. In »Bardo« von 2022 spürte Iñárritu nach, was es heißt, als Einwanderer in Trumps Amerika zu leben. Dieser leise, auf Spanisch gedrehte Film fand kaum Beachtung – und mit ihm auch nicht sein toller Hauptdarsteller Daniel Giménez Cacho, der ein fragiles und zweifelndes Alter Ego von Iñárritu verkörperte.

Womöglich als Reaktion auf den Misserfolg von »Bardo« ist Iñárritu zu seinem schrecklichen Dicke-Eier-Kino zurückgekehrt und hat Tom Cruise angeworben. Dessen Performance ist tatsächlich das Interessanteste an »Digger«, denn sie geht mit einer verblüffenden Schizophrenie einher. Als Digger Rockwell springt und schreit Cruise herum, trägt graues Zottelhaar, fahlen Teint und einen beachtlichen Schwabbelbauch – alles im Dienste einer Rolle, die um das Adjektiv »unvergesslich« bettelt.

Auf dem aktuellen Titel der Männerzeitschrift »GQ« posiert der 64-jährige Cruise hingegen mit vollem, dunklem Haupthaar und glowy Gesicht. Dazu zeigt er unter offenem Hemd seine blanke Brust und seinen flachen Bauch hervor. Alles, was an Bildern von Cruise aus »Digger« hängen bleiben könnte, scheint dieses Cover überdecken zu wollen – und die unvergessliche Rolle sofort wieder vergessen zu machen. Cruise will nicht für sein Schauspiel gefeiert werden, er will fürs Schauspielstarsein gefeiert werden.

Da man dadurch seinen schrecklichen Film fast vergisst, sollte man ihm womöglich dankbar sein.

Hannah Pilarczyk

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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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h gesucht, nichts gefun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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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h gesucht, nichts gefunden

Ein vom Punk sozialisierter Rapper, der in der Liebe für sein Land keine echte Liebe sieht, belebt die deutsche Liedermacher tradition erfolgreich wieder: Nichts an Danger Dan wirkte erwartbar, als er sich 2021 mit »Das ist alles von der Kunstfreiheit gedeckt« in die Charts und in die Herzen von Feuilletonisten spielte, die Ramones-Shirts tragen und heimlich Reinhard Mey hören. Ein Lied wie ein trojanisches Pferd, aus dem die Punchlines heraussprangen. Eine Ansage, wie aus Sicht des Antilopen-Gang-Mitglieds auf rechte Gewalt zu reagieren sei: »Und wenn du friedlich gegen die Gewalt nicht ankommen kannst / Ist das letzte Mittel, das uns allen bleibt, Militanz«. Auf die Ansage folgte eine Anleitung. »Keine Angst« hieß der Song, eine konkrete Handlungsanweisung, wie man sich Rechten entgegenstellen kann. Im vergangenen Sommer sorgte das Lied für einen Skandal und wurde zu einem Hit, wie fünf Jahre zuvor die »Kunstfreiheit«. Keine Angst, das Album, entwickelt – anders als die Platte davor – eine emotionale Tiefe, wenn es wegrückt von der Single. Wenn »Keine Angst« sich also lesen lässt als eine Art Credo von Danger Dan, um sich Ängsten zu stellen. Um sich selbst zu suchen, ohne sich zu finden, wie bereits im ersten, sehr guten Song »Die meisten meiner Freunde«, einem Loblied auf die kollektive Identitätskrise. Wenn er vor dem Tableau einer homophoben Hip-Hop-Szene über die Liebe zu einem Mann sinniert, wenn er sich mit der Vergänglichkeit auseinandersetzt, dann klingt das anders als 2021, aber wieder schön unerwartet. SKR

Danger Dan:

»Keine Angst«.

»Diaries of Note«. Kunstmann; 540 Seiten; 48 Euro.

TAGEBÜ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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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e Schatztruhe voller Geschich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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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e Schatztruhe voller Geschichten

Leuchtend rot und blau, DIN-A4-Format, 1577 Gramm schwer – die liebevoll gestalteten Diaries of Note. Tage, die die Welt bewegten präsentieren sich verheißungsvoll, inklusive wunderbarer Schwarz-Weiß-Illustrationen. Die Verpackung hält, was sie verspricht: Die Sammlung von 366 Tagebuch-einträgen aus mehreren Jahrhunderten, die der Herausgeber Shaun Usher präsentiert, begeistert. Der erste Eintrag vom 1. Januar 1968: John Hopkins berichtet kurz von einer wilden Silvesterparty bei den Gettys in Marokko. Patricia Highsmiths Neujahrswünsche am 31. Dezember 1947 schließen den Band. Historisch bedeutsame Daten werden abgebildet, ebenso wie Naturbeobachtungen und introspektive Texte. Es ist kein Buch, das von Seite 1 bis 540 am Stück durchgelesen werden soll. Es ist eine Schatztruhe voller Geschichten (und Bildern), die immer wieder geöffnet werden will. Die kundigen Kommentare des Herausgebers geben Orientierung. Usher liefert im Vorwort eine mögliche Erklärung, warum die Lektüre so fasziniert: Tagebücher »zeigen nicht nur, was geschah, sondern auch, wie es sich anfühlte, es zu erleben«. Das Genre Tagebuch verspricht eine Intimität, nach der wir uns in Zeiten von inszenierter Nähe via Instagram besonders sehnen. Usher kennt sich da aus – seine Blogs über Briefe und Tage-bücher sind sehr erfolgreich. KS

SE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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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lportage und Kit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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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lportage und Kitsch

Das Wiedersehen mit einem Klassiker kann schmerzen, weil der liebgeglaubte Film nicht hält, was man ihm über die Jahre zugeschrieben hat. »Jenseits von Eden« von Elia Kazan zum Beispiel, die Geschichte der Zwillingsbrüder Cal und Aron und ihres Kampfes um die Liebe ihres Vaters. James Dean in seiner ersten großen Hauptrolle, das gleichnamige Epos von John Steinbeck als Grundlage – das war doch großes Kino, oder? Beim nochmaligen Schauen entpuppt sich Dean als Möchtegern-Method-Actor, der seinen Cal zucken lässt wie einen Fünfjährigen zwischen Zuckerhoch und Übermüdungstief. Und die Drehbuchversion verzichtet auf eine der wichtigsten steinbeckschen Figuren, den chinesischstämmigen Bediensteten Lee – mutmaßlich auch, um das weiße Publikum nicht zu befremden. Dabei ist seine Emanzipationsentwicklung zentral für Steinbecks Erzählung vom amerikanischen Traum und seiner gelebten Wirklichkeit. In der Netflix-Serie East of Eden wird Lee nun Genüge getan, seine Geschichte an einer Stelle sogar großzügiger ausgearbeitet als im Roman. Man kann Netflix viel vorwerfen, aber der Streamingdienst zeichnet in seinen Produktionen oft nach wie vor ein vielgestaltiges Bild der amerikanischen Gesellschaft. Dass auch die Serienversion dennoch nicht gelungen ist, liegt daran, dass die Fassung von Zoe Kazan, der Enkelin von Elia, zu brav den Plot des Romans nachstellt, ohne ein Eigenleben zu entwickeln. Wo gedankliche Tiefe und stilistischer Mut gefragt gewesen wären, sind hier oft Kolportage und Kitsch am Werk. KAE

»East of Eden«.

Netflix.

Sieben Folgen.

»Ich war ein Nobody und er der liebe G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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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h war ein Nobody und er der liebe Gott«

. JOSBERG

Piloten Rosberg, Schumacher 2012

Motorsport Nico Rosberg, Formel-1-Weltmeister 2016, spricht über Talent, Arbeitseifer, Psychotricks und seine drei Jahre als Teamkollege von Michael Schumacher.

Schumacher, inzwischen 57 Jahre alt, ist bis heute der erfolgreichste deutsche Rennfahrer. In seiner langen Karriere feierte er 91 Grand-Prix-Siege, siebenmal war er Formel-1-Weltmeister. Nach einem Skiunfall in den französischen Alpen Ende 2013 lebt er zurückgezogen am Genfer See. Zur Bedeutung Schumachers für andere deutsche Motorsportler erscheint nächste Woche ein Buch des früheren SPIEGEL-Redakteurs Alfred Weinzierl, der den Rekordchampion viele Jahre lang journalistisch begleitet hat. Für »Über Michael Schumacher und die deutsche Ära in der Formel 1« hat Weinzierl sieben Piloten befragt, die Schumacher auf die Grand-Prix-Bühne folgten und eine deutsche Epoche schufen: Sebastian Vettel, Nico Hülkenberg, Heinz-Harald Frentzen und Nick Heidfeld, außerdem Ralf Schumacher und Mick, Schumachers Sohn\*.

Auch Nico Rosberg profitierte vom »Schumi-Boom«. Doch seine Perspektive ist eine besondere: Er fuhr von 2010 bis 2012 bei Mercedes im selben Team mit Schumacher und wurde 2016 der letzte deutsche Titelträger dieser Ära, in der in 23 Jahren zwölfmal ein deutscher Fahrer die Weltmeisterschaft gewinnen konnte. Das folgende Interview ist eine gekürzte und redaktionell bearbeitete Fassung des Gesprächskapitels im Buch.

SPIEGEL: Herr Rosberg, einige Wochen nachdem Sie für 2010 bei Mercedes unterschrieben hatten, bekamen Sie die Info, dass Michael Schumacher, seit drei Jahren im Ruhestand, Ihr Teamkollege werden könnte. Was haben Sie da gedacht?

Rosberg: Das war der Ultra-Schock! Der Größte aller Zeiten, der Unantastbare, der, den nie jemand schlagen konnte. Crazy, da habe ich mal richtig Schiss bekommen. So hatte ich das nicht geplant.

SPIEGEL: Wenn Sie gewusst hätten, dass Schumacher Ihr Kollege wird, hätten Sie das Mercedes-Angebot ausgeschlagen?

Rosberg: Ich weiß es nicht. Mercedes ist Mercedes. Und so viele attraktive Alternativen gab es ja nicht. Aber vielleicht hätte ich auch dankend abgelehnt, weil mir mein Vater vehement davon abgeraten hätte.

SPIEGEL: Ihr Vater Keke, Formel-1-Weltmeister 1982, war nicht nur Ihr Manager, er hatte unter anderem Mika Häkkinen betreut. Aber woher wissen Sie, wie er reagiert hätte?

\* Alfred Weinzierl: »Über Michael Schumacher und die deutsche Ära in der Formel 1«. Edel Sports; 320 Seiten; 29,90 Euro. Erscheint am 7. Oktober.

Rosberg: Als Michael feststand, hat er gesagt: »Du musst da so schnell wie möglich weg.« Das war seine Wortwahl: Weg da, so schnell wie möglich.

SPIEGEL: Warum?

Rosberg: Mein Vater hat in den Neunzigerjahren als Manager neben Häkkinen einen weiteren Finnen betreut, J. J. Lehto. Und der landete im Lauf seiner Formel-1-Karriere 1994 bei Benetton, als Kollege von Schumacher. Da hatte Michael schon das ganze Team nach seinen Vorstellungen um sich herum gebaut, sehr clever und zielgerichtet. J. J. durfte nicht mal in das Ingenieurs-meeting, der sollte gar nichts wissen und wurde komplett ausgeschlossen. Mein Vater war extrem traumatisiert, weil sein Schützing am Ende der Saison bei Benetton rausflog und keinen Job mehr in der Formel 1 fand.

SPIEGEL: Teilten Sie seine Befürchtung, dass es der Karriere schaden könnte, der Kollege von Michael Schumacher zu sein?

Rosberg: Im Vergleich zu Michael war ich ja ein Nichts. Michael hatte 91 Grands Prix gewonnen, ich war ein Nobody und er der liebe Gott. Und so lag die ganze Aufmerksamkeit des Teams sofort auf Schumacher. Das ging so weit, dass wir vor dem ersten Rennen in Bahrain gemeinsam im Strategie-meeting saßen. Als Erstes hat unser Strategiechef die Rennstrategie für Michael mit Michael besprochen. Dann hat er Michael meine Strategie erklärt. Ich saß daneben. Ich fand, ich existiere gar nicht. Ich war wie heiße Luft da. So was ist für einen jungen Fahrer natürlich schwierig.

Den Beginn des Schumacher-Booms in den 1990er-Jahren hat Nico Rosberg – in Wiesbaden geboren als Sohn einer deutschen Mutter und eines finnischen Vaters – aus dem fernen Monte Carlo betrachtet, übers deutsche Fernsehen.

SPIEGEL: Welche Erinnerung haben Sie an diese Zeit?

Rosberg: Ich habe die Bilder von Michaels erstem Sieg in Hockenheim vor Augen. Das Stadion brechend voll, alle in Benetton-Blau, alle außer sich vor Freude. In meiner Wahrnehmung war die ganze Nation Schumacher-Fan. Der Junge aus Kerpen.

SPIEGEL: Schumacher wurde im selben Jahr »Sportler des Jahres« in Deutschland. Erfasste dieser Wirbel um seine Person auch Sie, den Deutschen, der am Mittelmeer aufwächst?

Rosberg: Ich war ein riesengroßer Fan der Formel 1. Aber was Fahrer anging, war ich klar im Lager von Mika Häkkinen. Der Erfolg von Häkkinen war der Erfolg meines Vaters. Und Schumacher war der große Rivale von Häkkinen, vor allem ab 1998.

SPIEGEL: Im Alter von sechs Jahren haben Sie Ihr erstes eigenes Kart bekommen. Mit zehn tourten Sie mit Ihrem Vater an den Wochenenden in einem kleinen Caravan zu Kartstrecken in Südfrankreich – und gewannen die ersten Rennen. Hat Ihr Vater Ihnen als ehemaliger Formel-1-Weltmeister Tipps geben können?

Rosberg: Ganz ehrlich, das kann man nicht. Als ältere Generation von außen viel beitragen, das ist schwierig. Ich habe mich aber auch schwergetan zuzuhören, wenn mein Vater was gesagt hat. Kritik von ihm hat mich immer sehr verletzt. Ich wollte, dass mein Vater stolz auf mich ist. Und nicht hören, dass ich etwas schlecht mache.

SPIEGEL: Das Rennfahren haben Sie sich selbst beigebracht?

Rosberg: Ja, das ist komplett selbst gelernt. Mein Vater hat mir entscheidend geholfen bei den Strukturen, der Organisation und der Zusammenstellung des Teams. Ich hatte auch immer das beste Material, das allerbeste.

SPIEGEL: Ende 2001 sind Sie in den Formelsport gewechselt. Und im Jahr darauf bereits Meister in der Formel BMW ADAC geworden. Als Belohnung hat Ihnen der Autokonzern eine Testfahrt im Formel-1-Auto des BMW-Williams-Teams vermittelt. Wie war es, als aus dem Kindheitstraum plötzlich Realität wurde?

Rosberg: Ein toller Moment, für mich der pure Wahnsinn. Ich war 17, die Formel 1 noch so weit entfernt von realistisch, und dann sagt mir ein BMW-Mann auf der Bühne, dass ich mit der Meisterschaft auch einen Formel-1-Test gewonnen habe. In einem Williams, das war das Topteam neben Ferrari. In dem Rennstall, mit dem mein Vater 20 Jahre zuvor Weltmeister geworden war.

SPIEGEL: Ist es wahr, dass Sie auf die Knie gefallen sind?

Rosberg: Ich war überwältigt. Ich habe meine Mütze ins Gesicht gezogen und geweint.

SPIEGEL: Wie haben Sie sich gefühlt, als Sie ein paar Wochen später auf dem Kurs von Barcelona im Williams-Rennwagen festgeschnallt wurden?

Rosberg: Angst war auf jeden Fall dabei. Die Stammpiloten hießen Ralf Schumacher und Juan Pablo Montoya. Ich dachte, dass nur solche Legenden so eine Rakete fahren können. Dachte, ich bin ein Kind, habe noch nicht einmal einen Führerschein. Der Rennwagen, den ich bislang gefahren war, hatte 140 PS. Und dieses Teil hatte mehr als 900 PS.

SPIEGEL: Und dann?

Rosberg: Dann bin ich aus der Boxengasse raus und habe das erste Mal das Gaspedal eines Formel-1-Autos durchgedrückt bis zum Anschlag. Das ist so was Heftiges! Das kann man sich gar nicht vorstellen, was das für eine Beschleunigung ist. Aber dann passierte etwas, das ich in meiner Karriere immer wieder erlebt habe.

SPIEGEL: Nämlich?

Rosberg: Ich fühlte mich wie ein Fisch, der ins Wasser taucht. Es war für mich ganz natürlich, mit so einem Auto zu fahren.

SPIEGEL: Ihr Vater stand mit Freunden auf einer Anhöhe der Rennstrecke...

Rosberg: ... er sah das Williams-Auto auf der Geraden mit Vollgas runterkommen und wie es auf der letzten Rille in die Kurve reinbremst. Alle haben gedacht: Der Montoya lässt es in der ersten Runde aber krachen. Eine Kurve später sagt einer: »Nee, nee, bist du verrückt? Das ist der Nico!« Es gibt von meiner ersten Runde eine Videoaufnahme, auf der ein »Ist der denn bekloppt?« zu hören ist. Eigentlich hatten alle auf dem Hügel die Sorge, dass ich es nicht schaffe, die Reifen auf Temperatur zu bringen, weil ich so langsam rumeiern würde. War aber nicht so.

SPIEGEL: Stellen Sie sich vor, es hätte Michael Schumacher und diesen Boom, den er auslöste, in Deutschland nicht gegeben. Was wäre aus Ihrer Karriere als Rennfahrer geworden?

Rosberg: Was die Inspiration angeht, war mein Vater ausschlaggebend, nicht Schumacher. Somit wäre der Weg der gleiche gewesen. Aber es wäre schwieriger gewesen, meine Karriere zu finanzieren – weil die größtenteils durch deutsche Sponsoren abgedeckt wurde. Ohne den Schumacher-Hype hätte mein Vater mit Sicherheit viel in meinen Weg investieren müssen. Und da reden wir von Summen im Millionenbereich.

SPIEGEL: Wann haben Sie Michael Schumacher persönlich kennengelernt?

Rosberg: Erst als ich sein Teamkollege bei Mercedes wurde.

SPIEGEL: Entgegen aller eingangs von Ihnen erwähnten Bedenken waren Sie 2010 bei 19 Grands Prix im Qualifying 14 Mal schneller als Michael Schumacher. Und bei den Rennergebnissen sah es genauso deutlich aus. Wie lautet Ihre Erklärung aus heutiger Sicht?

Rosberg: Nach vier Formel-1-Jahren war ich schon ziemlich erfahren und kam mit 24, 25 allmählich ins beste Alter. Michael war inzwischen 41 und drei Jahre weg gewesen. Er war einfach nicht mehr auf seinen 100 Prozent.

SPIEGEL: Waren die drei Jahre Pause ein Problem, weil sich die Formel 1 in dieser Zeit sehr verändert hatte – aufgrund neuer Rege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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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Fahrer Rosberg mit Ehefrau Vivian 2025: »Ich bin eher konfliktscheu«

Rosberg: Für Michael war es natürlich ein Nachteil, dass die Testfahrten so limitiert wurden. Eine seiner Stärken, bei Testfahrten in mühevoller Detailarbeit alles zu optimieren, war ihm damit genommen. Es war auch zu sehen, dass er sich ein bisschen schwertat, sich von Grand Prix zu Grand Prix, von Situation zu Situation anzupassen. Er war nicht mehr so konstant. Doch dann gab es wieder Wochenenden, da war er so brillant wie in früheren Zeiten.

SPIEGEL: Woran denken Sie da konkret?

Rosberg: Da gäbe es viele Beispiele. Ich erinnere mich an ein verregnetes Wochenende 2012 in Silverstone. Was ich da im Qualifying von Michael gesehen habe, war unglaublich. Er holte nicht die Pole, wurde nur Dritter, deshalb hat das die Weltpresse nicht so gewürdigt. Aber ich konnte die Daten studieren, wie er das Auto über die nasse Fahrbahn gelenkt hat. Einfach Weltklasse.

SPIEGEL: Was haben Sie aus den Daten lesen können?

Rosberg: Er hat eine Technik, die er sich zu Gokart-Zeiten in Kerpen angeeignet hat, auf die Formel 1 übertragen: Er spielt mit Bremse und Gas gleichzeitig, um das Auto zu balancieren. Und das hat er auch in den schnellen Kurven von Silverstone so gemacht. Außerirdisch, nicht menschlich.

SPIEGEL: Statistiker haben errechnet, dass Sie im ersten Jahr im Qualifying im Schnitt schneller waren als Schumacher. Hat das Team auf dieses Faktum irgendwie reagiert?

Rosberg: Die Unterstützung hat sich intern verbessert, weil das Team wusste, dass ich die meisten Punkte holen werde. Aber das war alles relativ, weil Michael nach wie vor der Gott war.

SPIEGEL: Ein Platzhirsch, der es auch verstand, psychologische Tricks anzuwenden?

Rosberg: Na klar, Mindgames ohne Ende. Aber nicht fies dabei. Eher in der Grauzone, spielerisch. Das war sein Naturell.

SPIEGEL: Haben Sie das sportlich genommen, oder hat es Sie beeinträchtigt?

Rosberg: Es nervt ohne Ende.

SPIEGEL: Was denn genau?

Rosberg: Ich komme in Abu Dhabi morgens mit meinem Auto an die Rennstrecke, jeder Fahrer hatte seinen reservierten Parkplatz. Michaels Auto stand schon da, allerdings mit zwei Rädern so auf meinem Parkplatz, dass ich da nicht mehr reinpasste. Ich glaube auch, dass er in drei Jahren in unseren Meetings mit den Ingenieuren nicht ein einziges Mal meinen Namen genannt hat. Nicht gefragt, was ich in einer Kurve gelernt hätte oder welches Set-up wir ausprobiert haben. Nichts. Wir von der anderen Seite der Garage existierten für ihn nicht.

SPIEGEL: Sie haben ihn mal einen »Warrior« genannt, einen Krieger. Wie sind Sie mit seinem Charakter umgegangen?

Rosberg: Ich habe versucht, ein wenig von ihm zu lernen. Aber ebenso zu agieren, liegt nicht in meinem Naturell. Ich bin eher konfliktscheu.

SPIEGEL: Hat Sie diese Art der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m Teamkollegen stärker gemacht?

Rosberg: Ja, total. Ich habe gelernt und ge- sehen, wie man das auch mental angehen kann im Sport. Wenn man sich gegen einen Rivalen behaupten will.

SPIEGEL: Inwiefern hat die harte Schule, durch die Sie mit Schumacher gehen mussten, Sie auch fahrerisch weitergebracht?

Rosberg: Die harte Schule hat mir sehr, sehr geholfen. Ich habe durch Beobachtung von ihm angenommen, wie man beispielsweise auf einer einzigen Runde die ganzen elektronischen Hilfen des Autos nutzen kann, von einer Kurve zur nächsten. Er hat das Auto auf jede Kurve individuell angepasst. Das hatte vor ihm noch niemand gemacht in dem Sport.

SPIEGEL: Was haben Sie von ihm sonst noch gelernt?

Rosberg: Die Mühe, die er sich gemacht hat, das Team um sich herum zu bauen, zu motivieren, zu begeistern. Michael hat Partys für die Mechaniker und all die anderen Mitarbeiter organisiert. Er hat Listen geführt, wer wann Geburtstag hat. Und jeden angerufen und gratuliert. Das sind so Dinge, mit denen zieht man ein Team auf seine Seite. Grandios.

SPIEGEL: Gemessen an den Zielen des Teams verliefen Ihre ersten Mercedes-Jahre enttäuschend. Was hat es Ihnen gegeben, auch im dritten Jahr gegenüber Schumacher die Nase vorn zu haben?

Rosberg: Das war essenziell für meine Karriere. Wenn Schumacher vor mir gewesen wäre, dann wäre Lewis Hamilton gekommen, und ich hätte gehen müssen.

Interview: Alfred Weinzie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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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dsportart

Walking Football ist eine Fußballvariante für Menschen, die wegen körperlicher Einschränkungen, des Alters oder geringerer Fitness nicht mehr rennen möchten oder können. Gespielt wird im Gehen: Mindestens ein Fuß muss stets den Boden berühren. Körperkontakt ist verboten. Der Ball muss eher flach gespielt werden. Die knochenschonende Sportart entstand 2011 in Großbritannien und wird auch hierzulande immer beliebter. Bundesligisten wie der FC Bayern, Werder Bremen und Schalke 04 stellen eigene Walking-Football-Teams.

Wer sich ein großes Ziel setzt, darf daran schei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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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 sich ein großes Ziel setzt, darf daran scheitern

Esther Pfeiffer stand an der Startlinie, die Hände in die Hüften gestützt, ein kräftiger Atemzug. Dann fiel bei idealen Bedingungen der Startschuss zum Berlin-Marathon.

Die 29-Jährige war mit einer großen Ansage angereist. Sie wollte den deutschen Marathonrekord von Irina Mikitenko angreifen, die 2008 in Berlin 2 Stunden 19 Minuten und 19 Sekunden gelaufen war. Pfeiffer hatte ihr Ziel offensiv formuliert, sie hatte sich selbst ins Rampenlicht gestellt. Ihre aktuellen Zeiten über 10 Kilometer und im Halbmarathon ließen den Versuch aber auch nicht vermessen erscheinen.

Die ersten Kilometerzeiten waren im notwendigen Rekordtempo. Doch kurz vor Kilometer 15 war das Rennen für sie beendet, lange bevor ein Marathon in seine entscheidende Phase kommt. Pfeiffer stieg aus. Der Druck, den sie sich selbst gemacht habe, sei ihr auf den Magen

Esther Pfeiffer wollte beim Berlin-Marathon einen neuen deutschen Re-kord aufstellen. Dann gab sie früh im Rennen auf. Peinlich? Nicht doch.

geschlagen, sagte sie später. Sie habe kaum geschlafen, die Anspannung sei zu groß geworden.

Wer ein solches Ziel öffentlich ausgibt, muss sich daran messen lassen. Im Spitzensport gehören Nervosität, schlechter Schlaf und der Umgang mit Erwartungen zum Geschäft. Man kann also sagen, hier war Pfeiffer nicht gut genug aufgestellt. Aber wer unter den Augen der Öffentlichkeit sagt: Dieser Druck war an diesem Tag zu groß für mich, zeigt ebenfalls Stärke.

Hohe Ziele zu formulieren, kann Häme hervorrufen, kann funktionieren, kann scheitern. Weil der Ausgang nie klar ist, zeugt ein Ziel auch von Mut. Und mutig ist es manchmal auch, eigene Grenzen offen einzugestehen. Das hat Pfeiffer gemacht. Sie sollte den Rekordversuch noch einmal wagen. Nicht weil sie nach diesem Ausstieg etwas beweisen müsste. Sondern weil Pfeiffer sich dieses Ziel zutraut. Und das zählt. J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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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AUSGEBER Rudolf Augstein (1923 –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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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AUSGEBER Rudolf Augstein (1923 – 2002)

CHEFREDAKTION Dirk Kurbjuweit (V.i.S.d.P.), Thorsten Dörting, Cordula Me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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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TENDE REDAKTEURE Editorial Desk: Jud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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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TENDE REDAKTEURE Editorial Desk: Judith

LEITENDE REDAKTEURE Editorial Desk: Judith Horchert, Barbara Hardinghaus, Alexander Neubacher, Hendrik Ternieden, Oliver Trenkamp, Stefan Weigel. Managing Editor: Birger Menke, Bente Kirschstein (Geschäftsführende Redakteurin). Leiterin Derivate: Dr. Susanne Weingarten. Redaktionelle Entwicklung: Matthias Strei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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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FS VOM DIENST Leitung: Patricia Dreyer, Mal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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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FS VOM DIENST Leitung: Patricia Dreyer, Malte

Müller-Michaelis, Jörn Sucher, Anselm Waldermann (stellv.); Melanie Ahlemeier, Dr. Philip Bethge, Lisa Erdmann, Kevin Hagen, Björn Hengst, Olaf Kanter, Sabrina Knoll, Nicolai Kwasniewski, Florian Merkel, Charlene Optensteinen, Dr. Dominik Peters, Dr. Jens Radü, Daniel Raecke, Martin Wo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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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REN/REPORTER DER CHEFREDAK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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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REN/REPORTER DER CHEFREDAKTION

Susanne Beyer (SPIEGEL-Solutions), Anna Clauß, Ullrich Fichtner, Lothar Gorris, Marc Hujer, Stefan Kuzmany, Thomas Schulz, Dr. Markus Verbeet

NEWS Leitung: Janko Tietz, Benjamin Schulz (stellv.); Henrik Bahlmann, Anna Ehlebracht, Malte Göbel, Miriam Khan, Charlotte Lüder, Jonas Mielke, Florian Pütz, Sven Scharf, Elisa Schwarze, Kim Staudt, Sebastian Stoll, Anastasia Trenkler, Nadine Wo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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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UPTSTADTBÜRO Leitung: Christoph Hick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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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UPTSTADTBÜRO Leitung: Christoph Hickmann,

Roland Nelles, Maria Fiedler (stellv.), Marina Kormbaki (stellv.). Redaktion: Sophie Garbe, Florian Gathmann, Milena Hassenkamp, Fabian Hillebrand, Paul Anton Krüger, Ann-Katrin Müller, Andreas Niesmann, Anna Reimann, Jonas Schaible, Christoph Schult, Christian Teevs, Severin Weiland. Autoren, Reporter: Deike Diening, Markus Feldenkirchen, Sebastian Fischer, Matthias Gebauer, Konstantin von Hammerstein, Philipp Wittrock.

Politik Hamburg: Felix Keßler, Marc Röhl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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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UTSCHLAND Leitung: Anke Dürr, Soph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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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UTSCHLAND Leitung: Anke Dürr, Sophia

Schirmer, Marcus Krämer (stellv.), Guido Mingels (stellv.), Ansgar Siemens (stellv.). Redaktion: Birte Bredow, Lisa Duhm, Fiona Ehlers, Silke Fokken, Kathrin Fromm, Hubert Gude, Kristin Haug, Levin Kubeth, Annette Langer, Katrin Langhans, Christopher Piltz, Swantje Unterberg, Jens Witte, Jean-Pierre Ziegler.

Investigativ/Innere Sicherheit: Wolf Wiedmann-Schmidt, Astrid Geisler; Susanne Amann, Maik Baumgärtner, Sven Becker, Lukas Eberle, Roman Höfner, Philipp Kollenbroich, Ulrich Kraetzer, Sven Röbel, Fidelius Schmid, Sara Wess.

Autoren, Reporter: Jürgen Dahlkamp, Julia Jüttner, Dr. Klaus Wiegrefe.

Berlin: Florian Kistler, Juliane Löffler, Hannes Schrader

Berlin: Florian Kistler, Juliane Löffler, Hannes Schr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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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TSCHAFT/NETZWELT Leitung: Mark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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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TSCHAFT/NETZWELT Leitung: Markus

Brauck, Yasmin El-Sharif, Stefan Kaiser, Cornelia Schmergal, Simon Hage (stellv.). Redaktion: Vicky Bargel, Benjamin Bidder, Michael Brächer, Florian Diekmann, Kristina Gnirke, Max Hoppenstedt Heinrichs (Teamleitung Netzwelt), Henning Jaurnig, Dr. Matthias Kaufmann, Katharina Koerth, Matthias Kremp, Martin U. Müller, Nicola Naber, Alexander Preker, Stefan Schultz, Kim Staudt, Udo Trichtl. Autoren, Reporter: Markus Becker, David Böcking, Angela Gruber, Alexander Kühn, Christian Reiermann, Marcel Rosenbach.

Berlin: Markus Dettmer, Michael Kröger, Thilo Neumann, Gerald Traufetter (Chefkorrespon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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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LAND Leitung: Mathieu von Rohr, Özlem Topç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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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LAND Leitung: Mathieu von Rohr, Özlem Topçu,

Maximilian Popp (stellv.), Julia Prosinger (stellv.), Kurt Stukenberg (stellv.). Redaktion: Mohannad Alkhall Alnajjar, Ann-Dorit Boy, Alexander Chernyshev, Francesco Collini, Georg Fahrion, Katharina Graça Peters, Jan Petter, Jan Puhl, Serafin Reiber, Anna-Sophie Schneider. Autoren, Reporter: Alexandra Berlin, Christian Esch, Susanne Koelbl, Katrin Kuntz, Steffen Lüdke, Juliane von Mittelstaedt, Nadia Pantel, Christoph Reuter, Britta Sandberg, Alexander Sarovic, Fritz Schaap

WISSEN Leitung: Julia Merlot, Katja Thimm, Patrick Beuth (stellv.). Redaktion: Marco Evers, Anika Freier, Johann Grolle, Arvid Haitsch, Marc Hasse, Lukas Kissel, Guido Kleinhubbert, Julia Koch, Julia Köppe, Martin Schlak, Nils-Viktor Sorge (Teamleitung Mobilität). Autoren, Reporter: Jörg Blech, Maik Großekathöfer, Christoph Seidler, Olaf Stampf, Antje Windmann.

Berlin: Susanne Götze, Kerstin Kullmann, Alina Schadwinkel

KULTUR Leitung: Philipp Oehmke, Eva Thöne, Elisa von Hof (stellv.), Anton Rainer (stellv.). Redaktion: Felix Bayer, Tobias Becker, Christian Buß, Oliver Kaever, Ulrike Knöfel, Carola Padtberg, Katharina Stegelmann. Autoren, Reporter: Laura Backes, Andreas Borcholte, Xaver von Cranach, Sebastian Hammelehle, Michail Hengstenberg, Wolfgang Höbel, Enrico Ippolito.

Berlin: Lars-Olav Beier, Matern von Boeselager, Tobias Rapp, Jurek Skrobala

REPORTER Leitung: Özlem Gezer, Christoph Scheuermann, Felix Dachsel (stellv.), Timofey Neshitov (stellv.). Redaktion: Nora Gantenbrink, Sylvie Gühmann, Julia Kopatzki, Jonah Lemm, Dialika Neufeld, Max Polonyi, Cathrin Schmiegel, Jonathan Stock. Autoren, Reporter: Frauke Hunfeld, Alexander Os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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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EGEL-VER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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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dolf Augstein GmbH & Co. KG

Ericusspitze 1, 20457 Ham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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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 Leitung: Hauke Goos, Lukas Rilke, Jö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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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 Leitung: Hauke Goos, Lukas Rilke, Jörn

Meyn (stellv.). Redaktion: Peter Ahrens, Matthias Fiedler, Marco Fuchs, Jan Göbel, Nina Golombek, Rishi Hölscher, Benjamin Knaack, Jonas Kraus, Jochen Leffers, Danial Montazeri, Gerhard Pfeil, Jörg Römer, Katherine Rydlink, Tobias Scharnagl, Annika Schultz, Cedric Voigt

REDAKTIONELLE ENTWICKLUNG Friederike Freiburg, Lena Greiner, Maximilian Rau, Anne Seith. Tests: Markus Linden

MEINUNG & DEBATTE Leitung: Ralf Neukirch, Katrin Elger (stellv.). Redaktion: Tom Franke, Swantje Karich, Martina Kix (Teamleitung), Charlotte Klein, Hannah Pilarczyk

LEBEN Leitung: Ayla Kiran, Frauke Lüpke-Narberhaus, Helene Endres (stellv.), Nike Laurenz (stellv.). Redaktion: Julian Aé, Irene Berres, Antje Blinda, Christopher Bonnen, Franziska Bulban, Markus Deggierich, Tanya Falencyk (Teamleitung Start), Helene Flachsenberg, Florian Gontek, Dr. Veronika Hackenbroch, Lukas Hildebrand, Katharina Höller, Maren Hoffmann, Maren Keller, Heike Klovert, Eva Lehnen, Dr. Heike Le Ker, Philipp Löwe, Benjamin Maack, Franca Quecke, Claudio Rizzello, Marthe Ruddat, Sandra Schulz, Julia Stanek, Markus Sutera, Verena Topper, Nina Weber, Hanna Zobel. Autoren: Jule Lutteroth, Marianne Wellershoff

GESCHICHTE Leitung: Dr. Eva-Maria Schnurr, Dr. Felix Bohr (stellv.). Redaktion: Solveig Grothe, Christoph Gunkel, Dr. Katja Iken, Frank Patalong, Frederik Seeler, Frank Thadeusz. Autorin: Rafaela von Bredow

CROSSMEDIA Leitung: Carolin Katschak, Anne Martin, Johanna Röhr, Benjamin Braden (stellv.), Aleksandra Janevska (stellv.), Leonie Voss (stellv.). Redaktion: Elena Bock, Fauke Böger, Sven Christian, Dennis Deuermeier (Teamleitung), Philipp Dreyer, Benjamin Eckert, Philipp Fackler, Simon Garschhammer, Jannis Große, Birgit Großekathöfer, Janita Hämäläinen, Luca Heisterkamp, Maria Herbst, Olaf Heuser, Kim Höbel, Florian Hofmann, Martin Jäschcke (CvD), Amrei Jöns-Anders (CvD), Lenne Kaffka, Marco Kasang, Andreas Landberg, Fabius Leibrock, Sebastian Maas, Petra Maier, Marius Mestermann (Teamleitung), Annina Metz, Jonathan Miske, Julia Parker, Luca Partimo, Fabian Pieper, Rachelle Pouplier, Jerrit Schmidtke, Alexander Schmitt, Mathis Schneider, Dirk Schulze (CvD), Maximilian Sepp, Sandra Sperber, Marie Steffens, Regina Steffens, Martin Sümening (CvD), Christian Weber, Sebastian Wilke, Katharina Zinger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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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N & VISUALISIERUNGEN Leit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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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N & VISUALISIERUNGEN Leitung:

Dr. Matthias Stahl, Klaas Neumann (stellv.), Patrick Stotz (stellv.); Anna Behrend, Helen Bielawa, Guido Grigat, Max Heber, Ferdinand Holsten, Frank Kalinowski, Anna-Lena Kornfeld, Nina Krug, Chris Kurt, Niklas Marienhagen, Dawood Ohdah, Marcel Pauly, Bernhard Riedmann, Anna-Lena Schou, Achim Tack, Alexander Trempler, Rina Wilkin, Christoph Winterbach, Mascha Zuder

DEIN SPIEGEL Leitung: Bettina Stiebel, Alexandra Klaußner (stellv.). Redaktion: Antonia Bauer, Claudia Beckschebe, Pelle Kohrs, Marco Wedig

SCHLUSSREDAKTION Christian Albrecht, Gartred Alfeis, Esther Bloch, Gesine Block, Regine Brandt, Ursula Junger, Birte Kaiser (Teamleitung), Dörte Karsten, Sylke Kruse, Stefan Moos, Sandra Pietsch, Fred Schlotterbeck, Sandra Waege

PRODUKTION Leitung: Angela Ölscher, Petra Thormann; Kathrin Beyer, Christoph Brüggemeier, Linda Grimmecke, Julia Kemp, Gesche Sager, Stefan Schütt, Martina Treumann, Holger Uhlig, Valérie Wagner, Katrin Zabel

BILDREAKTION Leitung: Maxim Sergienko, Nicole Neumann (stellv.); Claudia Apel, José Blanco, Tinka Dietz, Sabine Döttling, Torsten Feldstein, Philine Gebhardt, Niklas Hausser, Signe Heldt, Daniel Hofmann (Teamleitung), Rosa Kaiser, Jan Kappelmann, Carolin Klemm, Theresa Lettner, Pia Marx, Parvin Nazemi, Daniel Nide, Inka Recke (Teamleitung), Jens Ressing, Oliver Schmitt, Ireneus Schubial, Erik Seemann, Henriette Simons (Teamleitung), Anke Wellnitz, Lennart Woock

Mail: foto@spiegel.de

SPIEGEL Foto USA: Susan Wirth, Tel. +1917 3998184

DESIGN Leitung: Jens Kuppi (Art Director), Ann-Kristin Köhn (stellv.); Lisa Debacher, Sarah Dillon, Lynn Dohrmann, Bettina Fuhrmann, Linna Grage, Fabian Greve, Lennart Hespenheide, Elsa Hundertmark, Louise Jessen, Annika Loebel, Dagmar Nothjung, Franziska Palma, Kamila Ramezani, Lea Rossa, Marco Stede

TITELBILD Teamleitung: Johannes Unselt; Suze Barrett, Torben Bockholt

KORREKTORAT Leitung: Sebastian Hofer; Dr. Sebastian Bartosch, Bastian Bredtmann, Thomas Fuchs, Claudia Garcia, Matthias Reisner, Barbara Schulz-Kamm, Catrin Zander

SEO Teamleitung: Insa Winter; Alexandra Knape, Bastian Midasch, Veronika Silberg, Heiko Stammel

TELEFON +49 (0) 40 3007-0

FAX -2246 (Verlag) | -2247 (Redaktion)

MAIL spiegel@spiegel.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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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AKTIONSVERTRETUNGEN DEUTSCH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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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lin Katharina-Paulus-Straße 2, 10557 Berlin, Tel. 030 886688-100

Dresden Carlotta Böttcher, Steffen Winter, Wallgäßchen 4, 01097 Dresden, Tel. 0351 26620-0

Düsseldorf Markus Böhm, Alexander Demling, Tobias Großekemper, Torsten Kleinz, Miriam Olbrisch, Jägerhofstraße 19–20, 40479 Düsseldorf, Tel. 0211 86679-01

Frankfurt am Main Matthias Bartsch, Tim Bartz, Fellnerstraße 7-9, 60322 Frankfurt am Main, Tel. 069 9712680

Karlsruhe Dietmar Hipp, Stephanienstraße 30, 76133 Karlsruhe, Tel. 0721 22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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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ünchen Jan Friedmann, Martin Hesse, Maria Marquart, Timo Schober, Kathrin Werner, Rosental 10, 80331 München, Tel. 089 45459510

Baden-Württemberg Christine K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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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galore Laura Höflinger

Boston Dr. Claus Hecking

Brüssel Timo Lehmann, Benedikt Müller-Arn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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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irobi Muriel Kalisch

New York Nicola Abé, Marc Pitzke

Paris Leo Klimm, René Pfister

Peking Bernhard Zand, Maria Stöhr

Rom Frank Hornig

San Francisco Simon Book

Sydney Anna-Lena Abbott, Johannes Korge

Tahiti Holger Dambeck

Taineb Cornelius Dieckmann

Washington Julia Amalia Heyer, Britta Kollenbroich, 1202 National Press Building, Washington, D.C. 20045, Tel. +1202 3475222

Wien Jörg Schind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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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ÄNDIGE FREIE AUTOREN Dr. Andreas Bern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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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ÄNDIGE FREIE AUTOREN Dr. Andreas Bernard,

Marian Blasberg, Arno Frank, Christo Grozev, Oliver Das Gupta, Jochen-Martin Gutsch, Florian Haupt, Katharina Kort, Jasmin Lörchner, Juan Moreno, Wiebke Ramm, Anja Rützel, Ron Ulrich, Barbara Vorsa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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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KUMENTATION Leitung: Cordelia Freiw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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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KUMENTATION Leitung: Cordelia Freiwald,

Kurt Jansson, Dr. Julia Lange (stellv.), Dr. Gerret von Nordheim (stellv.); Zahra Akghar, Nikolai Antoniadis, Dr. Susmita Arp, Dennis Barg, Lars Böhm, Eva Bräth, Dr. Heiko Buschke, Almut Cieschinger, Johannes Eltzschig, Catrin Fandja, Dr. Matthias Fett, Jannis Frech, Leonie Charlotta Geiger, Janine Große, Imko Haan, Chris Häuser, Asia Haidar, Thorsten Hapke, Dr. Dorothee Heincke, Susanne Heitker, Carsten Hellberg, Stephanie Hoffmann, Jonas Huggins, Bertolt Hunger, Stefanie Jockers, Tobias Kaiser, Renate Kemper-Gussek, Anna Köster, Ines Köster, Mara Kupper, Rainer Lübbert, Sonja Maaß, Nadine Markwaldt, Anna Sophia Martin, Dr. Andreas Meyhoff, Marvin Milatz, Cornelia Moormann, Claudia Niesen, Sandra Öfner, Ulrike Preuß, Axel Rentsch, Thomas Riedel, Sara Maria Ringer, Friederike Röhreke, Dr. Eva Saß, Andrea Sauerbier, Mirjam Schlossarek, Dr. Regina Schlüter-Ahrens, Mario Schmidt, Ulla Siegenthaler, Meike Stapf, Tuisko Steinhoff, Dr. Marc Theodor, Andrea Tholl, Nina Ulrich, Louisa Uzuner, Peter Wahle, Dr. Charlotte Weichert, Peter Wetter, Anika Zeller, Malte Zeller

NACHRICHTENDIENSTE AFP, AP, dpa,

Los Angeles Times/Washington Post, New York Times,

Reuters, s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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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EGEL-VERLAG RUDOLF AUGSTEIN GMBH & CO.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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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EGEL-VERLAG RUDOLF AUGSTEIN GMBH & CO. KG

ANZEIGEN Britta Erm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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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unterlagen: www.spiegel.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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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TRIEB Torben Sieb

HERSTELLUNG Silke Kassu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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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SCHÄFTSFÜHRUNG Thomas Hass

DER SPIEGEL (USPS no 01544520) is published weekly by SPIEGEL VERLAG. Known Office of Publication: Data Media (A division of Cover-All Computer Services Corp.), 2221 Kenmore Avenue, Suite 106, Buffalo, NY 14207-1306. Periodicals postage is paid at Buffalo, NY 14205, Postmaster: Send address changes to DER SPIEGEL, Data Media, P.O. Box 155, Buffalo. NY 14205-0155, e-mail: service@roltek.com, toll free: +1-877-776-5835; Kanada: SUNRISE NEWS, 47 Silver Shadow Path, Toronto, ON, M9C 4Y2, Tel +1647-219-5205, e-mail: sunriseorders@bel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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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rschläge für die Rubrik »Hohlspiegel« nehmen wir auch gern per Mail entgegen: hohlspiegel@spiegel.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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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ls Sie dem SPIEGEL vertrauliche Dokumente und Informationen zukommen lassen wollen, stehen Ihnen folgende Wege zur Verfügung: Post: DER SPIEGEL, c/o Investigativ, Ericusspitze 1, 20457 Hamburg; Telefon: 040 3007-0, Stichwort »Investigativ«; Mail (Kontakt über Website): www.spiegel.de/investigativ. Unter dieser Adresse finden Sie auch eine Anleitung, wie Sie Ihre Informationen oder Dokumente durch eine PGP-Verschlüsselung geschützt an uns richten können. Der dazugehörende Fingerprint lautet: 6177 6456 98CE 38EF 21DE AAAA AD69 75A1 27FF 8A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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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lten Sie als Hinweisgeber dem SPIEGEL gegenüber anonym bleiben wollen, schreiben Sie bitte an den Rechtsanwalt Tilmann Kruse unter: hinweisgeber-spiegel@bmz-recht.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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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HDRUCKE IN MEDIEN ALLER ART Lizenzen für Texte, F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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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fiken oder Videos Kontakt, Beratung: www.gruppe.spiegel.de/syndication und Bestellung: syndication@spiegel.de, Tel.: 040 3007-3540 für Deutschland, Österreich, Schweiz. Für alle anderen Länder: The New York Times Licensing, Simone Daley, Mail: simonedaley@nytimes.com, Telefon: +44 20 7061 3507, ISSN 0038-7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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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HBESTELENGEN SPIEGEL Ausgaben der letzten Jahre sowie alle Ausgaben von SPIEGEL GESCHICHE und SPIEGEL WISSEN sind unter shop.spiegel.de innerhalb Deutschlands nachbestell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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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Nogly

\*14.1.1947 †24.9.2026

Er war die Eiche. Diesen Spitznamen wurde Peter Nogly zeit seines Lebens nicht mehr los, und er passte zu ihm: Eine Eiche ist knorrig, schwer zu verpflanzen und noch schwerer umzustoßen. Besser kann man den langjährigen Kapitän des Hamburger SV nicht beschreiben. Im Jahr 1969 war der Lübecker aus seiner Heimat nach Hamburg gewechselt. Er prägte das kommende Jahrzehnt des HSV, als Libero, als Kapitän, als Anführer. Als er kam, war es noch die Mannschaft des Uwe Seeler, des Charly Dörfel, der Hamburger SV, der glänzende Zeiten gesehen hatte, aber im Abschwung war. Nogly erlebte danach den neuen Hamburger SV, choreografiert von dem umtriebigen Manager Peter Krohn, gebaut von den Trainern Kuno Klötzer und Branko Zebec. Unter ihnen schaffte es Nogly, die unterschiedlichsten Trophäen zu gewinnen: den DFB-Pokal 1976, als Nogly im Finale gegen den 1. FC Kaiserslautern das 1:0 erzielte. Den Europapokal der Pokalsieger ein Jahr später im Endspiel gegen RSC Anderlecht und als Krönung die deutsche Meisterschale 1979. Seemann wollte Nogly eigentlich werden, so wurde er auf ganz andere Weise Kapitän. Sein letztes HSV-Jahr endete allerdings mit einer Enttäuschung: Die Meisterschaft wurde dem HSV im Endspurt von Bayern München entrissen, im Europacup-Endspiel der Landesmeister unterlag man Nottingham Forest. Nogly verließ Deutschland, spielte in Nordamerika, kehrte später noch mal zu Engagements bei Hertha BSC und beim FC St. Pauli zurück. Seine Liebe blieb der HSV, dem er später als Mitglied im Aufsichtsrat zur Verfügung stand. Peter Nogly starb im Alter von 79 Jahren. A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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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na Vlady

\*10.5.1938 †24.9.2026

In den Fünfzigerjahren war sie ein Star, in Frankreich und bald auch international, dank des Films »Die blonde Hexe«. Darin spielte Marina Vlady eine Waldbewohnerin, die einem Ingenieur den Kopf verdreht. Da war sie noch ein Teenager und doch schon erfahren. Die Tochter eines russischen Künstlerpaars kam als Catherine Marina de Poliakoff-Baïdaroff im Exil zur Welt. »Ich wurde dazu dressiert, eine tapfere kleine Künstlerin zu sein«, sagte sie. Sie war »Ballettratte« an der Opéra de Paris, bis sie zu groß wurde. Also ging sie zum Film, drehte in Italien mit dem jungen Marcello Mastroianni. 1963 wurde Marina Vlady in Cannes ausgezeichnet, sie spielte in Orson Welles' »Falstaff«, und in Jean-Luc Godards »Zwei oder drei Dinge, die ich von ihr weiß« trat sie nur mit einer Pan-Am-Tasche über dem Kopf auf. 1967 lernte sie den Schauspieler und Sänger Wladimir Wyssozki kennen, 1970 heirateten die beiden in Moskau. Für Vlady brachte diese Liebe über den Eisernen Vorhang hinweg einen Karriere-knick. 1980 starb der alkoholkranke Wyssozki; Vlady schrieb das Buch »Eine Liebe zwischen zwei Welten«. Zurück in Frankreich spielte Vlady in Film, Theater und Fernsehen und engagierte sich politisch für Obdachlose und Sans-Papiers. Marina Vlady starb im Alter von 88 Jahren. F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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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khard See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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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khard Seeber

\*29.9.1938 †28.9.2026

In Thüringen geboren, in Bayern aufgewachsen, kam der ehemalige Fallschirmjäger bei der Bundeswehr als Chauffeur in die Pfalz – und traf dort 1962 den Mann, für den er 46 Jahre lang arbeiten sollte. Nicht nur das Leben von Eckhard Seeber wurde bald durch diesen Mann bestimmt, sondern das von Millionen, kann man ohne Übertreibung sagen, denn es war Helmut Kohl, für den Seeber fortan als Chauffeur, Butler, auch als Freund zur Verfügung stand. Unzählige Stunden und um die fünf Millionen Kilometer verbrachten die beiden zusammen. »Persönlicher Betreuer des Bundeskanzlers« stand später auf Seebers Visitenkarte; und wenn Kohl Lust auf ein Schinkenbrötchen hatte, aß Seeber auch eines. Das Vertrauensverhältnis ging so weit, dass die beiden sich duzten, allerdings nur, wenn niemand sonst dabei war. Kohl nannte ihn »Ecki«, der blieb in der Öffentlichkeit beim »Herr Bundeskanzler«. Die zweite Frau von Kohl unterband ab 2008 rigoros den Kontakt zwischen den beiden Männern, die gemeinsam mit Jelzin in der Sauna gesessen, bei einer Ayurveda-Kur auf Sri Lanka den Tsunami überlebt und bei Bill Clinton Eis gegessen hatten. Seeber war am Boden zerstört: »Ich konnte nachts nicht schlafen und habe mich immer wieder gefragt, was ich falsch gemacht haben könnte«, sagte er der »Bunten« Jahre später. Zu dem Interview hatte er sich entschlossen, weil er hoffte, Kohl würde sich noch einmal melden. Vergebens. Noch mit 77 Jahren sagte der ebenso aktive wie leidenschaftliche Autofahrer, 1000 Kilometer seien kein Problem, Rückengymnastik kein Thema. Eckhard Seeber starb einen Tag vor seinem 88. Geburtstag. KS

PERSONALIEN

»Durch das Schreiben bin ich im Kontakt mit mir selbst«

Schriftstellerin Alexa Hennig

von Lange, 53, über ihren

Familienalltag mit fünf Kindern

SPIEGEL: Frau Hennig von Lange, wie sieht Ihr Alltag aus?

Hennig von Lange: Mein Mann und ich schreiben beide, sobald die Kinder in der Schule sind. Er macht parallel den Papierkram, ich den Haushalt. Ich bin ihm so dankbar, dass er die ganzen Briefe öffnet und beantwortet – das sind echt viele, wenn man fünf Kinder hat.

SPIEGEL: Hatten Sie jemals das Gefühl, sich selbst in der Mutterrolle zu verlieren?

Hennig von Lange: Entschuldigung, ich muss lachen, weil ich glaube, dass ich genau deshalb schreibe. Durch das Schreiben bin ich permanent im Kontakt mit mir selbst, jenseits aller Rollen. Trotzdem kenne ich natürlich das Gefühl, keinen Raum mehr zu haben. Um mich frei zu fühlen, muss ich aber gar nicht raus und Freundinnen treffen. Ich gehe eher in die Kontemplation, verschwinde zum Beispiel ins Badezimmer...

SPIEGEL: Wieso dorthin?

Hennig von Lange: Da kann ich die Tür abschließen, mich fünf Minuten auf den Badewannenrand setzen und zur Ruhe kommen. Mein Mann hat die Wand so schön grün gestrichen. LBA

Lesen Sie das

gesamte Interview

auf SPIEGEL+

Die Schattenseiten des Ruh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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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Schattenseiten des Ruhms

Der Torhüter der Kapverden, Vozinha, 40, mit bürgerlichem Namen Josimar José Évora Dias, bekommt die Schattenseiten des Ruhms zu spüren. Er war der Überraschungsheld der Fußball-Weltmeisterschaft: Unter anderem holten die Kapverden auch dank Vozinha, der in fußballerisch fast biblischem Alter eine starke Leistung lieferte, ein Remis gegen den späteren Weltmeister Spanien. Vozinhas Followerzahl auf Instagram stieg zwischenzeitlich von 50.000 auf mehr als 29 Millionen. Jetzt sagte Vozinha in einem Interview, er habe seine Ruhe und seinen Frieden verloren: »Wenn ich die Wahl zwischen meinem heutigen Leben und meinem früheren hätte, würde ich mich für mein früheres Leben entscheiden«, sagte er der englischen Zeitung »The Observer«. »Wenn ich in ein Restaurant gehe, will ständig jemand ein Foto mit mir machen oder bittet mich um ein Autogramm«, sagte er. Seine Mutter erhalte täglich Besuch von Fans. Seine Eltern müssten lernen, Grenzen zu setzen, sagte Vozinha. »Ich bin nicht da, also kann ich ihnen nicht helfen.« H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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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te Handarb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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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te Handarbeit

Braucht es bald ein Gütesiegel »100 Prozent human« für Romane? Die französische Schriftstellerin Virginie Despentes, 57, würde das wohl kaum unterschreiben. Die Autorin von »Baise-moi – Fick mich« (1994), die der französischen Gesellschaft gern den Spiegel vorhält, hat sich in der Debatte über den kanadisch-haitianischen Schriftsteller Thélyson Orélien zu Wort gemeldet – und so dessen Kritiker provoziert. Orélien soll seinen Roman »Es war das oder sterben« mithilfe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geschrieben haben. Der Vorwurf kam von einem anonymen Account des sozialen Netzwerks X. Als Beleg diente eine Analyse mit dem KI-Detektor »Pangram«. Das Buch war zuvor gefeiert und für mehrere Literaturpreise nominiert worden. Orélien weist die Anschuldigungen zurück. Despentes nahm den Autor nun in einem Fernsehinterview in Schutz: »Orélien muss sich nicht rechtfertigen. Er kann schreiben, wie er will.« Von KI-Detektoren hält sie wenig. Deren Ergebnisse könne man bisher nicht für bare Münze nehmen, findet sie. Sie habe den Roman gern gelesen, er enthalte viele markante Sätze, »eine Poesie, in die man ganz leicht eintaucht«. Zugleich machte Despentes deutlich, dass KI längst in ihren Alltag als Schriftstellerin eingedrungen sei, allerdings als ungebetener Gast. »Sie ist da, sobald ich meinen Bildschirm öffne, in Word, in Google, ohne mein Einverständnis«, so Despentes. Immer wieder schlage die Software ihr vor, Formulierungen zu glätten. Das sei ermüdend – und verletzend. Ihre Konsequenz: Sie schreibt wieder von Hand. PE

UND DAVON KANN MAN LEBEN?

Diskursive Übu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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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kursive Übungen

Ein Mann, der ungläubig auf sein Handy starrt – und dann anfängt, mit dem Quatsch, den er sieht, in einen Dialog zu treten. Er stoppt den Clip, geht mit eigenen Argumenten dazwischen und lässt ihn dann wieder laufen: »Erzähl mal weiter!« Bei diesen diskursiven Übungen und Ausschnitten aus seinem Alltag wollen Bogo Ku, der sich im Internet Bogoku nennt, allein bei Instagram 676.000 Menschen zuhören. Er ist streng, aber respektvoll. Sein Trick: »Ich versuche, das Gesagte zu beurteilen und nicht den Menschen dahinter.« Damit nicht aus »jeder Meinungsverschiedenheit gleich ein Lagerkampf« wird. Davon hätten »viele Menschen inzwischen genug«. Der 25-Jährige stammt aus Bensheim, hat Elektriker gelernt und den Job vor drei Jahren an den Nagel gehängt. Er kann vom Diskutieren leben. FRA

Einladung zum

Wütend-Sein

Die englische Schauspielerin Florence Pugh, 30, fordert mehr Solidarität von Männern. In einem ausführlichen Instagram-Post äußert sie sich zu einem mutmaßlichen Vergewaltigungssfall an der Cornell University im US-Bundesstaat New York. Pugh kritisiert das Verhalten vieler Männer in der Debatte und fragt: »Wie könnt ihr erwarten, dass wir darauf vertrauen, dass es »nicht alle Männer« sind, wenn in Momenten wie diesen so viele von euch schweigen?« Pugh bezog sich auf den Fall einer mutmaßlichen Gruppenvergewaltigung, die sich im November 2024 im Haus der Studentenverbindung »Chi Phi« ereignet haben soll. Eine Studentin sagte aus, Verbindungsmitglieder hätten sie unter Drogen gesetzt und über mehrere Stunden hinweg vergewaltigt. Trotzihrer Anzeige seien keine Ermittlungen eingeleitet worden, teilt der Anwalt des mutmaßlichen Opfers jetzt mit. Von sieben Beschuldigten seien nur zwei der Universität verwiesen worden. Der zuständige Staatsanwalt wies in einer Stellungnahme darauf hin, dass das Opfer damals gegenüber der Campus-Polizei angegeben habe, freiwillig und einvernehmlich gehandelt zu haben. Nach dem Vorfall verließ die betroffene Studentin die Cornell Universität. Nun reichte sie Privatklage gegen ihre ehemalige Universität und die mutmaßlichen Täter ein. Die Staatsanwaltschaft kündigte an, den Fall noch einmal zu prüfen. Pugh fordert, dass diejenigen, die die Täter geschützt und nur geringfügig bestraft hätten, selbst verurteilt werden sollen. An alle anderen Männer appellierte sie: »Seid wütend für uns.« KLK

UNSERE KRITIKERIN

POSTEINGANG

»Leser können sich ihre eigene Meinung bilden«

Leserin und SPD-Mitglied Brigitte Schellnhuber aus Ingolstadt hat durch die SPIEGEL-Mediation »Wie berichten wir über eine Partei, die uns zu Feinden erklärt?« in Heft 39 erfahren, dass der SPIEGEL keine Wortlaut-Interviews mit AfD-Politikern veröffentlicht. Sie findet das falsch. Redakteurin Susanne Beyer hat sie angerufen.

SPIEGEL: Frau Schellnhuber, Sie finden, der SPIEGEL solle Wortlaut-Interviews mit AfD-Politikern veröffentlichen. Warum?

Schellnhuber: Ich denke, dass der Leser gut informiert und vielseitig interessiert ist. Wenn jetzt ein AfD-Politiker im SPIEGEL-Gespräch fragwürdige Aussagen macht, können sich Leser eine Meinung bilden.

SPIEGEL: Sorgen Sie sich nicht, dass das Desinformation eine Plattform bietet?

Schellnhuber: Nein. Journalisten sollten mehr Vertrauen haben in ihre Leserschaft. Sie sollten dem Leser nicht das Denken abnehmen. Und wenn ein AfD-Politiker Ministerpräsident wird, wie das jetzt in Sachsen-Anhalt möglich ist, dann führt doch kein Weg daran vorbei, solche Interviews zu veröffentlichen. Sie tun es mit Vertretern anderer Parteien ja auch. Und übrigens: Meine Meinung hier hat nichts mit meinen parteipolitischen Vorlieben zu tun.

BRIE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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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ischees aufgewär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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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ischees aufgewärmt

Nr. 40/2026 Titel: Männer rechts, Frauen links

Ich zolle Ihnen meinen tiefsten Respekt für diesen reflektierten und wohlrecherchierten Titelartikel. Mein Wunsch ist, dass wir uns alle – egal, ob Mann oder Frau – einen Spiegel vorhalten und uns fragen, wie wir Vorurteile überwinden und wieder zueinanderfinden können.

Lutz Alexander, Frankfurt am Main

Wann ist Mann ein Mann? In dem Liedtext von Herbert Grönemeyer steckt mehr Informationsgehalt als in diesem SPIEGEL-Titel, der Klischees aufwärmt und AfD-Geschwurbel bedient.

Harald Dupont, Ettringen (Bayern)

Warum junge Menschen heute Linke und AfD wählen? Sie haben genug von den etablierten Parteien ihrer Elterngeneration, genug von den derzeitigen Politikerinnen und Politikern der Mitte, die für ihr eigenes Leben finanziell ausgesorgt haben, aber die Sorgen und Nöte der jungen Menschen nicht ernst nehmen. Junge Menschen, die keine Jobs finden und keine Wohnungen bezahlen können, sollen wieder zum Kriegsdienst eingezogen werden. Im Kriegsfall sollen sie gut genug dafür sein, Deutschland mit ihrem Leben zu verteidigen. Alte Menschen werden bald sterben, junge Menschen wollen leben. Weg mit Brandmauern, weg mit Feindbildern, weg mit sinnlosen Investitionen in die Rüstung. Hin zu politischen Verhandlungen, hin zum Gedankenaustausch mit Andersdenkenden, hin zu gemeinsamen Lösungen in der Klimafrage. Hin zum Leben!

Ute Latendorf, Buxtehude (Nie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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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ein Quat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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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ein Quatsch!

Nr. 39/2026 Leitartikel:

Linke stellen die richtigen Fragen,

liefern aber falsche Antworten

Oje. Erst das Debakel mit den verunglückten Titelbildern. Und jetzt auch noch kompletter Murks mit Marx. Auf der Basis von altvertrauten Weisheiten der immer wieder hervorgekramten Sekundärliteratur kommt der Autor zu hinlänglich bekannten Parolen vergangener FDP-Parteitage. Liest man dagegen Karl Marx im Original, hat man den Eindruck, der Mann lebt im Hier und Jetzt. Ich kann es nur empfehlen!

Norbert Umlandt, Schrozberg (Bad.-Württ.)

Wieso wird ein journalistisch so schwacher Artikel als Leitartikel und nicht als Kommentar bezeichnet? Das autokratische Regime der DDR mit Mamdani und der Linken zu vergleichen, ist der erste von vielen Fehlern. Der Artikel strotzt nur so von Strohmännern. Wer fordert denn, die 257 Milliardäre in Deutschland komplett zu enteignen und dafür alle anderen steuerfrei zu stellen? Niemand. Genauso wenig fordert eine breite Masse, DDR-ähnliche Verhältnisse einzuführen. Der Bundesrepublik geht es wirtschaftlich viel besser, entsprechend hat der Staat das Geld, um Wohnungen instand zu halten. Anstatt nur zu pöbeln, könnte der Autor Lösungsvorschläge machen. Außer dem vagen Vorschlag, die Erbschaftsteuer zu reformieren, bleibt er hier komplett blank.

Luca Zimmermann, Mannheim

Marx' Analyse, dass die Wirtschaft und ihre Struktur für das Sozialsystem entscheidend sind und nicht die Ideen einiger Führungspersonen, hat sich wohl mittlerweile durchgesetzt. Sein Vorschlag der Enteignung der Produktionsmittel zur Herstellung von Gleichheit hat sich dagegen nicht bewährt. Deswegen wollen weder Mamdani noch Eralp alle Reichen enteignen und ihr Vermögen zu gleichen Teilen auf alle umverteilen. Früher hörte ich oft, wer für Klimaschutz ist, der will, dass wir wieder auf Bäumen leben. Menschen anderer Meinung lächerlich machen, indem man Dinge behauptet, die er oder sie niemals will: Dieses Diskursniveau hat sich zum Glück leicht angehoben. Leider nicht auf allen Feldern und nicht überall.

Albrecht Ansohn, Potsdam

Auch dieser Artikel dient, ob bewusst oder unbewusst, allein der Ablenkung von der für die Gesellschaft überaus maßgeblichen Frage: »Warum werden die – allein in Deutschland 250 – superreichen Milliardäre nicht endlich nach den verfassungsmäßig gebotenen Grundsätzen der Steuergerechtigkeit herangezogen?« Der Reichtum dieser Menschen soll nicht zerschlagen werden, sie sollen dieselben prozentualen Bürden zum Wohl der Allgemeinheit auf sich nehmen wie alle anderen Bürger auch. Dazu gehört, dass die Steuerbehörden Steuerschlupflöcher stopfen und aufgedeckte Steuervergehen umfänglich verfolgen können. Hier ist vor allem die Personalpolitik gefordert.

Alfred Sebbel, Ahnatal (Hessen)

Christian Reiermann schreibt davon, dass Unternehmer voller Edelmut Neues schaffen, das vorher niemandem gehört hat. So ein Quatsch! Sie benutzen dafür Luft, Wasser und Rohstoffe aus dem Besitz der Allgemeinheit, ohne dafür angemessen zu bezahlen. Sogar der Energieverbrauch der Unternehmen wird von allen Steuerzahlern alimentiert. Sie brauchen dafür eine gut ausgebaute Infrastruktur, die vor allem aus den Abgaben der Arbeiter und Angestellten bezahlt wird. Und schließlich wären sie ohne ihre Arbeitnehmer auch völlig aufgeschmissen. Christian Reiermanns Utopie eines radikalen Raubtierkapitalismus ist auf jeden Fall noch viel übler als jeder bisherige Versuch des Kommunismus oder Sozialismus. Immerhin hält auch der Autor eine »Reform der Erbschaftsteuer, die Schlupflöcher für Reiche schließt« für lohnender und wünschenswert. Das lässt doch noch hoffen.

Wolfgang Schmidt, Lage/Lippe (NRW)

Auch wenn ein Leitartikel nur eine Meinung repräsentiert, sollte er nicht offensichtlichen Unsinn propagieren, wie »es gibt wenig, das in Theorie und Praxis gründlicher widerlegt wurde als die Ideen von Karl Marx«. Wenn die Wirtschaftsredaktion einem Autor so was durchgehen lässt, lässt das an ihrer ökonomischen Expertise zweifeln.

Bernd von Ostrowski, Ham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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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de haben irgendwie re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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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de haben irgendwie recht

Nr. 39/2026 Die Kollegen Ann-Katrin Müller und René Pfister in der SPIEGEL-Mediation

Eine ausgezeichnete SPIEGEL-Mediation, die ich mit großem Interesse und ganz viel Nachdenklichkeit las (wie übrigens auch die entsprechenden Texte aus »Das wird man wohl noch sagen dürfen« in Heft 35/2026). Wenn allerdings Herr Pfisters sagt, die AfD sei die derzeit erfolgreichste Partei Deutschlands, darf bitte nicht übersehen werden, dass dies eine rein quantitative, mithin ganz oberflächliche Betrachtung ist. Was hat diese Partei denn bisher geleistet? Wo haben diese Politsektierer bis dato gezeigt, dass sie die drückenden Probleme unseres Landes wirklich lösen und Deutschland wieder auf die Erfolgsspur bringen können? Man

München wird deutscher Olympia-bewerber – eine gute Wahl?

Täglich können Sie im Debatten-Ressort auf SPIEGEL.de über aktuelle Fragen diskutieren. Hier sind ausgewählte und gekürzte Antwor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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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

»München hat eine exzellente Infrastruktur mit dem Olympiapark und den Sportstätten. Die Stadt ist schön, die Wege sind kurz und die Leute offen für ein solches Großereignis.«

Mirko Nová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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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in

»Der »Ruhrpott« hätte die Chance bekommen sollen, zu zeigen, dass Deutschland Strukturwandel kann. München kennt jeder als erfolgreichen Tourismus- und Wirtschaftsstandort.«

Markus Bartholomäus

Sagen Sie auch digital

Ihre Meinung –

auf SPIEGEL Deba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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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HT IN DIE REDAK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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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HT IN DIE REDAKTION

Welchem Thema sollte der SPIEGEL mehr Aufmerksamkeit schenken? Worüber soll dringend berichtet werden? Schreiben Sie an: draht@spiegel.de oder per Post an: DER SPIEGEL / Draht, Ericusspitze 1, 20457 Ham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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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HLSPIEGEL

Beschriftung eines Behälters für Streusand in einer Straßenbahn in Düsseldorf:

Schild an einem Bolzplatz in Scharbeutz (Schl.-Holst.):

Bolzplatz

der Gemeinde Scharbeutz

Aus den »Kieler Nachrichten«:

Kanzleramt steht hinter Rader Hochbrücke

Aus der »WAZ«:

»Die Anregung dazu kam vom siebenköpfigen Beirat des Museums, der mit acht Menschen aus der Dortmunder Stadtgesellschaft besetzt ist.«

Wegweiser in einem Bestattungsinstitut in Köln:

Aus dem »Main-Echo«:

»Der Wagen war mit bis zu Tempo 170 unterwegs. Er sei schließlich von der Straße abgekommen und habe sich widerstandslos festnehmen lassen.«

Streaming-Vorschlag auf Magenta TV:

WAGENKNECHT

Prime Video

Der Terminkaiender von Sahra Wagenknecht plätzt aus allen Nähten. Zum Arbeitsfußtag der populären Linken-Politikerin gehörs.

6.2 • FSK 0 • Dokumentarfilm • 2020 • 1 Std. 40 Min.

Eingesandt von Leserinnen und Lesern. Bitte schicken Sie Ihre Vorschläge an: hohlspiegel@spiegel.de

kennt krause, rückwärtsgewandte Ideen im Sinne eines Hitlerismus in Tateinheit mit Witwe Bolte (»Wovon sie besonders schwärmt / Wenn es wieder aufgewärmt«). Aber die »erfolgreichste Partei Deutschlands«? Dieser Kotau geht gar nicht, sehr geehrter Herr Pfister.

Eckhart Boelger, Berlin

Dies hätte ein hervorragender Artikel zu einem faszinierenden Thema werden können. Leider war er nach dem Format des »lösungsorientierten Journalismus« aufgebaut. Diese Vorgehensweise wirkt äußerst künstlich, ist eine theoretische Fantasie und zielt darauf ab, zwei Debattierende, unter dem Deckmantel der Suche nach einer Lösung, dazu zu bringen, einander nach dem Mund zu reden. Das macht die Leser nicht glücklicher, und ich bezweifle, dass die Disputanten dabei ein gutes Gefühl davontragen werden. Und es bietet keine wirklichen Lösungen. Was noch wichtiger ist: Harmonisierung oder sogar Gleichmacherei oder Reduktion auf einen Nenner trägt nicht zu gutem Journalismus bei. Lasst den Diskussionsteilnehmern doch den nötigen Freiraum, sie selbst zu sein! Je schärfer sie diskutieren, desto mehr kommen die Fakten und die Wahrheit ans Licht. Was ist falsch daran, zu »sagen, was ist«, und »die Realität so zu beschreiben, wie sie ist, ohne parteiisch zu sein«?

Raymond Van Dijck, Edegem (Belgien)

Danke für das Gespräch der Kollegen Müller und Pfister in Sachen AfD-Berichterstattung; auch uns bei der »Hildesheimer Allgemeinen Zeitung«, bei der ich mich mit Kommunalpolitik befasse, stellt das Thema vor Herausforderungen. Und auch wenn der SPIEGEL die »Lösungen«, die am Ende in einer Zwischenüberschrift angekündigt werden, nicht wirklich liefert: Der Einblick in die Gedanken der Kollegen relativiert meine eigene Unsicherheit und Ohnmacht in Sachen Umgang mit der AfD. Denn tatsächlich haben beide Kollegen irgendwie recht. Rainer Breda, Hildeshe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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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pätete Aufklär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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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pätete Aufklärung

Nr. 39/2026 Das neue Buch »Augstein. Ein deutsches Leben« berichtet von ehemaligen Nationalsozialisten beim SPIEGEL

Soll man nun den SPIEGEL loben dafür, dass er dieses für das Magazin höchst unrühmliche Kapitel – zumindest auszugsweise – auch selbst veröffentlicht, oder ihn eher wegen des späten Zeitpunktes tadeln? Denn die Autoren der Biografie, Martin Doerry und Hauke Janssen, waren ja selbst viele Jahrzehnte im Verlag in herausragenden Positionen tätig. Die Skrupellosigkeit, mit der Augstein in den Anfangsjahren des Blattes Positionen mit ehemaligen NSDAP-Mitgliedern besetzte, dürfte nicht nur den Autoren bekannt gewesen sein. Auf jeden Fall wird einem bei der Lektüre übel, und das Denkmal Augstein wackelt bedenklich. Immerhin – besser spät als nie.

Hans-Dieter Schabram, Berlin

So gut es jederzeit ist, über die NS-Vergangenheit aufzuklären, so geschieht es in Deutschland meist erst, nachdem die Täter Opfer der Biologie wurden. Diese verspätete Aufklärung ist wohlfeil. Da steht der SPIEGEL jenen nicht nach, die den Aufarbeitungsmut erst fanden, als er – pekuniär wie moralisch – nichts mehr kostete, aber Ansehensgewinne einbrachte: wie der Bundesgerichtshof, das Auswärtige Amt, das Bundeskriminalamt, der Bundesnachrichtendienst, dazu Unternehmen und viele mehr.

Christian von Ditfurth, Autor, Berlin

Leserbriefe bitte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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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Redaktion behält sich vor, Leserbriefe gekürzt sowie digital zu 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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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IENALBUM

»Donnerstag war Seemannssonn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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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nerstag war Seemannssonntag«

SPIEGEL-Leser Hermann Güldener, 71, aus Hamburg fuhr als Schülerpraktikant mit einem Frachtschiff nach New York.

»Schon als Kind war ich oft am Hamburger Hafen. Mein Vater war Seemann. Als ich zwei Jahre alt war, kam er bei einer Explosion im Maschinenraum ums Leben. Er starb vor Delaware. Ich habe keine Erinnerung an ihn, aber ich übernahm seine Faszination für die Seefahrt. Ich wollte die Welt entdecken, Kapitän werden! Als ich 16 war, heuerte ich in den Sommerferien bei einer Reederei an. Ich wurde als Decksjunge auf der »Margarethe Bolten« eingestellt, die VW Käfer in die USA transportierte.

Ich war der Jüngste und teilte mir eine Kammer mit dem Kochsmaat. Um sechs Uhr hatte ich in der Kombüse zu stehen. Meine Aufgaben bestanden aus Spülen, Schnippeln und Schälen. Die Töpfe standen in einem festen Raster auf dem Herd, damit sie bei Seegang nicht kippten. Wir kochten drei warme Mahlzeiten pro Tag. Es gab oft Kartoffeln oder Bohnen mit Steak. Einmal wurde ich versehentlich in der Kühlkammer eingesperrt und musste mich an halben Rindern vorbei zum Ausgang tasten. Donnerstag war Seemannssonntag, da gab es >Eier auf Wunsch< und Kuchen. Für Alkohol und Zigaretten musste man selbst aufkommen.

Nach dem Mittagessen hatte ich zwei Stunden Pause. Ich lief auf die Kommandobrücke und ließ mir alles erklären. So entstand das Foto von mir am Ruder. Ich war ein unsicherer, introvertierter Junge, aber ich wurde akzeptiert. Ab und zu tauchten Delfine und Wale neben dem Schiff auf. Abends spielten die Männer Karten. Seeleute sind ein besonderer Schlag Mensch, die nehmen kein Blatt vor den Mund. Manchmal trieb es mir die Schamesröte ins Gesicht, wenn sie ihre Frauengeschichten zum Besten gaben.

Nach zehn Tagen zeichneten sich endlich die Umrisse von New York am Horizont ab. Das war 'ne Nummer! Über Baltimore, wo wir den Frachtraum mit Kohle füllten, fuhren wir zurück nach Deutschland. Ich habe später eine seemännische Ausbildung gemacht und war mehrere Jahre weltweit unterwegs, unter anderem nach Shanghai, Daressalam und auf dem Panamakanal. Als die Containerschiffe die Stückgutfrachter verdrängten, verlor der Beruf für mich seine Attraktivität, und ich wurde Physiker. Die Jahre in den Siebzigern auf See gehören trotzdem zu meinen schönsten Erinnerungen.«

Aufgezeichnet von Zoé Kammermann

DIE KUNST,

GUT ZU

ALTERN

DVA

Was ich mir dabei von Nana Mouskouri, Thomas Gottschalk und meiner Mutter abschauen möchte – und was lieber nicht

SPIEGEL

Buchverlag

288 Seiten · Hardcover · 22,00 €

Auch als E-Book erhältlich.

Wie schließen wir Frieden mit dem Älterwerden? Dieser Frage geht Alexander Kühn nach und spricht u.a. mit prominenten und unbekannten Menschen – darunter Nana Mouskouri, Thomas Gottschalk, der YouTuber Rezo, aber auch eine trans Frau und ein Bäckermeister. Was er sich von ihnen abschauen will und was lieber nicht, erzählt er allen, die – wie er – mit dem Älterwerden begonnen haben.

»Dieses Buch macht mir Lust aufs Altwerden ... ach nee, ich bin ja schon alt.«

Otto Waalkes

Sie haben auch ein Bild, zu dem Sie uns Ihre Geschichte erzählen möchten?

Schreiben Sie an: familienalbum@spiegel.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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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s mein Mann nicht mehr k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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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s mein Mann nicht mehr kann«

Monatelang trauerten Asya und Oktay Uzun fast jeden Tag

im Hamburger Bistro ihres verstorbenen Sohnes. Dann haben sie es wiedereröffnet.

Eva Lehnen / DER SPIEGEL

Ehepaar Uzun:

»Ihr müsst unbedingt weitermachen!«

SPIEGEL: Frau Uzun, Herr Uzun, Anfang des Jahres starb Ihr Sohn Cengiz mit 36 Jahren an den Folgen einer Krebserkrankung – in Hamburg trauerte gefühlt ein ganzes Viertel mit Ihnen um den »Zauberer von Ottensen«, den bekannten Gastgeber des Lily of the Valley. Vor wenigen Wochen haben Sie das Bistro, in das Cengiz so viel Herzblut gesteckt hat, wiedereröffnet. Warum?

Oktay Uzun: Seit seinem Tod im Januar ist kaum ein Tag vergangen, an dem wir nicht ins geschlossene Lily of the Valley gekommen sind. Hier, auf diesen 25 Quadratmetern, spüren wir Cengiz' Seele. Es gibt keinen anderen Ort, an dem wir unserem Sohn so nahe sein können.

Asya Uzun: In den vergangenen Monaten haben uns viele Gäste angesprochen, die das Lily vermissten. Cengiz' Freunde, auch die Mütter seiner beiden Söhne, Cengiz' Verlobte, alle haben gesagt: Ihr müsst unbedingt weitermachen! Sie haben mit dem Vermieter gesprochen, das Bistro renoviert. Haben untereinander alle Aufgaben verteilt. So tolle Menschen. Allein hätten wir das niemals geschafft. Mein Mann muss nur kochen. Er ist 63, ich bin 60 Jahre alt. Mir geht es gesundheitlich leider nicht gut.

SPIEGEL: Herr Uzun, Sie kennen die kleine Küche im Bistro gut. Viele der beliebten veganen und vegetarischen Rezepte, die die Kunden lieben, stammen von Ihnen. Tut es Ihnen gut, wieder an die Arbeit zu gehen?

Oktay Uzun: An jedem Topf, an jeder Schüssel hängen Erinnerungen. Cengiz hat das Bistro 2017 eröffnet. Damals war vegane und vegetarische Küche noch etwas ganz Besonderes. Wir sind ständig zusammen in der Küche verschwunden, um Cengiz' verrückte Ideen für die Speisekarte auszuprobieren: »Papa, was meinst du, könnte das funktionieren?« Und dann haben wir zusammen losgelegt. Ich kann in der Küche noch gar nicht alles berühren.

Asya Uzun: Cengiz hat immer für uns mitgeträumt. Wir waren so eng miteinander. Es ist kaum auszuhalten, dass das Leben weitergeht. Wir versuchen, uns Schritt für Schritt voranzutasten. Sehen Sie das große Foto drüben an der Wand?

SPIEGEL: Das ist ein Urlaubsbild, es zeigt Cengiz in Rom. Er steht vor dem Kolosseum und hat seinen Sohn auf dem Arm.

Asya Uzun: Das war in den vergangenen Herbstferien. Er war ein so stolzer Vater.

SPIEGEL: Ihr Sohn hat seine Erkrankung bis kurz vor seinem

Tod vor Ihnen geheim gehalten. Können Sie die Entscheidung nachvollziehen?

Asya Uzun: Mein Mutterherz versteht es nicht. Wenn ich aber von außen draufschau, weiß ich, dass er aus Liebe so entschieden hat. Cengiz hatte seine Diagnose im April vergangenen Jahres bekommen – Lungenkrebs, Stadium 4. Er hatte allen Eingeweihten, auch seinen Ärzten, strikt verboten, uns von seiner Krankheit zu erzählen. Er wollte uns schonen, er wollte gesund werden. Im Dezember, als es Cengiz plötzlich schlechter ging, hat uns seine Ex-Partnerin die Wahrheit gesagt.

Oktay Uzun: Am Abend vor seinem Tod haben wir auf der Intensivstation noch zusammen Gymnastik gemacht. Cengiz wünschte sich für den nächsten

Tag einen selbst gemachten Hir- tensalat. Am Morgen ist er eingeschlafen. Wir und seine Ver- lobte waren bei ihm.

Asya Uzun: Über hundert Freunde sind ins Krankenhaus gekommen. Der Seelsorger sagte, dass er so etwas noch nie erlebt habe. Mehrere Hundert kamen zu seiner Beerdigung. Ich weiß nicht, wie Cengiz es gemacht hat, er hat so vielen Menschen so viel bedeutet. Manchmal denke ich, er hat nicht eins, sondern drei Leben gelebt.

Oktay Uzun: Ich gehe oft an Cengiz' Grab und erzähle ihm, was im Lily los ist oder in seinen beiden anderen Läden. Am Grab kann ich weinen. Das Lily will ich in Cengiz' Sinn weiterführen. Ihm war immer wichtig, dass die Portionen groß sind und die Gäste wirklich satt nach Hause gehen. Genauso werde ich es weitermachen.

Asya Uzun: Manche von Cengiz' Gästen durften umsonst essen, weil ihnen das Geld fehlt. Das wird auch so bleiben. Cengiz wäre stolz zu sehen, dass wir für ihn weitermachen.

SPIEGEL: Was haben Sie in den vergangenen Monaten über das Trauern gelernt?

Asya Uzun: Die Sehnsucht und das Vermissen werden immer stärker. Ich versuche, viel Zeit mit meinen beiden Enkeln zu verbringen. Wir fühlen uns als ihre Verbindung zu ihrem Vater. Meine größte Angst ist, dass sie ihren Vater vergessen könnten, wenn ich eines Tages nicht mehr da bin. Das Bistro werden wir weitermachen, bis mein Mann nicht mehr kann. Danach werden wir es in die Hände von Freunden geben. Cengiz' ganze Liebe, sie ist hier im L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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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EGEL

Mareike Fallwickl

schreibt über

Heterofatalismus

Jon Batiste

veröffentlicht drei

Alben auf einmal

Valeria Gordeev

verrät ihre

Schreibroutinen

»Arschlöcher gegen Nichtarschlöcher«

Die Krimiautorin Tana French über die Unterschiede, die wirklich zählen

VERGANGENHEIT KENNEN - GEGENWART VERSTE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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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GANGENHEIT KENNEN - GEGENWART VERSTEHEN

Was Geschichte uns leh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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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Geschichte uns lehrt

JASMIN

LÖRCHNER

EVA-MARIA

SCHNURR

(HG.)

DAS ANDERE

MITTELALTER

Philosophinnen, Demokratie, Nachhaltigkeit: Wie die Menschen vor 1000 Jahren wirklich lebten und dachten

SPIEGEL Buchverlag

Taschenbuch · 288 Seiten · 14,00 € (D) Auch als E-Book erhältlich

Eva-Maria Schnurr

Martin Pfaffenzeller (Hg.)

DIE LETZTEN 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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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MPEJI

So leb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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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atten des

Vulk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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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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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veig Grothe

Martin Pfaffenzeller (Hg.)

Wie die antike Weltmacht

Deutschland prägte

D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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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back · 272 Seiten · w20,00 € (D) Auch als E-Book erhältlich

Dieses Druckerzeugnis ist mit dem Blauen Engel ausgezeich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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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ücher

Kolumne: Die Masche

Wie funktionieren die Bücher von Caroline Wa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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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

Mareike Fallwickl S.8

Ihre Bücher sind feministische Klassiker.

In ihrem neuesten Werk widmet sie sich

dem Phänomen Heterofatalismus.

Am Schreibtisch mit ...

Valeria Gordeev. Die Autorin verrät ihre Schreibroutinen.

S.10

Sie ist die Königin der irischen Kriminal-literatur. Dabei schreibt sie eigentlich keine Krimis – und ist selbst keine Irin.

Neue Bücher S.12

Eine Liebesgeschichte in Berlin und ein moderner Heimatroman

Bestsellerlisten Hardcover S.14, S. 16

Autorin der Ausgabe: S.15

Hannah Häff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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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lumne: Die Buchtherapie S.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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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lumne: Die Buchtherapie S.17

Anja Rützel liest »We Have Always Lived in the Castle« von Shirley Jackson, ein Buch gegen People Pleasing.

Bestsellerliste

Essen und Trinken S.28

Kolumne: Die Kochprobe S.29

Barbara Supp kocht Rehrücken nach einem Rezept aus »Wilde Zeiten Küche«

Kolumne: Und das soll ich lesen? S.30

Maren Keller und Sebastian Hammelehle debattieren über »Broder« von Dörte Han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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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me & Ser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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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me & Serien

Die meisten Videotheken machen zu. Wie sich das Videodrom in Berlin gegen diese Entwicklung stem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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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ESSUM

Neue Filme und Serien S.22

Sharon Horgan hadert mit dem Älter-

werden, und Hannah Herzsprung kämpft

gegen ein böses KI-Universum.

Kinoch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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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 Batiste

Der Pianist leitete die Hausband der »Late Show with Stephen Colbert«. Jetzt will er auch in Europa berühmt werden.

SPIEGEL-Verlag Rudolf Augstein GmbH & Co.

KG, Ericusspitze 1,

20 457 Ham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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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e Alben

Herausgeber

Rudolf Augstein (1923 bis 2002)

Redaktion Laura Backes, Xaver von Cranach

Chefredaktion

Dirk Kurbjuweit (V.i.S.d.P),

Thorsten Dörting, Cordula Meyer

Gestaltung Helllo – Büro für Gestaltung

Die einen mögen's romantisch, die anderen romanisch.

Leitung Derivate

Dr. Susanne Weingarten

Bildredaktion Philine Gebhardt, Jens Ressing

Titelbild Suze Barrett

Chef vom Dienst Philip Bethge

Schlussredaktion Esther Bloch,

Gesine Block, Birte Kaiser, Sandra Pietsch

Organisation Kathrin Maas

Produktion Stefan Schütt, Katrin Zabel

Herstellung Silke Kassuba, Jan Reeger

Objektleitung Manuel Wessinghage

Anzeigen Britta Ermrich

Anzeigenpreisliste 2026

Mediaunterlagen

www.spiegel.media

Geschäftsführung

Thomas Hass

Druck appl druck GmbH, Wemding

Die nächste Ausgabe von SPIEGEL BESTSELLER erscheint am 27. November.

Krimis, die keine Krimis s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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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imis, die keine Krimis sind

Belletristik Tana French schreibt fantastische Thriller, die fast ohne Polizisten auskommen – in ihren Büchern hängt es von den Umständen ab, ob ein Mensch zum Mörder wird oder zum Ermittler.

D as Dorf Ardnakelty interessiert sich nicht für die Wahrheit. Ardnakelty sucht nach der Geschichte,

die am besten zu all den anderen passt, die sich die Bewohner des fiktiven Dorfs im Westen Irlands seit Generationen erzählen. Die Version, die am wenigsten für Unruhe sorgt und die Mächtigen in Ruhe lässt. Im Falle des Todes von Rachel Holohan, Bald-Schwiegertochter von Tommy Moynihan, »dem Großkotz des Ortes«, wäre das die Geschichte eines tragischen Unfalls.

Doch nur Stunden nachdem die junge Frau von dem pensionierten Polizisten Cal und seinem Nachbarn aus dem Fluss gezogen wird, schwirren Gerüchte über Suizid und Mord herum: Was verbirgt Rachels Freund Eugene Moynihan? Wieso war Rachel kurz vor ihrem Tod ausgerechnet bei Cals Verlobter Lena, obwohl sich die beiden Frauen kaum kannten? Und was hat es damit auf sich, dass die Moynihans immer mehr Grundstücke kaufen, mit denen sie nichts anfangen können?

Mit dem Roman »Wie ein Fluss durch die Nacht«, der nun in Deutschland erscheint, beendet die Schriftstellerin Tana French ihre Trilogie um den US-amerikanischen Ex-Cop Cal Hoo-per, der im irischen Nirgendwo nach Ruhe und Eindeutigkeit sucht und nichts davon findet. French gehört nach ihrer millionenfach verkauften Serie über die Mordkommission Dublin und ihrem gefeierten Thriller »Der dunkle Garten« zu den erfolgreichsten eng-lischsprachigen Autorinnen. Immer wieder wird sie als Königin der irischen Kriminalliteratur bezeichnet, wobei man durchaus darüber streiten kann, ob ihre Bücher überhaupt Krimis sind – und sie selbst wirklich Irin.

»Meine Bücher sind irisch«, sagt sie zu dieser Frage bei einem Tee im Westbury Hotel in Dublin. In der irischen Hauptstadt lebt sie, seit sie vor mehr als 30 Jahren am Trinity College Englisch und Theater studierte. Geboren ist sie in Vermont, USA, aufgewachsen in Italien, Irland, den USA und Malawi, weil ihr Vater in der Entwicklungshilfe tätig war. Als »third-culture-kid« bezeichnet sie sich selbst, aber mittlerweile auch als »am ehesten noch irisch«.

Durch die vielen Umzüge in ihrer Kindheit sei sie es gewohnt, sich ständig an neue Kulturen anpassen zu müssen und die informellen Regeln von Gemeinschaften zu erkennen, sagt French. Wie viel Abstand die Menschen zueinander halten, welche Witze man macht, wie Ironie funktioniert: Wer immer am selben Ort mit denselben Menschen lebt, nimmt diese Nuancen so wenig wahr wie Fische das Wasser, in dem sie schwimmen.

Tana French hingegen schreibt meisterhafte Kneipendialoge, in denen Cal Hooper und seine Nachbarn sich gegenseitig niedermachen, und erzählt damit, dass der Yankee nach Jahren endlich von den irischen Bauern akzeptiert wird.

Alle Hauptpersonen des Buchs, Ex-Polizist Cal, seine Verlobte Lena und deren Ziehtochter Trey, befinden sich irgendwo zwischen innen und auß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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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 Hauptpersonen des Buchs suchen nach ihrem Standort im undurchschaubaren Beziehungsgeflecht des Dor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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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 Hauptpersonen des Buchs suchen nach ihrem Standort im undurchschaubaren Beziehungsgeflecht des Dorfs.

suchen nach ihrem Standort im undurchschaubaren Beziehungsgeflecht des Dorfs. Cal ist ein Außenseiter, weil er zugezogen ist. Trey kommt aus einer Familie, die den Nachbarn als Abschaum gilt. Und Lena, die im Dorf geboren und aufgewachsen ist, hat sich selbst ausgeschlossen, weil sie mit all den Geschichten, Gerüchten und Intrigen nichts zu tun haben will. Alle drei stellen im Verlauf der Trilogie fest: So funktioniert das nicht.

Denn mächtigster Protagonist in den

Büchern ist nicht der wohlhabende Angeber und Fabrikangestellte Tommy Moynihan, so gern er das auch wäre, sondern Ardnakelty. Das Dorf. Die Autorin schreibt ihm einen eigenen Charakter zu, als wäre es eine eigenständige Kreatur, mehr als eine Gemeinschaft von Individuen – und als wären die Bedürfnisse des Dorfs nicht gleichbedeutend mit der Summe der Bedürfnisse seiner Bewohner.

So heißt es kurz nach dem ungeklärten Tod von Rachel Holohan über die irische Polizei: »Ardnakelty hat für die Garda keine Zeit. Man wird im Schatten der offiziellen Ermittlungen eigene Nachforschungen anstellen, so diskret und unsichtbar, wie die uralten Wege und Stege unter dem Gewirr der modernen Straßen verlaufen; man wird seine Schlüsse ziehen und der Gerechtigkeit eigenhändig Genüge tun. [...] Die Gemeinde wird einen Sündenbock brauchen und den Stab über der betreffenden Person brechen.«

»Wie ein Fluss in der Nacht« wird in der Krimiabteilung der Buchhandlungen stehen, obwohl Tana Frenchs Werk sich dieser Kategorisierung entzieht. Es wurden schon unzählige Plädoyers dafür geschrieben, Genregrenzen einzureißen, nicht mehr zwischen Belletristik und Literatur und zwischen Krimis und Romanen zu unterscheiden. Zahlreiche Bücher sprengen diese Schubladen. Und trotzdem wird jede Neuerscheinung weiter etikettiert, vom Verlag, vom Buchhandel und von der Kritik. Wie soll es auch anders gehen, aus den 70.000 neuen Büchern jedes Jahr die nächste Lektüre auszuwählen?

Als ihre Hauptpersonen noch Polizisten und Polizistinnen waren, waren Tana Frenchs Bücher auch schon Thriller, Roman und psychologische Charakterstudie in einem. Weil sie es aber zunehmend langweilig fand, die Perspektive derjenigen einzunehmen, die mit Dienstmarken, Durchsuchungsbeschlüssen und DNA-Analysen Ordnung ins Chaos bringen, erfand sie Cal Hoo-per, einen, wie sie sagt, »Ermittler ohne alle Props«, ohne Requisiten also. Erzählerisch orientierte sie sich an Westernklassikern wie »Weg in die Wildnis« von Larry McMurtry. »Ich ließ meine

Tana French: Wie ein Fluss in der Nacht.

S. Fischer;

553 Seiten; 26 Euro.

Krimi-Software auf einer Western-Hardware laufen«, sagt sie.

Cal Hooper ist ein Mann der Tat mit einem zwar eigenwilligen, aber kompromisslosen moralischen Kompass. Obwohl er in Ardnakelty nicht den Hilfssheriff spielen will, findet er sich in dieser Rolle wieder.

Viele klassische Westernmo-

tive passen ihrer Meinung nach

hervorragend nach Irland. Tana

French zählt auf: eine Natur, die

dem Menschen ihren Rhythmus aufzwingt; eine Gemeinschaft, die ihre Regeln selbst macht und Politiker in der weit entfernten Stadt nicht als Autorität anerkennt; das langsame Zerbröckeln einer traditionellen Lebensweise.

Irland unterscheidet sich vom Rest Europas insbesondere durch seine bis heute durch die Kolonialisierung geprägte Mentalität, so sieht es zumindest die Autorin. »Dieses Land scheint immer einen obersten Gebieter zu brauchen. Nach 700 Jahren Herrschaft der Briten ließ es sich von der katholischen Kirche drangsalieren. Jetzt buckeln wir vor den großen Techkonzernen.« Damit spielt sie darauf an, dass viele internationale Unternehmen wegen attraktiver Steuer- und Datenschutzgesetze ihren Sitz in Irland haben. Deren Betrieb riesiger Rechenzentren bedroht die bäuerliche Lebensweise im westlichen Teil des Landes.

Tana French spricht drei Stunden in zitierfähigen Sätzen, auch dann, wenn das Interview in Small Talk übergeht, man sich über Homöopathie und die Coronapandemie unterhält oder die Erziehung von Teenagern. Bei diesen und anderen Themen landet das Gespräch während eines Spaziergangs durch den St. Stephens Green Garden.

In der Stadt und auf dem Land seien die Menschen auf unterschiedliche Art allein, beobachtet die Autorin. In der Stadt könne man sich seine Bekanntschaften aussuchen, die Nachbarn gehörten nicht zwingend dazu. Das könne einsam machen. »In einem Dorf wie Ardnakelty hingegen kann man sich nicht aus dem Weg gehen, jeder hat Kontakt mit jedem. Das kann aber dazu führen, dass niemand über die wirklich wichtigen Dinge spricht«, sagt sie. Generell hält sie die angeblichen Spaltungen der westlichen Gesellschaften für Ablenkungsmanöver. »Stadt gegen Land, Männer gegen Frauen, Einheimische gegen Einwanderer, diese angeblichen Konflikte verdecken nur die eigentliche Trennlinie: Arschlöcher gegen Nichtarschlöcher.«

Klingt erst mal einleuchtend. Doch wer in ihren Büchern diese Trennlinie finden will, hat es auch schwer. Die relevante Frage ist meist weniger, wer gemordet hat, sondern warum. Hunderte Seiten lang erforscht French die inneren Konflikte ihrer Figuren. »Ich schreibe über Menschen, die eigentlich nicht böse sind, die keine Täter sein wollen. Sie geraten an einen Punkt, an dem sie den schrecklichen Akt, jemand anderen umzubringen, für ihre beste Option halten, womöglich sogar für unvermeidbar«, sagt sie. Ihr Job als Schriftstellerin sei es dabei, ihre Charaktere zu verstehen. »Ich darf sie nicht verurteilen, das wäre geschummelt. Ich schulde es meinen Charakteren, an sie und an ihre Sichtweise zu glauben.«

Es ist diese Empathie sogar für Mörder, die Tana Frenchs Romane so besonders macht. In vielen anderen Krimi-Bestsellern sind die Täter abgrundtief böse Serienkiller. Im fiktiven Dorf Ardnakelty sind alle gleichzeitig Ermittler, Opfer und Verdächtige und verweigern sich einem eindeutigen Urteil sogar dann noch, wenn man endlich erfährt, wer getötet 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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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 ist die Empathie sogar für Mörder, die Tana Frenchs Romane so besonders ma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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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 ist die Empathie sogar für Mörder, die Tana Frenchs Romane so besonders macht.

Romanautoren, so heißt es manchmal, sind entweder Architekten oder Gärtner. Es gibt die, die die ganze Handlung durchstrukturieren, die wissen, wie das Buch endet, bevor sie den ersten Satz formulieren. Und es gibt die, die sich Charaktere ausdenken und erst während des Schreibens herausfinden, wohin sich diese entwickeln. Tana French kennt diese Analogie nicht, sagt aber sofort: »Ich bin eine Gärtnerin.«

So entstand 2007 ihr erstes Buch. Damals arbeitete sie als Theaterschauspielerin, spannende Engagements wechselten sich mit wochen- und monatelanger Leere ab. »Da dachte ich, ich könnte ja mal eine Szene schreiben.« Und dann schrieb sie noch eine und noch eine und noch eine. »Schauspielerei zahlte die Rechnungen nicht«, sagt die heute 53-Jährige. Sie sei vielleicht der einzige Mensch der Welt, der wegen der finanziellen Stabilität das Schreiben begonnen habe. Heraus kam »Grabesgrün«, der Roman, der soeben von der »New York Times« (NYT) zu den 50 besten Thrillern des 21. Jahrhunderts gezählt wurde. Es war der Auftakt einer sechsteiligen Serie – auf der NYT-Liste ist Tana French mit gleich vier Büchern vertreten, so oft wie kein anderer Autor.

Das Originelle an dieser frühen Reihe über die Dubliner Mordkommission: French bleibt nicht an einem einzelnen Ermittler dran und verlässt sich darauf, dass das Interesse an dessen Ehekrise oder Alkoholsucht die Leserschaft zum nächsten und übernächsten Band greifen lässt. Stattdessen ist jedes Buch aus der Sicht eines anderen Polizisten oder einer anderen Polizistin geschrieben. Das Setting bleibt gleich, nur die Blickrichtung ändert sich, und klar, nebenbei gibt es einen neuen Fall, den French elegant mit der Lebensgeschichte und den inneren Konflikten des neuen Ich-Erzählers verwebt.

Die nervige Nebenfigur des vorherigen Bandes wird plötzlich zum Helden oder umgekehrt, und Lesern fällt es zunehmend schwer, die eigenen Sympathien und Antipathien zu sortieren. Genau das will Tana French erreichen. Ihrer Meinung nach ist genau dies die Aufgabe von Kunst: bewusst zu machen, dass andere Menschen die Welt anders wahrnehmen. »Wir alle sind unzuverlässige Erzähler unserer Geschichte«, sagt sie.

Wenn aber jeder seine eigene Sichtweise hat, Autoritäten nichts zu sagen haben und die Wahrheit im Fluss ist: Wer hat dann die Macht, Rachels Tod zu ahnden?

Ohne das Ende der Cal-Hooper-Trilogie vorwegzunehmen, beantwortet ein Rätsel aus der Fantasyserie »Game of Thrones« diese Frage ganz gut. Es geht so: »In einem Raum sitzen drei große Männer: ein König, ein Priester und ein reicher Mann mit seinem Gold. Zwischen ihnen steht ein Söldner, ein kleiner Mann von einfacher Herkunft und ohne großen Verstand. Jeder der Großen befiehlt ihm, die anderen beiden zu töten. »Tu es«, sagt der König, »denn ich bin dein rechtmäßiger Herrscher.« »Tu es«, sagt der Priester, »denn ich befehle es dir im Namen der Götter.« »Tu es«, sagt der reiche Mann, »und all dieses Gold soll dir gehören.««

Die Frage lautet dann: »Wer lebt, und wer stirbt?« Und die Antwort lautet: Die Macht liegt da, wo die Menschen glauben, dass sie liegt.

Barbara Vorsamer

Wie funktionieren die Bücher von ... Caroline Wa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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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e funktionieren die Bücher von ... Caroline Wahl?

Vier Romane in dreieinhalb Jahren, 2,5 Millionen verkaufte Exempla-

re, vor allem an ein jüngeres Publikum gerichtet, das sich der Literatur ansonsten zu großen Teilen verschließt: Wie schafft es Caroline Wahl, dass ihre Bücher so zahlreich gelesen und den Instagram- und TikTok-Feeds für eine Weile vorgezogen werden? Die Antwort liegt vermutlich darin, dass Wahl die Kunst beherrscht, ihre Romanwelten mit den Mitteln des Insta- und TikTok-Feeds zu erschaffen. In drei der vier Bücher tauchen die Leser vom ersten Satz an in das sprunghafte Bewusstsein einer jungen Ich-Erzählerin ein, in die rasante Abfolge ihrer Gedanken und Wahrnehmungen. Eine fugenlose, immersive Lektüre; die gleichförmig dahingleitenden Sätze bilden einen Kosmos, in dem man sich über Stunden und Tage verlieren kann. In der Geschichte der Literatur heißt diese Erzählperspektive seit Arthur Schnitzlers Novelle »Leutnant Gustl« aus dem Jahr 1900 »Bewusstseinsstrom« oder »innerer Monolog«. Wahl hat die Entdeckung gemacht, dass sich die weit über 100 Jahre alte literarische Technik auf produktive Weise mit der gegenwärtigen Praxis des Binge-Scrollings verbinden lässt. Ihren unsteten Ich-Erzählerinnen Tilda, Ida oder Samara aus dem neuesten Buch »1999 Meter über dem Meer« zu folgen, über Hunderte Romanseiten hinweg, erinnert an den alltäglichen Parcours durch Hunderte Kurzvideos, die sich irgendwann zu einem vielstimmigen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vereinen. Welche Partikel enthält der innere Monolog Leutnant Gustls, welche der von Samara, Tilda aus »22 Bahnen« oder Ida aus »Windstärke 17«? Schnitzler formte den Bewusstseinsstrom seiner Hauptfigur aus unmittelbaren Eindrücken, Erinnerungen und Plänen. Das eminent Zeitgenössische an Wahls Literatur besteht darin, dass sich die Streams of Consciousness ihrer Protagonistinnen zum größten Teil aus Medienerfahrungen zusammensetzen. Die Gedankengänge der Hochstaplerin Samara in St. Moritz etwa werden von Google und ChatGPT getragen, von Podcasts, Reels und WhatsApp-Chats. Viele Abhandlungen haben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versucht, den Homo digitalis zu beschreiben, den vollständig durch medial vermittelte Affekte ge-

prägten Menschen. Caroline Wahls Romanen ist diese Beschreibung mit literarischen Mitteln auf anschauliche Weise gelungen. Ist es ein Akt literaturhistorischer Bemächtigung, den simplen, umgangssprachlichen, mit flüchtiger Hand ausgebreiteten Erzählstrom Wahls mit alten, kanonischen Schriftstellern zu vergleichen? Dass die Dinge komplizierter liegen, deutet die Autorin in ihrem Debütroman selbst an. Als Tilda am Ende von »22 Bahnen« im Zimmer von Ivan steht, ihrem bei einem Autounfall verunglückten alten Freund, fällt ihr Blick auf sein altes Bücherregal. Es enthält die großen Namen der Literatur, Tolstoi, Nietzsche, Rilke, »viel Dostojewski, Hesses Demian, Kafka natürlich«, aber auch ein Buch, dessen Bekanntheit nicht ganz in diese Reihe von Klassikern passt, »Schnitzlers Leutnant Gustl«. Mit diskretem Wink grüßt die gegenwärtige Repräsentantin des inneren Monologs den Begründer dieser Technik. Eine kleine intertextuelle Botschaft, die verrät, dass gerade das vermeintlich Leichte häufig besonders aufwendig und besonnen herzustellen ist.

Heterofatalismus Die Bestsellerautorin Mareike Fallwickl schreibt den nächsten Roman für ihren »Angry Female Club«. Was lässt sich in dem Buch lernen, was sich nicht auch auf Instagram lernen ließ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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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erofatalismus Die Bestsellerautorin Mareike Fallwickl schreibt den nächsten Roman für ihren »Angry Female Club«. Was lässt sich in dem Buch lernen, was sich nicht auch auf Instagram lernen ließe?

Schriftstellerin Fallwickl: Anders muss nicht besser sein

Angry Female Club« steht auf T-Shirts und Tassen, Stickern und Stoffbeuteln, die der Rowohlt-Verlag über einen Webshop vertreibt. Der Slogan begleitet die Romane der Erfolgsautorin Mareike Fallwickl. Oder begleiten die Romane den Slogan?

Passend zu den Fanartikeln hat Fallwickl jedenfalls ein neues Buch geschrieben, »Haltet euch fest«. Es ist ein Roman rund um eine feministische Modevokabel: Heterofatalismus. Angeblich sind immer mehr Frauen so männermüde, dass sie auf heterosexuelle Beziehungen verzichten. Die verfügbaren Männer, so heißt es auf Social Media und in flankierenden Feuilletontexten, seien zu unzuverlässig und emotional zu unreif, zu konservativ und zu sehr verhaftet in traditionellem Rollendenken, zu toxisch vielleicht auch, zu übergriffig im schlimmsten Fall. Seit #MeToo und Epstein, seit Pelicot und Fernandes, so die These – und vielleicht auch die Hoffnung –, setzen vor allem viele junge Frauen die rosaroten Brillen ab und unterziehen die Liebe einer nüchternen Risiko-Nutzen-Analyse.

»Dann besser keinen«, stand im Mai über einem Essay im »Süddeutsche Zeitung Magazin«. »Is having a boyfriend embarrassing now?«, fragte die britische »Vogue« schon ein halbes Jahr zuvor. »Muss man sich jetzt dafür schämen, einen Partner zu haben?«

Auch Fallwickl erzählt in »Haltet euch fest« von Feministinnen, die nicht mehr daran glauben, dass sich Beziehungsprobleme gemeinsam mit Hetero-Cis-Männern lösen lassen – weil sie die Männer für das Problem halten. Sie erzählt von Feministinnen, die nicht mehr daran glauben, dass es im Leben mit Männern für sie etwas zu gewinnen gibt. Gleichzeitig dreht sich alles im Leben dieser Frauen um Männer – oder um die Abwesenheit dieser Männer. Sie sind auch als Leerstelle omnipräsent.

Es geht zunächst um Sigrid und Frieda, die sich Ende der Siebzigerjahre zufällig in einem Krankenhaus begegnet sind, die sich sofort erkannt und gefunden haben, weil sie beide verletzte Ehefrauen waren, beide mit Schlägern verheiratet. Sigrid und Frieda haben ihr Leben gemeinsam in die Hand genommen, sich der Männer entledigt und eine Wahlfamilie gegründet, die inzwischen mehrere Generationen umfasst.

Zentrum des Romans ist »das Haus«, in dem alle Figuren leben oder mal gelebt haben, eine Utopie aus Stein, in der geteilte Elternschaft und neue Formen der Liebe jenseits der heteronormativen Kleinfamilie erprobt werden. Zur zweiten Generation gehören Mama Lena und Mama Charlotte, beste Freundinnen in einer »queerplatonic Relationship«, dazu Papa Paul und Papa Jerome, ein schwules Paar. Gemeinsam haben sie für die Kinder der dritten Generation gesorgt, darunter leibliche, aber auch etliche Pflegekinder. »Das Haus« bietet allen Zuflucht vor den patriarchalen Zumutungen draußen.

Fallwickl springt hin und her zwischen den Figuren und den Zeiten, aus dem Jahr 1978 ins Jahr 2026 ins Jahr 1992, immer weiter, hin und her, vor und zurück, ins Jahr 2003, ins Jahr 1996, ins Jahr 1984. Die Zeitsprünge verrätseln eine Geschichte, die so rätselhaft eigentlich nicht ist, sie behaupten eine Komplexität, die es nicht gibt. Denn so ambitioniert die Dramaturgie auch sein mag – ideologisch ist der Roman stets wohlgeordnet.

Ihre Figuren spielen Fragen durch, die sich manch progressive junge Frau heute mit einigem Recht stellt: Warum heißt eine Single, selbst wenn sie zehn enge Freundschaften pflegt? Warum ist Kuscheln reserviert für Paarbeziehungen? Und warum werden nur solche Menschen Lebenspartner genannt, mit denen man ein Bett teilt? Dient es vielleicht dem sogenannten Patriarchat, dass die Zuneigung zwischen platonischen Freundinnen nicht als Liebe gilt?

Ja, in den Köpfen von Fallwickls Figuren sieht es manchmal aus wie auf einem feministischen Instagram-Account. Sie denken und dozieren im Jargon soziologischer Erstsemesterinnen über »Machtgefälle« und »Care-Arbeit«, über »emotionships« und »Freundinnenschaft«, über »Heterofatalismus« und »Solomutterschaft«.

Manchmal schlägt das Funken, etwa wenn eine erschrocken bemerkt, dass sie und ihre Freundinnen an Männern genau das mögen, was sie am meisten an ihnen fürchten: »starke Hände, Körpergröße, ihr Gewicht auf uns«. Manchmal sagen die Figuren auch schlaue Sätze, empowernde Aphorismen: »Jungs wird beigebracht, jemand zu werden, und Mädchen wird beigebracht, jemanden zu finden.« Oft aber spuken so viele Ideologien durch die Köpfe der Figuren, dass es knirscht wie im Gebälk des alten Hauses, das sie bewohnen.

Kinder aus Regenbogenfamilien, sagt eine Figur, wüchsen in dem Bewusstsein auf, dass ihr Leben nicht ihnen allein gehöre, dass es für etwas Größeres stehe und symbolischen Wert habe. Die Beobachtung ist interessant, bringt aber das Problem auf den Punkt, das Fallwickl auch mit ihren Figuren hat und letztlich mit ihrem Roman: Sie stehen für etwas Größeres. Genau das macht sie als literarische Figuren klein.

Zur dritten Generation gehört Luzia, eine Theaterregisseurin, die ausschließlich feministische Stoffe auf die Bühne bringt, so wie Fallwickl feministische Romane schreibt. Luzias Jugendfreundin Marle trifft einen Typen nach dem anderen, weil sie ein Baby will, aber sie zieht nur Nieten in der Dating-Lotterie, postet auf Social Media kleine Videos mit ihren Liebespannen und erleidet einen »Dating-Burn-out«. Sie überlegt, eine »Single Mum by Choice« zu werden, also allein ein Kind via Samenspende zu bekommen, nicht nur mehr oder weniger allein zu umsorgen, so wie immer noch viel zu viele Mütter in Paarbeziehungen. Luzia rät ihr zu. Wenn sie

ohne Mann Mutter werde, so die Logik, bleibe ihr das Gefühl erspart, vom Vater des Kindes im Stich gelassen zu werden.

Nicht nur diese Episode zeigt, dass das Thema des Romans topaktuell ist, das soziologische Phänomen im Hintergrund hochinteressant. Aber was lässt sich lesend lernen, das sich nicht auch in einem populären Sachbuch lernen ließe – oder auf Instagram? Worin liegt der intellektuelle Mehrwert des Romans? Und worin der ästhetische?

Mareike Fallwickl: Haltet euch fest. Rowohlt Hundert Augen; 432 Seiten; 24 Euro.

Fallwickl hat einen Ideenroman geschrieben, der einen leider zu selten auf neue Ideen bringt, weil sie zu viel erklärt und zu wenig erzählt. Weil sie es zu selten riskiert, die Ideen kleinen Irritationen auszusetzen. Weil sie zu wenig Sinn entwickelt für die Ambivalenzen, die Paradoxien und Dilemmata des Phänomens, das wir Liebe nennen. Denn natürlich gibt es gute Gründe dafür, sich dem »Romantikdiktat« zu widersetzen, das die Soziologin Andrea Newerla einmal in einem klugen Sachbuch beschrieben hat.

Aber zur Wahrheit gehört auch, dass das Begehren oft rückständiger ist als das politische Bewusstsein, dass sich die erotische Anziehung nicht immer an Ideologie und Gerechtigkeit hält. Und so lässt sich das romantische Ideal nicht einfach ablegen wie ein altes Kleidungsstück, das aus der Mode gekommen ist.

Die Gesellschaft brauche neue Narrative platonischer Liebe, »damit die Menschen eine Vorstellung davon bekommen, wie wir leben könnten«, sagt eine Fallwickl-Figur. »Je öfter wir diese Geschichten erzählen, je größer wir sie erzählen, umso normaler werden sie.« Geht es auch Fallwickl nur darum: mehr Sichtbarkeit für ein Lebensmodell? Ist der Roman ein Marketingvehikel für eine politische Idee? Agitprop für den »Angry Female Club«?

Zwischendurch drängt sich der Verdacht auf. Am Ende aber, auf der Zielgeraden, mutet Fallwickl ihren Leserinnen dann doch etwas mehr zu als in den beiden Vorgängerromanen, »Die Wut, die bleibt« und »Und alle so still«. Denn die Utopie des Romans bekommt unerwartet Brüche, die Botschaft: Liebe kann viele Formen annehmen, auch

unkonventionelle, auch völlig neue. Aber das bedeutet nicht, dass diese neuen Formen stabiler sind als die alten.

Anders ist nicht schlechter, klar, aber anders muss auch nicht besser sein.

»Haltet euch fest« heißt der Roman. Am Ende aber geht es wie in jeder Liebesgeschichte darum, auch loslassen zu können, wenn sich das Festhalten nicht mehr richtig anfühlt.

Tobias Becker

Eine wahre

Schatzgrube

an Gedanken,

die bleiben

Die schönsten und inspirierendsten Fundstücke aus dem Notizbuch des Gastgebers der »NDR Talk Show«

Hubertus

Meyer-Burckhardt

Das Buch

meines Lebens

haben Klügere

geschrie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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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er wieder

begei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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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tate haben mir geholfen, das Leben zu verstehen. Sie haben mich inspiriert, getröstet, ermutigt und amüsiert. Ein gutes Zitat öffnet eine Tür und weht Sauerstoff in das eigene Gehirn.«

Hubertus Meyer-Burckhar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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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 Schreibtisch 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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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ann stehen Sie an einem normalen Arbeitstag au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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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ann stehen Sie an einem normalen Arbeitstag auf?

Am liebsten im Dunkeln, wenn alles um mich herum noch schläft. Ich stelle mir aber keinen Wecker. Idealerweise zieht es mich gleich an den Schreibtisch. Wenn nicht, schlafe ich weiter.

2. Haben Sie eine feste Schreibzeit?

Sehr früh am Morgen, an einem guten Tag ab fünf Uhr, bis ich müde werde. Ich erzwinge aber nichts. Wenn es nicht klappt, höre ich frühzeitig auf. Ich quäle mich nicht gern.

3. Beginnen Sie Ihren Tag am Schreibtisch gewöhnlich damit, bereits Geschriebenes zu redigieren, um warm zu werden, oder schreiben Sie sofort etwas Neues? Wenn mich akut eine Idee umtreibt, etwas Neues. Wenn nicht, redigiere ich, dann kommen die

Ideen schon. Wobei es immer damit anfängt, dass ich mir meinen Text vorlese. Und ich redigiere übrigens gern, das ist doch eine schöne Sache.

4. An welchem Computer arbeiten Sie?

Einem refurbished MacBook Pro.

5. Welche Schrift, welche Schriftgröße und welchen Zeilen-abstand verwenden Sie?

Times, 11,5 Punkt Schriftgröße. Zeilenabstand: 22 Punkt. Großer Rand. Keine Typewriter-Schriftarten, für mich ein Grauen.

6. Redigieren Sie auf dem Bildschirm oder auf dem Ausdruck?

Am Bildschirm, leider. Für den Copyshop fehlt es mir in der Regel an Zeit, vor allem vor einer Abga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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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aben Sie noch einen Lieblingsst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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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aben Sie noch einen Lieblingsstift?

Druckleistifte und Kugelschreiber mit dünner Minenspitze. Ein guter Kugelschreiber ist etwas Feines.

8. Wo schreiben Sie am liebsten?

In der Ruhe eines Arbeitszimmers, zu Hause oder an anderen Orten. Ich bin sehr gern unter Menschen, nur bei der Arbeit nicht. Ich brauche die Einsamkeit mit meinen Gedan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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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Was muss auf Ihrem Schreibtisch immer griffbereit und funktionsfähig s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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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Was muss auf Ihrem Schreibtisch immer griffbereit und funktionsfähig sein?

Schmierzettel und Lampen aller Art, es muss sehr hell sein.

10. Was essen und trinken Sie während des Schreibens?

Bananen und Kaffee, Äpfel, Nüsse, Mineralwasser, 99 Prozent kakao-haltige Schokolade, Datteln, getrocknete Aprikosen. Am liebsten aber das, was vom Vortag noch in Töpfen auf mich wartet (wie heute Morgen eine gefüllte Paprika-schote).

11. Wenn Sie an einem längeren Werk arbeiten: Strukturieren Sie zuerst ein Kapitel oder das ganze Buch, bevor Sie mit dem eigentlichen Text beginnen, oder schreiben Sie einfach drauflos?

Heikles Thema. Es ist schon so, dass ich alles im Kopf haben muss. Auf dem Papier wird die Planungsarbeit sonst leider zu einer Ersatzhandlung. Dann endet es mit den schönsten Übersichtsdarstellungen, die ich niemals wieder betrachten werde. Ins Schreiben komme ich übers Schreiben.

12. Nehmen Sie sich für jeden Schreibtag ein genau festgelegtes Pensum vor, eine bestimmte Anzahl von Zeichen oder Wör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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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eria Gorde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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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eria Gordeev

Das funktioniert bei mir nicht, und ich verstehe auch nicht, wie das bei anderen funktionieren kann. Ich schreibe so lange und viel, wie ich noch interessiert bin. Für Pflichtarbeit eigne ich mich leider überhaupt nicht, zumindest nicht, was das Schreiben angeht. Sobald mein Interesse weg ist und ich rausrutsche, verstehe ich auch meinen Text nicht mehr.

13. Beenden Sie Ihren Arbeitstag eher, wenn der Text stockt, oder, wie es Billy Wilder empfahl, an einer Stelle, an der Sie am nächsten Tag sofort wissen, wie es weitergeht?

Unvernünftigerweise meist dann, wenn ich nicht mehr weiterkomme. Billy Wilder hat allerdings recht.

14. Wem lesen Sie aus einem entstehenden Text vor?

Mir selbst, murmelnd in Gedanken oder per Text-to-Speech. Später auch meinem geliebten Freund, dem Schriftsteller Franz Friedrich.

15. Wie kommen Sie zu den Eigen-

namen Ihre Figuren?

Wenn ich das wüsste. Wah-

scheinlich kommen sie zu mir?

Meistens gefallen mir die Namen

nicht mal besonders. Man sucht

sich seine Namen eben nicht selbst

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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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Fällt es Ihnen leichter, aus der eigenen Erfahrung und Erinnerung zu schreiben oder zu erfin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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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Fällt es Ihnen leichter, aus der eigenen Erfahrung und Erinnerung zu schreiben oder zu erfinden?

Das kann ich nicht trennen. Wenn ich etwas erfinde, habe ich zuerst eine konkrete Vorstellung und erinnere mich beim Schreiben daran. Das Erinnern wiederum ist ganz klar auch ein Erfin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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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Wie wichtig ist Fantasie für Ihr Schrei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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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Wie wichtig ist Fantasie für Ihr Schreiben?

Ab einem bestimmten Punkt muss ich mich in dieser Hinsicht sehr zurückhalten, sonst bläht sich alles zu sehr auf, wird nervig und zugestellt, und selbst ich finde mich nicht mehr zurecht. Aber natürlich ist sie sehr wichtig neben Geduld und Zuversi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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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Müssen Sie sich manchmal eingestehen, dass Sie bestimm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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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Müssen Sie sich manchmal eingestehen, dass Sie bestimm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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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tten des literarischen Handwerks einfach nicht beherrs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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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tten des literarischen Handwerks einfach nicht beherrschen?

werks einfach nicht beherrschen?

Wahrscheinlich müsste ich das, aber ich glaube sehr an die Fähigkeit zu lernen. Wenn ich herausfinde, was aus welchen Gründen nicht funktioniert, kann ich es auch ändern. Oder ich muss mir eingestehen, dass eine Idee in meiner gewählten Form grundsätzlich nicht zu bewerkstelligen ist, weil Idee und Form sich zum Beispiel widersprechen. Es ist enorm wichtig, eigene Fehler erkennen zu kön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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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Was können Sie dagegen Ihrer Ansicht nach besonders g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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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Was können Sie dagegen Ihrer Ansicht nach besonders gut?

Ich kann mir Situationen und Merkmale relativ leicht bildhaft vorstellen, ein sehr hilfreiches Tool, das vermutlich aus meiner Arbeit als Illustratorin stammt. Und ich langweile mich schnell, das ist auch ein Vorte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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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Haben Sie Angst, sich zu wiederholen oder stilistische Manierismen zu entwickeln? Wenn ja, wel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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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Haben Sie Angst, sich zu wiederholen oder stilistische Manierismen zu entwickeln? Wenn ja, welche?

Angst habe ich vor starren, rhythmischen Strukturformen. Wenn der Rhythmusvirus einmal zugeschlagen hat, ist es extrem schwer bis unmöglich, da wieder rauszukommen. Das ist wirklich furchterregend.

21. Schreiben Sie eigentlich gern?

Ja!

Wie soll ich das alles aushal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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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e soll ich das alles aushalten?

Dana Vowinckel: Anton und Alma.

Suhrkamp; 542 Seiten; 26 Euro.

\- Der Berliner Autorin Dana Vowinckel gelingt mit ihrer Liebesgeschichte über »Anton und Alma« eine literarische Sensation. Alma, die Erste aus ihrer ostdeutschen Familie, die studiert, und Anton, ein jüdisches Akademikerkind, beide Mitte zwanzig, sind auf der Suche nach einem Platz im Leben. Sie verlieben sich, trennen sich, kommen wieder zusammen, finden zu sich selbst, schmieden Zukunftspläne. Vowinckel zeichnet alle ihre Figuren lebendig und liebenswert verschroben, neurotisch, versehrt. Was »Anton und Alma« so wertvoll macht: Es ist ein gegenwärtiges, auch politisches Buch, es erzählt nicht nur von der großen Liebe, sondern auch vom Zustand der Welt – es geht um Corona, Antisemitismus, den 7. Oktober –, und es scheut sich nicht, die ganz großen Fragen zu stellen: Woher komme ich, wohin gehöre ich, was will ich hier und vor allem: Wie soll ich das alles aushalten? Zum Ende dieses aufwühlenden Romans findet sich der Versuch einer Antwort: »Man erzählte sich Geschichten, weil Geschichten immer irgendwie tröstlich zu Ende gingen, weil das Gute über das Böse siegte, weil man überlebte, indem man sich sagte, mein Leben ist nun einmal so, ich muss das Schlimme überwinden und verarbeiten, damit ich wieder zum Schönen kommen kann.« Katharina Stegelmann

Sachb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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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f dem silbernen Tablett servi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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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f dem silbernen Tablett serviert

Philipp Ruch: Der Rückfall: Der rätselhafte Triumph der NSDAP am 14. September 1930. Heyne; 415 Seiten; 24 Euro.

\- Als Leiter des Zentrums für Politische Schönheit (ZPS) hat Philipp Ruch in der Vergangenheit allerlei Aktionen verantwortet, die entweder für Begeisterung oder für Entsetzen sorgten – bestenfalls für beides. Immer wieder tritt er auch mit Büchern in Erscheinung. In »Der Rückfall« untersucht Ruch, wie »der rätselhafte Triumph der NSDAP am 14. September 1930« möglich gewesen ist. Damals schafften es die Nationalsozialisten, die Zahl ihrer Abgeordneten im Reichstag von 12 auf 107 zu erhöhen. Wie konnte aus einer sektiererischen Splitterpartei über Nacht ein echter Machtfaktor werden? Wie war »Der Rückfall«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autoritäre Verhältnisse möglich? Ruch liefert viele Hypothesen und breitet nebenbei das ganze Panorama der Zeit vor uns aus. Als Historiker flaniert er durch die nur scheinbar stabile Republik, liest Zeitungen und Biografien, studiert Plakate an Litfaßsäulen. Nazis? Rüde »Keulenschwinger«. Hitler? Ein Hallodri mit Weibergeschichten. In der öffentlichen Meinung gilt die ganze Bewegung als »dumm, verrannt, böswillig«. Die Macht wurde von der NSDAP nicht erkämpft. Sie wurde ihr ohne Not auf dem silbernen Tablett serviert – von einer selbst nach rechts gerückten Mitte der Gesellschaft. Arno Frank

Schriftstellerin Bazyar

Dorfr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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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bedeutet Hei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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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bedeutet Heimat?

Shida Bazyar: Die Lücken.

Kiepenheuer & Witsch; 512 Seiten; 25 Euro.

\- Fast 100 Jahre Leben passen in dieses Heimesbach. Als Shida Bazyars Roman »Die Lücken« in den Zwanzigerjahren beginnt, ist der Ort im Hunsrück noch klein. Er wächst, Familien bauen sich Existenzen auf, Kinder werden geboren. Doch plötzlich verschwinden Menschen. Eine NSDAP-Ortsgruppe entsteht, jüdische Nachbarn werden ausgegrenzt, vertrieben, ermordet. Bald ist man hier stolz darauf, »judenfrei« zu sein. Welche Erinnerungen bleiben, welche Geschichten werden erzählt und welche verschwiegen? »Die Lücken« ist ein Roman über die deutsche NS-Vergangenheit – und darüber, was eine Gesellschaft aus dieser Vergangenheit macht. In 46 Kapiteln wechseln Zeiten, Perspektiven und Figuren so oft, dass einem fast schwindelig wird. Zusammengehalten wird der Roman von einer Ich-Erzählerin, einer ehemaligen Bewohnerin Heimesbachs, die längst tot ist. Wie eine Fliege an der Wand bewegt sie sich durch Zeiten und Erinnerungen. Bazyar bevölkert Heimesbach mit alteingesessenen Familien, jüdischen Nachbarn, NSDAP-Anhängern und Mitwissern. Da sind Lore und ihre Freundin Johanna, die Jüdin ist, bis Johanna irgendwann nicht mehr da ist und Lore beschließt, nichts gesehen und nichts gehört zu haben. Jahrzehnte später kommen Azad und Asrin aus Iran nach Heimesbach. Sie bauen sich ein neues Leben auf, bekommen Kinder. Ob dieser Ort auch Heimat werden kann, ist eine andere Frage. Miriam Am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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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mmelbild mit J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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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mmelbild mit Jesus

Moritz Aisslinger: Im Jahr Null. Rom, Ägypten und ein Prophet in Palästina. Propyläen; 400 Seiten; 25 Euro.

\- »Keine Atempause, Geschichte wird gemacht« ist ein Slogan aus der deutschen Popgeschichte der Achtzigerjahre, der offenbar schon zwei Jahrtausende zuvor galt. Das sehr unterhaltsame Buch »Im Jahr Null« handelt davon, was sich in den Jahren um den Anfang der christlichen Zeitrechnung im Weltreich der Römer, in China und in Mexiko ereignete – und in Nahost. Moritz Aisslinger, im Hauptberuf Reporter bei der »Zeit«, führt sehr anschaulich vor, wie das Geschichtenerzählen und die Geschichtsschreibung einander bedingen. Schlaglichtartig erzählt er vom Schicksal berühmter und unbekannter Menschen und erklärt nebenbei, dass jeder Kalender und jede Zeitrechnung völlig undramatisch funktionieren. »Die Zeitenwende ist kein Ereignis,

kein Millennium, sie ist vielmehr eine Erzählung der Nachkommen, die eine Kerbe in den Stamm der Geschichte ritzen und danebenschreiben: Hier, genau hier«, liest man in seinem Buch. Natürlich wird in »Im Jahr Null« berichtet von einem Propheten namens Jesus, der in Palästina Anhänger um sich schart. »Jesus ist weder Arzt noch Zauberer, er ist Wunderheiler und Exorzist. Das macht ihn noch lange nicht einzigartig«, schreibt Aisslinger einmal. Es gibt im Präsens geschriebene, sozusagen live kolportierte Berichte aus der von einer Million Menschen bewohnten Stadt Rom, aus Mauretanien, von den Friesen an der Nordsee und aus dem Exil des Dichters Ovid am Schwarzen Meer. Aisslingers Buch benutzt das Erfolgsrezept von populären Büchern wie »1913« oder »Ostende, 1936, Sommer der Freundschaft«. Deren Autoren Florian Illies und Volker Weidermann haben gebildet und mit Mut zur Hinzudichtung im Detail das Verhalten mehr oder weniger berühmter Menschen in wichtigen historischen Situationen geschildert. Hier passiert es im Breitwandformat. Es entsteht eine Art Wimmelbild aus Liebesgeschichten, Aufständen, Machtkämpfen und religiöser Missionsarbeit. Und was lernen die Leserinnen und Leser? Die wichtigste Lektion könnte lauten: Die Welt zu Beginn der christlichen Zeitrechnung war ein manchmal grausamer, aber oft faszinierender Ort, der sich in vielen Details erstaunlich wenig von unserer Gegenwart unterschied. Wolfgang Höbel

Bestseller Belletristik (Hard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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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seller Belletristik (Hardcover)

Blanvalet; 26 Euro

Ein Toter in Scarborough! Das kann nur der sechste Band mit Detective Inspector Kate Linville s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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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örte Hansen: Bro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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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örte Hansen: Broder

Penguin; 26 Euro

Ist Dörte Hansen eher ein Reiher oder eher ein Pfau? Seltsame Frage. Die Antwort finden Sie vielleicht auf Seite 30 in diesem H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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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Nele Neuhaus: Alles wird As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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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Nele Neuhaus: Alles wird Asche

Ullstein; 26 Euro

Eine Tote im Taunus! Das ist dann wohl der zwölfte Band (!) für das Kommissarenteam Bodenstein-Kirchh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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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ana Vowinckel: Anton und Al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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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ana Vowinckel: Anton und Alma

Suhrkamp; 26 Euro

Wow. Dieses Buch wird in den Feuilletons gefeiert, steht auf der Shortlist für den Deutschen Buchpreis und auf dieser Liste. Gibt's eigentlich gar ni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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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hida Bazyar: Die Lüc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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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hida Bazyar: Die Lücken

Kiepenheuer & Witsch; 25 Euro

Korrigiere: Gibt es sogar zweimal gerade. Und bei beiden Büchern kann man sagen: alles völlig verd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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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aroline Wahl: 1999 Meter über dem Meer Rowohlt; 24 Eu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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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aroline Wahl: 1999 Meter über dem Meer Rowohlt; 24 Euro

Eine Bestsellerautorin, die manche für erfolgreicher halten, als es ihr gebührt, schreibt einen Roman über eine Hochstaplerin. Muss man sich auch erst mal trau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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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LTURBEILAGE

Die besten Tipps für

den Herbst

BERLINER LINKE

Die Chefin kämpft mit

den eigenen Leuten

ROBERT HABECK

Mit dem Rad durch

Kopenha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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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 ist wirklich Autist?

Warum die Zahl der Diagnosen steigt. Und was Betroffenen hilft.

OLYMP

The quick brown fox jumps over the lazy dog.

Im fünften Jahr des Kriegs ist die Unterstützung für die Ukraine zwar noch da. Aber sie bröckelt.

Seite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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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el

Warum erhalten plötzlich immer mehr Menschen die Diagnose Autismus? Im Medizinstudium begegnete Redakteurin Veronika Hackenbroch vor allem dem schweren frühkindlichen Autismus. Bei ihrer Recherche trafen sie und ihre Kollegin Kerstin Kullmann nun auf Autistinnen und Autisten, die ihre Schwierigkeiten, Mimik, Gestik und soziale Situationen intuitiv zu deuten, so glaubhaft überspielten, dass Außenstehende kaum etwas bemerkten. »Die Vorstellung davon, was Autismus ist, hat sich enorm gewandelt, darüber streiten die Experten«, sagt Hackenbroch. Die Autorinnen waren beeindruckt, wie sehr die Diagnose einigen Gesprächspartnerinnen half, sich im Leben besser zurechtzufinden. Dagegen fragt sich die frühere Wissenschaftsjournalistin Eva-Maria Schnurr, heute Leiterin des Geschichtsressorts, in einem Essay, wie zunehmende Diagnosen und die Psychologisierung des Alltags zusammenhängen. Ihr Eindruck: »In der Schule erfahren Kinder oft nur noch Nachsicht und besondere Zuwendung, wenn sie eine Diagnose haben.«

Nanna Navntoft / DER SPIEGEL

Seiten 8, 14, 16

Priv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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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Habeck

Einst Vizekanzler, jetzt wieder Buchautor: Wie fühlt es sich an, wenn man die Welt verändern wollte und nun nur noch über sie nachdenkt? SPIEGEL-Autor Xaver von Cranach begleitete Robert Habeck drei Tage lang in Kopenhagen, um das herauszufinden. Habeck sprach offen über sein neues Leben, führte Cranach in sein Büro als Professor of Practice an der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Er zeigte ihm die Stadt per Fahrrad und erzählte, wie Dänemark seine Perspektive auf die Welt verändert, selbst auf Bismarck, und wie weit entfernt er war von Deutschland, als die AfD in Sachsen-Anhalt siegte – in der Arktis. »Ich schaue jetzt von oben auf Deutschland«, sagte Habeck. Einmal sprach ihn ein junges deutsches Paar an. Die Frau entschuldigte sich höflich und sagte nur: »Danke.« Nicht mehr. Kein »Danke für X« oder »Danke für Y«. »Vielleicht beschreibt das Habeck ganz gut«, meint Cranach. »Seine Fans denken bei ihm nicht an konkrete Maßnahmen oder Positionen. Sie sehnen sich nach seinem Habitus. Das ist viel – aber offenbar nicht gen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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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ite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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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rael

Als der Israelkorrespondent Thore Schröder die Pädagogin Rachel Goldberg-Polin in ihrem Büro in Jerusalem traf, türmten sich Papiere auf ihrem Schreibtisch. »In mir sieht es genauso chaotisch aus«, sagte sie. Ihr Sohn Hersh, damals 23, wurde am 7. Oktober 2023 von der Hamas nach Gaza verschleppt. Seine Mutter wurde durch ihren weltweiten Kampf um seine Rückkehr bekannt. Hersh verlor beim Angriff einen Arm und tauchte später in Propagandavideos der Terrororganisation auf. Knapp ein Jahr nach seiner Entführung ermordeten ihn die Geiselnehmer in einem Tunnel in Südgaza, als sich israelische Soldaten seinem Versteck näherten. Hershs Mutter verzichtete selbst dann noch auf öffentliche Schuldzuweisungen. »Es ist beeindruckend, wie ein Mensch gleichzeitig so gebrochen und so gütig sein kann«, sagt Schröder. Schon bei Hershs Beerdigung sprach sein Vater einen überraschend versöhnlichen, leicht abgeänderten jüdischen Trostspruch: »Möge deine Erinnerung eine Revolution sein.« Eine Revolution für das Gute.

Seite 46

Jonas Opperskalski / DER SPI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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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EGEL BESTSELLER

Die Autorin Tana French gilt als Königin der irischen Kriminalliteratur – obwohl sie keine Krimis schreibt. Im neuen SPIEGEL BESTSELLER spricht sie über die wahren Trennlinien der Gesellschaft: »Arschlöcher gegen Nicht-Arschlöcher.« Außerdem hat die Feministin Mareike Fallwickl einen Roman über Heterofatalismus geschrieben, der die Frustration von Frauen über Partnerschaften mit Männern beschreibt, die sich alsbindungsscheu, ambivalent oder emotional defizitär erweisen. Das Buch wird wohl ein Bestseller. Aber ist es auch gut? SPIEGEL-Redakteur Lars-Olav Beier besucht eine der letzten Videotheken Deutschlands und beschreibt, wie sie sich gegen den Niedergang stemmt. Sein Kollege Sebastian Hammelehle trifft in London den Künstler Jon Batiste, auch bekannt als Leiter der Hausband der »Late Show with Stephen Colbert«. Batiste kann reden, singen und tanzen, außerdem spielt er auch noch fantastisch Klavier. Jetzt will er in Europa Karriere machen und bringt gleich drei Alben heraus. SPIEGEL BESTSELLER liegt einem Teil der Auflage bei.

Sylvester Stallone

INH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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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EL

8 Autismus Die Zahl der Diagnosen steigt – und immer mehr Menschen fühlen sich betroffen: Ist das gut oder schlecht?

14 Eine Mutter über den Alltag mit einem autistischen Sohn

16 Essay Was die Fixierung auf psychiatrische Diagnosen über unsere Zeit aussa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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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SCHE BÜHNE

18 Rechter Aktivist bei Bundeswehrübung | Zweifel an Gültigkeit der Landtagswahl in Sachsen-Anhalt | Der gesunde Menschenver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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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UTSCHLAND

6 Leitartikel Die SPD sollte sich von der Rente mit 63 verabschieden

24 Hauptstadt Die Ver-

strickungen der Berliner

Linken

Adie Bush /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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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 beginnt Autismus?

Titel Immer mehr Menschen erhalten die Diagnose Autismus – Experten sind sich aber uneins, ob zu Recht. Betroffenen kann die Diagnose Unterstützung im Alltag sichern.

Seiten 8, 14, 16

28 Außenpolitik Die Solidarität mit der Ukraine schwindet

30 Bundeswehr MAD durch-leuchtet Bewerber per KI

32 Demokratie SPIEGEL-Gespräch mit Historiker Timothy Garton Ash über den richtigen Ton in der Politik

36 Justiz Planten Hamas-Terroristen Anschläge auf Juden in Deutschland?

39 Ortstermin Bei einem True-Crime-Hackathon in Sachsen-Anhalt helfen Bürger der Polizei

40 Nordrhein-Westfalen Die Landarztquote sollte den Hausärztemangel lösen – jetzt haben Studierende Klage eingereicht

43 Weltall Streit um Riesen-

meteorit in Bay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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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ATTE

44 Identitäten Der Soziologe Heinz Bude über die Stärken des alten Westens

James Devaney / GC Images / Getty Images

Der Hollywoodstar erzählt, wie er trotz Herabsetzung zum Actionheld wurde.

Seite 88

Paula Schwarz

Die Erbin sprudelt vor Ideen – und

hadert mit ihrem Vermögen.

Seite 72

Freya Najade / DER SPIEGEL

Alexander Neis / Eibner / IMAGO

Nico Rosberg

Der »Ultra-Schock«: So war Michael Schumacher als Teamkollege.

Seite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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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LAND

46 Israel Rachel Goldberg-Polin im SPIEGEL-Gespräch über den Verlust ihres Sohnes, den die Hamas ermordete

50 Ukraine Aufstieg auf den tröstenden Berg Howerla

52 Bosnien Junge Aktivisten schaffen in dem ethnisch gespaltenen Land eine Bürgerbewegung für alle

54 Auswanderer Warum viele Deutsche in Paraguay neu anfangen

58 Eskaliert der Konflikt zwischen Äthiopien und der Region Tigray erneut? | Korrespondentinkolumne aus Pe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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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ER

60 Skandale Reportage über den Missbrauch an französischen Vorschulen

65 Kolumne Leitkult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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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TSCHAFT

66 Autokonzerne Europas Hersteller kämpfen gegen das Verbrenner-Aus

70 Verkehr Bahn-Chefin Evelyn Palla und ihr Höllenjob

72 Erben Wie ihr Vermögen Paula Schwarz zur Rebellin machte

76 Volkswagen lässt Nvidia abblitzen | Deutschlands Staatsausgaben steigen immer schneller | Kassenpatienten zufriedener als geda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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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SEN

78 Hilfsmittel So nutzen blinde Menschen neue Technologien

82 Gesundheit Fleischallergie nach Zeckenstich

Murat Tueremis / laif

Kontakte zu Terrorsympathisanten, Chatnachrichten mit Clanmitglied – wie gefährlich ist die Berliner Linke?

Seite 24

Simone Perolari / DER SPIEGEL

Frankreichs großer Schulskandal

Schikane, Schläge, Missbrauch: Pariser Eltern erzählen, was ihren Kindern in der Ganztagsbetreuung widerfahren ist.

Seite 60

Beim Aus vom Verbrenner-Aus könnte es auf Stimmen der Rechten ankommen. Die Industrie sucht deren Nähe.

Seite 66

84 Health Schützen Multi-vitamintabletten wirklich vor Demenz?

86 Richtiger Rückschnitt im Garten | Gefährliches Virus im S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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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LTUR

88 Hollywood Sylvester Stallone über seine triste Kindheit und darüber, wie er ein Star wurde

92 Karrieren Robert Habeck wollte Kanzler werden, dann hat er sich aus der Politik nach Kopenhagen zurückgezogen. Wie guckt er heute auf Deutschland?

98 Feminismus Sophia Fritz hat mit »Toxische Weiblichkeit« einen Bestseller geschrieben. Jetzt zielt sie auf die Männer

100 Kino Tom Cruise und »Digger« quälen die Zuschauer 128 Film-minuten lang

101 Serie »East of Eden« | Danger Dans »Keine Angst« | Buch »Diaries of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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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

102 Motorsport Nico Rosberg, Formel-1-Weltmeister von 2016, über Talent, Arbeitseifer, Psychotricks und sein Verhältnis zu Michael Schumacher

105 Randsportart Walking Football | Haltungsnote: Esther Pfeiffer

27 SPIEGEL-TV-Programm

97 Bestseller

106 Impressum, Leserservice

107 Nachrufe

108 Personalien

110 Posteingang

112 Hohlspiegel

113 Familienalbum

114 Niemals geht man so ganz

Privileg für die Privilegierten

Die SPD ringt um ihre Haltung zum Ruhestand nach 45 Beitragsjahren. Wenn sie sozial gerecht sein will, darf sie an dieser Regelung nicht festhalten.

Von Michael Sauga

Seit den drei Landtagswahlen im Osten prägen zwei Begriffe die Reformdebatte in der SPD. Die Partei müsse sich verstärkt um »soziale Gerechtigkeit« und die »Bezahlbarkeit« des Lebens kümmern, heißt es im jüngsten Beschluss der Parteiführung um die Co-Chefs Lars Klingbeil und Bärbel Bas. »Beschäftigte« sowie »Menschen mit kleinen und mittleren Einkommen« dürften »nicht diejenigen sein, die die Hauptlasten der Reformen« tragen.

Das ist das richtige Anliegen für eine Partei, die sich als Anwalt der Arbeitnehmer begreift. Nur: Wenn »Bezahlbarkeit« und »soziale Gerechtigkeit« das Ziel sind, sollte die SPD die sogenannte Rente mit 63 abschaffen, statt für sie zu kämpfen. Denn der abschlagsfreie Ruhestand für Beschäf-

tigte mit 45 Beitragsjahren ist kein Lohn für besondere Lebensleistung, wie es gern heißt. Er ist ein sozialpolitisch schlecht begründetes Privileg für begünstigte Beschäftigtengruppen. Weniger gut gestellte Arbeitnehmer müssen es bezahlen.

Das vor zwölf Jahren eingeführte Reglement vertieft die Kluft zwischen Brutto- und Nettolöhnen und belastet gerade jene, die in besonderem Maße auch unter steigenden Lebensmittelpreisen, Energiekosten und Mieten leiden.

Jahrzehntelang galt es als unumstrittener Gerechtigkeitsgrundsatz, dass gleich hohe Beitragszahlungen zu gleich hohen Renten führen sollten, unabhängig von Beruf, Bildung oder Versicherungszeit. Die Rente ab 63 aber verstößt gegen dieses Prinzip. Denn ihre Empfänger dürfen zwei Jahre vor der allgemeinen Altersgrenze in Ruhestand gehen, ohne die üblichen Abschläge hinnehmen zu müssen. Das erzeugt einen Vorteil, der sich leicht auf 30.000 Euro oder mehr summieren kann, ohne dass er durch eigene Beitragszahlungen gedeckt wäre.

Sozialpolitisch könnte das gerechtfertigt sein, wenn dadurch Versicherte begünstigt würden, die auf andere Weise zum Erhalt des Systems beitragen oder besonders belastet sind. Frauen etwa, die häufiger als Männer Kinder erziehen und Angehörige pflegen. Oder Beschäftigte, die sich kaputtgearbeitet haben. Doch das ist nicht der Fall. Die Rente mit 63 kommt Studien zufolge großteils männlichen Gutverdienern mit überdurchschnittlicher Gesundheit zugute. Sie ist kein Ausgleich für Härten, sie ist ein Privileg für die Privilegierten. Ihre Durchschnittsrenten lagen zuletzt um fast 500 Euro über den Durchschnittsbezügen anderer Ruheständler.

Was den Vorteil sozialpolitisch aber besonders fragwürdig macht, ist die Tatsache, dass er vor allem von den Beschäftigten finanziert wird. Weil er sich überwiegend aus Sozialbeiträgen speist, bleiben Beamte oder die allermeisten Selbstständigen genauso verschont wie Immobilieneigentümer, Kapitalanleger oder Topverdiener. Deren Einkünfte sind nicht oder nur zum Teil beitragspflichtig. Stattdessen steigen die Sozialbeiträge. Seit der Coronazeit zahlt ein Durchschnittsverdiener gut 600 Euro jährlich mehr in die Kranken-, Renten- oder Alterskassen ein; und wenn nichts geschieht, wird sich der Betrag in den nächsten fünf Jahren mehr als verdoppeln.

Die abschlagsfreie Frührente ist eine Leistung, die von unten nach oben verteilt. Trotzdem schnitt Ministerpräsidentin Ma-

nuela Schwesig (SPD), die den Einsatz für den teuren Ruhestand zu einem zentralen Wahlkampfthema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gemacht hatte, besser als erwartet ab. Schwesig bekämpfte Populismus mit Populismus. Ist das die richtige Waffe gegen die politischen Extreme?

Zweifel sind angebracht. Zum einen wurde Schwesigs Amtskollege Sven Schulze (CDU) in Sachsen-Anhalt abgestraft, obwohl er sich genauso vehement für die Leistung eingesetzt hatte. Zum anderen sprechen sich die Bürger fast immer für möglichst hohe Leistungen bei möglichst niedrigen Beiträgen aus – für den fairen Ausgleich sollen ihre gewählten Vertreter sorgen.

Umso frustrierter sind die Wähler, wenn die Regierenden dieser Aufgabe nicht gerecht werden und ihre Politik sich schon nach wenigen Jahren als unhaltbar herausstellt. Dann verspielt die Regierung Vertrauen, das sie nicht durch weitere haltlose Versprechen zurückgewinnen kann, sondern nur durch gutes Regieren, das den Realitäten Rechnung trägt.

Bas und Klingbeil wären gut beraten, den Vorschlägen der Alterssicherungskommission zu folgen und die Rente mit 63 wie vereinbart abzuschaffen. Zugleich sollten sie sich für jene besonders belasteten Berufsgruppen starkmachen, an denen die heutige 45-Jahres-Regelung vorbeigeht. Das wären die richtigen Prioritäten für eine Arbeitnehmerpartei.

Die Demokratie wird nicht gerettet, wenn die Rentenpolitik den Staat in die Finanzierungskrise treibt, wie es in diesen Tagen in Frankreich zu beobachten ist. Die Demokratie wird gerettet, wenn die Politik dem gesunden Menschenverstand folgt – und nicht einem vermeintlich gesunden Volksempfin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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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f dem Spektrum

Autismus In Schulen, Familien, Arztpraxen und sozialen Medien:

Überall ist plötzlich von Autismus

die Rede. Die Zahl der Diagnosen steigt. Aber warum?

»Wo kann ich hingucken, damit es so aussieht, als würde ich Blickkontakt halten?«

Clara Herfurth\*, Ergotherapeutin

An einem sonnigen Tag im Juni ist Clara Herfurth im bayerischen Ingolstadt auf dem Weg zur Praxis ihrer Therapeutin. Auf den Ohren trägt sie schwarze große Kopfhörer. Sie helfen ihr, sich abzuschirmen, wenn ihr die Welt zu laut wird.

Clara Herfurth verarbeitet die Reize aus der Außenwelt anders als die meisten Menschen. Geräusche, Licht oder Berührungen erreichen sie weniger stark gefiltert. Kuscheln, erzählt sie, sei als Kind schrecklich für sie gewesen, eine raschelnde Bettdecke, einen schief sitzenden Socken könne sie nicht ertragen.

Die sportliche Frau ist Ende zwanzig und Autistin. Sie ist weder ungelenk wie »Rain Man«, der inselbegabte Mann in dem gleichnamigen Film, noch hochbegabt-überdreht wie die Figur des Physikers Sheldon Cooper in der Serie »Big Bang Theory«. Herfurth, die eigentlich anders heißt, lernt keine Telefonbücher auswendig und spricht nicht, wie manche Autisten, mit ungewöhnlicher Satzmelodie. Sie hat eine Ausbildung als Ergotherapeutin abgeschlossen, sie sucht in Gesprächen Blickkontakt. Nur manchmal, wenn sie unsicher oder aufgeregt scheint, wirken ihre Gesten ein wenig zu ausladend.

Und doch, so erzählt sie, sei sie in ihrem Leben immer wieder vor Wände gerannt. An ihrem Arbeitsplatz zum Beispiel habe es immer wieder Konflikte gegeben, scheinbar aus dem Nichts. »Wahrscheinlich hatten sie sich angebahnt, aber ich wusste gar nicht, wie ich da hineingeraten war.«

Als sie vor fünf Wochen ihre Diagnose erfahren hat, habe sie geweint, sagt Herfurth, weil es endlich ein Wort für ihre Probleme gab: Autismus-Spektrum-Störung. »Ich hätte mir so viele Selbstzweifel, so viele schlimme Erlebnisse sparen können, wenn mir jemand früher gesagt hätte, dass ich nichts dafür kann, dass ich so bin.« Trotzdem sei sie überrascht gewesen: »Autistin? Dafür muss man ein Mathegenie sein oder sich für Dinosaurier interessieren«, so habe sie immer gedacht.

Was sie lange nicht wusste: Das Bild von Autismus, wie es »Rain Man« und »Big Bang Theory« vermitteln, ist längst nicht mehr das einzig gültige.

Zwar gibt es Formen von Autismus, die Menschen sichtbar beeinträchtigen; Autisten können die Mimik und Gestik anderer nicht intuitiv verstehen und auch andere soziale Situationen nicht richtig deuten. Viele Eltern autistischer Kinder berichten von extremen Herausforderungen (siehe Seite 14). Sie erleben, dass ihre Töchter und Söhne schreien und um sich schlagen, Gegenstände werfen, sich tagelang in ein abgedunkeltes Zimmer zurückziehen, weder auf Ansprache noch auf Berührungen reagieren und phasenweise nicht in der Lage sind zu sprechen. Noch als Erwachsene bleiben manche beim Essen, bei der Hygiene und anderer Alltagsbewältigung auf Hilfe angewiesen.

Maria Irl / DER SPIEGEL

Doch die meisten Wissenschaftler sind inzwischen davon überzeugt, dass sich Autismus auch eher unauffällig äußern kann und eine große Bandbreite von Symptomen mit sich bringt. Die sogenannte Autismus-Spektrum-Störung schließt Menschen ein, denen äußerlich wenig oder nichts von einer Störung anzumerken ist.

»Das Konzept hat sich in den vergangenen Jahrzehnten deutlich verändert«, sagt Sebastian Lundström, Autismusforscher an der Universität Göteborg. Es habe einen »diagnostic drift« gegeben, eine schrittweise Ausweitung der Diagnosekriterien. Schon Ende

\* Name geändert.

der Siebzigerjahre gab es erste Ansätze, Autismus als breites Spektrum zu verstehen – unter anderem weil die beiden damals in der Medizin vorherrschenden Autismusvarianten, der frühkindliche Autismus und das sogenannte Asperger-Syndrom, sich nicht immer klar voneinander abgrenzen ließen.

Im Jahr 2013 wurden im amerikanischen Diagnoseleitfaden DSM-5 die verschiedenen Autismusformen durch die »Autismus-Spektrum-Störung« ersetzt; 2022 zog die Weltgesundheitsorganisation WHO in der von ihr herausgegebenen Klassifikation der Krankheiten ICD-11 nach. Obwohl in Deutschland Diagnosen weiterhin nach der älteren Version ICD-10 vergeben werden, wird in Praxen und Krankenhäusern nun mehr nach dem Schweregrad als nach der Form von Autismus gefragt. Auch Menschen, die in keine der früheren Autismuskategorien hineinpassen, können nach heutigen Maßstäben eine Diagnose bekommen.

Schätzungen zufolge gelten in Deutschland inzwischen rund 800.000 Menschen als autistisch, laut Daten einer Krankenkasse hat sich der Anteil der jungen Betroffenen zwischen 2013 und 2022 verdoppelt. In den USA war in einer Untersuchung jedes 31. achtjährige Kind auf dem Autismusspektrum – fast fünfmal so viele wie im Jahr 2000. In Schweden hat sich die Rate der Autismusdiagnosen innerhalb von 35 Jahren ungefähr verzehnfacht, auch immer mehr Mädchen und junge Frauen erhalten die Diagnose.

Autismus scheint allgegenwärtig: in Schulen, Kitas und Arztpraxen, auf Instagram und TikTok. Der amerikanische Techmilliardär Elon Musk gab sich im Fernsehen als Autist zu erkennen, die schwedische Klimaaktivistin Greta Thunberg spricht von Autismus als ihrer »Superkraft«. Gibt es Probleme im Unterricht, fragen sich Eltern, ob ihr Kind betroffen sein könnte. Lehrer raten zur Diagnostik, weil Schüler mit Inklusionsbedarf zusätzliche Hilfe durch Sonderpädagogen oder Schulbegleiter bekommen. Erwachsene blicken auf ihr Leben und denken: Das könnte erklären, warum ich mich nie zugehörig gefühlt habe.

In den psychiatrischen Ambulanzen, die auf die Diagnostik spezialisiert sind, beträgt die Wartezeit manchmal mehr als zwei Jahre. In Städten wie München, Berlin oder Hamburg heißt es auch: Aufnahmestopp. Und während manche sich fragen, weshalb die Zahl plötzlich derart steigt, und einige schon von einer Modediagnose sprechen, deuten andere den Anstieg so, dass Autismus, nun endlich, in all seinen Formen seinen Platz in der Gesellschaft findet.

Aber was genau ist Autismus? Eine Krankheit, eine Behinderung – oder nur eine ungewöhnliche Art zu denken und zu fühlen? Und wer eigentlich ist ein Autist oder eine Autistin? Wohl alle kennen Phasen, in denen sie nicht klarkommen mit dem Leben, den Leuten und der Welt. Gehört man dann ins Spektrum? Menschen, denen die Gesellschaft anderer mehr Probleme als Freude bereitet, gab es schon immer. Die Einzelgänger, die Spätzünder: in Wahrheit alle Autisten?

Die Diskussionen über all das sind oft heftig, und sie weisen weit über die Medizin hinaus. Die Frage, wie man auf Autismus blickt, ist auch eine Frage danach, welche menschlichen Eigenheiten eine Gesellschaft zu akzeptieren bereit ist – und ob ein Verhalten, das aus der Norm fällt, gleich eine Diagnose braucht (siehe Seite 16).

Selbst die Experten ringen erbittert um Positionen. Die deutsch-britische Entwicklungspsychologin Uta Frith, eine Pionierin der Autismusforschung, erklärte in einem

Interview im »Times Educational Supplement« im März: »Das Spektrum ist kollabiert.« Die Kriterien für eine medizinische Diagnose, sagte sie sinngemäß, seien mittlerweile derart schwammig, dass sie »völlig bedeutungslos« werde. Im August legte sie im Fachmagazin »Psychological Medicine« nach: Autismus habe sich zu einer »vagen, kulturell verstärkten Identitätskategorie« entwickelt, die zu einer enormen Nachfrage bei Jugendlichen und Erwachsenen geführt habe und »eine geradezu magnetische Anziehungskraft ausübt«.

Ähnlich kritisch äußert sich Kai Vogeley, Professor für Psychiatrie an der Universität zu Köln. »Autismus ist derzeit eine sehr beliebte Diagnose«, sagt er. »Es ist eine der ganz wenigen psychiatrischen Diagnosen, die die Menschen gern erhalten möchten.« Sue Fletcher-Watson, Professorin für Entwicklungspsychologie an der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dagegen meint: »Autistische Menschen haben nach wie vor enorme Nachteile im Leben. Deshalb ist es gut, dass sich jetzt mehr Menschen um eine Diagnose bemühen. Sie kann ihnen helfen.«

Autismus sei eine andere Art zu denken, sagt Tony Attwood, Psychologe im australischen Brisbane, der als einer der prominentesten Experten gilt und für seinen empathischen Blick auf die Nöte autistischer Menschen bekannt ist. »Autisten gestalten zwischenmenschliche Beziehungen anders, sie lernen anders und nehmen Muster, Systeme und Fehler anders wahr.« Betroffene sprechen davon, Autismus fühle sich an, als wohnte man ein Leben lang in einem fremden Land, dessen Gewohnheiten und Sprache man nicht versteht. Auch die Frauen und

Autismusexperte Tebartz van Elst:

»Es gibt zunehmend identitäre Diagnosen«

Männer, die in diesem Text über ihren Alltag mit Autismus berichten, schildern solche Empfindungen. Auf eigenen Wunsch sind ihre Namen, wie der von Clara Herfurth, verfremdet; die echten sind der Redaktion bekannt.

Nur: Wie lässt sich das medizinisch erfassen – eine andere Art zu denken, ein Leben im falschen Land? Die aktuell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die im Fachjournal »The Lancet« erschienen ist und weltweit die Krankheitslast bemisst, zählt Autismus zu den zehn Hauptursachen für eine nicht tödliche gesundheitliche Belastung bei Menschen unter 20 Jahren. Aber wie können Ärzte und Psychologen – angesichts eines Spektrums voller Unschärfen – eine eindeutige Diagnose stellen?

Medizinisch gesehen ist Autismus eine neurologische Entwicklungsstörung, die wahrscheinlich in hohem Maße erblich ist. Auch ein höheres Alter der Eltern und manche Infektionen während der Schwangerschaft können das Risiko erhöhen; Paracetamol in der Schwangerschaft begünstigt ihn nach derzeitigem Wissen nicht. Studien deuten darauf hin, dass neuronale Netzwerke im Gehirn von Autisten an manchen Stellen anders miteinander verknüpft sind als üblicherweise, genau weiß es bislang niemand. Die noch immer verbreitete Annahme, dass eine Masernimpfung zu Autismus führen kann, ist nicht haltbar.

Bislang wurden mehrere Hundert Autismusrisikogene identifiziert, die in der Bevölkerung weitverbreitet vorkommen. In Deutschland gibt es momentan keine gültige Autismusleitlinie, Ärzte und Therapeuten folgen in der Regel bei der Diagnose den Kriterien von ICD und DSM: Ausschlaggebend ist, dass sich Defizite und Besonderheiten in der Kommunikation und im Sozialverhalten feststellen lassen, die bis in die Kindheit zurückreichen. Hinzukommen muss ein Verhalten, müssen Interessen oder Aktivitäten mit auffällig starren und sich wiederholenden Mustern. Je nachdem, wie viel Hilfe die Menschen im Alltag benötigen, unterscheidet man laut DSM-5 im Autismusspektrum drei Schweregrade.

Die Diagnostiker nutzen standardisierte Fragebögen, führen aber auch ausführliche Gespräche mit den Betroffenen, deren Eltern, Verwandten oder mitunter langjährigen Freunden: Mochten die Patienten in der Kindheit gern fantasievolle Spiele, die menschliches Zusammenleben nachstellen – oder sortierten sie, eher typisch für Autisten, ausdauernd und systematisch ihr Spielzeug? Verbringen sie heute noch viel Zeit mit Spezialinteressen? Vermeiden sie es, ihrem Gegenüber in die Augen zu sehen, reagieren sie empfindlich auf Umweltreize, bestehen sie immer auf einem stets möglichst gleichen Tagesablauf?

Und wie reagieren sie bei hohem Stress und Reizüberflutung? Oft versuchen Autisten, sich dann mit immer wiederkehrenden Bewegungen, dem sogenannten Stimming, zu regulieren. Gelingt ihnen das nicht, kann ein sogenannter Meltdown folgen: ein Zustand, der in vielen Fällen wie ein heftiger Wutausbruch wirkt, tatsächlich aber eher ein Ausdruck von Schutzbedürftigkeit ist.

Doch trotz der aufwendigen Diagnostik ist die Befundlage häufig nur schwer einschätzbar. ADHS, Depressionen, soziale Ängste, Zwänge oder andere psychische Störungen können sich teilweise ähnlich äußern. Viele Autisten leiden zugleich an ADHS und Angststörungen, Depressionen, Zwängen, Tics und Traumata. Und in vielen Situationen zeigen sie ein Verhalten, das Psychologen »Maskieren« nennen: Sie versuchen, nach außen normal zu erscheinen, um nicht aufzufallen.

Clara Herfurth sagt, sie sei sich nie sicher gewesen, was andere Menschen von ihr gewollt hätten; es ist ein typisches Dilemma autistischer Menschen. Dreimal habe sie sexuelle Übergriffe erlebt, weil sie die Absicht der Männer nicht habe einschätzen können. Wenn eine Mitschülerin ihre Frisur kommentiert habe, habe sie nicht gewusst, ob es nett gemeint oder eine Hänselei gewesen sei. So erzählt sie es.

Sicherheit hätten ihr die Routinen gegeben. »Ich habe immer das Gleiche gefrühstückt, ich

Miriam Stanke / DER SPIEGEL

»Jeden Morgen grüßen, zum richtigen Zeitpunkt lächeln, sich Namen merken«

Pria Bernhagen\*, Autistin

hatte immer das gleiche Pausenbrot. Es gab immer zur selben Zeit Abendessen, und ich ging immer zur gleichen Zeit ins Bett.«

Trotzdem hätten sich Stress und Ängste in ihr aufgestaut. Mit elf Jahren habe sie angefangen, sich selbst zu verletzen. Der Arzt, der sie später untersucht habe, habe ihren Autismus nicht erkannt, meint sie.

Herfurth erzählt, sie habe gelernt zu maskieren. »Ich habe mir genau überlegt: Wo kann ich hingucken, damit es so aussieht, als würde ich Blickkontakt halten? Und wann gucke ich wieder weg?« Nicken, lächeln, ein bestätigendes »Hm« im Gespräch, all das wirkt bei Herfurth wie selbstverständlich. Es bedeute eine enorme Anstrengung, sagt sie. Studien zeigen, dass diese Anstrengungen mit einem erhöhten Risiko für Burn-out einhergehen. Bei Autismusskeptikern aber nährt solches Maskieren die Zweifel: Können Menschen, die so gut in der Welt funktionieren, wirklich autistisch sein? Oder bilden sie sich das nur ein?

»Es gibt in der Psychiatrie zunehmend sogenannte identitäre Diagnosen«, sagt Ludger Tebartz van Elst, stellvertretender Ärztlicher Direktor der Klinik für Psychiatrie und Psychotherapie am Universitätsklinikum Freiburg. Patientinnen und Patienten würden sich in hohem Maß mit ihren Diagnosen identifizieren – und manchmal könne es schwer werden, sicher und objektiv zu beurteilen, ob diese wirklich zuträfen.

Unter anderem Hashtags wie #autism und #actuallyautistic, die Milliarden Aufrufe erzielen, haben dazu beigetragen, dass die Diagnose populär wird. Wer auf Instagram, TikTok und YouTube die eigenen Probleme wiedererkennt, meint womöglich, endlich zu verstehen, was mit ihm oder ihr los ist. Das kann helfen, die notwendige Unterstützung zu finden. Viele Ärzte und Therapeutinnen befürchten allerdings, dass die Clips auch falsche Hoffnungen wecken und zu einem falschen Selbstbild beitragen können.

Und so werden Orte, an denen Autismus diagnostiziert wird, zunehmend zum Schauplatz erbitterter Konflikte. »Auf unserer Warteliste stehen ungefähr 1000 Menschen aus ganz Deutschland«, sagt Vogeley, der an der Kölner Uniklinik die Autismusdiagnostik bei Erwachsenen verantwortet. Bis zum Termin dauere es rund zwei Jahre. Am Ende stelle er nur bei etwa jedem fünften Patienten Autismus fest. Und die anderen »sind oft sehr enttäuscht«.

Vogeley ist Autor mehrerer Bücher über Autismus; er habe schon erlebt, dass Menschen, denen man keine relevanten psychischen Probleme anmerke, eins seiner Bücher aus der Tasche holten, auf eine Seite tippten und erklärten, genau so sei es bei ihnen auch. Und im Internet lasse sich herausfinden, wie man auf die Fragebögen zur Diagnostik antworten müsse, um als Autist zu gelten. »Auf dieser Basis ist eine Diagnosestellung schwer«, sagt der Psychiater.

Anders als im ICD-11 der WHO beschrieben, hält Vogeley es nicht für denkbar, dass sich Autismus für geschulte Untersucher äußerlich nicht zeigt. »Ich bin überzeugt davon, dass man Autismus nicht komplett verstecken kann«, sagt er. »Ich behaupte: Wenn man wirklich sehr sorgfältig hinguckt, kriegt man das mit.« Wenn er keine autismusrelevanten Auffälligkeiten beobachten könne, sagt Vogeley, dann lasse sich die Diagnose auch nicht stellen.

Das Leitbild des Psychiaters erinnert an Friths Fundamentalkritik am Spektrum. »Wahrscheinlich denken viele jetzt, dass es mir an Mitgefühl fehlt«, sagt die Autismuspionierin im Videotelefonat. »Aber ich bin als Wissenschaftlerin an der objektiven Wahrheit interessiert.« Zwar gebe es Menschen mit autistischen Persönlichkeitsmerkmalen, die logisch-analytisch denken könnten und sich emotional wenig einbrächten. Doch »diese Menschen sollten nicht zum Psychiater gehen müssen. Sie erinnern manchmal an Autisten, aber meiner Überzeugung nach sind sie keine.« Früher habe man solche Menschen vielleicht als exzentrisch bezeichnet, meint Frith. Die Gesellschaft sollte so tolerant sein, dass sie gut in ihr leben könnten.

Von wegen, meinen dagegen die Befürworter des breiten Spektrums, eine tolerante Gesellschaft sei nichts als ein frommer Wunsch. Es gibt Studien, laut denen sich eine Diagnose langfristig positiv auf die Lebenszufriedenheit und das psychische Wohlbefinden auswirken kann. Erst eine Diagnose, so die Befürworter, ermögliche es, die nötige Hilfe zu erhalten: eine Autismustherapie zum Beispiel, in der erarbeitet wird, mit Reizüberflutung oder sozial herausfordernden Situationen besser zurechtzukommen. Auch andere Unterstützung kann dann möglich sein, es geht um Schulbegleiter und Alltagshelfer, um einen sogenannten Nachteilsausgleich bei Prüfungen, um Einzelzimmer am Arbeitsplatz und weitere Ausnahmen, die das im Neunten Buch Sozialgesetzbuch verankerte Teilhaberecht vorsieht.

Die Gesellschaft werde in ihrer wachsenden Komplexität, mit der die Menschen zurechtkommen müssten, zunehmend autismusunfreundlicher, meint die Edinburgher Psychologieprofessorin Fletcher-Watson. »Unser Verständnis davon, was wir als normal und als akzeptabel betrachten, hat sich – vor allem in Schulen – inzwischen sehr verengt. Wenn man aus diesem Rahmen fällt, braucht man einen Grund.«

Die Ingolstädter Psychotherapeutin Maria Etlender, die auf Diagnostik und Therapie von Autismus und ADHS spezialisiert ist,

Maria Irl / DER SPIEGEL

Therapeutin Etlender:

»Manche mit ständigem Lächeln auf der Couch«

berichtet von Erwachsenen, die im Laufe ihres Lebens viele Kompensationsstrategien erlernt hätten und oft stark maskierten. Häufig passten Gesichtsausdruck und Körpersprache nicht zum inneren Erleben.

»Manche sitzen mit ständigem Lächeln im Gesicht bei mir auf der Couch und sind verzweifelt, weil niemand ihnen glaubt, wie schlecht es ihnen wirklich geht.« Die Suizidgefahr sei bei Autisten, die stark maskierten, laut Studien besonders hoch. Etlender warnt davor, sich zu sehr am äußeren Erscheinungsbild zu orientieren. »Wir wissen, dass Autismus vor allem eine besondere Art der Wahrnehmung und des Erlebens ist – und das sind nun mal Dinge, die wir nicht sehen können, sondern von denen die Menschen uns berichten müssen«, meint sie.

»Ich denke, wir müssen akzeptieren, dass es keine klare Grenze zwischen autistisch und nicht autistisch gibt«, sagt der Freiburger Mediziner Ludger Tebartz van Elst und zieht einen überraschenden Vergleich: die Körpergröße. Die meisten Menschen lägen da irgendwo in der Mitte, nur wenige seien sehr groß oder sehr klein. So ähnlich sei es mit autistischen Eigenschaften.

Tebartz van Elst legt dar, dass man auch bei der Körpergröße nicht ganz eindeutig sagen könne: Wo ziehen wir die Grenze zwischen sehr groß und krankhaft groß? Der Basketballer Dirk Nowitzki führe mit 2,13 Metern ein erfolgreiches Leben. »Dagegen könne man bei jemandem, der wegen seiner Größe von 1,95 Metern ein schlechtes Selbstbild habe, sich schäme, gekrümmt gehe, um kleiner zu erscheinen, und dann schwere Rückenschmerzen bekomme, durchaus die Kriterien für eine Störung als erfüllt bezeichnen.«

Am Ende, darauf will der Psychiater hinaus, entscheide beim Autismus ebendiese Frage: Wie stark leidet der Mensch im Alltag? In den Kriterien von ICD-11 und DSM-5 steht: Eine Diagnose wird nur dann gestellt, wenn Symptome zu erheblichen Beeinträchtigungen in sozialen, beruflichen oder anderen wichtigen Bereichen des aktuellen Lebens führen.

Für alle, die sich an Eindeutigkeit orientieren, an objektivierbaren Befunden und klar überprüfbaren Kriterien, mag das nicht leicht zu akzeptieren sein: Ab wann sind Beeinträchtigungen erheblich? Und hat nicht jeder Mensch mit Schwierigkeiten zu kämpfen, die zuweilen sogar schwerer wiegen? Wo bleibt da die Vergleichbarkeit, der einheitliche Maßstab?

Die Dinge lägen einfacher, ließen sich im Körper von Autisten eindeutige, messbare Spuren finden. Weltweit suchen Forscher einen derartigen Biomarker in den Genen, im Gehirn, im Blut, im Darm.

Simon Maier ist gemeinsam mit Tebartz van Elst Leiter der Arbeitsgruppe »Neuroimaging« an der Klinik für Psychiatrie und Psychotherapie der Universität Freiburg. Auf seinem Computerbildschirm vergleicht er die Hirnscans von Autisten und Nichtautisten.

»Bei den Autisten ist die Organisation der Nervenfaserverbindungen im Mittelhirn in der Region verändert, die unter anderem an Belohnungsverarbeitung und sozialer Motivation beteiligt ist«, sagt er und deutet auf einen kleinen hellen Fleck. Die Unterschiede seien zwar hochinteressant, aber »sehr marginal«. Zu wenig, um gesichert mithilfe eines Hirnscans festlegen zu können: Autist – ja oder nein.

In einem anderen Raum suchen die Leiterin der Arbeitsgruppe »Visual Neuroscience«, Kathrin Nickel, und ihre Kollegin Evelyn Friedel nach Unterschieden in der Netzhaut im Auge; sie nutzen ein Verfahren, das hochauflösende Bilder von Gewebestrukturen erzeugt. Bei Personen mit Autismus-Spektrum-Störung, so fanden sie heraus, ist eine bestimmte Netzhautschicht im Mittel dünner. Möglicherweise, sagt Nickel, könnten in Zukunft Untersuchungsmethoden aus der Augenheilkunde bei der Diagnostik in schwierigen Fällen helfen. Doch davon, Autismus-Spektrum-Störungen durch kurze Augenuntersuchungen diagnostizieren zu können, ist man weit entfernt.

So bleibt es vorerst bei der beschriebenen Diagnostik, für die am Ende eine wichtige Rolle spielt, wie groß die Beeinträchtigung in verschiedenen Lebensbereichen ist. Das aber hängt entscheidend von der Umgebung ab: der Toleranz von Eltern, Freundinnen, Lehrern und Kolleginnen, aber auch

FAMILIENLEBEN

»Schlimm, ihn so zu sehen«

Als ihr Sohn mit elf Jahren eine Autismusdiagnose bekam, hatten die Eltern endlich ein Wort für sein herausforderndes Verhalten. Hier erzählt die Mutter vom schwierigen Alltag.

Die Mutter, die hier zu Wort kommt, arbeitet als Sozialarbeiterin und wohnt mit ihrem Mann und zwei Söhnen in einem kleinen Ort in Nordrhein-Westfalen. Beide Söhne sind Autisten, in diesem Text spricht sie von den Erfahrungen mit ihrem älteren Sohn. Auch um ihn zu schützen, hat sie sich entschieden, anonym zu bleiben; ihr Name ist der Redaktion bekannt.

»Mein älterer Sohn ist heute 20 Jahre alt. Dass irgendetwas nicht stimmt, dass etwas anders ist als bei anderen Kindern, ist mir schon recht früh aufgefallen. Auf seinem Bobbycar zum Beispiel ist er kein einziges Mal gefahren. Er hat es umgedreht und die Räder bewegt. Wir haben damals gedacht: Das ist eben seine eigene Art. Inzwischen wissen wir, dass sein Verhalten typisch war für Kinder im Autismusspektrum.

Er hat oft geschrien, geworfen, was er gerade in der Hand hatte, mich getreten und um sich geschlagen. Dazu kamen ganz üble Beleidigungen. >Du Hure!<, hat er einmal zu mir gesagt.

Heute weiß ich, dass er schon im Kindergarten mit aller Kraft versucht hat, sich anzupassen und seinen Autismus zu maskieren. Ich konnte nachmittags sehen, mit welchem Kind er dort Zeit verbracht hatte, weil seine Mimik der dieses Kindes ähnelte. Im ersten Schuljahr erzählte uns die Lehrerin nach einem halben Jahr, dass unser Sohn jeden Tag weine. Wir sind daraufhin zu einem Kinderpsychiater gegangen, aber der wusste auch nicht weiter.

Im dritten Schuljahr hatte mein Sohn immer mehr Wutanfälle. Einmal hat er ein Blumenbeet, das andere Kinder gepflanzt hatten, komplett zertreten. Es war wirklich schlimm, ihn so zu sehen. Mir hat das Angst gemacht. Ich dachte: Warum verhält sich mein Kind so? Und wo geht das noch hin? Hinterher war er verzweifelt, er hat von seinem Taschengeld Blumen gekauft, sich entschuldigt und geholfen, das Beet wieder zu bepflanzen.

Zu Hause gab es ständig Theater mit den Hausaufgaben. Ich hätte mir auf die Stirn tätowieren können: Jetzt mach doch mal, du kannst das doch! Wir haben unseren Sohn dann in einem sozialpädiatrischen Zentrum untersuchen lassen. Dort hieß es, er sei ein Charakterkopf und könne später einmal auf die schiefe Bahn geraten.

In der Schule gehörte unser Sohn nie wirklich zu einer Gruppe oder Clique dazu. Darunter hat er sehr gelitten. Schon mit sechs Jahren sagte er mir, er wäre so gern wie die anderen.

Im fünften Schuljahr an der Gesamtschule geriet er mit einem Lehrer aneinander. Hinterher sagte er: >Bevor ich noch einmal mit diesem Lehrer in einem Klassenraum bin, werfe ich mich vor den Schulbus.< Der Klassenlehrer teilte uns mit, unser Kind sei so nicht beschulbar. Er solle auf die Förderschule.

Zum Glück bekam unser Sohn dann die Möglichkeit, in die Parallelklasse zu wechseln. Dort wurde dank zweier verständnisvoller Klassenlehrerinnen alles besser, er war plötzlich ein anderes Kind. Dadurch konnte er auch Kontakt zu einer Mitschülerin knüpfen, mit der er bis heute gut befreundet ist. Wir haben uns dann aber trotzdem für eine weitere Diagnostik entschieden. Zunächst wurde ADHS diagnostiziert und, als er fast elf war, auch noch Autismus.

Die Diagnose war eine Erleichterung. Gleichzeitig gab es mit einem Mal diese

Spielzeugset in einer Praxis:

»Warum verhält sich mein Kind so?«

Worte in unserem Leben: tiefgreifende Entwicklungsstörung, Schwerbehindertenausweis, Pflegegrad. Das passte überhaupt nicht zu dem Bild, das wir von unserem Kind hatten. Wir mussten sämtliche Vorstellungen, die wir von seinem Leben und von unserem Familienleben hatten, über Bord werfen. Wir mussten akzeptieren, dass er viel Zeit allein mit seinem Handy verbringt, dass er meist nicht einmal mit uns zusammen am Tisch essen kann. Es war ein Trauerprozess, der zwei bis drei Jahre gedauert hat.

Zu akzeptieren, dass wir eben keine normale Familie sind, hat uns dann geholfen. Inzwischen haben wir unsere Nische gefunden. Wir sind alle ein bisschen spleenig, und auch in unserem Umfeld gibt es viele Menschen, die nicht zum Mainstream gehören. Einer unserer besten Freunde ist ein IT-Nerd, der wahrscheinlich auch auf dem Autismusspektrum ist. Für unseren Sohn ist er ein großes Vorbild.

In der Oberstufe schaffte unser Sohn es nur an zwei bis drei Tagen pro Woche in die Schule. An den anderen war er zu erschöpft. Ich habe den Lehrern immer wieder erklärt, dass er in der Schule, wenn er seinen Autismus maskiert, den ganzen Tag über Theater in einer Fremdsprache spielt und gleichzeitig den Lernstoff und alles andere mitbekommen muss. Ja, und vor einem Jahr hat er dann Abitur gemacht, mit 1,0! Danach war er ein Jahr lang zu Hause, meist war er in seinem Zimmer. Das auszuhalten, fand ich schwer. Das Einzige, was er konsequent durchgezogen hat, war regelmäßiger Kraftsport.

Jetzt, nach einem Jahr, hat unser Sohn tatsächlich eine feste Freundin. Es ist unglaublich. Er hat sie im Internet kennengelernt. Die junge Frau hat uns schon zweimal für anderthalb Wochen besucht. Es war immer schwierig für ihn, jemanden in den Arm zu nehmen. Jetzt zu sehen, dass es also doch geht, das war großartig.

Mein Sohn hat jetzt angefangen zu studieren. Alles wirkt, als gehe es voran. Diese Zuversicht zu haben, dass er sein eigenes Leben führen und es ihm gut gehen wird, ist wichtig. Ich glaube, er wird es schaffen.«

Aufgezeichnet von Veronika Hackenbroch

Maria Irl / DER SPIEGEL

von Zufällen, einem Wohnort, all dem Drumherum. Und davon, ob die Regeln für das soziale Miteinander klar benannt werden – oder unklar bleiben.

Pria Bernhagen hat es so erlebt, schon in der Kita und Grundschule sei es vor allem dann schwierig gewesen, wenn etwas von ihren Routinen abgewichen sei, erzählt die 27-jährige Klinikärztin im Videotelefonat. Wirklich anzuecken und das als belastend zu empfinden – das sei bei ihr im Alter von zwölf Jahren losgegangen. Damals habe ihr »Projekt Sozialleben« begonnen: Um dazuzugehören, habe sie versucht, die gleichaltrigen Mitschüler zu imitieren. Wenn die schwatzten und lachten, schwatzte sie auch. Sie sei, so schildert sie es, von einem Missverständnis ins nächste geschlittert. Habe der Lehrer gesagt, sie solle leise sein oder sich auf den Gang setzen, habe sich Bernhagen auf den Gang gesetzt. Die Klasse habe gelacht, der Lehrer sich betuppt gefühlt, »ich wusste nie, was ich falsch gemacht hatte«, erzählt sie. Bald sei bei ihr Autismus diagnostiziert worden.

Nils Boeddingmeier / DER SPIEGEL

Wie es anders gehe, habe sie in einem asiatischen Land erlebt, in dem sie als Kind mit ihren Eltern ein Jahr zugebracht habe. Die Regeln im Unterricht dort seien klar gewesen, so erinnert sie sich: Man habe zugehört und nur gesprochen, wenn man aufgerufen worden sei. Innerhalb dieser Grenzen habe viel Freiheit geherrscht. »Es war eher akzeptiert, auch für sich zu sein. Das hat mir damals entsprochen.« In Deutschland würde gern so getan, als gäbe es keine allzu starren Normen und Regeln. »Es gibt sie aber trotzdem«, meint Bernhagen. »Jeden Morgen grüßen, zum richtigen Zeitpunkt lächeln, sich Namen merken.«

Sie wünsche sich, sagt sie, dass die Frage wichtiger werde, wie Autisten und Nichtautisten so zusammenleben könnten, dass es für alle funktioniere. »Menschen sind verschieden«, sagt Bernhagen. »Wenn es selbstverständlicher wäre, dass man mit diesen Unterschieden lebt, ohne dass daraus eine große Sache gemacht wird, könnten alle davon profitieren.«

2012 prägte der britische Soziologe Damian Milton, selbst Autist, den Begriff des »doppelten Empathieproblems«. Seine Hypothese: Nicht allein Autisten falle es schwer, sich in Nichtautisten hineinzuversetzen – umgekehrt hätten nicht autistische Menschen genauso Schwierigkeiten.

Wenn Autisten zum Beispiel schweigen oder den Blick abwenden, damit der andere in Ruhe seine Gedanken formulieren kann, missverstehen Nichtautisten das schnell als Desinteresse. »Wir erkennen, dass Menschen mit und ohne Autismus von ihren Gesprächspartnern jeweils unterschiedliche Dinge erwarten«, sagt die Linguistin Martine Grice, die mit ihrer Kollegin Malin Spaniol an der Universität zu Köln den Kommunikationsstil beider Gruppen erforscht. Dafür zeichnen sie bei ihren Probanden jedes Wort, jeden Blickkontakt, jedes »Hmhm« auf.

Autismusforscherin Nickel:

Bestimmte Netzhautschicht im Mittel dünner

Während nicht autistische Menschen sehr darum bemüht schienen, den Gesprächsfaden nicht abreißen zu lassen, und dann auch über Nichtigkeiten plauderten, kamen die Autisten vor allem gut miteinander ins Gespräch, wenn sie ein verbindendes gemeinsames Interesse hatten. Fehlte es, war die Kommunikation schwieriger. »Es gibt Unterschiede«, fasst Spaniol zusammen, »aber ich wäre vorsichtig damit, bei den autistischen Menschen in unserer Studie von einer Störung der Kommunikation zu sprechen.«

Auch andere Forschung rüttelt an hergebrachten Annahmen. Bereits 2008 fanden Wissenschaftler am Max-Planck-Institut für Bildungsforschung in Berlin heraus, dass Autisten in emotionalen Situationen mitunter teilnahmslos wirken können, ihnen Mitgefühl oder Empathie aber nicht fremd sind. Als sie die soziale Situation erklärt bekamen, waren sie so anteilnehmend wie andere auch.

Es sei nur eine Hypothese, nichts daran sei bewiesen, sagt Psychologe Attwood, aber er könne sich sehr wohl vorstellen, dass sich das menschliche Miteinander bei Autisten mit nur gering ausgeprägten Symptomen sehr weit automatisieren und damit verbessern ließe. Möglicherweise brauchen sie ihre Diagnose und die damit verbundenen Hilfen nach der oft schwierigen Schulzeit und ersten Berufstätigkeit dann nicht mehr unbedingt. Früher, so Attwood, habe man solche Menschen »Spätentwickler« genannt.

Erik Johansson aus Schweden hat seinen Autismus abgelegt, offiziell. Der Flugbegleiter ist Anfang zwanzig und möchte Pilot werden, erzählt er in einem Videotelefonat. Als Schulkind, in der zweiten Klasse, erhielt er die Diagnose.

Als seine Lehrerin ein Mikrofon bekam, weil er an einem speziellen Hörproblem litt, sei er deutlich besser mitgekommen, sagt er. Der Autismus blieb aktenkundig, doch weil es im Leben immer runder lief, habe er die Diagnose mit der Zeit vergessen, sagt Johansson. Erst für seinen Berufswunsch wurde sie wieder wichtig; für Piloten war sie in Schweden lange ein Ausschlusskriterium, inzwischen kann man sich individuell begutachten lassen.

Johansson wurde Teilnehmer einer Studie des Göteborger Autismusforschers Lundström und der Psychiaterin Sophia Eberhard von der Universität Lund. Die Wissenschaftler, die auch klinisch tätig sind, diagnostizierten junge Menschen erneut, die als Kinder eine Autismus- oder ADHS-Diagnose erhalten hatten. Das Ergebnis war erstaunlich eindeutig: Bei rund 80 Prozent von ihnen waren die Kriterien für eine Diagnose nicht mehr erfüllt. Johansson gehörte dazu.

Ob es sich massenhaft um frühere Fehldiagnosen gehandelt habe, »konnten wir nach so vielen Jahren nicht mehr feststellen«, sagt Lundström. Aber alle, die nun ohne Diagnose waren, hatten eins gemeinsam: »Sie hatten nach der Schule einen Ort und Menschen im Leben gefunden, mit denen sie sich wohlfühlten«, sagt Eberhard. »Und sie sahen einen Lebensweg vor sich, der ihnen sinnvoll und machbar erschien.« Die erhebliche Beeinträchtigung in verschiedenen Lebensbereichen war bei ihnen nicht mehr nachweisbar. Er fühle sich großartig, sagt Johansson. »Ich freue mich auf meine Zukunft!«

Ist das möglich, eine flexible Diagnose? On und off, je nach Bedarf?

Für viele mag das ziemlich verrückt klingen. Doch die britische Psychologin Fletcher-Watson schlägt vor, den Umgang mit der Diagnose in Zukunft variabler zu gestalten.

»Autismus«, sagt sie, »sollte ein Begriff sein, den man sich zu eigen macht, den man nutzt, wenn man ihn braucht.« Was sie meint: In den schwierigen Phasen, den Krisen, helfe die Diagnose autistischen Menschen, sich besser zu verstehen und die notwendige Hilfe im Alltag zu bekommen. In jenen Zeiten aber, in denen es einigermaßen gut laufe im Leben, sei die Diagnose möglicherweise vorübergehend verzichtbar – jedenfalls bei jenen mit Schweregrad 1, dem geringsten. Es gebe immer Phasen, in denen die Diagnose wichtig sei, sagt Flechter-Watson. Und andere, in denen das nicht so sei.

Veronika Hackenbroch, Kerstin Kullmann

Das Unbehagen an der Diagnose

Essay Es ist gut, dass psychische Probleme ihr Stigma zunehmend verlieren. Doch die Fixierung auf ADHS oder Autismusbefunde ist auch ein Problem. Und das sagt viel über unsere Zeit.

Von Eva-Maria Schnurr

beim Kind sei nun auch ADHS bestätigt worden. Der wievielte Fall ist das jetzt? Beim Durchgehen im Kopf wird klar: Wer keine Diagnose hat, ist fast Außenseiter. Bei vielen hat ein Kind ADHS oder Autismus, zudem hat ein beträchtlicher Teil bei sich oder beim Partner mindestens den Verdacht.

Liegt das an speziellen Bekanntschaften? Ist es Zufall? Oder werden immer mehr Probleme im Leben zur Störung erklärt und mit medizinischen Diagnosen belegt?

Es ist ein heikler Verdacht, ob das mit den vielen Diagnosen alles so richtig ist. Denn auch Rechts-populisten wie Gesundheitsminister Robert F. Kennedy Jr. in den USA oder die AfD, aber auch die Scientology-Sekte, zweifeln wegen der steigenden Zahlen, vor allem weil sie das Wissenschaftssystem mitsamt seinen Ergebnissen grundsätzlich kritisch sehen. Dennoch ist es wichtig, die Frage zu stellen. Denn es geht darum, wie eine Gesellschaft seelischem Leid, sozialen Problemen, Ängsten und Nöten begegnet. Und ob es ein guter Weg ist, all das zu einer Störung oder zur »Neurodivergenz« zu erklären, zur Abweichung von einer vermeintlichen, gern auch biologisch gedachten Norm.

Sicher ist: Eine Generation zuvor hätte es so viele Fälle im Be-

Catherine Falls Commercial / Moment / Getty Images

Kinderkopf im Spiegelbild:

Warum darf man nicht Schwäche zeigen?

kanntenkreis noch nicht gegeben. Ja, mentale Probleme waren noch stigmatisiert, kaum jemand sprach offen darüber. Aber Diagnosen in der Form, in der sie heute genutzt werden, existierten damals noch nicht.

Wie sehr sich die Sicht verändert hat, ist gut am Beispiel Autismus zu zeigen. Der steht als Diagnose erst seit 1980 im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 dem Handbuch der psychischen Störungen, das vor allem in den USA verwendet wird. Von dort fand er seinen Weg im Laufe der nächsten Dekade auch in den Rest der Welt.

sondere Mädchen und Frauen, seien lange übersehen worden, nun werde das Versäumnis aufgeholt. Doch neue Studien etwa aus Schweden oder Australien zeigen auch: Der Anstieg bei Autismus, ebenso bei ADHS, kann auch dadurch erklärt werden, dass heute Menschen eine Diagnose erhalten, die noch vor Kurzem als gesund gegolten hätten. Denn die Kriterien für das, was als »normal« gilt und was nicht mehr, haben sich verschoben.

Laut deutschen Krankenkassendaten hat sich der Anteil der Kinder und Jugendlichen mit einer Autismus-Spektrum-Störung zwischen 2013 und 2022 verdoppelt, von 0,4 auf 0,8 Prozent. Und in einer US-amerikanischen Untersuchung von achtjährigen Kindern war eines von 31 betroffen.

Diagnose – das klingt wissenschaftlich und so, als könnte es darum keine Diskussion mehr geben. Aber viele psychi-

Fachleute haben den Anstieg der Diagnosen lange vor allem mit einem Nachholeffekt erklärt: Betroffene, insbesche Störungen lassen sich nicht objektiv mit Biomarkern belegen: Blutwerte, bildgebende Verfahren wie Magnetresonanztomografie und auch genetische Tests liefern dazu keine verlässlichen Aussagen. Und weder bei ADHS noch bei Autismus gibt es bis heute eindeutige Beweise dafür, dass es sich um biologische Abweichungen handelt, dass also im Gehirn etwas nicht normgerecht funktioniert oder bestimmte Gene dafür verantwortlich sind.

Die Diagnosen auch in der aktuellen Version des DSM basieren nicht auf großen Studien mit sehr vielen Menschen, sondern überwiegend auf dem Konsens von Fachleuten: Die tragen Symptome zusammen, die ihrer Ansicht nach auf eine krankhafte Abweichung hindeuten, und einigen sich darauf,

welche und wie viele davon vorhanden sein müssen, um als »Störung« zu gelten.

Zusätzlich wurden für die Praxis Fragebögen entwickelt, um Symptome abzufragen – kommen genug Kriterien zusammen, inklusive einer spürbaren Beeinträchtigung, erhält jemand eine Diagnose. Es gibt gute Gründe, manche Diagnosen und damit auch psychische Störungen als »soziale Konstrukte« zu begreifen, als Übereinkunft einer Expertengruppe, ein Phänomen auf eine bestimmte Weise zu deuten.

Die Kriterien für Diagnosen verändern sich zudem im Laufe der Zeit. Als Autismus in den 1940er-Jahren erstmals wissenschaftlich beschrieben wurde, galten die Verhaltensweisen als Ausdruck kindlicher Schizophrenie. Kinder, die anfangs als autistisch galten, fielen massiv auf: Sie sprachen kaum oder gar nicht, waren unfähig zu sozialen Kontakten und meist intellektuell beeinträchtigt.

Das änderte sich in den Achtzigerjahren: Nun zählten Forschende auch weniger schwere Formen zum Autismus. Die Idee eines »Spektrums« kam auf, einer weiten Bandbreite autistischer Formen, vorangetrieben von der britischen Psychiaterin und Autismusforscherin Lorna Wing, selbst Mutter eines betroffenen Kindes.

In Großbritannien, den USA sowie Deutschland und anderen Ländern waren es nicht nur Wissenschaftler, sondern auch Elterninitiativen, die sich für ein erweitertes Verständnis der Diagnosen einsetzten. Direkt oder indirekt Betroffene, die dafür kämpfen, mit ihren Problemen und Herausforderungen gesehen und ernst genommen zu werden.

Doch Kritik an der zunehmenden Unschärfe kommt auch aus der Wissenschaft selbst.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hätten Eltern autistische Symptome ihrer Kinder als immer stärker einschränkend eingeschätzt, schreibt der schwedische Autismusforscher Sebastian Lundström in einer Studie von 2022 – jedes Jahr würden mehr Kinder auf dem Autismusspektrum diagnostiziert, die zuvor noch unterhalb der Diagnoseschwelle gelegen hä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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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ndström erklärt

und Gesellschaft: So setzt etwa das eigenverantwortliche Arbeiten in Kleingruppen ein hohes Maß sozialer, kommunikativer und selbstorganisatorischer Fähigkeiten voraus, viele Kinder sind damit überfordert. Doch statt die Rahmenbedingungen und die von außen gesetzten Normen zu hinterfragen und Kinder und Eltern auf diese Weise zu entlasten, wird das Kind für »krank« erklärt.

Das wird noch dadurch verstärkt, dass spezielle Hilfen, Therapien und Förderung oft nur dann zugänglich sind, wenn jemand eine Diagnose vorweisen kann. Das gilt nicht nur für Autismus, wo kommunikative Defizite im Mittelpunkt stehen, sondern auch für ADHS, wo es um Konzentrations- und Selbstorganisationsthemen geht.

So entsteht das, was Fachleute den Looping-Effekt nennen: Durch den engen Austausch von Betroffenen, Fachleuten und Öffentlichkeit verändern sich nicht nur Begriffe wie Autismus, sondern auch die Eigenwahrnehmung von Menschen – sie ordnen sich selbst in das Diagnoseraster ein und entdecken dann oft auch neue Symptome. Diese werden zunächst außerhalb der Fachwelt diskutiert, bevor es zu einer Rückkopplung mit den wissenschaftlichen Konzepten kommt.

Im Verlauf der Zeit wurden die Diagnosekriterien noch weiter gefasst. ADHS und Autismus wurden ursprünglich vorwiegend bei Kindern diagnostiziert. Inzwischen kann bei beidem eine Diagnose im Erwachsenenalter leichter gestellt werden. Und genau diese Fälle nehmen besonders zu.

In den Siebzigerjahren wehrten sich die Anhänger der Antipsychiatriebewegung gegen Diagnosen, kritisierten diese als entmündigend und verteidigten das Recht aufs Anderssein. Heute sind Diagnosen teilweise zu einer Art Initiations- ritual geworden, die es vermeintlich erlauben, endlich das wahre Ich zu erkennen und zu leben. Eine Studie aus Österreich zeigte kürzlich, dass junge Erwachsene sich insbesondere ADHS- oder Autismus-Diagnosen wünschen, um sich selbst zu entlasten, Schuldgefühle loszuwerden und ihre Identität zu stärken.

Die britische Autismusforscherin Uta Frith, eine der führenden Expertinnen, meint, ein Großteil der neuen Autismusdiagnosen insbesondere bei jungen Frauen sei in Wahrheit eine Form von Hypersensibilität, ihnen wäre mit anderem mehr geholfen als mit einer Autismusdiagnose.

Es ist gut, wenn psychische Probleme ihr Stigma verlieren. Und es ist sinnvoll, dass schwere Fälle diagnostiziert und behandelt werden. Aber es ist auch traurig, dass oft erst die vermeintliche Absolution durch eine Diagnose Menschen erlaubt, zu sich selbst und ihren Eigenheiten zu stehen, anders zu sein als eine vermeintliche Norm. Dass erst eine Diagnose es ermöglicht, anerkannt und gesehen zu werden mit Problemen und Leid. Und erst dann an Hilfe, Unterstützung und Verständnis gedacht wird.

Dass sich ausgerechnet die Rechtspopulisten der Überdiagnosen kritisch annehmen, ist befremdlich. Denn warum sollte es »woke« oder links sein, sich dem Druck zur kapitalistischen Verwertbarkeit und zur Selbstoptimierung so weit zu unterwerfen, dass man erst eine Diagnose braucht, um sich davon zu lösen? Warum darf man selbst oder das Kind nicht Schwäche zeigen, ohne dass einem ein Experte qua Autorität das Recht dazu gibt? Oder, wie es der Medizinhistoriker Cornelius Borck ausdrückt: »Was ist das für eine Gesellschaft, in der Frauen derart leiden, dass ADHS die Antwort auf ihre Probleme ist?«

Psychische Auffälligkeiten oder das, was eine Gesellschaft als solche definiert, sind immer auch ein Ausdruck gesellschaftlicher Umstände. So attestierten Ärzte um 1900 vor allem Männern »Neurasthenie«, Nervenschwäche; sie ging einher mit Reizbarkeit und Erschöpfung; sie wurde als Reaktion auf das enorme Tempo gesellschaftlicher und technischer Entwicklungen verstanden, schon damals galt sie als Modekrankheit.

Ähnlich die Hysterie, eine Krankheit, die vor allem Frauen befiel: Einige zeigten bizarres Verhalten, andere waren plötzlich blind, ihr Körper wurde steif wie ein Brett, oder sie hatten plötzlich vermeintliche Krampfanfälle. Das Leid der Frauen war real. Heute erklärt man diese Störung kulturhistorisch als Reaktion auf gesellschaftliche Rollenzwänge, sexuelle Tabus und patriarchale Kontrolle.

Ist die aktuelle Diagnosefixierung also wirklich ein Fortschritt? Eine britische Interventionsstudie mit Schülern zeigt etwa, dass die stärkere Beschäftigung mit psychischen Problemen unglücklicher machen kann. Und Kindern und Jugendlichen, die eine ADHS-Diagnose erhalten, ging es anschließend laut einer australischen Studie von 2022 teilweise sogar schlechter als Kindern mit ähnlichen Problemen ohne Diagnose. Möglicherweise auch deshalb, weil es sie auf eine bestimmte Art zu sein festlegt, sie in Schubladen steckt, ihnen Freiheiten nimmt. In Schweden hat sich inzwischen eine De-Diagnostik-Debatte entwickelt, weil junge Menschen die Autismus- und ADHS-Label von früher wieder loswerden möchten.

Vielleicht sollte man im Freundeskreis künftig also weniger über Diagnosen sprechen und stattdessen mehr darüber, wie man es schafft, in einer Welt der Selbstoptimierung mit Unzulänglichkeiten, Ängsten und Problemen umzugehen, auch ohne Diagnose. Wie man solidarisch sein kann mit jenen, die nicht mithalten können im Rattenrennen des Turbokapitalismus. Und vor allem, wie sich schulische und gesellschaftliche Rahmenbedingungen so verändern lassen, dass Kinder und junge Leute darin leben und sein können, ohne für krank erklärt zu werden. Weil sie menschlich sind: unperfekt und nicht normgerecht.

Eva-Maria Schnurr, 51, leitet das Ressort Geschichte im SPIEGEL, davor war sie Medizinjournalistin.

Wolfgang Maria Weber / IMAGO

Der Moment PR-Berater empfehlen Politikern oft, sich auf keinen Fall beim Hinabgehen einer Treppe fotografieren zu lassen. Die Gefahr sei zu groß, dass das Foto später als Symbolbild für den Niedergang der Abgebildeten diene. Auch zu diesem Bild fallen einem ein paar Sprüche ein: Bei den Herren geht es drunter und drüber. Oder drehen sie sich im Kreis? Dabei haben der bayerische Ministerpräsident Markus Söder (CSU, r.) und Münchens Oberbürgermeister Dominik Krause (Grüne, 2. v. r.) am Montag etwas zu feiern. Mit ihrer Fahrt in der Olympia-Achterbahn auf dem Oktoberfest lösen sie eine Wette ein, nachdem München sich im nationalen Auswahlverfahren für die Olympischen Spiele durchgesetzt hat. Bis zur endgültigen Entscheidung werden noch einige Aufs und Abs zu vermelden sein. Die Fotos dazu gibt es jetzt. AND

DEMOKRATIECHECK

Plus Die Medien, die Donald Trump aus dem Weißen Haus ausgeschlossen hatte, dürfen wieder rein. Ein US-Bundesrichter wies die Trump-Regierung an, dem Portal Politico und den Sendern CNN und MS NOW wieder Zugang zu gewähren. Die einstweilige Verfügung gilt zunächst bis zum 8. Oktober.

Minus Der AfD-Politiker Ulrich Siegmund will sich im Dezember im Landtag von Sachsen-Anhalt als Ministerpräsident zur Wahl stellen. Ein Rechtsextremist als Regierungschef? Das Szenario rückt immer näher. HIC

Liesa Johannssen / REUTERS

AfD-Wahlsieger Siegmund

SACHSEN-ANH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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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atsrechtler sehen mögliche Wahlanfechtung

Mehrere Staatsrechtler kritisieren eine unsaubere Finanzierung des AfD-Wahlkampfs in Sachsen-Anhalt, die weitreichende Folgen haben könnte. Hintergrund ist ein zumindest hemdsärmeliger Umgang der AfD mit Fraktionsmitteln: So wurden zahlreiche sogenannte Bürgerdialoge aus dem Topf der Landtagsfraktion bezahlt, was womöglich rechtswidrig war. »Der Wahlkampf der AfD in Sachsen-Anhalt wurde großteils aus Fraktionsmitteln finanziert«, sagt die Berliner Juraprofessorin und Parteienrechtsexpertin Sophie Schönberger. »Das könnte in der Konsequenz dazu führen, dass die Landtagswahl erfolgreich angefochten werden kann.«

Weitere Staatsrechtler wie Joachim Wieland und Fabian Michl teilen diese Einschätzung. Nach dem Parteiengesetz dürfen Parteien keine Spenden von Fraktionen annehmen; Werbemaßnahmen zugunsten einer Partei gelten danach als Spenden. Bisher ließen Gerichte darauf gestützte Wahlanfechtungen daran scheitern, dass sich die illegale Werbung auf das Wahlergebnis nicht ausgewirkt habe, so Schönberger. In Sachsen-Anhalt aber »könnte man dies angesichts der Zahl und des zeitlichen Umfangs der Bürgerdialoge anders sehen«. Jeder in Sachsen-Anhalt Wahlberechtigte kann beim Landtag noch Einspruch gegen die Wahl einlegen. HIP

SICHERHEIT

Rechtsextremer Aktivist bei Bundeswehrübung

Der AfD-Verteidigungspolitiker Hannes Gnauck hat einen Aktivisten der rechtsextremen »Identitären Bewegung« bei einer nicht öffentlichen Bundeswehrübung eingeschleust. Vor dem »Multiplikatorentag« des Heeres in Munster am 5. Mai meldete Gnauck Jannis George über den Verteidigungsausschuss des Bundestags als Begleitung für sich an. Die Einladung richtete sich an Abgeordnete, Rüstungsinsider und Wissenschaftler. Auf dem Übungsplatz wurden Systeme vorgeführt, die die Armee anschaffen will. Obwohl ein Film- und Fotografierverbot herrschte, veröffentlichte George diverse Bilder auf seinem Instagram-Account, was auch dem Militärgeheimdienst MAD auffiel. George ist in der völkischen Szene gut vernetzt und arbeitet für eine Medienagentur, die für den AfD-Kandidaten Ulrich Siegmund in Sachsen-Anhalt aktiv war. Im

Herbst 2025 verlor George wegen Sicherheitsbedenken seinen Hausausweis für den Bundestag, den er für einen Job bei einer AfD-Abgeordneten besaß. Hintergrund war eine Verurteilung unter anderem wegen Volksverhetzung und Hausfriedensbruchs, die noch nicht rechtskräftig ist. Mit anderen »Identitären« kletterte George auf das Vordach eines Freibads, zündete Pyrotechnik und rief rassistische Parolen. Zuletzt setzte er eine Konferenz identitärer Aktivisten in Szene. Zu Gast war auch der ehemalige US-Grenzschutzkommandeur Greg Bovino. Weder Gnauck noch George antworteten auf Fragen zu dem Vorgang. AKM, MGB

GEGENSTAND DER POLITIK

Der Strandkorb

PPAMPicture / iStockphoto / Getty Images

Vor mehr als einem Jahrhundert hat der Fremdenverkehr damit begonnen, die tendenziell eher unwirtlichen Küsten von Nord- und Ostsee zu bewirtschaften. Seitdem ist der Strandkorb das Accessoire der Wahl, mit dem sich überwiegend deutsche Urlauberinnen und Urlauber ihre Ferien möblieren. Ein luxuriöser Logenplatz abseits der Zivilisation, von dessen windgeschütztem Inneren sich träumerisch bis zum Horizont blicken lässt. Anderswo wird dem kuriosen Konstrukt aus massivem Holzrahmen, luftigem Flechtwerk und imprägniertem Tuch der schlichte Lie-gestuhl vorgezogen. Die Deutschen halten davon unbeeindruckt an ihrer traditionellen Trutzburg fest – allen voran Philipp Amthor, 33. Der CDU-Abgeordnete mit ostseenahem Wahlkreis hatte sich einen Strandkorb nach Berlin liefern lassen, in einer Mischung aus naiver Heimatliebe und politischer Instinktlosigkeit. Denn nach öffentlicher Kritik ließ er das Möbelstück wieder ab-transportieren. Als Refugium für süßes Nichtstun hat der Strand-korb seinen Platz am Strand. Auf der Terrasse des Büros eines Staatsministers im Kanzleramt aber wirkte das Ding wie ein Beleg für die These, »die da oben« machten sich in erster Linie einen schönen Lenz. F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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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EROGLYPHE UNSERER ZEIT

Sie sollen Käuferinnen und Käufern helfen, doch oft lassen sie einen orientierungslos zurück: Siegel auf Produkten, die bezeugen sollen, dass etwas ökologisch, fair, regional oder nachhaltig gefertigt wurde. Eines der bekanntesten ist der grüne Knopf. Er ist auf Textilien zu finden, die mit Blick auf die Umwelt und die Menschenrechte nachhaltig produziert wurden. Staatliche Stellen vergeben ihn seit 2019. Ab 2027 sollen strengere Standards gelten. CHP

DER GESUNDE MENSCHENVERSTAND Manchester Cheaty

Von Markus Feldenkirchen

Igitt, werden Sie vielleicht denken, wenn Sie gleich das Wort Manchester City lesen. Sie haben recht, dass es an dieser Stelle im Heft meist um Politik geht, zumindest um gesellschaftlich relevante Entwicklungen. Aber die Entwicklung des englischen Fußballvereins Manchester City ist hochpolitisch, und sie berührt das Gerechtigkeitsempfinden von Millionen Menschen. Nicht nur das eines heillos verlorenen Fußballromantikers mit Vorliebe für niedergehende Traditionsvereine wie ich, dessen Lieblingsclub sich während der viel zu langen Länderspielpause auf dem letzten Tabellenplatz befindet.

Politisch ist das Thema Manchester City allein deshalb, weil der Verein der Herrscherclique der Vereinigten Arabischen Emirate gehört, ein nettes Spielzeug der örtlichen Herrscherfamilie sozusagen, das dabei helfen soll, das Image ihrer Autokratie ein wenig reiner zu waschen. So ähnlich macht es der Knochensägen-Scheich Mohammed bin Salman aus Saudi-Arabien mit dem einstigen Traditionsclub Newcastle United. Oder die Herrscher von Katar mit Paris Saint-Germain. Wenn das so weitergeht, wird Kim Jong Un eines Tages den FC Arsenal sein Eigen nennen. Politisch verkommener kann der Spitzenfußball nicht sein.

Allein diese Form der Wettbewerbsverzerrung verletzt das Gerechtigkeitsempfinden aller, denen Fußball nicht ganz egal ist. Denn die vielen Millionen, die solche Vereine in Spieler investieren können, sind nicht selbst erwirtschaftet. Es ist das blutige Geld der Diktaturen.

Als Fan bleibt einem da nur noch trotziger Stolz. So habe ich mir geschworen: Sollte mein Herzensverein nur dann noch einmal Deutscher Meister werden können, wenn uns irgendein Diktator aufkauft, dann möchte ich nicht mehr Deutscher Meister werden.

Noch perverser und unge-rechter aber wird es, wenn der mit Blutgeld gedopte Verein systematisch betrügt und die Finanzregeln verletzt, sowohl die der Uefa als auch die der nationalen Premier League. Genau das hat Manchester City laut dem Urteil einer K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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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 muss ja nicht gleich zur Knochensäge greifen.

der Liga von 2009 bis 2018 getan, ehe der Club wegen einer SPIEGEL-Recherche aufflog. Um noch mehr Geld in den Verein pumpen zu können, als es die Regeln zulassen, wurden die Bilanzen im großen Stile verfälscht, sowohl bei den Einnahmen als auch bei den Ausgaben. Die Falschdarstellungen umfassten mehr als eine Milliarde Euro. An diesem Betrug war ein Unternehmen des heutigen Vizepräsidenten der Vereinigten Arabischen Emirate beteiligt.

Die schwere Schuld wurde von der Kommission der Premier League bereits festgestellt, der Verein will dagegen vorgehen. Was noch fehlt, ist das Strafmaß. Für meinen Geschmack sollte es so drastisch ausfallen, dass niemand mehr auf die Idee kommt, derart zu betrügen.

Man muss ja nicht gleich zur Knochensäge greifen, aber ein Zwangsabstieg in die Kreisliga und die Aberkennung aller ergaunerten Titel sollten es schon sein.

Und irgendwann wird Gladbach wieder Meister sein.

WAS HAT DAS MIT MIR ZU TUN?

Die Zahl der Kinderkrankentage soll reduziert werden

Ab 2027 sollen Eltern nicht mehr je 15 Tage lang Lohnersatz für die Pflege kranker Kinder beziehen, sondern nur noch zehn wie vor der Coronazeit. Das plant Bundesgesundheitsminister Carsten Linnemann (CDU). Aktuell ist es so: Wenn Eltern ein krankes Kind unter zwölf Jahren zu Hause betreuen müssen, können sie bei der Krankenkasse jeweils bis zu 15 Tage 90 Prozent des Nettoeinkommens erhalten. Alleinerziehende bis zu 30 Tage. Der Anspruch wird aber wohl selten ausgeschöpft. Ganz genau weiß das allerdings auch das Gesundheitsministerium nicht, es gibt keine gesonderten Daten dazu, wie viele Familien ihre Möglichkeiten ausschöpfen. Wie hoch die Einsparsumme durch die Kürzung ist? Ungewiss. Bereits jetzt sinken die Kosten der Kassen für die

Kinderkrankentage. Eine Auswertung der AOK ergab, dass 4,6 Prozent der anspruchs-berechtigten AOK-Versicherten sich 2025 mindestens einmal »Kind krank« meldeten. Der Höchststand lag 2022 während der Pandemie bei 5,1 Prozent. Pro Kinderkrankenfall sank zudem die Anzahl der Tage: von 2,8 auf nur noch 2,5 Tage. Die Betreuung kranker Kinder wird immer noch vor allem von Müttern übernommen, laut AOK zu 73 Prozent. Wenn Familien die Lohnersatzzahlung weiter ausschöpfen möchten, hat die geplante Kürzung der Krankentage womöglich noch einen anderen Effekt: Es werden sich mehr Väter um die kranken Kinder kümmern müssen. Damit tut der Gesundheitsminister dann, gewollt oder nicht, etwas für die Gleichstellung. MF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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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AUGENZEUGE

»Sein Hobby mit etwas Gutem verbinden«

Manuel Weber / DER SPIEGEL

Thore Nilsson, 32, ist Fotograf und taucht im Eckernförder Hafen nach Müll.

»Von April bis September treffen wir »Mülltaucher« uns am zweiten Montag des Monats, um den Eckernförder Hafen von Dingen zu befreien, die dort nicht hingehören. Ich tauche schon länger und bin 2022 eher zufällig dazugekommen, nachdem ich den Initiator der Aktion kennengelernt hatte. Mir gefällt der Gedanke, dieses kleine Fleckchen Meer etwas sauberer zu machen. Und: Was gibt es Schöneres, als sein Hobby mit etwas Gutem zu verbinden?

Wenn wir ins Wasser springen, haben alle eine große Tasche aus Lkw-Plane dabei, in die wir die kleineren Gegenstände packen. Bei den Aktionen werden wir Taucher von einer Gruppe Stand-up-Paddler unterstützt. Sie sichern uns über Wasser ab, um Kollisionen mit Booten zu vermeiden. Sie nehmen uns auch die Taschen ab oder helfen uns, größere Gegenstände wie E-Roller an Land zu bringen. Dort sortieren weitere Menschen die Abfälle. Man muss also nicht tauchen können, um bei uns mitzumachen. Außerdem kooperieren wir mit der Abfallwirtschaft Rendsburg-Eckernförde, die die Abfälle abtransportiert.

Ich würde mir wünschen, dass die Menschen mehr darauf achten, was sie tun. Mir war das früher schon bewusst, aber seitdem ich bei den >Mülltauchern< bin, bin ich noch aufmerksamer geworden: Wenn eine Plastiktüte über den Parkplatz weht, sammle ich sie ein.

Man macht sich keinen Begriff davon, wie viel Müll wir im Hafen finden. Nach Veranstaltungen sehen wir in Wurfweite vom Ufer eine Reihe von Flaschen und Gläsern, die Besucher offensichtlich ins Wasser geschmissen haben. Auch sonst finden wir bei fast jedem Einsatz Flaschen, aber auch Reifen oder Angelschnüre.

Wir haben auch schon ein Gebiss und einen Sack mit wohl gestohlenen Kfz-Kennzeichen herausgeholt. Immer wieder wirbeln Sturm und Strömung Gegenstände auf, die lange verborgen waren, etwa eine Tasse der Wehrmacht mit Hakenkreuzen oder eine Colaflasche von der WM 1986 in Mexiko. Einmal haben Taucher unserer Initiative den Zündkopf eines Weltkriegstorpedos gefunden. Da haben wir den Kampfmittelräumdienst dazugeholt – der Zündkopf hat sich als ungefährlich herausgestel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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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AUF, LANDAB

Schülerschwund Der demografische Wandel erreicht die Klassenzimmer schneller als erwartet. Laut Prognose der Bildungsminister steigt die Zahl der Schülerinnen und Schüler nur noch bis 2029 – der Umbruch kommt demnach drei Jahre früher. Das liegt primär an sinkenden Geburtenzahlen. Die Entwicklung ist regional sehr unterschiedlich. In westdeutschen Flächenländern werden 2040 wohl 3,6 Prozent weniger Schüler unterrichtet als 2025, im Osten rund 21 Prozent. Thüringen ist besonders betroffen. In den Stadtstaaten dürfte die Zahl um 5,3 Prozent sinken. Die Berechnungen beruhen etwa auf Annahmen zu Geburten, Migration und Bildungsverhalten. SUN

Prognose der Schülerzahl 2040 im Vergleich zum Schuljahr 2025/26\*, Veränderung in %

\* an allgemeinbildenden Schulen und Berufsschulen; Zahlen für 2025/26 geschätzt für Baden-Württemberg, Mecklenburg-Vorpommern, Nordrhein-Westfalen, Saarland, Sachsen-Anhalt und Schleswig-Holstein

S• Quelle: Kultusministerkonferenz; Stand: Sept.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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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rücklehnen und gerne blei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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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UTSCHLAND

Linken-Spitzenkandidatin

Era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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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terwandert

Hauptstadt In der Berliner Linken gibt es ein Problem mit Antisemitismus und eine irritierende Nähe zum Clanmilieu. Wahlsiegerin und Fraktionschefin Elif Eralp kämpft mit den eigenen Leu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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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 sie den Weg frei gemacht haben für erste Gespräche mit Grünen und SPD nach der Wahl, schmettern Berliner Linke am vergangenen Freitagabend zum Abschluss ihres Parteitags die Internationale: »Auf zum letzten Gefecht!« Ganz vorn, in Reihe eins, stehen Arm in Arm Spitzenkandidatin Elif Eralp und Parteichefin Kerstin Wolter, voll im Fokus der Kameraleute. Es ist eine innige Pose.

Auf der anderen Seite des Gangs steht, sehr aufrecht, Martha Kleedörfer. Die 27-jährige Neu-Abgeordnete und Vize-Parteichefin trägt ein kleines Halstuch, dessen Muster an eine Kufiya erinnert, also an den Schal, der als Zeichen der Solidarität mit Palästina getragen wird. Kleedörfer reckt den linken Arm nach oben, ballt die Faust. Ein Fotograf nimmt sie in den Fokus, kämpferische Pose, klick. Es ist auch ihr Sieg. Und der ihres Lagers.

Am Wahlsonntag vor knapp zwei Wochen ist die Linke in Berlin mit 25,7 Prozent erstmals stärkste Kraft geworden, hat besonders bei jungen Frauen und in migrantisch geprägten Quartieren gewonnen, Zehntausende Nichtwähler mobilisiert, bei Geringverdienern genauso gepunktet wie in bürgerlichen Milieus der Stadt. Es ist ein historischer Erfolg der Spitzenkandidatin Eralp, Tochter politischer Flüchtlinge aus der Türkei. Die 45-Jährige hat im Wahlkampf vieles richtig gemacht, aber eines ist ihr misslungen: Sie hat ihre Partei nicht in den Griff bekommen. Das könnte sie jetzt den Einzug ins Rote Rathaus kosten, die Berliner Regierungszentrale.

Am Abend des Triumphs sagte Eralp, »die Liebe und die Gerechtigkeit« hätten gegen den Hass gewonnen. Doch seither dominiert der radikale Palästinaflügel der Partei die Schlagzeilen, es geht um Israelfeindlichkeit und Antisemitismus, auch um Kontakte zu berüchtigten Clans. Berlins Linke hat sich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verändert, viele Tausend neue Mitglieder sind hinzugekommen, mit teils radikalen Ansichten. Wie tief geht das Problem?

Der israelische Historiker Moshe Zimmermann, ein Kritiker der Regierung Benjamin Netanyahu, lobt jene Linken, »die viel getan haben und auch heute tun für den Kampf gegen Antisemitismus, wie etwa Petra Pau und Bodo Ramelow«. Aber diese Generation trete langsam ab: »Das macht die Linke nicht als Ganzes zur antisemitischen Partei«, sagt Zimmermann. »Aber antisemitische Tendenzen und Untertöne kommen im Zusammenhang mit dem Thema Israel in der Partei immer mehr zum Vorschein.«

Am vergangenen Donnerstag biegt Ferat Koçak um kurz vor sieben Uhr abends mit einem Smart in die Neuköllner Wipperstraße ein. Es ist Tag vier nach dem Wahlsieg. Der Linken-Bundestagsabgeordnete parkt und geht auf die Geschäftsstelle des Bezirksverbands seiner Partei zu. Eine Vorstandssitzung steht im Kalender, Koçak gehört dem Gremium nicht an, aber es gibt womöglich viel zu besprechen. Draußen, vor der Tür, will er sich nicht äußern. Der Mann ist politisch auf Tauchstation, sein Mandat will er offenbar behalten, aber den Sitz im wichtigen Innenausschuss des Bundestags aufgeben, wie er auf X ankündigte.

Koçak ist Eralps größtes Problem, er steht im Zentrum des Sturms. Der Fall Koçak ist so besonders, weil hier die beiden Stränge zusammenlaufen: das Antisemitismusproblem und die Clankontakte.

Die Spuren in der Linken-Szene führen dabei immer wieder zu einem Mann namens Ibrahim Ibrahim. Auf der Wahlparty der Neuköllner Linken hat sich Koçak neben ihm fotografieren lassen. Ibrahim ist Vertreter des Vereinigten Palästinensischen Nationalkomitees (VPNK), einer Dachorganisation der Volksfront zur Befreiung Palästinas (PFLP) und der Hamas. Terroristen von der PFLP sind hierzulande bekannt, seitdem sie 1977 die Lufthansa-Maschine »Lands-hut« entführten.

Den Chefplaner des Überfalls der Hamas auf Israel feierte Ibrahim als »Märtyrerhelden«, vom Berliner Verfassungsschutz wird das VPNK als extremistisch eingestuft. Den

Linkenpolitiker Koçak: Heikler Chat

Palästinaflügel der Linken scheint das nicht zu stören.

Der zweite Strang sind die Clans. Schon am Wahlabend tauchte Familienoberhaupt Issa Rammo auf der Neuköllner Linken-Party auf und wurde schließlich wieder weggeschickt. Man habe »null Komma null mit Organisierter Kriminalität zu tun«, sagt die Bezirksvorsitzende Jorinde Schulz. Laut »Tagesspiegel« waren zudem zwei Vertreter der Barbakhs auf der Feier. Das ist ein Clan, dessen Mitglieder immer wieder mit volksverhetzenden Parolen auf Pro-Palästina-Demonstrationen aufgefallen sind. Und noch am Wahlabend veröffentlichte Firas Rammo, Sohn des Clanoberhaupts und einst wegen schweren Diebstahls zu einer mehrjährigen Haftstrafe verurteilt, einen alten Chataustausch mit Koçak. Offenbar hat den Rammos der Partyrauswurf nicht gepasst – und sie wollten Koçak an die Bekanntschaft erinnern.

Der versuchte, sich zu distanzieren. Er schreibe mit »Hunderten Menschen aus Neukölln«. Firas Rammo habe ihn ursprünglich via Instagram kontaktiert und Hilfe bei einer Spendenaktion angeboten, sagte Koçak der »Zeit«. Erst beim Besuch im Rammo-Büro habe er realisiert, mit wem er sich eingelassen habe. Denn dort sei Clanchef Issa gewesen.

Auch das Foto mit Ibrahim erklärt Koçak als zufällige Begegnung. Dabei sprachen Koçak und der Terrorsympathisant schon im Juni 2025 nacheinander auf einer propalästinensischen Demonstration. Damals erklärte Koçak nach Kritik ebenfalls, er kenne Ibrahim nicht.

Montagabend, Treffen der »Basisorganisation Feld«, einer Gruppe der Neuköllner Linken, Tag acht nach dem Wahlsieg. Thema sind unter anderem die Antisemitismusvorwürfe, oder wie man hier sagt: »die Hetzkampagne«. Vorm Parteibüro in der Schierker Straße steht Carla Aßmann, die Vorsitzende der Linken in der Versammlung der Neuköllner Bezirksverordneten. Sie könne sich nicht daran erinnern, dass ihr in der Partei schon einmal Antisemitismus begegnet sei, sagt sie.

Und was ist etwa mit dem Rapper Dahabflex, der während des Neuköllner Linken-Wahlkampfs israelischen Soldaten in einem Song den Tod gewünscht hatte? Das war der Auftritt, nach dem sich die Spitzenkandidatin Eralp »entsetzt« zeigte. Aßmann aber sagt: »Hätte er wirklich etwas Antisemitisches gerappt, dann hätte man natürlich den Ton abdrehen müssen.« Hätte?

Friedrich Bungert / SZ Photo / picture alliance

Jens Jeske

Neu-Abgeordnete Kleedörfer: Es ist auch ihr Sieg – und der ihres Lagers

Neukölln ist das Epizentrum des Anti-semitismusproblems der Linken. Hier bestimmt durch Lautstärke und Radikalität eine Strömung das Bild, die in der Gesamtpartei eine Minderheit darstellt. Ihr Sound ist israelkritisch, oft israelfeindlich – und manchmal antisemitisch.

Lange Zeit spielte der Bezirksverband Neukölln, im alten West-Berlin gelegen, kaum eine Rolle, den Ton gaben die Genossen im Osten an. Dann beschlossen Aktivisten einer trotzkistischen Gruppierung namens »Linksruck«, den damals mitgliederschwachen Verband zu »übernehmen«, wie es in der Linken heißt. Aus »Linksruck« wurde »Marx21«, der Vorsitzende Daniel Kipka-Anton ist als Mitarbeiter eines Abgeordneten beschäftigt: Ferat Koçak.

2014 hatten die Neuköllner gerade mal 350 Mitglieder, heute sind es rund 2600. Die Neuen veränderten den Kurs – und die Partei vor Ort war fortan nicht mehr nur links, sondern in weiten Teilen linksradikal. Die Entwicklung in Nahost befeuerte die Entwicklung. In der Neuköllner Linken wurden die Israel-Gegner zum Mainstream, das strahlt auf andere Bezirke aus.

Einige von ihnen brachten es in der Partei nach oben, wie Vanessa Emde. Seit rund vier Jahren mischt sie bei der Linken mit, bei der Wahl holte sie als Neuköllner Direktkandidatin 46,2 Prozent der Erststimmen. Bei einer Veranstaltung Mitte Mai sagte Emde: »Es gibt kein Existenzrecht für Staaten.«

Martha Kleedörfer, die Frau mit der ge-

ballten Faust auf dem Parteitag, hat es im multikulturellen Wedding als Direktkandidatin ins Abgeordnetenhaus geschafft. Auf einem Parteitag 2024 gelang es ihr mit anderen Genossen, einen Antrag zur Verurteilung von Antisemitismus so zu entkernen, dass altgediente Linke, etwa der frühere Berliner Kultursenator Klaus Lederer, die Partei entnervt verließen.

Die Botschaften von Emde, Kleedörfer und ihren Mitstreitern zu Israel und zum Nahostkonflikt werden auch über die Landesarbeitsgemeinschaft Palästinasolidarität verbreitet, genannt LAG Palisoli. Kleedörfer geht davon aus, dass der im Jahr 2025 gegründeten Linken-Fachgruppe rund 200 Personen angehören.

Die Parteiführung verweist stets auf ihre »Beschlusslage«, auf ihre Festlegung »gegen jeden Antisemitismus«. Aber das einzig bekannte Parteiausschlussverfahren in Berlin läuft derzeit gegen die Palisoli-Aktivistin Hannah Bruns. Im vergangenen Jahr war bereits der Anti-Israel-Aktivist Ramsis Kilani ausgeschlossen worden. Bruns hat den Staat Israel als »ethno-nationalistisches Projekt« bezeichnet: »Solche Staaten müssen Linke bekämpfen.« Was sie darunter versteht, machte sie vor rund einem Jahr deutlich: »Die Befreiung von Palästina endet dann, wenn Tel Aviv wieder in der Hand von Palästina liegt.« Auch für einfach gestricktere Israel-Hasser hat Bruns Botschaften parat: »Fuck you Israel, Viva Palestine!«

Mit Ibrahim Ibrahim, dem Mann, der auf der Wahlparty neben Ferat Koçak posierte, verstehen sich Mitglieder der LAG Palisoli offenbar bestens. Hannah Bruns etwa war mit Ibrahim immer wieder auf antiisraelischen Demos zu sehen. Im Wahlkampf sicherte Ibrahim auch Ahmed Abed, dem Linken-Kandidaten für den Posten des Neuköllner Bezirksbürgermeisters, seine Unterstützung zu. In den sozialen Medien lobte er Abed auf Arabisch wegen der »unerschütterlichen Haltung zu den Werten der Gerechtigkeit«.

Bei einer Kampagne gegen deutsche Waffenlieferungen nach Israel prangten die Logos der Bezirksverbände Neukölln und Wedding sowie das Logo der LAG Palisoli neben dem von Ibrahims VPNK. Ibrahim gratulierte auf Social Media zum Wahlsieg: »Ich bin stolz darauf, dass wir bereits im vergangenen Jahr eine klare Entscheidung getroffen haben, die Linke zu unterstützen.« Die LAG Palisoli revanchierte sich nach dem Wahlparty-Eklat mit einem Video auf Instagram, in dem die Sprecherin »unserem Genossen Ibrahim Ibrahim« die volle Solidarität erklärt.

Grüne und SPD, Eralps potenzielle Koalitionspartner, bringt all das in eine Zwickmühle. Sollen sie der Linken absagen und mit der CDU koalieren? Rechnerisch möglich wäre das, aber welche Zukunft hätte ein Bündnis der Wahlverlierer?

Die Grünen-Bundesvorsitzende Franziska Brantner warnt ihre Berliner Parteifreunde, sie könne es sich »schwer vorstellen, dass die Linkspartei das Innen- oder Justizressort führt«. Zumindest solange es dort Menschen mit Verbindungen zur Organisierten Kriminalität oder zu extremistischen Kräften wie der PFLP gebe.

Der innenpolitische Sprecher der SPD im Bundestag, Sebastian Fiedler, sagt: »Wenn ich Krimineller wäre, würde ich bei einer Regierungsübernahme der Berliner Linken die Champagnerkorken knallen lassen.«

Es gibt in diesen Tagen natürlich auch viele Stimmen außerhalb der Linken, die für ein Linksbündnis werben. Die, wie der Historiker Zimmermann, darauf hinweisen, dass die Linke als Ganzes eben keine antisemitische Partei ist. Doch für SPD und Grüne geht es um etwas anderes: Sie brauchen Garantien dafür, dass eine laute Minderheit keinen Einfluss auf eine mögliche Regierung hat.

Bevor man verhandle, müsse es zunächst »eine verbindliche Vereinbarung geben, die nicht nur Antisemitismus verurteilt und das Existenzrecht Israels bejaht, sondern für antisemitische Vorfälle auch klare Konsequenzen vorsieht«, so der Berliner SPD-Chef Steffen Krach.

Als mögliche Option gilt den Rot-Grünen eine Präambel im Koalitionsvertrag. Und, als härtere Maßnahme, der Ausschluss von Linken-Fraktionsmitgliedern. Es ist eine ziemlich unerfahrene Truppe, nur 9 der 47 Linkenabgeordneten waren in der letz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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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EGEL TV Programm

Legislaturperiode dabei. Die neue Fraktion plant, sich die Ablehnung des Antisemitismus kommende Woche in die Satzung zu schreiben.

Dienstagmittag, Tag neun nach dem Wahl-sieg, ein Telefonat mit Elif Eralp. Welche Sicherheiten kann sie Grünen und SPD an-bieten? »Mir geht es erst mal nicht darum, den anderen etwas zu versichern«, sagt sie, »sondern dass wir unsere eigenen Hausauf-gaben machen.« Eralp wirkt aufgebracht. Sie habe kaum Zeit gehabt, ihren Wahlsieg zu feiern: »Sonntag durfte ich mich freuen, und am Montag musste ich dann lesen, was Sonn-tag alles noch so passiert ist.« Sie meint Neukölln, sie meint die Wahlparty, sie meint Koçak. Die eigenen Leute. Über Ibrahim sagt Eralp: »Ich habe mit so jemandem nichts zu tun.«

Eralp kommt dieser Tage gar nicht mehr hinter den Meldungen her. Die LAG Palisoli hat wieder was gepostet; der Bundesinnenminister findet, dass Eralp eine Anti-semitin ist; die »FAZ« schreibt, dass Eralp früher mal bei der Roten Hilfe war, einem vom Verfassungsschutz beobachteten Rechtshilfeverein.

Niemand dürfe sie eine Antisemitin nennen, sagt Eralp. »Ich habe weder jemals in meinem Leben etwas Antisemitisches gesagt noch getan.« Eine »zerstörerische Dimension« hätten die Angriffe gegen die Linken derzeit. Aber all das könne »nicht zuschütten, dass in meiner Partei auch Fehler gemacht wurden«. Sie muss jetzt weiter, der nächste Termin. Später wird sie einen Auftritt in der Talkshow von Sandra Maischberger absagen.

Sie könnte sich noch eindeutiger distanzieren, doch immerhin scheint Eralp ein Problembewusstsein zu haben. Derweil stricken andere an der Opfererzählung.

Die Bundesvorsitzenden Ines Schwerdtner und Luigi Pantsano posten ein Reel auf Instagram: Seit dem Wahlsonntag vergehe keine »Stunde ohne neue Schlagzeilen und Angriffe gegen uns«. Und: »Die politischen Eliten und die Immobilienlobby« würden alle angreifen, »die uns gewählt haben«.

Von einer »Hetz- und Schmierenkampagne« berichtet Fraktionschefin Heidi Reichinnek.

Das radikale Palästinalager spricht von einer gezielten »rassistischen Kampagne« gegen Koçak.

Die Aufregung sei ein »letzter kläglicher Versuch, die aktuellen Eigentumsverhältnisse zu verteidigen«, schreibt die Linksjugend mit Blick auf die Enteignungspläne der Partei.

Austeilen statt aufklären. Das ist die Verteidigungsstrategie von Populisten.

Sebastian Fischer, Sophie Garbe, Florian Kistler, Ulrich Kraetzer, Anna Reimann, Marc Röhlig, Anna-Lena Schou, Hannes Schrader, Severin Weiland 5

Hindus bei rituellem Bad im Ganges in Ind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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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KUMENTATION

SAMSTAG, 3.10., 21.40 – 0.25 UHR, ARTE

Woran wir glauben

Warum glauben wir – an Gott, Geister, Gurus oder das Gute? Die dreiteilige Arte-Reihe geht den ältesten Fragen der Menschheit nach und zeigt Begegnungen mit Gläubigen, Zweifelnden und Suchenden. Ist Glaube ein uraltes Überlebensprogramm, Trost in der Krise – oder die nötige Kraft, die uns Gutes tun läs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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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ge 1: Die Natur des Menschen

Die Reise beginnt in der südafrika-nischen Kalahari-Wüste, führt bis an die Front in der Ukraine und erzählt von uralten Ritualen, zeigt Forschende, die erklären, warum der Mensch überall Bedeutung erkennt: im Rascheln eines Buschs, in Wolken, Gesichtern, Zufällen und auch in Krisen. Warum suchen Menschen nach Zeichen, Trost und Ordnung – in der Natur, bei den Ahnen, in Gott oder im Zweifel. Ist Glaube ein Überlebensinstinkt, eine Sehnsucht nach Sinn oder das menschlichste aller Bedürfnisse?

Theyyam-Feuertanz im indischen Ker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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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ge 2: Götter, Geister und Gurus

Während die Kirchen Mitglieder verlieren, suchen Millionen Menschen neue Formen von Spiritualität: in indischen Ashrams, bei Neo-Druiden, in japanischer Popkultur oder bei Gurus. Die zweite Folge zeigt eine Welt, in der große Religionen Einfluss verlieren, aber der Hunger nach Sinn bleibt – und fragt, wann das Bedürfnis nach Halt zur Gefahr werden kann? Zwischen Sehnsucht und Kommerz, innerer Erfahrung und Abhängigkeit: Wo beginnt Spiritualität – und wo kippt sie in Kult, Ausbeutung oder Selbstverl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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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ge 3: Eine bessere Welt

Kann Glaube die Welt besser machen? Eine Reise von einem Kloster in der Bretagne zu Seenotretterinnen im Mittelmeer, von Gospelkirchen in New Orleans zu den Wixárika in Mexiko. Diese Folge zeigt Menschen, die an Gott oder Gerechtigkeit, an die Natur oder die Gemeinschaft glauben – und daraus handeln. Zwischen Trost und Zweifel stellt sich die Frage: Brauchen wir Glauben, um nicht aufzugeben? Religion kann trösten, verbinden und mobilisieren – aber auch instrumentalisiert werden. Am Ende steht eine große, sehr gegenwärtige Frage: Reicht Vernunft allein, um die Welt zu re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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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erpräsidentin Schwesig

Die Zeitenwende-We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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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ßenpolitik Immer mehr Menschen lehnen Waffenlieferungen an die Ukraine ab, vor allem im Osten Deutschlands. Der Druck auf die Regierung steigt.

Wenn Amerikaner an Deutschland denken, sind Alpen und Autobahnen nicht weit. Auch im texanischen Fort Worth flackern in der vorvergangenen Woche Bergpanoramen und Blechlawinen über Videowände. Zur symbolischen Übergabe des ersten F-35-Kampflugzeugs an die Bundeswehr brennt dessen Hersteller Lockheed Martin ein kleines PR-Feuerwerk ab. Während die Jets im Filmchen über Berlin kreisen, verkündet eine Stimme mit viel Pathos, die F-35 werde auch die Freiheit Deutschlands sichern.

Rund zehn Milliarden Euro lässt sich die Bundeswehr das Paket aus 35 Flugzeugen sowie Waffen, Zubehör und Wartung kosten. Die Übergabe-Show mit dem Hauch Hollywood gibt es gratis dazu. Der nach Texas gereiste Verteidigungsminister Boris Pistorius (SPD) zeigt sich beeindruckt. Atemlos bedankt er sich nach der Vorführung für den »Gänsehautmoment«.

Nahezu zeitgleich beginnt im gut 8000 Kilometer entfernten Rostock-Warnemünde die Abschlusskundgebung der SPD vor der Landtagswahl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Manuela Schwesig steht vor einem Leuchtturm und zählt ihre Erfolge auf: gebührenfreie Kitas, Schulsanierungen, Rettung der Werften. Sogar um Gema-Gebühren für Vereine hat sie sich gekümmert. Nur über die Zeitenwende und das größte Aufrüstungsprogramm in der bundesdeutschen Geschichte verliert Schwesig kein Wort.

Dabei könnte die Ministerpräsidentin über weitere Erfolge berichten, gerade für Mecklenburg-Vorpommern. Über die Rettung der Warnowwerft, das Marinehauptquartier für den Ostseeraum, die geplanten Milliardeninvestitionen in Kasernen und Stützpunkte. Aber Schwesig sagt zu alldem – nichts. Sie weiß: Es käme nicht gut an.

Früh hatten ihre Kampagnenmacher registriert, wie die Antikriegsrhetorik von AfD und BSW bei den Wählerinnen und Wählern verfängt. Mit seiner Aussage, die Menschen hätten Angst, in einen Krieg zu schlittern, traf AfD-Spitzenkandidat Leif-Erik Holm bei all jenen einen Nerv, die sich eine Wiederannäherung an Russland wünschen. Und ein Ende der Waffenlieferungen an die Ukraine. »Dafür haben AfD und BSW viele Stimmen bekommen – auch von ehemaligen SPD-Wählern«, räumt Schwesig am Abend des Urnengangs ein. In einer Nachwahlbefragung von Infratest dimap gab fast die Hälfte der Wählerinnen und Wähler an, sich an Schwesigs klarer Positionierung für die Ukraine zu stören.

Im ARD-Deutschlandtrend Anfang September äußerte gut jeder zweite Befragte im Osten die Meinung, dass die deutsche Ukrainehilfe zu weit gehe. Die Landtagswahlen lassen sich als Misstrauensvotum gegen die Russlandpolitik lesen. In Sachsen-Anhalt haben die ukrainekritischen Parteien AfD und BSW fast die Hälfte aller Stimmen gewonnen,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deutlich über 40 Prozent.

In Berlin und Westdeutschland ist der Rückhalt für die Ukraine zwar höher, aber auch hier sind die Kritiker auf dem Vormarsch. Bundesweit sagen gut vier von zehn Befragten, dass ihnen die Unterstützung zu weit gehe. So hoch war dieser Wert noch nie, seit Putins Truppen im Februar 2022 das Nachbarland überfallen haben.

Der Befund ist eindeutig: Im fünften Jahr des Kriegs ist die Unterstützung für die Ukraine zwar noch da. Aber sie bröckelt.

Dabei wird das Leid der Zivilbevölkerung von Woche zu Woche größer. In der Hauptstadt Kyjiw vergeht kaum ein Tag ohne Drohnenangriffe. Und der Winter mit den gefürchteten Attacken Russlands auf die Energieinfrastruktur kommt erst noch.

Wie ernst die Lage ist, lässt sich am Terminkalender des neuen ukrainischen Verteidigungsministers ablesen. Anfang der Woche wollte Jewhenij Chmara seinen deutschen Amtskollegen in Berlin besuchen. Nur Stunden vor dem Besuch aber sagte Chmara die Reise ab. Für einen Fototermin im Ausland sei die Lage zu angespannt, ließ man die Verbündeten in Berlin wissen.

Für die Bundesregierung ist die Entwicklung heikel. Sowohl Kanzler Friedrich Merz (CDU) als auch sein Vize Lars Klingbeil (SPD) stehen fest an der Seite der Ukraine. Beide haben intern und extern immer wieder klargestellt, dass sie an ihrer Solidarität mit dem angegriffenen Land nicht rütteln. Auch Regierungskritikerin Schwesig sieht das so. Die Frau, die lange für eine russlandfreundliche Politik stand, beteuert, sie werde nicht »wegen Verlusten in der Wählerschaft wackeln«.

Gleichzeitig spüren sie in Union und SPD, dass es immer schwieriger wird, das deutsche Engagement zu rechtfertigen. Rund 72,2 Milliarden Euro hat die Solidarität seit Kriegsbeginn gekostet. Die Zahl steht in einer als »Verschlusssache – nur für den Dienstgebrauch« klassifizierten Übersicht des Finanzministeriums, die dem SPIEGEL vorliegt. Dahinter verbergen sich nicht nur Waffen. Die Ausgaben für Rüstungsgüter (rund 28,8 Milliarden Euro) und die Versorgung ukrainischer Kriegsflüchtlinge in Deutschland (rund

32,4 Milliarden) sind annähernd gleich groß. Der dritte wichtige Posten sind 8,8 Milliarden Euro für humanitäre Hilfe.

Lange hat sich Deutschland seiner Hilfe gerühmt, doch durch die Sparpläne der Regierung bei Gesundheit, Pflege, Rente, Wohn- und Elterngeld kippt die Stimmung. Vorwürfe wie »Für Waffen und die Ukraine gebt ihr Milliarden aus, aber bei uns wird gespart«, höre man an Infoständen häufig, berichtet ein Wahlkämpfer.

Das BSW hat aus diesem Gefühl eine Kampagne gemacht. Vor der Landtagswahl in Sachsen-Anhalt plakatierte die Wagenknecht-Partei den ukrainischen Präsidenten Wolodymyr Selenskyj mit offener Hand und jeder Menge Euronoten. »Schluss mit der Abzocke«, stand darüber. Entgegen der allgemeinen Erwartung schaffte das BSW den Sprung in den Magdeburger Landtag. Womöglich auch deshalb.

Dem Populismus etwas entgegenzusetzen, fällt den Vertretern der etablierten Parteien schwer. Zwar erklären sie immer wieder, dass Aufrüstung und Militärhilfe über Sonderkredite finanziert würden und nicht aus dem regulären Haushalt. Deshalb gebe es die häufig behauptete Konkurrenz zwischen Rüstung und Rente in Wahrheit gar nicht. Aber sie dringen damit nicht durch. Gegen Gefühle wie Neid, Wut und Ohnmacht sind die nüchternen Argumente der Haushälter wirkungslos.

Die Frage, wie sich die Skeptiker von der Ukrainehilfe überzeugen lassen, wird immer lauter gestellt. Bei der Vorstandssitzung der CDU am Montag vor einer Woche ist es Serap Güler, die das heikle Thema anspricht. Die Staatsministerin im Auswärtigen Amt gehörte von Beginn an zu den entschlossensten Unterstützerinnen der Ukraine. Schon kurz nach der russischen Vollinvasion im Februar 2022 fordert Güler die damalige Bundesregierung auf, den Abwehrkampf mit schweren Waffen zu unterstützen.

Sie zweifele nicht eine Sekunde an der Sinnhaftigkeit der deutschen Unterstützung, wird Güler aus der Sitzung zitiert. Sie fürchte aber, dass immer mehr Bürger zweifelten. Auch der gescheiterte russische Drohnenangriff auf eine ukrainische Frachtmaschine am Flughafen Leipzig habe daran nichts geändert. »Wir müssen den Menschen besser erklären, warum wir das alles machen, ohne von der Unterstützung abzuweichen«, appellierte Güler laut Teilnehmern an ihre Parteifreunde.

Auch Thomas Röwekamp, der Vorsitzen-de des Verteidigungsausschusses im Bun-destag, sieht das so. »Wir unterstützen die Ukraine aus unserem ureigenen Interesse heraus, unsere Demokratie und unsere Frei-heit zu bewahren«, sagt der CDU-Politiker dem SPIEGEL. »Wir lernen sehr viel von der Ukraine über die Methoden der russischen

Kritiker der Ukrainepolitik sind in Union und SPD die Ausnahme. Aber es gibt sie, etwa den sächsischen Ministerpräsidenten Michael Kretschmer.

Kriegsführung. Das ist entscheidend für uns, um wieder verteidigungsfähig zu werden und die Bundeswehr so zu ertüchtigen, dass wir einen großen Krieg in Europa durch eine wirksame Abschreckung Russlands vermeiden können.«

Das Geld für die Ukraine sei kein einseitiger Zuschuss, sondern eine Investition in eine Beziehung, von der Deutschland stark profitiere, etwa durch Informationen und neue Waffensysteme, sagt der CDU-Mann. »Wir investieren mit der Unterstützung also heute schon in die künftige Sicherheit Deutschlands und Europas.«

Kritiker der Ukrainepolitik sind in Union und SPD die Ausnahme. Aber es gibt sie, etwa den sächsischen Ministerpräsidenten Michael Kretschmer. Als die EU Sanktionen gegen Gaslieferungen aus Russland verhängte, verlangte der CDU-Vize, man müsse Sanktionen so gestalten, dass »sie den Gegner stärker treffen als einen selbst«. Kretschmer will von Russland wieder Öl und Gas kaufen – »ohne die Solidarität mit der Ukraine infrage zu stellen«. Dass beides zusammen aus Sicht der ukrainischen Regierung und des Kanzleramts nicht möglich ist,

Außenminister Lawrow (I.), Wadephul (2. v. r.)\*:

20 Minuten lang Vorwürfe

weil die Einnahmen aus Öl- und Gasexporten den Krieg maßgeblich finanzieren, ignoriert der Mann aus Sachsen.

Kretschmer forderte auch mehr Diplomatie. Mit Waffenlieferungen könne der Krieg nicht beendet werden, sagte er dem SPIEGEL schon vor mehr als einem Jahr. Das hätten »Menschen aus den neuen Bundesländern, die eigene Erfahrungen mit den Russen sammeln konnten, schon lange gesagt. Ich eingeschlossen.«

Auch in der SPD gibt es diese Rufe. Vergangenen Mittwoch stellten Ralf Stegner und Rolf Mützenich ein Buch vor. »Gemeinsame Sicherheit heute! Manifest für den Frieden« lautet der Titel. Es ist der Versuch der Altvorderen, an die Tradition der SPD als Friedenspartei anzuknüpfen. Die Militärausgaben seien »auf Rekordhöhe« angekommen, die Rüstungskontrolle »bei null«, beklagte Stegner bei der Veranstaltung. Wäre die SPD mehr als Friedenspartei aufgetreten, hätte man dem BSW in Sachsen-Anhalt entscheidende Stimmen abnehmen können, glaubt der SPD-Linke.

Noch sind es Einzelmeinungen der üblichen Verdächtigen. Aber der Druck auf die Regierung steigt. Womöglich hat sich Außenminister Johann Wadephul auch deshalb vergangenen Samstag überraschend mit seinem russischen Kollegen Sergej Lawrow getroffen. Außer gegenseitigen Vorwürfen kam bei dem 20-minütigen Gespräch am Rande der Uno-Generaldebatte in New York zwar nichts Greifbares heraus, aber gegen den Vorwurf fehlender Diplomatie kann aus Sicht der Bundesregierung auch das helfen.

Man müsse mehr mit Russland reden, allein um den USA das Feld nicht zu überlassen, sagt ein Minister. Dass dabei zählbare Erfolge erzielt würden, glaube er aber nicht.

Auch der Bundeskanzler macht sich keine Illusionen. Am Rande eines Staatsbesuchs des kasachischen Präsidenten Kassym-Schomart Tokajew am Dienstag betont Merz zwar, dass man »sehr ernsthaft« an Verhandlungen arbeite. Als sein Besucher aber den russischen Präsidenten als »herausragende politische Persönlichkeit« lobt, frieren dem Kanzler die Gesichtszüge kurzfristig ein.

Das Treffen zwischen Lawrow und Wadephul habe gezeigt, »dass Russland offensichtlich überhaupt nicht an ernsthaften Gesprächen zum jetzigen Zeitpunkt interessiert ist«, sagt Merz wenig später. Deutschland sei »in der Lage und auch bereit, die Ukraine noch über eine lange Zeit zu unterstützen«.

Merz lässt keinen Zweifel daran, dass er seiner Haltung auch bei wachsendem Widerstand treu bleiben will. Es werde »einen Preis haben, wenn Russland diesen Krieg fortsetzt«, droht er. »Russland wird diesen Krieg nicht gewinnen.«

FlashPic / ddp

Kommissar 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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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ndeswehr Um Extremisten fernzuhalten, durchleuchtet der Militärgeheimdienst MAD die Internetkonten aller Bewerber. Die Software wird fündig.

Dass er ein Fall für den Truppengeheimdienst MAD war, wird der Bewerber nie erfahren. Irgendwann in den nächsten Wochen wird der junge Mann, blasses Gesicht, straffer Seitenscheitel, Tunnelohrringe, eine knappe Absage bekommen, dass die Truppe ihn nicht gebrauchen kann. Dass er zuvor vom MAD intensiv durchleuchtet wurde, dass die Behörde seine Akte dort mit einer roten Ampel versah, weil der MAD deutliche Zweifel an seiner Verfassungstreue hatte – von alledem wird in dem Brief nichts erwähnt. Für den MAD gilt der junge Kandidat als handfester Problemfall. Und zugleich als Erfolg. Weil das System offenbar funktioniert.

In einer Zeit, da die Bundeswehr so intensiv wie nie zuvor nach Männern und Frauen sucht, um in den kommenden Jahren von heute 186.000 auf 265.000 aktive Soldaten zu wachsen, kommt auf den MAD viel Arbeit zu: Unter den Tausenden Bewerbern pro Jahr soll die Behörde möglichst alle schwarzen Schafe aussortieren. Der junge Mann ist einer dieser Kandidaten, wegen seiner mutmaßlich rechtsextremen Haltung darf er nicht zur Bundeswehr.

Die Gesinnung des jungen Kandidaten recherchierte jedoch kein Agent des MAD. Stattdessen fand ein KI-System die digitalen Spuren. Zunächst waren es die vielen Fotos in Kampfsportmontur auf Instagram, die der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auffielen. Auch dass der Mann zwar viele Bilder von sich postete, sein Gesicht aber stets verpixelte, wirkte verdächtig. Kurz darauf kam heraus, dass er der Bruderschaft »Schwarzes Heer« folgt. Deren Logo, zwei Dolche neben Totenköpfen, ist eindeutig.

Die neue Software, eine Art Kommissar KI auf der Suche nach Extremisten unter den Bewerbern, ist ein Novum im Besteckkasten des MAD. Seit Anfang Juli hat der Dienst die KI-Software im Einsatz, die automatisiert das Internet nach Hinweisen darauf durchsucht, ob die Bewerber und Bewerberinnen verfassungstreu sind. Seitdem hat der MAD mehrere Zehntausend Bewerber mit der KI-Anwendung durchleuchten lassen. Einige Hundert sortierte das System wegen eindeutiger Erkenntnisse umgehend aus. Im Behördendeutsch des MAD, der gut abgeschirmt in der Konrad-Adenauer-Kaserne in Köln sitzt, klingt die kleine Revolution nicht besonders modern. »Unterstützte Verfassungstreueprüfung« haben die Experten von MAD-Präsidentin Martina Rosenberg ihre Neuentwicklung getauft. Derzeit wird intern nach einem etwas knackigeren Spitznamen für das Prestigeprojekt gesucht, das man mithilfe eines deutschen KI-Unternehmens in nur zwölf Monaten realisiert hat, für die Bundeswehr rekordverdächtig schnell.

Dass der MAD seine Hintergrundchecks ausführen lässt, hat einen pragmatischen Grund. Nach der Einführung des neuen Wehrdienstes, von dem sich Verteidigungsminister Boris Pistorius, SPD, Jahr für Jahr mehr freiwillige Rekruten verspricht, wird der MAD jeden einzelnen der Aspiranten auf Verfassungstreue durchleuchten müssen.

Bislang geschah das in mühsamer Handarbeit. Zwar bekam der MAD bereits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digitale Auszüge aus dem Strafregister der Bewerber. Verfassungsschutz und BND prüften, ob dort etwas vorliegt. Die Suche im Internet aber, die Prüfung aller Accounts in sozialen Medien, mussten MAD-Leute übernehmen. Die hohe Zahl neuer Soldaten, für die überall in der Republik bereits zusätzliche Unterkunftscontainer aufgestellt werden, um alle unterzubringen, hätte dieses System schnell zum Kollaps gebracht.

Die Gesinnungschecks des MAD haben viel mit den Terroranschlägen in Frankreich zu tun. Im Jahr 2015 stürmten zwei Islamisten in die Redaktionsräume des Satireblatts »Charlie Hebdo« und töteten zwölf Menschen mit Sturmgewehren. Ihre Flucht, bei der sie so professionell agierten, als wären sie militärisch geschult, löste Sorge aus. Was passiert, fragte man sich bei der Bundeswehr, wenn sich solche Täter unbemerkt bei der Truppe einschleichen, sich an Waffen ausbilden lassen und dann zuschlagen?

Ein weiterer Schock war der Fall des Bundeswehrsoldaten Franco A., der sich während seiner Zeit bei der Truppe eine Scheinidentität als syrischer Flüchtling verschaffte. Später gab er zu, auch diverse Waffen gehortet zu haben. Bei der Bundeswehr war er bis zu seiner Festnahme im Jahr 2017 nicht als Extremist aufgefallen, obwohl er schon in einer ersten Version seiner Masterarbeit deutliche Hinweise auf seine Gesinnung hinterließ. Diese Hinweise wurden aber innerhalb der Bundeswehr nicht weiter verfolgt, auch der MAD erkannte A. später nicht als Extremisten.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ging die Zahl der Verdachtsfälle, in denen der MAD oft wegen Hinweisen aus der Truppe selbst eingeschaltet wurde, stetig nach oben. Im vorigen Jahr stufte der Dienst elf Bundeswehrangehörige als Rechtsextremisten ein, sie wurden umgehend aussortiert. In 21 weiteren Fällen erkannte der MAD klare Hinweise auf fehlende Verfassungstreue. In ihrem Jahresbericht warnen die Geheimdienstler, die »Digitalisierung des Rechtsextremism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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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fange eben auch bei Bundeswehrangehörigen. Als Beispiele werden radikale Gruppen wie »Jung&Stark«, »Deutsche Jugend Voran« oder »Der Störtrupp« genannt.

Die Umstellung auf KI ist aus Sicht des MAD die einzige Möglichkeit, die großen Zahlen an Bewerbern abzuarbeiten. Jeder nicht erkannte Extremist unter ihnen könnte für den Geheimdienst schnell zum Skandal werden. Gemeinsam mit dem KI-Unternehmen entwickelten die MAD-Fachleute einen Kriterienkatalog, mit dem die Software die Internetaccounts der Bewerber durchleuchtet. Da Bewerber einen gültigen Ausweis digital einreichen müssen, fahndet die KI mit dem biometrischen Passbild nach weiteren Accounts, die in den Unterlagen möglicherweise absichtlich nicht erwähnt wurden.

Möglich wurde die automatisierte Spurensuche durch eine wenig beachtete Gesetzesänderung. Mussten alle Bewerber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die sogenannte Soldateneinstellungsüberprüfung des MAD durchlaufen, eröffnete das Gesetz zur Stärkung der Militärischen Sicherheit in der Bundeswehr eine deutliche Vereinfachung. In Köln heißt es, die händische Einstellungsüberprüfung habe manchmal mehrere Monate gedauert. Der neue Test soll nach maximal zwei Wochen abgeschlossen sein.

Die Überprüfung gilt jedoch nicht nur für junge Menschen, die sich bei der Bundeswehr ausbilden lassen wollen. Da auch die Reserve der Bundeswehr in den kommenden Jahren massiv wachsen und im Ernstfall strategisch wichtige Aufgaben erfüllen soll, müssen sich die Soldaten hier ebenfalls regelmäßig durchleuchten lassen. Finden sich bei den MAD-Recherchen Erkenntnisse über eine extreme Gesinnung oder fehlende Verfassungstreue, sollen die Reservisten nicht mehr zu Übungen herangezogen werden.

Die genauen Kriterien für den Test hält der Geheimdienst sorgsam unter Verschluss und passt sie fortlaufend an. Es ist allerdings kein Geheimnis, dass die KI vor allem bei Instagram, Facebook oder Telegram prüft, welchen Personen oder Gruppen die Bewerber folgen. Ein einfaches Folgen von rechtsextremen Gruppen ist aus Sicht der Geheimdienstler ein erster Hinweis auf die Gesinnung. Wenn Bewerber Kommentare unter problematische Einträge setzen, sammelt die KI diese und wertet sie aus.

Mitunter wirken die Signale erst mal harmlos. So sammeln die Fachleute beim MAD versteckte Symbole, die in der rechten Szene verwendet werden, um die Gesinnung zu zeigen, sich aber nicht strafbar zu machen. Bekannt sind Zahlenspiele wie die »88« als Synonym für »Heil Hitler« oder die »18« für Adolf Hitler. Hinzu kommen aber immer neue Chiffren. So fiel auf, dass zum Beispiel in rechten Chatgruppen ein doppelter Blitz für die SS verwendet wurde. Folglich wurden diese Emoji-Symbole in den Kriterien-katalog für die KI-Suche eingepflegt.

Fällt ein Bewerber der KI als problematisch auf, erstellt die Software ein kleines Dossier für den zuständigen Sachbearbeiter. Darin werden bestimmte Merkmale aufgelistet – etwa wenn der Kandidat auf seinen Bildern die Ästhetik von Skinheadgruppen benutzt, rechtsextreme Tattoos trägt oder Motorradclubs folgt, die wegen ihrer Nähe zu einschlägigen Gruppen bekannt sind. Kommen gleich mehrere solcher Merkmale zusammen, beugen sich die Experten des MAD über den Fall. Jeder Fall, den die KI aussortieren will, geht also noch einmal durch menschliche Hände.

Komplizierter wird die Fallbearbeitung, wenn ein Bewerber im Netz enge Verbindungen zur AfD zeigt. Dass ein künftiger Soldat Spitzenpolitikern wie Alice Weidel folgt, reicht allein nicht für die Einstufung als Problemfall. Anders sieht es aus, wenn die KI digitale Verbindungen zu AfD-Landesverbänden aufdeckt, die als gesichert rechtsextrem eingestuft sind. Dies kann durchaus ein Indiz für den Verdacht sein, dass der Bewerber nicht zur freiheitlich demokratischen Grundordnung steht.

Dass alle Bewerber für die Bundeswehr vom MAD im Netz durchleuchtet werden, ist für die Interessenten kein Geheimnis. Schon bei den Karrierecentern der Bundeswehr müssen alle Bewerber ein entsprechendes Formblatt unterschreiben. Neben Angaben zu Namensänderungen, Wohnsitz oder einer früheren Staatsangehörigkeit findet sich auch ein Feld, in dem sowohl die »Adressen eigener Internetseiten« als auch »Mitgliedschaften in sozialen Netzwerken mit den jeweilig verwendeten Benutzernamen« angegeben werden müssen.

Bei der Suche im Netz fahndet die KI nicht nur auf den angegebenen digitalen Pfaden. Mit dem Lichtbild wird ebenso nach anderen Accounts gesucht, die der Bewerber vielleicht nicht angegeben oder vorsorglich gelöscht hat. Findet sich ein solcher Account, gehen beim MAD umgehend die Warnsignale an – schließlich sind die Bewerber zu vollständigen Auskünften verpflichtet.

Die bisherigen Zahlen deuten darauf hin, dass die Software funktioniert. Mit der händischen Überprüfung hatte der MAD pro Jahr nur recht wenige Bewerber und Bewerberinnen abgelehnt. In 2024 wurden 131 Bewerbende wegen Zweifeln an der Verfassungstreue mit einer roten Ampel versehen, im Jahr danach waren es 149. Schon in den ersten Monaten nach Einführung sortierte das KI-System eine niedrige dreistellige Zahl aus mehreren Zehntausend Bewerberinnen und Bewerbern aus. Aus Sicht der MAD-Experten zeigt dies, wie effektiv das neue System arbeitet.

Matthias Gebau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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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EGEL-Gespräch Die Wahlerfolge der AfD haben ihn schockiert, aber noch könne man gegensteuern, sagt der britische Historiker und Deutschlandkenner Timothy Garton Ash. Ein Politikertyp wie Friedrich Merz helfe dabei eher nicht.

Garton Ash, 71, lehrt an der University of Oxford und an der kalifornischen Stanford University. Der Historiker bezeichnet sich selbst als den »europäischsten Briten, den es gibt«.

SPIEGEL: Professor Garton Ash, Sie waren ein 24-jähriger Doktorand, als Sie an einem kalten Januartag im Jahr 1980 über den Checkpoint Charlie in die DDR eingereist sind, um an der Humboldt-Uni zu forschen, fast zehn Monate blieben Sie dort. Dachten Sie an diese Zeit zurück, als Sie von den jüngsten Wahlerfolgen der AfD hörten?

Garton Ash: Natürlich. Ich war schockiert! Aber nicht überrascht.

SPIEGEL: Auch aufgrund Ihrer damaligen Erfahrungen im Osten?

Garton Ash: Vorsicht, wenn wir von Ostdeutschland sprechen, meinen wir zwei verschiedene Dinge: einmal die DDR, die kommunistische Diktatur, in der ich damals gelebt und geforscht habe. Und dann geht es um die neuen Länder in der Zeit nach der Wiedervereinigung. Wer jetzt Ursachen sucht für den Wahlerfolg der AfD, findet sie eher in dem Transformationsprozess nach der Wende.

SPIEGEL: Oft wird die fehlende Demokratie-erfahrung in der DDR genannt, um die Hinwendung zu extremen Parteien zu erklären. Spielt die keine Rolle?

Garton Ash: Das Gleiche müsste man dann von den Spaniern nach 1975 sagen oder von Portugal, wo die Demokratisierung trotz vorheriger Diktatur aber doch ganz gut gelungen ist. Das überzeugt mich nicht. Die Tatsache hingegen, dass die westdeutschen Parteien sich in Ostdeutschland niemals wirklich etabliert haben, hat zu tun mit der Zeit der Transformation.

SPIEGEL: Inwiefern?

Garton Ash: Die Wiedervereinigung fand genau zu der Zeit statt, als die Volksparteien anfingen zu verschwinden. Bis dahin waren sie als Massenparteien in jeder Kneipe, in jedem Dorf präsent und dadurch in der Gesellschaft fest verwurzelt gewesen, nun immer weniger. Und das passierte überall in Europa, nicht nur in Deutschland.

SPIEGEL: Weil sich die traditionellen Wählermilieus auflösten, etwa das der Arbeiter im Fall der SPD?

Garton Ash: Ja, die Zeit der Volksparteien ist vorbei. Denken Sie an die französischen Sozialisten. Oder sogar bei uns hier im Vereinigten Königreich: Labour und die Konservativen. Es ist ein gesamteuropäisches Phänomen. Aber in Deutschland kommen die Spannungen zwischen den sogenannten Ossis und Wessis dazu. Zum Teil sind sie begründet. Man hätte flexibler und einfühlsamer sein können bei der Übernahme der DDR.

SPIEGEL: Sie sehen es klar als Übernahme?

Garton Ash: Es war selbstverständlich eine – aber eine von der Mehrheit der Ostdeutschen gewollte Übernahme; ich erinnere mich ganz genau an die letzten DDR-Wahlen im März 1990. Die Fehler kamen später.

SPIEGEL: Welche?

Garton Ash: Ich habe es persönlich erlebt, wenn auch weniger intensiv und schmerzlich als meine ostdeutschen Freunde: wenn etwa ein drittrangiger westdeutscher Wissenschaftler oder eine Wissenschaftlerin eine hohe Position an einer ostdeutschen Universität bekam und dann mit dieser abschätzigen, herablassenden Attitude unterwegs war. Es gab sicherlich auch, neben den riesigen wirtschaftlichen Investitionen, Beispiele von eindrucksvollem westdeutschem Engagement. Doch diese zeitweise fast kolonialistische Haltung wirkte letztlich schädlicher als die konkrete Politik.

SPIEGEL: Und deswegen wählt der Osten heute noch rechts?

Garton Ash: Auch, aber nicht nur deswegen – und nicht nur der Osten. In den Meinungsumfragen ist die AfD bundesweit führende Partei, und in Berlin hat sie jetzt auch ein paar Westbezirke erobert. Solche Wählerschaften findet man auch im Norden von England oder im Rust Belt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Ich las neulich wieder den berühmten Artikel von Karl Löwenstein von 1937 über die wehrhafte Demokratie, und da sagt er: »Faschismus ist keine Ideologie. Es ist eine politische Taktik, und sie baut auf Emotionen.«

SPIEGEL: Das tun alle Populisten.

Garton Ash: Klar, das gilt für die AfD, aber auch für Nigel Farage, für Donald Trump, Marine Le Pen. Löwenstein sagt, wir Demokraten können mit den faschistischen Rattenfängern und ihrer Politik auf der emotionalen Ebene gar nicht konkurrieren. Deswegen müssen wir verfassungsrechtliche und politische Hürden aufbauen, der populistischen Verführung also Vernunft entgegensetzen.

Werbeplakat in Ost-Berlin 1990: »Zeitweise fast kolonialistische Haltung«

Owen Harvey / DER SPIEGEL

SPIEGEL: In der Bundesrepublik hat die wehrhafte Demokratie doch bis jetzt gut funktioniert.

Publizist Garton Ash: »Es war eine von der Mehrheit der Ostdeutschen gewollte Übernahme«

Garton Ash: Aber heute können wir Liberalen im weitesten Sinne – alle in der Mitte und links oder auch liberalkonservativ – uns nicht ausschließlich auf die Vernunft konzentrieren. Gerade die bundesdeutsche Politik leidet richtiggehend an der damit einhergehenden, technokratischen, formelhaften Sprache, da geht es um komplizierte Kompromisse hinter verschlossenen Türen und langwierige Prozesse. So wird der AfD der gesamte Raum der Emotionen überlassen.

SPIEGEL: In Berlin gelang es der Linken, die Wahl zu gewinnen. Wie deuten Sie diesen Erfolg? Ging es hier auch um Gefühle?

Garton Ash: Auch. Aber keinesfalls nur. Das Problem beispielsweise des unbezahlbaren Wohnens in Großstädten ist sehr real. Auch in Berlin war dies insgesamt ein Misstrauensvotum gegen die etablierten Parteien, besonders unter jüngeren Wählern. Interessant ist, dass überall in Europa junge Frauen ihre Stimme eher den linken Anti-Establishment-Parteien geben, junge Männer eher den rechten.

SPIEGEL: AfD-Politiker versprechen eine Art »Zurück in die Zukunft«: Da wurde dann schon mal die DDR-Hymne bei einem Wahlkampfauftritt gesungen, es gab Ausfahrten mit der Schwalbe. Zugleich wurde scheinbar DDR-kritisch vom Verfassungsschutz als Stasi 2.0 geredet und von der heutigen Bundesrepublik als einer Art SED-Diktatur. Wieso funktioniert dieses widersprüchliche Geschichtsbild?

Garton Ash: Im selben Atemzug geht es bei der AfD auch um »Kulturfremde« und ums »Deutschdenken«, da ist von allem etwas dabei. Intellektuell gesehen, ist, was die AfD verzapft, einfach Gulasch, oder wenn Sie so wollen: Soljanka. Eine wilde Mischung ideologischer Versatzstücke. Wie bei Donald Trump. Das funktioniert nur, weil dabei Gefühle der Angst, der Wut und auch echtes Leid angesprochen werden.

SPIEGEL: Wie können die Parteien der Mitte darauf reagieren?

Garton Ash: Sie müssen zu den Leuten hingehen und sie mit elementarem Respekt behandeln. Die Botschaft muss sein: Ich höre dich, ich sehe dich, ich respektiere dich.

SPIEGEL: Beherrscht diese Ansprache überhaupt noch jemand, der kein Populist ist?

Garton Ash: Péter Magyar ist ein gutes Beispiel. Ich war bei der Wahl in Budapest, Magyar hingegen ist erst am Wahlabend in die Hauptstadt zurückgekehrt. Davor ist er in jede Kleinstadt, in jedes Dorf gegangen und hat mit den Leuten geredet, mit herzerwärmender Anteilnahme an ihren Themen. Andy Burnham, unser neuer Premier, kann das auch, im Gegensatz zu Keir Starmer.

SPIEGEL: Und im Gegensatz zu Friedrich Merz?

Garton Ash: Ich bezweifle, dass es Merz gelingt, Kontakt zu ängstlichen und zum Teil verbitterten Wählerinnen und Wählern herzustellen. Aber ich glaube, dass es geht, und zwar ohne nationalistischen, populistischen Duktus. Auch ohne, wenn ich das als Professor sagen darf, die Sprache des Professors zu benutzen. Wenn die Hälfte der jungen Männer in Sachsen-Anhalt für die AfD gestimmt hat, dann haben wir versagt.

SPIEGEL: Wer ist jetzt »wir«?

Garton Ash: Nicht nur die Politiker, sondern auch wir Historiker und Journalistinnen und Dokumentarfilmmacher, die versucht haben, politische Bildung zu betreiben. Offensichtlich ist uns das nicht gelungen.

SPIEGEL: Ihr neues Buch »Europa in 7½ Kapiteln« richtet sich besonders an junge Leute, es will Begeisterung für die europäische Idee wecken\*. Ist das angesichts der Lage nicht naive Pädagogik?

Garton Ash: Keinesfalls. Das Buch ist ein Versuch, nicht in einem Tausendseitenwälzer, sondern hoffentlich unterhaltsam auf gerade mal 190 Seiten darauf hinzuwirken, dass auch die jungen Menschen aus der Geschichte lernen. Und zwar ohne dass sie das Grauen von Diktatur und Krieg am eigenen Leib erleben müssen.

SPIEGEL: Hat die Stärke der Rechtspopulisten auch damit zu tun, dass das Ideal des Liberalismus an Strahlkraft verloren hat?

Garton Ash: Natürlich. Erstens ist der Liberalismus heute das Ancien Régime, das Establishment. Und wer unzufrieden ist, bäumt sich gegen das Bestehende auf. Zweitens hat der Liberalismus Formen angenommen, die viele Menschen ablehnen, zum Beispiel den Neoliberalismus. Diese immense wirtschaftliche Ungleichheit schlägt irgendwann in eine Ungleichheit der Macht um.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und zum Teil auch in Großbritannien bewegen wir uns zwischen Demokratie und Oligarchie. Nigel Farage hat gerade für sein Reform UK von zwei Milliardären insgesamt 72 Millionen Pfund zugesagt bekommen. Die Rolle des Geldes in der Politik ist gefährlich.

SPIEGEL: Liegt die Schwäche des Liberalismus nicht auch darin, dass er die identitätsstiftende Bedeutung von Heimat, Nation und Tradition unterschätzt hat?

Garton Ash: 1848 waren Liberalismus und Patriotismus untrennbar miteinander verbunden. In den vergangenen 30, vielleicht 40 Jahren haben Liberale dann hauptsächlich von Europa und der internationalen Gemeinschaft gesprochen. Die Nation als politische Gemeinschaft haben sie weitgehend den Rechten überlassen. Nun sehen wir die Folgen. Deshalb brauchen wir einen liberalen Patriotismus mit einem positiven Land- und Heimatbegriff, aber einen zivilen und inklusiven, keinen völkischen.

SPIEGEL: Und Sie glauben, dass ausgerechnet die Deutschen einen gutartigen Patriotismus hinbekommen?

Garton Ash: Aber ja. Schauen Sie sich einen Politiker wie Cem Özdemir an, Sohn türkischer Migranten, der lebt genau solch eine Heimatliebe vor.

SPIEGEL: Der Liberalismus versprach einst Aufstieg und Wohlstand, aber was kann er einer Gesellschaft bieten, die schrumpft, altert, mit Klimawandel und Artenschwund konfrontiert ist und vor allem: kein Wachstum mehr hervorbringen kann?

Garton Ash: Mehr noch, ich würde hinzufügen: Europa wird gleichzeitig von innen und von außen extrem herausgefordert. Über die inneren Probleme haben wir gesprochen, von außen steht Europa militärisch unter Druck durch Russland, politisch durch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und wirtschaftlich und technologisch durch China. Dazu kommen Klimakrise und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die schon heute eine große Gefahr darstellen. Das ist ein gewaltiges Gemenge, aber wissen Sie: Die Antiliberalen haben darauf überhaupt keine Antworten. Es liegt an uns Liberalen, sie zu finden.

SPIEGEL: Müsste die Politik den Menschen nicht ehrlich sagen: Euren Kindern wird es keinesfalls besser gehen?

Garton Ash: Man muss zunächst fragen, was »besser« bedeutet. Vielleicht gibt es insgesamt weniger Wirtschaftswachstum, aber bessere Luft, weil wir auf saubere Energ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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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 müssen um die Wahrheit und die Fakten kämpfen, in Unis, Redaktionen und der Politik.«

setzen. Vielleicht wird der vorhandene Wohlstand gerechter verteilt. Und vielleicht können wir unsere europäische Lebensweise bewahren und verteidigen. Dafür brauchen wir Reformen. Auch für Europa: Ohne eine gemeinsame Sicherheits- und Verteidigungspolitik wird es nicht gehen. Und wir müssen bei der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auf europäischer Ebene etwas zustande bringen. Sonst stehen wir machtlos zwischen China und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SPIEGEL: Als wir vor anderthalb Jahren mit Ihnen sprachen, sagten Sie, mit dem Überfall Russlands auf die Ukraine habe »etwas Neues« begonnen, »aber wir wissen noch nicht, wohin das führt«. Sehen Sie das heute klarer?

Garton Ash: Da sollten wir uns keine Illusionen machen: Wir steuern auf eine Welt der Unordnung und der Kriege zu. Wir leben bereits in einer postwestlichen Welt, wir erleben die Rückkehr der Großmachtpolitik, zunehmenden Nationalismus und Desintegration.

SPIEGEL: Eine düstere Prognose.

Garton Ash: Pessimismus des Intellekts ist eine Stärke, wenn man ihn mit dem Optimismus des Willens verbindet. Man sollte die Probleme ungeschönt analysieren und dann radikale Lösungen dafür finden und umsetzen, im Vertrauen darauf, dass sich Dinge verändern lassen.

SPIEGEL: Was muss sich jetzt radikal ändern, neben einer besseren politischen Kommunikation und dem liberalen Patriotismus?

Polizist bei Rechtsradikalenkrawall in Nordengland: »Faschistische Rattenfänger«

Garton Ash: Wir brauchen eine bessere Verteilung des Wohlstands. Die Zahlen zeigen, dass die wirtschaftliche Ungleichheit nach einem historischen Tief in den Siebzigerjahren wieder stark gestiegen ist. Das ist ein zentrales Problem. Dazu kommt: Europa muss dort handlungsfähig sein, wo einzelne Staaten es nicht allein sein können. Die Verteidigung und das Digitale habe ich schon genannt, aber auch bei den Kapitalmärkten und bei der Klimapolitik. In der Kultur hingegen sollte Brüssel keine wesentliche Rolle spielen.

SPIEGEL: Die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gewinnt zunehmend Macht über das Denken von Menschen und liegt dabei in den Händen weniger Unternehmen. Gab es je in der Geschichte eine ähnlich existenzielle Bedrohung?

Garton Ash: Oft wird der Vergleich mit Atomwaffen gezogen. Aber Atomwaffen standen zumindest unter der Kontrolle einiger weniger Staaten. Die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liegt nicht nur in staatlicher Hand, sondern auch in den Händen privater Supermächte: der großen Techplattformen und ihrer Gründer. Zugleich ist sie Gegenstand einer harten geopolitischen und geöökonomischen Konkurrenz zwische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und China. An dieser Stelle kann man nicht sehr optimistisch sein.

SPIEGEL: Gibt es überhaupt noch Gründe für Optimismus?

Garton Ash: Ich bin nicht optimistisch, aber ich bin kampfbereit. Wir müssen um die Wahrheit und um die Fakten kämpfen, in den Universitäten, in den Redaktionen und in der Politik. Wahrheit und Fakten sind durch Desinformation in den sozialen Medien und durch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bedroht. Es geht um die Erneuerung der offenen, liberalen Gesellschaft.

SPIEGEL: Am 3. Oktober feiert Deutschland wieder den Tag der Deutschen Einheit. Viele fremdeln mit diesem Datum, weil es nur den Beitritt markiert. Was würden Sie Ostdeutschen sagen, die finden, es gebe nichts zu feiern?

Garton Ash: Mir persönlich ist der 9. November, der Tag der Freiheit, wichtiger als der 3. Oktober, der Tag der Einheit. Das empfinden viele Ostdeutsche ebenso und noch mehr Europäer. Das bedeutet aber nicht, dass es am 3. Oktober nichts zu feiern gibt.

SPIEGEL: Sie schreiben, Sie seien noch nie so besorgt um Europa gewesen wie jetzt. Zugleich ist Ihr neues Buch unterhaltsam – mit Apfelstrudel, Cappuccino und dem einen oder anderen Drink. Ist Heiterkeit eine Strategie angesichts der beklemmenden Lage?

Garton Ash: Unbedingt. In England ist vieles infolge des Brexits in eine tiefe Krise geraten, aber der Humor ist geblieben. Um Goethe abzuwandeln: Humor verloren, alles verloren.

SPIEGEL: Professor Garton Ash, wir danken Ihnen für dieses Gesprä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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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DER SPIEGEL; Fotos: DER SPIEGEL, Abid Katib / Getty Images, AFP

Botschaft mit Blut

Justiz Er kam in Erlangen zur Welt und wurde Leibwächter des Hamas-Chefs: Mohammed A. wollte laut Ermittlern im vergangenen Herbst zum zweiten Jahrestag des 7.-Oktober-Massakers den Terror nach Deutschland und Österreich bringen.

Der Mann hat sich eine schwarze Sturmhaube über den Kopf gezogen, eine blickdichte Sonnenbrille aufgesetzt und Handschuhe übergestreift. Vor sich auf dem Tisch hat er Notizzettel ausgebreitet, rechts und links davon Pistolen platziert.

Er sieht startklar aus, zu allem bereit.

Eine Kamera läuft mit, als der Vermummte einen Monolog auf Arabisch beginnt. »Im Namen Gottes«, des Barmherzigen, kündigt er »Rache« an für Israels »Genozid« in Gaza. Man solle die Nachrichten genau verfolgen, sagt er. Denn bald werde der »bewaffnete Widerstand« eine Botschaft an den »verachtenswerten Verbrecher« Benjamin Netanyahu senden, Israels Premier. Eine »Botschaft mit Blut« solle es werden.

Vier Minuten und 32 Sekunden lang ist der Mitschnitt, aufgenommen im Sommer 2025 in einer Ferienwohnung im Wiener Bezirk Favoriten. Die deutschen Ermittler werden ihn erst sechs Monate später zu sehen bekommen, im Februar 2026, als es Kriminaltechnikern gelingt, gelöschte Daten auf einer Speicherkarte wiederherzustellen.

Sofort erkennen die Beamten die Tragweite: Der Clip ist ein vorab aufgezeichnetes Bekennervideo, davon sind sie überzeugt. Ein Terrorkommando sollte zum zweiten Jahrestag des Überfalls der Hamas auf Israel am 7. Oktober 2023 Mordanschläge auf Juden oder Israelis verüben – in Wien und auch in Deutschland. So steht es in einer 214 Seiten langen Anklageschrift des Generalbundesanwalts. Nur durch europaweite

1 | Beschuldigter A. 2 | Hamas-Terrorist am 7. Oktober 2023 3 | Leibwächter A. (2. v. r.) mit Hamas-Führer Haniyyeh 2006

Festnahmen wurde offenbar eine Bluttat vereitelt.

Den Vermummten aus dem Video hat das Bundeskriminalamt (BKA) inzwischen identifiziert. Es handelt sich demnach um einen Sprössling aus einflussreichem Hause: Mohammed A., 40, den in Erlangen geborenen Sohn eines Mitglieds der Hamas-Führung, zuletzt wohnhaft im englischen Birmingham und im IT-Bereich tätig. Mohammed A. sitzt derzeit in England in Haft, während sieben seiner mutmaßlichen Komplizen auf ihren Prozess vor dem Berliner Kammergericht warten. Der Generalbundesanwalt wirft ihnen die Mitgliedschaft in einer ausländischen Terrorvereinigung, der Hamas, sowie die Vorbereitung eines Anschlags vor.

Terror gegen Juden in Deutschland und Österreich: Wenn es stimmt, was die Ermittler den Männern vorwerfen, so wäre dies ein Einschnitt. Die radikale Palästinenserorganisation hat Europa lange als »Rückzugsraum« angesehen, nicht als Operationsgebiet. Vereine in Deutschland sammelten Spenden für die Hamas und verbreiteten ihre Propaganda. Anschläge hat die Terrorgruppe hierzulande bislang nicht verübt.

Die Ermittlungen zum mutmaßlichen Drahtzieher Mohammed A. und seinen Komplizen zeigen nun, dass die Terrororganisation wohl ihre Strategie geändert hat. Das könnte die Gefahr für Juden und Israelis in Europa nochmals erhöhen. Neben den Schergen Irans haben es nun offenbar auch Anhänger der Hamas auf ihr Leben abgesehen – und spannen Kriminelle mit Verbindungen zu Rockerbanden ein.

Der SPIEGEL und der österreichische »Standard« konnten Ermittlungsakten auswerten, Videos und Onlineprofile sichten, mit Fahndern und Sicherheitsexperten sprechen. So lässt sich nachvollziehen, wie die Hamas ihre Leute für zwei Waffenlieferungen quer durch Europa gelenkt haben soll. Wie mutmaßliche Drahtzieher aus dem Ausland mit Helfern in Deutschland kooperierten, wie sie codiert kommunizierten und falsche Spuren legten, um den Behörden zu entwischen. Es ist die Rekonstruktion einer offenbar verhinderten Katastrophe.

Ein Samstag im Juli 2025. In einem Boutiquehotel im Herzen Berlins checkt am frühen Nachmittag ein Mann aus Dänemark ein, Yousif C. Die Unterkunft wirbt mit »Wohlfühlcharme« und ihrer zentralen Lage nahe der Museumsinsel. Doch Yousif C. hat sie wohl aus anderen Gründen gebucht. Im Nachbarhaus ist die Deutsch-Israelische Gesellschaft zu Hause. Auch zur Neuen Synagoge mit ihrer goldschimmernden Kuppel sind es nur 350 Meter.

Während Yousif C. nachts nahe der Synagoge logiert, treibt er tagsüber offenbar die Anschlagsvorbereitungen der Hamas voran. Das zumindest wirft ihm die Anklage vor. Fünf Pistolen vom Kaliber 9 Millimeter schmuggelt er demnach für die Terrororganisation in die Hauptstadt und übergibt sie laut den Ermittlern einem mutmaßlichen Berliner Kontaktmann des Islamistennetzwerks: Abed al G., 37, von Beruf Wachmann.

Dessen Lebensweg wirkt auf den ersten Blick wie ein Musterbeispiel erfolgreicher Integration. Abed al G. hat sich vom abgelehnten staatenlosen Asylbewerber aus dem Libanon hochgearbeitet zum Sicherheitschef einer Flüchtlingsunterkunft. Monatseinkommen: 4550 Euro brutto. Er hat zwei Kinder mit einer Muslima, die zuletzt als Erzieherin gearbeitet haben soll, fährt einen 3er-BMW. Den Einbürgerungstest hat er mit 30 von 33 Punkten bestanden, 2021 einen deutschen Pass erhalten. Auf Facebook findet sich ein Video von diesem Tag. In holprigem Deutsch gelobt al G. seine Verfassungstreue. Doch Selfies aus den folgenden Jahren, die bei 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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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einem abgehörten Gespräch macht einer der Männer Schussgeräusche: »Ta, ta, ta, ta!«

Ermittlungen auftauchen werden, zeigen, wie er anscheinend im Libanon mit Sturmgewehren posiert. Einmal sitzt ein Kind auf seinem Schoß, während er strahlend eine Pistole in die Kamera hält. Als die Hamas im Frühjahr 2023 eine Rakete auf Israel abschießt, schreibt er auf TikTok: »Entweder Sieg oder Märtyrertod«.

Spätestens im Sommer 2025 hat sich Abed al G.s feierliches Versprechen, die deutschen Gesetze zu achten, allem Anschein nach erledigt. Am Abend des 28. Juli, so meinen es die Ermittler später rekonstruieren zu können, habe der Wachmann an der Hasenheide, einem Park im Bezirk Neukölln, einen mutmaßlichen Hamas-Operateur getroffen und ihm die fünf illegal aus Dänemark eingeschleusten Pistolen ausgehändigt. Der Mann ist Mohammed A., der Vermummte aus dem mutmaßlichen Bekennervideo.

Die Ermittler halten Mohammed A. für eine wichtige Figur in diesem Fall. Sein Einsatz deutet darauf hin, dass höchste Hamas-Kreise in die Operation eingeweiht waren.

Denn Mohammed A. ist ein Mann mit besten Zugängen zur Elite der Terrororganisation. Auf alten Fotos findet man ihn an der Seite des früheren Hamas-Führers Ismail Haniyyeh, er zählte einst zu dessen Leibwächtern. Mohammed A.s Vater Basem Naim, ein in Bayern ausgebildeter Arzt, brachte es bis zum Gesundheitsminister im Gazastreifen. Inzwischen gehört Naim dem Hamas-Politbüro an, dem höchsten Leitungszirkel der Organisation. Auf eine Anfrage des SPIEGEL reagierte er nicht.

Auf ihrem offiziellen Kanal wird die Hamas später jegliche Verbindung zu den Terrorverdächtigen abstreiten. Angesichts ihres mitunter taktischen Verhältnisses zur Wahrheit muss das allerdings nichts heißen.

Mohammed A. verfügt in den Monaten rund um die mutmaßliche Waffenübergabe an der Hasenheide in Berlin über viel Geld. Allein 2025 unternimmt er den Ermittlungen zufolge 40 Flugreisen, kommt mindestens fünfmal nach Deutschland.

Zwei seiner Brüder sollen als Hamas-Kämpfer gestorben sein, sie wurden dafür öffentlich als »Märtyrer« gefeiert. Wollte Mohammed A. denselben Weg einschlagen? Wurde er von der Hamas auf Ziele in Berlin oder Wien angesetzt?

Terrorismusexperten vermuten, dass die Hamas nach den Massakern vom 7. Oktober 2023 ihre Strategie geändert habe – möglicherweise auch schon früher. Laut einem vom israelischen Militär erbeuteten Dokument der Terrororganisation soll ihre Führung bereits in den Jahren vor dem Angriff auf Israel diskutiert haben, in der Türkei eine Basis für Auslandsoperationen aufzubauen, etwa für »anspruchsvolle Mordanschläge«.

Schon Ende 2023 nahmen Spezialkräfte in Berlin und Rotterdam vier Hamas-Operateure fest. Sie hatten versucht, Waffendepots in Bulgarien und Polen aufzusuchen. Diese Erdverstecke soll die Terrororganisation bereits Jahre zuvor angelegt haben. Ein Gericht war später überzeugt, dass die Waffen für Anschläge gehortet wurden.

Die Männer um Mohammed A. legen anscheinend keine Erddepots an, sondern reichen Waffen und Munition persönlich weiter, von einem Unterstützer zum nächsten. Am Telefon verwenden sie Codewörter, reden über »Reifen« oder »Süßigkeiten« statt über Schusswaffen oder Patronen. Mohammed A. reist mal unter seinem echten Namen, mal unter Alias. Vor der mutmaßlichen Waffenübergabe an der Berliner Hasenheide soll er drei Ferienwohnungen für einen ähnlichen Zeitraum gebucht haben. So verhält sich jemand, der Geheimdienste und Strafverfolger abschütteln will.

Doch das misslingt.

Schon im Juni 2025 hat der Verfassungsschutz Hinweise eines ausländischen Geheimdiensts erhalten, vom israelischen Mossad: In Deutschland seien Terrorverdächtige in Waffenschiebereien verwickelt. Verfassungsschützer nehmen daraufhin die Spur auf. Sie observieren Yousif C., den Hotelgast aus Dänemark, und stoßen so auf den Wachmann aus Berlin, Abed al G. Nach einem Treffen der beiden Männer Ende Juli alarmiert der Verfassungsschutz die Polizei: Steht in der Hauptstadt ein Anschlag auf jüdische Einrichtungen bevor?

Noch am selben Abend rücken Berliner Polizisten aus: Als Yousif C., der mutmaßliche Hamas-Kurier aus Dänemark, in ein Taxi steigt, nehmen sie die Verfolgung auf, rammen seinen Wagen. Doch der Däne hat keine Waffen im Gepäck, sondern 2500 US-Dollar in bar. Inzwischen sind die Ermittler überzeugt: Yousif C. habe dem Wachmann Abed al G. kurz zuvor Pistolenmunition des Kalibers 9 Millimeter verkauft.

Nach dem Zugriff auf seinen mutmaßlichen Komplizen sei Abed al G. offenbar in Panik geraten. Er habe die Patronen spätabends in die Spree geworfen.

Falls Hamas-Terroristen damals tatsächlich Anschläge in Deutschland vorbereiteten, wie es die Anklage ihnen vorwirft, dann haben sie nun ein Problem: Sie verfügen zwar über Pistolen. Die passenden Patronen aber sind versenkt.

Anfang August 2025 leitet die Bundesanwaltschaft Terrorermittlungen ein. Nun verfolgt auch das BKA die Waffengeschäfte der Männer um Mohammed A. Die Fahnder werden in den kommenden Monaten Autos verwanzen und Telefonate belauschen. In einem Gespräch macht einer der Männer Schussgeräusche: »Ta, ta, ta, ta!«

Heath Holden / DER SPIEGEL

Hamas-Kader Naim: In Bayern zum Arzt ausgebildet

Während sich Mohammed A., der Sohn des Hamas-Funktionärs, laut den Ermittlungen samt fünf Pistolen nach Wien absetzt, soll sich Abed al G. in Berlin an der Sonnenallee auf die Suche nach Ersatzmunition begeben haben. Am Telefon erkundigt er sich bei Bekannten nach »Datteln«. Offenbar ein weiteres Codewort für Patronen.

Die Ermittler glauben: Der Wachmann sei bei all dem aus der Ferne von der Hamas gesteuert worden. Als Teil einer Operation, die größer ist als zunächst angenommen. Denn neben den konspirativen Aktivitäten in der deutschen Hauptstadt gibt es in dem Fall noch ein zweites Kapitel. Es macht deutlich, mit welchen kriminellen Milieus die Terrororganisation in Europa verbandelt ist.

Im Mittelpunkt dieses zweiten Kapitels steht ein Mann aus der Halbwelt, den der israelische Geheimdienst Mossad für eine weitere Schlüsselfigur des Netzwerks hält: Borhan El-K. Er soll für die Gruppe ein vollautomatisches Sturmgewehr besorgt haben.

Ende August 2025 überquert Borhan El-K. mit der Fähre von Dänemark kommend auf Fehmarn die Grenze nach Deutschland. Er sitzt in einem weißen Seat Leon, sein Ziel liegt gut 600 Kilometer südlich: eine Kleinstadt in der mittelhessischen Provinz.

Der im Libanon geborene Borhan El-K. lebt seit mehr als 30 Jahren in Dänemark. Wegen eines Traumas aus dem libanesischen Bürgerkrieg erhält er dort eine Frührente, nebenher betreibt er in einem Vorort von Kopenhagen inoffiziell eine Autowerkstatt. Wenn er nicht gerade im Gefängnis sitzt. Borhan El-K., 61, so glauben die Ermittler, hat nicht nur Kontakt zu wichtigen Hamas-Leuten, sondern auch zur Organisierten Kriminalität. Ein Foto zeigt ihn im November 2024 beim Hummeressen in Nizza mit dem damaligen Europachef der Rockergang Bandidos. Mehrere Jahre saß Borhan El-K. in Haft, unter anderem wegen Gewalttaten und Handels mit Kokain und Heroin.

Als El-K. am 25. August 2025 in der hessischen Kleinstadt ankommt, steuert er eine Bahnhofsgaststätte an. Dort verkehren Männer aus dem kriminellen Rockermilieu, so auch an diesem Abend.

Der Verfassungsschutz beobachtet ihn. Die Beschatter stellen fest, wie ihm jemand auf dem Parkplatz eine Sporttasche reicht, die Borhan El-K. in den Kofferraum seines Autos packt. Dann bricht er wieder auf, weiter nach Süden, in einen Ort bei Darmstadt. Dort hält um drei Uhr nachts in einer Wohnsiedlung ein Opel. El-K. tritt in T-Shirt und Sandalen aus einem Haus auf die Straße.

Auch hier liegen Verfassungsschützer auf der Lauer. Sie sehen, wie El-K. dem Opel-Fahrer eine Tasche übergibt. Aus ihr ragt ein langer, schimmernder Gegenstand heraus.

Heute sind sich die Ermittler sicher: Es handelte sich um ein Sturmgewehr der Marke Zastava. Die Fahnder stellten eine solche Waffe Wochen später in einem Hinterhof in Berlin sicher, eingewickelt in Folie. In der Tasche fanden sich zudem acht halbautomatische Nachbauten von Glock-Pistolen.

Am selben Tag, am 1. Oktober 2025, nahmen die Fahnder die ersten drei der nun angeklagten Männer in Berlin fest, darunter den Wachmann Abed al G. Weitere Razzien und Festnahmen in Deutschland, Österreich, Dänemark, Großbritannien und Zypern folgten. Nach und nach fügte sich ein größeres Bild zusammen.

Gemeinsam mit dem mutmaßlichen Drahtzieher Mohammad A. sollen die Männer in wenigen Wochen ein Waffenarsenal beschafft haben, das für ein Massaker gereicht hätte: 13 scharfe Pistolen, ein Sturmgewehr, dazu 718 Schuss Munition. In der Anklageschrift heißt es, die Gruppe sei »anschlagsbereit« gewesen.

Doch so aufwendig die Sicherheitsbehörden das Netzwerk überwachten, so vage blieben die Erkenntnisse über die Details des mutmaßlichen Anschlagsplans: Wofür waren all die Waffen gedacht? Was genau sollte zum Jahrestag des 7. Oktober im vergangenen Herbst passieren?

Borhan El-K., der Mann mit den Kontakten zu Rockern, machte nach seiner Festnahme im Knast mögliche Andeutungen. Dort soll er mit seinen Hamas-Verbindungen geprahlt und gesagt haben: Die Juden sollen sterben. Er kenne Synagogen und andere Orte in Deutschland, an denen sie sich aufhielten.

Sein Verteidiger Onur Özata teilte mit, die zentrale Frage des Verfahrens sei, »ob die Angeschuldigten tatsächlich der Hamas zugehörig waren«. Die Bundesanwaltschaft müsse beweisen, dass die vorgeworfenen Waffendelikte »im Bewusstsein konkreter terroristischer Ziele erfolgten«. Hier sei die Beweiskette »durchaus brüchig« und beruhe teils auf »kaum überprüfbaren« Geheimdienstinformationen. Die Anwälte der weiteren Beschuldigten äußerten sich nicht zu den Vorwürfen.

Für die deutschen Behörden ist der Schlag gegen die Männer ein großer Erfolg: Monatelang folgten Polizei und Verfassungsschutz ihren Spuren. Nach ihrer Überzeugung verhinderten sie Schlimmeres.

Doch nicht alles lief perfekt, eine Sache entging ihnen zunächst. An der Beschaffung von Munition für die Anschlagspläne in Berlin soll auch ein Bulgare beteiligt gewesen sein, Mohammad S. – der gleichzeitig ein Zuträger des Verfassungsschutzes aus der Islamistenszene war. Er spielte offenbar eine Doppelrolle und hat das Amt getäuscht.

Als das BKA seine Berliner Wohnung durchsuchte, sagte er unvermittelt, er arbeite als Informant für einen deutschen Geheimdienst. Die Bundesanwaltschaft erkundigte sich beim Verfassungsschutz, der räumte ein: Der Bulgare sei tatsächlich eine Quelle des Amts gewesen. Allerdings sei er nicht auf den Hamas-Fall angesetzt gewesen, in dessen Zusammenhang er dann festgenommen wurde.

Auch ihm soll nun der Prozess gemacht werden. Über die Zulassung der Anklage gegen die sieben Terrorverdächtigen entscheidet das Berliner Kammergericht.

Astrid Geisler, Ulrich Kraetzer, Sven Röbel, Wolf Wiedmann-Schmidt

Lesen Sie auch: Die Mutter einer getöteten Hamas-Geisel spricht über Trauer und Trost | 46

Tag der Hobbyermittler

Ortstermin In Halle an der Saale hat die Polizei erstmals Bürger ungelöste Kriminalfälle untersuchen lassen. Was dabei herauskam, überraschte die Profis.

Treffen sich eine gelernte Uhrmacherin und eine IT-Forensikerin und helfen der Polizei in laufenden Ermittlungsverfahren. Klingt ausgedacht? Ist aber so geschehen, und zwar an einem Freitag Ende September in Halle an der Saale, beim ersten True-Crime-Hackathon der Polizei Sachsen-Anhalt.

Ursprünglich kommen Hackathons aus der IT-Branche, sie sind eine Art Wettbewerb unter Programmierern. In Halle sollen sich 30 Menschen, viele von ihnen Laien, mit frischem Blick in fünf Ermittlungsverfahren einarbeiten, in denen die Polizei nicht weiterkommt. Wenn es gut läuft, finden sie neue Ermittlungsansätze.

Für die sachsen-anhaltischen Behörden ist eine solche Veranstaltung Neuland. Und sie ist ein Balanceakt: Teile von Ermittlungsakten werden an Dritte zur Durchsicht herausgegeben, Mailadressen, Klarnamen, Geburtsdaten. Alle Teilnehmenden mussten vorher Verschwiegenheitserklärungen unterzeichnen und wurden polizeilich überprüft. Während der Recherche durften sie keine Aufnahmen anfertigen und wurden von polizeilichen Sachbearbeitern begleitet. Verschiedene Paragrafen der Strafprozessordnung machen das Vorgehen rechtlich möglich.

In den Behörden stehen einige dem neuen Format dennoch skeptisch gegenüber, so hört man es am Rande der Veranstaltung. Doch letztlich entschied man sich in Sachsen-Anhalt dafür, ihm eine Chance zu geben.

Äm Morgen erzählt Romy, die IT-Forensikerin, eine Kollegin habe ihr die Anzeige zum Hackathon weitergeleitet. Sie arbeite in einem Unternehmen, das sich auf die Untersuchung von Sicherheitsvorfällen spezialisiert hat. Auch Verhandlungen mit Kriminellen im Darknet habe sie schon geführt, etwa wenn die ihre Kunden mit geklauten Daten erpressten.

Melanie, die Uhrmacherin, erzählt, ihr Freund habe sie auf die Veranstaltung hingewiesen. Sie habe schon »das ein oder andere« Exit-Game gespielt, ein interaktives Spiel, bei dem man im Team Rätsel löst.

Beworben hatten sich etwa 800 Interessierte, nach Angaben der Landespolizei waren rund drei Viertel davon Frauen. Sie sind auch diejenigen, die True-Crime-Formate überproportional häufig konsumieren.

Projektleiter und Polizeioberrat Henry Dieringer erzählt, unter den 30 ausgewählten Menschen zwischen 22 und 64 Jahren seien unter anderem Informatiker, Psychologinnen, ein Insolvenzverwalter, mehrere Juristinnen, eine Zahnärztin, ein Sozialarbeiter und Sachverständige. Je breiter das Spektrum, desto vielfältiger die Perspektiven. Für die Teilnahme am Hackathon gibt es kein Geld. Alle Recherchewege müssen dokumentiert werden. Zulässig ist, was das Strafgesetzbuch erlaubt – die Teilnehmenden dürfen also nichts sabotieren und keine Daten abfangen.

Melanie wird später in Team Grün ermitteln, zu einem Tötungsdelikt. Bei Romy in Team Blau wird es um digitale Erpressung gehen. Ein anderes Team befasst sich mit Anlagebetrug im Internet, zwei weitere Teams beschäftigen sich mit Cold Cases, also Kriminalfällen, die nicht aufgeklärt werden konnten. Viel mehr darf hier nicht über die Fälle geschrieben werden, um laufende Ermittlungen nicht zu gefährden.

Projektleiter Dieringer kennt das Format aus den Niederlanden, ein Kollege aus Den Haag – auch er ist in Halle dabei – veranstaltet dieses Jahr bereits den sechsten Hackathon, mit teils großem Erfolg. Unter anderem sei eine 15-jährige Vermisste nach mehr als einem Jahr im Ausland wieder-

Teilnehmende am True-Crime-Hackathon: Nichts sabotieren, keine Daten abfangen

gefunden worden. Henry Dieringer sagt, Hackathons seien eine gute Möglichkeit, den rasanten Entwicklungen vor allem im digitalen Bereich zu folgen: »Natürlich spezialisieren wir uns, aber die Welt dreht sich immer weiter, und wir müssen als Polizei dranbleiben.«

Nach knapp vier Stunden feiern Romy und ihr Team ein erstes Ergebnis: Im Fall der digitalen Erpressung haben sie eine vielversprechende Spur gefunden, die dabei helfen könnte, die gesuchte Person zu ermitteln. »Es kann auch sein, dass wir uns total verrannt haben«, sagt die 28-Jährige. »Aber es matcht schon krass gut.«

Die Aufgabenteilung in der Gruppe beschreibt Romy so: Sie und die drei Männer, alle im IT-Bereich tätig, hätten unter anderem IP-Adressen und Social-Media-Profile durchsucht. Eine Frau, die als Psychologin im Strafvollzug arbeitet, habe wertvolle Hinweise gegeben, welche Vorgehensweisen und Verhaltensmuster zum Täterprofil passen würden. Von einer anderen Frau, die selbst bei der Polizei arbeitet, sei hilfreicher Input zur Ermittlungsarbeit gekommen.

Am späten Nachmittag präsentieren alle Gruppen ihre Ergebnisse. Melanie und ihr Team haben im Fall des Tötungsdelikts einen Hinweis darauf gefunden, wo sich der mutmaßliche Täter aufhalten könnte. Romy und ihr Team erzählen, wie sie über ein Datenleck auf den entscheidenden Hinweis gestoßen seien. In der Präsentation listen sie Dutzende Websites auf, über die sie recherchiert hätten.

Am Ende gewinnen Romy und ihre Mitstreiter den Hackathon. Bei der Siegerehrung hebt Generalstaatsanwältin und Jurymitglied Heike Geyer hervor, die Gruppe habe Websites genannt, von denen sie noch nie gehört hätten – obwohl sich alle Jurymitglieder mit Strafverfolgung beschäftigten. »Das ist schon beachtlich«, sagt Geyer. Sollten die Ermittlungen Erfolg haben, könnten Romy und die anderen Zeugen in einem Strafverfahren werden. Spätestens dann würden sie erfahren, was aus ihrer Arbeit geworden ist.

Auch der leitende Ermittler zeigt sich beeindruckt von der Arbeit der Gruppe. »Der ganze Prozess hat mich ein Stück weit auf die Probe gestellt«, sagt er. Er selbst sei mit seinem Latein am Ende gewesen und habe die Ermittlungen im Einvernehmen mit der Staatsanwaltschaft ruhen lassen müssen. Nun freue er sich über die neuen Ansätze und das Know-how, das er dazugewonnen habe: »Einige Möglichkeiten der Recherche, die hier genutzt wurden, waren mir gänzlich unbekannt.«

Auf die Frage, wann er die Ermittlungen wieder aufnehmen werde, antwortet er: »Umgehend.«

Carlotta Böttcher 5

Sie wollen Landarzt werden – aber nicht so

Nordrhein-Westfalen Für einen Medizinstudienplatz hatten sie sich verpflichtet, nach dem Abschluss als Landarzt zu arbeiten. Doch nun hätten sich die Bedingungen für sie verschlechtert, sagen zwei Studierende und klagen.

Im Regal von Alexander M. stand früher ein gelber Leitz-Ordner, gefüllt mit Ablehnungsschreiben für Medizinstudienplätze. Etwa 15 Stück seien es gewesen, erinnert er sich. »Ordner der Schande« habe er immer gesagt.

Fünf Jahrelang, sagt M., habe er versucht, einen Medizinstudienplatz in Deutschland zu bekommen. Mit einem Abischnitt von 2,8 quasi unmöglich. Er absolvierte eine Ausbildung zum Krankenpfleger, arbeitete in der Notaufnahme.

Als in Nordrhein-Westfalen die ersten Medizinstudienplätze über eine sogenannte Landarztquote vergeben wurden, bewarber sich. Der Deal: Ab dem Wintersemester 2019 bekamen in NRW auch junge Menschen ohne Einser-Abitur eine Chance auf ein Medizinstudium. Im Gegenzug verpflichteten sie sich, nach dem Abschluss eine hausärztliche Weiterbildung zu machen und anschließend zehn Jahre in einem unterversorgten Gebiet zu arbeiten.

Er wolle Kinderarzt werden, sagt Alexander M. Damals habe es geheißen, das sei über die Landarztquote möglich. Als die Zusage gekommen sei, habe er sich so gefreut. Er habe alle Seiten aus dem gelben Ordner genommen und in den Müll geworfen.

Auch Joana N. war eine der Glücklichen, die 2019 einen Medizinstudienplatz über die Landarztquote bekamen. Als Schülerin habe sie mit ihrer Familie die US-amerikanische Arztserie »Grey’s Anatomy« geschaut, seitdem habe sie Ärztin werden wollen, sagt sie.

Wie Alexander M. hatte sie jahrelang Wartesemester gesammelt. In der Zwischenzeit ließ sie sich zur Kinderkrankenpflegerin ausbilden und arbeitete in Kliniken in Hamburg und Münster. Schon damals habe sie von einer eigenen Kinderarztpraxis in einem alten Bauernhof im Münsterland geträumt, sagt sie.

Heute, sieben Jahre später, sind Alexander M. und Joana N. 33 und 32 Jahre alt. Sie haben Medizin studiert, aber ob sie als Kinderärzte arbeiten werden, ist fraglich.

Der gelbe Ordner steht noch immer in Alexander M.s Arbeitszimmer, jetzt ist er wieder gefüllt mit Dokumenten: seinem Vertrag mit dem Land, dem Zulassungsbescheid der Uni. Dokumente, die er braucht, weil er Klage gegen das Land NRW eingereicht hat. Genau wie Joana N.

Der Streit weist weit über ein Bundesland hinaus. Nach NRW hatten elf weitere Länder eine Landarztquote eingeführt, rund 3400 Medizinstudienplätze wurden bislang darüber vergeben. Inzwischen bereuen zahlreiche Studierende, den Vertrag unterschrieben zu haben. Allein in NRW haben 20 von ihnen geklagt.

Spricht man mit den Studierenden, hört man eines immer wieder: Sie könnten sich zwar nach wie vor vorstellen, auf dem Land zu arbeiten – jedoch nicht zu den Bedingungen, die ihnen das Land vorschreibe. Einige wollen erst nachträglich von diesen Bedingungen erfahren haben.

Das Land NRW hält dagegen: Die Studierenden hätten einen Vertrag unterzeichnet und somit wissen müssen, worauf sie sich einließen. Wer sich nicht an den Vertrag halte, dem drohe eine Vertragsstrafe in Höhe von 250.000 Euro.

Am 6. Oktober treffen sich beide Seiten vor dem Verwaltungsgericht Gelsenkirchen. Dann wird über die ersten vier Klagen von Studierenden verhand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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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Studium

Joana N. begann ihr Studium im Oktober 2019 in Münster. Daneben übernahm sie Schichten auf der Frühchenstation. Die Arbeit im Krankenhaus sei ein guter Ausgleich gewesen, sagt sie heute; weil sie auch schon vor dem Studium dort gearbeitet habe, habe sie die Abläufe gekannt.

Anders war es an der Uni. Dort habe sie, Tochter einer Bürogehilfin und eines Fleischermeisters, sich manchmal fehl am Platz gefühlt. Sie habe den Eindruck gehabt, sich immer wieder rechtfertigen zu müssen. Oft sei sie gefragt worden, ob sie als angehende Landärztin eine »abgespeckte Ausbildung« mache. Dabei saß sie in denselben Vorlesungen wie ihre Kommilitonen, schrieb dieselben Prüfungen, absolvierte die gleichen Praktika.

Wo künftig Hausärzte gebraucht werden

Regionen\* in Nordrhein-Westfalen, für die ein Hausärztemangel prognostiziert wurde bzw. wird

Während des Studiums heiratete Alexander M. und wurde Vater zweier Kinder. Nebenbei habe er unter anderem als Kranken-

Wenn man mit Alexander M. heute durch seine Studienstadt fährt, deutet er auf eine Wiese, da lägen im Sommer die Studierenden. Wie oft er dort gelegen habe? »Nie.«

\* Nach Planungsbereichen der Kassenärztliche Vereinigungen

Andere Landarzt-Studierende berichten dem SPIEGEL, sie hätten sich als »Mediziner zweiter Klasse« gefühlt. Einer erzählt, er verheimliche inzwischen, dass er über die Landarztquote studiere. Im Zweifel lüge er sogar.

5· Quellen: Kassenärztliche Vereinigung Nordrhein und Kassenärztliche Vereinigung Westfalen-Lippe, Stand: 15.3.2019; Landesamt für Gesundheit und Arbeitsschutz Nordrhein-Westfalen, Stand: 30.6.2026

So weit würden Joana N. und Alexander M. nicht gehen, sagen sie. Doch auch sie posaunten ihren Quotenplatz nicht herum. Auch deshalb möchten sie ihre Nachnamen nicht veröffentlichen, ihr Gesicht nicht zeigen; zu groß ist die Sorge vor Nachteilen im Berufsleben.

Albrecht Fuchs / DER SPIEGEL

Medizinstudent M., angehende Ärztin N.: Studium per Quotenplatz

Jost Schowe / DER SPIEGEL

pfleger gearbeitet und unterrichtet, 50.000 Euro Schulden aufgenommen, sagt er.

Während Alexander M. und Joana N. studierten, veränderten sich die Verträge, die das Land NRW für neue Landarzt-Studierende ausstellte. Ab 2021 wies es »klarstellungshalber« darauf hin, »dass die Weiterbildung nur in einem Fachbereich aufgenommen werden kann, für den das Land [...] zum Zeitpunkt der Aufnahme der Weiterbildung einen besonderen öffentlichen Bedarf [...] prognostiziert hat«.

In den Verträgen, die Joana N. und Alexander M. 2019 unterschrieben haben, fehlt der Satz. Aus Sicht des Landes gelten für sie trotzdem im Kern dieselben Bedingungen.

Joana N. und Alexander M. sagen: Sie hätten unterschrieben, dass sie ihre Facharztausbildung in einem Bereich absolvieren, der sie »zur Teilnahme an der hausärztlichen Versorgung berechtigt«. So steht es in ihren Verträgen. Dazu zählen laut Gesetz in Deutschland neben Allgemeinärzten und Internistinnen auch Kinder- und Jugendmediziner.

Für das Land hingegen ist der Bedarf entscheidend. In den Verträgen steht auch, Joana N. und Alexander M. müssten »nach erfolgter Weiterbildung« in einem unterversorgten oder von Unterversorgung bedrohten Gebiet in NRW praktizieren. Nach Ansicht des Landes ist so nicht nur festgelegt, wo sie praktizieren können – sondern auch, als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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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Erkenntnis

Im September 2024 saß Joana N. mit anderen Landarzt-Studierenden aus NRW in einem Hörsaal der Hochschule für Gesundheit in Bochum. Eingeladen hatten das Gesundheitsministerium NRW und das Landeszentrum Gesundheit, heute Landesamt für Gesundheit und Arbeitsschutz; es ist für die Landarztquote zuständig. Der Einladung zufolge, die dem SPIEGEL vorliegt, erklärten Vertreter zweier Ärztekammern, was die Studierenden bei ihrer Weiterbildung beachten müssten. Es folgte ein Austausch mit Hausärzten, dann eine Fragerunde.

Ein Student habe wissen wollen, wie es mit der Weiterbildung in Pädiatrie aussehe, also zum Kinder- und Jugendarzt. So erinnert sich Joana N. Eine Mitarbeiterin des Landesamts habe geantwortet, dass es in NRW keinen Bedarf für Pädiatrie gebe.

»Das war wie ein Schlag ins Gesicht«, sagt Joana N. heute. Ihr zufolge kippte die Stimmung im Saal. Als ein Moderator abgefragt habe, wer an einer Weiterbildung zum Kinderarzt interessiert sei, habe etwa ein Drittel der rund 100 Teilnehmenden die Hand gehoben. Auf Nachfragen der Studierenden, wie sie Kinderarzt werden könnten, hätten Vertreter des Landesamts sinngemäß geantwortet: »Wenn Sie das tun, riskieren Sie einen Vertragsbruch.«

Das Gesundheitsministerium NRW schreibt auf SPIEGEL-Anfrage, die Informationen seien nicht neu gewesen. Bereits zuvor habe man einzelnen Studierenden auf Nachfrage entsprechende Auskünfte erteilt.

Im Nachhinein ist schwer nachvollziehbar, ob das Land schlecht kommunizierte. Oder ob sich die Studierenden schlecht informierten. Das Ministerium teilt mit, es habe regelmäßige Informationsveranstaltungen gegeben, auch vor den Auswahlgesprächen, die Bewerber hätten jederzeit Fragen stellen können. Die Entwicklungen der Bedarfsprognose seien über das Ministerialblatt und die Website kommuniziert worden.

Die Vertragsbedingungen, so das Ministerium weiter, hätten sich nachträglich nicht geändert. Aus dem Vertrag von 2019 gehe klar hervor, dass die Studierenden später nur in Regionen mit »besonderem Bedarf« praktizieren dürften. Seit Start der Landarztquote sei ein solcher Bedarf nur für Allgemeinmedizin und Innere Medizin prognostiziert worden, nicht für Kinder- und Jugendmedizin. Die Studierenden der ersten Kohorten könnten zwar eine entsprechende Weiterbildung beginnen, riskierten damit aber, eine zweite Weiterbildung anschließen zu müssen. Nach aktuellem Stand sei jedenfalls nicht davon auszugehen, dass sie als Kinder- und Jugendmediziner tätig werden könnten, ohne am Ende gegen ihre vertraglichen Verpflichtungen zu verstoßen.

Bei vielen Studierenden kamen diese Informationen offenbar erst Jahre nach

Vertragsunterzeichnung an. Alexander M. besuchte keine Infoveranstaltungen, er sagt, er habe arbeiten oder sich um seine Kinder kümmern müssen. Joana N. sagt, sie habe 2024 zum ersten Mal von den Veranstaltungen gehört. Zu dem Zeitpunkt lag ein Großteil ihres Medizinstudiums bereits hinter ihr.

Nach der Veranstaltung in Bochum gründeten die Landarzt-Studierenden in NRW eine WhatsApp-Gruppe. Er habe die Nachrichten in der Gruppe gelesen, sagt Alexander M. heute, Kommilitonen hätten ihm von dem »Gerücht« erzählt, Pädiatrie sei nicht mehr möglich. Aber er habe es nicht glauben können, er habe ja nie etwas Schriftliches vom Land bekommen. Das Landesamt verschickte nach dem Termin in Bochum zwar ein »FAQ«; Alexander M. will es allerdings nie bekommen haben.

Am 29. Januar 2025 gründete er eine zweite WhatsApp-Gruppe, er nannte sie »EXIT«. Am selben Tag trat Joana N. bei. Die beiden sagen: Sie wollen Kinderärzte werden, keine Allgemeinmediziner, keine Internisten. Mittlerweile hat die Gruppe 245 Mitglieder.

Im Frühjahr 2025 veröffentlichte das NRW-Gesundheitsministerium ein Dokument namens »Nullbedarf Kinder- und Jugendmedizin« auf seiner Website. Ein Kommilitone habe es ihm gezeigt, erzählt Alexander M. Dort stand es schwarz auf weiß: »Eine drohende oder tatsächliche flächendeckende Unterversorgung [...] ist für den Fachbereich Kinder- und Jugendmedizin nach aktuellem Stand nicht festzustellen und auch nicht prognostizierbar.«

In diesem Moment, sagt Alexander M., sei sein Kartenhaus zusammengebrochen. »Ich konnte es nicht fassen. Kann ich immer noch ni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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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Klagen

Ungefähr zeitgleich schrieb ein Mitglied in die »EXIT«-Gruppe, es stehe in Kontakt mit einem Anwalt, Joachim Rau. Rau leitete bis Juni 2021 ein Amtsgericht, nun arbeitet er in Osnabrück als Rechtsanwalt. Auf seiner Website wirbt er mit einer Rechtsberatung zu den Landarztverträgen.

Im Juli 2025 gingen sowohl Joana N. als auch Alexander M. zu einer Infoveranstaltung des Anwalts – und entschieden sich, zu klagen.

Jost Schowe / DER SPIEGEL

Bundesweit sind mittlerweile 31 Klagen gegen die Vertragsregelungen einzelner Bundesländer anhängig, das ergab eine Abfrage des SPIEGEL bei allen Landesgesundheitsministerien. NRW führt die Liste mit 20 Klagen an, in Bayern und Hessen gehen jeweils 4 Studierende gegen das Land vor, im Saarland 2, in Sachsen gibt es einen Kläger. Die meisten ließen sich von ihm vertreten, sagt Joachim Rau.

Klägerin N. mit medizinischen Utensilien: Traum von der eigenen Kinderpraxis

Mit Blick auf NRW sagt der Anwalt, das Land nutze den Mangel an Medizinstudienplätzen aus. »Es lässt die Studierenden einen Blankoscheck unterschreiben, bei dem völlig unklar ist, unter welchen Bedingungen sie einmal arbeiten werden.« In seiner Klageschrift, die dem SPIEGEL vorliegt, konzentriert er sich auf die Vertragsstrafe von 250.000 Euro. Sie erscheine ihm rechtswidrig, sagt Rau, wenn sie immer starr in dieser Höhe zu leisten sei. »Da fehlt es an jeglicher Differenzierung, wie schwerwiegend gegen den Vertrag verstoßen wurde.«

Rau zufolge klagt rund ein Drittel seiner Mandanten in NRW, weil sie Kinder- und Jugendärzte werden wollen, wie Joana N. und Alexander M. Andere haben sich etwa aus gesundheitlichen Gründen dazu entschieden oder weil sie die Facharztausbildung nicht in NRW absolvieren können. Manche würden gern die Fachrichtung wechseln. So äußerte sich etwa ein junger Mann in der »Zeit«, der nach einem Praktikum lieber Chirurg als Hausarzt werden möchte.

Alexander M. sagt, er klage auch, weil er mehr Planungssicherheit für seine Familie brauche. Er stehe jetzt am Ende seines Studiums und wisse noch immer nicht, in welches unterversorgte Gebiet er ziehen könne.

Auch andere Studierende beklagen die fehlende Planungssicherheit und schlechte Kommunikation. Sie hätten sich vor Beginn ihres Studiums ein Dokument der Kassenärztlichen Vereinigungen auf der Info-Website zur Landarztquote angesehen. Dem SPIEGEL liegt eine Liste mit Stand 15. März 2019 vor. Sie nennt 106 sogenannte Planungsbereiche, die 2030 als voraussichtlich unterversorgt gelten. An dieser Liste hätten sie sich orientiert, sagen die Studierenden; an diesen Orten zu arbeiten, hätten sie sich gut vorstellen können.

Erst ab Mai 2025 verschickte das Land »regionale Empfehlungen« an diejenigen Studierenden, die bald ihr Studium beenden würden. Ein Jahr später stehen nun 70 Planungsbereiche auf der Liste: 55 sind gegenüber 2019 gleich geblieben, 51 fehlen, 15 sind neu hinzugekommen.

Vom Gesundheitsministerium NRW heißt es, man sei »sehr bemüht«, den Studierenden möglichst früh Planungssicherheit zu geben. Der öffentliche Bedarf lasse sich aber nicht jahrelang im Voraus feststellen. Man plane, den Ärztinnen und Ärzten ein Jahr vor Ende ihrer Weiterbildung eine verbindliche Liste der Bedarfsregionen vorzulegen.

Zudem dürfe man nicht vergessen: Sie hätten als Gegenleistung bevorzugt einen Studienplatz erhalten, der erstens sehr teuer sei und den sie zweitens über das reguläre Verfahren wahrscheinlich nicht erhalten hätten. Es werde ja niemand gezwungen, über die Landarztquote zu studieren. Die Vertragsstrafe von 250.000 Euro entspreche den ungefähren Kosten eines Medizinstudienplatz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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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 jetzt?

Alexander M. lebt heute in einem Haus zur Miete am Stadtrand, er lernt aktuell für sein Staatsexamen. Wenn er im Garten steht, eines seiner Kinder auf dem Arm, um ihn herum 15 Hühner und ein Hund, dann fällt es leicht, ihm zu glauben: Er will noch immer aufs Land ziehen, um dort zu arbeiten – aber eben als Kinderarzt.

Im Nachhinein hätte er lieber im Ausland Medizin studiert, sagt er. Die Vertragsstrafe könne er sich auf keinen Fall leisten, das Geld für die Klage habe er sich geliehen.

Am 6. Oktober wird auch über seine Klage verhandelt. Er versuche, nicht zu viel darüber nachzudenken, was vor Gericht passieren werde.

Joana N. wohnt mit ihrem Partner in einer Wohnung in Münster. Ihren Studienkredit über 30.000 Euro habe sie aufgebraucht, sagt sie. Könnte sie die Zeit zurückdrehen, würde auch sie sich nicht noch mal für die Landarztquote entscheiden – obwohl ein Medizinstudium immer ihr großer Traum gewesen sei. Stattdessen hätte sie vielleicht Pflegewissenschaften studiert, sagt sie. »Aber ich wäre trotzdem glücklich geworden.«

Am 6. Oktober wird Joana N. ins Krankenhaus fahren. Im September hat sie eine Weiterbildung zur Kinder- und Jugendärztin begonnen – ohne das mit dem Land abzustimmen.

Nora Ederer, Clara Wollmann

Auf Kollisionskurs

Weltall In Bayern präsentierte die Bundesforschungsministerin den größten Meteoriten Deutschlands. Damit begann der Ärger.

Dort habe er gelegen, jahrzehntelang, offen auf dem Hof. Caroline Freifrau von Waldenfels deutet auf den Boden neben einem Wirtschaftsgebäude ihres Guts. »Mein Vater hat immer gewitzelt, dass wir steinreich sind«, erzählt die Land- und Forstwirtin. Der Spruch habe sich nicht etwa auf die Finanzen ihres oberfränkischen Adelsgeschlechts bezogen: »Jedes Jahr lesen wir Steine von den Feldern.« Besonders auffällige würden dann auf dem Gelände in Gumpertsreuth drapiert.

So auch jenes Exemplar, rostbraun, rhombusförmig und mehr als 136 Kilogramm schwer. Das müsse Mitte der Achtzigerjahre gewesen sein, schätzt Waldenfels, jedenfalls vor der Wiedervereinigung.

Denn ein Angestellter habe ihn ungefähr dort aus der Erde gepflügt, wo heute die A93 vom nordöstlichen Zipfel Bayerns in Richtung Sachsen führt. Genauer will sie den Fundort nicht benennen: Es sollen keine Steinsucher auf ihren Äckern auftauchen und herumgraben.

Der Stein hat kometenhaft an Bekanntheit gewonnen. Er gilt als der größte Meteorit in Deutschland. Aber es gibt Streit über seinen Fundort. Ein Mann behauptet, ihn 2020 bei Bauarbeiten an seinem Haus gefunden zu haben. Und zwar rund 30 Kilometer mit dem Auto vom Gutshaus entfernt in einem Ort namens Issigau, Gemeindeteil Reitzenstein.

Wie kann das sein?

Der Himmelskörper ist nun ein Fall für die Justiz. Ab November soll vor dem Landgericht Hof verhandelt werden. Im Sommer scheiterte ein Versuch einer Einigung.

Waldenfels, 58, hat Zivilklage erhoben. Es geht zunächst darum, dass der Mann aus Issigau seine Behauptung unterlassen soll, er habe den Stein gefunden. Am Fundort hängt auch das Eigentum an dem Stein – und die geografische Zuordnung: »Ich will, dass die Wahrheit ans Licht kommt«, sagt Waldenfels.

»Unser Mandant ist überzeugt, rechtmäßiger Eigentümer des Meteoriten zu sein«, teilt Falk Schüttig, Anwalt des Beklagten, mit. Der Mann habe »den Stein auf seinem Grundstück entdeckt, seine Besonderheiten erkannt und damit die wissenschaftliche Untersuchung und Einordnung überhaupt erst ermöglicht«.

So richtig kollidiert sind die Parteien erst, seit die Politik den extraterrestrischen Brocken für sich entdeckt hat. Bundesforschungsministerin Dorothee Bär (CSU), qua Amt für Weltraumobjekte aller Art zuständig, besuchte 2025 den damals im Bayerischen Landesamt für Umwelt in Hof ausgestellten Meteoriten. Titel der Ausstellung: »Nicht von dieser Welt – Meteoritenfunde in Bayern«.

Die Broschüre des Landesamtes gab die Issigauer Version wieder: Ein Bagger habe »bei der Umgestaltung eines Gartengrundstückes durch eine Stützmauer unversehens einen unförmigen Rostklumpen ans Tageslicht befördert«.

Man dankte damals der »großzügigen Leihgabe des Finders«. In der Folge wurde sogar das potenzielle Streufeld »mit Metall-detektoren großräumig und professionell abgesucht, leider ohne weiteren Funderfolg«. Laut der Gumpertsreuth-Fraktion eine Suche am falschen Ort, die man sich hätte sparen können.

Der klägerseitig angegebene Streitwert beträgt 100.000 Euro – wobei beide Seiten betonen, keine finanziellen Motive zu hegen. Doch etwa in den USA gibt es spezialisierte Händler, die wohl Hunderttausende bezahlen würden.

Dass sich überhaupt Privatpersonen über ein solches Fragment streiten, liegt auch am

Sogenannter Meteorit von Issigau:

Der angegebene Streitwert beträgt 100.000 Euro

Einschlagsort: Anders als Baden-Württemberg oder Nordrhein-Westfalen hat Bayern kein Gesetz, mit dem sich der Staat den Zugriff und das Eigentum an einem Meteoriten sichern kann.

Weniger als 100 in Deutschland gefundene Meteoriten gibt es im internationalen Register der Meteoritical Society, die auch für die Benennung zuständig ist.

Laut Forschern besteht der bisher als »Meteorit von Issigau« bezeichnete Stein zum großen Teil aus Eisen und Nickel. Er soll vor 4,6 Milliarden Jahren entstanden sein und aus dem »Asteroidengürtel zwischen Mars und Jupiter« stammen. Auf der Erde eingeschlagen ist er demnach vor etwa 29.000 Jahren.

Aber wie könnte er von einem Einschlagsort bei Gumpertsreuth nach Issigau gekommen sein? Laut Klägerseite scheint das relativ eindeutig: Ein Angestellter des Guts, ein Betriebsleiter, nahm ihn mit, als Dekoration für seinen Garten.

Von einem Meteoriten war damals, um 2009, noch keine Rede. Der damalige Eigentümer, Ernst Albrecht Freiherr von Waldenfels, war gestorben, nach Darstellung seiner Tochter Caroline hatte er zuvor keine offizielle Erlaubnis zum Abtransport erteilt.

Der ehemalige Betriebsleiter, der inzwischen in Norddeutschland wohnt, bestätigte der Klägerin in einer Mail den Ablauf: Er habe den Stein von »Gumpertsreuth geholt«, seither habe dieser sichtbar auf seinem Grundstück gelegen, »bis zu dem Tag, an dem wir umgezogen sind«. Der jetzige Beklagte wiederum war der Käufer ebenjenes Grundstücks.

Der ehemalige Betriebsleiter ist als Zeuge geladen, ebenso wie der Mitarbeiter des Guts, der seinerzeit den Stein ausgepflügt hatte und dem Kollegen Jahre später beim Abtransport half.

»Jeder hier weiß, dass der Stein hierher gehört«, sagt Waldenfels nach der Hofbegehung. »Es kann nicht sein, dass die Menschen vor Ort, die Öffentlichkeit und die Wissenschaft so genarrt werden.«

Der Stein sei »weder herrenlos noch ein Fund noch ein Schatz« und auch nicht »ersitzungsfähig«, also mit der Zeit in den Besitz übergehend, argumentiert ihr Rechtsanwalt Burkhard Oexmann, ehemaliger Lehrbeauftragter an der Universität Münster. Vom Rechtsanwalt des Beklagten heißt es indes, dieser wolle solche Fragen »bewusst nicht außerhalb des gerichtlichen Verfahrens öffentlich erörtern«. Bis zur Klärung des Falls lagert der schwere Stein im Tresor der Landesjustizkasse in Bamberg, den Augen der Öffentlichkeit entzogen.

Der Sprecher des Landgerichts Hof teilt mit: »Es ist nicht vorgesehen, dass der Meteorit zum Termin nach Hof gebracht und in Augenschein genommen wird.«

Jan Friedmann 5

Die Wiederentdeckung des Westens

Identitäten Die Bundesrepublik war vor der Wiedervereinigung nie ein

fertiges Land. Was Westdeutschland zusammenhielt – und worauf wir uns heute besinnen sollten.

Von Heinz Bude

Dem Grünen Cem Özdemir ist ein westdeutsches Wunder gelungen. Aus nahezu aussichtsloser Position hat der Politiker mit türkischen Wurzeln die Wähler Baden-Württembergs davon überzeugt, dass er das Land durch den Wandel führen kann. Damit tritt er in die Fußstapfen von Winfried Kretschmann, eines Mannes von 1968, der ebenfalls aus der Tiefe der Bundesrepublik kommt: von unten, gegen Widerstände und lange ohne die Anerkennung der eigenen Partei. Baden-Württemberg steht pars pro toto für einen Westen, der zu neuen Ufern aufbricht:

Hier werden Auto und Maschinenbau mit KI neu gedacht, Roboter in der Medizin eingesetzt und in Tübingen und Heidelberg Biotechnologien entwickelt und in Heilbronn eine Cloud für den Mittelstand gebaut.

Den Westdeutschen von Augsburg über Saarbrücken bis Kiel ist in den vergangenen zehn Jahren klar geworden, dass das Bestehen auf einer Gegenwart ohne Ende keine Zukunft mehr verspricht. Sonst droht Deutschland, den Anschluss an das zu verpassen, was in China, Vietnam, Nigeria oder Oman längst entsteht.

Dieses westdeutsche Wir ist kein nostalgisches Wir, wie es zurzeit all überall grassiert. Es ist ein experimentelles, eines, das seine Stärke aus Veränderung gewinnt und alle einlädt, die daran mitarbeiten wolgehalten wird. Nach 1989 nannte man das in der nach Osten erweiterten EU den »antitotalitären Konsens«.

Blick auf den Kölner Dom am Rhein: Prototyp für eine wiederaufgebaute Stadt

Hesham Elsherif / Getty Images

Westdeutschland profitiert heute von Voraussetzungen, die kein Staat ohne diese Geschichte erzwingen kann. Es ist das Gefühl einer historischen Unwahrscheinlichkeit, das die bundesrepublikanische Gesellschaft möglich gemacht hat: Wir sind als Täter davongekommen, haben uns in der Nachfolge eines »Zivilisationsbruchs« bewährt und empfinden deshalb eine Verpflichtung, nicht andere anzuklagen, sondern uns vor uns selbst zu verantworten. Wir nachgeborenen Westdeut-

len. Und deswegen lohnt jetzt, nach der intensiven Auseinandersetzung mit Sachsen-Anhalt und Mecklenburg-Vorpommern, ein Blick in den Westen dieses Landes.

schen finden, dass Willy Brandt, der in den Widerstand gegen die Nazis gegangen ist, in Warschau auch für uns auf die Knie gefallen ist.

Im Vergleich der drei Nachfolgestaaten des Deutschen Reichs wird die Besonderheit des westdeutschen Wegs schon nach 1945 deutlich – und wirkt bis heute: Das neutrale Österreich sprach sich mit Hinweis auf den gewaltsamen »Anschluss« an Nazideutschland frei. Und in der realsozialistischen DDR entschuldete man sich mit der Formel vom »Faschismus als höchster Form des Kapitalismus« und erklärte folglich den Antikapitalismus zur höchsten Form des Antifaschismus. Nur die Bundesrepublik übernahm als Nachfolgestaat des »Dritten Reichs« die Erbschaft von Weltkrieg und Völkermod, indem sie das Entstehe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auf das Scheitern der Weimarer Republik zurückführte. Bonn ist nicht Weimar, solange die »antidemokratische Gefahr« durch eine »wehrhafte Demokratie« in Schach

Die frühe Bundesrepublik beruhte auf zwei stillen Übereinkünften: Man schwieg über die NS-Verbrechen, weil der Wiederaufbau wichtiger schien als die Abrechnung mit den eigenen Bürgern. Zugleich setzte sich die Erfahrung durch, dass die nächste Katastrophe ausblieb: trotz Koreakrieg, Mauerbau, Kubakrise und Kennedys Ermordung. Das westdeutsche Lebensgefühl entwickelte sich von Wolfgang Staudtes »Die Mörder sind unter uns« von 1946 zur heiteren Verheißung von »Blond muss man sein auf Capri« 1961.

In Antwort auf einen um sich greifenden Verfassungsoppportunismus erinnern sich viele Westdeutsche

heute ihres Verfassungspatriotismus von damals. Das Grundgesetz ist mehr als eine Sammlung von Spielregeln, es ist der Grund, auf dem unser Staatswesen ruht. Das Verfassungsgericht ruft man nicht an, wenn es einem nützt, sondern nur, wenn das Recht infrage steht. Nennen wir's Verfassungskultur.

Westdeutsch bedeutet die Einübung in der Mittelbarkeit von demokratischer Macht. Die Boomer der Bonner Republik haben als Kinder die Debatten im Bundestag als großes parlamentarisches Kino erlebt. Demokratie ist Streit, das Parlament eine Bühne, und das Volk lässt sich vertreten. Die Episode von 1968, als eine Vorhut der Studentenschaft vom imperativen Mandat und von direkter Aktion träumte, ist von den 68ern selbst als Verirrung ad acta gelegt worden. Es gilt die Legitimation durch Verfahren und die Priorität des Rechtsstaats vor der Demokratie.

Westdeutschsein heißt dankbar sein. Dafür, dass nach 1945 ein Gemeinwesen einigermaßen gelungen ist. Wir haben uns schließlich nicht selbst befreit. Die Befreiten sollten den Befreiern dankbar sein aus einem existenziellen Bedürfnis. Es hätte nämlich alles anders kommen können.

Und so haben die Westdeutschen auch der Frage nach dem nicht mehr menschlichen Grund des Lebens nie entsagt; sie erhielten die Kirchen als Teil des öffentlichen Lebens. Westdeutschland ist ein bikonfessionelles Land. Gut 36,6 Millionen Menschen gehören noch heute einer der beiden großen Kirchen an, die meisten von ihnen im Westen.

Mit der CDU gründete Konrad Adenauer eine Partei für die sturen Katholiken aus dem Münsterland und die hochmütigen Protestanten aus der »Bekennenden Kirche«. So entstand eine konservative Partei, bürgernah, aber nicht bürgerlich, verwurzelt, aber nicht beschränkt – Heimat für Fabrikanten und Arbeiterinnen, Bauern und Landärzte.

Und Willy Brandt sorgte in der Wahlnacht des 19. November 1972 für Aufsehen, als er sich bei den Katholiken für den Wahlsieg bedankte. In der Union gibt es bis heute katholische und protestantische Flügel. Für Helmut Kohl war selbstverständlich: War der Kanzler Katholik, musste der Bundespräsident Protestant sein und umgekehrt. Erst Angela Merkel war das egal.

Das Kunststück der westdeutschen Parteiendemokratie bestand lange darin, dass sich die beiden Volksparteien in der Wiederaufbauverpflichtung einig waren und trotzdem Differenz dramatisieren konnten: Unter Konrad Adenauer die Westbindung und unter Willy Brandt die Ostpolitik. Da war jedes Mal der Gedanke Nachbar eines Gefühls: Zuerst suchte das Volk Schutz und wollte Ruhe, und dann suchte es Aussöhnung und wollte Demokratie. Nation und Klasse traten in den Hintergrund und Anteil und Anrecht in den Vordergrund.

Das Ergebnis war ein einzigartiges Gesellschaftsmodell, das die Tradition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mit der angelsächsischen Idee der Staatsbürgerin verband: Heraus kam die bundesrepublikanische Arbeitnehmergesellschaft, in der der Kampf ums Geld immer auch den Kampf ums Recht beinhaltete – und somit »Wohlstand für Alle« als »Recht für Alle« vorstellbar machte. Ralf Dahrendorf hat darin die Vollendung einer großen sozialgeschichtlichen Metamorphose gesehen: Aus dem Untertanen des Kaiserreichs wurde der Volksgenosse der Nazis und daraus entwickelte sich der Staatsbürger der Bundesrepublik. Bildung sollte nicht als volkswirtschaftliche Ressource missverstanden, sondern als Bürgerrecht proklamiert werden.

Damit forderte der Westen den Osten heraus: Dem »Arbeiter-und-Bauern-Staat« in der DDR wurde die »Arbeitnehmergesellschaft« in der Bundesrepublik entgegengestellt. Briten und Franzosen staunten nicht schlecht über die Gleichzeitigkeit von enormer volkswirtschaftlicher Leistung und starkem gesellschaftlichem Zusammenhalt.

Der westdeutsche Facharbeiter denkt in den Kategorien des Betriebs, die Mitbestimmung erfüllt sich im Co-Management, und die Industriegewerkschaften machen die Lohnhöhe von der Produktivität der Arbeit abhängig. In der ersten Hälfte der Siebzigerjahre läuft in Wolfsburg der Golf vom Band, wird in Weinheim SAP gegründet, und in den Achtzigern wird in Dortmund Hoesch saniert. In Westdeutschland ging der Abbau und der Aufbau Hand in Hand.

Welche nächste Zukunft enthält die nächste Vergangenheit Westdeutschlands?

Zuletzt hat sich das Modell Deutschland um die Jahrhundertwende von sich selbst befreit. Ausgerechnet Rot-Grün zog die Notbremse, als das wiedervereinte Deutschland mit aufgepumpter Wirtschaft und saturierter Gesellschaft Europa nach unten zu ziehen drohte. Eine neue Mitte mit bunten Herkunftsgeschichten, die von der Bildungsexpansion profitiert hatte, wartete auf ein förderndes und forderndes Politikangebot. Die Stimmung: So konnte es nicht weitergehen. Auf dieses Verlangen antwortete eine Politik umfassender Konzepte, die von den Menschen die Pflege ihrer »Beschäftigungsfähigkeit« und von den Unternehmen die Steigerung ihrer »Konkurrenzfähigkeit« verlangte.

In der Mitte der Nullerjahre stand Deutschland als großer Globalisierungsgewinner da und erlaubte sich, zur Fußball-Weltmeisterschaft von 2006 die Welt zu Gast bei Freunden einzuladen. Damit hatte sich das Modell Deutschland im Blick seiner Freunde vollendet. Aus der Schuld war Verantwortung, aus dem Grundgesetz eine Kultur, aus dem Streit ein Verfahren zum Ausgleich geworden.

Heute scheint dem Modell sein Personal abhandengekommen zu sein. Die Boomer ziehen sich zurück. Die junge Generation bleibt auf ihren Motivationen sitzen. Es sind nur Fantasmen im Umlauf und keine identifikatorischen Modelle, an denen man ablesen könnte, wie heute ein gutes Leben aussehen könnte. Dieses Missverhältnis zwischen triebhafter Energie und formendem Objekt bringt offenbar in allen Altersklassen und sozialen Schichten einen ungeheuren Irrsinn hervor, den die Kultur unserer Gesellschaft nicht mehr zu absorbieren vermag. Man muss sicher zugestehen, dass der Mensch ein Wesen ist, das sich nie ganz an seinem Platz befindet und dessen Bestimmung es ist, zu irren und sich zu täuschen. Aber es gibt einen Unterschied zwischen banalem Aufgepuschtsein und göttlichem Umherirren.

Die Politik muss sich über dieses sozialpsychologische Szenarium im Klaren sein. Sie muss sich selbst sichtbar machen und darf sich nicht damit begnügen, das Sichtbare wiederzugeben; sie muss sich zu sich selbst entschließen und dem Publikum eine Politik bieten, die die jetzige Situation als Ganzes erfasst. Wir haben die letzten zwei Jahrzehnte von der Substanz gelebt und müssen jetzt nach vorn gehen, ohne zu wissen, wohin es geht. Allerdings geht das Spiel nicht weiter, wenn wir keine höhere Spielidee haben.

Herbert Grönemeyer hat sich mit seinen Songs stets als wahrer Westdeutscher enttarnt: Es wird nicht alles gut, aber mehr besser, als man denkt. Im Zweifelsfall müssen alle ran, und wer nicht mitmachen will, bleibt halt zurück und sollte sich überlegen, ob er nicht doch noch aufschließen will.

Für Boomer Grönemeyer begann alles in der Bochumer Eisdiele San Marco in den Sechzigerjahren. Im Ruhrpott hatte man damals Schulden, rußige Wäsche und Staublunge, aber 3 von 15 gingen schon aufs Gymnasium und beim Lied von Herman's Hermits »No Milk Today« gingen 1966 alle, Jungs wie Mädels, in einen anderen Zustand über. In Duisburg, Gelsenkirchen oder Herne sieht es heute ganz anders, aber an manchen Stellen nicht viel besser aus. Trotzdem: Eine Eisdiele gibt's überall.

Marcus Hoehn / laif

Heinz Bude, geboren 1954 in Wuppertal, lehrte Soziologie an der Universität Kassel. Er ist Gründungsdirektor des Documenta-Instituts. Zuletzt erschien von ihm »Abschied von den Boomern« im Hanser Verlag.

AUSLAND

»Ich lebe in einem Gefängnis

aus Schmerz«

SPIEGEL-Gespräch Hersh Goldberg-Polin wurde von der Hamas nach Gaza verschleppt und ermordet. Hier erklärt seine Mutter Rachel, wie sie die Trauer verarbeitet und warum sie in Deutschland Trost findet.

Goldberg-Polin, 57, wurde in Chicago geboren. 2008 zog die Pädagogin mit ihrem Mann Jon Polin und ihren drei Kindern nach Jerusalem. Hersh, damals 23, wurde am 7. Oktober 2023 beim Hamas-Angriff auf das Nova-Festival schwer verletzt und in den Gazastreifen verschleppt. Goldberg-Polin wurde als Stimme der Geiselangehörigen weltweit bekannt. Nach 328 Tagen wurde ihr Sohn Ende August 2024 zusammen mit fünf weiteren Verschleppten ermordet. Ihr Buch »When We See You Again« erschien im April bei S. Fischer.

SPIEGEL: Frau Goldberg-Polin, während der Gefangenschaft soll Hersh einen Satz wie ein Mantra wiederholt haben, angelehnt an die Maxime des Psychiaters und Holocaustüberlebenden Viktor Frankl: Wer ein Warum hat, erträgt fast jedes Wie. Was ist Ihr Warum seit Hershs Tod?

Goldberg-Polin: Eigentlich lautet die Maxime ja: Wer ein Warum hat, wer einen Sinn, ein Ziel, eine Bedeutung oder eine Absicht hat, kann jede Herausforderung bewältigen. Ich weiß, was meine Herausforderung ist: ohne Hersh durch den Rest meiner Zeit auf dieser Welt zu kommen. Das ist beschwerlich. Ich lebe in einem Gefängnis aus Schmerz.

SPIEGEL: Denken Sie, dass Sie irgendwann aus dem »Gefängnis« entkommen können? Goldberg-Polin: Bisher bleibe ich darin gefangen, aber ich hoffe und wünsche es mir. Mein Zustand verwirrt die Menschen, denn die Gitterstäbe sind unsicht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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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EGEL: Wie meinen Sie das?

Goldberg-Polin: Menschen wollen die Qualen anderer nicht sehen. Es gibt einen starken Drang nach Trost, Linderung und Überwindung. Doch viele Menschen, die ebenfalls einen Liebsten verloren haben, sagen uns, dass es nicht besser w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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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EGEL: Wer sind diese Menschen?

Goldberg-Polin: Vor allem Eltern, die ihre Kinder beerdigt haben. Ein Vater sagte: Ich habe meine Tochter vor 49 Jahren verloren, es wird nicht besser. Eine Frau, die vor 25 Jahren bei einem Terroranschlag hier in Jerusalem ihre Eltern und drei Geschwister verlor, ist heute verheiratet und hat selbst drei Kinder, sie sagt: Es wird sogar jeden Tag schwerer.

SPIEGEL: Im Deutschen gibt es die Redewendung »Die Zeit heilt alle Wunden«.

Goldberg-Polin: Ich denke dabei an Christopher Reeve.

SPIEGEL: Den Superman-Darsteller, der nach einem Unfall querschnittsgelähmt war.

Goldberg-Polin: Sein Körper war zerstört, er brauchte fortan sogar ein Beatmungsgerät.

Mein Herz und meine Seele wurden auf gleiche Weise zerstört, auch sie werden nicht heilen. Ich hoffe, dass ich diese Last besser tragen kann, aber verschwinden wird sie nicht.

SPIEGEL: Was gibt Ihnen noch Hoffnung?

Goldberg-Polin: Hoffnung gehört zum Menschsein. Aber ich kämpfe im Moment einfach mit der Bewältigung des Schmerzes.

SPIEGEL: Wie hilfreich war das Schreiben? Goldberg-Polin: Ich drohte unter dem Gewicht des Schmerzes zusammenzubrechen. Mein Mann sagte, dass ich alles rauslassen müsse. Es begann also mit dem Wunsch nach Erleichterung.

SPIEGEL: Sie schreiben, am Schnittpunkt von Liebe und Verlust liege die Trauer, die alles zermalmt.

Goldberg-Polin: Im Dezember waren wir gerade zu Besuch in den USA, als der Lektor anrief: Der Verlag wollte das Buch nicht veröffentlichen, ohne dass ich die finale Version noch mal gelesen habe. Jon und ich lasen den Text auf dem Rückflug nach Israel. Im Februar sollte ich das Hörbuch einsprechen, als ich ins Studio kam, klapperten meine Zähne vor Angst.

SPIEGEL: Darin gibt es Stellen, an denen Ihre Stimme fast bricht.

Goldberg-Polin: Als ich am ersten Tag der Aufnahme anfing zu weinen, sagte der Toningenieur, es sei gar nicht notwendig, dass ich emotional werde. Dabei tat ich es ja nicht absichtlich.

SPIEGEL: Das Buch ist auch eine Liebeserklärung an Hersh, den sie als fröhlich, höflich, gütig, schlau, neugierig beschreiben. Wie präsent ist er noch in Ihrem Leben?

Goldberg-Polin: Vom Aufwachen bis zum Einschlafen ist er ständig bei mir. Morgens sage

Nova-Festival-Gelände nach Hamas-Angriff: »Wir wussten, dass Hersh litt«

ich: Guten Morgen, Hersh, mein Süßkuchen, lass mich heute deine Liebe spüren, lass dein Licht mich führen. Manchmal sage ich auch: Beschütze mich vor dem Schmerz. So versuche ich, durch den Tag zu kom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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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EGEL: Er ist immer präsent?

Goldberg-Polin: Immer. Manchmal, wenn ich in Panik gerate, rufe ich laut nach ihm: Hersh! Und dann sage ich, so wie er, also mit möglichst rauer, tiefer Stimme: Mama, bist du h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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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EGEL: Und dann?

Goldberg-Polin: Dann antworte ich: Ich bin immer hier. Und dann versuche ich weiterzumachen. Und am Ende eines jeden Tages spreche ich einen Psalm für ihn.

SPIEGEL: Hersh ist für Sie Ihr »forever boy«, Ihr ewiger 23-jähriger Junge. Was heißt das? Goldberg-Polin: Für mich ist er wie eingefroren, er wird immer mein Junge bleiben. Er war ein Spätentwickler, sein Bartwuchs war noch nicht ausgeprägt. Als ich Hersh am 6. Oktober gute Nacht sagte, war er 23 Jahre und drei Tage alt. Meine jüngere Tochter Orly, seine kleine Schwester, ist inzwischen älter als er.

SPIEGEL: Ist das für die Familie verwirrend? Goldberg-Polin: Auch wenn meine Töchter eines Tages Großmütter sein werden, wird er noch ihr älterer Bruder sein. Wenn ich öffentlich spreche, sage ich eingangs immer: Mein Name ist Rachel, ich werde immer die Mutter von Hersh Goldberg-Polin sein, Hersh wird immer mein ältestes Kind sein, Hersh wird immer mein einziger Sohn sein, Hersh wird immer 23 Jahre alt s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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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EGEL: Sie sagten, Menschen erwarteten Linderung. Warum?

Goldberg-Polin: Es gibt das Konzept der toxischen Positivität. Ich habe das so verstanden, dass Menschen versuchen, das Leid anderer nicht mitanzusehen. Im Grunde ist es eine Form emotionaler Manipulation. Als ich von dem Begriff hörte, googelte ich ihn und stieß auf das Gegenteil: tragischen Optimismus. Ich dachte, mein Gott, das bin ich, eine Optimistin, aber umgeben von Tragik.

SPIEGEL: Was bedeutet das?

Goldberg-Polin: Der Begriff stammt auch von Viktor Frankl. Er verlor im Holocaust seine Ehefrau und seine Eltern, und trotzdem schuf er danach noch unglaubliche Dinge. Es geht darum, die eigene Tragödie zu akzeptieren und trotzdem optimistisch zu sein.

SPIEGEL: Wie haben Sie Gefühle wie Hass und Rache von sich ferngehalten?

Goldberg-Polin: Diese Gefühle haben einfach noch nicht an meine Tür geklopft. Ich glaube auch nicht, dass es hilfreich wäre. Es ist wie bei der Todesstrafe in den USA. Vor ein paar Jahren habe ich einen Artikel über eine Familie gelesen, die der Hinrichtung des Mörders ihrer Tochter beiwohnte. Alle Familienmitglieder wurden danach depressiv.

SPIEGEL: Die Hinrichtung hatte ihnen keine Linderung verschafft.

Goldberg-Polin: Genau, sie hatten geglaubt, dass diese Rache irgendetwas verändern würde. Am Tag, als Hamas-Anführer Yahya Sinwar getötet wurde, schickte mir jemand ein Foto seiner Leiche, mit Schusswunde im Kopf. Ich war so entsetzt, dass ich mich übergeben musste. Ich konnte nicht glauben, dass jemand dachte, ich würde dieses Foto sehen wollen.

SPIEGEL: Israels Armee tötet systematisch alle Mitwirkenden des 7. Oktober.

Goldberg-Polin: Tatsächlich schicken die Sicherheitsbehörden den Familien oft Fotos mit dem Hinweis, die Menschen, die ihre Lieben entführt haben, getötet zu haben. Ich sagte ihnen: Mir müsst ihr damit nicht kommen, das bringt Hersh nicht zurück.

SPIEGEL: Ende Oktober 2023 sagten Sie bei einem Auftritt bei der Uno: »Hass ist einfach.« Was meinten Sie damit?

Goldberg-Polin: Hass setzt wie alle Extreme bei unseren Instinkten an. Als Menschen neigen wir dazu, uns auf diese Extreme zuzubewegen. Wir sollten aber versuchen, an dem Ort zu bleiben, der frei nach Maimonides ...

SPIEGEL: ... einem bedeutenden jüdischen Gelehrten des Mittelalters ...

Goldberg-Polin: ... die goldene Mitte genannt wird. Wir wurden nach Gottes Ebenbild geschaffen, was bedeutet, dass wir die Fähigkeit besitzen, dem entgegenzuwirken, was sich vielleicht natürlich anfühlt, aber langfristig nicht gesund oder produktiv ist: den negativen Trieben.

SPIEGEL: Sie sagten, dass es in einem Wettbewerb des Schmerzes keine Gewinner geben könne.

Goldberg-Polin: Wir sollten nicht analysieren, wessen Tränen salziger sind. Tatsächlich glaube ich, dass Schmerz verbindend sein kann. Ich habe einige Menschen getroffen, die meine Weltsicht nicht teilen, die nicht meine Hautfarbe oder Herkunft haben, aber wie ich Leid, Verlust und Schmerz erlebt haben – dadurch habe ich sehr viel mit ihnen gemeinsam.

SPIEGEL: Könnte dieser Schmerz auch Israelis und Palästinenser zusammenbringen?

Goldberg-Polin: Ich würde es mir sehr wünschen. Der Rabbiner Tarfon, ein jüdischer Gelehrter des Altertums, sagte, es sei nicht unsere Aufgabe, das Werk zu vollenden, aber wir seien auch nicht davon entbunden, es zu versuchen.

SPIEGEL: Sie leisten Ihren Teil, indem Sie trotz allem gütig sind.

Goldberg-Polin: Gleichzeitig verleugne ich nicht, was passiert ist. In den ersten 330 Ta-gen habe ich das sehr oft getan, eigentlich wollte ich mich auf dem Boden zusammenrollen und weinen. Wir wussten, dass Hersh litt, dass er ausgehungert und gefoltert wurde, dass er nur noch einen Arm hatte, dass er seinen besten Freund hatte sterben sehen, dass er mitansehen musste, wie 18 Menschen vor seinen Augen getötet wurden. Es war eine derart entsetzliche Folter. Wenn ich mich aber nur auf den Boden gelegt und geweint hätte, hätte ich nicht helfen können.

Jack Guez / AFP

Aktivistin Goldberg-Polin, Ehemann Jon 2024: »Lass dein Licht mich führen«

SPIEGEL: Denken Sie daran, in die USA zurückzugehen?

Goldberg-Polin: Unser Leben ist hier, unsere Kinder sind hier, Hersh ist hier. Unser Schicksal ist hier. Und das Leid ist sowieso überall, wo ich hingehe.

SPIEGEL: Sie erklären in Ihrem Buch das Schicksal von Hersh mit der Parabel »Tod in Teheran«.

Goldberg-Polin: Die geht so: Ein König und sein Diener treffen sich in einem Garten, der Diener sagt: »Ihre Majestät, ich bin gerade dem Tod begegnet, bitte geben Sie mir Ihr bestes Pferd, damit ich nach Teheran fliehen kann und der Tod mich nicht erwischt.« Der Diener reitet davon, dann begegnet der König dem Tod und sagt: »Wie kannst du es wagen, meinen Diener so zu erschrecken?« Der Tod sagt: »Ich wollte ihn gar nicht erschrecken. Ich war nur überrascht, ihn hier zu sehen, denn ich habe doch heute Abend in Teheran eine Verabredung mit ihm.« Im Talmud gibt es eine sehr ähnliche Geschichte, da sagt König Salomo am Ende: »Die Füße eines Menschen führen ihn dorthin, wo er gebraucht wird.«

SPIEGEL: Warum war es hilfreich für Sie, dass ein Rabbiner Ihnen sagte, Hersh sei ein Holocaustüberlebender?

Goldberg-Polin: Dieser Rabbiner war der Sohn zweier Auschwitz-Überlebender. Er wuchs in einem Haushalt auf, in dem beide Eltern jeweils ihre Ehepartner und ihre Kinder verloren hatten. Er sagte zu mir: »Vergiss niemals, dass Hersh einen Holocaust überlebte und erst dann getötet wurde.« Dieser Rabbiner verstand meinen Jungen.

SPIEGEL: Hershs Geiselhaft war ein ähnliches Martyrium wie jenes der Juden im Zweiten Weltkrieg?

Goldberg-Polin: Hersh überlebte 328 Tage. Als wir seinen Körper zurückbekamen, sahen wir, was er ertragen hatte: Er hatte Verbrennungen von der Folter, er war zum Skelett abgemagert, er war schmutzig. Der Rechtsmediziner schätzte, dass er und die fünf anderen, mit denen er zusammen war, sich mindestens drei Monate lang nicht hatten waschen dürfen. Es waren schwer gezeichnete Menschen, die am Leben geblieben waren: Holocaustüberlebende.

SPIEGEL: Warum ist Ihnen die Einordnung so wichtig?

Goldberg-Polin: Hersh wurde nach meinem Großonkel benannt, der zusammen mit seiner Frau und ihrer Tochter in Auschwitz ermordet wurde. Für mich liegt in der Holocaust-Erinnerung eine starke Bindung an das, was unser Volk durchgemacht hat.

SPIEGEL: Hersh hat ausgerechnet im Land der Täter gute Freunde gefunden, vor allem in Bremen, als Fan des Fußballclubs Hapoel Jerusalem. Die Werder-Ultras haben zu seinem Todestag eine Choreografie für ihren »Achi«, also Bruder, Hersh aufgeführt.

Goldberg-Polin: Er war mindestens dreimal in Bremen. Er liebte die Menschen dort, und sie liebten ihn. Im August 2023 hatten wir einige seiner Bremer Freunde zum Abendessen bei uns. Ich erinnere mich, dass ich einem jungen Mann aus Deutschland gegenüber, der sagte: Für uns ist es etwas ganz Besonderes, dass wir diese jüdischen Freunde haben, unsere Großeltern würden es nicht glauben.

SPIEGEL: Der Holocaust war Thema zwischen diesen jungen Fußballfans aus Deutschland und Israel?

Goldberg-Polin: Hersh sagte, sobald die Menschen erführen, dass er jüdisch sei, wollten sie über nichts anderes sprechen. Zwei seiner Freunde sagten irgendwann zu ihm: Wir möchten dich um Vergebung bitten für das, was unsere Großväter getan haben. Sie wussten, dass ihre Großväter in der SS gewesen waren. Hersh antwortete, ihr seid nicht verantwortlich für das, was eure Großväter getan haben – und ich bin nicht die Person, die euch vergeben sollte.

SPIEGEL: Es gibt unter vielen jungen Deutschen ein Bewusstsein für Deutschlands Schuld.

Goldberg-Polin: Seine deutschen Freunde haben sich als Allererste für ihn eingesetzt. Sie stiegen in den Bus und fuhren zum Bundestag. Sie wollten herausfinden, ob er die deutsche Staatsbürgerschaft bekommen könne. Das war beeindruckend.

SPIEGEL: Frau Goldberg-Polin, wir danken Ihnen für dieses Gesprä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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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f dem Trostberg

Ukraine Einmal im Leben auf die Howerla zu klettern, gilt vielen als Pflicht. Seit Russlands Angriffskrieg suchen sie vor allem Trost und Frieden auf dem höchsten Gipfel in den ukrainischen Karpaten.

Irgendetwas scheint nicht zu stimmen mit diesen Kinderturnschuhen. Drücken sie? Löst sich die Sohle? Jedenfalls zieht der blonde Junge, vielleicht zehn Jahre alt, die Schuhe ein paar Dutzend Schritte vor dem Gipfel aus. Dann klettert er, die Sneaker in der rechten Hand, auf weißen Socken immer höher über Felsbrocken.

Auch wir, eine deutsche Journalistin und ein ukrainischer Fotograf, steigen weiter bergauf, auf den Karpatengipfel der Howerla, tief im Westen der Ukraine. Die Baumgrenze haben wir hinter uns gelassen, der Hang ist steil, die Waden brennen. Neben dem Kletterpfad wachsen wilde Blaubeeren und violette Glockenblumen.

Ab hier geht der Atem laut, und der Blick ist nach oben gerichtet, zum 2061 Meter hohen Gipfel. Die Howerla ist der höchste Berg des Landes. Und für die meisten hier ist er mehr als das.

Hunderte Menschen steigen an diesem klaren Samstag im August auf das Dach der Ukraine: Teenager in sehr kurzen Hosen, junge Paare mit schicken Sonnenbrillen, Familien mit Kindern und prallen Rucksäcken, Rentner mit Wanderstöcken und Hütchen und immer wieder Soldaten in Flecktarn.

Auf einmal schluchzt jemand laut. Es ist der Junge auf Socken. Er lässt die Schuhe fallen und umklammert laut weinend einen Fuß. Die Familie hockt sich zu ihm. »Was heulst du?«, fragt die Mutter.

Die Howerla ist für die Ukrainer ein Symbol für die Unabhängigkeit ihres Landes. Als der oberste Rat der ukrainischen Sowjetrepublik am 16. Juli 1990 die staatliche Souveränität der Ukraine erklärte, stürmten Aktivisten der patriotischen Bewegung Ruch auf diesen Gipfel und hissten die blau-gelbe Flagge.

Später inszenierte Wiktor Juschtschenko, der dritte Präsident, den Aufstieg als patriotisches Ritual. Im Wahlkampf 2004, als er gegen den prorussischen Kandidaten Wiktor Janukowytsch antrat, wurde Juschtschenko schwer mit Dioxin vergiftet. Das Bild seines grau-grünen, von Läsionen entstellten Gesichts ging damals um die Welt.

Moskaus Kandidat Janukowytsch wurde zum Sieger der massiv gefälschten Wahl erklärt. Doch die Ukrainer erkämpften mit der Orangen Revolution eine neue Stichwahl – und Juschtschenko gewann.

Im Juli 2005 stieg er, noch immer schwer gezeichnet, mit seinen Leibwächtern, vielen Abgeordneten und Tausenden Anhängern auf die Howerla. Es war, als wollte Juschtschenko den prorussischen Kräften sagen: Mich habt ihr nicht gebrochen und auch die Unabhängigkeit der Ukraine nicht. Beim Abstieg schlugen Blitze ein, ein Teilnehmer der Exkursion wurde dadurch getötet, ein weiterer starb an Herzversagen.

Solche Gewitter kämen immer wieder vor, hatte uns die alte Souvenirverkäuferin an der Basisstation gewarnt. Besonders gern schlügen die Blitze in große Fotokameras ein. Präsident Juschtschenko ließ sich davon nicht beirren. Er kletterte jedes Jahr im Sommer auf den Berg und machte ihn zur Bühne seiner Identitätspolitik. Auf Juschtschenko geht das ungeschriebene Gebot zurück, dass jeder ukrainische Patriot mindestens einmal im Leben auf diesen Berg steigen sollte.

Viele halten sich daran. Jahr für Jahr wandern Zehntausende Ukrainer auf ihren heiligen Berg. Besonders viele kämen nach alter Tradition noch am 16. Juli, sagte die Souvenirverkäuferin. Noch mehr kämen inzwischen aber am 24. August, dem Unabhängigkeitstag des Landes.

Seit Russland die Freiheit der Ukraine mit seinem Angriffskrieg wieder bedroht, hat die Howerla vor allem für Soldaten noch

Soldaten Karina, Serhij:

»Fällt uns leichter, in unserem Umfeld zu sein« eine tiefere Bedeutung gewonnen. Veteranen steigen oft in großen Gruppen hinauf, manchmal tragen sie amputierte Kameraden auf dem Rücken. Im vergangenen Dezember projizierte ein Künstler die Gesichter von 250 Soldaten riesengroß in den Schnee am Berg.

Auf dem Vorgipfel, wo viele kurz verschnaufen, treffen wir ein auffällig ernstes junges Paar. Serhij, 24, sagt, er habe sich schon mit 18 freiwillig zur Armee gemeldet. Karina, 26, zerbrechlich mit falschen Wimpern, dient seit drei Jahren. Beide gehören dem 3. Armeekorps an, das in der Region Charkiw die Front verteidigt.

Zweimal im Jahr dürfen sie ihre Posten für jeweils 15 Tage Urlaub verlassen und theoretisch sogar ins Ausland reisen. Serhij findet aber: »Jeder Bürger der Ukraine sollte zuerst die Schönheit des eigenen Landes sehen.« Er streckt seine Hand aus und zeigt eine runde Gedenkmünze. Die wollen sie auf dem Gipfel vergraben zum Gedenken an einen toten Kameraden. »Er starb vergangenes Jahr«, sagt Serhij. Eigentlich wollten sie zusammen auf den Berg.

Serhij und Karina sind jetzt nah an ihrem Ziel, doch sie wirken, als wären sie lieber weit weg. »Es fällt uns leichter, in unserem Umfeld zu sein«, erklärt Serhij. Mit den Leuten hier, Zivilisten meint er, habe man keine gemeinsame Sprache. Er wolle seine Mitbürger nicht beleidigen, sagt Serhij, aber die Menschen hier wüssten nicht, was Krieg wirklich bedeutet.

Zwischen den Weltkriegen gehörte die Howerla nicht zur Ukraine. Der drei Meter hohe Obelisk auf dem Gipfel markierte einst die Grenze zwischen Polen und der Tschechoslowakei, die von 1920 bis 1938 entlang dieses Karpatenkamms verlief. Heute schiebt sich der alte Obelisk frisch gestrichen in unser Blickfeld, oben blau und unten gelb.

Wir sind da, wir sind auf der Howerla!

Jubel, Umarmungen, Hände abklatschen. Eine Mutter, die mit uns ankommt, reicht der Tochter das Handy: »Oma, wir haben es geschafft!« Auf dem Gipfelplateau sind jetzt, gegen Mittag, mehr als 100 Menschen. Sie müssen auch über die andere, steilere Route gekommen sein. Wirkliche Profis, aber das sind die wenigsten hier, wandern vom Nachbargipfel herüber, einem anderen Zweitausender.

Da ist der ältere Mann mit der gelben Schirmmütze. Er war schon auf den Wurzeltreppen des Fichtenwalds an uns vorbeigerauscht. Jetzt hat er seinen Wanderstab zum Fahnenmast umfunktioniert und schreitet lächelnd die Bergkuppe ab. Jaroslaw Ostafijtschuk, so stellt sich heraus, ist Vorsitzender der patriotischen Partei Ruch in der Regions-hauptstadt Iwano-Frankiwsk.

Ostafijtschuk, 71 Jahre, war Sportdozent an der Medizinischen Hochschule und sagt, er kenne diesen Berg schon seit Sowjetzeiten gut. Als Student habe er geholfen, das Betonfundament für die Basisstation zu gießen. Damals habe es in der Gegend außer Hirten mit Schafen nicht viel gegeben. Wann hat der Hype um den Berg begonnen? »Mit Juschtschenko hat das damals so richtig angefangen«, sagt Ostafijtschuk.

Es freue ihn, dass so viele Leute kommen, sagt Ostafijtschuk. Aber der Berg leide natürlich auch unter den Massen. »Jetzt diskutieren sie schon über eine Seilbahn zum Gipfel.«

Ostafijtschuk muss weiter, er ist heute hier, um die 400 Teilnehmenden des patriotischen Zeltlagers »Howerljana 2026« zu begrüßen. Die Jugendorganisation seiner Partei Ruch lädt jedes Jahr in die Karpaten ein zu einem Bildungscamp für die patriotische Elite.

Das Ministerium für Jugend und Sport unterstützt das Lager, wie es auf dessen Website heißt, »zur Stärkung der nationalen und staatsbürgerlichen Identität«. Das Interesse ist riesig. Als politische Partei hat die rechts von der Mitte stehende, aber eindeutig pro-westliche Ruch in der Ukraine heute kaum noch Bedeutung. Die dazugehörige Jugend-bewegung genießt seit dem Krieg aber sehr viel Zulauf aus allen Teilen des Landes.

Serhii Korovayny / DER SPIEGEL

Zwei Dutzend aufgedrehte Frauen von einem Laufclub brechen unvermittelt in einen Tanz aus. Die Choreografie erinnert an Step-Aerobic – nur mit Trommelstöcken in den Händen. Ein Kameramann zeichnet für Social Media auf. Ein bärtiger Vater versucht, den bunten Drachen seines Sohnes in die tückischen Winde zu werfen, und ein blondes Mädchen feiert an diesem Tag ausweislich einer rosa Schärpe seinen 13. Geburtstag. Vor einem Selfie-Spiegel stehen Menschen Schlange wie vor einem angesagten Club, um sich mit dem Schriftzug »Howerla« vor dem Bergpanorama abzulichten.

Besucher auf 2061 Meter Höhe: Anstehen wie vor einem angesagten Club

Es gibt drei Gipfelkioske mit steinernen Tresen. Man kann dort von der Sonne gewärmte Getränkedosen oder von einem Gasbrenner gewärmten Kaffee kaufen. Beliebt, vor allem bei Kindern, sind die Goldmedaillen mit dem Foto der Howerla, die an blaugelben Bändern baumeln.

Serhij und Karina, das Soldatenpaar, haben sich an einem ruhigeren Abhang niedergelassen. Die beiden sitzen eng beieinander und blicken in die Ferne. Der Himmel ist so klar, dass man bis nach Rumänien schauen kann. Sie haben ihre Münze in einen der Steinhaufen gesteckt, die hier zum Gedenken an getötete Soldaten aufgehäuft wurden. Es gibt viele davon zwischen den Grasbüscheln. In den meisten stecken zerfledderte Flaggen. Auf manche Fahnen sind die Gesichter der Toten gedruckt.

Eine kleine Drohne fliegt surrend heran. Das Geräusch lässt viele kurz erstarren. Zum Glück ist dies keine von den tödlichen russischen Waffen. Zu dieser Kameradrohne gehört ein freundlicher Mittvierziger, der den Betriebsausflug seiner Solarpanel-Firma aus der Vogelperspektive festhalten will.

Der heulende Junge hat es irgendwie nach oben geschafft. Jetzt sitzt er zufrieden im Kreis seiner großen Familie auf dem Boden und ist ein Brot.

Die erste Gruppe von Ostafijtschuks patriotischer Jugend ist offenbar angekommen. Neben dem Gipfelkreuz haben sich junge Leute im Kreis aufgestellt. Sie singen, eine Hand auf dem Herzen, mit gedämpfter Stimme die Nationalhymne: »Noch sind der Ukraine Ruhm und Freiheit nicht gestorben. Noch wird uns, brüderliche Jugend, das Schicksal lächeln.«

Nicht weit abseits, unterhalb der Selfie-Schlange, hat sich Oksana Medwedska niedergelassen, 56, dunkler Bob, kleines Halstuch. Ganz in sich versunken, betrachtet sie die fernen Täler und Wipfel. Medwedska sagt, sie sei heute zum allerersten Mal hier. Sie habe aber immer schon kommen wollen. Jetzt hat ihre Nichte, die dem tanzenden Laufclub angehört, sie mitgenommen.

Medwedska ist Schneiderin und stammt aus der Region Schytomyr. Jetzt lebt sie in

Kyjiw als Hausmeisterin. Auf diesem Berg fühle sie sich zum ersten Mal seit langer Zeit sicher im eigenen Land. »Es ist so schön hier und so friedlich«, sagt sie. In der Hauptstadt, wo sie in der Nähe des Bahnhofs wohne, seien die Nächte laut, sie selbst immer müde. »Wie lange soll das noch so weitergehen?«, fragt Medwedska.

Hinab probieren wir die steilere Route. Es ist nicht zu empfehlen. Da gibt es Stau, Leute rutschen auf den glatten Steinen ab. Ohne die Trekkingstöcke, die man für umgerechnet zwei Euro im Basislager mieten kann, hingen wir womöglich noch immer am Berg.

Unten füllt eine Dame mit Dutt uns große Becher mit eiskaltem Kwas. Das Getränk aus vergorenem Brot hat noch nie besser geschmeckt.

Eine Frau spricht uns an, Bergsteiger-Small-Talk. Ob wir auch den Abstieg schwieriger gefunden hätten als den Aufstieg? Es ist die Mutter des Jungen auf Socken. Aber das fällt uns erst viel später auf. Sonst hätten wir gefragt, was mit den Schuhen nicht stimmte.

Ann-Dorit Boy

Die Papprevolution

Bosnien Junge Aktivisten haben in dem ethnisch gespaltenen Balkanland eine Massenbewegung für alle geschaffen. Die Botschaft:

Ihre Probleme haben nichts mit Herkunft zu tun, sondern mit Macht- und Raffgier.

Einmal haben sie eine selbst gebastelte Karte Bosniens an Masten und Wände geklebt. Darauf eine Linie quer durchs Land und die Worte »wofür wir kämpfen«. Danach war was los. Muslime im Land witterten eine serbische Provokation, bosnische Serben muslimische Propaganda. Die Staatsanwaltschaft begann zu ermitteln.

Dann meldeten sich die Täter mittels Bekennervideo. Wo andere eine Teilung sähen, »sehen wir eine Autobahn«, sprachen sie feixend. Selbst in Bosnien und Herzegowina sei nicht jeder Strich eine Trennlinie. Manchmal zeige er auch die Zukunft. In diesem Fall eine, die direkt in die Europäische Union führen würde. Schönen Gruß von der »Karton Revolucija«.

»Es ist immer dasselbe«, sagt Nedim Musić an einem wolkenlosen Septembertag in der Stadt Tuzla im Nordosten: Wenn man Missstände beklage, schreie eine der ethnischen Gruppen im Land, manchmal auch alle, »Diskriminierung!«. Dabei sei es etwa einem illegal abgeholzten Wald egal, ob ein muslimischer Bosniake, ein katholischer Kroate oder ein orthodoxer Serbe die Kettensäge angesetzt habe. »Die Folgen spüren alle.« Musić, ein Mann mit Oberarmen wie Birkenstämme und hochgegeltem Haar, hat als Treffpunkt das New York Café in Tuzla ausgewählt. Der 35-Jährige ist Sportwissenschaftler und Gymbesitzer in der drittgrößten Stadt des Landes. Doch meist stemmt er andere, schwerere Probleme.

Mit seinem Kumpel Adi Selman, einem Politologen und ehemaligen Nationalmannschafts-Karateka, gründete Musić 2020 Karton Revolucija, die vermutlich größte Aktivistenbewegung Bosniens. Seither decken die Revolutionäre, deren Markenzeichen politische Parolen auf Pappe sind, mit bissigem Humor und investigativem Eifer Mängel auf, die alle betreffen. Egal, woher sie kommen oder zu welchem Gott sie beten.

Brückenbauer wie Karton Revolucija haben es derzeit noch schwerer als sonst. Am 4. Oktober wird gewählt, und Wahlzeiten sind in Bosnien stärker als anderswo Kampfzeiten. Gut 30 Jahre nach dem Bosnienkrieg, einem der grausamsten Konflikte in Europa seit Ende des Zweiten Weltkriegs, ist der ehemalige jugoslawische Teilstaat mehr denn je eine Ethnokratie. In der schüren die drei großen ethnonationalistischen Parteien gerade wieder das Feindbild des bedrohlichen Nachbarn und pflegen Ab- und Aufspaltungs- fantasien. Tatsächlich geht es um Macht. Ein schwacher Gesamtstaat kommt Serben, Kroaten, Bosniaken gleichermaßen gelegen, die in ihrem jeweiligen Einflussgebiet das Land ausbeuten, sich bereichern und ihre Klientel mit Posten versorgen. »Wahlen werden daran nichts ändern«, sagt Musić.

Er, Selman und ihre mehrere Tausend freiwilligen Aktivisten gehen einen anderen Weg. Rund 400.000 Menschen folgen Karton Revolucija auf digitalen Medien. Und das beiderseits einer tatsächlichen Trennlinie: in der von Serben dominierten Teilrepublik Srpska einerseits und im überwiegend von Bosniaken und Kroaten bewohnten restlichen Land andererseits.

Zu rechnen war damit nicht, als im Dezember 2020 ein paar junge Menschen auf dem Freiheitsplatz von Tuzla auftauchten, um dagegen zu demonstrieren, dass die beiden einzigen Mammografiegeräte im Gesundheitszentrum der Stadt kaputt waren. »Frauen sterben«, stand auf den Pappschildern, die die Demonstranten in die Höhe reckten.

Karton-Revolucija-Mitgründer Musić:

»Die Folgen spüren alle«

Am Telefon habe ihm damals eine Männerstimme geraten, die Klappe zu halten, sagt Musić, alles andere sei »nicht gut für euch und unsere Stadt«. Später seien Todesdrohungen dazugekommen. Angst? »Warum?«, fragt Musić zurück. »Wir tun das Richtige.« Außerdem fühlt er sich durch seine Prominenz geschützt.

Auf der Straße werden die Pappkameraden längst erkannt. Menschen überschütten sie mit Hinweisen auf Missmanagement, Veruntreuung, Korruption. Dann reisen Music und Selman als Ermittlerduo mit Sonnenbrille zu den Tatorten und mobilisieren Mitstreiter mit sarkastischen Videoclips.

So wie bei den Protesten gegen eine geplante Lithium-Mine im Majevica-Gebirge. Das Besondere daran: Aus Čelić und Lopare gingen Bosnier gemeinsam auf die Straße. Der eine Ort liegt in der muslimisch-kroatischen Föderation, der andere in der Republika Srpska, den beiden Landesteilen, in die das Dayton-Abkommen Bosnien 1995 aufgliederte. Im September stoppte der Kanton Tuzla die Minenpläne einstweilen.

Wie mühsam das Revolutionsgeschäft aber auch sein kann, erklärt Music rund 50 Autominuten südlich von Tuzla. Dort liegt auf über 1000 Meter Höhe der Konjuh, ein weitgehend unberührtes Landschaftsschutzgebiet mit dichten Kiefern, Buchen und Ahornbäumen. Hinein führt eine enge Straße, auf der man Sattelschleppern mit wuchtigen alten Bäumen ausweichen muss.

Vor vier Jahren waren Musić und Selman zum ersten Mal hier, nachdem Bewohner aus Banovići sich beklagt hatten, dass aus ihren Wasserleitungen nichts mehr fließt. Die Kleinstadt bezieht ihr Wasser vom Konjuh. Die Kartonisten durchkämmten den Wald und stießen auf riesige gerodete Flächen – Ergebnis unkontrollierter Abholzung.

Karton Revolucija nannte in Videos Namen von Unternehmen und Politikern, kritisierte Wildhüter, die bezahlt werden, um den Wald zu schützen. Mit Erfolg: Die Behörden ordneten an, dass jeder Holztransport aus dem Wald registriert werden müsse, an Ein- und Ausfahrten zum Park wurden Überwachungskameras installiert.

Ein Happy End – hätten die Verantwortlichen nicht kürzlich verfügt, dass auch in den sensibelsten Zonen des Konjuh noch mehr Bäume gefällt werden dürfen, wenn sie als befallen oder krank gelten. Seither habe sich die Zahl der »kranken« Bäume im Schutzgebiet vervielfacht, sagt Musić. »Wir werden unseren Kampf wohl von Neuem beginnen.«

Dann muss er das Gespräch unterbrechen. Ein mürrischer Ranger hat sich dem Unterstand genähert und lässt ihn wissen, er dürfe dort nicht sein, ohne zu bezahlen. Music steht auf, grinst und flüstert: »Das war der Typ, der nach unseren Videoclips öffentlich gesagt hat, man sollte auf uns pissen.«

Jörg Schind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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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o Brizuela / DER SPIEGEL

Neubauten in Asunción

Traumziel Paragu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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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wanderer Immer mehr Deutsche flüchten vor hohen Steuern, Bürokratie und aus Angst vor Krieg in den südamerikanischen Binnenstaat. Was macht das Land so attraktiv?

Ecki, ein Rentner aus Thüringen, schwärmt von den günstigen Lebenshaltungskosten. Claudia aus Baden-Württemberg fragt nach Tipps für den Hausbau, ein Ehepaar aus Holland sucht medizinischen Rat: Am Stand von Brigitte Fuzellier auf dem deutschen Markt von San Bernardino wird allen erst mal Schnaps serviert. Es ist der 1. August, in Paraguay der Tag des »Carrulim«. So heißt ein bitterer einheimischer Kräuterlikör, der schlechte Energien abwenden soll – der August gilt als Unglücksmonat. »Man muss ihn in sieben Schlucken trinken, damit er wirkt«, sagt Fuzellier im Scherz. Sie hat den Hochprozentigen selbst angerührt.

Seit 39 Jahren lebt die gebürtige Bayerin in Paraguay, auf einer Farm in der Nähe von San Bernardino. Die Liebe verschlug sie nach Südamerika. Nun unterstützt sie Neuankömmlinge dabei, hier Fuß zu fassen.

Der deutsche Markt, knapp eine Auto-stunde von der Hauptstadt Asunción ent- fernt, zieht Migranten aus der ganzen Welt an. Hier gibt es eiskaltes Bier, Marke Munich, Haribo-Gummibärchen und Wasa-Knäckebrot. Fuzellier verkauft Salben, Tinkturen und Pillen, die gegen Migräne, Diabetes, Rheuma und andere Krankheiten wirken sollen, wie sie beteuert.

Doch viele suchen bei ihr vor allem Rat. Fuzellier hilft bei praktischen Fragen des Alltags und hört zu. Sie hat eine Broschüre verfasst: »Tipps für Frischlinge in Paraguay«. »Die Nachfrage ist riesig«, sagt sie.

Während der Pandemie war Paraguay schon einmal das Ziel Tausender Deutscher. Viele flüchteten vor den als zu streng empfundenen Coronaregeln und wollten sich in Südamerika ein neues Leben aufbauen. »Die meisten sind nach Deutschland zurückgekehrt, weil sie hier nicht klargekommen sind«, sagt Fuzellier. »Auswanderung will geplant sein.«

5·Karte: OpenStreetMap

Nun zieht es erneut zahlreiche Menschen in den Binnenstaat. 1132 Bundesbürger bekamen laut Einwandererbehörde im ersten Halbjahr 2026 eine Aufenthaltsgenehmigung; im gesamten Vorjahr waren es 1652. Viele arbeiten in der Digitalwirtschaft, andere investieren in Immobilien oder Hightechbranchen. Mittelständische Unternehmer und Handwerker suchen Zuflucht vor dem deutschen Fiskus und der aus ihrer Sicht übergriffigen EU. Viele treibt Kriegsangst nach Südamerika. Was sie eint, ist der Frust über die wirtschaftliche und politische Entwicklung in der Heimat.

Manche von ihnen bringen ihre politische Verbitterung mit – und bewegen sich in einem Mikrokosmos von Gleichgesinnten. Ein ausführliches Gespräch mit dem »gleichgeschalteten« SPIEGEL lehnen viele Deutsche auf dem Markt in San Bernardino ab. Mit der »Systempresse« rede man nicht.

»Viele böse Blicke« bekam auch Marco, als er auf dem Markt seine Kamera auspackte. »Ich wurde gefragt, ob ich für die »Tageschau« oder den SPIEGEL arbeite«, sagt er. Erst als er sich als Einwanderer und YouTuber zu erkennen gab, wurde er freundlich aufgenommen. In seinem Videokanal »Gringo on Tour« erzählt der 31-Jährige von seinen Erfahrungen. Man kann ihm und seiner Partnerin Caroline, 29, beim Hausbau zusehen, sie bei ihren Touren durchs Land begleiten. Ihre Nachnamen möchten sie zum Schutz der Privatsphäre nicht veröffentlicht sehen.

Im November vergangenen Jahres kam das Paar nach Paraguay, um sich hier eine neue Existenz aufzubauen. Marco ist Softwareentwickler, er kommt aus der Nähe von Stuttgart. Caroline hat Geo-Informatik studiert, sie stammt aus Leipzig. Vor vier Jahren hatten die beiden ein Start-up für Satellitenüberwachung gegründet.

Doch die ausufernde Bürokratie und die hohe Steuerlast setzten ihnen zu. »Als junges Start-up ist es schwierig, in Deutschland zu wachsen«, sagt Caroline. »Die Hälfte des Jahres arbeitest du praktisch nur für die Steuer.« Weitere Monate gingen für die Bewältigung der Bürokratie drauf. »Wenn du irgendwo mal einen kleinen Fehler machst, kriegst du gleich eine Strafe aufgebrummt. Das gibt es in anderen Ländern nicht.«

Sie lösten die Firma auf und überlegten sich, wohin sie auswandern könnten. »Wir sind schon immer viel gereist«, erzählt Caroline. »Asien und Afrika kamen wegen der Sprache nicht infrage, wir haben uns auf Lateinamerika konzentriert.« Paraguay habe den Vorteil, »dass man hier als Ausländer Land kaufen kann, außerdem ist es unkompliziert, eine Aufenthaltsgenehmigung zu bekommen«.

Vier Wochen lang sahen sie sich das Land an, dann war die Entscheidung gefallen. Sie kauften ein Grundstück in der Nähe von San Bernardino und begannen mit dem Bau eines Hauses. Gemeinsam mit anderen Einwandererfamilien wollen sie »eine Art Dorf« gründen, Biogemüse anbauen und sich eine neue Existenzgrundlage schaffen. Marco hat eine Onlineplattform für den Handel mit Autos entwickelt, die gut laufe: »So etwas gab es hier bislang nicht.«

Im vergangenen Jahr erreichte Paraguay rund sechs Prozent Wirtschaftswachstum, für 2026 werden zwischen 4,2 und 4,5 Prozent vorhergesagt. Es liegt damit in Südamerika nach dem Ölstaat Guyana an zweiter Stelle; unter den Mitgliedsländern des südamerikanischen Wirtschaftsbündnisses Mercosur ist es der Star. Vor allem die Agroindustrie, die billige Energie sowie eine unternehmensfreundliche Politik treiben das Wachstum. Wasser und saubere Energie gibt es im Überfluss, fruchtbares Weide- und Ackerland ist günstig. Die Lebenshaltungskosten sind gestiegen, aber weitaus niedriger als in Europa. Zugleich ist Paraguay nur dünn besiedelt: Auf einem Staatsgebiet, das etwas größer ist als Deutschland, leben nur gut sieben Millionen Einwohner. Sie konzentrieren sich vor allem im Großraum der Hauptstadt Asunción.

Caroline und Marco sind auch wegen des aufgeheizten politischen Klimas in Deutschland ausgewandert. Gerade sind sie von einem vierwöchigen Urlaub in der alten Heimat zurück. »Die Stimmung ist sehr aufgeladen«, sagt Marco. Das ganze Land sei in politische Lager gespalten. »Wenn man mal etwas Falsches sagt, sind die Leute direkt getriggert, es wird nur noch gestritten. Man findet keine Gemeinsamkeiten mehr.«

Die Politik trägt nicht dazu bei, diese Abgründe zu überbrücken. Falls es sie »wirklich gibt«, könne man »auf diese Leute« verzichten, kommentierte der SPD-Politiker und ehemalige Gesundheitsminister Karl Lauterbach Ende Juli in einem Tweet die Auswanderungsabsichten von Gutverdienern. Er löste Entrüstung aus, später wurde der Eintrag gelöscht. Lauterbach hatte wohl verkannt, wie arrogant seine Bemerkung auf viele Menschen wirkte.

Sascha Bauer ist vermutlich einer der Emigranten, die Lauterbach im Sinn hatte. Der 46-jährige Finanzmakler kam bereits vor fünf Jahren nach Paraguay, er stammt aus der Nähe von Karlsruhe. Seinen Wohnsitz in Deutschland hat er abgemeldet, aber er besitzt dort immer noch eine Firma. Den Kontakt zu seinen Kunden hält er online. Den SPIEGEL empfängt er in seinem Haus nahe der Stadt Encarnación am Rio Paraná, dem Grenzfluss zu Argentinien. Auf YouTube betreibt er den Videoblog »Los Loquitos«, »Die Verrückten«. Mit einem Pa pagei auf der Schulter erzählt er aus seinem Alltag.

»Ich hatte immer schon Fernweh«, sagt Bauer. Während der Pandemie sei ihm klar geworden, dass er seine Arbeit online von jedem Ort der Welt aus erledigen könne. Er legte eine Liste mit Kriterien an, die eine neue Heimat erfüllen müsse. »Es war mir wichtig, dass es ein demokratisches Land ist.« Vorteilhafte Steuergesetze und kulturelle Nähe waren weitere Bedingungen. Am Ende machte Paraguay das Rennen. Mit seiner Frau, drei Kindern und der Schwiegermutter zog Bauer nach Südamerika.

Die Entscheidung hat er nie bereut. Bauer bewundert den libertären argentinischen Staatschef Javier Milei; er zieht Parallelen zwischen dem jahrzehntelangen Niedergang des einst reichen Argentinien und der Krise in Deutschland: »Ich habe vor zehn Jahren vorausgesagt, dass wir wirtschaftlich auf eine ähnliche Lage wie Argentinien zusteuern«, sagt er. »Es ist ein schleichender Prozess. Man redet von Bürokratieabbau, aber dann wird wieder eine neue Behörde eröffnet.« Die Steuerlast sei erdrückend: »Ich habe bereitwillig Steuern bezahlt, aber die Leute werden immer öfter zur Kasse gebeten, ohne dass das Geld investiert wird. Der Staat erfüllt seine Aufgabe nicht.«

Seine neue Heimat Encarnación ist bei Touristen beliebt, der Fluss ist hier aufgestaut, er gleicht einem Binnenmeer. Entlang des Ufers zieht sich eine kilometerlange Strandpromenade. Der Unternehmer lebt mit seiner Familie in einem Resort, das er errichtet hat. In der Mitte liegt ein Salzwassero pool, »mein Alleinstellungsmerkmal«. Vor zwei Jahren erschloss er ein weiteres, 6,5 Hektar großes Grundstück und teilte es in Parzellen auf. »Innerhalb von zwölf Monaten waren sie verkauft«, erzählt er. Die meisten Grundstücke gehören Ausländern, die hier ihren Ruhestand verbringen oder vom Immobilienboom profitieren wollen.

Die erteilten Aufenthaltsgenehmigungen hätten im ersten Halbjahr 2026 einen »historischen Rekord« gebrochen, schrieb die Einwanderungsbehörde dem SPIEGEL in einer Mail. Knapp 30.000 Ausländer erhielten sie – ein Anstieg um 81 Prozent zum Vergleichszeitraum im Vorjahr.

Viele Immigranten locken die großzügigen Steuergesetze an. Paraguay besteuert nach dem Territorialprinzip: Auf ausländische Einkünfte fallen keine Abgaben an – anders als etwa in Argentinien, Brasilien und vielen

1 | Immigrant Bauer 2 | Marktverkäuferin Fuzellier 3 | Einwanderungshelferin Müller 4 | Jungunternehmer Eisenmann

Baro Brizuela / DER SPIEGEL

Wurstverkauf auf dem deutschen Markt: Anlaufstelle für Migranten aus der ganzen Welt

europäischen Staaten. Für Ansässige, die ihr Einkommen im Land beziehen, gilt die Regel 10-10-10: bis zu zehn Prozent Einkommensteuer, zehn Prozent Mehrwertsteuer, zehn Prozent Unternehmensteuer. »Für Deutsche gleicht das einem Schlaraffenland«, sagt Bettina Müller, eine Pfälzerin, die als selbstständige Beraterin Ausländern in Asunción bei der Einwanderung hilft.

Als Erste haben Bürger der Nachbarländer diese Vorzüge entdeckt. Zehntausende Brasilianer und Tausende Argentinier suchen in Paraguay Zuflucht vor der hohen Abgabenlast in ihrer Heimat. Unter den Europäern stellen die Deutschen die größte Einwanderergruppe. »Früher waren es vor allem Rentner, die hierhergekommen sind, weil das Leben günstiger ist als in Deutschland und das Wetter besser«, sagt Einwanderungshelferin Müller. Heute kämmen Leute jeden Alters und aus allen Schichten der Gesellschaft.

»Investitionen und Personen anzuziehen, die im Land leben möchten, ist Teil der Entwicklungsstrategie der Regierung«, schreibt die Einwanderungsbehörde.

Noch vor wenigen Jahrzehnten war Paraguay eine der ärmsten Nationen Südamerikas. International war das Land als Schmuggelparadies und Hort der Korruption verschrien. Zehntausende arme Paraguayer strömten auf der Suche nach einer besseren Zukunft in die Nachbarländer, vor allem nach Argentinien.

Heute kehren viele zurück. Zwar gibt es immer noch viel Korruption, das staatliche Bildungs- und Gesundheitssystem ist unterentwickelt, die Infrastruktur unzureichend. Doch die Nachfrage nach Soja und Rindfleisch, Energieexporte und eine solide Finanzpolitik haben die Grundlagen für einen nachhaltigen Aufschwung gelegt. In Asunción schießen Hochhäuser und Einkaufszentren in die Höhe. Die Landeswährung Guaraní hat seit vergangenem Jahr im Verhältnis zum Dollar um fast 20 Prozent aufgewertet.

Einwanderer schätzen auch die politische Stabilität. Es regiert der Konservative Santiago Peña, ein Vertreter der traditionellen Colorado-Partei und Verbündeter von Donald Trump. Im Mai postete Peña ein Foto eines Treffens mit dem deutsch-amerikanischen Techmilliardär Peter Thiel. Das Land bezieht seine Energie überwiegend aus Wasserkraft, die zum großen Teil exportiert wird. Die billigen Stromkosten machen das Land als Standort für Rechenzentren attraktiv.

Der Boom sei keine Blase, die bald platze, sondern »eine stabile Evolution«, versichert Dr. Christian Schauer, Geschäftsführer der deutsch-paraguayischen Handelskammer. Seit fünf Jahren wachse das Land konstant. »Wenn es noch ein, zwei Jahre so weitergeht, kommen wir in eine nachhaltige Entwicklungsspirale.« Die Folge: »Viele Unternehmer verlagern ihren Standort hierher.«

Wer in Paraguay Fuß fassen will und kein Rentner ist, sollte eine Menge Geld mitbringen – das bekommen Neuankömmlinge, die hier auf einen lukrativen Job hoffen, schnell zu spüren. Die einheimischen Löhne sind zwar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gestiegen, doch sie sind weitaus niedriger als in Deutschland. Von den Leistungen des deutschen Sozialstaats können Paraguayer nur träumen – auch das macht das Land attraktiv für ausländische Unternehmer.

Einer der international vernetzten Jungunternehmer, die Asunción von einer Provinzstadt in einen globalen Anziehungspunkt verwandelt haben, ist David Eisenmann. Der 27-Jährige hat deutsche Wurzeln, geboren und aufgewachsen ist er in der Schweiz, doch seine Zukunft sieht er in Paraguay. Eisenmann handelt mit Kryptowährungen, seine Firma X4T wickelt auch Geldtransfers für Einwanderer ab. »Das Bankensystem ist sehr kompliziert, deshalb wechseln viele ihr Geld in Kryptowährungen, um es ins Land zu bringen.«

Vor sechs Jahren kam er, um einen Onkel zu besuchen. »Es hat mir so gut gefallen, dass ich geblieben bin«, sagt er. Eisenmann hatte eine IT-Firma in der Schweiz. »Aber da steht man im Wettbewerb mit 800 Firmen, die das Gleiche machen. Hier gab es so etwas noch nicht. Das Geschäft ist nicht so überreguliert wie in Europa.«

Seine Firma beschäftigt 15 Mitarbeiter. »Der Markt wächst stetig«, sagt Eisenmann. Das liege auch daran, dass immer mehr Kapital aus Europa abfließe. »Viele sehen dort keine Zukunft mehr. Sie trauen den Banken nicht und möchten ihre Gelder anders absichern.« Zwischen der globalen Kryptowelt, in der er sich bewegt, und den oft verschlossenen Einwandererkolonien liegen Welten.

An den deutschen Stammtischen, die es in der Region gibt, drehen sich die Gespräche oft um die Krise in der alten Heimat. Von vielen, die ihr Land auf der Suche nach einem besseren Leben gen Paraguay verlassen haben, wird die Migration aus dem islamischen Raum als das größte Problem Deutschlands ausgemacht. Hier fällt ihnen die Integration schwer, sie bleiben lieber unter sich.

»Erst mal die Sprache lernen, sich umschauen, herumreisen«, bevor man sich niederlasse, empfiehlt Brigitte Fuzellier und gießt eine runde Carrulim nach. Vor allem beim Grundstückskauf ließen sich Neuankömmlinge übers Ohr hauen: »Der Wiederverkauf entpuppt sich später als schwierig, das Ersparte ist rasch aufgebraucht.« In diesem Fall hilft auch der stärkste Schnaps nicht mehr. Die Rettung ist dann ein Rückflugticket nach Deutschland.

Jens Glüsing

Hinter der Recherche Auf dem deutschen Markt von San Bernardino traf SPIEGEL-Korrespondent Jens Glüsing zufällig eine alte Bekannte: Brigitte Fuzellier war ab März 2008 zeitweilig Geschäftsführerin der paraguayischen Niederlassung des katholischen Sozialverbands Kolping-Werk, musste den Verband aber nach Unstimmigkeiten verlassen, auch der SPIEGEL berichtete. Nun vermittelte sie Glüsing den Kontakt zu einem Schweizer Jungunterneh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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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SPI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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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 39

18.9.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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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nihiko Miura/ 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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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Moment

Nicht nur wegen der eindrucksvollen Sonnenuntergänge zieht es Besucher der japanischen Insel Taketomi zu diesem 105 Meter langen Steinsteg, genannt Nishi Sanbashi. Einst brachen die Bewohner von hier mit Booten auf, um auf der Nachbarinsel Reis anzubauen. Nach der Ernte lagerten sie die Reissäcke auf dem Pier. Heute kommen Touristen, um bei Tag das türkisfarbene Wasser und bei Nacht den Sternenhimmel zu bewundern. Für die Einheimischen ist der Ort ein Symbol für ihre Widerstandskraft und ihre Verbundenheit mit dem Meer. KPG

SCHAUT AUF DIESE STADT

Zaunfrei – Chinas neues Glücksversprechen

Peking Wenn ich spät dran bin, brauche ich freie Bahn. Ich bin oft spät dran. Aber Peking ist die Hauptstadt der Zäune. Zwischen mein Fahrrad und mich stellen sich: Hecken, Leitplanken, knietiefe Spurtrenner, weiß bestrichene Gehwegtrenner, aus dem Boden fahrbare Poller. Um Apartmentblocks winden sich gebürstete Stahlzäune mit schweren Toren, Drehkreuzen, Wachpersonal. Es gibt Granitkugeln als Schutz vor Falschparkern, Steinpfeiler und gusseiserne Begrenzungen für Radwege. Touristen werden vor Sehenswürdigkeiten durch Labyrinthe aus Gurtband geführt.

Den Zaun, den ich am meisten fürchte, nenne ich Akkordeon. Er besteht aus Metallelementen auf Rollen. Falten Verkehrspolizisten das Akkordeon an großen Kreuzungen direkt vor meiner Nase auseinander, fühle ich mich wie ein Huhn im Käfig.

Im Jahr 2020 wurde die Länge von Pekings Straßenzäunen mal mit 2500 Kilometern angegeben. Das entspricht einem Achtel der Chinesischen Mauer. Die Chinesen sind so gut im Zaunmachen, dass sie für die ganze Welt produzieren: Ein großer Teil des weltweiten Stacheldrahts etwa kommt aus Anping nahe Peking. Die vielen Barrieren lenken die 21 Millionen Einwohner Pekings in sichere und, aus Sicht der Regierung, richtige Bahnen. Sie verhindern Kollisionen im Verkehr. Und sie schirmen ab, was die Pekinger nicht sehen sollen. Das folgt einer langen Tradition. Schon das Peking der Kaiser war ein abgeriegelter Ort. Eine Stadtmauer mit Toren in allen Himmelsrichtungen schloss die Bewohner nachts im Inneren ein.

Als die Kommunisten 1949 die Macht in China übernahmen, rissen sie die verbliebenen Teile der Mauer zwar ein. Doch wenig später errichteten sie ihrerseits neue Barrieren. Die meisten Zäune zähle ich rund um den Platz des Himmlischen Friedens, wo die Regierung 1989 den großen Protest niederschlug. Dort stehen sie sogar in vier, manchmal fünf Reihen hintereinander.

Inzwischen haben die Machthaber jedoch verstanden, dass sie etwas gegen die Zaunflut tun müssen. In und um Parks und Grünflächen werden sie seit einigen Jahren entfernt. Im Bezirk Haidian wurden angeblich bereits 380 Kilometer Zaun zurückgebaut. Das ist so weit wie von Berlin bis Nürnberg. Die staatliche Initiative »zaunfreie Parks« soll zur Zufriedenheit der Leute beitragen. Denn das Glück beginnt jenseits der Zäune. Maria Stö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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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GRESSWAH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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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ücksbringer oder Ballast?

Es gibt Tage, da läuft auch für den US-Präsidenten alles rund. Neulich war so einer. Zur Begrüßung beim Golfturnier Presidents Cup in Illinois gab es Jubel für Donald Trump, zum Abschied Worte, die jedem schmeicheln: Mr President, diesen Sieg haben wir ganz Ihnen zu verdanken. Ginge es nach Trump, dürfte dieser Auftritt die Blaupause für seine Rolle bei den Kongresswahlen sein. Einen Monat vor den Midterms liegen die Demokraten in den Umfragen vorn. Doch Trump hat seinen Republikanern eine Aufholjagd wie fürs US-Team im Golf auferlegt: Sie sollen die Mehrheit in beiden Kongresskammern halten oder gar ausbauen. Ein Unterfangen, das nur selten gelungen ist. Die Midtermwahlen sind eine Möglichkeit, mit der Partei des amtierenden Präsidenten abzurechnen. Nach dem 11. September 2001 gewannen die Republikaner unter George Bush dazu. 1998 profitierten die Demokraten vom Wirtschaftsboom, Bill Clintons hohen Beliebtheitswerten und von der Ablehnung des Amtsenthebungsverfahrens. Trump aber ist so unbeliebt wie kaum ein Vorgänger. Er steckt im Krieg mit Iran, hat gegen die hohen Benzinkosten kein Mittel gefunden. Umfragen nähren die Panik der Republikaner: »Cook Political Report« sieht die Demokraten in 197 der 435 Rennen ums Repräsentantenhaus vorn, in 11 gibt es eine Tendenz zu ihnen, 22 Wahlkreise sind offen. Auch im Senat führen die Demokraten in 11 der 35 Staaten deutlich. Niedrige Arbeitslosigkeit, gute Aktienkurse, volle Wahlkampfkassen dürften den Republikanern aber helfen. Einen weiteren Vorteil haben sie selbst geschaffen: Sie schnitten Wahlkreise neu zu, um den Demokraten Sitze abzunehmen. Und Trump scheint überzeugt, dass er eine ähnliche Glücksbringerrolle wie beim Golf spielen könnte. Kandidaten in den umkämpften Wahlkreisen dürften genau beobachten, ob seine Anwesenheit hilft. B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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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ICK IN DIE WELT Wo die Wälder noch intakt sind

Zustand von Wald-Ökosystemen\*

\* Der Forest Landscape Integrity Index (FLII) bewertet auf einer Skala von 0 bis 10, wie stark Wälder durch menschliche Einflüsse verändert werden und wie intakt ihre Ökosysteme sind.

5• Quelle: Grantham et al. in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20; hellgraue Länder: keine Daten

Im Norden Äthiopiens entbrennt ein alter Konflikt. Wissenschaftler Gerrit Kurtz, 40, erklärt, ob ein neuer Bürgerkrieg droht.

SPIEGEL: Herr Kurtz, vor vier Jahren endete ein Bürgerkrieg zwischen Äthiopiens Armee und der »Volksbefreiungsfront von Tigray« (TPLF), einer Region im Norden Äthiopiens. Seit einigen Monaten scheinen die Spannungen erneut zuzunehmen. Nun haben Kämpfer der TPLF Flughäfen eingenommen. Geht der Krieg wieder los?

Kurtz: In den vergangenen Monaten gab es immer wieder Kämpfe in Tigray – die waren jedoch in der Regel nach ein paar Stunden vorbei. Mittlerweile spricht die TPLF selbst von Krieg. Das bedeutet nicht, dass es sich nicht wieder einfangen lässt, aber wir sehen eine ziemliche Eskalation.

SPIEGEL: Nach Schätzungen starben damals mehr als 600.000 Menschen in dem Krieg. Warum scheint der Waffenstillstand von 2022 nun zu zerbrechen?

Kurtz: Wichtige Punkte des Abkommens wurden nie umgesetzt, wie etwa die Rückkehr der Vertriebenen. Noch immer leben Hunderttausende von ihnen unter prekären Bedingungen. Die Frage ist jedoch eine politische: Was ist die künftige Rolle der TPLF? Vor dem Amtsantritt des äthiopischen Ministerpräsidenten Abiy Ahmed 2018 dominierte sie über Jahrzehnte die äthiopische Staats- und Sicherheitsordnung. Während des Krieges wurde sie verboten, danach hätte sie sich neu als Partei registrieren müssen. Im Mai erklärte die TPLF, dass sie die von Abiy eingesetzte Übergangsregierung nicht anerkennen werde, und bildete eine konkurrierende Regionalregierung.

SPIEGEL: Nun haben sich Rebellengruppen, die einst gegeneinander kämpften, in einer »Allianz des Überlebens« zusammengeschlos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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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ÄMPFE IN TIGRAY

»Ziemliche Eskalation«

Kurtz: Das Hauptziel ist, die Regierung zu stürzen. Aber die Rebellen wissen noch aus dem letzten Krieg, dass es nicht so leicht ist, in die Hauptstadt Addis Abeba zu marschieren.

SPIEGEL: Abiys Regierung wird von den Vereinigten Arabischen Emiraten unterstützt. Hat die Rebellenallianz ebenfalls ausländische Geldgeber im Rücken?

Kurtz: Nicht im gleichen Maße. Der Nachbarstaat Eritrea liefert wohl Munition und Waffen, schickt aber bislang keine Truppen. Im vergangenen Krieg konnten die Regierungstruppen die TPLF isolieren, indem sie die Grenze in Zusammenarbeit mit Eritrea dichtmachten. Das ist nicht mehr möglich, auch wegen der guten Beziehungen der TPLF zur sudanesischen Arm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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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internationale Reaktion war bisher nicht entschieden genug.«

SPIEGEL: Äthiopien grenzt an den Sudan, wo seit mehr als drei Jahren Bürgerkrieg herrscht. Die sudanesische Armee wirft Äthiopien vor, die Rapid Support Forces zu unterstützen. Könnte ein Regionalkrieg entstehen?

Kurtz: Die Gefahr besteht. Es gab Berichte über Drohnen und andere Waffen, die aus Äthiopien in den Sudan geschickt wurden.

SPIEGEL: Lässt sich eine weitere Eskalation verhindern?

Kurtz: Die internationale Reaktion war bisher nicht entschieden genug. Die USA vermittelten zwar, ließen aber Sanktionen gegen Eritrea und ein Waffenembargo gegen Äthiopien auslaufen. Die arabischen Länder könnten eine Rolle spielen: Die Emirate haben Einfluss in Addis Abeba, Saudi-Arabien in Eritrea. MUK

»Denkt irgendjemand auch an die Kinder?«

Skandale Schreien, Schläge, sexueller Missbrauch: Seit Monaten diskutiert Frankreich über Gewalt in der schulischen Betreuung. Die Wut der Eltern ist groß.

Von Andrea Ritter und Simone Perolari (Fotos)

1 | Staatliche Vorschule im 11. Arrondissement von Paris 2 | Vorschule École Saint-Dominique im 7. Arrondissement

3 | Vorschule Alphonse-Baudin im 11. Arrondissement 4 | Vorschule im 15. Arrondissement

Wenn Stéphane Grimbaud zurückdenkt, muss es im Dezember 2025 angefangen haben. Er saß mit einem Bilderbuch am Bett seines Sohns, in dem Buch ging es um einen Jungen, der zum ersten Mal in die Schulkantine darf. Grimbauds Sohn Arthur ist vier Jahre alt und liebt Essen. »Siehst du«, sagte Grimbaud, »der Junge ist genau wie du. Er freut sich auf die Kantine.«

Sobald Arthur etwas richtig gut findet, merkt man das sofort. »Ich liebe die Kantine!«, rief er. Er hielt inne. »Weißt du, Papa, ich mag die Kantine gar nicht mehr.« Vermutlich hatte er etwas auf seinem Teller, das ihm nicht gefiel, habe Grimbaud gedacht. Ein Jahr zuvor war sein Sohn in die »école maternelle« gekommen, eine Mischung aus Vorschule und Kindergarten, so ist es in Frankreich für Dreijährige Pflicht. Sonderwünsche beim Essen wie in der »crêche«, der Krippe, gelten dort nicht mehr, die Kleinen sollen sich an Regeln gewöhnen.

Es gebe da jemanden, der gemein zu ihm sei, habe Arthur gesagt. Der ihn anschreie, er sei hässlich und blöd. »Er will mir den Kopf abschneiden. Macht der das, Papa?« So erzählt es Grimbaud. Kinder sagten manchmal grausame Sachen, antwortete der Vater, meinten es aber meist nicht so. »Das ist kein Kind«, sagte Arthur. »Das ist Olivier (Name geändert). Unser Betreuer.«

Stéphane Grimbaud ist ein jungenhafter Typ Anfang dreißig, im Kragen seines T-Shirts klemmt eine Sonnenbrille, das Haar ist leicht verwuschelt. Grimbaud ist nicht sein richtiger Name, zum Schutz seiner Familie möchte er anonym bleiben. Das gilt auch für alle anderen betroffenen Eltern und Kinder, die im Folgenden namentlich genannt werden. Gemeinsam mit seiner Frau Julie und seinem Sohn lebt Grimbaud im 5. Arrondissement von Paris, Rive Gauche, einem der ältesten Viertel der Stadt, bürgerlich. Als Treffpunkt hat er ein Bistro am Rand des 15. Arrondissements vorgeschlagen, nicht weit von seinem Arbeitsplatz.

»Es ist wirklich nicht leicht, das alles auszubreiten«, sagt er. Er müsse davon ausgehen, dass sein Sohn in der Vorschule nicht nur beleidigt und angegriffen, sondern auch missbraucht worden sei.

Es wäre eine für Eltern wohl schlimmste Nachricht: das eigene Kind, misshandelt an jenem Ort, der eigentlich für Schutz, Fürsorge und Bildung sorgen soll. Die Grimbauds sind eine von vielen Familien, die im Zentrum eines Skandals von schwer vorstellbarem Ausmaß stehen. »Le scandale du périscolaire«, der Skandal in der Ganztagsbetreuung, sorgt seit Monaten für Schlagzeilen.

Im Mittelpunkt stehen Vorwürfe von Gewalt gegen und teilweise sexuellem Missbrauch an Kindern, manche erst drei Jahre alt. Im Januar rückte eine Fernsehreportage auf France 2 das Thema erstmals ins Zentrum der Aufmerksamkeit. Mit versteckter

Kamera zeigte der Sender, wie die Betreuer einer Schule in Paris Kinder anschrien und sie grob behandelten, es ging um sexuell aufgeladene Spiele, bei denen die Kinder ihre Geschlechtsteile entblößen sollten, und überforderte Verantwortliche. Eltern aus allen Gegenden des Landes meldeten sich zu Wort, von Lille im Norden bis Toulon am Mittelmeer, und berichteten von blauen Flecken bei ihren Kindern, von Schikane bis hin zu möglichem sexuellen Missbrauch. Hunderte Verdachtsfälle wurden gemeldet.

Hinter der Wut der Eltern steht auch die Forderung, das Schweigen zu brechen. Mehrere Skandale beschäftigen das Land derzeit: Im katholischen Internat Bétharram in Südfrankreich wurden über Jahrzehnte Schülerinnen und Schüler misshandelt und vergewaltigt. Lange Zeit glaubte niemand den Opfern, die renommierte Schule schwieg. Nun traf Papst Leo XIV. im Rahmen seines Frankreichbesuchs am vergangenen Sonntag in Lourdes sieben Betroffene, die sexualisierter Gewalt durch Geistliche oder Lehrer an katholischen Institutionen ausgesetzt waren, darunter auch ein ehemaliger Schüler aus Bétharram. Es ist eine Geste der Anerkennung für die Opfer des Missbrauchsskandals in der katholischen Kirche, der oft systematisch vertuscht wurde.

Anfang Juni wurde im Süden Frankreichs in der Nähe von Toulouse die Leiche eines elfjährigen Mädchens entdeckt, Lyhanna. Die Obduktion ergab Hinweise auf eine Vergewaltigung, der mutmaßliche Täter war der Vater einer Schulfreundin, gegen den es bereits zwei Anzeigen wegen Vergewaltigung Minderjähriger gegeben hatte. Offenkundig hatten die Behörden Hinweise übersehen und Ermittlungen verschleppt. Auch die Wut vieler Franzosen über den Mord an Lyhanna mischt sich mit den Protesten im Schulskandal.

Am 18. Juni versammelten sich Hunderte Eltern vor der Pariser École Saint-Dominique im 7. Arrondissement. Zwei Betreuer an der Schule waren wegen des Verdachts auf sexuellen Missbrauch angezeigt worden, auch hier klagen Betroffene über die Untätigkeit der Behörden. Im Juli gingen in Paris und anderswo Tausende Menschen auf die Straße, protestierten und hielten Banner in die Luft: »Hört den Kindern zu!« Regelmäßig versammeln sich Demonstranten vor den Gerichtsgebäuden. Sie fordern nach dem Vorbild Spaniens ein umfassendes Gesetz zum Schutz von Kindern und Frauen vor sexualisierter Gewalt.

Protest gegen Missbrauch in Paris: Zahlreiche Betreuer wurden suspendiert

Allein in Paris wurden bis zu den Sommerferien rund 130 Betreuer suspendiert. Mehr als 50 von ihnen wird sexualisierte Gewalt vorgeworfen, anderen körperliche oder psychische Brutalität. Vorfälle wurden aus den schicken Vierteln gemeldet und aus den weniger schicken, aus staatlichen Schulen wie privaten. Barka Zerouali von der Elterninitiative »#MeTooEcole« spricht von einer »nationalen Katastrophe«.

Der Skandal berührt das Land an einer empfindlichen Stelle. Schule ist in Frankreich nicht nur Unterricht: Mütter und Väter gehen arbeiten, der Staat kümmert sich um die Kleinen, diese Aufgabenteilung ist in der Gesellschaft tief verankert. In Großstädten wie Paris können Kinder bis zu zehn Stunden am Tag in der Schule bleiben. Die Hälfte der Zeit verbringen sie mit ihren Lehrerinnen oder Erziehern, für den Rest sind Betreuer der Péricolaire zuständig, sogenannte Animateure. Sie halten Mittagsruhe mit den Kindern, gehen mit in die Kantine und spielen mit ihnen. Die Kosten richten sich nach dem Einkommen der Eltern, wer zu wenig verdient, bekommt staatliche Zuschüsse. Aus politischer Sicht gilt das Modell als Erfolg: Frankreichs Geburtenrate ist noch immer eine der höchsten in der EU.

Für Mütter ist es normal, ihre Babys im Alter von drei Monaten stundenweise in die crêche zu bringen. Was in Deutschland Rabeneltern sind, ist in Frankreich die Glucke: »Papa poule« und »maman poule« sind Väter und Mütter, die ihr Kind nicht loslassen können und von der Welt abgeschirmt unter ihren Fittichen behalten wollen.

Stéphane Grimbaud sagt, von außen sei die Dimension des Versagens kaum zu begreifen. Er möchte erzählen, was er und seine Familie erlebt haben, er hat alles dokumentiert, E-Mails an die Schule, Gespräche mit Verantwortlichen, Schreiben an Behörden. »Wir haben uns gefragt, wie so etwas passieren kann, ohne dass die Eltern oder Lehrer etwas davon mitbekommen«, sagt er. Das eigentlich Irritierende aber sei die Art gewesen, wie die Verantwortlichen auf die Vorwürfe reagiert hätten: abwehrend, beschwichtigend, schweigend. Grimbaud nennt es den »Skandal im Skandal«.

Als sein Sohn im Dezember das erste Mal von einem ruppigen Animateur erzählte, hätten er und seine Frau Julie die Schulleiterin und die Stadtverwaltung informiert: Ein Mitarbeiter namens Olivier rede offenbar sehr schroff mit den Kindern. Ihr Junge habe Angst, zur Schule zu gehen. Die Lehrerin habe verständnisvoll reagiert, sagt Grimbaud. Und auch der Verantwortliche für die Kinderbetreuer bei der Stadt versicherte, dass so etwas nicht passieren dürfe. Man werde mit dem Mann sprechen.

Zwei Monate später, im Februar dieses Jahres, berichtete Arthur, dass er manchmal bestraft werde. Olivier laufe hinter ihm her und haue ihm auf den Kopf. Und: »Er küsst mich auf den Popo. Er fasst meinen Hintern an.« Julie Grimbaud bekam einen Schock, als Arthur das erzählte. Was redete ihr Junge? Sie griff zum Handy und schaltete die Sprachaufnahme ein. Beim Pipimachen würde Olivier ihn »da unten« anfassen und küssen, sagte Arthur.

Protestplakat in Paris\*: Das Geld ist knapp, gutes Personal auch

Stéphane Grimbaud habe zu seinem Sohn gesagt: »Du weißt ja, niemand darf etwas mit dir machen, was du nicht willst. Das tut auch keiner, oder?« Doch, antwortete Arthur, Olivier mache das. Der sei in der Pause mit aufs Klo gekommen. Als seine Hose und Unterhose runtergezogen waren, habe er ihn da geküsst. »Ich will das nicht. Ich habe ihm das gesagt. Er tut es trotzdem. Er ist böse.«

Arthur sei ein selbstsicherer Junge, sagt Stéphane Grimbaud, er sitze nicht vor dem Fernseher, er höre keine Nachrichten. »Können Sie sich vorstellen, welche Bilder ich im Kopf hatte?« Er und seine Frau schrieben der Schulleiterin und dem Vorgesetzten des Betreuers, dass ihr Sohn Vorfälle geschildert habe, die auf sexuellen Missbrauch schließen ließen. »Wir sind uns der Schwere der Anschuldigungen bewusst«, schrieb Grimbaud, aber er müsse an die Sicherheit seines Kindes denken und an die der anderen Schüler. Grimbaud holt Luft. Er wisse selbst nicht, welche Reaktion er erwartet habe. »Vielleicht hatte ich gedacht, die Verantwortlichen würden aus allen Wolken fallen. So wie wir.« Er wählt seine Worte vorsichtig. Die verstörende Möglichkeit, dass sein Sohn die Wahrheit sagte, habe kaum eine Rolle gespielt. »Wir wurden von dem Zuständigen des Périscolaire wie lästige Störenfriede behandelt.«

Gibt es an einer Schule oder während der Ganztagsbetreuung einen Missbrauchsverdacht, muss laut Gesetz die Staatsanwaltschaft eingeschaltet werden, in den meisten Fällen wird der Betreuer oder die Betreuerin vorübergehend suspendiert. So war es auch im Fall von Arthur. Aber die Staatsanwaltschaften sind überlastet, die Fälle ziehen sich, und bis zum Ende der Untersuchung wird davon abgeraten, Auskunft zu geben.

Zudem wird die Nachmittagsbetreuung nicht von der staatlichen Schulbehörde organisiert, sondern von kommunalen Verantwortlichen. Unterricht und Betreuung sind institutionell getrennt, Personal, Aufsicht und Beschwerden werden von unterschiedlichen Stellen bearbeitet, mit der Folge, dass Eltern oft nicht wissen, wer für einen Verdacht zuständig ist, und Warnungen verloren gehen können. Das Geld ist knapp, gutes Personal auch, im Grunde darf jeder Erwachsene mit sauberem Führungszeugnis Kleinkinder betreuen. Weil der Betrieb trotzdem funktionieren muss, gab es mehrfach Zwischenfälle mit überforderten Hilfskräften, die aber offenbar teilweise ignoriert oder vertuscht wurden. Elterninitiativen wie »SOS Périscolaire« oder »#MeTooEcole« sprechen von einer »Omertà«, einem Gesetz des Schweigens. In Paris kümmern sich um die Betreuung die Dienststellen der Stadtverwaltung, die »Circonscriptions des Affaires Scolaires et de la Petite Enfance«, kurz CASPE.

Bei der Behörde habe man ihn davor gewarnt, Anzeige gegen den Animateur zu erstatten, sagt Grimbaud. »Das könne viel Staub aufwirbeln und würde außerdem unsere Anonymität gefährden, hieß es.« Nach der Suspendierung des Betreuers seien an der Schule zwar Informationsveranstaltungen organisiert worden, um sexuellen Missbrauch sei es aber nicht gegangen, sagt Stéphane Grimbaud. Der Verantwortliche des Périscolaire habe von einem »Küsschen auf den Popo« gesprochen, es klang harmlos. Warum hatte er nicht gefragt, ob es in der Schule weitere Vorfälle gab? Warum hatte er die übrigen Eltern nicht gewarnt oder ihnen zumindest geraten, wachsam zu sein?

Wütend rief Stéphane Grimbaud, so schildert er es, bei der Schulbehörde im Rathaus an, in der Hierarchie über der CASPE. Dort reagierte man verständnisvoll. Doch auch die nächste Elternversammlung an der Schule blieb weitgehend folgenlos. Da sei die Rede von engagierten Betreuern gewesen, die zu Unrecht beschuldigt würden, niemand müsse sich Sorgen machen. Dann wurde es offenbar unangenehm für die Grimbauds: Ein Betreuer sei aufgrund von vagen Aussagen eines Elternpaars suspendiert worden. Doch wie die Anwesenden sicher wüssten, finde Missbrauch vor allem in der Familie statt, betroffene Kinder redeten sich solche Erlebnisse oft in der Schule von der Seele.

Für Grimbaud klang es, als säße er plötzlich selbst auf der Anklagebank. »Ich hätte am liebsten laut aufgeschrien.« Unterstützung habe die Familie von der Schulpsychologin bekommen. »Sie hat sich die Tonaufnahmen angehört und deutlich gesagt, dass ein Vierjähriger keine Intrigen zusammenspinnt, um einen Erwachsenen anzuschwärzen«, sagt Grimbaud. »Ein Junge in dem Alter erfindet auch keine sexuellen Handlungen.« Seitens der Stadtverwaltung hat man sich bei den Grimbauds inzwischen für den Mitarbeiter von der CASPE entschuldigt. Auf Anfragen des SPIEGEL hat der Betroffene nicht reagiert, die Bitte um eine Stellungnahme blieb ebenfalls unbeantwortet.

Am 17. Mai reichten die Grimbauds Klage gegen den Betreuer ein. Sie schrieben schließlich von einem anonymen Account eine Mail, um die Elternvertretung der Schule zu informieren. Und sie organisierten einen Live-Chat auf dem Portal Reddit, über den sie Fragen zum Thema beantworteten.

Im Juni traf sich Stéphane Grimbaud erstmals mit dem SPIEGEL, im September sagt er, er wisse noch immer nicht, wie es mit den Ermittlungen vorangehe. In den Sommerferien hätten sie Arthur mehrmals beruhigen müssen, weil er vor der Schule Angst gehabt habe. Er habe gefragt, ob sein Betreuer auch ganz sicher nicht nach den Ferien zurückkehren werde.

Inzwischen habe an der Schule ein weiteres Kind berichtet, es sei auf der Toilette im Intimbereich berührt worden, vom selben Betreuer. Während der Sommerferien informierte das Amt für Schulwesen die Eltern per E-Mail über die Missbrauchsvorwürfe. Stéphane Grimbaud fragt sich: Wäre das auch geschehen, wenn der öffentliche Druck nicht so groß geworden wäre?

Drei Worte prangen am Eingang von staatlichen Schulen: »Freiheit, Gleichheit, Brüderlichkeit«. Sie sind ein Versprechen, aber auch ein Signal: Ab hier übernimmt die République. Sie erzieht nach ihren Grundsätzen, frei von religiösen, ideologischen oder sozialen Einflüssen. Anders als in Deutschland sei es bei Eltern in Frankreich nicht üblich, sich in den Schulalltag einzumischen, sagt der Soziologe Bruno Michon von der Universität Straßburg, der sich mit beiden Ländern befasst. Während deutsche Eltern auf einen Austausch mit Pädagoginnen oder Erziehern drängten, sei das nach französischem Empfinden fast ungehörig.

Aktivistin Guthmann, Mitstreiterin Anne: »Beleidigungen, Schubsen, Drohungen«

zulande nicht. In einer Studie der Bertelsmann Stiftung aus dem Jahr 2025 gaben mehr als ein Viertel der befragten Kita-Kräfte an, regelmäßig Situationen mitzuerleben, in denen Kinder körperlich oder emotional pädagogischem Fehlverhalten ausgesetzt seien. Derzeit steht im hessischen Gießen ein ehemaliger Erzieher vor Gericht, der als Betreuer in 25 Fällen Kinder missbraucht und kinderpornografisches Material besessen haben soll. Viele Bundesländer haben Strategien zur Prävention sexualisierter Handlungen erarbeitet, Kitas müssen Schutzkonzepte vorlegen.

Die Täter profitieren meist von unkontrollierter Macht, mangelnder Aufsicht und dem Schweigen des Umfelds. Aktivistinnen wie Elisabéth Guthmann von der Elternvereinigung »SOS Périscolaire« fordern daher, den Blick stärker auf die Opfer zu lenken: auf Kinder und Frauen, deren Aussagen lange relativiert, überhört oder als private Tragödie behandelt wurden. Es geht jetzt um die Frage, wie sexualisierte Gewalt im Alltag von Familien, Schulen und Vereinen möglich wird und was diese Gewalt begünstigt.

Guthmann sagt: »Erst gingen wir allen auf die Nerven. Jetzt sollen wir überall gleichzeitig erzählen, was schiefläuft.«

Sie ist 45 Jahre alt und arbeitet in Paris als Filmemacherin. Vor fünf Jahren hat sie mit ihrer Freundin Anne »SOS Périscolaire« gegründet, ein Kollektiv gegen Gewalt an Kindern in der außerschulischen Betreuung sowie zur Unterstützung von Eltern. Sie ist an diesem Vormittag etwas spät dran, »pardon«, ihr Handy klingelt ununterbrochen. Ihre Kinder mussten noch zum Spielen gebracht werden, sie brauche jetzt erst mal ein Getränk mit vielen Eiswürfeln.

Guthmann ist selbst als Mutter betroffen, ihre Tochter war vier Jahre alt, als sie daheim von Übergriffen berichtete. Ein Betreuer habe sie und die anderen Kinder so lange angeschrien, bis sie weinten. Sexuelle Gewalt habe es an ihrer Schule nicht gegeben, sagt Guthmann. »Aber Beleidigungen, Schubsen, Drohungen. Kleine Sachen, die für Kinder groß sind.« Eine Lehrerin sprach von Betreuern mit »starkem Charakter«. Die Frau von der CASPE, der kommunalen Kinderbetreuung, sagte, dass manche Mitarbeiter so überfordert seien, dass sie ihnen empfehle, die Kinder in der unterrichtsfreien Zeit vor den Fernseher zu setzen. Das sei einfach besser für die Kleinen. Guthmann wollte das nicht akzeptieren. Auf Facebook und Instagram fragte sie mit einer Freundin bei anderen Eltern nach, ob sie ähnliche Erfahrungen gemacht hätten. Binnen weniger Tage hatten sie mehr als 70 Zuschriften aus allen Teilen des Landes. »Wir haben einen Stein umgedreht und sind auf einen Sumpf gestoßen.« Inzwischen haben sie rund 570 anonyme Berichte von Eltern und Mitarbeitern gesammelt.

Aus dem Großraum Paris schrieb ein Elternteil: »Eines Tages hat meine Tochter aufgehört zu essen. Sie war wie ausgelöscht. Sie sprach über einen Betreuer, der sie auf der Toilette angefasst habe. Wir haben Anzeige erstattet.«

Eine Zuschrift aus Épinay-Sur-Seine: »Mein Sohn hat erzählt, die Betreuerin ziehe an seinen Ohren, sie habe ihn gegen die Tür geschubst. Eine andere Mutter bemerkte an den Ohren ihres Sohnes blaue Flecke. Wir versuchen umzuziehen.«

Eine Meldung aus der Region Île-de-France: »Im Frühling erzählte unser Sohn, der Betreuer >esse< seinen Penis und stecke seinen Finger brutal in seinen After. Das Verfahren wurde aus Mangel an Beweisen eingestellt.«

Elisabéth Guthmann nennt die Ganztagsbetreuung den »toten Winkel des Bildungssystems«. Auch Betreuer würden das bemängeln. Bezahlung knapp am Mindestlohn, auf Stundenbasis oder als Springer – man habe sich darauf konzentriert, Löcher zu stopfen. »Wir haben nicht danach gefragt, wie kindgerecht dieser Apparat noch ist.«

Umfragen zufolge sitzen in jeder französischen Schulklasse zwei bis drei Kinder, die sexualisierte Gewalt erfahren haben, in der Familie oder anderswo. In Deutschland sehen die Zahlen ähnlich aus. Eine bundesweit vergleichbare Statistik zu Gewalt und Missbrauch in Schulen oder Kitas gibt es jedoch auch hier-

»Wir haben einen Stein umgedreht und sind auf einen Sumpf gestoßen.«

Elisabéth Guthmann

Auch Sophia Trascon wüsste gern, ob die Frau, die ihren Jungen misshandelt hat, vorher schon auffällig geworden war. Bisher musste sie sich auf Aussagen von Verantwortlichen verlassen, die Betreuerin habe als erfahren und kompetent gegolten. Trascon ist Physiotherapeutin am Stadtrand von Paris, eine Frau Anfang fünfzig. Sie hat für das Gespräch einen Spaziergang vorgeschlagen, aber nach wenigen Metern steuert sie doch lieber das Hinterzimmer eines Cafés an. Sie kennt einfach zu viele Leute in der Gegend. Fünf Kinder hat sie, zwei Mädchen und drei Jungen, die jüngsten sind Zwillinge, sieben Jahre alt. »Unser Tagesablauf ist streng getaktet«, sagt sie, »anders funktioniert es nicht.« Zum täglichen Takt gehört auch das, was sie »Einzelzeit« nennt, Momente, in denen sie sich für jedes ihrer Kinder Zeit nimmt. »Tja. Da saß ich dann mit Julien, und er schwieg.«

Julien ist einer ihrer Zwillingssöhne. Seit dem Schulbeginn im vergangenen September machte er Probleme. Er hörte im Unterricht nicht mehr zu, er stand beim Abendessen einfach vom Tisch auf. »Und egal, was ich ihn fragte, die Antwort war immer: Nein.« Nein, es sei nichts passiert, nein, ihm gehe es gut.

Trascon wirkt hilflos, als sie die letzten Sätze wieder und wieder sagt, als lasse sich im Nein ihres Sohnes rückblickend eine Antwort entdecken. Sie frage sich jeden Tag, ob sie etwas falsch gemacht habe. Ob ihr etwas entgangen sei. Ihr war aufgefallen, dass ihr Sohn mit blauen Flecken nach Hause kam, dass er seinen Rücken verzog und über Schmerzen klagte. Prügelte er sich mit einem Mitschüler? Sie fragte Julien, ob er in der Schule Ärger habe. »Nein, nichts«, habe er geantwortet. »Wir spielen bloß Fußball.«

Im Dezember 2025 bekam Sophia Trascon einen Anruf von der Gemeinde. Eine Betreuerin habe gesehen, wie Julien von einer Kollegin geschüttelt worden sei, erklärte man ihr bestürzt. Die Frau werde der Schule verwiesen, Madame Trascon solle sich bitte keine Sorgen machen. Die Gemeinde weist darauf hin, dass jedes pädagogische Fehlverhalten aufgeklärt werde. Die Gespräche mit den Zuständigen seien gut verlaufen, sagt Sophia Trascon.

Abends machte ihr Sohn es ihr vor: Die Frau packe ihn und drehe ihn schnell im Kreis. Dann schubse sie ihn mit beiden Händen. Am nächsten Tag fuhr Trascon mit Julien zur Kinderpsychologin, dann zu einem Gerichtsmediziner.

Aus den Gesprächen mit der Psychologin weiß die Mutter, dass ihr Sohn wohl über vier Monate lang oft brutal misshandelt wurde. »Mein Junge ist nicht mehr derselbe«, sagt Trascon. »Er fängt oft an zu weinen. Er hat Angstattacken. Die Psychologin sagt, er habe seinen inneren Kompass verloren. Sein Vertrauen.« Sie erstattete Anzeige. Im November soll der Fall verhandelt werden.

Von dem Verfahren erhofft Trascon sich vor allem eines: Die Betreuerin soll nie wieder mit Kindern arbeiten dürfen. Einfach wird das nicht. Laufende Prozesse zeigen, wie heikel es ist, wenn die Hauptbelastungszeugen Kleinkinder sind.

Juristinnen Kopp, Royer in Paris: Wem wird geglaubt?

Die Vorschule Alphonse-Baudin im 11. Arrondissement von Paris ist einer der Orte, an denen sich der große Missbrauchsskandal entzündete. Zwischen September 2024 und April 2025 soll ein 36-jähriger Betreuer dort sexualisierte Handlungen an seinen Schützlingen verübt haben. Der Fall läuft seit Monaten. Die Sitzung findet in Saal 401 des Pariser Tribunals an der Porte de Clichy statt, in einem öffentlichen Rahmen – die Eltern wollten es so.

Es ist heiß an diesem Tag Anfang Juli, Väter tragen kurze Hosen und Sandalen, Mütter Sommerkleider. Im Mai hatte die Staatsanwaltschaft für den angeklagten Betreuer eine Haftstrafe von drei Jahren gefordert. David G., schwarzes Jackett, Jeans und Pilotenbrille, sitzt entspannt auf seinem Stuhl. Er bestreitet sämtliche Vorwürfe. An diesem Nachmittag warten die Eltern auf das Urteil. Auch Eva Marquez sitzt im Gerichtssaal.

Marquez sagt, sie wisse bis heute nicht, ob ihrer Tochter Alma in der Vorschule etwas passiert sei. Aber das Verhalten ihrer Kleinen habe sich verändert, nachdem David G. seine Arbeit aufgenommen hatte. Wütend sei sie gewesen, cholerisch. Und: »Sie hatte Infektionen im Intimbereich.« Die Kinderärztin sagte, das könne bei Mädchen in diesem Alter vorkommen, auch die Psychologin fand Alma zunächst nicht auffällig. Nachdem jedoch die Missbrauchsvorwürfe gegen den Betreuer kursierten, riet die Ärztin, Anzeige zu erstatten. Speziell geschulte Polizisten hatten etwa 20 Vorschulkinder über David G. vernommen. Neun von ihnen wurden in der Anklageschrift berücksichtigt, zwischen drei und fünf Jahre alt.

Ein Mädchen sagte, der Betreuer habe ihr Löffel zwischen die Pobacken gesteckt. Bei einem Jungen soll er die Pobacken »geöffnet« haben. Ein weiterer Junge sagte, der Mann habe seinen »Zizi« berührt, seinen Penis.

»Wenn so etwas an einer Schule passiert, dann sind alle Kinder, die mit diesem Mann zu tun hatten, potenzielle Opfer«, sagt Eva Marquez.

Dann wird es unruhig im Saal. Die Aussagen der Kinder seien widersprüchlich, sagt der Richter. Das Gericht sehe die Anschuldigungen gegen David G. in keinem der Fälle ausreichend bestätigt. Zudem hätten psychologische Gutachter den Verdacht, dass die Kinder durch ihre Eltern beeinflusst worden seien. David G. wird aus Mangel an Beweisen freigesprochen. Wegen sexueller Belästigung gegenüber zwei Kolleginnen, die ihn ebenfalls angezeigt hatten, wird er zu acht Monaten auf Bewährung verurteilt.

Auf den Sitzbänken brechen die Eltern in Tränen aus. Ein Vater steht auf, verlässt den Saal und knallt die Tür zu. »Denkt irgendjemand auch an die Kinder?«, ruft ein anderer. »Meine Tochter ist drei Jahre alt!«, sagt eine Mutter. »Wie soll sie sich da angemessen ausdrücken?« Eine andere sagt, dass fast sieben Monate vergangen seien, ehe die Polizei ihren fünfjährigen Sohn angehört habe. »Nun wird uns Eltern Beeinflussung vorgeworfen. Was hätten wir denn in der Zwischenzeit tun sollen? Gar nicht mehr mit unserem Sohn sprechen?«

Auf dem Gerichtsflur stehen die Anwältinnen Hannah Kopp und Rebecca Royer. Sie vertreten einige der Familien und sagen, dass kleine Kinder sich womöglich widersprüchlich ausdrückten. »Aber alle von ihnen haben Gesten gezeigt und vorgemacht, die eindeutig als sexualisierte Handlungen zu interpretieren sind«, sagt Rebecca Royer.

Die Staatsanwaltschaft hat für drei Kinder gegen den Freispruch Berufung eingelegt. Der Termin für das Verfahren steht noch nicht fest. Die Frage ist: Wem wird geglaubt? Wer bekommt Aufmerksamkeit?

Die Zeichen deuten darauf, dass sich etwas bewegt, vorsichtig. Seit Anfang Oktober wird in der Nationalversammlung über ein Gesetzpaket beraten, es geht um Prävention und beschleunigte Ermittlungen. Außerdem sollen spezialisierte Polizeieinheiten und Strafkammern eingerichtet werden. Elisabéth Guthmann von »SOS Periscolaire« wird im Pariser Rathaus empfangen und im Élysée-Palast. Neben klaren Einstellungskriterien fordert sie eine landesweit einsehbare Personalakte für die Beschäftigten des Périscolaire sowie eine unabhängige Meldestelle, die Hinweise auf Missbrauch bearbeitet. »Vor ein paar Jahren wurde uns noch gesagt, bei den Übergriffen in der Kinderbetreuung handle es sich um schwerwiegende Einzelfälle«, sagt Guthmann. »Das ist jetzt vorbei.«

Wenn die Gondeln Trauer tragen

Leitkultur In Venedig verstand ich, warum die Berliner Wahlsiegerin von Liebe spricht.

Von Alexander Osang

Als Berlin wieder links wurde, war ich mit meiner Frau in Venedig. Wir haben vor 30 Jahren unsere Hochzeitsreise nach Venedig gemacht, weil wir dachten: Besser geht es nicht. Wir stammen beide aus Ost-Berlin. Wir wohnten in einem überteuerten Hotel am Canal Grande in einem winzigen Zimmer, wir aßen in Touristenfallen und fuhren Gondel. Wir rauchten dabei, weil in den Gondeln damals noch Aschenbecher standen. Wir machten den Plan, alle fünf Jahre nach Venedig zurückzukommen, egal was mit uns passieren würde. Einmal schafften wir das, im Sommer vor dem 11. September 2001, dann vergaßen wir unseren Plan für zwölf Jahre. Es war zu viel los in Amerika, wo wir lebten. Irgendwann erinnerten wir uns an unser Versprechen. Wir entdeckten das Venedig abseits der Touris-

tenströme, das erstaunlicherweise überlebt hat. Wir mieteten uns Wohnungen, kauften auf dem Markt ein und aßen in wundervollen Restaurants. Wir kamen immer wieder. Wir verstanden erst jetzt: Besser geht es nicht.

Bevor wir diesmal losflogen, steckten wir die Umschläge mit unseren Wahlzetteln in den Briefkasten in unserer Straße in Prenzlauer Berg. Ich fühlte mich unsicher, denn die Briefkästen da sehen tot aus, so als würden sie seit Jahren nicht mehr benutzt. Mir war selten so wichtig, dass meine Stimme gezählt wird.

Am Wahlsonntag besuchten wir die Länderpavillons der Biennale. Meine Favoriten waren Serbien, Japan und Österreich, wo in einem Pool, der mit dem aufbereiteten Abwasser aus zwei Dixi-Klos gefüllt wird, eine nackte Frau mit Taucherbrille saß, um auf die Umweltprobleme in der Lagune hinzuweisen. Den deutschen Pavillon, der einst von Hitler und Mussolini besucht wurde, haben diesmal zwei Frauen gestaltet. Eine stammte aus Zwickau, die andere aus Vietnam. Henrike Naumann hat den Pavillon mit Möbeln, Vorhängen und einem Wandbild ausgestattet, um klarzumachen, wie unmöglich es ist, es sich in unserem großen deutschen Wohnzimmer gemütlich zu machen. Henrike Naumann war auf dem Weg, ein ostdeutscher Weltstar zu werden, starb aber leider in diesem Jahr an Krebs. Sung Tieus Vater kam in den Achtzigerjahren als vietnamesischer Vertragsarbeiter in die DDR, dem ihre Mutter und sie Anfang der Neunzigerjahre folgten. Sie wurde in einem Plattenbau in Berlin-Hohenschönhausen groß. Das Design des Plattenbaus ziert nun den deutschen Pavillon, es ist ein Nazihaus in den Farben der DDR.

Ehepaar Osang auf Hochzeitsreise 1996: Besser geht es nicht

Die Kuratorin der deutschen Ausstellung stammt aus Thüringen. Es ist, so kann man das wohl sagen, ein ostdeutscher Gruß an die Kunstwelt. Das Thema des Beitrags heißt »Ruin«.

Dazu passten, zumindest in meinem Kopf, die Berliner Wahlergebnisse, deren erste Hochrechnungen ich auf einer kleinen Piazza vor der Kirche San Zaccaria auf dem iPad sah. West-Berlin lag in Scherben. Die Zeit der Stadtschlossleute war vorbei. Ich hatte nichts dazu beigetragen, aber es freute mich. Berlin wackelte. Die Stadt war lange genug von Männern wie Günter Pfitzmann, Harald Juhnke, Eberhard Diepgen und Kai Wegner regiert worden. Ich war zwei Monate lang an CDU-Wahlkampfplakaten vorbeigefahren, deren Mottos aus den Dreißigerjahren zu stammen schienen. Recht und Ordnung durchsetzen. Stabilität statt Chaos. Berlin wird knallhart. Und, mein Favorit: der Endgegner vom Schlendrian.

Die Berliner Wahlgewinnerin Elif Eralp wurde wenige Wochen nach der Flucht ihrer sozialistischen Eltern aus der Türkei in Deutschland geboren. Sie war Mitglied bei der Roten Hilfe, aber auch im Bund der Antifaschistinnen und bei Amnesty International. In ihrer Siegesrede sagte sie: »In unserer Stadt hat die Liebe über den Hass gewonnen.«

Leider mussten wir am nächsten Morgen zurück nach Berlin, wo meine Freunde nicht über Liebe redeten. Sie redeten über Angst. Mitbürger erzählten mir hinter raumhohen Fenstern, dass der Weltuntergang bei uns im Prenzlauer Berg beginnen werde. Und natürlich in Neukölln. Ihre Posts auf den sozialen Medien lasen sich, als wären sie auf dem Totenbett entstanden.

In Kommentaren schien es, als wäre der Hunnenkönig in Berlin eingeritten. Niemand redete mehr von den vielen Faschisten im Land, alle redeten von Clanmitgliedern und Häuserstürmern. Menschen, die nie einen Fuß nach Israel setzen würden, entdeckten plötzlich den Antisemitismus, als Argument gegen die linken Horden, bei einem guten Rotwein.

Eine Tochter türkischer Sozialisten, die in ihrer Heimat im Gefängnis saßen und vor dem Militär flohen, eine Frau, die in Deutschland Jura studierte, könnte im Rathaus einen Spandauer Versicherungskaufmann ablösen, der Tennis spielen ging, als in großen Teilen der Stadt, die er regierte, der Strom ausfiel. Das ist die gute Nachricht.

Man kann nicht ewig in Venedig bleiben. Ich habe aber mal durchgerechnet, wie oft wir da waren. Im Durchschnitt haben meine Frau und ich das Versprechen gehalten, das wir uns auf unserer Hochzeitsreise gaben. Auch dieses Versprechen.

WIRTSCHAFT

BMW-7er-Produktion in Dingolfing

Rechts geblinkt

Sven Hoppe / dpa / picture alliance

Autokonzerne Die EU wird das Verbrenner-Aus aufweichen. Aber wie stark? Um die Vorgaben möglichst weit zu lockern, suchen Lobbyisten der Autoindustrie die Nähe der extremen Rechten.

Es ist nicht lange her, da warnten die Spitzenmanager der Autoindustrie vor einem Rechtsruck. Anfang des Jahres mahnte Mercedes-Benz-Chef Ola Källenius im SPIEGEL-Gespräch, Deutschland entwickle sich wirtschaftlich seit Jahren in eine falsche Richtung. »Wenn wir das nicht drehen, dann kommen die Populisten von rechts, die für nichts eine Lösung haben.« Das treibe ihn um, so Källenius. Volkswagen-Chef Oliver Blume trat vor gut zwei Jahren bei einer Kundgebung gegen Rechtsextremismus in Wolfsburg auf. Demokratie und Freiheit seien keine Selbstverständlichkeit, sagte er damals. »Es liegt an uns, diese Werte zu verteidigen.«

In den kommenden Wochen wird sich zeigen, wie viel von der Distanz zwischen der Autoindustrie und der politischen Rechten übrig geblieben ist. Das Europaparlament stimmt bis Ende November darüber ab, wie stark die EU das sogenannte Verbrenner-Aus lockern wird, das vom Jahr 2035 an gelten sollte. Ein Gesetz, das vor vier Jahren verabschiedet wurde – und gegen das es in der krisengeschüttelten Industrie Widerstand gibt.

In diesen Tagen sollen in den Ausschüssen die Abstimmungen starten. Bislang ist offen, ob sich Christdemokraten, Sozialdemokraten und Liberale auf die Details einer Aufweichung einigen können. Daher ist es nicht ausgeschlossen, dass es für eine Mehrheit im Parlament am Ende die Stimmen extrem rechter Abgeordneter bräuchte. Vor allem die AfD macht keinen Hehl daraus, dass sie den Verbrenner retten will.

Die EVP ist die größte Fraktion im EU-Parlament, ihr gehören auch CDU und CSU an. Schon bei Themen wie der Migration hat sie in den vergangenen Monaten Kompromisse mit dem Rechts-außen-Flügel des Parlaments gesucht. Das Verbrenner-Aus stellt auch Lobbyisten der Autoindustrie vor eine Gretchenfrage: Sag, wie hältst du's mit der Rechten?

In Berlin halten sich Branchenvertreter mit Kontakten zur AfD zurück. In Brüssel haben sie weniger Berührungsängste. Wenn es beispielsweise um Abgasnormen geht, spricht die deutsche Autolobby auch mit der rechtskonservativen Fraktion EKR, der unter anderem die Fratelli d'Italia von Ministerpräsidentin Giorgia Meloni angehören. In der Abgeordnetenbar des EU-Parlaments in Straßburg wurden Lobbyisten des Autokonzerns Stellantis mit Vertretern der »Patrioten für Europa« (PfE) gesichtet – jener rechtsextremen Fraktion, der unter anderem der Rassemblement National aus Frankreich oder die FPÖ aus Österreich angehören.

Laut einer Auswertung des EU-Transparenzregisters durch den Verein LobbyControl fanden in der aktuellen Legislaturperiode, also seit Sommer 2024, mindestens elf Treffen von Stellantis-Vertretern mit PfE-Abgeordneten statt; zu dem Konzern gehören Marken wie Opel, Fiat und Peugeot. Der europäische Branchenverband ACEA, dessen Präsident Mercedes-Chef Källenius ist, traf die »Patrioten« demnach zehnmal. Volkswagen kommt auf vier Treffen, BMW auf zwei.

»Lobbytreffen mit Parteien rechts der Mitte gelten in Brüssel zunehmend als normales politisches Instrument, um Interessen durchzusetzen«, sagt Nina Katzemich von LobbyControl. Die EU-kritische EKR gelte vielen Lobbyisten bereits als salonfähig, »jetzt sind auch die noch weiter rechts stehenden Patriots for Europe gefragte Gesprächspartner für die Automobilindustrie geworden«.

Der Verband ACEA erklärt auf Anfrage, man tausche sich mit allen zuständigen Abgeordneten aus, um den Standpunkt der Branche zu erläutern. Wie Fraktionen dann Mehrheiten bildeten, sei Sache der Parlamentarier. Volkswagen-Vertreter trafen jeweils Abgeordnete der Partei Lega, die Teil der italienischen Regierung ist. BMW räumt ein, PfE-Abgeordnete hätten im Januar auf dem Autosalon in Brüssel am BMW-Stand »um Informationen zur Position des Unternehmens« gebeten. Vertreter politischer Ränder stünden aber »ausdrücklich nicht im Fokus unserer Stakeholder-Aktivitäten«, erklärte der Konzern. Von Stellantis heißt es, man spreche »mit politischen Entscheidungssträgern aus dem gesamten demokratischen politischen Spektrum Europas« über Themen der Autoindustrie. Das gelte »notwendigerweise auch in Ländern, in denen rechte Parteien Teil der Regierung sind«.

Vorfahrt Elektro

Das Gesetz, um das so hart gekämpft wird, stammt aus dem Jahr 2022. Damals beschloss das EU-Parlament mit einer Mehrheit aus Sozialdemokraten, Liberalen, Grünen und Linken, dass Neuwagen in der EU von 2035 an kein CO₂ mehr ausstoßen dürfen, sonst drohen den Herstellern Milliardenstrafen. Das läuft praktisch darauf hinaus, dass die Branche dann nur noch Elektroneuwagen verkaufen darf. Eine historische Entscheidung für das Klima.

Doch der Ausstieg trifft die Autoindustrie, die zu lange auf Verbrenner gesetzt hat, in einer tiefen Krise. Ihre Produktion in der EU ist seit 2019 um 27 Prozent eingebrochen. In den USA leidet die Branche unter Trumps hohen Zöllen; auf dem einstigen Hoffnungsmarkt China sind europäische Wagen immer weniger gefragt. Volkswagen etwa erwartet in diesem Jahr kaum noch Profit. Um Kosten zu senken, bauen die Autobauer Tausende Stellen ab. Schon voriges Jahr hatten Konzerne wie Volkswagen oder Mercedes gefordert, das Verbrenner-Aus zu kippen.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hatte Druck in Brüssel gemacht.

Kurz vor Weihnachten 2025 schlug die EU-Kommission tatsächlich eine Aufweichung vor. Die Branche soll auch nach 2035 noch neue Hybride und Verbrenner verkaufen dürfen. Statt um 100 Prozent sollen die Treibhausgasemissionen der Neuwagen nur um 90 Prozent sinken, verglichen mit dem Ausgangsjahr 2021. Da die Kommission trotzdem am Klimaschutz festhalten will, verlangt sie für die zehn Prozent Rest einen Ausgleich: Autohersteller sollen klimafreundlich produzierten Stahl verbauen – und Verbrenner zum Teil klimaschonende Kraftstoffe tanken, zum Beispiel Biosprit.

In den kommenden Wochen werden das EU-Parlament und die Mitgliedstaaten über den Vorschlag und mögliche Änderungen abstimmen. Die Vorgaben dürften bald noch etwas weicher werden.

So will der federführende Parlamentsberichterstatter Massimiliano Salini, ein italienischer Christdemokrat, die CO₂-Grenze ohne jede Kompensation auf minus 90 Prozent abschmelzen. Rechnet er die Nutzung grüner Materialien und Kraftstoffe hinzu, kommt Salini nur noch auf minus 73 Prozent. Dem Verkauf weiterer Neuwagen mit Verbrennungsmotor wären Tür und Tor geöffnet.

EVP-Fraktionschef Manfred Weber sagt, die Autoindustrie stehe wie kaum eine andere Branche für Wohlstand und Arbeitsplätze. »Die EU-Vorgaben müssen dies berücksichtigen, sie müssen eine Brücke in die Zukunft sein und keine Sackgasse.« Dass dem CSU-Politiker das Thema wichtig ist, hat auch damit zu tun, dass in seiner niederbayerischen Heimat das größte europäische Werk von BMW steht. »Klar ist, das Verbrenner-Aus ist Geschichte«, so Weber. Jetzt brauche es einen dauerhaften Rahmen, der den Klimaschutz und die Wettbewerbsfähigkeit der Industrie zusammenbringe. Die Frage ist, ob es dafür eine Mehrheit mit Sozialdemokraten und Liberalen geben wird. »Ich wünsche mir eine stabile und klare Einigung in der politischen Mitte«, sagt Weber.

Die SPD ist bisher zurückhaltender. »Wir wollen der Autoindustrie mehr Zeit geben, aber ohne das Ziel infrage zu stellen, dass Europa bei emissionsfreien Autos an der Spitze mitfährt«, sagt Vivien Costanzo, zuständige SPD-Abgeordnete im Verkehrsausschuss. »Wer in Märkten wie Asien oder Kanada Erfolg haben will, muss elektrifizieren.« Costanzo hält am Ziel der Kommission fest, den CO₂-Ausstoß um 90 Prozent zu reduzieren, mit vollem Ausgleich durch grüne Materialien.

Tatsächlich wurden von Januar bis August dieses Jahres EU-weit mehr E-Autos als reine Benziner neu zugelassen, meldet der europäische Branchenverband ACEA. Ist es da wirklich sinnvoll, das Verbrenner-Aus zu kippen?

Trotz der Absatzzahlen drängt die Industrie auf eine Lockerung. Denn der Gewinn, den hiesige Hersteller mit E-Autos erzielen, liegt deutlich unter dem von Verbrennern. Allerdings haben die Konzerne unterschiedliche Vorlieben, wie der Staat ihnen helfen könnte. BMW halte das Ziel von minus 90 Prozent CO₂ ohne Kompensation für sinnvoll, ist zu hören. Der Konzern will aber auch darüber hinaus mehr Verbrenner und Hybride bauen – und im Gegenzug den Einsatz CO₂-armed Materialien versprechen. Damit geht der Premiumhersteller über den Plan der Kommission hinaus. Ähnlich positioniert sich Mercedes-Benz. Ein Sprecher erklärt, man sei für eine »marktgetriebene Transformation ohne gesetzlich vorgeschriebene Quoten und Strafen für Hersteller«.

Doch stoßen die Vorschläge bei der SPD nicht auf Gegenliebe. Gegenüber Sozialdemokraten soll aus der Branche mehrmals der Satz gefallen sein: Wenn ihr euch »nicht bewegt«, dann könne eine rechte Mehrheit kommen.

Autobauer lobbyieren nun auch rechts der EVP, wenngleich sie das nicht offen zugeben. Beim Austausch mit gewählten Entscheidungsträgern gehe es »nicht um politische Gruppierungen«, sondern darum, Entscheidungen »nach ihrem Inhalt und ihrer Wirkung auf die Transformation der Automobilindustrie zu bewerten«, heißt es bei Mercedes.

1 | LobbyControl-Expertin Katzemich

2 | EVP-Fraktionschef Weber

3 | Mercedes-Chef Källenius

An der Stelle ist die Branche gespalten. So sind Autozulieferer, die noch stärker unter der Krise leiden als die Hersteller selbst, offenbar vergleichsweise schmerzfrei, wenn es um Kontakt mit der radikalen Rechten geht. Man engagiere sich für eine Mehrheit in der Mitte, spreche aber als Verband »mit allen gewählten Parteien, wenn sie an uns herantreten«, sagt Matthias Zink, Vorstand bei Schaeffler und Präsident des europäischen Autozulieferverbands Clepa.

Hersteller wie Volkswagen setzen dagegen auf einen Kompromiss ohne Parteien von rechts außen. Volkswagen erklärt zwar, man gebe »keine Empfehlungen zu parlamentarischen Allianzen ab«, dennoch sagt ein Sprecher, »Existenzfragen der Automobilindustrie« sollten »im möglichst großen Einvernehmen unter Demokraten« entschieden werden. Die Brandmauer-Debatte ist bei den Lobbyisten angekommen.

Für den 5. Oktober ist die Abstimmung über das Verbrenner-Aus im Verkehrsausschuss vorgesehen. Zwei Wochen später soll der Industrieausschuss folgen, wo eine Einigung von EVP, Sozialdemokraten und Liberalen offenbar schwierig wird. Stattdessen kursiert dort ein Kompromissvorschlag, der auch Forderungen von EKR und PfE aufgreift. Beide Abstimmungen gelten als Test, bevor der federführende Umweltausschuss und das Plenum im November abstimmen sollen. Auf der Basis werden Unterhändler des Parlaments und der Mitgliedstaaten Anfang 2027 einen finalen Kompromiss suchen.

Wie könnte die Mitte zusammenkommen? Der zuständige Berichterstatter im Verkehrsausschuss, Jens Gieseke (CDU), wirbt dafür, das CO₂-Ziel großzügig von minus 100 auf minus 80 Prozent zu senken – die Flexibilität aber voll zu kompensieren durch grüne Kraftstoffe und Materialien. Mit Abgeordneten rechts der EKR arbeite er nicht zusammen, sagt Gieseke. »Meine Priorität ist eine Mehrheit in der Mitte.«

Die Grünen fordern, EVP-Chef Manfred Weber müsse klarstellen, dass es beim Verbrenner-Aus keine Mehrheit mit rechts außen geben dürfe. »Dass er das bis heute nicht getan hat, spricht Bände«, sagt der Grünenabgeordnete Michael Bloss. »Und die Autoindustrie sollte sich gut überlegen, ob sie sich auf solche Mehrheiten verlassen will.« Für ein paar Jahre länger Verbrenner verspiele man Planungssicherheit und den Hochlauf der E-Mobilität aus europäischer Produktion.

Am Kapitalmarkt wird das Aus vom Verbrenner-Aus kritisch gesehen. »Wenn ich CEO wäre, würde ich nichts ändern, selbst wenn die CO₂-Regulierung gelockert würde«, sagt Patrick Hummel, Autoanalyst der europäischen Großbank UBS. Die Nachfrage nach E-Autos steige so rapide, dass die Hersteller gar nicht anders könnten, als so schnell und günstig wie möglich Stromer zu produzieren.

Bereits jetzt hätten die Chinesen knapp zehn Prozent Marktanteil in Europa, aber das sei nur die halbe Wahrheit. »Wenn man die aktuellen Importzahlen auf das Jahr hochrechnet, kommt man schon fast auf einen Marktanteil von 20 Prozent«, sagt Hummel. Eine Lockerung der CO₂-Regulierung werde die europäischen Autohersteller nicht wettbewerbsfähiger machen. Im Gegenteil.

Alexander Demling, Martin Hesse, Benedikt Müller-Arnold, Timo Scho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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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la und das alte Lied

Verkehr Schluss mit den Entschuldigungen – mit diesem Versprechen startete Evelyn Palla in ihr Amt als Bahn-Chefin. Heute muss sie um Nachsicht bitten.

In der Deckenkuppel strahlen Hunderte Lampen, aus den Boxen stampft ein Technobass. Es ist neun Uhr früh, aber die Atmosphäre in einem Kongresszentrum am Berliner Alexanderplatz erinnert an ein Popkonzert. Vor der Bühne tummeln sich Menschen um eine Frau, die gerade die Bitte um ein Selfie erfüllt. Evelyn Palla, 53, ist der Stargast des Morgens.

In wenigen Minuten wird die Vorstandschefin der Deutschen Bahn den Kommunikationskongress eröffnen, eine Art Jahresversammlung von PR-Profis. Mit Vermarktung, auch in eigener Sache, kennt die Managerin sich aus. Seit sie im Amt ist, inszeniert sich Palla als Macherin, als eine, die notfalls auch mal mit dem Taschentuch auf der Zugtoilette durchfeudelt, wenn es nottut. Vorab fasst ein kurzes Filmchen Pallas erstes Jahr an der Konzernspitze zusammen. Am Ende stehen zwei Wörter: »Höllenjob Bahn«.

In dieser Jobbeschreibung, sagt Palla, stecke »ein Fünkchen Wahrheit«. Eines ihrer Prinzipien laute: »Ich wecke keine Erwartungen mehr, die ich nicht erfüllen kann.«

Es ist ein interessanter Satz. Palla hat viele Erwartungen geweckt, als sie am 1. Oktober 2025 ins Amt kam, auch solche, die kaum zu erfüllen sind. Sie werde den Staatskonzern »auf links drehen«, hatte sie gesagt, und »alles anders machen als vorher«. Vor allem: Sie wolle lieber entscheiden, statt sich immer nur zu entschuldigen.

Palla strich Vorstandsposten, halbierte die Führungsebene darunter und will den Konzern stärker auf sein Kerngeschäft ausrichten. Für die Kürzungen im Management gibt es Lob von einer Organisation, die sich mit früheren Bahn-Chefs epische Kämpfe geliefert hat. »Das war mutig, denn sie musste internen Widerstand erwarten«, sagt Mario Reiß, Chef der Lokführergewerkschaft GDL. Ein anderer Branchenvertreter meint: »Im Konzern wird richtig durchgefegt.«

Doch nur wenig hat sich bislang daran geändert, dass die Bahn aus Sicht vieler Kunden ein ewiges Ärgernis ist. Im Fernverkehr kam in den vergangenen Monaten fast jeder zweite Zug zu spät. Und bei der Sanierung wichtiger Strecken ereignen sich immer neue Pannen. Zuletzt wurde bekannt, dass die Bahn eine parallel zur Trasse Hannover–Berlin verlaufende Ausweichstrecke nicht rechtzeitig elektrifiziert hat. Die Fahrzeit von Reisenden verlängert sich dadurch um 80 Minuten – ausgerechnet auf einer Strecke, die viele Mitarbeiter des angeschlagenen Volkswagen-Konzerns nutzen.

Nach einem Jahr im Amt muss Evelyn Palla immer häufiger das tun, was sie der Bahn eigentlich abgewöhnen wollte: beschwichtigen, sich entschuldigen, um Aufschub bitten.

Bevor Palla beim Kommunikationskongress das Wort ergreift, läuft eine Geigerin ausdrucksvoll fiedelnd in den Saal, um ihr Instrument läuft ein rosafarbenes Band aus Licht. In der ersten Reihe bleibt sie fast direkt vor Palla stehen.

Palla wartet das Spektakel höflich ab, ihre musikalischen Vorlieben sind andere. Die Südtirolerin hat in ihrer Jugend Klavier am Konservatorium studiert. Zum Spielen kommt sie kaum noch. In Wien, wo Palla heute mit ihrer Familie lebt, besucht sie gern Konzerte. Neulich war sie bei einer Performance mit 50 Flügeln. Jeder war minimal anders gestimmt als der nächste, dadurch entstanden besondere Schwingungen. Über die Musiktheorie hinter solchen Experimenten spricht Palla mit Begeisterung. Als Musikerin kennt sie eine simple Regel: Dieselbe Melodie klingt unterschiedlich, je nachdem, mit welchen Akkorden man sie unterlegt.

Als Konzernchefin orchestriert Palla den Neustart der Bahn in düsteren Moll-Akkorden: Da ist zuerst ihre Klage über das Schienennetz, in das die Politik jahrzehntelang zu wenig Geld gesteckt hat. Erst wenn es über das Sondervermögen für die Infrastruktur instand gesetzt ist, so Pallas Botschaft, kann es mit Verspätungen und Zugausfällen wirklich besser werden. Die zweite Botschaft betrifft die Berliner Zentrale der Bahn. Nach Pallas Ansicht war sie zu aufgebläht. Künftig sollen Mitarbeiter draußen im Land wieder mehr Verantwortung bekommen. Allerdings stellt sich die Frage, wie lange Palla mit Fehlern der Vergangenheit noch die Probleme der Gegenwart begründen kann.

Bahn-Reisende in Frankfurt am Main: Die Geduld lässt nach

Den bislang schwersten Moment im Amt erlebte Palla am 4. Februar. An diesem Tag starb Serkan Çalar, ein 36 Jahre alter Zugbegleiter, der von einem Passagier ohne gültigen Fahrschein attackiert worden war. Der Vorfall wühlte eine Bahn-Belegschaft auf, die täglich mit aggressiven Fahrgästen konfrontiert ist. Çalar war alleinerziehend, er hinterlässt zwei Kinder. »Den Schmerz, den Sie tragen müssen, den kann sich hier niemand auch nur annähernd vorstellen«, sagte Palla zu den Hinterbliebenen, als Mitte September in Mannheim eine Gedenktafel enthüllt wurde.

Bevor sie Chefin der Bahn wurde, leitete Palla die Regionaltochter DB Regio und machte in dieser Zeit selbst einen Lokführerschein. Die Nähe zur Basis nehmen ihr bis heute viele ab. Zugbegleiter, Lokführer und Gleisarbeiter nennt Palla ihre »Helden«.

Doch wer nicht auf der Strecke arbeitet, auf den kommt mit Palla härterer Wind zu. Seit einigen Wochen sorgen Pläne der Bahn für Unruhe, das Recht auf Homeoffice einzuschränken. Sie treffen nicht nur Topmanager, sondern auch Normalverdiener. Unruhe gibt es auch bei der Service-Tochter DB Dialog, die derzeit versucht, Mitarbeiter im Kundenservice loszuwerden. Laut einer internen Mitteilung des Betriebsrats ist der Ton »rauer« geworden.

Kürzlich präsentierte die Bahn einen neuen Markenauftritt, bei dem ein bisher als Symbol verwendeter Puls durch eine Schwelle ersetzt wurde. Auf der internen Plattform DB Planet zeigten sich viele Mitarbeiter fassungslos. Erst heiße es, man müsse sparen, »und dann für sowas Kohle raushauen«, schrieb ein Mitarbeiter, »genau mein Humor«. Ein anderer mahnte: »Unsere Kundschaft will einen pünktlichen, fehlerfreien Verkehr. Und keine neuen bunten Bildchen.«

Die Bahn rechtfertigt sich. Man befinde sich mitten in einer Transformation, inklusive eines »neuen, frischen Markenauftritts, der diesem Wandel ein Gesicht gibt«. Die Kosten bewegten sich im sechsstelligen Bereich, sagt eine Sprecherin. »Es ist kein Millionenprojekt.« In den kommenden Jahren aber will die Bahn bis zu 259 Millionen Euro für Marken- und Kommunikationsarbeit an externe Agenturen vergeben. Das Unternehmen betont, es handle sich um Maximalwerte, die nicht ausgeschöpft werden müssen

Arnulf Hettrich / IMAGO

ten. Unterm Strich seien die Marketingbudgets seit Jahren rückläufig. »Dieser Trend setzt sich fort.«

Die Design-Debatte sei symptomatisch, sagt jemand, der den Vorgang verfolgt hat. Im Unternehmen herrsche »Skepsis bis Angst«, weil weitere Stellenstreichungen befürchtet werden. Ein Mitglied des Aufsichtsrats glaubt, das hänge auch mit den Erwartungen an die Vorstandschefin zusammen: »Jeder, der Palla beobachtet, wird sehen, dass sie unheimlich unter Druck steht. Und diesen Druck gibt sie weiter.«

Für Unmut sorgte im Konzern auch ein Interview, in dem Palla die »organisierte Verantwortungslosigkeit« im Konzern beklagte. »Das hat viele erwischt, die einen wirklich guten Job machen«, heißt es aus dem Arbeitnehmerlager – auch Führungskräfte in den Regionen seien verstört. In der Belegschaft rumort es.

Ein Treffen mit Evelyn Palla im Bahn-Tower am Potsdamer Platz. Hinter ihr ist durch das Fenster das Kanzleramt zu sehen, in dem Friedrich Merz gerade um sein Amt kämpft. Vor ihr auf dem Tisch liegen zwei Handys. Obwohl es längst Mobiltelefone für mehrere Rufnummern gibt, trägt Palla zwei Geräte in bunten Hüllen mit sich herum. Eines hat eine deutsche Nummer, das andere eine österreichische. Eines nutzt sie vor allem dienstlich, das andere privat.

Auch als Bahn-Chefin funkt Palla auf mehreren Frequenzen. Sie führt ein Unternehmen, dessen Leistung von den Bürgern ähnlich genau beäugt wird wie die der Fußballnationalmannschaft – und das zu 100 Prozent dem Bund gehört. Noch wichtiger als die Meinung der Kunden ist für Palla deshalb die Gunst der Politik.

Das Gespräch im Bahn-Tower findet im Hintergrund statt, daraus darf nicht zitiert werden. Palla kann in solchen Gesprächen witzig sein, auch mal spöttisch. Was sie an diesem Mittwochvormittag aber über ihr Verhältnis zu Verkehrsminister oder Bundeskanzler sagt, erschöpft sich in harmlosen Floskeln.

Sich die Politik gewogen zu halten, gehört von jeher zu den Kernkompetenzen eines Bahn-Chefs. Daran hat sich unter Chefin Palla nichts geändert – so gern sie ihr Image als Klartextsprecherin pflegt. Öffentlich äußerte sie nie Zweifel an den Vorgaben des damaligen Bundesverkehrsministers Patrick Schnieder (CDU), der sie ins Amt geholt hatte. Indirekt aber hat sich Palla manchen Wünschen widersetzt. Besonders deutlich zeigte sich das Anfang Juli, als Palla und Schnieder ein Sofortprogramm für »bessere Kundenkommunikation« vorstellten. Palla kündigte damals die Entwicklung einer neuen App namens DB Info an, die auch Verbindungsdaten von Konkurrenten anzeigen soll. Es war eine Beruhigungspille für den Minister.

Urban Zintel / DER SPIEGEL

Managerin Palla: Funken auf mehreren Frequenzen

Denn eigentlich gibt es längst eine beliebte Bahn-App, den DB Navigator. Schnieder hatte der Bahn im September vergangenen Jahres aufgetragen, den Navigator »bereits kurzfristig« an die gemeinwohlorientierte Tochter DB InfraGO zu übertragen, die sich um das Schienennetz kümmert, und damit für Konkurrenten zu öffnen. Doch die Bahn kündigte lieber die aufwendige Entwicklung einer Doppelstruktur an, was Schnieder bei seinem Auftritt nicht weiter zu stören schien.

Gut zwei Wochen später wurde er von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gefeuert.

Schnieders Rauswurf ist für Palla ein Warnsignal. Merz soll missfallen haben, dass der Minister trotz Rekordinvestitionen über Geldmangel klagte. Auch Palla hat zwischenzeitlich noch mehr Mittel gefordert.

Der neue Verkehrsminister Steffen Bilger (CDU) machte im SPIEGEL gerade deutlich, er sei »überhaupt nicht zufrieden« mit dem bisherigen Verlauf der Sanierungen. Sie sollen jetzt zeitlich gestreckt werden, was Branchenvertreter für sinnvoll halten. Das bedeutet aber auch, dass es mal wieder länger dauert als geplant. Palla wirbt um Verständnis: »Wir können nicht in 12 Monaten aufholen, was wir in 25 Jahren versäumt haben.«

Mit der Pünktlichkeit im Fernverkehr werde es wegen der vielen Baustellen erst mal nicht besser, hatte Palla schon kurz nach Amtsantritt gewarnt. Doch in der Regierung lässt die Geduld nach. Union und SPD stehen seit den jüngsten Erfolgen der AfD massiv unter Druck. Dass die rechtsextreme Partei bei den Landtagswahlen so viele Stimmen gewonnen hat, führen Bilger und andere Spitzenpolitiker auch auf Unmut über die bröselnde Infrastruktur zurück – vor allem bei der Bahn.

Evelyn Palla muss fürchten, dass man sich an ihrem Lied vom langwierigen Neustart satthört. Deswegen lässt sie die Statistik neuerdings etwas schöner klingen: Statt einen Zug wie offiziell üblich bis zu einem Rückstand von sechs Minuten als pünktlich zu werten, könne man auch mal die Verspätungen unter einer Viertelstunde betrachten, schlägt die Bahn-Chefin vor. »Dann liegen wir schon wieder bei ganz anderen Werten.«

David Böcking

Unglücklich reich

Erben Paula Schwarz wuchs in einem vermögenden Elternhaus auf. Sie nahm Drogen und rebellierte öffentlich gegen ihre Familie. Nun versucht sie einen Neustart als Unternehmerin – und Tochter.

An ihrem 36. Geburtstag hat Paula Schwarz sich selbst beschenkt. Sie ließ ihre Finger tätowieren, zwischen den beiden unteren Knöcheln, auf jeden Finger ein Symbol. Man kann die Motive gut erkennen, drei Wochen später, als Schwarz ihre Hände auf den Tisch legt. Es ist ein Tag Ende Juni in einem Hamburger Hotel. Sie tritt hier bei einem Wirtschaftsgipfel als Rednerin auf, es geht um ihr Leben als Millionenerbin und um Werte.

Die Tattoos seien »relativ leicht erklärbar«, sagt Schwarz. Das Herz auf dem linken Mittelfinger stehe für Nächstenliebe, das auf dem rechten Mittelfinger für Selbstliebe.

Das Stundenglas auf dem rechten kleinen Finger mahne sie, den Moment zu nutzen. Das Windzeichen zeige: »Wenn es mal schwierig wird, geht das auch wieder vorbei.« Die Sonne stehe für die Sonne im Herzen. Der griechische Buchstabe Omega erinnere sie daran, dass sie die Weisheit der Generationen in sich trage. Schwarz lebt unter anderem auf Samos und in Athen, ihre Mutter ist Griechin.

Die Symbole sollen ihr helfen, gute Entscheidungen zu treffen, für andere, für sich. Das Umfeld, in dem sie groß geworden sei, habe dazu geführt, dass sie sich ihre Werte lieber selbst bauen wollte. So sagt sie das. Es ist ihr Lebensthema.

Schwarz wurde in Reichtum hineingeboren. Ihr Großvater hatte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den Arzneimittelhersteller Schwarz Pharma gegründet. 60 Prozent waren im Besitz der Familien Schwarz und Schwarz-Schütte. Ihr Vater Kurt Schwarz hielt Anteile und saß im Aufsichtsrat.

2006 kaufte der belgische Konzern UCB das Unternehmen für 4,4 Milliarden Euro. Wie viel davon ihr Vater genau bekommen habe, wisse sie nicht, sagt Schwarz.

Ihre Familie habe seitdem zu den Superreichen gehört. Angefangen beim Umzug in eine Münchner Villa mit 36 Zimmern, Pool, eigenem Kino und Bediensteten.

Was wie ein Märchen klingt, empfand Schwarz als »Geldknast ohne Rechte«, wie sie einmal im Internet schrieb. Schon als Kind sei sie in Prada-Kleidchen gesteckt worden, »ich habe es gehasst«. Am liebsten habe sie im Dreck gespielt.

Wie sie aufwuchs, welchen Groll sie gegen ihre Familie hegte, konnte jeder verfolgen.

Schwarz verarbeitete ihren Schmerz öffentlich, in Interviews, auf Instagram und Twitter. Ihr Alkohol- und Drogenmissbrauch als junge Frau. Die Bulimie, die dazu geführt habe, dass sie sich mehrmals täglich übergeben habe. Ventile für ihren Leidensdruck, so deutet sie es heute.

Schwarz gehört einer Generation junger Frauen an, die aus ihrer reichen Familie ausbrechen und versuchen, ihrem Leben einen Sinn zu geben. Gleichwohl ist es ihre Herkunft, die ihnen Aufmerksamkeit verschafft. Und ihr Geld.

Verena Bahlsen aus der Hannoveraner Keksdynastie machte kürzlich öffentlich, wie sehr sie mit ihrer Rolle im Unternehmen gehadert habe, aus dem sie sich inzwischen herausgezogen hat.

Die Wienerin Marlene Engelhorn, deren Urahn den Chemieriesen BASF mitgegründet hatte, gab 2024 bekannt, 25 Millionen Euro aus ihrem Erbe der Allgemeinheit zur Verfügung stellen zu wollen.

Engelhorn und Schwarz zählten voriges Jahr zu den 370 Millionen und Milliardären, die in einem offenen Brief beim Weltwirtschaftsforum in Davos höhere Steuern für ihresgleichen forderten. Es ist ein Thema, das auch die deutsche Politik beschäftigen muss. Vom 13. Oktober an verhandelt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darüber, ob Betriebsvermögen weiterhin von der Erbschaftsteuer verschont bleiben soll. Schwarz sprach sich für einen Erbschaftsteuersatz von 100 Prozent aus.

Keine der prominenten Erbinnen hat so laut rebelliert wie sie. Keine äußerte sich ähnlich unerbittlich über die eigene Sippe. Und keine wirkte derart fragil.

Inzwischen tritt Schwarz nicht mehr als Aufrührerin auf, sondern als Unternehmerin und Netzwerkerin. Ihr Geschäft ist der Gemeinsinn. Sie will Menschen zusammenbringen, »die etwas geben wollen, und Menschen, die Geld brauchen«. Und sei es mit Seminaren für andere Erben. Schwarz, die mit ihrem Vermögen hadert, vernetzt nun andere Vermögende.

Wer sie zu Terminen begleitet, erlebt eine rastlose Frau. An mangelnder Energie wird ihr Bemühen, die Welt zu verbessern, nicht scheitern. Eher schon daran, dass sie Gefahr läuft, sich zu verzetteln. Alles, was sie tut, überhöht sie mit Bedeutung.

Anfang März, am Weltfrauentag, tritt Schwarz im Deutschen Bundestag auf, so schreibt sie es auf Instagram. Wer an den Plenarsaal denkt, liegt falsch. Tatsächlich veranstaltet sie an diesem Abend ein Buchdinner im Berliner Bistro Marie, gelegen in einem Nebengebäude des Bundestags. Eintritt: 50 Euro.

Kellner servieren gratiniertes Gemüse und Fleischbällchen. Schwarz liest aus ihrer Autobiografie »Unbezahlbar«, erschienen Ende vorigen Jahres. Das Buch ist eine Abrechnung mit ihrer Familie. Schwarz beschreibt darin, wie allein sie sich gefühlt habe, schon als Kind. Sie redet von »Wohlstandsverwahrlosung«, von ihren 14 Schulwechseln auch wegen schlechter Noten, ihrer Essstörung und davon, wie sie beinahe ihre Zähne verloren habe durch das viele Erbrechen.

Schwarz nennt es bei ihrem Auftritt »geisteskrank, dass wir noch in einem System leben, in dem Menschen immer mehr kaufen sollen«. Sie fordert neue Strukturen »zur Heilung« von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sagt: »Ich brauche euch, ihr braucht mich.«

Schwarz hat das Projekt »Unbezahlbare Gremien« gestartet. Damit will sie Arbeit fördern, die für die Gesellschaft einen unbezahlbaren Mehrwert schaffe. Der Trick dabei: Um darüber abstimmen zu können, welche Projekte gefördert werden, mussten Interessierte anfangs 100 Euro zahlen. Heute sei das nicht mehr zwingend, sagt Schwarz, »Menschen geben ohnehin mehr«. 50 Initiativen haben sich bei ihr beworben. Einige Vertreter zählen an diesem Abend zu den Gästen.

Einer ist für eine Plattform tätig, über die Unternehmen Karmapunkte sammeln können, etwa wenn ihre Belegschaft aufs Auto verzichtet. Eine Künstlerin, die mit Betonröhren arbeitet, will Künstlern aus dem ukrainisch-polnischen Grenzgebiet einen Studienaufenthalt in Berlin ermöglichen.

»Ich habe Vertrauen zu ihr, irgendetwas hat sie vor mit uns«, sagt sie über Schwarz. Der Abend fühlt sich für die Teilnehmer an wie eine Umarmung. Die Geschichte der wütenden Millionärstochter klingt so überwältigend, dass niemand hinterfragt, wo sie hinwill. Gelegenheit zum Stutzen gäbe es.

Etwa wenn Schwarz erst den Kapitalismus kritisiert und dann sagt, sie könne sich vorstellen, mit dem US-Milliardär Elon Musk zusammenzuarbeiten. Dabei hat der ein ungleich größeres Imperium geschaffen als ihre Familie, gegen deren Reichtum sie jahrelang wetterte.

Es gibt keinen leichteren Weg, wohlhabend zu werden, als durch einen Nachlass. Jedes Jahr werden in Deutschland bis zu

400 Milliarden Euro vererbt oder verschenkt. Besonders viel erhalten jene, die genügend haben: Rund die Hälfte geht an die reichsten zehn Prozent der Begünstigten.

Ein Glück, das zur Bürde werden kann.

Schwarz sagt es so: »Viele Leute würden mir den Arsch küssen, weil sie mein Geld haben wollen oder weil ich Schwarz heiße.«

Dabei ist häufig sie es, die versucht, Kapital einzutreiben. Schwarz setzt nicht nur eigenes Geld ein – wie viel, sagt sie nicht. Ihre Projekte lässt sie oft sponsern. Einmal erklärte sich sogar jemand bereit, ihr eine Putzkraft zu bezahlen.

Wie reich sie genau ist, auf wie viel Vermögen sie zugreifen kann, lässt sie offen, selbst nach mehrmaliger Nachfrage. Schwarz erzählt von einer Tante, die sich umgebracht und ihr viel Geld vererbt habe. Die Summe nennt sie nicht.

»Geld bekommt nur einen Wert, wenn man damit etwas Sinnvolles macht«, sagt Schwarz.

Oder wenn man nicht drankommt.

Am Morgen nach ihrer Abiturfeier unterzeichnete sie »noch unter Alkoholeinfluss eine Generalvollmacht, die viele meiner Rechte in Vermögensfragen auf meinen Vater übertrug«. So steht es in ihrem Buch.

Die Eltern hätten wohl geglaubt, sie könne nicht mit Geld umgehen, sagte sie einer Frauenzeitschrift.

Schwarz' Vater schreibt dem SPIEGEL in einer E-Mail: »Eine Vollmacht innerhalb der Familie ist völlig üblich, sie ist jederzeit widerrufbar. Auch mit anderen Familienmitgliedern bestehen wechselseitige Vollmachten.« Paula und ihr Bruder seien einverstanden gewesen, »einen Teil ihres Vermögens zusammen mit ihrem Vater zu investieren und für einige Jahre nicht anzutasten«. Keinesfalls habe die Vollmacht etwas zu tun »mit der Verfügbarkeit über die finanziellen Mittel«.

In den folgenden Jahren übertrug der Vater ihr und ihren beiden Brüdern einen Teil des Familienkapitals. Er legte das Geld in Firmen an. Im Buch schreibt sie, ihr gehöre ein hoher zweistelliger Millionenbetrag.

Laut Präambel einer der Firmen geht es darum, das Vermögen »vor Zersplitterung zu bewahren« und »den Familienverbund zugleich zu stärken«. Paula Schwarz vermutet, die Schenkung sollte dazu dienen, »später einmal die Erbschaftsteuer zu begleichen«, nach dem Tod ihres Vaters.

Man kann das als weitsichtig empfinden, doch sie fühlte sich übergangen. Ihr Vater habe sich »das letzte Wort über alle wesentlichen Entscheidungen hinsichtlich des Vermögens« gesichert, schreibt sie im Buch.

Ihr Vater teilt mit: »Paula hat hier auch mitgearbeitet, Investmentideen eingebracht, die dann auch realisiert wurden.«

Die Spannungen nahmen aus Paula Schwarz' Sicht zu, als sie 2015 begann, sich

Geschäftsfrau Schwarz, Tattoos auf ihren Fingern für Geflüchtete auf Samos einzusetzen. Schwarz schreibt in ihrem Buch, ihrer Familie habe es vermutlich nicht gepasst, »dass ihre Tochter plötzlich in einem vom Militär bewachten Auffanglager zwischen syrischen Geflüchteten saß«.

Ihr Vater gibt an, die Familie habe »Paulas Engagement für die Geflüchteten immer unterstützt«. Es waren ihre philanthropischen Anfänge.

Heute sind es eher Menschen aus der Oberschicht, für die Schwarz sich einsetzt. Ihr wichtigstes Projekt sind die sogenannten Angel Houses, eine Art Airbnb der High Society. Reiche, die Gesellschaft suchen, öffnen ihre Villen für zahlende Übernachtungsgäste. Immobilien von München bis San Francisco sind für das Programm angemeldet. Schwarz erhält eine Provision. In manchen Häusern veranstaltet sie Workshops. Man debattiert, kocht, malt. Es klingt wie eine Selbsthilfegruppe für Reiche. Glaubt man Schwarz, besteht dafür Bedarf.

»Als Erbe bekommt man beigebracht, nett auszusehen und bei Dinnerpartys einen guten Eindruck zu hinterlassen«, sagt sie. »Was vielen nicht beigebracht wird, ist zu arbeiten und eigenständig zu denken. Das kann zu psychischen Problemen führen, weil der Einzelne das Gefühl hat, dass er sein Leben nicht steuern kann.«

Schwarz will ihr Leben steuern, sie arbeitet viel. Unter anderem berät sie Familienunternehmer, es geht um Werte. Am erfolgreichsten ist sie im Knüpfen von Kontakten. Neulich habe ein Sohn des US-Gesundheitsministers Robert F. Kennedy Jr. bei ihrem Event reingeschaut, sagt Schwarz, ebenso Leute aus dem Office des ehemaligen Google-Chefs Eric Schmidt. Sie selbst trat auch beim Ortsverein der Linken in Olpe auf.

Wer Schwarz begleitet, lernt ständig Leute aus ihrem Netzwerk kennen. Ein Niederländer stellt sich als Schatzmeister einer Stiftung vor, deren Ehrenvorsitzende Königin Máxima ist. Ein Deutscher, der sich Yellow Randolf nennt, kleidet sich ausschließlich in Gelb, auch Bart und Augenbrauen sind gelb gefärbt. Als junger Mann wurde er durch den Verkauf seines Techportals zum Millionär, heute lebt er in Kapstadt. Auch der SPIEGEL berichtete schon über ihn.

Gastgeberin Schwarz, Gast Yellow Randolf: Eine Millionärin, die ihre Gäste selbst bezahlen lässt?

Ein US-Podcast, in dem sie neulich zu Gast war, kündigte Schwarz als »Germany's Paris Hilton« an. Doch anders als die amerikanische Hotelerbin hat sie nichts vom Pomp der oberen Zehntausend. Halb Hippie, halb Start-up-Gründerin, redet sie in wolkiger Sprache, die Geschäftsideen im Ungefähren lässt. Ihr Lieblingswort ist »Strukturen«. Manchmal wechselt sie ins Englische, sie lebt zeitweise in San Francisco.

Schwarz hat Politikwissenschaft studiert, 2025 schrieb sie sich für einen Managementkurs an einer Business-School der Universität Oxford ein.

Nach eigener Auskunft hat sie mehr als 20 Firmen gegründet oder sich daran beteiligt. Darunter eine Mitfahrzentrale in Kenia und eine Plattform für Landwirte zum Management des Viehbestands. Vieles davon ist versandet. Auch das 2017 von ihr ins Leben gerufene World Datanomic Forum, das unter anderem Daten aus der Weltwirtschaft auswertete.

Eines ihrer neuen Tattoos ist der griechische Buchstabe X auf ihrem linken kleinen Finger. Er soll ihr vor Augen führen, »dass Dinge ein Ende haben können«.

Voriges Jahr nahm sie an der Wahl zur Miss Germany teil. Der einstige Schönheitswettbewerb zeichnet heute Frauen aus, die etwas bewirken. Von 2600 Bewerberinnen kam Schwarz unter die letzten 90.

Sie war angetreten mit dem Ziel, eine Stiftung zu gründen. Bestückt »mit 60 Millionen Euro aus meinem Privatkapital«, solle diese »mehr Möglichkeiten schaffen« für Frauen in Mathematik, Informatik, Naturwissenschaft und Technik.

Ins Finale schaffte es Schwarz nicht. Aus der Jury heißt es: Es sei unklar gewesen, ob sich ihr Vorhaben in die Tat umsetzen lasse. Man habe es vermeiden wollen, Luftschlösser zu unterstützen. Schwarz sagt, die Stiftung wolle sie »auf jeden Fall« gründen.

Mitunter stößt ihr guter Wille an die Grenzen des Machbaren, und manchmal kollidiert Schwarz mit sich selbst. Anfang Juni schlägt sie vor, der SPIEGEL könne sie zu einem Rittergut bei Hannover begleiten. Dort wolle sie mit anderen Erben töpfern und über Verantwortung sprechen. Sie werde von Athen nach Hamburg fliegen, man könne gemeinsam mit dem Auto weiterfahren. Übrigens habe sie an dem Tag Geburtstag: »Sie können mir ja einen Ballon mitbringen.« Einen Tag zuvor sagt Schwarz ab,

Freya Najade / DER SPIEGEL

sie müsse sich um ihr neues Projekt kümmern: Kinder und Jugendliche sollen in Onlinekursen lernen, eine Firma zu gründen.

Anfang Juli in Hamburg. Schwarz hat ein Café gemietet und einen »privaten« Abend angekündigt, für Erben und Vermögensverwalter. Zugang »nur auf Einladung«.

Wieder soll es um Verantwortung gehen, diesmal bei Champagner und Dinnerhäppchen. Doch Champagner bekommt kaum jemand zu Gesicht, zu essen gibt es Kuchen, der vom Tag übrig ist und nicht für alle reicht.

Statt 50 Gästen sind gerade mal 30 gekommen, darunter kaum Erben. Manche wurden kurzfristig eingeladen, wie die ARD-Journalisten Julia Ruhs und der Schauspieler Francis Fulton-Smith (»Familie Dr. Kleist«). Sie waren am Tag zuvor beim selben Kongress wie Schwarz.

Schwarz bittet die Gäste, sich in Gruppen aufzuteilen. Sie verteilt Kärtchen mit Fragen wie »Welchen Wert hast du geschaffen, den du nicht geerbt hast?«. Manche nennen »Bildung«, andere »Selbstbewusstsein«.

Am Ende tragen die Gruppen vor, wie sie diese Werte umsetzen würden, wenn sie eine Million Euro zur Verfügung hätten. Am euphorischsten wirkt Fulton-Smith. Er erzählt von seiner Vision, ein Dorf zu errichten, in dem Generationen friedlich zusammenleben. Was mit den Vorschlägen passieren soll, bleibt unklar. War alles nur ein Gedankenspiel? Geht es darum, Investoren zu finden?

Im Verlauf des Abends kippt die Stimmung, auch wegen der fehlenden Verpflegung. Schwarz sagt, das Cafépersonal habe vergessen, Essen bereitzustellen. Ihre spontane Idee, Pizza kommen zu lassen, wird verworfen. Die angekündigte Cocktailparty entfällt, die Gruppe zieht weiter in ein Restaurant.

Anders als von den Gästen angenommen, übernimmt Schwarz nicht die Rechnung, das sei »im Budget nicht vorgesehen«. Eine Millionärin, die ihre Gäste selbst bezahlen lässt? Am Ende sagt Schwarz, alle seien eingeladen, sie in Griechenland zu besuchen.

Eine Teilnehmerin meldet sich noch in der Nacht bei den SPIEGEL-Journalisten. Sie hatte zu Beginn des Events zugestimmt, für diesen Artikel fotografiert zu werden, das ziehe sie zurück: »Irgendwie kamen mir heute Abend viele Dinge sehr merkwürdig vor...« Fulton-Smith lässt über seine Managerin ausrichten, er wolle sich nicht öffentlich zu Schwarz’ Projekten äußern.

Schwarz sagt später, sie habe nur am Rande mitbekommen, dass Teilnehmer verstimmt gewesen seien, es tue ihr leid.

Es ist nicht immer leicht, Schwarz und ihre Wege zu verstehen. Am ehesten gelingt es, wenn man auf das schaut, wogegen sie sich entschieden hat.

Es gab eine Zeit, da wollte Schwarz nicht mehr Paula heißen. Sondern Natascha, das ist ihr Drittname. Sie habe untertauchen wollen, schrieb sie vor sechs Jahren auf Twitter. Sieben Stunden lang habe sie bei der Polizei gegen ihre Familie ausgesagt, weil sie sich von ihr gestalkt gefühlt habe, und danach Polizeischutz bekommen, erzählte sie 2022 bei einem Talk in der Berliner Schaubühne. Die Anzeigen habe sie zurückgenommen, als sie schwanger geworden sei.

Freya Najade / DER SPIEGEL

Fragenzettel bei Schwarz' Veranstaltung in Hamburg: Wieder soll es um Verantwortung gehen

Ihr Vater schreibt dazu: »Als >Stalking< bezeichnet Paula die Kontaktaufnahme ihrer Familie, z.B. elterliche E-Mails.«

Paula Schwarz sagt: »Ich war scheiße zu vielen Leuten. Ich bin froh, dass sich meine Wut gelegt hat.«

Ihr Buch habe die Familie verärgert. Inzwischen seien sie einander wieder näher. Schwarz sagt, sie sei ihrem Vater dankbar, »allein schon, weil er mir das Leben geschenkt hat«. In diesem Jahr habe sie seinen Geburtstag mit ihm gefeiert. Die neue Nähe zum Vater habe dazu geführt, dass sie seit Kurzem auf das von ihm angelegte Geld zugreifen könne, nach Absprache.

Kurt Schwarz schreibt, er habe Paulas Buch nicht gelesen. »Ich habe mich meiner Tochter stets verbunden gefühlt. Von meiner Seite gab es nie einen Bruch, wohl manchmal Ärger wie in vielen Familien zwischen den Generationen.«

Die Mutter möchte sich nicht äußern. Beide sind seit Jahren geschieden.

Antonis Schwarz, der ältere Bruder, antwortet, er gebe »leider generell keine Interviews im Moment«. Er betätigt sich ebenfalls als Philanthrop. 2021 spendete er eine halbe Million Euro an die Grünen.

Paula Schwarz schlägt ein Videotelefonat mit ihrem 13 Jahre jüngeren Bruder vor, mit dem sie zurzeit in Südkorea sei. Der Termin wird eine halbe Stunde vorher abgesagt.

Beim nächsten Gespräch bittet Schwarz darum, nicht so viel über früher zu reden, »ich möchte den Fokus auf das Jetzt lenken«.

Neulich hat sie ihr altes und ihr neues Leben zusammengebracht. In der Münchner Villa, in die ihre Familie zog, als sie 17 war, veranstaltete sie einen Workshop für Erben und junge Unternehmer. »Ich habe mich hier auf so vielen Dinnerpartys in Toiletten übergeben, weil ich alles unehrlich fand. Jetzt komme ich in dieselben Räume, und wir reden ehrlich miteinander.«

Schwarz möchte nicht mehr nur die sein, die stört. »Ich will etwas anbieten.« Es wirkt, als wollte sie den Eltern zeigen, dass sie alles kann, was die ihr nie zutrauten. Unternehmerin sein, mit ihren Finanzen umgehen.

Es soll auch jeder sehen, dass sie eine gute Mutter ist. Schwarz erzählt häufig von ihren Kindern. Sie sind eins, drei und vier Jahre alt. Per WhatsApp schickt sie Fotos von ihnen. Sie stehen vor Bienenwaben und lernen, wie Honig hergestellt wird.

Manchmal sagten die Kinder ihr, wie glücklich sie seien, erzählt Schwarz. Anders, als sie es einst war.

Auf den rechten Daumen hat Schwarz sich einen Würfel ohne Zahlen tätowieren lassen. Es soll sie an einen Satz des Physikers Albert Einstein erinnern: »Gott würfelt nicht.« Und daran, »dass alles gut ist, so wie es ist«. Alexander Kühn, Marvin Milatz, Alexander Preker 5

NACHGEZÄHLT

Prozent betrug die Inflationsrate in Deutschland im September gegenüber dem Vorjahresmonat – der höchste Wert seit Ende 2023. Der Haupttreiber waren die hohen Energiepreise.

Quelle: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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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CHINE DER WO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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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rad und Wolkenkratzer

Es ist 35 Meter höher als der Eiffelturm – und fast so hoch wie der Berliner Fernsehturm: Im brandenburgischen Schipkau hat das derzeit höchste Windrad der Welt seine endgültige Größe erreicht. Zusammen mit den Rotorblättern ragt der Windturm in der Lausitz nun 365 Meter in den Himmel, wie der Dresdner Entwickler Gicon mitteilte. Im November soll das Windrad offiziell in Betrieb genommen werden und bis zu 7500 Haushalte mit Strom versorgen. Der bisherige Weltrekordhalter unter den seriellen Onshore-Windanlagen steht ebenfalls in Deutschland, im oberpfälzischen Winnberg. Die Anlage des Herstellers Vestas erreicht eine Gesamthöhe von 285 Metern. DTT

AUTONOMES FAHREN

VW lässt Nvidia abblitzen

Europas größter Autokonzern will seinen Rückstand beim autonomen Fahren mithilfe des britischen Start-ups Wayve aufholen. Wie der SPIEGEL von drei Insidern erfuhr, hat sich das KI-Unternehmen aus London unter anderem gegen den wertvollsten Konzern der Welt durchgesetzt: den KI-Chiphersteller Nvidia. Der hatte sich ebenfalls um den Auftrag beworben, die Fahrerassistenzsysteme von VW-Konzernmarken wie Audi oder Porsche auf Augenhöhe mit denen von Tesla oder Mercedes zu bringen. Den Insidern zufolge hat VW im August bei einer Testfahrt in einer süddeutschen Großstadt das Start-up Wayve, Nvidia und rund ein Dutzend weitere Anbieter von Software für autonomes Fahren gegeneinander antreten lassen.

Dabei soll das Angebot von Wayve sowohl technisch als auch finanziell überzeugt haben. Für VW drängt die Zeit. Fahrerassistenten, die in europäischen Großstädten sicher die Spur wechseln und praktisch ohne Eingriff des Fahrers von Tür zu Tür navigieren können, setzen sich zunehmend durch. Teslas »Full Self-Driving« ist bereits in den Niederlanden und Tschechien zugelassen, hierzulande prüft das Kraftfahrt-Bundesamt das System derzeit. Ähnlich wie Tesla setzt auch Wayve auf eine Ende-zu

Ende-KI, die mit Unmengen an Daten trainiert wurde. Im Gegensatz zu Ansätzen von VWs bisherigen Partnern soll das System eher in der Lage sein, ähnlich wie ein Mensch zu fahren. VWs europäische KI-Allianz mit den Briten ersetzt ein Bündnis der hauseigenen Softwareeinheit Cariad mit dem Autozulieferer Bosch. Dies hatten die Wolfsburger im Juni aufgekündigt. Für Cariad ist die Vorentscheidung für Wayve dennoch ein positives Signal. Das Start-up soll den VW-eigenen Entwicklern lediglich die KI-Software liefern. Diese soll Cariad in die bislang mit Bosch entwickelte technische Lösung aus Halbleitern, Sensoren und Software integrieren. Von Nvidia hätte VW dagegen das komplette Selbstfahrsystem eingekauft. »Dann hätten 1000 Leute bei Cariad keine Arbeit mehr gehabt«, sagt ein Verantwortlicher. Nun soll das Einkaufsressort von Audi einen Vertrag mit den Briten aushandeln. Das macht manche im Konzern stutzig: Audi-Chef Gernot Döllner gilt als Verfechter der Nvidia-Variante und Kritiker von Cariad. Trotzdem wird er auch beim Bündnis mit Wayve eine zentrale Rolle spielen: Für Audi ist das Thema Fahrerassistenz im Wettbewerb mit BMW und Mercedes entscheidend. ADE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Neurowissenschaftler Gary Marcus, 56, wirft OpenAI und Anthropic Versäumnisse bei der Sicherheit vor, warnt aber vor Panik.

»KI-Agenten vom Markt nehmen«

SPIEGEL: Herr Marcus, wie nehmen Sie die aktuelle Debatte rund um KI-Sicherheit wahr?

Marcus: Wir steuern auf eine ähnliche Lage wie bei der Debatte über die Coronapandemie zu. Die Entwicklungen wurden stark politisiert. Bei KI hören die Menschen auf, klar zu denken. Aber das Ausmaß an Propaganda überrascht mich schon. Wir sehen einen schmutzigen, völlig enthemmten Schlagabtausch. Extreme Positionen profitieren und bekommen die meiste Aufmerksamkeit.

SPIEGEL: Welche Konsequenzen hat das?

Marcus: Die Folge der eskalierten Covid-Debatte ist, dass jetzt Menschen in den USA wieder Masern bekommen.

SPIEGEL: Und bei KI?

Marcus: Stark im Fokus stehen gerade die Weltuntergangserzählungen. Das vernebelt den Blick auf die tatsächlichen Probleme.

SPIEGEL: Sie sagen also: Die KI-Panik ist unbegründet?

Marcus: In Panik zu geraten, weil wir angeblich in fünf Jahren alle sterben oder weil irgendjemand gesagt hat, die KI könnte uns schon in den nächsten Tagen töten: Das ist verrückt. Das würde zunächst bedeuten, dass die KI plötzlich mit böser Absicht auf uns losgeht. So etwas haben wir noch nie gesehen. Auch die aktuellen Sicherheitsvorfälle zeigen das nicht.

SPIEGEL: Meldungen zu KI-Sicherheitsvorfällen häufen sich aber. Das zeigt doch, dass wir ein Kontrollproblem haben.

Marcus: Absolut, die Vorfälle sind besorgniserregend. Besorgt sein ist aber nicht das Gleiche wie in Panik zu geraten. In naher Zukunft, vielleicht im nächsten Jahr oder in den nächsten zwei Jahren, werden wirklich schlimme Dinge passieren – vor allem durch Probleme mit der IT-Sicherheit, aber auch durch Deepfakes und Desinformation. Auf solche handfesteren Gefahren müssen wir den Fokus viel stärker richten.

SPIEGEL: Braucht es einen Entwicklungsstopp für KI?

Marcus: Ich glaube nicht, dass wir die gesamte KI-Entwicklung verlangsamen müssen. Aber KI-Agenten waren eine wirklich schlechte Idee. Die meisten behandeln alle KI-Systeme gleich, aber das sollte man nicht. KI für Routenplanung, etwa um sich in einer fremden Stadt zurechtzufinden, ist in Ordnung. Auch Empfehlungssysteme, die einem ein weiteres Buch vorschlagen, sind okay.

SPIEGEL: Welcher Teil der KI-Entwicklung ist gefährl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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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 gibt koordinierte Schwärme.«

Marcus: Die Probleme, die wir gerade sehen, haben alle mit KI-Agenten auf Basis großer Sprachmodelle zu tun: Es gibt koordinierte Schwärme von diesen autonom agierenden KI-Programmen, die ins Internet gehen, dort Dinge tun dürfen und auf Abwege geraten.

SPIEGEL: Wie sollten wir das Agentenproblem lösen?

Marcus: Wir müssen KI-Agenten vom Markt nehmen und eine unabhängige Vorabprüfung durch Wissenschaftler verlangen. Diese sollte abwägen, ob der Nutzen eines KI-Produkts oder Modells seine Risiken überwiegt. Das wäre kein dauerhaftes Verbot. Die Entwickler könnten das Modell ändern und ihre internen Cybersicherheitsverfahren verbessern. Wenn das Problem behoben ist, könnten sie erneut eine Freigabe beantragen. GRU

WIRTSCHAFTSW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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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ückliche Kassenpatienten

Wer die aktuellen Debatten über die gesetzliche Krankenversicherung verfolgt, gewinnt schnell den Eindruck: Die GKV ist teuer, sie hilft den Kranken kaum. Der schnellste Weg zum Facharzt? Am besten selbst Medizin studieren. Die Versicherten hingegen scheinen die Lage längst nicht so dramatisch zu sehen. 83,5 Prozent sind trotz aller Probleme mit ihrer Versicherung zufrieden. Das zeigt der GKV-Wechselmonitor der Managementberatung Horváth, der dem SPIEGEL exklusiv vorliegt. Die Berater haben 1320 gesetzlich Versicherte befragt. Nur elf Prozent können sich überhaupt vorstellen, ihre Kasse zu wechseln. Das hohe Maß an Kundentreue überrascht: Zusatzbeiträge sind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stark gestiegen, die Unterschiede zwischen den gesetzlichen Kassen wachsen. Wer wechselt, muss deshalb nicht auf notwendige Leistungen verzichten. Warum also bleiben so viele? Etliche Versicherte, erklären die Studienautoren, rechneten ohnehin mit steigenden Beiträgen, egal bei welcher Kasse. Zudem kenne etwa die Hälfte der Befragten den eigenen Zusatzbeitrag nicht. Manchmal, so scheint es, macht Unkenntnis die Menschen zufriedener. MA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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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NDESHAUSH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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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atsausgaben steigen schneller

Der deutsche Staat gibt im Verhältnis zur Wirtschaftsleistung immer mehr für Soziales, Personal und Subventionen aus. Das geht aus internen Unterlagen des Bundesfinanzministeriums hervor, die dem SPIEGEL vorliegen: Die Regierung beziffert die sogenannte Staatsquote intern bereits für dieses Jahr auf 52 Prozent, 2027 soll sie auf 52,4 Prozent steigen. Bislang hatte das Ministerium von Lars Klingbeil (SPD) noch mit einer Staatsquote von 51,4 für dieses und mit 51,5 Prozent für das kommende Jahr gerechnet. Deutschland hätte gemäß den Kalkulationen die höchste Ausgabenquote seit 1960 – und würde den Rekord aus dem Jahr 2021 (51,1 Prozent) brechen. Damals verursachte die Pandemie hohe Staatsausgaben. In dem Papier vergleicht das Finanzministerium Deutschlands Werte mit jenen anderer europäischer Länder: Demnach nähert sich die Bundesrepublik der Spitzengruppe an, die von Rekordhalter Finnland (58,9 Prozent) und Frankreich (57,4 Prozent) angeführt wird. GT, REI

WISSEN

Schülerin Fen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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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n das Smartphone das Sehen übernimmt

Hilfsmittel Mit Handy, KI und Social Media können sich blinde und sehbehinderte Menschen die Welt erschließen wie nie zuvor. Sie profitieren von Technologien, die eigentlich für Sehende erfunden wurden.

Eine Frau mit weißem Blindenstock läuft im hessischen Marburg an einer belebten Straße entlang. Sie lässt den Stock auf dem Gehweg vor sich hin- und herpendeln. So kann sie Unebenheiten oder Hindernisse erspüren, einen Bordstein oder den Beginn einer Treppe.

Nach ein paar Metern bleibt sie stehen. »Hey Meta, was siehst du?«, fragt die Frau. So aktiviert sie die schwarze Brille, die sie an diesem Tag trägt. Die Menschen um sie herum können die Antwort nicht hören; sie wird über den Brillenbügel zum Ohr der Trägerin geleitet. »Gebäude und eine Straße mit Autos«, sagt Andrea Katemann, habe die Brille gemeldet.

Katemann, 52, ist seit ihrer Geburt blind. Doch auf der Ketzerbach in Marburg fällt sie mit ihrem Stock nicht auf. Die Universitätsstadt ist besonders gut auf die Bedürfnisse von Blinden eingerichtet; viele sehbehinderte Menschen arbeiten und studieren hier oder gehen zur Schule. In Marburg wurde 1971 die deutschlandweit erste Ampel mit akustischem Signal installiert, und viele Busfahrer rufen die Nummer ihrer Linie laut aus der Fahrertür, wenn an einer Haltestelle jemand mit Langstock steht.

Katemann zog 1988 nach Marburg, da war sie 14 Jahre alt. »Zu Hause im Münsterland gab es kaum Angebote für blinde Menschen«, erinnert sie sich. In Marburg gab es schon damals ein Gymnasium, an dem sehbehinderte Mädchen und Jungen Abitur machen konnten. Heute leitet Katemann hier die Deutsche Blinden-Bibliothek.

Massenmarkt entwickelt, nicht explizit als Hilfsmittel für Menschen mit Behinderung, das drückt den Preis. »Ich kann sie mir einfach kaufen und muss nicht lange auf die Genehmigung und die Kostenübernahme meiner Krankenkasse warten«, erklärt Katemann. Die Brille kostet gut 400 Euro. Am Anfang habe sie das Gerät »exzessiv genutzt«, sagt sie. »Ich habe Marburg damit noch mal ganz neu erlebt.«

Seit rund 1000 Jahren werden Hilfsmittel für Menschen entwickelt, die von Geburt an wenig oder nichts sehen können oder ihre Sehfähigkeit ganz oder teilweise verloren haben. Erste Lupen etwa wurden im 11. Jahrhundert erfunden. Sie vergrößern die Umwelt durch Lichtbrechung und gelten als Vorläufer der Brille. Anfang des 19. Jahrhunderts erfand der Franzose Louis Braille, selbst als Kind erblindet, die nach ihm benannte Punktschrift. 1892 folgte die Braille-Schreibmaschine. Blinde Menschen können seither Texte nicht nur lesen, sondern auch ohne viel Aufwand in Punktschrift schreiben.

Und seit knapp 100 Jahren gibt es weiße Langstöcke. Sie signalisieren einerseits der Umwelt, dass die Nutzerinnen und Nutzer blind sind. Vor allem aber können sich blinde Menschen mit ihnen selbstständig fortbewegen – insbesondere, wenn sie die Umgebung kennen. Am Stockende sitzt manchmal eine Kugel, die über den Boden rollt, oder die Spitzen bestehen aus Kunststoff oder Keramik. Das hängt von den Vorlieben der Menschen ab und von dem Untergrund, auf dem sie sich vorwiegend bewegen.

Durch die digitalen Hilfsmittel verändert sich die Welt von Blinden und Sehbehinderten so schnell wie niemals zuvor. Und erstmals profitieren blinde Menschen dabei auch von Tools und Technologien, die für die Welt der Sehenden gedacht sind.

Von der Ketzerbach führt eine steile Straße hinauf zum Campus der Deutschen Blindenstudienanstalt (blista). In der Bibliothek, Katemanns Arbeitsplatz, stehen mehr als 10.000 Bücher in Punktschrift und über 75.000 Hörbücher zum Ausleihen bereit. Es gibt ein Tonstudio, in dem Printprodukte von professionellen Sprecherinnen und Sprechern eingelesen werden, zum Beispiel jede Woche die aktuelle Ausgabe des SPIEGEL.

Auf dem blista-Campus liegt auch die Carl-Strehl-Schule, wo Katemann vor mehr als 30 Jahren ihr Abitur ablegte. 260 Schülerinnen und Schüler aus ganz Deutschland, der Schweiz und Österreich werden dort gegenwärtig unterrichtet. Die älteren leben in pädagogisch begleiteten WGs über die Universitätsstadt verteilt, die jüngeren in betreuten Wohngruppen nahe der Schule. Die Einrichtung hat deutschlandweit als einzige staatlich anerkannte Förderschule mit Schwerpunkt Sehen ein Gymnasium von Klasse 5 bis 13, sie ist außerdem paralympi-

Bibliotheksleiterin Katemann mit Langstock und KI-Brille: Die Stadt neu erlebt

Sie geht auf die Pizzeria Gigi zu. Wieder setzt sie ihre Brille ein, blickt dabei auf einen Schaukasten. Jetzt spreche ihre Brille von einer »Speisekarte mit mehreren Pizzen und Salaten«. Wenn sie sich zu ihrer Begleitung drehe, beschreibe ihr die Brille »eine Person mit Kamera, dunkler Hose bis zu den Knien und Sandalen«. Es ist eine Fotografin, die sie auf dem Spaziergang begleitet.

Katemanns Brille sieht aus wie eine normale Sehhilfe, aber in ihrem Inneren verbergen sich eine Kamera, winzige Mikrofone und Lautsprecher. Die Brille kann die Umgebung erfassen und per KI auswerten. Die Smart Glasses des Facebook-Konzerns Meta stehen deswegen bei Datenschützern stark in der Kritik, denn sie können Menschen unbemerkt filmen und fotografieren. Techkonzerne, so die Sorge, könnten die Informationen zum Training ihrer KI-Produkte nutzen.

Für Menschen wie Andrea Katemann ist die Brille aber ein Werkzeug, das die Welt sichtbarer machen kann. Sie wurde für den sches Nachwuchszentrum für Sportarten wie Judo, Blindenfußball oder Rudern.

Janina Pohl / Deutsche Blindenstudienanstalt e.V. (blista) (2)

An einem warmen Tag im September sitzen Greta, Frieda, Antonin, Fenja und Eugenius in einem Klassenraum. Ein paar von ihnen müssen später noch zur Vorbesprechung für ihre Kursfahrt an den Gardasee. Vorher wollen sie erzählen, wie moderne Hilfsmittel ihren Alltag verändern. Manche der Jugendlichen können nur hell und dunkel unterscheiden oder Umrisse wahrnehmen. Andere können stark vergrößerte Schrift lesen, aber schlecht erkennen, was weiter entfernt ist. Teils ist ihr Gesichtsfeld eingeschränkt, als würden sie durch einen Tunnel schauen. Nicht alle benötigen einen Langstock, um sich zu orientieren.

Greta, Frieda und Antonin haben ihre iPhones vor sich auf den Tisch gelegt, sie erleichtern ihnen inzwischen vieles, sagen sie. »Früher hatte ich ein Monokular«, sagt Antonin, 17, ein kurzes Fernrohr also, mit dem er Schrift vergrößern oder entfernte Dinge besser erkennen konnte; »das brauche ich nicht mehr«. Um einen Busfahrplan zu lesen, nutze er jetzt die Lupenfunktion des Smartphones. Wenn er einen Text besser erkennen will, lässt er sich die Schrift manchmal invertieren, sie erscheint dann in Weiß auf schwarzem Grund. »Ich kann die Technik genau an meine Bedürfnisse anpassen«, sagt der Schüler.

KI und die sozialen Medien bieten den Jugendlichen noch mehr Möglichkeiten, sich in einer Welt zurechtzufinden, die auf Sehende ausgerichtet ist. Apps wie »Seeing AI« können Bilder nicht nur beschreiben, sondern auch Nachfragen dazu beantworten. Und auf »Be My Eyes« können blinde Menschen Videos oder Bilder teilen; sehende Freiwillige oder eine KI beantworten dann Fragen dazu, etwa ob bestimmte Kleidungsstücke farblich harmonieren oder wie eine Person aussieht. Mehr als elf Millionen sehende Helfer sind dort registriert.

Für Eugenius, 20, und Fenja, 19, sind solche Apps hilfreich, denn sie können ihre Smartphone-Displays nicht sehen. Beide können nur Umrisse erkennen, hell und dunkel unterscheiden. Durch sein Smartphone nehme er mehr am Alltag seiner sehenden Familie teil, sagt Eugenius. »Ich kann damit als Nichtsehender Bilder sichtbar machen«, sagt er, »zum Beispiel, wenn jemand Fotos in unsere Familiengruppe stellt.« Er nutze dafür eine App, die ihm das Foto detailliert beschreibt: »So kann ich auch einen Kommentar zu dem Bild abgeben, wenn ich Lust habe.«

Ein Urlaubsfoto der Autorin dieses Textes etwa fasst die KI so zusammen: »Das Bild zeigt drei Personen an einem Strand. In der Mitte sitzt eine junge Person in einem blau-weiß gestreiften Strandstuhl mit der Nummer 1806. Der Strand ist sandig, und im Hintergrund sind mehrere Fahnen sowie Dünen zu sehen.« Die Beschreibung ist knapp, aber sie genügt, um eine Vorstellung von den Menschen am Meer zu bekommen.

1 | Jugendliche Greta 2 | Tastbarer Globus 3 | Darmzottenmodell 4 | Oberstufenschülerin Frieda 5 | Lernender im blista-Chemiekurs 6 | Modelle für den Matheunterricht

Fenja, 19, lässt sich per KI Bilder auf Social Media beschreiben, erzählt sie, auf Instagram zum Beispiel. Grundsätzlich lese sie aber lieber selbst. Das geht analog mittels Punktschrift auf Papier, sie kann so aber auch digitale Texte in Punktschrift umwandeln lassen. Dafür hat sie eine sogenannte Braillezeile, die per Kabel oder Bluetooth mit einem Computer oder Smartphone verbunden werden kann.

Das Hilfsmittel sieht aus wie eine Computertastatur ohne die herkömmlichen Buchstaben- und Zifferntasten. Stattdessen hat die Zeile rechteckige Felder mit Löchern, aus denen sich winzige Stifte aus Kunststoff oder Metall erheben. Sie bilden dann Braillezeichen, die Fenja mit ihren Fingern lesen kann. Handy-Apps findet Fenja praktisch, wenn sie etwa bei einem Blatt Papier erst einmal grob wissen möchte, worum es sich handelt, einen Brief zum Beispiel. Sie macht dann mit dem Handy ein Foto von dem Dokument und lässt es sich erklären.

Smart Glasses wie die von Bibliothekarin Katemann hat niemand aus der Schülergruppe. »Viele unserer Schülerinnen und Schüler können nicht sehen, ob jemand sie fotografiert«, sagt Silke Roesler, stellvertretende Schulleiterin der Carl-Strehl-Schule, »wir müssen ihre Persönlichkeitsrechte besonders schützen.« An der Schule betrachte man die Brillen daher mit Skepsis. »Die Brillen filmen Menschen, die nicht gefilmt werden wollen«, sagt Fenja.

Digitale Tools haben ohnehin ihre Grenzen, weiß Lehrer Tobias Mahnke. Individuelles Unterrichtsmaterial, das auf die Bedürfnisse von Kindern und Jugendlichen ausgerichtet ist, die Abbildungen aus herkömmlichen Lehrbüchern nicht sehen können, werde er immer brauchen.

Mahnke unterrichtet an der Carl-Strehl-Schule Chemie und Biologie und bietet eine Kanu-AG an. Außerdem leitet er das Medienzentrum der Schule. »Wir überlegen immer wieder neu, was unseren Schülerinnen und Schülern helfen würde, was sie wahrnehmen können«, sagt er. Und da eröffneten ihm manche neuen Technologien zuvor ungekannte Möglichkeiten.

Zum Beispiel 3D-Drucker, ursprünglich von der Industrie entwickelt, um von neuen Bauteilen schneller als zuvor Prototypen herzustellen: Mahnke und sein Team fertigen damit Modelle an, mit denen die Kinder und Jugendlichen den Stoff zum Beispiel in Mathematik, Erdkunde, Chemie mit anderen Sinnen erfassen können, hauptsächlich mit den Händen. Es sind Fächer, für die das Sehen im Unterricht eigentlich unverzichtbar ist.

Wie versteht man etwa das Strömungsverhalten von Fließgewässern, wenn man

Forscher tüfteln an Blindenstöcken mit Navi, die Fragen beantworten und Hindernisse in Brusthöhe erkennen sollen.

den Flusslauf nicht sehen kann? Oder den Satz des Pythagoras, wenn Kathete und Hypotenuse noch abstraktere Begriffe sind als ohnehin schon? »Es gibt tolle Filme oder Bilder, die vieles erklären«, sagt Mahnke. Die können viele seiner Schützlinge aber nicht sehen. Sie brauchen Lehrmaterial, das sie ertasten können.

Wenn neue Mitglieder in seine Kanu-AG kommen, steigen sie nicht unvorbereitet ins Boot. Mahnke hat mittels 3D-Druck ein Minikanu hergestellt, darin sitzt eine hölzerne Gliederpuppe, wie man sie im Künstlerbedarf als bewegliches Modell kaufen kann. So können sich die künftigen Kanuten mit dem Aufbau des Sportgeräts vertraut machen. Sie erfahren etwa, dass das Kanu Schenkelstützen hat und ein Stemmbrett, gegen das sie die Füße pressen.

Was sind bei einem mäandernden Fluss Gleithang, Prallhang und Unterspülung? Wie lassen sich Erosion und Sedimente erklären? Auch dafür gibt es in der blista-Sammlung ein Modell aus dem 3D-Drucker. Das grüne Flussbett ist ein didaktisches Unikat. Die Schülerinnen und Schüler können den Lauf mit den Fingern nachvollziehen, es mit Wasser füllen und spüren, wie sich das Wasser bewegt. Wenn sie Sand hineinfüllen, verstehen sie, wo sich Sediment ablagert. »Ein solches Modell zu entwickeln, kann schon mal ein Jahr dauern«, sagt Pädagoge Mahnke.

Die Abbildungen aus einem Mathebuch, das Thema ist Trigonometrie, wurden ebenfalls in Modelle verwandelt. Es gibt unter anderem ein rechtwinkliges Dreieck aus gelbem Kunststoff, dazu ein rosafarbenes Gestell. Die Jugendlichen können mit ihren Fingern fühlen, wie das Dreieck im Quader klemmt. Wenn sie seine Winkel ertasten, dann spüren sie, dass es diagonal hineinpasst. Das hilft auch, um zu begreifen, dass die sogenannte Raumdiagonale die längste Strecke eines Quaders ist. Am Ende sollen sie den Stoff so gut verstehen, dass sie Aufgaben aus ihrem Lehrbuch lösen können, wie diese etwa: »Berechne für jedes Dreieck alle Seitenlängen und Winkelmaße.«

Bezahlbare 3D-Drucker, mit denen Mahnke und seine Kollegen ihre Modelle erstellen, gibt es seit rund zehn Jahren. Vorher haben die Lehrkräfte die Materialien selbst gebaut, aus Pappe oder Draht. Um etwa den Aufbau von Darmzotten verständlich zu machen, klebten sie Schnüre und Nieten auf eine Unterlage.

Zweidimensionales Material lässt sich auch auf sogenanntem Schwellpapier drucken. Ein Drucker und ein Wärmegerät erzeugen damit taktile Grafiken: Arbeitsblätter, bei denen alle Linien tastbar sind, weil sie leicht aus dem Papier herausragen.

Dank neuer, schneller Herstellungsmethoden, Digitalisierung und KI boomt das Forschungsinteresse an Hilfsmitteln für blinde Menschen. Beinahe im Wochentakt bekomme er Anfragen von App-Entwicklern, Studierenden und Forschungseinrichtungen, die eine Idee haben, wie sie den Alltag blinder Menschen verbessern könnten, sagt Thorsten Büchner von der Abteilung für Öffentlichkeitsarbeit an der blista. »Sie möchten dann, dass ihre Erfindungen bei uns getestet werden.«

Zu einer intensiven Zusammenarbeit komme es aber selten. »Es ist toll, dass sich so viele Menschen Gedanken darüber machen, wie sie blinden Menschen mehr Teilhabe verschaffen können, und das mit den Betroffenen selbst entwickeln wollen«, so Büchner, der selbst blind ist, »aber wir haben einfach nicht die Kapazitäten, um alle Projekte zu unterstützen.«

Wie erfindungsreich die Branche ist, lässt sich alljährlich rund eine Autostunde von Marburg entfernt beobachten, auf der weltweit größten Fachmesse für Hilfsmittel für blinde und sehbehinderte Menschen. Bei der »Sight City« in Frankfurt am Main gibt es taktile Gesellschaftsspiele, Blindentennisbälle mit Rassel im Inneren oder Braillenoten für Musikerinnen und Musiker. Besonders stark wächst das Angebot an KI-Assistenten, die speziell für blinde Menschen entwickelt wurden, oder an Apps, die etwa Kunstwerke in tastbare Grafiken verwandeln.

Viele Forschende tüfteln auch an verbesserten Langstöcken. Einen dieser smarten Blindenstöcke will Bibliothekarin Katemann bald testen. Er ähnelt seinem klassischen Vorbild. Mittels Ultraschallsensoren soll der Stock auch Hindernisse in Brusthöhe erkennen. Er hat zudem ein Navi und kann mithilfe von KI Fragen zur Umgebung beantworten oder herausfinden, wann der nächste Bus kommt. Ist der Akku leer, kann er auch analog verwendet werden. Eine erste Version des Stocks hat Katemann bereits ausprobiert. Sie fiel bei ihr aber durch: »Der Stock war viel zu schwer und unhandlich.«

Für viele blinde Menschen ist es dagegen unvorstellbar, ihren herkömmlichen Stock zu ersetzen. Er ist für sie wie ein verlängerter Arm, mit dem sie die Umgebung abtasten können. Er sei ihr wichtigstes Hilfsmittel, sagt etwa Schülerin Fenja: »Zusammen mit meinem Gehör und meiner Erfahrung.« Julia Koch

Parasitenalarm auf dem Promi-Eiland

Gesundheit Auf der US-Insel Martha's Vineyard löst eine invasive Zeckenart mysteriöse Allergien aus. Mehr als 1000 Menschen sind bereits betroffen.

Es war in diesem Frühling auf Martha's Vineyard, als Marina Lent nur schnell ein paar Küchenabfälle zu ihrem Komposthaufen bringen wollte. Sie sei die paar Schritte barfuß durch den Garten gelaufen, erzählt die 67-jährige Amerikanerin. Ein folgenschwerer Fehler, wie sie später entdeckte.

Rund zwei Dutzend rötlich braune Zeckenlarven, kaum größer als Mohnkörner, hatten sich an ihren Füßen festgesetzt. Sie habe gleich gewusst, sagt Lent, was für eine Spezies sie da erwischt hatte – und dass sie nun womöglich nie wieder Steak oder Eiscreme essen könnte.

Die berüchtigte Lone-Star-Zecke hatte Lent attackiert; das Spinnentier beschäftigt sie und ihre Kollegen nahezu täglich. Lent arbeitet bei der Verwaltung der Gemeinde Aquinnah auf Martha's Vineyard – jener pittoresken Insel vor der Küste Neuenglands im Nordosten der USA.

Bekannt für ihre rotgoldenen Lehmklippen, schneeweigen Leuchttürme und Cottages, die an Lebkuchenhäuser erinnern, zieht es wohlhabende Besucher aus aller Welt nach »MV«, wie viele die Insel abkürzen. Sie dient auch als Rückzugsort für Prominente wie die Obamas, die Clintons, Taylor Swift oder Oprah Winfrey.

Doch seit Kurzem wird die Postkartenidylle von einer Krankheitswelle überschattet, die Seuchenforscher und Ärzte rätseln lässt: Martha's Vineyard steht im Bann von Amblyomma americanum, jener Lone-Star-Zecke, die auch Lents Füße im Garten heimgesucht hat.

Ein Merkmal der Weibchen hat der Zecke zu ihrem Namen verholfen – sie tragen einen weißen, sternartigen Punkt auf ihrem Rückenschild. Die Parasiten haben eine besonders unangenehme Eigenschaft: Ihre Stiche lösen bei manchen Menschen mitunter schwere, womöglich lebenslange Allergien gegen Fleisch- und Milchprodukte aus, das sogenannte Alpha-Gal-Syndrom. Allein in diesem Jahr wurden in der Inselklinik bis Mitte August 572 Menschen positiv darauf getestet.

Alpha-Gal ist ein Zuckermolekül, das sich im Speichel der Zecken befindet. Es kommt auch im Fleisch der meisten Säugetiere vor sowie in Spuren in deren Milch. Nicht aber im menschlichen Körper.

Gelangt Alpha-Gal durch einen Zeckenstich in die Blutbahn, kann das Immunsystem Antikörper gegen diesen Zucker bilden. Kommen die Menschen dann jedoch wieder in Kontakt mit Alpha-Gal, etwa durch den Verzehr von rotem Fleisch, Milch, Käse oder selbst Schweinegelatine, kann der Zucker darin nun allergische Reaktionen auslösen.

Die Bandbreite reicht von Juckreiz, Hautausschlägen, Schwellungen im Rachen, Erbrechen oder Durchfall bis hin zu einem lebensbedrohlichen anaphylaktischen Schock. Aber längst nicht alle Betroffenen entwickeln eine Allergie. Die Lone-Star-Zecke überträgt auch andere Viren und Erreger bakterieller Infektionskrankheiten wie etwa Ehrlichiose oder Tularämie; Borreliose dagegen nicht. Das mit Abstand häufigste Problem ist aber das Alpha-Gal-Syndrom.

Mitunter erscheint es wie aus dem Nichts. So war es auch bei Petra Lent-McCarron. Im September 2025 habe sie eine vollgesogene Zecke auf ihrer Schulter entdeckt, berichtet die 68-Jährige. »Die Stelle juckte danach monatelang heftig«, sonst sei es ihr gut gegangen. Im Dezember habe sie dann einen Rehfleisch-Burger gegessen – und tagelang schwere Durchfälle gehabt.

In der Inselklinik fanden Ärzte laut Lent-McCarron einen hohen Spiegel von Alpha-Gal-Antikörpern in ihrem Blut und erklärten

Küstenlandschaft auf Martha's Vineyard: Besucher aus aller Welt

ihr, dass die Allergie auch noch Monate nach einem Stich ausbrechen könne. Seither sei an Fleisch nicht mehr zu denken. Einer Freundin von ihr gehe es noch viel schlimmer; sie müsse einen anaphylaktischen Schock fürchten. Berichten zufolge kann allein der Dampf beim Kochen von Fleisch ausreichen, dass Betroffene allergisch reagieren.

Der Mediziner Gerald Yukevich leitet auf Martha's Vineyard das Tick Center, eine auf durch Zecken übertragene Krankheiten spezialisierte Praxis. Tick ist das englische Wort für Zecke. Besonders heftig, so Yukevich, würden die Symptome mitunter bei Patienten, bei denen abermals Alpha-Gal in die Blutbahn gelange, etwa durch einen weiteren Zeckenstich. »Wir sehen aber auch Patienten, die problemlos alles essen können, obwohl in ihrem Blut viele Antikörper sind.« Wer stark, wer mäßig und wer gar nicht reagiere, sei unvorhersehbar.

Umfassende epidemiologische Statistiken über das Alpha-Gal-Syndrom auf der Insel gibt es bislang nicht. Grund: Der Bundesstaat Massachusetts, zu dem sie gehört, hat die Diagnose erst in diesem Frühjahr meldepflichtig gemacht.

Einen Eindruck, wie rasant sich das Problem entwickelt hat, vermitteln allerdings die Daten der Inselklinik. 2020 wurden dort neun Menschen auf das Syndrom getestet, zwei Tests waren positiv. Ein Jahr später waren es 78 Tests mit 32 positiven Ergebnissen. Seither gehört das Alpha-Gal-Syndrom fast zum Klinikalltag: 2025 wurden bei 1689 Tests 742 positive Fälle entdeckt. Das ist beinahe jeder Zweite.

Manche Läden auf der Insel haben sich bereits darauf eingestellt. Ein Café wirbt mit »Alpha-Gal-freundlichen« Chocolate-Chip-Brownies und Melassekeksen. Restaurants haben komplette Alpha-Gal-freie Speisekarten mit veganen Produkten, Hühnchen oder Fisch; Geflügel und Meerestiere vertragen die Betroffenen. Viele Getränkekarten listen zertifiziert vegane Weine.

Bisher trat die Lone-Star-Zecke hauptsächlich im Süden der USA auf. Dort hat sich das Alpha-Gal-Syndrom über die Jahrzehnte etabliert, vor allem unter Waldarbeitern oder Farmern. Seit einigen Jahren zieht das Spinnentier immer weiter nach Norden und Nordosten, wohl begünstigt durch wärmeres Wetter und weniger kalte Winter. In Europa gibt es keine Lone-Star-Zecken.

Auf Martha's Vineyard tauchten erste größere Populationen der Lone-Star-Zecke vor gut 15 Jahren auf. Eingeschleppt wurde sie mutmaßlich von Wildvögeln, Menschen, deren Hunden oder Pferden, sagt die Insel-Epidemiologin Lea Hammer. »Und als sich die Zecke hier einmal angesiedelt hatte, fand sie jede Menge Wirte: die Hirsche.«

Mehr als 4600 Weißwedelhirsche erfassten Drohnen auf Martha's Vineyard zu Jahresanfang. Die Huftiere streifen durch Wiesen und Gebüsch, das Habitat der Parasiten.

Evgeny Ivanov / imagebroker / IMAGO

Ihr Blut liefert den Zeckenweibchen Proteine und Nährstoffe für die Eiproduktion. Zudem verteilt das Wild die Zecken auf der Insel: Es transportiert seine Begleiter, bis diese vollgesogen abfallen.

Weil die Weißwedelhirsche auf der Insel fast keine natürlichen Fressfeinde haben, ist ihre Dichte pro Quadratkilometer bis zu viermal so hoch, wie es die Wildtierbehörde von Massachusetts für ein optimales ökologisches Gleichgewicht empfiehlt.

Um die Zeckeninvasion einzudämmen, hat die Regierung in Boston nun beschlossen, die Jagdsaison auf Martha's Vineyard und den Nachbarinseln bis in den kommenden Winter zu verlängern.

Epidemiologin Hamner hält das für sinnvoll, um den Hirschbestand zu verkleinern. Aber das allein, sagt sie, werde längst nicht ausreichen, um diese »Krise der öffentlichen Gesundheit« zu beenden. Das funktioniere, wenn überhaupt, nur mit einem Bündel von Maßnahmen: kontrollierten Feuern in Zecken-Hotspots, dem Einsatz von Pestiziden sowie konsequentem Selbstschutz durch entsprechende Kleidung.

Viele der 20.000 Einwohner und der Touristen seien verunsichert, sagt Marina Lent, die Frau, die nur kurz zu ihrem Komposthaufen ging. »Manche Leute arbeiten nicht mehr im Garten. Andere gehen mit ihren Hunden ausschließlich auf der Straße spazieren.« Wanderer, die sich noch in die Natur trauen, stopfen sich langärmelige T-Shirts in den Hosenbund und die Hosenbeine in die Socken. Ihre Kleidung behandeln sie zudem oft mit dem Wirkstoff Permethrin, einem Insektizid und Akarizid.

Für Patrick Roden-Reynolds ist das »der bestmögliche Schutz«. Der Biologe sagt: »Zecken sind ein großes Problem hier, aber wenn sich die Menschen entsprechend anziehen, können sie das Risiko drastisch verringern, gestochen zu werden.«

Roden-Reynolds ist der Direktor des Martha's Vineyard Tick Program und von Frühjahr bis Herbst fast täglich den Lone-Star-Zecken auf der Spur. Er trage immer Schutzmontur mit Hut, erzählt er. So hätten ihn in fast fünf Jahren lediglich zwei Zecken gestochen. Und das auch nur, weil er beide Male nachlässig gekleidet gewesen sei. Er habe bislang keine Allergie.

Um die Zecken zu sammeln, erzählt Roden-Reynolds, befestige er ein weißes Baumwolltuch an einem Besenstiel und ziehe es durch hohes Gras oder niedriges Gestrüpp. Die Achtbeiner, die dort auf Wirte warten, klammern sich instinktiv am Tuch fest, sobald es sie berührt. Roden-Reynolds zupft die Parasiten mit der Pinzette ab oder fährt mit einer Fusselrolle über das Tuch. Die Zecken bleiben dann am Klebeband haften. So kann der Biologe die Tiere zählen, sortieren, dokumentieren und im Labor auf Krankheitserreger untersuchen lassen.

5·Quelle: eigene Recherche, CDC; Stand der Karte: 2025

Auf Martha's Vineyard hat sich die Lone-Star-Zecke auch deshalb so stark verbreitet, weil sie anpassungsfähiger ist als alteingesessene Arten wie etwa die Hirschzecke. »Lone-Star-Zecken können in unterschiedlichen Lebensräumen gedeihen«, sagt Roden-Reynolds. »In offenen, sonnigen, trockenen Gärten tauchten sie früher kaum auf. Heute müssen die Menschen dort überall mit ihnen rechnen. Sogar auf den Sesseln der Veranda oder auf der Kinderschaukel.«

Nun drohen die Spinnentiere auch auf das benachbarte Festland zu gelangen. »Ich glaube nicht, dass wir effektive Mittel haben, um das Ausbreiten der Zecke auf das Festland zu verhindern«, sagt die Chefepidemiologin von Massachusetts, Catherine Brown. In einigen Regionen im Südosten des Bundesstaats seien bereits »stabile Populationen« entdeckt worden. Das Verbreitungsgebiet werde sich ausweiten, prophezeit Brown, die Frage sei nur, wie schnell.

Umso dringlicher wird es, das Alpha-Gal-Syndrom besser zu erforschen. »Es ist ein schnell wachsendes Gesundheitsproblem hier, und es gibt noch viele offene Fragen«, sagt Jacob Lemieux, Infektiolo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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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ha-Gal ist ein Zuckermolekül, das im Körper von Säugetieren wie Rind oder Schwein sowie in deren Milch vorkommt. Auch bestimmte Zeckenarten produzieren Alpha-Gal, aber nicht der menschliche Kör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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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cht die überwiegend in den USA lebende Lone-Star-Zecke den Menschen, kann sie Alpha-Gal mit dem Speichel in die Wunde übertragen.

geschätzte Verbreitung

etablierte Population

Das menschliche Immunsystem bildet innerhalb weniger Wochen eine große Anzahl Antikörper gegen Alpha-Gal – weil es das Zuckermolekül fälschlicherweise als Gefahr einstu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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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sumiert die betroffene Person rotes Fleisch oder Milch, kann es fortan zu einer übertriebenen Abwehrreaktion kommen. Die allergischen Symptome reichen von Hautrötungen und Blutdruckabfall bis hin zum lebensbedrohlichen anaphylaktischen Schock.

am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in Boston.

Der Forscher plant daher nun zwei Studien, zusammen mit der leitenden Ärztin der Inselklinik auf Martha's Vineyard: Die eine soll untersuchen, wie viele der Menschen auf Martha's Vineyard, der Nachbarinsel Nantucket, aber auch in Boston schon Antikörper im Blut haben und wie verbreitet das Alpha-Gal-Syndrom dort ist. Die zweite Studie soll bestenfalls klären, warum nur bestimmte Menschen allergisch reagieren: Liegt es am Entwicklungsstadium der Zecken? An der Anzahl der Stiche? Oder gar an individuellen Faktoren der Patienten? Hierfür wollen die Forscher 300 Menschen begleiten, die kürzlich von Lone-Star-Zecken gestochen wurden.

Eine der Probandinnen wird Marina Lent sein. Auch in ihrem Blut finden sich viele Antikörper gegen Alpha-Gal, bislang zeigt sie aber keine Allergiesymptome, kann also weiterhin sorglos Fleisch und Milchprodukte essen. Aber eines, sagt Lent, werde sie ganz sicher nicht mehr tun: unbedacht barfuß durch ihren Garten zu laufen.

Claus Hecking

Machen Multivitamintabletten das Gehirn jünger?

Health Ernährungsexperte Martin Smollich erklärt, warum Vitamincocktails kein Wundermittel sind und worauf ältere Menschen wirklich achten sollten.

Smollich, 49, ist Professor am Institut für Ernährungsmedizin des Universitätsklinikums Schleswig-Holstein. Er veröffentlicht Fachbücher und informiert auf Instagram über Ernährungsmythen. An seinem Institut werden auch Studien für externe Auftraggeber durchgeführt. Zudem berät er gelegentlich Unternehmen und Institutionen zu wissenschaftlichen Fragen.

Multivitamintabletten sind die Zombies unter den Supplements: Obwohl seit Jahrzehnten belegt ist, dass sie für die Allgemeinbevölkerung keinen Nutzen haben, sterben sie nicht aus. In Zeiten der »Hyperindividualisierung« von Ernährung und Medizin erscheint das Konzept »einmal alles bitte« geradezu anachronistisch. Das Mantra heute lautet: erst messen, dann gezielt supplementieren. Doch jetzt zeigt eine Serie aktueller Studien: Ein simples Multinährstoff-Präparat soll das Gehirn um Jahre verjüngen und kognitive Leistungsverluste im Alter verhindern. Kann das funktionieren?

Auslöser ist die Cosmos-Studie: An mehr als 21.000 Probandinnen und Probanden im Alter von mehr als 60 Jahren wurde untersucht, wie sich die Einnahme eines Multinährstoff-Präparats und eines Kakaoextrakts auf die Gesundheit auswirkt. Als Vergleich dienten Placeboprodukte – also Tabletten ohne aktive Inhaltsstoffe. Finanziert wurde diese methodisch einwandfrei gemachte Studie aus öffentlichen Geldern und durch Sponsoring der Unternehmen »Haleon« und »Mars Inc.«. Die erste Firma stellt Nahrungsergänzungsmittel her, die zweite produziert Schokoriegel – womit sich die Kakaoextrakt-Gruppe erklärt.

Eine bahnbrechende Erkenntnis vorneweg: Schokoriegel helfen wohl nicht gegen Demenz. Aber bei dem Multinährstoff wurde es interessant: Während in Bezug auf Herz-Kreislauf-Erkrankungen oder Sterblichkeit Effekte erwartungsgemäß ausblieben, erlebten viele Probandinnen und Probanden Verbesserungen der kognitiven Leistungsfähigkeit und des Gedächtnisses. Das führte zu sensationellen Schlagzeilen wie »Multinährstoff macht Gehirn zwei Jahre jünger«.

Tatsächlich zeigten die Daten, dass die kognitive Leistungsfähigkeit bei Multi-nährstoff-Einnahme dem statistischen Wert eines um knapp zwei Jahre jüngeren Gehirns entsprach. In einer Folgeanalyse der Daten wurde der Einfluss des Präparats auf sogenannte epigenetische Uhren analysiert.

Das sind molekulare Marker in den Zellen, die zeigen, wie weit der biologische Alterungsprozess fortgeschritten ist. Mancher 60-Jährige ist körperlich und geistig auf dem Niveau eines 30-Jährigen – und umgekehrt. Diese Diskrepanz zwischen chronologischem und biologischem Alter bilden die epigenetischen Uhren ab. Die Einnahme des Vitamincocktails führte dazu, dass einige epigenetische Uhren der Probanden ein etwas jüngeres biologisches Alter

Eoneren / E+ / Getty Images

Dieser Beitrag ist aus dem SPIEGEL Extra »Gesund leben, sich gut fühlen« – immer donnerstags spiegel.de/extra

anzeigten als bei jenen Studienteilnehmern, die das Placebopräparat erhalten hatten.

Anders als der Name suggeriert, sind diese »epigenetischen Uhren« aber nicht der Taktgeber unseres Lebens. Sie steuern den Alterungsprozess nicht, sondern sie sind ein Indikator für den Alterungsprozess. Das kann man gut mit grauen Haaren vergleichen: Statistisch sind Menschen umso älter, je mehr graue Haare sie haben – aber wenn man die Haare färbt, wird man leider nicht biologisch jünger.

Warum aber zeigten jene Indikatoren im Durchschnitt ein etwas »jüngeres« Alter an und weshalb profitierten anscheinend einige von der Einnahme? Die naheliegende Antwort darauf finden wir in der ernährungsmedizinischen Praxis. Ältere Menschen sind mitunter vergesslich und von einer Abnahme der geistigen Leistungsfähigkeit geplagt. Der Grund dafür sind aber nicht immer die normalen Alterungsprozesse oder fortschreitende Demenzerkrankungen. Hinter den Symptomen könnte ein Befund stecken, der im Alltag regelmäßig übersehen wird – ein Mangel an Vitamin B12. Studien zeigen, dass ein erheblicher Teil der Menschen ab 65 Jahren von einem grenzwertigen Vitamin-B12-Spiegel betroffen ist. Die Symptome eines Vitamin-B12-Mangels könnten eine Demenz in manchen Fällen tatsächlich vortäuschen oder als »alterstypische« Vergesslichkeit fehlgedeutet werden.

Genau hier kommt ein besonderes Detail der Cosmos-Studie zum Tragen. Das verwendete Multinährstoff-Präparat enthielt eine wilde Mischung aus nicht sonderlich hoch dosierten Vitaminen und Mineralstoffen. Mit einer Ausnahme: Der Vitamin-B12-Gehalt war mit mehr als 1000 Prozent der Zufuhr- empfehlung extrem hoch. Und da liegt aus meiner Sicht der Schlüssel zu den vermeintlich bahnbrechenden Multinährstoff-Daten: Gedächtnis und kognitive Leistungsfähigkeit verbesserten sich vermutlich bei denjenigen, die einen nicht erkannten Vitamin-B12-Mangel hatten.

Multinährstoff-Präparate schützen also nicht vor Demenz, sondern allenfalls vor einem zu vollen Portemonnaie. Aber spätestens ab einem Alter von 60 Jahren sollten Sie sich um Ihre Vitamin-B12-Versorgung kümmern, also den Blutwert messen lassen (am besten das biologisch aktive Vitamin B12, genannt HoloTC). In Absprache mit Ihrer Ärztin oder Ihrem Arzt können Sie ein eventuelles Defizit über Vitamin-B12-reiche Lebensmittel wie Fleisch, Eier und Milchprodukte oder gezielt mit Vitamin-B12-Präparaten ausgleichen.

Der Jungbrunnen aus der Multivitamin-tablette entpuppt sich also weniger als Revolution der Longevity-Medizin – sondern eher als Erinnerung daran, wie folgenreich ein übersehener Vitamin-B12-Mangel im Alter sein k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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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 Alobai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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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Moment

Erkennen Sie die Gestalt eines Hais? Die dunkle Stelle oben links stellt das Auge dar, darunter zeichnet sich ein geöffnetes Maul ab. Der »Hai-fischnebel«, astronomisch auch als »LDN 1235« bezeichnet, liegt rund 650 Licht-jahre von der Erde entfernt im Sternbild Kepheus. In der riesigen Staubwolke leuchten außerdem blaue Reflexions-nebel, die das Licht von Sternen streuen. Der Fotograf Ali Alobaidly aus Kuwait gewann für das Bild den diesjährigen Preis als »Astronomy Photographer« des »Royal Observatory« in Greenwich, London.

LUFTFAHRT

»Dreamliner«-Pilot gab Schub und bremste zugleich

Eine Boeing 787 von Vietnam Airlines ist beim Abflug in München fast verunglückt, weil der Kapitän der Maschine auf der Startbahn einerseits Schub gab – andererseits aber mit den Füßen während fast des gesamten Startlaufs mit wechselnder Kraft auf die beiden Bremspedale getreten hatte. So geht es aus einem Zwischenbericht hervor, den die Bundesstelle für Flugunfalluntersuchung (BFU) veröffentlicht hat. Das mit 287 Menschen besetzte Flugzeug war am 15. August über das Ende der 4000 Meter langen Startbahn hinausgeschossen. Es hob erst in letzter Sekunde ab.

Die BFU hat noch keine Erkenntnisse zu der Frage, warum der Flugkapitän die Bremsen aktiviert hatte. Eine Antwort darauf wird es vermutlich im Abschlussbericht geben, der innerhalb eines Jahres nach dem Vorfall erscheinen soll.

Um 13.55 Uhr hatte Flug VN34 die Startfreigabe bekommen. Augenblicke später gab der Kapitän Schub – und bremste fast gleichzeitig. Der »Dreamliner« beschleunigte dennoch, aber zu langsam. 18 Sekunden lang blieb das Tempo der Maschine fast konstant bei rund 310 Kilometern pro Stunde. Zum sicheren Abheben hätte sie 333 Kilometer pro Stunde gebraucht. Die BFU schreibt, dass der Co-Pilot kurz vor dem viel zu späten Abheben eingegriffen hat, um die Triebwerksleistung manuell noch zu erhöhen. Das Flugzeug kam nur knapp in die Luft, es kollidierte mit Teilen der Anflugbefeuerung – dem Beleuchtungssystem, das Piloten im Landeanflug den Weg weist.

Als die Maschine eine Höhe von etwa 2700 Metern erreicht hatte, übernahm ein weiterer Kapitän im Cockpit das Kommando und den linken Pilotensitz. Der Flug nach Hanoi wurde abgebrochen. In Absprache mit der Flugsicherung ließ dieser Kapitän mehr als 62 Tonnen Kerosin ab, um das notwendige Landegewicht zu erreichen. Kurz vor 16 Uhr setzte die Maschine stark beschädigt wieder in München auf.

Verletzt wurde niemand bei dem schweren Zwischenfall. Alle Voraussetzungen für eine Katastrophe mit Hunderten Toten waren allerdings gegeben. Es wäre ein Unglück aus der Kategorie »nicht überlebbar« gewesen, wie es der Hamburger Luftfahrtexperte Heinrich Großbongardt nannte.

Der bremsende Kapitän war am Tag des Vorfalls 64 Jahre alt. Er hatte mehr als 27.000 Stunden Flugerfahrung. Die weitere Untersuchung muss nun klären, was ihn zu seinem Verhalten veranlasst hat. Flugunfallermittler sprechen in solchen Fällen von »Human Factors«. Vielleicht war es Gedankenlosigkeit, vielleicht gab es einen medizinischen Hintergrund – aber auch ein möglicher Vorsatz muss geprüft werden. ME

NACHGEZÄHLT

Prozent höher ist das Risiko für Menschen mit Schlafproblemen, einen Schlaganfall zu erleiden – im Vergleich zu Menschen, die gut schlafen. Forscher sahen sich für eine Überblicksstudie mit diesem Ergebnis die Daten von neun Analysen mit insgesamt 1,3 Millionen Teilnehmern an.

Quelle: Sleep Medicine Reviews

NACHGEFORSCHT

Muss ich meinen Garten vor dem Winter aufräumen?

Wenn der Winter naht, greifen viele Hobbygärtner und -gärtnerinnen zu Schere und Rechen für einen letzten Arbeitseinsatz im Jahr. Fachleute dagegen raten: Wer die Artenvielfalt im eigenen Garten fördern möchte, sollte vor dem Winter möglichst wenig eingreifen. »Jede

Tierart im Garten hat unterschiedliche Ansprüche«, sagt David Schoo, Ökologe an der Technischen Universität München. »Arten, die in unseren

Breiten überwintern, um bedienen sich an den Samenständen von Disteln oder Karde. Es reiche, sie im Frühjahr zu entfernen, sagt Schoo: »Idealerweise im März oder April, kurz bevor die Pflanzen wieder durchtreiben.« Was macht man mit Laub? Auf Beeten und unter Hecken kann

brauchen Orte, an denen sie sich zurückziehen können, Ruhe, Nahrung und Schutz finden«, sagt er. Naturnahe Gärten können ihnen all das bieten. Die Stängel und verdorrten Blütenstände von Pflanzen stehen zu lassen, nutzt nicht nur Wildbienen, auch Schlupfwespen, Käfer und Spinnen finden in ihnen Unterschlupf. Vögel wie Zaunkönig oder Grünfink wiederes liegen bleiben oder zu

einem Haufen aufgetürmt werden. Dort ruhen Würmer und Käfer, die eine begehrte Mahlzeit für Vögel sind – und mit etwas Glück zieht

ein Igel ein. Wer die trostlose Zeit im eigenen Garten ein wenig verkürzen möchte, für den hat Schoo einen weiteren Tipp: Im Oktober könne man Leberblümchen oder Christrosen pflanzen. Im kommenden Jahr würden sie vor den anderen Blumen aufblühen. Das freue auch die Insekten. »Wenn dann die ersten Wildbienen aus ihren Verstecken fliegen, finden sie direkt Nektar.« MSK

Das Shamonda-Virus breitet sich in deutschen Ställen aus. Martin Beer, 60, vom Bundesforschungsinstitut für Tiergesundheit erklärt, was Bauern droht.

SPIEGEL: Herr Beer, im August wurde das Shamonda-Virus bei Rindern in Baden-Württemberg festgestellt. Mittlerweile sind Fälle aus Bayern, Rheinland-Pfalz und Brandenburg bekannt. Was ist das für ein Virus?

Beer: Das Shamonda-Virus wird von Gnitzen, also winzigen Mücken, übertragen. Es gehört zur Simbu-Serogruppe, deren Vertreter in Afrika, Asien, Australien und Südamerika vorkommen. Das Schmallenberg-Virus war das erste Virus dieser Gruppe, das 2011 in Zentraleuropa auftauchte. Jetzt, 15 Jahre später, ist Shamonda als zweiter Vertreter angekommen. Landwirtschaftliche Betriebe müssen sich wohl vor allem auf mögliche Fehlgeburten und missgebildete Nachkommen bei Tieren einstellen. Rinder sind neun Monate trächtig, ein jetzt infiziertes Tier bringt sein Kalb vielleicht in sechs Monaten zur Welt. Erst im Frühjahr 2027 werden wir das Ausmaß abschätzen können.

TIERMEDIZIN

»Diese Art Viren kann den Fötus infizieren«

SPIEGEL: Welche anderen Tiere können sich infizieren?

Beer: Nachgewiesen ist es bisher auch bei Schafen, Ziegen und einem Alpaka. Überraschenderweise haben sich auch Pferde infiziert. Das wurde in der Literatur für Shamonda bisher nicht berichtet.

SPIEGEL: Wie viele Fälle gibt es? Beer: Das können wir nicht genau sagen, weil es keine Meldepflicht gibt. Die Untersuchungen erfassen meist nur einen Bruchteil der tatsächlichen Infektionen. Unser Labor hat aber schon mehr als 2500 Proben untersucht, sehr viele Tiere sind positiv. Vermutlich haben bereits Zehntausende die Infektion unbemerkt durchgemacht. Bis auf die Stadtstaaten und Mecklenburg-Vorpommern verzeichnen wir in allen Bundesländern Nachweise.

SPIEGEL: Ist das Virus für Menschen gefährlich?

Beer: Es gibt keine Hinweise auf eine Zoonose. Eine Infektion über Tierkontakt scheidet aus. Das Virus überträgt sich nicht einmal direkt von Rind zu Rind, sondern nur über die Gnitzen.

SPIEGEL: Dürfen Fleisch und Milch von betroffenen Betrieben noch verkauft werden?

Beer: Wegen Shamonda muss sich niemand über belastete Lebensmittel Gedanken machen. Es ist eine reine, nur durch Insektenvektoren übertragene Tierseuche.

SPIEGEL: Wie sieht das Krankheitsbild genau 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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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wirte sehen Tiere mit Durchfall oder Fieber.«

Beer: Landwirte sehen im Stall plötzlich mehrere Tiere mit Durchfall oder Fieber. Und der Großteil dieser Art von Viren kann den Fötus infizieren, das führt dann zu der Fehlgeburt, oder der Fötus kommt zwar lebendig, aber missgebildet zur Welt, etwa mit Sehnenverkürzungen und schweren Gehirnschäden. Aber wir wissen bei Shamonda noch nicht, wie oft es passiert.

SPIEGEL: Kann das Virus für erwachsene Tiere tödlich sein?

Beer: In der Regel sind die Infektionen bei Schafen oder Ziegen unauffällig, bei Rindern werden meist milde bis moderate Verläufe beobachtet. Bei Pferden in Deutschland gibt es allerdings bisher drei tödliche Infektionen. Das Virus erreicht dort das Gehirn und führt zu einer schweren Entzündung. ALW

Friedrich-Loeffler-Institut

KULTUR

»Leben bedeutet, dass sie die Scheiße aus

dir rausprügeln«

Hollywood In eine Psychiatrie gesperrt, sexuell attackiert, ungeliebt: Sylvester Stallone erzählt, wie er der wohl größte Star des Actionkinos wurde. Und wie er Donald Trump eine Absage erteilte.

Das Ritz-Carlton an der 59. Straße in New York. Stallone, 80, steht am Fenster und schaut auf den Central Park. Für ein gemeinsames Foto ballt er die Faust vor dem Bauch und setzt sein schönstes Actionhero-Lächeln auf. Während des Gesprächs wird sich sein Blick allerdings immer wieder ändern. Mal schaut er aufgewählt, grimmig, manchmal auch ein wenig ängstlich. Es soll um seine Autobiografie »The Steps« gehen, in der er seinen Weg vom verschmähten Sohn und belächelten B-Movie-Darsteller zum Boxerhelden »Rocky« schildert\*. Stallone lässt sich in einen tiefen Ledersesselfallen, drückt dann aber seinen Rücken durch.

SPIEGEL: Mr Stallone, lassen Sie uns erst mal über Friedrich Nietzsche sprechen.

Stallone: Sie wollen auf das Zitat hinaus, das ich in meiner Biografie verwende: »Was mich nicht umbringt, macht mich stärker«.

SPIEGEL: Es stammt aus Nietzsches »Götzen-Dämmerung oder Wie man mit dem Hammer philosophiert«. Was bedeutet der Satz für Sie?

Stallone: Ich sehe ihn kritisch. Ich sage in meinem Buch explizit, dass Nietzsche eben nicht recht hatte. Jedenfalls nicht, wenn man sein Zitat streng physisch betrachtet. Wenn Menschen echte Gewalt erfahren, macht sie das niemals stärker, sondern immer nur schwächer.

SPIEGEL: Wie meinen Sie das?

Stallone: Von einem Schlag, den ein Boxer einsteckt, erholt er sich nie ganz.

SPIEGEL: Trotzdem zitieren Sie Nietzsche.

SPIEGEL: Trotzdem Zitieren Sie Nietzsche.

Stallone: Weil seine Behauptung auf einer zweiten Ebene für mich funktioniert hat: als ich jung war. Ich wurde immer von allen runtergemacht. Jeder machte mir deutlich, dass er mich für minderwertig hält. Und da kommt Nietzsches Hammer-Philosophie ins Spiel: Entweder glaubst du den anderen, dass du ein Loser bist, oder du nimmst die schmerzvolle Herabsetzung als Antrieb, es allen zu zeigen.

SPIEGEL: Gleichzeitig schreiben Sie in Ihrem Buch, dass ein gebrochenes Herz niemals ganz repariert werden kann. Weshalb? Stallone: Man muss sich das bildlich vorstellen: Wenn man ein gebrochenes Herz wieder zusammensetzt, sieht es nicht mehr so aus wie zuvor. Es ist krumm und schief, es ist vernarbt. Es mag weiter pumpen, aber es bleibt immer ein Defekt zurück.

SPIEGEL: Das klingt schrecklich.

Stallone: Es ist schrecklich. Aber darum geht es in der Kunst: Der Schmerz sorgt für die Energie, um schöne Dinge zu erschaffen. Ich habe in meinem ganzen Leben nicht einen einzigen Künstler getroffen, der glücklich war. Jedenfalls keinen, der wirklich gut war in dem, was er machte. Comedians? Je lustiger sie sind, desto größer ist ihr Leid. Schriftsteller? Je heller ihr Werk leuchtet, desto so traumatischer war ihr Leben.

SPIEGEL: Sie sind in Hell's Kitchen aufgewachsen, ein paar Blocks entfernt von dem Hotel, in dem wir uns gerade unterhalten. Wie war das?

Stallone: Es stank nach Kohl und Exkrementen, auf den Straßen regierte die Gewalt. Wie der Name sagt: Es war die Hölle. Also, rückblickend. Als Kind erschien es mir ganz normal. Ich kannte ja nur diese Welt.

SPIEGEL: In Ihrem Buch erzählen Sie auch davon, wie rabiat Ihre Eltern zu Ihnen waren. Sie wurden zum Beispiel in eine Kiste gesperrt, die mit einem Deckel verschlossen wurde, damit Sie nicht rauskrabbeln konnten.

Stallone: Meine Eltern haben nicht verstanden, dass ich hyperaktiv war. Sie sagten: Halt die Klappe, und bleib in der Kiste! Sie hatten keine Ahnung von Psychologie. Für jeden echten oder vermeintlichen Fehltritt hatten sie nur eine Antwort: Bestrafung. Aber ich will mich nicht beschweren: Aus dieser Behandlung erwuchs meine Energie. Schon früh sann ich auf Rache.

SPIEGEL: Was glauben Sie, worauf die ablehnende Haltung Ihrer Eltern fußte?

Stallone: Sie wollten beide selbst Stars sein. Aber sie hatten kein Talent.

SPIEGEL: Ihre Mutter träumte demnach davon, die neue Lana Turner zu werden. Die Schauspielerin wurde in ihrer Zeit für ihre gefährlich erscheinende Erotik gefeiert.

Stallone: Aber meine Mutter konnte weder spielen noch tanzen. Daher kam ihre Wut, die sie dann an mir ausließ. Als ich »Rocky« schrieb, musste ich viel an meine Mutter und dieses lieblose Umfeld denken: Genau wie ich es getan hatte, muss Rocky sich ja gegen diese Negativzuschreibungen behaupten. Waren meine Eltern böse Menschen? Ich glaube nicht. Sie waren nur in diesen Umständen gefangen, aus denen sie sich nicht befreien konnten.

SPIEGEL: Glaubt man Ihrer Biografie, äußerte sich Ihre Mutter fast ausschließlich verächtlich über Sie. Aber ein wunderschönes, wahres Kompliment machte Sie Ihnen: Sie sagte, Sie hätten die Augen von Bette Davis.

Stallone: Hat sie das wirklich gesagt?

SPIEGEL: So heißt es in Artikeln über Sie.

Stallone: Jetzt, wo Sie es sagen, erinnere ich mich wieder. Es stimmt.

SPIEGEL: Dank Ihres Bizeps wurden Sie zu einer der berühmtesten Actionfiguren Hollywoods, aber es war Ihr Blick, der Sie zum Star machte. Stimmen Sie zu, dass Ihre Augen Ihr größtes Kapital sind?

Stallone: Ja, sie unterscheiden mich von den anderen Actionstars. Der Bizeps war bei mir eher Mittel zum Zweck, um von menschlichen Dramen zu erzählen. Als Schauspieler nahm mich niemand ernst, ich musste mir über Actionfilme meinen Platz suchen. Bei Arnold Schwarzenegger, Jean-Claude Van Damme und Bruce Willis ging es darum, unbesiegbar zu sein. Ich wollte von Niederlagen erzählen und davon, was diese Niederlagen mit Menschen machen. Arnold hat das nie verstanden. Er fragte mich immer wieder ungläubig: Warum lässt du dich in all deinen Filmen dauernd verprügeln?

SPIEGEL: Was war Ihre Antwort?

Stallone: Das ist das Leben, Arnold! Niemand ist unschlagbar. Leben bedeutet, dass sie die Scheiße aus dir rausprügeln. (Schlägt mit der Faust in die hohle Hand, dass es laut klatscht.) Verlieren ist die vielleicht wichtigste menschliche Erfahrung, und um sie darzustellen, sind deine Blicke wichtiger als deine Muskeln. Nehmen Sie John Rambo...

SPIEGEL: Den Vietnam-Heimkehrer, den Sie ab 1982 fünfmal gespielt haben und der immer wieder als Ein-Mann-Armee gegen ganze Truppenverbände in die Schlacht zog.

Stallone: John Rambo war ein durch und durch unglücklicher Charakter. Er war in Vietnam gebrochen worden und suchte nach seiner Heimkehr vergebens nach Nähe und Verständnis. Ich kann keine Figur spielen, für die ich nicht Sympathie aufbringe. Zumindest am Anfang war Rambo ein echter Mensch, der Verletzungen zeigte. Ich fand es immer lächerlich, wie zum Beispiel ein Steven Seagal sich durch seine Filme drosch, ohne eine Schramme davonzutragen. Das ist doch langweilig.

SPIEGEL: Was ist so schlimm daran zu siegen? Rocky fährt bei seinen Filmfights doch auch Siege oder zumindest Achtungserfolge ein. Stallone: Ja, aber er weiß, dass er im Ring schwer verletzt werden kann, weil er ein echter Mensch ist und keine Plastikfigur. Du siehst immer Zweifel oder Angst in seinem Blick. Es sind Zweifel und Ängste, die ich nur zu gut kenne. Ich habe unendliches Leid in meinem Leben gesehen.

SPIEGEL: In »Rambo II« wird der Filmheld in Vietnam in einer mit Schweinefäkalien gefüllten Grube gefoltert. Auch in den anderen Szenen des Films geht es um die Entmenschlichung von Gefangenen. Im Buch beschreiben Sie, wie Sie als Teenager länger in eine psychiatrische Anstalt gesteckt und dort gequält wurden. War die »Rambo«-Szene auch eine Aufarbeitung dieses Traumas? Stallone: So habe ich es bislang noch nicht gesehen. Gut möglich, dass ich die Erlebnisse in der Psychiatrie unbewusst im Film verarbeitet habe. Ich wurde von meiner Schule dort eingeliefert, als ich 17 war, es war eine Strafmaßnahme.

SPIEGEL: Was wurde Ihnen vorgeworfen?

Stallone: Ich glaube, ich hatte mich nachts vom Gelände gestohlen, um ein Mädchen zu treffen. Teenager wie ich wurden dort mit Menschen, die man für psychisch krank hielt, aber auch mit wirklich geistig gestörten Straftätern zusammengesperrt. Überall wurde geschrien, es stank. Es herrschte tatsächlich die totale Entmenschlichung.

SPIEGEL: Sie wurden dort sexuell attackiert. Stallone: Das war in einem betonierten Badezimmer, das sie »Schlangengrube« nannten. Die Wärter hatten mich mit einem Riesen- kerl zusammengesperrt. Er fiel von hinten über mich her, packte wie von Sinnen mei- nen Schwanz und ließ ihn nicht wieder los. Wären nicht zwei Wärter in die Zelle ge- stürmt, hätte er mich umgebracht. Ich habe mich nie verletzlicher gefühlt. Aber es sind noch andere Dinge passiert, von denen ich bislang nicht erzählt habe, weil ich sie für schwer vermittelbar halte.

SPIEGEL: Versuchen Sie es.

Stallone: Es waren auch Frauen dort eingesperrt. Sie hatten kurz geschnittene Haare, dreckige Fingernägel, man hatte sie verwahrlosen lassen. Sie sahen aus wie Zombies. Etwa alle zehn Tage führten die Wärter sie zu den psychisch kranken Männern, die dann bei ihrem Anblick hemmungslos masturbierten. Die Wärter amüsierten sich. Es war bestialisch, ich kann das nicht vergessen.

Stallone: Wahrscheinlich nicht. All diese Schrecken konnte ich ja in meinen Filmen verarbeiten. Wenn ich Drehbücher schreibe, wenn ich vor der Kamera stehe, rufe ich mir förmlich Gerüche und Bilder in Erinnerung. Auch aus meiner Zeit, als ich mich in meinen Zwanzigern mit etlichen Shitjobs in New York durchschlug. Heute gehen die Kids von der Highschool direkt auf die Schauspielschule. Sie haben nie richtig malocht, nie im Knast gesessen – aus welcher Lebenserfahrung soll sich ihr Spiel speisen?

SPIEGEL: Sie waren 30, als sie mit »Rocky« erstmals Erfolg hatten. Was wäre passiert, wenn der Ruhm schon fünf Jahre vorher gekommen wäre?

Stallone: Dann hätte ich es nicht weit gebracht. Ich brauchte das Survivaltraining, um mich selbst zu finden. Heute wird den jungen Menschen alles viel zu leicht gemacht. Allein wie sie sich Wissen aneignen. Sie schauen einfach aufs Handy (blickt verächtlich auf das iPhone auf dem Tisch vor ihm, mit dem das Interview aufgenommen wird).

Mary Evans / IMAGO

Darsteller Stallone in »Rambo II«, 1985, und »Rocky Balboa«, 2006: »Niemand ist unschlagbar«

John Bramley / MGM / INTERTOPICS / ddp

SPIEGEL: Wissen ist ein Schlüsselwort in Ihrem Buch. Sie rangen um dieses Wissen, als ob Sie einen Kampf führten.

Stallone: Und ich habe diesen Kampf geliebt! In New Yorks kalten Wintern stapfte ich, wenn es die Arbeit zuließ, täglich viele Straßen durch den Schnee zur Public Library. 52 Millionen Bücher und ein warmer Leseraum, was für ein Geschenk! Irgendwann freundete ich mich mit einem Mitarbeiter an. Er nahm mich mit in den Tresorraum im Keller, wo die wahren Schätze lagern: die Originalmanuskripte von Henry David Thoreau, Herman Melville oder Edgar Allan Poe. Ich roch ihren Schweiß. Glaubte ich zumindest. Ich verbrachte viel Zeit im Keller der Library. Ich ganz allein mit der DNA der amerikanischen Literatur.

SPIEGEL: Auf Ihren Touren durch die Stadt begegneten Sie einem der größten musikalischen Genies des 20. Jahrhunderts.

Stallone: Sie sprechen von Moondog. Er stand da im Schnee, gleich hier in der Nähe vom Ritz an der 54. Straße, und trommelte oder spielte Zither. Ich hielt ihn zuerst für einen verrückten Penner. Er war blind, trug einen langen Bart und ein Wikingerkostüm. Die Passanten auf der Straße rissen Witze über ihn, er war darüber erhaben. Er überwand alle seine Gebrechen und erfand sich selbst neu. Er war alles, was ich sein wollte. Er zeigte mir, dass man ein abgerissener Typ sein konnte und zugleich ein großer Künstler. Ich sah ja selbst aus wie ein Penner.

SPIEGEL: Sie waren damals ziemlich orientierungslos – auch weil man Sie nicht bei der Armee haben wollte. Sie mussten nicht nach Vietnam.

Stallone: Die Prüfer nahmen eine Einstufung vor, wonach ich allenfalls zu den Waffen gerufen worden wäre, wenn Amerika direkt angegriffen worden wäre. Darüber war ich enttäuscht.

SPIEGEL: Weshalb?

Stallone: Ich fühlte mich ausgeschlossen. Im Nachhinein war das natürlich ein Segen. Ich könnte weinen, wenn ich an all diese unerfahrenen jungen Männer denke, die von irgendwelchen unerfahrenen 21-jährigen Lieutenants befehligt wurden, um dann vom Vietcong niedergemäht zu werden – rrrrt-t-t-t-t-t! (imitiert Maschinengewehrgeräusche). Diese Kinder wurden dem Vietcong als Kanonenfutter zugeführt, schrecklich. »Rambo: First Blood« sollte von diesem Trauma erzählen.

SPIEGEL: Wie konnten Sie in die Figur finden, obwohl Sie eben gerade nicht in Vietnam waren und Sie Ihre Rollen ja sonst aus eigenen Erfahrungen entwickeln?

Stallone: Der Film handelt von Amerikas verlassenen Söhnen. Auf diese Weise konnte ich mich schon mit ihnen identifizieren. Meine Identifikation mit den Vietnamveteranen war so groß, dass ich dafür kämpfte, das ursprüngliche Ende des Films zu ändern: Eigentlich sollte Rambo zum Schluss sterben. Aber was hätte das den ehemaligen Soldaten gesagt? Die Suizidraten unter den Veteranen waren damals extrem hoch. Ich wollte ihnen Hoffnung geben. Rambo blieb am Leben.

SPIEGEL: Und Sie selbst hatten dadurch die Chance, mit der Figur in vier Fortsetzungen sehr viel Geld zu verdienen.

Stallone: Zugegeben, die »Rambo«-Filme wurden irgendwann eine ziemlich narzistische Angelegenheit. Die Muskeln wurden immer dicker, die Waffen immer schwerer. Die ganze Nummer wurde immer comicartiger.

SPIEGEL: Haben Sie sich damals eigentlich bewusst mit Ihren Filmen in geopolitische Belange eingemischt? Der vierte Teil von »Rocky« wurde 1985 zu einem Schaukampf der politischen Systeme: Sie steigen gegen eine sowjetische Kampfmaschine in den Boxring. In »Rambo III«, der 1988 produziert wurde, kämpfen Sie an der Seite der Mutschahidin in Afghanistan gegen die sowjetischen Besatzer. Kalter Krieg, fürs Kino angeheizt.

Stallone: Bei »Rambo III« war das ein Unfall. Ich war so ein Idiot. Unser Gedanke war: Es gibt so viele Filme über das Versagen der USA in Vietnam, lasst uns was anderes machen, lasst uns einen Film über Russlands Vietnam drehen. Die Sowjetunion war damals ja zehn Jahre in Afghanistan gewesen, und trotz ihrer Übermacht konnte sie ihre Belange dort nicht durchsetzen. So wie einst eben die USA in Vietnam. Und dann, als wir gerade im Schneiderum waren, passierte das Unvorhersehbare.

SPIEGEL: Nämlich?

Stallone: Der Kalte Krieg ging zu Ende. Michail Gorbatschow brachte die Perestroika und wurde als Held gefeiert. Und ich stand mit meinem Kampf gegen die russische Armee auf einmal als Arschloch da.

SPIEGEL: So schlimm?

Stallone: Ja, alle hassten mich. Auf einer Pressekonferenz in Australien, wo wir »Rambo III« vorstellten, wurde ich ausgebuht. Danach sagte ich mir: Ich drehe nie wieder einen politischen Film.

SPIEGEL: Donald Trump hat Sie vor anderthalb Jahren gemeinsam mit Mel Gibson und Jon Voight zum Botschafter für Hollywood ernannt...

Stallone: Ich wusste davon bis zum Tag der Ernennung nichts. Ich saß vor dem Fernseher und war so erstaunt wie alle anderen, als ich das hörte. Keiner hatte mich zuvor gefragt. Ich sagte höflich ab.

SPIEGEL: Trump hatte also vor der Ernennung keine Jobbeschreibung geliefert?

Stallone: Nein. Aber wie hätte die denn auch aussehen sollen? Was hätte das denn überhaupt sein sollen, ein Botschafter in Hollywood? Soll ich dort die Politik beeinflussen? Soll ich die Philosophie der Filmindustrie umschreiben? Das wäre verrückt. Hollywood ist eine freie künstlerische Gemeinschaft, die kann sich nicht von irgendwelchen politischen Handlangern sagen lassen, was sie zu tun hat.

SPIEGEL: Und hatte Trump Verständnis für Ihre Absage?

Stallone: Nein.

Interview: Christian Buß

Ex-OpenAI-Fors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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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dreht sich nicht um. Er dreht sich nicht um. Er ...

Karrieren Robert Habeck wollte Kanzler werden. Vielleicht die Welt verändern. Mindestens das Land. Jetzt tut er in Kopenhagen so, als ginge ihn das alles nichts mehr an. Wirklich? Von Xaver von Cranach

Zurück in Hamburg, fragen mich die Kollegen, wie es war. Bereut er das Heizungsgesetz? Hätte er im Nachhinein doch Annalena Baerbock ausstechen sollen?

O Mann. Wo soll ich da anfangen?

Es war schon dunkel, als Robert Habeck mich am Hotel abholte, zwei Minuten später als verabredet. Schwarzer Helm, schwarzes Fahrrad, er fuhr schnell und bremste hart ab. Er entschuldigte sich für die Verspätung und fragte, ob wir uns duzen sollten.

Lieber nicht, antwortete ich.

Habeck war kurz irritiert.

Wir fuhren los, die breiten, sehr ruhigen Straßen Kopenhagens entlang, eher ziellos. So ruhig sei es hier, sagte Habeck, so leise. Über 80 Prozent Elektroautos bei Erstzulassung, das macht etwas mit der Geräuschkulisse einer Stadt. Umso besser hörte ich Habeck reden, denn das tat er viel und schnell auf dem Fahrrad. Überhaupt der erste Eindruck: Energie. Geschwindigkeit. Gute Laune. Alles bestens.

Wir landeten bei einer Pizzeria, und Habeck wollte nichts essen. Später nahm sich der Vegetarier dann doch noch ein Stück mit Salami aus dem Karton.

»Also«, sagte er. »Was sind hier die Geschäftsbedingungen?«

Tja, was sind die Geschäftsbedingungen? Ein Journalist trifft einen Ex-Politiker, Ex-Wirtschaftsminister, Ex-Vizekanzler, um herauszufinden ... Ja, was eigentlich? Wie es ihm geht, ein Jahr nachdem der Grüne raus ist aus allem. Was es mit ihm macht, zuschauen zu müssen, statt mitzugestalten. Wie das Land so aussieht, dessen Vizekanzler er mal war, von außen. Denn Habeck arbeitet nun hier, in Kopenhagen. Wir vereinbarten, dass alles, was in meiner Anwesenheit passierte und gesagt wurde, erst einmal on the record war, also zitiert werden darf, es sei denn, er sagt das Gegenteil. Das hat er in diesen Tagen nur zweimal gemacht. Einmal ging es um seine Söhne und einmal um die Biografie von Angela Merkel.

Noch bevor die Pizza überhaupt kam, waren wir schon tief drin in der Analyse der aktuellen Lage (Sachsen-Anhalt, Demokratie, strukturelle Probleme des Wahlkampfs), und er fragte, ob ich nicht das Aufnahmegerät anmachen wolle. Bei ihm nämlich gebe es keinen Unterschied zwischen privat und beruflich, er rede immer über alles, und er rede auch nicht anders beim Essen als beim Interview. Kein Small Talk, oder, wenn man

so will, immer Small Talk also. In Gedanken versuchte ich, mir ein paar Details zu merken, um sie später in das Notizheft zu schreiben. Die Marke des Fahrrads. Vielleicht sogar eine Modellbezeichnung, um es später ganz exakt benennen zu können, das macht immer Eindruck. Die Jacke, die er trug. Die Schuhe. Der große Silberring am Finger.

Ich erinnerte mich an einen Text in der »Zeit«, ein Porträt von Habeck, ein paar Wochen war das her. Habeck gab keine Zitate, der Journalist war also noch mehr als sonst darauf angewiesen, aus Kleinigkeiten etwas Großes abzuleiten. Dem Reporter war aufgefallen, dass Habeck zwar dieselben Klamotten wie immer trug, aber neue Turnschuhe der Marke Brooks, Modell Adrenaline. Daraus konnte man also schließen: »Er will weiter.« Hmm. Je mehr solche Texte ich schreibe, die wir Journalisten »Porträt« nennen, desto zweifelnder werde ich. Kann man aus der Wahl eines Kleidungsstücks wirklich so viel herauslesen? Was ist Zufall, was Inszenierung und was ein offenes Fenster in die Persönlichkeit?

Vielleicht hing es auch mit Habeck zusammen, der immer, wenn es konkret werden sollte, lieber ins Grundsätzliche abbog. Fragte ich ihn nach diesem oder jenem in der Politik, antwortete er mit ein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Verhältnisse insgesamt. Er begann, auf mich abzufärben, und schon bald stellte ich mein eigenes Tun infrage, während ich ihm zuhörte.

Wie er zum Beispiel im Schnelldurchlauf die dänische Geschichte erzählte und bei Bismarcks erstem Einigungskrieg landete. Ob ich den Namen Bismarck schon einmal gehört hätte, fragte er, und ich bejahte. Die Dänen hätten diesen Krieg verloren, es sei grauenvoll gewesen, ein Trauma, bis heute. Die Reaktion darauf sei gewesen: äußere Größe, Weltreich, das können sie nicht. Also eben innere Größe. Bis heute laute das prä- gende dänische Motto: »Was nach außen verloren geht, muss nach innen gewonnen werden.«

Sofort sprang der Journalistenimpuls an, und ich notierte eifrig in mein Heft. Das passte ja geradezu perfekt. Denn ist das nicht auch Habecks Geschichte? Gegen Deutschland verloren. Also Rückzug nach innen. Das müsste ein Porträt doch liefern: Habecks Trauma, das zu innerer Größe führt. Ist aber doch Blödsinn, eigentlich. Oder doch nicht?

Wir tranken noch ein Bier und verabredeten uns für den nächsten Vormittag. Punkt 10 Uhr trat ich vor das Hotel, und Robert Habeck wartete bereits, ganz in Schwarz, eleganter als am Vortag, mit Sakko und Lederschuhen. Am Nachmittag würde er noch auf einem Podium sitzen, daher sei er heute anders gekleidet als gewohnt. Wir radelten los zu seinem alten Arbeitgeber, einem Thinktank für internationale Sicherheit. Etwa ein Jahr hat er dort gearbeitet, nachdem er Berlin den Rücken gekehrt hatte. Das heißt: Vorträge, forschen, lesen, Vorträge. Er hat die Zeit genutzt, um ein neues Buch zu schreiben. »Arctic Meltdown« heißt es und ist in vielerlei Hinsicht aufschlussreich, wenn man sich für Geopolitik interessiert und für die großen Linien\*. Dafür, warum der Klimawandel auch sicherheitspolitisch relevant ist und wie man Russland und China gegeneinander ausspielen könnte. Und es ist aufschlussreich, weil es zeigt, was Robert Habeck auf keinen Fall machen wollte: zurückschauen.

Die Zeit beim Thinktank ist jetzt vorbei, trotzdem radelten wir hin, weil Robert Habeck noch sein Telefon abgeben musste. Ein schönes altes Backsteingebäude, eine IT-Abteilung, die aussah wie eine IT-Abteilung. Wie jeder schnöde Angestellte eines mittleren Betriebs gab Habeck sein Handy ab, machte ein paar Sprüche mit den ITlern. Er ging noch einmal in sein altes Büro, um eine Handvoll Bücher mitzunehmen. Auf seinem Platz saß eine ihm noch unbekannte neue Mitarbeiterin aus Deutschland. Ob sie hier gut behandelt würde, fragte er sie und stellte mich als »seinen Freund Xaver« vor. Ich fragte mich, warum er mich »Freund« nannte und nicht »Journalist«. Vielleicht war es ihm peinlich. Vielleicht will er alles dafür tun, nicht mehr jemand zu sein, der von Journalisten begleitet wird. Vielleicht ist es aber auch einfach nur Dänisch, Freund sein.

Wir stiegen wieder aufs Rad und fuhren quer durch die Stadt zu seinem neuen Arbeitsplatz, der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Er fuhr wieder sehr schnell und wechselte fließend zwischen Anekdoten und politischer Analyse. Einmal zog er quer mit den Autos über eine Kreuzung, statt, wie in Kopenhagen üblich, die Fahrradspur bis zur Ampel auszufahren. »Very German!«, rief er über die Schulter.

Nanna Navntoft / DER SPIEGEL

Buchautor Habeck vor Polarforscher-Denkmal: Ins Grundsätzliche abgebogen

Habeck, der normale Mensch. Der seine Bahnfahrten jetzt selbst bucht, wenn er sich an die PIN für die Bahn-App erinnern kann. Der seinen Kalender allein managt. Jahrelang, sagte er, während er wieder schnell über eine Kreuzung fuhr, gerade noch orange, mit den Armen rudernd, damit ich auch hinterherkomme, habe immer jemand gewusst, wo er sei. Selbst die privaten Termine im Kalender seien für das Team zugänglich gewesen. Immer erreichbar. Immer Personenschutz. Jetzt, hier, auf dem Fahrrad, wisse niemand, wo er sei. Keiner da. Befreiend, sagte er. Ich musste an eine Stelle aus dem neuen Buch des Schriftstellers Clemens J. Setz denken, in dem ein schönes Wort steht über jemanden, der einsam ist. »Zeugenlos«.

Über der Tür zu seinem Flur in der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steht: »Entrepreneurship, Ethics and Leadership Unit«. Er wisse selbst noch nicht genau, sagte Habeck, was er hier tun werde. Ein guter Professor sein. Aus der Praxis berichten. Er ging in sein leeres Büro, das schmucklos zu nennen eine Untertreibung wäre. Ihm mache das nichts aus. Den Repräsentationswahnsinn der Ministerbüros habe er noch nie verstanden. Er stellte die Bücher ins Regal. »The Constitution of Europe«. »Die Neue Weltwirtschaft«. Die großen Linien. Während des Interviews ließ er die Tür offen.

Fragt man Robert Habeck, wo er gewesen sei, als in Sachsen-Anhalt zum ersten

Mal eine rechtsextreme Partei in die Nähe des Ministerpräsidenten gewählt wurde und die ganze Republik erschüttert aufwachte, sagt er: »In der Arktis. Mit einem Zeitunterschied von zehn Stunden.«

Robert Habeck tut alles dafür, so zu tun, als ginge ihn das alles gar nichts mehr an. Und je länger wir gesprochen haben, desto öfter fragte ich mich, ob das gespielt war oder echt. Das kann ja eigentlich gar nicht sein, dass jemand, der einmal alles wollte, jetzt nicht mal mehr hinschaut.

In seinem Buch »Den Bach rauf« hatte er versucht, eine positive Aufbruchstimmung zu erzeugen für den Wahlkampf 2025, nachdem die Ampelregierung implodiert war. Das war erst vergangenes Jahr. Er schrieb darin am Anfang: »Ja, es gab auch die Frage: Soll ich aufhören mit der Politik? Warum ist es eigentlich mein Problem, warum mach ich es zu meinem, warum geht es mich etwas an? Ich könnte auch etwas anderes tun und es anderen überlassen. Irgendwer wird sich schon kümmern. Aber es geht mich etwas an. »Es« – das ist das, was um mich herum geschieht. Hier. Da, wo ich lebe. Heute. Jetzt. In meiner Zeit. Das, was geschieht durch viele. Auch durch mich.«

Wer so etwas schreibt, hört doch nicht einfach auf. Während wir dort im Büro saßen und über sein neues Buch über die Arktis sprachen, fand quasi zeitgleich ein Arktis-gipfel statt. Merz war dort. Habeck schreibt, Merz macht. So ist das jetzt. Von der Welt der Veränderung in die Welt des Nachdenkens. Wie fühlt sich das an? »Stimmig«, sagte Habeck. »Weil ich das nicht entschieden habe. Ich wollte ja in der Welt der Veränderung sein. Ich habe den Wahlkampf mit aller Kraft und Leidenschaft geführt, die ich hatte. Und die Deutschen haben entschieden: Danke.« Er würde hadern, wenn er es nicht versucht hätte. Jetzt könne er in den Spiegel schauen und sagen: »Ich habe alles angeboten, was ich habe und was ich kann. Und ich kann sagen: Das ist okay. Dann mach ich halt was anderes.«

Er möchte jetzt auch auf keinen Fall ins Klein-Klein der Berliner Politik zurück. Auch nicht zurückschauen. Deshalb die Arktis. Was er mit dem Buch will: langfristig denken. Das wollte er ausprobieren: Kann man die wirklichen Probleme in den Blick nehmen, nicht die Nebenschauplätze und Kulturkämpfe, und versuchen, im Vorfeld etwas zu erkennen, was dann wichtig wird? »Die Arktis ist maximal weit weg von Berliner Tagespolitik und grundsätzlich genug. Ohne dass jemand sagt: Damit mosert er an seiner Partei, oder er nimmt Rache an Markus Söder.« Er schaut nun »von oben auf Deutschland«.

Was sieht man also, von oben? »Wir machen schon wieder den Fehler, in Sachsen-Anhalt das AfD-Ergebnis auf Einzelfaktoren zurückzuführen. War es die Brandmauer? War es die Rente mit 63? Die Kommunikation des Bundeskanzlers? Das verkennt doch völlig, dass alle westlichen Demokratien massive rechtspopulistische Bewegungen haben. Die grundsätzliche Veränderung der Gesellschaft findet statt auch ohne rhetorische Ungeschicklichkeit des Kanzlers.«

Der Zusammenhang von Klima- und Demokratiekrise sehe so aus: Die fossilen Industriegesellschaften wachsen strukturell nicht mehr, weil der Wohlstand die Produktivität überholt hat. Dass sich Menschen abgehängt fühlen, sei also »eine Mischung aus ökonomischer Grundlogik und dem Gefühl, keine Anerkennung zu bekommen«.

Man kann das gut, mit Robert Habeck über Sachsen-Anhalt reden und in wenigen Sätzen in Grönland landen. Alles hängt mit allem zusammen, die Kriege, die Krisen, das Windrad und Wladimir Putin. Stimmt auch alles, dachte ich, während er erzählte. Ich fragte ihn, ob er nicht auch mal daran gedacht habe, eine Partei zu gründen und zurückzukommen. Das, sagte er, sei eine reine Journalistenidee. Und führte dann doch etwas zu schnell all die technischen Gründe an, warum das nicht gehen würde.

Ich fragte ihn noch einmal, ob er nicht doch wieder zurückkommen würde in die Politik. Immerhin braucht es nur fünf Seiten in seinem Buch, bis das Wort »Vorgängerregierung« auftaucht. Und sechs Seiten bis zum Wort »Gebäudeenergiegesetz«.

»Wenn man vom Nordpol aus auf Deutschland guckt«, war seine Antwort, »dann sieht

VORSICHT,

HINTERGRÜNDE

Wenn viel passiert,

zählt guter Journalismus.

man, dass wir es in den Wahlkämpfen nicht schaffen, über die Probleme abzustimmen, die dann die Regierung beschäftigen und die Legislatur prägen. Warum ist das so?«

Er musste dann los, ein paar geheime Termine. Später trafen wir uns beim jährlichen Wirtschaftsforum der dänischen Industrie. Habeck war dort für einen Vortrag eingeplant. Noch kurz vorher wusste er nicht, was genau von ihm erwartet würde, mit wem er sprechen würde, ob er nur antworten müsse oder eine Rede halten. Kein Problem, meinte er. Er sei in allen seinen relevanten Themen »eingesprochen«. Ein trauriges Wort, irgendwie. Ich irrte durch das Meer an Wirtschaftsleuten. Irgendwo war auch die dänische Ministerpräsidentin. »Hochkarätig besetzt!«, hatte Habeck noch auf WhatsApp geschrieben. Und: »Das ist schon sehr interessant, weil die alle nur Optimismus verbreiten!!«

Er landete dann auf einer Bühne mit einer Frau der Reederei A. P. Møller-Mærsk und der EU-Generaldirektorin für Handel. Es ging um die Energieabhängigkeiten Europas, und die Moderation wollte von Habeck wissen, wie das damals gewesen sei, im Februar 2022, zu Beginn der russischen Vollinvasion, wie er das geschafft habe, dass es in Deutschland nicht kalt und dunkel geworden sei. Habeck konnte glänzen, es war die Sternstunde seiner politischen Karriere. Kein Kältewinter. Es ist ja das Paradox: Der als Schnuffel verspottete Habeck war realpolitischer als die meisten anderen. Hatte noch vor 2022 erkannt, dass man Waffen an die Ukraine liefern müsste. Auch an diesem Tag in Kopenhagen merkte man noch, dass ihm das was bedeutet. Und er nicht versteht, warum ihm das so wenig angerechnet wird.

Habeck durfte genau dreimal das Wort ergreifen. Er war ja eingesprochen.

Später trafen wir uns in einem kleinen Restaurant und setzten uns an den Tresen. Er war sehr hungrig und sehr gut gelaunt. »What a day«, sagte er, und dass er nichts mitbekommen habe, nachrichtlich. Was so passiert sei, fragte er. Ich las ihm Schlagzeilen aus der SPIEGEL-App vor.

Wer von den vier potenziellen Merz-Erben Kanzler kann (und wer nicht).

Rollende Augen.

Breite Front fordert schnelle Entlastung für Autofahrer

»Wie wollen sie das denn machen«, fragte er, ohne eine Antwort zu erwarten.

Ich fragte ihn: Wie genau verfolgen Sie die deutsche Politik im Moment?

»Was kann der gesellschaftliche Kitt sein, der eine Gesellschaft zusammenhält, formerly known as Mitte?« Auf der Ebene verfolge er deutsche Politik. »Es war ja nicht zu übersehen«, sagte er dann noch, »dass mein politischer Ansatz die Resonanz nicht mehr findet, die er mal hatte.« Sein politischer Ansatz, damit meint er: Brücken bauen, lagerübergreifend, handausstreckend. Bündnispolitik. Stattdessen sei er in den letzten zwei Jahren der Regierung zum Gegen- teil geworden, zum Spalter, zum Polarisierer.

Die Idee der Bündnispolitik, sagte er, sei damit ja auch abgewählt worden. Die Lösung im Moment sei ja allerorten, spitzer in die eigenen Wählerschichten reinzugehen, härtere Fronten ziehen. Wie bei den Democratic Socialists in den USA, der Linkspartei in Berlin. Also nicht nur rechts.

Als wir am Tresen saßen, wusste er noch nicht, dass ein paar Tage später an einem Wahlabend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die AfD gewinnen wird und gleichzeitig in Berlin die Linke. Dass die »Zeit« titeln wird »Abfuhr für die Mitte« und der SPIEGEL schreiben wird: »Der Niedergang der politischen Mitte markiert eine Zäsur.« Habeck sagte noch: »Man kann nicht nach vorne gehen und nach hinten leben«, und brachte das Kunststück fertig, sowohl zuversichtlich als auch bedrückt zu klingen.

Auf die Frage, ob er etwas falsch gemacht habe in seiner Zeit in Berlin oder ihn etwas überrascht habe, antwortete er: »Vielleicht dass ich auf diese Frage dauernd mit Ja geantwortet habe.« Dann lachte er.

Ich schaute in mein Notizheft. Da standen immer noch zwei Stichworte, die ich mir in der Redaktion aufgeschrieben hatte. Zwei Sachen, die ich unbedingt fragen musste. Baerbock, stand da. Und Wärmepumpe. Habeck bestellte zwei Grappa. Ich klappte das Notizheft zu. Jetzt noch nicht.

Am nächsten Morgen radelten wir stadtauswärts, eine Fotografin war dabei. Habeck hatte das Knud-Rasmussen-Denkmal vorgeschlagen, eine Skulptur des großen däni-

Fahrradfahrer Habeck: Fließender Wechsel zwischen Alltäglichem und Weltpolitik

schen Polarforschers, der übers Wasser in die Ferne blickt. Da draußen, hatte Habeck gesagt, sei es schön, und vielleicht würde man sogar ein paar Schiffe der russischen Schattenflotte sehen, die dort den Öresund überqueren. Er habe so eine Tracking-App. Weltpolitik, ganz nah.

Bei Knud Rasmussen angekommen, versuchte die Fotografin, Habeck zu positionieren. Immer wieder fragte er uns, was wir denn von ihm wollten, und wir konnten diese total berechtigte Frage nicht wirklich beantworten. Was wollten wir denn jetzt eigentlich von ihm? Sollte es nach Polarforscher aussehen oder nach Politiker? Nach Bürger oder Buchautor? Zwischendurch kam er zu mir und zeigte auf dem Handy die App für Schifffahrtsrouten. Wir suchten nach einem Tanker der russischen Schattenflotte, aber fanden keinen. Habeck fragte wieder: Was sind die Schlagzeilen des Tages? Als wäre ich sein Pressesprecher, las ich ihm wieder einige vor.

Von der Leyen schlägt Kanada als erstes »assoziiertes« EU-Mitglied vor.

»Sehr gut. Ich hoffe, sie hat Carney vorher gefragt!«

Unionsfraktionschef Frei schlägt Senkung der Mehrwertsteuer auf Sprit vor.

Habeck schüttelte den Kopf.

Die Fotografin setzte ihn auf eine Treppenstufe, mit Blick auf den Öresund. Nach einigen Minuten unterbrach er, stand auf. Sagte zur Fotografin: Ihm sei etwas eingefallen. Kam zu mir. Das mit der Mehrwertsteuer. Das würde nicht funktionieren. Ich sei ja von der Kultur, aber trotzdem, das würde nicht gehen. Er redete was von einzelnen Produktlinien, die man nicht so einfach von der Steuer befreien könne. Legal restrictions. Er glaube, sagte er, dass er das damals auch geprüft habe. Er schaute wieder in die Sonne. Sei ihm gerade so eingefallen.

Ich blickte in mein Notizbuch, wo immer noch die Worte »Baerbock« und »Wärme-pumpe« standen wie bleierne Mahnmale. Scheiß drauf, dachte ich und strich sie durch.

»Keine Schattenflotte in Sicht, nirgends«, notierte ich in meinen Block und dachte, das sei doch ein perfektes Schlussbild. Es geht ja bei der ganzen Geschichte über Habeck um Schatten. Ob man einen wirft. Ob man einen loswird.

Andererseits ist das weit hergeholt. Und irgendwie ... lächerlich? Ich strich auch das wieder durch.

Später am Abend, ich war wieder in Hamburg, kam eine WhatsApp-Nachricht mit einem Link zu einer EU-Verordnung und dem Text: »Man kann Mwst Benzin/Diesel nur über komplizierte Ausnahmen absenken. Sie stehen nicht auf dem Anhang III der Liste der EU, nur in Krisenzeiten. Frage ist, ob hohe Preise reichen.«

Ich antwortete mit einem Daumen nach o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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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ETRISTIK

Eines Tages erscheint in der US-Kleinstadt Golden ein Mann, den niemand kennt. Er nennt sich Theo, und er freundet sich nach und nach mit vielen Bewohnern an. Manchen hilft er finanziell, andere erzählen ihm ihre traurige Geschichte. | Platz 10 | 1 | (-) Kalte TageCharlotte Link | Blanvalet; 26 Euro | 2 | (1) BroderDörte Hansen | Penguin; 26 Euro | 3 | (2) Alles wird AscheNele Neuhaus | Ullstein; 26 Euro | 4 | (8) Anton und AlmaDana Vowinckel | Suhrkamp; 26 Euro | 5 | (9) Die LückenShida Bazyar | Kiepenheuer & Witsch; 25 Euro | 6 | (3) 1999 Meter über dem MeerCaroline Wahl | Rowohlt; 24 Euro | 7 | (6) Frankie und FreddieSven Regener | Galiani; 24 Euro | 8 | (5) Das VogelhausJan Weiler | Heyne; 24 Euro | 9 | (-) This Kingdom Will Not Kill MeIlona Andrews | Carlsen; 26 Euro | 10 | (10) Theo in GoldenAllen Levi | Piper; 26 Euro | 11 | (7) Memories of HeidelbergHeinz Strunk | Rowohlt; 23 Euro | 12 | (-) Die DonnerköniginMaja Lunde | btb; 22 Euro | 13 | (11) Die RiesinnenHannah Häffner | Penguin; 24 Euro | 14 | (-) Where Colors DieSaskia Louis | Nova MD; 24 Euro | 15 | (13) Die zweitgrößte LiebeRuth-Maria Thomas | dtv; 24 Euro | 16 | (12) HummerjahreBeatrix Gerstberger | dtv; 23 Euro | 17 | (15) Ms Atkins und die Bibliothek der TräumeVanessa Göcking | Vani; 28 Euro | 18 | (-) Onkel Warfsmann und das MeerKlaus-Peter Wolf | Fischer; 16 Euro | 19 | (18) YesteryearCaro Claire Burke | Heyne; 24 Euro | 20 | (-) Symphony of the SinnerBecca S. Hale | Fischer Tor; 24 Eur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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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HBUCH

Der Autor, Bruder von Diana, der späteren Princess of Wales, berichtet von seinem Leben mit ihr. Als Kinder waren die beiden unzertrennlich, aber auch später noch, nach ihrer Hochzeit mit Charles, war ihr Bruder immer für sie da. | Platz 1 | 1 | (-) Swan SongCharles Spencer | Penguin; 28 Euro | 2 | (2)Churchills AugenManfred Lütz | Kösel; 22 Euro | 3 | (1)Nein sagenMatthias Brandt | Kiepenheuer & Witsch; 16 Euro | 4 | (4)Kampf der GigantenDaniele Ganser | Westend; 32 Euro | 5 | (3)Dear BritainAnnette Dittert | DuMont; 24 Euro | 6 | (5)Jenseits der BrandmauerMonchi | Kiepenheuer & Witsch; 20 Euro | 7 | (8)Mach mal das große Leselicht anTorsten Sträter | Ullstein; 20 Euro | 8 | (13)Der Positive-Gedanken-TrickBiyon Kattilathu | Kailash; 22 Euro | 9 | (9)Ein Leben in Songs | Freddie Mercury /Mary Austin C. H. Beck; 38 Euro | 10 | (12)Dreihundert MännerKonstantin Richter | Suhrkamp; 30 Euro | 11 | (6)»Mutig sein!« – Erinnerungen an abenteuerliche 95 JahreMarianne Koch dtv; 22 Euro | 12 | (15)Träume aus FeuerFlorian Illies Pfaueninsel; 20 Euro | 13 | (10)Das Buch meines Lebens haben Klügere geschriebenHubertus Meyer-Burckhardt Heyne; 20 Euro | 14 | (-)Zurück zu DirLaura Malina Seiler Malia; 18 Euro | 15 | (14)»Ach, eine Fanfare!«Elke Heidenreich Hanser; 26 Euro | 16 | (-)Was zählt ein Mensch?Carolin Emcke S. Fischer; 24 Euro | 17 | (11)Der RückfallPhilipp Ruch Heyne; 24 Euro | 18 | (18)Zweite WendeMarieke Reimann Rowohlt; 22 Euro | 19 | (-)Die Vierte KränkungRüdiger Safranski Hanser; 22 Euro | 20 | (16)Punkt Punkt Komma Strich,fertig ist die Kunstgeschicht2Jakob Schwerdtfeger dtv; 25 Euro | SPIEGEL-Bestseller werden im Auftrag des SPIEGEL ermittelt von »BuchMarkt« und media control. Informationen unter spiegel.de/bestse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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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ÖRTE HANSEN BRO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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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kales Mitgefühl

Feminismus Ihr Buch »Toxische Weiblichkeit« wurde ein Bestseller

mit 16 Auflagen, nun widmet sich Sophia Fritz der anderen

Seite: In »Der Mann, das Opfer« schaut sie auf das, was Männer zerstört.

Als Sophia Fritz ans Telefon geht, schwimmt ein Wal an ihr vorbei. Sie sei gerade auf einem Trip durch Island, sagt sie, man müsse sich für später verabreden. Ein Video per SMS. Darin taucht der Wal kurz auf und in elegantem Bogen wieder ab. Dahinter ein Boot, viel kleiner als das Tier, am Horizont die Küstenlinie. Jemand haucht »wow«.

Wenige Wochen später bei ihr zu Hause sagt Fritz, sie würde auch gern so abtauchen wie der Wal. Ungesehen weiterschwimmen. In dieser hellen Einzimmerwohnung in einer westdeutschen Unistadt müsste das ja eigentlich gehen. Der Name der Stadt soll nicht im SPIEGEL stehen. Sie sei ihr Rückzugsort. Angenehm langweilig sei es hier, sagt Fritz. Hinter dem Küchenfenster reihen sich dicht bepflanzte Blumenkästen aneinander.

Aber jetzt, nun ja, jetzt ändere sich ihr Alltag wohl bald. Ab Oktober wird Fritz auf Lesereise gehen, um aus ihrem neuen Sachbuch vorzulesen. Der provokante Titel: »Der Mann, das Opfer«. Das dürfte ihr das Abtauchen deutlich erschweren. Dabei kennt Sophia Fritz, 29, die Welle, die einen erfassen kann, wenn man ein Debattenbuch schreibt. Mit »Toxische Weiblichkeit« veröffentlichte sie 2024 einen Bestseller. Ihr Ansatz, die Aufrechterhaltung des Patriarchats nicht nur den Männern, sondern auch den Frauen anzulasten, sorgte zunächst für Irritationen. Dann aber verbreiterte Fritz mit ihrem Blick auf Konflikt meidende, sich selbst optimierende und es allen Recht machende Frauen die Diskussion. Und wurde, auch wegen ihrer darin verarbeiteten Selbstkritik, zu einem Shootingstar in der feministischen Debatte.

Der Erfolg von »Toxische Weiblichkeit« habe alle überrascht, sagt Fritz. Ihren Verlag, der mittlerweile die 16. Auflage des Sachbuchs druckte, ihr Umfeld, am meisten vielleicht Fritz selbst. Sie wisse, dass der Titel »auf die Zwölf« war. Aber dass sie plötzlich in Podcasts und zu Interviews eingeladen wurde, dass ihr bei Instagram jetzt mehr als 21.000 Accounts folgen, damit habe sie nicht gerechnet. Als sie »TW«, so nennt sie ihr Buch, abgegeben habe, sei sie deshalb nicht mal aufgeregt gewesen.

Vor »TW« schlüpfte Fritz bereits in so einige Rollen. Sie studierte Drehbuch, schrieb einen Roman, ließ sich zur Gedenkstättenführerin, Sterbebegleiterin und zur Tantra-Masseurin ausbilden. Sie habe sogar mal eine Ausbildung zur Sexologin angefangen, erzählt sie. Aber mit nichts erregte sie so viel Aufmerksamkeit wie mit dem Sachbuch. »Der Mann, das Opfer« könnte das sogar noch übertreffen, schließlich zielt das Buch wieder auf eine erregt geführte Debatte.

Taucht sie vielleicht lieber auf, als sie zugeben will?

Wenn Fritz über Männer spricht, tut sie das weniger hart, als es sich hier vermutlich liest. Auch ihre Bücher sind weniger knallig als die Titel. Sowohl »Toxische Weiblichkeit« als auch »Der Mann, das Opfer« sind bedacht und reflexiv. Immer wieder versucht Fritz, auch die Emotionen der Lesenden zu antizipieren. Das macht sie so besonders. Fritz will alle mitnehmen.

Aber das war nicht immer so.

Wer ihr Romandebüt von 2021 liest, stößt darin auf Zynismus. In »Steine schmeißen«, das von den Kritiken auch als »scharf gezeichnetes Generationenporträt mit satirischen Zügen« beschrieben wurde, ließ Fritz eine Gruppe Mittzwanziger an einem Silvesterabend wie Böller aufeinanderknallen. Der Roman kreist um Einsamkeit, Enttäuschung, Sex, Tod, Trennung. Kurz: den Weltschmerz der Gen Z. Fritz zeichnete die Hilflosigkeit der Figuren mit gehetzter Sprache.

Wer diesen Text neben ihre Sachbücher legt, denkt nicht unbedingt, dass er von derselben Autorin stammt. Vielleicht weil ihre persönliche Gegenwart seit dem Erscheinen eine andere geworden ist.

2023 starb Fritz’ jüngerer Bruder Chrissi an den Folgen einer Medikamentenabhängigkeit. Lange hatte der Anfang Zwanzigjährige pedantisch im Fitnessstudio gepumpt und leistungssteigernde Mittel genommen. »Das Krafttraining meines Bruders«, so schrieb es Fritz mal in einem Gastbeitrag für den SPIEGEL, »habe ich lange als »Männerding« belächelt.« Die Diskurse darüber, wie sehr Menschen unter Schönheitsnormen leiden, würden ausschließlich mit Frauen geführt. Obwohl Männer oft ebenfalls viel Energie in die künstliche Verformung ihres Körpers stecken, »wird dies selten von Männern als gesellschaftlich bedingter Zwang reflektiert«.

Das übernimmt Fritz nun in ihrem neuen Buch. Sie tut dies nicht effekthascherisch oder anklagend. Der Kern von »Der Mann, das Opfer« ist Fritz' Mitgefühl mit Männern. Es ist ein bisschen wie bei »TW«: Fritz' Haltung ist dermaßen gegensätzlich zur vorherrschenden ihrer Generation, dass man erst mal irritiert ist. Denn waren es nicht Männer, die das Patriarchat – sich selbst zum Vorteil – erschaffen haben? Und dafür soll man sie bemitleiden?

Auch sie sei eine wütende Feministin, sagt Fritz. Sie nimmt sich Zeit zum Antworten, schließt beim Nachdenken die Augen, legt die rechte Hand auf ihr Herz. Es scheint, als trüge sie die richtigen Worte irgendwo in sich, müsste sie aber erst suchen.

Sie sei, sagt sie, wütend auf Männer, die anderen Gewalt antäten, wütend auf die individualisierende Erzählung über Täter und wütend auf die Verhältnisse, die all das hervorbrächten. Wut sei wichtig für aktivistische Arbeit, auf jeden Fall. Zu ihrer Wut sei aber Mitgefühl hinzugekommen. Radikales Mitgefühl. Was sie damit meint: Sogar der Dealer, der ihrem Bruder jahrelang Drogen verkauft habe, tue ihr einfach leid. Auch er sei ein Opfer des Systems.

Ist das Koketterie? Oder meint sie das ernst? Und wenn sie es so meint, woher nimmt sie die Kraft für dieses Mitgefühl?

Um Fritz zu verstehen, muss man wissen, dass sie schon zwei Dingen den Kampf angesagt hat, die viele Menschen heimsuchen: der Angst vor dem Tod. Und der Scham vor dem Körper. Sie wollte sich befreien.

Als Teenagerin habe sie große Angst vorm Sterben gehabt, erzählt sie. So große, dass sie sich zur Sterbebegleiterin ausbilden ließ und begann, ehrenamtlich im Hospiz zu arbeiten. Sie wollte aushalten, dass der Tod manchmal schon mit im Raum war. »Ich will die Angst nicht vermeiden, ich will sie verstehen, um ans Wesentliche zu kommen.« Die Ausbildung habe ihr womöglich dabei geholfen, Chrissis Tod zu überleben, sagt Fritz.

Trotzdem sei sein Verlust eine Zäsur gewesen. Seitdem blicke sie anders auf die Gesellschaft. Auf Männer und auf Frauen, auf das Patriarchat und seine Zwänge.

Im ersten Trauerjahr habe sie sich so lebendig gefühlt wie nie zuvor: »Ich war wie ein leidendes Tier – unmittelbar und schmerzerfüllt.« Aber seine Freunde hätten am Grab ihres Bruders keine Worte für ihren Schmerz finden können. Das Bild scheint sie nicht loszulassen: junge Männer, die stumm sind vor Trauer.

Diese Sprach- und Gefühlsarmut falle ihr bei Männern immer wieder auf, sagt sie. Manche fänden kaum Worte für das, was in ihnen vorgehe, könnten ihre Gefühle nur schwer einordnen und erlebten ihren Körper eher als Werkzeug. Und, auch das spielt hinein, dieser fehlende Zugang zu seinen Gefühlen habe ihrem Bruder womöglich das Leben gekostet. Auch über sein Leben schreibt sie in »Der Mann, das Opfer«. Denn dass ihr Bruder eines war, auch wenn der Opferdiskurs ihn so gern übersieht, das steht für sie außer Frage.

In dem Buch zeichnet sie auch nach, wie gefährlich diese Spracharmut werden kann. Weil Gefühle nicht einfach verschwinden, nur weil man dafür keine Worte hat. Fritz schreibt, dass es dringend eine neue Sprache für Männlichkeit brauche, »bevor sich Verletzung weiter in Wut, Polarisierung und neue Formen patriarchaler Gewalt übersetzt«. Auch darauf zielt ihr Konzept des Mitgefühls: Sie glaubt nicht, dass Männer sich vom Patriarchat emanzipierten, wenn sie sich dabei permanent beschämt fühlten.

Fehlt noch Fritz' zweites großes Thema: die Körper- und Sexscham. Wer sie wirklich als Autorin verstehen will, sollte sich nicht nur mit ihren Worten beschäftigen. Bei Fritz ist der Körper ebenso bedeutend.

Marlene Pfau / DER SPIEGEL

Mit Anfang zwanzig hat sie gespürt, wie groß ihre Unsicherheit ist, wenn es um Sex geht. Dann hat sie gedacht: »Das hat mit der Angst vor dem Tod jetzt schon gut funktioniert: Das mache ich jetzt auch mit meiner Scham vor Körperlichkeit.« Also buchte sich Fritz eine Tantra-Massage – und war so fasziniert, dass sie sich umgehend zur Grundausbildung anmeldete. Nichts, sagt sie heute, habe sie auf körperlicher Ebene so in ihrer Empathie gestärkt wie die Tantra-Massage. Nirgends machten sich Menschen auch im übertragenen Sinne so nackt wie dort.

Um ihren Körper zu akzeptieren, hat sie ein Album angelegt. Das wirkt erst mal gewöhnungsbedürftig. Sie hat darin aufgeschrieben, was ihr Körper für sie ist. Fritz hat sich auch nackt fotografiert. Die Fotos habe sie überall in der Wohnung aufgehängt – »um mich an mich zu gewöhnen« – und später in das Album geklebt. Nun zieht sie ein rechteckiges Ringbuch aus ihrem Bücherregal und fragt, ob man es ansehen wolle. Sie bringe das Album auch zu ihren Vulva-Workshops mit, für sie sei das kein Problem. Es scheint funktioniert zu haben: Scham empfindet Fritz offenbar kaum.

Autorin Fritz: »Ich vermisse die Hälfte der Menschheit«

Weil Fritz wegen ihrer Bekanntheit nicht mehr ohne Weiteres als Tantra-Masseurin arbeiten könne, hätten sie und ihre Kollegin Christina Lehr sich auf »Erforschungsräume« spezialisiert, so nennen sie das. Es sind Workshops zum Thema Fühlen und Körper. Bald flechtet Fritz diese Arbeit sogar in die Buchpromo mit ein: Hanser Berlin verlost unter Vorbestellenden ihres neuen Buchs Plätze für ein Online-Einführungsseminar.

Aber wie hängen diese Workshops mit ihrem Denken zusammen?

Ein weiteres Treffen. Diesmal in einem Hinterhof im Berliner Prenzlauer Berg. Fritz und ihre Kollegin geben hier einen Workshop. Sechs Männer und sechs Frauen nehmen teil. Das Licht ist gedimmt. Graue Wolldecken gegen kalte Füße.

Sie sei aufgeregt, sagt Fritz nach der Anfangsmediation, für die sie sich hinter das Flipchart gelegt hatte. Das oben aufliegende Gefühl, so beschreibt sie es mit der Hand auf ihrem Herzen, sei wieder Angst. Sie wolle schauen, wie sie heute mit ihr sein könne. Drei Männer sagen, mit Gefühlen könnten sie noch nicht so richtig viel anfangen.

Fritz und Lehr führen abwechselnd. Sie leiten an, wie man Gegenstände ertastet oder fremde Hände streichelt. Um Feminismus geht es nonverbal. Fritz’ Idee ist es, dass sich die Menschen verbinden, auch physisch. Sie will die Schwesternschaft, die Feministinnen im Kampf gegen das Patriarchat errichteten, um Männer erweitern. »Aktuell«, sagt sie, »fehlen mir die Männer. Ich vermisse die Hälfte der Menschheit.«

Aber, und das ist wohl der Knackpunkt: Männer müssen erst zu dieser vermissten Hälfte werden wollen. Sie müssen sich und ihr Männlichkeitsbild hinterfragen. Die sechs Männer im Kurs haben den ersten Schritt gemacht. Ob andere nachziehen?

Empathie und Selbstreflexion, sagt Fritz, würden in der weiblichen Sozialisierung oft stärker eingeübt. »Wir müssen weibliche Prägung auch als Ressource begreifen – nicht nur als Einschränkung.« Dafür übernimmt sie gern die Denkarbeit. Jetzt muss sie nur noch gehört werden.

Annina Metz

KINO

Die schrecklichsten 128 Filmminuten des Jahres (bislang)

In seiner Kinokomödie »Birdman« von 2014 über einen alternden Schauspieler, der seine Karriere auf dem Broadway wiederbeleben will, fährt Regisseur und Autor Alejandro G. Iñárritu ein dummes Klischee über Journalisten auf: Die Theaterkritikerin, von deren Urteil der Erfolg der Broadway-Inszenierung abhängt, kündigt an, das Stück unbesehen zu verreißen.

Als Kritikerin habe ich mich damals sehr über die Szene geärgert. Zum einen, weil Iñárritu so tut, als gäbe es keine Berufsehre, die es einem verbietet, etwas unbesehen zu rezensieren. Zum anderen, weil er verkennt, dass man Kritikerin wird, weil man für sein Leben gern ins Theater und ins Kino, in Ausstellungen und Konzerte geht – und deshalb wann immer möglich auch hingeht.

Seit Iñárritus neuem Film Digger (Start: 1. Oktober) sehe ich das anders. Sehr gern wäre ich nicht ins Kino gegangen, und meinen Schreibauftrag hätte ich auch gern erfüllt, ohne den Film gesehen haben zu müssen. Es waren nämlich die schrecklichsten 128 Minuten, die ich 2026 bislang im Kino verbracht habe.

Dem Trailer zufolge spielt Tom Cruise den Ölmagnaten Digger Rockwell, der durch eine Nachlässigkeit bei einer seiner Bohrungen die Welt an den Rand einer menschheitsgefährdenden Katastrophe führt. So erzählt es zunächst auch der Film, bis Iñárritu eine Metaebene einzieht, die das Ganze anders kontextualisiert. Bei der Pressevorführung wurden die Medien gebeten, keine der Überraschungen des Films zu verraten. Aber da Überraschung gemeinhin eine positive Entwicklung meint, erscheint es bei »Digger« technisch gar nicht möglich, Überraschungen zu verraten. Es entwickelt sich nämlich nichts darin zum Besseren, es bleibt einfach konstant schrecklich.

Auf alt und unansehnlich gestylte Darsteller wie John Goodman werden unvorteilhaft von unten gefilmt und krakeelen von kleinen Schwänzen und »Arschkrebs« herum; es wird gefurzt, gepinkelt und gekotzt. Sandra Hüller in einer Kleinstrolle macht nichts davon, ist aber genauso unerträglich.

Wie sich im Verlauf des Films zeigt, folgt die Überzeichnung einer inneren Logik. Aber in der Länge, in die sich »Digger« ohne

Not zieht, zeigt sich ein verdrehtes Verständnis von Filmemachen. Nicht der Regisseur scheint begründen zu müssen, warum wir für seinen Film Geld und Zeit aufwenden sollten. Wir als Publikum müssen vielmehr erst unsere Leidensfähigkeit unter Beweis stellen, damit wir uns seiner Erkenntnisse über Mensch, Natur, Zerstörung und Kunst als würdig erweisen.

Hollywood hat Iñárritus Größenwahn gut genährt: Für seine

Die starbesetzte Oligarchensatire »Digger« ist schwer erträgliches Dicke-Eier-Kino, das sich für einen Kommentar aufs Weltgeschehen hält.

Warner Bros. Pictures (2)

englischsprachigen Testo-Kracher »The Revenant« und »Birdman« wurde er zwei Jahre hintereinander mit dem Oscar für die beste Regie ausgezeichnet. Mit dieser Begeisterung war Schluss, als der gebürtige Mexikaner andere Töne versuchte. In »Bardo« von 2022 spürte Iñárritu nach, was es heißt, als Einwanderer in Trumps Amerika zu leben. Dieser leise, auf Spanisch gedrehte Film fand kaum Beachtung – und mit ihm auch nicht sein toller Hauptdarsteller Daniel Giménez Cacho, der ein fragiles und zweifelndes Alter Ego von Iñárritu verkörperte.

Womöglich als Reaktion auf den Misserfolg von »Bardo« ist Iñárritu zu seinem schrecklichen Dicke-Eier-Kino zurückgekehrt und hat Tom Cruise angeworben. Dessen Performance ist tatsächlich das Interessanteste an »Digger«, denn sie geht mit einer verblüffenden Schizophrenie einher. Als Digger Rockwell springt und schreit Cruise herum, trägt graues Zottelhaar, fahlen Teint und einen beachtlichen Schwabbelbauch – alles im Dienste einer Rolle, die um das Adjektiv »unvergesslich« bettelt.

Auf dem aktuellen Titel der Männerzeitschrift »GQ« posiert der 64-jährige Cruise hingegen mit vollem, dunklem Haupthaar und glowy Gesicht. Dazu zeigt er unter offenem Hemd seine blanke Brust und seinen flachen Bauch hervor. Alles, was an Bildern von Cruise aus »Digger« hängen bleiben könnte, scheint dieses Cover überdecken zu wollen – und die unvergessliche Rolle sofort wieder vergessen zu machen. Cruise will nicht für sein Schauspiel gefeiert werden, er will fürs Schauspielstarsein gefeiert werden.

Da man dadurch seinen schrecklichen Film fast vergisst, sollte man ihm womöglich dankbar sein.

Hannah Pilarczyk

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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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h gesucht, nichts gefunden

Ein vom Punk sozialisierter Rapper, der in der Liebe für sein Land keine echte Liebe sieht, belebt die deutsche Liedermacher tradition erfolgreich wieder: Nichts an Danger Dan wirkte erwartbar, als er sich 2021 mit »Das ist alles von der Kunstfreiheit gedeckt« in die Charts und in die Herzen von Feuilletonisten spielte, die Ramones-Shirts tragen und heimlich Reinhard Mey hören. Ein Lied wie ein trojanisches Pferd, aus dem die Punchlines heraussprangen. Eine Ansage, wie aus Sicht des Antilopen-Gang-Mitglieds auf rechte Gewalt zu reagieren sei: »Und wenn du friedlich gegen die Gewalt nicht ankommen kannst / Ist das letzte Mittel, das uns allen bleibt, Militanz«. Auf die Ansage folgte eine Anleitung. »Keine Angst« hieß der Song, eine konkrete Handlungsanweisung, wie man sich Rechten entgegenstellen kann. Im vergangenen Sommer sorgte das Lied für einen Skandal und wurde zu einem Hit, wie fünf Jahre zuvor die »Kunstfreiheit«. Keine Angst, das Album, entwickelt – anders als die Platte davor – eine emotionale Tiefe, wenn es wegrückt von der Single. Wenn »Keine Angst« sich also lesen lässt als eine Art Credo von Danger Dan, um sich Ängsten zu stellen. Um sich selbst zu suchen, ohne sich zu finden, wie bereits im ersten, sehr guten Song »Die meisten meiner Freunde«, einem Loblied auf die kollektive Identitätskrise. Wenn er vor dem Tableau einer homophoben Hip-Hop-Szene über die Liebe zu einem Mann sinniert, wenn er sich mit der Vergänglichkeit auseinandersetzt, dann klingt das anders als 2021, aber wieder schön unerwartet. SKR

Danger Dan:

»Keine Angst«.

»Diaries of Note«. Kunstmann; 540 Seiten; 48 Euro.

TAGEBÜ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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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e Schatztruhe voller Geschichten

Leuchtend rot und blau, DIN-A4-Format, 1577 Gramm schwer – die liebevoll gestalteten Diaries of Note. Tage, die die Welt bewegten präsentieren sich verheißungsvoll, inklusive wunderbarer Schwarz-Weiß-Illustrationen. Die Verpackung hält, was sie verspricht: Die Sammlung von 366 Tagebuch-einträgen aus mehreren Jahrhunderten, die der Herausgeber Shaun Usher präsentiert, begeistert. Der erste Eintrag vom 1. Januar 1968: John Hopkins berichtet kurz von einer wilden Silvesterparty bei den Gettys in Marokko. Patricia Highsmiths Neujahrswünsche am 31. Dezember 1947 schließen den Band. Historisch bedeutsame Daten werden abgebildet, ebenso wie Naturbeobachtungen und introspektive Texte. Es ist kein Buch, das von Seite 1 bis 540 am Stück durchgelesen werden soll. Es ist eine Schatztruhe voller Geschichten (und Bildern), die immer wieder geöffnet werden will. Die kundigen Kommentare des Herausgebers geben Orientierung. Usher liefert im Vorwort eine mögliche Erklärung, warum die Lektüre so fasziniert: Tagebücher »zeigen nicht nur, was geschah, sondern auch, wie es sich anfühlte, es zu erleben«. Das Genre Tagebuch verspricht eine Intimität, nach der wir uns in Zeiten von inszenierter Nähe via Instagram besonders sehnen. Usher kennt sich da aus – seine Blogs über Briefe und Tage-bücher sind sehr erfolgreich. KS

SE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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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lportage und Kitsch

Das Wiedersehen mit einem Klassiker kann schmerzen, weil der liebgeglaubte Film nicht hält, was man ihm über die Jahre zugeschrieben hat. »Jenseits von Eden« von Elia Kazan zum Beispiel, die Geschichte der Zwillingsbrüder Cal und Aron und ihres Kampfes um die Liebe ihres Vaters. James Dean in seiner ersten großen Hauptrolle, das gleichnamige Epos von John Steinbeck als Grundlage – das war doch großes Kino, oder? Beim nochmaligen Schauen entpuppt sich Dean als Möchtegern-Method-Actor, der seinen Cal zucken lässt wie einen Fünfjährigen zwischen Zuckerhoch und Übermüdungstief. Und die Drehbuchversion verzichtet auf eine der wichtigsten steinbeckschen Figuren, den chinesischstämmigen Bediensteten Lee – mutmaßlich auch, um das weiße Publikum nicht zu befremden. Dabei ist seine Emanzipationsentwicklung zentral für Steinbecks Erzählung vom amerikanischen Traum und seiner gelebten Wirklichkeit. In der Netflix-Serie East of Eden wird Lee nun Genüge getan, seine Geschichte an einer Stelle sogar großzügiger ausgearbeitet als im Roman. Man kann Netflix viel vorwerfen, aber der Streamingdienst zeichnet in seinen Produktionen oft nach wie vor ein vielgestaltiges Bild der amerikanischen Gesellschaft. Dass auch die Serienversion dennoch nicht gelungen ist, liegt daran, dass die Fassung von Zoe Kazan, der Enkelin von Elia, zu brav den Plot des Romans nachstellt, ohne ein Eigenleben zu entwickeln. Wo gedankliche Tiefe und stilistischer Mut gefragt gewesen wären, sind hier oft Kolportage und Kitsch am Werk. KAE

»East of Eden«.

Netflix.

Sieben Folgen.

»Ich war ein Nobody und er der liebe Gott«

. JOSBERG

Piloten Rosberg, Schumacher 2012

Motorsport Nico Rosberg, Formel-1-Weltmeister 2016, spricht über Talent, Arbeitseifer, Psychotricks und seine drei Jahre als Teamkollege von Michael Schumacher.

Schumacher, inzwischen 57 Jahre alt, ist bis heute der erfolgreichste deutsche Rennfahrer. In seiner langen Karriere feierte er 91 Grand-Prix-Siege, siebenmal war er Formel-1-Weltmeister. Nach einem Skiunfall in den französischen Alpen Ende 2013 lebt er zurückgezogen am Genfer See. Zur Bedeutung Schumachers für andere deutsche Motorsportler erscheint nächste Woche ein Buch des früheren SPIEGEL-Redakteurs Alfred Weinzierl, der den Rekordchampion viele Jahre lang journalistisch begleitet hat. Für »Über Michael Schumacher und die deutsche Ära in der Formel 1« hat Weinzierl sieben Piloten befragt, die Schumacher auf die Grand-Prix-Bühne folgten und eine deutsche Epoche schufen: Sebastian Vettel, Nico Hülkenberg, Heinz-Harald Frentzen und Nick Heidfeld, außerdem Ralf Schumacher und Mick, Schumachers Sohn\*.

Auch Nico Rosberg profitierte vom »Schumi-Boom«. Doch seine Perspektive ist eine besondere: Er fuhr von 2010 bis 2012 bei Mercedes im selben Team mit Schumacher und wurde 2016 der letzte deutsche Titelträger dieser Ära, in der in 23 Jahren zwölfmal ein deutscher Fahrer die Weltmeisterschaft gewinnen konnte. Das folgende Interview ist eine gekürzte und redaktionell bearbeitete Fassung des Gesprächskapitels im Buch.

SPIEGEL: Herr Rosberg, einige Wochen nachdem Sie für 2010 bei Mercedes unterschrieben hatten, bekamen Sie die Info, dass Michael Schumacher, seit drei Jahren im Ruhestand, Ihr Teamkollege werden könnte. Was haben Sie da gedacht?

Rosberg: Das war der Ultra-Schock! Der Größte aller Zeiten, der Unantastbare, der, den nie jemand schlagen konnte. Crazy, da habe ich mal richtig Schiss bekommen. So hatte ich das nicht geplant.

SPIEGEL: Wenn Sie gewusst hätten, dass Schumacher Ihr Kollege wird, hätten Sie das Mercedes-Angebot ausgeschlagen?

Rosberg: Ich weiß es nicht. Mercedes ist Mercedes. Und so viele attraktive Alternativen gab es ja nicht. Aber vielleicht hätte ich auch dankend abgelehnt, weil mir mein Vater vehement davon abgeraten hätte.

SPIEGEL: Ihr Vater Keke, Formel-1-Weltmeister 1982, war nicht nur Ihr Manager, er hatte unter anderem Mika Häkkinen betreut. Aber woher wissen Sie, wie er reagiert hätte?

\* Alfred Weinzierl: »Über Michael Schumacher und die deutsche Ära in der Formel 1«. Edel Sports; 320 Seiten; 29,90 Euro. Erscheint am 7. Oktober.

Rosberg: Als Michael feststand, hat er gesagt: »Du musst da so schnell wie möglich weg.« Das war seine Wortwahl: Weg da, so schnell wie möglich.

SPIEGEL: Warum?

Rosberg: Mein Vater hat in den Neunzigerjahren als Manager neben Häkkinen einen weiteren Finnen betreut, J. J. Lehto. Und der landete im Lauf seiner Formel-1-Karriere 1994 bei Benetton, als Kollege von Schumacher. Da hatte Michael schon das ganze Team nach seinen Vorstellungen um sich herum gebaut, sehr clever und zielgerichtet. J. J. durfte nicht mal in das Ingenieurs-meeting, der sollte gar nichts wissen und wurde komplett ausgeschlossen. Mein Vater war extrem traumatisiert, weil sein Schützing am Ende der Saison bei Benetton rausflog und keinen Job mehr in der Formel 1 fand.

SPIEGEL: Teilten Sie seine Befürchtung, dass es der Karriere schaden könnte, der Kollege von Michael Schumacher zu sein?

Rosberg: Im Vergleich zu Michael war ich ja ein Nichts. Michael hatte 91 Grands Prix gewonnen, ich war ein Nobody und er der liebe Gott. Und so lag die ganze Aufmerksamkeit des Teams sofort auf Schumacher. Das ging so weit, dass wir vor dem ersten Rennen in Bahrain gemeinsam im Strategie-meeting saßen. Als Erstes hat unser Strategiechef die Rennstrategie für Michael mit Michael besprochen. Dann hat er Michael meine Strategie erklärt. Ich saß daneben. Ich fand, ich existiere gar nicht. Ich war wie heiße Luft da. So was ist für einen jungen Fahrer natürlich schwierig.

Den Beginn des Schumacher-Booms in den 1990er-Jahren hat Nico Rosberg – in Wiesbaden geboren als Sohn einer deutschen Mutter und eines finnischen Vaters – aus dem fernen Monte Carlo betrachtet, übers deutsche Fernsehen.

SPIEGEL: Welche Erinnerung haben Sie an diese Zeit?

Rosberg: Ich habe die Bilder von Michaels erstem Sieg in Hockenheim vor Augen. Das Stadion brechend voll, alle in Benetton-Blau, alle außer sich vor Freude. In meiner Wahrnehmung war die ganze Nation Schumacher-Fan. Der Junge aus Kerpen.

SPIEGEL: Schumacher wurde im selben Jahr »Sportler des Jahres« in Deutschland. Erfasste dieser Wirbel um seine Person auch Sie, den Deutschen, der am Mittelmeer aufwächst?

Rosberg: Ich war ein riesengroßer Fan der Formel 1. Aber was Fahrer anging, war ich klar im Lager von Mika Häkkinen. Der Erfolg von Häkkinen war der Erfolg meines Vaters. Und Schumacher war der große Rivale von Häkkinen, vor allem ab 1998.

SPIEGEL: Im Alter von sechs Jahren haben Sie Ihr erstes eigenes Kart bekommen. Mit zehn tourten Sie mit Ihrem Vater an den Wochenenden in einem kleinen Caravan zu Kartstrecken in Südfrankreich – und gewannen die ersten Rennen. Hat Ihr Vater Ihnen als ehemaliger Formel-1-Weltmeister Tipps geben können?

Rosberg: Ganz ehrlich, das kann man nicht. Als ältere Generation von außen viel beitragen, das ist schwierig. Ich habe mich aber auch schwergetan zuzuhören, wenn mein Vater was gesagt hat. Kritik von ihm hat mich immer sehr verletzt. Ich wollte, dass mein Vater stolz auf mich ist. Und nicht hören, dass ich etwas schlecht mache.

SPIEGEL: Das Rennfahren haben Sie sich selbst beigebracht?

Rosberg: Ja, das ist komplett selbst gelernt. Mein Vater hat mir entscheidend geholfen bei den Strukturen, der Organisation und der Zusammenstellung des Teams. Ich hatte auch immer das beste Material, das allerbeste.

SPIEGEL: Ende 2001 sind Sie in den Formelsport gewechselt. Und im Jahr darauf bereits Meister in der Formel BMW ADAC geworden. Als Belohnung hat Ihnen der Autokonzern eine Testfahrt im Formel-1-Auto des BMW-Williams-Teams vermittelt. Wie war es, als aus dem Kindheitstraum plötzlich Realität wurde?

Rosberg: Ein toller Moment, für mich der pure Wahnsinn. Ich war 17, die Formel 1 noch so weit entfernt von realistisch, und dann sagt mir ein BMW-Mann auf der Bühne, dass ich mit der Meisterschaft auch einen Formel-1-Test gewonnen habe. In einem Williams, das war das Topteam neben Ferrari. In dem Rennstall, mit dem mein Vater 20 Jahre zuvor Weltmeister geworden war.

SPIEGEL: Ist es wahr, dass Sie auf die Knie gefallen sind?

Rosberg: Ich war überwältigt. Ich habe meine Mütze ins Gesicht gezogen und geweint.

SPIEGEL: Wie haben Sie sich gefühlt, als Sie ein paar Wochen später auf dem Kurs von Barcelona im Williams-Rennwagen festgeschnallt wurden?

Rosberg: Angst war auf jeden Fall dabei. Die Stammpiloten hießen Ralf Schumacher und Juan Pablo Montoya. Ich dachte, dass nur solche Legenden so eine Rakete fahren können. Dachte, ich bin ein Kind, habe noch nicht einmal einen Führerschein. Der Rennwagen, den ich bislang gefahren war, hatte 140 PS. Und dieses Teil hatte mehr als 900 PS.

SPIEGEL: Und dann?

Rosberg: Dann bin ich aus der Boxengasse raus und habe das erste Mal das Gaspedal eines Formel-1-Autos durchgedrückt bis zum Anschlag. Das ist so was Heftiges! Das kann man sich gar nicht vorstellen, was das für eine Beschleunigung ist. Aber dann passierte etwas, das ich in meiner Karriere immer wieder erlebt habe.

SPIEGEL: Nämlich?

Rosberg: Ich fühlte mich wie ein Fisch, der ins Wasser taucht. Es war für mich ganz natürlich, mit so einem Auto zu fahren.

SPIEGEL: Ihr Vater stand mit Freunden auf einer Anhöhe der Rennstrecke...

Rosberg: ... er sah das Williams-Auto auf der Geraden mit Vollgas runterkommen und wie es auf der letzten Rille in die Kurve reinbremst. Alle haben gedacht: Der Montoya lässt es in der ersten Runde aber krachen. Eine Kurve später sagt einer: »Nee, nee, bist du verrückt? Das ist der Nico!« Es gibt von meiner ersten Runde eine Videoaufnahme, auf der ein »Ist der denn bekloppt?« zu hören ist. Eigentlich hatten alle auf dem Hügel die Sorge, dass ich es nicht schaffe, die Reifen auf Temperatur zu bringen, weil ich so langsam rumeiern würde. War aber nicht so.

SPIEGEL: Stellen Sie sich vor, es hätte Michael Schumacher und diesen Boom, den er auslöste, in Deutschland nicht gegeben. Was wäre aus Ihrer Karriere als Rennfahrer geworden?

Rosberg: Was die Inspiration angeht, war mein Vater ausschlaggebend, nicht Schumacher. Somit wäre der Weg der gleiche gewesen. Aber es wäre schwieriger gewesen, meine Karriere zu finanzieren – weil die größtenteils durch deutsche Sponsoren abgedeckt wurde. Ohne den Schumacher-Hype hätte mein Vater mit Sicherheit viel in meinen Weg investieren müssen. Und da reden wir von Summen im Millionenbereich.

SPIEGEL: Wann haben Sie Michael Schumacher persönlich kennengelernt?

Rosberg: Erst als ich sein Teamkollege bei Mercedes wurde.

SPIEGEL: Entgegen aller eingangs von Ihnen erwähnten Bedenken waren Sie 2010 bei 19 Grands Prix im Qualifying 14 Mal schneller als Michael Schumacher. Und bei den Rennergebnissen sah es genauso deutlich aus. Wie lautet Ihre Erklärung aus heutiger Sicht?

Rosberg: Nach vier Formel-1-Jahren war ich schon ziemlich erfahren und kam mit 24, 25 allmählich ins beste Alter. Michael war inzwischen 41 und drei Jahre weg gewesen. Er war einfach nicht mehr auf seinen 100 Prozent.

SPIEGEL: Waren die drei Jahre Pause ein Problem, weil sich die Formel 1 in dieser Zeit sehr verändert hatte – aufgrund neuer Regeln?

ABBfoto / picture alliance

Ex-Fahrer Rosberg mit Ehefrau Vivian 2025: »Ich bin eher konfliktscheu«

Rosberg: Für Michael war es natürlich ein Nachteil, dass die Testfahrten so limitiert wurden. Eine seiner Stärken, bei Testfahrten in mühevoller Detailarbeit alles zu optimieren, war ihm damit genommen. Es war auch zu sehen, dass er sich ein bisschen schwertat, sich von Grand Prix zu Grand Prix, von Situation zu Situation anzupassen. Er war nicht mehr so konstant. Doch dann gab es wieder Wochenenden, da war er so brillant wie in früheren Zeiten.

SPIEGEL: Woran denken Sie da konkret?

Rosberg: Da gäbe es viele Beispiele. Ich erinnere mich an ein verregnetes Wochenende 2012 in Silverstone. Was ich da im Qualifying von Michael gesehen habe, war unglaublich. Er holte nicht die Pole, wurde nur Dritter, deshalb hat das die Weltpresse nicht so gewürdigt. Aber ich konnte die Daten studieren, wie er das Auto über die nasse Fahrbahn gelenkt hat. Einfach Weltklasse.

SPIEGEL: Was haben Sie aus den Daten lesen können?

Rosberg: Er hat eine Technik, die er sich zu Gokart-Zeiten in Kerpen angeeignet hat, auf die Formel 1 übertragen: Er spielt mit Bremse und Gas gleichzeitig, um das Auto zu balancieren. Und das hat er auch in den schnellen Kurven von Silverstone so gemacht. Außerirdisch, nicht menschlich.

SPIEGEL: Statistiker haben errechnet, dass Sie im ersten Jahr im Qualifying im Schnitt schneller waren als Schumacher. Hat das Team auf dieses Faktum irgendwie reagiert?

Rosberg: Die Unterstützung hat sich intern verbessert, weil das Team wusste, dass ich die meisten Punkte holen werde. Aber das war alles relativ, weil Michael nach wie vor der Gott war.

SPIEGEL: Ein Platzhirsch, der es auch verstand, psychologische Tricks anzuwenden?

Rosberg: Na klar, Mindgames ohne Ende. Aber nicht fies dabei. Eher in der Grauzone, spielerisch. Das war sein Naturell.

SPIEGEL: Haben Sie das sportlich genommen, oder hat es Sie beeinträchtigt?

Rosberg: Es nervt ohne Ende.

SPIEGEL: Was denn genau?

Rosberg: Ich komme in Abu Dhabi morgens mit meinem Auto an die Rennstrecke, jeder Fahrer hatte seinen reservierten Parkplatz. Michaels Auto stand schon da, allerdings mit zwei Rädern so auf meinem Parkplatz, dass ich da nicht mehr reinpasste. Ich glaube auch, dass er in drei Jahren in unseren Meetings mit den Ingenieuren nicht ein einziges Mal meinen Namen genannt hat. Nicht gefragt, was ich in einer Kurve gelernt hätte oder welches Set-up wir ausprobiert haben. Nichts. Wir von der anderen Seite der Garage existierten für ihn nicht.

SPIEGEL: Sie haben ihn mal einen »Warrior« genannt, einen Krieger. Wie sind Sie mit seinem Charakter umgegangen?

Rosberg: Ich habe versucht, ein wenig von ihm zu lernen. Aber ebenso zu agieren, liegt nicht in meinem Naturell. Ich bin eher konfliktscheu.

SPIEGEL: Hat Sie diese Art der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m Teamkollegen stärker gemacht?

Rosberg: Ja, total. Ich habe gelernt und ge- sehen, wie man das auch mental angehen kann im Sport. Wenn man sich gegen einen Rivalen behaupten will.

SPIEGEL: Inwiefern hat die harte Schule, durch die Sie mit Schumacher gehen mussten, Sie auch fahrerisch weitergebracht?

Rosberg: Die harte Schule hat mir sehr, sehr geholfen. Ich habe durch Beobachtung von ihm angenommen, wie man beispielsweise auf einer einzigen Runde die ganzen elektronischen Hilfen des Autos nutzen kann, von einer Kurve zur nächsten. Er hat das Auto auf jede Kurve individuell angepasst. Das hatte vor ihm noch niemand gemacht in dem Sport.

SPIEGEL: Was haben Sie von ihm sonst noch gelernt?

Rosberg: Die Mühe, die er sich gemacht hat, das Team um sich herum zu bauen, zu motivieren, zu begeistern. Michael hat Partys für die Mechaniker und all die anderen Mitarbeiter organisiert. Er hat Listen geführt, wer wann Geburtstag hat. Und jeden angerufen und gratuliert. Das sind so Dinge, mit denen zieht man ein Team auf seine Seite. Grandios.

SPIEGEL: Gemessen an den Zielen des Teams verliefen Ihre ersten Mercedes-Jahre enttäuschend. Was hat es Ihnen gegeben, auch im dritten Jahr gegenüber Schumacher die Nase vorn zu haben?

Rosberg: Das war essenziell für meine Karriere. Wenn Schumacher vor mir gewesen wäre, dann wäre Lewis Hamilton gekommen, und ich hätte gehen müssen.

Interview: Alfred Weinzie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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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dsportart

Walking Football ist eine Fußballvariante für Menschen, die wegen körperlicher Einschränkungen, des Alters oder geringerer Fitness nicht mehr rennen möchten oder können. Gespielt wird im Gehen: Mindestens ein Fuß muss stets den Boden berühren. Körperkontakt ist verboten. Der Ball muss eher flach gespielt werden. Die knochenschonende Sportart entstand 2011 in Großbritannien und wird auch hierzulande immer beliebter. Bundesligisten wie der FC Bayern, Werder Bremen und Schalke 04 stellen eigene Walking-Football-Teams.

HALTUNGSNOTE

Wer sich ein großes Ziel setzt, darf daran scheitern

Esther Pfeiffer stand an der Startlinie, die Hände in die Hüften gestützt, ein kräftiger Atemzug. Dann fiel bei idealen Bedingungen der Startschuss zum Berlin-Marathon.

Die 29-Jährige war mit einer großen Ansage angereist. Sie wollte den deutschen Marathonrekord von Irina Mikitenko angreifen, die 2008 in Berlin 2 Stunden 19 Minuten und 19 Sekunden gelaufen war. Pfeiffer hatte ihr Ziel offensiv formuliert, sie hatte sich selbst ins Rampenlicht gestellt. Ihre aktuellen Zeiten über 10 Kilometer und im Halbmarathon ließen den Versuch aber auch nicht vermessen erscheinen.

Die ersten Kilometerzeiten waren im notwendigen Rekordtempo. Doch kurz vor Kilometer 15 war das Rennen für sie beendet, lange bevor ein Marathon in seine entscheidende Phase kommt. Pfeiffer stieg aus. Der Druck, den sie sich selbst gemacht habe, sei ihr auf den Magen

Esther Pfeiffer wollte beim Berlin-Marathon einen neuen deutschen Re-kord aufstellen. Dann gab sie früh im Rennen auf. Peinlich? Nicht doch.

geschlagen, sagte sie später. Sie habe kaum geschlafen, die Anspannung sei zu groß geworden.

Wer ein solches Ziel öffentlich ausgibt, muss sich daran messen lassen. Im Spitzensport gehören Nervosität, schlechter Schlaf und der Umgang mit Erwartungen zum Geschäft. Man kann also sagen, hier war Pfeiffer nicht gut genug aufgestellt. Aber wer unter den Augen der Öffentlichkeit sagt: Dieser Druck war an diesem Tag zu groß für mich, zeigt ebenfalls Stärke.

Hohe Ziele zu formulieren, kann Häme hervorrufen, kann funktionieren, kann scheitern. Weil der Ausgang nie klar ist, zeugt ein Ziel auch von Mut. Und mutig ist es manchmal auch, eigene Grenzen offen einzugestehen. Das hat Pfeiffer gemacht. Sie sollte den Rekordversuch noch einmal wagen. Nicht weil sie nach diesem Ausstieg etwas beweisen müsste. Sondern weil Pfeiffer sich dieses Ziel zutraut. Und das zählt. J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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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SPI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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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AUSGEBER Rudolf Augstein (1923 –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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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TENDE REDAKTEURE Editorial Desk: Judith

LEITENDE REDAKTEURE Editorial Desk: Judith Horchert, Barbara Hardinghaus, Alexander Neubacher, Hendrik Ternieden, Oliver Trenkamp, Stefan Weigel. Managing Editor: Birger Menke, Bente Kirschstein (Geschäftsführende Redakteurin). Leiterin Derivate: Dr. Susanne Weingarten. Redaktionelle Entwicklung: Matthias Strei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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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üller-Michaelis, Jörn Sucher, Anselm Waldermann (stellv.); Melanie Ahlemeier, Dr. Philip Bethge, Lisa Erdmann, Kevin Hagen, Björn Hengst, Olaf Kanter, Sabrina Knoll, Nicolai Kwasniewski, Florian Merkel, Charlene Optensteinen, Dr. Dominik Peters, Dr. Jens Radü, Daniel Raecke, Martin Wo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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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uck, Yasmin El-Sharif, Stefan Kaiser, Cornelia Schmergal, Simon Hage (stellv.). Redaktion: Vicky Bargel, Benjamin Bidder, Michael Brächer, Florian Diekmann, Kristina Gnirke, Max Hoppenstedt Heinrichs (Teamleitung Netzwelt), Henning Jaurnig, Dr. Matthias Kaufmann, Katharina Koerth, Matthias Kremp, Martin U. Müller, Nicola Naber, Alexander Preker, Stefan Schultz, Kim Staudt, Udo Trichtl. Autoren, Reporter: Markus Becker, David Böcking, Angela Gruber, Alexander Kühn, Christian Reiermann, Marcel Rosenb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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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NUNG & DEBATTE Leitung: Ralf Neukirch, Katrin Elger (stellv.). Redaktion: Tom Franke, Swantje Karich, Martina Kix (Teamleitung), Charlotte Klein, Hannah Pilarczyk

LEBEN Leitung: Ayla Kiran, Frauke Lüpke-Narberhaus, Helene Endres (stellv.), Nike Laurenz (stellv.). Redaktion: Julian Aé, Irene Berres, Antje Blinda, Christopher Bonnen, Franziska Bulban, Markus Deggierich, Tanya Falencyk (Teamleitung Start), Helene Flachsenberg, Florian Gontek, Dr. Veronika Hackenbroch, Lukas Hildebrand, Katharina Höller, Maren Hoffmann, Maren Keller, Heike Klovert, Eva Lehnen, Dr. Heike Le Ker, Philipp Löwe, Benjamin Maack, Franca Quecke, Claudio Rizzello, Marthe Ruddat, Sandra Schulz, Julia Stanek, Markus Sutera, Verena Topper, Nina Weber, Hanna Zobel. Autoren: Jule Lutteroth, Marianne Wellershoff

GESCHICHTE Leitung: Dr. Eva-Maria Schnurr, Dr. Felix Bohr (stellv.). Redaktion: Solveig Grothe, Christoph Gunkel, Dr. Katja Iken, Frank Patalong, Frederik Seeler, Frank Thadeusz. Autorin: Rafaela von Bredow

CROSSMEDIA Leitung: Carolin Katschak, Anne Martin, Johanna Röhr, Benjamin Braden (stellv.), Aleksandra Janevska (stellv.), Leonie Voss (stellv.). Redaktion: Elena Bock, Fauke Böger, Sven Christian, Dennis Deuermeier (Teamleitung), Philipp Dreyer, Benjamin Eckert, Philipp Fackler, Simon Garschhammer, Jannis Große, Birgit Großekathöfer, Janita Hämäläinen, Luca Heisterkamp, Maria Herbst, Olaf Heuser, Kim Höbel, Florian Hofmann, Martin Jäschcke (CvD), Amrei Jöns-Anders (CvD), Lenne Kaffka, Marco Kasang, Andreas Landberg, Fabius Leibrock, Sebastian Maas, Petra Maier, Marius Mestermann (Teamleitung), Annina Metz, Jonathan Miske, Julia Parker, Luca Partimo, Fabian Pieper, Rachelle Pouplier, Jerrit Schmidtke, Alexander Schmitt, Mathis Schneider, Dirk Schulze (CvD), Maximilian Sepp, Sandra Sperber, Marie Steffens, Regina Steffens, Martin Sümening (CvD), Christian Weber, Sebastian Wilke, Katharina Zinger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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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IN SPIEGEL Leitung: Bettina Stiebel, Alexandra Klaußner (stellv.). Redaktion: Antonia Bauer, Claudia Beckschebe, Pelle Kohrs, Marco Wed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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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KTION Leitung: Angela Ölscher, Petra Thormann; Kathrin Beyer, Christoph Brüggemeier, Linda Grimmecke, Julia Kemp, Gesche Sager, Stefan Schütt, Martina Treumann, Holger Uhlig, Valérie Wagner, Katrin Zabel

BILDREAKTION Leitung: Maxim Sergienko, Nicole Neumann (stellv.); Claudia Apel, José Blanco, Tinka Dietz, Sabine Döttling, Torsten Feldstein, Philine Gebhardt, Niklas Hausser, Signe Heldt, Daniel Hofmann (Teamleitung), Rosa Kaiser, Jan Kappelmann, Carolin Klemm, Theresa Lettner, Pia Marx, Parvin Nazemi, Daniel Nide, Inka Recke (Teamleitung), Jens Ressing, Oliver Schmitt, Ireneus Schubial, Erik Seemann, Henriette Simons (Teamleitung), Anke Wellnitz, Lennart Wo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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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ELBILD Teamleitung: Johannes Unselt; Suze Barrett, Torben Bockho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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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Nogly

\*14.1.1947 †24.9.2026

Er war die Eiche. Diesen Spitznamen wurde Peter Nogly zeit seines Lebens nicht mehr los, und er passte zu ihm: Eine Eiche ist knorrig, schwer zu verpflanzen und noch schwerer umzustoßen. Besser kann man den langjährigen Kapitän des Hamburger SV nicht beschreiben. Im Jahr 1969 war der Lübecker aus seiner Heimat nach Hamburg gewechselt. Er prägte das kommende Jahrzehnt des HSV, als Libero, als Kapitän, als Anführer. Als er kam, war es noch die Mannschaft des Uwe Seeler, des Charly Dörfel, der Hamburger SV, der glänzende Zeiten gesehen hatte, aber im Abschwung war. Nogly erlebte danach den neuen Hamburger SV, choreografiert von dem umtriebigen Manager Peter Krohn, gebaut von den Trainern Kuno Klötzer und Branko Zebec. Unter ihnen schaffte es Nogly, die unterschiedlichsten Trophäen zu gewinnen: den DFB-Pokal 1976, als Nogly im Finale gegen den 1. FC Kaiserslautern das 1:0 erzielte. Den Europapokal der Pokalsieger ein Jahr später im Endspiel gegen RSC Anderlecht und als Krönung die deutsche Meisterschale 1979. Seemann wollte Nogly eigentlich werden, so wurde er auf ganz andere Weise Kapitän. Sein letztes HSV-Jahr endete allerdings mit einer Enttäuschung: Die Meisterschaft wurde dem HSV im Endspurt von Bayern München entrissen, im Europacup-Endspiel der Landesmeister unterlag man Nottingham Forest. Nogly verließ Deutschland, spielte in Nordamerika, kehrte später noch mal zu Engagements bei Hertha BSC und beim FC St. Pauli zurück. Seine Liebe blieb der HSV, dem er später als Mitglied im Aufsichtsrat zur Verfügung stand. Peter Nogly starb im Alter von 79 Jahren. A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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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na Vlady

\*10.5.1938 †24.9.2026

In den Fünfzigerjahren war sie ein Star, in Frankreich und bald auch international, dank des Films »Die blonde Hexe«. Darin spielte Marina Vlady eine Waldbewohnerin, die einem Ingenieur den Kopf verdreht. Da war sie noch ein Teenager und doch schon erfahren. Die Tochter eines russischen Künstlerpaars kam als Catherine Marina de Poliakoff-Baïdaroff im Exil zur Welt. »Ich wurde dazu dressiert, eine tapfere kleine Künstlerin zu sein«, sagte sie. Sie war »Ballettratte« an der Opéra de Paris, bis sie zu groß wurde. Also ging sie zum Film, drehte in Italien mit dem jungen Marcello Mastroianni. 1963 wurde Marina Vlady in Cannes ausgezeichnet, sie spielte in Orson Welles' »Falstaff«, und in Jean-Luc Godards »Zwei oder drei Dinge, die ich von ihr weiß« trat sie nur mit einer Pan-Am-Tasche über dem Kopf auf. 1967 lernte sie den Schauspieler und Sänger Wladimir Wyssozki kennen, 1970 heirateten die beiden in Moskau. Für Vlady brachte diese Liebe über den Eisernen Vorhang hinweg einen Karriere-knick. 1980 starb der alkoholkranke Wyssozki; Vlady schrieb das Buch »Eine Liebe zwischen zwei Welten«. Zurück in Frankreich spielte Vlady in Film, Theater und Fernsehen und engagierte sich politisch für Obdachlose und Sans-Papiers. Marina Vlady starb im Alter von 88 Jahren. F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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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khard Seeber

\*29.9.1938 †28.9.2026

In Thüringen geboren, in Bayern aufgewachsen, kam der ehemalige Fallschirmjäger bei der Bundeswehr als Chauffeur in die Pfalz – und traf dort 1962 den Mann, für den er 46 Jahre lang arbeiten sollte. Nicht nur das Leben von Eckhard Seeber wurde bald durch diesen Mann bestimmt, sondern das von Millionen, kann man ohne Übertreibung sagen, denn es war Helmut Kohl, für den Seeber fortan als Chauffeur, Butler, auch als Freund zur Verfügung stand. Unzählige Stunden und um die fünf Millionen Kilometer verbrachten die beiden zusammen. »Persönlicher Betreuer des Bundeskanzlers« stand später auf Seebers Visitenkarte; und wenn Kohl Lust auf ein Schinkenbrötchen hatte, aß Seeber auch eines. Das Vertrauensverhältnis ging so weit, dass die beiden sich duzten, allerdings nur, wenn niemand sonst dabei war. Kohl nannte ihn »Ecki«, der blieb in der Öffentlichkeit beim »Herr Bundeskanzler«. Die zweite Frau von Kohl unterband ab 2008 rigoros den Kontakt zwischen den beiden Männern, die gemeinsam mit Jelzin in der Sauna gesessen, bei einer Ayurveda-Kur auf Sri Lanka den Tsunami überlebt und bei Bill Clinton Eis gegessen hatten. Seeber war am Boden zerstört: »Ich konnte nachts nicht schlafen und habe mich immer wieder gefragt, was ich falsch gemacht haben könnte«, sagte er der »Bunten« Jahre später. Zu dem Interview hatte er sich entschlossen, weil er hoffte, Kohl würde sich noch einmal melden. Vergebens. Noch mit 77 Jahren sagte der ebenso aktive wie leidenschaftliche Autofahrer, 1000 Kilometer seien kein Problem, Rückengymnastik kein Thema. Eckhard Seeber starb einen Tag vor seinem 88. Geburtstag. KS

PERSONALIEN

»Durch das Schreiben bin ich im Kontakt mit mir selbst«

Schriftstellerin Alexa Hennig

von Lange, 53, über ihren

Familienalltag mit fünf Kindern

SPIEGEL: Frau Hennig von Lange, wie sieht Ihr Alltag aus?

Hennig von Lange: Mein Mann und ich schreiben beide, sobald die Kinder in der Schule sind. Er macht parallel den Papierkram, ich den Haushalt. Ich bin ihm so dankbar, dass er die ganzen Briefe öffnet und beantwortet – das sind echt viele, wenn man fünf Kinder hat.

SPIEGEL: Hatten Sie jemals das Gefühl, sich selbst in der Mutterrolle zu verlieren?

Hennig von Lange: Entschuldigung, ich muss lachen, weil ich glaube, dass ich genau deshalb schreibe. Durch das Schreiben bin ich permanent im Kontakt mit mir selbst, jenseits aller Rollen. Trotzdem kenne ich natürlich das Gefühl, keinen Raum mehr zu haben. Um mich frei zu fühlen, muss ich aber gar nicht raus und Freundinnen treffen. Ich gehe eher in die Kontemplation, verschwinde zum Beispiel ins Badezimmer...

SPIEGEL: Wieso dorthin?

Hennig von Lange: Da kann ich die Tür abschließen, mich fünf Minuten auf den Badewannenrand setzen und zur Ruhe kommen. Mein Mann hat die Wand so schön grün gestrichen. L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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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Schattenseiten des Ruhms

Der Torhüter der Kapverden, Vozinha, 40, mit bürgerlichem Namen Josimar José Évora Dias, bekommt die Schattenseiten des Ruhms zu spüren. Er war der Überraschungsheld der Fußball-Weltmeisterschaft: Unter anderem holten die Kapverden auch dank Vozinha, der in fußballerisch fast biblischem Alter eine starke Leistung lieferte, ein Remis gegen den späteren Weltmeister Spanien. Vozinhas Followerzahl auf Instagram stieg zwischenzeitlich von 50.000 auf mehr als 29 Millionen. Jetzt sagte Vozinha in einem Interview, er habe seine Ruhe und seinen Frieden verloren: »Wenn ich die Wahl zwischen meinem heutigen Leben und meinem früheren hätte, würde ich mich für mein früheres Leben entscheiden«, sagte er der englischen Zeitung »The Observer«. »Wenn ich in ein Restaurant gehe, will ständig jemand ein Foto mit mir machen oder bittet mich um ein Autogramm«, sagte er. Seine Mutter erhalte täglich Besuch von Fans. Seine Eltern müssten lernen, Grenzen zu setzen, sagte Vozinha. »Ich bin nicht da, also kann ich ihnen nicht helfen.« H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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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te Handarbeit

Braucht es bald ein Gütesiegel »100 Prozent human« für Romane? Die französische Schriftstellerin Virginie Despentes, 57, würde das wohl kaum unterschreiben. Die Autorin von »Baise-moi – Fick mich« (1994), die der französischen Gesellschaft gern den Spiegel vorhält, hat sich in der Debatte über den kanadisch-haitianischen Schriftsteller Thélyson Orélien zu Wort gemeldet – und so dessen Kritiker provoziert. Orélien soll seinen Roman »Es war das oder sterben« mithilfe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geschrieben haben. Der Vorwurf kam von einem anonymen Account des sozialen Netzwerks X. Als Beleg diente eine Analyse mit dem KI-Detektor »Pangram«. Das Buch war zuvor gefeiert und für mehrere Literaturpreise nominiert worden. Orélien weist die Anschuldigungen zurück. Despentes nahm den Autor nun in einem Fernsehinterview in Schutz: »Orélien muss sich nicht rechtfertigen. Er kann schreiben, wie er will.« Von KI-Detektoren hält sie wenig. Deren Ergebnisse könne man bisher nicht für bare Münze nehmen, findet sie. Sie habe den Roman gern gelesen, er enthalte viele markante Sätze, »eine Poesie, in die man ganz leicht eintaucht«. Zugleich machte Despentes deutlich, dass KI längst in ihren Alltag als Schriftstellerin eingedrungen sei, allerdings als ungebetener Gast. »Sie ist da, sobald ich meinen Bildschirm öffne, in Word, in Google, ohne mein Einverständnis«, so Despentes. Immer wieder schlage die Software ihr vor, Formulierungen zu glätten. Das sei ermüdend – und verletzend. Ihre Konsequenz: Sie schreibt wieder von Hand. PE

UND DAVON KANN MAN LEBEN?

Diskursive Übungen

Ein Mann, der ungläubig auf sein Handy starrt – und dann anfängt, mit dem Quatsch, den er sieht, in einen Dialog zu treten. Er stoppt den Clip, geht mit eigenen Argumenten dazwischen und lässt ihn dann wieder laufen: »Erzähl mal weiter!« Bei diesen diskursiven Übungen und Ausschnitten aus seinem Alltag wollen Bogo Ku, der sich im Internet Bogoku nennt, allein bei Instagram 676.000 Menschen zuhören. Er ist streng, aber respektvoll. Sein Trick: »Ich versuche, das Gesagte zu beurteilen und nicht den Menschen dahinter.« Damit nicht aus »jeder Meinungsverschiedenheit gleich ein Lagerkampf« wird. Davon hätten »viele Menschen inzwischen genug«. Der 25-Jährige stammt aus Bensheim, hat Elektriker gelernt und den Job vor drei Jahren an den Nagel gehängt. Er kann vom Diskutieren leben. FRA

Einladung zum

Wütend-Sein

Die englische Schauspielerin Florence Pugh, 30, fordert mehr Solidarität von Männern. In einem ausführlichen Instagram-Post äußert sie sich zu einem mutmaßlichen Vergewaltigungssfall an der Cornell University im US-Bundesstaat New York. Pugh kritisiert das Verhalten vieler Männer in der Debatte und fragt: »Wie könnt ihr erwarten, dass wir darauf vertrauen, dass es »nicht alle Männer« sind, wenn in Momenten wie diesen so viele von euch schweigen?« Pugh bezog sich auf den Fall einer mutmaßlichen Gruppenvergewaltigung, die sich im November 2024 im Haus der Studentenverbindung »Chi Phi« ereignet haben soll. Eine Studentin sagte aus, Verbindungsmitglieder hätten sie unter Drogen gesetzt und über mehrere Stunden hinweg vergewaltigt. Trotzihrer Anzeige seien keine Ermittlungen eingeleitet worden, teilt der Anwalt des mutmaßlichen Opfers jetzt mit. Von sieben Beschuldigten seien nur zwei der Universität verwiesen worden. Der zuständige Staatsanwalt wies in einer Stellungnahme darauf hin, dass das Opfer damals gegenüber der Campus-Polizei angegeben habe, freiwillig und einvernehmlich gehandelt zu haben. Nach dem Vorfall verließ die betroffene Studentin die Cornell Universität. Nun reichte sie Privatklage gegen ihre ehemalige Universität und die mutmaßlichen Täter ein. Die Staatsanwaltschaft kündigte an, den Fall noch einmal zu prüfen. Pugh fordert, dass diejenigen, die die Täter geschützt und nur geringfügig bestraft hätten, selbst verurteilt werden sollen. An alle anderen Männer appellierte sie: »Seid wütend für uns.« KLK

UNSERE KRITIKERIN

POSTEINGANG

»Leser können sich ihre eigene Meinung bilden«

Leserin und SPD-Mitglied Brigitte Schellnhuber aus Ingolstadt hat durch die SPIEGEL-Mediation »Wie berichten wir über eine Partei, die uns zu Feinden erklärt?« in Heft 39 erfahren, dass der SPIEGEL keine Wortlaut-Interviews mit AfD-Politikern veröffentlicht. Sie findet das falsch. Redakteurin Susanne Beyer hat sie angerufen.

SPIEGEL: Frau Schellnhuber, Sie finden, der SPIEGEL solle Wortlaut-Interviews mit AfD-Politikern veröffentlichen. Warum?

Schellnhuber: Ich denke, dass der Leser gut informiert und vielseitig interessiert ist. Wenn jetzt ein AfD-Politiker im SPIEGEL-Gespräch fragwürdige Aussagen macht, können sich Leser eine Meinung bilden.

SPIEGEL: Sorgen Sie sich nicht, dass das Desinformation eine Plattform bietet?

Schellnhuber: Nein. Journalisten sollten mehr Vertrauen haben in ihre Leserschaft. Sie sollten dem Leser nicht das Denken abnehmen. Und wenn ein AfD-Politiker Ministerpräsident wird, wie das jetzt in Sachsen-Anhalt möglich ist, dann führt doch kein Weg daran vorbei, solche Interviews zu veröffentlichen. Sie tun es mit Vertretern anderer Parteien ja auch. Und übrigens: Meine Meinung hier hat nichts mit meinen parteipolitischen Vorlieben zu tun.

BRIE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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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ischees aufgewärmt

Nr. 40/2026 Titel: Männer rechts, Frauen links

Ich zolle Ihnen meinen tiefsten Respekt für diesen reflektierten und wohlrecherchierten Titelartikel. Mein Wunsch ist, dass wir uns alle – egal, ob Mann oder Frau – einen Spiegel vorhalten und uns fragen, wie wir Vorurteile überwinden und wieder zueinanderfinden können.

Lutz Alexander, Frankfurt am Main

Wann ist Mann ein Mann? In dem Liedtext von Herbert Grönemeyer steckt mehr Informationsgehalt als in diesem SPIEGEL-Titel, der Klischees aufwärmt und AfD-Geschwurbel bedient.

Harald Dupont, Ettringen (Bayern)

Warum junge Menschen heute Linke und AfD wählen? Sie haben genug von den etablierten Parteien ihrer Elterngeneration, genug von den derzeitigen Politikerinnen und Politikern der Mitte, die für ihr eigenes Leben finanziell ausgesorgt haben, aber die Sorgen und Nöte der jungen Menschen nicht ernst nehmen. Junge Menschen, die keine Jobs finden und keine Wohnungen bezahlen können, sollen wieder zum Kriegsdienst eingezogen werden. Im Kriegsfall sollen sie gut genug dafür sein, Deutschland mit ihrem Leben zu verteidigen. Alte Menschen werden bald sterben, junge Menschen wollen leben. Weg mit Brandmauern, weg mit Feindbildern, weg mit sinnlosen Investitionen in die Rüstung. Hin zu politischen Verhandlungen, hin zum Gedankenaustausch mit Andersdenkenden, hin zu gemeinsamen Lösungen in der Klimafrage. Hin zum Leben!

Ute Latendorf, Buxtehude (Nie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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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ein Quatsch!

Nr. 39/2026 Leitartikel:

Linke stellen die richtigen Fragen,

liefern aber falsche Antworten

Oje. Erst das Debakel mit den verunglückten Titelbildern. Und jetzt auch noch kompletter Murks mit Marx. Auf der Basis von altvertrauten Weisheiten der immer wieder hervorgekramten Sekundärliteratur kommt der Autor zu hinlänglich bekannten Parolen vergangener FDP-Parteitage. Liest man dagegen Karl Marx im Original, hat man den Eindruck, der Mann lebt im Hier und Jetzt. Ich kann es nur empfehlen!

Norbert Umlandt, Schrozberg (Bad.-Württ.)

Wieso wird ein journalistisch so schwacher Artikel als Leitartikel und nicht als Kommentar bezeichnet? Das autokratische Regime der DDR mit Mamdani und der Linken zu vergleichen, ist der erste von vielen Fehlern. Der Artikel strotzt nur so von Strohmännern. Wer fordert denn, die 257 Milliardäre in Deutschland komplett zu enteignen und dafür alle anderen steuerfrei zu stellen? Niemand. Genauso wenig fordert eine breite Masse, DDR-ähnliche Verhältnisse einzuführen. Der Bundesrepublik geht es wirtschaftlich viel besser, entsprechend hat der Staat das Geld, um Wohnungen instand zu halten. Anstatt nur zu pöbeln, könnte der Autor Lösungsvorschläge machen. Außer dem vagen Vorschlag, die Erbschaftsteuer zu reformieren, bleibt er hier komplett blank.

Luca Zimmermann, Mannheim

Marx' Analyse, dass die Wirtschaft und ihre Struktur für das Sozialsystem entscheidend sind und nicht die Ideen einiger Führungspersonen, hat sich wohl mittlerweile durchgesetzt. Sein Vorschlag der Enteignung der Produktionsmittel zur Herstellung von Gleichheit hat sich dagegen nicht bewährt. Deswegen wollen weder Mamdani noch Eralp alle Reichen enteignen und ihr Vermögen zu gleichen Teilen auf alle umverteilen. Früher hörte ich oft, wer für Klimaschutz ist, der will, dass wir wieder auf Bäumen leben. Menschen anderer Meinung lächerlich machen, indem man Dinge behauptet, die er oder sie niemals will: Dieses Diskursniveau hat sich zum Glück leicht angehoben. Leider nicht auf allen Feldern und nicht überall.

Albrecht Ansohn, Potsdam

Auch dieser Artikel dient, ob bewusst oder unbewusst, allein der Ablenkung von der für die Gesellschaft überaus maßgeblichen Frage: »Warum werden die – allein in Deutschland 250 – superreichen Milliardäre nicht endlich nach den verfassungsmäßig gebotenen Grundsätzen der Steuergerechtigkeit herangezogen?« Der Reichtum dieser Menschen soll nicht zerschlagen werden, sie sollen dieselben prozentualen Bürden zum Wohl der Allgemeinheit auf sich nehmen wie alle anderen Bürger auch. Dazu gehört, dass die Steuerbehörden Steuerschlupflöcher stopfen und aufgedeckte Steuervergehen umfänglich verfolgen können. Hier ist vor allem die Personalpolitik gefordert.

Alfred Sebbel, Ahnatal (Hessen)

Christian Reiermann schreibt davon, dass Unternehmer voller Edelmut Neues schaffen, das vorher niemandem gehört hat. So ein Quatsch! Sie benutzen dafür Luft, Wasser und Rohstoffe aus dem Besitz der Allgemeinheit, ohne dafür angemessen zu bezahlen. Sogar der Energieverbrauch der Unternehmen wird von allen Steuerzahlern alimentiert. Sie brauchen dafür eine gut ausgebaute Infrastruktur, die vor allem aus den Abgaben der Arbeiter und Angestellten bezahlt wird. Und schließlich wären sie ohne ihre Arbeitnehmer auch völlig aufgeschmissen. Christian Reiermanns Utopie eines radikalen Raubtierkapitalismus ist auf jeden Fall noch viel übler als jeder bisherige Versuch des Kommunismus oder Sozialismus. Immerhin hält auch der Autor eine »Reform der Erbschaftsteuer, die Schlupflöcher für Reiche schließt« für lohnender und wünschenswert. Das lässt doch noch hoffen.

Wolfgang Schmidt, Lage/Lippe (NRW)

Auch wenn ein Leitartikel nur eine Meinung repräsentiert, sollte er nicht offensichtlichen Unsinn propagieren, wie »es gibt wenig, das in Theorie und Praxis gründlicher widerlegt wurde als die Ideen von Karl Marx«. Wenn die Wirtschaftsredaktion einem Autor so was durchgehen lässt, lässt das an ihrer ökonomischen Expertise zweifeln.

Bernd von Ostrowski, Ham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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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de haben irgendwie recht

Nr. 39/2026 Die Kollegen Ann-Katrin Müller und René Pfister in der SPIEGEL-Mediation

Eine ausgezeichnete SPIEGEL-Mediation, die ich mit großem Interesse und ganz viel Nachdenklichkeit las (wie übrigens auch die entsprechenden Texte aus »Das wird man wohl noch sagen dürfen« in Heft 35/2026). Wenn allerdings Herr Pfisters sagt, die AfD sei die derzeit erfolgreichste Partei Deutschlands, darf bitte nicht übersehen werden, dass dies eine rein quantitative, mithin ganz oberflächliche Betrachtung ist. Was hat diese Partei denn bisher geleistet? Wo haben diese Politsektierer bis dato gezeigt, dass sie die drückenden Probleme unseres Landes wirklich lösen und Deutschland wieder auf die Erfolgsspur bringen können? Man

München wird deutscher Olympia-bewerber – eine gute Wahl?

Täglich können Sie im Debatten-Ressort auf SPIEGEL.de über aktuelle Fragen diskutieren. Hier sind ausgewählte und gekürzte Antwor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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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

»München hat eine exzellente Infrastruktur mit dem Olympiapark und den Sportstätten. Die Stadt ist schön, die Wege sind kurz und die Leute offen für ein solches Großereignis.«

Mirko Nová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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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in

»Der »Ruhrpott« hätte die Chance bekommen sollen, zu zeigen, dass Deutschland Strukturwandel kann. München kennt jeder als erfolgreichen Tourismus- und Wirtschaftsstandort.«

Markus Bartholomäus

Sagen Sie auch digital

Ihre Meinung –

auf SPIEGEL Deba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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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HT IN DIE REDAKTION

Welchem Thema sollte der SPIEGEL mehr Aufmerksamkeit schenken? Worüber soll dringend berichtet werden? Schreiben Sie an: draht@spiegel.de oder per Post an: DER SPIEGEL / Draht, Ericusspitze 1, 20457 Ham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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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HLSPIEGEL

Beschriftung eines Behälters für Streusand in einer Straßenbahn in Düsseldorf:

Schild an einem Bolzplatz in Scharbeutz (Schl.-Holst.):

Bolzplatz

der Gemeinde Scharbeutz

Aus den »Kieler Nachrichten«:

Kanzleramt steht hinter Rader Hochbrücke

Aus der »WAZ«:

»Die Anregung dazu kam vom siebenköpfigen Beirat des Museums, der mit acht Menschen aus der Dortmunder Stadtgesellschaft besetzt ist.«

Wegweiser in einem Bestattungsinstitut in Köln:

Aus dem »Main-Echo«:

»Der Wagen war mit bis zu Tempo 170 unterwegs. Er sei schließlich von der Straße abgekommen und habe sich widerstandslos festnehmen lassen.«

Streaming-Vorschlag auf Magenta TV:

WAGENKNECHT

Prime Video

Der Terminkaiender von Sahra Wagenknecht plätzt aus allen Nähten. Zum Arbeitsfußtag der populären Linken-Politikerin gehörs.

6.2 • FSK 0 • Dokumentarfilm • 2020 • 1 Std. 40 Min.

Eingesandt von Leserinnen und Lesern. Bitte schicken Sie Ihre Vorschläge an: hohlspiegel@spiegel.de

kennt krause, rückwärtsgewandte Ideen im Sinne eines Hitlerismus in Tateinheit mit Witwe Bolte (»Wovon sie besonders schwärmt / Wenn es wieder aufgewärmt«). Aber die »erfolgreichste Partei Deutschlands«? Dieser Kotau geht gar nicht, sehr geehrter Herr Pfister.

Eckhart Boelger, Berlin

Dies hätte ein hervorragender Artikel zu einem faszinierenden Thema werden können. Leider war er nach dem Format des »lösungsorientierten Journalismus« aufgebaut. Diese Vorgehensweise wirkt äußerst künstlich, ist eine theoretische Fantasie und zielt darauf ab, zwei Debattierende, unter dem Deckmantel der Suche nach einer Lösung, dazu zu bringen, einander nach dem Mund zu reden. Das macht die Leser nicht glücklicher, und ich bezweifle, dass die Disputanten dabei ein gutes Gefühl davontragen werden. Und es bietet keine wirklichen Lösungen. Was noch wichtiger ist: Harmonisierung oder sogar Gleichmacherei oder Reduktion auf einen Nenner trägt nicht zu gutem Journalismus bei. Lasst den Diskussionsteilnehmern doch den nötigen Freiraum, sie selbst zu sein! Je schärfer sie diskutieren, desto mehr kommen die Fakten und die Wahrheit ans Licht. Was ist falsch daran, zu »sagen, was ist«, und »die Realität so zu beschreiben, wie sie ist, ohne parteiisch zu sein«?

Raymond Van Dijck, Edegem (Belgien)

Danke für das Gespräch der Kollegen Müller und Pfister in Sachen AfD-Berichterstattung; auch uns bei der »Hildesheimer Allgemeinen Zeitung«, bei der ich mich mit Kommunalpolitik befasse, stellt das Thema vor Herausforderungen. Und auch wenn der SPIEGEL die »Lösungen«, die am Ende in einer Zwischenüberschrift angekündigt werden, nicht wirklich liefert: Der Einblick in die Gedanken der Kollegen relativiert meine eigene Unsicherheit und Ohnmacht in Sachen Umgang mit der AfD. Denn tatsächlich haben beide Kollegen irgendwie recht. Rainer Breda, Hildeshe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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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pätete Aufklärung

Nr. 39/2026 Das neue Buch »Augstein. Ein deutsches Leben« berichtet von ehemaligen Nationalsozialisten beim SPIEGEL

Soll man nun den SPIEGEL loben dafür, dass er dieses für das Magazin höchst unrühmliche Kapitel – zumindest auszugsweise – auch selbst veröffentlicht, oder ihn eher wegen des späten Zeitpunktes tadeln? Denn die Autoren der Biografie, Martin Doerry und Hauke Janssen, waren ja selbst viele Jahrzehnte im Verlag in herausragenden Positionen tätig. Die Skrupellosigkeit, mit der Augstein in den Anfangsjahren des Blattes Positionen mit ehemaligen NSDAP-Mitgliedern besetzte, dürfte nicht nur den Autoren bekannt gewesen sein. Auf jeden Fall wird einem bei der Lektüre übel, und das Denkmal Augstein wackelt bedenklich. Immerhin – besser spät als nie.

Hans-Dieter Schabram, Berlin

So gut es jederzeit ist, über die NS-Vergangenheit aufzuklären, so geschieht es in Deutschland meist erst, nachdem die Täter Opfer der Biologie wurden. Diese verspätete Aufklärung ist wohlfeil. Da steht der SPIEGEL jenen nicht nach, die den Aufarbeitungsmut erst fanden, als er – pekuniär wie moralisch – nichts mehr kostete, aber Ansehensgewinne einbrachte: wie der Bundesgerichtshof, das Auswärtige Amt, das Bundeskriminalamt, der Bundesnachrichtendienst, dazu Unternehmen und viele mehr.

Christian von Ditfurth, Autor, Berlin

Leserbriefe bitte an:

leserbriefe@spiegel.de

Die Redaktion behält sich vor, Leserbriefe gekürzt sowie digital zu ver-

öffentlichen und unter SPIEGEL.de

zu archivieren.

FAMILIENALBUM

»Donnerstag war Seemannssonntag«

SPIEGEL-Leser Hermann Güldener, 71, aus Hamburg fuhr als Schülerpraktikant mit einem Frachtschiff nach New York.

»Schon als Kind war ich oft am Hamburger Hafen. Mein Vater war Seemann. Als ich zwei Jahre alt war, kam er bei einer Explosion im Maschinenraum ums Leben. Er starb vor Delaware. Ich habe keine Erinnerung an ihn, aber ich übernahm seine Faszination für die Seefahrt. Ich wollte die Welt entdecken, Kapitän werden! Als ich 16 war, heuerte ich in den Sommerferien bei einer Reederei an. Ich wurde als Decksjunge auf der »Margarethe Bolten« eingestellt, die VW Käfer in die USA transportierte.

Ich war der Jüngste und teilte mir eine Kammer mit dem Kochsmaat. Um sechs Uhr hatte ich in der Kombüse zu stehen. Meine Aufgaben bestanden aus Spülen, Schnippeln und Schälen. Die Töpfe standen in einem festen Raster auf dem Herd, damit sie bei Seegang nicht kippten. Wir kochten drei warme Mahlzeiten pro Tag. Es gab oft Kartoffeln oder Bohnen mit Steak. Einmal wurde ich versehentlich in der Kühlkammer eingesperrt und musste mich an halben Rindern vorbei zum Ausgang tasten. Donnerstag war Seemannssonntag, da gab es >Eier auf Wunsch< und Kuchen. Für Alkohol und Zigaretten musste man selbst aufkommen.

Nach dem Mittagessen hatte ich zwei Stunden Pause. Ich lief auf die Kommandobrücke und ließ mir alles erklären. So entstand das Foto von mir am Ruder. Ich war ein unsicherer, introvertierter Junge, aber ich wurde akzeptiert. Ab und zu tauchten Delfine und Wale neben dem Schiff auf. Abends spielten die Männer Karten. Seeleute sind ein besonderer Schlag Mensch, die nehmen kein Blatt vor den Mund. Manchmal trieb es mir die Schamesröte ins Gesicht, wenn sie ihre Frauengeschichten zum Besten gaben.

Nach zehn Tagen zeichneten sich endlich die Umrisse von New York am Horizont ab. Das war 'ne Nummer! Über Baltimore, wo wir den Frachtraum mit Kohle füllten, fuhren wir zurück nach Deutschland. Ich habe später eine seemännische Ausbildung gemacht und war mehrere Jahre weltweit unterwegs, unter anderem nach Shanghai, Daressalam und auf dem Panamakanal. Als die Containerschiffe die Stückgutfrachter verdrängten, verlor der Beruf für mich seine Attraktivität, und ich wurde Physiker. Die Jahre in den Siebzigern auf See gehören trotzdem zu meinen schönsten Erinnerungen.«

Aufgezeichnet von Zoé Kammermann

DIE KUNST,

GUT ZU

ALTERN

DVA

Was ich mir dabei von Nana Mouskouri, Thomas Gottschalk und meiner Mutter abschauen möchte – und was lieber nicht

SPIEGEL

Buchverlag

288 Seiten · Hardcover · 22,00 €

Auch als E-Book erhältlich.

Wie schließen wir Frieden mit dem Älterwerden? Dieser Frage geht Alexander Kühn nach und spricht u.a. mit prominenten und unbekannten Menschen – darunter Nana Mouskouri, Thomas Gottschalk, der YouTuber Rezo, aber auch eine trans Frau und ein Bäckermeister. Was er sich von ihnen abschauen will und was lieber nicht, erzählt er allen, die – wie er – mit dem Älterwerden begonnen haben.

»Dieses Buch macht mir Lust aufs Altwerden ... ach nee, ich bin ja schon alt.«

Otto Waalkes

Sie haben auch ein Bild, zu dem Sie uns Ihre Geschichte erzählen möchten?

Schreiben Sie an: familienalbum@spiegel.de

SPIEGEL

Buchverlag

»Bis mein Mann nicht mehr kann«

Monatelang trauerten Asya und Oktay Uzun fast jeden Tag

im Hamburger Bistro ihres verstorbenen Sohnes. Dann haben sie es wiedereröffnet.

Eva Lehnen / DER SPIEGEL

Ehepaar Uzun:

»Ihr müsst unbedingt weitermachen!«

SPIEGEL: Frau Uzun, Herr Uzun, Anfang des Jahres starb Ihr Sohn Cengiz mit 36 Jahren an den Folgen einer Krebserkrankung – in Hamburg trauerte gefühlt ein ganzes Viertel mit Ihnen um den »Zauberer von Ottensen«, den bekannten Gastgeber des Lily of the Valley. Vor wenigen Wochen haben Sie das Bistro, in das Cengiz so viel Herzblut gesteckt hat, wiedereröffnet. Warum?

Oktay Uzun: Seit seinem Tod im Januar ist kaum ein Tag vergangen, an dem wir nicht ins geschlossene Lily of the Valley gekommen sind. Hier, auf diesen 25 Quadratmetern, spüren wir Cengiz' Seele. Es gibt keinen anderen Ort, an dem wir unserem Sohn so nahe sein können.

Asya Uzun: In den vergangenen Monaten haben uns viele Gäste angesprochen, die das Lily vermissten. Cengiz' Freunde, auch die Mütter seiner beiden Söhne, Cengiz' Verlobte, alle haben gesagt: Ihr müsst unbedingt weitermachen! Sie haben mit dem Vermieter gesprochen, das Bistro renoviert. Haben untereinander alle Aufgaben verteilt. So tolle Menschen. Allein hätten wir das niemals geschafft. Mein Mann muss nur kochen. Er ist 63, ich bin 60 Jahre alt. Mir geht es gesundheitlich leider nicht gut.

SPIEGEL: Herr Uzun, Sie kennen die kleine Küche im Bistro gut. Viele der beliebten veganen und vegetarischen Rezepte, die die Kunden lieben, stammen von Ihnen. Tut es Ihnen gut, wieder an die Arbeit zu gehen?

Oktay Uzun: An jedem Topf, an jeder Schüssel hängen Erinnerungen. Cengiz hat das Bistro 2017 eröffnet. Damals war vegane und vegetarische Küche noch etwas ganz Besonderes. Wir sind ständig zusammen in der Küche verschwunden, um Cengiz' verrückte Ideen für die Speisekarte auszuprobieren: »Papa, was meinst du, könnte das funktionieren?« Und dann haben wir zusammen losgelegt. Ich kann in der Küche noch gar nicht alles berühren.

Asya Uzun: Cengiz hat immer für uns mitgeträumt. Wir waren so eng miteinander. Es ist kaum auszuhalten, dass das Leben weitergeht. Wir versuchen, uns Schritt für Schritt voranzutasten. Sehen Sie das große Foto drüben an der Wand?

SPIEGEL: Das ist ein Urlaubsbild, es zeigt Cengiz in Rom. Er steht vor dem Kolosseum und hat seinen Sohn auf dem Arm.

Asya Uzun: Das war in den vergangenen Herbstferien. Er war ein so stolzer Vater.

SPIEGEL: Ihr Sohn hat seine Erkrankung bis kurz vor seinem

Tod vor Ihnen geheim gehalten. Können Sie die Entscheidung nachvollziehen?

Asya Uzun: Mein Mutterherz versteht es nicht. Wenn ich aber von außen draufschau, weiß ich, dass er aus Liebe so entschieden hat. Cengiz hatte seine Diagnose im April vergangenen Jahres bekommen – Lungenkrebs, Stadium 4. Er hatte allen Eingeweihten, auch seinen Ärzten, strikt verboten, uns von seiner Krankheit zu erzählen. Er wollte uns schonen, er wollte gesund werden. Im Dezember, als es Cengiz plötzlich schlechter ging, hat uns seine Ex-Partnerin die Wahrheit gesagt.

Oktay Uzun: Am Abend vor seinem Tod haben wir auf der Intensivstation noch zusammen Gymnastik gemacht. Cengiz wünschte sich für den nächsten

Tag einen selbst gemachten Hir- tensalat. Am Morgen ist er eingeschlafen. Wir und seine Ver- lobte waren bei ihm.

Asya Uzun: Über hundert Freunde sind ins Krankenhaus gekommen. Der Seelsorger sagte, dass er so etwas noch nie erlebt habe. Mehrere Hundert kamen zu seiner Beerdigung. Ich weiß nicht, wie Cengiz es gemacht hat, er hat so vielen Menschen so viel bedeutet. Manchmal denke ich, er hat nicht eins, sondern drei Leben gelebt.

Oktay Uzun: Ich gehe oft an Cengiz' Grab und erzähle ihm, was im Lily los ist oder in seinen beiden anderen Läden. Am Grab kann ich weinen. Das Lily will ich in Cengiz' Sinn weiterführen. Ihm war immer wichtig, dass die Portionen groß sind und die Gäste wirklich satt nach Hause gehen. Genauso werde ich es weitermachen.

Asya Uzun: Manche von Cengiz' Gästen durften umsonst essen, weil ihnen das Geld fehlt. Das wird auch so bleiben. Cengiz wäre stolz zu sehen, dass wir für ihn weitermachen.

SPIEGEL: Was haben Sie in den vergangenen Monaten über das Trauern gelernt?

Asya Uzun: Die Sehnsucht und das Vermissen werden immer stärker. Ich versuche, viel Zeit mit meinen beiden Enkeln zu verbringen. Wir fühlen uns als ihre Verbindung zu ihrem Vater. Meine größte Angst ist, dass sie ihren Vater vergessen könnten, wenn ich eines Tages nicht mehr da bin. Das Bistro werden wir weitermachen, bis mein Mann nicht mehr kann. Danach werden wir es in die Hände von Freunden geben. Cengiz' ganze Liebe, sie ist hier im L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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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EGEL

Mareike Fallwickl

schreibt über

Heterofatalismus

Jon Batiste

veröffentlicht drei

Alben auf einmal

Valeria Gordeev

verrät ihre

Schreibroutinen

»Arschlöcher gegen Nichtarschlöcher«

Die Krimiautorin Tana French über die Unterschiede, die wirklich zählen

VERGANGENHEIT KENNEN - GEGENWART VERSTEHEN

Was Geschichte uns lehrt

JASMIN

LÖRCHNER

EVA-M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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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ses Druckerzeugnis ist mit dem Blauen Engel ausgezeich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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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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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a Fre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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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ücher

Kolumne: Die Masche

Wie funktionieren die Bücher von Caroline Wa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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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

Mareike Fallwickl S.8

Ihre Bücher sind feministische Klassiker.

In ihrem neuesten Werk widmet sie sich

dem Phänomen Heterofatalismus.

Am Schreibtisch mit ...

Valeria Gordeev. Die Autorin verrät ihre Schreibroutinen.

S.10

Sie ist die Königin der irischen Kriminal-literatur. Dabei schreibt sie eigentlich keine Krimis – und ist selbst keine Irin.

Neue Bücher S.12

Eine Liebesgeschichte in Berlin und ein moderner Heimatroman

Bestsellerlisten Hardcover S.14, S. 16

Autorin der Ausgabe: S.15

Hannah Häff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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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lumne: Die Buchtherapie S.17

Anja Rützel liest »We Have Always Lived in the Castle« von Shirley Jackson, ein Buch gegen People Pleasing.

Bestsellerliste

Essen und Trinken S.28

Kolumne: Die Kochprobe S.29

Barbara Supp kocht Rehrücken nach einem Rezept aus »Wilde Zeiten Küche«

Kolumne: Und das soll ich lesen? S.30

Maren Keller und Sebastian Hammelehle debattieren über »Broder« von Dörte Han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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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me & Serien

Die meisten Videotheken machen zu. Wie sich das Videodrom in Berlin gegen diese Entwicklung stem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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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ESSUM

Neue Filme und Serien S.22

Sharon Horgan hadert mit dem Älter-

werden, und Hannah Herzsprung kämpft

gegen ein böses KI-Universum.

Kinoch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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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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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 Batiste

Der Pianist leitete die Hausband der »Late Show with Stephen Colbert«. Jetzt will er auch in Europa berühmt werden.

SPIEGEL-Verlag Rudolf Augstein GmbH & Co.

KG, Ericusspitze 1,

20 457 Ham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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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e Alben

Herausgeber

Rudolf Augstein (1923 bis 2002)

Redaktion Laura Backes, Xaver von Cranach

Chefredaktion

Dirk Kurbjuweit (V.i.S.d.P),

Thorsten Dörting, Cordula Meyer

Gestaltung Helllo – Büro für Gestaltung

Die einen mögen's romantisch, die anderen romanisch.

Leitung Derivate

Dr. Susanne Weingarten

Bildredaktion Philine Gebhardt, Jens Ressing

Titelbild Suze Barrett

Chef vom Dienst Philip Bethge

Schlussredaktion Esther Bloch,

Gesine Block, Birte Kaiser, Sandra Pietsch

Organisation Kathrin Maas

Produktion Stefan Schütt, Katrin Zabel

Herstellung Silke Kassuba, Jan Reeger

Objektleitung Manuel Wessinghage

Anzeigen Britta Ermrich

Anzeigenpreisliste 2026

Mediaunterlagen

www.spiegel.media

Geschäftsführung

Thomas Hass

Druck appl druck GmbH, Wemding

Die nächste Ausgabe von SPIEGEL BESTSELLER erscheint am 27. November.

Krimis, die keine Krimis sind

Belletristik Tana French schreibt fantastische Thriller, die fast ohne Polizisten auskommen – in ihren Büchern hängt es von den Umständen ab, ob ein Mensch zum Mörder wird oder zum Ermittler.

D as Dorf Ardnakelty interessiert sich nicht für die Wahrheit. Ardnakelty sucht nach der Geschichte,

die am besten zu all den anderen passt, die sich die Bewohner des fiktiven Dorfs im Westen Irlands seit Generationen erzählen. Die Version, die am wenigsten für Unruhe sorgt und die Mächtigen in Ruhe lässt. Im Falle des Todes von Rachel Holohan, Bald-Schwiegertochter von Tommy Moynihan, »dem Großkotz des Ortes«, wäre das die Geschichte eines tragischen Unfalls.

Doch nur Stunden nachdem die junge Frau von dem pensionierten Polizisten Cal und seinem Nachbarn aus dem Fluss gezogen wird, schwirren Gerüchte über Suizid und Mord herum: Was verbirgt Rachels Freund Eugene Moynihan? Wieso war Rachel kurz vor ihrem Tod ausgerechnet bei Cals Verlobter Lena, obwohl sich die beiden Frauen kaum kannten? Und was hat es damit auf sich, dass die Moynihans immer mehr Grundstücke kaufen, mit denen sie nichts anfangen können?

Mit dem Roman »Wie ein Fluss durch die Nacht«, der nun in Deutschland erscheint, beendet die Schriftstellerin Tana French ihre Trilogie um den US-amerikanischen Ex-Cop Cal Hoo-per, der im irischen Nirgendwo nach Ruhe und Eindeutigkeit sucht und nichts davon findet. French gehört nach ihrer millionenfach verkauften Serie über die Mordkommission Dublin und ihrem gefeierten Thriller »Der dunkle Garten« zu den erfolgreichsten eng-lischsprachigen Autorinnen. Immer wieder wird sie als Königin der irischen Kriminalliteratur bezeichnet, wobei man durchaus darüber streiten kann, ob ihre Bücher überhaupt Krimis sind – und sie selbst wirklich Irin.

»Meine Bücher sind irisch«, sagt sie zu dieser Frage bei einem Tee im Westbury Hotel in Dublin. In der irischen Hauptstadt lebt sie, seit sie vor mehr als 30 Jahren am Trinity College Englisch und Theater studierte. Geboren ist sie in Vermont, USA, aufgewachsen in Italien, Irland, den USA und Malawi, weil ihr Vater in der Entwicklungshilfe tätig war. Als »third-culture-kid« bezeichnet sie sich selbst, aber mittlerweile auch als »am ehesten noch irisch«.

Durch die vielen Umzüge in ihrer Kindheit sei sie es gewohnt, sich ständig an neue Kulturen anpassen zu müssen und die informellen Regeln von Gemeinschaften zu erkennen, sagt French. Wie viel Abstand die Menschen zueinander halten, welche Witze man macht, wie Ironie funktioniert: Wer immer am selben Ort mit denselben Menschen lebt, nimmt diese Nuancen so wenig wahr wie Fische das Wasser, in dem sie schwimmen.

Tana French hingegen schreibt meisterhafte Kneipendialoge, in denen Cal Hooper und seine Nachbarn sich gegenseitig niedermachen, und erzählt damit, dass der Yankee nach Jahren endlich von den irischen Bauern akzeptiert wird.

Alle Hauptpersonen des Buchs, Ex-Polizist Cal, seine Verlobte Lena und deren Ziehtochter Trey, befinden sich irgendwo zwischen innen und auß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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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 Hauptpersonen des Buchs suchen nach ihrem Standort im undurchschaubaren Beziehungsgeflecht des Dorfs.

suchen nach ihrem Standort im undurchschaubaren Beziehungsgeflecht des Dorfs. Cal ist ein Außenseiter, weil er zugezogen ist. Trey kommt aus einer Familie, die den Nachbarn als Abschaum gilt. Und Lena, die im Dorf geboren und aufgewachsen ist, hat sich selbst ausgeschlossen, weil sie mit all den Geschichten, Gerüchten und Intrigen nichts zu tun haben will. Alle drei stellen im Verlauf der Trilogie fest: So funktioniert das nicht.

Denn mächtigster Protagonist in den

Büchern ist nicht der wohlhabende Angeber und Fabrikangestellte Tommy Moynihan, so gern er das auch wäre, sondern Ardnakelty. Das Dorf. Die Autorin schreibt ihm einen eigenen Charakter zu, als wäre es eine eigenständige Kreatur, mehr als eine Gemeinschaft von Individuen – und als wären die Bedürfnisse des Dorfs nicht gleichbedeutend mit der Summe der Bedürfnisse seiner Bewohner.

So heißt es kurz nach dem ungeklärten Tod von Rachel Holohan über die irische Polizei: »Ardnakelty hat für die Garda keine Zeit. Man wird im Schatten der offiziellen Ermittlungen eigene Nachforschungen anstellen, so diskret und unsichtbar, wie die uralten Wege und Stege unter dem Gewirr der modernen Straßen verlaufen; man wird seine Schlüsse ziehen und der Gerechtigkeit eigenhändig Genüge tun. [...] Die Gemeinde wird einen Sündenbock brauchen und den Stab über der betreffenden Person brechen.«

»Wie ein Fluss in der Nacht« wird in der Krimiabteilung der Buchhandlungen stehen, obwohl Tana Frenchs Werk sich dieser Kategorisierung entzieht. Es wurden schon unzählige Plädoyers dafür geschrieben, Genregrenzen einzureißen, nicht mehr zwischen Belletristik und Literatur und zwischen Krimis und Romanen zu unterscheiden. Zahlreiche Bücher sprengen diese Schubladen. Und trotzdem wird jede Neuerscheinung weiter etikettiert, vom Verlag, vom Buchhandel und von der Kritik. Wie soll es auch anders gehen, aus den 70.000 neuen Büchern jedes Jahr die nächste Lektüre auszuwählen?

Als ihre Hauptpersonen noch Polizisten und Polizistinnen waren, waren Tana Frenchs Bücher auch schon Thriller, Roman und psychologische Charakterstudie in einem. Weil sie es aber zunehmend langweilig fand, die Perspektive derjenigen einzunehmen, die mit Dienstmarken, Durchsuchungsbeschlüssen und DNA-Analysen Ordnung ins Chaos bringen, erfand sie Cal Hoo-per, einen, wie sie sagt, »Ermittler ohne alle Props«, ohne Requisiten also. Erzählerisch orientierte sie sich an Westernklassikern wie »Weg in die Wildnis« von Larry McMurtry. »Ich ließ meine

Tana French: Wie ein Fluss in der Nacht.

S. Fischer;

553 Seiten; 26 Euro.

Krimi-Software auf einer Western-Hardware laufen«, sagt sie.

Cal Hooper ist ein Mann der Tat mit einem zwar eigenwilligen, aber kompromisslosen moralischen Kompass. Obwohl er in Ardnakelty nicht den Hilfssheriff spielen will, findet er sich in dieser Rolle wieder.

Viele klassische Westernmo-

tive passen ihrer Meinung nach

hervorragend nach Irland. Tana

French zählt auf: eine Natur, die

dem Menschen ihren Rhythmus aufzwingt; eine Gemeinschaft, die ihre Regeln selbst macht und Politiker in der weit entfernten Stadt nicht als Autorität anerkennt; das langsame Zerbröckeln einer traditionellen Lebensweise.

Irland unterscheidet sich vom Rest Europas insbesondere durch seine bis heute durch die Kolonialisierung geprägte Mentalität, so sieht es zumindest die Autorin. »Dieses Land scheint immer einen obersten Gebieter zu brauchen. Nach 700 Jahren Herrschaft der Briten ließ es sich von der katholischen Kirche drangsalieren. Jetzt buckeln wir vor den großen Techkonzernen.« Damit spielt sie darauf an, dass viele internationale Unternehmen wegen attraktiver Steuer- und Datenschutzgesetze ihren Sitz in Irland haben. Deren Betrieb riesiger Rechenzentren bedroht die bäuerliche Lebensweise im westlichen Teil des Landes.

Tana French spricht drei Stunden in zitierfähigen Sätzen, auch dann, wenn das Interview in Small Talk übergeht, man sich über Homöopathie und die Coronapandemie unterhält oder die Erziehung von Teenagern. Bei diesen und anderen Themen landet das Gespräch während eines Spaziergangs durch den St. Stephens Green Garden.

In der Stadt und auf dem Land seien die Menschen auf unterschiedliche Art allein, beobachtet die Autorin. In der Stadt könne man sich seine Bekanntschaften aussuchen, die Nachbarn gehörten nicht zwingend dazu. Das könne einsam machen. »In einem Dorf wie Ardnakelty hingegen kann man sich nicht aus dem Weg gehen, jeder hat Kontakt mit jedem. Das kann aber dazu führen, dass niemand über die wirklich wichtigen Dinge spricht«, sagt sie. Generell hält sie die angeblichen Spaltungen der westlichen Gesellschaften für Ablenkungsmanöver. »Stadt gegen Land, Männer gegen Frauen, Einheimische gegen Einwanderer, diese angeblichen Konflikte verdecken nur die eigentliche Trennlinie: Arschlöcher gegen Nichtarschlöcher.«

Klingt erst mal einleuchtend. Doch wer in ihren Büchern diese Trennlinie finden will, hat es auch schwer. Die relevante Frage ist meist weniger, wer gemordet hat, sondern warum. Hunderte Seiten lang erforscht French die inneren Konflikte ihrer Figuren. »Ich schreibe über Menschen, die eigentlich nicht böse sind, die keine Täter sein wollen. Sie geraten an einen Punkt, an dem sie den schrecklichen Akt, jemand anderen umzubringen, für ihre beste Option halten, womöglich sogar für unvermeidbar«, sagt sie. Ihr Job als Schriftstellerin sei es dabei, ihre Charaktere zu verstehen. »Ich darf sie nicht verurteilen, das wäre geschummelt. Ich schulde es meinen Charakteren, an sie und an ihre Sichtweise zu glauben.«

Es ist diese Empathie sogar für Mörder, die Tana Frenchs Romane so besonders macht. In vielen anderen Krimi-Bestsellern sind die Täter abgrundtief böse Serienkiller. Im fiktiven Dorf Ardnakelty sind alle gleichzeitig Ermittler, Opfer und Verdächtige und verweigern sich einem eindeutigen Urteil sogar dann noch, wenn man endlich erfährt, wer getötet 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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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 ist die Empathie sogar für Mörder, die Tana Frenchs Romane so besonders macht.

Romanautoren, so heißt es manchmal, sind entweder Architekten oder Gärtner. Es gibt die, die die ganze Handlung durchstrukturieren, die wissen, wie das Buch endet, bevor sie den ersten Satz formulieren. Und es gibt die, die sich Charaktere ausdenken und erst während des Schreibens herausfinden, wohin sich diese entwickeln. Tana French kennt diese Analogie nicht, sagt aber sofort: »Ich bin eine Gärtnerin.«

So entstand 2007 ihr erstes Buch. Damals arbeitete sie als Theaterschauspielerin, spannende Engagements wechselten sich mit wochen- und monatelanger Leere ab. »Da dachte ich, ich könnte ja mal eine Szene schreiben.« Und dann schrieb sie noch eine und noch eine und noch eine. »Schauspielerei zahlte die Rechnungen nicht«, sagt die heute 53-Jährige. Sie sei vielleicht der einzige Mensch der Welt, der wegen der finanziellen Stabilität das Schreiben begonnen habe. Heraus kam »Grabesgrün«, der Roman, der soeben von der »New York Times« (NYT) zu den 50 besten Thrillern des 21. Jahrhunderts gezählt wurde. Es war der Auftakt einer sechsteiligen Serie – auf der NYT-Liste ist Tana French mit gleich vier Büchern vertreten, so oft wie kein anderer Autor.

Das Originelle an dieser frühen Reihe über die Dubliner Mordkommission: French bleibt nicht an einem einzelnen Ermittler dran und verlässt sich darauf, dass das Interesse an dessen Ehekrise oder Alkoholsucht die Leserschaft zum nächsten und übernächsten Band greifen lässt. Stattdessen ist jedes Buch aus der Sicht eines anderen Polizisten oder einer anderen Polizistin geschrieben. Das Setting bleibt gleich, nur die Blickrichtung ändert sich, und klar, nebenbei gibt es einen neuen Fall, den French elegant mit der Lebensgeschichte und den inneren Konflikten des neuen Ich-Erzählers verwebt.

Die nervige Nebenfigur des vorherigen Bandes wird plötzlich zum Helden oder umgekehrt, und Lesern fällt es zunehmend schwer, die eigenen Sympathien und Antipathien zu sortieren. Genau das will Tana French erreichen. Ihrer Meinung nach ist genau dies die Aufgabe von Kunst: bewusst zu machen, dass andere Menschen die Welt anders wahrnehmen. »Wir alle sind unzuverlässige Erzähler unserer Geschichte«, sagt sie.

Wenn aber jeder seine eigene Sichtweise hat, Autoritäten nichts zu sagen haben und die Wahrheit im Fluss ist: Wer hat dann die Macht, Rachels Tod zu ahnden?

Ohne das Ende der Cal-Hooper-Trilogie vorwegzunehmen, beantwortet ein Rätsel aus der Fantasyserie »Game of Thrones« diese Frage ganz gut. Es geht so: »In einem Raum sitzen drei große Männer: ein König, ein Priester und ein reicher Mann mit seinem Gold. Zwischen ihnen steht ein Söldner, ein kleiner Mann von einfacher Herkunft und ohne großen Verstand. Jeder der Großen befiehlt ihm, die anderen beiden zu töten. »Tu es«, sagt der König, »denn ich bin dein rechtmäßiger Herrscher.« »Tu es«, sagt der Priester, »denn ich befehle es dir im Namen der Götter.« »Tu es«, sagt der reiche Mann, »und all dieses Gold soll dir gehören.««

Die Frage lautet dann: »Wer lebt, und wer stirbt?« Und die Antwort lautet: Die Macht liegt da, wo die Menschen glauben, dass sie liegt.

Barbara Vorsamer

Die Mas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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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e funktionieren die Bücher von ... Caroline Wahl?

Vier Romane in dreieinhalb Jahren, 2,5 Millionen verkaufte Exempla-

re, vor allem an ein jüngeres Publikum gerichtet, das sich der Literatur ansonsten zu großen Teilen verschließt: Wie schafft es Caroline Wahl, dass ihre Bücher so zahlreich gelesen und den Instagram- und TikTok-Feeds für eine Weile vorgezogen werden? Die Antwort liegt vermutlich darin, dass Wahl die Kunst beherrscht, ihre Romanwelten mit den Mitteln des Insta- und TikTok-Feeds zu erschaffen. In drei der vier Bücher tauchen die Leser vom ersten Satz an in das sprunghafte Bewusstsein einer jungen Ich-Erzählerin ein, in die rasante Abfolge ihrer Gedanken und Wahrnehmungen. Eine fugenlose, immersive Lektüre; die gleichförmig dahingleitenden Sätze bilden einen Kosmos, in dem man sich über Stunden und Tage verlieren kann. In der Geschichte der Literatur heißt diese Erzählperspektive seit Arthur Schnitzlers Novelle »Leutnant Gustl« aus dem Jahr 1900 »Bewusstseinsstrom« oder »innerer Monolog«. Wahl hat die Entdeckung gemacht, dass sich die weit über 100 Jahre alte literarische Technik auf produktive Weise mit der gegenwärtigen Praxis des Binge-Scrollings verbinden lässt. Ihren unsteten Ich-Erzählerinnen Tilda, Ida oder Samara aus dem neuesten Buch »1999 Meter über dem Meer« zu folgen, über Hunderte Romanseiten hinweg, erinnert an den alltäglichen Parcours durch Hunderte Kurzvideos, die sich irgendwann zu einem vielstimmigen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vereinen. Welche Partikel enthält der innere Monolog Leutnant Gustls, welche der von Samara, Tilda aus »22 Bahnen« oder Ida aus »Windstärke 17«? Schnitzler formte den Bewusstseinsstrom seiner Hauptfigur aus unmittelbaren Eindrücken, Erinnerungen und Plänen. Das eminent Zeitgenössische an Wahls Literatur besteht darin, dass sich die Streams of Consciousness ihrer Protagonistinnen zum größten Teil aus Medienerfahrungen zusammensetzen. Die Gedankengänge der Hochstaplerin Samara in St. Moritz etwa werden von Google und ChatGPT getragen, von Podcasts, Reels und WhatsApp-Chats. Viele Abhandlungen haben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versucht, den Homo digitalis zu beschreiben, den vollständig durch medial vermittelte Affekte ge-

prägten Menschen. Caroline Wahls Romanen ist diese Beschreibung mit literarischen Mitteln auf anschauliche Weise gelungen. Ist es ein Akt literaturhistorischer Bemächtigung, den simplen, umgangssprachlichen, mit flüchtiger Hand ausgebreiteten Erzählstrom Wahls mit alten, kanonischen Schriftstellern zu vergleichen? Dass die Dinge komplizierter liegen, deutet die Autorin in ihrem Debütroman selbst an. Als Tilda am Ende von »22 Bahnen« im Zimmer von Ivan steht, ihrem bei einem Autounfall verunglückten alten Freund, fällt ihr Blick auf sein altes Bücherregal. Es enthält die großen Namen der Literatur, Tolstoi, Nietzsche, Rilke, »viel Dostojewski, Hesses Demian, Kafka natürlich«, aber auch ein Buch, dessen Bekanntheit nicht ganz in diese Reihe von Klassikern passt, »Schnitzlers Leutnant Gustl«. Mit diskretem Wink grüßt die gegenwärtige Repräsentantin des inneren Monologs den Begründer dieser Technik. Eine kleine intertextuelle Botschaft, die verrät, dass gerade das vermeintlich Leichte häufig besonders aufwendig und besonnen herzustellen ist.

Männer!

Heterofatalismus Die Bestsellerautorin Mareike Fallwickl schreibt den nächsten Roman für ihren »Angry Female Club«. Was lässt sich in dem Buch lernen, was sich nicht auch auf Instagram lernen ließe?

Schriftstellerin Fallwickl: Anders muss nicht besser sein

Angry Female Club« steht auf T-Shirts und Tassen, Stickern und Stoffbeuteln, die der Rowohlt-Verlag über einen Webshop vertreibt. Der Slogan begleitet die Romane der Erfolgsautorin Mareike Fallwickl. Oder begleiten die Romane den Slogan?

Passend zu den Fanartikeln hat Fallwickl jedenfalls ein neues Buch geschrieben, »Haltet euch fest«. Es ist ein Roman rund um eine feministische Modevokabel: Heterofatalismus. Angeblich sind immer mehr Frauen so männermüde, dass sie auf heterosexuelle Beziehungen verzichten. Die verfügbaren Männer, so heißt es auf Social Media und in flankierenden Feuilletontexten, seien zu unzuverlässig und emotional zu unreif, zu konservativ und zu sehr verhaftet in traditionellem Rollendenken, zu toxisch vielleicht auch, zu übergriffig im schlimmsten Fall. Seit #MeToo und Epstein, seit Pelicot und Fernandes, so die These – und vielleicht auch die Hoffnung –, setzen vor allem viele junge Frauen die rosaroten Brillen ab und unterziehen die Liebe einer nüchternen Risiko-Nutzen-Analyse.

»Dann besser keinen«, stand im Mai über einem Essay im »Süddeutsche Zeitung Magazin«. »Is having a boyfriend embarrassing now?«, fragte die britische »Vogue« schon ein halbes Jahr zuvor. »Muss man sich jetzt dafür schämen, einen Partner zu haben?«

Auch Fallwickl erzählt in »Haltet euch fest« von Feministinnen, die nicht mehr daran glauben, dass sich Beziehungsprobleme gemeinsam mit Hetero-Cis-Männern lösen lassen – weil sie die Männer für das Problem halten. Sie erzählt von Feministinnen, die nicht mehr daran glauben, dass es im Leben mit Männern für sie etwas zu gewinnen gibt. Gleichzeitig dreht sich alles im Leben dieser Frauen um Männer – oder um die Abwesenheit dieser Männer. Sie sind auch als Leerstelle omnipräsent.

Es geht zunächst um Sigrid und Frieda, die sich Ende der Siebzigerjahre zufällig in einem Krankenhaus begegnet sind, die sich sofort erkannt und gefunden haben, weil sie beide verletzte Ehefrauen waren, beide mit Schlägern verheiratet. Sigrid und Frieda haben ihr Leben gemeinsam in die Hand genommen, sich der Männer entledigt und eine Wahlfamilie gegründet, die inzwischen mehrere Generationen umfasst.

Zentrum des Romans ist »das Haus«, in dem alle Figuren leben oder mal gelebt haben, eine Utopie aus Stein, in der geteilte Elternschaft und neue Formen der Liebe jenseits der heteronormativen Kleinfamilie erprobt werden. Zur zweiten Generation gehören Mama Lena und Mama Charlotte, beste Freundinnen in einer »queerplatonic Relationship«, dazu Papa Paul und Papa Jerome, ein schwules Paar. Gemeinsam haben sie für die Kinder der dritten Generation gesorgt, darunter leibliche, aber auch etliche Pflegekinder. »Das Haus« bietet allen Zuflucht vor den patriarchalen Zumutungen draußen.

Fallwickl springt hin und her zwischen den Figuren und den Zeiten, aus dem Jahr 1978 ins Jahr 2026 ins Jahr 1992, immer weiter, hin und her, vor und zurück, ins Jahr 2003, ins Jahr 1996, ins Jahr 1984. Die Zeitsprünge verrätseln eine Geschichte, die so rätselhaft eigentlich nicht ist, sie behaupten eine Komplexität, die es nicht gibt. Denn so ambitioniert die Dramaturgie auch sein mag – ideologisch ist der Roman stets wohlgeordnet.

Ihre Figuren spielen Fragen durch, die sich manch progressive junge Frau heute mit einigem Recht stellt: Warum heißt eine Single, selbst wenn sie zehn enge Freundschaften pflegt? Warum ist Kuscheln reserviert für Paarbeziehungen? Und warum werden nur solche Menschen Lebenspartner genannt, mit denen man ein Bett teilt? Dient es vielleicht dem sogenannten Patriarchat, dass die Zuneigung zwischen platonischen Freundinnen nicht als Liebe gilt?

Ja, in den Köpfen von Fallwickls Figuren sieht es manchmal aus wie auf einem feministischen Instagram-Account. Sie denken und dozieren im Jargon soziologischer Erstsemesterinnen über »Machtgefälle« und »Care-Arbeit«, über »emotionships« und »Freundinnenschaft«, über »Heterofatalismus« und »Solomutterschaft«.

Manchmal schlägt das Funken, etwa wenn eine erschrocken bemerkt, dass sie und ihre Freundinnen an Männern genau das mögen, was sie am meisten an ihnen fürchten: »starke Hände, Körpergröße, ihr Gewicht auf uns«. Manchmal sagen die Figuren auch schlaue Sätze, empowernde Aphorismen: »Jungs wird beigebracht, jemand zu werden, und Mädchen wird beigebracht, jemanden zu finden.« Oft aber spuken so viele Ideologien durch die Köpfe der Figuren, dass es knirscht wie im Gebälk des alten Hauses, das sie bewohnen.

Kinder aus Regenbogenfamilien, sagt eine Figur, wüchsen in dem Bewusstsein auf, dass ihr Leben nicht ihnen allein gehöre, dass es für etwas Größeres stehe und symbolischen Wert habe. Die Beobachtung ist interessant, bringt aber das Problem auf den Punkt, das Fallwickl auch mit ihren Figuren hat und letztlich mit ihrem Roman: Sie stehen für etwas Größeres. Genau das macht sie als literarische Figuren klein.

Zur dritten Generation gehört Luzia, eine Theaterregisseurin, die ausschließlich feministische Stoffe auf die Bühne bringt, so wie Fallwickl feministische Romane schreibt. Luzias Jugendfreundin Marle trifft einen Typen nach dem anderen, weil sie ein Baby will, aber sie zieht nur Nieten in der Dating-Lotterie, postet auf Social Media kleine Videos mit ihren Liebespannen und erleidet einen »Dating-Burn-out«. Sie überlegt, eine »Single Mum by Choice« zu werden, also allein ein Kind via Samenspende zu bekommen, nicht nur mehr oder weniger allein zu umsorgen, so wie immer noch viel zu viele Mütter in Paarbeziehungen. Luzia rät ihr zu. Wenn sie

ohne Mann Mutter werde, so die Logik, bleibe ihr das Gefühl erspart, vom Vater des Kindes im Stich gelassen zu werden.

Nicht nur diese Episode zeigt, dass das Thema des Romans topaktuell ist, das soziologische Phänomen im Hintergrund hochinteressant. Aber was lässt sich lesend lernen, das sich nicht auch in einem populären Sachbuch lernen ließe – oder auf Instagram? Worin liegt der intellektuelle Mehrwert des Romans? Und worin der ästhetische?

Mareike Fallwickl: Haltet euch fest. Rowohlt Hundert Augen; 432 Seiten; 24 Euro.

Fallwickl hat einen Ideenroman geschrieben, der einen leider zu selten auf neue Ideen bringt, weil sie zu viel erklärt und zu wenig erzählt. Weil sie es zu selten riskiert, die Ideen kleinen Irritationen auszusetzen. Weil sie zu wenig Sinn entwickelt für die Ambivalenzen, die Paradoxien und Dilemmata des Phänomens, das wir Liebe nennen. Denn natürlich gibt es gute Gründe dafür, sich dem »Romantikdiktat« zu widersetzen, das die Soziologin Andrea Newerla einmal in einem klugen Sachbuch beschrieben hat.

Aber zur Wahrheit gehört auch, dass das Begehren oft rückständiger ist als das politische Bewusstsein, dass sich die erotische Anziehung nicht immer an Ideologie und Gerechtigkeit hält. Und so lässt sich das romantische Ideal nicht einfach ablegen wie ein altes Kleidungsstück, das aus der Mode gekommen ist.

Die Gesellschaft brauche neue Narrative platonischer Liebe, »damit die Menschen eine Vorstellung davon bekommen, wie wir leben könnten«, sagt eine Fallwickl-Figur. »Je öfter wir diese Geschichten erzählen, je größer wir sie erzählen, umso normaler werden sie.« Geht es auch Fallwickl nur darum: mehr Sichtbarkeit für ein Lebensmodell? Ist der Roman ein Marketingvehikel für eine politische Idee? Agitprop für den »Angry Female Club«?

Zwischendurch drängt sich der Verdacht auf. Am Ende aber, auf der Zielgeraden, mutet Fallwickl ihren Leserinnen dann doch etwas mehr zu als in den beiden Vorgängerromanen, »Die Wut, die bleibt« und »Und alle so still«. Denn die Utopie des Romans bekommt unerwartet Brüche, die Botschaft: Liebe kann viele Formen annehmen, auch

unkonventionelle, auch völlig neue. Aber das bedeutet nicht, dass diese neuen Formen stabiler sind als die alten.

Anders ist nicht schlechter, klar, aber anders muss auch nicht besser sein.

»Haltet euch fest« heißt der Roman. Am Ende aber geht es wie in jeder Liebesgeschichte darum, auch loslassen zu können, wenn sich das Festhalten nicht mehr richtig anfühlt.

Tobias Becker

Eine wahre

Schatzgr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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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schönsten und inspirierendsten Fundstücke aus dem Notizbuch des Gastgebers der »NDR Talk Show«

Huber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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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B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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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 Schreibtisch 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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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ann stehen Sie an einem normalen Arbeitstag auf?

Am liebsten im Dunkeln, wenn alles um mich herum noch schläft. Ich stelle mir aber keinen Wecker. Idealerweise zieht es mich gleich an den Schreibtisch. Wenn nicht, schlafe ich weiter.

2. Haben Sie eine feste Schreibzeit?

Sehr früh am Morgen, an einem guten Tag ab fünf Uhr, bis ich müde werde. Ich erzwinge aber nichts. Wenn es nicht klappt, höre ich frühzeitig auf. Ich quäle mich nicht gern.

3. Beginnen Sie Ihren Tag am Schreibtisch gewöhnlich damit, bereits Geschriebenes zu redigieren, um warm zu werden, oder schreiben Sie sofort etwas Neues? Wenn mich akut eine Idee umtreibt, etwas Neues. Wenn nicht, redigiere ich, dann kommen die

Ideen schon. Wobei es immer damit anfängt, dass ich mir meinen Text vorlese. Und ich redigiere übrigens gern, das ist doch eine schöne Sache.

4. An welchem Computer arbeiten Sie?

Einem refurbished MacBook Pro.

5. Welche Schrift, welche Schriftgröße und welchen Zeilen-abstand verwenden Sie?

Times, 11,5 Punkt Schriftgröße. Zeilenabstand: 22 Punkt. Großer Rand. Keine Typewriter-Schriftarten, für mich ein Grauen.

6. Redigieren Sie auf dem Bildschirm oder auf dem Ausdruck?

Am Bildschirm, leider. Für den Copyshop fehlt es mir in der Regel an Zeit, vor allem vor einer Abga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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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aben Sie noch einen Lieblingsstift?

Druckleistifte und Kugelschreiber mit dünner Minenspitze. Ein guter Kugelschreiber ist etwas Feines.

8. Wo schreiben Sie am liebsten?

In der Ruhe eines Arbeitszimmers, zu Hause oder an anderen Orten. Ich bin sehr gern unter Menschen, nur bei der Arbeit nicht. Ich brauche die Einsamkeit mit meinen Gedan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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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Was muss auf Ihrem Schreibtisch immer griffbereit und funktionsfähig sein?

Schmierzettel und Lampen aller Art, es muss sehr hell sein.

10. Was essen und trinken Sie während des Schreibens?

Bananen und Kaffee, Äpfel, Nüsse, Mineralwasser, 99 Prozent kakao-haltige Schokolade, Datteln, getrocknete Aprikosen. Am liebsten aber das, was vom Vortag noch in Töpfen auf mich wartet (wie heute Morgen eine gefüllte Paprika-schote).

11. Wenn Sie an einem längeren Werk arbeiten: Strukturieren Sie zuerst ein Kapitel oder das ganze Buch, bevor Sie mit dem eigentlichen Text beginnen, oder schreiben Sie einfach drauflos?

Heikles Thema. Es ist schon so, dass ich alles im Kopf haben muss. Auf dem Papier wird die Planungsarbeit sonst leider zu einer Ersatzhandlung. Dann endet es mit den schönsten Übersichtsdarstellungen, die ich niemals wieder betrachten werde. Ins Schreiben komme ich übers Schreiben.

12. Nehmen Sie sich für jeden Schreibtag ein genau festgelegtes Pensum vor, eine bestimmte Anzahl von Zeichen oder Wör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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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eria Gordeev

Das funktioniert bei mir nicht, und ich verstehe auch nicht, wie das bei anderen funktionieren kann. Ich schreibe so lange und viel, wie ich noch interessiert bin. Für Pflichtarbeit eigne ich mich leider überhaupt nicht, zumindest nicht, was das Schreiben angeht. Sobald mein Interesse weg ist und ich rausrutsche, verstehe ich auch meinen Text nicht mehr.

13. Beenden Sie Ihren Arbeitstag eher, wenn der Text stockt, oder, wie es Billy Wilder empfahl, an einer Stelle, an der Sie am nächsten Tag sofort wissen, wie es weitergeht?

Unvernünftigerweise meist dann, wenn ich nicht mehr weiterkomme. Billy Wilder hat allerdings recht.

14. Wem lesen Sie aus einem entstehenden Text vor?

Mir selbst, murmelnd in Gedanken oder per Text-to-Speech. Später auch meinem geliebten Freund, dem Schriftsteller Franz Friedrich.

15. Wie kommen Sie zu den Eigen-

namen Ihre Figuren?

Wenn ich das wüsste. Wah-

scheinlich kommen sie zu mir?

Meistens gefallen mir die Namen

nicht mal besonders. Man sucht

sich seine Namen eben nicht selbst

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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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Fällt es Ihnen leichter, aus der eigenen Erfahrung und Erinnerung zu schreiben oder zu erfinden?

Das kann ich nicht trennen. Wenn ich etwas erfinde, habe ich zuerst eine konkrete Vorstellung und erinnere mich beim Schreiben daran. Das Erinnern wiederum ist ganz klar auch ein Erfin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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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Wie wichtig ist Fantasie für Ihr Schreiben?

Ab einem bestimmten Punkt muss ich mich in dieser Hinsicht sehr zurückhalten, sonst bläht sich alles zu sehr auf, wird nervig und zugestellt, und selbst ich finde mich nicht mehr zurecht. Aber natürlich ist sie sehr wichtig neben Geduld und Zuversi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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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Müssen Sie sich manchmal eingestehen, dass Sie bestimm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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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tten des literarischen Handwerks einfach nicht beherrschen?

werks einfach nicht beherrschen?

Wahrscheinlich müsste ich das, aber ich glaube sehr an die Fähigkeit zu lernen. Wenn ich herausfinde, was aus welchen Gründen nicht funktioniert, kann ich es auch ändern. Oder ich muss mir eingestehen, dass eine Idee in meiner gewählten Form grundsätzlich nicht zu bewerkstelligen ist, weil Idee und Form sich zum Beispiel widersprechen. Es ist enorm wichtig, eigene Fehler erkennen zu kön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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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Was können Sie dagegen Ihrer Ansicht nach besonders gut?

Ich kann mir Situationen und Merkmale relativ leicht bildhaft vorstellen, ein sehr hilfreiches Tool, das vermutlich aus meiner Arbeit als Illustratorin stammt. Und ich langweile mich schnell, das ist auch ein Vorte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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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Haben Sie Angst, sich zu wiederholen oder stilistische Manierismen zu entwickeln? Wenn ja, welche?

Angst habe ich vor starren, rhythmischen Strukturformen. Wenn der Rhythmusvirus einmal zugeschlagen hat, ist es extrem schwer bis unmöglich, da wieder rauszukommen. Das ist wirklich furchterregend.

21. Schreiben Sie eigentlich gern?

Ja!

Neue Bücher

R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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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e soll ich das alles aushalten?

Dana Vowinckel: Anton und Alma.

Suhrkamp; 542 Seiten; 26 Euro.

\- Der Berliner Autorin Dana Vowinckel gelingt mit ihrer Liebesgeschichte über »Anton und Alma« eine literarische Sensation. Alma, die Erste aus ihrer ostdeutschen Familie, die studiert, und Anton, ein jüdisches Akademikerkind, beide Mitte zwanzig, sind auf der Suche nach einem Platz im Leben. Sie verlieben sich, trennen sich, kommen wieder zusammen, finden zu sich selbst, schmieden Zukunftspläne. Vowinckel zeichnet alle ihre Figuren lebendig und liebenswert verschroben, neurotisch, versehrt. Was »Anton und Alma« so wertvoll macht: Es ist ein gegenwärtiges, auch politisches Buch, es erzählt nicht nur von der großen Liebe, sondern auch vom Zustand der Welt – es geht um Corona, Antisemitismus, den 7. Oktober –, und es scheut sich nicht, die ganz großen Fragen zu stellen: Woher komme ich, wohin gehöre ich, was will ich hier und vor allem: Wie soll ich das alles aushalten? Zum Ende dieses aufwühlenden Romans findet sich der Versuch einer Antwort: »Man erzählte sich Geschichten, weil Geschichten immer irgendwie tröstlich zu Ende gingen, weil das Gute über das Böse siegte, weil man überlebte, indem man sich sagte, mein Leben ist nun einmal so, ich muss das Schlimme überwinden und verarbeiten, damit ich wieder zum Schönen kommen kann.« Katharina Stegelmann

Sachb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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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f dem silbernen Tablett serviert

Philipp Ruch: Der Rückfall: Der rätselhafte Triumph der NSDAP am 14. September 1930. Heyne; 415 Seiten; 24 Euro.

\- Als Leiter des Zentrums für Politische Schönheit (ZPS) hat Philipp Ruch in der Vergangenheit allerlei Aktionen verantwortet, die entweder für Begeisterung oder für Entsetzen sorgten – bestenfalls für beides. Immer wieder tritt er auch mit Büchern in Erscheinung. In »Der Rückfall« untersucht Ruch, wie »der rätselhafte Triumph der NSDAP am 14. September 1930« möglich gewesen ist. Damals schafften es die Nationalsozialisten, die Zahl ihrer Abgeordneten im Reichstag von 12 auf 107 zu erhöhen. Wie konnte aus einer sektiererischen Splitterpartei über Nacht ein echter Machtfaktor werden? Wie war »Der Rückfall«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autoritäre Verhältnisse möglich? Ruch liefert viele Hypothesen und breitet nebenbei das ganze Panorama der Zeit vor uns aus. Als Historiker flaniert er durch die nur scheinbar stabile Republik, liest Zeitungen und Biografien, studiert Plakate an Litfaßsäulen. Nazis? Rüde »Keulenschwinger«. Hitler? Ein Hallodri mit Weibergeschichten. In der öffentlichen Meinung gilt die ganze Bewegung als »dumm, verrannt, böswillig«. Die Macht wurde von der NSDAP nicht erkämpft. Sie wurde ihr ohne Not auf dem silbernen Tablett serviert – von einer selbst nach rechts gerückten Mitte der Gesellschaft. Arno Frank

Schriftstellerin Bazyar

Dorfr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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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bedeutet Heimat?

Shida Bazyar: Die Lücken.

Kiepenheuer & Witsch; 512 Seiten; 25 Euro.

\- Fast 100 Jahre Leben passen in dieses Heimesbach. Als Shida Bazyars Roman »Die Lücken« in den Zwanzigerjahren beginnt, ist der Ort im Hunsrück noch klein. Er wächst, Familien bauen sich Existenzen auf, Kinder werden geboren. Doch plötzlich verschwinden Menschen. Eine NSDAP-Ortsgruppe entsteht, jüdische Nachbarn werden ausgegrenzt, vertrieben, ermordet. Bald ist man hier stolz darauf, »judenfrei« zu sein. Welche Erinnerungen bleiben, welche Geschichten werden erzählt und welche verschwiegen? »Die Lücken« ist ein Roman über die deutsche NS-Vergangenheit – und darüber, was eine Gesellschaft aus dieser Vergangenheit macht. In 46 Kapiteln wechseln Zeiten, Perspektiven und Figuren so oft, dass einem fast schwindelig wird. Zusammengehalten wird der Roman von einer Ich-Erzählerin, einer ehemaligen Bewohnerin Heimesbachs, die längst tot ist. Wie eine Fliege an der Wand bewegt sie sich durch Zeiten und Erinnerungen. Bazyar bevölkert Heimesbach mit alteingesessenen Familien, jüdischen Nachbarn, NSDAP-Anhängern und Mitwissern. Da sind Lore und ihre Freundin Johanna, die Jüdin ist, bis Johanna irgendwann nicht mehr da ist und Lore beschließt, nichts gesehen und nichts gehört zu haben. Jahrzehnte später kommen Azad und Asrin aus Iran nach Heimesbach. Sie bauen sich ein neues Leben auf, bekommen Kinder. Ob dieser Ort auch Heimat werden kann, ist eine andere Frage. Miriam Am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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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schich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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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mmelbild mit Jesus

Moritz Aisslinger: Im Jahr Null. Rom, Ägypten und ein Prophet in Palästina. Propyläen; 400 Seiten; 25 Euro.

\- »Keine Atempause, Geschichte wird gemacht« ist ein Slogan aus der deutschen Popgeschichte der Achtzigerjahre, der offenbar schon zwei Jahrtausende zuvor galt. Das sehr unterhaltsame Buch »Im Jahr Null« handelt davon, was sich in den Jahren um den Anfang der christlichen Zeitrechnung im Weltreich der Römer, in China und in Mexiko ereignete – und in Nahost. Moritz Aisslinger, im Hauptberuf Reporter bei der »Zeit«, führt sehr anschaulich vor, wie das Geschichtenerzählen und die Geschichtsschreibung einander bedingen. Schlaglichtartig erzählt er vom Schicksal berühmter und unbekannter Menschen und erklärt nebenbei, dass jeder Kalender und jede Zeitrechnung völlig undramatisch funktionieren. »Die Zeitenwende ist kein Ereignis,

kein Millennium, sie ist vielmehr eine Erzählung der Nachkommen, die eine Kerbe in den Stamm der Geschichte ritzen und danebenschreiben: Hier, genau hier«, liest man in seinem Buch. Natürlich wird in »Im Jahr Null« berichtet von einem Propheten namens Jesus, der in Palästina Anhänger um sich schart. »Jesus ist weder Arzt noch Zauberer, er ist Wunderheiler und Exorzist. Das macht ihn noch lange nicht einzigartig«, schreibt Aisslinger einmal. Es gibt im Präsens geschriebene, sozusagen live kolportierte Berichte aus der von einer Million Menschen bewohnten Stadt Rom, aus Mauretanien, von den Friesen an der Nordsee und aus dem Exil des Dichters Ovid am Schwarzen Meer. Aisslingers Buch benutzt das Erfolgsrezept von populären Büchern wie »1913« oder »Ostende, 1936, Sommer der Freundschaft«. Deren Autoren Florian Illies und Volker Weidermann haben gebildet und mit Mut zur Hinzudichtung im Detail das Verhalten mehr oder weniger berühmter Menschen in wichtigen historischen Situationen geschildert. Hier passiert es im Breitwandformat. Es entsteht eine Art Wimmelbild aus Liebesgeschichten, Aufständen, Machtkämpfen und religiöser Missionsarbeit. Und was lernen die Leserinnen und Leser? Die wichtigste Lektion könnte lauten: Die Welt zu Beginn der christlichen Zeitrechnung war ein manchmal grausamer, aber oft faszinierender Ort, der sich in vielen Details erstaunlich wenig von unserer Gegenwart unterschied. Wolfgang Höbel

Bestseller Belletristik (Hardcover)

Blanvalet; 26 Euro

Ein Toter in Scarborough! Das kann nur der sechste Band mit Detective Inspector Kate Linville s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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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örte Hansen: Broder

Penguin; 26 Euro

Ist Dörte Hansen eher ein Reiher oder eher ein Pfau? Seltsame Frage. Die Antwort finden Sie vielleicht auf Seite 30 in diesem H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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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Nele Neuhaus: Alles wird Asche

Ullstein; 26 Euro

Eine Tote im Taunus! Das ist dann wohl der zwölfte Band (!) für das Kommissarenteam Bodenstein-Kirchh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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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ana Vowinckel: Anton und Alma

Suhrkamp; 26 Euro

Wow. Dieses Buch wird in den Feuilletons gefeiert, steht auf der Shortlist für den Deutschen Buchpreis und auf dieser Liste. Gibt's eigentlich gar ni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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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hida Bazyar: Die Lücken

Kiepenheuer & Witsch; 25 Euro

Korrigiere: Gibt es sogar zweimal gerade. Und bei beiden Büchern kann man sagen: alles völlig verd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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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aroline Wahl: 1999 Meter über dem Meer Rowohlt; 24 Euro

Eine Bestsellerautorin, die manche für erfolgreicher halten, als es ihr gebührt, schreibt einen Roman über eine Hochstaplerin. Muss man sich auch erst mal trau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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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ven Regener: Frankie und Freddie Galiani; 24 Euro

Zwei Brüder. Eine verlorene Tasche. Die Achtziger.

West-Berlin. Klingt irgendwie nach dem Sänger der Band

Element of Crime. Ach ja, der schreibt ja auch Bü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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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Jan Weiler: Das Vogelhaus

Heyne; 24 Euro

Jemand »reist in die Heimat und damit in seine Vergangenheit«. Nun ja. Ist eigentlich immer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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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Ilona Andrews: This Kingdom Will Not Kill Me Carlsen; 26 Euro

Angeblich enthält dieses Buch die Tropes: Portal Fantasy/Isekai, Found Family, Slow Burn, Reluctant Hero, Secret Identity. Und als Bonus: einen »Schwertkämpfer mit stechendem B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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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llen Levi: Theo in Golden Piper; 26 Euro

Die Überraschung des Jahres aus den USA. Vom Selbstverlag an die Spitze der Bestsellerlisten. Es geht um Großzügigkeit und Freundlichkeit in der Kleinstadt. Klingt nach Mär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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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Heinz Strunk: Memories of Heidelberg Rowohlt; 23 Euro

Großzügigkeit und Freundlichkeit in der Kleinstadt sind so ungefähr das Gegenteil dessen, was Heinz Strunk interessiert. Bei ihm wird selbst ein fehlender Stein im Kopfsteinpflaster zum zwischenmenschlichen Abgr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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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Maja Lunde: Die Donnerkönigin btb; 22 Euro

Maja Lunde wurde mit einem Roman über Bienen berühmt. Mittlerweile schreibt sie über Jahreszeiten. Dieses ist die Herbstgeschich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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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Hannah Häffner: Die Riesinnen Penguin; 24 Euro

Der Versuch, den Heimatroman neu zu denken. Man muss auf jeden Fall zugeben: Das Unterfangen ist ambitioni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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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Saskia Louis: Where Colors Die

Nova MD; 24 Euro

Zugegeben: Das Wort »Dilogie« war mir bislang unbekannt. Dieses Buch ist der Auftakt zu e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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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Ruth-Maria Thomas: Die zweitgrößte Liebe dtv; 24 Euro

Zwei Menschen lieben sich. Aber kommen aus unterschiedlichen Welten. Alte Geschichte. Neues B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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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Beatrix Gerstberger: Hummerjahre dtv; 23 Euro

Nach den »Hummerfrauen« kommen jetzt die »Hummerjahre«. Ist das schon eine Dilog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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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Vanessa Gö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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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Atkins und die Bibliothek der Träume Vani; 28 Euro

»Manche Bücher liest du nicht. Manche Bücher lesen dich«, heißt es hier. Klingt übergriffig! Allerdings: Romane, die in Bibliotheken spielen, sind prinzipiell zu begrüß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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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Klaus-Peter Wolf: Onkel Warfsmann und das Meer Fischer; 16 Euro

Ein Toter in Ostfriesland? Nein. Der Autor schreibt ausnahmsweise keinen Krimi dieses Mal. Sondern eine berührende Geschichte über seinen Onk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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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Caro Claire Burke: Yesteryear

Heyne; 24 Euro

Das Buch des Jahres, wenn man nach den Kriterien der Aufmerksamkeitsökonomie geht. Tun wir aber ni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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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Becca S. Hale: Symphony of the Sinner Fischer Tor; 24 Euro

Dies ist der »Auftakt des Demon Duet«. Bleibt nur die Frage: Was unterscheidet ein Duett von einer Dilogie?

Auf Platz 13: Was ist ein gutes Buch? Wenn man sich nicht gerade beruflich mit Literatur beschäftigt, ist die Antwort meist gar nicht so kompliziert: Ein gutes Buch ist so spannend, packend oder unterhaltsam, dass man am liebsten jeden Abend weiter darin lesen würde. In diesem Sinne hat Hannah Häffner mit »Die Riesinnen« ein gutes Buch geschrieben. Die drei Hauptfiguren Liese, Cora und Eva wachsen alle im Schwarzwald auf und passen nicht so recht ins Dorfleben. Liese träumt davon, einmal in die große Stadt zu fahren. Ihre Tochter Cora reist nach der Schule per Interrail durch Europa, die Enkelin Eva zieht nach dem Abitur schon ganz selbstverständlich nach Stuttgart. Am Ende landen aber auch Cora und Eva wieder in ihrem Heimatdorf. Denn nur weil sich Träume erfüllen, lebt man noch lange kein erfülltes Leben.

Bestseller Sachbuch (Hard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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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harles Spencer: Swan Song

Penguin; 28 Euro

Das Buch von Princess Dianas jüngerem Bruder hat auch den Königspalast aufgeschrec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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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anfred Lütz: Churchills Augen

Kösel; 22 Euro

MANFRED LÜTZ

Wenn die Welt zum Irrenhaus wird, werden Psychiater zu Stars. Der Bestsellerautor erklärt, warum Psychologie über die Zukunft der Menschheit entscheid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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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atthias Brandt: Nein sagen

Kiepenheuer & Witsch; 16 Euro

Der Kanzlersohn hält ein Plädoyer für den Widerstand gegen Demokratiefei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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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aniele Ganser: Kampf der Giganten Westend; 32 Euro

Der umstrittene Historiker und selbst ernannte Friedensforscher macht sich einen Reim auf die aktuelle Geopolit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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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nnette Dittert: Dear Britain

DuMont; 24 Euro

Wie hat der Brexit die Briten verändert? Die langjährige Londonkorrespondentin der ARD legt das Land und seine Bewohner auf die Co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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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onchi: Jenseits der Brandmauer

Kiepenheuer & Witsch; 20 Euro

Der Punkmusiker, Sänger der Band Feine Sahne Fischfilet, kehrt an einen Ort zurück, von dem andere Linke flüchten: die ostdeutsche Provi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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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orsten Sträter: Mach mal das große Leselicht an Ullstein; 20 Euro

Der Comedian hat zuletzt in Interviews über seine Krebs-erkrankung gesprochen. Hier erzählt

er komische Geschichten aus seinem Le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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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Biyon Kattilathu: Der Positive-Gedanken-Trick Kailash; 22 Euro

Vielleicht liegt Achtsamkeit im Trend, weil sich alle so gestresst fühlen in der Multikrise der Gegenwart. Vielleicht sind aber auch alle gestresst, weil Achtsamkeits-coaches wie dieser ihnen auf den Keks ge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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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Freddie Mercury, Mary Austin: Ein Leben in Songs C. H. Beck; 38 Euro

Die Autorin erinnert sich an ihren Ex-Verlobten, den Queen-Sänger, der ihr nach seinem Tod sein Haus und sein künstlerisches Archiv vermach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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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Konstantin Richter: Dreihundert Männer Suhrkamp; 30 Euro

Der Journalist erzählt die Geschichte der Macher und Magnaten hinter der sogenannten Deutschland AG, die die Unternehmenskultur in der alten BRD präg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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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Marianne Koch: »Mutig sein!« – Erinnerungen an abenteuerliche 95 Jahre

dtv; 22 Euro

Die frühere Filmschauspielerin und Fernsehärztin blickt zurück auf die Abenteuer ihres Leb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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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Florian Illies: Träume aus Feuer

Pfaueninsel; 20 Euro

Der Bestsellerautor schreibt die Geschichte eines Mannes auf, der Geschichte geschrieben hat: die des Berliner Alchemisten Johannes Kunck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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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Hubertus Meyer-Burckhardt: Das Buch meines Lebens haben Klügere geschrieben Heyne; 20 Euro

Der Gastgeber der »NDR Talkshow« öffnet sein Notizbuch mit lebensklugen Sätzen und Zitaten, die ihn inspiriert und glücklich gemacht ha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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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Laura Malina Seiler: Zurück zu Dir

Malia; 18 Euro

Die Autorin mag Matcha Latte und arbeitet als »Spiritual Life Coach«. In diesem Buch erzählt sie von Liebe und Selbstfind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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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lke Heidenreich: »Ach, eine Fanfare!« Hanser; 26 Euro

Es gibt miesepetrige Rezensenten, die an allen Büchern etwas zu nörgeln haben. Und es gibt Elke Heidenreich, die bedingungslos Liebend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krit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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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Carolin Emcke: Was zählt ein Mensch? S. Fischer; 24 Euro

Die große Predigerin der deutschen Publizistik wirbt für mehr Empathie für alle Opfer des Nahostkonflik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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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Philipp Ruch: Der Rückfall

Heyne; 24 Euro

Wie gelang der NSDAP 1930 der Aufstieg zur Massenpartei? Und was lässt sich daraus für den Umgang mit der AfD lernen? Der Aktionskünstler zieht Paralle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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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Marieke Reimann: Zweite Wende Rowohlt; 22 Euro

Die Journalistin, geboren in Rostock, plädiert mithilfe autobiografischer Anekdoten für einen neuen, unvoreingenommenen Blick auf Ostdeutsch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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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Rüdiger Safranski: Die Vierte Kränkung Hanser; 22 Euro

Haben sich die Ideen des Humanismus überlebt? Der Philosoph denkt mit wachem menschlichen Verstand über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n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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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Jakob Schwerdtfeger: Punkt Punkt Komma Strich, fertig ist die Kunstgeschicht'

dtv; 25 Euro

Der Stand-up-Comedian, einst beschäftigt im Frankfurter Städel Museum, entstaubt die Kunstgeschichte.

Anja Rützel liest ein Buch gegen ... People Pleasing

E s gehört zu den bizarreren Verrenkungen des Soziallebens, dass Menschen bisweilen ausgerechnet von

schen bisweilen ausgerechnet von jenen Mitkreaturen gemocht werden möchten, die sie selbst nicht ausstehen können. Man hat keinerlei Interesse an einem gemeinsamen Abendessen, möchte aber doch bitte eingeladen werden. Man hofft inständig, einer bestimmten Person nicht zufällig zu begegnen, wenn man in ihrer Wohngegend unterwegs ist, wäre aber gekränkt, wenn sie einen auf der Straße nicht grüßte. Eigentlich wäre offene, gegenseitige Abneigung die einfachste Lösung, doch so simpel arbeitet das menschliche Ego nicht. Womöglich geht es dabei oft um Deutungshoheit: Schwer erträglich ist nicht unbedingt, dass jemand einen nicht mag, sondern dass er sich dabei vielleicht auf eine Version der eigenen Person bezieht, die man selbst für vollkommen verfehlt hält. Mary Katherine Blackwood, genannt Merricat, hat dieses Problem nicht. Die 18-jährige Erzählerin in Shirley Jacksons Roman »We Have Always Lived in the Castle« legt keinerlei Wert darauf, von den Menschen ihres Dorfes gemocht zu werden. Ihre Sympathie zu gewinnen, käme ihr vermutlich sogar wie eine Niederlage vor. Merricat lebt mit ihrer älteren Schwester Constance und ihrem kranken Onkel Julian abgeschottet im großen Haus der Familie Blackwood. Der Rest der Familie ist sechs Jahre zuvor bei einem Abendessen gestorben, nachdem jemand Arsen in den Zucker gemischt hatte. Constance wurde des Mordes angeklagt und schließlich freigesprochen, gilt im Dorf aber weiterhin als Täterin. Wenn Merricat einkaufen geht, starrt man sie an, tuschelt über sie, die Kinder verfolgen sie mit einem Spottreim. Nun könnte Merricat gefallbedürftig versuchen, den Eindruck zu korrigieren, den das Dorf von ihr und ihrer Familie hat. Sie könnte ausgesucht höflich sein und Verständnis dafür entwickeln, dass mehrere Tote beim Abendessen die nachbarschaftliche Unbefangenheit beeinträchtigen. Doch Merricat wünscht den Dorfleuten lieber den Tod. Als therapeutische Intervention gegen allzu großes Beifallsbedürfnis ist das gewiss etwas beherzt. Stark verdünnt hat ihre Haltung dennoch einen gewissen Gebrauchswert. Im Kontrast zu Merricat erscheint People Pleasing plötzlich als eigentümliche Form der Selbstüber-

schätzung: als Annahme nämlich, für das Bild, das in fremden Köpfen von einem kursiert, mitverantwortlich zu sein. Merricats Handlungen sind, vorsichtig und spoilerfrei formuliert, nicht in jeder Lebensfrage zur Nachahmung empfohlen. In ihrer kompletten Verweigerung, sich gefällig zu geben, ist sie inspirierend, weil sie fremde Gefühle zuverlässig als fremdes Eigentum und darum auch als Problem anderer Leute erkennt. Das bedeutet nicht, dass sie besonders souverän wäre, und ihre Methoden der Abgrenzung sind obendrein sehr speziell. Aber sie verschwendet keinen Gedanken daran, in den Köpfen anderer eine sympathischere Version ihrer selbst zu installieren. Dort führt man ohnehin ein erstaunlich unübersichtliches Parallelleben: als schwierige, anstrengende, arrogante, unsichere, verstockte Person oder als diejenige, die bei einem Abendessen vor zwölf Jahren etwas Unverzeihliches über Fenchel gesagt hat. Die meisten dieser Doppelgänger wird man niemals kennenlernen, darum muss man sie auch nicht korrigieren. Es ist schließlich schon anstrengend genug, man selbst zu sein.

Eine vom Aussterben bedrohte Art

Kultur Das Videodrom ist eine der letzten Videotheken, die es in Berlin noch gibt. Der Kreuzberger Laden stemmt sich erfolgreich gegen den Niedergang, indem er Kommunikation und kulturellen Austausch ermöglicht.

Filmliebhaber Rodemann: In seiner Videothek lagern mehr als 41.000 DVDs und Blu-rays

V ermutlich gibt es in ganz Kreuzberg keine Tür, die so laut quietscht wie die des Videodroms, einer der

letzten Videotheken in Berlin. Würde man das Geräusch in einem Film hören, hätte man den Verdacht, die Tonleute wären beim Mischen bekifft gewesen. Wie wär's mal mit Ölen? »Kommt nicht infrage«, sagt Karsten Rodemann. Seit rund 40 Jahren leitet er den Laden – unter dem Künstlernamen Graf Haufen, den er sich in den Achtzigern gab. Selbst im hinteren Teil der gut 100 Quadratmeter großen Videothek wisse er immer sofort, wenn jemand den Laden betrete. »Niemand kann sich reinschleichen.«

Mittlerweile sei das Quietschen ein Markenzeichen. Rodemann will das Wort »Alleinstellungsmerkmal« aussprechen, zögert aber. Denn er steht ja ohnehin fast allein da. Das Videodrom in der Friesenstraße gehört zu rund einer Handvoll von Videotheken, die es in Berlin noch gibt. Früher waren es Hunderte, sie prägten das Stadtbild wie Sonnenstudios oder Spielsalons.

Das Videodrom war allerdings schon immer mehr als ein Ort, an dem man Filme ausleihen konnte. Hier treffen von jeher Liebhaber aufeinander und kommen ins Gespräch. Während das Überangebot der Streamingdienste dazu führt, dass jeder für sich schaut und es immer weniger gemeinsame Seherfahrungen gibt, über die sich Menschen austauschen, ist diese Videothek eine Kommunikationsbörse.

Rodemann, Anfang sechzig, ist ein Mann mit verschmitztem Gesicht und Sinn für skurrilen Humor. Er und seine Lebensgefährtin führen den Laden zusammen. Sie teilen sich die Schichten auf, meist von 15 bis 20 oder 22 Uhr. Früher war das anders, da brummte es hier bis Mitternacht. In den Neunzigerjahren waren im Verleih und Versand mehr als zehn Mitarbeiter tätig, an den Wochenenden oft drei gleichzeitig, so groß war der Andrang.

Jetzt ist es August, Hitze liegt über der Stadt, die Menschen suchen den Schatten. Mittwoch sei meist ein ruhiger Tag, sagt Rodemann. Doch gegen 17 Uhr stehen sechs Kunden und Kundinnen vor ihm Schlange, sie brauchen Geduld, weil Rodemann jede und jeden freundlich berät. Manche wollen nur DVDs zurückbringen, andere wissen noch gar nicht so genau, wonach sie suchen. Teenager, Twens, Menschen in den Vierzigern.

Die Jüngste ist Alah, 14. Sie hat einen kurzen Weg, wohnt im gleichen Haus. Sie leiht hier regelmäßig aus und erzählt, dass sie oft mit ihren Freundinnen überlege, welche Filme sie sich zusammen anschauen könnten.

Linus, 23, jobbt in einem Neuköllner Kino und ist zum ersten Mal hier, mit einer Freundin. Sie streifen 20 Minuten lang durch den Laden und entscheiden sich für einen Film, der 2009 in einer Nebensektion der Berlinale lief, aber in Deutschland nie ins Kino kam. Einen DVD-Player hat Linus nicht, aber der Film läuft auch auf seiner Spielkonsole.

Das Videodrom verfügt über mehr als 41.000 DVDs und Blu-rays, in den Kellerräumen lagern rund 16.000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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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it Jahren muss Rode- mann seine Kunden zum Spenden aufrufen, um das Minus in der Kasse auszugleichen. Bislang klappt das.

deokassetten. Jedes Jahr kommen mehrere Hundert Titel dazu, je nachdem, wie viel Geld gerade übrig ist. Doch so richtig was übrig bleibt eigentlich nie.

Seit Jahren muss Rodemann seine Kunden zum Spenden aufrufen, um das Minus in der Kasse auszugleichen. Bislang klappt das. Das Videodrom ist eine Institution – auch deshalb, weil es viele Filmschaffende prägte.

Spricht man etwa den Regisseur und Schauspieler Detlev Buck, 63, (»Männerpension«, »Bibi und Tina«) auf das Videodrom an, fällt ihm ein, dass er unbedingt noch drei DVDs zurückbringen müsse, bevor er in die USA fliege.

Drehbuchautor und Regisseur Henk Handloegten, 58, (»Liegen lernen«, »Babylon Berlin«) entdeckte den Laden Mitte der Achtzigerjahre. Er war damals 17 oder 18 und fing an, dort zu jobben. Alles, »was reinkam«, habe er geguckt, vier oder fünf Filme am Tag. Es habe dort VHS-Kassetten mit Originalfassungen gegeben, die man sonst nirgendwo gefunden hätte.

»Man wusste aber nie so genau, wann der Laden aufmachte. Da saßen drei Kumpels rum und tranken. Irgendwo stand ein Tisch, darauf befanden sich Batterien von Dosenbier und härtere Sachen«, erinnert sich Handloegten. »Man ging da also hin, und entweder hatte man Glück und es war geöffnet – oder nicht. Hing immer auch von der augenblicklichen Konstitution der Betreiber ab.«

Das Videodrom befand sich schon damals in Kreuzberg. Rodemann war zunächst selbst Kunde, wurde dann wie Handloegten Mitarbeiter und übernahm den Laden Ende der Achtzigerjahre zusammen mit seiner damaligen Lebensgefährtin. Er professionalisierte und erweiterte ihn schrittweise.

Es war die Anfangszeit des Home-Entertainment-Geschäfts, auf das sich die Filmindustrie bis heute stützt. Galt Video zunächst als Feind des Kinos, weil es die Menschen dazu verleiten könnte, Filme nur noch auf dem heimischen Sofa zu schauen, erwies es sich rasch als Umsatzbooster für die gesamte Industrie.

Anfang der Neunzigerjahre gab es in Deutschland mehr als 9000 Videotheken. 1995 wurden durch Verleih und Verkauf von Kassetten hierzulande umgerechnet gut 900 Millionen Euro erwirtschaftet. 2006, als die DVD die Kassette abgelöst hatte, waren es knapp 1,6 Milliarden – fast doppelt so viel, wie an den Kinokassen eingespielt wurde. Gut zehn Jahre später war die Zahl der Videotheken auf weniger als 1000 gesunken. Das Streaming-Zeitalter hatte begonnen.

Der Siegeszug der Videotheken wurde von einer heftigen öffentlichen Debatte begleitet. 1984 veröffentlichte der SPIEGEL die Titelgeschichte »Horror-Video – Blutrausch im Kinderzimmer«, in der beschrieben wurde, wie sich Jugendliche zusammen extrem gewalttätige Filme anschauten und sich dabei bisweilen übergeben mussten. Auch Pornos trugen erheblich zum Umsatz der Videotheken bei. Waren sie unmoralische Anstalten?

Das Videodrom sei ein »Bollwerk gegen Zensur« gewesen, so Rodemann. Pornos hätten sie nicht ins Programm genommen, aber viele Horrorfilme. Der Laden ist nach David Cronenbergs Klassiker »Videodrome« von 1983 benannt, in dem sich der von James Woods gespielte Protagonist eine Videokassette durch die geöffnete Bauchdecke in den Körper schiebt. Filme verinnerlichen, auch physisch – das passte.

Videodrom in Berlin: Ein »Bollwerk gegen Zensur«

Immer wieder habe es im Videodrom und bei Rodemann zu Hause Durchsuchungen gegeben, erzählt er. Einmal sei die Kassette der TV-Serie »Holocaust« mit Meryl Streep beschlagnahmt worden. Der Grund: ein Hakenkreuz auf dem Cover. 1999 musste der Laden wochenlang schließen, nachdem die Staatsanwaltschaft die Computer mitgenommen hatte und ein Gewerbeverbot verhängt worden war. Das Videodrom hatte Kassetten von Filmen versandt, die nicht jugendfrei waren, aber nicht 100-prozentig sicherstellen können, dass die Empfänger nicht minderjährig waren.

Wurden Filme in Deutschland von der Freiwilligen Selbstkontrolle (FSK) mit Schnittauflagen versehen, reiste Rodemann durch die Welt, um ungekürzte Fassungen aufzutreiben. Gab es irgendwo Raritäten zu ergattern, machte er sich auf den Weg. Nichts war zu entlegen oder zu obskur, alles sollte rein in die Regale des Videodroms.

Einmal, kurz nach der Wiedervereinigung, sei er in Spandau von einem Videothekar im Keller eingesperrt worden, erzählt er. Der hatte eine Sammlung von Kassetten aufgekauft, die sich in durchsichtigen Plastikschubern befanden, eine Seltenheit. Rodemann schlug das Herz höher, noch heute würden diese Kassetten für mehr als 100 Euro das Stück gehandelt. Der Videothekar musste damals kurz weg, während Rodemann sichtete, und schloss ihn in der Zeit ein.

Irgendwann erfuhr Rodemann, woher die Kassetten vermutlich stammten: vom Landsitz der SED-Führung in der Schorfheide nördlich von Berlin. Dort habe es im Keller offenbar einen Videoraum gegeben. »Ich hatte den Eindruck, dass sie von allem, was in Westdeutschland rausgekommen war, Kassetten hatten.« Die seien nur ein- oder zweimal abgespielt und meist nicht zurückgespult worden.

Viel Softsex sei dabei gewesen. Rodemann erinnert sich an einen Titel. »Oktoberfest! Da kann man fest ...« von 1974. Der Film, auch unter »Komm, zieh dein Hoserl aus« bekannt, dreht sich um zwei Bayern und einen Italiener, die sich in München eine nette Zeit machen. Die Vorstellung, Honecker könnte ihn geguckt haben, amüsiere ihn, so Rodemann.

Das Videodrom wurde weit über Berlin hinaus bekannt, weil man dort fernab des Mainstreams ein breites Angebot vorfand. Rodemann erzählt von einem Kunden, der extra nach Berlin gereist sei, um sämtliche Staffeln der Serie »Star Trek« in Originalfassung für ein Wochenende auszuleihen. Er habe sich in einem Hotel in der Nähe einquartiert und dort alle Folgen mit mehreren mitgebrachten Rekordern kopiert. Inzwischen bietet das Videodrom schon lange eine Fernleihe an.

Videotheken prägten eine Generation von Filmemachern. Ein besonders großer Filmvielfraß war Quentin Tarantino, 63. Er arbeitete jahrelang in einer

Videothek in Manhattan Beach bei L. A. Dort sah er sich quer durch den Gemüsegarten, vom deutschen Expressionismus über die französische Nouvelle Vague bis hin zu B-Movies von den Philippinen.

Das Kino wurde ab den Achtzigern durch postmoderne Regisseure wie ihn oder Pedro Almodóvar belebt. In ihren Arbeiten verbanden sie sehr unterschiedliche filmische Einflüsse. Die immer größere Verfügbarkeit weiter Teile der Filmgeschichte auf Kassette und DVD ging mit dieser neuen Art des Kinos einher.

Damals seien im Videodrom »alle Cinéphilen West-Ber-lins« vorbeigekommen, erzählt Handloegten, so etwa der spä-tere Filmemacher Tom Tykwer, der damals das Movimento-Kino leitete, oder Stefan Arndt, der das Sputnik-Kino mit-gegründet hatte und später Produzent wurde. »So lernten wir uns alle kennen, so kam ich in die Kinowelt.« Mit Tykwer und Arndt arbeitet er bis heute zusammen.

Antje Zynga, 55, eine gefragte Filmeditorin (»Liebesleben«, »Babylon Berlin«), jobbte ab Mitte der Neunziger im Videodrom. Nie wieder habe sie einen Ort erlebt, an dem so spannende Gespräche über Filme geführt worden seien. »So leidenschaftlich, kenntnisreich und detailversessen.« Im Videodrom habe es eine ganz »spezielle Energie« gegeben, für sie sei der Laden ein »Reflexionsraum« gewesen.

Das Videodrom ist eine Echokammer, aus der es bisweilen anders herausschallt, als man reingerufen hat. »Jede Ausleihe wurde kommentiert, von mir oder den Kunden«, erzählt Handloegten. »Ich habe da wahnsinnig viel gelernt.« Die Zeit im Videodrom sei für ihn fast genauso prägend gewesen wie das Studium an der Film- und Fernsehakademie in Berlin.

Dass die Berliner Videothek bis heute ein Ort ist, an dem man nicht nur ausleiht, sondern sich austauscht, dürfte einer der Gründe sein, warum sie trotz der übermächtigen Konkurrenz durch Streamingdienste wie Netflix noch immer existiert. Sie vertraue lieber auf den »menschlichen Algorithmus«, auf die persönlichen Tipps der Leute hinter dem Tresen, sagt Anna, 40, die hier regelmäßig ausleiht.

Beruflich hat sie mit Film nichts zu tun, sie arbeitet für einen internationalen Wissenschaftsverlag. Doch sie liebt das Kino. Mal beschäftigt sie sich mit der Figur der Femme fatale, mal mit der Geschichte des Monumentalfilms. Sie stellt sich seit Jahren im Videodrom eigene Filmreihen zusammen.

Kurzzeitig habe sie auch mal Abos bei Netflix und Disney+ gehabt, dabei aber bald festgestellt, dass es überall nur einen Teil von dem gebe, was sie interessiere. Allerdings müsse auch das Videodrom bei ihren Wünschen manchmal passen. »Wenn ich einen Film unbedingt sehen möchte, der nicht im Sortiment ist, wird er auch mal angeschafft. Ich gebe ihnen das Geld, und sie ziehen los und kaufen ihn.« Am Ende würden die DVDs dann in den Regalen des Videodroms landen, das sei sinnvoller, als sie zu Hause zu horten. »Was mir Freude macht, sollte auch anderen Freude machen.«

Es gebe mehr und mehr Menschen wie Anna, die von den Angeboten der Streamer frustriert seien, sagt Rodemann. »Zu uns kommen in letzter Zeit häufiger Kunden, die an streaming fatigue leiden und sagen: Ich habe keinen Bock mehr auf das ganze Zeug.«

SUEDDEUTSCHE.DE

REGINA ZIEGLER

PRÄSENTIERT

EIN FILM VON OSCAR®-PREISTRÄGER

VOLKER SCHLÖNDORFF

BASIEREND AUF DEM BESTSELLER VON

JENNY ERPENBECK

FESTIVAL DE CANNES

2026 OFFICIAL SELECTION

CANNES PREMIERE

HEIMSUCHUNG EINE JAHRHUNDERTGESCHICHTE

MARTINA GEDECK LARS EIDINGER SUSANNE WOLFF MICHAEL MAERTENS

ULRICH MATTHES WIGAND WITTING DETLEV BUCK

STUDIOCANAL PRESENTER EINE PRODUCTION VÖR KELM FILK, VOLKFSIL IN KORRODUMANT: STUDIOCANAL FILM, STUDIO BABELSK, MIDEI FILMS IN ZUCHENMAREHT AHT ZAF. ARTE REGINA ZEGIER PRESENTER ENHIN FILM ON VOLKLER SCHLÖNDRFF HEIMSUCHUNG MAICH DEM GEODRAMMEN ROMAN JENNY EBPENBECK WITH MARTINA GEDECK LARS EDINGER SINANEKE WOLF URLKH MATTHES DETLEY BUCK. MICHAEL MAERTENS MARIA MATSCHE ENGEL ANGELA WINKLER JOSEFIN PLATT WILDFYGTE PRATHENA HATHUNGEBÜHRER STELLA HENKNIGÜHRER LETHA GENEHL HENKNIGÜHRER LETHA GENEHL HENKNIGÜHRER LETHA GENEHL HENKNIGÜHRER LETHA GENEHL HENKNIGÜHRER LETHA GENEHL HENKNIGÜHRER LETHA GENEHL HENKNIGÜHRER LETHA GENEHL HENKNIGÜHRER LETHA GENEHL HENKNIGÜHRER LITHA GENEHL HENKNIGÜHRER LETHA GENEHL HENKNIGÜHRER LETHA GENEHL HENKNIGÜHRER LETHA GENEHL HENKNIGÜHRER LETHA GENEHL HENKNIGÜHRER LETHA GENEHL HENKNIGÜHRER LETHA GENEHL HENKNIGÜHRER LETHA GENEHL HENKNIGUHRER LETHA GENEHL HENKNIGUHRER LETHA GENEHL HENKNIGUHRER LETHA GENEHL HENKNIGUHRER LETHA GENEHL HENKNIGUHRER LETHA GENEHL HENKNIGUHRER LETHA GENEHL HENKNIGUHRER LETHA GENEHL HENKNIGUHRER LETHA GENEHLHONKINGURSHAND THOMAS NEUMANN MACHUNO LARS GINZELZASTING NELIX SCHNEPAT BYX PRODUCTION/DANIEL BLM JULIUS WINDHORTH KORRODUMENTS/SANDRINE MATTES LUZ RIPPE HOOMAN AFSHARI JÖRG BACHMAHER MARCUS LOGES MARTIN CHOROBA PHILIPP SCHALL PRODUKT MARCHUS OLPP PRODUKT/MENTIN REGINA ZEGIER VOLKLER SCHLÖNDRFF DESBURCHUND REBEL VOLKLER SCHLÖNDRFF

AB 15. OKTOBER IM KINO

Neue Filme & Ser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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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benskluge Lako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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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ma

Alte Liebe. Regie: Andreas Dresen. Mit Dagmar Manzel, Joachim Król. Kinostart: 8. Oktober.

\- Manchmal braucht großes Kino gar nicht viel: ein exzellentes Drehbuch, zwei großartige Schauspieler und eine Regie, die sich in ihren Dienst stellt. Und trotzdem ist das, was dem Autorengespann Laila Stieler und Andreas Dresen mit seinen Hauptdarstellern Dagmar Manzel, 68, und Joachim Król, 69, in »Alte Liebe« gelungen ist, eine Rarität und filmische Kostbarkeit: eine melancholische, aberwitzige, bisweilen rasant kurzweilige Komödie über das Altwerden. Dresen, auch Regisseur des Films, erzählt nach der Vorlage eines Romans von Elke Heidenreich und Bernd Schroeder von einem Paar, das seit rund 40 Jahren verheiratet ist. Harry, gespielt von Król, war bis vor Kurzem im Bauamt tätig und kümmert sich nun mit liebevoller Akribie um den Garten des Hauses, in dem er seit Langem mit Lore (Dagmar Manzel) wohnt. Sie könnte auch schon im Ruhestand sein, kann sich aber von ihrem Job als Bibliothekarin nicht lösen. Die Tochter der beiden will heiraten – mal wieder, wie Harry glaubt, den Falschen. Er hat keinen Bock, zur Hochzeit zu fahren. Lore will ihn umstimmen. So etwas wie ein Plot ist in den 111 Minuten dieses Films kaum zu erkennen – egal! Auch ohne Motor kommt er flott voran und langweilt nie. Das Duell und Duett, das sich Manzel und Król liefern, ist vergnüglich und bewegend zugleich. Die Wortgefechte zwischen den beiden, die sehr pointiert sind und zugleich so wirken, als wären sie mitten aus dem Leben gegriffen, gehen über Geplänkel weit hinaus. Immer wieder werden Wunden, die seit Jahrzehnten nicht richtig verheilt sind, unversehens aufgerissen. Wie stark die Emotionen dieses Films sind, merkt man schon allein daran, wie wenig Musik er benötigt, um sie zu unterstreichen. »Alte Liebe« geht in die Tiefe, ohne je an Leichtigkeit zu verlieren, nicht einmal in seinen traurigen Momenten. Sobald er rührselig zu werden droht, findet er zu seiner lebensklugen Lakonie zurück, die ihn durch und durch prägt. Ein großes, warmherziges Werk für Menschen über 60 – und alle, die es werden wollen. Lars-Olav Be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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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edyse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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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de Sekunde zählt

Youth. Mit Sharon Horgan und Rupert Friend.

8 Folgen bei HBO Max.

\- »Kein anderes Jahrzehnt vergeht schneller als das zwischen dem 50. und 60. Lebensjahr«, sagt zu Beginn der Serie »Youth« eine beschwörende Stimme. »Jede Sekunde zählt.« Schnitt. Alex (Sharon Horgan) ist zwischen 50 und 60 und gerade schwer beschäftigt. Auf TikTok. Videos von Papageien, die frisiert werden, Tipps für einen straffen Hintern. Jede Sekunde zählt, die sie von ihrem chaotischen Leben ablenkt. Von ihrem Ex-Mann, der mit seiner neuen Frau nach Kanada zieht und sie mit der Verantwortung für ihren Sohn Ruari (Aran Murphy) allein lässt. Ruari zieht aus, um zu studieren, was Alex stark zusetzt. »Youth« ist die vierte Serie aus der Feder der fantastisch komischen Schauspielerin Sharon Horgan. Aber die erste, die sie sich selbst auf den Leib geschrieben hat und in der sie die Hauptrolle spielt. Das bedeutet aber nicht, dass sie nachsichtig mit sich umgehen würde. Im Gegenteil, »Youth« arbeitet mit einem grenzüberschreitenden Humor, der der Misere des Alterns laut entgegenlacht. Die Auswirkungen der Schwerkraft auf das Körpergewebe sind ebenso Thema wie peinlich-verzweifelte One-Night-Stands und eine unausrottbare männliche Idiotie, der Frauen nicht nur, aber auch im Berufsleben ausgesetzt sind. Dass aus »Youth« trotzdem keine Empowerment-Ballade wird, macht diese Serie zu einer ehrlich verzweifelten und trotzdem unverdrossen unterhaltsamen Angelegenheit. Oliver Kaever

Comedienne Hor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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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i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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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 sind die Roboter

Corpus Delicti. Regie: Lena Stahl. Mit Hannah Herzsprung, Damian Hardung, Alexander Fehling, Christian Friedel. Kinostart: 1. Oktober.

\- Der Schullektüre-Roman »Corpus Delicti« von Juli Zeh aus dem Jahr 2009 erzählt von einer Zukunftswelt, in der die Betreuung und Überwachung der Menschen durch den Staat totalitäre Züge hat. Er ist aus einem Theaterstück entstanden, klug gedacht und sprachlich extrem schmucklos, man kann auch sagen: ohne Poesie. Die Regisseurin Lena Stahl hat das Buch nun kongenial verfilmt. Ihre Darstellerinnen und Darsteller sprechen viele Sätze in roboterhaft wirkender Manier und irritieren gerade in angeblich leidenschaftlichen Momenten durch eine blecherne Ausdrucksarmut. In einer graublau und graugrün durchgestylten Hightechwelt spielt Hannah Herzsprung eine Wissenschaftlerin, die durch Mordvorwürfe gegen ihren rebellischen Bruder (Damian Hardung) gründlich aus der Bahn geworfen wird. Christian Friedel verkörpert einen Rechtsanwalt, der irgendeinem Hollywoodklassiker aus den Dreißigerjahren entstiegen zu sein scheint. Der brave Jurist kämpft gemeinsam mit der stets gehetzten Heldin gegen ein sehr böses KI-Universum, das es angeblich nur gut meint mit den Menschen. Politisch ist dieser Film bestimmt wichtig, als Kinoereignis ist er trotzdem so freudlos wie manche Unterrichtsstunde in der Schule. Wolfgang Hö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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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ocharts

1 Resident Evil

Constantin; FSK: ab 16 Jahren

2 Spider-Man – Brand New Day

Sony Pictures; FSK: ab 12 Jahren

3 Die Odyssee

Universal; FSK: ab 12 Jahren

4 Das gewisse Etwas

Constantin; FSK: ab 6 Jahren

5 Vaterland

Neue Visionen; FSK: ohne Altersbeschränkung

6 PAW Patrol – Der Dino Film

Sony/Paramount; FSK: ohne Altersbeschränkung

7 Steckerlfischfiasko

Constantin; FSK: ab 12 Jahren

8 Coyote vs. Acme

Capelight/Central; FSK: ab 6 Jahren

9 Adams Acht

Majestic/Warner Bros.; FSK: ab 6 Jahren

10 Zauberhafte Schwestern 2

Warner Bros.; FSK: ab 12 Jahren

Er ist nicht großkotzig, er denkt nur groß

Jazz Er hat mit Emmanuel Macron gesungen und mit Barack Obama das »universelle Bewusstsein« gesucht. Jetzt will der US-Pianist Jon Batiste in Europa Karriere machen.

Die »Late Show with Stephen Colbert« war einer der wenigen unumstrittenen Klassiker des US-

amerikanischen Fernsehens, ihr Ende im Mai 2026 höchst politisch. Mutmaßlich hatte Präsident Trump persönlich dafür gesorgt, dass die wichtigste Late-Night-Sendung des Landes abgesetzt wurde. Da konnte es nicht irgendeine allerletzte Ausgabe geben.

Auf der Suche nach dem bestmöglichen Abschiedsgast war der Moderator Stephen Colbert auf den Ex-Beatle Paul McCartney gekommen. Zum Finale stimmten die beiden einen Beatles-Klassiker an: »Hello, Goodbye«. Vorn der Ex-Beatle, dahinter als Backgroundsänger Colbert und der Popstar Elvis Costello. Und dann war da noch ein dritter Sänger im Chor. Ein Mann mit Dreadlocks, weißem Jackett und einem Charisma, das die älteren, viel berühmteren Herren vor ihm fast überstrahlte: Jon Batiste.

Bezeichnete man den 39-Jährigen schlicht als Star oder US-Musiker, würde man ihm formal wohl gerecht werden – aber ihn doch nur auf einen Bruchteil seines Wesens reduzieren. Batiste ist ein Allzwecktalent, ein Phänomen: Er kann reden, er kann singen, er kann tanzen, und er spielt fantastisch Klavier. Er ist ein begnadeter Showman. Ein gläubiger Mensch mit spiritueller Tiefe. Und er ist ein Musiker, der eine Vielzahl von Stilen beherrscht. Batiste spielt Jazz, er spielt Soul und Klassik, er spielt Folk, Blues und Pop, und alles davon mit augenscheinlich derselben Leidenschaft.

Batiste wurde für sein Talent achtmal mit dem Grammy ausgezeichnet, darunter 2022 für das Album des Jahres. 2023 hat Netflix ihm und seiner Frau, der Schriftstellerin Suleika Jaouad, eine ganze Dokumentation gewidmet. 2025 hat er beim Super Bowl die US-Nationalhymne gesungen. Mitte Juni

2026 war er bei der Eröffnung von Barack Obamas Presidential Center zu Gast und improvisierte auf dem Klavier. Bekannt geworden aber ist er durch Colberts »Late Show«. Seit 2015 leitete er sieben Jahre lang dessen Hausband – bis er die Sendung verließ, um seine Solokarriere voranzutreiben.

Fünf Wochen nach der letzten »Late Show« sitzt der Musiker Ende Juni im Hinterzimmer eines Londoner Clu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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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iste ist ein Allzweck-talent, ein Phänomen: Er kann reden, er kann singen, tanzen, und er spielt fantastisch Klavier.

Er ist gerade hier aufgetreten, nicht einmal, sondern gleich an vier Abenden hintereinander, wie es einer Persönlichkeit mit universellem Anspruch wie ihm gebührt. Bescheidener Titel des Ganzen: »Jon Batiste World Festival«.

Denn mag Batiste in den USA als Phänomen längst gut etabliert sein, eines ist ihm bislang nicht gelungen: den Ruhm, den er in der Neuen Welt genießt, auch in der Alten Welt zu erlangen. Dieses Festival soll etwas daran ändern. Das Programm, in dem sich Batiste vorstellt, zeigt so ziemlich jede musikalische Seite von ihm: ein Abend mit Orchester und Batistes sinfonischer Musik. An den anderen Abenden Pop und Soul und schließlich ein überschäumender Abend mit Jazz.

Auf seinen Gastauftritt in Colberts letzter Show angesprochen, schaut er kurz auf, seine Augen leuchten. Leise sagt er: »Mit Elvis Costello und Paul McCartney ...« Als hätte es all den Ärger nicht gegeben, nur die Musik.

Hat Trump dafür gesorgt, dass Colbert gehen musste? Es habe jedenfalls

Einfluss von außerhalb des Senders gegeben, ihn abzusetzen, sagt Batiste. Das Ende der »Late Show« sei ein Symptom dafür, wo sich die US-amerikanische Gesellschaft befinde. Er selbst habe ein ganzes Album zu diesem Thema veröffentlicht: »Big Money«. Eine Protest-songplatte darüber, wie das große Geld und absolute Macht die Systeme kor-rumpieren. »Was mit Stephen Colbert passiert ist, ist für mich Teil dieser Mechanik«, sagt Batiste.

»Big Money« ist im Sommer 2025 erschienen. Das Interview in London gibt Batiste, weil er nur ein Jahr später etwas Neues veröffentlicht. Kein schnödes Einzelalbum. Auch kein Doppelalbum. Jon Batiste veröffentlicht gleich drei verschiedene Alben auf einen Schlag. Ein derartiges Statement ist den wenigsten Musikern vergönnt, selbst legendär megalomanische Persönlichkeiten dürften davon nur träumen. Aber wenn es Größenwahn ist, so merkt man ihn Batiste nicht an. Beim Gespräch wirkt er freundlich und aufmerksam, er hat Charme und Humor, stellt Gegenfragen. Er ist nicht großkotzig, er denkt nur groß. Was das Ganze nur noch unheimlicher macht.

Auf allen drei Alben spielt Batiste Soloklavier. Ihre Titel: »Monk Meditations«, »Monk Movements« und »Black Mozart«. Immer geht es um Neuinterpretation der Werke eines musikalischen Genies. Das eine Genie ist der Jazzmusiker Thelonious Monk. Das andere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Mozart und Monk sind Seelenverwandte«, meint Batiste, der Mozart auch numerologisch zu entschlüsseln versucht: »Wie viele Töne hat die Melodie? Wie viele Takte hat eine Melodie? In welcher Beziehung stehen Melodie und Harmonie zueinander? Wie dreht er es um? Und wie geht er von diesen unterschiedlichen Modulationen zu verschiedenen wichtigen Änderungen über, um eine Struktur aufzubauen, die von äußerster Logik ist? Und genau das macht Thelonious Monk im Jazz.«

Musiker Batiste: Der Charme liegt in seiner Unerschrockenheit

Während sich Batiste auf dem introvertierten »Monk Meditations« der kontemplativen Seite von Monks Stücken widmet, ist »Monk Movements« voller Dynamik. Auf »Black Mozart« spielt Batiste bekannte Werke des Komponisten, darunter den sogenannten Türkischen Marsch, als Jazzstücke. Alle drei Alben sind geprägt von Batistes kreativer Leidenschaft und seiner musikalischen Intelligenz.

Batiste ist in Louisiana aufgewachsen, in einer musikalischen Familie. Er erinnert sich an die Vinylplatten, die in seiner Kindheit liefen, an die Musikkassetten: Soul von Donny Hathaway oder Bill Withers. Kein Mozart. Erst als er als Elfjähriger Klavierunterricht hatte, lernte Batiste auch die europäische Klassik kennen. Batiste spricht von Monks Musik als »Schwarzer amerikanischer klassischer Musik« und bei Mozart entsprechend von »europäischer klassischer Musik«.

Für ihn ist die traditionelle Schwarze amerikanische Musik – Folk, Blues, Soul, Gospel, Jazz – auch »klassische Musik«. Würde man alle drei Alben hintereinander hören, sagt Batiste, kämen sie »ins Gespräch« miteinander, es würde eine mehrteilige Suite entstehen: Mozarts klassische Musik klingt bei ihm nach Jazz. Der Jazz von Thelonious Monk hingegen wie Klassik.

Insgesamt entwickle sich dabei, meint Batiste, ein »neuer Kanon«, bei dem aus beiden Traditionen dies- und jenseits des Atlantiks etwas Neues entstehe. Versuche, die Genres zu überwinden, hat es schon etliche gegeben. Der Charme von Batistes Alben liegt in der Unerschrockenheit, mit der er vorgeht, als wäre er der Erste, der auf diese Idee gekommen ist, und in seinem tiefen Empfinden.

Denn Jon Batistes überbordende Kreativität und sein rastloses musikalisches Schaffen haben auch eine Kehrseite. Das Netflix-Porträt »American Symphony« zeigt seine Angst vor dem Absturz, seine Panikattacken, die Gespräche mit seiner Therapeutin.

Im Mittelpunkt der Dokumentation steht Batistes Beziehung zu seiner Frau Suleika Jaouad, die er schon als Teenager kennengelernt hat. Die Schriftstellerin, heute 38, leidet an Leukämie, seit sie 22 ist. Der Film begleitet das Paar ins Krankenhaus, wo Jaouad nach einer Remission der Krankheit eine Knochenmarktransplantation bekommt. Schließlich gilt sie fürs Erste wieder als krebsfrei. Doch das Paar erfährt auch: Sie wird zeitlebens auf Chemotherapie angewiesen sein.

Bei den Konzerten in London ist Jaouad nicht dabei. Seine Frau sei in New York geblieben, sagt Batiste, der stattdessen von seiner Mutter begleitet wird. Es gehe ihr gut, sie erhalte die bestmögliche Behandlung. »Wir tun, was wir können.« Doch wie hält das Paar die Situation aus? »Es ist eines dieser Dinge in deinem Leben, die dich auf eine Weise verändern, die du nicht linear verarbeiten kannst. Es verändert alles.« Man könne sich ein derartiges Ereignis nicht vorstellen, bis man es erlebt habe, sagt Batiste. »Es zeigt dir, woraus du gemacht bist, und es zeigt dir, woraus deine Beziehung besteht. Es ist wirklich ein großer Teil dessen, warum ich immer sage, dass Freude oft durch Schmerz entsteht.«

Produziert haben den Netflix-Dokumentarfilm Michelle und Barack Obama. Batiste sagt, die beiden seien vor allem Fans seiner Frau. Jaouad hat über ihre Krankheit unter anderem das Buch »Zwischen den Welten. Was mich die Begegnung mit dem Tod über das Leben lehrte« verfasst und eine Kolumne für die »New York Times« geschrieben.

Worüber spricht Batiste mit dem Ex-Präsidenten und dessen Frau? Die Obamas seien ein wichtiger Teil ihres Freundeskreises, sagt er, doch wenn sich die Paare träfen, gehe es darum, eben nicht über Politik zu sprechen. Worüber dann? »Das Leben«, sagt er, »wo stehen wir kollektiv in dieser Zeit? Was ist das universelle Bewusstsein?« Nur manchmal werde Politik unweigerlich doch ein Thema. »Egal ob in Amerika oder hier in London oder in der EU: Die ganze Welt scheint in einen politischen Konflikt verwickelt.«

Jon Batiste hat viele Politiker getroffen, auch Donald Trump, über den er nicht gern spricht. Es sei doch unerheblich, welchen persönlichen Eindruck er von dem Menschen Trump gehabt habe, sagt er. Viel wesentlicher sei doch ein anderer Aspekt: dass Trump als Präsident für eine Politik stehe, bei der sich »das Pendel wegbewegt von allen Anzeichen des Fortschritts, die es zuvor gegeben hatte«. Vielleicht ist auch das ein Grund für Batistes Produktivität: Je weniger die Welt miteinander redet, desto mehr versucht er, sie über sein Klavier ins Gespräch zu bringen.

Bei einem Dinner mit dem damaligen US-Präsidenten Joe Biden vor einigen Jahren hat Batiste den französischen Staatspräsidenten Emmanuel Macron kennengelernt. Der lud ihn daraufhin in den Élysée-Palast ein, wo die beiden gemeinsam musizierten. Batiste saß am Flügel, Macron sang: »La Bohème« von Charles Aznavour. Als er beim Interview davon erzählt, fängt Batiste an, das Lied zu singen. Er spricht kein Französisch und kann auch den Text nicht. Aber das stört ihn offensichtlich kein bisschen.

Neue Alben

Sebastian Hammelehle

Band Bilderbuch

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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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antisch und ein bisschen random

Bilderbuch: $\infty+1$ .

Maschin Records.

\- Mit Bilderbuch und dem Pop ist das so eine Sache: Einerseits ist unverkennbar, dass die österreichische Band ein Händchen für eingängige Hooks und lässige Melodien hat. Ein paarmal, vor allem bei »Maschin« (2013) und »Bungalow« (2017), sind dabei echte Hits herausgekommen. Zugleich ist bei Bilderbuch stets der Wille erkennbar, nicht nach den Regeln zu spielen: keine bewährten Hitrezepte nachkochen, sondern eine ganz eigene Geschmacksmischung anbieten – auch wenn die nicht allen schmecken wird. Das neue Album, dessen Titel ausgesprochen »Unendlich plus eins« lautet, will Sänger Maurice Ernst »wie ein Indieband-Album« verstanden wissen, »das Song by Song abliefert«. Kein Konzeptwerk also, sondern zehn Lieder, in denen Ernst in seinem von englischen Phrasen durchsetzten Deutsch singt, er sei »immer auf der Suche nach love«. Da ist man schon

mal »oversexed« und »overstimulated«, doch immer scheint die Welt drumherum herein: »Drohnen am Himmel über uns« und »oh, es herrscht Krieg, Baby«. Man kann die Formulierungen manchmal – um im Tonfall zu bleiben – ein bisschen random finden. Trotzdem zieht sich ein Grundton durch die Texte, ein Ringen um menschliche Subjektivität im Gewirr der Stimmen, human oder artifiziell. »Du kannst nicht glauben, was du siehst / Also: push reality«, heißt es in einem Refrain, und am Ende, fast verzweifelt: »Schmeiß weg, dein fucking Telefon! Weil du läufst immer nur davon.« Aber Maurice Ernst ist keiner, der an irgendeine unbeeinflussbare Authentizität glaubt. Den gebrochenen, aus Kontexten gerissenen Textzeilen entspricht musikalisch der vielfache Einsatz von Verzerrungen, Verfremdungen und Autotune. Auf »∞+1« zerrt und pfeift es sogar noch etwas mehr als sonst – die Weltlage erfordert es wohl. Doch die Schönheit von Keyboardflächen und überraschend romantischen Refrains scheint dennoch immer durch. Felix B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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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ass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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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welgerische Salonmusik

María Dueñas & Gustavo Dudamel: Homage to Heifetz. Deutsche Grammophon.

\- Der Plattentitel ist ein Statement. Eine 23-Jährige veröffentlicht ihr drittes Album und widmet es Jascha Heifetz, einem der größten Geiger des 20. Jahrhunderts. Aber sie verspricht damit nicht zu viel. Ihre »Homage to Heifetz« dürfte alle begeistern, die ein Herz für Eleganz, Schönheit und tiefe Gefühle haben. Die junge Violinistin ist María Dueñas. Auf ihrem Album spielt sie Stücke, die Jascha Heifetz (1901 bis 1987) entweder selbst arrangiert hat, die für ihn komponiert worden sind oder für die er zumindest bekannt gewesen ist. Dueñas, die gern alte Vinylplatten hört, hat zu Hause eine ursprünglich 1954 veröffentlichte Heifetz-LP stehen. Die diente als Vorbild für ihre eigene Aufnahme. Darauf ist auch Édouard Lalos »Symphonie espagnole« zu hören, die Dueñas nun selbst aufgenommen hat. Der französische Komponist Lalo (1823 bis 1892) war eine Art romanischer Beethoven. Trotz des Titels ist sein Werk eigentlich ein Violinkonzert, es beginnt äußerst schwungvoll und entwickelt sich dann tänzerisch weiter. Dueñas erweist sich dabei als eine Geigerin, die ihrem großen Vorbild Heifetz gewachsen ist. Begleitet wird sie vom Simón Bolívar Symphony Orchestra unter dem Dirigenten Gustavo Duda-mel, der im Oktober mit einem anderen Orchester, den New Yorker Phil-harmonikern, auch in Hamburg und Berlin zu sehen sein wird. Das andere große Werk auf Dueñas' Album ist – neben kürzeren Stücken von Claude Debussy und Manuel Ponce – Erich Korngolds Violinkonzert in D-Dur. Wunderschön schwelgerische Salon-musik, die ihr Gewicht dem Ernst verdankt, der zwischen den Noten-linien aufscheint. Der vor den Nationalsozialisten in die USA geflüchtete Österreicher Korngold komponierte das Werk 1945 für Heifetz. Auch der war ein Emigrant, aus Russland. So ist dieses Album voller Virtuosität und Leidenschaft auch eine Hommage an die Welt von gestern mit all ihren Ambivalenzen. Und das Kunststück von Dueñas besteht darin, dass ihre Aufnahme alter Werke so klingt, als wären sie neu. Sebastian Hammelehle

Das 30. Album.

Zurück zu den Ursprüngen,

eine Stimme, eine Gitarre.

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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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skana von Deutschland

Gringo Mayer: Simma widda gut? Olwer Records.

\- Allein der Name schon! Wer heißt denn bitte schön »Gringo«? So nennt sich einer, der wegen seiner modischen Vorliebe für Cowboystiefel und blitzende Gürtelschnallen in der Schule schon diesen Spitznamen verpasst bekam – und ihn inzwischen auch im Pass hat eintragen lassen. Der Mann, heute 38, ist eine Urgewalt und »Simma widda gut?« sein viertes Album. Gringo Mayer und seine »Kegelband« machen seit Jahren eine Mischung aus radiotauglichem Punk, sentimentalem Schunkelpop und bläsergestütztem Northern Soul, wie er in dieser Form nur aus dem Südwesten der Republik kommen kann. Und das hört man. Denn Mayer verhilft dem ohnehin sehr melodischen pfälzischen – genauer: dem kurpfälzischen – Dialekt mit viel Leidenschaft und leicht angekratzter

Stimme zu popkultureller Geltung. Was der Wolfgang aus Köln und der Nino aus Wien können, das kann der Gringo aus Ludwigshafen allemal. Überregional kann Mundart nur dann ihren Reiz entfalten, wenn die Musik dazu das Experiment auch wirklich trägt. Und das tut sie auf dem neuen Album, mit dem das Phänomen Gringo Mayer wohl endgültig seine künstlerische Reiseflughöhe erreicht hat. Gefühlvolle bis gefühlige Balladen wie »Kavalier«, »Nix okay« oder den ergreifenden Titelsong schüttelt er ebenso aus dem Ärmel wie, mit »Peng Peng«, eine inoffizielle Nationalhymne der Pfalz: »Du brauchsch Urlaub, un isch leb in de Toskana vun Deitschlond!« Besonderes Gimmick ist die schwungvolle Ska-Variante eines Klassikers von Tocotronic, aufgenommen mit Arnim Teutoburg-Weiß, dem Sänger der Beatsteaks: »Es is egal, aber«. Anders als im Original fehlt dem »ist« im Titel das »t«. Ein Detail nur, aber Absicht. Das ist Charme. Das ist Pfälzisch. Und großer Pop. Arno Frank

Musiker M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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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seller Essen und Trinken

1 Viola Andresen, Jörn Klasen, Matthias Riedl, Silja Schäfer: Die Ernährungs-Docs – Unsere 100 besten antientzündlichen Rezepte

ZS; 27,90 Euro

Ganze fünf Plätze auf dieser Liste besetzen die Ernährungs-Docs. Es scheint nicht gut um Deutschlands Gesundheit zu stehen.

2 Yotam Ottolenghi: Simple – Das Kochbuch

Dorling Kindersley; 34,95 Euro

3 Viola Andresen, Jörn Klasen, Matthias Riedl, Silja Schäfer: Die Ernährungs-Docs – Unsere 100 besten Protein-Power-Rezepte

ZS; 27,90 Euro

4 Viola Andresen, Jörn Klasen, Matthias Riedl, Silja Schäfer: Die Ernährungs-Docs – Unsere 100 besten Anti-Bauchfett-Rezepte

ZS; 27,90 Euro

5 Viola Andresen, Jörn Klasen, Matthias Riedl, Silja Schäfer: Die Ernährungs-Docs – So einfach geht gesund essen

ZS; 19,99 Euro

6 Sascia Fröhlich:

Wohlfühlküche für jeden Tag

Eulogia; 29,90 Euro

7 Viola Andresen, Jörn Klasen, Matthias Riedl, Silja Schäfer: Die Ernährungs-Docs – Gesund abnehmen

ZS; 24,99 Euro

8 Kaulitz Hills, Bill Kaulitz, Tom Kaulitz: Cheers Maus

Community Editions; 33,33 Euro

Wie wohltuend unvernünftig in dieser Liste: ein Buch über Cocktails

9 Matthias Riedl:

Gamechanger Ballaststoffe

Gräfe und Unzer; 27 Euro

10 Rainer Sass:

Schnelles für Zwei

Gräfe und Unzer; 30 Euro

Was für zwei funktioniert,

funktioniert auch für vier

oder sechs. Man muss nur

addieren können.

Die Kochprobe

Trost aus dem Wald Harald Rüssel & Söhne: Wilde Zeiten Küche

L halt-Wahl, und ich hatte unschöne Gedanken, als ich das Reh mit der braunen Würzpaste einrieb, aber man braucht ja gerade an solchen Tagen Trost, und dafür gab es dann das Reh, mit beschwipsten Beeren.

»Wilde Zeiten Küche« heißt das Buch und Harald Rüssel der Hauptautor, ein naturnaher Sternekoch im Hunsrück mit zwei Söhnen, die ihm nachfolgen; der eine, nach Vaters Angaben, ein Purist »auf klassischer Basis«, der andere ein Draufgänger, der »bei den Gewürzen gern auf die Zwölf geht«.

Zum Reh servieren die Rüssels einen draufgängerisch in Misopaste marinierten Spitzkohl und ein klassisches Karottenpüree mit Ingwer, die Hauptrolle spielt aber 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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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hrücken mit Waldbeeren und Langpfeffer-Jus

Am Vortag 100 ml Holundersaft plus 200 ml roten Trauben- oder Beerensaft aufkochen, mit 1 EL Speisestärke leicht binden, einen Streifen Orangenschale, 3 Wacholderbeeren und 3 Pimentkörner dazu, 100 g Waldbeeren (Holunder oder sonstige, die blau sind) in die heiße Brühe, abkühlen und über Nacht marinieren. Aus Wildknochen (wenn man hat; sonst Rind oder auch Lamm, wer's mag) eine Grundsoße konstruieren: Knochen hacken, anrösten, Suppengemüsewürfel zugeben, Knoblauch und Thymian, Tomatenmark, kurz mitrösten, mit Rotwein ablöschen, plus im Mörser zerstoßene Gewürze, nämlich Nelke, Koriander, Wacholder, Pfeffer, Piment, Salz. 1,5 Stunden köcheln, kurz vor Schluss Lorbeer und Rosmarin dazu, abseihen, abkühlen, Fett abschöpfen.

Am entscheidenden Tag 800 g zimmerwarmen Rehrücken ohne Knochen in vier Teile schneiden. Für die Würzpaste: ½ TL Crue de Kakao (das sind geröstete zerstoßene Kakaobohnen, ich nahm einfach: Kakao), ½ TL Würzmischung aus Nelke, Muskat, getrocknetem Ingwer und weißem Pfeffer. 1 EL Haselnussöl dazu. Die Rehstücke damit einreiben (es ist braun, ja), in Frischhaltefolie wickeln und dann noch in Alufolie, schön stramm. Zimmerwarm ruhen lassen. Zum Jus, also zur Soße: ½ Schalotte würfeln und anschwitzen, dazu 8 Stangen gemörserten Langpfeffer, den man

hoffentlich auf dem Wochenmarkt seines Vertrauens bekommen hat, außerdem 4 EL Spätburgunder und 2 cl Portwein. Mit 400 ml Wildgrundsoße auffüllen (siehe oben). 1 Zweig Rosmarin dazu, das Ganze auf zwei Drittel reduzieren. 2 EL Butter in einem Topf zerlassen, die kommt auch in die Soße. 2 EL Speisestärke werden mit wenig kaltem Wasser glatt gerührt und dürfen die Soße sanft binden. Nun gleiten die Rehstücke in siedendes Wasser (nicht kochen!) und bleiben dort für 7 Minuten, ruhen draußen 1 Minute. Werden in dicke Scheiben geschnitten, kommen ganz kurz von beiden Seiten mit heißer Butter in die Pfanne, jetzt erst salzen und dann flugs servieren. Bei uns gab's Spätzle dazu.

Danke, ihr Rüssels! Freundinnen und Freunde der Kochkunst: Es lohnt sich! Man kann sich das Ganze sehr gut an Weihnachten vorstellen, und wenn das Fleisch innen schön rosa ist und genug Beeren da sind und der Jus nicht ausgeht, haben vielleicht alle ein friedliches Fest, bis auf das Reh.

Barbara Supp wäre wohl nicht in der Lage, ein Reh zu schießen, freut sich aber, dass andere das tun. Und glaubt, dass das durchschnittliche Reh auf der Ostalb glücklicher lebt als das durchschnittliche Rind im Stall.

Und das soll ich lesen?

»Mir kommt sie mit diesem Buch wie ein Reiher vor, der gern Pfau wäre« Dörte Hansen: Broder

Keller: Hast du dir schon einmal Gedanken darüber gemacht, welcher Beruf für Reiher passend wäre, wenn sie einer Lohnarbeit nachgehen müssten?

Hammelehle: Nein! Aber deine Frage hört sich so an, als ob du sie selbst gern beantworten würdest.

Keller: Sehr gern sogar. Die perfekte Antwort auf die Frage stammt allerdings von Dörte Hansen. Im ersten Absatz ihres neuen Romans »Broder« beschreibt sie die zurückgekehrten Reiher als schlecht gelaunte Frühlingsboten, die wie Hausmeister zetern. Und da wusste ich schon, dass ich auch dieses Buch von ihr mögen würde. Wie lange hast du gebraucht?

Hammelehle: Ich ahnte schon, bevor wir mit dieser Kolumne angefangen haben, dass dies ein Buch ist, bei dem ich, um im Bild zu bleiben, die Rolle des Reihers einnehmen werde. Und du die der fröhlich zwitschernden Amsel.

Keller: Du mochtest das Buch also nicht?

Hammelehle: Ich hatte einen recht zwiespältigen Eindruck. Einerseits ist das Buch bemüht kunstvoll. Vieles wird angedeutet, die Geschichte schält sich erst langsam heraus. Auf der anderen Seite fand ich die Konstruktion der Romanhandlung und deren Figuren recht vorhersehbar: ein Bruderzwist, ein Familiengeheimnis. Ein Trinker, eine bewusst exotisch dargestellte Frau. Ich finde das ziemlich klischeehaft. Dazu Tiere. Kühe, Pferde. Der Hauptprotagonist ist Tierarzt. Aber auch wenn »Broder« in einem norddeutschen Dorf spielt – ein Roman ist doch kein Grünkohleintopf, in den alles reinkommt, was das Kochrezept dafür schon seit Generationen vorsieht.

Keller: Ich wette, dass auch der Grünkohleintopf von Dörte Hansen nicht einfach nach Grünkohleintopf schmecken würde. Zumindest geht es mir bei ihren Büchern so: Ich finde ihre Sprache und ihren Blick auf Norddeutschland so schön und durchdacht und lustig, dass ich eigentlich alles unverwechselbar finde, was sie schreibt.

Hammelehle: Mir kommt sie mit diesem Buch eher wie ein Reiher vor, der gern Pfau wäre. Dörte Hansen hat sich einen Namen gemacht mit norddeutschen Dorfromanen wie »Altes Land«. Jetzt kommt der nächste, aber damit die Sache nicht ganz so banal wirkt, bläst sie den

Text mit viel Sprachgewaber auf, vor allem am Anfang. Es gibt in diesem Buch aber eine Figur, mit der sogar ich mich ein kleines bisschen identifizieren kann!

Keller: Welche ist das?

Hammelehle: Johan, ein alter Jugendfreund der Hauptfigur Broder, der früher der einzige Punk in der Gegend war. Er ist allerdings nicht gut gealtert: Dörte Hansen vergleicht ihn mit einem Goldfasan auf dem Geflügelhof. Mir scheint, dass ich mich mit den Vogelmetaphern in diesem Buch auch noch anfreunden könnte. Habe ich eine übersehen?

Keller: Mit Sicherheit. Ich habe beim Lesen anfangs zu meinem Vergnügen eine Liste über all die Tiere geführt, die im Roman vorkommen. Denn es ist ja auch ein Roman über die Beziehung zwischen Mensch und Tier. Das ist wahrscheinlich zwangsläufig so, wenn man über Milchviehlandwirtschaft schreibt. Besonders gefreut habe ich mich aber selbstverständlich darüber, dass auch das letzte Kapitel des Buchs noch mal mit einer Reiherbeschreibung beginnt.

Maren Keller ist Redakteurin im Ressort Leben, und ihr liebstes Grünkohlrezept ist Ribollita. Sebastian Hammelehle ist Autor im Kulturressort. Er mag Grünkohl mit Kochwurst – bloß nicht in Roman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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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ne

17 №.56 • Nahre Verbrechen

WO IST JOSHLIN?

Ein Mädchen,

Eine Mutter,

Ein schrecklicher

Verdacht

// Nr. 67 ■ Wahre Verbrachen

Crime

DAS

JAGDSCHLOSS

Sie schließen

einen Pakt – und

kennen kein

Erbarmen

BLUTDURST

Nachts schleicht

er am die Gräber

WIE SCHÖN

DÄRF EIN KNAST

SEIN?

Gespeich mit

einer Gefängnis-

architektin

DIE

HEBAMME

Kindern hilft sie ins Leben.

Männern in den Tod

DIE

PATIENTEN

Er weiß alles über

sie. Er kennt kein

Mitgefühl

SCHOTTLANDS

KRIMI-KÖNIGIN

Val McDermid

über die

Romanligur,

davon lehent

// Nr. 68 • Wahre Verbrechen

Crime

DER MÖRDER

DIE POLIZISTIN

EIN PERFEKTES

PAAR

Jemand steht

seinern Glück

im Weg

Nie will ihm seine dunkelaten

heimnisse entlocken.

Eines noch dem anderen

DIE RACHE

DES ZÜCHTERS

Der Prinz war

sein Freund.

Nun will er ihn

leiden sehen

SCHUTZLOS

Wie händliche

Gewalt Frauen auf

dem Land trifft

IN SEINEM BANN

Sie vertrauen dem Mann mit den Horoskagen.

Dach (here Sterne stehen schle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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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刊故事还原:文化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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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道刊发于《Der Spiegel - 02.10.2026》要闻版面,折射出当地社会在日常生活与观念层面的真实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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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报道 7

📰 报刊故事还原:作家塔娜·法伦奇(Tana French)被认为是爱尔兰犯罪文学的女王——尽管她并不写犯罪小说。在最新的 SPIEGEL BESTSELLER 中,她探讨了社会的真实分界线:“混蛋与非混蛋之分。”此外,女权主义者马雷克·法尔维克尔(M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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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期所在国制度、机构与历史百科 (Local Encyclopedia)
拉美宪政与选举极化

⚖️ 巴西最高选举法院 (TSE) 与数字言论监管

巴西 TSE 拥有对大选期间虚假信息与数字渠道的强制关停权。TSE 封禁亲卢拉社交频道事件折射出司法权在极化选举中裁量权边界的巨大争议。

🎨 三、副刊拾遗:文艺、书评、电影与科学新知 (Arts & Science Sa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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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报》访谈:德国选择党(AfD)的选举成功令他感到震惊,但英国历史学家及德国问题专家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表示,目前人们仍能采取应对措施。而像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这样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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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也许现有的财富会得到更公平的分配。也许我们能够维持并捍卫欧洲的生活方式。为此我们需要改革。欧洲同样如此:如果没有共同的安全和国防政策,这将无法实现。而且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必须在欧洲层面取得成果,否则我们将无力地处于中国和美国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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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文化 在威尼斯,我理解了为何柏林的选举获胜者在谈论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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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能认出一条鲨鱼的形状吗?左上角的暗色区域代表眼睛,下方则勾勒出一个张开的嘴巴。这个被称为“鲨鱼星云”、在天文学上也被称为“LDN 1235”的星云,位于距离地球约 650 光年的仙后座。在这片巨大的尘埃云中,还闪烁着散射恒星光芒的蓝色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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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4年的电影喜剧《鸟人》(Birdman)中,导演兼编剧亚历杭德罗·G·伊纳里图(Alejandro G. Iñárritu)讲述了一位试图在百老汇重启职业生涯的老演员的故事,并在片中运用了一个关于记者的愚蠢刻板印象:一名决定了百老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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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受朋克文化熏陶的说唱歌手,在对国家的爱中看不到真正的爱,他成功地让德国的吟游诗人(Liedermacher)传统重新焕发生机:Danger Dan 的一切都出人意料。2021年,他凭借《这一切都受艺术自由保护》(Das ist a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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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经典作品重逢有时会令人痛苦,因为那些曾经深爱的电影可能无法承载多年来人们赋予它的期待。例如,由埃利亚·卡赞(Elia Kazan)执导的《伊甸之东》,讲述了双胞胎兄弟卡尔(Cal)和亚伦(Aron)争夺父亲之爱的故事。詹姆斯·迪恩(J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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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拥有奥林匹克公园和体育场馆等卓越的基础设施。这座城市很美,距离短,人们对这样的大型活动持开放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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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文学 Tana French 创作了极佳的惊悚小说,这些作品几乎不需要警察——在她的书中,一个人是成为凶手还是成为侦查员,取决于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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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半时间里写了四部小说,售出 2.5 百万册,主要面向那些通常对文学较为封闭的年轻读者:卡罗琳·瓦尔是如何让她的书被如此广泛地阅读,并在一段时间内被优先于 Instagram 和 TikTok 的动态流关注的?答案可能在于,瓦尔掌握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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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喜剧演员最近在采访中谈到了自己的癌症病情。在这里,他讲述了生活中的幽默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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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回忆起她的前未婚夫——Queen 乐队的主唱,他在去世后将房子和艺术档案遗赠给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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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记者讲述了所谓“德国股份公司”(Deutschland AG) 背后的操盘手和巨头们的故事,他们塑造了旧联邦德国的企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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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愤世嫉俗的评论家对每本书都有不满。而埃尔克·海登赖希则是德国文学评论的无条件热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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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Videodrom 是柏林仅存的最后几家录像带租赁店之一。这家位于克罗伊茨贝格(Kreuzberg)的店铺通过促进沟通与文化交流,成功地抵御了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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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刚刚在这里演出,而且不是一次,而是连续四个晚上,正如一个像他这样追求全能之才的人所应有的那样。整个活动的标题则相当谦虚:《乔恩·巴蒂斯特世界音乐节》(Jon Batiste World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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